医疗服务保障方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医疗服务保障方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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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痛苦指数 医疗服务费用 控制措施

接受医疗服务毕竟不是一种让人愉快的过程，形成的往往是一种痛苦感知，尽管医疗服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但不同就诊人员对诊疗方案还是会产生自己的感知和判断，当诊疗方案低于患者期望的标准时，患者便产生一种痛苦的感知。患者对诊疗方案的痛苦感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会同时对诊疗方案的选择进行干预，进而影响到医疗费用的变化。

一、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的定义与意义分析

1、医疗服务利用痛苦的定义

现代汉语词典对痛苦的解释有五种：一是指身体或精神感到非常难受的一种心理状态；二是指使身体或精神感到非常难受的事；三是指疼痛苦楚；四是指使疼痛苦楚；五是沉痛、深刻。在医疗服务利用中，既有因期望未得到满足的精神痛苦，也有因诊疗方案可能会对身体造成疼痛和伤害的身体痛苦，因而可以将卫生服务利用痛苦定义为：患者在就诊过程中，因诊疗方案的措施未达到预期标准而使患者产生的某种心理不适，或者损伤性诊疗措施对患者造成身体的器官损伤超过期待水平造成的疼痛苦楚。从此定义可以看出，只要是诊疗方案措施使患者在精神上或肉体上产生的负面感知超过预期，就会产生痛苦现象。

2、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的定义

由于痛苦属于一种心理和生理上的感知，在诊疗服务过程中针对相同的诊疗方案，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痛苦感知。造成对诊疗方案的痛苦感知与患者的经济压力、对诊疗方案的认同程度、文化感知、生理损害对生存质量的影响等相关。以上影响因素之间又存在相互矛盾的现象，如疗效越好的药品产生的副作用比较小，但价格也就越高，高端诊疗技术对生理损害的程度较小，但相对医疗费用支出也越大，同样对中医与西医的诊疗措施、药品的感知也在不同的人群之间形成较大的差异。

如果将影响因素之间的作用程度和影响关系综合成一个指标，反映在一次诊疗过程中患者对诊疗方案措施的痛苦感知，就是卫生服务利用痛苦指数。痛苦指数的构建，首先是要明确影响患者对诊疗方案措施感知的要素，如经济承受力、诊疗方案的认同程度、社会文化习俗的认同、预后生存质量损失、就诊过程满意度和心理期待要求等等。然后根据要素的影响作用，确定不同要素的感知方向，如医疗费用支出越高经济承受力越低，其痛苦程度越大；诊疗方案和文化习俗的认同越高，痛苦程度越低。最后利用有关的统计学指标量化方法确定影响要素的权重，并对其进行加权综合获得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

3、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的意义

任何一位患者总期待在就诊过程中获得较理想的救治效果，尽力避免在诊疗过程中不期望事件的产生，这种就诊心理会影响到患者最终的就诊评价。从表象上看，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影响患者就诊的满意度，如果患者不得不接受痛苦指数较高的诊疗方案，那么患者预后的满意度就会偏低，进而会导致医患纠纷的产生；二是影响患者对就诊方案的选择或者是诊疗方案的修改，对诊疗方案的选择或修改会导致两种结果，要么重新选择诊疗机构，要么对诊疗方案的措施进行调整，其最终走向是医疗服务成本的多元化走向；三是导致延伸性的医疗服务问题，如基本医疗保险对诊疗项目和药品处方过于基本化，经济条件较好的患者会增加自费项目比例，或者医患之间达成某种利益协议，对诊疗项目和药品进行分解、替换；四是因经济和社会文化习俗等因素造成的，还会导致未就诊率和自我治疗比例增加，影响患者医疗服务利用。

因而，通过分析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可以分析患者未就诊率问题、医疗纠纷的产生问题、医疗成本变化问题、患者就诊机构选择倾向问题，以及如何通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缓解患者的痛苦指数，涉及到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政策措施问题。另外，与痛苦指数对应的是幸福指数，即患者参与医疗服务利用以后的某种满足感，这对于研究改善和提高群众的健康保健水平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二、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对医疗费用控制的影响

通过对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的定义和意义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痛苦指数可能会影响到医疗纠纷、医疗成本和就诊机构选择等问题，以上这些问题的最终结果就是对医疗费用的影响，也就是说，要改善患者痛苦指数，最终的结果是医疗费用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会推动医疗服务费用的增加。

1、痛苦指数诱导的医疗纠纷会导致医务人员服从患者意志

从医学专业性角度来看，患者往往处于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在正常的医疗服务行为假设下，医生所给予的诊疗方案具有较科学的针对性。但由于患者经常从自身的痛苦感知情况，对医生的诊疗方案进行干预，在缺乏有效的医疗纠纷化解机制的情况下，医生为了规避医患纠纷，就会根据患者的意志和要求对诊疗方案进行调整。医生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会造成医生主动控制医疗费用的难度增加，这在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现象比较普遍，而随着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社会医疗保险机构期望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首诊制度，使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担负起首要责任，这无疑是非常不利的。

2、痛苦指数感知的群体差异性导致诊疗方案的多元化

由于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影响要素构成的复杂性，使得患者对诊疗方案的感知存在较大的差异。感知差异的多样性，使得不同患者对诊疗方案的评价也不尽相同，进而使患者最终可接受的诊疗方案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诊疗方案多元化为医疗费用控制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也使得单病种限价措施的实施有一定的阻力，增加了统一规范医生的诊疗行为和对医生诊疗方案合理性的评估难度。在一切从患者利益出发和一切为了患者的医疗服务宗旨的背景下，如何平衡医生与患者之间对医疗方案的可接受问题，无疑对医院的服务规范化管理战略形成了较大的挑战。

3、痛苦指数的双向调整破坏医疗服务资源利用的均等化

为了改善痛苦指数，诊疗方案往往会在医患之间进行博弈，诊疗方案的调整无非是使医疗费用向两个方向变化，对于经济承受力较低的患者，可能会要求更为保守的诊疗方案，尽管这种调整可能会增加患者的生理痛苦，甚至是预后的生存质量，这对于农村贫困人口的情况比较常见；对于经济承受力较强的患者，多数会强调疗效更好、诊疗手段更先进和对身体生理损害更小的诊疗措施，这种现象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越来越成为主流趋势，其结果就会造成医疗资源过度利用，推动医疗费用大幅度增加。医疗服务费用的两极化发展，与我国当前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改革方向是相背离的。

三、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的缓解机制与医疗费用控制措施

从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及其对医疗费用的影响可以看出，患者对痛苦指数的感知会影响到诊疗方案的正常实施，不仅影响到自身医疗服务的利用，也可能会影响实际的治疗效果，因而要减少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就必须采取有效的缓解机制，合理控制医疗费用。

1、完善社区卫生服务建设，解决群众基本医疗需求

当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加上近年来基尼系数不断提高，对于大部分的群众来讲，造成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感知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因而要缓解低收入群体的痛苦指数，就必须提供廉价高效的医疗服务，这就需要做好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建设。我国近年来一直在加大社区卫生服务建设，通过将医疗、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康复和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六项功能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集中，有效地缓解了当前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今后应该进一步加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做好基本药品目录实施工作，加大政府保障力度，不仅能够有效缓解经济困难群体的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也能够有效解决医疗费用过快增长问题。

转贴于

另外，强调完善社区卫生服务建设，不仅仅是指医疗基础条件的完善，还应该随着医学技术进步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步调整基本医疗服务项目、扩大基本药品目录范围，将更为舒适性的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支出范围，特别是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项目要逐步扩大。完善社区卫生服务的基本医疗主要解决的是经济因素造成的痛苦感知，逐步提高社区卫生服务项目则是改善因就医不适、生理性损害造成的痛苦感知。

2、完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发挥医疗保险的二次分配调节机制

社会医疗保障属于二次分配范畴，完善社会医疗保障不仅能够增强群众疾病风险抵御能力，而且也通过医疗保险基金的调节平衡医疗资源的利用。当前我国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由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和公务员医疗保险等多种保险制度，还有民政部门实施的医疗救助制度。尽管我国医疗保险的多样化有助于满足不同人群的医疗保险需求，但是在不同的医疗保险制度之间，保险水平还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公务员医疗保险和附加补充医疗保险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明显高于居民医疗保险，这对于提高医疗服务利用的均等化是不利的，今后应该进一步完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在实现城乡统筹和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过程中，对保险制度之间的保障水平进行适度调整。

3、改善医疗服务质量，加强与患者的沟通协调

除经济因素以外，对诊疗方案的感知差异，特别是带有身体损伤性的诊疗方案的怀疑，也与近年来医患双方缺乏信任有关。另外，医生的服务质量和态度，以及患者在服务过程中的排队等候等问题，也是导致患者形成痛苦感知的重要因素。因而，医疗服务提供方首先要改进医疗服务的质量，使患者在一个充满信任的和谐就医环境中完成诊疗过程，在此基础上，才有助于医患之间的真诚沟通，使患者能够从内心接受医生的诊疗方案。改善医疗服务质量是前提，加强与患者的沟通是寻求理解并降低患者痛苦指数的重要手段，良好的沟通使患者即使面临有身体损伤性的诊疗方案，也不会造成医患纠纷，控制医疗费用的目标也就最终得以实现。

4、建立医疗纠纷化解机制，提高医生对诊疗方案的主控权

医生之所以不愿意与患者之间就诊疗方案产生冲突，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医疗纠纷问题，在没有医疗费用控制硬性标准，并不会对诊疗效果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时，除首诊制度进行特殊的转诊规定以外，高级别医疗机构的医生往往会采纳患者降低痛苦指数的要求，尤其是那些患者要求提高诊疗待遇的方案更容易被医生采纳，医生对诊疗方案的主控权受到一定的抑制。患者单纯追求降低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对诊疗方案的干预，往往会增加合理控制医疗费用的难度，加上医疗机构本身对经济收入的追求，医疗费用过快增长问题也就缺失了医生这一道控制阀门。建立医疗纠纷化解机制，可以缓解医生在诊疗过程中的被动性，使医生能够更好地坚持更为合理的诊疗方案，达到合理控制医疗费用的主动权。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医患纠纷的产生也是医患双方对诊疗方案的一个博弈过程，即双方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建立医疗纠纷化解机制，也有助于实现医患双方的博弈均衡，使双方最终受益实现相对平衡。

5、建立先进诊疗设备价格监管机制和共享机制

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的形成，也与先进诊疗设备的使用有着密切关系，除了前面提到的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推广基本药品目录，可能会使患者产生轻微的痛苦感知以外，具有微创伤和较小生理损害的先进诊疗设备，也是患者降低痛苦感知程度的一条重要途径。大部分无痛苦诊疗设备也往往是伴随着高额医疗费用的，无论是从医疗保险机构控制保险基金支出，还是国家宏观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的需要，都在相关文件政策中对高端先进诊疗设备的使用进行了严格的规定，避免因大检查、大处方造成医疗资源过度利用。要在患者的痛苦感知与医疗费用控制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则需要建立一种先进诊疗设备的价格监管机制，并针对基层医疗机构的需求建立设备共享机制，一方面防止医疗机构垄断性高额收费，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提高先进诊疗设备的利用率，降低其单次服务的收费额度。

总之，由于患者的个体差异，使得患者在诊疗过程中产生对痛苦程度的感知不尽相同，通过医疗服务利用痛苦指数的构建分析，可以对患者的就诊心理进行深入分析，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医疗费用的控制措施。但是，痛苦指数毕竟是一个负面指数，也不能期望利用痛苦指数实现全方位的医疗费用控制，还必须同时配套其他相关的控制措施，切实解决我国当前出现的医疗费用过快增长和部分人群医疗服务可及性差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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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阎玉霞、徐勇勇：超高消费住院病例的费用分布及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J].中国卫生经济，2006，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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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日常生活中消费者的权利，我国于1993年10月31日颁布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简称《消》法）。该法赋予消费者九项权益，即人身财产安全权、知悉真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获得赔偿权、成立社团权、获得权益保护方面的知识权、尊重权和监督权。消费活动中，消费者最常运用的也是最基础的权利就是知悉真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所谓“知悉真情权”或“知情权”，即《消》法第8条所规定的——“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具体指，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

所谓“自主选择权”或“决定权”，即《消》法第9条所规定的——“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具体指，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消费者在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进行比较、鉴别和挑选。

现实生活中，人们除了衣食住行消费之外，还有其他许多领域的消费，如医疗服务。患者到医院就医，接受医院提供的诊疗、护理服务，以使自身得到康复，同时支付相应的医疗费用。这一民事行为本身符合消费法律关系的特性，应适用《消》法，患者作为消费者理应享有《消》法所赋予的各项权益。

二、医疗服务中保障患者知情权、决定权的必要性

医疗服务虽然是生活消费的一种，但又不同于一般的生活消费，医疗服务有着其独有的特性。具体讲医疗服务的独有特性有如下几方面：

1、医疗服务的内容直接针对消费者的身体、器官和组织，服务的结果对消费者的肉体乃至精神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2、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所承担的风险特别巨大。

3、通常情况下消费者对医疗知识严重缺乏，因而，对于医疗服务的方式、品种，甚至价位的选择方面，几乎提供者拥有完全的决定权，而消费者基本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

4、由于医疗服务的全过程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今后健康乃至生命，因而，从消费过程的心理状态看，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居于优势，消费者处于劣势，通常消费者不敢对服务本身提出质疑。

医疗服务具有上述特性，使其权责分担有别于一般消费。消费者接受医疗服务的同时也必然承担着很大的风险。尤其象做手术这类服务，无论结果如何，消费者的身体必然要遭受损害，不过是以小害来避大害而已。人体的器官、组织一般是不可再生的，一旦缺失便不复存在，相应的生理功能就要受到影响，这种影响将持续到患者生命的尽头。因而，医疗服务者比普通消费者在消费时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应当赋予其更多的权利。而《消》法只是对患者的最低保障，法律对于患者的保护应高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即，在医疗服务中患者不仅仅享有知情权、决定权，更重要的是如何更大范围的更有力的切实保障医疗服务者的知情权与决定权。

然而，现实生活中，消费者在接受医疗服务过程中其知情权、决定权得不到保障的情况却不乏其例。如，日前的一起医疗纠纷案例中就存在若干医院不尊重患者知情权、决定权的情节。具体是，某男，因右下腹肿物半年有余，到某医院诊治。在对其进行多项化验仍不最终确定肿物性质的情况下，医院决定对该患者实施“剖腹探查术”。然而，这个手术决定的作出，并未向患者交代病情、化验结果、处置方案，也未征询患者的意见；更没有患者本人或者家属的手术同意签字，（当时患者有行为能力，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更为严重的是，医院向患者及其家属隐瞒了部分诊疗措施——在术前谈论会上已决定对患者实施“右半结肠切除术”并已做了相应准备工作；手术过程中，医院超越手术同意书授权的“剖腹探查”的内容，擅自对患者实施了“右半结肠切除术”。

三、医疗服务中患者知情权、决定权的法律保障

正是由于医疗服务的上述特征，及现实生活中医院不尊重患者消费权益，尤其是不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决定权的现象比比皆是，为切实保障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时享有上述两项基本权利，相关的医疗卫生法规均对此作出了相应规定：

1.患者知情权

1994年8月29日卫生部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62条就有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应当尊重患者对自己的病情、诊断、治疗的知情权利。在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时，应当向患者作必要的解释。因实施保护性医疗措施不宜向患者说明情况的，应当将有关情况通知患者家属。”

2.患者决定权

1994年2月26日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

从上述法律规定的用语看，法律更严格保障患者而不是普通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决定权。在医疗服务领域消费的提供者——医院“应当”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实施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必须”征得患者同意。而《消》法只是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和决定权。这样的实体权利的规定体现了法律对于医疗服务接受者的关爱，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和维护，更适用医疗领域的高风险、影响大的性质。

四、医院有告知义务和尊重患者决定权的义务

患者的知情权、决定权是与院方的告知义务、尊重患者决定权的义务相对应的，并且知情权、决定权的实现是以院方的告知义务、尊重患者决定权的义务的履行为基础的。因而，若不强制规范院方的告知、尊重决定义务，患者的知情权、决定权就无从体现。

《消》法对于一般的生活消费尚且规定了经营者有详细告知义务，并且有义务对可能的危险要作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对于风险责任更大的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医院当然应承担更重的告知义务和警示义务和尊重患者决定的义务。

前述《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两条规定也体现了院方告知患者病情及诊疗措施和尊重患者重大医疗方案决定权是其法定义务。

医院作为诊疗方，有责任主动告知患者或者家属病人的真实的病情及相应的治疗方案，并及时征询患者本人及家属对治疗方案的意见。尤其是手术过程中，出现紧急情况，更应如此。产妇难产危及产妇和婴儿的性命的情况下，医院无权自主决定保大人还是保孩子，这个决定只能由产妇及其家属来作出。同样，某医院在切开某男的腹腔看到肿物后，只有在进一步查证肿物的性质的情况下，向患者或家属交代病情并征得他们的意见后，才能采取或切除或缝合的措施。医院永远不能代替患者或家属来做决定，它始终是一个决定的执行者！而这个决定应发自于患者或其亲属，而非院方。否则，这样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甚至将构成非法侵害他人身体健康。这也是产生医患纠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四、思考

首先，笔者并不是完全否认院方对诊疗方案的决定权。特定情况下，院方为患者性命健康考虑，可以单独实施决定权。但这种权利的实施要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不能因为手术同意书上经常有“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具体术式”的字样，而不分患者是否神智清醒，家属是否在场，情况是否危急，而一概自主决定乃至采取诊疗措施。医生虽然比患者更富有医学知识，更知道各种病情的处理方式，但毕竟器官、组织是患者本人的；诊治结果是由患者本人终身承受的。所以，医生只能是一个病情的分析者和决策的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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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神木模式；三大核心；全民医疗保险；医保购买医药服务；医疗服务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R197.1

国家“新医改方案”把“全民医疗保险”确立为中国医疗保障体系改革的方向，而“神木模式”的创建者和激赏者则挥舞着“全民免费医疗”的大旗。难不成神木县要走出一条新路？

实际情形全非如此。通过实地考察，我们发现，由于机缘巧合，神木县的确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上走出了一条新路。然而，这条新路的特征并非所谓“全民免费医疗”，而是由三大制度安排所组成：其一，神木县建立了一种保障水平较高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其二，神木县的医保机构代表所有参保者向各种医疗机构购买医药服务；其三，神木县形成了民营医疗机构占据多数的多元化医疗服务市场格局。

可以说，神木医改中的所作所为，恰恰就是我们多年来所倡导的“有管理的竞争”，或“有管理的市场化”。所谓“有管理的竞争”，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1）走向全民医保，政府在医疗筹资中扮演积极而有效的角色；（2）公立医疗保险代表参保者的利益向各类医疗机构购买医药服务；（3）医疗服务体系走向市场竞争，其中政府以购买者（通过医保机构）、监管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参与到医疗服务的市场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有管理的竞争”就是国家“新医改方案”为中国医改指出的一个战略方向。

“神木模式”恰恰就是“有管理的竞争”的一个具体实践，但由于种种原因，无论是“神木模式”的创建者还是其颂扬者，均有意无意地回避着“竞争”或“市场化”这类字眼。

神木县为“有管理的竞争”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制度结构，而这种制度结构在中国的范围可谓绝无仅有，因此称之为“神木模式”并无不妥。走向全民医疗保险、医疗保险购买医疗服务、医疗服务走向市场化，这三大制度安排构成了“神木模式”制度结构的整体。忽视其中任何一部分就如同盲人摸象。倘若将“神木模式”刻画为“全民免费医疗”，并且进一步视之为计划经济时代公费医疗体制的全民化，更具有误导性和危险性。

一、神木模式特征之一：走向“全民医疗保险”

讨论“神木模式”，首先需要回答，其制度安排到底是不是“全民免费医疗”？早在“神木模式”声名鹊起之时，本文第一作者曾通过对其政策文件的考察指出，在新医改的大背景下，神木医改的制度模式并不是“全民免费医疗”而是“全民医疗保险”。这一判断现在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一般认为，英伦三岛、北欧、南欧、中国香港地区以及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一般为前英国殖民地）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所有合法居民无需缴费，自动成为受益者。然而，根据《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实施办法（试行）》（神政发〔2009〕3号），“未参加城乡居民合作医疗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不予享受免费医疗”。

其实，神木县同全国其他很多地方（尤其是推进了医疗保障体系城乡一体化的地方）大同小异，建立了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合作医疗为主干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其中在其他地方一般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命名的制度在神木县被冠名为“城乡合作医疗”。名称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城镇职工医保和城乡合作医疗本质上都是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参保者都需要缴费。无论缴费水平是高是低，只有参保者才能享受医疗保障待遇。即便医疗保障水平很高，或者说在某种条件下参保者所接受的某些医疗服务或药品基本上“免费”，也不过表明这是一种医疗保险制度。

在2011年之前建立覆盖城乡民众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正是国家“新医改方案”提出的改革目标之一。可以说，神木医改提前实现了国家“新医改方案”的目标要求，即至少在户籍人口范围内真正实现了“全民医疗保险”。但是，这一点并非“神木模式”的独有之处。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全民医疗保险中的 “全民”不应限于户籍人口，而应扩及所有居民；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中国很多地方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已经从户籍人口扩及常住居民了，尤其是覆盖了在当地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而且，将城镇居民医保与新农合合并，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城乡居民医保，这已经成为很多地方的实践，而且很多地方居民医保的城乡一体化早在几年前就已开展起来了。因此，无论就“全民”与否，还是在医保的城乡一体化上，“神木模式”并没有任何神奇之处。

“神木模式”之“神奇”，主要在于大大提高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筹资水平和保障水平。实质上，“神木模式”意味着“公共财政补需方”原则的大力落实，城乡居民医保的筹资水平随之大幅度提高，城乡居民医保的支付水平大幅度提高，最终所有参保者看病治病时的自付比重较低。神木县在2009年安排了1.5亿元的财政预算，占其当年财政支出的5.2%，用于“全民免费医疗”。其给付范围包括三部分：其一是普通门诊，每一个参保居民获得一个个人账户，每人每年获得100元的门诊补贴；其二是慢性病年度限额报销，2009年规定了23种，到2010年增多为36种；其三是其给付结构的核心部分，即住院费用报销，其给付规则如表1所示。

与全国各地基本医疗保险相比，神木“全民免费医疗”的住院给付在结构上可谓大同小异，均设立起付线和封顶线，只不过在县内就医时起付线与封顶线之间的医药费用实施“全额报销”。所谓“免费”的特色，正是体现在这一点上。当然，“全额报销”并非适用于两线之间的所有住院医药费用，而是设定了专门的医疗服务和药品目录，这就是国际医保实践中所谓的“正面目录”（positive list）。而且，在给付结构设计的制度细节上，神木县就不同类型定点医疗机构设定了差别性起付线，引导参保者更多利用当地的、基层的医疗服务。这两个特征在全国各地的医保政策中都有，甚至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医疗保障体系都有，并非神木独有。

简言之，“神木模式”的核心就是政府高补贴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并通过改善医保给付结构，显著提高了占神木户籍人口中绝大多数城乡参保居民住院费用的实际补偿率。从2009年3月开始到2010年8月，神木县患者在县内住院费用的实际补偿率稳步上升，由最初的不足72%稳步上升到86%上下。实际上，在医改之前，当地只有城镇职工和公务员的住院费用实际补偿率达到了这个水平。作为一种保障水平适当而充分的全民医保制度，神木的“全民免费医疗”满足了参保者大病治疗的基本需要。这是“神木模式”最显著的效果，也是其最让人称道的地方。

从制度比较的角度来看，“全民免费医疗模式”与“全民医疗保险模式”是国际最为通行的两大医疗保障制度。两大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筹资机制的不同：全民免费医疗的筹资主要来源于一般税收，而全民医疗保险则来源于专项税收（或缴费）。尽管筹资机制的不同会对医疗保障的公共管理带来一定的差异，但是从公众的角度来看，两种模式并无显著的不同。无论是纳税还是缴费，老百姓的关注点主要在于看病治病时自付比重的高低。如果自付比重很低，甚至可以忽略不计，那么在日常用语中，人们不免会使用“免费医疗”的字眼。当然，倘若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是由政府高补贴来支撑，亦即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主要筹资来源是政府财政，那么这种全民医疗保险被称为“全民免费医疗”尽管有欠严谨，但也未尝不可。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的社会舆论和政治环境中，“免费”字眼有着特殊的意涵，其使用也会产生特殊的功用。所有人都知道，在医疗政策领域，“全民免费医疗”这个提法远比“全民医疗保险”更具有轰动效应，当然，其轰动效应所带来的后果也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在轰动效应淡化之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神木所谓的“全民免费医疗”，实际上就是一种政府补贴水平较高、给付水平较高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

二、神木模式特征之二：医疗保险购买医药服务

医疗保障体系健全与否，筹资机制仅是其一个维度。至少还有两个其他的维度特别重要：其一是医疗保障体系对医疗服务提供方的支付机制，通称“供方支付”（provider payment）；其二是医疗服务提供方的制度和组织结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着某类医疗机构独大甚至垄断的格局。“神木模式”的第二大特点，在于强化了“支付或付费”这一环节，而在全国其他许多地方，这一环节相当薄弱。

实际上，改革医保机构的供方支付方式，是全球性医疗体制改革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当民众的医药费用汇集起来之后，医保机构就成为参保人的经纪人，其职责是代表参保者的利益向各类医疗机构以团购的方式购买医药服务，其团购的具体方式体现在医保机构对医疗机构的各种支付方式。医保供方支付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不同的组合方式，会对医疗服务提供方产生不同的激励机制，促使后者选择不同类型的诊疗和用药路线。如何对供方支付方式加以巧妙的组合，亦即改革原有的供方支付方式，从而创造一个良好的激励机制，促使医疗机构关注医药服务的成本―效益比（cost-effectiveness，俗称“性价比”），就变得至关重要。

传统的付费方式是按项目付费，其特点是服务提供者 （即医疗机构）对于费用控制缺乏积极性。由此，以多开药、开贵药、多检查为特征的“供方诱导过度消费”，在医疗服务领域非常盛行，以致引发民怨。很多人把这种现象的产生归结为医护人员的道德意识薄弱或者医疗机构由于市场化而产生的逐利行为，其实这种诊断是有问题的。根本的原因在于付费方式，即按项目付费。对于医疗机构来说，按项目付费所创造的激励机制容易使得供方诱导过度消费出现的概率增大，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绝非中国医护人员医德不佳所致。

世界各国的医保机构，无论是公费医疗管理机构，还是社会医疗保险机构，还是商业医疗保险公司，基本上都在探寻其他各种付费方式的组合，部分替代原来盛行的按项目付费。就医保付费改革，“新医改方案”第十二条中写道：“强化医疗保障对医疗服务的监控作用，完善支付制度，积极探索实行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总额预付等方式，建立激励与惩戒并重的有效约束机制。”除了“新医改方案”列举的这几种付费方式之外，在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其他付费方式包括：按服务单元付费、按服务人次数付费。这些付费方式看起来五花八门，但其共同特色，就是付费方对医疗机构采取打包预付制，只不过打包的标准不一而已。

“神木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在公共财政大力落实了“补需方”的原则之后，神木的医保机构推进了医保供方付费方式的改革。神木医保付费改革主要针对住院服务，基本上采用按服务人次付费，辅之以少量的单病种付费。需要指出的是，神木的医保付费改革还有很多不尽令人满意之处，在改革的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包括：（1）市场化的购买机制与医药价格的行政管制相冲突：由于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的现行行政定价方式与按项目付费相适应，因此医疗服务的人力成本在其他新医保付费模式无法得到适当的体现，从而极大地挫伤医疗机构接受新付费方法的积极性；（2）医保机构对医药服务的购买行为出现了行政化趋势，即依靠形形的行政检查来推进新付费机制，而对服务购买的合同管理极为薄弱；（3）谈判机制的非制度化：医保机构与医疗机构相互扯皮，新医保付费方式的标准制定也缺乏公开透明性；（4）付费方式选择的重复博弈：尽管各地采用了不少新付费方法，但依然用按项目付费的方式来结算，于是新付费方式向旧结算办法回归了，按项目付费依然发挥主导作用，付费改革的效果不明显。

当然，出现这些新问题并不奇怪。世界各国的医保付费改革大多经过10年的重复博弈才稳定下来。中国的全民医保才刚刚成形，“神木模式”也还不到两周岁，医保付费改革才刚刚上路，但是，其重要意义不可低估。在神木县，医疗保险购买医药服务的制度架构已经成形，现在所需要的是不断完善其制度细节。医保付费改革意味着医保机构对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三、神木模式特征之三：医疗服务市场化

与医保付费改革的重要性相类似，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也至关重要。试想：如果某些医疗服务提供者由于种种原因而效率不彰，甚至行为扭曲，而且在一定地区内还处于主导甚至垄断地位，那么无论医疗保障体系的筹资机制如何完善，无论参保者的保障水平多高（亦即无论如何“免费”），无论医保机构的供方支付方式多么巧妙，整个医疗体系的运转都不可能顺畅。如果医疗服务体系中没有竞争或者竞争不充分，从而医保机构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有效地行使其自主签约的权力（亦即取消某些医疗机构的医保定点资格），那么付费者就没有选择的余地，那些以符合公众利益从事医药服务的医疗机构就不可能得到适当的奖励，那些罔顾公众利益的医疗机构也就不可能得到应有的惩罚。

因此，“神木模式”中还有一个最值得关注和借鉴的特点，也是为绝大多数评论者所忽略的特点，即当地医疗服务体系的充分市场竞争的格局。神木县已经形成了以民营医疗机构为主体、市场机制为主导的医疗服务市场，这显然为当地全民医保制度的建立和正常运转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目前神木县共有14家“全民免费医疗”定点医院，其中只有一家是公立医院（即县人民医院），其余13家皆为民营医院。神木县医疗服务市场竞争格局的形成，不应该归因于运气，恐怕只能说是前些年据说是“基本不成功”的医疗行业市场化的结果。在大声赞扬“全民免费医疗”又同时回避、怀疑甚至抨击医疗市场化的舆论氛围中，这一点不免产生了某种黑色幽默的意味。

正是医疗服务市场化这一点，让今天的“神木模式”竟然轻松绕过了中国医改总绕不过去的大难题，那就是公立医疗机构主宰甚至垄断医疗服务市场的痼疾，以及医疗体制弊端的总根源，即“管办不分”的问题。之所以说公立医疗机构垄断医疗服务市场是医改的一大障碍，原因在于医疗服务行业这种行政化格局使得公立医院一方面“套牢”了政府，另一方面剥夺了患者的选择权，在同样的资源投入下降低了患者享有的医疗服务质量和数量。试想，如果神木县的医疗服务市场像全国许多地区那样由公立医院垄断，神木县的医保机构还能够像今天这样以一个超然独立的第三方购买者身份自由选择定点医疗机构吗？还能轻松地同医疗机构讨价还价从而建立起全新的医保供方付费模式吗？还能够因为定点医院不符合要求而坚定地取消其医保定点资格吗？

一旦医保机构取消公立医院的医保定点资格，在医疗服务高度行政化的格局下会出现一系列后续问题。公立医院在医疗服务市场上会面临灭顶之灾，公立医院的数亿国有资产很可能就打了水漂，那些拥有国有职工身份的医院领导和医务人员就会闹翻天，哪个政府官员愿意承担这个后果？因此，一旦公立医院垄断医疗市场，哪怕其服务质量再差，管理再混乱，药价虚高的事情再层出不穷，它们也基本上是铁定且终身的医保定点医院。而且，公立医院真干得不好，甚至犯了什么错，主管部门一般不仅不会公开处罚乃至取消其医保定点资格甚至令其直接关门，还会千方百计为其遮盖。

在民营医疗机构得到一定发展的市场格局下，民众和医保机构都有了宝贵的选择权。而且，在民营医疗机构占主导地位时，医保部门的选择权就大得多，地位也超然得多，医保资格的给予和取消的约束力也就有效得多，而医保付费改革也能对医院的短期化行为产生制约作用。在民营医疗机构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面对民营医院的竞争，有限的几家公立医院也必须积极改进服务态度、改善医疗质量。它们也许还不用担心政府会取消其医保定点资格，但是却必须担心患者不来就医。

众所周知，医疗机构的主办者与医疗服务的监管者不分开，亦即“管办不分”，是中国新医改的一个大障碍，因为它是公立医疗机构垄断医疗服务市场的体制根源。作为医疗行业监管者的卫生行政部门同时又是公立医疗机构的慈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管办不分的格局很难令人相信卫生行政部门能客观中立地行使其监管职能者的职能，维护各类医疗机构之间的公平竞争。实际情况总是卫生行政部门一味偏袒公立医疗机构，有意无意为对社会资本进入医疗行业高设有形无形的行政壁垒，为公立医疗机构谋取了行政垄断地位。由此，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中央政府明确提出“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行业”政策也已二十多年，但是，公立医疗机构依然一统天下，民营医疗机构仍然十分弱小。

篇4

关键词：内容；目标；启示

中图分类号：R19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20(C)-0378-02

一、美国医疗改革的内容和目标

2008年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全民医疗保险（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简称NHI）再次成为美国总统竞选的热点话题。总统竞选人奥巴马当时提出要推行全民医保计划，把未参加任何医疗保险的公民纳入到医疗保障计划中来。2009年9月9日，奥巴马提出了医疗保障改革计划，并呼吁推动改革，以拯救已经陷入危机多年的美国医疗保障体系。2010年3月21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新医改法案，紧接着23日奥巴马签署《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新医改方案正式生效，全民医保的目标即将实现。

奥巴马以“变革”为口号，并认为医疗改革将会建立一个全新的医疗系统，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医疗保险待遇，给民众提供更加安全的医疗保险，降低医疗保险成本。这也是新医疗改革的三大目标和核心内容。

（一）为无医疗保险的人提供经济能力范围内可承受的保险。新的医疗改革计划一方面维持了现有的通过雇主给员工购买医疗保险的制度，另一方面由政府建立一个健康保险交易项目（Health Insurance Exchange），允许民众可以在公共保险和私人保险之间自由选择和转换，对没有参加任何保险的人和小企业进行补贴，使他们能够获得廉价的医疗保险。

（二）为有医疗保险的人提供更安全、更充分的保障。打击医疗保险公司“撇奶油”行为。加强对保险公司的监管，禁止保费和年龄以及健康状况挂钩。保险单签订后，医疗保险公司不得以各种理由拒绝给付高额保险金，防止人们在得重病后因费用而破产。对家庭和企业进行减税，同时减少家庭医疗保健的自付费用。鼓励医生和医院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并对其进行奖励。鼓励非营利性医疗保险合作社的发展，为民众提供更具有优惠的保险选择。

（三）降低医疗保险成本，减缓政府、企业和家庭医疗成本上涨的速度。建立公共医疗保险机构来负责医疗保险计划的运营。鼓励公共医疗保险机构与商业保险公司展开竞争，允许个人在购买私人保险之外可以选择公共医疗保险，以促进市场的竞争，降低医疗成本。

为了达到以上目的，新医改法案采取的方法主要如下[1][2]：

（一）采取措施提高支付能力和增强责任。包括增加对健康保险费的税收抵免，关闭医疗保险处方药的“甜甜圈洞”（donut hole），提高处方药的报销比重。加强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投资。加强对保险费上涨的监督，建立医疗保险费率管理局监管美国保险公司的费率的调整。增强个人责任和雇主责任，超过50人的大企业必须强制性为员工购买医疗保险。

（二）采取措施打击浪费、欺诈和渎职行为。保险公司要加强诚信，建立制裁数据库来涵盖医疗服务提供者和供应商等相关的企业的信息，识别欺诈供应商并规定严厉的处罚。加强医疗服务消费者的权利。提高医疗行业信息的透明度，加强对医疗数据的监管。对结算机构和个人的信息进行登记和背景调查。消除医疗保险审查的限制条件。未来10年对医疗保健欺诈和滥用管制基金的拨款将增加2.5亿美元。

（三）采取措施控制成本和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法案要求MedicareAdvantage至少要拿出85%的收入用于控制医疗成本和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消除税务漏洞，防止企业避税。扩大HI（hospital insurance）的税基，征收豪华保单税，尤其是对单身收入20万美元和家庭收入25万美元以上的富裕者征税。随着参保人数的增加，品牌处方药品的费用也会增加，将会为药品产业增加270亿美元的收入。为家庭建立一个长期照顾医疗保险，鼓励残疾人在家居住和治疗，减少医疗开支。

（四）其它改进的政策措施。提高联邦基金资助的公平性，使得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更好地对Medicaid和CHIP进行管理。调整医院支出，简化收入的定义，方便政府的审查。禁止非法移民享受医疗改革带来的好处。加强对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监管，拨付10亿美元的管理资金，确保法案的有效执行。

二、美国新医改对我国新医改的启示

尽管各个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差异性比较显著，但是医疗卫生服务作为人类生存的必需，其发展和运行机制都存在一些基本的相通的客观规律。一般来说，社会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有两个目的，一是“政策学习”（policy learning）；二是“政策理解”（policy understanding）。[3]实际上大部分研究，都是为了“政策学习”，借鉴和汲取别国的先进经验，而不只是为了加深对政策的认识，仅限于“政策理解”层面。从医疗保障制度安排的本质来说中美两国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市场主导型医疗保障模式为美国居民提供了一流的医疗技术和高质量医疗服务，但同时也带来了过于强调效率而缺乏公平性、医疗成本快速增长等问题。因此我们要借鉴美国医疗保障制度好的方面，摒弃其不足。

（一）改革要有勇气和魄力。改革通常是一场零和游戏，帕累托改进一般存在理论上的可能，现实具体操作中很难实现。改革必然会对原有的利益格局产生影响，必然会产生利益受益者和受损者。无论是激进式改革还是渐进式改革，都需要有勇往直前的勇气和信心。奥巴马从提出医改的承诺到方案的出台，经历了将近两年时间，期间改革计划修改多次，与国会两院议员和相关的医疗团体协商多次。改革过程异常曲折，奥巴马的成功就在于他坚定的决心、巧妙的策略和不屈的毅力。这种勇气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对于我们来说，改革并不缺少智慧，缺少的是勇气。

（二）立法先行。奥巴马的新医改计划是在先通过国会两院表决后成为法律，才能实行各种措施。改革的指导原则、手段、目的都规定的很详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都有明文的规定。而且在执行过程中是不打折扣的，所以效果也将会比较好。而我国却恰恰相反，先进行试点，然后摸索出经验，形成部门文件，在由国务院颁布相关指导条例。在强制性上比不上的法律。缺乏立法过程的医改政策，在实践中虽然具有行政成本较低、方便调整的优势，但却存在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缺陷。因此在执行方案时就会出现弹性，预期的效果就很难保证。

（三）引进市场机制，鼓励竞争。美国医疗服务市场发达，竞争比较充分。因此民营非营利性医疗保险机构非常多，并同公立医疗保险机构与商业医疗保险机构进行平等竞争，因此美国新医改走的是一种有监管的市场化道路。[4]我国新医改虽然已明确要走政府主导型医疗保障模式，但是也要注意引进市场机制，鼓励竞争。基本医疗服务属于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超过基本医疗服务应由市场其它主体来提供，以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需求。一是要大胆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在产权方面可以尝试医院产权属于国资委，卫生部门只负责监管，医院成立董事会，医院人事任命、职称评定等决策权由董事会决定。要理顺卫生部门与公立医院的关系，改变卫生部门既管医疗服务供求方又管医疗需求方的局面。二是要放开医疗领域的市场准入制，使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公平竞争。要将医疗机构的外在公益性和内在逐利性相结合。目前公立医院比重太大，呈现垄断的局面，必须在税收、法律、政策方面对民营非营利医院与公立医院一视同仁，也要给予财政补贴。我们必须明确这样一个理念：不是公立医院才能保持公益性，才能承担社会责任，也不是非公立医院就具有营利性，逃避社会责任，民营非公立医院也可以追求公益。公众对于民营医院的看病价格和服务态度还是比较认可的。有数据显示，患者对民营医院的满意率为72.7%，民营诊所的满意率为76.7%，均高于公立医院的54.4%，公立诊所的64.9%[5]。三是充分发挥商业医疗保险的作用。满足基本医疗保障外的需求。允许商业保险机构经办各类医疗保障管理服务。从而提高医疗卫生运行效率、服务水平和质量。

（四）建立医疗服务第三方付费制度。这是美国医疗费用控制的重要措施，值得我们借鉴。目前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没有承担起第三方购买者的职责，仍然是一种事后补偿的消极行为。要学习美国管理型医疗模式，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引进美国的PPS（预期支付制度）、HMO和PPO的先进管理经验，变事后补偿为预先支付，以团体的力量取代个体消费者向医疗服务的供给方购买医疗服务，通过竞标的方式来约束供方的行为。

虽然我们已经早于美国开始改革，看似处于领跑的位置，但是我们面临的情况更复杂，任务更艰巨。新医改仍然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简介：寇登科（1987― ），男，河南郑州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保障理论研究。

参考文献：

[1]The President's Proposal,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summary-presidents-proposal.pdf,2010年3月9日.

[2]Health Reform puts American families and small business owners in control of their own health care,whitehouse.gov/health-care-meeting/proposal,2010年3月24日.

[3]Theodore R. Marmor, Understanding Health Care Reform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P.111.

[4]顾昕.《奥巴马新医改：走向有监管的市场化》.《南方周末》,2010年3月25日,第D16版.

篇5

关键词：新农合；政策系统；对策

[中图分类号]R1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2）8-0017-02

建国初期，农村合作医疗开始形成并曲折发展。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如今，新农合成为农村地区最主要的医疗保障形式，有效满足了农村居民的健康保障需求，缓解了就医压力，总体效果较为显著。但在建设过程中，由于制度设计不尽合理、监管机制不健全，出现了逆选择严重、公平性缺失、医疗行为不规范等问题，制约了新农合作用的发挥。对此，从政策系统即政策主体、客体、环境三个方面，提出如下对策：

一、政策主体：政府

新农合本身所具有的福利性，要求政府明确福利责任，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对新农合发展的宏观调控，抑制农村医疗服务领域的过度市场化。

1.继续强化政策支持作用，并进行广泛的政策宣传

政策能够为制度建设指明发展方向与目标，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因此，政府应继续给予政策支持，利用现代化工具和手段，如发挥“思想库”的智慧、以网络为平台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召开听证会等，制定出台更加专业、具体的政策。同时，组织专门机构、人员，深入开展宣传动员活动，以取得农民的信任和配合，提高农民参合积极性。此外，国家还应考虑将新农合纳入法制建设的轨道内，为其顺利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2.持续加大财政补贴力度，根据地区情况优化财政补助方案

2011年，各级财政对参合农民的补贴达到了200元，但由于地区不均衡发展，同一水平的补贴对不同地区农民的意义大不相同。因此，政府要避免“一刀切”，以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基层政府的筹资能力为标准，因地制宜实施不同层次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财政补助方案。

3.建立健全监督管理机制，规范医疗服务行为

“对供方行为的监管是医疗保障制度能否健康、持续、有效运行的关键问题”[1]，医疗服务行为不规范，是基金运行风险增大、医疗费用上涨的首要因素。政府应负起监督的责任，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引导新农合经办机构加强能力建设，逐步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维护新农合的安全平稳运行。

二、政策客体：制度本身、机构与公众

1.巩固和完善新农合，在实际运行中不断调整优化

下阶段改革应更加注重完善制度本身，在筹资机制、保障重点、补偿方案等方面加以改进。建立切实可行的筹资机制，对经济欠发达的农村降低筹资标准，使其符合当地农民的实际收入；随着筹资总额的增加，适当提高补偿报销比例，调整补偿起付线与封顶线，进一步扩大门诊统筹范围和水平，注重公平与效率相协调，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同时，及时调整筹资与补偿机制，“既要防止因报销标准过低造成资金沉淀，妨碍农民受益，又要防止因放得太松发生透支现象”[2]。

2.定点医疗机构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与质量

定点医疗机构应积极配合政策指向，认真贯彻落实政策规定，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资源，健全内部管理机制，定期对业务经办人员进行培训，同步提高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创新补偿支付模式，改善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此外，应真正建立起医疗卫生服务信息公示制度，提高管理透明度，接受群众的监督，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充分考虑医疗保障制度的公益性和公平性，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

3.公众增强健康保险意识，自主学习相关知识

作为新农合的受益者，农村群众应转变传统的观念认识，树立正确的健康管理意识，主动学习新农合的政策规定，积极向周围的农村居民宣传，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政策制定和实施，履行监督制度运行管理的义务和权利。同时，新农合自愿参加的性质易导致逆选择，农村群众要从自身做起，提高道德素质，本着诚信原则参合，而不是利用制度漏洞来获取利益。

（下转第35页）

（上接第17页）

三、政策环境：配套制度建设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新农合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发展新农合，构建与之匹配的制度环境尤为重要。

1.建立完善配套制度，促进新农合与之有效衔接

在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关系着农村地区公共卫生状况的好坏，基层政府应高度重视，完善农村三级卫生保健网，提高基层医疗服务的供给效率和利用率，建设基层医疗队伍，为新农合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同时，中国地区贫富差距悬殊，政府应加快构建农村医疗救助体系，加大救助扶贫力度，推动新农合与医疗救助的有机结合，实现社会公平。近年来，商业健康保险越来越多介入医疗保障管理工作，新农合要顺应时代趋势，鼓励参合农民投保商业医疗保险，以满足农民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2.同步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探索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

2009年新医改《方案》确定了医疗卫生体制的五项重点改革，即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新农合与任何一项改革息息相关。要持续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营造有利的改革环境，间接完善新农合，并做好新农合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衔接工作，妥善解决城乡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障问题，逐步实现基本医疗保障管理制度的城乡一体化。

篇6

关键词　医改；政策分析；政策框架；政策执行；政策评估

中图分类号　R19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09)04-0093-04

已经确定的新医改方案，勾勒出一个“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美好蓝图，政策框架也已形成。然而，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政策目标不可能一步到位，因为，改革具有阶段性和渐进性。

一、理性分析：医改政策框架的形成

(一)理性认识医改政策形成阶段的各种对立观点

在政策形成阶段，学术界围绕中国医改涉及的理论和重大政策进行过激烈的争论。笔者在拙作《论争中的中国医改――问题、观点和趋势》一文中，总结了10大争议的问题，可以看出任何一个问题都有着不同意见或者完全对立的观点。在不排除专家学者自身局限性的情况下，出现诸多对立的观点，是因为缺乏一个基本的公共的政策分析框架，换言之，没有建立一个对话的平台。观察其他一些国家关于医改的争论，也会发现同样有趣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实际上有的学者进行了分析，如埃里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谈到，“在研究公共政策时，往往涉及很多不同类型的实体。既包括组织也包括相互之间的作用模式，并且政策制定需要不同学科的多种投入，因此如果使用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问题上进行分析，就会得出多样化的结论，这些结论往往造成政府决策层的混乱。”为解决公共政策制定者的困境，她提出在制定公共政策时，首先需要建立一个概念性框架，这一框架被用来确定一系列影响政策制定和运行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中国医改的概念性框架――“四领域分析法”

在新医改政策形成之前，中国没有医改的概念性框架。2000年曾提出“三改并举”，2007年初卫生部提出建立“四项基本制度”，但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概念性框架。2007年5月，在笔者主持的《中国卫生医疗体制改革建议方案――基于公共管理精神、社会医学规律、改革成本测算和风险对策分析的研究》(上报国务院的第8套方案)中，最早提出了中国医改的一个概念性框架――“四领域分析法”，明确提出中国卫生医疗体制改革的范畴应该包括四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领域，即公共卫生领域、医疗服务领域、药品生产流通领域和医疗保障领域。“四领域分析法”包括两个方面含义：其一，每个领域因其提供的产品属性不同，需要采取的供给体制和筹资体制不同，因而，相应的政策性质也不同，其中政府和市场应该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也不同；其二，这四个领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有机统一体，不能单就某一领域进行改革，需要四个方面相辅相成、统筹考虑，形成一个相互间的联动机制，相互配合，才能达到改革的最终目标。以此分析框架来研究医改政策集的基本构成，按照属性给出相应的政策性质和走向，然后，在此原则下将每一政策具体化。

(三)中国医改框架的理论验证

从新医改方案的整体结构上看，新医改方案主体框架是四大体系，也就是媒体所称的“四梁”。这“四梁”指的是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体系四大体系。这与笔者提出的中国卫生医疗体制改革的范畴不谋而合。新一轮医改将以这四个领域为重点，按照各自领域产品的相应特点，设计相应的供给方式和政策走向。

从各个领域的基本政策走向上看，新一轮医改将公共卫生服务产品界定为公共物品，其供给体制采用政府供给的方式，政府负主要责任；将医疗服务产品界定为准公共产品，其供给体制采用政府和市场混合的方式，突出基层在医疗卫生服务中的作用；在医疗保障领域，对各项医疗保障项目进行了细分，社会医疗保险作为准公共产品由政府为主组织实施，商业健康保险作为私人产品由市场运作。医疗救助由政府供给；在药品供应领域，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作为政府干预的重点，在加强质量和可及性监管的同时，鼓励市场竞争和产业发展。新医改方案“四位一体”的政策框架用“四领域分析法”验证可知，新医改框架依据各个领域提品的相应属性，采用了与之相适应的供给和筹资体制，政府和市场的角色也予以较为科学的界定。总的来说，新医改方案的整体框架是正确的。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按照新医改方案的框架精神配套和执行政策。

二、关键所在：医改政策的执行

(一)医改政策执行的思路

从医改政策框架的确立到其实现是一个质的飞跃，这个飞跃是靠对医改政策的有效执行完成的。在医改政策的执行方面，不论是从宏观到微观，还是从中央到基层，都需要创新甚至创造。中央政府确定了卫生医疗体制改革的政策框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医改自动就此走向成功。政策实现的质量、效果和效益如何，尚需执行者的创新和创造。我国医改政策的执行，需要中央层面的主导以及地方基层之间的相互协调与配合，不仅有责任划分问题，更有在责任明晰的基础上如何创新性地、创造性地执行政策、发展政策的问题。否则，就容易出现“新瓶装旧药”、“穿新鞋走老路”的结果。因此，执行工具的创新也是很有必要的。

(二)医改政策执行工具的创新

政策执行工具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基本途径，政策执行本身就是政策工具选择的过程。曾有西方学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面临的政府失败(政府危机)，其原因“不在目的而在手段”。可见政策工具选择的重要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医改政策工具的选择是医改政策能否成功的关键。从我国当前医改的处境来看，要推动医改政策的执行，需要引入不同的政策工具。这些工具已在国际上取得了应用的经验，或者在其他领域进行了验证。

1、关于公共卫生领域。

在公共卫生领域，应加强公共卫生项目的成本一效益分析和评估工作。公共卫生属于纯公共产品，并且在整个卫生医疗体制改革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必须由政府承担所有责任。所以，当政府进行投资时，不但要从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方面进行成本与效益的确定、量度和价值比，而且要从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角度进行衡量，否则很可能会陷入一个越增加投入却越没有信心的境地。公共卫生的基础性、公益性决定了要保持适度的投入，而这些投入应该进行科学评估和分析，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

2、关于医疗服务领域。

要形成多元化办医的格局。当务之急是改进和完善监管方式。原有的适应公立医院的一套监管办法不能适应多元办医格局的要求。只有高效监管，才能保障不同办医主体健康发展，形成竞争局面，确保医疗质量，满足不同层次的医疗服务需求。目前最为突出的医生和护士在执业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道德风险问题，缺乏有效的措施加以纠正和防范。监管模式、监管工具，质量标准、质量评估等都需要

创新。

3、关于药品保障领域。

我们不但要在宏观上给予产业化政策的支持，使之形成产业链条，滚动发展，而且要在微观领域对药品适当采取经济学评价分析的方法，从广义社会成本的角度，运用成本和健康成果(效果、效用和效益)，对新技术和新药进行评估，明确新技术和新药的效果，指导临床合理用药，控制药品费用。同时，要从药品价格和市场价值出发，依据流行病学、临床结果和成本效果分析相关资料，看是否需要对新技术或新药进行补偿，研究它对政府财务和预算构成的影响，以此作为政策实施的工具，比较药物的可提供性，对新技术和新药进行选择。

4、关于医疗保障领域。

要研究推动社会保险功能由疾病保障向健康保障的转变。以往我们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都是从保大病起步的，未来要研究解决参加医保的人如何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疾病，促使其养成一个良好的就医习惯和正确的就医观念，遵循合理的就医路径。从这种意义上说，一个科学设计的费用支付方式，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前，我国亟须改变以按项目付费为主的方式，探索多种付费机制，鼓励引导商业健康保险开发新的险种产品，使卫生医疗机构、组织的服务内容和项目相匹配，由此实现通过医疗保险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目的。

三、展望：医改政策的评估

(一)医改政策的评估主体

谁是医改政策的评估者?这要看评估是根据什么标准来确定的。做好医改政策的评估需要具备两个最重要的基本条件：一是拥有关于医改政策方案和结果的足够信息；二是拥有关于医改政策理论尤其是医改政策评估的足够知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医改政策的评估可以采用政府评估和民间评估的方式。

1、政府评估。

政府部门之所以是医改政策重要的评估者，除了上述两个原因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具有公共权威性。作为医改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能够比较全面、直接地掌握政策活动的第一手资料，获取医改政策实施效果的有关信息。但作为局中人必然会受到固有观念、思维定势、部门利益、上级压力、心理因素等的制约，从而影响评估的质量。此外，医改政策评估是一项专业性和技术性都很强的工作，需要评估者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因此，我们需要对决策者和执行者进行这方面的职业训练。

2、民间评估。

由于自我评估与组织的特性相违背，所以必须依靠外部的、独立的、多重的、持续的研究对它进行加强。这里，参与民间评估的可以是专业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及医改政策的目标群体，当然也包括报纸、电视、民间团体等，但以前两者为重。专业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应该受托于政府部门评估医改政策，他们在评估经费、信息获取等方面有一定优势，同时，因其评估结论是以专业理论知识和方法技术为基础的，通常能够引起医改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目前情况下，应该提倡和鼓励学术研究机构和专业机构参与评估。

(二)医改政策的评估标准

从医改政策评估的价值标准上看，宏观上要把握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坚持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的稳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等几个原则。总体而言，从我国医改要实现的最终目标看，对我国医改政策的评估需要从改革的质量、效果(价值标准)和数据积累(事实标准)三方面进行。

1、质量是医改政策评估的实质。

目前，我国医改大的方案目标、原则已经确定。但笔者认为在方案实施的时候要特别重视服务和质量的关系，即如果只看重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的数量，而不看质量的话，结果就没有多大意义。应该研究制定一些评估办法和标准，真正监控实际情况，真正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益水平。有人说，“全民医保”可以解决医疗服务的问题。但事实上远非如此，因为医保本身是个风险分担机制，它不能直接解决服务的问题。医疗服务不像养老保险。养老保险是一种财务安排，只要做到足额支付，绝大部分任务就完成了，而医疗保险支付费用只是一个方面，它最终要落实到医疗服务上面，即使医保支付了足额的费用，但是如果在医疗服务方面存在障碍，照样不能实现政策目标。

2、效果是医改政策评估的目的。

影响政策最终实现的因素很多，一般分为政策问题的特性、政策本身的因素、政策以外的因素等。因此，我们要评估既定的医改政策目标是否高质量地实现，必须从与医改政策有关的各个方面进行。首先，从医改政策问题的特性来说，卫生医疗体制改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是一个全局性的政策改革，牵涉众多的领域、众多的人群，涉及人们的利益分配和调整，所以我们不得不注重对医改的公平和效率问题的评估。其次，从医改政策本身来说，卫生医疗体制改革的资源亟须调节，因此，对资源配置有效性的评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对必要的经费资源、人力资源、物质资源、信息资源和权威资源的评估；在医疗资源向上集中的医疗服务领域，考虑公立、私营医院之间，营利性、非营利性医院之间的有序竞争问题，并以此促进医院管理、经营水平的提高。最后，从医改政策以外的因素看，目标团体的医疗服务可及性是否得到提高、医疗费用是否得到降低是我们评估时要考虑的两个重要方面；而医改政策执行人员、执行机构组织是否无偏差地理解、接受并执行了医改方案，各经办机构之间是否做到了有效的沟通和协调(比如医保的转移接续、结算得到有效处理)，也是评估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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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导高度重视，迅速贯彻部署

X月X日县医保局召开党组会议，通报学习了XX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开展定点医疗机构违规问题专项排查的工作方案》，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的工作专班，决定自X月X日起对全县定点医疗机构进行全覆盖排查。X月X日再次召开党组会议，传达了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开展定点医疗机构专项治理“回头看”的通知文件精神和省季书记XX、国家医疗保障局局长XX等领导的批示精神以及省医保局局长XX在全省定点医疗机构专项治理“回头看”工作视频会议上的讲话。X月X日下午，县政府分管领导召开全县医保基金监管工作联席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XX县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XX县开展定点医疗机构违规问题专项排查工作方案》，会议要求专项排查工作专班力量要再加强，抽调纪委监委、公安、市监、卫健等部门业务骨干充实到工作专班，并对专项排查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X月X日县政府办拟定《关于建立XX县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XX月XX日制定并印发了关于《XX县开展定点医疗机构违规问题专项排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通过开展专项排查行动，县医保局领导在县内定点医疗机构现场开展了医保骗保案件警示教育学习，针对2017年安徽中医药大学三附院骗保事件、2018年沈阳涉嫌骗保事件、2020年太和骗保案为警示教育案例，以案说法，强调协议医疗服务机构要高度重视，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骗保事件性质恶劣、手段猖狂，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暴露出医保基金监管工作还存在不少短板。为切实加强医保基金监管，提高基金管理使用效能，履行普法执法宣传教育职责，强化预防警示，督促“两定”协议医疗服务机构加强自我约束。对医院涉嫌骗保的行为进行了分析，同时讲解宣传了医保相关政策法规，对医保业务知识进行了现场培训。二、全员行动，集中时间、集中力量，确保本次排查成效X月X日至今，XX县医保局联合纪委监委、公安、卫健、市监等部门，通过医保智能审核、智能监控信息系统，筛查县内X家定点医疗机构X年度疑似违规的住院结算数据，对县内X家公立定点医疗机构，X家民营定点医疗机构进行了现场核查、病历审查、走访调查，排查中未发现诱导住院、虚假住院问题。

通过开展专项排查行动，规范了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行为，维护了参保人员的利益，形成强有力震慑效应，提高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切实维护了医保基金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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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2009年新医改方案提出了人人享有基本卫生医疗服务的医疗保障理念和全民医保的目标，为提高医保水平提供了政策保证。实现医保水平的真正提高，要强化各级地方政府对医保的责任，要保证医保投入既因地制宜，又要体现公平性，要加强医保机构自身能力建设，还要发挥医保的就医引导功能，引导居民到基层医院就医，尊重参保人员就医的选择权，实现医保定点医院的竞争。

1强化各级地方政府对医保的责任是提高医保水平的基础

为了实现医改的目标，经初步测算，2009年～2011年各级政府需要投入8500亿元，其中中央政府投入3318亿元。按照这一要求，各级地方政府需要投入5182亿元，占总投入的60．96％。因此，需要加大地方政府的投入。资金投入的保证，是维护医疗服务公益性的制度和物质基础。为了全民医保目标的实现，首先，必须强化地方政府对医保的投入责任。新医改方案在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方面，提出了扩大基本医疗保障覆盖面、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等目标，并明确指出：到2010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参保率需提高到90％以上。如果地方政府投入不到位，到2011年，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的目标就不能实现。所以，必须强化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责任。将地方政府财政投人落实情况纳入地方政府的政绩考察范嗣，医保资金不能按时足额到位者，应追究地方政府责任。其次，强化对医保资金运行的监管。加大政府投入是全民医保的重要保障，但是，如果不加强监管，投入的再多，也不能使百姓受益。因此，应对医保资金使用过程进行全面监管，明确医保资金的投入数额、使用去向、落实情况，确保医保资金不被挪用或贪污。

2医保投入既要因地制宜，又要体现公平性

新医改方案提出了“全民医保”的目标，但必须面对地区问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中国地域广大，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差距大，实现全民医保难度很大，在全国建立起统一的、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险制度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只有因地制宜，分步骤、分阶段逐步推进，才能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

首先，医保投人要因地制宜。在有限的医疗资源里，应优先保证偏远农村和经济落后地区。对于贫困地区，应加大中央财政的支持力度，同时监督地方政府优先保证医保投入，这样，才能保证贫困地区的群众也能有医疗保障，实现医保的公平性。

其次，医保资金统筹标准要因地制宜。2009年7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2009年工作安排》，要求将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原则上分别提高到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倍左右。提高支付限额有助于提高医保水平，但全国统一的比例实际上使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和农村地区居民所能享受的医保待遇低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和大城市，使本来就不均衡的地区和城乡间的医疗待遇更加悬殊。因此，应该结合各地的平均工资和城乡差异制定不同的参照倍率，让农村地区和平均收入较低的地区提高的倍率更大一些，让大城市和平均收入较高的地区提高的倍率稍小一些。

第三，医保制度既要因地制宜，又要逐步实现三种医保的统一。我国现有的种基本医保制度，在制度设计上分别以城乡不同人群为覆盖对象，各相应险种政策不一，在保障待遇上差距较大。这种分散化的医保体系，造成了不同医疗保障制度之间的不衔接，增加了医保制度的管理费用，也造成了严重的不公平。为了使新医改方案设计的全民医保早13实现，应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因地制宜，逐步解决不同制度间的衔接、合并问题，逐步建立城乡居民一体化的医疗保障制度。城乡经济差距不太大的地区应该优先考虑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合并，然后逐渐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接轨；城乡条件差距大的地区，首先要认真考虑不同制度间的衔接问题，待条件成熟后，再将不同制度合并。

3加强医保机构自身能力建设是提高医保水平的关键

新医改方案对医保报销上限的提高，意味着医保水平的提高。但是，医疗保障本身改变的是医疗费用的分摊方式，并不具备降低医疗费用的功能，如果对医疗机构缺少有效的监督，有限的医保资金必将不能应对医药费用的增长。伴随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经办机构能力不足的问题日趋明显，如何进一步加强医保机构的能力建设，是医保水平能否提高的关键。首先，要加强医疗保险专业人才的引进，实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其次，加强医保工作人员管理，加强工作指导和业务培训，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能力。第三，改善服务态度，加强对医保的宣传，像商业保险那样，上门服务，使医保对象充分了解政策，以此应对逆向选择。第四，要探索建立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药品供应商的谈判机制，使之足以控制和规范医生的医疗行为和药品供应商的行为，发挥医疗保障对医疗服务和药品费用的制约作用。

4发挥医保的就医引导功能，引导居民到基层医院就医

基层和农村医疗机构的医疗条件和医疗水平远不及大医院，因此，患者大多选择到大医院就医。新医改方案重点面向基层，但这种调整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为此，必须发挥医保的就医引导功能，积极引导居民到基层就医。首先，在医保管理方面，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逐步将城乡居民常见病、多发病门诊医疗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扩大医保范围的病种，提高门诊保障水平。其次，要大幅提高在基层医院就医的报销比例，降低起付线，提高报销额度的上限，吸引患者到基层医院就医。第三，提高基层医务人员服务水平，加强群众对基层医院的信任。目前最实用最便捷的方法是专家直接下基层门诊，新医改方案中允许医师多点执业为充实基层力量提供了可能。这样，既可以解决群众对基层医院的信任问题，还可以建立起人才培养机制，提高基层医院医生的水平。同时，应发挥大医院的优势，为基层医务人员提供到大医院进修、实习的机会，逐步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和救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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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2010―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简称《方案》)正式印发，并进行了全面工作部署。《方案》提出，到2011年，本市医改要实现“推进发展、提高效率、减轻负担、促进健康”四大目标。《方案》围绕改革医药卫生管理体制、完善基本医药卫生制度体系、健全医药卫生体系运行机制三大方面，提出了十一项重点任务。

诸多医改亮点引人关注

北京医改凸显了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实实在在地惠民利民、实实在在地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的特点。《方案》围绕“让群众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看得起病、尽量不得病，少得病”，除了安排数十项惠民利民具体措施以外，多处体现出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北京医改工作的政策设计，这充分体现了北京市委市政府下大力气解决群众看病就医实际困难的信心和决心，特别是将促进健康作为北京医改的主要目标之一，凸显了北京医疗卫生工作理念的重大转变。北京市发改委体改处处长、北京市医改办综合组组长于海永表示。

《方案》有诸多亮点。比如，《方案》提出，要进一步提高医疗保障水平。提高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由17万元提高到30万元，城镇无医疗保障老年人大病医疗保险和无业居民医疗保险由7万元提高到15万元；城镇职工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达到80％以上等多项具体惠民利民举措。同时，《方案》提出，要整合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体系。整合城镇无保障老年人、无业居民、学生儿童医疗保障制度；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新农合；将所有区县享受公费医疗人员纳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

《方案》提出，要全面推进社会保障卡工程。全市所有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全部开通使用社保卡，参保人员持卡就医，即时结算；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部常住人口。在全面实施国家基本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基础上，增加11项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主要是针对老人、妇女、儿童等群体的项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全部免费向城乡居民提供。

《方案》明确要大力发展中医中药。在政府举办的二级以上综合医院都要设立中医临床科室和中药房；发挥中医药的优势，筛选出一批有效方剂、院内制剂和中成药品种，开展“十病十方”中药研发；恢复中医“简、便、验、廉”传统制剂；发挥中医养生保健、亚健康干预和慢病控制“治未病”的作用。

《方案》表示，要更加注重吸引社会资本。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参与公立医疗机构重组改制；对社会资本举办的医疗机构，在服务准入、医保定点、人才引进、职称评定、科研立项、监督管理等方面与公立医疗机构一视同仁，对符合规定的医疗服务收入免征营业税，并按照国家及本市有关规定享受土地、税收等其他方面的优惠政策。对社会办医疗机构提供的公共卫生等服务，政府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予以补偿。创新体制机制深入推进医改

《方案》提出，要建立首都医药卫生管理协调机制，探索公立医院分类改革。按照属地化和全行业管理的要求，建立首都医疗卫生管理协调机制；按照政事分开、管办分开的要求，设立市医院管理机构，进行医保付费方式改革，积极探索按病种付费、按人头付费、总额预付等多种付费方式；按照公益性、准公益性和经营性三个方向，实行不同的人事制度、投入机制、运行模式和考核评价制；探索医师多点执业等。

于海永说，国家医改意见中明确提出“建立协调统一的医药卫生管理体制。实施属地化和全行业管理”。目前，北京地区医疗资源丰富，但配置现状和管理体制较为复杂，分属于卫生部、教育部(高校)、部队、企业和市属及区县等不同管理机构管理(号称“八路大军”)，如在京三级医院有70多家，北京市属才22家，不足1/3。为更好地落实“属地化和全行业管理”的要求，协调北京医疗卫生资源，统筹推进北京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改革，《方案》提出“建立首都医药卫生管理协调机制”，主要有五项职能：“统一规划北京地区医药卫生事业发展；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加强信息沟通和资源共享；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和重大突发事件紧急救援能力；协调推进北京地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方案》提出，要设立市医院管理机构。按照“政事分开、管办分开”的要求，“设立由市卫生局管理的市医院管理机构，负责市属公立医院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医院主要负责人的聘任，指导所属医院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目前，该方案正在由市编办牵头进行研究。

同时，《方案》提出，要加大对医药卫生事业的政府投入力度。两年投入不低于337亿元。重点投向基本医保、公共卫生、基层、公立医院等领域。

推进医疗资源整合优化配置

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是《方案》的亮点之一，《方案》具体如何推进医疗资源优化配置?

于海永说，目前，本市医疗卫生资源总量丰富，但存在结构性失衡等现象。具体表现在优质资源供需矛盾突出，一般资源存在闲置浪费现象，远郊区县优质资源供给不足。截至2008年，城八区集中了全市58％的医疗卫生机构、68％的床位数，90％的三级医院，十个郊区县仅拥有6家三级医院。与城八区相比，不仅十个远郊区县优质卫生资源非常缺乏，而且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技术水平低，能力不足，医疗服务的供需矛盾比较突出。

《方案》提出“通过对口支援、土地置换、资源重组、办分院、整体搬迁或合作建设区域医疗中心等方式，继续推进城区优质医疗资源向郊区县扩展”。“根据具体情况，将部分二级医院转为区域医疗中心、特色专科医院、老年病医院、康复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划归三级医院”，促进二级医院转型，进一步提高现有医疗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加强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儿科设置，加快儿童医疗机构建设”，有效缓解儿童看病就医实际困难。《方案》明确，要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在所有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包括307种国家基本药物在内的519种药品全部实行零差率销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到社区就诊，医疗费用报销比例提高到90％；开展社区“24小时全天候服务”试点工作，延长门诊服务时间到20点，提供24小时急诊服务，社区卫生服务团队提供24小时健康咨询服务；职称评审政策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倾斜等措施，切实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建立“分级就诊、双向转诊、康复在社区”的医疗服务格局，引导有序就诊。

共同参与抓好落实

“医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系统工程，需要在政府的领导下，动员包括医护人员在内的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才能真正把这项惠民工程好事办好。为了将医改方案落到实处，市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各区县要通力合作，密切配合，共同推进医改工作。同时，我们要充分发挥市医改办的平台作用，切实加强统筹协调。”于海永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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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际情况，我国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险体系应包括以下三个层次：

1.基本医疗保险。这是多层次的医疗保险体系的基础，也是国家医疗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法定性质的政府行为，以强制性实施为主，财源主要来自强制筹集的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坚持“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强调“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只承担基本医疗的保障职责，即限于提供适应绝大多数参保职工必要医疗需求的、医疗服务机构采用成熟的和适宜技术所能提供的、医疗保险基金有能力支付费用的医疗服务。

2.补充医疗保险。这是完整的医疗保险体系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在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在经济效益许可的条件下，由（行业）为职工、职工为个人自愿出资组成补充医疗保险基金，为弥补基本医疗保险的水平不足以支付巨额医疗费而建立的补充性医疗保险形式。在我国现阶段，应抓紧建立的补充医疗保险形式有：一是“超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保的是基本医疗，但是超过最高支付限额的病例又是客观存在的，尽管其发生的概率较低，但费用很大，致使单位和个人均难以承受。对于这些“超大病”的医疗问题，既不能一推了之，更不应该把这个包袱再推给用人单位，最佳的解决办法应是面向统筹地区建立“超大病”补充医疗保险，主要用于解决基本医疗保险封顶线以上的医疗费用，减轻重病职工负担，保障其基本生活；二是“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基本医疗保险采用统帐结合方式实施，其中统筹基金要确定起付标准和最高支付限额，起付标准以上和最高支付限额以下的医疗费用，以统筹基金支付为主，但个人同样要负担相应比重。尽管相对统筹支付而言个人负担比例较小，但由于医疗费用相对较大，对于因病不能参加工作、工资收入明显下降的职工本人和家庭来说，还是困难重重。为了减轻重病职工负担，保障其基本生活，企业（行业）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有必要建立职工大病专项金，实行统筹使用，对困难者予以资助。

3.商业医疗保险。这是多层次的医疗保险体系中较为规范、起补缺和提高作用的层次，是被保险人在投保后，在保险期内因疾病、生育或身体受到伤害时，由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一种保险。在这一领域由人们自由选择，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随着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当前应重点突出主要的险种有：（1）特种疾病保险。针对一些风险容易预测、发生率较低，但疾病费用较大的疾病而设计的险种，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发生灾难性病症时保障投保者的，以免由于经济原因使治疗受到。比如肿瘤、心脑血管意外病症。（2）康复保健医疗保险。主要为满足一些高收入人群或团体超出基本医疗需求以上的高水平的和特殊保健的医疗需求而设计的险种。如有些病房的设施将比较豪华，相应的收费标准也高，基本医疗保险不可能承担这部分费用，部分高收入人群就可通过参加康复保健医疗保险得到相应的待遇。

二、建立合理的医疗保险费用筹措机制

基本医疗保险必须坚持“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原则，考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职工的收入水平并不高，财政收入极为有限，企业效益大多数处于较低水平的现状，本着“最基本的筹资水平、最基本的医疗服务”的理念，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双方按工资的一定比例共同负担。基本医疗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基本医疗保险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帐户构成。职工个人缴纳的医疗保险费，全部计入个人帐户。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建立统筹基金，一部分划入个人帐户，具体划入比例根据个人帐户支付范围和职工年龄因素确定。

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由国家给予政策，鼓励用人单位和个人积累，资金组合方式可以灵活多样，可个人参保，可由用人单位与个人各付一部分保险金，有条件的单位也可全部由用人单位为职工投保，并以此作为稳定职工、吸引人才的有力措施。在此，除了为保证国家公务管理的正常运行，由财政为国家公务员提供一定的医疗补助外，国家不为其他任何社会成员支付保险费，但可通过有关政策鼓励用人单位和个人参与保险。其鼓励政策至少有两条：个人用于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的收入免交个人所得税；用人单位用于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的费用，可在税前列支。

三、建立科学的医疗费用支付方式

医疗保险难搞，难就难在医疗费用的支出控制。医疗消费具有即时性、难预测性、道德风险大的特点。一些试点城市的社会统筹基金大量超支，都与缺乏有效的医疗费用制约有很大关系。实践证明，建立科学的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是医疗保险健康的重要环节。

1.制定基本医疗保险的用药、诊疗和医疗服务设施的标准。的医疗科学技术发展很快，几乎天天都有新药、新的诊疗手段出现。基本医疗保险只能根据保证基本医疗需求和与医疗保险基金筹措水平相适应来确定用药、诊疗和医疗服务设施的范围和给付标准。

在选择基本医疗保险药品和诊疗项目的具体上，国际最近流行用经济学的评价方法，综合考虑和比较药品或治疗技术的成本效果。比如，甲药单价很贵，但很快就能见效，病人不久就能康复、上班；乙药单价很便宜，却在较长时间的服用后有效，自己工作受影响。如果仅仅看单价成本，乙药看起来属于“基本医疗”，但在对甲、乙两种药物的成本效果进行认真、细致的比较之后，甲药就可能进入基本医疗保险的报销范围。所以，基本医疗保险的界定是医疗技术问题，但更是经济学上的问题，可以预计，成本效果的评价方法和思想理念将影响未来基本医疗的界定和选择。

2.实行基本医疗保险“板块式”的统帐结合方式。即个人帐户和统筹基金之间割断关系，实行独立分别运作，分别核算，风险各自负责。个人帐户管小病，主要用于门诊医疗服务和统筹基金起付标准以下的住院医疗服务，个人帐户用完后，全部自负。统筹基金管大病，主要用于起付标准与最高支付限额之间的住院和门急诊大病医疗服务，个人也要负担一定比例。“板块式”帐户运作方式首先在小病上设立个人帐户，加强了个人对小病的自我保障责任；其次，由于次数频、难控制的小病费用进不了统筹基金，减少了统筹基金透支的可能性，统筹基金集中解决大病，加强了抵抗大病风险的能力；再次，大病的医疗服务、药品消费具有较强的“资产

专用性“，医疗保险管理机构把管理的重点放在费用高又较易监控的大病部分，集中力量抓主要，有利于提高统筹基金的管理效果。

对于超过最高支付限额的医疗费用，已不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的范畴，应通过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或医疗救助等途径解决。基本医疗保险的封顶额应是“超大病”补充医疗保险的起付额，即超过基本医疗保险的封顶额后才进入“超大病”补充医疗保险。

3.选择按病种付费的结算办法。国内普遍采用的医疗服务机构与医疗保险机构之间“按服务收费”的偿付方式，在客观上促使医疗机构以过度使用医疗资源的方式，而不是以最有效的方式提供服务。“按病种付费”是根据每一种疾病或病程所需全部服务进行事先定价后，按此标准支付给医疗服务提供者。美国的预付制和德国的按点数付费，在本质上都属于“按病种付费”方式。随着医疗技术的，对同一疾病的有了越来越多的治疗方案，其费用的差别也越来越大。医疗实践的发展迫切需要通过技术测算每一病种的标准化诊断、标准化治疗、标准化药品的费用，在众多的治疗方案中，选择适当的治疗方案，并作为医保机构费用偿付的依据。“按病种付费”方式，可有效地限制医生在决策中的“独断专行”，避免提供过度服务。

四、建立政事分开的医疗保险管理体制

政府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统一制定医疗保险法规和政策，建立基本医疗保险的运作框架，规范和监督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用人单位、个人、、制药、等相关利益群体的行为，确定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的有关照顾扶持政策。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基本医疗保险划归卫生部主管比归属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管理更为合理。由于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益和需求总量的控制与医疗服务的供方（医院和医生）密切相关，这就要求医疗服务部门和基金管理部门在同一个部门的领导下，相配合而不结合。因此，社会医疗保险划归卫生部管理是比较合理的；将有利于卫生部门实行行业管理、统筹规划、充分利用有限的卫生资源，有利于逐步形成政府卫生部门指导下的医疗保险方和医疗服务提供方双方买卖的格局，促进医疗市场的发育和完善，有利于扩大医疗服务范围，将预防、保健与治疗以及社区服务、医院服务有机结合，为最终实现全社会医疗保险和人人平等享受医疗服务奠定组织基础和管理基础。国际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管理体制也朝着卫生部主管的模式发展，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尤其是新建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