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和退休工资的区别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养老保险和退休工资的区别，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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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事业单位；改革；养老保险

中图分类号：F840.6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7-0000-02

一、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政策

2008年，国务院颁布并实施《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国发〔2008〕10号），率先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和重庆五省市开展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试点工作，开始探索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与设计。此次改革试点中，首次提到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构建、提升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生活水平、提高事业单位人才竞争力、事业单位职工职业年金制度等内容。2011年，国务院颁发《事业单位职业年金试行办法》（〔2011〕37号），我国各省开始实施补偿养老保险制度，职业年金只能由事业单位职工参与，作为事业单位职工补充养老保险制度而存在。2015年《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的通知》（〔2015〕18 号）的颁布与实施后，职业年金制度的参与群体从事业单位职工扩展为机关单位职工，这也预示着我国事业单位社会保障改革的开始。

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中的问题

1.参保范围的界定问题

目前，《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的通知》已经明确，从人员数量层面看，编外人员使用量大，并且有些单位存在空编、超编情况。按照这个文件内容，“对于编制管理不规范的单位，要先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清理规范，待明确工作人员身份后再纳入相应的养老保险制度”，该规定也带来了新的矛盾，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

2.缴费基数与待遇差距问题

改革前，很多科研类的公益事业单位，其员工工资项目中的科学研究费用占比较大，并通常以劳务费、专家费等形式体现，而根据《关于贯彻落实的通知》规定，以上这些工资项目暂不纳入个人缴费工资基数。在测算基础上，假若十年的过渡期不予考虑，那么事业单位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前后期差距会拉大。根据调查研究，中央财政每年拨给各部委事业单位的资金中，基本工资约占工资1/3，假若以此基数对养老保险费进行缴交，那么职工在退休之后的工资待遇会存在过低的情况。此外，改革之后的养老保险如果不进行实账户运行，那么空账计息方案怎么实行也是很大的难题，无法明确计账利率方式。

3.过渡期与待遇调整问题

改革之前，只有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增加工资时，退休人员才相应地提高退休费。前 11 年企业退休人员退休金“十一连调”，年增加约10%的水平，而各地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退休金仅普遍调整了两三次，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的通知》对“中人”特别规定了10 年过渡期，即在“新人”、“老人”各有一套计算方法的基础上，“中人”在两套方法中间进行过渡，与企业的有所不同。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养老金有固定的算法，过渡性养老金的设置必须考虑充分。过渡性养老金中的退休时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与视同缴费年限是定数，而过渡系数与当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过渡系数一致，因此视同缴费指数各省根据自身情况制定时应科学合理。

4.改革中的特殊群体

很多事业单位反映，如果事业单位要执行《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的通知》，确实面临着诸多压力，如十年过渡期的“中人”，目前政府层面已经出台相应待遇不会降低标准的政策，而10 年过渡期后立即面临退休的人员，将会遭遇“断崖式”风险，从而需要广泛的关注，这部分人可能成为特殊群体。

5.职业年金相关问题

很多事业单位对职业年金还比较陌生，有的事业单位人力资源部门人员甚至不知道国家已出台关于职业年金的相关政策。对于职业年金，事业单位中的很多人都不是很清楚，另外也对其的作用和意义有较强的怀疑度。另外，如何更好的进行经办管理，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调研对象的社保经办单位也表示，由于当前地方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尚缺乏专业能力的人员做好职业年金的经办管理工作，如何确保经办管理服务能力的问题也比较突出。

三、对策建议

（一）保障制度并轨，研究完善当前改革政策

1.应进一步合理界定参保范围。对于那些还聘用数量庞大的编外人员的事业单位，应引导其恰当运用编制，从养老保险层面进行科学统一划定，从编制内外两个层面加强养老保险制度保障。与此同时，应将在职人员中没有编制的也并入补充养老保险体系之中，允许其参加职业年金和企业年金，从而顺利享受到养老保险权利。

2.区别考虑“老人”“中人”“新人”。

从职业年金方面看，那些“老人”（目前已退休），职业年金实施之前工作并在之后退休的“中人”，实施之后工作的“新人”，因为他们缴费年限、基金运作方式、基金收益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这三类人在退休之后，个人所领取的相应职业年金也必然产生等级差异，这也必然会引起数额较低人群的不满情绪。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对过渡系数等多项参数指标进行科学测算，从而更好建构“老人”“中人”和“新人”三者的关系，真正实现公平合理、效率的有序管理。

3.进一步明确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含职业年金）单位缴费的经费来源。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工资标准和增加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三个实施方案的通知》（〔2015〕3号），基本工资标准的提升，这是处理职业年金范围个人缴纳项目的办法，然而法规还没有对单位负责的缴纳资金来源进行相应主体规定，调研对象（尤其高校、医院）十分关注这方面内容，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制定一些详细的规则来解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问题。

（二）结合单位实际，制定职业年金过渡计划

1.单位补贴法。对于那些正处于过渡时期的人员来说，还剩下不到十年工作期，职业年金积累较少，事业单位对相应的职业年金进行一定程度的资金扶持和补贴。仍然是划定一定的时间段，作为将来的过渡时期（如过渡五年至 2029年9月30日）。在过渡期间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员，应该从退休之后的下一个月开始，职业年金个人账户先按照年限规定等额分月进行支取，支取完毕后，接着单位对其按照一定比例进行补贴。而2029年9月30日之后进入退休状态的职工，则依照个人账户相关额度按照月份对相关年金进行支取。这种方法的优点是管理比较简单，没有复杂的公式，职工比较好理解。这种缺点是事业单位要在未来承担较大的财务压力。

2.提高缴费基数法。即在 2024 年 9月30日之后退休的“中人”按照距离 2024 年 9月30日退休时间的远近来确定提高缴费基数的幅度，距离过渡期截止日期越远退休，提高缴费基数的幅度越小，反之亦然。这样能帮助距离过渡期近的“中人”快速积累职业年金账户资金，确保 2024 年 9月30日前后退休的工作人员职业年金待遇基本保持一致，不出现职业年金待遇“断崖式”下跌。

3.延长缴费年限法。对那些退休时间还有十年的员工，由于这部分人群已经接近退休状态，那么在退休之后，可以继续缴纳职业年金，所需费用，事业单位应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资金积累规模，应该进行适当的提升，使得想要对职业年金相关费用进行领取的职工能够不再缴费。这样做的好处主要是相关配套资金量不高，而弱点也存在，这主要是职工自己需要缴纳的量很高，从退休工资角度看，事业单位职工并没有很高的工资，那么要在退休之后仍坚持缴纳相关费用，那么退休之后的经济情况压力会很大。

（三）加强资金监管，提高经办管理服务能力

首先，应对事业单位领域的养老保险金进行监督管理。如在职业年金方面，能够进行相关管理工作的金融机构十分有限，对于那些并不合格的金融机构，相关政府机关应进行有效管理，从而使其全部退出职业年金基金管理资格之外。作为职业年金的监管主体机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等部门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使得投资运营更加开放，也更具有专业特色，使得职业年金能够实现多元化投资。同时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等机构，也应该对托管人与投管人进行管理，承担应有的监管的责任。

其次，从经办管理层面看，应完善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工作。政府领域应进行全面把握和安排，当然也能够进行专职机构的设置，优化相关社保经办管理，也可依托当前企业相关保险经办部门进行有效监管。此外还应进行有效统筹，将事业单位层面的养老保险与职业年金进行统一安排，适当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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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保险基层社保基金

一、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支付的目的和作用

目前，除了县级社会保险发展水平低因素外，上级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到位也是形成县级社保经办机构支付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支付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作用和效能不高；我县接到上级部门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支付，特别是一般性转移支付，大多为无条件拨款，对每一项资金的使用没有明确规定，造成了无序使用和应急而用转移支付资金的不良局面；这样，就无形中又导致：一是不注意区分不同用途发展情况，很多没有具体细化分配办法，主观随意性大，不科学，存在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支付不公平的现象，形成“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和“会哭的孩子多吃奶”之怪圈；二是由于享受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支付的项目与社会保险基金增收不挂钩，容易产生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支付“养懒汉”的负面影响，使部分项目在发展基本养老保险事业、做大社会保险基金“蛋糕”方面的压力和动力不足；三是缺乏效率，现在很多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支付，特别是专项资金都由上级社会保险基金管理部门直接分配到县级社保经办机构，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分配缺乏效率和公平程度；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支付项目多而复杂，结构也不尽合理。

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支付包括基金费用征收返还、原养老体制改革补助、过渡期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支付补助、各项基金结算补助和其他补助、补充基本养老保险资金补助、补贴等几项，大致可分为一般性补助和专项补助两大类。一般性补助没有给地方政府规定基金的具体使用方向，只是政府社会保险基金的一种补充，主要目的是用来平衡地方预算，满足地区基本开支的需要；专项转移支付补助规定了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方向，并且越来越多地附带一些条件，下级政府只能在规定基础上使用社会保险基金专项转移支付；目前的转移支付补助用于均等化或平衡化社会保险基金补助过低，用于专项补助或带专项性质的一般社会保险基金补助偏多，均衡力度不够，支付费用差距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一般转移支付中真正用于缩小各县之间养老保险费用支出差距的数额偏小，而为保持原养老保险体制地方既得利益（如社保经费开支）的补助数额偏大，使得基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均衡社会保险服务的能力减弱。

从各地一些贫困和经济欠发达或不发达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转移支付资金管理来看，所有的一般性转移支付都打入离退休工资专户（或保正常运转及公众社保经费专户）用于离退休待遇发放和运转经费的比率较高，如有结余滚动下年使用，这样上级所有的转移支付几乎都成为工资或运转经费的“专项”款，留给地方可用的发展社会保险基金微乎其微（有的几乎为零），极不利于提高和调动地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开展业务的积极性；转移支付中专项拨款的“条件化”使社会保险基金支付困难县难以接受；社会保险基金支付困难县本身的资金供求矛盾就十分突出，可用社会保险基金只能保离退休费用发放，除工资外的经费和发展社会保险事业的资金严重不足（有的几乎是零），这样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现状使县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保证上级专项资金的地方配套资金按规定及时足额到位，这里主要包括国家立项基本养老保险和重点社会保险项目资金、社会保险发展项目启动资金、内调人员调整待遇专项资金、社保机构经办人员培训专项资金、“调待人员”补充专项资金、工伤补充救济资金、年金专项资金等，大部分专项资金都要求地方社保经办机构按一定比例或其他方法予以配套；鉴于以上情况，社会保险基金征收困难县要争取到这些好的项目资金或拿到这些专项资金，就必须首先保证按比例拿出配套资金，否则不予安排；如果在项目执行或资金使用中配套资金不到位，将取消该项目或扣减相应数额的该项资金，甚至扣减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这种管理办法只会使地区间基本养老保险发展和离退休待遇支付进步的差距越来越大，社会保险的基金转移支付预算管理不规范。转移支付款项大部分在年度预算执行过程中下达，小部分在次年进行批复决算时明确，使县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将这部分资金及时做到年初预算当中，以致形成频繁的、大数额的预算指标追加和文件通知，特别是专项拨款追加，成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管理部门最多的日常繁杂业务，加重了“预算一年，一年预算”的现象，使年初预算乏力，不准确、不全面，造成预算为“估算”，年底决算与年初预算差别相当大，形成年末年初不可比的现象；这样的预算管理方式使各地方政府各项工作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被动和盲目一面，从而削弱了下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工作的主动性，使社会保险各项事业协调发展受到影响；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支付重拨款，轻监督和管理现象严重。

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支付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机制，一是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科学计算的程度少，主观经验的因素多；二是对转移支付资金，特别是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拔后的使用情况如何过问得少、检查得多；三是对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督和管理流于形式，没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审计系统，对资金的使用效果，还不能及时、准确地掌握详实、可靠的信息，不能作出有效评价；尤其是对经济不发达或欠发达以及贫困的县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基金征收面和征收数额本身就十分紧张和困难，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支付应向这部分地方适度倾斜，以便缩小地区间的社会保险发展差别和离退休待遇支付以及收入水平之差距，为更好地调动和促进一方社会保险事业的发展打下基础。

二、对规范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支付的思考

要建立最低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支付制度和各地间缩小差别机制，目前各个地方的发展很不均衡和平衡，要着手改变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支付以县级离退休工资待遇为补助口径，只要离退休人员工资待遇保住了，再增加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支付就比较困难的局面；要努力克服某些地方为达到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支付的目标，实现发达地方社会保险基金均衡化，减少各地之间离退休待遇支付差距，对下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必须由以县级的最低社会保险基金保障线为基础，县级社会保险基金正常运行的最低资金运行保障线应包括离退休人员待遇、基本的公众社保活动经费和业务经费、其他调待部分支出、必要的完善社保制度和企业改制项目支出，这是社会保险基金提供最低基本养老保险服务标准的底线；新增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支付对离退休待遇支付困难县不应留缺口。因上级出台政策造成县级基金收入的减少或支出的增加而新增的转移支付，对社会保险基金支付困难县应予以全额转移支付，否则将加重困难县资金调度的难度，形成新的资金缺口（如离退休费用待遇的调整、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国有企业改制增加待遇发放、下放审批权等给予的转移支付，对社会保险基金支付困难县要区别对待，按照经费与事权对称的原则，全额补助）；归并转移支付项目，优化转移支付的项目结构。

目前，要充分考虑这些地方社会保险事业发展能力弱、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增长慢、可供统筹安排支出的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严重匮乏的现实，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优先保障这些地方离退休人员工资待遇及国家机关正常运转所必需的经费之需要，以缓解过大的收支矛盾；可根据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不同地方困难程度，分别确定不同转移支付系数，将有限的资金分配到更急需的地方，实现转移支付均等化的目标，努力提高社会保险基金分配的总体效率；对上级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支付资金提前明确，以便县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纳入当年预算之中。对一般性转移支付基金，上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根据本级可用社会保险基金，在下级预算编制前提出指导性安排计划，使下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对本年度的社会保险资金做到心中有数，便于安排当年预算。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可实行项目备选制度；上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用于县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事业发展的各类专项资金，一律要建立项目，根据省和各地方的发展规划，每年从项目中选出下一年度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重点支持发展的项目，列入下一年度的本级预算中，并及时通知县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将上级已经确定的专项转移支付计划列入社会保险预算；要建立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支付效绩评价制度和考核监督制度。

一是根据目前转移支付基金的类型和用途，设计一套科学合理的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据此对转移支付基金的使用和效益情况进行绩效评价；如果实际使用情况没有达到应有的效益指标的，上级社会保险基金管理部门可暂缓拨付下一次的转移支付基金，并要求提出整改计划；如果整改后仍未达到规定要求的，可采取停拔该项资金或相应扣减一部分转移支付资金。

二是结合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性质和特点，设计一套操作性强的考核监督指标体系。考核对指标要侧重如何加强对资金的管理，并同相关经办人员的廉政建设与纠风工作相结合。如果由于资金管理不到位出现使用单位挤占、挪用、不按规定使用资金的，或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相关人员发生不廉洁行为的，除暂停使用或扣减转移支付资金外，对有关人员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更加规范和更高效益地用好有限社会保险转移支付基金，才能更好地发展一方社会保险事业和保持社会保险的稳定，才能进一步缩小地方（条属部门、单位之间等）的离退休养老待遇、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水平和发展社会保险整体项目这差距，才能更加利于激发各地方社会保险事业发展、基本养老保险收支平衡健康发展的活力以及参保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结束语

今后，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支付的项目越来越多，越来越细，一般性转移支付带有“专项”的多，可供县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自行支配的少；要逐步改变专项转移支付“撒胡椒面”式的“大锅饭”分配体制，逐步取消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各种不规范的“补助”和“基金返还”，建立科学规范的政府间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支付制度；各级政府和有转移支付能力的地方等可根据本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合理确定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的结构规模，压缩专项转移支付份额，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即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为补充，给基层县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更多的可自主安排用途的社会保险基金的空间，增强地方社会保险事业发展的主动性）；取消社会保险基金支付困难县专项转移支付要求配套的附加条件。社会保险基金支付困难县本来资金就比较紧张，越来越多的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要求地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予以配套，并且将是否配套作为考核的重要指标和下年度安排资金的重要依据，这样加剧了地方社会保险基金支付矛盾突出的局面；如养老保险专项基金、城镇个体人员退休待遇专项保障资金、社会保险基金扶持资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转移支付资金等都要求地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配套，这样的规定在社会保险基金支付困难县的可操作性非常差，笔者管见应予取消；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支付要充分体现对边远、中西部、贫困、革命老区、高海拔和社会保险基金支付困难县的倾斜与照顾。

参考文献：

[1]杜智民,李文雄,雷晓康.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问题探析[J].甘肃社会科学, 2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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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滞后与就业者权益的保护

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滞后，影响了非典型就业的发展，特别是在老年就业、非全日制就业、兼职就业和家政就业方面，由于制度发展不均衡，这些非典型就业行业的发展和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也存在不均衡的问题。

1．老年就业者目前，我国有许多超过退休年龄但仍受雇从事社会劳动的人员。①按照是否已经享有社会保险待遇，可以将超过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分两类:享有社会保险待遇超过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和不享有社会保险待遇超过退休年龄的劳动者。由于两类劳动性质受社会保险和劳动关系紧密联系原则的影响，其性质认定仍存在一定的误区。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这一规定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不应“按劳务关系处理”。从本质来看，用人单位和超过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之间存在着从属性的关系，实际上其与适龄劳动者没有本质的区别。第二，用人单位招用未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应该按劳动关系处理，还是按照劳务关系处理?最高院对此未置可否，实际上是放手来让各级法律或者劳动仲裁发挥能动性。这样实际上会破坏司法的统一性，消减司法的严肃性，加剧社会矛盾。第三，将超过退休年龄的劳动者的雇佣关系仅因其超过退休年龄就定性为劳务关系，会带来多方面的负面作用:(1)用人单位会倾向于雇用超过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因为这样可以节省社会保险费的支出，造成超过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挤占适龄劳动者劳动岗位的现象。(2)如果按照最高院的解释，已经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超过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受到伤害不构成工伤，这就加大了劳动者的劳动风险，如果用人单位对于伤害的结果没有责任，则可能无法获得补偿。

2．非全日制就业者我国将非全日制定义为每天工作一般在4小时之内，每周在24小时之内的为非全日制。国际社会的一般标准是，每周工作35小时之内的为非全日制，而日本的标准为工作时间低于全日制的就是非全日制。〔7〕目前主流观点认为，非全日制的用工形式适应了用人单位灵活用工和劳动者自主择业的需要，能够促进就业，这一点也为我国立法者所认同，《劳动合同法》宣传提纲也提出非全日制用工已成为促进就业的重要途径。目前《劳动合同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对于非全日制用人的规定，主要有这样几个问题。第一，规制的不适当会对下层劳动者构成压制。虽然有研究者提出，非全日制用工有四个方面的优点:增加劳动者收入，降低用人单位用工成本;随时终止用工，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有助于充分利用稀缺人才的特殊才能，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助于使劳动者得到多方面的锻炼，成为复合型的高素质人才。〔8〕但只有高端的劳动者才能获得这些益处。此外，我国现有的非全日制用工的规定容易造成变相“鼓励”用人单位采用这种“成本低、责任少”的用工形式，进而危及到原本应当实行全日制用工的岗位。〔9〕第二，目前对非全日制劳动者社会保险制度的设计不合理。对用人单位来说，选择与劳动者签订非全日制劳动合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非全日制劳动合同节约了社会保险成本。而目前来说，规定要求劳动者自己购买社会保险，大多数非全日制工人从事的是低收入岗位，如果劳动者因收入较低无法购买社会保险，其社会保险问题仍然是将来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有研究者提出，在社会保险待遇方面应当平等对待从事非全日制用工和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只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切实为非全日制劳动者参保缴费提供便利条件，采取灵活的缴费办法，保证劳动者社会保险关系和个人账户的接续和转移手续即可。〔10〕第三，随时解除劳动关系权的规定没有合理基础。对于劳动者而言，拥有一份工作不仅首先意味着经济来源有保障，往往还与其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紧密相关。虽然法律允许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与多个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但其中的任何一个劳动关系都可能对劳动者意义重大，而且劳动者完全可以选择只和一个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11〕随时解除劳动关系也不利于其及时招募替代劳动者，不利于用人单位经营的顺利持续。

3．兼职就业者我国目前的法律对于兼职限制较少，现有的限制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司法上对特定身份的劳动者兼职的限制;二是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对特定的劳动者通过协议进行兼职限制。此外法律没有限制。但如果允许一个人工作时间超出法定劳动时间，一方面，会损害该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尽管该劳动者为了获得收入自愿超时劳动)，另一方面，这样会导致占据岗位过多，挤占社会就业总量。法国规定，一个劳动者只能从事一个全日制工作，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每周总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4小时。我国也需要设置类似的规定限制，保护劳动者和促进就业。不同的兼职类型与其所涉社会保险问题大致有以下几种。第一是与两个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这里存在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劳动者在原单位从事全日制劳动关系的劳动或者在原单位保留劳动关系，原单位继续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其又在本地从事第二职业。这时劳动者拥有两个劳动关系，但因社会保险是属地管理，所以仅能缴纳一个社会保险。二是劳动者在原单位保留劳动关系，原单位继续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形下，其在统筹地区外就业。这种情形下劳动者可以再获得一份社会保险，但由于劳动者难以将两个社会保险合并，所以很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约定不要保险而获得工资上的优待。第二是既在事业单位工作又在企业就业的劳动者。这种情况下，事业单位的劳动者在事业单位有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和工伤的保障，但是由于事业单位职员社会保险与企业之间的社会保险并没有关联，很多地方不向兼职的人员办理企业社会保险，即使给劳动者办理了社会保险，劳动者也难以将两个保险待遇合并。第三是在校生的兼职就业。其中从事兼职就业的主要是大学生和硕士研究生。对于大学生勤工助学，我国有关部门认为“倡导和组织大学生在课余时间通过参加勤工助学活动获取合法报酬，是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推进素质教育全面实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举措”①。但是对大学生从事勤工助学岗位工作和为社会赢利机构工作应加以区别。如果在校生为社会赢利单位工作构成全日制标准，应当认定其为全日制劳动者，构成非全日制标准的，应认定为非全日制劳动者。

4．家政劳动者根据市场中的分类，家政工一般分为三类:一是家庭保姆(分为住家型和非住家型);二是月嫂;三是钟点工。这三种类型的家政工按照其和雇主之间的法律关系来分，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家政工和雇主之间直接形成传统的民事法律关系;二是家政工与家政公司之间形成劳动关系，由家政公司指派到雇主家庭工作。这种法律关系的形式称之为劳务派遣形式的家政工，但从实质上考察，他们和《劳动合同法》中规定的家政工还是有区别的。②目前我国仍采取传统的思路，没有将家政劳动看做一种新的行业。地方立法大多在家政行业实行员工制，但从调查情况来看，员工制的家政工还很少。

平衡保护与非典型就业的保障

在国外，非典型就业的根本原因在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和服务业需求的不断增加。其原因在于:(1)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对服务产品的需求，在基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为实现自身价值或自我发展的服务需求将不断产生，例如旅游、高等教育、休闲、健身等。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用于此类消费需求的收入比重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2)城市是服务业发展的集中地，城市人口居住相对集中，从而为服务行业的产业化经营奠定了基础，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除了收入水平较高、具备消费水平较高的服务产品的需求能力外，城市居民也改变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其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都必须通过市场或交换来得到满足。〔12〕因此，我国从现实背景来看，正面临着第三产业发展的时期，也同时面临着更大的就业压力，需要将两者结合才能释放就业压力。在第三产业中，服务业是非典型就业的主要领域。要发展非典型就业，就要优化非典型就业的法制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非典型就业的发展。在德国的非典型就业保护中，其规定了平等保护的原则。〔13〕但就目前的情形来看，非典型就业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就业平衡保护问题。就业自由和就业促进要建立在立法平衡保护的基础上，只有各类劳动力直接的、法定的使用成本是均衡的，劳动力才能均衡地、自由地流动，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就业增加，否则，便不能达成促进就业的目标。这里所说的平衡，一是指成本的平衡，即，对用人单位来说，无论其雇用的是哪一类非典型用工，无论是雇用的典型用工还是非典型用工，其成本的构成应是一样的。这样，用人单位便不会尽量用一种低成本形式的用工去否定高成本形式的用工，人为地造成用工的不平衡;二是指社会保障的平衡，即，对劳动者来说，无论是从事非典型雇用还是从事典型雇用，均能获得同样的保障，这样，劳动者才能在各种不同的用工形式中自由地流动。这种流动是基于自由意志的流动，而不是被动地在被挤压状态下的流动。就目前的典型就业和非典型就业的关系来看，以上两个方面的不平衡的同时存在，造成了以下的问题。

第一，由于非典型就业在社会保险方面的缺陷，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的签属上，多倾向于把典型就业非典型化，这就人为地挤压了典型的正规就业。由于非全日制劳动者的社会保险需要自理，且解雇方便，无需理由，无需提前通知，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在劳动合同签属后，用人单位把处于模糊地带、性质不明、以前作为全日制就业对待的就业，以非全日制就业加以明确。这使非全日制就业增加，全日制就业减少，在就业总量并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劳动者所获得的社会保障则变少。这主要表现在一些特别的岗位，如清洁工、送报员、送奶工等岗位。

第二，劳动派遣中的缺陷，使非典型用工代替全日制用工。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劳务派遣。由于派遣可以异地进行，而各地的社会保险缴费最低基数不一，发达地区高，不发达地区低。这样，一些劳务派遣机构在不发达地区注册劳务派遣机构，再和发达地区的用工企业联系，使其将原本直接雇用的劳动者转化为派遣工，从而达到替用人单位节约成本、劳务派遣赚取费的目的，但这样严重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此种现象产生于制度设计的缺陷，亟待有关部门加以规范。

第三，由于制度设计未考虑均衡的因素，导致以所谓的“劳务关系用工”代替劳动关系用工的现象出现。这表现为，一些用人单位愿意使用退休职工、在校大学生、在校高职生等代替正规的、需要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因用人单位使用这些用工，不仅可以不缴纳社会保险费，而且不用适用劳动法。然而，从劳动者保护的角度来看，这使得不属于待业的人员占用了待业者的劳动岗位，而且还可能导致工伤等社会保险问题难以适用劳动法来解决。以再就业的退休人员为例，从其本质属性来看，除了具备退休人员身份外，在劳动过程中，其劳动和其他同事的劳动没有任何区别。但如果其工伤要按民事法律的过错责任来解决，则有悖公平公正。

第四，社会保险制度的滞后对新型的社会化岗位的发展已构成障碍。以家政工为例，在社会劳动模式的变迁下，家庭用工已经从传统的保姆和佣人，变成了新的社会背景下的产业工人，是家政行业的劳动者。而从目前的制度设计上看，自雇型和中介型的家政工目前均无法纳入我国现存的社会保险制度，员工制的家政工不到家政工总数的5%。这种现象一方面抬高了家政工的价格，阻碍了更多的家庭使用家政工，另一方面也阻碍了这一行业就业的快速发展。对于非全日制用工，一是在社会保险方面完全可以按照“百分比参照全日制的数额”来缴纳。在社会保险上为非全日制劳动者建立账户，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按照比例缴纳。如果劳动者在一个以上的用人单位提供劳动，不同的用人单位可以将社会保险费缴纳到劳动者账户上，在劳动者的账户中表明哪一用人单位缴纳即可。此外，相关的配套制度也需要完善，一是用人单位要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①，二是在解雇保护上加大平衡保护制度的设计。

对于退休工和在校生等应依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如果顶编顶岗地从事有收入的劳动，则本质上属于劳动关系。在立法上应以平衡保护理论为指导雇用此类人员，虽然受雇人士身份特殊，但用人单位不能因此特殊对待。从平衡保护的成本来看，在雇用退休工(包括享受退休待遇的和不享受退休待遇的退休工)和在校大学生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承担社会保险费。和事业保险制度的要求相同，农民工不缴纳失业保险金，但用人单位不能因雇用的是农民工而不缴纳失业保险费，仍应按照工资总额的2%缴纳失业保险费，以免用人单位为节省成本而挤压对于城市工的雇用。在用人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基础上，给予退休工和在校生以适当的保障，具体而言，如果退休劳动者和在校生在工作过程中受伤，应给予他们以工伤保险待遇。理由有二:(1)他们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劳动关系，具有劳动关系所具有的本质属性———从属性;(2)用人单位已经就他们的雇用缴纳了工伤保险费，工伤保险基金因此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未享受退休待遇的老年劳动者，在其结束在用人单位的受雇时，用人单位应将因其雇用而缴纳的养老保险金中形成的劳动者个人保障金一次性地返还给劳动者，以补贴其生活。

篇4

一、我国关于两类立法相互关系的各种观点及其评析

概括我国关于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相互关系的各种看法，大致可以归为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劳动法包括保障的；二是认为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相互交叉；三是认为劳动法从属于社会保障法。

在我国，“社会保障法”是伴随着市场而提出的一个范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并无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法。“劳动法”在我国则可以说是渊源流长。我国在劳动法调整对象上存在着某些不恰当的扩大，正是这种扩大涵盖了保障内容，这种扩大可以概括为内在式的和外在式的。所谓“内在式的”扩大，也可以称之为“劳动关系广义说”，是扩大了对劳动关系的认识，将一些保障内容加入劳动关系的范围，并形成第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劳动法中较为流行。所谓“外在式的”扩大，可以说是“劳动法调整对象广义说”，是将劳动关系以外的一些社会保障关系纳入劳动法的调整对象，并形成了第二种观点。这种观点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劳动法中较为流行。当前，随着“社会保障法”这一概念被我国逐步接受，又出现了扩大：“社会保障法”的调整对象的倾向，我们可称之为“社会保障法调整对象的广义说”，并形成上述第三种观点。笔者认为这三种观点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种观点：劳动关系包含了保障福利内容

“劳动关系”有时也称之为“劳资关系”“劳雇关系”“劳使关系”等等。的一些学者认为，“劳动关系”是以劳动为中心所展开，着重劳动力、劳动者为本位的思考；“劳资关系”含有对立意味，因为劳方资方的界限分明，其所展开的关系包含一致性与冲突性在内；“劳雇关系”以雇佣的法律关系为基础，重点在权利义务之结构；“劳使关系”则已将的所有的价值意味予以排除，只剩下技术性涵义。（注：黄越钦：《劳动法论》，（台湾）国立大学劳工所发行，1993年修订版，第9页。）我国大陆的学者一般只使用“劳动关系”的概念。劳动关系的概念的模糊性给我国劳动法学者以填塞的空间。20世纪80年代，我国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是对劳动关系作扩大的理解，构成“劳动关系广义说”。正是这种不恰当的扩大，使保障福利内容完全纳入劳动关系，也使社会保障法的范畴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

“我们这里所说的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在实现过程时和劳动力使用者即、事业、机关、团体等单位行政之间所发生的关系。由于生产社会化，劳动关系的概念也就扩大了，它不仅包括直接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劳动关系，而且也包括监督、协调、管理等方面所发生的劳动关系。”（注：详见穆镇汉、候文学：《劳动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载劳动法学研究会编：《劳动法论文集》，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在这里，劳动关系内容中加入了在监督、协调、管理方面的社会关系。在解释这种关系时，指出劳动关系除了包括工时、休假、劳动报酬、职工培训、劳动保护、劳动纪律等内容外，还包括：“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由于主客观原因，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时，必须给以物质帮助，在法律形式上表现为劳动保险制度。”

很多劳动法的教科书将“劳动法律关系具有长期性”作为一大特点来概括：“其他法律部门的法律关系，一般都是有一定期限的。例如民事法律关系就有一定的期限，不会无限期存在。而劳动法的某些法律关系，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劳动法律关系，一般是在劳动者参加劳动后，在劳动者的终生期间内存在的（例如从工人参加劳动时起，他与企业间就发生劳动关系，退休后仍与企业有一定的法律关系，直到死亡为止。）。”（注：谢怀械、陈明陕：《劳动法简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这一在我们日常的称谓中也有体现，如“退休职工”、“退休工资”、“企业行政”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劳动关系广义说”的观点在十年后仍为人所重复，在由正、副两位劳动部部长主编的著作中称：“所谓劳动关系，是指人们为了实现生产劳动而对劳动力占有、支配、使用、交换和管理所形成的一种关系。包括直接劳动关系和间接劳动关系。”“劳动关系作为一种生产关系，涉及的是最广泛最普遍的社会关系和关系，贯穿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工作的全过程，渗透在经济工作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上。”（注：李伯勇、张左己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讲座》第4页。）

“劳动关系广义说”是我国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一种通说，有着体制上的原因。由于我国传统劳动法学的严重滞后，我国劳动法学的一些观点，虽然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但实际上反映的却是我国长期形成的体制弊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单位、个人形成一种纵向序列，每一个劳动者客观上都被囿于“单位”这一狭小的空间。单位人是以强调不平等性为特征的。我国长期以来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单位本身不负盈亏，只是国家管理的一个层次，单位与职工的关系就完全成为控制与被控制、管理与被管理、服务与被服务的格局，同时也成为保障与被保障的关系。劳动者正是通过对单位的依附，来依附于国家。这种依附体现在职工保障方面，表现为不存在社会保障，而由“单位办保险”“单位办救助”。单位对职工采取生老病死的“全包”政策，即由单位承担职工养老、工伤、医疗、生育保险的所有费用和事务管理责任。各项保险主要在用人单位内部进行，资金的来源渠道单一，缺乏调剂功能。某些社会救济的也由单位承担。

当着国家权力被理解为可以通过“单位”这一中介环节，随时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领域时，国家必然直接面对民众，社会空间几乎不存在，整个社会都被国家化了。劳动者作为单位人，必然带来劳动关系的扩大化。严格说来这时的劳动关系可以说是一种行政劳动关系，即形式上是劳动关系，而内容上却是行政性的。由于不存在社会空间，因此也不存在社会保障法。我国虽然50年代就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但这一规定顺理成章的成为劳动法的组成部分。

随着市场经济，企业有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企业办保险”的状况就难以维持。首先，它使不同类型企业特别是新老企业之间的社会保险费用畸轻畸重，非公有制企业则不承担社会保险费用，严重了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其次，对职工来说，所在的企业可能有兴有衰，甚至有可能倒闭、破产、如果个人的社会保险系企业于一身，风险依然很大。最后，形成了职工对国家和企业的严重依赖心理，它与固定工制度相结合，使企业人员能进不能出，该破产的企业不能破产，严重影响了企业活力和经营机制的转变。因此，在劳动力不断流动的情况下，职工与非职工的身份经常转换，不能只有用人单位内部的保险，没有用人单位外部的保险。随着改革，我国的劳动保险制度，增加了调剂功能，即加强互济性；提高了社会化程度，即加强社会性，从而建立起社会保险制度。这些改革也使“劳动关系广义说”不再成为主流观点，代之而起的是“劳动法调整对象的广义说”，即认为社会保险关系应当受到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双重调整。

第二种观点是：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相互交叉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相互交叉”的观点，是伴随着我国社会保障的制度的逐步形成而产生的一种观点。形成这种观点的最直接的立法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将“社会保险和福利”作为其一个章节来进行规定。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公布，我国在劳动法学的理论上，不再认为保险关系属于劳动关系的组成部分，一般认为社会保险关系虽然不是一种劳动关系，但由于这种关系与劳动关系密切联系而被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这种观点可以说是“劳动法调整对象广义说”。，社会保障法与劳动法的交叉观点是我国最为流行的观点。 劳动法是并行的两个部门。社会保险法是社会保障法的下属法律之一，它的适用范围中涉及工资劳动者的部分，同时又是劳动法所包含的内容。劳动法对这部分内容作出规定是必要的，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对这部分内容的调整出现重合和交叉，是完全正常的。”（注：史探径主编：《社会保障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劳动法调整对象的广义说”主要是从两个法适用范围上的交叉来论证的。他们认为：“社会保险法有适用于城镇和两种法律的不同，城镇社会保险法的适用对象中不仅包括工资劳动者，还应包括个体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甚至私营企业主等等。我国的劳动法适用于企业和个体经济组织中已建立起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不用说适用于农村的社会保险法，即使适用于城镇的社会保险法，其实施范围也应远远超过劳动法的适用范围。”（注：史探径主编：《社会保障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7页。）

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未从两个法的调整机制上来进行，因此也就无法回答为什么保险法在已经纳入社会保障法体系的同时，还有什么必要再纳入劳动法来重复规范。显然这种观点的立论依据是现行立法，这就有必要对现行立法的形成原因进行一些研究。

保障体制改革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它要确立新的保障关系，而且是要在旧的保障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新型关系，实际上是要对原已存在的劳动关系进行再构造。这种再构造所形成的新的利益机制，难免和原来的利益机制相矛盾。新、旧利益机制的冲撞使劳动关系呈现出不规范的特征。这种状况使社会保障制度难以一步到位的普遍推行。为了不使劳动者的保障出现真空，我国采取了先立后废，此消彼长的作法，即先建立一项新社会保险制度，然后才废除相应的单位保险。有时在一项社会保险中还会共容两种制度，如养老保险中的“老人老办法、中人中办法、新人新办法”；医疗保险中住院、大病采取社会保险的办法，而门诊中采取单位保险的办法。这种渐进的状态也反映在我国1994年公布，1995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将“社会保险和福利”作为一个专章来进行规定。可见，将这种居于渐进状态的立法作为一种依据，本身是不够的。

第三种观点：劳动法从属于社会保障法

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保障法应当是劳动法的上位法，将劳动法附属于社会保障法。“劳动者是人群中的核心和精华，从一定意义上讲，保护劳动者就是保障人类的生存与，据此，有理由把劳动法纳入社会保障的范畴。”（注：肖方杨：《论我国的社会保障及其法律体系》，载《江淮论坛》1994年第6期。）“社会保障法以保证劳动者充分就业为宗旨，规定劳动者参与活动的权利和义务，建立以劳动者福利为目标的保险体系。因此，社会保障法主要由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为组成部分。”（注：谢培栋主编：《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法制出版社1994年版，第227页。）这种观点可称之为“社会保障法调整对象的广义说”。

我国改革开放是市民社会的一个艰难发育过程，私法也在公法框架里顽强地生成，社会、个人、国家的多元关系的逐步形成，显示出了一种客观趋势。可以说，到50年代中后期，一个相对独立的，带有一定程度自治性的社会已不复存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促成了国家与社会间的结构分化，尤其是以产权的多元化和经济运作市场化为基本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则直接促进了一个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形成。它表现在社会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提供发展和机会的源泉，个人对国家的依附性明显降低，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逐步形成；民营以及较为独立的企业家阶层、个体户阶层以及知识阶层，都有明显的发展；民间社会组织化程度增强，工会、商会、保护消费者协会等一些中间组织已开始在经济活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劳动领域中，我国通过推行劳动合同、集体合同，而使劳动关系溶入私法因素。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改革开放的2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并仍要发生重大变迁，改革前重国家、轻社会的模式已经改变，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开始形成。同时，我国通过改革劳动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的一系列改革，拓展出社会空间，也使劳动关系与社会保障关系有了重大的区别。如果这时将劳动法作为社会保障法的一部分，就有可能过份强调国家在其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走回老路。

二、从调整对象与调整方式上透视两类立法的关系

笔者认为，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应当是相互独立、相互并列的两个法律部门。两个法在一定阶段虽有交叉，但这并不是一种常态。从上述三种流行观点暴露出来的一个突出是未从调整对象与调整机制的角度对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关系进行研究。其实，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将形成完全不同的调整对象与调整方式。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保障法与"（一）两类立法在调整对象上的区别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在调整对象有根本的差异。以社会保障中与劳动法较为接近的社会保险为例，可以概括出两者的区别：

第一，性质不同。劳动关系与劳动过程相联系，社会保险关系与社会保障相联系。

第二，主体不同。劳动关系涉及的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双方关系，而社会保险关系涉及的关系则更为复杂。在养老保险中至少涉及国家、保险经办机构、用人单位、劳动者四方主体；在医疗保险中则更涉及、药店等一些主体。

第三，不同。随着市场的，劳动关系具有多重性，即一个劳动者可以建立多个劳动关系；基本的社会保险关系具有单一性，一个劳动者只能建立一个社会保险关系。

第四，后果不同。劳动关系引发的劳动争议，由于具有某些私法关系的特点，主要适用民事程序来解决；社会保险争议引发的争议，由于具有较强的公法性，应主要采用行政诉讼程序。

（二）两类立法在调整模式上的区别

作为我国劳动法调整对象的劳动关系是兼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性质，兼有平等关系和隶属关系特征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的特点，决定劳动法是公法与私法相溶合而产生的部门，也决定了劳动关系的调整适用基准制度、合同制度。随着法律制度的实施，劳动关系将纳入一种多层次的调整模式。这一调整模式由三个层次构成：

第一层次是宏观的层次，涉及全部劳动关系。劳动力是作为社会的劳动力来进行规定。国家根据劳动关系具有隶属关系和人身关系的特点，制定适用于全部用人单位和全体劳动者的劳动基准法。劳动基准法在立法上以强制性规范为主要特点。劳动法通过倾斜立法的方式保障劳动者的权利，用人单位可以优于但不能劣于基准法所规定的标准。例如，在工资立法中，规定下限，确定最低工资，用人单位确定的工资，只能高于规定，不能低于规定；在工时立法中，规定上限，确定最高工时，用人单位确定的工时只能短于规定，不能长于规定。劳动基准法是关于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的法定内容，这部分法定权利、义务是对约定权利、义务的限制。我国将过去对劳动关系的全面规定，改变为一种最低标准的立法，既能使劳动者得到最基本的保护，也为劳动关系当事人的平等协商、用人单位行使自主权留下充分余地。劳动基准法在三个层次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对违反劳动基准法的行为，应建立起一套以劳动监察为核心的，强制程度很高的执法体系。

第二层次是中观的层次，涉及集体劳动关系。劳动力是作为集体的劳动力来进行规定。劳动关系具有财产关系和平等关系的属性，决定了这种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即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须以物质利益为动因，进行协商。劳动法中的任意性规范，给劳动关系当事人的协商提供了依据。然而，劳动关系具有隶属关系的属性，劳动者处于相对弱者的地位，又使这种协商难以安全作为一种个别劳动关系来平等进行。劳动关系具有人身关系的特点更使这种失衡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劳动者个人意志通过劳动者团体表现出来，由劳动者团体代表劳动者与劳动力使用者交涉劳动过程中的事宜。集体劳动关系的出现有助于克服个别劳动关系的内在不平衡。劳动者组织成为工会与用人单位签订集体合同。集体合同是在劳动基准法的基础上，对该用人单位全体劳动者的整体内容进行约定。集体合同的法律效力低于劳动基准法，而高于劳动合同，因集体合同产生的争议，适用调解和仲裁程序，当事人在法定范围内，可以处置自己的权益。

第三层次是微观的层次，涉及个别劳动关系。劳动力是作为个体的劳动力来进行规定。劳动者个人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是在劳动基准法和集体合同的基础上，对劳动者个别的劳动关系进行约定。劳动合同的效力低于集体合同。在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劳动关系的当事人在劳动基准法和集体合同限定的范围内，有权处置自己的权益。通过劳动合同的签订、履行、终止以及变更、解除，调节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既能使劳动者有一定的择业和流动自由，又能制约劳动者在合同期履行劳动义务和完成应尽职责，从而使劳动力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合理的流动性。

保障法从调整模式上看则更强调国家的作用。社会保障包括三方面的，即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这三方面也构成三个层次。

社会救济是由代表国家的有关部门（如民政部门）向因意外条件或灾害等原因造成的生活困难给予物质帮助的一种形式，例如，对因自然灾害造成的部分地区、部分居民的暂时困难的资助，对残废军人和军烈属抚恤和照顾，对残废公民生活提供的部分资助等等。社会救济也是社会保障中的最低的层次。

社会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确立的，以保险形式实行的，对于因丧失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而不能劳动或暂时中断劳动的劳动者提供一定的物质帮助或相应的补偿，使其至少能维护基本生活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险也是社会保障中的中间的层次。

社会福利是国家、地方或社会团体举办的以全体成员为对象的福利事业，如、文化、、卫生设施、环境保护等等。这是社会保障中的最高层次。

社会保障的其他方面相比，社会福利是普遍保障制度；社会救济是依据情况调查而实行的保障制度；社会保险是以曾经存在的劳动关系为基础而确立的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也被称为“安全网”，如果我们以三个层次作为纵座标，以就业保障、健康保障、养老保障、妇幼保障、最低生活保障等等内容为横座标。可以编织成一张以国家管理为中枢的社会保障网。

三、从改革趋势上透视两者的关系

当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边缘不清时，就难以对各类关系，尤其是国家的作用做出清晰的描绘。恰当定位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相互关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清改革的思路。在我国改革家职责恰当定位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所要解决的问题，在总体趋势上是不同的。前者是国家“退位”不够，主要应解决“国家该退位的地方应当退位”；后者是国家“进位”不够，则更要注意“国家该进位的地方应当进位”。

（一）国家该退位的地方应当退位。

在劳动法的调整上，我国长期来存在的问题是行政因素过重，在改革过程中虽有较大的改进，但仍存在一系列问题，国家仍需进一步退位。，劳动关系中还存有大量的行政审查，例如：在劳动关系建立时一些地方执行强制鉴证，招、退工的行政审查程序；在劳动报酬中实行的工资总额管制；在特殊工时中实行的行政审批等等，使劳动关系建立与运行中融入大量行政因素。劳动关系的产生、结束与运行不应当是三方关系，而只应当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双方关系。尤其要突破的是国家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规定每个劳动者只能建立一种劳动关系的观念。

按照传统劳动法学的理解，一个人只能有一种劳动关系。我国所有的劳动管理均是按这一思路来设计的。然而，市场经济的使“一个劳动者只能形成一种劳动关系”的观念有了全方位的突破。一个劳动者事实上已出现了多重劳动关系。一个人同时保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劳动关系时，各个劳动关系可有三种衔接形式。(1)并列衔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劳动关系以钟点工的形式并列衔接。如一个劳动者在甲单位从事四小时劳动，而在乙单位从事四小时劳动。(2)主从衔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劳动关系以主职与兼职的形式衔接。目前人员的兼职劳动是最典型的形式。当着科技人员在用人单位的指挥之下从事第二职业时，其实形成了多重劳动关系。(3)虚实衔接。两个劳动关系以一个与劳动过程相联系，一个不与劳动过程相联系的形式相衔接。最典型的形式就是“待工”的劳动者保留与原单位的劳动关系（不与劳动过程相联系），并另与新的用人单位建立实的劳动关系（与劳动过程相联系）。这是劳动制度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过渡形式。

当着现实逻辑与观念逻辑发生冲突时，需要重新审视的恰恰是观念的逻辑。“一个劳动者只能形成一种劳动关系”这种观点在计划经济无疑是恰当的。在那时，一个劳动者出现了多重劳动关系，国家将很难进行统一的管理。今天，当着劳动力通过市场来进行配置，为了使人尽其才，一个人存在多重劳动关系恰恰是一种常态。正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对“一个劳动者只能形成一种劳动关系”的观念进行全方位的突破。

允许一个劳动者同时建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劳动关系，对我国的劳动管理和保障制度会带来有益的。在用工管理方面，应当允许一个劳动者同两个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当然两单位工作时间总和不应超过现行的工时制度；在工资管理方面，各地在公布和调整最低工资时，应同时公布月最低工资标准和时最低工资标准，如果一个职工每天在甲乙各工作四小时的话，甲单位或乙单位都只按月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五十来执行；在社会保障方面，缴费关系应当与工资关系挂钩，以养老保险为例，每个劳动者固然只能有一个个人帐户，但应要求多个用人单位根据劳动者工资的一定比例向这一劳动者的个人帐户缴纳养老保险费，从而保障劳动者的利益。

（二）国家该进位的地方应当进位

与劳动法相比，我国社会保障法的突出的是国家有一些该到位的领域尚未到位。

首先，立法者没有设置有效的刑事立法来保障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我国在修改后的刑法中并没有对严重危害社会保险制度的各类违法行为予以明确规定，而只是混同于普通刑事犯罪行为。在少数的行政法规或行政规章中，制裁力度也较弱。实践证明，这种立法的滞后，已经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以致于使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困难，挪用严重。

其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缺乏承担“使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任务的主体资格。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74条规定“社会保险基金经办机构依照规定，管理和运营社会基金，并负使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责任。”但是，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中，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只是隶属于国家机关的一个事业单位，其地位决定了它难以承担“使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任务。事实上，许多地方和主管部门运用社会保险基金搞生产投资，基本建设投资或是财政挪用并逾期不归已成司空见惯的现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本难以有所作为。

再次，长期以来，国家将理应承担的职工养老保险改革的成本予以转嫁。对于稳性养老金债务，各国一般都认为是国家的应承担的责任。所谓隐性养老金债务，是指一种养老金制度终止实施时应承担的现时退休者的养老金和根据在职职工过去工作年限所承诺的未来养老金的支付责任。各国一般采用诸如国家财政补贴、国有资产补偿、政府发行国债后征税兑付国债等方式予以弥补隐性养老金债务。近年来，我国虽然对这一问题有所认识，但由于长期拖欠，已使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大大增加。

篇5

一、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的计算方法

工资、薪金所得在计算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时适用超额累进税率，税率为3%至45%。上表所称全月应纳税所得额，是指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3500元以及附加减除费用后的余额。对在中国境内无住所而在中国境内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纳税义务人和在中国境内有住所而在中国境外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纳税义务人，可以根据其平均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以及汇率变化情况确定附加减除费用，附加减除费用适用的范围和标准由国务院规定。《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附加减除费用的标准为1300元。对于个人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包括年终加薪、实行年薪制和绩效工资办法的单位根据考核情况兑现的年薪和绩效工资，国税发［2005］9号文件规定，应作为单独一个月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具体办法是以全年一次性奖金减除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低于费用扣除额的差额后的余额，除以12个月，按其商数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对无住所个人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如果该个人当月在我国境内没有纳税义务，或者该个人由于出入境原因导致当月在我国工作时间不满一个月的仍按照国税发［1996］183号文件计算纳税。

二、工资薪金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

（一）认真解读《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用好用足免纳、减征政策《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军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补贴、津贴，福利费、抚恤金、救济金，保险赔款，军人的转业费、复员费，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干部、职工的安家费、退职费、退休工资、离休工资、离休生活补助费，依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应予免税的各国驻华使馆、领事馆的外交代表、领事官员和其他人员的所得，中国政府参加的国际公约、签订的协议中规定免税的所得，经国务院财政部门批准免税的所得，免纳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还规定，残疾、孤老人员和烈属的所得，或因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损失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可以减征个人所得税，其他经国务院财政部门批准减税的可以减征个人所得税。个人将其所得通过中国境内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以及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地区、贫困地区的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以及单位为个人缴付和个人缴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可以从纳税义务人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还规定，在中国境内无住所，但是居住一年以上五年以下的个人，其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可以只就由中国境内公司、企业以及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支付的部分缴纳个人所得税；居住超过五年的个人，从第六年起，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外的全部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但是在一个纳税年度中在中国境内连续或者累计居住不超过90日的个人，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由境外雇主支付并且不由该雇主在中国境内的机构、场所负担的部分，免予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纳税义务人从中国境外取得的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应按规定在其应纳税额中扣除《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纳税义务人从中国境外取得的所得，应区别不同国家或者地区和不同所得项目按照规定的费用扣除标准和适用税率计算应纳税额。同一国家或者地区内不同所得项目的应纳税额之和，为该国家或者地区的扣除限额。纳税义务人在中国境外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实际已经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超过该国家或者地区扣除限额的，其超过部分不得在本纳税年度的应纳税额中扣除，但是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的该国家或者地区扣除限额的余额中补扣，补扣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所以，纳税义务人应当按国家或者地区分别保管好境外税务机关填发的完税凭证原件，以便在以后纳税年度的该国家或者地区扣除限额的余额中申请补扣。

（三）做好月度薪酬测算，尽可能缩小员工每月工资、薪金所得差距，避免因每月工资、薪金所得差距过大导致适用税率波动跨界，从而增加纳税人税负［例1］A纳税人3月份工资、薪金所得8500元，4月份2500元，B纳税人3月份工资、薪金所得5400元，4月份5600元。分别计算A、B纳税人3、4月份的应纳税额如下：A纳税人3、4月份的应纳税额=（8500-3500）×20%-555=445（元）B纳税人3、4月份的应纳税额=（5400-3500）×10%-105+（5600-3500）×10%-105=190（元）可以看出，A纳税人3月份工资、薪金所得较高，应纳税所得额5000元，适用税率达到20%，4月份工资、薪金所得较低，还没有达到可以减除的费用标准，两个月应纳税额合计445元；B纳税人两个月的工资、薪金所得水平较接近，应纳税所得额分别为1900元、2100元，均适用10%的税率，两个月应纳税额合计190元。A、B两个纳税人3、4月份工资、薪金所得总额均为11000元，但A纳税人因为两个月工资、薪金所得差距较大，3月份适用税率较高，比工资、薪金所得两个月较为接近的B纳税人多交了255元。

（四）做好年终奖金测算，按月适当预发、年度终了结算，可以降低采用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税办法的适用税率，从而减少纳税人应纳税额［例2］A纳税人1～12月份每月工资、薪金所得4500元，年终奖金24000元在次年1月份发放，发放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也是4500元；B纳税人1～12月份每月工资、薪金所得4500元，每月预发奖金1500元，次年1月份发放奖金6000元，发放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也是4500元。A、B纳税人次年1月份工资、薪金所得均超过了3500元，不存在因发放当月的工资、薪金所得低于费用扣除额而需要“减除发放的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与费用扣除额的差额”的情形。A纳税人1～12月份应纳税额=（4500-3500）×3%×12=360（元）A纳税人采用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税办法的月平均数为24000÷12=2000（元），适用税率10%。A纳税人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纳税额=24000×10%-105=2295（元）A纳税人全年应纳税额=360+2295=2655（元）B纳税人采用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税办法的月平均数为6000÷12=500（元），适用税率3%。B纳税人全年应纳税额=［（4500+1500-3500）×10%-105］×12+6000×3%=1740+180=1920（元）可以看出，B纳税人由于每月预发奖金1500元，虽然每月适用税率由3%提高到了10%，但全年一次性奖金的适用税率却由10%降为了3%，全年应纳税额反而比A纳税人少了275元。

（五）将采用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税办法的年终奖金除以12个月后的商数与税率临界点的零头差额滞后次月发放，降低适用税率从而降低应纳税额［例3］A纳税人每月工资、薪金所得4500元，年终奖金54012元，于次年1月发放。A纳税人全年一次性奖金54012元除以12个月，商数为4501元，适用20%的税率，应纳税额=54012×20%-555=10247.40（元）假设A纳税人年终奖金次年1月发放54000元，次年2月发放12元，A纳税人采用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税办法的54000元除以12的商数为4500元，适用税率为10%，应纳税额=54000×10%-105=5295（元）由于12元滞后发放，导致次年2月多交的应纳税额=（4512-3500）×3%-（4500-3500）×3%=0.36（元）10247.40-（5295+0.36）=4952.04（元）可以看出，由于规避了采用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税办法的适用税率的临界点问题，A纳税人应纳税额降低了4952.04

（六）员工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两处或两处以上取得年终奖金时，可以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纳税方案由于每个纳税人一个纳税年度内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税办法只允许采用一次，纳税人在两处或两处以上取得年终奖金时，可以选择年终奖金金额较大的一处采用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税办法。［例4］某纳税人1～4月在A单位工作，5～10月在B单位工作，11～12月在C单位工作，次年1月分别从A、B、C单位取得6000元、30000元、4000元的年终奖金，次年1月在C单位工资、薪金所得5000元。假设纳税人选择A单位计算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纳税额，月平均数为6000÷12=500（元），适用税率3%。该纳税人次年1月的应纳税额=6000×3%+（30000+4000+5000-3500）×30%-2755=8075（元）假设纳税人选择B单位计算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纳税额，月平均数为30000÷12=2500（元），适用税率10%。该纳税人次年1月的应纳税额=30000×10%-105+（6000+4000+5000-3500）×25%-1005=4765（元）假设纳税人选择C单位计算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纳税额，月平均数为4000÷12=333.33（元），适用税率3%。该纳税人次年1月的应纳税额=4000×3%+（6000+30000+5000-3500）×30%-2755=8495（元）可以看出，选择年终奖金金额较大的B单位采用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税办法，该纳税人应纳税额最低，分别比选择A单位和C单位低了3310元和3730元。

（七）如果员工的年终奖金金额过大，可以全部改为或部分改为分红模式，将较高的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税率调节为红利所得适用的20%税率，从而降低应纳税额。［例5］A纳税人全年一次性奖金480000元除以12个月，商数为40000元，适用30%的税率，应纳税额=480000×30%-2755=141245（元）假设B纳税人全年一次性奖金480000元全部改为红利发放，适用20%的税率，应纳税额=480000×20%=96000（元）。可以看出，B纳税人将金额较大的年终奖金改为红利所得，节约了45245元的个人所得税费用。但是由于股份分红属于企业所得税税后列支范围，企业当期薪酬费用减少会导致当期损益增加，继而导致了企业所得税费用增加。

三、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应注意合法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