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安全教育案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儿童安全教育案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生长在安徽潜山县天柱山镇的留守女童刘思圆（化名）始终不明白：在江苏打工的父母为什么一直把弟弟带在身边，而放下自己在家中留守？刘思圆已经11岁，留守家乡的时间和自己的年龄相同。她写下愿望：“希望爸爸妈妈能回来陪我上学，或者带我去打工的地方上学。”

安徽潜山县是留守儿童大县。据该县统计，2015年全县近60万人口中，留守儿童近3万人，农村留守儿童比例高达90%以上。2015年6月12日晚，安徽潜山县一名11岁的留守女孩用农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死亡女孩正在读小学五年级，跟随爷爷奶奶生活。父母长期在海南打工。

而这已是潜山县留守女童连续第三年发生安全问题。2014年，网曝潜山县一名12岁留守女孩被杀害抛尸；2013年，潜山县一小学校长先后对9名女童进行犯，最小的年仅6岁。

安徽潜山只是留守女童安全问题的一个缩影。放眼全国，2016年3月2日的《2015年儿童案件及儿童防教育统计报告》显示：2015年全年被媒体曝光的儿童案件为340起，其中女童遭的为319起，比重约为94%。上述报告由“女童保护”团队与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共同设立的女童保护基金完成。

“城乡巨大的差别为犯罪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媒体报道针对女童的犯罪案件，很多都发生在农村或城中村等地方。受害的留守女童，由于没有父母庇护，给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长期关注留守女童的贵州民族大学科研处教师刘超祥对记者说。

潜山县妇女联合会主席严爱莲此前表示，农村地区针对女童的心理、生理、安全等方面的教育十分缺乏，留下了女童保护的安全隐患。

为主

根据全国妇联2013年的报告，我国农村有留守女童2800多万名。受到传统观念影响，相较于男童，女孩更容易被留守。留守儿童遭受侵害的事件屡屡发生，而一系列的伤害事件，大部分都和留守女童相关。

“留守女童大多生活在农村环境中，由于环境的限制和村民对于安全的忽视，日常生活中充满了安全隐患。留守女童居住地人口较为稀少，警力不足，治安巡查和检查较为缺乏，尤其是广大的农村，留守女童在家独处和上学、放学路上容易遭到违法犯罪分子的诱骗、侵害。”乐山师范学院教授杜学元对记者表示。杜学元亦长期关注留守女童问题并发表多部相关著作。

北京公益服务发展促进会于2015年分别对青海、内蒙古、贵州等地学校的留守儿童进行调研。据其工作人员刘云峰介绍：留守儿童家庭一年中，父母在家陪伴孩子的时间平均超过一个月的不足10%，而孩子在父母外出打工期间受到过欺负或人身伤害的则占42%。

“另外，留守女童生理知识较为缺乏，加之缺少父母的教育和帮助，容易遭受害。自我保护意识欠缺、应急自救能力缺乏，加重了安全风险。”杜学元表示。

虽无具体统计数据，但所有接受记者采访的人士和相关报告均指出：为留守女童遭受安全侵犯最主要的一种行为。

上述“女童保护”团队连续三年对案件进行统计（2015年7月前设立在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下）。其中2013年被媒体曝光的案件为125起，2014年为503起，2015年为340起。“在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现象非常多，家长也没有儿童防方面的相关知识。”全国人大代表李欣蓉认为。

“在2015年，7至14岁儿童合计占比70%，这反映出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安全教育缺失、随着年龄增长，防知识未能及时补充。”上述报告指出。

“另外，一人对多人的案例为96起，占比28%。且96起中，女童占91%。”

“被曝出来的这些案例数量，其实并不能完整反映整个留守女童受侵害的现状。很多的发生我们发现不了。原因在于留守女童对的认知度比较低，且女童在遭受后一般不会说出来。”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秘书长孟雪认为。

熟人作案

“留守女童较为集中的偏远山区农村，一般外来人口少，人口流动性差，女童遭受多为熟人作案。”孟雪表示。

据上述2015年儿童案件的统计报告：在2015年公开报道的儿童案例中，熟人犯罪有240起，占70.59%。另有27%为陌生人，2%为网友。

而熟人中，邻居关系和师生关系最多。

例如发生在宁夏灵武市秀水梁村的教师12名案。12名受害中，11人为留守儿童。与众多熟人案件相似，涉事家长认为“他是一位和蔼的老师，应该不太可能做出这种事”。而涉案教师则辩解“这些女孩子可爱，只是玩玩”。

据2015年11月25日当地媒体的报道，涉案教师被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在案件发生前就与未成年人彼此认识的施害者，更容易接近受害者，再凭借其体力上的优势和特殊身份，或者凭借其地位，使得侵害容易得手。”上述儿童案件统计报告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在监护缺位前提下，施害者临时起意的儿童案件为272起，占54.08%。这类案件中，受害人都是在孤身一人、监护人缺位、毫无自我保护意识的情况下，给了施害者可乘之机。

事后，宁夏受害女童的父亲给孩子写了一封长信：

“亲爱的孩子：没有保护好你，我很内疚。本来想过送你到黑土岭镇的学校读书，但我和妈妈要出去打工，你在这里读书，方便奶奶照顾，起码你也能够学会认识数字。没想到发生了这种事……

“我想以后带你搬到吴忠市，就是有黄河公园的那个地方。我们再也不回秀水梁村。”

“最近胖了”

孟雪曾经的学生发来信息：“老师，我最近胖了。”“你最近生活好了？”“没有，我爸爸妈妈一直没管我。”“那你怎么胖了啊？”“我只有肚子胖了。”“你肚子长肉了？”“没有，不过我肚子是硬的。”

孟雪让孩子发来照片，并指导孩子去医院做相关检查。而医院B超显示，孩子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这之后，孩子就找不到了。后来我们发动村子里所有的老师去寻找，都找不到。这个孩子就这样消失了。”孟雪向记者讲述了这段2015年的支教经历。故事结束，采访停顿了漫长的五秒。

经媒体曝光的诸多留守女童案件已是无法改变的“果”。而孟雪更希望探究的，是造成这些悲剧的“因”。

“社会上留守女童受到屡屡爆出，留守女童已经成为大众眼中的高风险群体，被媒体报道所标签化。但人们往往把个案放大而并没有追寻问题所在，对留守女童的生存现状、她们的迫切需求以及如何推动相关政策落地实施等方面，相关研究还有很多空白。”孟雪表示。

2015年11月23日，《中国中西部农村留守女童生存发展报告（2015）》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报告以18周岁以下留守女童为研究对象，对四川凉山州、云南文山州、河南平顶山市、陕西汉中市、甘肃定西市、湖北荆州市等六地的留守女童及其家长、教师等进行实地调查，搜集了6112份样本。结果显示，留守女童面临独自居住比例显著上升、初中及以上女童的日常侵害有所增长等风险。

“家庭服务保障功能逐渐弱化、学校保障功能能力有限、社会支持体系尚未建立，是目前中西部农村留守女童的社会支持现状。”上述报告分析。

“政策层面上，有关留守女童安全方面，已有《儿童权利公约》《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但缺乏专门的应对政策，已有的法律法规可操作性不强，监护权监督制度不健全。农村地区缺少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

报告的调研人员还对留守儿童的一些口述进行了记录：

“现在小学五六年级就有谈恋爱的了，我们班当时六十多个人，有三四十个都在谈，大多数都是在班里找。我们也知道有女生怀孕的，最近几年知道的有两三个人，她们一有孩子就不上学了，就外出打工去了。”云南某校一位初二的黎同学说。

对此，孟雪认为：“早恋低龄化并不仅仅是留守儿童群体出现的问题，但与非留守女童相比，留守女童由于缺乏对早恋行为的约束和正确引导，很容易会受到伤害，具有较大的安全隐患。”

生理卫生及性知识的缺乏是留守儿童遭遇害的重要原因。“农村留守儿童中大量未接受过性教育，一些留守女童不清楚‘来月经意味着在性生活后有可能会怀孕’等性知识。有的留守女童怀孕四五个月后才被发现遭受害。”杜学元表示。

《2015年儿童案件及儿童防教育统计报告》对4719名学生进行了防的问卷调查，其中超过四成儿童不清楚何为隐私部位。近六成儿童不知何为性教育。

回到上述支教案例。“如果我们能告诉这孩子什么叫怀孕，什么叫犯，也许就不会发生这件悲剧。”孟雪表示，声调提高。

性安全教育

无论是发生在留守女童身上的一件件惨痛案例，还是相关调研，问题都在指向安全教育，尤其是性安全教育。对于留守女童，父母教育已然缺位，其他社会力量能做些什么？

“有些东西就是一两句话的事，告诉她，懂了，就能防止受伤害。我们会给留守女童发放背心和内裤，和她们讲：这两件衣服是穿在里面的，它们盖住的地方不能让男人摸。如果他们摸了，就去告诉爸爸妈妈、告诉老师。”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副秘书长刘研对记者说。

2013年9月，教育部、公安部、、全国妇联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工作的意见》。“从学校方面，应该构建起留守女童学校安全保障体系。更新教育理念，针对留守女童开展安全教育；加强与家长和委托监护人的联系与沟通，并主动提供安全教育指导，尤其是青春期的健康教育指导。”杜学元表示。

杜学元建议设立留守女童成长档案，以便于对留守女童的情况进行因材施教和分类管理。

全国政协委员王二虎建议，应该完善具体针对儿童的法律法规，对犯罪分子进行精确打击。并把防教育列入地方政府的考核标准。

而一旦留守女童的安全受到了威胁，“我们一般除了打110，想不到第二个办法。”孟雪说。而受的留守女童，往往受到各种威胁而不会报警。

潜山县妇联主席严爱莲提出，应当建立起孩子身边的救助体系，发挥村级组织的力量，动员村级妇联工作者、学校、留守妇女等多方面参与，拓宽留守儿童向身边人求助的渠道，尤其是留守女童，要确保她们在遇到突发状况时能及时获得有效帮助。

孟雪则希望建立一个机制，当留守女童安全受到侵害时，可以有警力、社工、公益组织、心理咨询师等力量，多方联动，共同帮助受害的留守女童。（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决策参考

篇2

关键词：幼儿园、安全管理、归因分析、预防措施

对于幼儿来说，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何来健康成长？但幼儿的安全事故却频繁上演，“北京某幼儿园门卫挥刀砍杀幼儿事件”、“蓝孔雀幼儿园女教师虐童事件”等。为幼儿营造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加强幼儿园安全管理，对幼儿的成长起着重要作用，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一、加强幼儿园安全管理的必要性

（一）幼儿身心发展的特殊性

幼儿的身体发育不成熟，他们并不没有像成人那样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较强的抵抗力。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就会对幼儿的生命安全造成极大的伤害。幼儿的心理尚未发展成熟，缺乏社会生活常识和经验，危险意识薄弱，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差。加之，幼儿生性单纯，又缺乏生活经验和实践活动的锻炼，对社会环境中不利因素判断力差，不能预见行为后果，面临危险时也不会保护自己。

（二）社会文化的要求以及法律法规的制定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关爱生命”、“关注安全”日益被人们所重视，幼儿更是人们应当倍加关注和爱护的群体。为了保障儿童权利，国际国内相继出台各项法律政策以维护儿童自身权益。如旨在对儿童进行全面保护的《儿童权利公约》，于1989年11月20日第44届联合国大会以第25号决议通过；2000年4月，在第56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又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的两个议定书：《关于贩卖儿童、儿童和儿童色情的儿童权利公约任择议定》和《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而我国出台了有关学前教育的专门法规，如1990年2月1日实施《幼儿园管理条例》；2001年颁布《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并指出：“幼儿园必须把保护幼儿的安全和促进幼儿健康放在工作的首位”；2006年9月1日颁布专门对中小学、幼儿园做出安全管理规定的《中小学幼儿安全管理办法》。

（三）加强幼儿园安全管理对幼儿身心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幼儿是祖国的花朵，要让“花儿”茁壮成长，首要的是拥有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要实现幼儿的健康成长，拥有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校园环境、家庭环境，还是社会生活环境都应该确保孩子远离危险、远离伤害，只有在这样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中孩子才能更好接受教育，才能更好地成长。

二、近年幼儿园安全事故常见类型及分析

（一）虐童案件频发

案例：

1：2010年12月14日，兴化板桥幼儿园一名幼儿老师，用电熨斗惩罚上课讲话的学生，先后有7名幼儿脸部被熨斗烫伤。新闻见报后，全国各大网站纷纷转载，引起众多读者关注。2：温岭市“蓝孔雀”幼儿园女教师颜艳红让同事拍下她揪幼童小林（化名）双耳取乐的照片，在2012年10月24日遭曝光后，震惊全国。事后，有人在颜红的QQ空间内发现了更多体罚孩子的照片，有的孩子被胶带封住嘴巴，有的孩子还被丢进垃圾桶。

分析：

看到诸如此类的事件，让人感叹：伤害孩子的是老师。原因如下：1、政府及相关教育部门监管不严，导致虐童案件多发生在非公立幼儿园，有些甚至是“黑户”幼儿园，办学条件、教学环境、师资力量等不够正规。2、非公立性幼儿园因生源竞争、盈利等原因，人力成本压缩幼儿教师，大部分教师“无证上岗”，根本不具备基本的专业素质和教师职业道德。3、政府对学前教育投入力度较小，正规的公立幼儿园稀缺。

为了防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可以为孩子筑起“法律保护的屏障”，完善学前教育相关法律法规，加大相关部门对行业的监管和违规行为处罚力度，对于师资不全，软硬件不配套的幼儿园坚决挡在门外；严格教师上岗制度，加强对教师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的定期培养；国家要大力支持学前教育，加大对其的投入，不断提高幼儿园的整体质量，让更多优秀的人才加入到学前教育的事业当中。

（二）幼儿园校车事故频发

案例：

2011年11月16日9时40分许，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镇西街道班门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货车与一辆榆林子镇幼儿园接送校车迎面相撞，事故共造成21人死亡43人受伤，其中19名死者是幼儿。

分析：

校车安全事故在我国发生的次数应该算是数不胜数，但是对于接二连三的校车事故，我们是否思考过其中的原因？经统计分析，幼儿园校车安全事故发生的原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教育部门、交通部门等相关部门的监管制度、能力的缺失，校车制度设计和管理体系存在严重缺陷。教育资源不足，有的学校为节省校车租用费用，出现严重超载现象，一旦发生校车事故则会严重的生命损失。违规校车便纷纷上路，不仅司机没有经过正规培训，车辆质量也问题严重。除此之外，还有交通安全环境差、路况恶劣、不遵守交通规则等原因导致幼儿园校车事故频发。为了预防校车事故的发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第一，加强教育部门、交通部门、教育部门等相关部门对校车制度和交通监管的力度，消除交通安全隐患，对于无证驾车、校车质量存在严重问题仍被使用等行为应当给予严厉惩罚；第二：政府加大资金投入、完善教育资源、完善监管体系，赋予校车“特权”；第三，幼儿园认真落实安全管理责任，严格执行相关校车制度，确保幼儿安全上学、安全回家。

（三）幼儿砍杀事件

案例：

2010年4月29日上午，江苏泰兴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发生一起伤人事件，一名男子持刀冲入校园，砍伤31人，包括28名幼儿、2名教师、1名保安，其中5人伤势较重，有生命危险。

分析：

俗话说：“孩子就像八九点钟的太阳”，充满活力与阳光，但是对于这样一群可爱、单纯的孩子来说，是每个人都想呵护和关爱的对象。但是，为什么这样美丽鲜艳的“花朵”却无辜的遭人砍杀，遭人残害？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孩子的生命安全？

从调查来看，许多幼儿园门卫管理不严，或没有严格的门卫制度、交接制度、安全制度，所以容易造成陌生人、不良作案分子自由出入，对校园安全存在巨大的隐患。为预防此类安全事故再次发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幼儿园要完善安全管理制度、门卫管理制度以及交接班制度；完善相应的安保设施，并安排安保人员定时巡查周围环境，当出现不利因素是要及时排除；加强幼儿安全教育，普及安全常识，让他们学会在遇到危险时一些基本的自救方法。除了以上的幼儿安全事故之外，常见的还有食物中毒、幼儿园火灾等事故。对于这些事故，幼儿园要严格按照《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执行，加强园内的安全管理，切实保障儿童的利益；同时家庭和社会都应参与到其中，对幼儿园加强监管。

总之，安全工作是学校顺利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幼儿园必须把保护幼儿的生命安全和促进幼儿的健康成长放在工作的首位，实现让孩子在阳光下健康快乐成长。

项目来源：西华大学“西华杯”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项目

参考文献：

[1] 陶焱.幼儿园安全管理隐患调查[J].《上海幼托》.2006（01）

篇3

在幼儿道德发展方面，认知学派的心理学大师皮亚杰较早关注到儿童道德发展。皮亚杰认为幼儿的道德发展是和认知发展阶段具有相关性，道德发展是个体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随着认知结构的完善，道德发展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和连续性。根据皮亚杰的理论，“栋栋”对道德行为的认知正处于他律道德阶段，即服从外在的成人制定的道德标准，在案例中表现为“得到老师的表扬”。栋栋的心理发展处于自我中心思维阶段，思维活动的中心是自己，片面地强调自己的存在和意志，表现出来就是为了自己得到表扬，不惜对同伴进行“攻击”，以至于触犯其他的规则。

随后，美国发展心理学家科尔伯格沿着皮亚杰开辟的道路，持续研究儿童的行为与道德判断。

科尔伯格将儿童的道德判断能力分为三个水平六个阶段，学龄前儿童的道德判断处于前习俗道德水平，包括惩罚与服从阶段和个人的工具主义目的与交易阶段。在惩罚和服从阶段，儿童做出判断的依据是服从权威的强力和避免遭受惩罚，从案例中看，我们不难理解为何栋栋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在自我中心主义影响下，栋栋认为排队的规则可以给接受表扬的规则让步，为了得到老师的认可与表扬，甚至可以接受其他方面的惩罚。

心理学家的理论工作为我们理解儿童的行为提供范例，我们在理解儿童心理发展理论和儿童发展的基础上，矫正儿童的不良行为，可以从以下三点入手：

要确立生命安全首位的规则。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恪守儿童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原则，这是非常有必要的。然而，对于稚嫩的儿童来说，最能直接影响到他们行为和道德判断的是成年人的权威强力，在趋利避害的天性和自我中心的影响下，儿童往往容易表现出不顾生命安全和健康的行为，如一些肢体性攻击。因此，在成年人和儿童互动过程中，成年人要善于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帮助儿童树立生命安全第一的生活准则，即任何行为不得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和健康产生威胁，否则将受到惩罚。

篇4

一、学前教育立法中的权利类型

在学前教育立法领域，权利类型主要有国家教育权、社会教育权、家庭教育权、受教育权、学校办学权和教师教学权等。其中，国家教育权、社会教育权和家庭教育权是与受教育权相对应的基本教育权，而学校教育权和教师教学权则是基本教育权衍生的权利[3]。在《草案》中，以上权利都在具体条文中得以体现。例如，《草案》第7条规定了国家教育权、第8条规定了家庭教育权、第9条规定了社会教育权等。值得指出的是，国家教育权带有明显的“权力”特征。之所以将权力与权利的冲突放在一个维度分析，是因为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利的冲突是自权利和权利理论产生以来讨论最多的权利冲突，应该将两者的关系界定为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4]。这样的处理可以更好地防止“权力滥用”，切实保护公民和其他相关法律主体的合法权益。

二、学前教育立法中权利冲突的主要表现

本文尝试将学前教育立法中的主要权利冲突归纳为九种类型，其中前七种属于权利之间的冲突，后两种属于权利内部的冲突。

1.国家教育权与社会教育权的冲突

一方面，国家教育权和社会教育权的冲突表现在国家举办公办幼儿园和社会举办民办幼儿园的利益冲突上。学前教育的总体规模是有限的，任何一种类型幼儿园的规模扩张就意味着其他类型幼儿园的规模缩减。《草案》第6条提出发展学前教育应当坚持政府主导，以政府举办为主，大力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鼓励、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参与。在2018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到2020年，公办园占比原则上达到50%，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儿童达到80%，同时要求小区配套幼儿园只能举办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草案》则进一步提出小区配套幼儿园只能举办公办园，这意味着公办园在园儿童的占比将进一步增长。但是，对于民办幼儿园举办者来说，公办幼儿园的规模扩张就意味着民办幼儿园的规模缩减。

另一方面，国家教育权和社会教育权的冲突表现为国家财政对公办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的不同支持力度上。在一定时间内，政府投入学前教育的财政经费是相对固定的，并通过一定的比例分配到公办园和民办园。《草案》第63条第2款提出，各省要制定并落实公办幼儿园生均财政拨款标准或者生均公用经费标准，以及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生均财政补助标准。这就意味着政府财政将按照不同标准分配到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另外《草案》第64条专门提出政府应当通过多种形式支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草案》没有提及对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补助或支持。

2.国家教育权与家庭教育权的冲突

国家教育权与家庭教育权的冲突表现在国家对于学前儿童在家教育的态度上。2019年，我国的学前教育毛入园率已经达到83.4%，远远超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确定的发展目标。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还有部分监护人是希望让学前儿童在家教育的。学前教育不是义务教育，不带有强制性，这就需要国家为这部分监护人提供在家教育的支持。这其中既包括针对监护人的教育支持，也包括为在家教育的学前儿童提供必要的教学、场所和机会的支持，例如定期组织在家教育的学前儿童进行集体活动。

国家教育权与家庭教育权的冲突还表现在政府与部分学前儿童监护人在学前教育理念上的冲突上。例如，《草案》第39条第1款规定，幼儿园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教育内容。但根据笔者在全国的问卷调研，仅有6.5%的监护人反对学前教育小学化。

3.国家教育权与幼儿园办学权的冲突

国家教育权与幼儿园办学权的冲突主要表现为幼儿园办学自主权的范畴确定。政府如果对幼儿园内部事务介入较多，就会导致幼儿园办学自主权的缩减。《草案》中规定政府对幼儿园监管的条文非常多，例如第6章具体规定了各个政府部门对幼儿园的安全管理、收费管理、信息公示、督导问责、质量检测等管理内容，但是对于幼儿园内部经费、人事、工资、职称、教学等办学自主权相关内容却没有提及。

4.国家教育权与教师教学权的冲突

国家教育权与教师教学权的冲突表现在工资待遇上。笔者在全国的问卷调研显示，57.03%的学前教师认为自己的收入低于当地平均收入，只有5.9%的学前教师认为自己的收入高于当地平均收入。根据《教师法》第25条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学前教师当然属于教师，但是学前教师的平均工资一般和当地公务员的工资差距非常大。《草案》对于学前教师的工资收入没有提及具体的标准或者参照，这很有可能使得学前教师低工资的现象一直持续，并继而影响学前教育的整体质量。

国家教育权与教师教学权的冲突还表现在公办幼儿园教师编制上。笔者调研后发现，当前我国公办幼儿园编制紧缺问题极为严重，甚至有的公办幼儿园仅有园长一人有编制。因此，公办幼儿园教师编制的问题如果要得到根本解决，就意味着《学前教育法》必须在编制和经费问题上有重大突破。

5.社会教育权与家庭教育权的权利冲突

社会教育权与家庭教育权的冲突表现在社会能否为学前儿童的监护人提供其所希望的教育环境、教育场所和教育机会上。例如，社区能否为学前儿童提供适宜的活动场地，社会公共文化设施能否对学前儿童提供公益服务等。对于社会有关机构来说，学前儿童监护人的这些要求可能会增加自身的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从而形成两者间的权利冲突。

社会教育权与家庭教育权的冲突还表现为部分民办幼儿园的高收费与监护人追求性价比之间的冲突。例如，对于当前人民群众意见较大的“入园贵”问题来说，并不是所有的幼儿园入园都贵，而只是一部分高收费的“贵族”“豪华”民办幼儿园收费较高。《草案》在第27条专门设置了逐利限制条款，试图确保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导向，避免其沦落为营利的工具。

6.幼儿园办学权与家庭教育权的冲突

幼儿园与监护人的权利冲突主要表现为在园儿童监护人能否参与幼儿园的内部治理。很多幼儿园办园者担心学前儿童监护人过度参与幼儿园内部事务，会影响幼儿园负责人的决策。但作为在园儿童监护人，则期望能在幼儿园的内部管理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影响幼儿园的决策、监督幼儿园的办园行为，因而形成两种权利的博弈。

7.幼儿园办学权与教师教学权的冲突

幼儿园办学权与教师教学权的冲突也是一个长期的话题。出于便于管理的考量，幼儿园希望能通过内部的管理制度、奖惩制度对教师的教育教学情况进行监督管理，甚至进行奖惩，而学前教师则希望能有一个更加开放、宽松和人性化的管理空间。同时，在工资待遇、聘用合同等方面，两者都容易产生利益的差异，从而导致权利的冲突。例如，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幼儿园，尤其是民办幼儿园为了规避《劳动法》第20条用人单位必须和连续在本单位工作十年以上人员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就在教职工工作未满十年时不再续签劳动合同。再如，还有部分优秀学前教师被其他幼儿园高薪挖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幼儿园的正常办园。

8.国家教育权内部的权利冲突

在国家教育权等权利主体的内部，也存在着权力冲突的现象。这种权力冲突，一方面表现为国家与地方各级政府在学前教育管理方面的权力竞逐与义务规避；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同级政府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冲突。例如，有的政府部门希望扩展自己在学前管理方面的权限，而有的政府部门则希望推卸自己在学前管理方面的职责，因而引发国家教育权内部的冲突。这次《草案》将0—3岁早期教育排除在学前教育立法之外的部分原因，很可能是《草案》试图通过回避教育行政部门与其他相关行政部门的利益博弈，避免《学前教育法》立法中途夭折。

9.学前儿童内部的权利冲突

即使在学前儿童内部，也存在着受教育权的冲突。首先，《草案》第2条将学前教育的儿童年龄界定在3周岁到小学前，这就意味着0—3岁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空间受到了挤压。而如果将0—3岁儿童的学前教育纳入《学前教育法》的范畴，又可能影响3岁到小学前儿童的学前教育投入。其次，笔者在全国的问卷调研显示，88%的监护人希望将孩子送到公办幼儿园，这与我国当前公办幼儿园在园儿童尚不足全部在园儿童总数50%的现状是冲突的，势必会引发受教育权的内部竞争。最后，残疾儿童和少数民族儿童需要在学前教育过程中得到更多或者更特殊的保障。但是在学前教育经费总额有限的情况下，对这些少数群体的学前教育倾斜性投入，势必削弱多数学前儿童的受教育权保障程度。从目前的《草案》看，对上述两个群体的倾斜性保障尚缺乏实质性的规定。

三、学前教育立法中权利冲突的原因

在学前教育立法中，权利冲突是由主体多元性、资源有限性、价值多维性和程序缺失性等原因导致的。

1.主体多元性

权利冲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主体的多元性，学前教育立法中的权利冲突也不例外。学前教育立法涉及政府、社会、监护人、幼儿园、教师、学前儿童等众多的法律主体，这些不同的法律主体在学前教育立法中既存在一定的共同利益，但也会因为两种权利在某一竞合领域的利益竞争而引发权利的博弈。

2.资源的有限性

学前教育资源的有限性是权利冲突最为直接的原因。在学前教育领域，政府的财政投入是有限的、人力资源是有限的、学前教育的规模是有限的，如果每一个主体都希望在学前教育的资源配置中获得优先权或者倾斜性的支持，必然会引发权利的冲突。

3.价值的多维性

除去利益的因素外，学前教育立法相关主体对于学前教育价值取向的多维性也是引发权利冲突的重要原因。例如，有人认为应该对残疾儿童给予更多的倾斜性优惠，还有人则认为大多数普通孩子的学前教育质量更应该优先予以保障。

4.程序的缺失性

还有一些权利冲突的原因是程序的缺失性。例如，《草案》第5条规定了学前儿童平等接受学前教育的权利，但是现实中却经常出现学前儿童监护人对入园规则不公平、不透明的异议引发的权利冲突。所以，程序性正义如果得不到保障，就会影响相关主体实体权利的实现，从而引发权利冲突。

四、学前教育立法中权利冲突的衡平

1.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为衡平前提

过去十年，学前教育的发展取得了显著进展，尤其在学前三年毛入学率方面，预计在2020年将达到85%。在这种背景下，学前教育面临最大的任务是质量和公平，即不仅要让学前儿童有学上，还要保证他们接受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学前教育。如果前十年学前教育规模的增长更多依靠经费的投入，那么当前质量和公平的提升则要求学前教育立法必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来破解学前教育改革的困难和顽疾。

2.以学前儿童受教育权保护为衡平核心

学前教育立法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保证学前受教育权的实现。所以，解决一切权利冲突都必须回归到问题的原点，即学前儿童的受教育权如何得到更好的保障。学前儿童受教育权保护不仅仅要保证他们获得入园机会的权利，更要保证他们获得高质量学前教育和公平学前教育的机会。

3.以国家发展的战略视野为衡平关键

面对学前教育立法的众多权利冲突，还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站在国家发展的战略视角分析问题。首先，学前教育对于提升全社会公民素质具有重要作用，国内外众多研究早已证明学前教育对人一生发展的重大作用。其次，学前教育的发展涉及社会的安全稳定、民营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甚至有可能通过影响二胎生育率进而影响国家的人口结构，所以必须以国家战略发展的宏观视角处理学前教育立法中的相关矛盾和冲突。最后，学前教育的发展要有国际视野。例如，当前0—6岁托幼一体化是国际学前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在此背景下，《草案》放弃0—3岁早期教育的内容值得商榷。

4.以学前教育的基本规律为衡平基础

学前教育立法是教育领域的立法，所以不仅要遵循立法的基本规范，更要重视学前教育的基本规律，重视人的身心发展基本规律。例如，在学前教育立法中，虽然有相当数量的学前儿童监护人希望能在学前教育阶段学习小学的教学内容，但是立法必须旗帜鲜明地禁止“学前教育小学化”，从根源上消除教育功利化的基础。

5.以学前教育的制度设计为衡平方法

篇5

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儿童安全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儿童事业有了长足进步和发展，这同我国党和政府大力推进儿童工作是分不开的，所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由于传统影响，我们的儿童安全状况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根据对有关调查数据（注：劳凯声、孙云晓主编：《新焦点：当代中国少年儿童人身伤害研究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的梳理，我国儿童安全现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因意外伤害造成儿童死亡占我国儿童死亡总量约1/4统计表明，我国儿童伤害最大因素依次是：交通事故、中毒、跌伤、烧伤、溺水、动物咬伤和其他意外损伤。我国因意外伤害造成的儿童死亡，占儿童死亡总量的26.1%，即每100名死亡儿童中就有26人死于意外伤害。目前每年约有16万0至14岁儿童死于意外伤害，约有64万儿童因伤致残。儿童意外伤害已经超过4种常见儿童疾病（肺炎、恶性肿瘤、先天畸形和心脏病）死亡的总和，不仅导致儿童伤亡、残疾，而且严重影响到了儿童身心健康、正常发育和学习。

（二）游戏和运动中受伤居校园伤害之首2002年一项全国10个城市12岁至15岁(S=5846)学生调查显示，在游戏和运动时受伤的比例最高，“经常”和“偶尔”的选择率为53.6%；其次是“由于学校楼梯或其他通道拥挤所导致的事故”，“经常”和“偶尔”的选择率为13.1%；“上实验课时受伤”的人数比例是6.0%，其中“因受伤而住过医院”的人数比例为5.5%。调查还发现，有41.3%的人选择“上学、放学的时候，学校门口从来没有专门维持交通秩序的人员”。这说明一些学校的安全管理措施存在严重漏洞，这无疑增加了儿童发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

目前，在我国存在安全事故及其隐患的学校比率较高，而且，游戏和运动中的儿童最容易受到伤害，这个时间段特别需要父母和教育工作者的关注。

（三）放学之后、自由活动是儿童最易发生伤害事件的时间在对教师、父母调查儿童“在学校中最容易发生伤害的环节”时，教师认为最容易发生伤害的环节依次是：学生自由活动时间、放学以后、体育课上，选择率分别为：47.0%、38.9%、8.8%；父母认为最容易发生伤害的环节依次是：放学以后、学生自由活动时间、体育课和实验课，选择率分别为：41.3%、40.3%、12.9%、1.5%。统计发现，容易发生伤害事件的时间均是儿童活动较多的时间段，而恰恰在这一时间段，基本没有成人在场。

门卫制度方面的漏洞已经成为公认的校园安全隐患，应引起学校管理者注意。同时，儿童校园伤害问题已经成为教师和父母“最不能放心”的事情。最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环节是无成人在场时，儿童活动较多的场合，因此急需对儿童加强安全教育和自我保护教育。

（四）家庭暴力是儿童遇到最多的暴力伤害暴力伤害通常对儿童身体所造成的影响往往是严重的。重者可造成残疾或死亡，轻者造成身体损害。近年来，儿童所受到的暴力伤害有增加趋势，成为儿童生活中的重大伤害源。调查发现，家庭暴力是儿童遇到最多的暴力伤害，父母在管教孩子时，经常采取打或骂方式。调查显示，60.9%的孩子在家中挨过打，84%的孩子在家里挨过骂。同时，儿童在遭遇家庭暴力的时候，具有强烈反抗愿望，甚至想采取极端的自毁手段来报复施暴者。

儿童对暴力伤害的恐惧比其他伤害要严重。例如他们对“害怕受到别人威胁、打骂”的选择比例高达41.2%。调查显示，西部城市和中小城市中，对“害怕受到别人威胁、打骂”选择比例要高出大城市约15%。值得注意的是，教师打学生现象仍有存在，有15.4%被访学生报告曾被教师打过。此外，高年级同学的暴力也是儿童遇到较多的一种暴力伤害，有38.6%的学生有过被高年级同学欺负的经历。我国儿童无论在家庭教育还是在学校教育中，普遍地存在着被打的现象，父母打孩子的现象更为严重。虽然打孩子是《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禁止的行为，而体罚学生也是我国《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所明确禁止的行为，但在现实中，这一现象却较普遍地存在。这一事实不得不引起我们对有关儿童权利、成长等观念的进一步反思。

（五）我国儿童的隐性伤害多发生于家庭儿童对在上学期间睡眠状况进行自我报告的结果显示，在全国10个城市抽取的5846位学生中，10.4%儿童在12岁以下每天睡眠不足8小时；13岁、14岁、15岁儿童中，分别有22.1%、33.1%、44.6%的学生每天睡眠不足8个小时，这些年龄段的儿童绝大多数为初中学生。数据表明，儿童睡眠状况虽然有了明显改善，但仍有相当部分孩子睡眠不足，值得广大教育工作者和父母关注。

儿童所受到的隐性伤害还包括饮食状况。调查发现，接近8%的儿童午餐没有规律，或用零食、方便面代替，或在快餐店或用盒饭解决。比较而言，小学生的午餐状况好于初中学生；初中阶段午餐无规律者的比例逐渐上升。也有相当数量的孩子对食品中的人工添加成分的有害性缺乏认识。这些都会给儿童带来隐性身体伤害。

隐性精神伤害则多发生在家庭中。8.6%的孩子说“父母经常把我一个人留在家中”；47.4%孩子说父母偶尔把自己一个人留在家中；11.7%的孩子曾经遇到过“父母只顾自己，不关心我”的情况。此外，还有9.1%的孩子把父母不关心自己列为最害怕的事件。近20%的儿童在遭遇伤害或受委屈时不告诉任何人或找不到人诉说。而把父母吵架、打架列为“自己最害怕的事件”孩子的比例高达35.7%；45%的孩子遇到过父母吵架或打架的情况。

（六）社会及儿童的安全防范意识欠缺与高发安全事故及其隐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儿童对安全事故防范意识却很差，由于自身行为而引起的安全事故发生比例很高。其中骑车带人、骑车逆行、在马路上玩耍、翻越隔离栏杆等行为的发生率分别为46.6%、24.6%、21.9%、19.8%。在遇到紧急事情时，儿童闯红灯过马路现象就会更加严重。

在儿童生活环境中，例如“公路正在修建，无安全提示”、“下水道窨井没有盖子或盖子没盖好”、“建筑施工现场无安全隔离设施”等安全隐患比例均较高。这表明社会诸多部门在保护儿童安全方面还没有树立应有的防范意识。儿童好动的天性与社会环境中充满安全事故隐患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是教师和父母们担心儿童自由活动时间和放学之后活动时间受到伤害的重要原因。

（七）城市儿童安全事故发生率明显高于乡镇城市儿童在生活环境中发生安全事故的机会要明显高于县镇和乡村。分析城市儿童多发的安全事故类型可以发现，它们多与儿童的活动空间、家庭中的现代设施等因素有关。城市儿童安全事故的严重程度也明显高于乡镇儿童，城市儿童因受伤而住过院的人数比乡镇要高出两个百分点，并且差异达到显著性水平。当然，这种情况也与城市在医疗方面便利有关。同时，城市儿童活动空间相对乡镇儿童来说过于狭小，城市中有关儿童安全防范措施明显不足。

另外，现代城市生活出现了许多新的儿童安全事故隐患，增大了发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例如，各种新交通工具的使用、电器、煤气、游戏娱乐设施、城市建筑工地等都是儿童人身安全危险源。现代城市在建筑设计时，并没有对儿童的活动及其安全予以充分的注意，致使城市儿童的安全事故屡有发生。

（八）儿童食品安全监管亟待加强食品安全尤其是儿童食品安全问题近年来一直受到社会所关注。最近，在我国发生的劣质奶粉导致的“大头娃娃”案、浙江省“雀巢”奶粉案、麦当劳的“苏丹红”一号案和郑州光明奶业案等都涉及儿童安全问题，并向我国儿童食品安全现状敲响了警钟。这些问题的出现，反映了现有儿童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存在漏洞（注：徐澜波：“食品安全事件拷问食品安全法律机制”，《社会观察》2005年第8期。），如《食品安全法》内容不全面、儿童食品检查以时段性抽查为主、缺乏儿童食品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和生产商缺乏食品安全意识。

（九）网络新媒体对儿童的心理伤害不容忽视儿童在接触网络时，多数情况是进行交友、聊天和影视娱乐，有些人被算卦等带有迷信色彩的网站所吸引，还有少数人接触所谓“成人保健”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实际上对儿童来说是非常不合适的，因为它们远远超过了儿童理解水平。调查显示，有22.5%的儿童有经常联系的网友，有12.4%的儿童在网友提议见面时会去见面。儿童是否有经常联系的网友、是否选择与网友见面，与其学业成绩和其父母的学历有显著相关。学业成绩越低，父母学历越低的儿童，越愿意与网友保持经常联系，并且更愿意与网友见面。同时，年龄越大的儿童，越可能与网友见面，男生较女生更多地选择与网友见面，城市儿童较乡镇儿童更多选择与网友见面。调查显示，网上聊天中的不健康内容比例相当高。

考察父母对子女使用电脑时间的控制情况时，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父母意识到了长时间使用电脑可能会对孩子身体造成不良影响，不管孩子是否用电脑学习，他们都会嘱咐孩子注意休息，不要连续使用太长时间。另一方面，仍有47%的父母对孩子使用电脑不加限制，或在孩子用电脑学习时不加限制；11.6%的父母对孩子使用电脑根本“没有限制”；18.7%的父母认为只要孩子把电脑“用于学习则不加限制”；16.6%的父母只是限制孩子上网玩游戏。他们显然没有考虑到长时间使用电脑可能给儿童造成的身体伤害，如视力下降、肌肉劳损等。父母对子女身体健康状况缺乏关注，也是导致儿童身体伤害的一种潜在的危险因素。

二、关于儿童安全的界定

在我国，对儿童安全认识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传统意义上，我们对儿童安全的理解都是从它的反方面来理解，即从对儿童伤害的角度来理解儿童安全问题。例如，我国教育部2002年颁布的和儿童安全问题最为紧密相关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学生伤害事故”是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学生人身伤害后果的事故；同样，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的《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也都采取了“人身伤害”的定义。这种对于儿童安全问题的理解固然考虑到了中小学生作为发生伤害事故的主要群体，但明显具有狭隘化之缺陷。

在当今开放、信息化社会中，一个健康的儿童不仅仅是要求人身的完整，更要求具备精神的健康。同理，对儿童的伤害不仅有大量有形的即显性人身伤害，也逐渐出现了很多无形即隐性“精神伤害”，还有，随着网络普及程度的提高，网络对于儿童的多重伤害也正日益增加。因而，我们认为对于儿童安全的界定应该是：使儿童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免受人身和精神上的侵害，并得到特殊保护。这样理解既能体现儿童安全的完整性和时代性，也具有了内在的逻辑合理性。

由于对儿童安全问题的视角不同，我们还可将儿童安全范围做一个界定。从空间范围看，儿童安全主要涉及学校、家庭和社会等三个主要领域；从时间范围看，儿童安全主要包括学校教育期间、家庭生活期间和社会生活期间；从对儿童安全影响因素来源看，主要涉及网络影响和现实影响等。当然，所有这些儿童安全范围的划分只是为了研究这一问题之便利，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大多是以上多种领域影响的综合结果。

三、我国儿童安全现状原因分析

（一）传统社会对“儿童安全”观理解不全面性的影响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儿童安全观念在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片面性。这种片面性主要表现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

从实践来看，整个社会对儿童安全持狭义和客体性的理解。所谓狭义是指认为儿童安全主要是人身即生理上的完整性，忽视了儿童精神即主要在心理方面的健康。在这种观念支持下，社会群体更多只关注儿童的存在，关注儿童最基本的需要，忽视了对儿童安全整体把握。所谓客体性的理解是指由于儿童在诸多方面和成人的差异，我们在理解儿童安全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把他们视为成人行为和观念的受体。这种观念容易越俎代庖，导致从一个成年人角度出发去看待儿童安全需要，忽视他们本身也是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和主体的最自然的需要。

从理论上看，儿童安全观念片面性体现在儿童安全有关的学科研究上。我国目前未成年人法学研究的主要缺陷是强调打击犯罪而忽视权利保护。这种以犯罪和综合治理为主要内容针对儿童的保护，在方向上显然是有误的。我们应该多考虑通过怎样的法律手段去保护他们的权利，如何为儿童创造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在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当下，很多人缺少法律观念和基本的法律知识，这种社会背景容易导致弱小的儿童特别是在校学生成为缺乏制约的暴力行为的受害者。

（二）独生子女教育的误区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独生子女大量涌现。虽然对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群体之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的认识上存在争议（注：蔡扬眉：“近五年我国‘独生子女’研究的现状与问题”，《中国青年研究》2002年第7期；），但不可否认独生子女这一群体容易出现问题。如独生子女的“三高”（过高保护、过高期待、过高溺爱）现象明显存在并易于导致他们产生不易接受挫折、孤独感强、缺乏独立性等心理特征，具体为：其一，他们的价值观、认知的统一性受到挑战，与长辈之间文化差异大，在一个多元化社会中生活，自我内心冲突，容易造成心理缺陷。其二，隔代抚养的利与弊。由祖辈照料的独生子女群体非常普遍，如何克服隔代抚养的不足也是确保儿童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三，“压力后置”的潜在忧虑。独生子女看上去“压力”小了，实质上是一种“压力后置”现象，压力事件被推迟到下一个家庭历程中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注：陈建强、包蕾萍：“‘独生父母现象’及其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影响”，《上海社会报告书（2004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三）对生命与权利教育的忽视（注：杨雄：“第五代人：自身特点与发展趋势”，《中国青年研究》2002年第3期；）在当前学校中，全面发展素质教育方针落实到操作层面上仍存在问题，对学生评价标准和价值导向仍以分数至上，甚至好分数可以掩盖学生其他问题。情感、审美、自理能力、社会合作等人文训练被忽视。文理科过早分流，造成了理工科教学缺乏人文精神关怀。现实社会中物质与精神的失衡，现实教育中知识本位、技术至上等外在于教育因素的介入，使教育演化为工具教育，教育过多谋求“何以为生”的本领，而放弃了“为何而生”的思考，忽略了情感培养，没有教育学生对生命尊重，没有引导学生对人生负责。过分强调智育、强调“快餐文化”教育方式，使学生成为考试机器，班级成为竞争的“战场”。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儿童，他们面对的是无情的竞争。快餐的教育方式又使他们缺少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欣赏。他们面对挫折和打击，缺少耐挫力和容忍度，轻则产生心理问题，或逃避，或消沉，重则走向自我毁灭，或报复他人，造成许许多多不应该发生的生命悲剧。

另外，由于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我们对儿童权利教育的普及工作仍显不足。首先，在现今学校教育中，我们过多关注集体主义、纪律教育和育模式，忽视个体作为生活主体而应享有的多种权利的教育；其次，在家庭教育中，我们更多关注教育的功利性，忽视对儿童进行爱的教育和美育等以儿童权利为基本内容的教育；第三，全社会没有确立一个完整的尊重儿童权利的教育氛围。儿童在学校或者家庭中接受到的权利观念和相关的权利意识容易与现实社会中他们接受到的观念相冲突，使他们无所适从。

（四）对网络及其由此带来的安全问题缺乏准备高科技和新媒介是一把双刃剑，在给我们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来潜在的威胁，网络世界就是一个最明显例证，尤其反映在当代儿童安全问题上。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2004年我国已有网民9000多万，其中19.4%在网吧类经营性场所上网，初步估算，网吧接纳了1000多万网民。网民中18～24岁的年轻人所占比例最高，达37.3%；其次就是18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占17.6%；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最近两年间，青少年网民的数量增加了15个百分点，而且预期可以上网的人当中青少年又占了17.5%，他们无疑是将来网民的主力军。曾光顾的占46%；76%的学生网民沉迷于聊天，近三成同学选择“搜索信息”、“下载软件”；另有35%的学生选择玩游戏。由于儿童心智尚未完全成熟，还不能对外界的信息进行正确的筛选，如果他们频繁接触网络，就可能对其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构成潜在威胁。儿童阶段的身心特点决定了他们还不能对自己的行为加以完全自我控制。如果儿童通过网络接触虚拟世界，上网成瘾，脱离现实，会对其日常学习、生活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使其荒废学业。当前的网络世界的内容可以说是良莠不齐，儿童通过网络可能会接触到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甚至引发网络犯罪，对其身心健康和安全构成危害和威胁，问题严重性在于，我们成人对由此可能带来的儿童安全问题仍缺乏必要准备。

四、关于儿童安全若干政策思考

我们认为，儿童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多方面力量的参与，针对现阶段中国儿童安全现状，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和对策。

（一）建立新的儿童安全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委员会曾提出未来教育的四大支柱，即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儿童应该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人，一个“清晰而有效的沟通者，自我指导的终身学习者，创造性和实际的问题解决者，负责任的和参与的公民，合作的和优秀的工作者，整体的且富有信息的思考者。”要达到上述这个目标，当前我们必须树立全新的儿童安全观。不仅要保护儿童的人身安全，更要关注他们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心理健康，并为他们创造一个“绿色”成长环境。同时，要从尊重人权角度出发，切实尊重儿童参与主体性，从他们自身需要出发，全面理解儿童安全需要，为儿童发展与保护儿童安全在观念上创设思想准备。

（二）进一步加强生命教育（注：杨雄：“生命教育与青少年发展”，《当代青年研究》2005年第1期；）面对青少年自杀增多和逐渐低龄化趋势，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开始对中小学生进行“死亡教育”。台湾和香港地区也已经尝试开展“生死教育”计划。我国内地许多学者也提出应当在中小学开设“生命课程”。上海市教委在二期课程改革中也加强了就中小学生“生命教育”课程内容。生命教育对儿童安全重要性在于，通过系统教育，使青少年懂得珍爱生命，懂得生命的价值，战胜生活中的挫折，去创造有意义的生活。这是应对现代文明自身内在危机的一项明智举措，非常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

生命教育是珍惜生命的教育，包括引导学生认识生命，使学生学会保护生命，尊重生命。珍惜生命首先表现为保护生命。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面临各种成长的考验，有些甚至是灾难性的。尽管绝大多数不是直接来源于教师，但作为学生成长的守护者，教师既要关注学生自身精神发展的规律，又要教给学生各种生存的知识、方法和遇到各种生存危机的处理办法、逃生的本领，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防止任何可能性的伤害事件发生。

（三）进一步落实依法治教依法治教是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教育改革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有效防范儿童伤害事故的根本要求。从目前来看，主要应做的是：(1)从立法角度完善现有的有关儿童安全法规。由于对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的性质的认识存在争议（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律科研中心《民法典》建议稿；），所以导致对教育部现行《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和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存在不同理解，这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律对儿童伤害事故的保护力度。应尽快对相关法规加以完善和修改；(2)强化全社会依法保护儿童安全的法律意识。儿童安全保护强力保障是法律，但这种保护同样有赖于全社会法治意识的提高。提高全社会尤其是家长、教师和儿童自身等多种主体的法律意识，才能够建立一个良好的儿童安全的法治环境。具体来说，我们应该通过在政法院校、师范院校开展教育法律教育，通过学校尤其是广大中小学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接受教育法律的继续教育等工作，提高他们的儿童安全法律意识；进一步加强司法部门的司法公平，通过各种举措使我国的教育立法质量进一步提高，教育法律体系进一步的完善，为切实保护儿童安全确立一个良好的法治平台。

（四）强化学校管理制度建设学校是儿童白天生活和学习的主要场所。学校管理不善或疏忽是导致儿童伤害事故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学校管理应充分考虑到儿童年龄、环境等因素差异，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形成符合实际、系统、严密和切实可行的校本管理制度。首先，学校应建立健全各项安全工作制度。比如建立安全检查制度，确保学校的校舍、场地、教育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并按制度要求对其进行经常性的维修和检查，及时排除事故隐患；建立严格的卫生制度，避免外来因素对学生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建立卫生保健制度，防止体质特殊儿童在正常教育教学活动中的意外伤害；建立体育场地、器材和设施的安全检查制度，及时修复或处理损坏器材，防止体育运动中伤害事故的发生。此外，还应建立儿童活动前安全教育制度、安全防范值班制度、医疗卫生安全制度、后勤管理物业供应安全制度等，使事故防范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其次，学校应建立保障学生安全的责任追究制度。在建立健全学校各项安全工作制度的同时，应将儿童伤害事故防范工作责任到人，层层签订责任书，建立起安全奖惩制度，以增强各部门及有关人员的责任心，使各职能部门齐抓共管，避免部门之间、岗位之间因责任不清，而导致相互推诿扯皮，人为地造成和扩大伤害事故。

（五）确立新的家庭教育观念保护儿童安全应强调儿童的参与能力的提高，必须鼓励孩子到群体中去。日本教育家山下俊朗强调要以“儿童教育儿童”，即互教。他认为这是对儿童进行教育的根本原则。儿童从模仿开始他的学习生活，而模仿最好的对象是儿童伙伴。尤其是从一些优秀儿童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他们之间往往是无所不谈，一旦形成一个健康、活泼、向上的学习共同体，最容易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成长阶段良好的同伴关系，是他们一生的财富。家长要鼓励孩子出去找伙伴，并且尊重他们的活动圈子。同时，也要欢迎他的伙伴进家门，给他们固定的活动范围。

锻炼坚强意志，培养健全人格。广大父母在煞费苦心为孩子补充生理钙质的同时，容易忽略儿童成长所需的另一种更为重要的“钙质”，那就是精神上的钙质。这种钙质是儿童成长至关重要的元素。这就是自立、自强、自尊、自爱和自信，就是拥有坚强信念，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耐心，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会勇于面对生活带来的压力，不会被困难所击倒。意志坚强、心理素质良好的儿童在遇到突发事件，涉及人身安全危机面前，会沉着冷静，想方设法保护自己，逃离危险，战胜困难。当代教育就是要培养人格健全、素质全面的新型儿童。

（六）改进与完善社会公共政策社会公共政策是党和政府向社会公共领域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其目的是协调社会公共领域中人们多方面的关系，以保证公共领域的积极、正常的运行与发展。也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挥自身多方面职能的有效手段。现有的社会公共政策在保护儿童安全方面应该加以改进：第一，完善保护儿童安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宪法规定的儿童权益保护是根本性的，需要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来配套。要进一步明确社会群体对儿童安全事业的具体职责，使《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的规定更具有操作性；第二，强调儿童安全公平性。目前，儿童群体具有复杂性，大量失学儿童、农民工子女、残疾儿童等特殊儿童群体的安全现状更不容乐观，他们比正常儿童面临更多的安全威胁。因而，制定一些保护特殊儿童群体的倾向性政策是完全有必要的；第三，努力缩小儿童安全的地区差异。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决定了在儿童安全问题领域也存在差异，合理的社会政策应该努力缩小这种差异，使得儿童安全的保障措施不因经济差异而有过大区别，力争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使社会整体对儿童安全保障实现平等的保护和对待。

（七）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我国的儿童教育与保护方面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差距，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将他们的做法为我所用，不失为一种提高我国儿童安全管理水平之有效方法。其一，在制度和理念上借鉴。“9·11”后，美国教育战略调整的战略目标就包括“确保我国的学校安全、无，学生远离酒精、烟草和其他麻醉品”和“提升青年人的坚定品格和公民精神”；其二，在学校教育内容上借鉴。比如日本有一项训练课叫“人工心肺复苏”，帮助模型娃娃进行心肺复苏，要求所有中小学生必须过关。日本是一个多灾国家，防地震、防火或防原子弹的演习，差不多每月就有一次。在美国，学校里也有专门课程教给孩子遇到地震、洪水、歹徒、诈骗者的应急措施，而且十分具体。还有的学校讲授空手道，甚至中国武术课，以备防身。英国一些校园安全组织针对年龄较大的学生成立了专门的防身培训班和防研究中心；其三，在立法层面上借鉴。日本和美国以及德国等国家都有具体的规定或判例来保护儿童的权利，如美国的单独监护和共同监护制度、日本的《终身学习振兴法》等都有我国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

总之，只要我们树立新的儿童安全观，重视对儿童安全的制度和政策性改进，加强依法治教的步伐，全社会都来关心参与儿童安全工作，系统地推进儿童安全事业进步，就一定能够促进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为我国儿童整体健康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内容提要】对儿童保护范围的扩大化，不仅符合国际社会对儿童问题认识基本统一的发展趋势，也体现了中国重视儿童权利事业发展和应尽的国际义务。本文认为对于儿童安全的界定应是使儿童在人身、精神和网络等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免于侵害，并得到特殊保护。这既能体现儿童安全的完整性和时代性，也具有内在的逻辑合理性。当前中国儿童安全的现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因意外伤害造成儿童死亡率高、校园生活中的受伤时常发生、家庭暴力的存在等。我国儿童安全问题原因主要有受传统社会对儿童安全观理解不全面的影响、独生子女教育的误区、对生命与权利教育的忽视、对网络及其由此带来的安全问题缺乏准备等。儿童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笔者在经过深入探讨和思考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新的儿童安全观、进一步加强生命教育、强化学校管理制度建设、确立新的家庭教育观念、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等建议。

篇6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儿童受国家保护”。1991年，我国加入《儿童权利公约》，随之制定了第一部保护未成年人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此外，国家还出台了《义务教育法》、《母婴保健法》、《收养法》、《教育法》等有关儿童保护的专门法律。在已有法律和政策框架下，国务院于20__年颁布了今后10年全面推动儿童权利保护的基础性文件《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__-20__年）》（以下简称《纲要》），《纲要》在儿童与健康、儿童与教育、儿童与福利、儿童与社会环境和儿童与法律保护五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目标与67项策略措施。《纲要》的体现了国家对儿童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等各项权利的尊重。

儿童保护的对象是儿童。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儿童是指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但是当前我国的法律规定以及工作实践中，对于儿童的年龄界定仍未实现完全的统一。例如《刑法》规定的猥亵儿童罪，儿童是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而国务院《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童工又是指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国务院制定的《儿童发展纲要》将儿童界定为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但是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我国应当将儿童的年龄界定为不满十八周岁，以实现国内法律与公约的规定相一致。

在界定了儿童的年龄后，从广义上讲，儿童就是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因此儿童保护与未成年人保护的概念含义是相同的。两者均指比较宏观的内容，即涉及到家庭、学校、社会以及司法各个方面的对未成年人提供保护的制度。从狭义的角度看，儿童保护作为一个专业术语，其目标是保护未成年人避免在家庭中遭受监护人的侵害，包括虐待、忽视以及遗弃等监护人侵权行为，针对的保护对象是受到监护人侵害的未成年人，针对的行为是监护人不当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未成年人权益。

社区儿童保护制度的提出，正是为了更好的保障儿童权利，保护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在实践过程中，现阶段社区儿童保护工作的开展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我们走访了4处__社区，对52名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__区儿童保护工作存在宣传不够、群众参与度较低、对儿童保护的内涵概念不清楚的问题。

近些年来，国家通过政策等形式确立了对困境未成年人的生活和发展保障制度。例如，民政部《关于制定福利机构儿童最低养育标准的指导意见》，确定了福利机构中的未成年人最低养育标准为每名儿童每个月1000元，确定了每名孤儿的最低养育标准为600元。__市民政部20__年的《20__年社会服务统计第三季度报表》显示，20__年__市儿童福利机构__个，床位有1968张，集中供养孤儿数1907人，救助未成年人22549人。

这些制度和财政的保障在保护困境儿童方面发挥了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从实践效果看，大量的资金投入并未取得相对理想的成效。例如对于流浪以及反复流浪的未成年人，需要支出大量的经济以及人员等成本予以救助，但是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出发，对其提供临时救助并不是保护的最佳手段，使其回到家庭中，得以健康成长才是根本出路。

资源的投入存在的另一方面问题是资源分配的不平衡性和滞后性。未成年人需求在不同阶段有所不同，例如在家庭监护存在问题未成年人还未流浪的情况下，其需求是对父母的家庭教育和监护指导，而在其流浪时，最紧急的需求是临时救助。从现有的资源分配看，后期临时救助的投入远远大于前期对家庭教育知识培训和监护指导。而实际上如果缺乏科学的资源投入机制，不能将有效的资源用于预防流浪，将难以解决未成年人流浪的根本问题。

儿童在家庭内遭受严重虐待、遗弃等案件并不少见，根据__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统计，仅20__年1月到20__年1月三年期间媒体就报道了至少300件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的案件，而这些案件本身都是未成年人受到了严重伤害才被报道出来。对这类未成年人最需要紧急保护的案件，相关部门缺乏明确具体的应对机制。这些悲剧体现了儿童保护立法工作的滞后，缺乏强制报告制度，即使发现了父母在虐待孩子或者不愿担负抚养责任，如果没有造成死伤何等严重后果，司法机关和相关部门也缺乏有效介入。而且即使案件被报道出来，也没有系统的处理措施予以应对。

由于目前在我国没有成立专门的儿童权益保护组织，只能依托

妇联、共青团等人民团体及区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专项工作组等机构，因此在社区层面，大部分儿童权益保护工作人员都是兼职，“上面一根针，下面千条线”，很多情况工作人员都处在被动工作状态，为了应付检查、为了年底考核，为了各种评价而工作，各种因素叠加导致受访群众对工作人员评价不高，没有群众认为工作人员十分专业，50%的群众认为工作人员有一定的文化素质，50%的群众认为不清楚。出于对工作人员的不信任，首先，居民在遇到儿童伤害问题时，最先想到的，不是依托社区而是要报警，另一方面社区精心组织的关于社区儿童保护的活动不会得到辖区居民的认可和参与，既造成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__区儿童保护工作是在区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和区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专项组的领导下开展的，简称预青组和未委会。目前，全区43个街乡全部成立了预青组和未委会。部分街乡预青组和未委会的主任由党政正职担任，各街乡的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的书记或主任均担任预青组和未委会委员或办公室成员。部分基层还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在预青组和未委会内部划分了工作组。

1．__区“青少年法律之友”。__区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专项组和__区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共青团__市__区委员会、__区青年联合会联合成立的__区“青少年法律之友”，目前有20名成员。成员主要协助__区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开展未成年人法制宣传、法律援助、法律咨询、个案办理、热线接听等未成年人保护公益工作。成员由热心公益事业、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了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律师、法官、检察官、公安干警组成。

2．__区街乡青少年事务工作者专业队伍。__团区委依托__区青年就业见习基地政策，建立了由232名优秀大学生干部组成的“__区街乡青少年事务工作者”专业队伍，协助街乡预青组和未委会办公室从事事务性工作，加强了基层青少年工作力量。

3．__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见习基地。根据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特点，专门设立了“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见习基地”，为委员单位选拔配备了70名优秀大学生干部挂职人员，参与青少年权益保护工作。

4．__区“阳光伙伴”志愿团体。团区委整合区域内社会力量，吸纳32家社会团体和青年自组织组成了__区“阳光伙伴”志愿团体，服务方向涵盖助残、助孤、环保、禁毒、支教、应急、法律援助等诸多领域。

除此之外，__团区委将社工队伍建设与青年人才培养相结合，直接建立了3支共322人的专业社会组织和队伍。__区法院建有包括200余名中小学教师的学校法制教育工作者队伍。__区文化委、__公安分局、__工商分局等各职能部门和各街乡组成联合执法队伍，清理整治校园周边环境。__公安分局、__区综治委、__区教委全面加强各学校内部安全防控工作，达到每所校（园）配备2名保安力量的守护标，实现了校园及周边治安防控的全面覆盖。__区大屯等街乡也在不断加强文化市场执法队伍建设。

20__年，__区作为试点参加了__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试点的目的是针对遇到生存困难、监护困难以及成长障碍的儿童，采取有效的措施，切实保障儿童的合法权益。试点采取的措施包括建立未儿童社区保护网络、加强家庭监护服务和监督、保护受伤害儿童、开展困境儿童帮扶工作、健全儿童社会保护工作机制。这些措施基本涉及到了困境儿童的保护需求。试点工作积极探索了困境儿童的保护机制，具有以下特点：

1．涉及到了最急需解决的儿童保护制度问题，如在保护受伤害未成年人部分，明确提出了建立受伤害未成年人的发现、报告和响应机制，为

未成年人提供及时保护、心理疏导、法律援助等服务，落实国家监护责任；2．开始朝着体系化的困境儿童保护机制探索，力图建立起从家庭监护入手，包括预防、处理以及后续安置为一体的解决思路；

3．建立起连接困境儿童和政府以及相关参与方的机制，例如通过建立未儿童社区保护网络，开展困境儿童的排查摸底和走访工作，为有需求的儿童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建立起监测、预防、报告、转介和处置的保护体系；

4．开展了政府和司法在保护困境儿童方面的有益探索，例如明确对于经过排查发现监护存在问题的案件，对于需要撤销监护资格的，应当向司法部门提出撤销监护人资格的申请。

通过社会调查及查阅文献资料，我们认为，目前__区儿童保护工作没有专业机构，未形成常态机制，未构建儿童权利维护保障平台，多样化、多元化的儿童服务保障体系尚未形成。因此，我们建设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提高我区儿童保护工作水平。

1．以“社区儿童保护体系与网络项目”为突破口，提升儿童保护行政部门层次，加大儿童保护服务部门建设力度，从横向上，统筹协调妇联、团委、教育、卫生、公安、媒体等部门构建一体化的合作机制，从纵向上，市、区、社区等各级职能部门通过密切的沟通与交流，努力形成共识，构建上下通达的工作机制。在符合条件的社区建立儿童权益保护委员会（cpu），由社区居委会、公安、民政、医疗、教育、文化等方面负责人及楼栋长、志愿者、家长、儿童等方面代表组成，由他们来指导本社区儿童状况监护工作，并负责与其他部门协调工作。通过cpu建立对儿童状况的监护制度，建立关注儿童电子档案、建立社区庇护所等形式，对经济贫困、单亲、存在家庭暴力、父母监护缺失等不同类别的家庭及其子女进行及时的了解和动态跟踪。

2．整合社会资源，建立科学完善的运行机制

（1）建立儿童电子信息档案。利用上门访问、校园追踪、调研调查等形式采用先进的科学网络技术建立本社区重点关注儿童电子信息档案，及时跟进社区儿童的基本情况，并和其他部门实现资源、信息共享为项目开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2）建立儿童保护预防和联动机制。社区可以开通投诉热线等方式保证儿童保护机构能够掌握儿童侵权事件，并协助相关部门制定保护方案，形成儿童保护的预防机制。负责儿童权益保护的机构之间互相加强联系，形成联动机制，一旦出现侵犯儿童权益的事件，各部门要相互配合，共同处理，建立“绿色通道”、“专项活动”等快速应对机制。

（3）建立儿童保护标准化工作流程。对儿童的保护措施与相关活动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操作性强的机制，导致儿童保护工作在社区的开展没有一定的规范可循，各个社区按照自身的安排进行相关工作，因此相互之前差异性较大，而一些非常好的项目也难以坚持下来长期开展。一套完善的规范体系能够使机制合理运行，提高工作效率，保持政策延续性，是社区儿童保护事业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在区级层面，儿童权益保护机构应统筹协调，制定相应工作方案和工作要求，制定标准化工作流程，加强对社区儿童保护的监督考核。

（4）建立社区与街道、区级儿童权益保护机构的联系机制。社区与上级街道机关沟通不及时，导致上级精神无法有效传达，上级资金、政策等支持没有下达到位，双方各自为政，降低了发展儿童保护事业的效率。社区开展的各项活动都靠居民自治组织的个体力量，没有得到上级街道机关的支持。而上级街道机关工作人员却表示自身也组织过很多活动，并创办了一系列常规项目，但这些又不为社区工作人员所知。通过联系机制的建立，定期召开例会、工作会，防止各部门沟通不畅，影响儿童保护事业的长远发展。

（5）开展社区儿童服务项目。一是开展社区托幼服务。可以借助部分社区“四点钟课堂”等模式，帮助家庭、帮助父母实现对婴幼儿甚至学龄儿童的托管照顾。这不仅可以大大减轻家庭与父母的负担，而且可以进一步实现社区与家庭的联系，为更好德实现关爱和保护社区儿童打好基础。二是开展儿童社会工作，借助社区青年汇等专职社工、专业社会中介机构、专业志愿者等利用专业社会学方法开展多样化的服务，为儿童成长创造更好德社会氛围。三是开展重点儿童帮扶工作，对低保、重残等特殊家庭儿童开展帮扶活动，为他们健康成长提供支持，不仅提供物质帮扶，更加关注儿童心理健康成长。

3．加强宣传，挖掘群众的力量，鼓励社区居民自主参与到儿童权益保护事业中。

篇7

留守儿童数量较多

《中国青年报》2013年3月24日发表了《全国妇联统计显示：内地农村留守儿童约为5800万人》的文章称，根据全国妇联的统计，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为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为4000多万人，而随着农村父母离乡进城打工、经商人数的增多，农村留守儿童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这些留守儿童正处在人生发展的关键阶段，但由于失去父母的庇护，他们的身心成长、学习生活面临着失管、失教和失衡。

中国网2013年3月8日的《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服务刻不容缓》文章指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了5800万人，占全部农村人口的28.29%。其中，有57.2%的留守儿童是父母一方外出，42.8%的留守儿童是父母同时外出。留守儿童中的79.7%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13%的孩子被托付给亲戚、朋友，7.3%为不确定或无人监护。

人民网2013年5月10日《中西部地区留守儿童集中，川豫皖粤湘5省逾全国4成》的文章说，2013年5月10日上午，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报告显示，留守儿童在各地的分布很不均衡，其主要集中在四川、河南、安徽、广东、湖南等劳务输出大省。其中，四川、河南的农村留守儿童规模大，占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比例最高，分别达到11.34%和10.73%。其次，安徽、广东、湖南的农村留守儿童规模占全国百分比也很高，分别为7.26%、7.18%和7.13%。以上5个省份留守儿童在全国留守儿童总量中占到43.64%。报告中显示，从农村儿童中留守儿童所占比例来看，重庆、四川、安徽、江苏、江西和湖南的比例已超过50%，湖北、广西、广东、贵州的比例超过40%。可见，农村留守儿童广泛分布于中西部省份，同时也分布于江苏、广东等东部发达省份。

生活状况 令人担忧

寄宿问题

《新华每日电讯》2013年1月14日发表的题为《吃住行仍存难——农村留守儿童现状及需求调查》的文章指出，在重庆市农村学校，有相当一部分学生需要每天往返3个多小时的山路到学校，天不亮就起床，天黑了才回家。由于寄宿制学校项目少、缺资金，不少学校只能用教室改建成简陋宿舍，更多的学生仍不得不起早摸黑。

南川区古花镇中心校有240多名留守儿童。校长韦在新介绍，中心校有由教室改建的宿舍，4年级以上可寄宿，能容纳300人，已住179人。十几个孩子住一间，只有公共厕所，不能洗澡和洗衣服。木瓜村小和天水村小更加偏远，有4名小学生因家太远破例住在中心校。天水小学3年级学生简世生说，每天上下学都要翻大山，冬天更麻烦，现在住宿舍，虽然条件不好，但还是很高兴不用翻山。

吃饭问题

《信息日报》2013年1月16日发表的文章《几勺腌菜下饭，一小碗面当午餐——袁州区部分留守儿童午餐难吃饱》称，在距宜春市袁州区约30公里的洪塘镇中心小学，记者了解到，1至6年级共有1200余名学生。中午下课后，不少学生捧着饭盒快速来到食堂的大饭桶前，将饭从桶内舀到饭盒里，然后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该校2年级学生小玲却羞涩地站在一边。记者让她打开手中的饭盒，发现里面只有3小勺黑黑的腌菜。“这就是你每天午餐的配菜吗？”记者问。“大多是吃腌菜，奶奶都是把昨天吃剩的腌菜装在饭盒里让我带来。”小玲回答说。之后，记者又查看了多名学生的饭盒，发现几乎都是少许单一的白菜、萝卜干、腌菜之类的头天剩菜。近20名孩子中，只有一个饭盒里装着几块煎得黄黄的豆腐，里面有几条肉丝。记者随后又查看了其他班级，发现情况都差不多。

而在西村中心小学，记者看到在该校的食堂内，只有少数几名学生会花上3-5元钱，在食堂炒个菜吃中餐，而大多数学生则聚集在学校对面的小吃摊前，花上2元钱，买一小碗方便面吃。西村中心小学工会的王主席表示，因为学校没有经费贴补，所以530多名留守学生不可能全都在学校吃午餐。对此，袁州区文教局的曾部长表示，有一些偏远贫穷地区已经发起了“爱心午餐”活动，但袁州区目前还不能算贫穷地区，所以“爱心午餐”的政策还未实施。

安全问题

《江西日报》2013年1月15日发表的题为《留守儿童人身安全状况堪忧，无人管束易出意外》的文章指出，2013年1月14日一大早，重度烧伤的吉安3岁留守女童邓芯怡在众多爱心人士的帮助下，抵达北京接受治疗。去年12月29日，邓芯怡被家中老人放在火炉旁睡觉时，不幸被烧成重伤。

类似邓芯怡这样的悲剧不时上演。去年5月20日，万年县一城中村的住房起火，一对5岁和3岁的留守小兄妹不幸遇难；在这起悲剧发生前14天，即5月6日，宜春市袁州区天台镇塘溪村璜溪村民小组一家6名留守儿童在水塘洗澡，5人溺亡。出事时，村里竟找不到一个能下水救人的年轻人……

此外，留守儿童成了人贩子瞄准的目标。去年2月1日，丰城市荣塘镇2岁的幼儿陈嘉豪失踪，2月9日下午，陈嘉豪在一个亲戚家门口被发现。公安部门表示，可能是嫌犯慑于公安机关追捕压力，将陈嘉豪送回到案发地附近丢弃。

有太多让人无法承受的伤痛：2011年全国数十起重大校车事故，其中大多数发生在外出打工人群密集的县乡，而受害者多为留守儿童。2011年，公安部的调查数据显示，未成年人受伤害及自身犯罪的案例大多数在农村，其中大多数又是留守儿童。全国妇联的一份报告显示，仅2008年，全国就有2万名青少年死于意外事故，其中一半以上是留守儿童。

失学问题

中国青年网2013年3月6日的文章《贵州留守儿童116万，辍学儿童23.7万》指出，因为贵州省现有的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能够提供的就业较少，所以贵州省有630万名农民工在省外打工，而这一现象导致贵州省留守儿童达到116万。谈到贵州省的失学儿童，贵州省省委书记赵克志表示，2012年，贵州省的义务教育辍学儿童已达23.7万人，高中阶段的失学人数达到11.6万人，也就是说每年有将近12万未满18周岁的少年既不能就业，也没有进入校园，在社会上游荡。

心理问题

《工人日报》2012年9月4日发表的题为《调查称中国14.7%留守儿童感觉自己“被遗弃”》的文章说，报告显示，农村留守儿童父母外出打工后，通常回家的机会很少，平均需要1.6年才能回家1次，其中，省外打工往往需要2-3年才能回家1次，省内打工的每年也只能回家1-2次。父母不在身边，弱化了孩子对父母的依赖感，留守儿童又容易把自己与有父母在身边的同伴进行比较，就会产生“没人管”“被抛弃”的心理感受。

《北京青年报》2013年2月18日的题为《中国式别离的最大问题是留守儿童》的文章提到，全国妇联、全国“心系好儿童”系列活动组委会的《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活动调查分析报告》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45.1%的留守儿童“感到心里孤单”，3成以上的孩子出现心理卫生问题。因长期缺少父母的关爱和呵护，留守儿童存在严重的“亲情饥渴”现象。在调查中，相当多的孩子最想对父母说“爸爸妈妈，我好想你们”。

爱心传递 共同守护

《人民日报》2013年1月11日发表的文章《我国全面建立留守儿童档案，优先保障吃住行》称，2013年1月10日，教育部、全国妇联、中央综治办、和中国关工委日前联合下发《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切实改善留守儿童教育条件，力争做到“三优先”，优先照顾贫困地区的留守儿童有学校寄宿、吃好饭、上下学方便。

《意见》指出，要优先满足留守儿童寄宿需求，确保每名寄宿生有一个标准床位，配备必要的生活教师；在国家组织实施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和地方组织实施的营养改善项目中，要建立留守儿童用餐登记台账和营养状况档案，切实改善留守儿童营养状况，优先解决好留守儿童在校吃饭问题；要合理设置学校或教学点，优先保障留守儿童能够就近走读入学，对于确实难以保障就近入学的地区，要为留守儿童上下学提供交通条件。

《意见》还提出要全面建立留守儿童档案，将父母外出务工情况和监护人变化情况逐一进行登记并及时更新；认真选择有意愿、负责任的家庭，采取全托管或半托管的形式照料留守儿童。《意见》指出，将建立16岁以下学龄留守儿童登记制度，以保证将其纳入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新华网2012年12月27日的题为《共同关爱留守儿童》的文章指出，针对留守儿童的安全状况，无论是农民工输出地还是输入地，都该更好地守护留守儿童：前者可通过引进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等方式，实现劳动力就地转移；后者应通过建设公租房、农民工公寓，让农民工及其子女能在城市栖身。当然，如今最紧迫的还是要完善学校配套设施，至少要彻底打击和杜绝黑校车。城乡均衡教育是我国的重要发展战略，而农村幼儿园和小学更应得到政策的倾斜，包括加大财政补贴、强化硬件设施、配置优质师资，还有提高安全保卫级别。

凤凰网2013年2月18日的《留守儿童的中国式别离》指出，从长远看，只有创造所有孩子公平求学、升学的环境，才能缓解这种中国式别离，而在父母不能在他们身边的现实无法短期改变的情形之下，全社会应该向这个群体伸出援手，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这才是关注中国式别离的价值所在。

新华网2013年1月1日的文章《江西广昌：党员“家长”，逾四千留守儿童获温暖》提到，新年来临之际，江西省广昌县吁江镇下湖村村支书揭友毅又一次来到下湖村小学，了解他结对的留守儿童小涛的学习情况。由于小涛的父母都在外打工，爷爷奶奶体弱多病，作为小涛的“家长”，揭友毅经常要到小涛家里和学校走访，让小涛“心有人爱、身有人护、难有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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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学前教育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了促进和保障学前教育健康发展，规范学前教育，维护学龄前儿童、保育教育人员和学前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学前教育的实施与管理，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学前教育，是指对三周岁以上不满六周岁学龄前儿童实施的保育和教育。不满三周岁学龄前儿童实施保育教育的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条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学前教育，应当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实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学体制。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学龄前儿童能够平等接受基本的、有质量的学前教育。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实行免费学前教育。

第四条学前教育应当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实行儿童优先、儿童平等发展的原则，保障儿童利益最大化，遵循学龄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促进学龄前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第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学前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学前教育的领导和管理，将学前教育纳入政府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内容。

第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大力发展农村学前教育，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学前教育机构之间保育教育条件和水平的差距，提升学前教育整体办学水平，促进学前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第七条省人民政府负责全省学前教育的宏观指导、统筹规划和政策制定工作。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学前教育的协调管理和监督指导工作。

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学前教育的规划和布局调整，建立学前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采取多种形式保障学龄前儿童接受学前教育。

第八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学前教育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组织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学前教育相关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前教育管理机构应当配备专职人员，具体负责学前教育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明确经验丰富的公办幼儿园教师等人员负责所在乡镇、街道的学前教育辅导。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督导机构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学前教育工作进行督导，督导报告向社会公布。

第九条对在学前教育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表彰。

第二章 保育教育

第十条三周岁以上不满六周岁学龄前儿童可以申请入园。幼儿园接收有困难的，当地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予以统筹安排。

第十一条学龄前儿童申请入园的，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出具儿童出生医学证明、有效预防接种证明、体检健康证明、户口簿;流动人口子女在居住地申请入园的，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还应当出具本人身份证明、就业或者居住证明。

第十二条幼儿园应当坚持保育和教育并重，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结合本园实际，科学安排教育内容和方法，满足学龄前儿童感知、体验、探索需求，保护和培养学龄前儿童的兴趣和自由想象力。

幼儿园组织活动应当以游戏为基本形式，注重活动的生活性、趣味性和多样性，不得组织有损学龄前儿童身心健康的活动。

禁止以集中授课方式实施汉语拼音以及汉字读写训练、数字书写运算训练、外语认读拼写训练。

第十三条幼儿园应当科学制定学龄前儿童一日作息制度，培养学龄前儿童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执行国家和省关于托幼机构卫生、保健、营养的相关规定，保障学龄前儿童身心健康。

第十四条幼儿园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在相关部门和专业机构的指导下，对学龄前儿童进行安全教育，开展必要的自救、互救、紧急疏散等应急演练，增强学龄前儿童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第十五条幼儿园应当积极创造条件，接收并为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学龄前残疾儿童提供融合教育。

特殊教育学校应当设置学前教育班接收学龄前残疾儿童，配备适合学龄前残疾儿童特点的场所和设施，为学龄前残疾儿童的保育教育和康复提供帮助。

鼓励社会各类康复机构、福利机构为学龄前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教育。

第十六条幼儿园应当加强与家庭、社区的合作，充分利用各类教育资源，扩展学龄前儿童的生活和活动空间，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学前教育宣传、指导等服务。

鼓励家长采用志愿服务等形式参与幼儿园保育教育活动，并通过家长委员会等方式实施监督。

第十七条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掌握科学育儿方法，创造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并与幼儿园相互配合，促进学龄前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第十八条幼儿园使用的教师指导用书应当经过审定;未经审定合格的，不得选用。具体审定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制定。

幼儿园应当按照保育教育设备配备标准和管理办法配备玩教具、图书等。保育教育设备配备标准和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卫生等有关部门制定。

鼓励幼儿园开发适合儿童成长需要以及促进儿童智力开发的特色玩教具等保育教育设备。

第三章 教育机构

第十九条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学前教育设施布局纳入城乡规划，预留符合规定要求的学前教育设施建设用地;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城乡规划，具体制定和调整学前教育设施布局专项规划，满足学龄前儿童就近入园的需求。

学前教育设施的布局，应当体现本行政区域内学龄前儿童的数量分布、流动趋势、保育教育需求等情况，每一万至一万五千常住人口至少设置一所幼儿园;人口较为分散的农村地区，应当根据条件适当增设幼儿园。

第二十条新建、改建、扩建居民区，应当根据规划配套设置学前教育设施，并与居民区建设项目同步设计、施工和交付使用。

规划配套建设的学前教育房屋、场地等设施是公共教育资源，由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统筹安排，用于举办公办幼儿园，或者委托举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使用性质和用途。

第二十一条因公共利益需要征收幼儿园的土地、房屋的，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学前教育设施布局专项规划和调整方案予以重建，或者依法给予补偿，补偿费用应当用于幼儿园建设。需要异地重建幼儿园的，应当先建后征;需要原地重建幼儿园，或者根据设施布局规划和调整方案撤销原幼儿园的，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做好学龄前儿童和幼儿园工作人员的安置工作。

第二十二条设立幼儿园，必须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有符合规定的组织机构和章程;

(二)有符合规定的幼儿教师、保育、卫生保健、保安等人员;

(三)有符合规定标准的保育教育场所以及设施、设备等;

(四)有必备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

幼儿园的保育教育场所应当设置在安全区域内，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交通、消防、环保、日照及其他选址要求;学龄前儿童人均占地面积、建筑面积、午休室面积、户外活动面积、绿化面积以及设施、设备配备应当达到规定要求。具体标准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审批各类幼儿园，建立幼儿园信息管理系统，对幼儿园实行动态监管。

幼儿园实行年检制度，由审批机关每年进行一次复核审验，并将卫生保健等有关情况纳入审验内容。年检不得收费，年检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四条幼儿园实行法人登记制度。国有资产参与举办的民办幼儿园，可以根据规定登记为事业单位法人。

第二十五条举办幼儿园应当以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为主。支持民办幼儿园提供优质的保育教育服务，满足家长和学龄前儿童对学前教育的多样化需求。

有条件的幼儿园可以适度举办分支机构或者合作举办幼儿园。

第二十六条幼儿园保育教育规模一般不超过十二个班，农村地区可以根据生源状况适当降低规模。

幼儿园班级人数不得超过国家和省规定的限额。

第二十七条幼儿园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按照有关规定配备保安员，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加强安全管理。

用于接送学龄前儿童的校车及其使用管理，应当符合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

第四章 保育教育人员

第二十八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教育等行政部门应当统筹规划，加强幼儿教师和保育、保健、保安等人员队伍建设，提高保育教育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和保育教育能力。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幼儿园应当维护保育教育人员的合法权益，保障保育教育人员待遇。

第二十九条幼儿教师、保安员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取得职业资格。

保育员、保健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接受职业专业培训，取得岗位任职资格。

第三十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保育教育人员岗位设置管理制度和聘用制度，规范保育教育人员岗位管理。幼儿园平均每班应当配备二名以上幼儿教师、一名以上保育员。

对公办幼儿园新进人员实行公开招聘制度。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民办幼儿园应当按照岗位设置标准和实际需要，依法自主聘用并配齐配足保育教育人员。

第三十一条幼儿园不得聘用下列人员：

(一)被剥夺政治权利或者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

(二)曾被收容教育、强制隔离戒毒、劳动教养的人员;

(三)曾因违反治安管理受过行政拘留的人员。

慢性传染病、精神病患者，不得在幼儿园工作。

第三十二条实行幼儿教师和卫生保健人员职务(职称)制度，建立幼儿教师和卫生保健人员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价标准和评价机制。

幼儿教师在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聘、培养培训、表彰奖励等方面享有与中小学教师同等权利。

与幼儿园建立劳动关系的幼儿教师在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定、培养培训、表彰奖励等方面与事业性质幼儿教师享有同等待遇。

第三十三条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均衡配置本行政区域内幼儿园保育教育力量，在岗位设置、培养培训、骨干保育教育人员配备等方面，对农村地区和薄弱幼儿园给予扶持。

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建立本行政区域内幼儿园负责人和保育教育人员合理流动机制。鼓励公办幼儿园负责人和保育教育人员到民办幼儿园支教。

第三十四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幼儿教师和卫生保健人员培训制度，制定培训规划，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幼儿园应当保障幼儿教师和卫生保健人员参加培训期间的工资福利待遇。

第三十五条幼儿园应当依法保障保育教育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县级人民政府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助。

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保育教育人员按照有关规定享受特殊教育津贴。

第三十六条保育教育人员应当履行工作职责，尊重学龄前儿童人格，关注个体差异，平等对待学龄前儿童。

保育教育人员不得歧视学龄前儿童，不得对学龄前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不得侵害学龄前儿童的合法权益。

第五章 保障监督

第三十七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建立学前教育联席会议制度，研究解决学前教育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第三十八条省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制定本省学前教育质量评价标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学前教育发展水平实施评价与监测，监测结果向社会公布。

对在学前教育中取得优秀教学成果的单位和个人，可以按照省级教学成果奖的有关规定给予表彰。

第三十九条县级人民政府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共同分担学前教育财政经费，加大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的投入，保证学龄前儿童人均学前教育经费、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同级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不低于百分之五。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通过专项资金、奖励补助等方式，对各地发展学前教育给予支持，并向经济薄弱地区和农村倾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会同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幼儿园人均经费标准、公办幼儿园人均财政拨款标准、公办幼儿园人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标准。

第四十条残疾儿童接受学前教育实行免费，所需经费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保障。

残疾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人均经费标准应当高于幼儿园的人均经费标准。

第四十一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经济困难家庭的学龄前儿童和学龄前孤儿入园给予资助。

鼓励各类社会组织、个人通过多种形式资助经济困难家庭的学龄前儿童和学龄前孤儿入园。

第四十二条民办幼儿园在建设规划、土地供应、税费减免、申办审批、资质认定、师资培训、表彰奖励等方面与公办幼儿园享有同等权利。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采取购买服务、奖励补助、派遣公办幼儿教师、建立协同发展机制等方式，引导和支持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保育教育服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运行开支给予补贴，重点用于支付房屋租金、补充保教玩具、房屋维修改造等。

第四十三条公办幼儿园的保育教育收费标准按照补偿成本、分类定价的原则核定，具体办法由省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财政、教育行政部门制定。制定保育教育收费标准的具体办法，应当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

民办幼儿园根据学龄前儿童人均培养成本合理确定收费标准，报当地价格、财政、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并公示。

幼儿园不得收取书本费，不得以推销或者变相推销玩教具、图书、被褥、服装等方式谋取利益，不得以开办各种特长班、兴趣班、实验班为名收取费用，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与入园相关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建园费等费用。

幼儿园收取费用和经费使用情况应当向家长和公众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幼儿园收费的管理和监督。

第四十四条幼儿园缴纳水、电、气、煤等公用事业费用，按照中小学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等部门应当指导、监督幼儿园加强安全保卫工作，指导幼儿园制定幼儿园安全保卫制度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加强幼儿园周边治安巡防，及时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维护幼儿园周边秩序，依法保障学龄前儿童和幼儿园工作人员的安全。

第四十六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机构编制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参与公办幼儿园设置规划的制定工作，依照权限和程序对纳入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管理范围的公办幼儿园办理审批手续，合理确定人员的编制。

任何单位不得占用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人员编制，不得安排保育教育人员从事与保育教育无关的工作。

第四十七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的监督指导，建立卫生保健工作评价和公示制度，做好幼儿园工作人员和学龄前儿童健康检查工作。

第四十八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财政等有关部门和残联等组织应当采取措施支持幼儿园实施融合教育，加强对学龄前残疾儿童康复教育的监管。

妇联、残联等组织应当积极开展对学龄前儿童家庭教育、学龄前残疾儿童早期教育的指导和宣传，对因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履行保育教育职责不当身心受到伤害的学龄前儿童，应当给予援助。

第四十九条省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财政、统计等部门，对设区的市和县级人民政府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及执行情况定期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向社会公告。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条有关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幼儿园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取缔;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擅自改变规划配套建设的学前教育设施的使用性质和用途的，由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由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重新安排用于学前教育，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二条幼儿园违反本条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停止办园，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保育教育场所以及设施、设备不符合规定标准，妨害学龄前儿童身体健康或者威胁学龄前儿童安全的;

(二)拒绝接收具有普通教育接受能力学龄前残疾儿童的;

(三)违反规定聘用人员的;

(四)幼儿园班级人员超过规定限额的;

(五)未执行安全、卫生、保健、营养等相关规定的;

(六)选用未经审定合格的教师指导用书的;

(七)侵占、挪用、抽逃学前教育经费的。

幼儿园年检不合格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整改后仍不合格的，责令停止招生、停止办园，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三条幼儿园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三款规定收取费用、谋取利益，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与入园相关的赞助费等费用的，由教育、价格等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规定予以处理。

第五十四条幼儿园或者其保育教育人员违反本条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一)以集中授课方式实施汉语拼音以及汉字读写训练、数字书写运算训练、外语认读拼写训练的;

(二)配备不符合相关标准和规定的玩教具、图书等保育教育设备的;

(三)不履行保育教育岗位职责，或者体罚、变相体罚学龄前儿童，损害学龄前儿童身心健康的。

第五十五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履行学前教育保障监督职责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在学前教育管理工作中、、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六条本条例所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设立条件、保育教育质量达到同类公办幼儿园水平，受政府委托和资助提供学前教育服务，并执行同类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的民办幼儿园。

第五十七条中外合作举办幼儿园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十八条设区的市直接管理的幼儿园，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财政、卫生等部门，按照本条例关于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职责权限的规定进行管理。

篇9

关键词留守儿童； 问题； 对策； 探讨； 研究。

所谓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从农村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的农村地区，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根据《中国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 102. 55 万，占农村儿童37. 70%，占全国儿童21. 88%。与2005 年全国1%抽样调查估算数据相比，5年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增加约242 万。日益增长的留守儿童数量给予了社会更大的压力。

1 当前农村留守儿童所面临的问题。

1. 1 亲情教育缺位，感情荒芜据调查显示， 46. 74%的农村留守儿童父母都外出务工，在这些孩子中，与祖父母一起居住的比例最高，占32. 67%; 有10. 70%的留守儿童与其他人一起居住。同时，单独居住的留守儿童占所有留守儿童的3. 37%，虽然这个比例不大，但由于农村留守儿童基数大，由此对应的单独居住的农村留守儿童高达205. 7 万，而且这个数目还在增长。父母因为经济原因外出务工，与孩子聚少离多，完全不能扮演亲子教育中的重要角色，而隔代教育又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在此种社会背景下，留守儿童完全不能得到未成年孩子该有的关爱，一种社会的抛弃感在他们心底滋生，在此类思想出现时也往往不能够及时的得到纠正和引导，孩子逐渐开始学会自我封闭，衍生出自卑、孤僻、冷漠、散漫等不良性格。

1. 2 社会教育氛围稀薄，教育质量低下据相关报告指出，所有隔代照顾留守儿童的祖父母，平均年龄为59. 2 岁， 56%的年龄在60 岁以下，绝大部分在50 ～ 59 岁。但是，隔代照料农村留守儿童的祖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很低，绝大部分为小学文化程度，甚至有8%的祖父和25%的祖母未上过学。由于受教育水平的限制，祖父母在抚养和教育留守儿童时面临诸多的困难和挑战。此外，在偏远农村地区，师资力量匮乏，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也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硬性教育处于最底线。从调查的总体情况来看，只有2%的留守儿童成绩优秀， 10%的成绩中等偏上，成绩中等或中等偏下水平和相当差的占到了88%。在“留守儿童”中，只有20%考入普通高中， 10%的就读职业技术高中和中专，多达70%的孩子则在中考后便走上打工之路，教育成果让人不忍直视。与此同时，农村的文化市场监管力度较小，各种淫秽、暴力的书刊、音像制品泛滥，而留守儿童中大部分正处于身心迅速发展的时期，各种思维价值体系尚未成型，错误的引导将会为他们的未来发展埋下隐患。

1. 3 自我保护意识薄弱，弱势群体地位突出大部分留守儿童都处于身心未成熟时期，对于突发性事件缺乏必要的反应和应变能力，不能在突发状况下采取正确的措施保护自己的安全。此外，在监护人中，隔代监护占据绝对比例，老年人的监护意识又十分薄弱，山间地头等农村环境又处处隐藏着危险，留守儿童缺乏周全的看护，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严重后果，某地区三兄妹的溺水身亡也再次为留守儿童的安全敲响了警钟。与此同时，来自于某些犯罪分子的威胁也时刻危及着留守儿童的安全。在此类社会背景下，留守儿童保障体系的弊端也暴露了出来，其弱势群体地位令人堪忧。

1. 4 人生价值观不明确，犯罪趋势明显据有关统计数字表明，青少年刑事案件中70%属于3 人以上的团伙犯罪，而且团伙成员低龄化趋势日益明显。其中，农村“留守儿童”团伙犯罪尤为突出，成为当今农村社会治安的隐患。留守儿童犯罪的几点特征是： 突发性、贪利性、同伙性。留守儿童犯罪趋势日益明显，他们在平常的生活中未得到正确的价值观引导，渐渐养成为所欲为、自私自利的习惯。据大量的农村青少年暴力犯罪案例显示，大多数青少年作案并非事先谋划好，只是一时冲动且动机也较为单纯清晰，他们只是想满足自己一些欲望就突发犯罪想法，且往往是几个同龄人聚合在一起，同伙纠结性质十分明显。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也是极其重要的，农村“留守儿童”犯罪绝大多数是家庭教育这一环节出了问题。暴力家庭、残缺家庭、困难家庭、问题家庭的出现，使家庭的特殊功能受到削弱，易使子女受到社会不良因素影响而形成不良人格，成为促成团伙犯罪的基本条件。

2 农村关于留守儿童存在的一些特殊情况。

2. 1 抱养情况在城市抱养制度逐渐完善的同时，农村抱养则仍旧呈现的是“轻规则，乱抱养”的情况。农村经济落后，甚至一些普通的家庭连温饱都是问题，但是由于在部分农村地区传宗接代的观念深入人心，且计划生育监管力度并非很强，导致多胎超生情况的发生。据相关资料显示，农村地区抱养亲戚小孩的占据较大比例，此外，拐卖以及偷抱等问题也间接地导致了留守儿童比例的增加。在抚养过程中，这一类留守儿童比较特殊，常常会有虐待或者溺爱的情况发生，这也使得留守儿童相关问题的解决存在较大难度。

2. 2 孩子先天性缺陷问题由于优生优育的现代理念在农村没有得到较好的宣传，与此同时农村医疗条件较为简单，医疗物质匮乏，致使残疾儿童在留守儿童中占据一个较大的比例。本来应该是获得更多关爱的时期，这一类残疾儿童却承受着亲情缺失的精神痛苦，双重夹击之下其境况可想而知。此外，由于身体上的残缺，部分儿童往往无法得到较好的待遇，其生活水平较为落后。如何保证这一类残疾留守儿童的基本利益也成为了社会思考的一个重点。

2. 3 农村教育理念存在的问题在现代教育平等的理念广为传播的同时，仍有部分农村地区维持着“读书无用论”的观点，由于经济上的限制，大部分家庭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表示出淡漠的态度，其鼓励孩子接受教育的动力并非很足够。相关报告指出，农村留守儿童不同的监护人对其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未来发展都会产生不同影响。数据显示，母亲外出，单独与父亲一起居住的留守儿童未按规定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最高，达5. 12%; 父亲外出，单独与母亲，或与母亲和祖父母一起居住的，未按规定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均较低，分别为3. 13% 和3. 11%。正是由于农村充斥着不同的教育理念，留守儿童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极大的影响了祖国后代的文化素质提高。

3 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3. 1 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和监护体系，优化留守儿童成长环境学校要积极承担其教育者的角色，在留守儿童接受教育的同时对他们的相关信息做好备案，加强管理，与家长、妇联以及村委会保持密切联系，针对学生出现的情况积极做出动态调节。开设家长课程，对监护人定时的进行学生方面辅导，针对留守儿童可能出现的情况妥善对家长进行引导和提醒，积极帮助发挥监护人第一教育者的身份地位。开设学生心理课程，根据留守儿童可能出现的心理状况及时做出预防以及疏导工作。妇联、团委、村委会等组织要加强联系和管理，齐抓共管，加大留守儿童管理力度。

3. 2 改善学校寄宿条件，加强学生寄宿管理政府应积极开展学生寄宿条件整改工作，尽可能早地给留守儿童提供一个舒适的温巢。在学校的统一管理下，团体生活的开展将极大地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留守儿童将在与老师、同学的相处中感受到关怀从而能够及早的排弃由于父母不在身边而造成的困扰。与此同时，学校寄宿管理的加强对于学生的安全也将是一个极大的保证。

3. 3 投资兴建农民工子女学校，确保亲情关爱能够到位政府相关单位应加大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兴建力度，切实保障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益。降低学校借读等费用门槛，提高农民工子女核准要求，真正保障农民工子女有学上，上的起学，上好学。此外，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大规模兴建将切实保障留守儿童能够留在父母身边，真正担当起亲子教育阵地的第一线。

3. 4 大力发展地方经济，促进劳动力区域性就业积极开展以县域经济为主体的地方经济，促进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链发展，促进劳动力密集型就业。通过地方经济的发展为本地区提供更多的的就业岗位以及创业机会，紧紧抓住本地区农民工的务工动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父母外出打工的问题，从根本上减少留守儿童数量。

参考文献。

［1］李振刚，杨继仁。 留守儿童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 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11（1）：69 －70.

［2］贺超，王华华。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 理论学习，2011（4）：35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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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幼儿园工作规程》培训心得

2016年7月8日至10日，梁河教育系统13人参加了由德宏州教育局组织的"德宏州新《幼儿园工作规程》培训班",与全州各县市教育同行的134人共同参与了德宏州幼儿园半日活动观摩及课程改革阶段成果交流会，聆听了云南省教育厅曾莉琼处长的《云南省学前教育发展报告》、《云南省幼儿园保教工作指导手册》发行介绍，以及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幼儿园园长培训中心副主任、教育部学前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以及学校幼儿园教师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学前教育研究会健康教育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学前教育研究》编委王小英教授所作的精彩的"新《幼儿园工作规程》解读",《幼儿游戏的观察与组织指导》讲座。通过三天的学习，我和同事们收获颇丰，受益匪浅，粗略概况为以下几点：

一、对王小英教授授课内容认识

王教授多年来从事教育工作，熟悉教书育人之道，特别深懂幼儿教育经验，在培训中王教授结合工作和生活案例，指出了我国农村幼儿教育存在的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幼儿实践能力差，幼教教师素质有待提高，部分私立幼儿园办学有待提高，卫生间不卫生，幼儿营养有待改进等等诸多问题；同时深入浅出地给广大学员介绍了日本、美国以及我国部分地区幼儿教育的先进经验做法；王教授的三场讲座生动有趣，妙语连珠，寓意深刻。广大学员从中接受了一场心灵与思想的碰撞和洗礼！

二、 对新《幼儿园工作规程》（以下简称《规程》）的认识

1.新《规程》的特征

培训中，王小英教授就2016年3月1日正式实施的《幼儿园工作规程》（修订稿）与1989年颁布的《幼儿园工作规程》进行了对比，指出新规程有七大突出的特点：即1.坚持立德树人的立场；2.体现依法治国的诉求；3.高扬尊重儿童的旗帜；4.突显游戏活动的地位；5.强化安全管理的职责；6.提升教职员工的素养；7.扎实家园合作的纽带。并就每个特征展开详细的解释，配以生动活泼的案例、照片等，受到了学员们的广泛欢迎。然后，王教授指出了《幼儿园工作规程》、《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是幼儿教育非常重要的纲领性文件，要做好幼儿园工作我们就必须认真学习国家关于幼儿教育的方针政策，学会幼儿教育这一门艺术，培养完整的儿童，让每一个儿童成为身（体育）、心（德美育）、脑（教育）全面和谐发展的人。

2.新《规程》以人为本，更加重视幼儿安全工作。

新《规程》中指出：幼儿园必须把保护幼儿的生命安全和促进幼儿健康成长放在工作首位。是的，生命属于每一个人只有一次，只有爱护生命，健康成长，人生的价值才可能体现。《规程》还要求幼儿园应开展反家庭暴力教育，发现幼儿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及时向个公安机关报案。是的每一个儿童都是稚嫩的幼苗和花朵，需要尊重和爱护的，现代教育更应该重视儿童的认识、想法，再不应该是家长棍棒之下的模子，"听话"、"奴化"只会生产出工厂里的成品，而不是有个性特征的人。

3.游戏是学期儿童的主导活动

玩是孩子的天性，游戏可满足和稳定儿童的情感，增进儿童的智力，促进儿童创造力的发展，在游戏中儿童学会了与同伴合作协调，学会了与人相处和交往，学会了自我调适，正所谓：教育改革只有零售没有批发，幼儿园应该积极创设各类发展幼儿身体素质和智力的环境，让幼儿园成为幼儿的乐园，在园中让幼儿从游戏中学习各种技能和知识，切实避免"小学化"教育，更不能以学会了写几个字，会算几道数学题来证明我们所谓的"教育成绩".

4.教师应该成为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

幼教教师知识技能和素质是儿童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专业的师资是提高幼教工作质量的保证。新《规程》规定普遍提高工作人员认知资格和工作职责要求。每一个幼儿园都要建立教师学习培训机制，建立教研和保教计划，研究解决保教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明确了幼儿园教师的职责与任务，只有不断加强学习，逐步完善，我们幼儿教师才能培养出"完整的儿童".

三、 下一步工作打算

教育之道博大精深。对于分管的幼儿园工作如何入手？如何抓好指导？我曾一度迷茫，通过这次新《规程》的培训学习，我对幼教工作有了全新的认识和理解，也对我县幼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找到了方向和切入点：

1.全面开展以县为主的新《规程》的学习培训活动，以《规程》标准为衡量我县幼教工作实效的指南；

2.借力云南师范大学对口帮扶活动，提升幼儿园教师能力水平；培养一批懂管理、会管理的优秀幼儿园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