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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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钱钟书先生在其著作《谈艺录》中认为，诗分唐宋。[1]而词亦然有分期。词的分期跟诗比，是有所区别的。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词分南北，既以南宋北宋为分期，这种观念是有缺陷的。我觉得宋以后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中所说的“词”，多特指文人词，而不是早期的吟咏词和曲子词。因此，想对文人词发展脉络有一定的认识，应该先了解文人词的含义。

今人之观点，大多认为词这一文学体裁，在初唐盛唐时期就已经出现，中国比较早被认为是词的作品，如敦煌书卷中的曲子词，，以及被认为是李白所做的《菩萨蛮》《忆秦娥》等，均早自中唐。抛开李白两首疑作不论，早期的词一般都是配乐演唱的。也就是所谓的“燕乐词”，而燕着宴也。顾名思义，就是用于宴会上歌伶配乐演唱合影应时之作。也有一种观念，将早期的词认为是民间词，是一种民间文学，取其语言质朴平实，不事雕琢之意。多数人认为这个时候词的创作既无体裁之规则，也无题材之限制。而事实上，我觉得这一时期的词，已经有了一些文人词的特点，就语言一点而言，词本身与诗不同，诗在大致上是没有文人诗和民间诗一别的，而所谓文人词和早期的词之间，差异也有略夸大之嫌。因文人词一直到北宋中后期，才基本完全与曲乐和民间吟唱独立开来，故在早期文人词和民间词，是没有太大的差异的。似不能认为中唐以前，就没有文人词存在。而词的文人化起自中唐。中唐文人，尤其是诗人，在逐渐认识到词这种体裁对扩大文学创作空间，抒发个人情趣有益后，开始逐渐加入到词的创作中来。进而就形成了词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文人词也就从此开源。这一时期词作虽然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早期民间词语言粗俗，质朴的特点，但总的来说，词人立意仍保持了直观，浅显，平铺的特点，语言仍以通俗，朴实为特色。虽然有以诗入词，自中唐始说，但是中唐时期的词作，尚少受格律规则的制约，多有信手拈来，欣然天成的美感。代表作如张志和的《渔歌子》等，不失民间文学之风度。

晚唐以降，以花间词派为代表的，鲜明独立的词家开始出现，故有学者认为温庭筠是文人词之鼻祖。花间词派是为中国第一个独立的词人集体，对词这种文学体裁的完全独立和风靡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时期词作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对词格律规范开始有了一些要求，且产生了大量有格式限制的词牌名。如温庭筠现存有六七十首词作，所含曲调达十九种，其中如《诉衷情》、《荷叶杯》、《河传》等，句式变化大，节奏转换快，与诗的音律特点差别很大，必须熟悉音乐，严格地“倚声填词”，才能创作。这就将词与诗的区别划分的很清晰了。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词，并没有完全的文人化，仍然与声乐吟唱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有一些词律尚有浓重的民歌之气。例如温庭筠的《河传》：“湖上，闲望。雨萧萧，烟浦花桥路遥。谢娘翠娥愁不销，终朝，梦魂迷晚潮。荡子天涯归棹远，春已晚，莺语空肠断。若耶溪，溪水西，柳堤，不闻郎马嘶。”这是一首民歌气很足的叙事词，语言平实朴质，词意也十分直观。尽管这首词很有民歌气，但是通过长短句式的参差起伏，和韵脚的转换，呈现出一副明快而富于动感的语言美。我觉得将文人词产生归于某一个人的说法也许不确切，但是这一时期确实是词文人化的开始。

我以为中国文人词之发展，似可分为四个时期，元人词作，尚承南宋之风，而明清之气词作，则多拟古之作，可自成一派，然风格特点，也不脱于前三个时期。故只作浅析，而以有宋一朝做详述。宋朝文学，以词为滥觞，而对词创作风格和声律规范要求的文学观念，也盛于宋时。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苏轼“以诗入词”说和李清照“别是一家”论。同时，而评价词作，与评价诗文不同，所谓文人词观念的确立，是北宋中后期，故而词的评判不能以诗文为范。词长期以来，是一种与民间文学，与乐曲吟唱有关的文学体裁，所以词应该保持一些民间文学的特点。相对于诗文而言，词的风格应该更本色一些，更公众一些，更不落窠臼一些。词的语言应该以朴实，平直，通俗一些。诚然，国事，天下事，政事等题材，丰富了词创作的内容，以典入词，以志言词，亦对词作情志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但南宋以后文人词的发展，有逐渐走入严求格律和长于言志的误区，而词作为独立文体的一些个性和特质，则越来越为忽略了。对词社会性和声色美的要求，逐渐使得词本身的一些文学特性和清新质朴的语言要求边缘化了。最终导致词的创作鲜有文人从事，而风靡于民间的杂剧散曲，走上了中国文学的前沿。

二 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的花间词— 文人词创作启蒙期

文人词自产生至北宋中期，是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文人词，特别是唐末五代时期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的花间词派，仍主张以曲填词，强调词曲之间的联系。词的语言，尚有较重的市民气息，清新雅致，长于写实写情，直抒胸臆。就词的题材而言，多以言情为主，尚不脱曲子词之旧范畴，但在格律规则上，这一时期的文人词，已经开始形成了独立的格律要求。大量词牌名和词调的产生，亦是文人词逐渐摆脱曲调和民间词风格局限的体现。到了宋后，以李煜，柳永为代表的早期文人词家，他们的创作和主张，对文人词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语言上，这一时期的文人词更加讲究语言风格的完整性，和整体情调的多样性。不精于一事一情，而开始重视景物等对总体情调的渲染和烘托。从词的整体性来看，亦规避了早期文人词多境象而少情怀的不足，讲求情境交融。从格律规则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文人词，亦不以严格的格律规范为重，行文亦洒脱本色，

温庭筠，韦庄，是花间词的代表词家，也是文人词早期的代表人物。因其词作多亦言情，叙情为主，风格取法艳丽，且多亦深闺，歌伶等入词，故有花间一论。温韦二人的词作，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构思精巧，且下笔简练，几句之间，而情境已出。语言清新朴实，而少有晦涩之语。当然，就二者比较，温词似晦涩一些，但是气韵悠长，尤能引发读者的想象和神思。温韦词，大量的采用了民间词作的创作技巧，交融了民间词作的语言风格。词作多讲究清新秀丽，不事雕琢，取其自然之美。如韦庄的《菩萨蛮》：“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柳暗魏王堤，此时心转迷。桃花春水绿，水上鸳鸯浴。凝恨对残晖，忆君君不知”诚然，温韦二人之词作，尚有个性之差异。温词长于应景，表意相对婉转隐晦，而韦词精于抒情，不求繁复之语而直抒己怀。然这一时代词家崇尚民间词作，好直截决绝之语言，以连续的片段去抒发鲜明的情感，风格气韵生动，婉转起伏的感觉，是一致的。

就格律规范而言，这一时期的词人已经开始逐渐重视格律对词创作的影响，已经不再简单的承袭民间词和曲子词，只限韵而不精于平仄的特点。早期文人词的格律，与近体诗相似。追求平仄交替，和谐平顺为主。这一时期的词律，多五七言句，平仄规律也取法律诗风格。如温庭筠的《梦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除了第一句外，后三句都是五七言句，且平仄与近体诗同。如第二句为平仄仄平平，和律诗的要求相近。这一时期，词的格律规范尚没有独立的要求，且总体而言，一些词作，亦不受近体诗律的局限，在不脱离整体声韵抑扬之感的情况下，多有变通。如韦庄的《女冠子》，“四月十七日，正是去年今日”首句四字皆仄，且为三连入声，同当时以近体诗律入词的要求格格不入。说明这一时期的词作，尚不以声律坏其写实，坏其本色。不以词害意，这一点是受民间词作影响的。不过总的来说，词律规范受近体诗的影响很深，但尚未完全形成词律的特有规范。

三 以李煜 柳永为代表的文人词创作成熟期

五代末期至北宋中期，是文人词走向成熟的时期，而这一时期，对词作为独立文体的风格和语言的，一些词人开始有了自己的认识和主张。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李煜，柳永和晏殊晏几道父子。王国维《人间词话》对后主评价极高，认为后主之词，开拓了文人词的境界。我觉得就本色二字而言，李煜的词可谓翘楚。虽李煜词的风格，在其被俘前后有很大的差异，但都是其个性的体现。李煜词作不假雕饰，语言明快，形象生动，性格鲜明，用情真挚，亡国后作题材广阔，含意深沉。可谓个性鲜明，且本色十足。以赋如词，长于白描。就像王国维作评：“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2]”李煜词作中。时常蕴含着一种力量，一种气魄，这是中国词作史上所罕见的。但就其语言风格而言，又不似温韦时代词人拘泥于画面自身，受缚于自身情节，其词浑然天成，直白而富于真情实感，因其写实，转为新鲜。因其不拘泥于法，亦不受缚于境，所以就体现出了神秀和气韵美来。后主词以其风格之本色，语言之清新雅致，开一代之词宗，对文人词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而柳永则充分体现了词作公众化和朴实化的风格。柳永词作中时时洋溢的市井情调，在多以贵族情调和文人气度为上的北宋时期，别具一格。柳永之写情，不同于温庭筠。柳永大量的以第一人称口吻而成的作品，更显鲜明直观的表达词人的情感际遇。给人以真实，真挚之体会。柳词语言平实，浅近，好以大众口吻，以叙事入词，使得他的作品有更广泛的欣赏基础。柳永词作的另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词作的层次分明，构思紧密。词语言和情感的整体性，胜于前人。柳永精通音律，或利用民间原有的曲调，或把小令扩展为慢词，或旧曲新翻，或自创新调，使慢词的曲牌大为丰富，词的体式至此相当完备，这样就增加了词的表现容量，扩大了词的表现能力。长调自此成为一代风气。也正因为表现容量的扩大，使得柳词不再是花间词般几段影像的描写，而时常是一整段情节的描述了。于一段词之中写情节的起伏变化，写感情的细腻转和。这是柳永词作的一大艺术特色。也就是司空图所说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情境美。

这一时期，是文人词的成熟和发展时期，也是词作为独立文学体裁格律规范形成的时期。前面提到，柳永精通音律，扩展了词的表现容量，同时，词的格律规范也逐渐摆脱了近体诗的捆缚，这一时期大量的词作，不在是刻意的去追求五言和七言句式，尤其是慢词产生以后，一改小令对近体诗格律规范的依赖，大量四言。六言句主导的杂言句，成为词的主要句式构成。同时对词的逗顿、节奏和停延层次等方面作了新的调整和划分，从而形成了句间音步上的新的节奏与韵律美。这一时期对词作格律规范的要求，基本也以追求词的自然音韵美为上，并不追求人为对语言清新，质朴的改造。李煜的词作，就格律规范和遣词炼句本身，是不如温韦词的，他在词句的工整对仗等修饰方面不如温庭筠、韦庄，然而在词作的生动和流畅度方面，则前者显然更为生机勃发，浑然天成，“粗服乱头不掩国色”。李煜词作有不合后期所谓词律之作，如《乌夜啼》：“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烛残漏断频倚枕。起坐不能平。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 “起坐不能平”句以四仄声起，与当时崇尚的一句之中平仄相间的主张是不同的，而柳永尤倡导丰富多变的句法和节奏，几乎遍及于每一首慢词之中，任意拈出一首来都能见到这种错落有致的句法变化特征。但是这种变化，亦是基于语言本身的平实和清新的，这也就是柳永从民间词和曲调中汲取的营养，而这种韵律的要求，也是一种大众化的回归。 四 苏轼“以诗入词”和李清照“别是一家”的词论主张 北宋中期到南宋高宗孝宗相交，为文人词发展之第三阶段，这一时期，关于文人词风格，语言，声律规范的主张和认识，进入了百家争鸣的时期。文人词也逐渐的摆脱了民间词和曲调的影响，正式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而这一阶段对文人词发展产生最重要影响的，无疑是苏李之争，即苏轼的以诗为词论和李清照的别是一家论。

苏轼是中国文学和中国词学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人物之一。《四库全书》评价苏词曰：“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3]旗帜鲜明的指出，苏轼以诗为词的主张，开拓了文人词的境界。词至苏轼开始，由晚唐以降的歌者词，逐步完成了向文人词和士大夫词的转变。苏轼的词，多感事之作，突破了前人词多以情，以景入词的桎梏，将诗的题材引入了文人词的创作之中，咏怀，感史，讽谏，言志等，不一而足。以诗人的句法入词，以议论入词，并在词中大量用典故，有意识突破音乐对词的约束。这种以诗的意境、创作方法写词的作法，促成了词体的解放，使词逐渐变成更充分表现文人精神风貌和审美情趣的独立的抒情体诗。而苏轼在真正沟通诗词的同时，又重视维护和保持词体声调协调、句式参差、用韵错落的特色，创造了词所独有的境界。

在对格律规范的认识上，苏轼主张，以诗为词，正其本源，以词还词，完其本色。将词的格律，与曲律加以区别，打破了音乐对词的束缚，苏轼认为，以杂言句式为主的词，其格律规范应该区别于齐言的近体诗。主张不能以词害意，以律限言。崇尚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的自然本色的语言面貌。例如他的名作《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语言风格质朴自然，虽以叙事为主，但寓志之情，以立于句间。苏轼之不拘泥于格律，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文人词就可以不重声韵形式之美。我觉得，苏轼并非如一些后人理解，只要词家，就可以打破格律。苏词对格律规范的认识，讲究的是一种“不拘泥于方寸之间”的境界，既所谓非道弘人，是人弘道。为诗者，非诗显人，是人显诗。苏轼词论，始终是将词的自然本色，词人的个人情怀，放在创作原则的首位的。但是就词律而言，也是要重视的，只不过，苏词反对词律对词人情感流露的束缚，就像屈原诗中所云：“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法则。定心广志，余何所畏惧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思想性始终是重于声韵形式的。

与苏轼不同，宋代文人词的另一位大家李清照，则主张词的乐本位，主张词不能脱离与音律乐律的关系，应该严格遵守声律规范，应以协音律为先。尽管这种思想，在苏门学者晁补之，陈师道和另一位词论大家李之仪就已经先后提出。然乐本位观念的完善和系统论述，则起与李易安之《词论》。“唐人但以诗句而用和声抑扬以就之，若今之歌阳关词是也。至唐未，遂因其声之长短句，而以意填之，始一变以成音律。[4]”主张先重声律，后有诗文。认为词就应该是一种体现音乐性和音乐美的文学，不协声律，就不能为词。而她的作品，也是讲究声情，喜用双声叠韵，选辞注重声韵美的。也是颇为后代词论家推崇的，如张端义评价《声声慢》谓：“此乃公孙大娘舞剑手，本朝非无能词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叠字者。”徐轨《词苑丛谈》谓其音响之美，“真似大珠小珠落玉盘也。[5]”李清照善以寻常语度人音律，平淡人调殊难，奇妙而谐律，更是出神人化。以是万树《词律》云：“其用字奇横而不妨音律，故卓绝千古。[6]”

李清照的作品，尽管多如其主张的那样，以音韵声律为成词根本，但她对语言和情感的把握能力，也是别具一家的。所谓“真情是词之骨，词之言情，贵得其真。”李清照词重于细腻情感的表达和强烈个人兴怀的流露。李词，虽精于婉约，但其偶有壮怀激烈之情感，却为后世诸豪放家所难及。而且李词的语句，很难感受到刻意雕琢的痕迹，以声律规范为重，却又不着声律规范的痕迹，足说明李清照对声律技法的掌控，已经达到无迹可求的境界，如果说，李煜柳永的词，是因其写实，转为新鲜的话，那么李清照的词，则是另一种情怀，虽重其法，亦得真情。这就是易安词的超越之处。彭孙通在《金粟词话》中，认为李清照词“以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7]”，能在强调声韵形式的要求的前提下，尤写出词自然清新，朴实易通的感觉，这是李清照词的重要特点。例如她的《点绛唇》：“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 惜春去，几点催花雨。倚遍栏干， 只是无情绪！ 人何处？ 连天衰草， 望断归来路。”初句，直切主题，情感基调直观鲜明，整部作品画面简介，但并不单一。一种幽怨的情怀，一气呵成。出于自然，而读之辗转起伏，体现了声韵之美。

后人多认为苏李之争，是对词的功能性的认识不同。事实上，无论是苏轼的诗本位，还是李清照的乐本位，都是建立在强调文人词作为一种独立文学体裁的价值基础上的。其出发点，都是基于强调词的独立的价值意义的。从这一点上，他们是无争的。而有争的地方，只是法古还是取新而已。苏词主张扩大词的境界和题材，而李词侧重还原词的原始风貌和词曲相容的艺术表现性的。在对词重在追求表达纯真挚情，追求风格的完整性和反对以复杂的片段缠揉词的情感上，二者的主张也是一致的。苏李词论，对花间词那种多境像而少真情的创作观点是摒弃的，主张叙事要一事到底，叙情则一情始终。在表达方式上，也推崇直观鲜明的表达个人情愫，反对晦涩曲折的表述方式。这自然真诚的审美取向上，苏李词论是对文人词发展的继承，也是对文人词创作精神的总结。

我以为，苏李词论之所以有了所谓争，某种程度上是后人误解的结果。以为苏词讲求气势和情感抒发，则不重格律规范，李词讲求声韵形式美，而缺乏真情实感。特别是，以婉约，豪放风格论词，这一点可能是对这一时期词论和文人词创作最大的误解。虽然以豪放，婉约风格来区分词，最早始自明代，张綖在其《诗余图谱》中说：“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酝籍，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在宋时，虽无以豪放婉约论词者，但是在南宋时期，一些词人刻意的或不经意的以风格来约束自己的创作。后世评他人之词时，亦好以婉约，豪放定词人之主要风格，而不重视或者无意忽视一些词人词作的价值。大多数人以为豪放词源于苏轼，苏轼主张以诗为词，但是基本没有所谓以豪放，婉约论诗者，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来看，唐人论诗，基本不以风格为限，而仅将风格作为一种审美倾向，唐诗多以题材分，所谓咏史，边塞，田园，山水等，而不以婉约，豪放，柔和，为准，说明以风格划分文学作品仅是一种文学考量的思路，而不应该过于局限于此。后世论词著词，过于强调风格，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词论的误解。尽管如上所述，苏李词论在终极追求上，是一致的，但若以豪放，婉约加以区分的话，就会有一些偏颇的理解。特别是如果只拘于一派的话，就有可能走向严求格律和长于言志的误区，将两种本不矛盾，本可融会贯通的创作风格和审美情趣刻意区分开来，进而造成了词境界和语言风格上的单调。这也是南宋中后期到清代词家以复古为道，却达不到先人词境，以苏李词论为法，却让文人词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

五 南宋以后文人词创作— 文人词创作衰落期

自南宋中期至元代，是文人词发展的第四时期，这一时期的文人词创作，开始不自觉的产生了豪放，婉约之分。且唱和之风兴起。和苏韵，和易安韵者众多。虽然偶有如辛弃疾，陆游者，有自己独特个性和创作风尚的词人，但是复古，法苏，法李之势已成。且南渡以后，以家国大业，兴亡感怀为题材的词作风靡百余年，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这一时期文人词的题材，创作理论和审美观念的革新。而文人词发展初期质朴，自然的情趣，大众，本色的特质，以及通俗，平实的语言色彩，在这一时期，也逐渐的被忽略和边缘化了。

南宋词家首屈一指者，莫过于辛弃疾。辛弃疾之词作，也是南宋难得的可与五代，北宋词人有共鸣者。辛词继承和发展了苏轼以诗为词的主张，善于通过描写气势恢弘的场景，和英雄色彩鲜明的人物，去壮大词的气势和感染力。辛词重张力，无论是气韵张力，还是思想张力，都是一流的。所谓英雄语，豪杰气，壮士风是也。辛词的语言，也更加的自由化和富于多样性，变化万千，而不拘泥于格律技法。既有严格严整的对句和规范化的正韵词，如《破阵子》“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也不乏充斥着民间俗语的兴趣词，如“些底事，误人那，不成真个不思家。”等等。辛词中大量运用了散文，诗赋中的表现手法，长于用典，善于比兴。[8]也可以说，辛弃疾是文人词发展史到达顶峰的标志性人物，文人词到了辛弃疾时代，无论在语言风格，表现手法，还是气韵生动，情感表达上，都走向了成熟。当然，辛词中所体现的过于逞才使气，炫耀学问；过于追求以议论入词，至使议论变得直露或陈腐；过于追求以文入词，至使词失去了应有的韵味，失去了通俗，自然的审美性情，也是南宋以后，文人词发展的一个特点。而政治兴亡的影响，也在辛词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辛词中对词言志和词兴怀的追求，也体现了江西诗派诗论拟古述时，诗以致用的思想。然而当词逐渐变成了言志之载体时，文人词大众化，本色化，民间化的独立特色，也就逐渐丧失了。

刘克庄和萨都剌，分别是南宋末期和元朝词人的代表，他们的词，可以说是唱和词和拟古的代表了。刘克庄词以用典为长，很多词甚至可以算是典故的堆砌了。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性和时代性的色彩的作品，基本忽视了文人词早期的娱乐性和民间性的意义。虽然刘克庄的词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但是这种情怀的流露，也是相对生硬的，极缺少本色的一些东西。而萨都剌则长于和韵。他大量依苏轼韵的作品，诚然气势豪迈，情韵悠远，但仔细足读，就会觉得缺少了个人的特质。萨都剌的创作，固然题材丰富，不拘于一种风格，但以游山玩水、归隐赋闲、慕仙礼佛、酬酢应答之类为多，思想价值不高。

这一时期词普遍在格律规范上，过于苛求和律叶律，且多事雕琢之感。使得词的风格看起来十分生硬而缺少那种自然清丽，生动洒脱的审美情趣。这种对技法机械的苛求，对古人词风机械的复古，对词自身独特风格和审美要求的忽视，使得文人词在此之后，再无法达到以前的高度了。乃至在明以后，词的文学地位也逐渐下降，甚至成为一种唱和即兴之戏，而绝少有人专事词的创作。就像红楼梦里，仅仅是填词，都让林黛玉觉得新鲜，有趣，便足见词的创作，在当时文化阶层中的认同度了。

六 简短的总结

就文人词格律与近体诗的比较来看，词有大量不同音律句式的调和体，作者可以在极为广泛的范围内选择符合创作需要的词调。 词调与体的变化和创造原是没有限制的。懂得音律的作者可以自己创调与变体。词的格律宽严有一个发展过程。唐到北宋前期还比较宽松，而北宋后期至南宋则越来越严密。 然而，词律的某些自身特点，又在无形中，将词的创作推向一种精致化，而精致化到一定程度，就演变成了晦涩。如词虽然同样以律句为基础，但近体诗的律诗、绝句，只论平仄；而词的某些词调的某些句子，还要求从仄声中分出上、去、入；另外，近体诗讲究粘对，而词句却常常是不粘不对。因此，在《词律》一类书中，对某些句子的平仄，不是只标出平仄，而是注出某字必平，某字必上、必去、必入。这种要求无形中对文人词语言的贵真清新的风格，是有影响的。

文人词的创作走向低潮期，一种观点认为是因为词的格律规范过严，事实上我觉得，不能笼统地说词的平仄律比近体诗更严更细，只能说在某些地方要求得比近体诗要严要细。如近体诗只论平仄，而词的某些词调，还要从仄声中分出上、去、入，不能遇仄而以三声概填，这是比诗律严而细的地方；但在诗律中，上、入绝不能用来代平，而词律中却可以，何况词韵更比诗韵宽。这些，都是在平仄律上词比诗宽的地方。词的创作走向低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以诗入词的观念和对词律的理解的误区导致。一切的文学，都是以求真，求新，求本色，求独特为贵的，文人词毅然，如果因为一味法古，因为难拟佳句而落入形式和理论的窠臼中去，那这种文学走向衰落也就是必然的。

文人词从最初的质朴，清新，不脱民间气，形成独立的文学体式，到南宋以后的精致，晦涩，鲜有人专门从事创作的过程，实际上反映了，对以诗入词和词律要求的理解，压缩了文人词发展的空间，也限制了词这种文学体裁的发展。如果说讲究填词与曲律音韵和谐，在周邦彦秦观的时代，仅是不同流派格局所长特点的表现，那么在张焱的时代，就变成了一种严格的规范了，同样的，如果说以豪放婉约风格论词，在两宋之交，还只是一种审美情境和文学主张的证明的话，那么在南宋中期以后，也变成了一种界限分明的桎梏了。南宋以后，词人多以复古为风尚，却不懂古人精妙所在，故后世词作，空有古人之骨，而少有古人之神气。南宋以后，曲律多散佚，而词人仍苛求以曲律词律规范词的创作，久而久之，词的创作，就实变为了填词，而非写词，创作词。文人词有婉约豪放风格限制于前，词律格律限制于后，创新性就少了很多，更不论语言多样，声色性情，境界深远了，这也就是读北宋以前的词作，千人千面，而南宋中后期以后的词作，逐渐有千人一面之感的原因吧。

参考文献

（1）《谈艺录》钱钟书著，中华书局，1984年版

（2）《人间词话》王国维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3）《四库提纲总目提要》江庆柏辑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4）《词苑丛谈》徐轨（清）著，唐圭璋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5月版

（5）《词论》李清照（南宋）著，刘永济辑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6）《词律》万树（清）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7）《词话丛编》（下卷）之《金粟词话》彭孙通（清）著，唐圭璋主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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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依法治国，就必须努力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因此可以说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提高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论述：其一，各级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提高，这是由他们所担负的社会责任所决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国家事务的具体管理者，肩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如果提不上去，就不能做到依法管理，在实际工作中就很难起到模范作用，因而就难以组织人民群众去学法、用法和守法。因此，必须要努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自身的法律素质。只有使各级领导干部自身的法律素质得到切实的提高，他们才能够有能力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依法参与管理国家的社会事务。其二，各级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提高，这是由依法治国的客观内容所决定的。要做到依法治国，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自觉遵守法律规范，依照法律来处理日常事务，在工作中要真正做到依法办事、依法管理。如果各级领导干部自身不具备较高的法律素质，在工作中不依法做事，就不能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就不能带领人民群众去依法治理国家，因而法制观念就很难深入人心，从而难以实现国家的法制化建设。

提高领导干部法律素质的对策

通过以上的分许论述可知，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因此，必须要努力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为实现依法治国做好各项前提工作。对此，笔者经过详细的分析研究，认为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

（一）要努力学好法律知识，为依法管理国家社会事务打下良好基础

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努力学好法律知识，才能使自身的法律素质得到切实的提高，才能为依法管理国家社会事务打下良好的基础。近几年来，各级领导干部越来越认识到，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对于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学法用法已成为广大干部的共识。但有些领导干部学法的积极性还不够高，对一些基本法律还不够熟悉，因而经常办些于法不合的事。在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新形势下，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必须言行合法，必须掌握有关的法律法规，否则就可能造成决策失误，带来不良后果。

（二）要努力转变观念，增强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就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努力转变观念，增强自身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观念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也要从转变观念入手。近几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加强，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明显增强，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开始成为自觉行动。但是，我们在审判工作中也发现有些领导干部人治观念仍然很深，法治意识不强，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思想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因此领导干部必须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制观念。那些靠行政命令干预正常执法活动的做法，极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坚持依法治国，一个重要任务是要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我们要牢固树立“法治”意识，摒弃“人治”观念；树立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意识，摒弃权利制约法律的观念等。

（三）要努力提高领导干部依法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能力

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就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努力提高自身依法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能力，将所学法律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中。更新观念，学法懂法，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近几年来，各级党政领导依法管理的能力明显提高，并涌现出许多典型经验。但当前有的领导干部在经济管理中仍然习惯于靠行政手段。有的行政领导指令某些行政机关充当担保人，或者强迫某些企业为他人作担保，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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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高效实现必须以民众法律意识的普遍提高为前提，公民法律意识的普遍提高又需要以法律的高效实现为基础。想要打破这一悖论，必须消除前述阻滞法律意识社会功能实现的障碍，也就是说必须确立法律的至上权威，客观、理性地对待西方法律文化，并促使中国传统法律意识尽快完成现代转型。所以达到上述目标的惟一途径是进行法律意识的社会培育。

1.公民法律意识社会培育的意义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为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代化注入了强大的动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与社会经济转型、政治改革相比，法律意识的发展呈现出矛盾性和滞后性，还不能适应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要求，有时甚至成为经济和政治改革的阻本文由收集整理滞因素，影响甚至延缓了国家的法治化进程。因此，要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必须大力培育社会主体的现代法律意识，实现法律意识由传统到现代的彻底转型。

2.公民法律意识社会培育的内容

从法律意识的结构出发，结合中国公民法律意识现状，本文认为，当前中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培育应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2.1普及法律知识

法律知识是法律意识的知识基础，普及法律知识是培育法律意识的必然前提。在公民法律意识培育过程中，要普及两方面的法律知识：一是现行法律的规定，即现行实在法知识；二是关于法的一般理论，如法律的本质、价值、功能等方面的知识和观点，法律运行过程如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等方面的知识，甚至有关的法治理论知识。此外，法律知识是一个不断变化更新的体系，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法学理论在不断进步，现行法律的立、改、废使得法律的内容在不断发生变化，新的法律调整领域也在不断产生，因此法律知识的学习不可能一劳永逸，是法律意识培育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2.2培养法律情感

法律情感是法律意识的情感因素和心理动力，是所有法律意识的心理基础。耶林认为：“在对外保有威信，对内坚如磐石的国家，再也没有比国民法情感更宝贵、更需要培育、奖掖的财产了。”法律情感决定着国家法律是不是能为广大人民所接受，是一个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直观的感性认识和情绪有关，又与一个民族千百年来法律文化传统积淀相连。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刑为主的特征，使法律具有专制、压迫的性质，普通民众对法律怀有一种惧怕心理，或者冷漠麻木，或者敬（畏）而远之。在这样一种法律心理的历史基础上培养公民的法律情感，关键是要改造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消极成分，实现从对法律的否定性情感向肯定性情感的转变，从对法律的怀疑、麻木、怨恨和不信任转向热爱、依恋和信赖。

2.3转变法律观念

国家通过宣传、传播、倡导先进的与现代法律精神一致的法律观念，批判、改造落后的与现代法律精神不相适应的法律观念，使公民法律观念完成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具体而言就是要变人治观念为法治观念，变专制、集权观念为民主、自由观念，变特权、等级观念为平等观念，变义务本位观念为权利与义务相统一观念等等。法律形式观也是法律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法律形式合理化特质和内容的把握程度，也是社会主体现代法律意识的重要方面。法律形式观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是法律程序观念。现代社会，一个国家公民法律程序观念的成熟程度也是衡量其法律意识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

2.4树立法律信仰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现代法律信仰的

形成是公民法律意识培育的根本任务和最终目标。这种信仰基于人们对法律的价值理想的高度认同，对自由、公平、正义等的理性认识和情感体验，以及对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体系能够保障人的权利和利益，实现人类最大幸福的信心。法律信仰的确立是一个艰难、漫长的过程，是法律意识培育中最难达到的境界。作为法律意识培育的最高层次和归宿，社会普遍的法律信仰必然要在现实和理想的撞击中，经历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达成。

3.法律意识社会培育的途径

社会主体法律意识的形成途径具有多样性，人们既可以直接根据社会物质条件特别是经济结构认知法律，也可以在具体的社会法律实践中体验法律。但是，主体的这种自发认知和体验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并受到主体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的局限，所形成的法意识缺乏系统性和逻辑性。通过系统的知识传授和观念倡导，使人们从理性上认识法律，培养起科学的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律情感，促进科学的和现代的法律观念的形成，坚强法律意志，坚定法律信念。在我国，法律意识社会培育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3.1法学教育

所谓法学教育是指正规的，以培养法律职业者为主要目的的专业法律教育。法学教育虽然不是公民法律意识培育的直接途径，但法学教育与公民法律意识的培育密切相关。在我国，法学教育承担着为国家培养合格的法律工作者、法律职业者的任务，这就决定了法学教育对整个国家法制系统具有巨大影响。在现代法治社会，几乎一切公共权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同时也是法律职业机关和法律职业者，这些法律职业者是法律组织机构的活动主体，是法律制度得以正常、有序、有效运转的重要保证。法律职业者对整个社会的法意识状况和法治实现负有特殊的使命。

3.2公民普法教育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像对待法律职业者那样对社会所有成员进行专门的法学教育，公民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通过大众化、普及化、社会化的形式和手段进行的。普法对全体公民进行了以宪法为中心的主要法律部门和主要法律法规教育，从而为公民评价法律、遵守法律、运用法律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民的法律意识水平。然而，普法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何进一步明确普法教育的目的，推动普法教育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需要认真地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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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镇行政组织；法治文化；法治观念

一、乡镇行政组织法制文化建设存在的现状以及问题

（一）乡镇行政组织法制文化建设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农村改革逐步深化，乡镇行政组织法治文化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尤其自党的十四大以来，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建设为目标的法律制度更加健全，如在2007年国务院第169次常务会议通过《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政府机构和编制管理步入法制化。2011年5月23日国务院颁布了《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完善农村基层干部行为规范、促进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的重要举措。

乡镇行政组织有了法律的依据和保障，执法工作和执法机构、执法队伍建设，也得到明显加强，政府工作人员的法治观念不断增强，法律意识逐渐提高，为建设法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乡镇行政组织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1.行政法律体系不完善

政府法制建设三十年来，我国制定了许多有关政府管理和服务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使我国的行政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但是由于行政法本身的复杂性，再加上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挑战，行政法律体系还不完善。另外行政行为法、行政程序法、行政监督法等明显欠缺，尤其是行政程序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和差异性等特点，对其进行立法归类和统一规范，困难重重。

2.乡镇行政组织人员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比较薄弱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基层公务员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国封建专制统治思想仍然普遍存在，法治思想相对缺失，人治行政代替法治行政。人们迷信权力，推崇权力至上，导致了行政官员法律意识淡薄，法律信仰缺失，法律权威虚无。

3.法治教育和宣传方法陈旧单一

一方面，由于乡镇经济发展的限制性、财政经费等问题，乡镇行政组织由于缺乏经费的支持，在法治教育方面，培训力度不够。另一方面，由于乡镇行政经济发展以及工作人员思想观念的落后，法治文化建设的宣传仍然限制在以前的陈旧的宣传方法中，缺乏创新性，与经济发展不协调。

4.乡镇行政组织的监督激励机制不健全

与迅速发展的现实相比，现行的监督机制仍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在激励方面，我国对乡镇行政人员的正当利益实现主要还是以精神激励为主，相对忽视物质激励。乡镇行政人员的物质生活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其在行政过程中就会以滥用权力为己谋私的方式表现出来。

二、乡镇行政组织法制文化建设对策

（一）加强立法工作

当前，立法机关应当加快制定关于基层行政组织的组织法（或条例），完善、修订现有的基层政府的组织法，明确规定基层行政组织的机构设立、职责权限、基本准则、调整程序。上述的行政行为法、行政程序法、行政监督法是乡镇政府法制建设的几个薄弱环节，立法机关应当着重在这些方面加强立法，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规定基层政府的机构设置、编制、职能等。通过加强行政立法，充分做到有法可依，使行政组织立法体系更加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

（二）转变乡镇人员执法观念，树立现代行政法治观念

因此，必须加强法制教育和进行有效地培训，使其知法、懂法、用法，培养行政法治观念。乡镇行政组织要组织工作人员认真学习《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和行政法律法规，并定期举行严格的考核，对表现优秀的人员给予奖励；要建立健全政府内部学法制度、专题法制讲座制度，使乡镇行政组织的工作人员通过教育培训，推动观念更新。

（三）健全乡镇行政组织监督激励机制

1.健全乡镇行政人员监督机制

要强化多方位的执法监督，进一步规范乡镇一级的行政行为，纠正执法中的偏差。通过多种渠道公开政务，提高透明度，从依法办事做起，建立起农民对广大机关干部的信赖，逐步树立起法律的权威；要采取有力的手段教育和警醒广大机关干部。

2.健全乡镇行政人员激励机制

在物质激励方面，针对不同行政人员的具体需求来采取不同的措施。同志在《2015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落实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措施，同步完善工资制度，对基层工作人员给予政策倾斜。在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和职级并行制度。基层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将会得到较大提升。在精神激励方面，精神激励是相对于物质激励而存在的，通过对行政人员的正确行为加以表彰和肯定，满足其精神需求，来调动行政人员的积极性。

（四）创新法治文化建设的宣传机制

第一，加强新媒体、新技术在法治建设中的应用。法治建设必须适时更新观念，积极主动作为，充分发挥新媒体新技术在普法中的作用，努力打造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法治文化载体平台。第二，创新载体，寓文化于队伍建设，多渠道、多手段，全方位、多层次营造法治文化氛围。如，举行专题笔试，创办法制季刊，开展案例评析，组织模拟审庭等，充分发挥法治文化的教育和引领作用。

注释：

[1]王雅琴.行政体制改革法制化研究[J].理论与现代化，2015（5）.

[2]新华网.在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

[3]丁宪.加强法治文化建设提高依法行政能力[J].中国食品药品监管，2013（2）

参考文献：

[1]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刘能.等级制和社会网络视野下的乡镇行政：北镇的个案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赵树凯.困局中的乡镇[N].中国经济时报，2004-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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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0-0023-03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10-012

[本刊网址]http：//hbxb.net

大学生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储备力量，其法律意识的培养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而高职院校大学生作为我国大学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促进这一群体法律意识的培养同样重要。

一、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的法律意识

学者们对法律意识的内涵研究呈现出一种从简单的对法律水平的关注发展到对法律意识中的非知识因素如法律情感、法律信仰等的研究上来。本文基于学者们对法律意识的研究成果，认为法律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是人们对法的理性、情感、意志和信念等各种心理要素的有机综合体；内容包括人们的法律知识、法律思维方式、法律情感、法律意志、法律态度、法律信仰，以及法律心理，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内容。

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法律意识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又有着区别于一般社会群体的自身特殊特征。正是这种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法律意识内涵上的特殊性使得研究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变得极为重要。

（一）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呈现片段性

在整个三年学制中，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只在一年级较为系统地学习法律知识，学习的途径还仅限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一门课程，而该教材的法律基础课大约只占全书的四分之一。法律知识的讲授还未及展开就草草收场，授课教师们多疲于赶进度，传授的也仅仅是抽象化的概念。也就是说，我国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系统解除法律知识的途径非常有限，使得他们法律意识的培养片段化、碎片化。

（二）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缺乏主动性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属于专科层次，它们大多由过去的中专、职业高中升格而来，在高等院校序列中，位居末席。高职院校在高考中录取分数线不高，连年扩招更使“门槛”设置愈低，客观上导致高职院校大学生综合素质偏低；而这个阶段的高职大学生，刚刚摆脱高考的压抑，又还未感受到社会生存的压力，所以许多同学没有树立明确的学习目的，这部分同学几乎很难参与课堂学习，在接受法律教育时，心智的参与程度也很低，失去了在高职三年唯一能全面、正确掌握法律基础知识的机会。这使得对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相当被动。

（三）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朴素性

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对法律的认识带有片面性，他们对法律的感知很多是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网络的点击留言、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感同身受而得到的，他们对法律是否公平正义往往带有人云亦云性，或者仅仅用自己内心的道德观念去评价。因而他们的法律意识处于较低和或日较朴素的层次。

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所处的阶段正是他们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成熟和完善时期，这个阶段他们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和发展性，一旦脱离这个过程，他们对法律的相当朴素的认知、情感、信仰等都已固定下来，再去培养他们良好的法律意识难度相当大。正是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以为，我们通过分析这一阶段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内涵，认识到在这个过程培养、塑造良好法律意识的重要性。

二、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校园法制教育取得巨大成功，但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仍然较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法律知识的知晓度较低

法律知识是法律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虽然零散学过一些法律知识，但整体法律知识水平仍然较低。我国高职院校只在大一开设了《思想道德修业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该课程法律基础部分课时极为有限，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要让学生获得整体的法律基础知识非常困难。而且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大多也只重视专业课，轻视法律基础课，上课无精打采，考试敷衍了事。在这种主客观因素联合作用下，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不太可能有较好的法律知识水平。

（二）欠缺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

高职院校是通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给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一些法律的基本规范和知识，纵观此教材的法律基础部门，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是向大学生们教授一种守法教育。守法教育是法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仅仅强调守法教育是远远不够的，也不利于培养出具有现代法律意识的人才。因为守法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和视野是传统的法律工具主义倾向和法的义务本位观念的表现。在现阶段的法律教育中，既要加强守法教育，也要让大学生树立一些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例如权利本位的理念，程序公正的理念。

（三）对我国当代法律评价失当

法律评价是人们建立在自身法律知识和法律理念基础上的对于法和法律现象所作出的评价。正确的法律评价建立在丰富的法律知识和理性的法律理念上。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由于自身法律知识不足，又因其身心发展阶段还处于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阶段，他们对我国的法律评价存在一定的错位和失当，部分大学生过分夸大我国法律不健全和法制建设的困难这一方面，从思想深处蔑视法律的作用。

三、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

（一）落实依法治校，营造学校法治环境

高校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是大学生身边的社会。在实行依法治国的今天，高校要坚持落实依法治校，让大学生感觉到法就在身边，自己就在法中。

首先，严格校园纪律，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规范师生言行举止，将学校各项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其次，开展法制教育，针对不同年龄、专业的大学生的不同心理、生理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教育，树立大学生信法、守法意识；最后，邀请法官等法律从业人员进校园宣传法律知识，举办法律讲座。

（二）加强大学生思想教育，培养健康法律心理

学者们的大量社会学研究显示，大多数人不是因为法律的强制性而守法，而是由于道德习惯而守法。因此要培养非法律专业高职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就离不开思想道德观念的教育和培养。在校园里多开展校园文化建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提高大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远离违法犯罪。

法律心理是低级阶段的法律意识，是人们对法律现象认识的感性阶段。它直接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法律生活相联系，是对法律现象自发的、系统的反映形式。积极健康的法律心理能够让大学生克服偏激心理，对法律现实、社会现象进行更全面、客观、准确的分析。对于大学生某些消极、破坏法律心理的出现，要及时安排具有心理咨询师资格的教师开展心理咨询服务，解决学生日常生活学习中的一些心理问题。

（三）积极探索法制教育新模式

教育是高职院校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最重要、最根本的一种方式。唯有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改进教育方式方法，丰富完善教育内容，才能提高大学生遵纪守法、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树立起良好的法律意识。

第一，高职院校教师应当与时俱进，改变过去传统的对法律基础知识点、抽象法律原则概念的传授，把重点放在良好法律意识的培养上。法律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让大学生背得全部的法律概念，熟悉全部的法律条文，而是让大学生们把知道的法律知识内化为内心的法律信念、法律信仰，从而自觉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用法、守法、遵法、护法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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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是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媒体法制传播与农民话语权保障研究”（12BXW0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平，女，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新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电视传播与电视法治文化批评研究。

摘 要：当前我国法治建设已经进入普法与依法治理“共举”时期。我国电视法制节目的普法宗旨也应与时俱进，在加强法治普遍原则和培育公民现代法律精神的同时，还应以权利为本位，注重公民权利意识的培养和正当权益的维护，注意批判传统法制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营建现代法治文化环境，确立“普治共举”意识，加强对法治实践的舆论监督等。

关键词：电视法制节目；普法；法治；法律意识

中图分类号：G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5-0014-02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法治建设与普法教育的推动下，电视法制节目日益兴盛，其一大功能或主要职责无疑是普法，六个五年普法规划也一直重视电视等媒介的普法作用。那么，电视法制节目的普法宗旨究竟是什么呢？仅仅是普及公民法律知识或培养守法的公民等那么简单？

纵观新时期以来我国政府主导推行的六个五年普法教育活动，其对提升公民的法律素质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首先，在普法内容上，主要侧重于具体的法律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法律基本理念与原则精神的传播，较重视实体法律知识的宣传而忽视了程序法律知识的普及；其次，在普法思想上，强调的是重义务、轻权利的消极守法型法律知识的宣传，而不是现代法治精神所要求的权利本位主义和法律至上理念的普及。这种消极的守法型普法教育其实质就是让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不违法、不犯罪，做安分守己的良民，而忽略了鼓励公民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及培养公民利用法律维权的行为、能力和素质等[1]。

当前我国法治建设已经进入普法与法治“共举”时期。这一时期的普法特点和要求是：普法是手段，法治或促进社会依法治理才是目的，普法应与法治实践相结合[2]。依循于此，电视等媒介普法传播的目标应在于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促进社会的依法治理。毋庸赘述，立法、执法、司法等法治实践或现实法治环境因素对公民法律意识培养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对公民接受或遵守法律而言，司法或执行比‘普法’更为重要。因为法律能否接受，取决对法律的信任与否；对法律信任与否，又取决人们自己在心中塑造的法律形象。司法和执法是人们可以直接感知与体验法律的基本场域，是人们塑造法律形象的重要质料。如果司法或执法不公，或者腐败堕落，人们心中法律的高大形象就会轰然倒塌，因而断然与法律疏离。”[3]

当然，采取何种具体的电视“普治”措施，这将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下面，笔者对电视法制节目在贯彻普法宗旨的过程中应当在理论上注意的一些问题作进一步探析。

一、遵循法治的普遍原则，培育公民现代法律精神

普法并不仅仅意味着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哪些法律被颁布，哪些法律被修改，抑或哪些权利、义务被了解，而更意味着让老百姓认识到这些法律的颁布、修改，抑或这些权利、义务的赋予，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从电视法制节目普法宗旨的角度讲，就是应重视对公民的现代法律精神尤其是“法治”原则的宣传与普及。

1959年，“国际法学家会议”通过了一个《德里宣言》。在这份宣言中，集中了各国法学家对于“法治”的一般认识，提出了以下关于“法治”的三条原则：

（1）根据“法治”原则，立法机关的职能就在于创设和维护得以使每个人保持“人类尊严”的各种条件。（2）法治原则不仅要对制止行政权的滥用提供法律保障，而且要使政府能有效地维护法律体系，借以保证人们具有充分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条件。（3）司法独立和律师业自由是实施法治原则必不可少的条件[4]。

上述三条关于法治的普遍原则，既是现代法律精神的一种体现，也是“法治”理念的核心之所在，即“强调法律在保护人权、制衡政府权力上的职能，法律的普遍的约束力或权威性，以及法律实施的公允性”[5]。从这一意义上看，在电视媒介采制法制节目的过程中，应遵循法治的普遍原则，贯穿现代法律精神或法治原则，同时注意批判人治意识、法律工具主义或传统的“法即刑”等观念，尤其是应对转型时期非“法律的统治”现象进行批评曝光，充分发挥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公民的合法权益，营建现代法治文化环境，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公民的现代法律意识。

二、以权利为本位，注重公民权利意识的培养和正当权益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要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人治传统的大国里实行法治，需要进行一次观念的革命。其中之一，就是否定中国传统社会形成和建构的义务本位的价值模式，而彻底肯定权利精神[6]。另有学者明确地把权利本位观念当做现代法律的基本观念，而与之对应的，则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义务本位、权力本位观念。以义务或权力为本位的传统法律文化使中国公民大多敬畏法律，远离法律，往往把法律看做是惩戒手段或政府管理老百姓的工具，而与法律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甚或漠视法律的存在，不到万不得已不去触碰法律。

所以，电视媒介在法制报道或节目制作中，对受众进行法律法规条文的普及固然重要，使人们了解自己的义务也是必不可少，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抑或更为重要的是增强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及精神。

这是因为，其一，在中国民众的法律意识中，权利意识被普遍公认是一个薄弱的环节，我们以往的普法宣传教育对此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其二，权利意识与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是密切相关的，权利意识的增强必然会导致民众更多地亲近法律，运用法律，增强对法律的信心，并能对法律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推动我国社会的法治化发展。其三，权利与义务是不可分割的，但从源泉、时序和目的来看，权利是主要方面，现代法律应以权利为本位。从这一意义上看，立法的宗旨是“确认权利”，执法的目的是“保护权利”，守法的实质是“尊重权利”，违法的危害性是“侵犯权利”[7]，而普法的宗旨则更应是对权利意识的普及。进而言之，电视法制节目也要注重加强对公民权利意识的培养和正当利益的维护，将反映、维护广大受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作为电视法制节目制作的根本出发点。

三、注意批判传统法制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营建现代法治文化环境

电视法制节目作为一种现代法制文化传播，应注意批判或摒弃传统法制文化中的法律工具主义、重刑轻民、义务本位、权尊于法、礼重于法、崇尚“无讼”以及宗法人伦观念等消极因素。当前某些电视媒介在法制节目或报道中，不同程度地受上述思想观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选题偏窄，所选案例多为刑事案件，内容涉及抢劫、、盗窃、诈骗、杀人等；相比之下，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民法、民事案件，或涉及公民授权性法律规范的报道不足；另外在报道的过程中往往只强调法律的镇压或惩罚功能，而对法律的权益维护等功能体现或宣传不足。尽管这样的法制节目或报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教育观众、震慑犯罪分子的作用，但仅止于此也会产生不良效应，如只能营建传统法制文化氛围而不能营建现代法治文化环境，或只会强化受众的传统法制观，而不能培养受众的现代法治观，尤其是刑事案件报道太多、太细，还会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

四、确立“普治共举”意识，加强对法治实践的舆论监督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司法和行政执法活动与他们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人们更容易通过对司法和行政执法活动的公正性获得对法律公正性的感知和体验。而这种感知和体验决定着民众对法律的信任感，以及对法律的接受与遵守等行为。因此，监督法律实施，推进司法和行政执法等法治实践的完善，促进社会依法治理，对公民法律意识培养至关重要。否则，即便电视媒介在法制节目中不断普及法律知识，或者不断宣传法律的至上权威等，然而当公众在日常生活中所感知的法律形象，却是与法制节目中的法律形象面目全非、甚或相互背离时，法律及涉法信息传播是不可能真正被接受或认可的。

“依据现代法治的内涵要求，执掌国家公权力的各级执法者、司法者应是普法对象的重中之重。这是因为，如果他们不知法、不懂法、不守法，对社会秩序造成的危害远甚于普通民众不知法、不守法所带来的后果”[8]。多年来在谈及普法教育的时候，往往一些政法工作人员总是高高在上，似乎普法教育的对象只是普通民众。然而，从当前尚不健全的行政执法和司法等法治实践来看，加强对执掌国家公权力的各级执法者、司法者法律意识及精神的培养相当重要。如从征地拆迁、干部、基层政府“与民争利”[9]等引发的来看，不少政府官员就缺乏意识和法律意识，在发生之初，就武断或直接地将有关事件定性为反政府性质或违法行为，孰不知“集会、游行、示威”以及“批评、建议、申诉、控告”等是公民的权利；在对的具体处理方面，部分官员不是努力着手化解矛盾、依法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而往往是、采取武装镇压的手法，常常致使愈演愈烈和干群关系的愈发对立。可见，电视法制节目在践行普法宗旨的过程中，应加强对各级执法者、司法者职权行为的舆论监督，以促进法治实践的完善。

参考文献：

1 苗连营.公民法律素质研究[M].河南：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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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非法律专业大学生法律意识的重要性

(一)依法治国，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法治文明是治理国家的最佳制度选择。高校大学生是国家和民族的精英群体，是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不管他们以后在哪个领域工作，遵纪守法都是从业人员的最基本要求，其法律意识之状态是衡量该国和该民族法治文明的尺度，其法律意识之养成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成败。教育家曾经说过:“要知道明天的社会，先看看今日之校园。”在校大学生犯罪率逐年攀升是高校管理和社会治安面临的一个难题。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从侧面也反映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学生法律意识不高、法制观念淡薄。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教育，对于加快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预防大学生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二)全面提高大学生素质的内在需要

思想政治素质、专业文化素质、身心健康素质是大学生素质表现的三个方面。其中，法律素质是思想政治素质的重要内容。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己成为衡量人才素质的一个重要指标。大学生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之才，应具有与法治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法律意识，做人做事，处处都应将其纳入国家法治的轨道。

(三)有利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人们的衣食住行与法律联系越来越紧密。若想适应现代社会，做一个现代公民，就必须要做到基本的知法、懂法和用法。如果不具备基本的法律观念，就不能依法办事，不能根据法律常识判断是非曲折甚至误入歧途而酿成大错。法治社会对普通公民的要求如此，对大学生公民的要求更高。由此可见，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是大学生健康成长中必不可少的。努力提升大学生的法律素养，使其对违法犯罪有更深刻的认识，做到自觉守法、自觉用法，自觉让自己的行为合法。

二、非法律专业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法律知识匮乏

法律知识是法律意识的重要内容，是衡量法律意识高低的一个重要依据。通过高校开设的“两课”，大学生具备了一定的法律知识，但这种对法律的理解水平是很低的，相当一部分学生缺乏最基本的法律常识。哪怕是对于我国母法宪法的认知，认真通读的大学生达不到三分之一，有超过三分之二学生对民法不了解或仅仅略知一二。至于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则了解的人更少，这种情形下，大部分大学生在自身权利遭到侵害时，没有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有一部分大学生虽然有想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但不知如何下手，怎么做才能保护自己的权益。

(二)法律意识淡薄

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有以下几种表现:一是维权意识低。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曾经的《大学生消费维权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因为要上课，时间、精力有限，维权经费不足等原因，“大学生维权率低于全国平均数，维权率只有10%”，“在投诉渠道选择上，被侵权大学生48%自认倒霉，24%到网站论坛上，5%向媒体或维权组织求助，1%到法院诉讼，另有18%求助于家长、老师和同学等。”二是权利义务认知的片面性。对于自己的基本权益要么不了解，要么过分强调自身权益而忽视对他人权益的基本尊重。不关心也知道自己有哪些义务，权利义务发生严重偏差。三是不相信法律。对法律持怀疑、不信任的态度，认为很多情况下会出现“赢了官司、输了钱”，两相权衡而被迫选择私了或忍受;也有极少数大学生法律意识近乎空白，认为法律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解决问题就要“以牙还牙”，放弃法律武器，而去采用报复的手段来讨回“公道”。四是误解法律。有部分同学虽然也认识到法律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也知道违法犯罪的危害性，但仅仅把法看成是一种神圣威严而远离自己的东西，认为它纯粹是一种统治工具，只要不杀人放火，就与自己没关系。

(三)法律观念比较落后

有媒体公布了一组有关大学生法律观念的数据，权大于法的思想在大学生中依然存在，例如在回答“您认为打赢官司主要靠什么?”这一问题时，53．4%的学生认为主要靠关系好，学不学法无所谓，认为有理有据的占32．4%，认同有好律师的占15．2%。不难看出，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没有摆正“法”的位置，将其置于“关系”、“背景”之下。这种扭曲的观念若不加以矫正，其社会危害性是不可估量的。

三、非法律专业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途径

(一)课堂教学是法律意识培养最有效的途径

法律基础课是高校向大学生传播法律知识的主渠道。我国高校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但由于学时有限，而包括内容相对较多，学生们的法律基础知识又很薄弱，在此种情况下，不可能对法律知识进行系统的讲解，学生们能从中学到的法律知识也是非常有限的，更别说法律意识的构建了。笔者认为，根据已有的条件，高校应从两方面下手:一应加强法律基础课程建设。需对目前高校“两课”教学课时结构进行调整，要适当压缩思想道德修养内容所占课时比例，相应增加法律基础课的课时;二应增设法律方面的选修课程。增加一些如民法、刑法、行政法、婚姻继承法、诉讼法等在大学生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关乎大学生切身利益的法律课程供学生们选修。

(二)通过校园法治环境的熏陶来拓展大学生的法律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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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法制教育是指对高等院校的非法学专业的大学生进行的法律基本知识的教育。而大学生法制教育与普通公民的法制教育相比，大学生更侧重于理论教育，对于普通公民进行的法制教育主要是法律条文的教育，而对于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则不能简单的进行法律条文教育，随着其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丰富，大学生不会像中小学生一样简单的服从家长和学校，而是对许多社会现象进行独立的思考，他们不仅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不再是对法律单一的认识和接受，而是更多的探讨和论证，法律为什么会这样规定?会给我带来什么?这些都成为大学生法制教育的特点。当然对于非法学专业学生而言，不可能学习所有的法律知识，而是要培养学生基本法律意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对于大学生如果想更多的了解某一门法律课程，则可以通过其自学能力得以解决，所以大学生法制教育的重心应该是提高法律意识和树立法律信仰。

二、现代学校的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地位

我们认为，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对建立法治国家、造就法治人才和培养守法公民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学校是大学生法制教育的根本环节，是大学生法制教育的主阵地，通过学校的系统的学习，使学生树立基本的法律意识。首先，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是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律信仰的基本途径。所谓法律信仰，就是人们对法律的无限信服和崇拜，并以之为行为的最高准则。“一个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生成相当重要，它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的关键性要素”。正因为如此，伯尔曼的至理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才会广为流传，成为所有崇尚法治的一条真理。法律信仰是人们对法律的一种认同和依归，其实质是追求法律至上，只有法律信仰才可能守法。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却没有民主法治的文化遗产，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演绎下来的中国现代文化，不可避免的存在重人治轻法治的封建残余，如果再不强化法制教育，法治精神就无从谈起，法律信仰更是空中楼阁。现代教育的系统性、规模性和科学性有组织性等显著特点，使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在培育受教育者的法治信仰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通过学校的法制教育，向社会输送一批又一批具有法律信仰和法治精神的社会成员，就能使整个社会逐渐形成良好的法律文化和法治环境，为最实现法治国家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是教育青少年知法、守法，减少青少年犯罪的有效途径。青少年犯罪是我国当前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从数量上看，青少年刑事犯罪逐年上升。

总结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共同犯罪、结伙作案多，带有“黑帮”性质的团伙犯罪亦有增加趋势;突发性犯罪多，作案动机、目的比较单纯，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严重犯罪多，作案手段比较野蛮和凶残，往往不计后果。这些很多都是因为青少年自身素质不高、抵御能力较差而导致的严重后果。一些青少年没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无事生非加上法制观念极其缺乏等，其一旦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和刺激，很容易走向犯罪道路。而学校利用其自身的优势，根据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有的放矢的施加法制教育，使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增强其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能够有效地遏制青少年犯罪。

三、大学生法制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一)学校法制教育的欠缺使大学生缺乏正确的认知

现在很多高校重视科学教育而忽视人文教育，重视专业知识教育而忽视道德和法制教育。我国从1987年就在高校开设《法律基础》课程，而后又于1998年设置“两课”，以及后来的05年课改后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后面简称《基础》)，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大多都流于形式。尤其05年课改以后，道德与法律结合，压缩了原有的课程内容，并且很多老师原来要么是学德育的要么是学法律的，其上课也根据自己的专业能力将该课程上成单一的德育课或者法律课程，没有起到应有地效果。另外一些高校内部本身存在不少问题。有些班主任或辅导员责任心不强，缺乏对学生必要地关心和了解，以至于学生不良行为的发展，甚至沦丧到违法犯罪。另外由于学校管理不严，规章制度不落实，对大学生迟到旷课，考试作弊和打架斗殴等违规违纪行为未能及时的处理和有效控制，这无疑助长了学生的侥幸心理和反叛心理，使一些不正之风愈演愈烈。

(二)社会不良现象对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冲击

现实生活中很多不良现象对大学生思想造成了不小的冲击，金钱与权力凌驾于法制之上;权钱交易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而遵纪守法、热心助人的人没有得到褒奖甚至还受到诬赖误解;还有一些以低俗下流挣人眼球，甚至还以次成为名人，这一切都让大学生迷惘、彷徨，导致一些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道德认知产生错觉，甚至导致其不能明辨是非。另外社会上对一些现象的误读，也使大学生无所适从，很多学生对违法犯罪认识片面，就像药家鑫一样，认为交通事故中撞人不如撞死，怕受害人难缠进而犯罪。相信权力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拿钱买命，无法无天。有这些思想的人还不在少数，这些都是舆论媒体的片面报道对大学生所产生的一些误导，而这些误导有些却引导着大学生行为。最后网络深深影响着当代大学生，其中一些低俗、下流、污秽不堪的东西冲击着大学生地视野，这些极具刺激和诱惑力的东西很容易让大学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甚至毁掉自己，近来大学生犯罪其中很多都和网络有关。

(三)家庭教育的欠缺使大学生产生心理问题

家庭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基石，是传播道德规范的重要场所。家长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部分家长要么过分溺爱孩子，要么对孩子过于严厉。过分溺爱的孩子会使孩子过分自我、缺乏磨砺、缺乏同情心和责任心。而过于严厉会使孩子形成冷酷自卑的心理。部分家长自身素质低下，无形中给孩子造成了不良影响。

四、新时期大学生法制教育构建

(一)充分有效地利用《基础》课程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

《基础》不是原来两门课程内容的罗列，也不是两种知识简单的相加，而是要构建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有机结合的一门新课程。该课程将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放到首要位置，目的在于帮助大学生领悟法制精神和道德精神以及两种精神的实质，帮助大学生提高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等综合素质。为此，该课程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不能只熟悉自己所教的学科，还要通过学习，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教师应当提高对知识进行整合的能力。教师要能够寓法制教育于道德教育中，使学生认识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律以道德自觉为目标，而道德的最底线就是法律。教师要建立“整体教育观”，将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的内容有效地融合，而不是割裂两部分的内容。一方面让学生懂得自觉地学法、守法、护法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从而从根本上增强法制观念，提高学法、守法、护法的自觉性。另一方面，让学生懂得把基本道德义务纳入法律规范，有助于人们道德情操的养成。因为如果只靠个人的良心和社会舆论来保障道德要求的实施，显然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必须利用法律强制手段加强法律的执行环节，才会使道德义务的约束力从“软约束”变为“硬约束”。这样既可以增强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和敬畏，又可以增强人们对道德的认同，从而保证道德教育的成果。

(二)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

大学生法制教育的目的是让他们在了解和懂得法律知识的基础上，增强法律意识，使他们对法律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宿感，从而自觉地遵守和维护法律，这也是培养合格的社会公民及大学生社会化的必要途径。也是帮助大学生尽快适应和融入社会，更快地实现自我的一种方式。道德教育的理想结果是培养一个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如果一个人具备了高尚的道德情操，那么他的内心道德标准就会要求他遵守法律的规范，因为能够遵守法律的规范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法制教育的理想结果则是培养一个知法、守法的人，而法律的基本原则都是来源于道德，对法律规范的深入理解和内化就是对道德规范的遵循。因此，我们法制教育的成果除了培养良好的法制观念外，还可以进一步升华为培养良好的道德素质，道德教育的成果除了培养良好的道德素质外，还可以促进良好法制观念的形成，将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统一起来，有利于法律规则和道德规范相辅相成地调整大学生的行为，也有利于指引和保障大学生的健康。

(三)课堂教学与社会化教育相融合

法制教育不能离开社会这个大环境，而教育者必须学会利用社会这个大课堂对学生进行有效地法制教育。教育者可以充分利用主流媒体，把握一切有利机会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改变传统“课堂说教”式教学，让学生在生动、直观的实践活动中，感受为什么要遵守纪律及如何遵守这些规范。如何在社会上保障自己的权利不受侵害，如何才能有效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当然主流媒体也要积极地引导，褒扬楷模，批判错误。对社会道德模范大力褒扬广泛宣传，而对于少数的不法分子进行大力的批判，以警示社会公众。这对于正处于身心重要发展阶段的大学生，给他们现实有力的道德和法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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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淡漠 法律意识 农民法律意识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8-0020-01

在中国，“三农”问题是当今社会的焦点问题，而“三农”问题的本质就是“农民问题”。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传统社会以儒家思想为主要的文化思想，儒家思想强调贤人治国论，而轻视法的作用。当前，农民对法律依然很陌生，他们不知道法律的宗旨是什么，法律空间能和自己有多大的关系，这就使得他们法律意识淡薄。

一、现阶段农民法律意识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主体意识不强

在传统思想的支配下，农民往往认为法律只是惩罚犯罪的一个工具，只要自己不去触犯法律，就不会和法律有任何的交集。他们忽视了法律给予他们保障自己权利的功能。在他们自己的基本权益受到侵犯时，不知道主动用法律去保护自己，即使知道他们也不主张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农民向法律寻求帮助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严重缺失，这就造成了主体意识不强。

（二）轻法意识普遍存在

在我国农村，法律不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政府在农民心中才具有较高的地位，他们对政府有着强烈的依赖感。他们具有和政府干部近距离、长时间接触的便利条件。在他们看来，政府在解决问题上要比法院更为方便、实际。在农民看来，政策要比法律具有更实际的作用。人们只知道服从政府的领导，习惯了依赖政府，却不知道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人们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法律。这是一种严重轻视法律的表现，也使得对法律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和曲解，弱化了法律意识。

（三）法律信任出现危机

在我国农村，农民对法律不感兴趣，尤其是对执法、司法过程持怀疑态度。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在农村社会中长期存在。执法、司法人员的腐败现象，使得很多执法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严重损害了法律在农民心中的公正威严形象。农民对法律的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更罔论信仰。

（四）法律维权意识淡薄

农民受传统历史文化的影响，对法律的了解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绝对性，他们的义务观念浓厚，看到更多的是法律的强制性、惩罚性，从而使他们对法律的主要职能仅仅理解为镇压犯罪的工具，产生对法律的狭隘认识，导致维权意识薄弱。

二、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对策

（一）塑造文化底蕴

要打破中国传统的人治观念思想的无形障碍，就应该摒弃权力大于法的思想，在做出每个民事行为决定的时候都要考虑其合法性，不能用权力摆脱法律的束缚。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承认法律的最高权威。吸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遗产，从“德主刑辅”到“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法律与道德都很重要，既不能重法律而轻道德，也不能重道德而轻法律，这样才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促进良好的法律氛围的形成。

（二）健全法律体系

从目前来看，农村法律体系不健全，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建立严格而科学的法律监督机制，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要建立健全农村民主机制，让农民有说话的平台，让农民自己来审视法律运行的情况。要改善农村执法、司法状况。只有这样他们才会真正激发农民对法律的系统学习和理解，才能真正从内心信仰法律。

（三）打造物质基础

落后的生产力抵制了现代法律意识的发展，对法律意识的提升形成了巨大的障碍，所以要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必要条件就是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只有生产力提高了，经济才能发展，法律意识才会得以提高。总之，通过提高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实施资源有效配置，使农村经济在整体上有显著提高。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为农民法律意识的提升积累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是农民法律意识培育的良好的内在动力。

（四）营造社会环境

加大普法力度，深入开展普法宣教活动是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必要条件。加强普法宣传的组织和领导，强化普法机构的功能与职责建设。增强对农村干部的法律培训，将法律宣传与基层民主建设相结合，法律宣传要使社会成员自觉接纳、认同、内化、服从法律规范，认同法律秩序的神圣性。使广大农民群众能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利用法律途径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利用他们对法律的掌控来解决他们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这样才能得到农民对法律的信任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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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党的十报告中再次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二）法治文化是劳动者应具备的一种素质高职院校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劳动者的素质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水平，决定着一个组织或企业的发展水平。劳动者素质高低决定了劳动的社会价值。高素质劳动者应该德才兼备，具备政治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法律素质等。

（三）法治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高职院校的职能之一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①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这是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所以，大学所有的职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还应该是育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都需要通过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能得以实现。而文化反过来也能促进人的发展。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其职能的表象目标，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才是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职能的最终和实质目标。核心目标就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四）法治文化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日本政府总结明治维新时代经济迅速发展的经验时，认为有三个要素：第一是精神；第二是法规；第三是资本。这三个要素的比重：精神占50%，法规占40%，资本占10%。说明法治文化要素是最重要的。②

二、高等职业教育中法治文化的审视

（一）法治文化的缺失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部分师生的法律意识不强。教师知道法规并认识到它们有作用与意义，但还不能表示教师就具备了法律意识，只有当教师对自身的权利和义务产生自发的要求后，才表明他具有了法律意识。权利义务意识是现代法律意识的重要因素。现代教师并不完全明白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培养教师的法律意识，首先要培养教师的权利义务意识。高职学生是现代学生，现代人个性张扬，注重自身利益，缺乏奉献精神，权利享受多于义务承担，具有冷漠自私、浮躁无序的文化特质。

1.立法的滞后，无专门的法律。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近10年，传统教育的剩余教育资源逐步延伸到职业教育领域，职业教育驶入发展的“快车道”，并由原来的“大力发展”，到十报告提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与此不相适应的是职业教育的法治文化不足，没有专门的高等职业教育法，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需要法律加以规范，而且有法律并不等于有了法治和文化。

2.法律教育不受重视。开展普法教育到第六个五年，但实际效果不强。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的“法制教育”从属于“思想政治教育”，法律基础课程合并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由于课时不足，教师缺乏法律专业知识，有关法律的内容常常被机动而遭埋没或随意照本宣科一下，很难过到教育性效果。其他思想工作政治教育活动中从班级教育到学校的整体教育活动都鲜有法制教育内容。

3.法治意识不强，依法管理不足。师生能够认同法治观念，有一定的法治意识，能利用一定的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但方式方法手段等却往往不够合理适当，甚至不符合法律程序。缺乏对法治的信任感和依赖感，轻视法律的作用，守法的自觉性较差，法律信仰并不坚定，法治心理多样化倾向。对法纪教育存在逆反心理，有的学生存在违规的情况甚至违法犯罪，特别是其极端行为已经成为社会问题并引起广泛关注。

（二）法治文化缺失的原因分析

1.法治文化缺传统我国受儒家文化、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法治信仰缺失。一方面以礼代法和法即刑，结果法治没能很好地实施。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了权力至上的观念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思想并成为法治建设的障碍。

2.社会教育缺环境。目前社会转型时期各种问题增多，一些人唯利是图、贪赃枉法、、造假等现象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正如培根所言：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各种违法犯罪现象时有发生，影响着学生的思想观念，降低了学生对法律的信任度和归属感。

3.家庭教育缺自觉家庭法制教育是子女接受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的最重要途径。因为在大学生完全成熟进入社会之前，与家庭的联系十分密切，受家庭影响非常大。然而我们家庭法制教育严重缺失。主要原因是学生家长自身法律知识的匮乏、法律意识淡薄、特别是对家庭法制教育不够重视，认为不必进行法制教育，而不放在心上。

4.学校教育缺基础高职院校将大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仅仅局限于开设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以及部分专业基础法规课和选修课，课时较少，教师很难联系实际有针对性的讲授，很难有成效，未能实现弘扬法律精神、陶冶法律情操、激发法律信仰的教育目标。

三、高职法治文化培育的途径与模式

文化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文化对人的影响无孔不入、无时不在。所谓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实践育人，环境育人，说到底，都是文化育人。文化育人不是一种有形知识的灌输，而是向人们的思想理念注入人性中诸如尚德、责任、进取、感恩、诚信、良知、谦虚、包容、公平、正义、法治等崇高美德，进而形成良好的价值认同、工作能力和行为习惯，影响着学生的进步与发展。

（一）开展法律教育，教书育人“教育大计，教师为本”。③教书育人是学校育人的主渠道，是党和国家赋予教师的神圣使命。要培养有法治文化素养的学生，首先，需要提高教师法治文化素养。教师对学生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课堂教学和知识技能的传授中，而且更加广泛、深刻地存在于师生之间的接触和交往中。制定并实施“名师工程”“、教师下企业锤炼”和青年教师培养等系列教师培养工程，构建“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等教师培养系列。要求全体教职工加强道德修养，时时处处做学生的楷模，以崇高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教育学生、激励学生，以自己的楷模作用，促进学生全面成长。其次，在课堂教学中灵活运用教学方法，大胆进行教学改革，在各专业课程中加以渗透。既上好基础教育课，又开好职业就业教育课，做好法治文化选修课，将现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和其他隐性课程相结合。

（二）完善制度，管理育人法治不仅仅以法律制度存在为前提，更为重要的是要使法律通过公平公正的过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使得法律真正融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使得人们了解法律，熟悉法律，信任法律，最后信仰法律。所以，在法治实践中，必须进一步强化法治建设，不仅要做到依法行政，而且还要进一步加强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以自由、正义、公平为核心的法治价值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管理育人是学校育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完善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和行政管理各方面制度的同时，增强管理育人意识，忠于职守，依法办事，尽职尽责，弘扬敬业精神。要不断提高管理水平，使学生在接受管理过程中，受到良好形象和高尚精神的熏陶和感染。

（三）做好后勤保障，服务育人服务育人是学校育人工作不可缺少的部分，教育也是服务，为学生服务，寓教育于服务之中更带根本性。规范学生公寓管理，如解决了电动车充电问题，做好食堂保障、心理健康、资助、思想政治教育等服务工作，解决学生学习、生活、就业等方面的实际问题。

（四）重视学生实习实训和科技活动，实践育人完成实习实训的保险与安全教育与保护，学生实习签订合同的职业体验课，在实验、实训课和顶岗实习以及组织开展学生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法治精神，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提高学生法律意识，提升职业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