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赔偿方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医疗纠纷赔偿方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目的了解医疗纠纷流行病学分布情况，分析医疗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探讨医疗事故鉴定在医疗纠纷赔偿中的作用及影响医疗纠纷赔偿额度的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调查研究设计方法，主要项目包括患者的基本信息、医疗机构基本情况、医疗争议的基本情况、医疗纠纷及事故处理情况四部分。使用SPSS13．0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440例医疗纠纷案件中，286例经过鉴定的案例中，鉴定为医疗事故的132例，占30%;非医疗过失或过错的平均每例赔偿20776．60元，医疗过失或过错的平均每例赔偿56196．40元，经统计学分析，P＜0．05，具有差异。结论年龄在21～60岁之间的人群是医疗纠纷的高发人群;医疗纠纷更容易发生在骨科、普外科和门诊;医疗过失或者过错产生的经济赔偿额度更高。

〔关键词〕

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回顾性调查

近年来，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侵权责任法》颁布实施所带来的民事诉讼法律环境的改变，人们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日益提高，就医过程中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加强，但国家财政对医疗卫生资源的投入趋缓，患者自费就医的经济负担比重不断加大，医患矛盾不断加剧，医疗纠纷呈现陡增之势。近几年来，恶性伤医案件频发，加之媒体的不恰当报道，医患矛盾突出，严重影响了医疗工作的健康发展。如何从既往的案件中汲取经验教训，改善医患关系?如何更加行之有效地预防、处理医疗纠纷?这是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本研究采集了440例医疗纠纷案件，从医疗纠纷的科室分布、纠纷产生的原因、技术鉴定及赔偿情况进行了统计学分析，试图为医疗纠纷的防范提供科学的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采用回顾性调查研究设计方法，调查2010年1月至2014年12月西安地区17所不同级别的医院(其中三级甲等医院8所)发生的440例医疗纠纷案件。

1．2研究方法

自行设计调查表，其主要内容包括:医疗纠纷当事人的基本情况、纠纷产生的原因、治疗科室、涉事医务人员的基本情况、纠纷鉴定情况以及经济赔偿的数额等。资料收集完整之后，使用Epidata建立数据库，双录纠错;使用SPSS13．0进行分析，统计描述、秩和检验等。以P＜0．05作为统计学意义的判定标准。相关图表由Excel及SPSS13．0绘制完成。

2结果

2．1基本情况

本次研究共调查了440例医疗纠纷案件，2010年88例，占20．0%;2011年92例，占20．9%;2012年66例，占15．0%;2013年93例，占21．1%;2014年101例，占23．0%。其中患者为男性的264例，占60%，女性176例，占40%;经过鉴定的286例，占65%;鉴定为医疗事故的132例，占30%。

2．2医疗纠纷患者年龄分布

将患者的年龄以20年为界限分为4组，分别为少年组(0～20岁)、青年组(21～40岁)、中年组(41～60岁)、老年组(61岁及以上)。其中少年组88例，占20．0%;青年组143例，占32．5%;中年组154例，占35．0%;老年组55例，占12．5%。数据显示，发生医疗纠纷的患者在21～40岁和41～60岁这两个年龄段比较常见。

2．3医疗纠纷发生科室分布

医疗纠纷发生科室排前三位的分别是骨科121例，占27．5%;门诊66例，占15．0%;普外科55例，占12．5%。总体来说，外科科室44．09%，而内科科室仅占14．52%。数据显示，外科科室发生医疗纠纷的几率较高。

2．4医疗纠纷发生人员分布

医疗纠纷发生人员排前三位的分别是医师418例，占95．0%，护士11例，占2．5%，麻醉师8例，占1．8%。调查显示，医务人员中，医师较易涉及医疗纠纷。

2．5当事医务人员的职称分布

在医疗纠纷涉及人员中，医务人员职称为主任医师的有121例，副主任医师99例，主治医师187例，住院医师11例，其他22例。数据表明医疗纠纷比较容易发生在主治医师，其次是主任医师和副主任医师。

2．6医疗纠纷的后果分布

从医疗纠纷后果的频率来看，导致患者死亡的有198例，占45%;而其他的后果、未导致患者死亡的共有242例，占75%。医疗后果为伤残或者功能丧失，有55例，占12．5%。发生并发症的医疗纠纷案件也有55例，占12．5%。

2．7医疗纠纷的补救措施分布

医疗纠纷发生后，如果医方的补救措施不力，会促使纠纷升级或者导致严重的医疗后果。440例中有176例在医疗纠纷发生后予以了积极抢救，占40．0%。此外，患者出院后再次入院治疗的有88例，占20．0%。而因为治疗不及时导致的医疗纠纷最少，仅44例，占10．0%。

2．8医疗纠纷的鉴定情况

440例中，有121例未做鉴定，占27．5%;319例经过鉴定，占72．5%，其中33例仅做了法医鉴定，242例仅做医疗事故鉴定，44例既做了法医鉴定又做了医疗事故鉴定。在做过医疗事故鉴定的286例中，有33例仅在区县级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占11．5%;132例在市级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占46．2%;110例在省级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占38．5%;11例经过中华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占3．8%。

2．9医疗纠纷的赔偿情况

440例医疗纠纷案件都有经济赔偿，赔偿额最大的为25万元，赔偿额最小的为371元，平均每例赔偿42913．97元。将赔偿金额分为3组，1万元以下组、1万～5万元组和5万元以上组。从赔偿金额的频数分布表中可以看出，医疗纠纷的赔偿金额多在1万～5万元的231例，占52．5%;1万元及以下，共计110例，占25．0%;5万元以上有99例，占22．5%，其中10万元以上的有55例。医疗纠纷归纳起来分为两类争议起因，一类是由于医方的医疗行为存在过失或者过错，另一类则是医方无过失或者过错。本次调查发现由于医疗过失或者过错引发的较多，有275例，占62．5%;而非医疗过失或者过错引起的医疗纠纷有165例，占37．5%。非医疗过失或过错的平均每例赔偿20776．60元，医疗过失或过错的平均每例赔偿56196．40元，对不同争议起因的赔偿金额的Mann－Whitney秩和检验得出P=0．023，说明由于医疗过失或者过错导致的医疗纠纷赔偿金额显著高于非医疗过失或者过错的医疗纠纷。

3讨论

3．1医疗纠纷的患者年龄分布

从整体研究对象来看，发生医疗纠纷的患者在21～40岁和41～60岁这两个年龄段比较常见。分析其原因主要有:青壮年一般都是家庭的各方面主力，一旦身体出现不良后果，患者本人及其家属很难接受，易产生纠纷，而老年人本身体质较差，大多数老年人发病急、进展迅速、临床表现不典型、并发症和病死率高。

3．2医疗纠纷的科室分布

在总的样本当中和有赔偿的医疗纠纷当中，均表现出骨科、普外科和门诊的医疗纠纷发生最多。这与其他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1－4］:外科特别是手术科室的医疗纠纷发生最多。手术作为创伤性治疗手段，其本身就会对人体产生较大的损害后果，如果手术失误，则后果往往比较严重，而患方对不良后果难以接受，纠纷易于发生。在本研究中发现门诊医疗纠纷发生率较高，在440例医疗纠纷案件当中有66例就发生在门诊，占15．0%，与其他研究略有不同。这可能与门诊患者就诊时，医务人员对其病情了解不如临床住院病人详细，往往出现沟通问题，加之门诊病人不停奔忙于各科室之间，排队、缴费、化验、取药等，难免影响患者情绪，纠纷自然较多。

3．3涉事医疗纠纷的医务人员分布

医疗活动本身是一项多部门及多人员参与的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人员相互配合。根据样本调查结果，与患者密切接触并决定日常处置的主治医师涉及医疗纠纷案件的最多，这与主治医师负责患者的日常治疗，承担的责任较多有关。医务人员中医师依然是医疗纠纷涉事的主力军，同时护理及其他辅助人员也会涉及医疗诉讼案件。这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1－4］。

3．4医疗纠纷的争议起因

医疗过失或者过错是导致医疗纠纷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在本次调查的医院医疗纠纷中发现非医疗过失或者过错导致的医疗纠纷也不在少数，医疗纠纷的发生并非只有医疗因素参与，而是多因素导致的，诸如部分医务人员服务态度不好，与患者的谈话方式不正确等都有可能引发医疗纠纷。这与张益鹄［5］、刘玉琦［6］、胡亚琼等［7］的研究发现类似。因为医疗过失或者过错产生经济赔偿的医疗纠纷有275例，平均每例赔偿56196．40元，为非医疗过失或者过错经济赔偿额度的2倍多。这表明，我国目前的医疗纠纷赔偿体系中赔偿数额与争议的起因密切相关，尽管各地医闹现象愈演愈烈，部分医院无过错医疗纠纷也付出赔偿，但总体上赔偿依然与医方的过错与患者的不良后果直接相关。

3．5医疗事故鉴定结果

医疗纠纷案件审理中，大多数法官不了解医学知识，很难从医学角度提出观点，其最主要的审判依据是鉴定结论。因此，当鉴定结果为属于医疗事故，说明医方在医疗行为过程中存在医疗过失或者过错，应该给患者以赔偿。在鉴定为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案件中，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不予以赔偿”，但是在调查中发现，有165例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案件都给予了赔偿，分析其原因，多数是医方为了避免医患双方纠纷、矛盾进一步升级，双方在法院调解下协商赔偿;部分因为医闹行为，医方被迫让步赔偿。

4医疗纠纷防范对策

4．1加强医疗质量管理

调查显示，医疗过错行为是导致医疗纠纷发生的重要因素，而医疗过错行为的根源多数与医务人员的责任心及业务素质有关，因此，加强医务人员的业务能力及责任心的训练，可有效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医疗机构应该对医院的业务骨干定期进行业务培训，提高医务人员的履职能力，同时，加强医疗科室的相互配合，提高诊疗效率。设立专门的医疗质量监督部门，及时发现医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将质量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数据显示，手术科室是医疗纠纷的高发科室，医院应该加强手术参与人员的风险意识，针对术前、术中及术后易于出现问题的环节，制定预案，防患于未然，术前告知，手术禁忌症的把握以及手术操作规范的掌握都是手术科室的关键所在，应该时时注意。

4．2提高医务人员的法律素养

我国《侵权责任法》颁布实施以来，医疗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广大患者及其家属的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医疗侵权责任案件逐年上升，涉诉案件成为困扰医疗机构的一大难题，这种变化，应该让所有医务人员尽快适应，因此，医疗机构应该加强医务人员法律知识的培训，尤其是有关《侵权责任法》中涉及医疗侵权的法律知识的培训，提高医务人员法律素养，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4．3坚持医疗纠纷依法处理

目前，我国医患关系持续恶化，“医闹”现象层出不穷，部分医疗机构为了息事宁人，往往采取“私了”的方式，使医院在原本无过错的情况下也付出经济赔偿，笔者的调查结果显示，所有调查的案例都有经济赔偿，只是经鉴定有过错的案例赔偿额度明显高于无过错案例。不管是医院为尽快解决医疗纠纷，在法院调解下主动予以赔偿，还是医院迫于医闹压力而被迫赔偿，这都是不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一步深入，人们法律意识逐渐增强，所以，医疗机构在出现医疗纠纷时应第一时间选择用法律途径解决，这样不仅有利于医疗机构维护起码的公平正义，而且有利于医疗纠纷的彻底解决，同时，也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医疗机构的利益，杜绝医闹现象的发生。

作者：周英丽 冯利 张少君 王渭玲 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

〔参考文献〕

［1］林雪玉，李雯．1552例医疗纠纷调查分析［J］．中国医院，2015，19(2):61－62．

［2］石镁虹，章桦，程琴．5012例医疗损害纠纷的成因、分布及赔偿情况分析［J］．医学与法学，2015，7(6):42－48．

［3］卢光明，范贞，韩学军，等．27所医院医疗纠纷发生率和赔付情况调查［J］．中国医院管理，2015，35(6):34－36．

［4］王路云，赵莉．某三甲医院50例医疗过失性医患纠纷的原因探讨及对策［J］．改革与开放，2015(8):64．

［5］张益鹄．再论医疗纠纷的法医学鉴定———兼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J］．中国司法鉴定，2014(1):41－43．

篇2

【关键词】中医医院；医疗纠纷；对策

【中图分类号】R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10―0027―02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而关于医疗纠纷的报道却频频出现，医疗纠纷所引发的恶性事件也时有发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也严重影响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笔者对于某县级中医医院2010年-2012年医疗纠纷发生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对其进行分析，为采取防范措施和创新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及基本情况

某县级中医医院是一所功能齐全、中医特色突出、医疗设备先进、临床疗效显著的现代综合型中医院，是国家“三级乙等中医院”、全国“示范中医院”。医院现有在职职工600余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500余人。编制床位500张，开设8个住院科室、ICU、急诊科和2个门诊部。医院服务半径100余公里，服务人群300余万。日门诊500-800人次，年收治住院病人两万余例。

1.2 调查内容

被调查医院2010年-2012年医疗纠纷发生和处理情况。

1.3 调查方法

采用汇总该医院相关报表，查阅赔偿案例案卷，对相关人员进行深度访问的方式进行，力争资料数据真实、准确。

2 结果与分析

该院在规模日益扩大，业务量与日俱增，人民群众维权意识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医疗纠纷发生数量较为稳定，在解决方式上，协商解决方式占94%以上，方式仅占5%左右。涉及经济赔偿医疗纠纷数三年来较为稳定，赔偿金额不高。“医闹”事件发生较少，仅在2010年发生一起在医院私设灵堂、冲击、打砸医疗机构的恶性事件。详见表1。

该院三年发生的76起医疗纠纷中，患者或患者家属主要职业为工人、农民的分别占了34.21%，32.89%，提示经济拮据、学历层次较低者，更易对治疗效果、治疗费用等产生怀疑。详见表2。另经查阅资料发现，医疗纠纷当事患者或患者家属中有一名以上饮酒者达32起，占全部医疗纠纷的41.11%，与酒后控制能力下降，容易发生争端有关。患者或患者家属曾有医疗纠纷史的达18起，占全部医疗纠纷的23.68%，该类医疗纠纷的发生，与患者的主观故意有关。医疗纠纷多发生在外科系统，其中科室分布前三位为：骨科、普外科、妇产科。医技科室未有发生。可见外科系统发生医疗纠纷风险较高，为重点防控对象。详见表3。

医学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学科，具有高风险性、复杂性和效果不确定性等特点，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广大人民群众对此认识明显不足。当治疗效果与患者主观愿望出现强烈反差，或医方未做好沟通时，极易引发医疗纠纷。另个别患者维权意识增强而法律意识不强，部份人员为谋取私利成医疗纠纷幕后推手，个别媒体失实报道对医疗纠纷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医务人员技术水平有限、缺乏人文素养、对患者冷漠，在医院发生跌倒等意外伤害事故也是纠纷产生的重要原因。综合该院三年来医疗纠纷发生主要原因分布如下，见表4。

3 讨论

3.1医疗纠纷处置现状及难点

一是群体医闹得到有效扼制。医院加强加强了危重病人和特殊病人的管理，加强了环节质量监控，落实24小时安全值班制度，对重点科室、部位实行24小时安全监控，在各项预防措施发挥相应作用，尤其是公安机关对医疗机构的强力保障下，有效遏制了医患冲突的恶化倾向。但“武闹”有转为“文闹”的趋势，即部份患方采取长期纠缠，干扰医疗机构正常秩序等方式索取高额赔偿。

二是医患双方协商是主要解决途径，第三方调解机制作用凸显。该地区于2008建立了第三方调解机制，成立了“医患纠纷调解中心” 使其成为独立于医院和患者之外的第三方调解，打破了传统的医疗纠纷处理难以使患方和社会信服的弊端。三年来，该院医患双方单独协商与在第三方调解之下协商达成协议的医疗纠纷占比94.73%，证明该地已构建起医患和谐的绿色通道。

三是患方“拒绝尸检、拒绝鉴定、拒绝”成为医疗纠纷依法处理的难点。2010年至2012年间，该院因死亡引起的纠纷共6件，死者家属均拒绝尸检而要求给予赔偿。医院出于压力给予了不同额度的赔偿。该院三年间的纠纷处理，通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或司法过错鉴定解决的仅占40%，绝大多数案件患者均拒绝鉴定和，采取其它方式索取赔偿。

3.2减少医疗纠纷的对策

3.2.1 抓住重点，提高医疗护理质量、改善医疗环境，从源头上减少医疗纠纷

以骨科、普外科、妇产科等医疗纠纷发生风险较高的科室为重点，牢固树立医疗质量安全是医疗的生命线的意识，开展全员医疗安全教育，坚持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生命至上、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各临床科室成立由科室主任为组长的医疗质量安全管理小组，负责定期分析研究存在和发现的隐患及问题，并持续改进医疗护理质量。落实各项制度，加强医疗沟通，增进医疗理解。在与患者及家属接触的诊疗过程中，加强与病人及其家属的沟通，争取他们的配合和理解，做到合理检查，合理治疗，合理用药，合理收费。严格执行医疗技术操作规范和常规，严把医疗技术准入关；科室负责人加强科室医疗质量管理，重视和加强医院感染管理工作；各科组间不可互相在服务对象面前推托指责，同时要增强对不良反应事件的敏感性，发现问题及时处置上报。建立健全医院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报告和预警制度妥善处置医院医疗质量安全事件，推动持续医疗质量改进，切实保障医疗安全。

3.2.2 加强沟通，畅通投诉渠道，建立和完善医疗纠纷的接待和处置程序

提高医护人员的人文素养，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倡导人性人性化服务，鼓励医护人员加强与患者的情感交流，针对医疗纠纷主体之一――患方人员构成多为文化水平较低群体的实际情况，医护人员要将专业性较强的医学术语“翻译”成通俗易懂的语言与患者交流，获得患者的信任、增强其依从性。医院采取设立投诉信箱、公布投诉电话等形式接受患者投诉，并在显著位置公布医疗纠纷的解决途径、程序以及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等相关机构的职责、地址和联系方式。设立专门的投诉部门（医疗沟通办公室）和专职投诉接待人员。对每一例投诉，均需要耐心听取意见并详细解释、认真记录，同时将投诉信息反馈给临床科室，被投诉科室立即进行调查核实并反馈处理意见。

3.2.3 积极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分担自身风险

《侵权责任法》施行三年以来，医疗纠纷的赔偿金额逐渐增加，具有救济患者和保护医疗机构双重功能的医责险的推行逐渐成为各界共识。虽然医疗责任保险尚在发展之中，有其不成熟之处。但通过参加医疗责任保险，保险公司在第一时间介入、协调、调查并确定保险责任并赔付患者，在一定程度上不但可以有效分担医疗机构自身经济风险，也可将医疗机构从疲于应对医闹、纠纷的泥潭中解脱出来，从而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医疗纠纷的源头管理；对于医护人员来说，亦可解决后顾之忧，激发他们治病救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有利于医学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

3.2.4 增强法律意识，坚持依法处理

过去一些医疗纠纷处理中，部份医疗机构迫于压力采取了“多闹多赔，少闹少赔，不闹不赔”等非法定解决途径的处理方式，其副作用已日益显现。如部份患者蓄意滋事引发医疗纠纷、提供了职业医闹滋生的温床与生存空间等。医疗机构应严格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相关规定，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双方只能在2万元以下的范围内协商。凡超过2万元的，必须经第三方调解机构调解、或通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司法过错鉴定明确责任，等方式解决。发生或可能发生“医闹”之时，尽快按程序向上级主管部门及视情况所需向公安部门报告，以便有关部门掌握事态进展，避免的发生。

3.2.5推行信息公开，合理应对媒体

医疗纠纷处理的好环，关系着医疗机构的整体形象和利益。近几年，微博、微信的兴起标识着自媒体时代已经来临，国内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舆论形成机制，即微博率先报道，传统媒体不断跟进，通过议题互动，共同掀起舆论。医疗机构不应以医学专业性等为理由故步自封，应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公开院务信息，在医疗纠纷发生之时，遵循及时主动、准确把握、实事求是、注重效果的原则，开展信息工作以引导舆论，避免公众胡乱猜测或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努力参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良好舆论氛围。

参考文献：

[1] 李璐璐，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0（12）：50-51

[2] 史海龙，某三级医院对推进医疗责任保险的认识[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10（12）：237

篇3

笔者认为，目前对于医疗纠纷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误区：

一、关于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

医患双方在提供和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论。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为代表的民法学家从医患双方的地位、权利、义务出发进行分析，认为医患关系应该是民事法律关系［1］。而众多卫生法学界人士对于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在医患关系中，由于患者对于医学知识的缺乏，治疗方案完全由医生单方面制定和实施，患者仅仅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因而“完全不符合民法的平等。自愿原则。”。因此，双方的法律地位并不平等，医患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医患关系不应受民法调整，而应由《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为代表的卫生法来调整［2］。甚至有的司法工作人员也认为“医事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有本质的不同，应当按特殊的卫生部门法来调整”［3］

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直接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归责和赔偿原则，也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处理模式，因此，对于医事法律而言，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医患关系中，医患双方就医学知识的掌握而言肯定是不平等的，但是否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平等就必然带来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可以说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对等性乃是一种常态，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当事人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如果当事人一方利用自己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优越地位而主张其在法律地位上的优越性，是法律所不容许的。正是由于医生掌握了医疗技术，构成了患者给付金钱购买医疗服务的基础，双方在此过程中，医务人员掌握了医疗技术，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患者给付一定的金钱购买这种服务，双方是一种典型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虽然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相对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医生在制定和实施医疗方案时，一般情况下要向患者进行说明，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操作常规，并且须对患者尽到谨慎合理的注意义务，医生的行为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为患者的利益尽到最大的善，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手术、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时，尚需征得患者或家属的签字同意方可实施。在目前医疗体制改革的形势下，很多医院推出了患者选医生的制度，患者在医院、医生和医疗方案的选择方面享有越来越多的自。

在我国，医事法律关系仍未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法律关系分属不同的部门法来调整，如卫生行政法律关系归属行政法调整，医患关系由于主体之间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难以纳入行政法的体系。从上述分析可知，医患双方在医疗服务合同的订立、履行和终止上，完全体现了民法的平等和自愿原则，符合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因此应该纳入到民法的调整体系。在国外，医患关系基本都是归属民法调整，有的国家从保护患者的利益考虑，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患者的消费者地位，如在美国，患者作为消费者早已成为现实。

二、关于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

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问题，历来是一个影响医疗纠纷诉讼的关键问题。目前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认为“医疗行为经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后认为确实构成了医疗事故的，才可以要求赔偿”。［3］这个观点在卫生界有相当的代表性。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按其法律属性而言，是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医疗部门在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的一种结论，是医疗行政部门对医疗单位进行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但并不是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付院长李国光在《突破民事审判新难点》讲话中对此作过专门阐述：“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不是认定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只是人民法院审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否作为确定医疗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应当经过法庭质证”。［4］

之所以有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其根本原因乃是将医疗侵权简单等同于医疗事故，认为如果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则同样不构成医疗侵权，完全混淆两者的界限，实际上两者在法律上存在重大区别。

按照1987年6月月9日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医务人员的责任和技术上的原因，造成患者死亡、残废、组织器官的损伤、功能的障碍等严重不良后果的行为。按其发生的原因，又可区分为医疗责任事故和医疗技术事故。按该“办法”第六章的规定，医疗事故的等级按其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相应地分为三级：

一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死亡的。

二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严重残废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

三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残废或者功能障碍的。

从上述办法的规定不难看出，构成医疗事故的，必须是医务人员在客观上造成患者死亡、残废或功能障碍（一般而言是永久性的障碍）的严重侵权后果，同时在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方可能构成，否则属于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不属于医疗事故的范围。因此，只有构成严重的医疗侵权时才可能构成医疗事故，而一般性的侵权行为被排除在“办法”之外。

国务院之所以仅仅将严重的医疗侵权行为定义为医疗事故，主要是因为医疗事故鉴定的目的所决定的。医疗事故鉴定系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政部门依法要对医疗部门及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包括医院的降级，直接责任人的降职、记过、开除等。构成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主要是医务人员承担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不构成医疗事故，则医务人员免除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因此，从性质上而言，“办法”属于行政法的范畴，至于除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差错和一般侵权行为，因其不涉及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因此不在“办法”调整之内。

医疗侵权行为从性质上而言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的一种，按照民事侵权行为的概念：“不法侵害他人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因而行为人须就所生损害负担责任的行为”。［5］医疗侵权行为，是指医务人员在治疗、护理过程中侵害了患者的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的不法行为，不仅包括医疗事故，还包括因诊疗、护理过失使患者病情加重，受到死亡、残废、功能障碍以外的一般损伤及痛苦的医疗差错，以及既不属于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的一般侵权行为。因此，医疗侵权的内涵和外延均大于医疗事故，两者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医疗纠纷既然不是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怎么可能构成医疗侵权呢？这是因为患者权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生命权和健康权，而且还包括财产权、知情权、隐私权等一系列权益，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并未将后者涵盖在内，所以医疗侵权的范围是也是相当广泛的。只要是医务人员侵犯了患者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或利益，造成损害后果的，在具备主观过错和因果关系时，便可能构成医疗侵权。例如，精神病医院在对精神患者进行电休克治疗前，按卫生部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一第规定，应在术前向患者家属进行解释，征得其家属签字同意后才可实施。如果医院未征求患者家属同意，擅自对患者施行电休克治疗，患者因并发症而造成死亡。尽管医院在诊疗、护理中并无其他过失，电休克的操作完全符合医疗常规，患者出现并发症时抢救措施正确及时，但因为医院未在治疗前对患者家属说明并征得其签字同意，侵犯了患者及其家属对于病症的知情权，同时造成了患者死亡的损害后果，因此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家属承担赔偿责任。再比如某性病患者到某医院就诊，诊治医生未注意遵守保密义务，擅自将患者的病情向外界散播，侵犯了患者的隐私权。或者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过失造成患者治疗费用增加，或治疗时间的延长，造成患者精神痛苦和财产损失的，就可能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赔偿责任。上述例子中，医疗单位的行为按照“办法”的规定均没有构成医疗事故，但按照民法有关侵权的法律规定，都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及其家属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医疗侵权和医疗事故在法律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两者各有不同的构成要件，一起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不等于不属于医疗侵权，医疗侵权的构成应该完全按照民事侵权的要件来比照，只要是具备侵权的要件，即使不是医疗事故，医疗单位同样须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是医疗纠纷诉讼中的唯一证据。

三、关于目前医疗纠纷现状的几点思考

医事法律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在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和争论是必然的，但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上述两个误区对有些人而言并非完全是认识上的错误，而是为了维护医疗单位的不正当的部门利益。

部分卫生界人士之所以坚持医患关系不属于民法调整，主要是因为民法关于侵权的赔偿范围和数额都远远高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没有对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做出规定，各地制订的补偿标准从1000元到8000元不等，但总体上维持在3000元到4000元左右。例如按照《江苏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一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的补偿标准仅为3000元。而如果按照民事侵权的赔偿标准，医院须赔偿患者及其家属的所有直接、间接财产损失以及精神损失费，赔偿数额动辄上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医患关系若不归属民事法律关系，则医疗纠纷自然就可免受民法调整，医疗部门就可以大大降低开支了。

由于我国医疗事故鉴定体制上的缺陷，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由当地医院的医生组成，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在进行技术鉴定时产生偏袒心理，相当一部分原本属于医疗事故甚至是一级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被鉴定为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按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这两种情况均属于医疗部门的免责事项），如果确立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在医疗纠纷中的唯一证据性，则不构成医疗事故自然就不构成医疗侵权，从而使得患者及其家属在随后的索赔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医疗部门同样可以降低赔偿的数额了。

以上两种错误观点，从短期上看，医院似乎可以降低赔付数额，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医疗服务的改善和提高上，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医疗事业的发展和我国法制社会的建设。

1、不利于规范医院的服务。虽然我国对于医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在去年在全国各地开展患者选医生的活动，旨在提高医院的服务质量，但是这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医院存在的医务人员的服务质量低下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理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提高患者在医疗服务中的自，健全医疗侵权的赔偿制度，真正做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使那些不负责任的医院和医务人员承担起相应的赔偿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他们的责任心。否则，对于医疗侵权行为没有有效的制裁机制，难以彻底改变目前医疗部门的服务问题。

2、对国家的法制建设和医院的正常工作造成负面影响。由于医疗技术事故鉴定程序上的暗箱操作，很多患者在出现医疗纠纷后不申请做医疗事故鉴定，直接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处理此类诉讼颇感困难。由于医学知识的专业性很强，法官对于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难以做出判断，一些法院不得不求助于司法鉴定。一些患者由于对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不信任和对法院诉讼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恐惧，往往采取自力救济的方式，出现医疗纠纷后，患者家属就纠集一批亲戚、朋友到医院大闹，对医务人员进行人身威胁或人身攻击，扰乱医院的正常工作，直到医院拿出钱来么私了才就罢，有些医院每年用于私了的钱已经远远大于正常医疗赔偿的数目。

众所周知，医疗行为是一项高风险性的工作，由于医学上仍有很多未知领域，以及患者本身存在相当大的个体差异性，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患者的死亡、残废和功能障碍并非是由于医务人员的过失所导致，而是由于无法预料和避免的并发症所致，完全属于医疗意外的范围，医院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目前医疗赔偿的现有体制下，患者家属出现医疗纠纷不再由有关部门按照法律程序和规定处理，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不是由于自身的医疗侵权，而是由患者家属人数的多少和吵闹的程度所决定，这不能不说是目前医疗纠纷处理的悲哀，也是与那些维护医院的部门利益的人的初衷相背离的。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不可能象西方国家那样动辄赔偿数十万元，过高的赔偿数额无疑将制约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最终会损害患者的利益。但是象目前各地所规定的那样，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最高不超过8000元，根本不足以弥补患者及其家属的实际损失，在法律上是显失公平的。

上述法律误区，是靠牺牲法律的公正和患者的合法权益来达到减少医院负担的目的，这样最终是得不偿失的，也是与我国建设法制国家的目标格格不入的。

参考文献：

［1］梁慧星，医疗赔偿难点疑点剖析，南方周末，1999年1月8日第8版

［2］张赞宁，论医患关系的属性及处理医事纠纷的特有原则，医学与哲学，2000年第4期

［3］胡志强，论医疗行为的法律界定，中国卫生法制，2000第8卷第2期

［4］瞭望新闻周刊，突破民事审判新难点，2000年12月4日第49期，第24页

［5］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570页

篇4

 

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医疗损害赔偿制度在医疗服务福利化的基础上，并没有特别突出地显露其重要性，相关的纠纷案件不多。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进展，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开始逐渐增多，相应的法律规范逐渐发展。①1987年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更加侧重于规定行政调解手段的解决机制。而在2002年9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6条规定：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争议，医患双方可以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卫生部门提出调解申请，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此可见《条例》设计了三种医疗纠纷处理模式一协商、行政调解和诉讼。

 

1.行政调解。行政调解的好处在于了解医院和医疗行为的具体情形，专业性较强。医院最终的处理的结果也都需要上报至卫生行政部门得到意见，行政部门直接参与医疗纠纷解决，效率较高，使得患者能够及时保护证据，获得赔偿。医疗纠纷解决中的行政调解机制存在问题：其_，卫生行政部门的中立性受到大众的质疑。其二，卫生行政部门的调解不可避免其行政性，其合理性值得商榷。

 

2.自行协商。医疗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是医方与患方的自行协商解决。通过协商解决医疗纠纷，一般无须支付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等，且不占用司法资源，无论对当事人、对社会来说都是成本最低的解决纠纷机制。此方式时间短，效率高，成本低。是社会大众的首选方式。

 

自行协商在实践中的弊端十分明显。其一，协商结果可能不公正。其二，协商结果不合理。其三，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结果。

 

3.诉讼。虽然诉讼有着公正性、严肃性以及结果具有法定强制性的优点。但其在适用过程中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其一，诉讼成本高、时间长，使得其效率及时性大打折扣。在中国现如今的医疗体制下，民众的一次生病的花费很高，尤其是在发生了医疗事故之后，其后续费用也是_个难题。患者_方能够迅速及时地获得赔偿是很必要的。其二，大量医疗诉讼的出现加重法院的工作压力，使得公正性与合理性无法得到保证。

 

(二)医疗纠纷的可仲裁性

 

1.医疗纠纷诉讼案由的确定。法官在具体案件中，大多倾向于适用侵权责任法，而不是合同法，尤其是在大量的责任竞合案件中(如医疗事故、交通事故、产品责任等)，法官已习惯于依侵权责任法处理案件，而基本上不考虑适用合同责任。而不分情况地一律采用侵权责任处理责任竞合案件，并不_定能够使案件得到公正处理。②对于医疗纠纷，以侵权或违约为诉由进行诉讼兼有之。笔者认为，合同法虽然保护的是合同签订的期待利益，但是其人身以及财产的固有利益仍是当然保护的。不能因合同履行而损害对方的固有利益。由此可见，以合同法规范医疗纠纷也是完全可行的。除此之外，侵权法的规则原则一过错责任为主，合同法则是以严格责任，即一旦造成损失，除合同约定的不可抗力外，都需要承担违约责任。因此，对于患者来说，以违约责任更加符合其时效性需求。

 

2.医疗合同可仲裁性的法律基础。我国《仲裁法》第2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由此可见，可进行仲裁的包括两种纠纷，_者是平等主体的合同纠纷，以合同作为仲裁的基础，另一者是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此为兜底条款《仲裁法》第3条则规定并没有明确表明医疗纠纷是否能够成为仲裁对象。笔者认为，医疗纠纷可仲裁性的法律基础包括如下四点：第一，医疗纠纷虽然有人身侵害，但最终仍落脚于债权纠纷。第二，侵权违约竞合的前提下，可以违约事由起诉。第三，民事诉讼法仲裁前置的规则是按照法律规定需要先仲裁的先仲裁。第四，医疗纠纷以违约进行仲裁，可否以侵权之诉规避违约的仲裁条款。

 

3.医疗合同可仲裁性的现实基础

 

(1)民事诉讼当事人主义和处分原则的体现《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意思自治原则是指法律确认民事主体得自由得自由地基于其意志去进行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基于私法自治原则，法律制度赋予并且保障每个民事主体都具有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过民事活动，特别是合同行为来调整相互之间关系的可能性。

 

(2)符合双方当事人的利益选择。以仲裁方式解决，首先，可以减轻医方的举证这责任;其次，虽然，没有了精神损害的赔偿项目，但在加入了调解机制的前提下，可以是患方得到应有的合理的赔偿;最后，医事仲裁的时间限制在6个月内，以时间换金钱，更快地解决纠纷，避免讼累，对于患方来说也有极大地益处。因此，以仲裁方式解决医疗纠纷有双赢的效果，值得推行。

 

(3)医事仲裁制度的独立性。医疗合同又称医疗服务合同，是指医方提供医疗服务与患方支付医疗费用的合同。而所谓服务合同，_般指全部或者部分以劳务为债务内容的合同，又称为提供劳务的合同。因此医疗合同作为服务合同的特殊类别，由于其机构和性质的特殊性，使其与一般服务合同有很大的区别。

 

(三)我国医事仲裁制度的模式设计

 

医事仲裁机构设立有两种方式，其一是仲裁委员会专业化的方法，直接赋予现有的仲裁委员会对医患纠纷进行仲裁的职能，在其中增设医学会的仲裁员，设立医疗纠纷仲裁员名册，规定每_个案件都由相应专业的医学专家和法学专家共同组成仲裁庭裁决，临床医学专家和法学专家的个人条件应符合仲裁法第13条对仲裁员资格的规定。其他制度直接套用仲裁法的相应规定。而另_种方式则是参照劳动仲裁委员会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仲裁委员会的制度。由医管局、医学会、律协机构共同出面设立独立的医疗纠纷仲裁委员会。独立设立法人，确定其第三方性质，以提高其公正性、科学性和权威性。增加医患双方的信任度。可以大大提高医疗纠纷案件的处理效率。

 

(1)仲裁人员组成。医事仲裁委员会的专业性要求其成员组成不同于一般的仲裁委员会。可以参照美国的仲裁委员会的成员组成方式。即以法官或律师作为主裁判员，因为其熟悉法律相关内容规定。还需有相应医疗专业的专家作为裁判委员会的一部分，直接对医疗专业内容进行鉴定，因此无需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社保局作为医疗保险的主管机构也应当参与到仲裁中，承担保险公司公司的角色，以第三方中立角度对医疗行为进行监督。

篇5

让我们先看一个实例：1999年2月23日吴某因一起交通事故导致“右胸锁关节脱位”而入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并于同月27日施行右胸锁关节切开复位 “克氏针”内固定术，在其体内植入两根“克氏针”。同年3月10日原告出院，其主治医师张某在出院医嘱中载明：1/2 一1年后再次手术取内固定。后原告一直在家休养，直到2000年11月15日，因近一个月身体有些异常而去医院检查并准备取内固定，经摄X片示：原固定在右胸锁关节处的二根“克氏针”，有一根已断裂，断裂的“克氏针”已游离至心脏边缘，因这支断针随时有可能刺破原告心脏，医生嘱原告在断针取出之前必须平躺在床上绝不得移动，以避免断针刺破心脏，故原告不得不躺在病床经过三天三夜的术前检查。2000年11月17日在全身麻醉下行开胸术，于心尖部将断针取出，经法医鉴定：心包内异物取出，已构成九级伤残。吴某认为医院作为“克氏针”的销售者应保证其质量，对由此造成的损失应承担全部过错责任；医院认为吴某未在医嘱规定的时间内取内固定，影响及时检查和治疗，造成后果由其自身负责，双方各执一词。本案是典型的因患者使用医用产品受到损害引发的医疗纠纷案，如何认定医患双方在医疗纠纷中的过错责任是审理医用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类案件的焦点也是难点。有人士认为，在医疗过程中，使用各种药品、器械，一旦因质量不合格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属非医疗纠纷，不应按医疗事故、医疗纠纷处理，而应当视为因产品质量不合格致人损害的特殊侵权。笔者不赞同此观点，在诊疗、护理过程中，患者因使用医方提供的医用产品质量导致损害，双方引发纠纷的，只要是患者向医方提出的，无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均应按照医疗纠纷案件对待。下面分析一下医用缺陷产品的相关法律内容：

一、侵权医用产品的定性及法律特征

我国《产品质量法》中对产品的定义概括为：以销售为目的的，通过工业加工、手工制作等生产方式所获得的具有特定性能的实物状态的物质产品。其应具备两个条件，即经过加工、制作和用于销售。医用产品是由特定部门按照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加工、制作，为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物质产品。该产品要经历一个被加工、制作的过程，且生产厂家生产的目的在于通过医院等医疗机构有偿的销售给患者以获取利润，所以医用产品属于《产品质量法》中所提到的“产品”范畴。产品质量不合格致人损害，属于一种特殊的侵权损害，也称之为产品责任之债。构成产品责任的要件之一是生产或销售的产品存在缺陷，故对产品缺陷定义应实行严格控制，这直接关系到权利能否实现。该法第34条对缺陷作了明确规定，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的叫缺陷。学理上和司法实务将产品缺陷分为四种，即产品设计上的缺陷、产品制造上的缺陷、产品警示上缺陷和科学上尚不能发现的缺陷。科学上尚不能发现的缺陷常作为责任者进行抗辩事由之一。医用产品直接用于人们的生活，关系人体健康，不适当使用极有可能造成人损直至死亡的后果，因存在上述的缺陷之一导致侵权，应受产品责任制约，应纳入《产品质量法》调整范畴。医用缺陷产品的法律特征符合产品侵权责任特征，即为：（一）该责任发生在商品流通领域，医用产品出厂经过销售者将所有权转移给单位或个人；（二）该产品缺陷造成的是使用者人身伤害或产品缺陷以外的财产损害；（三）该产品责任是物致人损害的特殊侵权责任，即医用缺陷产品致人损害时，与该产品有关联的人即制造者、销售者对造成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四）产品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即无论产品的制造者和销售者是否有过错，均应区别不同情况承担相应责任。我国《民法通则》有关条款作了无过错规定。《产品质量法》第29条、30条针对生产者、销售者作了不同规定，除生产者的法定免责条件外，生产者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对销售者侵权以承担过错责任为主，无过错责任为有条件的例外。故笔者认为侵权医用产品是指存在缺陷并能对人的生命、健康产生损害的医用产品，对其致人损害应适用产品责任的相关规定。如该医用产品在医疗过程中致人损害，应看是否构成医疗事故，或用《民法通则》中的过错责任来划分医患双方的过错责任。

二、医用缺陷产品与损害后果因果关系的确定

在产品责任中，正确认定产品缺陷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有其特殊性。因果关系是产品责任构成要件之一，是归责的前提和基础，产品责任产生损害原因是产品的缺陷，但产品缺陷的存在并非必然导致损害事实，它往往借助于受害人或第三人的行为发生，因行为具有不特定性，可能导致的后果也是不确定的。作为因医用缺陷产品引起的医疗纠纷，对损害后果一般是显而易见的，医患双方多无争议，纠纷争端的焦点往往在于不良后果产生的原因。由于使用的产品设计、制造过程十分复杂，产品受害人很难证明受到损害与产品缺陷之间存在相互关系，故在确定产品责任因果关系上往往得使用“因果关系推定论”才能实现。故为保护产品受害人权益，只要产品受害人能够证明其所受损害是产品缺陷在事实上的结果，或者只要产品存在缺陷，并在事实上发生了该缺陷可能导致的损害均可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均可推定二者之间存在因果的必然联系。

在因果关系推定中，还必须辅之以“因果关系举证责任转移”方法，即“举证责任倒置法”，医用产品致人损害的机理非常复杂，非专业人士难以完全搞清楚，且医用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相对受害者而言，在医学知识及证明手段上明显优势于受害者，产品受害人只要能合理推定因果关系存在，即不再承担其他举证责任，而由生产者、销售者就证明自己无过错免于承担责任进行举证。如前案作为患者吴某只要证明其自身无过错，身体因“克氏针”断裂造成伤残即可；作为医方县医院因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其要证明诊疗护理过程无过失，医护人员已尽医疗服务的告知义务，对违法事实与损害后果不具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患者吴某在接受治疗时，不能直接看到医用产品的质量检测合格证明和说明书，也不具备识别医用缺陷产品的知识和能力，所以县医院作为医用产品的销售者，应在纠纷发生时举证证明自己已尽了注意义务。如果医院未能提供使用“克氏针”的合格证明以及质量检测合格报告，说明其未有尽到注意义务；如果也未能通过鉴定与患者使用同厂、同规格型号的克氏针为合格产品，则说明其为吴某使用的“克氏针”不排除存在缺陷可能，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符合公平、正义原则，也与我国民事证据制度规定精神相一致。

三、医患双方关系的法律定位

医疗纠纷是医患双方产生的权益争议，其性质由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所决定。医患关系是医疗机构与病员及其亲属之间因诊疗护理行为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属于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医院为患者提供的医学技术专业活动构成了医疗服务，其本质是一种技术服务。根据其法律特征，医患关系应属一种双务的、有偿的医疗服务合同，首先它具有一般合同的特征，其一，医患双方地位平等，患者对医疗单位具有选择权，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干预，虽然有少数享受公费，医疗患者受到一定限制，但从医疗职业角度而言，双方不存在行政上隶属关系，其二，医患关系意思表示的一致性。患者选择医疗机构，以先行挂号的行为作出希望医院同意其治疗的意思表示，相当于要约；医疗机构接纳患者并同意为其治疗，相当于承诺。其三，权利义务对等性。医方有向患者收取医疗费的权利，也有依职业道德及自身技术力量给病员诊断、施疗、护理的义务；患者有要求医院按一般操作规程给予治疗的权利和给付医疗费的义务。另一方面该类合同又有其自身独特性。由于医疗机构是特殊服务机构，患者到医院求医，做什么检查，用什么药，由医生决定，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其作用的客体是病员的生命健康权，是一种人身权利，在医疗过程中因病体的差异、医疗过程的可变性、复杂性，使得医疗行为又具有风险性和探索性，且在医患双方关系中，患方是弱势群体，对于合同条款只有整体接受或拒绝的权利，使得合同自由受限。尽管有人质疑医疗单位不能“自愿”选择病人，造成患者有选择医疗单位的权利，医疗单位没有选患者的权利，形成权利方面不平等，及医疗法律关系中双方参加人也不是完全平等，也没有完全遵循“等价有偿”原则，并存在上述所谈的独特性，该医疗服务法律关系不能视为合同或契约关系。笔者认为医患关系应是一种特殊的服务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是一种提供服务和接受服务的合同关系，符合合同的一般法律特征，虽然某些方面表现出与合同特征不一致的一面，应视为是其作为医疗服务的特殊行业性质所决定，是其例外的表现。

四、医患双方的过错及责任归属

医患关系是合同关系的法律定位决定了医疗责任是一种民事责任。民事责任作为一种法律责任是法律关系主体违反义务应承担的终极法律后果。人民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对于是否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按照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构成要件，严格审查有无侵权事实、损害后果、侵权事实与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侵权人是否存在主观过错，以此来判断侵权人是否应当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就医用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纠纷案中，要正确判定医患双方的过错责任，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考虑：一、医方提供给患者使用的医用产品有无缺陷，是判定医方有无过错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医疗纠纷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医方对造成损害的产品是否存在缺陷负有举证义务。其做为医用产品的销售者应提供为患者使用的产品质量合格的相关证据，如产品合格证、质量说明书、产品无质量缺陷的鉴定书等。如无证据证明产品质量合格，不能排除有设计和制造缺陷的可能，其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二、医方有无尽到客观上的注意义务？此为判定医方有无过错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试举例：患者享有知情权，保障患者的知情权是法治社会的标志之一， 既然知情权是一项权利，就存在相应的义务。在医疗行为之前，医疗机构对患者应有告知权，对患者有履行说明的义务。通常病人在接受医疗服务时，不能直接看到医用产品的标志和说明书，也不具备识别医用缺陷产品的知识和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医用产品的质量说明义务由生产厂家转移给医方（工作人员），即医务人员给病人提供医疗服务前，应当尽说明义务，违反此义务应视为医方存在过错 .同样作为患方应密切配合医务人员的诊治，如在诊疗护理过程中有不配合现象，常见的有：拒绝医师正确建议；主动建议并坚持使用某产品；未严格遵守医生的医嘱等引发损害。一旦发生不良后果，则可减少甚至免除医方责任。如前案所提，吴某未在医嘱规定的时限内来取内固定，影响及时检查和治疗，作为患者存在过错，应自行承担一部分损失。作为医方未能提供“克氏针”质量无任何缺陷的证据，作为销售者的医方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故综上所述，对于医用缺陷产品致人损害赔偿中，笔者认为对医用缺陷产品的质量实行严格责任，明确产品质量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必然联系，分清生产者、销售者等人对该产品有无过错。由此引发的医疗纠纷赔偿，构成医疗事故的，按《医疗事故条例》处理，不构成医疗事故，或未经事故鉴定的医疗纠纷案，如医患双方确实存有过失、过错的，可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过错责任的认定，在分清过错基础上负赔偿义务。

五、医用缺陷产品致损的法律适用

如何立法断案，是解决当前医疗纠纷的关键所在。人民法院在处理各类原因引起的医疗纠纷案件时，既要注意协调冲突，缓解矛盾，又要严格正确适用法律。因实际操作中依据不同、定性不一，处理各异，医患双方均不满意，如何正确适用法律解决争议是法官们头疼的事。理顺有关法律关系和现有的适用于医疗纠纷的法律，有助于消除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司法活动存在的混乱现象。笔者认为，在实务中，人民法院把医疗纠纷赔偿案件都作为侵权案处理。我国《民法通则》以过错责任为普遍责任，该法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医疗纠纷的实质是医疗中病员和医务人员的民事权利、责任的争议，是看诊疗过程中是否有过错，并是否因诊疗过错给病员的生命健康权造成危害后果，以此来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因此，医疗纠纷完全适用《民法通则》的过错后果责任原则。只要医院存在过错致人损害，依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患者都有权对医院的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诉请赔偿。因医用产品致人损害中牵涉“产品”，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中对于因产品存在缺陷致人损害，其生产者、销售者应承担责任的规定，受害人可依据此规定向产品的生产者或销售者主张权利。现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处理医疗事故案件的主要依据，根据医疗活动中对患者人身造成的损害程度，将医疗事故分为四级。笔者认为，作为销售者的医疗机构提供给患者不合格产品致人损害，无论是否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医院过错责任难推，构成医疗事故，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如不构成医疗事故或未经事故鉴定，但医患双方存在过失、过错责任的，患者也可按《民法通则》获得赔偿。如该医用产品质量确存有缺陷，可由医方在赔偿后依法向生产厂家追偿，这属另一法律关系。如前案吴某因使用医方销售“克氏针”致损害，医患双方均未进行事故鉴定，但作为销售者的医方过错是非常明显的，吴某损失可直接按《民法通则》过错责任予以赔偿。通过上述对医用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相关法律的研究，明确医患双方的法律关系是一种提供服务和接受服务的合同关系，患者是广义上的特殊消费者，医方是广义上的特殊经营者，是一种特殊的消费行为和特殊的服务合同，法院审理医患纠纷时可以参用《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加以调整。梁慧星教授也提到：法院裁判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可以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患者属于法律上的消费者，在计算损害赔偿金额时也可适用《消法》关于人身伤害、致人死亡的损害赔偿的规定。综上笔者认为，在处理医用缺陷产品致损的医疗纠纷案件时，首先由医方就是否存在过错责任举证，对是否构成医疗事故进行举证，如构成医疗事故，要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如不需经过鉴定，或没有鉴定，可根据《民法通则》中的过错责任，《产品质量法》的产品责任，确定损害与医用产品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而确定过错，赔偿患者。根据患者视为消费者这一观念，当患者在医院求医时，因使用的产品存在缺陷，使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投诉、控告的，也可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解决纠纷。但鉴于《消法》未规定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如过失等问题，故该类医疗纠纷案不能仅适用《消法》。同时用《民事诉讼法》的举证时限、诉讼时效、证据规则等加以约束，对诉讼中提供的大量事实证据，运用法律综合分析，正确评定医患双方过错责任，还受害人一个公道，给侵权人一惩罚。

综上，笔者认为，在医疗活动中医方提供给患者使用的医用产品只要存在质量缺陷，双方为此发生纠纷，均应按医疗纠纷案处理，其损害赔偿按医疗机构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划分医患双方过错责任，做出公平、公正的裁决。

由于医用产品致损的发生使患者生命和健康受到的侵害，往往是无法补救的，并给社会、医疗单位及当事者诸方都带来消极的不良后果及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应尽量避免或减少该类纠纷的发生。作为医方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建立健全医院的内部各种规章制度，加强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大力培养他们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另一方面要努力提高医疗水平，加强培训，提高医务人员业务技能和业务水平，以尽量减少因过失或者差错等原因而造成的不应有的人身伤害，同时医方在医用产品的采购和对病人施用环节上要加强义务，严格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它标识，避免因“回扣”而购进伪劣不合格产品致人损伤。作为产品生产者要增强产品质量法制观念，树立强烈的责任心，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为社会生产出质量过硬的合格产品。而作为受害人也应通过学习，不断加强法律、医学知识的提高，在遇到纠纷时有一个正确心态。随着人们群众法制观念的不断增强，人们对自己合法权益的公平维护越来越重视，医院今后的应诉“官司”肯定会增加。但通过各方面努力，我们希望随着医疗制度的改革，消费者能在这块特殊的服务领域内享受到更加优良的服务。

参考资料：

1、杨立新、刘忠主编《损害赔偿总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2、杨立新、吴兆祥、杨帆主编《人身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3月版；

3、梁慧星、刘士国主编《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2月版。

4、陈平安主编《中国典型医疗纠纷法律分析》，法律出版社2002年11月版。

5、王才亮著《医疗事故与医患纠纷处理实务》，法律出版社2002年7月版。

6、《办理医疗事故案件法律依据》，中国法制出版社。

7、刘静著《产品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

8、刘文琦著《产品责任法律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篇6

昆山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务科，江苏苏州 215331

[摘要] 在我国现有的医疗体制下，医疗机构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很容易和患者发生纠纷，由于患者的身份、背景、文化程度、性格不同，应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去处理医疗纠纷。结合作者多年处理医疗纠纷的工作经验，总结的一些心得，希望对处理医疗纠纷有益借鉴。

[

关键词 ] 医疗纠纷；医患沟通；处理方法；患者类型

[中图分类号] R2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5654（2014）06（c）-0178-02

近年来，全国医疗纠纷案件明显增加[1]，因医疗纠纷发生的恶性杀医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稳定和医务人员的生命安全。医疗机构每天接待不同患者，故发生医疗纠纷的患者也各不相同，这给接待和处理医疗纠纷的人员带来极大的考验。如果医疗纠纷处理人员只采用单一的方式方法处理模式，只会加深患者对整个纠纷事件的认识，也很容易刺激患者用极端方式打击报复接诊医生和相关处理人员，以达到自己想要获益的目的。所以医疗纠纷处理人员在事件处理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非同一般，不仅需要丰富的专业知识还需要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灵活处理事件的能力[2]。

常规投诉患者只要积极的根据相关流程就可以很好的解决，但遇见不易处理投诉患者，特别是涉及经济赔偿的，处理起来就并不是那么容易。本文结合作者的工作经验，总结出不易处理投诉患者的处理方式方法，希望对处理医疗纠纷有益借鉴。

1不易处理投诉患者类型

对前来投诉的患者分类有益于今后和该患者选择沟通方式以及如果协商不成后的评估有所帮助。不易处理投诉患者大致分为：Ⅰ暴力倾向型，该类型患者如果和医疗机构发生纠纷且医疗机构存在一定过错的，轻则砸坏医疗机构设施，重则对医护人员不计后果的大打出手；Ⅱ 易怒型，该类型患者容易激动，但一般只限于大声的发生批评引起周围人的关注；Ⅲ 素质低下型，人品低劣，自私自利，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可无中生有，完全不顾及任何他人感情；Ⅳ 自尊心强，不善于表达型，该类型患者在生活中可能受到过创伤，一般神情比较单一、冷漠，虽然言语不多，但如果内心的纠结得不到释放，极易走极端[3]。

2 针对不易处理投诉患者投诉处理方法

患者到投诉中心投诉，已经对就诊医生不存在信任关系，对就诊医生的解释可能认为是在狡辩，但对医疗纠纷处理人员还存在一定的信任，患者希望在这能把问题解决，所以处理纠纷人员要好好利用仅存的这一点信任来为今后纠纷的处理打好基础。

2.1 积极受理患者的设诉

当患者前来投诉时，要很热情的接待，倾听患者的不满。因为是第一次见面，不了解患者脾气秉性，所以倾听非常重要。可以了解患者所遇到事情的经过，让患者不满的情绪得到宣泄，还可以判断该患者属于哪一类型。倾听还要掌握技巧，要以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态度切入，在倾听过程中，以患者口诉为主，当发现患者倾诉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医护人员并无任何过错时，可以向他解释但不争论。最后记录下患者投诉的内容和诉求，向他说明投诉处理的流程和时间，约定好反馈的时间。

2.2 客观调查投诉事件

在和患者约定好的反馈时间内客观调查相关个人或科室，尽量还原当时事件发生的经过，找出问题的所在。还尽可能的收集患者的相关信息，有益于对患者类型的准确归类。调查结果对于无过错的，应全面分析患者的不认同点在哪里，寻找最好的解释方案；对于存在过错的，要求相关个人或科室以书面形式做出事件的经过和过错对患者造成的影响，并跟据患者的诉求提出初步的解决方案以供参考。事件调查清楚后通过电话把处理意见反馈给患者，反馈时间最好在事先约定好的时间之前，这样有利于对不同类型患者准备不同的沟通方案，而避免患者登门询问处理结果。

2.3 医患沟通会

当电话反馈处理意见不能满足患者时，特别是存在经济赔偿时，患者一般都会登门提出要求。此时患者已不认同纠纷处理人员，和处理纠纷人员站在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组织一次医患沟通会来缓解。根据患者的类型事先安排好安保工作，类型不同，安保级别不同。最好安排在有录像录音的专用沟通室内进行，参与沟通会的成员不安排事件当事人出席。医患沟通会的内容也只局限于患者所提出的问题和观点由出席沟通会责任科室成员诠释，不涉及赔偿等问题。纠纷处理人员在沟通会上要灵活把握会议的内容及分寸，适时终止会议。

2.4 主动协商

通过医患沟通会会使患者对整个事件有个重新的认识，但不能满足要求还会继续登门。此时纠纷人员需主动和患者联系，协商处理。对上述类型患者沟通时应特别用心，沟通以解决问题为目的，不触及对患者的评价，对患者提出的要求不能满足时，礼貌说明在自己处理范围内所能做的是哪些，哪些不在自己处理范围内，切忌直接回拒患者的要求而激化矛盾，给自身带来危害。如果患者坚持自己的要求无法协商，可建议患者通过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向法院提起诉讼途径解决[4]。

2.5 被动协商

当主动协商不成的而又不愿意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的患者采用冷处理。尽可能通过第三方掌握患者的行踪和动向，当该患者来院，及时提醒当事科室或当事医护人员加强个人防范，加强安保工作人员巡视力度。当纠纷处理人员采取冷处理模式时，患者登门仍需热情接待，和患者说明事情处理的结果、自己所做的努力、以及满足患者要求的困难，尽量博得患者的理解，通过这一系列方法使患者主动配合协商处理。

良好的医患关系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医务人员在医疗技术服务中应遵守职业道德，提高业务水平，恪守医疗规章制度和诊疗操作常规，加强服务意识和医患沟通，减少医疗纠纷[5]。同时也呼吁健全相关法律，不要再让更多的医生和患者结仇，社会媒体应多传播一些正能量，不要再在如此恶劣的医患关系中火上浇油。

总之在医疗服务过程中，医疗纠纷是无法避免的，纠纷处理人员对纠纷的高度重视和公平、公正的立场是取得患者信赖和谅解的关键，不能毫无原则地偏袒医务人员[6]。在处理患者的投诉时，理解、尊重患者，尽量满足其合理要求，对不合理诉求，多沟通，多疏导，尽力化解矛盾，引导帮助患者通过法律途径处理医疗纠纷，尽其所能化解冲突，和平解决，避免矛盾激化升级。对于已发生的投诉及纠纷，要回顾性汇总分析，并提出改善方案，这样有利于避免发生类似投诉和医疗纠纷，还有利于提高医院的服务，满足患者的需求。

[

参考文献]

[1] 罗秀,王轶.某综合医院医疗纠纷之实证研究[J].重庆医学,2013,42(16):1846.

[2] 李永红.巧用心理学缓解医患关系[J].中国社区医师,2011,13(32):345.

[3] 陈秀丽，陈伟，李默.从心理学角度探究快速高效处理医疗纠纷的方法[J].中国医院,2012,16(5):59-60.

[4] [35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Z].2002-4-4.

[5] 成艳阳.从心理学角度看医疗纠纷及其产生的原因与防范[J].中国卫生产业,2011,8(6):122.

篇7

医学是在实践中不断发现、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中发展起来的，人类认识人体的生命和疾病的规律，还要有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医学是一门具有高风险性的神圣事业，但医疗的高技术性和许多疾病的不可预知性，决定了医疗事故的发生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即使再高明的医生，也不能保证不出医疗事故，医疗事故或过失必然会发生医疗纠纷和相关的赔偿。

最近几年，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公民的法制观念和维权意识的加强，医疗纠纷及诉讼案件日趋增加，患者索赔的金额也变得越来越高。医疗纠纷带来的后果是：第一，患者或患者家属殴打甚至残杀医生，对医生人格肆意污辱，有的还围攻医院，在医院内摆设灵堂、长期骚扰医院等等。第二，对医院来说，如果长期困扰于某些医疗纠纷，对医院的日常经营管理、声誉都造成严重影响；另外，对确认的医疗纠纷和随之产生的高额赔偿将会造成医院的经营困难甚至导致破产。第三，医疗职业的高风险如果得不到有效化解，医生在医治病人特别是施行手术时会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为了降低风险，很多医院或医生因为怕出意外宁愿对患者采取保守疗法，不敢施行新的手术或突破性的医疗用药方案，执业行为日趋保守，这种情况既不利于对患者的治疗，也制约了新疗法、新技术的应用，长此下去，将不利于医学科学的发展。

二、医疗责任保险的作用

医疗责任保险是现代医疗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障医患双方的利益，医疗责任保险将承担医院因医疗事故或差错对病人的经济赔偿责任，这个险种的开发与实施既有利于减少医患纠纷，弥补病人损失，更为医院提供了保障，有利于医院保持经营的稳定和营业秩序的正常。

在发达国家，医疗机构投保医疗责任保险是简单、有效地解决医疗事故的方法，多数发达国家都把医疗责任险作为法定的责任保险来实施的。发达国家中患者有相对完善的法律保障，面对医疗事故引起的巨额赔偿，作为医院特别是私立医院，如果没有医疗责任保险是无法运营和生存的，同时，医院投保医疗责任保险不单是受到责任与风险的压力而产生的需求，更是以此来作为提高自身信誉、增强竞争力的需要。因此，医疗责任保险是保障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维护医疗秩序的重要机制。

当然，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有赖于保险合同双方尤其是医疗机构的最高诚信，保险公司并不是对所有的医疗事故都负责赔偿的。首先，诊疗护理工作的医务人员必须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定合格，而且医务人员不能在酒醉或药剂麻醉状态下进行诊疗护理工作；其次，医疗机构不能使用伪劣药品、医疗器械或被感染的血液制品以及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使用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第三，其他由于患者的故意行为或因患者及其家属不配合诊治为主要原因造成伤害的保险公司都是不承担责任的。另外，鉴于目前我国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未完善，保险公司对精神损害赔偿费用也是不承担的。

投保医疗责任保险后的另一附属产品是医疗纠纷调解中心的成立。医疗纠纷调解中心作为医疗责任保险的一项配套服务和医院、患者、保险公司三者之间的纽带，以中立第三方的身份并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对医疗纠纷进行调解和定性，可以避免当事双方的直接接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的减少调解过程中的过激行为，促使当事双方理智解决纠纷，而保险公司根据它的调解结果和定性给予补偿。

但是医疗纠纷调解中心有其局限性，因为最终对医疗事故鉴定的机构是医院本身或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而这些机构隶属于医疗卫生部门，其公正性往往受到怀疑。因此，鉴于医疗责任的高技术性和复杂性，为了公正解决医疗纠纷，迫切需要成立一个由医疗卫生监管部门和保险监管部门共同审批的医疗责任鉴定机构，专家成员应配备有相应临床医学、药学、卫生法学和保险等专业人员，对可能的医疗事故进行公正的权威的鉴定，即这个鉴定结果是保险双方必须接受的最终鉴定，以此明确保险责任。

三、法律法规对医疗责任保险的需要

我国《保险法》第五十一条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上述规定从法律层面给各种责任保险的发展提供了框架。

对于医疗责任保险，目前我国还没有从立法上明确规定为强制保险。但是2002年9月1日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使医疗机构更加意识到将面临更多责任和风险。该《条例》与之前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条例》实施后《办法》即废止）相比，医疗事故的范围和内容划分更细更广，《条例》首次提出并细化了鉴定专家库、举证责任、赔偿标准等内容。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也明确：“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的倒置施行，患者在举证方面的地位由被动转为主动。

2004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式实施，该《解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宗旨，进一步明确了新的人身损害赔偿审理标准的适用性，有利于减少理解分歧和法律纠纷，有利于法律环境变更后新旧衔接与平稳过渡，极大地保护了受害人的正当法律权益，对促进保险业尤其是责任保险业务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患者或消费者依法保护自己权益意识的增强，必定导致医疗纠纷的增多，而且随着法律的日益完善，医疗事故的索赔金额也将提高。

我国医疗责任保险亟需规范地发展

其实，我国的保险市场早在1999年就已推出医疗责任险，但只是国内一些大型医院投保了这类保险，实际上这类险种在市场上的推广并不理想。其原因一方面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前医院对医疗责任险的需求不强，或高风险才投保，低风险不投保，导致保险公司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是因为民营或私人盈利性医疗机构难以控制风险等原因，保险公司出于风险管理的考虑并不愿意承保所有医疗机构。

一个可喜的现象是，我国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医疗责任保险在保证医疗机构稳定经营和解决医患纠纷等的作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或准备强制实施该险种。2004年11月北京市卫生局出台了《关于北京市实施医疗责任保险的意见》，规定从2005年1月1日起,北京市所有非营利性医院开始统一实施医疗责任保险。该《意见》明确指出，医疗责任保险是指医疗机构与保险公司双方合作开展的医疗执业责任保险业务，是分担医疗机构执业过程中医疗过失纠纷处理与赔偿风险的一种社会承担机制；其保费由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共同缴纳并遵循“高风险高保费，低风险低保费”的原则。除北京外，沈阳、南京等地也在酝酿出台类似的规定或意见。

目前我国的医疗责任保险正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医疗机构普遍缺乏风险防范意识，而保险公司面临的风险难以估算，对开展业务积极性不高，为稳步推动和规范我国医疗责任保险的发展，笔者认为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政府部门需要建立相对健全和完善的民事责任法律制度，在提高公众法律意识的基础上，提高相信法律、依靠法律的信心，引导和培植公众合理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政府需要对医疗责任保险加以引导和规范管理，所有医疗机构，不管是盈利性还是非盈利性医疗机构都必须强制投保医疗责任险，以保证医疗机构的公平有序竞争，适应现代医院稳健经营的要求；同时，政府在一定期间内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比如减免税收等）以推动该险种的发展。

目前医疗责任险的有关数据缺乏，无法按照“大数法则”来合理计算保险费，在发展的初期，保险公司在实际操作中可参照国际保险市场对此类险种的通常做法，即收取较高的保险费，在一定的保险期限内如赔付率未达到亏损点，则保险公司退还一定比例的保险费，另一方面确定一个较大的免赔额（如每次事故一万元），保险公司只承担免赔额以上的赔偿，这样可以保护医护人员的利益，提高其工作责任心。

篇8

鉴定结论有其主观性的一面虽然鉴定结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鉴定是由人完成的，是人的主观认识客观的结果，鉴定人的认识能力、认识条件对其结论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影响，鉴定结论的得出并不必然与客观事实一致，因而不是绝对正确的。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下称《条例》)作为行政法规略显单薄。笔者认为，当《民法通则》对于医疗损害的赔偿无具体明确的规定时，参照其适用无可厚非，这也是解决医疗损害赔偿的权宜之计。但是，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后，就应当适用该规定。

最高法院关于证据规定的效力高于《条例》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是对医疗纠纷的处理规定的过错和因果关系的推定原则。从法理上来说，最高法院对处理医疗纠纷的司法解释是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其效力显然要比行政法规高。也就是说，《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效力比《条例》的效力要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在《突破民事审判新难点》讲话中对此作过专门阐述：“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只是人民法院审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否作为确定医疗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应当通过法庭质证。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不是认定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否则，就是鉴定牵着审判的“鼻子”走，是鉴定人员代替法官行使审判权。

法官有权依据实践经验审查判断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并对不合情理的鉴定结论不予采信或部分采信按照《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法官有权对鉴定结论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并可依据审判实践经验审查医疗事故鉴定人员、组织、程序及结论的合法性，作出自己的判断，对不合法的鉴定结论不予采信。对经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或者构成医疗事故但认定承担部分责任的，法官可以依照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对医疗过错做出识别和判断，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全部不予采信或部分采信。

医疗事故鉴定与医疗过错鉴定是并行不悖的两种证据医疗机构提出医疗事故鉴定，患者可以同时提出医疗过错鉴定。由于两种鉴定方法有差异，医学会只鉴定是不是医疗事故，使用卫生系统的标准；而医疗过错鉴定是按法医鉴定的办法，它只认定有无不良后果、医疗机构有无过错、过错与不良后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于是，同一个案例，医学会认为不是医疗事故的，医疗过错鉴定可能会认定医疗机构负全部责任。

篇9

【关键词】

医疗安全;医疗分析;结构模型;医患处置

Application study of medical safety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in the hospital

WANG Jie，Yu Linong，113th hospital of PLA，City of NingBo，Province of ZheJing，315040，China.Zhang Fan Military communication，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artillery academy Hefei city，province of Anhui，ChinaJian Hao，Jun Fie，Respiratory medical department，117th hospital of PLA，City of Hang Zhou，Province of ZheJing，310013，China.Ping Hao，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ity of Hang Zhou，Province of ZheJing， 31003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pplication study of medical safetyinformation engineering in the hospital. Methods Examples can choose the medical security hidden danger in hospital，which was set up medical complaint as a main line ; According to all survival cycles theory and IOP modeling method,which can devise four layers of structure of the model with the medical disputes. Results It was set up medical safetyinformation of the hospital medical disputes that there was structure model of fourinone，they were including medical complaint handling system、medical disputes handling system、medical protocol handling system and medical dossier handling system，they can used actually in the hospital management. Conclusion This application research actually in hospital management，which can be found in medical disputes and solve existing problems、handle medical disputes and achieved good effect，it is worth clinical popularizing.

【Key words】

Medical security；Medical dispute；The Structure Model；Dispose of doctorPatient.

在医疗卫生事业迅猛发展当下和医疗规章制度改革完善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法律意识正在不断地增强，尤其是维权意识、自我保护的意识或者说讨个说法的意识油然而生，导致了医院医疗安全事件或纠纷不断攀升，近些年来由于媒体介入和老百姓的维权与自我保护意识提高，医院与患者之间的医疗纠纷问题或矛盾不断上升，使得医院医疗安全隐患或医疗安全纠纷成为医院最为聚焦的热点问题、棘手问题。

针对医患医疗纠纷问题，本研究调查了国内外相关文献，由国外文献报告［1］国际上一些国家在处理医院医疗安全纠纷所采取的形式主要有三种：①庭外调解；②司法解决；③政府直接干预。有学者分析指出［2］当出现医患双方医疗纠纷采用一种诉讼替代形式，委托机构，让当事人委托医疗机构终裁委员会调查处理，以便妥善解决医疗安全民事纠纷事件；有作者研究发现［3］对医院医疗安全事件因果关系的关联问题节点进行剖析分析，寻找医疗纠纷原因，深入探讨防范措施，努力妥善处置出现的医院医患双方纠纷问题；有作者研究报道［4］医院医疗安全信息工程的系统的健全和运用情况好与坏，直接控制和监督医院管理的医疗安全质量好与坏。因此，国际上特别注重建立健全医院医疗安全信息工程系统和运用情况，注重医院医疗安全信息系统的直接控制与质量监督，有效及时避免许多医疗安全隐患或医疗纠纷问题，大大降低医疗事故、医疗安全事件的发生。

在国内，对于医院医疗纠纷处置不同与国外，国内没有医院机构终裁委员会，如果有了医疗纠纷，原则上是通过医院分管的医务部下设的医疗处或医务处管辖的医疗办来负责妥善解决或妥善处理医疗方面的各种纠纷，主要侧重于主观人的解决医疗纠纷因果关系、处理方法和遵循上级主管部门的政策原则来处理纠纷，客观的说在既往处置医疗安全事故或纠纷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也起了比较好解决医疗事件作用。但随着医疗改革和人们防范和法律知识不断提升，尽靠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不够的，还必须借助于医院医疗安全信息工程的管理方法，加强和健全医疗安全工作。目前国内已着手这方面的研究，并对这些处理方法由原来的主观处理转化为一种流程处理方法，实现从信息采集、调查、审核、处理、预警等一条龙的流程化、程序化的处理方式，从系统的角度去研究和分析医疗安全管理，这方面的研究涉及还比较少。

据此,本文从医院处理医疗纠纷的实际需求出发，在查阅大量医疗纠纷处理案例和方法的基础上，依据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针对医院医疗纠纷的实际情况，研究开发了一套适合医院医疗纠纷处理信息管理系统，以规范医疗纠纷处理流程，提高医疗纠纷的处理和管理能力。

1 医疗纷争分析的结构模型

医疗纷争涉及许多方方面面的关系和利益，处理起来比较复杂，属于一个系统工程，不能简单地定位在医院与患者这两者关系层面上，还可以延伸到医院其他各执能部门，诸如检验科、急诊就诊部门、放射影像科、超声影像科、病理科以及医院行政管理部门如医务科或医务处、医学会、法院等其他很多层面的组织关系层面上。所以，在研究医疗纷争处置的结构模式时，需要综合设制分析考虑各个方面的相关各部门，密切协作商讨处理方法，为此，研究一种基于多层体系结构的医疗纷争处置结构模型，如下图1所示。

本系统结构模式模型的设计遵循全生存周期的管理方法，以时间作为主线条，研制成为四层结构形式的模型，分别是医疗投诉、纷争处理、协商处理、案件归类分析。第一层是医疗投诉主要包括受理投诉者和投诉处置的结构模块形式；第二层是医疗纷争处置层，主要包括医院内部各执能科室协调处理流程、医院行政管理部门和上级医疗行政管理部门的处理流程、也包括医学会的专家医疗鉴定及处置流程、司法诉讼处理流程；第三层是协商处理层，主要包括医疗纷争处理程序，分别组成有协议的起草、会谈协商、相关执能科室的审核、审查与审批、协议签订、医疗赔偿和案件办理终结。案件处理终结是以协议签订生效或医疗赔偿完成作为时间终止载至点；第四层是案件归类分析层，案件办理完成后，系统自动转交案卷归类的分析程序，调用发生之前的全部电子文本，并生成目录、案卷号(ID号)和相关联案卷文档，以便随时随地调阅、归档保存以及调查浏览查阅之用。见下列图1。

2 系统功能结构设制

遵循医疗纷争处置结构设制的模型，把本系统设制成为五大功能的结构模块形式，主要有医疗投诉、医疗争议、医疗协议、案卷管理功能和系统管理模块组成。

2.1 系统功能的结构设制

2.1.1 医疗投诉功能结构的设制 该模块主要受理投诉者的来电信函、上级部门及部门转办等投诉请求，填报受理单。接案受理中的投诉后，处置方式有下列两种，①一般投诉，按照一般投诉的程序处置办理；②复杂投诉，必须先整理，立案处置；本系统的处置过程可以输出二种结果：如果是复杂投诉，投诉者的投诉事议会输入到医疗事故纷争处整理立案处理的程序。本系统主要包括受理投诉事件、办理投诉过程、跟踪投诉处置结论、终结办理投诉结果和查询投诉事件等功能。

2.1.2 行政处置结构功能的设制 在医院内，医院与患者双方进行认真协商调解，如有任何一方对调解的结果不满意，甚至有纷争不可调和，双方或任何一方均可报上一级卫生主管部门，要求提起医疗争议的行政重申立项再处理或再请求行政诉讼处置或委托相关律师处理。本系统的设制功能主要功能包括行政部门或执能部门的申请受理，委托上级或同级的医学会做出相关的医学鉴定或调解医院与当事人的医疗纠纷事件。如果通过医疗鉴定确实认定为医疗事故，必须要求医院对当事人做行政处罚，并通报处理当事人结果的行政决定以及相应的经济赔偿。

2.1.3 医院内部纷争处理功能的结构设制 发生医疗纷争后，首先，医院管理部门对医疗纠纷的事件进行内部查问，并作进一步地流调工作，以客观求实方法获取第一手真实的纷争事件资料，然后，面对医院与患者双方进行耐心仔细的调解工作，最终，通过讨论协商达成共识。该系统模块功能主要包括立项、通知、回复、调查、协商、协议、赔偿、终结等一系列的过程。

2.1.4 医学鉴定功能的结构设制 医学鉴定分为三种类型：①首次医学鉴定；②再次医学鉴定；③中华医学会鉴定。

可以由医疗纠纷的当事人一方、医院和患者双方联合委托医学鉴定，或行政部门的机关委托不涉案的医疗机构部门或选择医学会鉴定。本系统功能主要包括委托医学鉴定、医学鉴定(首次、再次和具有权威性的大医院医疗机构部门)、医疗事故、医学鉴定委员会等管理功能。

2.1.5 协议处理结构功能的设制 在医院实施医疗工作的过程中，出现的医疗纷争的绝大部分情况，都是可以通过调解缓解的。协调缓解医疗纷争的处置结果，可以用医院与患者双方签订协议书的形式，了结医疗纷争案件。在协商后的协议书中规定其格式，其权利和义务。该系统功能主要包括协议商讨初稿、协商协议、协议审批、协议签订、协商赔偿和终结办理等各种形式的管理功能。

2.1.6 司法诉讼的结构功能设制 在医疗事件受害者或医疗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直接委托司法鉴定，或请求提起司法诉讼，法院可以进行司法调解，调解不成，进行司法程序来进行判决和执行。本系统功能设制主要包括司法委托、司法诉讼、司法鉴定、司法调解、司法判决、司法执行等各种形式的管理功能。

2.1.7 档案管理的结构功能设制 对于医疗纷争处理终结的案件后，病案管理部门需要对案卷分析整理，明确做出结论后，按案卷归档程序操作，以便日后随时随地进行调阅、查看和流调用之。本系统功能主要包括案卷登记、目录管理、案卷借阅、案卷整理归还和案卷查阅等各种形式的管理功能。

2.2 医疗实践纷争处置流程

遵循全生存周期理论的层面分析，医院在医疗实践过程的纷争处置事件中，显示出显著的时间周期特性，从发生医疗纷争情况开始，经历不同阶段性的变化过程诸如患者投诉阶段、医疗或医学投诉受理阶段、医患协商阶段、医患调解阶段、医疗或医学行政处置阶段、司法法律诉讼阶段、再次医患协商阶段、再医患调解阶段、医患双方协议鉴定阶段、经济赔偿阶段，直至最后医患双方协商解决纠纷案件阶段等一系统列的方法步骤的全过程。综合上述，在处理整个医疗纷争案件的全程主要分为下列三个层面：①医疗投诉处置层面；②医疗纷争处理层面；③医患双方协商处置层面。见下列图2。

3 小结

本课题是以医院在医疗实践过程中出现医患双方医疗纷争处置事例作为研究对象，遵循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如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有关卫生部、省卫生厅和医院规章制度等一系列的医疗法规的规定，结合医院在医疗实践过程中出现医疗纷争的真实状况，遵照全生存周期理论和IPO的方法执行并设制出了科学系统的计算信息工程的结构模块即医疗纷争处置系统，它具有四层结构形式组织的结构模型，把患者投诉、协商处置、医疗纷争以及案件归类汇集成一体化的立体式处置功能，鉴于上述这种设计理念，本项目研究开发了医疗安全信息工程在医院中的应用，运用医院医疗安全信息系统管理医疗纠纷，达到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管理医疗安全，尽最大可能杜绝医疗事故的发生。

本项目还通过国内一家大型的医院使用，不断在实践运作中改善和完臻，本项目临床应用显示本系统的结构功能模型，设计合理，科学性强，设计规范，实践运作中提示，既操作简单方便，又纳入医院医疗安全信息化、自动化管理的先进行列之中，并且其投入运行后取得了良好地效果，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值得临床推广应用。再者，本项目还可以进一步开展扩展性纵深联想研究，可以实现与医疗事故的评审、医院医疗安全预警、医疗质量控制、医疗药物毒副作用等有机相键接，能更高效的实施对医院医疗实践工作中的医疗安全管理，最大限度地降低医疗安全的高风险性而发挥更大、更多、更好地作用。

参 考 文 献

［1］ Joint Commission on Accreditation of Healthcare Organizations.National Patient Safety Goals ［EB/OL］.省略/accredited organizations/patient safety/hospital.

［2］ 樊静，姜湘.医疗纠纷的现状及对医院和医务人员的影响.中国医院管理,2003,

23(1):29.

篇10

[关键词]医疗损害纠纷　侵权责任法　医患关系

2010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建立了一元化的医疗损害救济制度，可以说是中国医疗纠纷处理制度的一次革新。颁布实施一年多以来，在正确处理医疗纠纷、协调受害患者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医学科学持续发展，促进医患和谐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理论研究和审判实践中体现出来的缺陷和不足之处也是不容忽视的。笔者从事审判工作多年，近年来经办多起医疗损害纠纷案件，下文将从审判实践的角度来分析《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纠纷规制的缺陷和不足。

一、没有规定举证责任缓和规则

《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前，我国医疗纠纷一直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后为改变医疗纠纷中患者的弱势地位，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明确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即使用过错推定原则。然《侵权责任法》的问世改变了原来的举证责任分担方式：《侵权责任法》第54条明确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可以推断，作为医疗损害责任中最常见类型的医疗技术损害责任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由原告即受害患者一方承担举证责任来证明医疗损害责任构成要件，只有在第58条规定的情形下，可以推定医疗机构或者医务人员有过错。这种变化，有学者称其为立法上的倒退，因为“谁主张，谁举证”的过错责任原则将加重作为原告的患者的举证负担，激化医患之间的矛盾。

笔者认为，《侵权责任法》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是立法者在均衡考虑举证责任公正性、目的性要求的前提下，借鉴其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医疗纠纷现状后作出的选择。

但是，医疗损害责任中的医疗技术损害责任完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医疗过失四个构成要件均由患者承担举证责任，仅在第58规定的三种情形下由医方承担举证责任，这也是不完善之处。笔者在审判中经常遇到类似案例，但因患者证据不足，除表示同情外无能为力。从世界主要各国的立法实践来看，都是通过规定举证责任缓和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所谓举证责任缓和，就是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在原告存在技术或者其他方面的障碍无法达到法律要求的证明标准时，适当降低原告的举证证明标准，在原告证明达到该标准时，视为其已经完成举证责任，实行举证责任转换，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该制度在医疗纠纷中的运用，更有利于保护患者一方的合法权益，避免严格的举证责任制度造成举证不能而损害其赔偿权利。

其中对于医疗技术过失要件，原则上由受害患者一方承担举证责任，但受害患者一方无法举证证明的，可以有条件地实行举证责任缓和，能够证明表现证据的，推定医疗机构有医疗过失。如果受害患者能够证明医疗机构存在《侵权责任法》第58条规定的法定情形，亦推定为医疗过失。

对于因果关系要件，举证责任应当由受害患者一方负担，在一般情况下，不能证明的，不构成医疗损害责任。如果存在客观情况，受害患者一方无法承担举证责任，且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很可能会造成该患者人身损害的，在达到表现证据规则要求时，可以推定该诊疗行为与患者人身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口’医疗机构主张无因果关系的，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医疗机构承担举证责任。

二、没有规定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制度

医疗机构和医生的诊疗行为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仅凭普通法官的知识水平根本无法判断诊疗行为是否有过错、是否与损害后果具有因果关系，只有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的专家才能通过现有材料作出正确判断。因此，专家的鉴定结论往往决定了案件的结果。实际上，在医疗纠纷诉讼中，无论是医方负举证责任还是患方负举证责任，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要通过鉴定来作出最终判断，鉴定的作用毋庸置疑。

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前，长期的司法实践中我国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制度一直是争议的对象。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的医疗事故责任鉴定，其所作出的鉴定结论是在医学会的主导下进行的，被群众称为“老子鉴定儿子”、“医医相护”，群众不相信；而司法鉴定机构作出的医疗过错责任鉴定，鉴定结论由法医作出，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又不相信。因为没有一个能作出让当事双方都信服的鉴定结论的权威鉴定机构，因此医学鉴定问题一直为医患纠纷的双方所诟病。社会各方也都希望新的《侵权责任法》中能对此有全新的、可行的规定。然而让人遗憾的是《侵权责任法》问世后，人们并未能在法条中找到有关鉴定的规定。因此，《侵权责任法》实施后的医疗损害鉴定究竟是医学会进行鉴定，还是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以及如何鉴定等，继续了以前混乱的局面。理论界对此争议也颇多，甚至有学者认为《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就应当废止了，医学会鉴定的规定自然也就无效了。而在审判实践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已明确发文，规定主要由医学会组织专家进行鉴定，双方同意时可以委托具备鉴定资质的其他社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也就说，医疗损害鉴定仍将持续“二元化”状态。

笔者认为，立法者在制定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制度之前，首先应明确医疗损害责任鉴定的性质应当是司法鉴定，因此组织责任鉴定的不应当是医学研究机构，而应该是司法机关。

当司法鉴定结论提交法院之后，法官要对鉴定报告进行审查，并可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最后是否采信鉴定结论由法官决定，如果某一方认为鉴定结论不准确，可以申请重新组织鉴定，法官也有权依据更有权威的鉴定结论和调查了解到的事实，否定之前鉴定结论的效力，但必须说明原因。

三、“患者”的称谓太狭隘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医疗损害法律关系的主体为医疗机构和患者，对于“患者”的称谓笔者认为不够准确。1987年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使用“病员”这一概念，《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改为“患者”，《侵权责任法》沿用了此称呼。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患者，即为患某种疾病的人”，然而随着医学科学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参与到医疗关系中并接受医疗服务的并不都是“患者”；医疗机构的任务也不单纯再是治病救人。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诊断治疗疾病；2、疾病预防行为，包括疫苗接种、健康宣教和体检等；3、计划生育医学措施；4、医疗美容。

笔者曾经办过这样一个案件：原告李某左耳上有一颗黑痣，其认为影响美观，就到一家医院花2.5元将痣去除。谁料之后不久李某左耳开始溃烂，后去其他医院检查发现起出的黑痣竟是机体细胞癌。李某遂将为其去痣的医院告上法庭。该案中李某最初接受医

疗服务时并非“患者”，后由于感染再至发现罹患癌症，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患者。笔者认为应该在后续立法中对该称谓予以修改，应使用可以涵盖所有接受医疗服务的主体。

四、告知义务的认定标准不明确

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了医务人员的告知义务和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患者自主决定权是产生医务人员告知义务的法理根据，医务人员将相关情况告知患者就是为了保障患者一方在对病情、诊疗方案及其可能风险等有充分了解的前提之下行使自主决定权。但第55条告知的形式、范围、程度及告知不足的认定标准不明确，实践中难以操作。

当然，从医学科学的特点出发，想在成千上万种疾病存在的前提下进一步细化明确具体告知形式、范围、程度，确实缺乏可行性。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做法是明确医务人员的告知原则，其根本原则是以患者为主体，确保患者利益最大化，即对患者的告知，要确保患者行使知情同意权时所必须掌握的信息足以使其作出符合其自身需要的正当合理的判断，这也就是作为履行告知的判断标准。

五、医疗损害赔偿标准不明确

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相比，《侵权责任法》规定赔偿项目和标准更为合理、公平，解决了赔偿标准的双轨制问题。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医疗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标准应当依据侵权责任法第16条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来处理，即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但《侵权责任法》规定过于原则，未能突出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特点，具体适用于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存在困难。另外具体赔偿标准是否可完全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也存在疑问：如侵权责任法已剔除了抚养人生活的赔偿项目，《解释》仍有该项，适用上存在矛盾；侵权责任法未具体列出的营养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等项目是否可提出赔偿要求等。

建议相关部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对医疗损害的等级标准、赔偿项目和标准进行具体规范。

六、结语

我国卫生事业和整个社会保障体制正处于转轨阶段，医疗条件的简陋、卫生资源的短缺、医疗服务意识和水平的差异均使得医疗损害无法避免，可以说，医疗损害的特殊性已得到社会公众和法律业界的普遍认可。因此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不是单方面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除了上述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案外，笔者认为从长远来看，我国应当以我国《侵权责任法》有关规定为基础，制定专门的医疗损害责任法或医疗事务法，来对医疗损害责任这一社会影响面极广的问题进行专门规制。

参考文献：

[1]杨立新教授在其文章《医疗损害责任概念研究》中将我国医疗损害责任分为医疗技术损害责任、医疗伦理损害责任、医疗产品损害责任等三类。其中医疗技术损害责任，是指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从事病情检验、诊断、治疗方法的选择，治疗措施的执行，病情发展过程的追踪，以及术后照护等医疗行为中，存在不符合当时医疗水平的过失行为，医疗机构所应当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

[2]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改革医疗损害责任制度的成功与不足，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3]曾淑瑜：《医疗过失与因果关系》，台北，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