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治理改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态环境治理改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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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嘴山市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最北部，东靠黄河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为邻，南连自治区首府银川市，西倚贺兰山与内蒙古阿拉善盟隔山相望，北依黄河与内蒙古乌海市相邻，是一座崛起于山水之间的新兴工业城市。成立于1960年，现辖大武口区、惠农区、平罗县2区1县、19个乡镇、16个街道办事处。有汉、回、蒙、藏等24个民族，全市总人口为74万，总面积为5310平方公里，是宁夏第二大城市。近年来，在石嘴山市党政领导和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已建成山清水秀，道路宽畅，市容整洁，建筑风格独特的城在林中，林在城中，湖水依城，绿色环城的生态城市和精品城市 ，城市林木覆盖率达26%，人均公共绿地8平方米。现在的石嘴山堪称为既充分体现自然人文内涵，又充满现代气息的“山水园林化城市”。

石嘴山是全国首批资源枯竭城市经济转型试点，这座依靠煤炭为生的城市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低碳化的道路中，坚持建设宜居城市、发展循环经济、保护自然资源。如今正在努力打造生态城市，改善环境质量。

2007年，石嘴山市获得了“中国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示范城市”的称号，摘掉了全国十大空气污染严重城市的黑帽子，实现了从“塞上煤城”向“山水园林新型工业城市”的初步转变。现在，石嘴山仍要走低碳化道路，并且要打造低碳化宜居城市。石嘴山市市长张作理表示：“城市生态对于石嘴山来说，是宜居宜业的大环境。”

在打造生态环境的过程中，石嘴山首先采取的措施是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发展循环经济。张作理说，一个企业现在的落后产能不淘汰，一是市场不允许，规模做不大，二是污染老百姓不允许。我们要借这次淘汰落后产能降低污染，降低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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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的发展时期环境保护工作是发展中遇到的重大课题，本文就平衡和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实现协调共赢的方法进行探讨，通过分析严格责任考核和追究，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政策，分析了环境保护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环境保护；重点问题；建议

贯彻落实《建议》对环境保护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十三五”时期环境保护要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绿色发展，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推进主要污染物减排，严密防控环境风险，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联动协同效应，不断提高环境管理系统化、科学化、法治化、精细化和信息化水平，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保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一 、平衡和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实现协调共赢。

平衡和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是我国一直在努力探索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十二五”期间越来越多的实践让我们看到，发展与保护之间不仅相互制约，而且相互促进，两者既矛盾又统一。如果经济发展一味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这是吃祖宗的饭、欠子孙的债，不算本事、难以持续 ；也不能只强调环保不顾及发展甚至搞垮经济，这同样不算本事。加强环境治理，利用环境保护来优化经济发展、推进经济转型，可以实现发展和保护的协调共赢。把环境保护真正作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动力，把生态环保培 育成新的发展优势，探索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新模式。预防是环境保护参与宏观调控、实现经济增长提质增效的重要途径。“十三五”期间，要着力完善环境预防体系，推动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优化。

一是划定生态红线。“生态保护红线”是根据主体功能定位和空间规划要求，划定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明确城镇建设区、工业区、农村居民点等的开发边界，以及耕地、草原、河流、湖泊、湿地等的保护边界，这些边界就是生态红线。通过红线划定，逐步优化发展的空间布局，守住生态环境安全的底线。

二是开展战略和规划环评。战略和规划环评是对区域发展战略、各类开发建设规划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预测评估，提出应当采取的预防和治理措施，是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减少决策和建设中环境失误的重要手段，要强化其刚性约束，切实对区域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指导和规范作用。

三是注重标准引导。标准是技术的先导，环境标准是提高产业准入水平和倒逼结构升级的有效手段。要进一步完善环境标准体系，特别是强化地方的环境标准，充分发挥标准的引导作用，推动企业技术 创新、转型升级。

四是实施资源能源总量与强度双控制度。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进一步提高节能、节水、节地、节材、节矿标准，既要控制总量，也要控制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水耗、建设用地强度，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能源，减轻污染排放、促进环境治理。

二 严格责任考核和追究，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我国环境问题的形成，既与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是经济长期粗放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与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对环境保护重视不够、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密切相关。“党政同责”核心是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共同做好环保工作，“一岗双责”就是各部门都有环保的责任，做到有权必有责，失责必追究，后果必严惩。通过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构建与权力相匹配的责任担当或问责制度，让党委政府和各部门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落地生根。这是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

三 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加大环境治理力度。

“十三五环境保护必须以改善质量为核心，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蛹苹。大气、水、土壤，既是提供生态产品的环境要素，又是容纳污染物的环境介质。环境治理的重点就是坚决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将三大行动计划的路线图落实为各地的施工图，推动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一是改革完善总量控制制度。扩大污染物总量控制范围，在继续实施 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控制基础上，增加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等作为约束性指标，实施区域性、流域性、行业性差别化总量控制指标，鼓励地方实施特征性污染物总量控制。推进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大气污染传输通道气化、石化及化工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等一批环境治理重点工程，通过大工程带动大治理。二是实施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达标排放既是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企业环境责任的底线要求。工业生产是主要污染源。据估算，如果现有工业污染源均能够做到稳定达标排放，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可以再减少40% 左右。三是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确保新污染源排放达标。对现有污染源，综合采取清洁生产改造和污染深 度治理、限产限排、停业关闭等措施，确保达标排放。坚持城乡环境治理并重。城市与农村生态环境是相互补充、互为 依存的唇齿关系。农村是环境保护的短板，也是污染排放的重要来源。 四是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力度，严格控制农业用水总量，实施化肥、农 药零增长行动，支持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开展标准化改造和建设，深入开展秸秆资源化利用。加快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强化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的联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加强自然保护区管理，全面提升森林、河湖、湿地、草原、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服务功能。在做小污染物排放的同时，做大生态环境容量，确保实现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四 改革环境治理基础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当前，环境保护的严峻现状和民众的巨大需求，决定了必须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加强环境法治建设，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也是环境治理的改革方向。建立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业排放许可制，实行排污许可“一证式”管理，形成系统完整、权责清晰、监管有效的污染源管理新格局，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实行联防联控，建立环保机构和区域协作机制，对区域性环境污染防治和自然生态保护，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环评、统一监测、统一执法，提高环境治理的整体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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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国内外关于城乡结合部地区生态环境及其治理的研究

城乡结合部是中国城镇化进程有的社会现象，国外城市化进程中也存在类似我国城乡结合部的现象。在国外，埃塞俄比亚学者Nigussie以巴赫达尔市的城乡结合部附近的一个小规模农户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城市扩张及其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并对其影响进行了评估。印度学者Veena以晨奈为例，通过人类－环境耦合系统建模方法（CHES）考察并得出城市化和水的脆弱性之间的关系。Franziska等提出用标准化的方法来量化生态系统服务尺度，重点研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生态系统供给与需求之间如何权衡，并对实现可持续的资源供给和需求如何平衡进行了阐述。国内学者专门针对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问题研究较有限。魏东辉等从哈尔滨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入手，对该区域的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从规划、管理、法律等方面多角度地提出了生态环境改造对策。沈清基从城乡生态效益指标体系、总体状态及类型评价、关联性分析、协调性分析等方面阐述城乡生态效益的分析内容与分析框架，提出了基于生态效益的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规划框架。姜英通过对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地理信息系统建立的技术路线的论述，探讨了地理信息系统在城乡结合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纵观国内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关于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治理的研究多为针对经济发达城市、地区或生态环境破坏相当严重等地区的研究，而对中小城市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研究比较少。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关于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治理问题解决方案中专门针对政府提出的对策建议比较多，目前还没有提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思路和方案。针对这些不足，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治理研究是本课题的研究价值所在。

1．2研究方法

（1）样本城市及样本人群。本文选取湖南省湘潭市作为样本城市。“湘潭市总人口约289万人，总面积约5015km2，下辖湘潭县、岳塘区、雨湖区、湘乡市和韶山市五个县市区。湘潭市是湖南省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城市化率达61％左右”，工业是湘潭经济的主导产业，企业是破坏生态环境的重要主体。湘潭矿产资源丰富，有铁、锰、铝、铅等金属矿产，因此矿业开发和生产加工比较发达。企业对环境的影响很大，所以环境治理离不开企业的积极配合。走访了几家曾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企业，目前已逐步建立起矿区生态建设示范基地，矿山生态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基于政府是环境治理中的主导力量，对湘潭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保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进行访谈。同时对生活在九华经济区域内的居民及周边的村民、部分流动人口进行了问卷调查。

（2）研究步骤。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个案访谈、问卷调查、内容分析法等。对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政策主体、政策执行者、决策制定者、受众进行多角度考察分析，了解不同主体对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的感知和认知。

2研究发现

2．1公众对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保护的认知与受教育程度及媒体的影响呈正

相关调查结果显示，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的大部分人对生态环境的概念有一定的了解，绝大部分人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持肯定态度。调查对象的受教育程度参差不齐，受教育程度、素质的高低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呈正相关。生态环境对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影响是长期而深远的，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更能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生态环境问题。同时，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媒体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导向作用，湘潭市九华经济区的生态环境良好与该区重视利用媒体对生态环保进行积极的引导有一定的关系。

2．2与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的政策体系尚未形成且缺乏执行力，尤其是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保机制有待完善

中国自第一部综合性的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以来，至今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总数已达2000多条。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政策在不断完善，但与生态环境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尚未形成体系。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难以界定生态环境破坏的责任主体，生态环境破坏难以量化，对奖惩如何做到公正合理等这些问题会直接影响环境治理的有效执行。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保机制不够完善除了法律机制不完善，还体现在治理生态环境的资金不足，技术水平落后等方面。总之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离不开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

2．3政府部门已经认识到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协作，但在具体工作中如何分工协作尚未形成有效方案

通过对湘潭市环保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数十位官员进行访谈，借助内容分析法对访谈结果进行整理。通过整理了解到政府部门对生态环境建设越来越重视，与生态环境相关的政策逐步出台。但生态环境治理面大范围广，不仅需要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协同与配合，还需要政府与各非政府部门进行沟通与协调。生态环境治理是当务之急，可持续治理与维护是保障。但现阶段如何克服部门分割等执行障碍，政府官员感到困惑，并期望学术界给予理论支持。

2．4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治理缺乏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和考核制度

国家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政策有很多，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收效甚微。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有力的监督，监管不到位，此外，考核指标少而泛，缺乏灵活性、科学性，不能根据具体问题具体考量。甚至有的考核流于表面形式，并不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总之，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应该由谁来监管，应该对哪些主体进行考核，如何让考核的结果对生态环境的治理产生积极作用等问题都值得思考与探索。

3政策建议

3．1加强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宣传教育，丰富宣传教育形式和手段十分重要，尤其应当充分利用网络媒体要培养和提高人们的生态环保意识，生态环境教育必不可少。生态环境教育能使人们了解生态环境的基础知识，从而获得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基本技能，并养成正确认识、理解、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处理生态环境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对于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问题，与其先污染后治理不如防患于未然，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培养民众生态环保意识。在宣传教育过程中，可以丰富宣传教育的手段和形式，对不同人群分别采取其利于接受的方式进行宣传。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网络无处不在，接触网络的人群不断扩大，网络媒体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治理城乡结合部的环境问题可以利用网络媒体覆盖面广、便于接受、影响力大等特点积极宣传教育，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作用，调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2完善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保障机制

完善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保障机制需要完善政策、法律、财力、技术等方面的保障。党和政府应当加强对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治理的政策制度保障，建立长效治理机制。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结合城乡结合部的特殊情况制定适宜的政策，并给予相应的法律保障。充实的财力保障必不可少，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涉及面广、意义深远的活动，仅靠政府的财政支持是不够的，必须充分发挥公众的积极主动性，扩大筹资范围、拓宽筹资渠道，提供充分的物质保障。科学的指导和先进的技术是治理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有力法宝。探讨生态破坏的原因、分析破坏的影响以及生态环境的修复治理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应用。总之，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持久战，需集思广益建立长效治理机制，不断完善保障机制。

3．3重视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监督与考核

在多元主体对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应不断完善监督机制，即政府、居民、村民、企业等众多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相互监督机制。对于非政府主体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政府有权对其惩戒并追究法律责任；对于政府损害其他主体利益的决策，其相关主体有权提出控告。同时非政府组织之间也可以相互监督，任何对生态环境造成恶劣影响的活动都应被制止，有必要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重视生态环境考核制度，制定合理的考核指标，实行捆绑制，将生态环境考核与经济考核一并纳入考核体系。考核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考核的对象应多元化，根据不同主体制定相应的考核机制。总之，不论是监督还是考核都离不开多元主体共同配合协作。

3．4注重对城乡结合部的工业园区进行治理，建立生态工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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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京津冀;生态困局;现状;成因;方向

为使京津冀地区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适应，2015年4月出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改善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提高人们的居住环境以及对我们国家的产业布局和能源结构进行优化，转移非首都功能，实现京津冀协同治理环境一体化。

一、京津冀地区的生态困局

(一)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的发展现状

京津冀地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由于不注重经济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自然资源被过度的使用，造成整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损害，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下降，主要体现在:京津冀地区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明显不足，京津冀地区成为了大气污染、水污染、资源环境与发展矛盾最为尖锐的地方;城镇化的发展导致地区矛盾进一步加深，京津冀地区存在明显的异地城镇化现象，主要表现在人口由河北的落后城市涌向京津地区，使京津两地的环境承载力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不合理的产业转移进一步破坏生态环境，比如，2013年出现的雾霾现象就是由于把重工业转移到河北地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不能单纯的利用产业协作发展把污染源转移，只让北京一片天空蓝，应该让京津冀区域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生态困局原因

随着京津冀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京津冀地区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但由于京津冀三地的污染源及环境污染情况的不同，在联合治理区域环境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限制，因此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环境，主要的原因有:

1．资源管理体制系统性的缺失，城乡分割和部门分割严重环境、资源、生态和产业间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联系，而仍存在依据行业、产业管理自然资源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产业、环境和资源管理之间的协调。具体而言，资源过度开发的现象较严重，不利于地区的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资源管理与产业管理之间的协调较差同时，由于资源管理上属地管理与部门管理尚未理顺，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方政府资源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而面对京津冀跨区域的资源管理问题，更是难上加难。

2．京津冀三地利益的不一致性导致环境的分割化治理河北承德、张家口从西、北方向环绕京津，形成了天然的防风固沙屏障，三地在地理位置上属于完整的自然单元，一旦河北地区遭受严重的环境污染，势必会造成京津两地的环境质量下降，而如今京津冀地方政府间尚未建立起统一的协同机制时，各政府的生态治理仍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

3．环境治理具有公共性和外部性以及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称性使得公众、企业、政府具有依赖性我们国家没有对生态环境实行产权管理，它是属于公共所有的，这会造成公民对环境保护没有责任感。同时地方政府如果为治理环境投入高成本，而国家又没有相应的补偿机制去激励企业和政府，则导致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称性，政府对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下降。所以，京津冀地区可以应通过实施相应的补偿机制，破除“搭便车”的思想积极地进行环境治理。

二、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方向

(一)实现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绿色化

实现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绿色化首先要摒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经济发展方式，采用循环经济的增长理念发展京津冀地区的传统产业和提升传统产业;其次根据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功能定位，采用政策扶持发展一批能够改善环境及提供生态服务产品的产业;最后坚决落实改善大气环境的重大工程的建设，将低碳经济、循环经济作为京津冀地区的新的增长点。

(二)利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将其纳入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财税、金融等宏观调控体系中

把生态环境作为一项可以交易的产品，以市场机制去定价，约束企业高耗能、低产出的发展模式，促进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利用国家的价格、补贴、税收等引导和激励政策，探索新的产品及发展模式，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节能环保产业;鼓励发展环境保险，增加治理环境污染的参与主体。

(三)对京津冀生态环境治理走法治化的道路

推动立法紧跟环境发展需要，增强环境治理的制度基础，加速推进环境重点领域的保护立法;大力推进严格执法，强化政府治理环境的主导责任，建立“绿色”政绩考核机制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实现环境司法公正，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破除地方主义的保护制度，建立环境保护的司法保障;增强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发挥公众在环境保护与监督中的作用，创新居民的消费模式。

［参考文献］

［1］吴殿廷．京津冀一体化中的生态环境问题［J］．领导之友，2004．05．

［2］张藏领．京津冀之间，既要讲大局也要讲公平［J］．环境经济，20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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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加速矿区生态环境修复进程，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国家战略的优先领域。阐述我国矿产资源开发中造成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系统分析我国矿山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政策进程和实施效果，梳理我国建立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面临的现实困难和机制障碍。结合我国矿山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重点从补偿资金的筹措机制、使用机制、行政部门间协调规划、监督管理机制等方面，提出建立我国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生态补偿机制；矿产资源；中国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2―0022-07

建立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加速矿区生态环境的修复，成为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一项紧迫任务。我国在矿产资源生态补偿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制定了一些生态保护政策，但缺乏法律依据和国家整体政策指引，各地的矿产资源生态保护的整体效果不好。客观分析我国矿产资源开发所导致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系统分析我国矿山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政策进程和实施效果，寻找我国建立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面临的现实困难和机制障碍，并结合我国矿山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系统设计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的筹资机制、资金使用机制、行政部门间协调规划以及监督管理机制，进而提出建立我国矿山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对于建立和完善我国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机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矿产资源开发活动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现状

(一)开采规模持续上升，生态环境破坏不断加剧

我国现有国有矿山企业8000多个，个体矿山企业达到23万多个。据国土资源部门统计(国土资源部，2008)，截至2007年底，全国矿业开发占用和损毁土地约166万hm2，其中尾矿堆放占地约91万hm2，露天采坑占地约52万hm2，采矿塌陷占地约20万hm2，以及为采矿服务的厂房、矿区、交通设施(公路、铁路)等所占用的土地。矿业活动，特别是露天开采，大量破坏了植被和山坡土体，产生的废石、废渣等松散物质极易促使矿山地区水土流失。如位于鄂尔多斯高原的神府东胜矿区，由于气候及人为因素的影响，已使该区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土地沙化、荒漠化的面积已超过4.17万km2占全区面积的86％以上。据对全国1173家大中型矿山调查，产生水土流失及土地沙化所破坏的面积分别为1706.7hm2和743.5hm2，治理投资的费用已达2393.3万元。

(二)矿产资源开发引发地质灾害频繁发生

露天开采导致的地质灾害主要有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多数发生在建材类矿山中。根据全国矿山地质环境现状调查结果显示，到2005年底，全国矿山开采活动共引发地质灾害12379起，死亡4251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61.6亿元。其中因矿山开采引发地面塌陷4500多处、地裂缝3000多处、崩塌1000多处。全国因采矿活动形成的采空区面积约80.96万hm2，引发地面塌陷面积35.22万hm2，占压和破坏土地面积143.9万hm2。

(三)矿产资源开发活动对水资源、土壤环境破坏严重

采矿形成的矿坑水、选矿废水以及采矿废石、煤矸石、尾矿渣等堆放不当，构成了矿区水体和土壤的污染源。根据全国矿山地质环境现状调查结果显示，全国采矿活动平均每年产生的废水、废液约60.89亿t，排放量约47.9亿t，采矿活动每年产生的尾矿或固体废弃物量约16.73亿t，排放量约14.54亿t。到2005年底，全国尾矿或固体废弃物的累计积存量约219.62亿t。采矿使地下水均衡系统受到破坏，导致部分区域地下水、地表水渗漏，造成大面积疏于漏斗，引起地表严重缺水，严重破坏了水资源的均衡和补给条件，导致矿区及周围地下水位下降，引起植被枯死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二、我国矿区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政策法律制度演变轨迹及其主要内容

(一)国家有关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有偿使用矿产资源的政策法律制度探索，逐步形成了一套由矿产资源法、税法及其附属法规、国家资源政策等组成的、调整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过程中诸多经济关系的法律制度。1986年3月1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五条规定“国家对矿产资源实行有偿开采。开采矿产资源，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采应税资源的矿产品或者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都应缴纳资源税”。1994年税制改革后，把盐税并入资源税，并扩大了征收范围。1994年2月，国务院《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 (国务院令第150号)具体落实了生产资源法》中有偿开采的原则，无偿开采到此结束。1998年2月12日国务院的《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40号)规定了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探矿权价款制度。

(二)我国矿山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保证金(备用金)制度的政策进程

我国全面建立矿山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保证金制度开始于2006年之后。2005年8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通知》提出探索建立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机制。2006年2月10日国家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总局联合《关于逐步建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机制的指导意见》 (财建f20061215号)，2007年4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台《关于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部门分工意见的通知》，2009年3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44号公布《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确立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的原则，规定采矿权人应当缴存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

此外，其他专门法律对于矿产资源开发中的生态保护和恢复制度进行了相应规范。 镰林法》规定，进行勘查、开采矿藏和各项建设工程，应当不占或者少占林地，必须占用或者征用林地的，由用地单位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水土保持法》规定，因采矿和建设使植被受到破坏的，必须采取措施恢复表土层和植被，防治水土流失；《土地管理法》明确要求因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土地破坏，用地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负责复垦。

(三)地方政府关于矿产资源生态补偿费的政策进程

我国地方矿产资源生态补偿费的征收最早始于1993年。1993年云南省以昆明磷矿为试点，每吨矿石征收0.13元，用于矿区植被和周边破坏的生态环境修复。20世纪90年代中期，矿产资源生态补

偿费实践在更大范围内铺开，广西、福建、江苏等14个省145个县相继开始试点。1993年，国务院对内蒙包头和山西、陕西、内蒙古接壤地区的能源基地实行生态补偿政策，规定每吨煤提取0.45元作为生态恢复资金计入生产成本，用于矿区周边生态环境的修复，同时神华集团神东分公司争取国家补助每年2000万元，共计10年，用于矿区生态重建。陕西省也于1997年颁布《陕西榆林、铜川地区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管理办法》对该地区从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矿产品加工和运输的单位和个人按月缴纳生态环境补偿费，并制定具体征收标准。但由于征收矿产资源生态补偿费缺乏严格的法律依据，不但增加了征收工作的困难，而且在2002年全国整治乱收费过程中，许多地方的生态补偿费征收由于立法依据不足而被取消。

(四)地方政府关于矿山环境保护与生态恢复保证金制度的政策法律进程

在2006年之前，江苏省和湖南省率先在全国实施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备用金)制度，为我国推行这一制度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经验。从2006开始，全国各地根据国家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总局的《关于逐步建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机制的指导意见》文件要求，先后建立起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机制。从掌握的资料来看，2006年以后全国共有江西、福建、安徽、湖北、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青海、甘肃、内蒙古、新疆、宁夏、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重庆、黑龙江、辽宁、吉林、天津等23个省(市、自治区)陆续建立了保证金制度，目前全国共有26个省(市、自治区)建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保证金(或备用金)制度。还有广东、上海、广西、北京、等5个省(市、自治区)尚未建立。其中，广西已经将建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保证金制度纳入了立法规划。

三、我国矿山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补偿政策法律实施绩效评价

(一)矿山环境保护与生态恢复政策实施进展

2001年，财政部批准设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专项资金，由国土资源部负责组织落实国家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2002年，为摸清全国矿山地质环境现状，查明主要地质环境问题及其危害，为合理开发矿产资源、保护矿山地质环境和开展矿山环境整治、矿山生态恢复与重建、实施矿山地质环境监督管理提供决策支持，国土资源部组织了全国矿山地质环境调查与评估工作，截至2008年，全国31个省(区、市)的矿山地质环境调查与评估工作已经完成，基本摸清了我国矿山环境的现状，查明了主要矿山环境问题及其危害。2004年，国务院明确要求国土资源部牵头制定《全国矿山环境治理规划》、《矿山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代起草关于煤炭矿区生态环境治理的指导性意见。2005年国土资源部发出了《关于开展省级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的通知》，随后各地正在加紧编制地方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2006年4月19日，国务院第133次常委会决定，在山西省开展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试点，探索建立煤炭开采综合补偿和生态环境恢复补偿机制，加强对矿区周边的环境治理和植被恢复。此后，国家林业局提出了开展全国矿区植被保护与生态恢复工程规划意见和建议，并决定组织编制和实施全国矿区植被保护与生态恢复工程规划。

(二)矿山环境保护与生态恢复资金投入情况

从2001年始，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在中央所得的矿业权价款及使用费中安排资金设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用于支持计划经济时期及历史遗留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治理，项目经费支持的重点是：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西部地区以及资源枯竭地区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已经开展相关工作并且具有示范效应和典型意义的矿山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国家现行政策重点支持的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项目。2003年至2008年，中央财政共下达60亿元用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其中环境治理项目1325个，总金额51.45亿元。项目涉及31个省(区、市)的能源、金属和非金属各类矿山，其中投入煤炭矿山治理资金最多。此外，各级地方财政治理矿山地质环境投入力度也呈现逐年加大趋势。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以来，全国用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地方财政资金达62亿元，企业自筹资金达47亿元。

(三)矿山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绩效

由于国家有关部门对矿区治理给予高度重视，财政支持力度也在加大，矿区治理在逐步开展，取得了初步效果。据初步统计，2006年全国共恢复治理矿山面积4.5万hm2。实地调查表明，山西省平朔矿区是国有大型矿区，总占地面积4000余hm2，排土场复垦面积已达1466.7hm2，排土场植被覆盖率90％以上，而原地貌的植被覆盖率仅为10％；经过采取水保措施和复垦的排土场，水土流失逐年减轻。复垦后侵蚀模数为3478t/km2每年，减少径流66％，减少侵蚀77％。

四、我国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面临的现实困难

(一)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任务重，生态恢复差距甚远

多年来，由于部分地方政府和部门存在“先发展起来，再治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错误思想，忽视了矿产资源开发中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因而所属企业利润全部上交财政，没有留下矿山生态环境治理的备用资金。目前总的复垦率不到10％，与国外大多数国家的50％以上的土地复垦率相比，差距巨大。森林植被的恢复差距更大，2001-2005年实际恢复森林植被面积仅为7.7万hm2，占同期应恢复森林植被面积的14.3％。

(二)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范围小，对矿山外部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重视不够

矿山企业占地以外的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工作未纳入矿山企业职责范围。矿山企业占地范围的植被与生态破坏只是矿产开采引起的植被与生态破坏的一部分。除了露天矿以外，矿山企业占地在矿区面积中只占很少的部分，矿产开采中造成的植被与生态破坏必然涉及到矿区周边范围。根据山西省调查结果，矿产开采除了引起径流量减少、地下水位下降和湿地缩小外，还因产生采空区漏斗状辐射区域而影响地表植被，其面积约为采空区面积的2.6倍。当前，由于矿区周边影响范围的生态恢复治理的职责还没有明确，矿区整体范围内的生态系统难以在环境自净和自然演替的作用下得以恢复平衡。①

(三)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缺乏全面系统的规划

从调研情况看，目前规划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矿山企业占地以外的植被与生态破坏状况不清，二是乡镇矿山企业和个体矿山企业占地范围内的植被与生态破坏状况不清。家底不清，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缺乏系统的综合规划，是造成矿区植被保护和生态恢复治理滞后的重要原因。

(四)矿区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资金筹措机制还无法满足实际需要

由于矿产资源开采对矿区生态影响破坏严重，矿区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难度加大，从而加大了资金投入。从各地的不同矿区的治理情况来看，矿区生态治理与植被恢复的单位面积费用普遍比常规工

程的成本要高很多。据世界银行资料，发展中国家要彻底改善本国的矿山环境状况，需要拿出占GDP的2％～3％资金用于环境保护。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7670亿元，照此标准计算，要彻底改善我国矿山环境现状的投入需要6140亿元～9270亿元。从当前我国综合国力来看，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政府财政难以满足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资金需求。

当前，我国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资金筹措的良性运行机制仍然欠缺，专项资金来源单一，涉及矿产资源收费名目多、部门多，部门收费使用方向不明确，地方政府投资积极性整体不高，企业投资和治理意识淡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适用范围不够宽。目前全国多数省已经建立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均规定保证金只适用于新建矿山企业，或新矿山开发新产生的破坏。而对于历史遗留的矿山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成本仍然未纳入保证金的范畴。

第二，现行矿产资源补偿费没有体现生态环境补偿的政策含义。国家将补偿费的开支主要集中于矿产资源勘探成本补助上(不低于70％)，并适当用于矿产资源保护支出和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部门经费补助预算，而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所需要的资金没有纳入补偿费的支出范围。

第三，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标准过低，未能随矿产资源价值、市场情况变动而变动。中国的石油、天然气、煤炭、煤成气等重要能源的补偿费都只有1％，而国外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率一般为10％～16％，即使是美国这样一个矿产资源远比中国丰富的国家，其石油、天然气、煤炭(露天矿)补偿费征收率也高达12.5％。

第四，矿山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中央专项资金资助范围有限，资金总量小，地方配套困难。当前，中央矿山环境治理的专项资金来源主要是矿产资源补偿费和矿权使用费与价款，但是中央下达的专项资金估计只占三项收费收入的10％～20％，占矿山历史所创利税的1％，可见总体投资量不大。相对于老旧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实际资金需求，中央投入的资金远远无法满足需要。此外，矿山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中央专项资金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配套，但由于有的地方政府和企业财力有限等原因，实际到位配套率不高。

第五，部门经费整合效果不佳，部门间协调难度大。矿区生态破坏问题不单纯是土地破坏问题，还涉及污染和森林植被破坏等多个方面。从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的资金来源的实际情况看，目前只有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一家“孤军奋斗”，其他部门基本上置身度外，没有为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提供过应有的资金支持。值得关注的是，最近出台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强化了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垄断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的权力和义务，相关的环境保护、林业、水利等部门被排除在矿山生态环境治理、生态修复质量评价和监督体系之外，环境保护、林业部门无法在矿山生态环境保护监督方面行使执法权。

五、建立我国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

(一)改革矿产资源税费政策，建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政府投入机制

第一，进一步把矿产资源税的征收对象扩大到所有的矿产资源，改革征收办法，增加矿产资源税收水平，提高矿产资源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可以考虑将现行资源税按应税资源产品销售量计税改为按实际产量计税，提高单位计税税额，实行差别税率，对重要的、稀缺性矿产资源、处于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生态功能脆弱地区矿产资源的开发课以重税。对重要的、稀缺性矿产资源课以重税的部分收入可用于生态补偿；同时向矿产资源的初级产品消费者征税，让他们作为矿产资源利用受益者来承担部分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责任。

第二，逐步提高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标准，创新矿产资源及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使之真实体现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产生的生态环境损失。我国长期以来矿产成本构成中包括直接生产成本，致使我国矿产成本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矿产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耗费，没有将矿产开采的外部性内部化，造成了矿产开采生态环境补偿没有资金来源。因此，必须改革现行矿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将适当的生态环境成本纳入矿产资源价格构成中来(约占矿产资源各阶段产品市场销售价格的15％～30％)，为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集聚更多的资金。

第三，调整矿产资源税费使用方向，大幅度提高矿产资源税费中用于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支出比例。可以考虑设计将矿产资源税费收入的大部分(50％～70％)用于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以克服资金投入不足，治理步伐缓慢的问题。

第四，整合各种资源税费资金，扩展政府资金来源渠道。在矿山开发过程中，相关部门均依法收取了相关费用。并坚持“专款专用，专款定向专用”的原则，规定各部门收费中用于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资金开支比例，以此整合部门资金，作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政府专项基金的补充。

第五，探索建立矿业开发生态环境税费新体系。从长远看，应该建立合理的相对独立的矿产资源生态环境税费体系，打破生态税费矿产资源税费体系的混合，根本上解决矿业开发中的生态保护问题。

第六，积极探索建立由企业、地方和中央共同负担的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政府专项基金制度。目前，对于老旧矿山环境的恢复治理，其资金来自中央财政和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矿产资源收费中的一部分，而未纳入基金来源。新的基金制度可以考虑将中央和地方的林业、水利、环保以及农业部门的自然资源收费项目收入的一定比例资金作为基金组成。对于目前仍在开采中的生产矿山，可考虑从矿产品的收益中按比例收取一定费用，作为基金的资金补充。同时，要区别老矿山与新矿山采取不同的筹资方式。老矿山历史遗留的土地复垦、环境治理等问题应以国家投资为主的基金和预算制度加以解决。对于虽有责任人的原国有矿山企业，矿山开发时间较长或已接近闭坑，矿山环境破坏严重，矿山企业经济困难无力承担治理的，政府基金可根据适当情况予以奖励性补助。

(二)充分运用市场和社会参与机制，拓宽矿产资源生态补偿资金多元化渠道

第一，创建公司化运行机制。成立独立的专业矿山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投资公司，由公司具体承担资金筹措、运行和治理项目管理。在所有制性质上，公司可以是不依附于政府和采矿企业的民营企业，也可以是有政府投资介入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法律地位上，公司是独立进行生产经营的法人实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市场主体，逐步改变目前存在的政府部门分散投资的政府行为。

第二，探索多元化市场融资机制。如果是矿山企业自己复垦的，可以由矿山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和发行债券融通资金，或通过间接融资的方式筹集复垦资金；如果是专业投资公司作为复垦的，也可以通过直接融资方式从资本市场融通资金，或通过间接融资的方式向银行或财团借款。

第三，探索矿山治理项目的资源化和市场化途径，建立煤矿区复垦和高效益复垦同步销售机制。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按照“谁投资、谁治理、谁收益”的原则，通过治理工程项目的市场化运作回

收资金并获得土地出让收入，即通过出让矿山整治出的土地使用权和土地增值收益的方式，开拓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资金渠道。由于我国矿山多数位于偏僻的山区，地理位置远离经济发展中心，整治出的土地商业价值相对不大。为了克服这一矛盾，可以考虑将矿山复垦与效益较高的建筑用地复垦或工业用地复垦进行同步销售，使复垦后开发土地的收益可以弥补矿山复垦的亏损。

(三)建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

我国行政管理机构设置中存在的按资源要素分工的部门管理模式强化部门利益弱化统一监管，很容易出现部门分割，难以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为了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矿山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的行政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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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去两年以来工作进展情况

20**年以来，在市委的正确领导、市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支持下，按照上级统一部署，紧密结合实际，我市政府将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工作作为政府一项重要任务来抓，高度重视大环境整治和源头治理。

（一）改善水环境质量

1.加强饮用水源保护。饮用水源是生命之源，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今年，市委市政府将“加强饮用水源保护，积极整治水库保护区内生活和产业污染”列为市委市政府的主要工作任务。同时，又将饮用水源保护区内村庄的源头生活污水治理和梅湖水库上游源头综合治理试点列为市重点实事工程。近两年对饮用水源保护取得一定成绩。一是到目前为止完成了五个湖库合格饮用水源保护区创建。二是切实加强了梅湖水库上游源头综合治理试点工作，己召开梅湖水库上游源头综合整治工作会议，对工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部署和安排，并完成各项任务的整治方案。三是于8月底前完成9个水库源头污染治理方案的制定，对9个水库源头污染源进行全面调查，为明年继续有效开展源头污染治理作好准备。四是加强饮用水源生活污染治理。今年要全面完成凤浦湖、灵湖、里杜湖、上林湖4个水库保护区内村庄（单位）的生活污水等的污染源治理，启动窖湖、长溪、外杜湖、白洋湖、邵岙湖5个水库保护区内村庄（单位）的源头污染治理。五是加强对饮用水源保护区餐饮经营点的打击取缔。六是加强畜禽养殖禁养工作。以属地管理为原则，以“严打”态势抓禁养。七是做好水库禁泳工作。今年将加大执法力度基础上，对水库游泳现象进行曝光。

2.水利工程有序推进。总投资7.8亿元、日引水20万吨的汤浦水库引水工程20**年9月初建成并正式通水；总投资8.4亿元、年引水量2.4亿立方米的曹娥江至慈溪引水工程（慈溪段）已圆满完成；总投资为2891万元的姚江引水配套工程已提前建成并通过试运行。有序推进东部三塘横江、潮塘横江二期及四灶浦拓疏工程等骨干河网建设，完成了新二江、周家路江疏浚工程和周家路江至长岭江贯通工程的建设。

3.加快市域污水治理工程及工程污水纳管工作。一是市域污水治理工程进展顺利。确保北部污水处理厂（10万吨/日）工程、东部污水处理厂（5万吨/日）工程正常投运和城市污水处理厂3万吨/日扩建工程的建设。继续推进与中心城区水环境治理配套的集污管网工程建设，完成新华路等10条道路(10公里)的污水管道铺设，确保今年城市污水处理率不低于75％。继续推进镇域污水管网连接工程和支管铺设工程建设，完成市域污水工程C6包建设，完成C7、C8包工程量的70％。力争实现今年我市集中污水处理量增加6万吨/日的目标。二是全面推开排污接纳管理工作，对能接入市域污水管网的进行强制接纳，确保完成北部污水处理厂处理负荷达到20%以上、东部污水处理厂处理负荷达到40%以上，确保市域污水管网贯通区域内纳管率达到70%。

4.加大力度进行城河治理。新一轮城河治理进入实质性整治阶段。从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高度对城河治理作出了系列决策，制定了《慈溪市城区河道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力争用3年时间，投入1亿元，大规模疏浚浒山城区30km2内约35公里的河道（其中Ⅰ、Ⅱ类河道24条，Ⅲ类河道49条），改善城河水系流动状况，提高河道自净能力，提升城河水环境容量，力争使城河水质基本达到五类水标准，局部达到四类水标准。今年已实质性地启动了五大工程：1、在城区引水环通工程上，完成了《下姚江引水冲释城河引水调度》课题的调研，并对城河河网水系引水配置环通工程方案作了进一步优化。2、在河道疏浚工程上，引入了河道水下绞吸清淤技术，开展了周家路江北段，华陀殿江、三灶江等河道的疏浚，完成了宗汉街道的西六灶江等三条Ш类河道的疏浚，白沙路街道的Ⅱ、Ш类河道疏浚工作正有序推进。3、在城区污水管网铺设上，以新城大道等11条污水管线铺设工程正有序推进，教场山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3万吨的再扩建工程已全面建设，建成后城区生活污水处理率有望达到75％以上。4、在污染源整治上，完成了《浒山江、虞波江上游（横河轴承工业区块）区域环境治理可行性研究》课题的调研，组织实施了小印花行业、横河轴承油污染、漾山路江污染源、城区“五小”行业和原经济开发区二、三产业等“六大”整治工程。5、在河道两岸违章整治上，开展了虞波江-六灶江、华陀殿江-三灶江河道两岸违章建筑拆除，共完成拆违109户、面积15490平方米。

5.继续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根据市政府下发的《关于鼓励城乡污水治理设施投入的若干意见（试行）》，制定了《慈溪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实施细则》。一是生活污水治理试点工程。20**年有13个村开展了农户生活污水的治理工作，20**年完成12个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今年继续加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力度，完成20个以上村生活污水生态化治理任务。二是粪便无害化处理。20**年有9个镇在建设粪便集中沼气处理站。目前中心城区已建成150吨/日的公厕粪便无害化中心并投入试运行，各镇己建（观海卫、天元2座还未建成）17座总处理能力415吨/日的公厕粪尿无害化中心。2009年继续推进2个镇的农村公厕粪尿无害化处理中心建设，实现全市各镇公厕粪尿无害化处理中心的全覆盖，并确保各镇粪便处理中心投入运行，以切实解决公共厕所二次污染问题。

（二）实施“蓝天”工程，不断改善城市空气质量

1.落实节能减排指标。20**年二氧化硫净削减吨，比上年削减12.2％，20**年二氧化硫净削减394吨，比上年削减5.86％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2.宗汉镇铜熔炼集中区关闭，新浦镇铜熔炼集中区落后工艺改造，慈溪市热电厂异地改造，并组织开展燃煤污染、扬尘粉尘污染、秸秆(垃圾)焚烧污染整治和食堂油污染整治。实施燃煤锅炉脱硫改造工程，25家企业完成脱硫设施改造，废水中水回用率提高到80%以上。

3.积极推动节能项目的实施。组织开展重点节能领域节能技术和节能产品的推广，完善节能项目奖励政策，组织开展千吨标煤企业能源利用效率（审计）评估工作和1000万度以上重点用电企业电平衡测试工作，完成80家企业能耗对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业、建筑、流通、交通领域的节能降耗等工作。努力降低单位GDP能耗，减少燃煤的消耗。

4.大力推广使用清洁能源、鼓励清洁生产。慈溪杭州湾沿海49.5MW风电场已建成投用，33台风力发电机并网试发电，预计可满足我市近四分之一居民的生活用电。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完成20家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

（三）实施“绿色”工程，加快生态绿色创建，改善农村居住环境

1.扎实开展绿色创建活动，不断改善城乡生活环境。20**申报全国环境优美镇2个、省级生态镇2个、宁波市级生态镇3个、宁波市级生态村34个、宁波环保模范(绿色)单位44个、省级绿色社区2个。20**年有4个镇创建申报省级生态镇，有3个镇、56个村申报创建宁波市级生态镇（村），配合上级部门对32家单位创建宁波市环保模范(绿色)单位和8所学校创建省级绿色学校的现场考核验收，有10个村编制了国家级生态村创建规划，杭州湾大酒店荣获国家级绿色饭店。2009年组织2个镇创建全国环境优美镇、4个镇创建省级生态镇、5个街道创建宁波市生态街道。开展国家级生态村创建工作。扎实推进宁波市生态村、环保模范单位和省级绿色社区创建工作，力争创建成省绿色社区1个、宁波市生态村40个、宁波市环保模范(绿色)单位20个。

2.大力推进绿色工程建设。20**年新建了3个万亩以上的大型绿色产业基地和万亩无公害水产养殖基地建设项目。20**年进行环境整治,新增宁波市级全面小康村6个，326个庭院整治示范村完成复评工作，新增环境整治村35个。全市新增造林绿化面积4397亩。2009年力争中心城区绿地率达到34.5%以上。环杭州湾沿海防护林工程，确保累计建设生态公益林8.26万亩、建成6.2万亩，确保全市森林覆盖率递增0.1个百分点。

3.加大废弃矿山治理力度。按照《省级生态市创建标准》要求，以城市周边、风景区和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两侧等视野可及范围的破损山体为重点，开展废弃矿山生态治理，力争完成20座废弃矿山生态治理任务，完成美人山5座连体废弃矿山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全部工程量的50％。严厉打击非法开采和盗采矿产资源的行为，严防治理范围内出现新的采矿场（点）。

4.加大“青山白化”治理工作力度。开展“三沿五区”无坟化建设。完成全市经营性公墓园林化改造和公益性墓地生态化建设任务；完成观海卫镇卫山、掌起镇洪魏、横河镇上剑山等地的生态墓地建设；完成杭州湾大通道观海卫段、掌起段可视野范围内的坟墓迁移及生态覆绿任务。确保生态葬法行政村覆盖率达到100%、“三沿五区”坟墓清理率达到95%以上、公墓绿化率达到80%以上。

（四）实施“清净”工程，强化城乡环境卫生管理

1.提高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安全处置危险废物。工业固体废物处置继续贯彻“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彻底消除乱堆、乱放、乱排现象。电镀污泥、医疗垃圾、废矿物油、废乳化液、废蓄电池等危险废物均按宁波市危险废物管理规定集中定点处置。

2.继续推进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工程。市环卫作业中心和粪便处理中心建成投用，镇级粪便沼气处理中心和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加快建设，东、中部垃圾渗滤液处理站基本完成，管线铺设工程全面完成。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工程竣工投入使用。

（五）以强化环境执法监管为手段，着力解决一批突出环境问题

1.每年组织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和无证无照工作。20**年，环保部门会同有关镇和街道组织开展了9次“零点行动”，调处1973件环境投诉案件，作出436件行政处罚，罚款金额达到926.3万元,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达到210件,对9家企业作出限期治理,关闭或停产整顿55家,挂牌督办企业15家。20**年共检查企业3100余家次，作出行政处罚233件，罚款567万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案件257件，受法院委托对204家未履行环保处罚决定的单位实行强制执行，6名当事人被司法拘留，切实维护了环保执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2.杭州湾漂印染基地和电镀园区已建成并整体运行，分散于全市各地的36家漂印染企业全部进入漂印染基地，13家集中整治的电镀企业已整合成5家，并在新区配套建设了处理能力为3万吨/天的漂印染废水处理厂和3000吨/天的电镀废水处理厂。今年又完成漂印染园区污水处理扩建工程达标改造，力争年内完成污水处理厂2万吨/日扩建工程量的60％。

3.2009年底计划完成横河镇相士地区域轴承企业的油污染集中处理设施建设并投入使用，辖区内小轴承企业产生的含油废水将通过收集并送至建成后的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进行集中处理。基本完成全市51家年产值2000万元以上轴承企业的油污染专项整治。

4.有序取缔小印花加工业。全市共有小印花200家左右，其中城区范围内有128家，按照城河污染源综合治理工作部署和要求，依法取缔非法小印花加工，环保局联合工商局、公安局已下发取缔小印花的通告，要求业主6月底前自行拆除。

5.废塑料行业整治重拳出击。继续加大了对废塑料行业的规范与打击力度，全市42家加工企业被责令限期整改，14家污染严重的加工户被立案查处，全市五个重点镇(街道)的废塑料加工户己从3264户减少到2047户，减少了37.3％，同比案件由**年的247件下降到152件，下降了38.5％。已编制完成《慈溪市废塑料再生利用行业环境整治方案》，对废塑料行业的进一步治理作出了部署。目前，桥头镇废塑料再生利用产业基地一期工程已启动实施，完成了原废塑料交易市场的规范化整治任务。

6.开展周巷、长河铝浇铸整治行动，取缔一批村庄内离居民住宅近、有投诉及家庭作坊式的加工户，规范一批把焦炭燃料改成柴油或电的加工户，切实改善周边大气环境质量。

7.加强医疗废水和医疗废物的整治。完成了5家镇级以上医疗单位的医疗废水整治工作，全市746家医疗单位均与宁波市指定的医疗废物处置中心签订了定点回收合同，医疗废物的安全处置率达到100%。

8.大力推进畜禽养殖污染整治。20**年，慈溪市委、市政府把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列为年度市“人人守望、呵护绿色家园”环保专项行动的内容之一，出台了《慈溪市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与管理办法》和《慈溪市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20**年关闭、搬迁禁养区内46家畜禽养殖场，完成禁养区及非禁养区内15个畜禽养殖场的污染治理，同时完成新建畜牧小区5个，实施排泄物治理工程的慈龙畜业有限公司养猪场成为污染治理示范场。2009年计划关闭、搬迁禁养区内79家畜禽养殖场，完成禁养区及非禁养区内7家畜禽养殖场的污染治理，拟建畜牧示范小区5个。

（六）多种形式开展创模宣传教育，深入发动群众，营造全民参与环保浓厚气氛

以“六•五”世界环境日主题宣传为载体，广泛开展生态环保宣传教育活动，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一是以新闻媒体宣传为主阵地，围绕污染减排、“811”环境保护新三年行动计划、生态市建设和“人人守望、呵护绿色家园”环保专项行动等工作开展大力宣传，及时公布环境质量状况，各镇、街道生态建设考核结果。二是在各镇（街道）主要道路和公路出入口竖立环保公益广告牌，在城乡(镇、村)显要位置(车站、商业区、居民区、道路两侧、公众场所等)设立环保公益广告牌、宣传栏，张贴环境保护公益宣传画；编制和发放环保宣传手册，把生态文明、生态理念、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水利、节能降耗、环保常识、“两创”指南等相关知识汇编成通俗手册进行发放和宣传。三是倡导建立民间环保组织，成立村级环保自治组织193个。四是继续开展中小学环境教育和系列环保主题活动。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五是实现环境宣传教育进村入户、进企到校，形成全民积极参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氛围，进一步提高群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参与率和满意率，力争市民的环境满意率达到90％以上。六是市生态办认真创办“生态简报”，生态建设工作进展信息。

二、两年多来，我市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与环境、发展与保护矛盾仍然突出

环境专项整治困难重重。废塑料回收加工污染、鞋业边角废料焚烧、废弃矿山生态治理进展不快、力度不够。部分河道水发黄、发黑等问题仍十分突出，市域水环境质量尚未得到根本改善。

（二）农业面源污染较为严重，超标使用农药、化肥的现象较为普遍，水环境质量的潜在危害较为突出，饮用水源水库蓝藻时有出现。农村生活污水直排现象普遍，公厕“二次”污染严重，建筑垃圾随处倾倒现象突出。

（三）农村环保工作基础薄弱，市镇两级环保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环境执法力量、监管力量明显不足。

（四）虽然畜禽养殖关闭和污染整治有序开展，但是慈溪养殖业在农业总产值中比重基本保持在14%左右，目前全市20个镇(街道)有1500余家养殖场，其中规模养殖（牛50头、猪300头、鸡、鸭、鹅5000羽）养殖专业户300家左右，如果按照现在的整治力度，畜禽养殖禁养区关闭和污染整治需要很长的时间。

三、针对我们慈溪环境存在的问题，紧紧围绕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决议，确实改善城乡环境质量，下阶段重点开展以下几项工作

（一）饮用水源保护是重中之重

今年市政府已把饮用水源保护区源头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列入了市政府实事工程，并安排3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源头污染治理。我们应该以切实提高慈溪人民的饮用水质量为目标，着力解决饮用水源上游农业、生活、三产等污染问题，确保饮用水源保护系列工程的顺利进行。

（二）完善对各镇、各单位生态任务的督察和考核机制

加强对各镇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工作的督察和考核。市生态办以促进落实为己任，专门设立了督导组，将生态任务的督导工作列为日常工作，加大督查力度，提高督查频率，务求督查实效。将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工作列入市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和生态建设任务书的考核，加强对各部门和镇、街道的考核力度，对不重视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工作、出现严重生态破坏事故、未完成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任务的部门和单位，将在生态任务书考核中实行一票否决。

（三）加大环保“国策”的宣传力度

今年提出了4个环境教育基地建设。把市委党校建成各级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教育培训基地；把全市50％的中小学校建成青少年环境教育基地；把电视台办成生态文明传播基地；把《慈溪日报》办成生态文明建设指导基地。努力落实好这项艰巨的任务，扩大环保“国策”的宣传面和知晓率，扩大环境教育的覆盖面和渗透力。

（四）扎实开展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工作

一是今年市政府安排1500万元专项用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我们要确保相关工程的顺利实施。二是抓好生态系列创建镇、村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和农村公厕粪便处理中心服务范围外的村庄公厕生态化改造，努力改善农村环境质量。三是开展农村环境保护试点示范工程建设，力争在以点成线、多点成面上出成果。力争在农村环境整治、改善村(居)民房前屋后的环境质量、建设生态家园等方面上求突破，努力提升农村环境档次。

（五）进一步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开展专项整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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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黑龙江省；生态问题；治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2-0076-02

引言

生态环境问题制约着黑龙江省的综合发展，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缓解黑龙江省当前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现实状况，实现资源节约代用、低碳经济发展以及城镇的可持续发展，实现黑龙江省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一、黑龙江省生态治理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生态治理体制不完善

黑龙江省环境治理机构的成立时间比较晚，直到1979年才成立黑龙江省环境保护局，是主管全省环境保护工作的省政府直属机构。2008年5月，黑龙江省政府根据《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设立黑龙江省环境保护厅。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严重。黑龙江省的环境治理工作起步较晚，经验不足，环境治理体制不完善，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政策体系不够完善。城镇化建设规划城不够系统，政策的宏观调控力度不足，政策的调节作用不明显，各项生态治理政策缺乏有机配合。第二，政策的执行力低。环境执法的力度不够，未能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导致环境问题一直很难控制；同时，行政处罚不够规范，很多事件以罚款告终，但并未解决环境问题。第三，权责不明确。法律法规并未明确的规定环保部门的职能，也未明确责任，结果导致权利不清，责任不明。

（二）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单一

生态环境治理是典型的准公共产品，传统的管理学把政府定位为这项活动的主体，并且长久以来作为唯一主体。所以，黑龙江省的环境治理职责一直是由政府承担的，但现阶段环境治理问题日益严重，由于黑龙江省的经济发展水平所限，每年政府缩头入资金都在增加，但可投入的资金是有限的，治理结果不容乐观，单单依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企业、公民、社会团体、事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等都应该参与到环境保护与治理的行动中。当前的环境治理模式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进行环境治理，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行政手段的特点是权威性、强制性、垂直性、具体性、非经济利益性、封闭性，这些特点使得行政手段具有立竿见影的短期效果，但很多时候只是治标不治本，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三）生态环境治理资金投入不足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黑龙江省也不断提高环境治理资金的投入，但占GDP的比重仍然很低，资金投入量明显不足，表1是黑龙江2003―2011年环境治理资金投入情况。

二、黑龙江省生态治理对策

（一）树立生态文明意识

黑龙江省教育、文化方面比较落后，农村人口比重大，生态文明意识薄弱，为了解决生态问题，必须让民众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首先要对公民进行生态教育，让公民了解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关于环境保护的科学文化知识，以提高公民环境保护的意识。政府应承担宣传教育的工作，应采取多种手段面向全体公民进行宣传教育。比如，在基础教育中加入环境保护的内容，让孩子从小就懂得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电视上播放环境保护的广告、讲座；利用网络进行推广教育等等。政府要充分利用当今发达的媒介，进行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其次，要树立新的生态观念，生态不再是单一的考虑环境问题，而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必须是环境、经济、社会三者协调发展的一种状态，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获取经济利益。将城镇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有效的结合起来，尽最大努力减少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不超出其承载能力，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与环境共同发展。最后，要落实到行动上，在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下，让公众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动中，提高公众参与程度，只有让公众切身的参与到环境保护工作中，才能说明公众成功的树立了生态文明意识。在生态文明意识树立过程中，政府也可以运用政策指导、法规支持等手段。

（二）优化产业结构

黑龙江省属于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发展，主要是资源的初级加工，耗能高、经济效益低、污染严重。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劳动力分配不均衡、技术水平落后，这些无疑对黑龙江省的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形成制约，优化产业结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途径。优化展业结构可以采取一下几种措施：第一，加大力度发展农业，加强科技创新，用高科技引领农业的发展。要把农业和企业紧密的联系起来，以农副产品作为初级产品进行加工，实现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以此提高农民收入、加快农村发展。第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公路、铁路、电网、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优化提供有利条件。第三，加强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教育。2012年黑龙江省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是2.44%，必须加大农村教育资金投入，可以通过成人教育、定期培训等多种途径提高农村教育水平，把人力资本作为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四，用高科技引领经济发展。黑龙江省依靠资源发展经济的模式已经进入到瓶颈阶段，必须通过高新技术寻找替代产业，解决当前的资源危机。第五，利用生态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生态创新有利于科技进步，有利于减少当今高能耗、高污染、低收益的产业，有利于促进环境友好型产业的发展。

（三）发展新能源

黑龙江省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但这些传统能源的贮存量是有限的，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大力开发新能源，如太阳能、地热能、风能、海洋能、生物质能和核聚变能等。新能源与传统能源相比较，具有很多优势，首先新能源具有节约资源的作用，新能源是对太阳能、生物质能、水能、风能、地热能、波浪能、洋流能和潮汐能等传统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新能源分布广泛、资源丰富，有利于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的储备量已经匮乏，而且资源分布不均衡，开采困难。其次，新能源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传统能源的使用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烟尘等，2012年，黑龙江省二氧化硫的排放总量是521 896吨，氮氧化物的排放总量是783 753吨，粉尘的排放总量是655 869吨，工业废气的总排放量是10 377亿立方米。二氧化硫的大量排放会造成酸雨，不仅对环境产生严重的危害，还会危害人类的健康，当今的温室效应、雾霾等都与传统能源的使用有密切关系。2011年，黑龙江省对环境治理的投资总额是56.1亿元，环境污染治理资金占GDP的比重是1.21%。与传统能源相比较，新能源具有减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保护环境的优势。每年大约有17.8亿千瓦的太阳能辐射到地球上，根据当前的技术水平利用太阳能可开发500―1 000亿度电。全球陆地部分3公里深度内、150℃以上高温地热能资源为140万吨标准煤。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政府必须在资金上加大对新能源开发的投入，在政策上对新能源开发应予以大力支持，必须着重发展新能源。

（四）加强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为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改善、治理生态环境，改善人居环境，必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黑龙江经济发展缓慢，基础建设资金投入不足。2013年，环境建设投入总额为26 755.94万元，其中节能环保13 377.97万元、环境保护管理事务757.09万元、环境监测与监察101.71万元、污染防治10 500.09万元、自然生态保护123.62万元、污染减排1 895.46万元，占2013年黑龙江省GDP（14 800亿元）的比重为0.018%，所占比重非常小，必须加大资金投入。具体措施如下：一是，应将环境保护投资计划列入到黑龙江省重点发展中，对污水处理、集中供热、城市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大资金投入，提高国民生产总值中环境保护投资所占的比例。二是，坚持“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的原则。在上产过程中会产生对水、大气、土壤等造成污染的企业和个人，政府必须严格要求企业及个人对相应的污染物进行有效的处理，企业、个人必须具有完善的处理设施，政府需要建立严格的监督系统，确保环境不受污染。同时，完善法律法规，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给予较高的的罚款。三是，环保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对政府来说是巨大的压力，政府应积极引入市场机制，鼓励个人和企业为城镇的生态环境建设贡献力量，制定相关的政策，如税收、信贷等，奖励环境保护工作做得好的企业，鼓励企业注重环保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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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洋生态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

海洋生态系统是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地球环境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而在当前社会发展背景下，工业生产以及资源开采已经开始向海洋方向转移，所以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造成了海洋生态系统污染问题。所以，在实际的海洋生态系统合理保护中，应该针对现代化治理工作和技术进行分析，完成现代化的海洋生态环境良好处理，确保其工作运行更加有效，也能够最大程度上提升系统的工作运行效果。当前，我国海洋生态安全管控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影响到具体的工作处理，所以在当前生态系统的工作运行管控过程中，应该针对海洋生态系统进行合理的运行控制，确保其工作运行更加合理有效，也能够最大程度上提升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效果。

一、我国海洋生态环境面临的威胁

海洋生态环境对于当前社会环境的影响非常重要，一定程度上关系到社会环境建设。并且在当前社会资源调查中发现，海洋中包括有当前社会发展中所需要的燃气等资源条件，所以在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各个国家开始对海洋领域进行探测和发展，也关系到海洋体系的有效利用管控。而在海洋环境开发利用的过程中，也形成了海洋体系的有效控制，对于海洋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的污染，当前我国海洋环境正在遭受环境污染的影响，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首先，我国近海岸环境污染相对比较严重，影响到海洋污染处理效果。我国是海岸线绵长的国家，海岸资源是我国海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依靠海岸资源建立了独特的旅游体系、完成核电项目建设以及水产养殖等建设，但是在各项产业建设过程中，一味的向海洋资源索取，缺乏对资源的保护，缺乏相应的环境保护意识。造成了近海岸污染严重问题。一方面，近海岸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人类活动因素，工业生产向海洋排污、人类活动向近海岸释放垃圾等，都严重影响到海洋的环境安全。据相关数据调查显示，我国主要河流污向海洋输送的污染物已经达到了2000多吨，并且陆地垃圾源也向近海岸排放垃圾，影响到海岸线的实际建设，不利于海岸线的生产。另外一方面，大气环境污染以及区域内的整体环境变化也影响到地区内的环境建设，使近海岸海洋资源受到污染。其次，从海洋生态系统的总体生态性分析而言，当前我国海洋生态系统存在功能退化的现象，其主要的表现就是海洋生态物种的多样性受到影响，使我国海洋环境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1.当前，我国海洋生态以及陆地滨海生态系统中无机氮。含量逐渐增加，并且磷元素逐渐减少，这是海洋生态环境退化的主要表现之一，严重影响到海洋水体问题，对于海洋生态环境控制非常不利，也不利于海洋生态环境的自我净化。2.海洋生态系统的环境发生变化也势必会对海洋生态系。统中的生物族群造成影响，据相关调查显示，我国海洋生物种类逐渐减少、潮间带生物、底栖贝类、鱼类种类多样性明显降低。3.我国海洋面积逐渐减少，其主要原因是人为的填海工程建设实施，影响到实际的海洋工程建设，不利于海洋建设管控。最后，当前海洋灾害频繁爆发也是海洋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在最近几年内海洋灾害频繁发生，台风、海啸等灾害给予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与当前的环境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在实际的海洋灾害处理中，要做好各项工作的有效控制，确保海洋灾害控制更加有效，也能够最大程度上提升海洋灾害处理效果。综上所述，当前我国海洋生态安全正受到严重的威胁，从而影响到海洋生态环境的建设效果，所以在实际的海洋生态环境处理过程中，需要对各项工作进行有效的管控，确保其工作处理更加有效。

二、海洋生态安全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海洋生态安全治理工作是在当前海洋环境处理工作中重要的工作，其以改善海洋生态环境为目标，对于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善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当前海洋生态安全治理工作展开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影响到实际的海洋生态安全治理问题，其具体问题包括以下几点内容：首先，当前我国海洋安全治理体系中还存在制度不够完善问题。（1）海洋生态安全保护法中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其配套的制度实施缺乏效率，影响到安全管理效果。（2）存在有法律法规过于发散的问题，尖锐的问题分散到各个法律规章制度当中，影响到法律规章制度的处理，不利于法律规章制度的实际管控。其次，海洋安全管理不够现代化。在实际的海洋安全管理实施过程中，其管理仅重视对环境污染清理，缺乏安全管控意识，影响到实际的安全管控效果。（1）缺乏对沿海地区产业的合理布局，其工业化以及化工产业相对比较多，加重了海洋的污染。（2）海洋监测以及相关海洋处理技术不够发达。我国海洋技术起步相对比较晚，落后于发达国家，不利于对发达国家的各项技术进行处理，并且海洋技术处理过程中，缺乏对先进技术的转换，其海洋环保处理技术不够现代化，影响到海洋安全控制处理效率。再者，海洋安全管控系统建设过程中，滨海地区的政府以及相关人员缺乏海洋安全管控意识，同时也缺乏对海洋安全管理系统的有效宣传，不利于海洋安全控制。

三、海洋生态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的有效策略

海洋生态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对于当前我国海洋生态安全管控过程中，应该针对相关问题进行有效的处理。通过对问题的实际处理，完成对海洋生态环境的良好改善，也能够最大程度上提升海洋生态环境安全管控意识，确保安全管控工作实施更加有效。以下是本文为海洋生态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完成海洋生态环境制度优化建设。完成海洋生态环境制度优化建设是海洋生态安全现代化治理工作展开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对于海洋生态环境的合理改善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定程度上也关系到海洋生态环境的发展。在实际的海洋生态环境处理过程中，应该注重对其生态环境建设进行实际的控制，确保其环境建设更有效果，最大程度上提升其处理质量。首先，制度建设过程中，应该针对海洋生态安全保护进行制度建设，重要完成责任制度的优化建立，规定海洋安全保护的明确职责部门，并且通过职责的明确，确保海洋安全管控系统构建更加优化，也需要完成各项工作优化建设，确保工作处理更加有效，也能够最大程度提升实际的工作处理效果。其次，制度建立过程中应该针对海洋污染进行惩罚处理制度建设。惩罚处理制度建设是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手段，海洋环境之所以受到污染，正是因为部分污染问题缺乏制止，影响到环境污染的处理效果，不利于环境污染的有效管控，所以在实际的环境污染处理中，更应该做好各项技术控制，确保技术应用更加合理，并且在海洋环境污染惩罚制度处理中，应该做好量刑处罚设计。根据不同的海洋污染程度设计完成不同的制度建立，同时也有利于海洋污染的综合处理，确保海洋污染处理更加有效，提升海洋污染处理效果[1]。最后，完成海洋生态安全立法规划，在实际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海洋生态环境缺乏立法保护，是影响海洋安全生态管理的主要问题，在实际的海洋生态环境立法处理过程中，还需要针对性完成各项立法控制，确保海洋处理更加有效，也能够实现海洋生态安全环境保护升级。如，当前国家制定的“海洋生态安全治理基本法”就可以完成良好的海洋生态安全保护，并且各项制度的建立要以“海洋生态安全治理基本法”为依据完成制度规章建立，确保海洋生态安全保护更加有效[2]。（二）现代化海洋生态安全治理方法应用。传统的海洋生态安全治理过程中，缺乏相应的安全管控，不利于生态环境治理的有效管控，所以在实际的生态安全环境治理过程中，还应该注重对其治理方法进行优化改进，并完成对生态环境的安全控制，确保各项工作处理更加优化。1．完成对我国沿海地区的产业布局，我国沿海地区产业直接影响到了海洋生态环境，尤其是化工产业以及石油开采等，都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所以在当前海洋生态安全治理过程中，应该注重对海洋生态环境进行良好的处理，确保各项工作展开更加优化，也能够最大程度上提升海洋处理效果。一方面，可以大力发展海洋生态旅游产业。第三产业是当前我国鼓励发展的重要产业，同时生态旅游产业也具有绿色环保的特点[3]。2．完成海洋治理技术升级。一方面，对于海洋生产中使用新型处理技术，包括新型污染处理技术、环保海洋科技等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对海洋系统的优化保护。另外一方面，利用当前新技术完成对海洋的智能化检测，海水利用、生态修复、立体监测观测等重点领域的科技攻关，应用智能化系统、北斗导航、网络技术等世界先进的技术，完成智能化海洋生态安全监控系统建立，确保海洋生态安全监测更加有效，提升海洋安全处理效果。（三）完成海洋生态安全宣传。海洋生态安全保护人人有责，海洋安全保护脱离不了社会的力量，所以在实际的海洋安全体系建设中，还应该注重对其安全环保进行宣传，提升沿海居民、企业以及相关部门对海洋生态系统安全保护的意识，提升其安全保护效果控制。

四、结语

本文笔者针对海洋生态安全体系建设进行了分析研究，并从安全宣传、现代化治理制度以及现代化治理体系等三个方面阐述海洋生态安全治理体系构建，希望能够对海洋生态安全管控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张广平，张晨晓．海洋牧场生态安全健康评价系统软件构建及应用研究[J]．中国科技成果，2020,21(09):55-58．

[2]None．陆海统筹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J]．环境保护，2019(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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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环境问题的现状及成因

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是农业生产物资，包括农药、化肥、地膜等的不合理使用所导致的土壤污染。有关资料显示，农药直接作用于作物和害虫的仅5%左右，约80%左右的农药残留进入环境。土壤污染除了引起土壤质量下降、农作物产量减少、品质低劣外，同时更为恐怖的是土壤对污染物的富集作用，这会导致一些毒性大的污染物聚集到农作物中，进而引发人或牲畜食用后的中毒。二是乡镇工业排放的废水以及农村居民的生活污水所造成的水污染。我国农村每天约有1.2亿t生活垃圾没有经过任何处理。水环境的破坏易导致疾病的产生和传播，极大地危害了我国农民的身体健康，我国的癌症村等都让人触目惊心。同时，污水的灌溉和养殖对我国农业会造成巨大破坏，污水灌溉所造成的各种损失难以估算。三是农村焚烧的垃圾以及乡镇企业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气所造成的大气污染。大气污染严重危害了农民的身体健康，同时影响农村植物的生长，尤其是引发农作物的抗病抗虫能力降低，影响农作物的数量与质量。

造成农村环境问题日益恶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农村环保意识整体性不高。长期以来，政府“重经济、轻环境”、“重城市、轻农村”，在政策、制度等方面都向经济发展和城市环境保护方面倾斜，造成对农村环境的忽视和农村环保宣传的不足，公众从各相关部门及组织所举办的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活动中获得的环境保护知识信息的比例较低，其中政府部门的环境保护宣传活动只占了13.5%。二是农村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的不合理。我国一直都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政策，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瓶颈”问题，这些基础产业大多是石化、钢铁、交通运输等污染较重的行业，高污染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是造成农村环境问题的一个刚性因素和历史性原因。同时为了加快地区发展，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往往不考虑环境因素，导致一些重污染的企业进驻农村；再加上有些地区城市污染向农村的转移等等，都是造成农村环境问题的现实原因。三是农村环保资金缺乏“资金”是农村环境问题的最大瓶颈。近几年，中央财政专项资金解决了少数农村基层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能力解决的环境问题，然而，大多数农村仍然没有提供环保的配套资金；农村环保中除一些示范试点和创建活动有少量的资金投入外几乎没有其他资金投入，这就导致农村环保工作的开展困难重重。

二、地方政府承担农村环境治理责任的必要性

第一，环境治理本质上是一种公共产品。所以，环境治理具有明显的非排他性特征，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享受环保所带来的利益。另外，环境治理还具有非竞争性，在一定程度其未达饱和范围内，社会成员对环保收益享用的增加并不会带来相应环保成本的上升。环境保护的公共产品性质，就决定了政府不可替代地扮演环境保护这一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政府在环境保护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二，农村环境治理具有外部性，外部性可以划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农村的环境污染不仅会破坏农村的田地、河流等，同时还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所以农村环境问题是一个典型的负外部性问题。负外部性仅仅靠市场机制是很难解决的，还需要政府干预环境治理来解决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

第三，政府具有环境保护治理的职能。我国政府职能主要包括政治职能、经济职能、文化职能和社会职能四大方面，而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职能是其社会职能的主要内容之一。我国《环境保护法》的第十六条指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应采取措施改善本辖区的环境质量。”

第四，我国政府间的关系特征决定了地方政府必须承担农村环境治理的责任。我国政府间的关系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从纵向上看，地方政府隶属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全国各级地方政府的工作，地方政府负责实施本辖区的具体工作。所以，农村的环境治理的重任需要地方政府来承担。从横向上看，主要是指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为了本区域的利益存在激烈的竞争；同时，现在很多问题都带有区域性，仅靠一个地方政府的能力是很难解决的，于是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又存在横向合作。农村环境问题需要各级地方政府加强合作来共同承担这一责任。

三、完善地方政府对农村环境治理责任的措施

（一）完善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尚未有专门针对农村环境问题的立法。因此，我国有必要尽快制定出台一系列针对农村环境问题的法律法规。对农村的有关防治畜禽污染，农村化肥、农药、农膜污染以及“白色污染”等方面的问题作出专门性规定。对农村污染源问题的预防、治理以及实施污染所应当承担的责任等问题，作出全方位的规定。

另外，针对我国目前环境立法内容滞后、惩戒力度小等问题，主要应当从以下方面入手：首先，对农村环境污染问题责任主体要进行界定。不仅仅要包括农村乡镇企业，还应当把农民以及地方政府也纳入责任主体的范畴，增强其环境责任意识。其次，修改我国相关立法，加大环境污染惩治力度。特别是针对地方乡镇企业，在出现环境污染问题后，地方政府往往出于地方保护主义，对污染企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导致企业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地实施污染。因此，有必要加大对企业环境污染的惩治力度，改变目前企业守法成本远远高于违法成本的怪异现象，从根本上抑制乡镇企业的污染问题。

（二）普及宣传农村生态环保知识

地方政府必须树立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破坏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坚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把农村环境问题纳入基层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努力实现“村容整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加强环保知识宣传，提高城乡干部群众生态观念，形成全民参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

第一，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对农村环境污染治理工作的认识，使其充分认识到保护环境，提高环境质量的必要性、紧迫性，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摒弃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念，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建设城市绿色生态屏障作为农业发展的长期战略，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二，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思想教育。积极开展生态环境警示教育系列活动，利用举办展览，发放环保书籍和宣传画等多种形式，逐步在农村普及环境科学知识，促进农民更新观念，不断从自身做起，保护身边环境。可以通过环境警示教育这一有效形式，用身边的反面案例，使广大干部群众从内心深处受到震撼和教育。

（三）努力发展生态农业

要通过发展农村生态平衡、农村生产发展、农村环境条件三者的有机结合建立良性农村生态环境。尽快出台相应的法规和政策。抓紧编制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规划，为全面促进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提供法治和科学依据；把发展农业清洁生产技术作为今后工作的重点领域。具体措施有：一是大力推进农村清洁能源利用和秸秆综合利用，加大作物秸杆再利用技术的推广力度，建立秸杆粉碎还田、秸杆气化综合利用、减少化肥的使用。二是大力发展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大力扶持生产并推广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生物农药和有机肥。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养殖业的发展，开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示范工程建设，推广养殖模式和养殖小区污染集中治理模式。三是加大农村环境整治力度，进一步加快集乡镇建设和旧村庄改造、改水改厕进程和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减少分散居住给周边环境带来的生活污染。同时尽快将城郊结合部的市容、环保等纳入城市管理范围，在农村逐步推行乡镇、村民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处理，切实改善、提高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环境。

（四）建立多渠道集资形式，加大资金投入

资金的缺乏一直是阻碍农村环境治理的大难题，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必须依照“政府主导、市场推进、公众参与”的原则，逐步建立多元化、全方位的农村环境治理投人机制。完善我国农村环境治理投入机制应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在坚持城乡公平的原则下充分发挥公共财政作用，把农村环保放在重要位置，每年给农村环保提供一定的资金，为农村环境治理提供合理的国家财政支持。二是农村环境治理集资应该适应当今的市场体制，建立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多渠道投资市场机制，通过当地政府环保政策的积极引导，调动一切因素尽可能的吸纳多方社会资金来治理农村环境。广开农村环境治理资金来源渠道，完善环保财政分配体制，逐渐形成政府主导、多方投资、大众参与的农村环保资金市场运行机制，使农村环境治理逐步步入市场化的大道。具体做法有：设立政府农村环境治理专项基金，落实农村新建、扩建、改建项目的污染防治资金，严格依法足额征收企业的排污费，落实各项农村环保财政、信贷、税收优惠政策等等。

（五）加快环保科技进步，建立农村环境科技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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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榆林煤炭矿区居民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支付意愿（WTP）的调研资料，得出每户每年平均的支出金额介于229.56-347.92元之间，由此推断出榆林煤炭矿区每年因煤炭开发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大约在13 822.09万-20 948.69万元之间。通过运用DH模型和Tobit模型对调研资料分别进行分析，发现，DH模型对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明显优于Tobit模型。DH模型的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两个行为的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被调查者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对其“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负向影响；反映被调查者所在行政区域对其“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正向影响。被调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状况、年龄、职业状况、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均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被调查者的家庭人口数、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最后，提出了提高当地居民参与生态环境改善活动积极性的一些措施。

关键词 煤炭矿区；DH模型；支付意愿（WTP）

中图分类号 F0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3-0137-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3.023

煤炭资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但煤炭资源开发过程中产生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即煤炭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已成为影响煤炭资源可持续利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大生态保护和建设力度，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然而，矫正煤炭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制定相应的生态环境改善方案，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需要对煤炭资源开发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进行评估。

1 研究背景

由于生态环境本身具有的公共性，无法通过其市场信息计算生态环境破坏的价值损失，学术界通常选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作为评估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的方法。CVM一般通过研究矿区居民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支付意愿（Willing To Pay，WTP），估计矿区资源开发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也就意味着，矿区居民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WTP将直接影响矿区资源开发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估算，因此，有必要对矿区居民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WTP进行分析。

对于CVM中居民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国内多采用多元线形回归、Logit模型、Probit模型等传统的计量分析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在分析CVM的调查资料时，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即对CVM调查中出现的零观察值不能进行合理的分析。在CVM调查中出现的零观察值可分为两类：①真正的零观察值（real zero），即被调查者对受访问题呈支持态度，但由于经济等方面的原因，没有能力支付；②抗议性零观察值（protest zero），即被调查者对受访问题呈负面的态度，不愿意答复其心中的WTP，而选择了零支付，并非该环境资源对其没有效益可言。对于含有抗议性零观察值的CVM调查资料，传统的处理方式是先将抗议性零观察值样本删除，再对剩余下的视为合理的非抗议性答复样本进行分析。但删除大量抗议性样本，不但将缩小原有样本规模，更有可能引起抽样偏差（sampling bias），导致最终的估计结果的偏误。也就是说，原来的样本虽然是随机选择的，但并不意味着删除抗议性样本仍符合随机抽样的条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学术界采用了能够分析受限（censored）资料的Tobit模型［1-2］。Tobit模型假设所有的被调查者都愿意参与支付，即将真正的零观察值与抗议性零观察值均视为角解（corner solution）［3］。

然而，Cragg认为零观察值的由来，除了可能是角解之外，也有可能是被调查者对该物品的需求为零，也就是被调查者选择不参与该支付行为［4］。于是，Cragg在Tobit模型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双槛式模型（doublehurdle model，DH模型）。DH模型将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决策分为两个槛，即“决定是否参与支付”的参与决策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的支付决策。根据Blackwell等［5］对消费行为的定义，消费行为是人们为获取并使用财货所直接参与的行为，包括在行为之前决定该行为的种种决策程序，可以判断DH模型对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决策的分解，反映了被调查者做出参与决策和支出决策的先后顺序，符合被调查者在做出支付意愿决策时的心理变化。DH模型认为唯有在两个决策行为同时确立的情况下，才会构成一个完整的支付意愿决策。DH模型有两个优于Tobit模型的特点：一是Tobit模型将“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合并为一个支出决策，即Tobit模型忽略了被调查者的参与决策，而直接分析支出决策；DH模型将“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分为两个步骤分别进行研究，且可以比较影响“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两个行为的因素的差异。二是Tobit模型假设所有的零观察值都是角解，而DH模型允许零观察值可以同时有角解与非参与的理由存在。而且相关的文献也已经论证了DH模型较Tobit模型对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决策更具解释能力，如Eulàlia［6］、吴佩瑛等［3］、Salvador和Pau［7］。

国内对于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居民支付意愿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李国平等［2］对陕北煤炭、油气矿区居民支付意愿的研究。该研究成果运用T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矿区居民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得出了影响居民“决定支出多少金额”这一行为的因素，但没有考虑居民“决定是否参与支付”的行为对支付意愿的影响，因此，分析结果难以对居民支付意愿决定的决策行为做出较为全面的评价。

事实上，对于矿区居民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支付意愿的分析，需要将居民“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两种行为分别考虑。矿区居民作为资源开采过程中生态环境破坏的直接受害者，由于对生态环境治理主体认识的误区以及对治理效果的疑虑的原因，在接受CVM调查时，有可能会对受访问题表现出负面的态度，导致抗议性零观察值样本的出现。面对这种情况，DH模型为分析居民的支付意愿提供更为合理的方法，该模型能够对零观察值做出更为合理的解释，更好的反映居民的支付意愿。

本文将DH模型应用于对矿区居民改善生态环境的支付意愿的研究，并将DH模型和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以判断两种方法对矿区居民改善生态环境的支付意愿影响因素解释能力的优劣性。所运用的数据来自于2010年7月对榆林市的神木县、府谷县和榆阳区的调研。其中神木县、府谷县是神府煤田的所在地，该煤田是我国已探明的最大煤田，也是世界七大煤田之一；榆阳区横跨榆横、榆神煤田。这三县（区）的资源都以煤炭为主，并都已进入煤炭开采的高峰期，因煤炭开采引起的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充分显现，调研价值显著。调查历时15天；调查组一行7人，包括4名博士研究生和3名硕士研究生；具体调研区域：神木县大柳塔镇、店塔镇，府谷县三道沟乡、庙沟门镇，榆阳区麻黄梁镇、牛家梁镇、小纪汗乡等；调查以户为单位，每户选取一名对家庭情况较为清楚，并长期居住在当地的成员作为被调查对象。

2 研究模型与数据说明

2.1 模型简介

DH模型是Cragg对个体消费行为进行研究时提出的，用于分析个体消费决策中两个不同阶段的影响因素［4］。DH模型针对每一个消费决策阶段，设立了相应的方程式与之对应，即一个是用来“决定是否参与支付”的参与方程式（participation function），另一个则用来“决定支出多少金额”的支出方程式（expenditure function）。

DH模型的形式如下：

Di=αZi+vi vi～N(0,1)（1）

Y*t=βXi+εi εi～N(0,δ2),i=1,...,n（2）

其中：式（1）为第一个槛，即参与方程式；式（2）为第二个槛，即支出方程式。两个槛的残差项彼此是独立。Di为“决定是否参与支付”的虚拟变量，当Di等于1时，表示愿意参与支付；当Di等于0时，表示不愿意参与支付。Y*i为被调查者心中WTP的支出金额；α、β分别为待估计的解释变量系数；Zi、Xi分别为影响参与决策的解释变量；vi、εi分别为残差项。

只有当被调查者i的参与变量Di等于1时，且心中WTP的支出金额Y*i大于0时，该被调查者回答的WTP的支出金额YDi将等于Y*i；而在其他情况下，无论被调查者i心中WTP的支出金额Y*i是正或是负值，被调查者所回答的WTP的支出金额YDi均为0，即

YDi=Y*i 当Di=1,且Y*i＞00 其他情况

（3）

结合式（1）、式（2）、式（3），将可能产生的四种消费决策组合，见表1。

2.2 基本数据

本次调研采用的CVM问卷由3个部分组成，一是矿区居民对当地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态度；二是为改善本地区的生态环境，当地居民的支付意愿调查；三是矿区居民的社会经济信息，如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家庭收入等。其中，对当地居民支付意愿调查的引导方式选择了开放式：开放式引导技术避免了其他引导方式因投标值的设定而对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形成的偏差；被调查者长期居住于矿区，对煤矿开采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具有较为深刻的了解和切身的感受，符合使用开放式引导技术的使用前提。在设计问卷时，对开放式引导技术进行了改进：询问被调查者是否愿意每年为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而支付一定的费用。如果被调查者回答“不愿意”，则询问拒绝的原因；如果被调查者回答“愿意”，则询问他的愿付金额，以及愿意支付的原因。

调查采用随机入户访谈的方式，共发放问卷580份，问卷全部收回，得到有效问卷535份，问卷有效率为92.24%。

2.2.1 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

调查的有效样本中，男性380人，女性155人，男性比例大于女性比例。被调查对象的年龄最小16岁，最大88岁，平均年龄39.78岁，被调查对象主要集中于21-60岁之间；文化水平以初中为最多，其次分别为高中和小学，大专及以上和未上学最少；职业以农民最多，商人、工人、学生也有很大的比重；家庭年收入主要分布于30 000元以下，占有效样本量的55.14%。

2.2.2 被调查者对当地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态度

调查的有效样本中，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本地区生态环境亟需治理，只有很少部分被调查者认为当地生态环境的治理不急迫，其中：认为本地区生态环境治理非常急迫的有123人、急迫的有287人，分别占有效样本量的22.99%和53.64%；而认为不急迫和不必改善的有4人和1人，分别占有效样本量的0.75%和0.19%。从调查结果的统计来看，被调查者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有待加强，其中：表示自己对环境保护政策很了解和了解的有32人和94人，分别占有效样本量的5.98%和17.57%；而表示自己对环境保护政策知道一点的有245人、不了解的有164人，分别占有效样本量的45.79%和30.65%。

2.2.3 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WTP）

在被调查的535份有效样本中，有353份表示“愿意”参与支付，而且支出金额大于0。可以计算出，有效样本中，正支付意愿所占的比重为65.98%，即有效样本的支付率为65.98%。支出金额主要集中在100元及以下和101-300元两个档次。愿意支付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依次是：为了自己的生活环境更好；把良好的生存环境留给子孙后代；保护生态环境是一种社会责任。34.02%的调查样本为零观察值样本，原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依次是：家庭收入水平较低，没有支付能力；认为污染企业和政府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对生态环境改善没有信心，担心生态环境治理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其中后两种原因导致了抗议性零观察值的出现。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榆林煤炭矿区居民支付意愿的支出金额估算

3.1.1 支出金额估算

根据调查资料，本文采用Kristrom的spike模型［8］对平均支出金额进行估算，该模型对开放式问卷和二分式问卷均有效。

首先计算被调查者中正支出金额的平均值：

E(WTP)正=∑AiPi=347.92元

式中:Ai为支出金额，Pi为被调查者选择该数额的概率。

其次，采用Kristrom的spike模型对平均支出金额进行修正，经过spike模型修正后的平均支出金额E(WTP)非负等于E(WTP)正乘以正支付意愿占全部支付意愿的比例，所以：

E(WTP)非负=E(WTP)正×65.98%=229.56元

由于选择零支出金额的被调查者心中WTP的支出金额并不一定为0，因此E(WTP)非负可被认为是其对支出金额的保守估计，E(WTP)正则认为是上限。综合以上分析，榆林煤炭矿区居民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每户每年平均的支出金额介于229.56-347.92元之间。

3.1.2 煤炭矿区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计算

根据张志强等［9］利用支付率对调查相关区域居民户数量的处理方法，结合矿区居民WTP支出金额的估计值，计算出榆林煤炭开采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

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平均支出金额×(居民户数×支付率)（4）

《陕西统计年鉴2010》的资料显示，榆林煤炭矿区共有居民912 568户，结合本次调研的支付率以及矿区居民WTP支出金额的估计，本文推断，榆林煤炭矿区每年因煤炭开发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大约在13 822.09万-20 948.69万元之间。

3.2 榆林煤炭矿区居民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CVM研究通常选择一些常见的特征变量来研究影响WTP的因素，如收入、教育、职业等［11-12］。本文根据调查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国内外应用CVM的研究，选定被调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龄、家庭人口数、性别、职业状况、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所在行政区域作为解释变量（见表4）。本文运用Eviews 6.0软件对影响被调查者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DH模型和Tobit模型估计，结果见表5。

表5列出了Tobit模型和DH模型的估计结果。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被调查者的家庭收入状况、受教育程度和年龄对其WTP的支出金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DH模型中支出方程的估计结果相一致。反映被调查者所在行政区域的两个变量在Tobit模型和DH模型的支出方程的估计结果中均不显著。除此之外，其余的变量均表现出了较大差异。其中，Tobit模型的结果显示，被调查者的家庭人口数、性别、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均对其WTP的支出金额没有显著性影响，但这些变量在DH模型的支出方程的估计结果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另外，Tobit模型中，被调查者的职业状况对其WTP的支出金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在DH模型的支出方程中，被调查者的职业状况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观察DH模型的参与方程，本文发现，被调查者的职业状况对其“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负向影响，但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这表明被调查者的职业状况对其“决定是否参与支付”这一行为的影响程度非常的微弱。考虑到Tobit模型将“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合并为一个支出方程进行研究，同时DH模型的支出方程在估计过程中对有效样本量进行了必要的选择，本文认为，这些现象属于一种可接受的结果。如同Jones对DH模型和Tobit模型进行比较后所做出的结论，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可能会存在误导的现象，也就是说有些变量的特征是在Tobit模型中所无法观测到的，或者说相同的变量在不同的方程中对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会有所不同［13］。鉴于此，本文根据Teklewold等［14］提出的建议，采用似然比值法来检验DH模型是否比Tobit模型在分析支付决策影响因素上更具有效性。似然比值检验可以通过下式计算：

Γ=-2×lnLt-(lnLp+lnLtr)～χ2k（5）

式（5）中，Lt、Lp、Ltr分别是分别估算Tobit模型、参与方程模型和支出方程的对数似然值，k是模型中独立变量的个数。假设：H0：采用Tobit模型估算。如果Γ＜χ2k，则接受原假设，采用Tobit模型估算；否则拒绝原假设，采用DH模型进行估算。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根据式（5）计算得：

Γ=148.58＞χ2k=18.31

因此，拒绝H0，证明，DH模型对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明显优于Tobit模型。所以，本文采用DH模型来解释被调查者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

（1）参与方程式的估计结果表明，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受其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和所在行政区域的影响；但没有发现被调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龄、家庭人口数、性别、职业状况、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这些因素对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有显著性影响。其中，被调查者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对其“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负向影响，该变量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被调查者对当地生态环境的满意程度越低，其更愿意参与支付，表明了被调查者渴望当地生态环境改善的愿望。反映被调查者所在行政区域的两个变量PLACE1和PLACE2都对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正向影响，且两个变量都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意味着，榆阳区和府谷县的被调查者比神木县的被调查者具有更高的参与愿望。

（2）支出方程式的估计结果表明，被调查者“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受其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龄、家庭人口数、性别、职业状况、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的影响。其中，被调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状况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分别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与经验判断一致。

被调查者的年龄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相对于年轻人，年纪大的被调查者更愿意留在当地继续生活，所以他们更愿意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出一份力。被调查者的职业状况也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一结论似乎与经验判断不符，但本文认为这一结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能的原因是：煤田开采对地下水、地表水、土地的破坏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因此，农业生产从事者为了自己的工作和生存，更愿意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出资。

被调查者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也具有正向影响，其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似乎也与经验判断不符，但结合参与方程式的估计结果，本文发现，被调查者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作为唯一影响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两个行为的共同因素，反映了对当地生态环境的满意程度较低的被调查者的一种矛盾心理，即一方面被调查者渴望当地生态环境能够得到改善；另一方面，被调查者又对当地生态环境治理缺乏信心，而在实际的支付中选择较低的金额。这一点也是Tobit模型的结果所不能反映的。

被调查者的家庭人口数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被调查者的家庭人口数越多，其支付金额就越少；被调查者的性别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男性的支付金额比女性的支付金额少。

被调查者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该变量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被调查者对环境保护政策越了解，其支付金额越少。这可能与我国当前实行的生态环境治理政策有关，我国目前实行的煤炭行业生态环境治理政策主要遵循“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这种原则使得被调查者倾向于认为生态环境治理的责任者应该是污染者、破坏者。因此，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挤出”了对环境保护政策较为熟悉的被调查者的愿付金额。

通过以上对DH模型估计结果的分析，本文发现，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两个行为的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这与吴佩瑛等［3］的研究结论一致。

4 结 论

本文运用CVM对榆林煤炭矿区居民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支付意愿进行了调研，得出每户每年平均的支出金额介于229.56-347.92元之间，由此推断出榆林煤炭矿区每年因煤炭开发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大约在13 822.09万-20 948.69万元之间。

通过运用DH模型和Tobit模型对调研资料分别进行分析，发现，Tobit模型与DH模型支出方程对被调查者支付决策影响因素的分析存在一定的异同。

运用似然比值法对两种模型在分析支付决策影响因素上的有效性进行分析，得出，DH模型对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明显优于Tobit模型。

DH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两个行为的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被调查者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对其“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负向影响；反映被调查者所在行政区域的两个变量对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正向影响。被调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状况、年龄、职业状况、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均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被调查者的家庭人口数、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本文的政策含义也十分明显。第一，政府部门应该通过一些切实可行的工作，确保矿区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高效性和有效性，让矿区居民认识到当地生态环境的可治理性，从而增强居民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信心。

第二，进一步加强矿区生态环境治理宣传的力度，增强居民对保护生态环境意义的认识和生态环境治理重要性的认识。只有提高居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才能调动他们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第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切实提高居民的文化水平，有助于增强矿区居民对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政策的理解力、对矿产资源开发引起的外部不经济性的认识力，进而提高居民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活动的积极性。

第四，本文的研究表明，家庭收入是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家庭收入低也是导致居民选择零支付的一个原因。因此，政府部门应当根据当地的实际状况，鼓励和引导居民发展多种生产经营，提高收入水平；同时鼓励非农生产从事者积极参与到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活动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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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P Research in Yulin Coal Mining Area

LI Guoping GUO Jiang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an Jian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1,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willing to pay (WTP) investigation data which took from residents in Yulin Coal Mining Area for improving the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paper found that the average amount of expense was between 229.56-347.92 Yuan(RMB) for each household in one year, the loss valu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of damage was between 138,220,900-209,486,900 Yuan(RMB). This paper used the DH model and the Tobit model to analyze survey data, and found that the DH model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Tobit model to analyze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respondents willingness to pay. The results of the DH model showed tha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urveyor “whether to participate the payment” was not the same as “decision expenditures number amount”. The surveyors satisfaction of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as a negative effects to “whether to participate the payment”; the administrative area was a positive effect to “whether to participate the payment”. The surveyors household income, educational status, age, employment status, and satisfaction of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ere positive effect to “decision expenditures number amount”. The surveyors family population and the knowledge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y were negative effects to “decision expenditures number amount”. Finally, this paper suggested som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surveyors positive activit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收稿日期：2011-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