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保护典型案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态环境保护典型案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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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环境污染犯罪；刑事责任；司法实现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2-0150-02

近年来，广西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然而让人痛心的是环境污染事件不断发生。一直以来，刑事救济成为捍卫生态法益的最后一道法律屏障，但其所取得的效果不容乐观。笔者在分析广西生态环境污染面临的刑事司法困境的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以期对生态广西、美丽广西建设有所裨益。

一、广西生态环境污染的刑事司法困境

1.环境司法专门化并未落到实处。2014年7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环境资源审判庭（简称“环资庭”）后，地方各级法院先后成立这一审判组织。环资庭在成立初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环资庭的职责规定，主要负责审判第一审、第二审有关大气、水、土壤污染等民事侵权案件，地矿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中有关权属争议的民事案件，森林、草原保护、开发、利用过程中发生的自然资源民事纠纷案件[1]。由此可见，环资庭仍然既没有从刑事审判中剥离出来，也没有涉及环境行政违法案件的专门化审理[2]。2015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正式成立环资庭，但其他各地市都没有设立环资庭。而且，广西高院的环资庭还负责交通事故和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并非仅仅承担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审判工作。

2.行政权过于强势，地方保护主义不当干预司法，导致刑事责任难以实现。由于涉案企业往往是当地的纳税大户，因而在对其实施的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常常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最后大多以经济制裁或行政处罚手段进行处理，真正进行刑事处罚的不多。更有甚者，刑事判决犹如一纸空文，得不到有效执行或是根本不执行。久而久之，就让人觉得只要事后缴纳罚款即可了事，不必过于担心。如此之下，犯罪成本不高，使得犯罪分子肆无忌惮，再次实施犯罪的时候完全没有心理压力。此外，环境行政执法机关与环境司法机关在工作上没有良好的衔接，常常各行其是，执法上的空白给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3.刑事判决有失偏颇。根据我国《刑法》第338条的规定，污染环境罪是过失犯罪，那么当犯罪人故意实施污染环境的行为时应该如何认定呢？实践中，司法机关在万般无奈之下，通常只能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量刑。这两罪之间虽然有相通之处，但在犯罪客体以及主^方面的具体内容上仍然是有很大区别的，再加上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对于环境保护的认识、判断标准不同，最终会导致同案不同判，大大损害了司法权威。

4.民众的环保意识偏弱，导致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势单力薄。由于大多数民众认为环境保护工作是政府部门的职责，因而对于污染环境的行为往往视而不见、漠不关心，这就使得司法机关在收集案件线索、寻找犯罪嫌疑人、审理案件以及执行判决的过程中常常陷入困境。

5.环境公益诉讼难以推进。第一，提起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不仅要面对当地政府施加的压力，还要有雄厚的资金做后盾，面临着资金、技术和律师等问题。第二，环境污染公益损害追偿机制缺失，法官在处理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的过程中，通常只是对犯罪人判处罚金和赔偿直接经济损失，忽视该犯罪行为对社会和环境带来的长远影响，因而在环境的后期治理和长久损害方面没有要求犯罪人承担补偿责任。第三，环境公益诉讼的可复制性难度大。同样的案件，有些地区会进行审理，有些地区立案后被驳回，有些根本没有立案。案件审结后，一些企业常常以亏损为由拒绝履行赔偿义务，导致大量环境违法行为没有受到处罚，刑事判决犹如一纸空文。

二、广西生态环境污染的刑事司法对策

1.将环境司法专门化落到实处。2016年7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中国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要求中级人民法院应在高级人民法院的统筹指导下合理设置环境资源审判机构，个别案件较多的基层人民法院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考虑设立环境资源审判机构。据此，广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应增设环资庭或环境资源合议庭，尤其是在工业发达、矿产资源丰富和水资源集中的区域优先设立，从而将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由环资庭统一审理，提高审判资源的利用率，实现环境资源案件审判的专业化。同时，吸收环保专业人士作为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的审理工作，以便于提高司法效率、节约诉讼成本、增加判决的权威性。以广西高院为试点，逐步构建起包含审判机构、审判机制、审判规则、审判理论和审判团队在内“五位一体”的环境司法专门化体系。

2.加强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恰当处理地方利益保护与环境司法保护之间的冲突。首先，2015年广西高院与自治区公安厅、检察院、环保厅共同签订了《关于办理涉嫌环境违法犯罪案件衔接工作的意见》，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机关、检察院、环保行政机关之间的协作。2016年5月27日，广西高院又与自治区国土厅、环保厅签订了司法与行政执法协调配合备忘录，建立完善环境保护部门和司法机关环境执法联动机制。考虑到我国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均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为促进司法机关与各行政机关的通力合作，建议由各级人大的法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法工委”）来领导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3]，具体做法是：一是由法工委牵头，从司法机关及行政机关抽调骨干成员成立联合执法领导小组，搭建一个“两法”之间沟通和交流的平台，解决“两法”工作过程中的冲突和矛盾，减少执法空白；二是主持每个季度的联席会议，听取该季度的环境监督和环保执法工作报告，总结工作经验，指出不足之处，提出执法工作改进意见；三是督办大案要案，及时跟踪案件的查处进度和处理结果。

其次，要实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无缝对接。在日常工作过程中，环保部门要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对于一般的污染行为，符合《环保法》规定的处罚情形的，要及时进行处罚和监督教育；对于污染环境构成犯罪的案件，要及时移送给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公安机关在侦查终结后，及时将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法院经审理后确定被告人有罪并需承担刑事责任的，应当判处刑罚，不能用行政处罚来代替。在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的每一个环节，人民检察院均要认真行使法律监督权，确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出现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等紧急情况时，环境保护、公安、检察机关要迅速启动联合调查程序，防止证据灭失。

再次，转变地方官员崇尚的“GDP第一”的片面政绩观，坚决杜绝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当干预司法机关工作的行为，否则要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对干预行为构成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没有构成犯罪的，由上级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行政处分。

最后，人民检察院应依法及时地介入环境污染违法犯罪案件，对环境行政、民事、刑事案件认真行使法律监督权，并严查环境污染现象背后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索贿受贿、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

3.依法公正判决，维护司法权威。人民法院在审理生态环境污染犯罪案件过程中，首先区分环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对于环境刑事案件，又要进一步区分是构成污染环境罪还是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及是否同时构成污染环境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根据案件证据认定污染事实，运用想象竞合理论进行充分说理，适用恰当罪名，以真正保护生态环境。

4.鼓励、引导民众参与环境监管，走群众路线。首先，加大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力度，开展送法到乡村、到社区、到学校、到企业活动，提高民众的环保意识。其次，建立健全有奖举报制度，鼓励公民举报任何环境违法行为。最后，利用各种渠道通报环境违法案件及其处理结果，邀请民众参与执法监督。

5.推进公益诉讼的发展。首先，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成立专项基金、邀请环保专I人士加入，从制度上、资金上支持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减免诉讼费用。其次，完善环境公益诉讼追偿机制。要求法官在处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过程中，不仅要计算污染行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更要评估该行为给环境带来的长远影响和对环境进行治理的费用，要求犯罪人统统买单。如此算来，应该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起码能让犯罪人不敢轻易以身试法。再次，判决、裁定生效后，要及时敦促违法企业执行判决、裁定中的内容，有能力履行义务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时候，会同水务、电力、工商、税务、房产部门及金融机构对违法企业采取停水停电、吊销营业执照，冻结账户、查封房产等强制措施。

6.创制典型案例。地方各级法院可以充分发挥智慧能动，在审理生态污染犯罪案件时，通过弘扬司法理念、论证法学理论观点甚至填补法律空白等方式创造性地适用法律，做出一批有特色的刑事判决，比如，只要污染了环境，即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也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以凸显生态法益的刑事保护；在对生态环境污染犯罪分子判处刑罚的同时，判处非刑罚措施，如处以植树、清污等生态修复性责任方式，实现被污染的生态环境的全面修复；建立一个相对统一的办案标准，要求各级法院对不同地区发生的相同类型的案件要做出基本相同的处理决定，实现生态污染犯罪量刑规范化；对于证明生态污染犯罪的因果关系和主观罪过极为困难的情形，可通过推定因果和推定过错的方式，降低证明难度以追究刑事责任等等。地方各级法院适时对创制的典型案例进行选编，首先在各自辖区内发挥一般性指导作用，进而对典型案例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进行探讨和挖掘，力争将其上升为指导性案例，以发挥其强制性指导作用，实现典型案例与指导性案例的良性互动[4]。

参考文献：

[1]安克明.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N].人民法院报，2014-07-04.

[2]周训芳.生态环境保护司法体制改革构想[J].法学杂志，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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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课程目标；培养途径

《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中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来表述课程目标，课程目标是课程教学的灵魂，课程目标对课程教学具有导向、调控、激励和评价功能，所有的教学活动必须围绕课程目标展开。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作为三维课程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学中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目标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那么在初中地理教学中落实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有哪些途径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尝试。

一、创设教学情境

教学情境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营造的情感氛围。从某种意义上说创设教学情境就是模拟学生的真实生活，使课堂教学内容更接近学生的现实生活，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研究《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就会发现：“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学习对终身发展有用的地理”依然是地理课程教学的基本理念，可见初中地理具有极强的生活性、实践性。因此，在初中地理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模拟生活场景、播放音乐、视频、插入美丽的画面等手段创设一定的教学情境，随着学生融入教师创设的教学情境，这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基础知识，提高学习能力，最重要的是增强学生对地理事物和现象的好奇心，提高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从而形成一定的价值观、环境观。教学情境的创设可以贯穿于整个课堂教学过程，也可以仅仅是课的开始、课的中间或者课的结束。例如，在《巴西》这一节课的教学过程中，为了达到“让学生懂得保护热带雨林的重要意义，树立全球环境保护意识”这一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在学生讨论完热带雨林的开发与保护这一话题后，我用绿色大树的图案作为背景，同时写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几个字，再插播《地球你好吗？》这首歌曲，当学生听到“当童话失去了森林，仙女也丢了魔棒”这一句歌词时，教师适时讲述：“亚马孙的热带雨林被称为‘地球之肺’，我们要保护热带雨林，保护地球环境，因为地球是我们的家园，家园只有一个，地球不可克隆。”在这样的教学情境中，使学生懂得保护热带雨林的重要意义，树立全球环境保护意识。

二、开展辩论活动

辩论是指彼此用一定理由来说明自己对事物或问题的见解，揭露对方的矛盾，以便取得最后的认识或共同的意见。孩子进入初中学习，也就开始了青春期，这个时期的孩子处在身心巨变时期，他们感觉自己已经长成大人了，总喜欢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事物，开始对父母、师长以及周围的事物表现出不驯服，总是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甚至不惜花费很多时间、精力来寻找各种证据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因此，大多数学生乐于参与各种辩论活动，积极性很高。初中地理课程内容浅显、易懂，贴近学生生活实际，很多内容适合组织学生开展辩论活动，例如，在学习世界的人口问题时，可以组织学生就“人多好，还是人少好？”展开辩论，学生通过搜集资料、整理资料以及在课堂上激烈的辩论会认识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规模应该和该国或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条件相适应，逐步形成正确的人口观。

三、运用典型案例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方法。新课程改革以来，案例教学被广泛地应用于初中地理课堂教学中，这一方面和地理课程的生活性、实践性强的特点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在课堂中通过对案例的阅读、思考、分析、讨论、总结等环节，有利于锻炼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利于锻炼学生随机应变的能力，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另外，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还有助于学生形成一定的世界观、价值观，有利于地理课程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达到。例如，在《聚落》一节的教学中，为了使学生懂得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笔者将丽江古城的开发与保护作为典型案例引入本课，在学生了解丽江古城的概括，分析丽江古城在开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基础上，教师提出问题：“如果你要去丽江古城去旅游，作为一名游客，你能为保护丽江古城做些什么呢？”在学生回答这个问题之后，教师进一步追问：“如果我们不保护像丽江古城这样的世界文化遗产，后果将会是怎样的？”通过学生的讨论，学生就会明白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

四、进行课外活动

课外活动是学生的直接体验，和学生的自身生活和社会生活密切联系，是实现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重要途径。课外活动既来源于课本，又超越了课本知识的局限，学生通过课外活动可以对自然、社会以及自我认知形成整体的认识。课外活动包含多种形式，如，开展地理课外阅读、观看地理音像、组织地理参观、制作地理专题报告会、进行地理野外考察等。目前在我国大多数省份，地理属于非中考科目，教学任务相对较轻，因此，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有条件在学校实际情况许可范围内组织一定的课外活动，从而发展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例如，在学习《黄土高原》一节内容时，可以组织学生在课后搜集资料、整理资料举办“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成就展”，这样不仅有利于巩固课堂所学基础知识，同时还实现了本节课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五、引入地理历史资料

培根说过：“读史可以使人明智。”其实，提起历史，很多人认为历史作用不大，无非就是一些死记硬背的东西，但是殊不知历史距离我们生活并不遥远，生活处处是历史，历史包含着人类社会一代代流传下来的宝贵知识和经验，是人类的重要财富，学习历史能使我们了解过去，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俗话说“史地不分家”，在初中地理课堂中引入历史资料，这不但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而且非常有利于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例如，在《美国》一节课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入在美国西部开发和铁路建设中华人劳工的血泪史、介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裔科学家等资料，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综上所述，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是三维课程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以上途径，可以有效落实初中地理课程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以上是本人拙见，仅供同行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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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准物权的的概念定位

（一）称谓上的混乱

在称呼有关矿业权、水权、渔业权和狩猎权等这一类权利的时候，我国学者按照其与民法上规定的典型物权的区别，分别称之为“准物权”、“特别物权”、“特别法上的物权”、“特许物权”等等，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混乱。本文使用“准物权”对上述有关权利进行概括称谓。

（二）外延上的不确定

在使用不同的称谓的同时，这些学者各自所指向的对象又有所不同。就使用“准物权”这一概念的学者而言，有学者认为，准物权不是属性相同的单一权利的称谓，而是一组性质有别的权利的总称，这些权利通常是指矿业权、水权、渔业权、和狩猎权等组成[1]；也有学者认为，权利抵押权和权利质押权为准物权[2]；还有学者认为，准物权不限于有准用益物权，还有准担保物权乃至准所有权，为一个不断变化，颇为开放的权利类型，难以固定其具体类型[3].

（三）内涵上的模糊

按照通常的理解，准物权主要是单行法或特别法上的物权类型如矿业权、水权、渔业权、狩猎权等一系列在性质、内容等各方面都有相当差异的权利类型的总称。这里须明确的一点是，该表述只是对准物权这一概念的一般解释，而非定义，即并没有明确准物权的具体的外延和内涵，我们不能从该表述中明确准物权的权利主体、客体和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们无法具体理解准物权。

造成准物权概念如此混乱的局面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准物权类型繁多，各种具体的准物权类型内部又有若干类型，同时各种准物权又分别为不同的民事、行政甚至刑事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各种准物权在权利主体资格上具有较大差异，因而无法形成统一的权利主体；

第二，各种准物权在权利客体上千差万别，甚至有些准物权客体是复合客体，如矿业权的客体是特定矿区的地下土壤和其中的矿产资源（在我国，土地和矿产是两个不同的物）；

第三，准物权在权利内容上也差异颇大，在权利构成上具有复合性和特殊性，此参见后文；

因此，无法对矿业权、水权、渔业权和狩猎权等准物权类型进行抽象出一个相对明确、具体而又统一的定义，也很难形成一个准物权总则性的规定，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只能侧重个别化和类型化的分析，但在长期的争论中，准物权在学术界形成了一些相对确定的看法，这些看法是讨论准物权的逻辑起点：

第一，准物权是对矿业权 、渔业权、水权、狩猎权等一些权利的总称，它的外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开放性。按照通常的理解，上述四种是典型的准物权类型，至于何种类型的权利和上述四种权利具有最大的相似性，可以被涵盖在准物权此概念之下，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第二，它是一种特殊的物权类型。首先它是一种物权类型，具有一般物权的性质和效力，如采矿权的权利主体得在一定的矿区排他地采取矿产，他人不得非法妨害等等，具有物权性；其次，它与典型的物权类型相比具有特殊性，表现在各种准物权的主体、客体和内容都和典型物权具有较大的差异性。

第三，准用物权的规定，即在和典型物权具有差异时，适用准物权的特别规定；和典型物权具有一致性时，参照适用典型物权的规定，如在物权法定和物权排他性等方面适用典型物权的规定。

二。准物权制度的功能定位

准物权制度的功能是指矿业权、水权、渔业权、狩猎权等准物权制度对权利人和行政机关或社会大众在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方面所发挥的效用。

对权利人而言，他可以通过一定的行政许可程序取得一定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权，而自然资源，特别是稀缺的自然资源是一种财产，具有经济价值，由于准物权制度为权利人提供了一种通过取得准物权而实现一定经济利益的制度选择和法律保障，因此它就有了经济。法律赋予权利人以准物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物尽其用，防止对资源的浪费，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准物权制度经济的发挥将导致外部化效应，即权利人通过民法上的私法自治和契约自由的原则，以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唯一宗旨，将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的风险转移给第三人，或者将废水、废物等有害物质随意向自然界倾倒，使第三人权利受损和生态环境遭受破坏。这是准物权制度经济的缺陷所在。

另一方面，对行政机关或社会大众而言，自然资源具有稀缺性和公共性，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将会造成对资源的浪费，也有可能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影响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因此必须对权利人进行一定的限制，即对权利主体在准物权的取得、行使乃至消灭上都强加有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公法义务，这种义务是区别于与私权相对的和作为私权保障的私法义务（如登记等）的。准物权尽管在性质上是一种私法上的权利，但权利主体又负有环保和生态方面的义务，且这种义务在地位上是与私法权利的行使具有相当性，这些私法权利（义务）和公法义务都是准物权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从行政管理和社会公众的角度看来，准物权制度具有生态保护的功能。准物权制度在生态上的功能主要表现在：

（一）在准物权行政许可的过程中，法律规定只有具备一定条件和资质的主体才能取得准物权。如根据《矿产资源法》第15条的规定，设立矿山企业，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并依照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由审批机关对其矿山范围、矿山设计或开采方案、生产技术条件、安全措施和环保措施等进行审查，审查合格方可批准；等等。

（二）准物权的行使过程中，法律规定权利主体负有一定的生态环境的保护义务。如《矿产资源法》第32条规定，开采矿产资源，必须遵守有关环保规定，防止污染环境，节约用地，对破坏的耕地、林地等采取复垦利用、植树种草或其他利用措施等等；《水法》和《渔业法》也有类似的规定。

（三）准物权行使期满，准物权人仍然负有一定的生态环境的保护义务，如渔业权人在养殖期满应当限期拆除养殖设施，清除有可能造成水域环境污染的漂浮物；等等。

准物权制度的经济和生态两者不可割裂，也不可偏废。这两者都源于作为各种具体的准物权客体的自然资源的两种价值：经济性价值和生态性价值。自然资源作为一种财产，自然具有经济价值；同时由于各种自然资源都是和生态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有些自然资源甚至具有流动性，由于生态环境的作用，作为生态环境中的一环，任何一种自然资源都对生态环境的存在和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任何一种自然资源都具有生态上的价值。这两种价值同时存在于一种自然资源上，不能分开实现，因为自然资源具有消耗性，资源的消耗将导致这两种价值的同时消耗。这也是准物权同时具有公法、私法属性和准物权制度同时包括私法性的权利（义务）和生态性的公法义务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决定了准物权制度两种功能的不可割裂和不可偏废：

第一，准物权制度的两种功能是不可割裂的。

任何一种自然资源的消耗都将导致其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同时消耗。只实现经济价值而忽视其生态价值将导致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只注重生态价值而忽视其经济价值的发挥是与市场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相违背的。相反，现代社会注重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同时、协调发展。

第二，准物权制度的两种功能不可偏废，同等重要。

只注重经济而忽视生态的发挥将使权利人把准物权制度仅仅作为一种实现经济利益的工具，由于经济的外部性作用，诱使权利人在开发自然资源过程中不注重提高生产的安全性，使第三人的利益受损；把生产过程形成的废物、废水等有害物质随意倾倒，使生态环境遭受损害。只注重生态而不注重经济的发挥将使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不能引进市场机制，使自然资源得不到最大限度的开发和利用，不能物尽其用和实现自然资源的优化配置。这种做法在本质上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做法。

三。准物权制度的立法建构

（一）现行法的考察

与准物权相关的法律制度，主要有《民法通则》、、《矿产资源法》、《水法》、《渔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从权利人所享有的私法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和负有的生态上的公法义务两方面去考察现行法律法规的内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法律大多只重视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是行政许可、行政管理和行政处罚，甚至是刑事强制；对公民享有的私法上的准物权进行粗略的规定，甚至不规定。主要表现在：除了《民法通则》外，这几部法律基本上都从行政许可、行政管理和行政处罚的角度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进行了较为充分和详细的规定，而规定了公民所享有的私法上的各种类型的准物权的法律法规有：有关矿业权方面的，《矿产资源法》对探矿权、采矿权有较为系统、明确的规定；《民法通则》第83条第3款概括规定了国家保护合法的采矿权。有关水权方面的，2002年新修订的《水法》第48条首次规定了取水权的概念，但对其他类型的水权则没有规定。有关渔业权和狩猎权方面的，《渔业法》和《野生动物保护法》都只注重从行政管理和环境保护方面进行规制，没有规定私法意义上的渔业权和狩猎权。可以说，这几部法律都没有脱离计划经济的桎梏，与我国现在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背道而驰。

（二）准物权制度与物权法典或民法典的制定

第一，国外的立法例：国外民法典都没有将整个准物权制度规定于物权法典或民法典中，如德国是通过附属物权制度将准物权规定在单行法之中。

第二，国内几种物权法典或民法典草案有关准物权规定的综合考察：

1.梁慧星教授主持的社科院物权法草案和孟勤国教授的物权法草案都没有有关准物权的规定。（请参见相关的草案，下同）

2.王利民教授主持的人民大学物权法草案第三章“用益物权”下“特许物权”节规定了养殖权与捕捞权、采矿权与探矿权、林业权、取水权、狩猎权五目，该草案在规定准物权方面的特点是用一节的形式规定了特许物权（准物权）制度，并且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将特许物权（准物权）制度规定在用益物权之中，也即，把准物权或特许物权作为用益物权的一种。

3.全国人大法工委在综合专家意见稿的基础上形成《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后经过修改并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该民法草案物权编“用益物权”部分将采矿权与探矿权、取水权、渔业权分别设章与居住权等用益物权一起并列规定，把《物权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中规定的驯养权、狩猎权删除。该民法草案物权编的特点是把探矿权与采矿权等准物权视为用益物权，但没有规定全部的准物权类型。

4.《物权法（草案）》（二次审议稿）没有规定准物权制度，而把征求意见稿中规定的准物权类型从中删除。

总结国内的各种立法建议和草案，我门可以发现：除了少数几个学者建议将准物权规定在物权法用益物权中，国内大多数的学者都不赞成在物权法或民法典物权编中全面规定准物权制度，《物权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也删除了有关准物权的规定；有学者主张首先承认准物权为物权的一种，满足物权法定的要求；其次，物权总则在理念上，在规范设计上给各种准物权留足成长的空间，具体制度应由单行法来规定[4］。

本文认为，将准物权认为是用益物权，进而将准物权制度全面规定在物权法（编）中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正如前问所述，准物权是对一组在内容和性质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差异的特殊物权的总称，由于各种具体的准物权类型在权利主体、客体和权利构成上都有很大的差异，没法抽象出一个相对具体、明确而又统一的定义，而只能对其进行个别化和类型化的分析。综观各种具体的准物权类型，其与用益物权在权利主体、客体和内容上都有很大的差异：

首先，在权利的主体方面，对用益物权而言，按照通常的理解，只需要符合一般的民事主体的条件，而一般没有环境保护方面的资质要求，如地上权的主体一般没有环境保护方面的资质要求（吕忠梅等教授认为一般物权的权利人负有环境保护方面的义务，此种观点值得重视，但并非学术界的通说）。准物权的权利人除了要符合一般的民事主体的条件外，还要符合一定的资质，这些资质主要表现为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方面的资格条件，如《矿产资源法》第15条的规定，设立矿山企业，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并依照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由审批机关对其矿山范围、矿山设计或开采方案、生产技术条件、安全措施和环保措施等进行审查，审查合格方可批准；等等。

其次，在权利的客体方面，用益物权的客体具有单一性和特定性，一般是指土地和房屋，且该土地一般也是指地表而不包括其中包含的矿产和岩石等；而准物权的客体具有复合性和不特定性。复合性表现在：一些准物权如矿业权的客体是特定矿区的地下土壤和其中的矿产资源；捕捞权的客体为一定的水域和水中的水生动植物，都表现为一定的复合性；不特定性表现在：如矿业权客体中一定矿区土壤中的矿产资源不一定存在，有待进一步的勘探和开采，所以要有探矿权和采矿权的存在；水权的客体为水，而水具有流动性，难以特定，只能进行一定的度量。

再次，在权利的内容上，各种用益物权在大体上都具有统一性和确定性，表现为占有他人的土地、房屋等不动产进行使用收益，如建造房屋，种植作物，通风采光等；而准物权在总体上不具有统一性，各种具体的准物权类型在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复合性和特殊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和用益物权又具有交叉性，如矿业权在权能或权利构成上包括两方面：一是特定矿区的地下使用权，这是一种典型的用益物权；二是矿区地下土壤中的矿产资源的勘探、开采权，这是一种与行政许可相关的特殊权利，不同于传统的用益物权。在我国，由于在法律上土地和矿产是两个物，取得一定矿区的地下使用权这种用益物权不一定取得该矿区土壤中的矿产的勘探、开采权，但取得了矿业权就同时取得了上述两种权利。因此矿业权在权利内容上具有复合性，同时和用益物权具有一定的交叉性，但传统的用益物权只能涵盖其第一个权能，而不能及于第二个权能。与此相类似，渔业权和狩猎权在权能上也具有一定的复合性，同时也拥有某些用益物权的权能。但水权在权能上表现为使用水并获得收益这单一权能，和其他的准物权类型相比具有特殊性。

因此，各种准物权类型在主体、客体和内容上都和用益物权有很大的差异，至少不能把所有的准物权类型都简单地囊括在用益物权之中，这样做首先在逻辑上就没有说服力；其次，把所有的准物权类型都规定在用益物权之中必然造成很多的混乱，会出现许多的物权制度都要规定例外的情形[5].

（三）按准物权制度的功能全面建构具体的准物权

既然准物权本质上是一种物权类型，有物权就有自物权和他物权的分类，有他物权必有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分类，准物权不是自物权和担保物权，和用益物权也有极大的差异，那是否传统的物权体系就不能容纳准物权制度呢？如何满足准物权的物权性要求？有学者主张在物权法中概括地规定有关的准物权内容，并在理念上和规范设计上为各种准物权留足成长空间，具体制度应当有单行法来规定。（参见上文）本文认为此种观点具有借鉴意义，它不但满足了物权绝对性、排它性和物权法定等准物权的物权性要求，同时也体现了准物权的特殊物权的特性，在制度设计和法律适用上也避免了把准物权规定在物权法用益物权之中的缺陷，符合准物权在各方面的要求。但在单行法中，如何规定具体的准物权制度呢？本问认为，应该摈弃在单行法中只规定准物权的行政许可、行政管理和行政处罚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行政性质的制度，而不规定准物权私法性质的权利（义务）的做法，而应该按照准物权制度的功能全面规定准物权的上述两方面的制度。

首先，反对在单行法中只规定有关自然资源的行政管理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行政性质的制度而忽略各类经营者所享有的私法上的准物权。由于自然资源具有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资源的消耗将导致经济价值和的生态价值的同时消耗，忽略任何一种价值都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因此，在立法上，不能对这两种价值的实现过程即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进行分开立法。正是由于自然资源的这种属性，有关资源开发利用的准物权制度不是传统的的物权法所能包涵的，所以不能把整个准物权制度都放在物权法典之中。同样的道理，也不能把有关私法意义上的准物权制度和有关自然资源的行政管理和环境护等方面的行政性质的制度分开立法。否则，忽略或者粗略规定其中的任何一种制度都是不符合自然资源的这种属性，在实践中也必然导致自然资源的这两种价值的偏废，或者是只注重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或者是只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

其次，应该按照准物权制度的功能在单行法中全面规定私法意义上的准物权制度和有关自然资源的行政管理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行政性质的制度。由于准物权制度为权利人提供了一种通过取得准物权而实现一定经济利益的制度选择和法律保障，准物权制度具有经济，应该在单行法中详细规定各种类型的准物权的内容及其效力，使得权利人能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有法律保障，克服短期行为，使自然资源的经济性价值得到充分实现；另一方面，在自然资源的经济性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其生态性价值便会消耗，因此，在准物权行政许可方面应严格限制，防止不具备资质的企业进入该领域；在准物权的行使过程中以及在准物权消灭以后，法律应该为权利人设定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义务，使准物权制度的生态得到实现；等等。在规定私法上的准物权的同时，在单行法中应该规定这种行政管理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公法义务。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矿业法、水法和渔业法重视对矿业权、水权和渔业权的规定，规定了私法上的准物权的各种类型和效力，同时也规定了经营者在自然资源的行政管理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公法性质的义务，明确了各种权利义务的界限，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值得我国借鉴。

参考文献：

［1］崔建远：《准物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2］王泽鉴：《民法物权》，（第一册）三民书局1992年9月版，第6页；

［3］刘保玉：《物权法体系设计问题之我见》，载于王利明等主编《中国民法典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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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教材建设；案例教学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全面总结和科学部署。社会发展对环境类专业毕业的大学生需求将更大，对高校环境类专业大学生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环境类课程的设置和教学，既要考虑学科特色，也要兼顾社会的实际需求。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是环境类专业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随着社会的需求，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课程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就教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

一、存在问题

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是环境学科中一门比较重要的专业选修课。该课程与环境影响评价等课程类似，理论和实践要求较高，对于从事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相关工作非常重要。但是，该课程与专业基础课如环境监测、环境化学、环境微生物学等课程不同，缺乏相对成熟的理论和知识体系，教学效果不尽人意。

（一）缺乏合适教材

目前，设有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相关课程的高校，选择教材差异较大，课程内容不同，深浅不一。据本文调查，作为高等教学教材出版的重点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只有规划教材《化工清洁生产技术概论》《清洁生产导论》等，其它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也不多。这些教材主要存在如下几个问题。1.偏重理论概述，与社会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要求有一定差距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课程主要内容包括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基本理论基础、清洁生产评价方法及审核程序、清洁生产实施途径、清洁能源和产品、生态农业和工业（或农业循环经济、工业循环经济）、循环型社会等。从内容来看，重在理论讲解，案例也以国内外典型案例为主。教材中缺少实践内容，如清洁生产审核方法和程序，均按照“筹划与组织、预审核、审核、方案产生与筛选、方案确定与实施、可持续性清洁生产”等环节展示。这部分内容有相对容易理解的部分，如筹划与组织等；也有不好掌握的内容，如财务分析等。大部分教材以讲解过程为主，缺乏必要的案例解析，难度较大。再如，循环经济模式，如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属于循环经济的一部分内容，但教材中例子相对较少，大部分都是经典案例，国内最新、更加实际的案例不多。2.教材较少，编制时间长，更新慢，国家新政策、新法律法规落实不够以高等教育出版社为例，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方面教材不多，仅有2007年和2006年出版为数不多的教材。由于教材更新较慢，相关法律和法规、行业标准等没有体现，典型示范园区、示范工程在教材中也很少涉及。例如，2010年后新增数个清洁生产行业标准，2017年陆续颁布排污许可制度、环保税法等，教材都没有涉及。目前，教材提供的大部分是20世纪中叶国外典型案例，对学生实践能力提高帮助不大。

（二）授课方式单一

授课方式仍然以理论授课为主，主要是清洁生产主要理论，环境资源价值理论，环境容载力理论,废物与资源转化理论,最优化理论等。理论知识枯燥，内容繁多，学生不易理解和掌握。课程知识与当前人们的认知存在巨大差距，单纯的理论讲授无法改变人们对知识的认识。例如，“清洁生产”不同于“末端治理”，大部分学生认为降低污染的根本途径仍然停留在末端治理。再如，循环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区别，生态工业与传统工业的区别，生态农业与传统农业的区别，等等，这些内容采用单纯的理论授课效果并不理想。

二、对策

（一）编写新教材，建设辅助案例库

一门好的课程，需要一本优质教材。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内容较多，清洁生产方面包括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基本理论基础，清洁生产评价方法及审核程序，清洁生产实施途径，清洁能源和产品；循环经济方面包括生态农业，生态工业，节约型社会等。单纯的知识讲解，学生以记忆为主，应用能力提高相对薄弱。因此，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教材应该理清知识体系、知识应用环节等。另外，根据现实情况，重点突出实践能力培养，突出清洁生产审核方法和程序，并辅以法律法规、标准、案例等内容，加深学生对此部分内容的掌握，后续开展清洁生产相关教学。突出循环经济概念，辅以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加深学生理解宏观循环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区别。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应该加强案例库建设。以清洁生产审核为例，开展清洁生产的行业很多，如水泥、石化、酒精等。然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师，不会对每个行业都很了解。为了更好熟悉行业清洁生产标准、清洁生产审核过程，了解清洁生产水平，建设高质量案例库十分必要。在案例库中，通过近些年的案例展示行业标准，展示清洁生产审核过程和成果。通过案例库建设，不仅可以扩大授课范围，也可以直观了解清洁生产审核过程。

（二）探索案例教学

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虽然是一门重在讲授清洁生产及循环经济相关理论的课程，但在当前节能减排的形势下，更应关注相关理论如何应用于实践，很多内容需要提供更加生动的案例来展示。多个法律文件已经为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提供了规范性的指导，实践中有更多政策和实例支持。《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法》等法律文件明确了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的定义和范围。对于学生来说，通过法律文件的描述，无法更深入地理解定义。因此，通过必要的案例阐述法律文件规定的内容，对于更好地掌握这些基本理论十分必要。国家已经陆续发布或修订了数十个行业清洁生产标准，如《清洁生产标准——酒精制造业》《清洁生产标准——水泥工业》《清洁生产标准——合成革工业》等。单纯介绍相关标准，对于未接触过企业生产的学生来说太抽象，行业间的差别导致学生很难从直观上掌握相关知识，以及行业清洁水平。因此，结合标准，提供一些具体企业的基本情况（包括工艺流程、能耗和物耗、产污环节、环保措施等），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基本情况（各企业生产情况、产品副产品去向、企业间合作关系、区域环保措施等），有条件的话提前进行实习等，对于理解和掌握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十分必要。课程知识与当前人们的认知存在差距，需要通过案例改变对知识的认识。例如，“清洁生产”不同于“末端治理”。为改变大部分学生根深蒂固的观念，在讲授该部分内容前，通过引入一些案例，导入清洁生产的核心是全过程控制，通过鲜活的实例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授课结束后，结合案例库，通过实际案例展示清洁生产与末端治理的区别，通过案例贯彻授课始终的方式来提高授课质量。再如，生态工业与传统工业的区别等，这些知识内容可以提前通过视频、图片等方式介绍，深入剖析各工业区内运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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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环境 法律体系 环境保护

在2011年三月份，我国形成了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法规体系，该体系是以宪法为领导、以宪法相关法、商法和民法等法律部门为主要内容，由行政法规、法律、地方法规等各个层次的法律法规共同构成的。同时，该法律体系的形成，也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依法治国的初步阶段，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都能够有法可依。基于此背景，本文就当前环境法律体系的构建进行研究后发现，我国学界对与环境法律体系内部构造的认知不统一，所谓的环境基本法只是一个空壳，并没有什么具体作用，其内部各个单行法之间不协调，法律实际的利用率较低。因此，统一和完善其内部架构、提高各单行法的协调性是当前环境法律体系的首要建设任务。

一、环境法律体系的架构

目前，我国的环境法律体系已经逐渐的成为了一个类别较为齐全、结构相对完整的部门，该部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法律构成：

（一）防治环境污染的法律

关于此方面的法律，在现行的《环境保护法》中的第四章，对环境污染的概念具有列举性的规定。其规定了环境污染的内容为：在生产建设等活动中产生的废水、废气、粉尘、噪声、废渣、放射性物质、振动以及会对环境产生污染的气体等都属于环境污染物。目前，此类的具体法律法规有《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六部单行法律法规、《农药管理条例》、《海洋清肺管理条理》等近十部行政法律。无论是单行法还是行政法，其内容都是表明了环境污染的行为，为人们治理该行为提供法律法规依据。

（二）保护自然资源的法律

所谓的自然资源，指的是由自然界自己孕育的、能够满足人们生产生活需要的、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带去便利的物质与能量。例如，水、大气、森林、生物、矿产等都属于自然资源保护法的保护范围之内。我国采取的往往都是综合勘探、开发、利用、循环使用、开发新能源的形式来对自然资源进行保护，从而达到适度开发的目的。目前，我国此方面的法律主要有：《草原法》、《森林法》、《渔业法》等十余部法律法规。

（三） 生态保护法

所谓生态，学术界的定义是：一切生物有关的、带有各种相互关系的总称，而生态保护就是要对这些事物施行有效的保护方案，从而提高对生态系统的服务质量，为公众的生态利益提供保障。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对生态的破坏以及受到的生态环境的报复，是我国充分的认识道路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由此，便开始加大对此方面进行立法管理。目前，我国已有的生态保护法主要有《水土保持法》、《防沙治沙法》等近十部成文法。

（四） 循环利用资源的法律

由于近几年我国在发展经济的时候只是在单纯的追求经济效益，使得在此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浪费比较严重，并且，伴随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资源的作用也愈发的重要。基于此社会背景，原有的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逐渐被合理利用资源的循环式经济发展模式所取代，这也将是我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这一经济模式的提出，使得降低生产过程中废物的排放量、提高资源的循环在利用、使用再生能源的概念融入到了当今的社会中，这也使得环境基本法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分支，即循环利用资源法。由于该类型法律出现的时间较晚，因此，目前我国只有《清洁生产法》与《循环经济促进法》两部法律与此内容相关。

此外，我国环境法律体系中还有与节约能源、减少排放法，以及防灾减灾法等7部环境保护法，这些法律的颁布都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促进当今经济的发展，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二、 当前环境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 环境基本法处于“空壳化”

环境基本法时我国《环境保护法》立法的定位，为我国环保的基本原则和制度的制定提供了标准，并将防治环境污染、保护生态与自然资源等方面的内容纳入到了环保的范围内。但是，本人在对该法律中条例的安排与设计的环保内容进行研究分析时发现，当前的环境保护法还无法满足环境基本法的要求，其内容还存在着一定的缺失，不能够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该法的实施效果来看，环境保护法已经有近二十年的时间没有被修订了，所以，其内部的法律法规已经与现实社会脱节，且无法跟上时代的发潮流，这也是后来制定的单行法为什么无法同环保法相融合的一大重要因素。由此可以看出，要想充分的发挥出环境基本法的重要作用，首先要做的就是修订《环境保护法》。

（二）没有明确的内部划分，缺乏协调性

根据上一点对当前环保法的研究可以发现，目前，我国法学及对环境法律法规体系的架构认识仍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知观念。环保部门除了对循环经济法、低碳减排法和应对气候变化法等新兴起的法律的归属权存在争议之外，对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等环境法律部门在划分上仍不明确。从内容上来讲，生态环境保护法在内容上更注重对与生态有关内容的规定，讲求的是生态的平衡性，与生态学的关系比较密切，所以，生态环境保护法一定要遵守生态发展规律，体现出生态环境的特色。并且，由于生态环境属于自然环境的一部分，与自然资源的关系比较密切，这就是使得该法律法规主要是在与自然资源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生态环境保护法的这一特性使其成为了一个综合性较强的部门，对自然资源保护法部门的依赖性较强，但是，由于二者又都是独立的法律，使得其在划分时十分困难。对此，相关部门在对此类型的法律法规进行部门划分时，一定要充分的挖掘该法律的本质部分，从其核心内容出发，依据其性质和职责进行部门的划分，从而提高各单行法之间的协调性。

（三）立法不周延

从当前我国环境法律体系的内部逻辑构造与现实社会对环境保护法的需要这两个角度来看，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在立法上还是不周延，存在着严重的立法缺失，对部分重要领域的环保内容没有给予明确的规定，其中，最明显的便是在生态保护法方面。由于生态保护观念是在近几年才被提上日程的，所以我国人民对于其相关的概念和界定的认识还不是很全面，对于生态环境的价值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度。并且，大部分的立法人员还是依旧将生态保护归纳到自然资源保护的范畴，以为加强自然资源方面的立法，就是在加强生态保护法，使得我国生态资源的立法处于薄弱阶段，在生态保护方面的立法不全面，没有针对生态的资源、环境、生物多样性等多个方面进行立法保护导致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出现无法可依的情况。另外，环境责任法作为保障环境法顺利实施的重要因素，完善其法律的构建，对于提高我国环保基本法的效用具有重大的作用。但是，我国传统的环境责任法中的相关规定已经无法满足新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于专门环境损害的责任立法也存在缺失，使得公众利益严重受损，环境法威信受到质疑。

三、完善环境法律体系的措施

我国环境保护部门要想建立一个内在协调、部门统一与和谐相处的法律体系，必须要对现行的环境基本法内容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对其中各单行法之间的关系重新的整理，全面的理顺和整合各法律法规间的关系，从而完善环境保护相关立法。

（一） 回归环境基本法的定位，全面发挥其作用

目前，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其内部相关的法律法规已经滞后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与保护环境的需要，并且，由于长时间没有得到相应的更新和完善，其内部已经呈现出“空壳化”的状态，这一切的原因就使得该法律法规已经无法有效的对单行法的立法进行指导，这也使得社会对重修该法律的呼声越来越高。因此，我国全国人大常委在2012年八月三十一日对《环境保护法》进行初步的修改，并向全社会征集修改意见。一年之后，该法的二审程序被再次开启，但是在此次对该法的修改定位则有原来的“修改草案”改为了“有效修改”，此修改理论与社会的期望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由于新的修改条文只是环境影响的评价、污染排放的收费、环境标准，检测、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责任等几方面的内容进行简单的整改，并没有从根本上对该法的本质进行整改，所以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满。对此，为了能够更好的安抚社会各界人士的情绪，提高环境保护法的有效作用，其立法者应该要完全的从其部门与集团的利益中解脱出来，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想问题。并且，立法者还需要明确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定位，即保护国家环境，以立法的思路和政策模式为立法原则，制定出符合当前社会发展需要的、带有中国特色的新环境保护法，从而完善环境法律体系的架构。

（二） 协调体系内部法律关系，完善立法

法律法规体系的一项基本要求是要内部协调统一，各部门之间相互链接。同其他类型的立法一样，环境立法也需要遵循这一基本要求，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每成熟一个与环境相关的立法，便制定出一个来，这种立法方式，便导致现今的环境法律法规体系内部缺乏协调性，各单行立法之间无法有效的链接。为了能够使环境法充分的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就需要对其内容进行重新的构架和完善。环境法律法规体系主要包含了生态保护法、防灾减灾法等七大方面的法律法规内容，所以，在对该体系进行完善和整合时，一定要从这七大方面入手，根据其相关的联系，完善立法。对此，立法机关要统筹的考虑该体系的内部架构以科学发展观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基于宪法与环境法的要求，全面的审视该体系内各法律法规与规章制度内容，并及时的废除该体系中不合理的法律，改立新的法律。其具体的措施为：一是，将计划经济时代制定的环境法中不包含当前社会发展情况的内容添加到新体系中，对有关市场机制下环境问题的解决对此、排污权利、生态破坏补偿条例等方面的内容补充进去。二是，找出环境法中各单行法之间相互冲突的条例，将这些法律法规从该体系中清除出去，从而保证该体系内部的统一性和协调性。三是，提高该法律体系的可操作性，因为，当前该体系中存在着许多的“政策法”，即只是为了满足政策而颁布的单行法，这些法律往往没有什么实际效应。因此，立法人员应该结合实际情况，对这些法律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使其能够具有可操作性和执行力。

（三） 将环境法律体系法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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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土流失；水土保持；环境保护

中图分类号：TV 文献标识码： A

一、水土保持设计

根据国家水土保持建设程序，前期工作分为规划、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四个阶段。

（一）项目建议书阶段

项目建议书是在规划指导下确定工程立项的重要阶段，经审批后作为可行性研究工作的依据。项目建议书应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与地区经济发展规划的总要求，在经批准的区域综合规划、江河流域（河段）规划、水土保持规划等相关规划的基础上，明确现状水平年和设计水平年，对项目所在行政区域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水土保持基本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查，充分论证项目建设的必要性；提出建设任务、目标和规模，基本选定项目区，并对项目区的工程建设条件进行必要的调查，在可靠的资料基础上，提出项目建设的总体方案，进行典型设计，估算工程投资；评价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项目建议书的主要内容和深度应符合以下要求：

（1）说明项目所在行政区域内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水土流失及其防治等基本情况，论证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2）基本确定工程建设主要任务，初步确定建设目标。

（3）基本确定建设规模，基本选定项目区，初步查明项目区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水土流失及其防治等基本情况，涉及工程地质问题的应了解并说明影响工程的主要地质条件和工程地质问题。

（4）初步确定工程总体方案，选定典型小流域，进行典型设计，对大中型淤地坝、拦沙坝等沟道治理工程应做重点论证。

（5）推算工程量，初步拟定施工组织形式及进度安排。

（6）初步拟定水土保持监测计划。

（7）初步拟定技术支持方案。

（8）初步明确管理机构，初步提出项目管理模式和运行管护方式。

（9）估算工程投资，初步提出资金筹措方案。

（10）进行国民经济评价，提出综合评价结论。对利用外资项目，还应提出融资方案并评价项目的财务可行性。

（二）可行性研究阶段

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应以批准的项目建议书或规划为依据，贯彻国家基本建设的方针政策，遵循有关技术标准，在对工程项目的建设条件进行调查和勘测的基础上，从技术、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对工程项目的可行性进行全面的分析、论证和评价。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和深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1）论述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确定项目建设任务。

（2）确定建设目标和规模，选定项目区，明确重点建设小流域（或片区），对水土保持单项工程应明确建设规模。

（3）明确现状水平年和设计水平年，查明并分析项目区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技术条件、水土流失及其防治状况等基本建设条件；水土保持单项工程涉及工程地质问题的，应查明主要工程地质条件。

（4） 提出水土保持分区，确定工程总体布局。

（5） 估算工程量，基本确定施工组织形式、施工方法和要求、总工期及进度安排。

（6）初步确定水土保持监测方案。

（7）基本确定技术支持方案。

（8）明确管理机构，提出项目建设管理模式和运行管护方式。

（9）估算工程投资，提出资金筹措方案。

（10）分析主要经济评价指标，评价项目的国民经济合理性和可行性。对利用外资项目，还应提出融资方案并评价项目的财务可行性。

（三）初步设计阶段

根据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可行性研究阶段)报告书，对各项水土流失防治工程进行初步设计。初步设计阶段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水土保持初步设计依据。

（2）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及面积。

（3）开发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面积、数量预测。

（4）水土流失防治工程的初步设计，重点工程应有较详典型设计。

（5）水土保持投资概算。

（6）实施的保证措施(机构、人员、经费和技术保证等。

二、水土保持实施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应严格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实施临时措施、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同时开展水土保持监理和监测工作。

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落实资金、管理等保障措施，做好本方案下阶段的工程设计、招投标和施工组织工作，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监督与管理，切实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

2、定期向上级行政主管及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并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3、委托具有水土保持监测资质的单位承担水土保持监测任务，并及时向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监测报告。

4、委托具有水土保持监理资质的人员承担水土保持工程监理任务，加强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监理工作，确保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质量。

5、采购石、砂等建筑材料要选择符合规定的料场，明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并向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6、水土保持后续设计应报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7、按规定将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于30日内分送项目所在流域机构及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并将送达回执报水利部水土保持司。

三、环境保护设计

水利水电工程初步设计阶段的环境保护设计应包括下列主要任务和内容：

1 根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意见，在工程初步设计报告中具体落实环境保护措施、监测与管理规划等的设计，并根据设计成果提出环境保护投资，编写工程环境保护设计篇（章）。

2 环境保护设计包括水环境保护、生态保护、土壤环境保护、移民安置环境保护、人群健康保护、景观保护、施工污染控制、环境补偿措施、环境监测与管理、环境保护投资概算等设计内容。

四、环境保护实施

工程建设期间应按环境影响报告书和环境保护设计确定的环境保护措施开展环境监测与管理工作。建设单位应依据工程环境影响程度、范围、影响要素，对需要监测的环境要素，提出监测点位布设、监测项目、监测频次及数据处理等要求。各环境要素监测技术要求参照国家及行业现行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进行。

环境监测可划分为施工期和运行期环境监测两个时段，环境监测点位设置应尽量与例行监测相结合。环境监测计划中应附环境监测点位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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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断加强全镇全域无垃圾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宣传工作，着力营造全镇上下开展全镇全域无垃圾农村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加快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进建设美丽宜居乡村的浓厚舆论氛围，结合《区全面推进全域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精神和我镇实际，制定本宣传方案，现就进一步加强全镇全域无垃圾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宣传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安排。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紧紧围绕镇党委、政府关于全镇全域无垃圾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的决策部署，充分利用镇机关电子屏、各村悬挂横幅、刷写墙体标语、环境卫生红黑板、大美微信公众平台、微信群、大小会议、乡村舞台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宣传全域无垃圾行动，着力改善镇容村貌，提升群众生活质量，全力打造生态美、百姓富的和谐，大力宣传农村环境卫生整治的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曝光一批破坏农村环境的典型，营造全方位动员、各方面参与的良好氛围。坚持大力宣传与文明创建相结合，做到全面动员、人人参与、户户行动、家喻户晓，着力在全镇形成人人参与环境卫生整治、个个树立文明卫生意识的良好局面。

二、宣传重点。X.深入宣传农村环境卫生整治的重大意义。深入宣传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宣传农村环境卫生整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发展环境、建设美丽乡村的现实需要，是改善农村面貌、提升农民生活质量、建设村庄秀美、环境优美、生活甜美、社会和美的美丽宜居乡村的重大举措，宣传全镇全域无垃圾的重要意义，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X.深入宣传农村环境卫生整治的科学知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引领，持续深入开展宣传教育进村庄、进企业、进校园、进单位，以点带面，全面推进，教育引导广大群众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深入宣传农村田间道路、房前屋后清洁卫生、水源地保护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和保洁方法，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科学维护卫生环境并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X.深入宣传农村环境卫生整治的工作内容。深入宣传镇党委、政府全镇全域无垃圾的工作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使农民群众深刻认识自己的主体地位，明确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广泛调动广大群众的主人翁意识，积极配合、主动参与到全镇全域无垃圾农村环境卫生整治行动中来。

X.深入宣传农村环境卫生整治的典型经验。利用大美微信公众平台、大力宣传我镇开展全镇全域无垃圾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中的特色亮点，及时曝光破坏农村环境的典型案例，维护公共环境，引领文明新风，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三、宣传方式。X.按照全镇全域无垃圾环境卫生整治会议精神，沿辖区主干道设立环境卫生整治宣传栏、书写宣传标语、悬挂横幅、出动宣传车，每周到各村巡回宣传镇全镇全域无垃圾农村环境卫生大整治，做到全镇农民群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教育引导广大农户踊跃主动参与全镇全域无垃圾环境卫生整治工作。

X.各党支部通过召开党员会议，宣传全镇全域无垃圾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的目的、意义、措施等。组织机关党员、各村党员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活动，充分发挥党员在全镇全域无垃圾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中的先锋模范作用，调动群众参与环境卫生整治的积极性。

X.各村要充分利用黑板报、宣传栏、微信群等方式宣传全镇全域无垃圾环境卫生整治工作的重要意义，教育引导广大村民踊跃参与全镇全域无垃圾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各村要选出一名环境卫生整治宣传员，各组选出一名宣传员，加大对全镇全域无垃圾农村环境卫生整治的宣传工作，向每家每户发放《致广大父老乡亲的一封信》、《镇全镇全域无垃圾环境卫生整治倡议书》。

X.各驻镇单位要做好思想教育、宣传引导、工作指导，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全镇全域无垃圾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各学校要深入开展相关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小手拉大手、户户讲清洁”活动，“环境保护人人有责”主题班会，每周二组织学生清理校园周边的垃圾等方式，提升中小学生文明卫生意识，传播健康生活理念、传递正能量，带动学生家长、左邻右舍，做“美化家园，从我做起”的践行者。工商所、食药所要负责辖区个体户的卫生整治及门前“三包”的落实，做到逐户通知宣传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切实提高环境卫生整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派出所负责“五禁”决定落实及不履行责任农户的教育工作。水管站负责河道及渠道垃圾及环境卫生的整治宣传。同时，各驻镇单位在日常工作过程中也要积极做好群众的环境卫生整治思想宣传引导工作。

X.结合农村文明村镇、文明家庭、“星级文明户”创建等工作，推出一批农村全镇全域无垃圾环境卫生整治的先进个人和典型事迹，突出宣传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中的先进人物、典型事例，充分发挥典型引领作用，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身边人说身边事，广泛调动村民主人翁意识，动员村民主动清洁房前屋后卫生、维护公共环境，引领文明新风。积极完善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事会等机构，提倡勤劳节俭美德，培育健康生活方式。同时利用大美设置开通投票评选开展镇全镇全域无垃圾最美乡村活动，让老百姓积极参与评选最美乡村。

X.相关站办所要认真执行镇党委、政府开展全镇全域无垃圾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的各项决策部署，做好工作指导，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参与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切实加大全镇全域无垃圾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的宣传力度。

四、工作要求。X.加强领导，统筹安排。开展全镇全域无垃圾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意义重大，各党总支部、各单位务必要深刻认识开展全镇全域无垃圾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做到思想上高度重视、工作上精心准备、宣传上积极策划、配合上协调到位，切实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镇全域无垃圾农村环境卫生整治行动中，形成上下联动、部门协同、群众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篇8

【关键词】公路；生态环境；声环境；环境影响评价

0.前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运输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公路交通在综合运输体系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公路的数量也随之逐年增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3号）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公路类建设项目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公路类建设项目应重点关注工程选址选线的环境合理性和可行性，施工期土地占用和土石方开挖对沿线的生态破坏及水土流失的影响，施工噪声对沿线两侧居民、学校等敏感点的影响。营运期重点关注交通运输噪声对声环境质量和沿线声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环保措施。

1.公路类建设项目及环境影响评价特点

公路工程为线形，局部影响范围较窄，主要集中在线路两侧；整体影响范围很长，与线路长度相当。由于公路工程的“线形、带状”特点，决定了其涉及区域多，影响范围广，环境影响时间长，以生态影响为主等特点。

2.公路选址选线的环境合理性和可行性[1]

2.1符合沿线区域的相关规划

公路选址选线应当符合沿线的城市发展规划、环境保护规划、环境功能区划、生态保护和建设规划、区域交通规划等规划。

2.2有效避让环境敏感区

公路项目应尽量避让沿线易于受到公路建设产生的生态、景观、噪声、大气、地表水影响的环境敏感点，包括文物保护单位、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态敏感区域等。

2.3符合国家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2.4符合国家土地利用的有关政策

3.施工方案合理性

在进行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时，应针对具体的施工方案进行，关注施工方案中施工布置、建设进度、施工规划等可能造成的环境问题。

项目大桥、隧道工程及互通立交为控制工期的重点工程。在整个施工组织计划中，应优先安排重点工程的施工，以保证施工进度。便道、便桥、临时房屋、临时电力及生活用水等临时工程，应在开工前完成。路基中心填方高度超过20m时，宜和桥梁做方案比选，“以桥代填”[2]。涉及开挖深度较大的路段，可考虑“以隧代挖”的方案。

4.施工期环境影响评价

公路建设项目施工期重点关注工程占地和土石方开挖对沿线的生态破坏及水土流失的影响，施工噪声对沿线两侧居民、学校等敏感点的影响。

4.1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4.1.1对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

从沿线评价范围的生态系统类型多样性、生物群落类型多样性、物种多样性角度，分析对沿线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影响。

4.1.2对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影响评价

分析公路建设对评价范围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的影响。分析公路建设前后，沿线生态系统类型转变情况。

4.1.3植物生态影响评价

主要从公路各种类型施工对沿线植被破坏情况，分析对评价范围植被覆盖、生物量损失、重点保护植物等方面的影响。

4.1.4动物生态影响评价

重点分析公路施工对沿线珍稀濒危保护动物和国家级、省级重点保护动物的栖息、迁徙和保护是否会产生影响。重点分析是否会对野生动物的活动形成阻隔影响及影响程度。

4.1.5各类临时占地的生态影响评价

重点分析各类临时占地（取土场、弃土场、施工便道、施工料场、拌合站、施工营地、水泥构件预制场等）施工期及恢复前的生态影响分析，生态恢复后的生态影响情况。

4.2声环境影响评价

公路工程施工噪声主要来自于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压路机、摊铺机、拌和机械等设备，各类施工机械噪声测试值可参照《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范》（JTGB03―2006）表C.3.1、C.3.2的相关数据[3]。采用噪声随距离衰减模式，预测施工噪声影响范围及程度。对沿线敏感点进行预测时，应叠加背景值，并评价是否符合相关标准限值要求。

5.营运期环境影响评价

公路类建设项目营运期重点关注交通运输噪声对声环境质量及敏感目标的影响。

5.1预测模式及参数选取

采用《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4]推荐的公路交通运输噪声预测模式进行预测。给出预测参数，包括典型年份交通量，昼夜车流比、小时车流量等。

5.2预测结果及评价

给出每个路段、典型年份达标距离预测结果；沿线不同路段、每个声环境敏感点典型年份的声环境预测结果、超标情况、超标影响户数。按照评价等级要求，绘制等声级线图。根据预测结果，划定声环境控制距离，提出沿线两侧用地规划的限制性建议。

6.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期和营运期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应针对工程产生的实际环境影响提出，应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在经济技术论证的基础上应达到相应的环境保护标准和规定的要求，消除不利环境影响。

7.结论

公路选址选线的环境合理性、施工期土地占用和土石方开挖对沿线的生态破坏及水土流失的影响，施工噪声对沿线两侧居民、学校等敏感点的影响，营运期交通运输噪声对声环境质量和沿线敏感目标的影响，均属于环境影响评价重点评价内容，环评工作者应对相关内容进行详细阐述，并提出针对性的环保要求。

【参考文献】

[1]环境保护部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交通运输类环境影响评价[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1.

[2]JTGD30-2004公路路基设计规范[S].

篇9

关键词：全球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课程建设；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05-0053-03 一、引言

目前，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正导致全球变暖，冰山融化、海平面上升淹没沿海城市、气候紊乱导致极端天气频频发生；生态系统持续恶化，珍稀物种不断消失，人类在地球家园中的朋友越来越少；在周围的环境中，大量有毒化学物质随意排放，不仅造成环境污染，还使许多重金属元素随着食物进入人体，威胁公众健康。自20世纪末以来，人类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与环境危机，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因此，为了人类共同的未来，如何解决解决环境与发展之间的问题，也成为人类热议的话题之一。所谓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现代大学生是我国解决环境问题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环境保护意识、生态意识的形成也将决定我国环保事业的成败[1]。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各高校普遍开设了面向非环境专业学生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类的通识课，《全球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是其中之一。该课程以当前全球出现的一系列生态和环境危机为主线，旨在培养大学生正确的环境伦理观，提高其环境素养，掌握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进而提高其保护环境的意识[2]。

经过两年该课程的教学过程，结合其他高等院校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课程的经验，本文从该课程的教学模式、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总结了自己对该课程的理解，希望能对此类课程教学效果的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的激发以及对于高校环境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科学设置教学内容，保证内容的实时性

（一）课程内容合理化

为了紧跟学科前沿，该课程选择清华大学钱易主编的国家“十五”规划教材《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第二版）作为教材。该教材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为一体，学科的覆盖面广，本课程涉及生态学、资源学、环境学、伦理学、经济学、治理学等诸多学科，可持续发展理论等方面内容丰富[3]。但教材的更新毕竟与当今发展中不断涌现的环境问题不能同步，且学生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具有量大，面广，及时的特点，因此，如果完全以该教材作为教案，则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

考虑到教材的局限性，该课程教案以本教材中的基本学科理论作为授课的理论基础，以全球最新的环境案例及环境保护形势和政策为主要授课内容，同时，适当结合学生的兴趣，介绍实时性的环境保护技术，缩短课程内容与环境科技前沿的距离。实践证明，这样既可以让学生比较容易的理解环境学科的基本理论，又不使授课内容与时展脱节，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教学内容专题化

由于该课程的设置主要面对非环境专业的学生，因此将课程内容以专题的形式，形成小型的完整的知识体系结构来教授，会更易于被学生掌握，例如全球气候变暖、酸雨、臭氧层空洞、物种多样性、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等。考虑到该课程的授课对象大多数来自非环境专业，因此，此类专题大多比较熟悉，而且是热门话题，例如，全球极端天气的发生，PM2.5的制定及危害等，学生很感兴趣，适当补充一些基本理论知识后，学生就能接受，从而使课程内容深浅得当，难易适中。

三、努力创新教学方法，保证模式的多样性

（一）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

《全球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课程是面向非环境专业学生，要求学生对知识掌握的深度不高，但知识面广泛，仅仅依靠传统的教学手段不足以完成教学目的。单一的教学方式，学生缺乏兴趣，学习效率也不高。因此，将现代多媒体技术应用到教学中，采用多媒体手段，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种状况。现代多媒体技术，内容极其丰富，通过生动的图片、动画和视频，从视听两个角度来强化教学内容，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和思考的能力，从而与传统的教师传授模式结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该课程部分内容比较抽象，例如讲解全球环境污染问题时，单纯地依靠传统的文字板书的教学手段，学生对于全球环境形势的严峻性难以形成直观深刻的印象。在讲授该专题内容时，可以采用图片和视频的手段，介绍历史上以及当前出现的环境事件，如1943年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56年日本水俣病事件、2010年墨西哥湾油田漏油事故、2011年铅酸蓄电池厂污染导致的血铅超标事件等。运用多媒体手段，通过这些生动具体的实例，给学生提供了图、文、声并貌的信息，可以让学生更深刻地领会全球环境形势的严重性以及世界各国面对环境危机事件时的处理对策[4，5]。同时，可以在课堂上播放一些环保类影片及环保专题的影像资料，如《可可西里》、《美丽的西双版纳》、生态农业、工业生态园等，既贴合课程的要求，内容丰富，寓教于乐，又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了课堂气氛，引发学生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受到了学生的喜爱。

（二）课堂教学与网络教学相结合

随着当今Internet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学生中计算机的普及率也几近100%。因此，构建网络教学平台变得可行，而且会促使教学手段的创新性改革。由于环境问题涉及的内容非常的庞杂，仅仅依靠课堂的短暂时间，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是远远不够的。课堂教学，可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将学生领入环境保护事业的大门。而要让学生真正地掌握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精髓，还要依靠网络教学的补充。

目前，很多高校构建了网络教学平台或精品课程网站，对于课堂教学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网络平台可由任课老师进行管理，放入课堂教学的课件，学生可以自主复习，重新学习课堂上没有接受和消化的内容。同时，平台应该增加丰富的教学素材，例如关于各个专题的实时资讯，新颁布的环保政策等。由于环境科学发展的迅速，这就要求网络平台上的内容和资源及时更新，以确保其时效性、典型性和实用性。同时，网络也可以提供师生互动的平台，例如BBS、聊天室或者Email。学生可以在平台上发表自己对于一些环境问题的看法，与同学们进行讨论，也可以就某个知识点进行提问，老师们也可以直接在平台上为同学解疑。这样，就形成了课外互动式的学习模式，有效地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加强教学效果。而且，网站应当设置一些题库和试卷库，方便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效果进行自主检查，老师也可以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根据反馈适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以达到更优的教学效果。

（三）采用互动式的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是根据教学目的要求，以案例为素材，使学生进入特定的情境之中，进行分析和解决问题。单纯的理论教学会使课堂气氛过于沉闷，因此要引用丰富的案例素材，结合理论知识来讲解知识点，增强课程的趣味性和生动性。在选择案例时，一定要根据教学内容和目的以及学生的兴趣，并适当考虑案例的时效性、典型性、针对性。例如在讲授“水污染状况及其治理”专题时，可以选择我国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作为主要案例，利用图片和影像的形式直观地展现苏州河的变迁以及治理的各项措施。由于整个案例非常具有代表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会对水污染及其整治逐渐形成一个系统清晰的知识结构。在播放影像资料之前，可以精心设计一些思考题，让学生带着问题观看案例，会起到更好的效果。

另外，还可以结合具体情况，邀请一些本领域的著名专家给学生做专题讲座。这种形式，既缓解了紧张的课堂气氛，还能使学生了解到最新的环境案例和理论，也颇受同学好评。例如，本学期，有幸邀请到了加拿大Alberta大学的James R.Bolton教授为本课程的学生介绍了加拿大Edmonton城将其中的一个机场改建为世界级的可持续发展社区的案例。该案例体现了人类居住社区绿色建筑，绿色能源与碳中和（Carbon Neutral）的理念，提供了一种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人类社区未来的发展方向。图1为James教授与学生讨论的场景。结束后，学生普遍认为一个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变为实实在在的案例更容易为同学所接受。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以老师为主体，学生被动地接受，缺乏双向的交流和信息的传递。这种教学形式上过于呆板，学生得到的知识比较肤浅，难以形成深刻的印象。而互动式教学可以克服以上的缺憾，它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中，老师和学生是一种教学相长的关系，甚至更加注重学生的主体学习地位[6]。因此，案例教学中，还应当加强学生与老师的互动。在本课程的讲授中，将学生分组，每组同学可以采用大家喜爱的形式展示本组感兴趣的环保话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授课老师对学生的观点进行点评，并计入一定的课堂成绩。这样既锻炼了学生自主思考问题，采用合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具有创新性，同时，也加强了老师与同学及同学与同学之间的互动。实施过程中，该形式效果良好，大家积极思考，采用的形式有电视采访，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情景剧模拟，小品等，很好的调动了学生的主体参与性，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的自主性，使之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图2为以电视采访形式进行活动展示的场景。

（四）实践调查与专题讨论相互结合

理论指导实践，环境保护最终也要落实到实践中。但是，大多数课程都缺少实践的环节，为此，结合实际情况，给同学提供一些亲身感受环境保护的实践。例如在讲授“水资源与水污染”专题时，结合我校创建节约型校园的案例，带领学生走出教室，到案例现场，让学生亲眼目睹正在运行过程中的水处理工艺，如我校采用膜生物反应器（MBR）处理学校生活污水以及校内水体的生态处理技术等。这种现场教学不仅填补了实践教学的空白，还能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提高其环保意识。

另外，可以在课后布置少量环境调查项目。选择一些典型性调查项目进行课堂讨论。例如，在授课过程中，有同学看到垃圾围城的图片，就提到了城市垃圾的处理与处置问题。一位来自台湾逢甲大学的学生说，在台湾，垃圾分类已经成为日常习惯性的行为，但来到这里以后，发现自己想分类都很难，因为在我们学校目前还没有分类或者只有很粗略的分类，也缺乏监督管理。其他同学也提出了一些在学校教学楼和宿舍楼进行垃圾分类的意见与措施，学生们都希望，我们能早一天也实行垃圾分类管理，保护我们的环境。就此问题，我们给学生布置了在学校周围社区进行垃圾分类的问卷调查。学生对于调查的结果查阅相关文献或网络资料，发表自己的意见并提出初步的解决方案。在这种自主学习和分析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会对环境保护形成更深刻的认识。

四、结语

当然，《全球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作为公选课，也难免有的同学是单纯为修学分而来上课的，通过了解，有的同学也直言不讳的说就是这样的目的，因此，如何结合目前全球环境和生态危机，为非环境专业的同学展现一门通俗易懂、生动形象课程，让更多为了“挣学分”而来的学生，能为了“知识”而走进我们的公选课堂。前面的实践证明，通过以教材为理论指导，多媒体结合时事，案例教学、互动式教学，实地讲解等多种教学手段与方法，起到了积极调动同学参与到课程中来的效果，也活跃了课堂气氛，大大增强了选修课程同学的环保意识。

参考文献：

[1]苟帅，徐吉侠，蓝增全.普通高校环境教育公共必修课建设的重要性[J].西南林学院学报，2006，（Z）：43-45，54.

[2]韩小荣.论高校环境教育的实施[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4，（7）：50-51.

[3]朱光耀，袁飞，等.对高等院校“可持续发展”课程教学大纲建设的思考[J].宿州学院学报，2007，22（3）：135-138.

[4]曹云萍.论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多种教学方法[J].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7（4）：80-81.

篇10

我国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即属于典型的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罪。

德国于1980年3月28日公布修正了《环境犯罪防制法》。在此之前，附属环境刑法犯罪繁多，如联邦污染防制法、水务管理法、化学物品法及营业法、空运法、植物保护法、DDT葡虫防治法、动物保育法、药剂法等均有刑事制裁的法律规定。该法公布后，在刑法典中增订第28章“破坏环境之犯罪行为”有关环境刑法条文。90年代初，德国又开始了“环境刑法的基本改革”。1994年11月1日生效的第二部反环境犯罪法，即第31部刑法修改法，进一步加强了刑法对环境的有效保护。1998年11月13日公布、1999年1月1日生效的德国刑法典第29章为针对环境的犯罪行为，其中水域污染罪等条款都有过失犯的规定。现行《俄罗斯刑法典》第26章规定了“生态犯罪”，其中包括了相当于中国刑法分则第7章第5节的一些条文，比如第248条违反微生物或其他生物制剂或毒素的安全处理规则罪、第249条违反兽医规则和植物病虫害防止规则罪。该法典其他的罪名则属于环境犯罪的范畴，其中，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污染水体罪、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毁坏土地罪规定，因实施这些行为而过失致人死亡的，应当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但这些规定基本上属于加重责任要件，并非典型的过失犯罪条款。

日本1970年《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第3条(过失犯)规定：“工厂或事业所，因其事业活动殆于为业务上必要之注意，排出有害国民健康之物质，致生公众之生命或健康以危险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二百万元以下罚金。犯前项之罪因而致人于死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三百万元以下罚金”。该法还规定了法人犯罪的两罚制以及推定的因果关系。

我国台湾现行环境刑法的立法模式主要以美国、日本为参照，基本上采用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将惩治环境犯罪的法则定位于行政管制法之内的附属刑法中。对于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一直到1991年5月6日水污染防治法、1992年1月16日空气污染防制法修正后，才建立环境刑法的核心。然而早在1972年，因为过失污染水体的案件，在法庭上曾以公共危险罪，首度被刑事不法加以制裁。台湾环境刑事立法尚未进入成熟阶段，缺乏固定模式，在行为人罪过形态方面很难找到可供评释的规定，但多数学者认为环境犯罪应包括故意和过失。(注：参见赵秉志、王秀梅：《海峡两岸环境犯罪之比较研究》，载《刑事法杂志》第43卷第2期，台湾刑事法杂志社编印，第22～23页。)

香港的污染管理条例，包括《水污染管制条例》、《噪声管制条例》、《保护臭氧层条例》，以及《环境影响评估条例》，都是环境刑事法律。(注：参见卢永鸿博士论文：《环境犯罪的立法与司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版，第137、142页。)香港环境刑事责任主要建基于严格责任，即犯罪者无论是否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触犯污染管制条例导致环境污染，都要负刑事责任。除对少部分的违法行为以明文采取犯意原则外，规定故意犯罪方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如果有关条款没有此规定的，则属于严格责任犯罪，因过失违反污染管制条例而导致污染也须承担刑事责任。(注：参见卢永鸿博士论文：《环境犯罪的立法与司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版，第137、142页。)

二、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主体

在英美法国家，处罚法人犯罪在判例中已成为今日之主流，其理由是基于社会需要及公共政策之目的论。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大多遵守罗马法“法人不能犯罪”(Societasdelinquerenonpotest)之原则，欧洲近代虽有愈来愈多理论采赞同法人有犯罪能力之倾向，但在实务上而言，仍以持否定见解为主流。各国立法趋向，仍仅在行政刑法上承认法人之刑事责任，传统刑法上仍不设处罚法人之规定。(注：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343页。)与此相应，环境犯罪中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从各国立法例上也分为三种情形(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一是，肯定法人应负环境刑事责任。通常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纳。其理论根据有两种：(1)间接说。其并不认为法人应为责任主体，但认为法人在一些情形下，为了规避责任，会利用第三人的行为或事实为掩盖或转移其责任。因此认为，“因间接承认受雇人之行为之犯罪侵害环境，即应视为法人应负违反之责任”，除非该企业

能够证明受雇人的行为为企业所全然无知，并非其同意，且对其行为已尽预防责任。(2)直接说。认为法人(企业)本身即应视为犯罪主体。采取法人应负责任的国家为英美国家，但是如荷兰、丹麦、委内瑞拉、南斯拉夫及以色列等国法也采取这一观点。我国刑法第338条和第346条也规定，单位可以成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犯罪主体。二是，否定法人应负刑事责任的立法例。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采取。理由如上，即法人具独立人格，不为他人之行为结果负担责任，且刑事责任为专属，不得由他人代替。三是折衷说。即认为法人不具有负担刑事责任的能力，但是却

以罚金或罚锾方式制裁处分法人。如比利时，即不认为法人负担刑事责任能力，也因此不能令其受罚金，但认为其组织、受雇人或委托人应负担民事罚金。其它如德国、挪威、我国台湾地区、日本也基本属于此种类型。比如日本，在刑法中对法人犯罪持否定态度，但是其行政法规上设有处罚法人的规定。比如前引的《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即采取两罚规定，将法人作为犯罪主体之一，该法第4条规定：“法人之代表或本人之人、使用人或其它从业人员，关于该法人或本人之业务，犯前二条之罪者，除处罚该行为人外，并科法人或本人以各该本条之罚金刑。”(注：德国在外汇、租税法规设有处罚法人的规定，或在经济法规中设有对法人或其它团体科处罚金之明文规定。瑞士在警察法、行政法、经济法、保险法设有对团体处罚金之规定。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页。)

现代公害的发生，大多源于事业活动，而事业活动则大部分采取法人组织形态，所以可以说环境污染的发生乃法人之行为所致。将法人(单位)作为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主体，从刑事政策上讲，会比较有效地规制企业行为，使其尽责地履行从事生产、经营时应秉持的注意义务；对法人企业(单位)的不法行为采用民事制裁、行政制裁的效果不高，而对个人进行刑事制裁又因有法人企业(单位)的成员众多，难以具体确定该负责的具体责任人；法人作为社会的成员，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之不法行为，应当予以相应的非难，以防止因法人活动所造成的有害结果(注：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343页。)。因而，从立法上承认法人(单位)在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上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必要的，而且也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

承认法人负刑事责任，其还应对两个问题予以关注(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1)何种法人应负刑事责任。在英国及荷兰，私法人或公法人均有负刑事责任的能力。在中国大陆，并没有严格区分公法人和私法人，从刑法典第30条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看，实际上认为这两类法人都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2)如果法人应负刑事责任，那么以法人名义为行为的自然人代表是否得免其责任?对此有两种制度：一是，法律如果规定法人应直接负刑事责任，其高级干部得免受刑罚，如美国1899年河川及港口法。二是，刑事责任仍同时落在法人代表人身上。如我国刑法典的规定，荷兰法1969年11月13日水污染防治法第29条，对公司负责人的刑事责任规定也属于这一类型。

三、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之法益

传统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依大陆法系理论可以分为三大类即个人、社会、国家，即以“人”为保护重心，此为刑法法益的中心。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究竟属于独立之环境法益，还是为双重之法益保护?所谓独立之环境保护法益，是指以“环境”本身为保护重心，公害行为如对环境造成侵害，则为已对法益造成破坏，不必探究是否对“人”之生存环境造成具体或抽象的危险；双重之法益，则与这一概念相对应，即法益侵害还包括对人的生活环境形成侵害。前者完全以环境本身为考量重心，对环境保护而言，无疑最为直接，也最能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但是环境刑法的目的并不是在于消灭合法之事业活动与发展，所以应当以“人”之健康与安全为保护作为环境刑法的基本目的。

德国环境保护刑法，承认所谓独立之环境法益(EigenstaendigeUmwelt-Rechtsgueter)、双重之法益保护(DoppeiterRechtsgueterschutz)即超个人法益(UeberindividuellenRechtsgueter)或生态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eineKombinationvonoekologischenundanthropozentrischeInteressen)的保护。德国刑法典第29章所规定的构成要件的保护法益就是环境，不过这一法益不是在一个宽泛的、非实体意义上，而在其不同的介质(水、空气、土壤)及其他表现形式(植物和动物的生存环境)上来理解。(注：参见Karl.Lackner、KristianKuehl：《德国刑法典注释》,C.H.BECK''''SCHEVERLAGSBUCHHANDLUNG,MUECHEN1995。)对环境的保护，最终还是要保护人类当前和未来的生存条件。在环境犯罪中，除了侵犯个人的法益外，还侵犯生态学的法益，从作用上说，生态学的法益是为了社会公众的，因此是一种应当加以保护的超个人的法益(注：根据德日刑法理论，以法益主体为标准分为个人法益与超个人法益。这一分类也为我国刑法学者所主张。参见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页。)。(注：参见王世洲著：《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48页。)

日本在其不同的有关环境的法规中分别规定了不同的保护客体：《公害对策基本法》中列举了国民健康的保护，加上生活环境的保全。在其所谓“生活环境”中认为“包含了对于人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动植物及其成长环境的保全”。《空气污染防止法》和《水质污浊防止法》也是以生活环境保全为目的，但以其对于违反排出基准的处罚为中心，环境保护视为间接的(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日本刑法修正草案，对环境犯罪刑法化，采修正刑法之方式，从刑法公共危险罪章中之相关条款入手，因而可以认为日本仍以人为保护法益为中心，间接的对环境加以保护，从其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即可以看出其为双重之法益保护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认为：“生活环境本身即为刑法所应加以保护之法益，污染或破坏环境之重大行为，在刑法上评价，即直认定为‘刑事不法’，而非‘行政不法’。因此，环境刑法所保护之法益，并不只是生命法益、身体法益或财产法益，而且亦包括所谓之‘环境法益’，由于生态环境之破坏，将足以导致生命、健康或财物之危险或实害，故以刑法保护环境法益，亦属间接地保护个人之生命、身体或财产法益。”(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台湾公害法学者邱瑞智亦持相同观点。(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因此台湾环境犯罪的法益保护上，即兼顾公害防治与自然保育。

中国刑法学界关于环境犯罪的客体大致有四种学说(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即环境保护制度说、环境权说、公共安全说、复杂客体说。这里涉及到“环境权”概念问题。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上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明确指出：“人类有权在一

种能够过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从而提出“环境权”的概念，并视为基本人权(注：参见同利平：《试析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2期，第20页。)。在此之前，美国于1969年颁布的《国家环境政策法》也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环境权的概念，其第3条规定“国会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个人也都有责任对维护和改善环境做出贡献。”中国刑法学界有观点认为，环境权是指“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的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环境权的主体是公民、单位及其它组织和国家，环境权的客体是包括具有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的环境自然资源。”(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

关于环境犯罪法益(保护客体)的明晰，也就清楚了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法益。中国也和大陆法系国家理论界的争鸣一样，提出了独立的环境法益即环境权，但非“环境”。依照德日的理论，环境权也属于超个人的法益，但是从终极意义上讲这一权利却又是同时属于每个人以及个人的集合——国家和社会。因此，可以说环境权实际上是个人法益、国家法益、社会法益的重叠体现，进言之，以环境权作为环境犯罪的客体是恰当的。因此，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法益即应为环境权。

四、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因果关系

环境法上关于证明民事责任上因果关系的困扰问题，在刑事犯罪责任的因果关系上也同样存在，即在于必须证明犯罪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外，还往往涉及到证明长期潜伏性污染(比如辐射污染)或扩散性的污染损害(如有害化学物质)，这些均须予以注意(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对于这个问题，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

美国及法国法对于这一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及企业结构之变动，逐渐从一般受害人与工厂污染加害人间而移转为一般受害人与工厂加害人、环保团体、居民集体与多国籍企业及国营事业间的原、被告关系。但是由于原被告双方经济地位之悬殊，以及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经济与工业的大发展，举证责任一直偏向于工业界。1970年以后，由于法院实务改革以及立法变动，而趋向于受害人原告的保护，而举证责任也开始向原告倾斜。

加拿大法上，刑事法异于民事法上的因果关系证明法则。在民事立法上，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推定责任原则，除非被告能证明行政管制法上的污染标准规定为不法，或其所采取的标准在性质上不当，或取样分析或鉴定之结果有瑕疵，否则推定被告对其行为结果应负民事责任。在刑事法上，至少在若干法规，对污染犯罪采取单纯的推定责任，只要于法庭上能就采样分析之结果提出证明的，就构成犯罪(推定因果关系)。如1970年6月26日的加拿大水防治法规定。又如，北极地区水防治法及安大略湖水资源法的规定，被告如果不能举出反证，就分析证明书或报告书上陈述的事实，推定其具有因果关系。

澳大利亚法与加拿大法不同，1972年澳大利亚清洁水法，将举证责任置于原告。该法要求水污染事实经行政机关证明确实违法超过法规上之标准界限而赋予原告权利时，原告(受害人)仍应提出“决定性之推定”事实，以证明是被告之行为导致水污染。

德国法自1972年以后，法院实务上曾有就因果关系之举证责任由被告负担之判决，如果被告无法证明时，则推定污染所生受害事实，即为被告行为所致。

日本《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第5条明定因果关系推定，即只要证明工厂或事业营运中所排放的有害物质，已达足以使公众的生命或身体遭受危险程度，而于其危险物质所排放的地区内，因同种物质所生公众之生命或健康发生危险的，在法律上即推定危险是其排放的物质所造成。日本法上规定此一推定之效果为：因果关系应由法院推定，由被告反证，被告只有在提出的反证成立时，才能免除刑事责任。

我国台湾学者邱瑞智认为，公害现象严重到对生命、身体或健康产生具体危险时，常经长久期间即广大空间之积聚，且有毒物质之检验及其危害程度之确定，常涉及极高深之科学技术，因此，在因果关系的追踪上，既相当复杂，而且极端困难。如欲严守传统之相当因果关系，则公害犯罪之适用，必绝无仅有。故疫学的因果关系说和推定原则的出现也属当然。(注：参见邱瑞智著：《公害与刑事责任》，载台湾《刑事法杂志》第16卷第5期。)何为“疫学的因果关系”，日本学者大zhǒng@①仁指出：“与公害犯罪等相关联，提出了疫学的因果关系的问题。即，在存在疫学的因果关系时，是否可以在刑法上认定为存在因果关系呢?所谓疫学的因果关系，是疫学上所采用的因果的认识方法，某因子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即使、234、235、178、178～179、180页。)但是即便如此，对于已经发生实害的环境事故，仍要考虑危害行为与这一实害的因果关系，显然是无法回避的；同时如果着重行为无价值来评价环境危害行为的不法，从而扩大环境犯罪的成立范围，是否有违刑法的谦抑，也值得考虑。

就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而言，判断危险状态或结果状态与环境危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归责的基础。但是如何界定或者判断这一因果关系的成立，必须对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进行突破。从实务上讲，显然适用推定原则比较有利。当然这一原则的适用是否有违无罪推定原则以及在刑事诉讼中贯彻的有关举证责任的基本制度也值得研究。不过，对于从事生产、经营的人或单位，强化其对社会承担的责任无疑是正当的，而在诉讼中予以较为严格的义务负担也有必要，这有利于环境的保护，预防和惩治环境危害行为。

五、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客观特征比较

由于资料所限，这里仅大致比较我国、德国、俄罗斯(注：如前所述，俄罗斯的立法例并非典型过失犯罪的立法模式，但是这里将加重条款单独提出来作为一种特殊的过失犯罪的规定并与其他立法例比较。)的立法例的基本差异。中国刑法典直接以一个独立的条文来规定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俄罗斯的立法例则在数个条文中将过失行为(尤其是造成人员伤亡的结果)作为加重构成，并没有规定独立的基本犯罪构成；德国立法例则是在多个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构成中先行规定了故意犯的犯罪构成，而后又通过引证罪状的形式规定过失犯的条款。这里首先有一个立法技术的问题，但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更主要地在于立法者对环境犯罪的规制范围以及程度。中国刑法典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根据其犯罪对象可以分为过失污染土地、过失污染水体、过失污染大气、过失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过失倾倒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过失倾倒有毒物质以及倾倒其他危险废物等更为细化的具体构成，这样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中国立法例与俄罗斯、德国的立法例的一致性。但是，中国刑法典并没有规定以这些物质作为对象的故意犯罪(注：当然，如果行为人故意倾倒含放射性物质的废物、有毒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则可能根据中国刑法典第114、115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第1、2条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只规定了一个单独条款的过失犯罪。从立法的差异上，可以看出，实际上这表达了不同立法者对环境危害行为的不同态度：(1)在俄罗斯的立法例中其犯罪面扩大了，例如污染水体罪和毁坏土地罪，其基本构成的罪过形式为间接故意；违反生态危险物质和废料的处理规则罪的基本构成则是一个危险犯；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则只要危害环境的行为引起了犯罪对象物理性质、化学性质的改变，即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环境资源的具体损害，也都构成犯罪。(2)在德国立法例中，这种犯罪面扩大的情况也是存在的。空气污染罪、与危险废物的不许可的交往罪(第326条)、不许可的设施运转罪、与放射性物质和其他的危险性物质和物品的不许可的交往罪(第328条)(注：但第328条第3款则属于具体的危险犯。)、危害需要保护的区域罪都属于抽象危险犯；造成噪音、震动和非离子辐射罪不许可的设施运转罪(第325条a)、通过释放毒药造成的严重危险罪(第330条a)则属于具体危险犯；而根据水域污染罪的规定，只要改变水域的性质就构成犯罪既遂，从表面上是一个结果犯，但是如果从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害、资源破坏这一后果看，则其也属于一个潜在的危险犯构成。土壤污染罪(第324a条)的规定也就有危险犯的特征。与中国的立法例相比，其惩罚面大大提前了。从中可以看出，尽管三个国家的立法者对环境危害行为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在刑法立法中进行了必要的体现，但是俄罗斯和德国的立法例在惩罚范围和惩罚力度上显然更为有力。

六、对我国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现行立法完善之建议

我国现行刑法典分则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6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共计9个条文14个罪名，但是对诸如污染大气、污染海洋、污染土地、噪音污染的危害行为却没有规定独立的条款予以规制，有观点提出应当规定独立的罪刑规范(注：参见付立忠著：《环境刑法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页。)。从上文的外国立法例举示中可以看出，我国

现行刑法典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规定得比较简约，除此之外，是否有必要对这类犯罪规定特殊的程序性条款以及其他规定也值得研究。笔者认为这里要解决二个认识上的问题：

(一)是否规定危险犯条款

我国现行刑法典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从罪状表述分析，属于过失实害犯的范畴，过失实害犯相对于过失危险犯而言。该条的罪状结构可以概括为：故意危害行为+对结果存有过失。进言之，“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不仅是犯罪的罪过认识要素，而且是犯罪成立的必备条件。而单就故意危害行为(即“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本身却是不可罚的。这一点俄罗斯和德国的立法例有很大不同，如前文所述，其在刑法典中规定了一定数量的故意的危险犯条款，甚至是抽象危险犯的条款。如果将我国刑法典第338条中的“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的行为孤立出来，或者加以分解的规定，并规定独立的法定刑，那么就属于所谓抽象的危险犯类型了。设若如此规定，其在立法上和司法适用上的效果就会有变化：(1)不要求有具体的犯罪后果，即舍弃了造成公私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的具体犯罪后果这一犯罪成立要件。因此，在犯罪成立范围上，行为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行为成立犯罪的时间即大大提前了，其成立犯罪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2)控诉机关举证责任的减轻，就是说，控诉机关只要证明行为人有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等物质的行为，而该行为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危险，那么就完成了举证责任，法院则可以在认定此项举证事实的情况下认定行为人有罪。换言之，控诉机关没有必要特别证明犯罪后果的发生，尤其是犯罪后果尚没有显现出来或者很难取证的情况，同时相关的因果关系举证责任也可以免除。所以，要不要在环境刑法规范体系中规定故意的危险犯乃至规定故意的抽象危险犯，确实牵涉到立法价值的选择问题。

(二)是否采用间接故意犯的规定模式

俄罗斯刑法典中的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污染水体罪、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毁坏土地罪都属于间接故意犯，即法律要求行为人对构成实害结果或者危险的发生持放任的态度，既非积极追求，也非不情愿。根据我国刑法典的规定，如果行为人明知向水体、土壤、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废物等物质的行为可能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而放任这一结果发生的，则不应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论处，比较恰当的适用条款是刑法典第11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第2条的规定或者第275条故意毁坏财物罪来定罪处罚。设若行为人明知向水体、土壤、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废物等物质的行为会造成水质、土壤、大气质量发生恶化而仍有意为之，并且形成相当程度的污染却没有造成具体的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的，则在刑法上是不可罚的。根据俄罗斯刑法典的有关条款规定，则类似行为可能构成犯罪。比如，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属于具体危险犯，只要“构成严重损害人的健康或环境的威胁的”即构成犯罪；污染大气罪属于结果犯，但是只要具备“造成空气的污染或自然性质的其他改变”即构成犯罪；污染海洋环境罪属于结果犯，但是只有具备“污染海洋环境”的结果即构成犯罪，而所谓“污染海洋环境”具体是指向海洋中投放可能使海洋环境质量恶化、限制其利用、导致海洋生物资源毁灭、减少、枯竭或患病的物质和材料(注：参见黄道秀译：《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95页。)；毁坏土地罪属于结果犯，而其构成结果为“人的健康或周围环境受到损害”。在这种立法例的情况下，行为人所预见的犯罪后果与事实上发生的犯罪后果相比“重大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这一后果而言，是比较轻的，因而其犯罪成立的要求也相对于以“重大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作为犯罪结果”的立法例低，可以说，对犯罪评价的重点也就从犯罪的具体结果上转移到危害行为本身。在这种立法例下，规定间接故意犯也就顺理成章了。是否采取间接故意犯的立法模式问题，在实质上是如何规定犯罪的构成结果或者危险的问题，这也需要立法者进行选择。

就我国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完善问题，应当置于整个环境刑法规范体系中进行探讨，也就是说，要将环境刑法规范的总体完善的问题首先提出来，而后在这一体系中解决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完善问题。笔者认为有四个方面可以作为改进的方向。

1.应当根据环境资源的具体构成要素作为犯罪对象

这里隐含的前提是：规定以这些要素为对象的故意犯罪。对此可以考虑德国的立法例。现行刑法典第338条将土地、水体、大气的破坏规定在一个条款中，尽管比较简约，但是由于这三种环境要素具有不同的特点，因而在具体犯罪中表现形式也就不同(注：严格从语法上讲，第338条也是存在问题的。由于该条中犯罪对象和行为方式为选择关系，如果进行词语组合就会发生不搭配的现象，如“向空气中倾倒”、“向空气中处置”这样的语法错误。)。如果规定了以这些环境构成要素为对象的故意犯罪，那么也应当将相应的过失犯条款规定在一个法条之内，以不同条款出现。

2.应当周延各种严重的破坏环境危害行为

现行刑法典中对于破坏环境资源的危害行为的广度是认识不足的，诸如噪声污染、违反防治污染义务、破坏草原、破坏植被等危害行为并没有予以犯罪化，而这些行为的危害性也具有相当的刑事可罚性。因而在规定这些形式的故意犯罪的同时，有必要在相应的条款规定过失犯罪。

3.有必要规定过失危险犯

为了有效惩治环境业务过失犯罪，有必要规定过失危险犯条款，当然由于过失危险犯将犯罪的成立标准大大提前，因而在立法选择上应比较慎重。同时，笔者认为，规定过失的具体危险犯是可行的，而不应当规定过失的抽象危险犯，否则可能导致犯罪面的过度膨胀，同时也会在司法适用上造成被滥用的弊端。

4.立法技术上的完善

除了考虑罪状表述更加明确以外，在刑罚规定上要有所改变。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罚金刑规定缺少明确性，有必要在法条规定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标准。如何确定罚金刑的

量刑标准，是法定刑配置科学化的一个重要课题。关键是如何确定一个合理的罚金刑量刑指标，笔者认为，在数额确定上可以将犯罪地居民最低生活水平所达数额作为基本的量刑指标，理由在于任何犯罪是对刑法所保护现有社会关系整体的侵犯，作为社会成员的居民即便没有遭受到具体犯罪的侵犯，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秩序却因此而遭到威胁，因而也构成对其权利的潜在的侵犯；以犯罪地的居民最低生活水平为标准，则考虑到犯罪毕竟存在于一定的时空关系而具有个别性，因而将之置于具体的时空环境中考察是适当的。在确定量刑指标后，则规定一定的倍数幅度作为适用的选择范围。这种规定方式优势在于，既考虑到量刑标准的统一和合理化，又注意到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注：参见拙文：《贷款诈骗犯罪之比较研究》，载高铭暄、赵秉志主编：《21世纪刑法学新问题研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