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市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村劳动力市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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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择业程度。以前，我国经济是典型的二元结构，农村劳动力不仅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能流动，而且在农村内部

也不能随意流动。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如今，农村劳动力不仅可以在农村务农或从事非农产业，也可以在城镇务工经商。非农就业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既能反映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化程度，也能反映农村劳动力择业的自主程度。统计显示，*年到*年这一比重由6.37%提高到20.65%，到2005年已超过四成。可见，农村劳动力自主择业已达到较高程度，而且还在提高。

工资自主决定程度。工资反映的是劳动力的价格，工资的决定机制是劳动力市场的核心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具有配置劳动力资源的作用，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工资的自主决定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工的谈判能力与工会的作用。虽然农民工的谈判能力还不是很强，但在不断进步，尤其是近几年进步更快。*年开始在全国范围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提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同时，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农民工的谈判能力明显提高。以前，农民工与工会无缘，而目前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加入工会，他们正在从遇到困难找老乡变成遇到困难找工会。从定量的角度看，可以用农民纯收入中非农收入所占的比重来间接反映农民工工资的自主决定程度。统计显示，这一比重由1983年的31.35%提高到*年的54.85%。

流动自由度。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度反映劳动力在流动中是否遇到阻碍及阻碍的程度，可以衡量统一劳动力市场建立和完善的程度。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劳动力可以进城务工经商，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城市受到不少歧视，包括一些制度性歧视。近年来，这种状况发生了显著改变。各地清理了对农民工带有歧视性的政策法规，并着力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建立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体系和执法监督机制，建立惠及农民工的城乡公共服务体制和制度。在定量方面，可以用外出农民工占农村劳动力比重的变化来反映。统计显示，*年这一比重是15.53%，年达到24.75%。可见，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度在不断提高。

企业用工自由度。农民工一般在非公有制企业或新型部门就业，这些单位是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及企业利益最大化原则来聘用员工的。即使在公有制单位就业，农民工也不是正式工，这些单位也是按市场原则招聘或解雇农民工的。可见，企业对农民工的使用完全市场化，或者说企业对农民工的用工是完全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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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织化程度显著提高

1.2 逐年增多

1.3 逐年增加

1.4 能力逐年增强

1.5 贡献逐年增大

1.6 就业增势强劲

2 存在的问题

2.1 劳务经济总量不大、转移质量不高

虽然全省转移农村劳动力数量、农民人均劳务收入均连年递增，但从总体上看，劳务收入占农村经济发展总量比重还很小，农民人均劳务收入水平与发达省份比还比较低。

2.2 投入少，工作运行困难

目前我省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上投入经费少，工作运行主要靠国家阳光工程项目经费。尽管阳光工程培训转移工作规范性强，组织化程度较高，但由于投入较少，工作运行经费紧缺，全省广口径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还主要是自发、无序的。在经费投入上，我省与发达省份还有很大差距。

2.3 示范性培训规模不大

每年公共财政支持开展的近20万人的培训规模与几百万人的培训需求比，缺口很大。

2.4 培训结构不优

就全省而言，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还处于初级层次阶段，与培训一定比例高技能人才、实现稳定就业的目标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3 加快我省劳务经济发展的对策

3.1 增加资金投入，提高培训补贴标准，扩大培训补贴范围

通过增加资金投入，让更多农村劳动力掌握一门非农就业技能，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增加他们的转岗就业机会。提升农村劳力转移组织机构的工作水平，提高我省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组织化水平。

3.2 依托我省乡镇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几年来，通过在税费、信贷、水电、土地等方面扶持政策的落实及全面推进“111工程”、开展“创业杯”竞赛活动、构建产学研联结平台等措施，全省乡镇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较快，企业的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了巨大空间。

3.3 结合新农村建设、农村民生工程建设，带动农村劳动力域内转移就业

2010年，全省所有乡镇和90%以上的行政村通水泥（沥青）路，具备条件的乡镇实现行政村互通公路，具备条件的行政村实现屯屯互通公路；全年完成农村安居工程20万户改建任务，完成国有林区棚户区改造4万户，完成30个农村大中型沼气和3万个户用沼气池建设；完成600个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通过新农村建设、农村民生工程建设，可带动大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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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述评启示

国外文献综述与启示

（一）刘易斯无限供给劳动力转移模型

刘易斯模型是在“零值劳动力”、“工资不变”和“资本家剩余”三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阐述了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欠发达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很低、收入仅够维持生计的传统部门；另外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超过传统部门的城市工业部门；传统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供给的弹性是无限的，因此工业部门只要支付略高于农村维持生计收入水平的工资，就会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应；二元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一个现代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部门逐渐缩小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通过收入分配向利润倾斜所导致的现代部门迅速的资本积累以及现代工业部门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力和经济剩余来实现的（刘易斯，1989/1954）。

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开创性在于不是停留在对二元经济结构的描述层面，而是由这种落后状态推论出一种发展模式，提出了一整套内容广泛的对内对外经济改革建议。然而，在刘易斯的观点中忽视了农业自身的发展在二元经济中的作用，所以，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工业化的道路，加速了农村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但是，当与转移来的农村劳动力要素相结合的城市资本供给出现告急，或者说，城市资本聚集的速度小于劳动力要素向城市转移的速度时，就会产生像我国的“农民工边缘化”现象。

（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针对刘易斯模型的缺陷，费景汉与拉尼斯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的三阶段模型（JohnC.H.Fei，1964）。此模型假设由于制度性原因，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固定的，在此基础上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接近于零（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很小），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由于存在“零值劳动力”，因此农业产出水平不会因为劳动力的减少而下降，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受到阻碍。

第二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大于零，但低于“制度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存在“隐蔽失业”，在此阶段，如果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那么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产出水平将会下降，因而可能发生粮食短缺，并引起粮食价格上涨和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最终引起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过程缓减甚至停滞。因此，费景汉与拉尼斯认为需要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

第三阶段，当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上升到“制度工资”的水平，就意味着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由二元的劳力剩余型经济转化为一元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阶段，由于农业生产实现了资本化，因此工业部门要想通过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扩大再生产就必须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农业部门展开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使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于或等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水平，结果，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将加速增长。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的过程中，虽然考虑到了这种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时，会引起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的变化，从而促进了劳动力要素供需机制的形成，避免了刘易斯模型所带来的这种局面：劳动力要素有足够的动力流动，却不能充分地和资本结合。换言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可以让劳动力要素随着资本聚集的速度流动（必要的时候还可能出现劳动力要素回流的现象，我国沿海一带的“民工荒”或多或少地可以反映这一点），从而让劳动力要素更加充分地和资本结合。但是此模型有一个很强的潜在假定：即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要素已经和土地要素及资本要素充分结合了。这一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合，例如，邓晰隆的研究成果测度出我国2003～2006年度农村生产要素综合市场化程度平均为23.87％（邓晰隆，2007），这足以证明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局限性。

（三）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

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做出的，这种决策主要依据城乡实际工资差距与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根据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根据实际城乡收入差距作出的，因此尽管城市也存在大量失业，农村人口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托达罗，1999/1997）。由此，托达罗认为，按照刘易斯模型采取资本向现代工业部门倾斜的工业化战略并不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相反应当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以缩小城乡就业之间的不平衡，从而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从此模型中可以发现：实际上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和城市劳动力要素市场存在着巨大差异，两种市场的不兼容导致严重的农民工问题，这一点与我国户籍制度限制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相吻合的。但是，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所提出的“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等构想在我国的实际操作中是需要以例如“户籍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地承包制度”等关键问题的解决为基础的。

国内文献综述与启示

国内学者对农村劳动力要素的研究较多地结合了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规模不断扩张，城市化水平滞后和城乡工资差距不断扩大，以及沿海出现民工荒的现象出发，首先考察了我国城乡政策制定殊的制度背景。我国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政策一直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进行限制和管理的政策（宋洪远，2004），而这些都体现了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政策的城市倾向性，是在城市居民出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影响政府决策的机制下形成的（蔡等，2004）。农民工进城打工，首先遭遇的就是就业歧视或就业权利不平等。农民工不仅被剥夺了成为城市国有企事业和行政单位正式职工的资格，而且还从制度上被排斥在城市部分就业岗位之外，这使得农民工只能进入城市的“第二劳动力市场”（蒋国保，2005），即便如此，当城市政府面临解决城市下岗工人再就业压力的时候，这些农民工还面临着随时被解雇的命运（余红等，2006）。正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的是城市剩余的工作”，这是现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突出问题——劳动力市场分割。

对于这种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张文龙等从技术和经济性质的层面进行了界定，认为：工资合约的不同性质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最主要标志，把具有平均主义或相对平均主义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约总称为体制内劳动力市场，把具有工资——劳动边际产品对应的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约总称为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不同工资合约的性质有所差别，可以称之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张文龙等，2005）。在这种制度性分割下，农村劳动力要以低工资水平和低劳动权益保障为代价，才能赢得在非国有部门就业的竞争优势。由此王德文等认为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因素主要有：户籍以及由户籍制度引发的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有限的城市就业总量；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法制建设和对非国有部门劳工保障监督的缺失（王德文等，2004）。

在深入探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过程中，陈钊、陆铭则认为：城乡分割政策的更为根本的制度因素是城市单方面拥有城乡政策的决策权。人口多而资本少的历史条件是导致城乡分割的重要背景。也正因此，随着城市发展中资本的不断积累，城市的生产活动开始对农村劳动力产生需求，于是城市所制订的城乡政策就逐渐在农村劳动力流入的控制上有所松动。这种政策转变是城市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决策结果，它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然而，进城民工在为提高城市人口福利水平做出贡献的时候，却同时承受着来自于城市的歧视，这种歧视也成为导致城乡分割政策形成的原因之一（陈钊等，2006）；相反，城乡之间长期沉淀下来的收入水平、文化背景以及生活质量等方面的感知差异程度，决定了农民工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大于城市居民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的程度。

当农民工迁往城市的数量超过城市居民感知的最佳规模时，城市居民就会感到拥挤，代表城市居民利益的城市政府就会设置各种“政策门槛”排斥农民工的继续进入，这种感知差异也是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政策形成的重要原因（邓晰隆，2008）。所以，要实现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除了随着城市的资本积累而不断地增加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外，更为根本的是必须改变城市单方面地制订有利于自身的政策这一现状（陈钊等，2006）。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都从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的现实出发，分别对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描述性研究和制度性分析研究，理论成果丰富，对策建议也具体，但这些研究更多地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念狭义地局限在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而笔者认为，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应该体现出三个方面，劳动力要素从农村流向城市，劳动力要素从城市流向农村，劳动力要素在农村与农村之间流动。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学者更加注重对第一种情况的研究。

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不能直接所用，但它们为我们理性思考当前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提供了规范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尤其是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对作者的启发甚大。国内学者的研究恰好弥补了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对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现实了解的不足。但是，如果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念狭义地局限在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那么笔者认为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解决推到了最优求解的极端，但这种结果仍然不能使我们满意，虽然将农地私有化的农地产权人格化改革不可能实现，但是将农地承包权赋予“继承性”是可以尝试的。这些思路将会为我们在“农村劳动力要素在农村与农村之间流动”的领域做出贡献性研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费景汉，拉尼斯.劳力剩余经济的发展[M].华夏出版社，1989

3.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4.宋洪远.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问题分析[A].载兆详（主编）.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C].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蔡昉等.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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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制约因素

中图分类号:F241.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7-0039-02

农村富余劳动力指的就是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或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小于最低生存费用的那部分劳动力。据统计,在我国目前9亿的农村人口中,大约有5亿农村劳动力。根据目前的生产力水平,所需合理的劳动力在1.5亿左右。这就意味着约有3.5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除去乡镇企业转移的2.3亿,我国农村仍有1.2亿的绝对富余劳动力。为转移如此庞大的富余劳动力队伍,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成为摆在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首要问题。

一、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

(一)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发展过程。根据刘易斯理论,在一国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不断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与此同时,在空间结构上则不断向区位条件相对优越的地点聚集,这种伴随着工业化而产生的人口聚集效应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在我国经济发展与结构转换过程中,城市化的进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原因有二:一是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和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主的赶超型的发展战略。长期采用“工农价格剪刀差”等社会不平等机制,最大限度地抽取农业剩余,以农养工;另外,又人为地锁定农与非农的身份,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同步向城镇转移。这是城市化滞后于同期工业化水平的根本原因。二是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农村大量的隐蔽性富余劳动力实现了职业转变,但并没有真正的实现城乡人口的地域转化。最大限度地抽取农村剩余,以农养工,是政策的必然和历史的现实,也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农村劳动力素质低

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低是制约富余劳动力转移数量特别是转移层次提高的重要因素。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调查,2007年我国农村劳动力约为5亿人,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重约为64%。在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仅有20%左右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具体结构分布是:文盲劳动力占1.5%,小学程度占16.5%,初中程度占61.7%,高中程度占13.6%,中专及以上程度占6.7%。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15%。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低下既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层次的提高。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低素质劳动力的转移领域会越来越窄。由于劳动成本上升,价格推动,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民工荒”,这些都是农村劳动力素质低造成的。

(三)现行的户籍、土地制度制约

目前的户籍制度还存在城乡分割现象,城乡居民在社会福利方面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户籍管理制度锁定了农与非农的身份,窒息了社会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大量的富余劳动力被制度性地限制在狭小的生存空间和生存领域,导致了城乡之间、不同产业之间劳动力供需状况的很大差异,致使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等劳动报酬收益的较大差距;城乡分割阻碍了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使农村人口负担过重的状况无法改变,二元结构得不到改善,间接阻碍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化。

土地是打上“烙印”的、严格限制农民流动的制度因素。现行的土地制度实行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为主,按人口划分,土地规模狭小;土地所有权主体界限不明、缺位;土地频繁调整,承包土地产权价值降低;产权流转不畅,产权结构无法优化;农户产权保护不严格等。现行的土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形成土地流转机制,阻碍了要素的合理流动,限制了农民的自由流动。

(四)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能力弱化

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如异军突起,广开就业门路,对增加农民收入、农村经济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和相关政策调整影响,乡镇企业发展缓慢。另外,自身矛盾日益凸显,资源消费高,效益低,就业扩张能力低,难以适应资本、技术有机构成的提高;布局分散,集聚效应差,二、三产业结构失调限制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资源整合能力低;政企不分,不能真正成为承担责任的经济实体,权利实现不够,管理方式粗放等制约了乡镇企业的持续发展,再加上工业化与城镇化脱节、土地制度制约,使其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能力减弱。

(五)未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目前,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还未形成,成为实现人力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制约因素。首先,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分散,不易形成要素聚集效应,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其次,户籍制度以及与其相关的福利制度,使得在人口迁移成本增加的同时,还为政府制定歧视性政策提供了依据,体现在就业政策上就是劳动者就业机会的不平等。目标人群的差别等限制了生产要素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流动,使资源有效配置率降低。要素在城乡间的不平等流动,扩大了城乡差别,恶化了经济的发展。

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建议

农村富余劳动力已成为我国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如何转移大量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实现人均GDP1 000～3 000美元,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是当前一项艰巨而又迫切的任务。

(一)协调发展农村城镇化、产业化和工业化

农村工业化是小城镇发展的动力,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城镇化又有利于农村工业化和产业化的快速发展。以农村工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发展,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组合。乡镇企业规模的扩大,新市场的开发,同时又带动了农业和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扩大了就业渠道,成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巨大吸收器。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不仅推动了城镇化的进程,加快了农村工业化的发展,而且逐步使农村土地集约化,从而又推动了农村产业化的发展。城镇化在为农村工业化提供劳动力资源的同时还为农业的产业化提供了后方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还将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现状,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实现城乡之间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二)全面提升农民素质水平

通过强化农村基础教育,发展高中等职业技术教育,采用立体开发人力资本的投资开发战略,逐步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科技水平。加强农民的科技、市场和法制知识的培训教育,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步建立起多种形式的农民培训体系,全面提升农村劳动力的素质。

(三)改革、创新现行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城乡隔离体制,严重制约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土地制度势在必行。

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建立以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新型户籍制度,让农民能够不受限制和约束地参与城市大市场的竞争,在制度方面为农民和市民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与均等的竞争机会。同时,还要加强劳动市场的组织建设,发展各种中介机构,便于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改革土地使用制度,在稳定现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和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的基础上,加快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转包、出租、入股等流转活动,以利于土地的集中使用和规模经营,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进程。

(四)促进乡镇企业健康发展,提高农村内部吸纳富余劳动力的空间

目前的乡镇企业技术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布局分散影响了产业聚集效应的发挥,造成第三产业严重滞后,吸纳富余劳动力能力有限,制约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但是,2008年转移到城镇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37.8%,其中35%在大中城市,可见发展乡镇企业已经成为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现阶段,政府要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政策和经济支持,乡镇企业也要加快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力度,深挖自身潜力。乡镇企业应聚集在小城镇周围,优化产业结构,合理布局,发挥群聚效应和辐射作用,使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紧密结合,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有序的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实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共同发展。

(五)建立公平、竞争、开放、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这种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反映出整体劳动力市场在发育规范上的欠缺,不利于劳动者之间的公平竞争和合理流动,影响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要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公平、合理、有序的转移,就必须培育城乡统一的能使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消除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因素、政策限制;加快就业制度改革,规范劳动力就业服务市场,把农村劳动力就业纳入国家统一的就业政策范畴,构筑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服务网络,实现城乡劳动者公平就业和平等发展;培育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提供信息服务,降低供需双方的交易成本,调节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供求状况,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

参考文献:

[1] 彭连清,周文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状况与特征[J].农村经济,2008,(7).

[2] 郭翔宇.城乡统筹: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城乡统筹与县域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

[3] 冯承强,等.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驱动力与相关政策研究[J].农村经济,2005,(10).

[4] 杨继武,孙章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J].理论学刊,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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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就业，剩余劳动力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的70%是农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一些沿海的大中城市都成为了国际的大都市。但是从客观上讲，中国的农村还很贫困，农民收入水平普遍偏低。而农民收入低的核心就是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由于我国经济是从计划经济时展过来的，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也是在这个阶段逐渐发育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城乡分割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这已成为了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同时也制约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从目前来看，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劳动力市场的两方，需求方和供给方就是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同时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机制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本文从这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1. 劳动力需求

1.1农业内部转移

由于农业人口基数大，以及我国现在各地的发展状况，是无法一下子把所有的剩余劳动力转出农业部门，流向非农部门的。同时，我国的农业产业科技含量较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可以大力挖掘农业产业的潜力，增加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但可以大大缓减伪装失业，还可以吸纳一部分返乡的劳动力。让农民“不离土不离乡”。。

1.1.1 引进先进科学技术，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

我国的农业还属于传统的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在国外，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已占到60%-80%，而我们现在还不到40%。因此我们应该对农业进行全方位的开发，如农村大棚技术的应用，反季节蔬菜等，使农民一年四季在土地上都可以有所收获，既能够提高收入，又能够安置更多的劳动力，使农业部门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同时，应该开垦宜农荒地及其他资源，对目前尚待开垦的宜农荒地、宜林荒山、荒坡等资源进行综合性开发建设，可吸收大量农业劳动力，并且提高复种指数。我国目前的耕地复种指数为 152％， 如能提高到159%， 可增加耕种面积 0.104 亿公顷， 可多使用劳动力 1000多万人。

1.1.2 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农业第二、三产业

农业产业化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可以使农业各个环节上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解决农业长期存在的分散经营的问题，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增强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能力。同时推动农业产业化，可以打通农业各个再生产环节的联系，提高农业发展的效益，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例如可以积极发展种苗培育，加工运输等专业化部门，实现农业向产中深化和向产前、产后延伸,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

1.1.3 加大农业投资，增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在扩大劳动力需求方面，政府应当积极发挥作用，引导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田和水利建设，如利用农闲季节,加强以防汛抗旱为中心的水利建设和控制水土流失为中心的农田建设,可以缓解农村季节性剩余劳动力的压力。同时针对我国环境破坏的现状，应加大国土整治力度，积极推进退耕还林，防风固沙的战略，而这些工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又不需要复杂的技术，既可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保证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改善投资环境，培育各种大中型批发市场，提供交通便利，促进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

1.2 向外转移

如果说农业内部转移是提高产业生产效率而增加就业，那么向外转移就是促使劳动力向生产率较高的产业主动转移流动。主要表现为向小城镇转移，向大、中发达城市转移以及向国外输出劳务。

1.2.1 大力发展小城镇，扶持乡镇企业，促进城市化进程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受到限制，迫使农民寻找新的就业门路，因而造就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进入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大减弱，主要原因就在于，一方面乡镇企业与城市工业的同构性导致了乡镇企业的竞争弱势，另一方面一部分乡镇企业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加快了技术进步，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乡镇企业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最重要的途径，因此还要继续发展和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

1.2.2 向大中型城市转移，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大中型城市经济较为发达，各种基础设施完善，因此许多农民选择流往大中型发达城市，希望能够增加收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同时，城市中的第三产业较为发达，大部分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劳动力需求大，也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但是在我国建国初期由于历史条件的因素，实行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严格地限制了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虽然从2000年以后国家政策取消了对农民进城就业的种种不合理限制，促进劳动力的公平流动，但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制度的惯性和地方政府的利益需要，仍然存在着许多对农民进城和进城后的各种歧视现象。。如户籍障碍，社会保障歧视，教育和就业制度歧视等方面，因此在积极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大中型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应当注重解决这些阻碍劳动力顺利流动的因素。一方面，应深化制度革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各种制度上的歧视，促进劳动力的彻底转移。另一方面，应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创造第三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

1.2.3利用我国劳动力优势，积极向国外输出劳务

向国外输出劳务,也是转移剩余劳动力比较有效的手段，同时可以缓解国内的就业问题，将问题外移。目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劳动力短缺并且劳动力成本高，因此国外对于廉价劳动力有着十分旺盛的需求。目前，我国劳务输出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 而且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我国劳动力资源是世界劳动力资源的20％，而劳务输出仅占世界劳务输出总量的3％左右，两者极不相称。有关资料表明，目前中东地区有上千亿美元的巨大劳务市场，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也需要从国外输入几百万劳动力。因此，向国际市场输出劳动力的潜力是相当大的。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放宽政策，开辟多种渠道，积极开拓国际劳务市场。

2． 劳动力供给

2.1 控制农村人口增长，降低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农村人口的过度增长。而这主要是农民生育观念落后和农村社会保障不完善所致。因此政府要加强宣传教育，转变观念，尽快建立覆盖广大农村的社会保障措施，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加强农村流动人口管理，控制人口增长，降低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从根本上缓解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2.2 发展农村基础教育事业，加大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供给素质。

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过程中，劳动者的素质不高成为了他们流向高生产率部门的一个非常大的障碍。通过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使他们具有更强的适应经济变化的能力，是农村劳动力长期持续就业的关键。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通过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增加劳动力价值，可以提高农村劳动力选择的能力。。一方面，保证农村劳动力的义务教育年限，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延长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减少无效供给。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各种类型的非义务教育。要进一步开拓教育市场，在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发展各种类型的非义务教育，使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型转向大众化。

3． 劳动力市场

除了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方入手解决农村劳动力问题，我国还必须重视作为配置劳动力的市场的完善，加速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劳动力市场。

3.1 要大力发展劳动服务中介组织,并成立受政府保护的维护城市农民工的民间组织，作为沟通、衔接剩余劳动力的新的就业岗位的桥梁，使得农村劳动力可以获得充分及时的信息，降低寻访成本和流动的盲目性，提高劳动力流动的效率。同时可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提高竞争力，更好地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

3.2 强化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督管理,通过建立和健全市场规则与管理制度,加强立法和执法力度,保障劳动力市场的高效有序运转。并且能够切实地保护农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保障劳动力市场健康、全面地发展。

篇6

1.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现状堪忧，就业手段缺乏

从2002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样本数据统计来看，农村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6岁以上农村人口总数比例只有6.57%，而城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到城镇总人口的31.83%；农村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到6岁以上农村人口总数的70.56%，而城镇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的占到了56.83%；农村的文盲率为12.87%，而城镇的文盲率为5.44%。农村基础教育的不景气是直接导致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状况不好的根本原因。

另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统计，在2004年外出就业的1.2亿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培训的只占28%。劳动保障部门所属技工学校、就业训练中心和审批的民办培训机构2004年共培训农村劳动力约700多万人。除技工学校和部分职业中学毕业生接受了较正规的职业学校教育外，绝大多数是短期实用技术培训，达到国家职业技能等级标准的比例也较低。（中国劳动保障部，2005）

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劣势和就业手段的缺乏使得他们在激烈的职业竞争中只能甘居下风，要么从事收入低微的农业，要么去城市从事一些城里人不愿干的脏、重、苦、险的简单劳动，也使得他们的就业工作环境非常恶劣。他们往往在缺乏劳动保护和安全保障的恶劣环境下工作，不惜以牺牲健康为代价。农民工成了“最容易受伤”的群体。而且，相当多的农民工被任意延长劳动时间，却得不到相应报酬。他们的劳动报酬原本就非常低廉，还常常受到企业主的克扣和恶意拖欠。

2.行为价值观体系的不合理，理性主导价值观念的缺失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劳动力的行为价值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对政治理解的多元化、对经济利益追求意识的显化、对以往集体主义概念的重新解释及对于教育和就业观念的巨大转变等。中国的对外开放使得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价值观体系遭受了很大的冲击，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一是传统价值观念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尚处在孕育、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在当前中国社会形成了传统的价值观念体系、不定的价值观念体系和新生的价值观念体系并存的局面。它们相互冲突，共同作用。二是社会价值观念体系表现为多元化发展趋势，但缺乏理性的主导价值观念。三是造成社会价值评价标准的不确定性和人们是非观念的模糊。社会表现为有序和无序的矛盾冲突。而社会转型时期很多体制上的缺陷又成为滋生问题的温床，所以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行为价值观体系仍然有很多不合理的成分，具体表现为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危机、对个人经济利益追求的不择手段和非法性、忽视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及对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不重视等。

农村劳动力就业“优势”(Strengthens)分析

“优势”之一：总体上来看，农村劳动力是一个非常具备吃苦精神的群体，也是一个生命力非常顽强的群体，这是几千年以来农村劳动力给我们的基本印象。从原因上分析，农村劳动力从事一些苦、脏、累的工作也是不得以而为之，是由自身条件限制和我国一些制度上的缺陷造成的。但事实上的这种甘于现状和敢于吃苦的精神却为自己赢得了就业岗位和生存空间。农村劳动力智力素质不高，非智力心理素质落后，唯一可以给他们带来就业机会的就是他们的身体素质。劳动力市场上的这种差异化竞争给农村劳动力提供了不少机会。

“优势”之二：劳动成本低廉。对于一些非农业生产部门来讲，雇佣农村劳动力的成本是非常低的。一是雇佣农村劳动力的用人单位一般不与他们签订合同，或者只签订一些不完善、不合法的合同，这样用人单位可以省去养老、医疗、住房等各项福利开支，与雇佣城市普通劳动力的成本要低很多。二是农村劳动力属于弱势群体，权益容易受到侵害，他们很难拿到符合自己劳动付出的报酬。用人单位会故意压低他们工资，甚至采取各种理由来克扣、拖欠农村劳动力的工资。除此之外，农民工好管理，并可以依照企业的生产需要和本人的表现随时解雇。在就业岗位的增加主要来自民营企业的情况下，将就业岗位提供给农民工成为市场主体的一种十分自然的选择。（刘怀廉，2004）

上述“优势”的存在其实是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一种无奈，很显然，这种“优势”是由自己的劣势派生的，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各种制度存在缺陷的产物。随着形势的变化，农村劳动力的这些“优势”将不复存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统一将使得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大众化”。

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威胁”分析

1.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形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巨大压力

众所周知，目前我国仍然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国，13亿人口中约70%在农村，农村劳动力有五六亿。近20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城市用地需求增加，加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因素，农村耕地每年以500万亩左右的速度递减；而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供给每年以1000万上下的速度递增；加之农业科技进步带来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实际承载劳动力数量越来越少。这些因素导致了我国人地矛盾的进一步的恶化。据估计，现阶段我国约有3亿农民就业不充分，普遍存在隐形失业，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

2. 劳动力市场上供大于需的态势增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难度

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近几年来的总体态势是供大于求的，求人倍率一直是小于1的。从变动的趋势看，求人倍率近几年是较为稳定的，似乎这种供大于求的情况有所改观，实际上，我们更应当看到失业人数绝对数量的变化。

对于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而言，供大于求的状况是由以下一些原因造成：一是城市失业人员的排斥。二是乡镇企业吸纳有限。三是农业自身吸纳有限。虽然我国有大量未开垦的荒山荒地及滩涂和盐碱地，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科学技术水平对此开发极其有限。

3. 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造成了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的不平等

中国目前仍然是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在改革开放前，农村劳动力一旦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谋生，不仅要受到城市居民的歧视，还要受到国家政府行政和法律方面的制裁，所以那时候劳动力的流动规模是很小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更是显而易见。改革开放后，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开始形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开始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放松管制，但仍然存在很多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办法，比如“暂住证”、限制他们的职业工种选择等。现行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阻碍了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直接造成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的不平等。

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机会”分析

1. 国家逐渐放宽对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限制，加强了对农村劳动力权利和利益的保护

2002年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再就业工作会议提出：“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认真清理不合理的限制政策，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各类企业招用农民工，应签订劳动合同，必须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

2004年03月05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抓紧解决城镇房屋拆迁和农村土地征用中存在的问题，切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人民网 2004年03月05日讯）

2004年04月09日，建设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10多个部门制订了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具体时间表。（新华网 2004年04月09日讯）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10月27日宣布国家将放宽对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限制。以往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和职业工种限制、专为外地农民工设置的登记项目，以及各种针对农民工和使用农民工企业的不合理收费一律取消。（中国农业信息，2004年第11期）

所有这些都表明，国家已经逐渐放宽对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限制，加强了对农村劳动力权利和利益的保护

2. 国家加强了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重视

2004年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关于“研究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问题”的议题上就认为要强调“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10月27日宣布：要把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培训纳入政府的整个技能培训计划中，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能力；劳动保障部门要加强与扶贫部门的合作，要在资金安排、培训基地建设等方面向贫困地区倾斜。而根据有关方面制定的《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将在7年内对拟转移的6000万农村劳动力开展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政府部门发出的这些信号表明了中央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的关注，将极大地促进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顺利开展。（中国农业信息，2004年第11期）

3. 入世之后，农产品市场的国际化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入世给品种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产品商品化和农业市场化进程增添新的助动力。中国入世后，农业面临的是一个由缔约国共同组成的世界大市场，市场供求关系的可变因素不仅取决于中国大市场，而且取决于世界大市场。对于农村劳动力而言，参与世界大市场竞争无疑会挤掉一部分人的饭碗，同时也开辟出品种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更大空间，开辟出商品交换和市场运行的更大空间，所有这些新的变化，在客观上将提供更多新的就业机会，创造新的就业条件，需要新的就业人群。在我们允许一部分所需农产品入关的同时，我国也为世界市场提供所需求的农产品，部分素质较高的农村劳动力也能走出国门，步入世界大市场。

改善农村劳动力就业环境的对策思考

1. 树立“就业优先”的社会发展战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白皮书》中说，中国政府始终将就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任务，通过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这表明了我国政府对于就业问题的关注。但是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和就业问题的严峻告诉人们通过经济增长来缓解就业压力的做法不能长期的解决问题。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推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主要着眼点在于促进提高效率。其结果在提高中国经济效率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基尼系数的急剧上升；同时效率优先要求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加速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第二，虽然政府将控制失业列入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但众所周知，宏观政策四大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理论上应同时兼顾，实际上不同时期往往各有偏重。第三，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有些部门（农业、矿业、某些制造业）的经济增长还伴随着就业的下降。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第一、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使得这两个产业的就业弹性发生了改变。第一产业的就业弹性在改革开放前达到0.93；1979-1990年，第一产业就业弹性快速下降到0.47，这其中有技术进步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制度原因，即1978年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1991-2000年农业就业弹性转为负数，为―0.203，这一数字符合我国工业化趋势，但依然过高，表明我国农业集约经营时代远未真正到来。我国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改革开放前的26年，第二产业就业弹性高达0.544，1978年后，其就业弹性在技术进步作用下急剧下降，1991-1995年降到0.142，1996-2000年再度下降为0.003。经验表明，工业的就业弹性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是不可逆转的。（齐建国，2003）

所以，我们增加就业岗位的重点应该放在第一、第二产业之外的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一直较高，并基本保持稳定，1979-1990年为0.674，1991-2000年为0.618（齐建国，2003）。这与第三产业的行业构成有关，其中商贸餐饮、批发零售等传统行业技术含量低，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其它如通讯信息等因技术进步成长起来的新兴行业，正方兴未艾，对劳动力都有较大需求。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已达到70%以上，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已达到了50%左右的同时，而我国的第三产业从业者却只有27.7%，因此第三产业应是有较高发展空间，也是提高综合就业弹性、解决就业问题的最主要出路。

2. 大力发展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扭转农村劳动力就业劣势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执行的是“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一直忽略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但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开展和转移过程中一些问题的出现，中央已经开始正式关注这个问题，以逐渐扭转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劣势，打破我国目前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状态。

在加强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把握一个原则：由“脸朝黄土”转向“面向市场”。传统农民的特点是朴实、节约、能吃苦，但不足的地方就是开拓精神不够、市场竞争意识不强、创业理念缺乏。我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上，非技能型劳动力大大过剩，技能型劳动力严重不足。现阶段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一定要面向市场，培训出来的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一定要能适应市场需要，能够提升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能力。除此之外，应当注意培养现代新型农村劳动力的开拓精神、市场竞争意识和创业理念等。这些“软素质”的增长才是农村劳动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基础。不管农村劳动力从事的是农业还是非农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不可避免和日益加剧的。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是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过程中应当重视的。

3. 发挥政府职能作用，逐渐废除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和政策，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

我国政府已经开始关注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政策来改善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环境。比如：城市的各级公共职业介绍机构要免费向农民工开放，免费提供就业信息和政策咨询；实行政府搭台、市场推动、促进就业服务组织、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之间多层次、跨地域的合作，为农民工就业搭好桥梁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10月27日）。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政府的这些措施仍然缺乏力度和深度，要知道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根源是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所以政府更应当从两个方面着手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加大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核心内容是剔除粘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地位平等，获得统一的社会身份，但同时注意保持渐进性和梯度性。二是改革现有的劳动社会保障制度，将农村劳动力纳入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逐渐取消土地作为农村劳动力唯一社会保障的状况，放宽土地自由流转限制。

4. 引导农村劳动力建立理性的行为价值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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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响农村劳务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素

1、全社会就业形势严峻，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加大。目前城镇劳动力中的工厂、企业下岗人员，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分流和减少冗员，促使失业和隐性失业人员不断增加，使得城镇难以接纳农村转移出来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进而影响到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

2、城市化进程缓慢，制约着农村劳动力向大、中城市流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滞后，就业潜力巨大的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的能量就难以释放，城乡就业矛盾就难以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将受到阻滞，最终使农村的劳务经济不能够健康发展。

3、低层次的产业结构，在总量上制约着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水平，不利于农村劳务经济发展。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第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就业最具潜力的“朝阳”产业，1996年美国260万个新增就业机会中就有240万个来自服务业，而我市第三产业发展较慢，剩余劳动力必然增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起伏不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就业弹性下降，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十分有限，在总量上制约了农村劳务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

4、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低，越来越不适应向非农部门转移的需要，影响和制约了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虽有所提高，但总体水平仍然非常低下。首先是文化素质还比较低，有一技之长或有一定经营头脑的所占比例更少。由于文化素质低，他们未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的劳动本领，未掌握市场信息，不了解劳动力的需求情况，往往造成盲目闯荡市场的现象。其次是小农意总值比较浓厚，思想不够解放。由于中国受封建统治时间长，加上改革开放前政府长期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使农民习惯于自产自给的小农经济，思想保守，留恋故土，怕担风险，缺乏“敢闯”、“敢冒”、“敢试”的精神，致使劳务经济的发展受到影响。三是“小富即安”的思想较为严重，根本不想外出务工。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济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绝大部分农民产生了安图享受的思想，认为外出务工是吃苦受累，因而不再外出务工，进而影响到劳务经济的发展。

5、农村劳动力市场体系不健全，制约了农村劳务经济的稳定发展。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市场建设尤其重要，特别是生产要素最活跃的劳动力市场。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起步晚，与之相适应的配套设施、管理机构、规章制度等还未建方或健全，使绝大部分农村劳动力仍处在无序流动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对于广大的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和边远山区的农村劳动力来说，由于他们市场信息不灵，不知道劳动力的需求地方、类型、特点、数量、质量等，经常处于盲目流动、盲目应聘之中，其结果往往是收效甚微或劳而无功；另一方面，由于劳动保险及福利待遇上，往往使农村劳动力在得到不平等的对待、或同工不同酬等不平等待遇时，也不能得到及是保护，在不同程度上挫伤了农村劳力的积极性，限制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6、现有城乡社会制度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我国长期形成的旨在保护城市利益的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卫生制度等等，其核心是构筑在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户口管理制度之上的。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原有的二元结构的物质基础有许多已不复存在，如城市口粮问题、医疗保障的相当部分等等。但二元社针结构中长期形成的观念问题并未消除，城乡融合的制度建设和保障办法绝大部分还没有列入议事日程。相反，在目前情况下，一些城市在自身的就业压力下，出台了一些对外地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限制政策，部分关闭了向农村劳务力敞开的就业大门。这使得目前这种二元社会结构进一步加强，从而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二、促进农村劳务经济稳定发展对策建议

1、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仍是促进农村劳务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渠道。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于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发展农村劳务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乡镇企业由于资本密集度较低，其就业生成能力比城市企业要高的多，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当前乡镇企业发展面临的制度环境下，乡镇企不可能在所有的行业都与城市企业展开竞争。在经济发展进入结构大调整、大部分行业生产能力出现相对过剩的情况下，乡镇企业要适应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对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在农产品深加工、发展第三产业上大做文章，努力改变目前乡镇企业发展同城市工业“同构化”的问题，走与城市在结构上互补的路子，使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和充足的农村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和发挥。

2、加快城镇化建设，是减少农业人口的重要途径。要加速实行多元城镇化战略，根据国家多元城镇化战略规划，编制好我市的城镇体系规划和发展规划，各级也都要制定好城镇发展建设规划，在规划中要把吸纳农村人口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入。我市的城镇发展和建设中，首先，要有大城市建设目标，使其成为一个吸纳农村人口的典范；要围绕交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前景，搞好重点城市的规模扩大建设。其次，是对县级市镇实施扩张性建设，吸纳农村人口。再次就是要实施小城镇发展战略，中小城镇是连接城市与农村的纽带，是工农、城乡的交汇点，加速中小城镇的建设有利于发展和繁荣城乡生活，增加就业。

3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发展农村劳务经济条件下，只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劳动力资源方面的基础作用，才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开拓就业门路。应当看到，目前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不高，特别是劳动力供求信息收集与、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劳动就业服务体系、劳动就业法律法规体系和就业制度方面，还不适应农村劳务经济发展的要求。首先，要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劳动就业中介组织。逐步形成包括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培训在内的社会化的就业服务体系，帮助劳动力对转移成本、收益、风险做出正确的判断，以减少盲目流动而遭受的损失。其次，要完善和规范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必须建立一整套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市场组织体系以及调控和保障就业者权益的法规和制度体系。彻底消除各地方政府出台的限制外来劳动力就业的政策，健全劳动力市场规则，使外来务工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的保护。再次，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逐步消除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况。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地位平等，获得统一的社会身份。户籍制度改革的背后是城市用工制度的改革的城市原有福利体制的改革。在就业制度上，应建立“企业自主用人，劳动者自由择业”的市场化就业制度。在城市福利体制上，要逐步变国家财政暗补为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建立新的人口登记和管理制度，就是要建立对人口实行开放式管理的户口制度。户籍制度的改革可以采取渐进的方式，可先在小城镇实行新的户籍管理制度，在取得局部突破的基础上，再循序展开。目前，在小城镇，非农业户口已没有多少特权，改革现行户籍制度的条件已经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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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广州市统计局.2012年广州统计年鉴[Z].2013.4.

[3]广州市招生办.二一三年广州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报考指南[Z].2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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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迁移/户籍制度/市场化改革

改革以来中国发生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是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围绕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形成的。在资本稀缺的经济中，推行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可能依靠市场来引导资源配置，因而必须通过计划分配的机制把各种资源按照产业发展的优先序进行配置。由此，以资本和劳动力为代表的资源或生产要素，既无必要，也不允许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自由流动，因此，随着20世纪50年代这种发展战略格局的确定，一系列相关制度安排把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按照地域、产业、所有制等分类人为地“画地为牢”，计划之外的生产要素流动成为不合法的现象。其中把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分隔开的户籍制度，以及与其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消费品供应的票证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等，阻碍了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地域上和所有制之间的流动。在这种制度下，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农村居民没有政府的许可不可能向城市流动，劳动和人事部门通过计划来控制劳动力跨部门流动。

1978年底开始的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使农户成为其边际劳动努力的剩余索取者，从而解决了人民公社制度下因平均分配原则而长期解决不了的激励问题（Meng，2000）。与此同时，政府开始对价格进行改革，诱导农民提高农业生产率。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后，非农产业活动更高的报酬吸引劳动力转移（Cook，1999），从而推动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原来主要集中在农业的劳动力开始向农村非农产业、小城镇甚至大中城市流动。

由于各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尚未拆除，以及政府鼓励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政策引导，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劳动力转移以从农业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为主，主要是在乡镇企业中就业，即所谓的“离土不离乡”。但随着乡镇企业遇到来自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私人企业越来越强劲的竞争，必须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因而乡镇企业资本增加的速度逐渐加快，吸纳劳动力的速度相应减缓。农村劳动力面临着越来越强烈的跨地区转移的压力。与此同时，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私营企业和股份公司等其他非国有部门在东部地区发展较快，扩大了对劳动力需求，并成为消除制约劳动力流动体制障碍的一支重要力量。

随着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渠道日益狭窄，1983年政府开始允许农民从事农产品的长途贩运和自销，第一次给予农民异地经营以合法性。1984年进一步放松对劳动力流动的控制，甚至鼓励劳动力到临近小城镇打工。1988年中央政府则开了先例，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到20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采取一系列措施，适当放宽对迁移的政策限制，也就意味着对户籍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例如，许多各种规模的城市很早就实行了所谓的“蓝印户口”制度，把绝对的户籍控制变为选择性地接受。此外，1998年公安部对若干种人群开了进入城市的绿灯，如子女可以随父母任何一方进行户籍登记，长期两地分居的夫妻可以调动到一起并得以户籍转换，老人可以随子女而获得城市户口，等等。虽然执行时在一些大城市遇到阻力，但至少在中央政府的层次上为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城市福利制度的改革也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了制度环境。8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进行的城市经济改革，如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粮食定量供给制度的改革，以及住房分配制度、医疗制度及就业制度的改革，降低了农民向城市流动并居住下来和寻找工作的成本。

与其他方面的政策改革相比，户籍制度改革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成为劳动力流动的最大障碍。所有在就业政策、保障体制和社会服务供给方面对外地人的歧视性对待，都根源于户籍制度。随着时间推移，两方面的因素变化推动政府对迁移政策进行改革。一是城市户籍制度不再拥有外部或隐含的福利，也就是地方政府不再根据个人的户籍来提供就业、社会福利等各方面保障。这样，城市人口规模扩张不会给地方政府增添额外财政负担。二是地方政府意识到，劳动力流动不仅带来资源重新配置，而且也是城市融资的一个重要来源。这样，市场化发育水平相异的城市根据各自目标来推进城市户籍制度改革。

可见，通过户籍制度及一系列其他阻碍人口迁移的制度因素的改革而推动的劳动力流动，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整个经济体制向市场机制转变的重要进程，并且以其他领域改革的进展为前提。这个转变或改革的结果便是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劳动力资源越来越多地由市场来配置。而在整个经济不断市场化的过程中，人口迁移也表现出转轨时期的特点。这是中国转轨时期人口迁移的特殊性所在。本文旨在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来分析人口流动与市场化之间的关系。

一、转轨时期人口迁移理论

人口和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是劳动力市场在空间上从不均衡向均衡转变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刘易斯（Lewis ，1954）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和隐蔽性失业，农业中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几乎等于零或为负值，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不会对农业产出带来负面影响，反而使留在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不断提高；随着城市中劳动力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工资水平开始下降，直至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相等，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才会停止。在刘易斯的模型中，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可以自由流动，不存在显著的制度性障碍。城市现代部门的较高工资水平和传统农业部门的低工资水平，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驱动力量。在托达罗（Todaro，1969；Harris和Todaro，1970）两部门模型分析中，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迁移取决于城市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概率，当城市的预期收入水平和农村的工资水平相等时，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分配和迁移都达到均衡。

由于城市经济存在着现代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首先进入非正规部门，然后才有可能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城市正规部门就业创造率越大，越有利于将更多的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转入正规部门；城乡收入差距越大，从农村流向城市非正规部门劳动力数量越多，城市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规模也越大。由于城市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率取决于工业产出增长率及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城市工业的快速增长将有利于提高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率，从而减少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规模。但是，这个效应有可能被城市工资增长所诱发的大量新增农村劳动力流入所抵消。因此，城市正规部门的就业创造结果带来了城市失业率的上升。

费尔茨（Fields，1974）认为，托达罗模型中没有考虑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正规部门寻找工作的概率问题。由于非正规部门劳动力获得正规部门就业机会的相对概率较低，流

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只能滞留于非正规部门。他们之所以能够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主要是在于他们预期能够从得到的城市正规部门工作机会中获得补偿。在托达罗模型基础上，费尔茨引入了搜寻工作机会的观点，一方面强调了城市制度工资和相对就业概率对迁移过程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指出，非正式部门大量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保证了劳动力市场实现均衡时的失业率低于托达罗模型得出的估计。非正式部门大量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的失业问题。

随着劳动力流动，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相互作用。但是，根据托达罗理论，城市失业率上升将起到减缓人口继续向城市迁移。如果依据费尔茨的观点，城市劳动力市场似乎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不大。相比之下，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城市的失业率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托普尔（Topel ，1986）利用美国人口普查资料研究发现，1970～1980年，美国东部、中部和北部各州的平均失业率相对于全国水平上升了23%，同时西部和西南部各州的失业率却显著下降。同期，人口迁移的空间流向恰好与此相反，人口净流入地区为西部和西南部地区，东部、中部和北部均为人口净流出地区。

中国的人口迁移不仅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征，而且还有经济体制转型的独特之处。如前所述，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及其改革过程，为人口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和择业提供了制度基础，这也是研究其他国家人口迁移的理论没有遇到过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各项市场化改革措施必然对人口与劳动力迁移产生显著影响。同时，城市就业环境变化也为我们观察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条件。

首先，不仅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驱动人口的迁移，市场化水平在城乡和地区间的差异也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从而形成特定的迁移流向。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力相对丰富。因此，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由于政府采取人为扭曲资金价格的方式，在资金密集型产业上投资过多，抑制了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导致产业结构的扭曲，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经济改革以来，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资源配置逐渐转向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产业，较好地发挥了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带来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改善，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Cai 等，2002）。由于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上在地区之间不平衡，这种资源重新配置的效果主要体现在沿海地区。2000年，92.1%进出口贸易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分别为4.3%和3.6%.同年，86.5%的外商直接投资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分别为8.9%和4.6%.因此，劳动力迁移在东部地区更为活跃，迁移的流向也以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为特征。

其次，正如在其他国家观察到的那样，较大的迁移距离增加了交通成本、弱化了社会网络关系和目的地的就业信息，减少了迁移者的收益预期，因此，迁移距离上升降低了迁移发生概率。工作的不稳定性和信息获得的不确定性，不仅造成了迁移流向是一个从县内流向县外，从省内向省外的渐进过程，而且使得亲友等社会网络成为迁移者获得非正规部门就业信息的主要方式。格林伍得（Greenwood ，1969）认为，迁移存量对人口在地区之间迁移扮演着社会网络的作用。先前的迁移可以为后来者提供信息和其他方面的帮助，减少迁移风险，从而对后期的迁移产生影响。蔡f ǎng＠①（Cai ，1999）研究发现，75.8%的省内迁移者、82.4%的跨省迁移者的就业信息获得是通过住在城里或在城里找到工作的亲戚、老乡、朋友获得的。因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通常受到距离所反映出的社会网络强弱的限制，形成分阶段迁移。

第三，尽管户籍制度继续阻隔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但市场化改革使得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融合，城市就业环境变化必然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带来影响。随着国有企业亏损和非国有部门扩大，越来越多的原国有企业职工开始和迁移者在非正式部门展开就业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劳动力“是走还是留”，取决于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的就业状况，而且其决策通常是暂时的，而不是长期的。这与Harris和Todaro（1970）模型中所讨论的情况（迁移者在非正式部门临时就业、等待得到正式部门就业机会），以及Sethuraman（1981）观察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大多数迁移者将他们在非正式部门就业视为永久性的）都有显著差异。一个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发达地区流动，通常具有季节性特点，最多以年为单位在原住地和迁入地之间往返，呈现出“钟摆式”的流动模式。正如Solinger（1999）指出的那样，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条件。在非国有经济、特别是外商投资较快的地区，市场力量日益显现，迁移受到鼓励。

篇10

出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是社会现代化、生产商品化的发展结果，就全球范围的发展情况来看，很多国家都存在数量不同的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前，国家运用制度、政策从不同方面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进行限制，在那一时期内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属于停滞状态。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国家制定各种引导和鼓励劳动力流动的措施，例如户籍制度改革、允许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工作，解决其女子入学问题和配偶工作问题等，各种措施为人口转移提供有利条件，进而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速度。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只有200多万农民工，2003年，我国农村外出打工人员已经超过1.139亿，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3.2％，而且以每年300万的速度不断递增。如果根据国家确定的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建设率要达到56％的目标，未来每年还会有超过1300万农村人走进城镇，在非农产业中工作并逐渐成为工人阶级。我国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较大、速度较快，是一般国家难以比拟的。在建设发展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现阶段，我们在认识并了解严峻现实的同时，一定要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寻找到行之有效的策略。另外也要看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我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二、健康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原因

（一）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改革开放前运行的计划经济造成城乡二元结构，这严重影响了健康城镇化发展的进程。改革开放后，我国打破人口流动的限制，一些地区对城镇的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健康城镇化得到快速发展。但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健康城镇化对转移剩余劳动力的促进作用还比较有限，自由转移劳动力还存在歧视和障碍。首先表现在户籍制度设置的障碍。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具有身份壁垒，难以和城市劳动者进行平等的竞争，也不能享受就业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子女上学和城镇安居等问题阻碍了发展城镇化和转移劳动力。其次表现在土地制度带来的制约。现在比较落后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和土地制度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起到阻碍的作用。农民在城市得不到社会保障，而土地就是他们的保障，他们一方面希望在城市打工，一方面又不想失去土地。

（二）健康城镇化的发展水平较差

城镇化发展水平越高，转移农村劳动力的机会越多。我国建设城镇化的速度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表现在：首先城镇规模比较小。只有城镇人口具有一定规模时，城镇才能发挥出聚集效应，才能够配备齐全的文化、服务和商业设施，发展成地区中心，才能够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现在，我国除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健康城镇化具有较大规模外，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规模都比较小。其次，城镇分散、发展质量较低。大部分城镇交通情况差、建设水平低、管理落后、市场混乱、环境污染、治安差等问题，造成商业服务、科学教育、政治文化配套设施陈旧、落后，削弱聚集功能和效应，降低对农村和乡镇企业剩余劳动力的吸引力。最后产业结构缺乏合理性。大部分城镇没有产业支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较小，经济效益差，缺少吸引并转移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三）劳动力市场机制不完善

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必须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机制予以调节。现在我国因为没有成熟、完善的农村劳动力市场，造成劳动力在区域和城市间的供需出现脱节、信息闭塞等问题。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我国资金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出现较为严重的“用工荒”。另外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找不到工作。同时出现这两种现象体现出劳动力市场信息不畅和制度不完善。长时间以来，我国转移劳动力的主要方式是“邻带邻”“亲帮亲”。有关调查表明，农民工85％以上的就业信息来自于朋友、亲属的介绍，另外就是靠自己在劳动力市场等到工作。转移劳动力缺乏必要的协调、组织和信息。

（四）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有待加强

不论是发展健康城镇化，还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都需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现在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和转移的重点在于劳动力的整体水平较差。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外出打工的农村人员中，具有高中文化占24％，初中文化占51％，小学文化的占22％，其余的占3％。另外我国农村劳动中进行过中等职业培训的占0.13％，经过初级职业教育或培训的占3.4％，经过短期培训的占20％，没有经过培训的占76.4％。两组数据证明，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素质和专业技术能力都比较差，难以符合产业调整结构和优化升级的要求。

三、健康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策略

（一）强化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首先改革户籍制度，平等城乡居民的地位。近些年，部分城市降低农民工入城的条件，构建起保障政策，但执行力度较差。国家应该全面改革户籍制度，建设规范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让农民工和其子女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其次改革土地制度，健全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让农民摆脱对土地的依赖性，使其进入城镇推动健康城镇化的进程。改革的就是完善和加强农村土地流转的相关政策。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健全城乡保障机制，让所有成员都享受到社会和政府的基本保障。

（二）增强健康城镇化发展水平，提高城镇扩散和聚集的效应

提高城镇化水平能够增强信息、技术、物流、资本等扩散和聚焦的效应，吸引投资，增加就业机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强化健康城镇化水平，要建立健全以下几点：首先实现健康城镇化要健全产业结构，促进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现在我国进入经济发展的产业调整期，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东部城市优化产业结构，很多资金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进入内地，中西部地区要抓住机遇，完善产业结构，并提高健康化城镇的发展水平，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另外改善城镇环境，提高群众生活环境。只有同时改善城镇的硬环境和软环境，才能吸引投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最后健全城镇企业融资渠道。现在健康城镇化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融资困难是最主要的障碍。所以政府不但要改革城镇和农村金融服务机制，扩宽乡镇企业的融资渠道，体现出发展的规模效应，也要运用市场调控机制，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的投资活动，建立起以政府投资为主体，多元化建设和投资的机制。

（三）对劳务市场存在的中介组织进行规范，健全市场机制

完善劳动力市场是建设城镇化和转移劳动力的重要方式。首先，要打破就业壁垒，让城乡劳动力在就业方面得到平等的待遇。构建起企业用工和劳动力择业的市场化、自由化就业体制，另外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福利体制和就业用工体系，让所有劳动力之间实现平等就业。其次，构建起劳动力就业和转移信息服务机制。制定和完善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信息的政策性文件，构建起多层次、多渠道的劳动力就业信息的中介和网络组织。提高劳务输入地、输出地的配合和衔接，形成全国劳动力市场。最后提高劳动力市场制度和法律法规的执行和建设力度，保护农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我国根据保护农民工权益的相关问题制定并实施一系列的法律法规。2003年就实施了1号、78号、79号文件。2005年中央1号文件将农民工纳入到产业工人的行列中。由此可见，国家高度重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作。在文件的基础上，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健全劳动力就业信息和服务机制、认真执行和劳动力就业市场有直接关系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是完成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有序转移的保障。

（四）增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文化和综合素质，使其符合健康城镇化建设和农民就业的需要

为了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素质，需要各级政府加强投入，重视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和教育。首先提高基础教育的投入，保证九年义务教育的顺利完成，重视高中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条件好的地区还要逐渐推行高中教育和中职教育。其次、要重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文化教育和技术培训。政府要和社会培训机构、职业学校开展深入的合作，每年都要根据农村劳动力的特点制定培训计划，并逐渐形成制度。第三、构建起以培训技能为主，培训素质为辅的培训机制，降低健康城镇化建设时出现的农村劳动力供应和劳动市场需求之间的失衡问题。最后要保证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减少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时的心理成本，增强农民工子女的文化素质，提高他们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能力。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