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劳动力资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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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价劳动力资源

篇1

[关键词]劳动力素质 劳动力比较优势陷阱 知识型劳动力比较优势

一、引言

我国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一向是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优势。然而,发展中国家不可过份依赖于这一比较优势,一是这一优势并非永久的优势,二是如果单纯依赖这一优势,可能陷入“贫困化增长”陷阱。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教育普及化,在发达地区出现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情况。各国经济开始复苏,我国东部沿海以及广东深圳汕头等企业聚集地却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企业找不到充足的劳动力。迫于生活压力,具有专业知识的劳动者成为了高层次的工人,这种形式的转变改变了我国原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形成了独特的知识型劳动力比较优势。

本文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对我国现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陷阱分析,第三部分提出知识型劳动力比较优势的观点,第四部分对如何发挥知识型劳动力比较优势提出观点,第五部分得出结论。

二、我国现有劳动力结构比较优势陷阱

1.现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生产的产品处于价值链低端且附加值低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我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十三亿的人口规模的存在正是这种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基础。据统计,我国已连续9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引外资的首位,并曾连续5年居全球第二位。正是凭借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我国迅速地进入国际产业的分工体系,获得“世界工厂”的称号。但事实上“世界工厂”的称号并不是很准确,因为在全球制造业的产业链上,我国企业只处在低端。产品的附加值很低,大多数产品的利润被国外企业所获取,本土企业只是赚取廉价的加工费。世界营销大师科特勒披露的一个故事:在美国纽约54大街销售的“BOSS”名牌衬衫,价值120美元,渠道商分得年利润的60%,品牌商占到30%,而中国的制造商只得了区区10%,并且还为争夺订单争相杀价。这一问题不仅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我国的服装、纺织、玩具、鞋类等产业上;而且还体现在其他产业,比如电子产业、信息产业上。

2.现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大量地输出了我国的环境资源

要生产出产品,除了需要劳动、资本、技术这些因素外,还需要消耗大量的环境资源。我国出口具有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产品的同时也出口了我们的资源和对环境的破坏。虽然这些产品是主要以劳动密集加工为主,但这些产品本身还是要消耗资源。我们出口的产品因为劳动力廉价而便宜,这是我们能大量出口的主要原因。这种低价值出口一方面发挥了我国现有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但同时却耗费了大量的能源和资源。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对我们环境的破坏程度,很多人都切身感受到了。空气、河流、湖泊、海洋被污染,森林草场的疯狂开发等无不会在将来带来许多问题。

3.现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大大阻碍了我国居民的生活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正是由于我国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力,造成了我国劳动力的廉价。廉价意味着我国居民的劳动收入很低,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我国居民的劳动所得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几十倍。收入的过低导致了我国居民购买力不强,也间接阻碍了民族企业产品的内销,不利于民族企业的发展。同时收入的过低也导致了居民生活相对的贫困,生活水平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标准上。

然而,如果提高了我国的劳动力价格,那么基于现有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就不复存在,我国经济也会受到打击,居民的生活水平更加的难以发展。这种恶性的循环强烈的要求着我们现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转型。

三、知识型劳动力比较优势

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相对的提高,相比于东亚国家越南老窝等更加廉价的劳动力,我国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慢慢在消失。同时随着我国全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高校的扩招计划的实行,开始涌现出了大量毕业生,就业形式严峻,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伴随这些较高素质的毕业生进入社会,我国目前社会的劳动力的结构出现很大的改变,廉价的劳动力不再是以前单单以农民工为主。这些较高素质的人才逐渐转变为高层次的工人,开始形成了“知识劳动力”的比较优势。

知识型劳动力比较优势体现在我国目前大量的劳动力具备了较高的素质,他们不仅仅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同时具有了一般体力劳动者不具有的高素质,能够进行更高层次的劳动。知识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低素质体力劳动者来说,我国的知识劳动力能够提供更加含有技术含量的劳动力,具有更加强的投资吸引力,能够提供更多的知识劳动额外产值。

四、如何发挥知识型劳动力比较优势

1.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

知识型劳动者是具备较高素质的人群,他们所提供的劳动力具有较大的“性价比”,能够更显其比较优势,因此政府应扩大基础教育建设,扩展不同需要素质教育。

其次,我国劳动力成本虽然比较低,但是劳动生产率同样很低。投资者花同样的钱可以在别的国家得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所以,先进的生产技术,科学的管理方式在今后的发展中都是必不可少的。

2.提高知识型劳动者的就业率,完善劳动力市场

我国劳动力资源充足,竞争很激烈。促进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就业增长是长期任务。要尽快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完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体系,逐步整合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其他非国有企业职工、大量处于待业状态的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以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都纳入统一的政策体系,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另外, 对于逐渐增长的知识型劳动者要给其提供更广阔的就业平台。

政府可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更多外商投资,让投资者认识到我国劳动力向知识型的转型,以至吸引跟多投资。

知识型劳动者本身也应该改变观念,发挥个体才能,凸显高素质的优势。

3.增强对民族企业的投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

随着知识型劳动者的增加,我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外商投资的模式将不得不进行转变,靠纯劳动力进行低价竞争难以为继。因此,政府应该加强对民族企业的投资,将知识型劳动力比较优势“内销”。

同时,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较薄弱,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当今世界的国际竞争中,决定产业竞争优势的主要因素已经从过去的自然资源条件和廉价劳动力,转向创新能力、技术和管理优势。因此,政府必须大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走

新型工业化道路,培养多方面的知识型劳动者。

五、结论

比较优势是国际贸易这门学科中一个小小的概念,但却具有很强的研究性。本文在研究了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的过程中,发现了目前我国的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相对于其它的东亚国家来说已经快要消失。但劳动力素质的上升却成为了我国的劳动力新的比较优势:知识型劳动力比较优势,在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有着知识含量的额外竞争优势;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而言,又有着廉价的特点。在未来国际贸易市场中,我国仍将成为各国贸易的集合处。随着国民教育的加深,知识型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将逐步在未来显现,这将成为我国在新一轮国际贸易战中制胜的一个关键因素。

参考文献:

[1] 何元贵.比较优势、贫困化增长与劳动要素收入[J] .探索与争鸣, 2007

[2] 匡亚洁.我国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J].企业研究,2009年02期

[3] 林毅夫.论经济发展战略[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4] 蔡的贵.反思基于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制造”[J] .经济问题, 2006

[5] 陈瑞华.严裕华.国际化竞争下廉价劳动力资源分析[J] .江西社会科学, 2003

[6] 韩静. 论我国制造业的廉价劳动力与比较优势陷阱[N]. 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篇2

【关键词】中国劳动力 国际分工 比较优势

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最大的比较优势。一般认为,我国出口商品的低价格竞争优势主要依赖于国内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那么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市场逐渐开放,各种要素的流动性逐步增强的条件下,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会消失吗?这样的变化将会怎样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

一 中国劳动力现状

在全球产业链上,中国企业只是处于低端。由于中国目前可利用的比较优势是廉价劳动力,缺乏核心技术等深层次竞争资源,我国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模式,产品附加值低,赚取的基本上是低廉的加工费。因此,有人认为我国制造业只是世界制造业生产链中的组装车间。据有关资料表明,在美国一件价值120 美元的“BO SS”牌衬衫,渠道商获得利润60%,品牌商获得利润的30%,而中国的制造商只得到区区的10%,并且还为争夺订单争相杀价。这一问题不仅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我国的服装、纺织、玩具、鞋类等产业上;而且还体现在其他产业,如电子产业、信息产业上。“中国制造”的商品虽然盛行世界,但是缺乏核心技术,也缺乏风行全球的品牌,效率低,附加值不高,更多的是价格的恶性竞争。因此,我国基本上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处于低附加值的弱势地位。

中国劳动力存量庞大。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在国际分工中从事市场容量较大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是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前提。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比较优势不仅体现在所从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而且体现在所有产业的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上。

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说,“中国仍是相对贫穷的国家,中国工人平均工资是美国工人的4%,与1975年的韩国类似。”甚至比非洲还低,位列全球最后一名。粗略比较,我国职工人均货币工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人均名义GDP 的增长速度,说明我们劳动力相对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我国劳动力素质较低。2010年《国家竞争力蓝皮书》指出,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与大国地位不相符合,高端人才指数、教育与健康指数等均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在人力资源总量上,中国在G20国家中排名稳居第一。但更能反映一国人力资本水平的人力资本构成指数却连续五年排在第18位,指数值仅是美国的1/12,日本的1/10,差距非常大。这说明,中国人力资源总量虽大,但是拥有技能人才、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比例很低,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

现在为很多学者认同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为中国经济高增长做出重要贡献的低廉劳动力等比较优势正在递减,虽然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会在短期内完全消失,但是过于依赖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企业和产业将变得越来越艰难。因此,我们应该认清中国劳动力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挑战。

第一,我国劳动生产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与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不成比例。从世界来看,以第二产业为例,相对于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发达国家而言,仅占美国的1/18,英国的1/16,日本的1/15,即使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也只占到巴西的1/12,马来西亚的1/3,仅次于印度、巴基斯坦。正因为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决定了我国不可能有较高的工资水平。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摆脱“廉价劳动力”的说法。

第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对我国造成冲击。亚非拉国家地区相继开放国门,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国外厂商,其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给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带来巨大的冲击。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于我国的越南也走上了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道路,南亚的印度也在朝这个方向转变。由此可见,我国的廉价劳动力已经成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中生产的最底层,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确面临着挑战。

第三,劳动密集型产品屡遭国外反倾销调查。中国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调查专员宋和平透露,截至2010年,中国已经连续16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中国的钢材、轮胎、玩具等产品,相继在欧美遭遇反倾销调查。对我国制造业发展、税收和就业也造成了严重损害。

第四,大国经济效应限制了比较优势的发挥。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2011年进出口总额3642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5%;出口18986亿美元,增长20.3%;进口17435亿美元,增长24.9%。中国对外贸易具有大国规模以后,出口扩张难度增加。另外,中国进口能力也迅速扩大,由于进口量庞大,经常引起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价格上扬,使得我国进口价格上涨,同时,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下降,使得我国贸易条件恶化。

二 改革方针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劳动力的种种缺陷和不足就会暴露在国际市场的冲击之下。我们要跳出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一些误区和陷阱,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首先,鼓励技术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现阶段我国制造性企业在技术方面创新能力不够,很多都是通过高价购买国外的技术和设备生产线单纯模仿生产,这样一来使得产品的成本提高,而且还缺乏国际市场竞争力。国外的优质企业每年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在技术改进上,因为他们产品的劳动力成本比较高,为了能提高竞争力只能通过增加技术附加值,降低平均技术成本来实现。这对我国的制造业发展也是个很好的启示,我们应当正视我国的现实环境,制定切合实际的产业结构目标,与资本、技术和知识产权相结合,形成劳动 资本密集型,使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的转变。

其次,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是一国产品竞争力的基础。一方面应该优化现有人力资员培训、充实理论知识,以及增加各种激励制度等;另一方面,大力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质量,包括增加教育、研发经费;迅速普及高中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完善职业培训体系,逐步建立终身学习体制和学习型社会;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劳动力比较优势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

三 结语

最后,政府对劳动经济的关注和研究必不可少。即对一些关键性的高技术产业和幼稚产业采取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包括金融、税收、研究投入等方面,并且在一定时期内保护国内市场。但这种扶持和保护不同于一般的进口替代政策,它的最终目的在于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政府不能再片面强调经济的发展,不应再直接参与招商引资。中央政府应加快建立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使地方政府的政绩和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挂钩。

21世纪,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尤其是亚太地区市场一体化,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已是势所必然。中国劳动力市场将面临来自国内外市场的双重冲击。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应从动态的角度去把握比较优势的变化方向,加大技术投入,创造竞争优势,调整产业结构,使我国制造业逐步从低附加值的产业环节向高附加值的产业环节升级。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还必须重视改进劳动力资源的质量,不能片面固守劳动力成本的廉价性。为此,要切实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努力扩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此外,要实现我国制造业向高层次的跃迁,还要着力发挥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作用;调整产业结构;通过金融和财税政策,支持企业形成自主的核心技术竞争力,培育竞争优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保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提高不仅是在“量”上,而且还要在“质”上。

参考文献

[1]杨力行.21世纪廉价劳动力优势的终结[J].理论新干线,2008(3)

[2]闻文.廉价劳动力:经济发展的双刃剑[J].时代潮,2004(2)

[3]陈俊.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劳动力价格水平的优势及趋势 [J].中国经贸导刊,2006(8)

[4]蔡的贵.反思基于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制造[J].经济问题,2006(7)

[5]杨国鹏.廉价劳动力优势终结的反思[J].商业研究,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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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工荒;供给;需求;均衡;结构

一、“民工荒”出现的供给方面分析

“民工荒”这个词曾经因为金球金融危机爆发而一度淡出人们的视野。目前,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渐回暖,关于“民工荒”现象又开始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供求角度对产生这次“民工荒”的原因进行探讨。

(一)工资的影响。当工资上升时,劳动供给就会增加,其中又包含着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当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时,工资率提高劳动的供给增加;相反,当替代效应小于收入效应时,工资率提高劳动的供给减少。因此,假如影响劳动者供给的其他因素不变,只要增加工资就能增加中国劳动力的供给。然而农民工的工资并没有提高,同时农民工的生活资料费用还在不断提高,这必然是农民工的供给减少。

(二)务工环境恶劣,民工望而却步。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从事的是最苦、脏、累、危险的工作。同时目前缺乏农民工权益保障的长效机制,没有建立起国家对农民工的就业医疗、工伤保险、养老、教育等方面的制度和法规,没有完善的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观念、制度、法律的缺失,造成农民工生活在社会夹缝之中,缺乏正常的社会认同,缺乏有保障的社会环境,使追求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成为农民工的奢望。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供给相对下降。第一,.新一代农民工打工心态的改变。目前劳动市场上最主要的是18~28 岁的工人,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自我承认意识较强,对于工作有新的认识。第二,新一代农民工面临的家庭束缚。处于新生代农民工年龄段的人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中的大部分目前要面临结婚生育、赡养父母的责任,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会影响他们做出外出打工或留守家庭的选择,这也会影响到农民工总量的供给。

二、“民工荒”出现的需求方面分析

(一)廉价劳动力需求扩大。近些年来,中国加工制造企业以惊人的低价迅速抢占国际市场,得益于国内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廉价劳动力是我国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产品竞争力和吸引外资的优势。随着经济的增长,更多的企业需要更多的廉价劳动力来获取更多的利润。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反映出我们对廉价劳动力的过度依赖。自然的,对企业主来说,雇佣更多农民工意味着更多更廉价的劳动力,众多企业,尤其是制造性企业都倾向于雇佣廉价的农民工。

(二)产业趋同导致对劳动力需求过度膨胀。地区产业结构趋同也是造成劳动力局部短缺的一个因素。近年来,经济高速发展,投资者多选择一些技术含量低、资本有机构成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产业结构相同或相似的企业聚集在这一地区,招聘的又是同一年龄阶段、同类型工种的劳动力,这种趋同化产业结构很容易造成同种类劳动力的局部短缺。

三、缓解“民工荒”的措施

(一)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我国现有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逐步剥离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就业权、居住权、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社会参与权、医疗服务权、公共设施权和福利服务权。农要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农民工在就业准入、劳动福利、工资报酬、工作时间、社会保障、子女就读等方面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积极探索建立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的途径。

(二)做好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提高农民工的就业竞争力。国家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增加对农村人力资源的投入和开发,全面提高劳动力素质。短期内,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公共工程等公共投资项目,尽可能多地为贫困人口创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通过转岗培训和提供小额贷款等方式帮助这些劳动者创造自我雇佣或受雇于他人的就业岗位。

(三)改革农民工就业管理制度,建立专门的管理服务机构。政府要建立免费的为农民工就业提供服务和咨询的管理机构,提供就业信息和指导。逐步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运行和调控的法律规范,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调控机制,从主要依靠行政管理手段调控尽快过度到主要凭借市场机制来调节。统筹农民工管理和当地城镇居民的管理,为农民进城打工创造宽松的环境,帮助农民工实现公平的就业竞争,有效地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四、结论

“民工荒”的出现看似偶然,其实却是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人口结构变化、价值观念转变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民工荒"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若放任自流,必然造成劳动力供需长期失衡的趋势,势必影响经济社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民工荒"的出现,也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重要的启示。

参考文献:

[1]陆汉洲著:聚焦中国农民工[M].中国经济出版,2005.

[2]金泽虎.民工荒假象的经济学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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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桢、李轩:由“民工荒”引发的经济学思考[J].农村经济,2005,(12).

[5]宁光杰: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与就业.[J],威海科学导刊,2004,(1).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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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衰中国”现在很热。“唱”者中现有出于暗示中国威胁的别有用心者,亦有想在“中国热”面前反一下潮流达到自我炒作的人;当然,也有真心为中国发展中的隐忧焦虑的有识之士。本文作者或可归入这类有识之士,因此,他的文字值得一读。当然,因作者长年生活海外,具主要是从其日本研究出发,结论的真确也就并非不可商榷。比如,中国能否简单地比附日本即是大问题,至少中国经济的纵深度与多层次,就比日本更具抗击能力;又比如,对中国经济较高的外贸依存度也应具体分析――作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更深入地观察会发现,中国的外贸几乎是独立于广大非城市居民之外的状态,尽管构成庞大数量,但其衰荣的传导作用令人怀疑。但无论如何,作者善意的警言,以及隐含的结论――我们无法改变外部世界,但我们可以加快改革,完善我们自己,都是有益的。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在制造着四个结构性条件。这四者的合流和互动将使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几年中面临着重蹈日本泡沫经济覆辙的风险。

中国经济过于依赖美国市场

中国经济严重依赖美国市场,不断增长的中美贸易不平衡与美国经常账户上的整体逆差一起为美元带来强大的贬值压力。2003年,中国 GDP对美国市场的依存率已经接近10%。根据美国官方的统计,2003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已经超过1200亿美元。中国经济在这样一种局面下面临着双重风险:一方面,美国必然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如果在现在的条件下回应这些要求,中国必然面临出口下降、经济发展减速的风险。

必须指出,无论是中美贸易不平衡还是美元贬值压力中的中国因素,都只是很多因素中的一种,而且美国自身对二者也有很大责任。中国完全可以据理力争,强调美国政府在计算美中贸易时香港地位的不合理性以及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对贸易不平衡的影响。中国也可以指出美国国内的储蓄率过低,政府、企业和个人靠举债度日是导致美国财政贸易赤字的根本原因。但是,根本性问题在于无论是谁的责任,只要美国贸易赤字持续扩大,美元危机的可能性就进一步增加。只要美元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就要遭受沉重的打击。中国与其和美国理清责任的是非,不如对如何在这种前提下以一种全球性观点对维护本国利益进行战略性考量。

一旦人民币由于国际压力或是由于美元危机急剧升值,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世界工厂模式马上就要面临很大的压力。如果人民币在未来的五年里也像日元在80年代一样对美元的汇率升值50%,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恐怕在顷刻之间就会大打折扣。中国至今仍然没有像日本一样建立起以独立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

现在,中国国内掀起了一系列产业政策的大辩论,无论在关于汽车,还是关于京沪高速列车,或者“运十”的辩论中,人们潜意识里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中国是否应该继续依靠以廉价劳动力为主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一直等到这个优势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度的上升彻底夺走,还是从现在就开始向以独立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为基础的比较优势转变。当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真的大幅度上浮时,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是否有除了廉价劳动力以外的比较优势,马上会成为对中国经济来说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中国式的世界工厂模式过早造成资源冲突

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大量吸引外资,在贸易方面大出大进的世界工厂模式使中国过早地进入与其他国家之间在能源和资源方面的冲突,并被认为抢走他国的工作机会。积极吸引外资的结果是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设厂甚至建立地区总部。世界工厂的崛起已经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为了维持世界工厂的运转,中国必然需要一个与其生产规模相匹配的世界级的供销科,大量使用能源、原材料和设备。尽管这可以为其他国家增加就业机会,但也可以使中国与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摩擦和冲突骤然加剧。这并不是说中国不应该发展,也不是说中国不应该与他国争夺能源和资源,而是说中国应该考虑资源争夺效益比,要思考在一定的能源资源争夺水平上如何实现更高的发展水平。或者说,在追求一定的发展水平时如何降低与他国在能源资源方面的冲突。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思考,在恶劣的能源资源条件下,发展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既能在国际贸易里获得更大的利润,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与他国在资源方面的冲突,以便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

如今,能源条件的骤然恶化一下子把世界工厂与世界办公室之间在度过石油危机能力方面的区别显示得淋漓尽致。我们在全世界到处找油的同时也应该想一想中国发展模式本身是否隐含着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因素。

过高的贸易依存度加大来自国际市场的风险

中国大进大出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大大提高了本国GDP的贸易依存度,并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来自国际市场的风险。直接受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以吸引外资为手段、建立大进大出的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影响,中国GDP贸易依存度近年在急剧上升,2002年还在50%左右,2003年就上升至60.2%。据预测,中国GDP贸易依存度要上升到70%以上。这样高的GDP贸易依存度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国际市场发生大起大落,中国经济必然要受到严重的影响。

日本一直把GDP贸易依存度控制在较低的水平。有人会说,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相似的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的GDP贸易依存度并不算太高。关键在于中国有许多与他国不同的地方。当年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冷战期间鼓励出口时,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很少被认为形成对他国的威胁。它们也不会受到像今天中国面对的压力。这个趋势单独出现就已经是一个严重问题,如果与第一个和第二个趋势同时出现,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就显示得更为清楚。

以稳定换产业升级的做法隐含巨大风险

中国发展模式与日本发展模式相比,在处理政治稳定与经济结构升级换代之间的矛盾时采取完全相反的做法,这种以政治稳定为代价追求经济结构升级换代的做法隐含巨大的政治风险。日本长期以来以稳定为优先目标:尽管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面临着一系列的外部经济环境的挑战却始终坚持以稳定为主,特别是注意保护对就业有直接影响的农业和零售业。当然,日本也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直到去年为止,日本经济一直在困境中挣扎。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另一面是,尽管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其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却依然如故。中国则显示出一种大刀阔斧对经济结构进行升级换代的魄力。中国经济不仅在开放程度方面远远地把日本经济抛在后面,而且在经济结构上也迅速地在低技术产业、中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同时追赶,显示出极大的活力。与此同时,中国对社会保障付出的努力远远不及日本。三农问题、下岗职工的问题以及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已经成为社会与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在加入WTO协定中,中国在农业与零售业方面作出远远超过许多发达国家的让步。当然,这里的逻辑是如果中国加入WTO后,通过扩大出口、制造足够的新就业机会,就可以充分吸收这些让步造成的失业。但是,随着反倾销正在成为许多国家抵制中国产品的新手段并有大幅度蔓延的趋势,中国在农业和零售业的让步能否顺利度过后WTO时代来临的冲击还有待观察。

以廉价劳动力为优势的发展模式必须加以调整

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必须建立在低工资的基础之上。这种发展模式如果不加以调整,从长远的角度看会严重束缚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中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滞后结果是收入不平等过大,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这种分配不平等的后果是国内需求疲软。而国内需求疲软不仅导致通货紧缩,而且又使得中国GDP总值中国内部分所占比例相对较低,从而使GDP对贸易依存度过大。如果中国在GDP对贸易依存度过大的条件下被迫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国际市场的任何急剧变化都会使国内经济遭受重创。这时,长期以来没能得到很好解决的不平等问题反过来就很有可能以突然爆发的形式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从这层意义上而言,去年以来中国政府开始重视农村问题、下岗职工的问题以及提出振兴东北的问题,不仅仅是在解决不平等的问题,也是在为中国经济外部环境可能发生的变化提前做准备。

中国发展模式伴随的以上四种趋势如果合流或者在更深刻的层次上互动的话,可能给中国经济在最近的将来带来不少的挑战。这种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吸引外资、靠大出大进维持的世界工厂模式,不仅在国际上增加了中国经济在国际金融与能源方面的风险,而且在国内削弱了中国经济抗拒外部冲击的能力,并埋下了政治不稳定的根源。

2003年出现的这四种趋势合流并互动的初步预兆,是对未来数年中中国经济面临挑战的一个极大警示。直到2002年底,笔者仍然以为对中国来说要面临日本上个世纪80年代那样的挑战恐怕还是2008年至2010年左右的事。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挑战会来得这么快。转眼间到了2003年春天,就开始出现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强大国际政治压力。到了夏天,国内国外更是开始纷纷议论中国经济过热的问题。十分明显,中国面临着一个比当年日本面临的更为急剧变化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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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一体化的结果之一便是导致人们,特别是廉价劳动力向邻近国家的不断迁移。加拿大和美国就接纳了来自加勒比、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大批无证移民;西欧也接纳了许多来自地中海盆地的移民。移民中有好多人往往会采取汇款的方式帮助家人重返家乡。而这些汇款,正悄然改善着侨民出生社区的慈善面貌。

就墨西哥侨民来说,其每年对出生社区的汇款总额超过了160亿美元,且呈现增长趋势。这超过了外国的直接投资,也使得海外发展援助相形见绌。汇款规模固然是人们关注的重点,然而,还有一股趋势尽管很小却发展迅速,那就是移民慈善。

尽管从历史根源上说,墨西哥的慈善传统应追溯到西班牙统治前的社区援助,19世纪的慈善协会、公民社会及慈善机构的近期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但越来越多的墨西哥人移民美国对于慈善形式的重塑起着根本性作用。

在一些小型、地方性倡议的引导下,美国墨西哥侨民社区的人们组成家乡协会,为他们在墨西哥的出生社区筹集资金。遍及美国的100多万并不富裕的墨西哥人,正通过购买巴士、救护车,为小型商务活动提供种子基金,为地方建学校、修路、建桥、建水电系统等方式为墨西哥社区改善筹集资金,推动墨西哥慈善事业迅速发展。这是跨境捐赠中的一部分,彰显了集体捐赠的力量。

美国墨西哥侨民的存在并非只有墨西哥受益。正如克林顿总统时期的移民和规划局局长桃瑞丝・迈斯纳所强调的,美国墨西哥侨民的诱惑是双向的:汇款对于墨西哥经济具有很大吸引力,而美国也需要廉价劳动力。然而,侨民捐赠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利因素。

首先,农村社区接收到大笔侨民汇款后,往往会因缺乏金融机构管理,而限制了汇款资源资本化的实现。

其次,汇出及接收汇款所需成本过高,侨民或雇主为出生社区的发展筹集资金需额外缴税的规定。

第三,受民众质疑的政府及掌权者的清廉程度、办事效率及对外界事物的接纳程度。

篇6

笔者不久前在《南方周末》发表了《谨防大学泡沫》一文,指出目前中国主要还是一个产业社会,不是服务业社会。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主角还是蓝领劳工,受过大学教育的白领还是配角。而中国目前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战略,忽视了对劳工的服务,培养了过多的大学生。

没有想到,同一期的《南方周末》,刊发了“民工荒”的报道。这无疑是对笔者观点的一个最有力的支持。目前的中国,竟然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而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民工在一些地方又告短缺,几乎和所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背道而驰,可谓世界一大奇景。

可惜,中国社会对这一扭曲的劳动力市场还缺乏认识,更少有人讨论相应的对策。笔者去年曾提出,中国要考虑高工资、高福利、高劳动生产率的产业战略,不要守着低劳动力成本的短期优势固步自封。但此说在许多雇主对民工连最低工资也不愿按时付的时候,无异于天方夜谭。

然而,中国最终还是不得不面对高工资的发展战略。现在我们面临的“民工荒”,也许为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

“民工荒”的本质,是中国在21世纪初还在死守着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发展战略。众所周知,由于改革的成功,25年前的中国和当今的中国在经济上完全是两个“国家”。25年前,中国一贫如洗,没有基本的发展资金,除了依靠廉价的人力资源、走劳动力密集型的道路,别无他途。如今,中国已经完成了初期的资本积累,并且很快就会面临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劳动力不足的危机。但是,我们却没有根据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现实,完成必要的战略转型。

据《时代周刊》1979年引述的数据,1977年,中国的GDP只相当于3730亿美元,人均收入仅378美元。但“四个现代化”的计划,到1985年就需要花掉8000亿美元(上述数据均以当时的美元价值计)。可以说,中国当时是个近乎赤贫,毫无发展的本钱来偿付现代化所需资金的国家,只能靠出口石油和运用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为外资加工产品。

如今呢,中国的GDP以美元计达15000亿左右,翻了几乎3倍,人均GDP为1120美元,翻了几乎两倍。中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享受着可观的贸易顺差。中国终于有了发展的本钱!同时,再看我们25年前穷得叮当响时所倚仗的那些资源:如今石油不仅无法出口,而且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这在1970年代末是做梦也想不到的。接下来我们应该问的另一个做梦也想不到的问题是: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是否也会步石油资源的后尘、最终陷于枯竭?

这个问题,一年前提出还是个笑话。中国什么都缺,最不缺的就是人。然而,“民工荒”的出现提醒我们:中国早晚有一天会发展到缺人的地步。目前的“民工荒”还仅仅是我们看得见的人力短缺,以后还会有我们现在看不见的。比如,有关专家预计,今年底到明年初,世界服装和纺织品的进出口配额制度可能取消。这将引起世界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巨大震荡。中国将成为这一巨变的主要受益国。根据《金融时报》所引述的估算,一旦这一贸易壁垒被彻底推倒,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将暴增,对美国市场的占有率将从现在的16%增长到50%。对其他发达国家的出口也将以类似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中国的服装与纺织品出口在短短几年内可能扩张数倍。而服装和纺织品制造是最重要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之一,在世界上雇用着4000万劳工。

如果中国抢下这个市场的一半,那么仅这一个行业,至少就需要2000万左右的劳工。这也无怪,一些外商已经开始抱怨在中国找服装、纺织工人越来越难。而再过十多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社会,年轻劳动力的相对短缺会进一步加剧。如果我们没有相应的对策,十年后这一问题将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中国的发展。

以不愁能源为前提而发展经济,自然造成巨大的能源浪费,最终引发能源危机。同理,以不愁劳动力为前提而发展经济,会造成巨大的劳动力浪费,最终将面临劳动力危机。

我们这种坐守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发展战略,造成了三个直接恶果:

第一,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太便宜,厂家不愿意投资更新技术、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因为新技术虽然节省人力,却需要投资。如果人力太便宜,那么买设备的钱,还不如用来多雇几个工人合算。一些国际经济界人士指出,中国正在陷入一个低技术的陷阱。即使是一些掌握新技术的外商,在中国设厂也宁愿多雇些廉价工人,少用昂贵的先进设备。这就大大影响了中国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第二,由于认准了廉价劳动力的战略优势,对劳工的既有权利就存在严重的忽视。这次“民工荒”的报道,特别提到有些绝望的厂家,为了吸引工人拿出格外优惠的条件,其中之一竟是“按月发工资”!可见在正常情况下,很多民工是不能指望按月拿工资的。这无疑使中国一大部分产业大军成为贫困阶层,无法进入中产行列,无法作为消费者来刺激内需、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

第三,我们把民工如同石油一样,看成是一种“自然资源”,而且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平时并不加以培养,在需要时招纳,不用则随手扔掉。企业如果只看眼前利益,把工人当临时工使,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那么工人一旦被解雇或“提前退休”,就可能因长期失业而丧失劳动技能。这无疑加快了现有劳动力大军的“折旧率”。同时,对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的严重忽视,以及城里人对外来人口的歧视,使大批民工子弟失学。一旦我们需要提高产业层次,提高对工人的技术要求,下一代劳工就马上会因缺乏必要的教育而有训练不足的问题。

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高劳工淘汰率。在这四低一高的前提下求发展,只能进一步加大对廉价劳工数量的需求。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沿海地区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如今中国的人均GDP,已经与印尼这样的国家持平,超过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比如,现在中国服装与纺织品业的劳动力价格,已经达到每日2.5-3美元,比越南每日1-1.5美元的水平高出一倍以上。甚至地处美国周边的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国家,劳工也比中国的便宜。可以预见,十年后,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劳动力会比中国便宜,我们的低薪优势很难永远维持。同时,15年后,中国人口老化,每个劳动力所抚养的人口增加,劳动生产率不大幅度提高,使每个劳动力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上涨,无法抚养得起老龄化的人口。

正是基于这一远景,笔者曾经提出借鉴日本的经验。在1950年代,日本的战后经济起飞同样主要靠的是廉价、肯干、守纪律的劳动力。但1960年代初,日本主动放弃这一优势,寻求高工资、高福利、高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战略。这不仅使日本在经济上与欧美比肩后仍然有巨大的发展后劲儿,而且在进入人口老龄化之后,仍然维持着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因为没有作出这一战略转型,加上体制上的落后,在经济发展上已经吃亏。日本企业在战后25年之时,也就是1970年左右,已经开始征服世界。日本的汽车、电器、工业设备全成为世界的名牌,占领的几乎全是高端市场。

当年抢着拣美军扔掉的垃圾的日本劳工,如今在世界上属于工资最高、福利最好,素质最优之列。中国如今已经改革25年多,但是,哪怕是制鞋,也要顶着人家的牌子。劳工不要说高工资、高福利、终身雇用,连欠薪的问题也难以解决。这样的战略,成功的前提就是维持贫困。所以它能让中国走多远,也就可想而知了。

改变这一局面,就需要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重新进行思考。

首先,中国应该保障劳工基本的权益和福利,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和职工福利标准。这对企业来说,无疑会提高劳动力成本。但适当提高劳动力成本,将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优化管理。同时,劳工提高了收入,就有资源对下一代的教育进行投资,提高十几年后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否则,民工的子弟还是民工,盲流的孩子仍然是盲流,中国人世世代代要给人家的厂商制鞋子。

第二,鼓励企业对职工的长远利益负责,培养高素质的蓝领阶层。应该说,在1990年代,中国和美国是世界经济中两个最大的赢家。人们把两国的成功,归结于自由市场。结果,美国那种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成了使用人力资源的理想模式。从理论上说,在美国式的体制下,老板对雇员只需要维持短期的雇用关系,可以随时解雇。这样不仅降低了企业的成本,而且由于老板不担心未来无法解雇不需要的工人,在生意好时雇用新劳工的顾虑也比较少,所以对失业缺乏保护的美国的失业率反而一直远远低于欧洲。

但这种自由市场的神话,一开始就受到了挑战。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obertSolow很早就注意到日本的终身雇用制的优势。在美国,一个工人到汽车厂干几年,经济不好后马上被解雇,只好换个行业。结果业无专精。而老板知道一个工人使用几年就走人,当然不愿意在这个工人身上进行教育投资、发展其技术专长。日本的工人则一进厂就享受终身雇用的待遇。老板知道要使用这个工人一辈子,只有提高他终身的技术素质,企业才能受益。所以,企业愿意为每个劳工一生的劳动生产率负责,使之享受“终身教育”,其劳工素质超出欧美,也就不足为怪了。现在中国的不少业主连临时雇用的民工的工资都要抵赖,更不用提业务培训了。这最终当然就使中国无法产生优质的蓝领阶层。版权所有

不错,欧洲的失业率是比美国高。但最近有研究表明,这种失业率并不一定是低效率的表现。美国虽然就业较充分,但在劳动大军中,有大量今天东家干干、明天西家干干的散兵游勇。这些人素质甚低、工资也甚低,在工作岗位,常常是现学现干、甚至越帮越忙。欧洲的福利社会,等于花钱把这些人养起来,让他们别去工作岗位捣乱。真正工作的,则是业务精熟的员工。所以,虽然欧洲人度假时间长、福利好,但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企业赢利等数据看,除去德国之外的西欧国家,都毫不比美国逊色。

中国要走哪条路,当然还需要摸索。但是,即使像美国这样最极端的自由经济,工厂还是要给职工提供许多基本的福利,如职工全家的医疗保险,孩子上学的补助等等。著名的福特汽车公司,每产一辆车,其成本中竟有1000美元是职工的医疗保险,比其所消耗的钢材成本还高!而中国的劳动大军,则越来越临时工化。职位、福利没有基本的保障。特别是许多工厂,让四十几岁的工人退休。这些人回到家里,工作技能退化。十年后一旦人口老化需要一些高龄职工出来工作,这些人到时候已经完全失去了工作能力,加大了中国被抚养人口的比例。

对比美日的雇用制度,可以说美国是劳动力资源密集型,日本是劳动力资源集约型。美国地广人稀,有增加人口、吸收移民的潜力。没有人用就进口移民,人口老化得慢,不愁没有劳动力,结果使用劳动力就如同使用能源一样,不注意节约和效率,随用随扔。日本则人口稠密,移民条件差,人口老化快,现有劳动力日益减少。所以雇一个人,就要用到老,让他为社会干的时间越长越好。中国的情况,显然更接近于日本。所以,我们对已经有的劳动力要倍加珍视。而终身雇用制注重职工的长远利益,能够较好地维持劳动力的使用年限,保持现有劳动力的质量和数量。所以,市场经济中的终身雇用制,是一个值得探求的经营模式。

第三,教育要适应劳动市场的需要,不能再以计划的手段办教育。目前的“民工荒”,还属于劳动力市场的表层危机。深层的危机恐怕是劳工缺乏训练,劳动生产率低下,无法胜任更复杂的技术工作,进而没有提高自己工资水平的本钱。对此,国家应该做的,是为教育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鼓励私立学校的发展。对于一些教职员过剩、规模过大的学校,应该进行分解,就像韩国在1990年代末金融危机后分解垄断的大财团一样。这些经过分解后的学校,规模降到和民间学校相当的水平,其经营会灵活,对市场反应也会更迅速,也使私立学校有可能与之竞争、争夺生源。这样,各学校就不会争先恐后地消耗资源、成批培养劣质博士,而是注重本科生的教育,注重短平快的职业培训,使教育直接对劳动力市场负责,特别是承担起将农村民工迅速转化为世界一流的产业大军的使命。也只有这样,劳动力的素质才能跟上技术进步的进程,保证中国制造业长远的竞争优势。

篇7

关键词: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前景;现状;探索思路

1.前言

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含义来看,它是一个相对性的范畴,它的划分标准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各不相同,那么理论上来讲,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指的是资本劳动力比例较小的产业,具体来讲,是指农业、林业、服装制造业、玩具制造业、家具制造业等产业。从其理论意义与具体行业表现不难看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数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是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并且劳动力成本较低,这一特点为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很好的竞争优势。为了更好地发展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我们要从现今的经济发展形势入手,探索出科学合理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前景。

2.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现状

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发展起步晚,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无论是从资本积累还是技术创新方面都处于非常落后的阶段,因此,我国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主要依靠的是第一产业,农业、林业和手工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凭借大量廉价劳动力、物美价廉的商品而在国际市场中占据了较大份额,这为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现今,我国工业和服务业相继发展壮大,但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依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就目前来看,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问题,首先,对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认识存在误区,过于笼统的理论解释使得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缺乏针对性,问题也得不到及时解决;第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机构不尽合理,重工业的迅速发展吸收了大量资本,这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不利影响,服务业虽然得到迅速发展,但是发展结构缺乏合理性;第三,国家的政策支持力度不足,政府体制不够完善,在这一背景下,社会经济得不到更大的自由化发展空间,并且,我国为了支持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虽然出台了许多相关政策,但是相比现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国内以及国际市场的发展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政策支持相比,我国对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支持相对落后;第四,国际市场竞争环境的不公平性,随着世界经济的高度发展,各个国际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度不断提升,因此,我国在于发达国家相竞争的国际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发达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的国际贸易规则不利于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3.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前景及策略

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不仅分布于第一产业、在第二第三产业中也有涉及,为了更好地发展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我们要从自身存在的不足出发,结合我国现今经济发展状况,探索新型经济发展思路。

3.1从理论方面来正确认识

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时候,对其理论方面的了解长期存在误区,导致了理论对实践产生错误性的指导,因此在现今竞争压力不断加大的国际市场上,我们要想获得一定的市场份额就要从转变传统思想入手,纠正传统观念中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错误认识。具体来讲,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首先,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不代表着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要被取代,而是要认识到我国经济要获得稳步发展,劳动力密集行业始终是基础性行业;第二、在新的社会背景下,要发展好劳动密集型产业就要树立可持续、全方位的发展思路,产业发展要以市场为导向,政府要尽可能地为该类行业提供宽松的发展空间;第三、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特点是劳动力资源充足,但是资本技术等资源非常欠缺,那么我们发展劳动力密集产业时就不能局限于国内市场,而是要从国际合作中获取需要的资源。

3.2改善国内市场,提高政府政策支持劳动力

密集行业遍布我国经济的各个方面,因此,其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那么国内市场也就相应的极为广阔了,改善国内市场,提高政府对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扶持,就能够适当减轻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度,不断发掘国内市场,有效利用既有资源。

3.3利用先进技术来推动原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改革

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大多属于传统行业,其生产效率低下、技术水平落后、生产成本较高,不利于其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先进的生产技术来促进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转型与改革,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提高产品的质量以及服务水平,使得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国际中的竞争优势进一步提升。3.4提高我国劳动力素质虽然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基础是廉价的劳动力数量庞大,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整体水平不断提升,劳动力资源素质长期得不到提升将极大地妨碍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经营,并且劳动力资源成本过于底下将影响到我国国内市场的发展进步,因此,劳动力密集产业未来发展中要注重人才的培养。

参考文献:

[1]曲.区域发展差异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西部论坛,2015.

篇8

计划经济是指由中央政府制定经济计划,然后作为指令下达各级国营企业,国营企业完成指令规定的任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劳动力资源实行计划配置和固定工制。这时劳动关系的特点正如美国学者华尔德所言:“由于企业不是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经济企业,所以在企业中发生的雇佣关系也就不是一种市场关系。在这样的企业中,劳动力的雇佣并非根据生产的需要来确定;工资水平和就业条件是由企业的上级机关制定的,工人和管理方不能就工资和就业条件讨价还价。在企业中,就业本身已经转变为福利,许多本应由社会提供的福利转为由企业发放,工人和管理方也不是分离的两方。”豍在这种情形下,没有劳动法,也不需要劳动法,如果职工就其待遇问题与企业发生争议,由单位领导解决,单位领导解决不了则由上级机关解决,不存在劳动仲裁或者劳动争议诉讼。

从1978年开始,中国实行全面的经济改革,逐步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为什么要实行市场经济?因为计划经济存在许多弊端,其中之一是计划经济造成生活必需品的极度匮乏,或曰短缺。当时的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供应,如粮票、面票、油票。这种供需之间的紧张状态许多人都经历过。不仅中国,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与东欧都普遍存在这种情况。而实行市场经济可以使企业根据市场的需要进行生产,生活必需品逐渐丰富起来,人们在商品的数量和种类方面都有了更多的选择。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对劳动力配置的直接控制减少了,劳动力市场渐趋形成。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劳动者,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企业。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形成一种契约关系,这种关系需要靠法律来规范和调整,双方发生争议通过仲裁或诉讼解决,而不再象过去那样通过“领导意志”来解决。为了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关系,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颁布,这部法律在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制度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最近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gdp(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大约都以10%的速度增长。可是,在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背后,却是以压榨和剥削廉价劳动力为代价的,虽然换来了经济增长,但也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企业方任意压低工资标准或者拖欠工资,任意延长工时以及短期用工的现象普遍存在,劳动者的权益受到严重侵犯。在劳资矛盾数量激增而且日益尖锐的情况下,94年颁布,95年施行的《劳动法》明显滞后。由于法条的规定过于简略,缺乏可操作性,无法解决更为复杂的劳动纠纷,修改《劳动法》或出台一部新的劳动法律势在必行。经过社会各界的呼吁和立法机关的反复论证,调研,《劳动合同法》出台了,2007年6月29日颂布,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据说促使立法机关下定决心颁布《劳动合同法》的直接原因是山西“黑砖窑”非法用工案。自2007年3月起,媒体接连曝光发生在山西的多起无照经营的“黑砖窑”限制民工人身自由,非法雇佣童工,强迫民工超强度劳动,殴打民工致死致残等事件,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后法院对涉案人员进行审判,31名被告人被判有罪,打手赵延兵被判处死刑,另有95名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因涉案受处分。本来“黑砖窑”事件曝光之前,《劳动合同法》还在审议之中,事件发生后,迫于社会压力,立法机关决定尽快颁布该法。

除了从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角度理解《劳动合同法》外,还需要把《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与宏观经济背景联系起来。前已述及,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靠剥削廉价劳动力,这个论断是有依据的。因为中国gdp增长的40%-60%是靠出口拉动,而出口的产品多为服装、鞋帽、玩具、电脑硬件,这些产品为什么能出口,因为价格低,为什么价格低,因为劳动力成本低。可是,靠劳动力成本低来推动出口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进口国要保护本国的产业不受排挤,他们想方设法阻止中国产品的进入。比如,美国和欧盟至今未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样,中国产品的价格就要和他们认为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价格进行比较,比如和印度比,和新加坡比,一比就发现中国的产品价格低,因为印度和新加坡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高,这样中国产品出口就被认定为倾销,于是,美国、欧盟就有理由采取反倾销错施。这给中国经济敲响一个警钟,就是要使中国的产品有竞争力,不能再走廉价劳动力的老路,而是要走一条提高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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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管理,提高劳动者待遇的产业转型和升级之路,所以,以侧重保护劳动者权益为目的的《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施行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

篇9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 招商引资; 优势分析。

一、原州区招商引资的紧迫性和招商引资优势的局限性。

与东部地区相比,原州区在引资规模、引资结构等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但长此以往,则会给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带来沉重的负担,给原州区乃至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障碍。东西部地区在引资规模和结构上的差距,如不通过一定的措施加以调整,势必拉大东西部发展差距,造成恶性循环,成为西部大开发的极大障碍。因此,在西部大开发中原州区必须解决好招商引资问题。

原州区具有自己的相对优势,例如,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有基础较好的能源与原材料工业及相关产业。但是,这些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若不加以及时利用,也会成为劣势。因为,(1)优势具有动态性。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有些优势是天然的,有些则是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如技术进步。尤其是前一种优势,它会随着别国(或地区)该行业的发展与技术进步而逐渐消失,甚至演化为劣势。原州区不但要重视现有自然资源、劳动力等优势的保持,还要及时加以转化,创造新的优势。(2)优势具有相对性。与东部相比,原州区在能源与原材料工业,如煤炭、盐矿方面具有优势,但受运输距离与方式的影响,对东部地区来说,进口能源与原材料可能更经济合理。因此,任何优势都不是绝对的,在开放经济中,情况更是如此。(3)优势具有综合性。

经济优势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原州区在资源、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会被交通、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劣势所弱化或低消,结果,很可能综合劣势大于综合优势。因此,在认识西部地区的优势时,不要单纯强调自然资源及劳动力优势,离开其他优势的配合,已有的优势会大打折扣。

二、原州区招商引资综合因素分析。

1.原州区招商引资区位分析。

(1)原州区的资源优势。这个比较利益对于不少外商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但问题是,原州区的这种比较利益,由于长期缺乏资本、产品结构不合理,使得自然资源的开发程度低,开发技术差,开发成本高。因而,资源优势方面的潜在比较利益转化为现实比较利益的程度很低,转换所需要投入的资金量颇高。这种情况使中、小外商望而却步,对于条件好的跨国公司又很难形成强大的吸引力。

(2)原州区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原州区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如果不同一定的资本和技术相结合,则无法形成人力资源优势。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落后地区的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原州区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正在弱化和流失。这种走势也不为以市场和技术含量的增加作为投资衡量指标的中、小外商看好。外商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比较利益,宁愿花高价聘请熟练工人、技术工人,也不愿因为节约工资开支,而使投资效益下降。外商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很可能作出即使多花点工钱,也要向东部投资的决定。

(3)原州区的市场优劣。从市场角度分析,人口是组成市场的最主要因素,而原州区人口数量处于相对劣势。另外原州区市场条块分割现象严重,难以形成市场规模效益。因而,原州区在市场方面的劣势明显。 原州区规模经济分析。

规模经济可使企业取得高效率与低成本的效益。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代表着产业未来发展趋势。外商在考察投资可行性时,规模经济的发育程度是一个重要指标。

对规模经济,可从两个层次进行考察,即内在规模经济与外在规模经济。内在规模经济指厂商通过自身规模扩大,而得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与成本下降的比较利益。其特点是单个厂商密集使用资本和技术,实现集约经营。它反映着一个企业自身的素质及其在本行业中所处的地位,主要由企业的产品质量、管理、信息等综合因素所决定。至于有多少个厂商能做到这一点,取决于最大有效规模及市场的容量。内在规模经济发展得愈充分,企业在产业内部的垄断地位愈巩固,在市场中的垄断优势就愈明显。在封闭经济的条件下,具有内在规模经济的企业能够首先获得规模效益。但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其他厂商会因单个厂商的得益而投资于该产品生产,导致竞争激烈,利益分散,生产规模的扩大受到限制。

原州区虽然也有一些企业,但是企业规模有限,既不存在个体上的优势,也不存在群体上的优势。因此,无论是个体优势还是行业优势多集中于东部地区。也就是说,原州区既缺乏内在经济效益,也缺乏外在经济效益。规模经济的缺乏使企业在竞争中难以通过自身内部挖潜以及行业技术集中或扩散而更具实力,因而势必对外商的投资回报期、投资回报率及投资风险等带来不利影响,致使外商踌躇不前,给原州区的引资造成困难。 原州区投资环境分析。

投资环境是影响国际企业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决定外商是否愿到该地投资,以及该地能否成功引资的关键性因素。

篇10

首先,广场协议打败了日本。一直以来,理论界都认为广场协议没有给日本带来伤害,因为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的贸易顺差并没有减少,笔者也曾持这种观点,但这并不是事实。广场协议虽然没有对日本经济带来外伤,却造成了严重的内伤。广场协议改变了日美两国的劳动力成本,也改变了两国的产业竞争力。在广场协议之前,虽然日元升值了30%以上,但劳动力成本仍比美国低。1980年,日本的周工资水平是224.0美元,而美国则为261.5美元。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的劳动力成本在1986年首次超过美国,当年日本的周工资水平为362.6美元,而美国则为358.5美元。从此以后,日本的劳动力成本一直高于美国,并不断拉大与美国的距离,到2000年,日本的劳动力成本比美国高出37.7%。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正是在广场协议之后迅速发展起来的。

其次,广场协议并没有让美国受益。美国曾预期在广场协议之后改善自身的贸易状况,但并未如愿。如果仅考虑日美两国,那么日本产业竞争力下降以及企业向外转移,都会直接提高美国的相对竞争力,并改善甚至扭转美国的贸易赤字。但就在广场协议前后,全球市场出现了新加入的国家。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向全球市场投入了几乎是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打破了美国的预期。从日本、德国转移出来的产能,很多都转移到了中国,美国企业也将部分产能转移到中国。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中国的劳动力结合在一起,美国的相对竞争力非但没有提高,反而被削弱。到头来,“广场协议”打败了日本,但没有给美国带来好处。

因此,以日本为参照,就很好解释美国对人民币升值的执著了。汇改以来,人民币一直保持缓慢升值,但美国仍不满意,华盛顿对人民币升值的执著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尤其是对日本情况有所了解的学者都非常不解:既然升值不能促使贸易再平衡问题,为什么美国这么希望人民币升值呢?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显然比中国知道得多。有美元对日元贬值和对德国马克贬值的经验,美国人当然知道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减少两国之间的贸易顺差。但是,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让人民币升值可以加速削弱中国的产业竞争力,可以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货币升值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是通过相对价格变动改变两国的显性优势,二是通过相对资源成本价格改变甚至是扭转两国产业竞争力的对比。而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后者危害更大,而这在关于人民币升值的讨论中是被忽视的。

那么,美国这次会成功吗?虽然还很难有定论,但笔者认为这次美国成功的概率要比广场协议大得多。因为,劳动力市场格局已定。近三十多年来,全球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得到较大提高,能够新注入市场的劳动力数量已大大减少。因此,美元贬值的效应将会更直接地传导到美国的实体经济。而美国的融资成本优势显著。考虑生产成本,要综合考虑劳动力成本和资金成本。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降到了2.1%的历史低点,与此同时,中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为3.9%,考虑到融资体系的差异,中美两国在资金成本上的差异要大得多。与此同时,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仍很脆弱。与日本在广场协议时的产业竞争力相比,中国的产业竞争力还很弱,对低成本劳动力的依赖程度还很高,因此,人民币升值对于中美两国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可能会更加明显。还有,美国劳动力市场也呈“二元”结构。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上也有一支规模不小的廉价劳动力队伍,那就是合法与非法的移民,如果政策得当,中美两国在劳动力成本上的差距会大大缩小。虽然在短期内,对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可能没有大碍,但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可能首先大受影响,如果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到了高于机器人(不是美国的劳工)的水平,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就会启动。同时,由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奇高,也有可能成为向海外转移产能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