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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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样权衡的时候,一定特别关心挤出效应。我们观察到,现在有几个现象,我觉得都是跟挤出效应有关的。第一,尽管经济增长速度减慢,但是现在至少没有显性的失业问题。第二,实际工资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要快。第三,从2009年底到现在实际利率在不断上升。这些现象都说明,我们不是总需求不足,还说明我们对于这些产能过剩行业的扶持或者保护,造成了挤压的效应。当我们把过多的资源用来保证产能过剩的行业还能有一定需求,当我们用刺激性的投资来为这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创造需求的时候,这样的投资会挤占资源,使得市场上有活力的部门获得资源的成本在上升,劳动力成本在上升,资本的成本也在上升。所以,我们要解决结构调整的问题,就必须要重视这种问题的挤出效应。

怎么来保障一个比较有效率的,也是比较平缓的过渡?

一方面我们要特别关心这个挤出效应。在考虑财政刺激的时候,一定要适度,如果过度的话,挤出效应对新的供给形成会产生损害。另一方面,我们要创造条件,让新的供给产生成本降低。

一个是简政放权,希望企业在这方面的负担能够降低。另外,盘活现有的资产,现在很多资产的利用效率非常低,如果让这些资产利用效率提升,就可以腾出资源支持新的供给形成,一个很大重要的因素,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

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需要有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资产市场的形成。二是对国有资产的流失有明确的界定,如果没有明确的界定,人们担心未来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可能什么都不敢做,盘活资产也就无从实现。

另外,降低劳动力的成本。现在劳动力成本增加非常快,工资增长的速度比GDP增长的速度要快,一方面由于劳动力的供给增长的速度减慢,但也不仅仅是由于劳动力的供给变化造成的,刚才说的挤出效应,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如果进行过多的刺激性投资,就会挤占很多劳动力的资源。过去建筑业扩张的非常快,建筑业的就业和工资都增加得很快,这就是挤出效应的一个体现。所以,要降低劳动力成本,一方面要减少挤出效应,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优先做的事,是降低社保的负担。

我们的社保缴费率非常高,对于劳动力成本影响很大。我们在十三五规划中,也提到了要考虑降低社保缴费率,如果能够降低社保缴费率,用国有资产的划拨和国有企业的分红支持社保,这样就可以降低劳动力的成本。在这个过程中,降低社保缴费率和降低劳动力的边际成本,同时把资产划拨到社保,在存量上做调整,不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负面的影响。

再有,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对结构调整也有影响的。比如汇率估值过高,对可贸易部门非常不利,而我们的可贸易部门,又是在经济中效益比较高的部门,可以说过高的效率估值对结构优化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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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养老金制度　劳动力市场　综述

养老金制度既是一项社会政策又是一项经济政策。一方面它为个人的老年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从而为老年风险的规避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养老金制度还通过改变个人的消费储蓄决策以及劳动力市场供求等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一、养老金制度与劳动力供给

现有的养老金制度对劳动力供给决策影响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养老保险制度的存在会减少劳动力供给；持此观点的学者占多数，如卢元(1999)、张翼(1999)及汪泽英(2004)、Ouinn(1997)、Rust和Phelan(1997)以及Maloney(1999)等，他们从理论、实证和经验数据的角度来论证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存在会促进劳动者提前退休，进而减少劳动力供给。

同时，二战以后，绝大多数实行养老保险体系的国家都出现了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的现象也支持了这个观点。美国65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从1900年的65％下降到1990年的18％；同期，英国65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率则从61％下降到8％，德国则从58％下降到5％(costa，1998)。

第二种观点认为养老保险制度的存在会增加劳动力供给；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参加养老保险的劳动者相对会提供更多的劳动供给。例如车翼、王元月和马驰骋(2007)运用2004年青岛市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养老金对45岁以上劳动者劳动供给的影响，发现有养老保险的劳动者更倾向于提供更多的劳动供给，而没有养老保险的中老年人难以找到工作，被迫减少劳动供给。

最后一种观点认为养老保险对劳动力供给有影响，但影响的方向不确定。这主要取决于税后工资率变化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博弈。如果税后工资率所带来的效用比单位时间的闲暇所带来的效用小，那么养老保险给付水平的提高将使劳动力供给减少。反之，养老保险给付水平的提高将使得劳动供给增加。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包括梁忠(1997)、肖金萍(2006)等。另外，李莉(2005)通过文献回顾，也认为养老保险会影响劳动力供给，但是影响的方向不确定。

二、养老金制度与劳动力需求

一般来说，对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来说，劳动力价格上涨会减少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或用资本来替代劳动)，因此，养老保险缴费水平将直接影响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Balassa，1984)。肖金萍(2006)从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两个角度考察了养老金计划缴费率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作者指出：在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外汇市场允许自由运作的地方，养老金计划缴费不可能对雇主成本或者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在有效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和政府劳动政策联合起作用来阻止这种转化的地方，费率的提高会影响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

三、养老金制度与劳动力流动

养老金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种观点认为养老保险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隐含契约的作用，降低了劳动者的流动性(Mitchelll982)。现有的实证研究也都证实养老保险会减少劳动者流动性。Mitchell(1982)、Allen，Clark和McDermed(1988)、Custman和Steinmeier(1993)等人的实证分析都证明了这一观点。

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养老保险费用会促进劳动者实现部门之间的流动。如黄必红(2008)就认为：高额的工薪税，可能使劳动者转移到非正规部门就业，

四、养老金制度与劳动力市场效率

关于养老保险对劳动力市场效率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养老保险可以通过促使老年劳动力及时退休的方式，使得生产率较低的老年劳动者让位于青年劳动者，以提高整个社会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同时，养老保险为个人的老年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这将影响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决策来影响下一代劳动力的质量。另外养老保险还减轻了下一代年轻人的赡养负担，两者共同促进年轻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投资。Kermnitz和Wigger(2000)把人力资本的外部性纳入到分析中，指出现收现付制下的养老金水平实际上与年轻时的人力资本积累和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水平相关，证明了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制度可以纠正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市场失灵，促使人力资本水平到达最优。

另一种观点认为过高的工薪税将减少劳动力的需求，导致失业的增加，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影响劳动力市场效率。

五、评价与启示

国外现有文献就养老金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比较权威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检验。但是，由于各国养老养老金制度安排不同，养老金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在各国的表现也就不同。这对于我们的学习借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要在积极学习国外养老金制度先进理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劳动力长时期供大于求”的实际，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国力的养老金制度体系，尽量减少其对劳动力市场效率的负面效应。

从目前来看，高缴费率以及缴费与待遇领取之间的脱节是我国现行养老金制度劳动力市场负效应的根本原因。如何注入激励机制，同时要有利于费率的降低，这是我国养老金计划的政策设计中需要不断思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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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高等教育供求主体中，大学生是双重身份的主体：对于高等教育机会需求而言，学生是需求主体；对劳动力市场而言，大学毕业生将成为劳动力供给主体。因此，大学毕业生就业成为供求均衡度的计量指标，也是实现各个主体利益的集中反映。在高等教育供求主体利益的框架下探讨大学毕业生就业，是实现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配置的关键，以保障高等教育供求主体利益的平衡。

一、高等教育供求与就业市场的“联姻”

20世纪9o年代末。我国高等教育迅速扩展，扩大高等教育供给是为了满足个人对高等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挑战。但是，高等教育供给的数量增长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更关键的问题是高等教育供给是否能够转化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确切地说，无论是满足社会还是个人需求的高等教育供给，其最终结果必须实现大学生个人从潜在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大学毕业生要在就业的劳动力市场上实现配置。实现这个配置过程要求：作为高等教育服务供给者的学校能够在企业和大学毕业生之间建起通畅的渠道，企业和大学毕业生之间又能够相互了解，以使所有的供求主体利益更加协调发展。这些要求的实现只能在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中完成，可想而知，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机制的健全与否事关重大。由此可见，高等教育供求与就业市场的“联姻”是供求实现的最基本前提条件，就业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高等教育供求伴随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的变化，如果就业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利益冲突就会得到化解；反之，利益冲突就会加剧。

就业市场机制对高等教育供求的数量和层次结构都有影响，因此，高等教育供求就要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配置作出灵敏反应。我国学者康宁博士认为，由于大量人口涌向高等学校，高等教育供给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仅仅只从规模扩大来缓解眼前人口压力带来的矛盾，势必导致大量人才出现“无效供给”局面，出现人才过度和人才缺岗的双重浪费现象。以致这种结构性失调供给的人才数量越多，则无效供给造成的结构性浪费越大，最终使生产性成本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因此，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一种有质量的数量增长和有效益的规模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讲结构就是讲数量、质量和效益的结构优化；讲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就是讲结构性供需均衡。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是实现资源配置的场所，它反映着高等教育供给数量和结构达到平衡气象变化。概言之，高等教育供求是通过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配置来实现，它制约着高等教育供求主体的行为(见下图)。

在高等教育供求实现过程中，劳动力供给者(学生)、劳动力需求者(企业)、高等教育服务提供者(学校)都需对劳动力市场作出应有的反应。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供求活动已纳入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之中，只有这样供求活动才能满足各个主体的利益，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否则，高等教育供求主体之间就会滋生出难以消解的利益矛盾，演变为利益冲突。因此，高等教育供求主体利益必然是大学生就业市场配置效果的反映，因为高等教育供求与就业市场之间存在“联姻”关系。

二、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的配置规律

按照劳动力经济学的解释，劳动力市场是劳动供求双方进行劳动交换而发生的一系列劳动合约的总和，是一种劳动供求之问以劳动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深层反映。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在劳动力市场变化中，作为劳动交换的当事人，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双方的行为是理性的，即以寻求最大利益为其行为的基本动机，并以各自收益与成本的均衡为原则决定各自的供给和需求。在收益与成本均衡点相等之处，双方自愿达成劳动供求数量和工资率的劳动合约。这个收益均衡点就是工资率，即工资率作为一种劳动(小时)的价格，是一种灵活的“看不见的手”，它在劳动供求之间进行利益的分配，同时，通过利益引导，在社会各个部门、各个企业之间进行劳动资源分配。工资率作为劳动供求运动的结果，既显示已有劳动供求状况，同时又引导劳动供求发生变动。调节着劳动力自由流动从而导致劳动资源在各个企业和部门之间的分配作为个体劳动力供给者，他们需要适应市场的安排，因为对社会绝大多数劳动力供给者来说，劳动是唯一的谋生手段。市场配置理论强调：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作用在于将社会的劳动力资源有效地分配到各个企业和部门中，其结果是不仅改进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而且也改进了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境况。正如我国学者付钢战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劳动力市场与企业所有制没有必然的逻辑对应关系，它与行政性劳动资源分配体制主要的差异在于：(1)劳动力市场对于劳动资源的分配，是以劳动交换为基础。通过劳动合约形式而实现的；(2)它是一种微观经济主体在寻求自身利益过程中自动进行的配置和改进效率的社会形式，无需任何人格化和行政力量来安排。”由此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可以作为一种信号，调节着企业和劳动力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从而达到对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劳动力有效配置可以使劳动力的使用效率达到最大化，如何能够实现劳动力有效配置，经济学家的诠释如下：

第一，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虽然劳动力市场配置过程是复杂的。但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调节市场中“经济人”的主体行为过程而已。在人力资源的市场配置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出现两个独立的主体：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需求主体指一切用人单位。包括“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供给主体指凡有劳动能力又愿意就业的人。按照“经济人”假设原理，供求双方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那么，作为劳动力使用的企业就成为需求方，它们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下，以劳动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用人原则雇佣劳动者；而提供劳动力个人就成为供给方，他们是以个人收入与福利的最大化为就业目标。王善迈教授对此曾经作出比较具体的描述。他指出：“劳动力供求主体双方在劳动力市场上(有形与无形的)双向自由选择，供与求相互间展开自由平等竞争，最终以劳动合同形式完成配置过程。劳动合同规定双方的权益，约束双方的行为。作为劳动力的价格——工资，由劳动力供求决定，并在供求均衡点上形成均衡工资。工资的水平与变动，反过来调节劳动力的供求，并引起劳动力在地区、行业、职业间的自由流动。”其实大学毕业生作为劳动力特殊组成部分。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配置没有本质区别，对劳动力市场配置有着相同的反应，即大学毕业生就是劳动力的供给者，要与企业这个劳动力需求者进行交换，双方的行为均为“经济人”，不过学校作为(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培养者也被卷进这个交易的活动中，因此，依据劳动力市场配置理解大学毕业生就业就比较有规律可循。

第二，政府干预学派的观点。关于劳动力市场配置，政府干预学派的理论是对古典经济学予以补充。新凯恩斯主义的供求调节理论认为，失业是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结果。正如罗莫尔(Romer，D．)指出：“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工资粘性就会使市场波动演变为就业波动。”非瓦尔拉斯均衡和配给制度理论是在继承和发展凯恩斯主义供给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该理论认为，如果没有适合性的话，失业的存在就是不可抗拒的现实。在研究劳动力供给调节问题时，“瞬时一般均衡理论”的观点代表了一种普遍意义的看法。被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它强调劳动力的消费和供给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通过预期工资和财富价格的变化引起劳动力供给的变化，从而引起就业数量的变化。同时，瞬时一般均衡理论承认自愿失业，认为市场上存在的寻找工作的失业状态的人只是由于固定工时制的原因，在工作和闲暇两种状态中作出选择。失业表现为市场固定工时工资所带来的效应小于这段时间用于闲暇所带来的效用。瞬时一般均衡理论很好地解释失业的原因，为解决失业问题另辟蹊径，对促进社会的公平和稳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据此，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可以这样解释，随着社会劳动效率提高，个人闲暇时间增多，“失业”则是劳动力配置过程中存在的一种不可抗拒的状态。第三，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关于劳动力的配置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的分析。2o世纪60年代以美国学者舒尔茨等人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揭示了人力资源在劳动力市场有效配置中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到70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筛选理论”、“社会化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这些观点提醒人们，如果一味地以数量为目标的高等教育供给增加，在劳动力市场上并不能得到有效配置，是因为教育本身不能绝对地改变劳动力市场的现状，而且还要受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首先，筛选理论的观点将教育只是当作劳动力配置的一个“信号”。该理论的代表人物迈克尔·史播斯在《筛选假设——就业市场信号》一文中曾经指出：“筛选假设系指把教育看成是一种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以便将他们安置到不同工作岗位上的装置的理论。”筛选假设理论把人的属性按照特点分为两类：一类是叫做标识。指的是人与生俱来的、永远不变的那些属性，如性别、种族、家庭背景；另一类叫信号，指的是人后天形成的、可以改变的属性，如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个人阅历等。筛选假设理论认为个人受教育并不意味着对经济增长起作用，教育只不过是一个筛选的手段和方法。如果说教育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就是教育有效地把能力不同的人配置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而已，由此，能力不同的人，工资收入是不同的，教育和收入是正相关的。筛选假设理论强调的是高等教育的甄别作用，当人才不再紧缺时，甄别的信号就不明显。人力资源不可能实现有效配置。其次，社会化理论也是在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论。代表人物英克莱斯等人认为，学校不仅是学生学习的场所，也是学生进行社会化的地方，人的社会化程度与将来的就业密切相关。教育的过程就是要努力使学生进入高度等级化、社会化和世俗化的社会过程。社会化理论更加关注高等学校对学生的培训，特别是为大学生将来走向社会做准备工作，使毕业生更好地适应劳动力市场。再次，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M·卡诺依(MartinCarnoy)认为，劳动力市场不是统一的市场，而是分割为二元或多元的劳动力市场，即主要劳动力市场、次要劳动力市场、垄断劳动力市场和竞争劳动力市场等。求职者受教育程度决定其进入那一种劳动力市场，个人收入多少与其所处的劳动力市场层次相关。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进一步强调作为不存在统一性的劳动力市场始终是处于分割状态，劳动力能够进入哪一级劳动力市场完全取决于个人受教育程度；主次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的待遇存在本质区别，根据市场分割理论的判断，受高等教育者可能得到的预期回报就显而易见，如果个人希望获得高回报，就必须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就必须接受高层次的教育。

劳动力市场配置理论对所有劳动力的配置过程做了一般解释，实现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的配置，就是要求高等教育供给要面向劳动力市场。K·辛齐利夫(K．Hinchliffe)在《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一文中明确地指出：“在5O年代后期以前的模式中，劳动力被视为同质的。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这种观点不再被接受。对劳动力的需求逐渐在一系列市场背景下得以解释。每一种市场都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劳动者的背景有一定要求，有关教育和培训的要求尤为重要。”这说明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劳动力有明显的差异性，从某种意义上讲，高等教育就是一种专业教育，它是直接为社会输送各类高层次劳动力服务的。高等教育供求实现必须面向劳动力市场，高等教育供给需要兼备双重使命：其一，作为高等教育服务市场中的生产者要满足高等教育机会需求者的要求；其二，作为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商品的供给者要满足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高等教育只有成为完成上述双重使命，对两个市场作出良好的反应，才能使供给达到合理的状态并转化为有效供给。

三、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市场配置中的调节因素

从劳动力市场配置理论的研究中可以归纳如下三点：劳动力的工资、劳动力市场信号、主次劳动力市场分割。这是劳动力市场机制能否有效发挥的三个关键的焦点问题，因此，也是衡量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的机制健全与否的因素。

其一，就工资而言，在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配置调节过程中出现扭曲。一直以来对大学生就业的思考中，常常要求大学生要调整心态，降低对高工资的奢求，促进就业市场配置的实现。大学毕业生经过就业市场配置过程中的“博弈”，已经将自认为合理的工资水平降了又降。以致出现了“零工资就业”的现象，但是，就业率还是在下降。由此可见，从宏观上，工资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配置起不到调节作用。

考察我国的工资变化，我国工资制度中的“体脑倒挂”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现存的工资制度还存在问题，工资制定缺乏根据，存在着行业界限。地区之间差异明显。工资制度一直在改革，但都是针对在岗人员采取的激励机制，并没有对大学毕业生就业产生具有推动作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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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第六次人口普查；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源供需矛盾；对策

一、我国人口结构的特点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和学者们的预测，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人口结构呈现出一下特点：

（一）我国人口增长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

第六次人口普查登记的全国总人口为1339724854人。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年增长0.57%，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平均增长率下降0.5个百分点。按联合国生育水平中方案预测，中国总人口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约为14.5亿，此后，人口数量将开始出现负增长，2050年总人口数量回落到13.95亿左右的水平。

（二）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11月1日，我国大陆人口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人，占我国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9亿人，占总人口的8.87%，上升1.91个百分点。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划分方法，即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占总人口的7%以上为老年型人口来分类，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彭万，2012）。

（三）流动人口比率大幅上升

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39万人，比2000年增加11700万人，增长81.03%。由此可见，进十年中人口迁移更加活跃，流动速度加快。

（四）人口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6557.5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万人，占总人口的50.32%。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总量增加20963.53万，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2001～2010年间我国城镇化率年平均提高1.35个百分点。据预测，（邹湘江，2011）。

（五）受教育年限进一步提高

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我国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增长到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增长到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增长到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5701人减少到26779人。文盲率以及15岁上不识字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08%，比第五次人口普查的6.72%下降了2.64个百分点。（胡鞍钢、才利民，2011）。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人口无论是从年龄结构、素质结构，还是地域结构上都发生了变化。总结以上结论，可以看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人口结构呈现以下特点，即我国进入低生育和老龄化阶段；劳动力供给的后续力量不足；人口素质不断提高，高学历劳动力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重不断扩大；人口迁移速度加快，规模扩大，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总量加大，劳动力的地域结构发生变化。

二、人口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影响

经济增长与发展离不开资源投入，而投入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货币资本和技术等。其中的人力资本主要是指劳动力资源。一个国家的劳动力资源是否得到充分利用，将关系到该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水平。

王桂新等（2010）认为人口变动因素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庞大的人口规模形成了巨大的、不断扩张的消费需求市场；第二，庞大的人口规模、年轻的年龄结构满足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劳动力资源的巨大需求；第三，愈益活跃的人口迁移促进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集聚效益的提高；第四，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不仅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而且还创造了丰厚的“人口红利”，提高了储蓄率和投资能力。

蔡日方（2004）源引Bloomet的观点，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因而，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影响。一般来说，在人口结构的较大比例由儿童和老人组成的情况下，社会负担较大，生产性较低，对经济增长不利。而当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时，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也高，有利于经济增长。在后一种情况下，社会追加的人口生产性为经济增长贡献一个具有促进作用的人口红利（Bloomet all，2002）。如果一个国家恰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并且能对这种人口红利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但是，不管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阶段也好，还是处在这样的阶段而实际利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都不是自然而然的，而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如公共卫生事业的实质进步、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有助于形成灵活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对外开放和提高储蓄水平的经济政策（Bloomet all，2002）。

三、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

程恩富，高建昆（2012）认为影响有效劳动力的因素包括：（一）劳动力素质；（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三）劳动参与率。周也（2009）认为，反映劳动参与或者供给变化的一个总量指标是劳动力供给总量，另一个指标是劳动参与率。齐明珠（2010）认为劳动力的供给影响因素有两点：一是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二是劳动参与率。陈仲常，马红旗（2011）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不是人口的增长。

四、人口结构变迁影响下的人力资源供求矛盾

（一）劳动力素质对比

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强制九年制义务教育、发展高等教育以及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措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目前，我国劳动力素质的总体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200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8.38年）与美国1964年的水平相差2.66年，与美国2005年的水平相差5.25年之多，与日本2005年水平则相差5.37年。

（二）劳动力数量的供给与需求对比

齐明珠（2010）认为，从2010年到整个“十二五”期间，劳动力市场上总体表现为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矛盾。虽然总体上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还比较突出，但是局部劳动力市场可能表现为供不应求。事实上，局部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已经开始显现。2016年以后，劳动力市场将表现为供不应求的矛盾。

（三）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结构对比

在“十二五”期间，由于产业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在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的阶段，就业压力表现非常明显，既有总供给过剩带来的失业，也有产业结构升级、区域产业转移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失衡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同时失业比例上升的问题，这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之后会出现新的问题，即年龄结构的失衡，需要年轻劳动力的行业或岗位将出现短缺。

（四）人口红利逐渐减弱

蔡日方（2004）认为人口结构的转变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固然为中国提供了利用人口红利加速经济增长的时机，但是总体抚养比会因老年抚养比的快速增加而在今后会大幅上升。这种变化意味着经济增长可资利用的人口红利将逐渐弱化乃至最终消失。

由此可见，现在和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呈现以下特征：短期内，劳动力供给过剩，但局部存在短缺；长期内，以现有的劳动力素质和经济发展速度，劳动力缺口不断加大；以现有的产业结构模式，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将更突出；劳动力素质水平不断提高，仍然不能满足未来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人才的需要；对流动人口的管理缺少有效手段，无法形成对人口流动的激励作用。

五、对策建议

对于当前和今后人口结构变迁对人力资源供给与需求的影响，学者们主要从以下方面提出对策：

都阳（2008）认为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应努力继续保持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遏止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趋势，凡是可能影响市场工资率水平和保留工资水平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劳动参与率，所以要从调整市场工资率和保留工资水平两方面着手来改变劳动参与率；（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即除正规教育以外，还要重视培训对劳动力素质的意义。（三）通过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减少结构性失业。（四）进一步发育劳动力市场解决就业问题。

针对我国被动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现状，万鲁健等（2009）认要想顺利突破刘易斯转折点，必须借鉴日本在劳动力转移方面的经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延缓我国劳动力供给优势减弱趋势。1、完善户籍制度；2、建立城乡衔接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3、完善劳动就业市场，建立一个城乡统一的就业市场环境。4、推进教育公平化；5、引导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结构调整。

郭琳等（2011）认为劳动参与率是影响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影响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需要积极采取措施，提升我国劳动参与率，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延长退休年龄，提升老年劳动参与率；二是改善国民整体受教育状况，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三是促进劳动力市场流动，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失业率水平，增加充分就业程度。

胡鞍钢（2011）等认为由于教育大发展，中国正在获得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红利，在未来不仅可以有效地抵消人口红利不断减少的负面作用，而且还可以保持人力资本总量的持续增加，从而支撑整个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为未来20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提供巨大的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

鉴于劳动力供给短期和长期的矛盾不同，齐明珠（2010）认为短期内，一是要鼓励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二是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扩大就业水平和能力。三是要大力发展知识劳动密集型产业。四是要提升国内消费水平，持续稳定就业水平。长期的政策：一是要适度放宽人口政策；二是要提高人口素质；三是要发展科学技术；四是要逐步建立鼓励提高劳动参与率的政策，

概括起包括三个方面的措施：

第一是提高劳动参与率。包括：延长退休年龄，提升老年劳动参与率；改善国民整体受教育状况，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促进劳动力市场流动，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失业率水平，增加充分就业程度。

篇5

劳动经济学试题

课程代码：03323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2.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20小题，每小题1分，共2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相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相对于人类的无限需要而言，资源的稀缺性可以定义为一种

A.不足性 B.充足性

C.永久性 D.暂时性

2.主体在资源约束条件下获得效用必须满足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约束线

A.多重相交 B.无相交

C.相切 D.完全重合

3.当决策主体家庭成员处于就业一非就业无差异境界时，此时的工资率就是

A.劳动供给价格 B.最低劳动供给价格

C.市场最低工资 D.市场工资

4.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从根本上导致了劳动力需求曲线是一条

A.垂直线 B.水平线

C.向右下倾斜的直线 D.向右上倾斜的直线

5.在劳动力市场动态均衡研究中，“蛛网稳定条件”是

A.劳动力供给弹性小于劳动力需求弹性 B.劳动力供给数量小于劳动力需求数量

C.劳动力供给弹性大于劳动力需求弹性 D.劳动力供给数量大于劳动力需求数量

6.劳动力的生产是通过消费社会劳动为条件的，这说明劳动力具有

A.不可分割性特点 B.生理性特点

C.能动性特点 D.主观性特点

7.劳动力需求变动的假定条件是

A.企业规模变化 B.企业规模不变

C.工资率变动 D.工资率不变

8.产品需求弹性越大，则劳动力需求弹性会

A.不变 B.上下波动

C.越小 D.越大

9.经价格指数修正，用以说明工资的实际购买力的是

A.货币工资 B.实际工资

C.计时工资 D.计件工资

10.产品市场垄断对经济的影响是

A.增加就业和生产，形成劳动力的合理分配

B.增加就业和生产，造成劳动力的不合理分配

C.减少就业和生产，造成劳动力的不合理分配

D.减少就业和生产，形成劳动力的合理分配

11.员工在接受特殊培训期间的工资水平

A.高于员工受训期间的VMP水平

B.低于员工受训期间的VMP水平

C.等于员工受训期间的VMP水平

D.等于受训期间企业支付的全部培训成本

12.计时工资的基本特征是

A.劳动量以劳动的最小单位时间计量 B.劳动量以劳动的直接持续时间计量

C.劳动量以劳动的标准时间计量 D.劳动量以工人合格产品数量计量

13.劳动力的需求价格取决于

A.劳动力的生产成本 B.劳动力的教育费用

C.劳动的心理成本 D.劳动的边际生产率

14.菲利普斯曲线作为宏观经济分析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工具，它的研究对象是

A.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B.就业与通货紧缩的关系

C.失业与通货紧缩的关系 D.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15.劳动关系的核心是

A.劳动力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

B.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特定关系

C.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意志

D.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

16.由于垄断或寡头部门的企业要求增加他们的利润而推动物价水平的上涨，这称为

A.工资推动的通货膨胀 B.结构性通货膨胀

C.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 D.利润推动的通货膨胀

17.工会对工资的影响主要集中于

A.降低劳动力需求的工资弹性或减少产品的社会需求

B.增加劳动力需求的工资弹性或减少产品的社会需求

C.降低劳动力需求的工资弹性或增加产品的社会需求

D.增加劳动力需求的工资弹性或增加产品的社会需求

18.有关自然失业率错误的描述是

A.自然失业率是劳动力市场中的一个常量

B.自然失业率是正常失业占社会劳动力的比例

C.自然失业率是通货膨胀率不变时的失业率

D.自然失业率是预期通货膨胀率与实际通货膨胀率相一致时的失业率

19.公共部门的工资水平实行的原则是

A.以劳动生产率为基础，集体协商工资水平

B.以经济效益为基础，集体协商工资水平

C.参照企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水平

D.由政府通过法律法规确定工资水平

20.通过扩张的财政政策来提高就业水平常常会导致

A.政府财政盈余 B.政府财政赤字

C.抑制通货膨胀 D.减少社会总需求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2分，共1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相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少涂或未涂均无分。

21.一般来说，影响劳动力参与率的因素有

A.企业利润 B.企业规模

C.教育年限 D.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

E.经济周期波动

22.实证研究方法的特点有

A.以认识主观世界为目的 B.以认识客观事实为目的

C.得出的结论具有客观性 D.得出的结论具有主观性

E.得出的结论不可检验

23.人力资本的特点有

A.人力资本是寓寄在劳动者身上的一种生产能力

B.人力资本具有无限的创造性，能够为其所有者带来持久性的收入

C.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形成并积累的，具有积累性

D.人力资本投资以后，能够使投资者获得永久性的收入

E.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相似，投资者要承担投资风险

24.下列属于最低劳动标准的内容有

A.最低工资标准 B.最长劳动时间标准

C.最低就业年龄标准 D.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安全和健康标准

E.关于女职工与未成年工的特殊保护

25.下列方法中能减少摩擦性失业的有

A.增加就业机会 B.对失业人员进行就业培训

C.完善劳动力市场的情报工作 D.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

E.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4小题，每小题3分，共12分)

26.人力资本投资的补偿性工资差别

27.劳动力供给

28.结构性失业

29.摩擦性失业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4小题，每小题5分，共20分)

30.简述预算约束线斜率的本质含义。

31.简述规模效应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路径。

32.简要回答延期支付的优势。

33.简述公共部门的就业决策与企业部门相比，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

五、计算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5分，共10分)

34.某运输公司把员工划分为司机(设为A类)和维修(设为B类)两类工人，在最近的一次工资调整中发现，司机工资上涨了10%，却引起公司对维修工人的需求减少了5%，试计算这两类工人的交叉工资弹性并判断其关系。

35.题35图是描述某地区社会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洛伦茨曲线，假设A的面积为0.12，B的面积为0.38，试计算该地区的基尼系数并请说明该地区的收入分配状况。

六、论述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9分，共18分)

36.试论述资本供给弹性对劳动力需求工资弹性的影响。

37.试论述产业工资差别形成的原因。

七、案例分析题(本大题10分)

38.阅读下列案例材料，然后回答问题。

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会不会传导到社会，会不会导致社会危机的发生?这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失业。可以说，失业是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的最基本链条。有的学者对于就业问题甚至用了这样的说法：人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强调的是地段、地段、地段，而在经济危机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就业、就业、就业。

失业问题在中国还有一层独特的含义。因为目前在中国发生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金融危机引爆的传统生产过剩危机，问题主要是集中在实体经济的层面，特别是那些低端的、面向出口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就意味着，同样程度的经济问题，在中国引起的失业问题会更为严重。

篇6

根据MarcJ.Melitz的模型预测，生产力较低的企业最终会被赶出该行业，导致整个行业的生产力增加。在贸易期间，出口厂商扩大生产，而只针对国内市场的厂商减产，甚至退出该行业，更多的生产企业重新分配市场份额和利润。因此，总的生产率提高(J.Melitz,2003,pp.1695-1725)。实证研究也支撑他的模型。在智利，贸易自由化后市场份额和利润的再分配，促进了贸易部门生产力的提高(Pavcnik,2002,pp.245-276)。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在1990-2000年期间生产率增长最高的行业大多数是出口产业(Table4，Russell,Takac,&Usher,2004,pp.31-42)。在Ricardian模型中，一个国家的出口产业总是有比较优势的(Krugman&Obstfeld,2009)。因此，自由贸易后产出价格持续增高。出口部门的工资取决于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和产出价格决定需求(Borjas,2010)。参与世界贸易之后，两者都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因此工资增加。

然而，劳动力是流动的。高工资的行业，将吸引来自进口产业的劳动力。因此，劳动力供给将增加，工资开始下降。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世界贸易使进口行业的输出价格下调，但一般生产力却增加。此外，劳动力供给减少趋势也能导致工资增长。

依照DanielA.Traca的结论，国内生产率影响劳动力的需求是显著的，周期性的物质生产力和反周期的价格效应直接影响劳动力的需求，后者通过减缓前者供应进行调整。国内供应仅有很小的份额，因而世界贸易能抑制价格效应。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生产力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变得越来越重要。世界市场占有率较大的出口行业影响更明显(Traca,2005,pp.336-347)。因此，开放性和市场份额共同决定出口行业的工资波动。

一个国家参与全球贸易是受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控制的：流通商品部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推动工资水平普遍提高(Learningtolikeinflation,2011)。例如，在美国鞋类制造业是一个典型的进口行业，计算机及其辅助设备制造业是最主要的出口产业。美国劳工统计局统计的年平均收入，前者从2002年至2009从$24,660攀升到$30,010，而后者在同一时期从$60,110升到$66,180(BureauofLaborStatistics)。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成为美国主要鞋类进口国。这两个行业工资增长的绝对量几乎是相同的，而实行贸易保护的进口行业的工资水平却是降低的。

但是，只有这两个行业不能描绘在实行国际贸易之后工资分配的全貌。虽然很难获得直接进口和出口行业分类的工资水平数据，基尼系数可以反映一定的影响。基尼系数是根据洛伦茨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Borjas,2010)。由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公布的6号工作文件中，在过去二十多年来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增加的国家有几个，并非所有发达国家(Weeks,2005)。如图1，美国的基尼系数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36增加到约43。在同一时期，英国从26增至33。日本也有类似的趋势，如图2。

根据目前获得所有的理论和证据，可以得出结论，国际贸易导致一个国家的进口和出口两个行业的工资增长，但出口行业上升更快，主要是由于其生产力的提高；进口行业的劳动力供给萎缩促使其工资增长，因而增长率滞后。

篇7

    劳动力市场是市场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交换劳动力的场所,即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与生产经营中使用劳动力的经济主体之间进行交换的场所,是通过市场配置劳动力的经济关系的总和。劳动力市场交换关系表现为劳动力和货币的交换。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昀大的不同在于参与交易的对象是人的劳动,但是,劳动是依附于人而存在的,因此,企业对劳动的需求只能是对劳动力本身和劳动生产率的需求。同样,劳动供给也在于劳动力所提供的劳动本身。由于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相互作用,再加上中国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越来越高,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本身表现出其特殊性。在目前劳动力供求相互匹配的过程中,会因为劳动力总量与结构两个方面匹配不到位,使得劳动力供求呈现着相应的特点。

    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现状和特点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发生了重要转变。一方面,由于持续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旺盛的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人口转变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开始显现。因此,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趋于结束。从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情况看,市场机制日益完善,劳动力市场环境有所改善,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也在逐步提高。但由于劳动力市场转折是长期趋势的开始,因此,需要从劳动参与、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等方面积极地应对劳动力市场出现的新变化。

    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相对高龄化。从总的水平上考察,在给定人口数量的情况下,决定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重,而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又和以前的生育率水平变化有着直接的联系。由21世纪上半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供给趋势变动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劳动力供给总量的边际递减现象已经发生,劳动力供给绝对数量的减少也将很快出现。迄今为止,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以及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成为劳动力市场供给不断增加的基本源泉。这不仅形成了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也成为近20年来“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根据昀新的预测,中国人口高峰将在比预期早得多的时候,即大约2030年前后在14.4亿左右的水平上达到,劳动年龄人口从 2013年左右开始上升趋势就十分平缓, 2016年达到昀高峰后开始绝对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目前已经是逐年降低,并且下降速度趋于加快。从目前劳动力市场供给年龄结构来看, 45-59岁和60-64岁相对高龄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20年里将迅速增加,4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19227万增加到2010年26151万,再增加到峰值年(2025年)的32642万人,其后缓慢减少;60-64岁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4136万增加到2010年的5693万,到 2030年前后达到11000万以上。这期间相对高龄劳动力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远大于这一时期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从2007年第四季度我国9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来看,16-24岁求职人数较2006年有降低2%,25-34岁求职人数则增加2.9%,45岁以上求职人数增加0.9%,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劳动力供给总量增幅趋缓。劳动力供给总量是由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与劳动参与率两者共同决定的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上的预测表明,15-64岁年龄段人口数量还会持续增加到2014年,届时总量会达到9.97亿;而15-60岁年龄段的人口增长到2011年就会停止,届时总量为9.27亿。因此,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力供给昀为丰富的时间还会维持10年左右,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其规模会逐渐缩小。与其他国家比较,我国的劳动参与率较高,特别是青年和妇女的参与率较高。但由于在校学生会有所增加、自动失业者的比例增加、女性就业结构和比重趋向合理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伤残人口比重会有所下降,我国的劳动参与率会在年龄构成上有所改善,在总量水平上有所下降(金玉秋,2005)。因此,从劳动力供给总量来看,目前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不会一直持续增加,而是会到某个时点(2011年)后逐渐缩小,而且会因为劳动参与率下降使得整个规模下降得更快。

    劳动力供给总量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

篇8

[关键词]民工荒；劳动力结构；新生代农民工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3-014-01

一、引言

2004年起，中国珠三角地区首次出现“民工荒”。世界上拥有9亿农民和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中国在经历了多年“民工潮”突然被劳动力短缺所困扰，其制造业廉价劳动力的人口红利表现出日渐消退的趋势。该现象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在中国这个有着特殊国情背景的国家，国内外各领域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就“中国民工荒”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探究，并引起激烈争议。文章将在总结国内外部分文献的基础上，以民工劳动力市场供需影响因素为导线，对“民工荒”现象成因进行全面剖析。

二、“民工荒在中国”成因归纳

（一）供给方面

1.劳动力结构变化影响

以蔡昉（2005）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民工荒”是对中国人口结构转变及劳动力供给影响的折射：人口转变造成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放缓，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相对减少和绝对减少的相继发生，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从人口结构看，中国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替代水平2.1以下，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逐年下降。同时，预测2005-2030年期间，中国50-64岁之间的年老劳动人口将增加67.1%，而15-29岁的年轻劳动人口则减少18.8%。正是这种劳动年龄人口相对减少和绝对减少的相继发生，使得劳动力的短缺成为现实。

2.城乡二元制度因素、新生代农民观念变化、社会因素共同影响

徐育才（2012）等学者提出，“民工荒”体现了一种制度性的缺陷。Barboza（2010）等国外学者指出，中国农村劳动力在伸张和保护自身利益方面处于弱势地位，而这一弱势的地位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城乡二元制度壁垒。此外，一系列负面社会因素的存在也是影响“民工荒”的原因之一。谢嗣胜、姚先国（2006）利用调查数据，认为相对城市居民来说，农民工不仅在医疗、社会养老保险住房保障等社会保障权利和其他公共产品的分配上处于劣势地位，还面对就业及生活环境恶劣，不受尊重，子女教育，同工不同酬等各方面问题，这些淡化了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积极性。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2009年末在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中的比例已达61.6%，相对老一代农民工来说，他们更多地注重对社会地位、他人尊重及发展、享受质量的追求。当城市生活与他们所想象的状况有较大偏颇时，他们很多便会选择回到农村，从而也减少了城市劳动力的供给。

3.政策影响

政府采取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与惠农政策也是“民工荒”加剧的原因之一。周德军（2012）等学者撰文，随着中西部经济快速发展，中西部就业机会增加，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同时，近几年出台的一系列惠农政策背景下，中国民生逐渐改善，农业生产的利润空间扩展，在农村从事非农业的环境逐步改善，返乡务农或创业手艺增加，中国农村地区的人均收入在四年里平均增加了36%。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民工回流。

（二）需求方面——产业结构不合理及企业选择性影响

卢万青、李未无（2010）运用修改后的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同时从劳动力供给行为和企业劳动力需求行为考虑，指出“民工荒”也是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和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的苦果。他们指出，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不需要劳动者有特别高的文化素质，导致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分化，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相对较少，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相对较多。同时，我国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这种缺乏技术基础的生产模式决定了企业的工资平均水平和上涨空间，造成了技术密集型企业缺工缺口越来越大。

另外，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逐渐老化，年轻劳动力比例不断下降，而企业则坚持只使用劳动力最年轻时期的浪费型用工模式。陈永金（2010）通过对深圳等地区人口年龄分布及对劳动供需的分析调查得出，沿海地区等企业招聘时对16-30岁工人的偏爱这使得该年龄谱外的劳动力往往较难得到工作，这部分人仅在2009年数量就达1亿。因此，企业在对民工的年龄高选择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民工荒”与部分农村地区劳动力过剩的共存。

三、研究评述及思考

篇9

关键词：资本品进口；资本与技能互补；相对工资差距

中图分类号：F7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13）03—0023—11

一、引言

根据赫克歇尔一俄林一萨缪尔森（H-O-S）理论，中国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会通过产出和价格效-应增加对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提高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中国进口技术密集型产品则通过生产替代效应减少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降低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从而缩小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出现工资均等化趋势。然而，在非熟练劳动力相对丰裕的中国，H-O-S理论所预测的相对工资差距缩小并未完全成为事实。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深化，中国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和工资不断上升，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不断扩大。中国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比例从1995年的1.17上升到了2006年的2.06，2007年之后虽然有所下降，但200%2010年相对工资差距仍然处在1.78左右的较高水平。H-O-S理论不能对中国不断扩大的相对工资差距作出合理解释，其主要原因在于价格机制和产出效应并不是国际贸易影响劳动力需求和工资的惟一渠道，国际贸易还通过技术溢出、资本与技能互补等机制引起熟练劳动力相对需求和工资的变动。

技能偏向的技术溢出效应以及资本与技能互补效应是国际贸易影响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相对工资差距的重要机制。国际贸易通过技能偏向的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了中国制造业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和就业份额，扩大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喻美辞，2012a）。资本与技能互补效应对于解释中国相对工资差距不断扩大现象也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如果资本与劳动力技能互补，熟练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和相对需求将随着资本的积累而不断增加，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不平等将不断加剧；另一方面，中国是资本要素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是资本品净进口国，资本品进口是中国实现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因此，资本品进口将引致资本积累并通过资本与技能互补机制提高熟练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增加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扩大相对工资差距。本文将基于资本与技能互补机制，探讨资本品贸易对中国相对工资差距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针对中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相对工资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研究者们大多认为贸易自由化所导致的熟练劳动力相对需求的增加是主要原因。然而，围绕贸易自由化通过何种机制增加了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学术界存在着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际竞争效应。贸易自由化加剧了国际竞争，为了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发展中国家会进行防卫型技术创新（Defensive Innovation），出现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从而增加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Wood，1995：Thoenig和Verdier，2003）；二是国际技术溢出和知识学习效应。通过从国外进口先进的机器、设备等，贸易自由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接触并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机会，由于学习技术知识是技能偏向的，发展中国家也会增加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Pissarides，1997；潘士远，2007；喻美辞，2012b）。三是资本与技能互补效应。贸易开放后，随着国际资本设备价格的下降，发展中国家从国外进口更多的机器、设备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由于资本与劳动力技能的互补性，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的熟练劳动力与进口的资本、设备相匹配，从而导致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增加（Acemoglu，1998；Krusell等，2000）。

Griliches（1969）最先提出了资本与技能互补性假设，认为相对于非熟练劳动力而言，熟练劳动力与资本具有更强的互补性，因此随着资本的积累，熟练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将不断提高，而非熟练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将不断下降，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将不断扩大，这一结论已得到美国制造业数据的验证。许多发达国家的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工资不平等现象均可以由资本与技能的瓦补性得到解释（Lindqusit，2005）。资本与技能的互补性在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得到了验证，资本积累至少通过两种途径加剧发展中国家的工资不平等：一方面，由于资本与技能的互补性，资本投资和积累将会提高熟练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和工资水平；另一方面，新的机器设备通常伴随着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从而增加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Acosta和Gasparini，2007）。Pavnik（2003）对智利的研究发现，由于资本与技能的互补性，资本品进口在相对工资差距扩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Mazumdar和Agnoli（2004）对秘鲁的研究以及Akay和Yuskel（2009）对加纳的研究表明，资本积累和资本与技能互补是解释熟练劳动力工资上升和工资不平等加剧的一个重要因素。Yasar和Paul（2008）对土耳其的研究指出，资本品的进口和计算机的使用增加了生产中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提高了土耳其熟练劳动力的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这意味着土耳其的资本与技能也是互补的。

资本与技能的互补性已得到了一些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支持，为解释相对工资差距的形成和扩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然而，资本与技能的互补性在中国是否显著存在，对中国工资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是否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仍留有空白。而且，从已有的研究结论来看，资本与技能互补是一种瞬时现象还是长期现象，这一问题在现有的研究中尚未得到深入探讨。另外，目前的大多数研究仅仅从资本与技能互补效应的角度研究相对工资差距的形成，忽视了劳动力的相对数量效应和相对效率效应对相对工资差距的影响。

中国是资本品净进口国，资本品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中国的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重要贡献。随着中国资本品进口的扩张和国内资本的积累，资本与技能互补性在中国是否存在？资本与技能互补现象是瞬时的还是长期的？对中国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和相对工资差距有何影响？等等，这是本文拟探讨的主要问题。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三点：第一，尝试采用更科学的方法客观地测算中国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第二，运用中国的连续时序数据和协整检验法实证检验资本品进口和国内投资形成的资本积累与熟练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性，并关注互补现象的长期性；第三，将相对工资差距的变动分解为资本与技能互补效应、相对数量效应和相对效率效应三个部分，在控制后两个效应的前提下实证检验资本与技能互补效应及其对相对工资差距的影响。

三、中国资本品贸易和相对对工资差距现状

（一）中国的资本品贸易

根据BEC国际贸易商品分类准则，所有对外贸易的商品根据其最终用途将分为三个基本的部分：资本品、中间投入品和消费品，每个部分的具体分类及代码如表1所示。代码为41和521的商品是资本品，代码为111、121、3、31、322、42和53的商品是中问投入品，代码为112、122、522和6的商品是消费品。

按照BEC分类准则，表2统计了1995-2010年中国的资本品贸易、消费品贸易和贸易结构状况。从资本品贸易来看，资本品进口从1995年的337.51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2260.7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20.15%；资本品出口也增长迅速，从1995年的177.04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4680.7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8.24%。在资本品贸易中，机械设备进出口贸易占较大比重。从消费品贸易来看，1995-2010年间，消费品贸易也保持稳定增长速度，消费品进口和出口的年均增速分别为20.17%和15.13%。比较资本品和消费品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可以发现中国进口的主要是资本品，出口的主要是消费品。从贸易结构来看，除2008年和2010年以外，中国的贸易结构均小于1，表明中国的资本品/消费品的出口比率小于资本品/消费品的进口比率，中国是资本品的净进口国。如果一国是资本品净进口国（出口消费品而进口资本品），资本品的进口将会导致本国资本品的相对价格下降，资本品价格的下降进一步导致投资成本下降，必然会放大贸易的效率收益，资本积累将会发生（Mazumadar，1996）。因此，资本品进口对于中国的资本积累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的相对工资差距

工资差距是指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技术水平（或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之间工资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目前的研究对中国工资差距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问、不同行业之间工资收入差距，大多认为贸易开放加剧了中国的工资不平等。本文研究的相对工资差距主要是指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平均工资之比，这个比率反映了熟练劳动力高技术能力或教育程度的超额回报，因此又被称为技能溢价。国际上对熟练劳动力的划分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按教育程度来划分，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劳动力为熟练劳动力，其他为非熟练劳动力；另一种是按工作性质来划分，不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即非生产性工人）或者白领工人为熟练劳动力，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即生产性工人）或者蓝领工人为非熟练劳动力。本文采用前一种划分方法，认为受过高中及以上（包括高中、大专、大本、研究生及以上）教育的劳动力是熟练劳动力，初中及以下（包括未上过学、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是非熟练劳动力。

由于中国目前尚未对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平均工资做出具体统计，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的衡量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腾瑜、朱晶（2011）按照工作性质对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进行了区分，认为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是熟练劳动力，用科技活动人员的平均工资表示熟练劳动力工资，用从事非科技活动人员的平均工资代替非熟练劳动力工资，从而计算了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相对工资差距。这种衡量方法忽略了熟练劳动力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即高层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虽然他们从事的是非科技活动，但是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工资收入也较高。因此，按照受教育程度划分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是一个较好的办法，据此我们计算了中国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首先按照受教育程度将各个国民经济部门的熟练程度进行界定，然后以各行业的历年平均工资分别乘以各行业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所占比重后相加，分别得到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类行业的平均工资，再将二者相比即可得到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关于国民经济各行业不同学历层次劳动力所占比重，《中国统计年鉴》在2001年之后才有统计，本文运用相应数据，按照此方法计算了2001—2010年中国的相对工资差距。1995-2000年的相对工资差距数据来源于Xu和Li（2008）的研究成果。图1描述了1995-2010年中国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变动趋势。

篇10

【关键词】“新农合”；农村；女性劳动力；供给

一、引言

在最近几年当中由于城市建设的步奏不断加大，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长，许多农村地区的男性劳动力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逐渐放弃了农业生产进城务工，当前阶段在农业生产当中女性已经逐渐替代男性成为最主要的劳动力。根据我国2008年的农业普查的结果，截止到2006年，我国的农业生产当中女性劳动力的数量已经突破1.8亿人，占人口总数的53%左右，同时从农业从业人员的年龄结构来看，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都已经超过50岁，由此可见现阶段我国的农业生产劳动力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女性化与老龄化的特征。这种特征导致现阶段农村地区的女性劳动力对医疗卫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由于农村地区的女性劳动力需要承担大量的体力劳动从而导致其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并进一步导致贫困的加剧，为了减轻农村地区居民的医疗负担，我国2003年的时候建立了“新农合”医疗制度，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对“新农合”制度τ谂┟窀＠的改善作用进行研究，同时现阶段大部分的研究在考虑农村女性劳动力的供给方面都没有考虑“新农合”的作用，基于此种情况，本文对“新农合”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的供给进行了研究。

二、“新农合”对农村女性劳动力供给的作用分析

“新农合”与其他医疗保险之间存在着较为类似的作用，一方面“新农合”会通过门诊与住院报销的方式有效降低农业家庭的医疗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间接提高农村居民家庭的经济收入，从而使得其在一定程度上家庭生产与人力资本的投资得以增加，同时也可以促进农民及时就医，促进农民获得一定的医疗服务，对于农民健康状况的改善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从而使得农民可以持续性的劳动。由此可见“新农合”对于农村女性劳动力供给具有健康与收入两方面的效应。

（一）“新农合”的健康效应

在人力资本的构成当中，健康是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增加对健康的投资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生产的效率，同时还可以减少劳动力因为生病而耽误一定的劳动时间，从而有效的增加劳动力的供给。由于农业生产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农民的健康对于农业生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健康状况会随着年老的增加而不断下降，劳动力供给与生产率必然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此外健康除了本身的内在价值之外，往往还具有一定的工具价值，所谓的工具性价值是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经济参与的扩大。根据最新的研究资料显示，“新农合的出现”有效改善了农民“有病不医”的状况，对其健康的改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

（二）“新农合”的收入效应

“新农合”是一项以政府财政资金注入为主的社会公益事业，建立“新农合”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农民在医疗方面的经济负担，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看病贵与看病难”的基本现状。因此，“新农合”不仅可以有效改善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同时还可以通过降低女性劳动力的医疗支出而对其家庭的消费以及生产投资等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最终导致劳动力供给的行为得到根本性的改变[3]。此外，根据“理性经济人”的相关理论，由于“新农合”可以降低居民在健康方面的投资，从而可以使得农村女性劳动力原本由于健康管理的相关资金投入到人力资本或者生产投资方面，从而使得农业的收入得以增加。此外，根据相关的研究，在农业家庭当中，女性作为家庭收入的第二贡献者，收入的增加会对其健康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女性劳动力的劳动能力。

三、实证模型与数据变量说明

（一）实证模型假定

在本文的研究当中，所建立的模型是以劳动天数为解释变量，计量模型如下所示：

表示在时间内个体的劳动时间，则表示当时取值为1，而时取值为0的一个虚拟变量，此外其值并不会随着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表示的则是新农合的制度变量，表示的是个体的特征变量，表示无法预测的因素[4]。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在本文的研究当中，所采用的数据为2013年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相关数据，在该调查当中所选择的对象为年龄大于45岁的居民以及其配偶，调查是于2013年与2015年在我国范围内的28个省展开的，最终获得的调查样本总量分别为17402与18241份，在删除无效样本之后，本文所选取的样本总数分别为15234与16456份。对本文的研究当中所选取的相关变量解释如下所示：

1、劳动供给：劳动天数。本文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劳动供给分析时从女性劳动力在自己家的农业生产以及经营活动和农业打工两个方面进行的，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官方解释，所谓的农业打工是指参与其他农户的农业生产而获得劳动报酬的过程，同时所考虑的自家经营与农业打工的都是指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劳动的天数大于10天。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调查问卷当中设置了递进式的问题让被调查者进行选择并回答劳动的时间。问题的内容如下：（1）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有几个月的时间您是在从事自家的农业经营活动？（2）在过去一年当中，在您从事自家农业经营活动的月份当中，一周您一般会工作几天时间？（3）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有几个月的时间您是在为其他农户打工？（4）在过去一年当中，在您为其他农户打工的月份当中，一周您一般会工作几天时间？

2、“新农合”医疗制度。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3年与2015年的调查对象当中，其中有90%的受访农民参加了“新农合”，还有10%的农民未参加“新农合”。在对“新农合”的政策有效性进行评价时，需要对农民是否参与“新农合”进行区分，同时对比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差异。但是从“新农合”的具体政策规定来看，不同地区的“新农合”在报销水平、给付结构、起付线以及封顶线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仅仅从农民是否参加“新农合”医疗保险对“新农合”的效果进行评价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弱化作用。从“新农合”的具体补偿政策方面入手，“新农合”的补偿政策包括住院、门诊、大病救助、老年医疗等方面的内容，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现阶段大部分省份的“新农合”往往仅仅提供门诊报销的补偿政策，因此，很难有效体现出“新农合”政策的实际效果，基于此种情况，本文的研究是从“新农合”住院补偿给付结构层面考察“新农合”政策如何影响农村妇女的农业劳动供给行为[5]。

3、其他变量。（1）健康状况。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数据库当中，存在着大量的关于健康状况的测试数据，如自我健康状况评价、慢性疾病、日常活动能力、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内容。（2）究对象是农村妇女，本研究不考虑性别因素。此外，还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人数、家庭年总收人、集体分配的农地面积等变量[6]。

四、结果分析

（一）样本基本描述

下表一给出了主要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中的结果我们可以发现，2015年接受访问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全年从事自家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天数为180天，而2013年受访农村女性劳动力全年从事自家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时间为170天，同比增加10天，但是相比于2013年，农村女性劳动力在其他农户打工的时间减少了13天。接受访问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全年从事自家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时间为在其他农户打工时间的2.5倍左右。

从“新农合”的住院补偿结构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乡镇、县级医院以及县外医院的报销比例大约在78%、65%与49%左右，此外，从年龄结构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从事自家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女性劳动力的年龄都相对较小，但是为其他农户打工的女性劳动力的年龄则相对较大，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身体素质不断下降，逐渐难以承受自家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劳动强度，但是还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可以从事一些短期的劳动。此外，从家庭的收入方面来看，所有样本的群体收入都相对较低，收入最高的样本群体为9200元。对调查对象的受教育程度进行分析，我们发现2013年所调查的农村女性劳动力有41%受到过小学及以上的教育，而205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34%受到过小学及以上的教育。而在健康自评方面，有6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身体较为健康[7]。

（二）“新农合”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劳动时间的影响分析

1.通过集体分配所得到的土地面积可以反映出家庭对于农业的依赖程度，对本文所建立的模型进行回归处理，回归结果表示，家庭所拥有的土地面积越大，女性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就相对越长，在其他参数保持不变的前提之下，家庭所拥有的土地面积每增加一亩，劳动的天数就会增加0.07%，此外家庭总收入与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农业生产时间占据总时间的10%左右会出现明显的正相关，这一结果也从侧面说明，在现阶段农村收入相对低下的背景下，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劳动强度会随着家庭总收入的增长而不断上升，此外还说明了家庭条件越差，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就越长。另一方面，根据边际效应的相关计算结果，家庭的总收入如果增加1万元，则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就会大约增加1%[8]。而相对于未接受过教育的女性劳动力，接受过小学及以上教育的女性劳动力在自家农业经营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大约会降低1%。但是家庭的人口数量对女性劳动力的供给表现出明显的负相关。此外，本文的研究也同时表明，“新农合”的报销比例与女性劳动力在自家农业生产与经营的r间之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这说明，越高的报销利弊，女性劳动力从中所获取的利益就越大，从而越倾向于增加家庭农业劳动时间。

2.现阶段的农业兼业化发展是现代化农业的一个重要趋势，农村女性劳动力进行打工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家庭的收入，同时还可以有效解决部分农户劳动力不足的现状。基于此种情况，笔者还分析了“新农合”对于女性劳动力打工决策以及劳动力供给的相关影响。从表二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新农合”的给付结构会明显影响到农村女性劳动力打工的时间，这不仅扩展了女性劳动力获得兼职报酬的途径，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总收入，另一方面有效缓解了部分家庭劳动力不足的状态，对于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外，本文的回归结果还表明，相对于县级医院以及县外医院的补偿封顶线，乡镇医院的报销比例对女性劳动力的打工时间具有大的影响[9]。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大部分的女性劳动力在进行农业打工的过程当中都是选择离家不远的地区进行，在发生疾病时，往往都是选择到乡镇医院就医，如果乡镇医院的报销比例越高，则女性劳动力从“新农合”当中所获得的收益就越多，从而使两者之间出现明显的正相关[10]。

五、结语

当前阶段女性逐渐成为了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新农合”制度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的供给已经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在本文当中笔者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论证了“新农合”制度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的供给的影响。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第一，报销比例与补偿封顶线对女性劳动力参与农业生产的时间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第二，乡镇医院的报销比例对女性劳动力的打工时间存在着明显的正向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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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凌霄，南永清，张忠根.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是否必然导致家庭农业经营收益下降――基于村公共品供给的视角[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2：105-116+155.

[4]邹薇，宣颖超. “新农合”、教育程度与农村居民健康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的面板分析[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6：35-49.

[5]彭长生. 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省6县582个农户的问卷调查[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5：132-140.

[6]李燕凌，李立清.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户参与行为分析――基于Probit模型的半参数估计[J]. 中国农村经济，2009，09：63-75.

[7]易福金，顾呵. 歧视性新农合报销比例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J]. 中国农村观察，2015，03：2-15+96.

[8]陈玉萍，李哲，Henry Lucas，Gerald Bloom，丁士军. 农户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项目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软科学，2010，06：97-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