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社会的利与弊范文
时间:2023-10-13 16: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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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延长;退休年龄;利与弊
目前,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争论,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面对争论我国人社部在2014年1月份提出了当前不会调整退休年龄。但是在就业压力与养老压力的双重压力下,相关部门还是对延长退休年龄的利与弊进行了重点探讨。
一、延长退休年龄利的一方面
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当前我国是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亿的国家,而且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近1.8亿,是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人口的老龄化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例如,养老金支付压力的加大、年轻人赡养老人的压力大、家庭中空巢现象的增多等。目前,我国老龄化的速度在加快,老龄化对社会的发展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延长退休年龄也会有很多有利的方面。
1.延长退休年龄能够减轻养老金的支付压力
随着现代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现代医疗水平的提升,都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人均寿命,老年人口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就决定了我国需要支付的养老金也在不断的增加。尽管现在我国实行的是统帐结合的养老金制度,但是也只能是短时期内解决养老金的供需平衡问题。另外,人口的老龄化给年轻一代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推迟退休年龄一方面可以增加缴费的人数和缴费的年限,进而增加了养老保险金的收入。因此,延长退休年龄不仅可以增加养老保险金的缴纳时间,而且也带动了我国养老保险金的收支平衡,从而减轻了养老金支付的压力。
2.延长退休年龄能够减轻年轻人的赡养负担
计划生育的实行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现在在很多大城市中,很多家庭都是一个孩子,那么之后一个孩子会面临着赡养四个老人的负担,这无形中就加剧了年轻人的负担,他们往往在面临就业压力的同时也要面临着赡养老人的负担。所以说延长退休年龄一方面可以继续增加老年人的收入,缓解年轻人的养老负担,另一方面,也可避免老年人的孤独感。
3.延长退休年龄能使老年人发挥各自的才能
据调查表明,很多博士生走上工作岗位就快接近30岁了,有的已经超过30岁了,如果他们在55岁就退休,那么他们在岗工作的时间也就是20多年左右。其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正当他们退休之时,他们所掌握的经验却是十分丰富的时候,这时候他们退休对国家建设以及一些科目的研究是一笔重大的损失。虽然现在也有一些有经验、有高学历的研究人员被相关单位返聘回去,虽然这时的他们具有较高的待遇但是相关的医疗、工伤保险却不具备,重返单位的他们很多的合法权益都得不到满足。所以延长退休年龄能够让这些高学历者的才能继续得到施展,另外,在保障他们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能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二、延长退休年龄弊的一方面
虽然,当前,延长退休年龄也成为趋势,但在很多方面也存在着弊端,主要有以下几点:
1.加剧就业矛盾
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将退休年龄延长至65岁到67岁之间,但是依据中国的国情来看似乎不支持将退休年龄延长至65岁至67岁之间。据调查表明,目前,我国每年的新增劳动力将近2千万人,而我国实际上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仅有1200万个,从某种程度上看会有1000万的人口面临失业的问题。如果我国也将退休年龄延长至65到67岁之间,那么一定会加剧我国就业的困难。相对来讲如果延长退休年龄,就会有一部分老年人继续工作,他们会占有一部分年轻人的就业岗位,同时,也在限制着年轻人的就业空间。当前,我国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很多劳动者一上50岁时,劳动能力就相对会减弱,延长他们的退休年龄对企业来讲生产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得到提高。有一部分老年人延迟退休,就意味着有一部分人会延迟就业,这就决定了不能从本质上解决就业问题。其实,相关学者指出延长退休年龄在很大程度上会限制年轻人的职业生涯,因为一些关键性的岗位长期被有经验的老职工占据,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他们职业上升的空间。
2.不利于企业的更新发展
企业的发展需要不断的注入新的活力,包括新的技术人员、新的科技知识,然而延长退休年龄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企业的新陈代谢。现在有一些企业为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会采取“内退”、“退养”的形式提前让一些老职员退休,以此来更新企业活力,使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可见国家延长退休年龄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符合企业的发展要求。
3.加剧社会中的不公平现象
当前,我国对不同性质的人员采取不同的退休养老金制度,即双轨制度。目前,我国的企业中实行企业与职工共同缴纳养老金的制度,而机关与事业单位中职工的养老金有国家发放。对于一些从事体力的劳动者来讲,他们平时的工作环境较差,而且工作相对来讲也比较累,因此,他们的寿命会低于平均寿命。延长退休年龄对他们来讲无疑意味着他们得多缴纳养老金,并且,在他们退休后他们所领取的养老金会变少。相反对于一些职位比较高的人来讲,退休年龄的延长会让他们取得更高的经济收益,所以说,退休年龄的延长也会加剧社会中不公平的现象,社会中的贫富差距也会加大。
三、结语
关于是否要延长退休年龄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重视,党和国家必须慎重、全面的对待这些问题,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不仅仅要结合城市的社保问题,还需关注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等。总之,不管是在现在,还是在未来,都必须充分考虑好低收入者的利益。
参考文献:
篇2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芰Γ??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讶丝诘睦夏耆丝诤臀闯赡耆丝冢??叩母旱J肭崾胫兀?荒苛巳弧5?绻?颐强悸堑秸饬礁霾煌?炅渥榈牟煌?纳缁峋?锰卣鳎?颐蔷突岱⑾郑?夏耆丝诤臀闯赡耆丝诓⒉皇羌虻サ?: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骋谖闯赡耆丝诩虻ァR虼耍?疾炷炅浣峁沟谋浠?肷缁峋?梅⒄怪?涞墓叵凳且恢指?畈愦蔚难芯浚??崾刮颐悄芨?既返匕盐杖丝诒涠?蜕缁峋?梅⒄怪?涞墓叵怠?nbsp;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4%以下4%~7%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0~14岁人口40%以上30%~40%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5%以下5%~10%10%以上
老少比15%以下15%~30%30%以上
年龄中位数20岁以下20~30岁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
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5%以下5-10%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汀H嗣嵌阅壳白芎蜕??实乃?街谒捣诅。?偷牡偷?.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1993)。
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三、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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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五险一金 社会保障制度 利与弊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标志着人类对自身的认知和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与确立,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维护了社会公正,保持了社会稳定,同时推动了社会发展。社会保障制度是通过立法和行政措施而设立的,以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形式,保证社会成员基本经济生活需要的制度。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从最初的计划经济产物,到改革开放后逐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级负责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现阶段社会保障制度最为人们所熟知、所关注的,就是我们生活中基本的社会保险“五险一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是完全由企业承担的,而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则是由企业和个人共同缴纳保费,住房公积金则不是由我国法律规定必须缴纳的。接下来我们将对“五险一金”的具体内容分别加以通俗的阐释。
“五险一金”中,与人自身最为密切相关的就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每个人从诞生之日伊始,疾病和衰老就将作为生命的一部分而与之纠缠一生。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分别涉及以上两个问题。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即由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失业保险,是为保障劳动者在失业后寻找工作期间基本生活需要而设立的保险。关于失业保险普遍存在几点误会,并非失业了就会有失业保险补助,在已经按时交纳失业保险的前提下,非自愿离职才可享有失业保险补助,自己自愿离职是并不享受失业保险所提供的待遇的。工伤保险是指国家或社会为生产、工作中遭受事故伤害和患职业性疾病的劳动者及家属提供医疗救治、生活保障、经济补偿、医疗和职业康复等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生育保险是国家通过立法,在怀孕和分娩的妇女劳动者暂时中断劳动时,由国家和社会提供医疗服务、生育津贴和产假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是国家或社会对生育的职工给予必要的经济补偿和医疗保健待遇。而“一金”所指的是住房公积金,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是住房分配货币化、社会化和法制化的主要形式。住房公积金制度是国家法律规定的重要的住房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强制性、互、保障性。
上述为我国现阶段“五险一金”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内容,其具体缴纳比例和实施细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省各地均有不同,在此不做赘述。接下来我们谈一谈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几点思考。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完成了“五险一金”社会保障体系基本框架的构建,并在实际实行过程中得到了不断完善,制度设计逐步趋合理化和科学化。然而,制度在具体实施上却遇到了较大阻力,暴露出了诸多问题。
1 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
1.1 征收范围仍然比较狭窄,现行的社保制度设计没有考虑到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社会保障的需要,主要适用对象仍然是城市居民。“五险一金”中尽管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相对较广,但也主要限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集体企业。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性差别大、社会化程度较低,覆盖面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部门之间的流动。
1.2 企业承担的负担很重,而政府与个人则相对较轻,相关统计分析表明,一般企业单位承担的社会保险比例大致为收入的44%,而劳动者个人仅为其收入的16%。这同国际社会相比,除少数高福利国家外,我国企业用人单位的社会保险负担明显偏重。如果一个国家的企业承担的社会保险负担过重,则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壮大,企业留不出足够的盈余用于企业自身的发展,这是对企业竞争力的一种削弱。
1.3 缺乏统一有效的法律及部门筹措制度,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民政局、财政局等都和社会保障相关,各部门间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降低了管理效率,增加了管理成本。
1.4 基金保值增值与物价上涨存在严重的矛盾,由于物价上涨指数高于银行存款利率而实质导致基金的贬值,给今后基金支付造成较大压力和风险,通货膨胀往往给基金保值带来重创,随着社会老年化的发展,这个问题尤为突出。
1.5 缺乏统一的社会保障网络信息管理平台,各地区、各部门信息封闭,信息资源不能有效共享,造成人员参保、流转及办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续保困难。并且参保人员在异地也很难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即使少部分地区可以异地享受相应待遇,但办理手续也很繁琐,同时也不利于统一管理和社会监督。
2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建议
2.1 合理扩大社保机制的覆盖面争取逐步实现全民参保,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能力、保障能力和调剂能力直接受制于保障对象的范围和数量,有必要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城镇各种性质的企业劳动者全部纳入社会保险项目基金的征收范围,尽快全面征收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并且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应将农民纳入养老和医疗保险范围,以均衡发展为基础,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解决农村养老保障问题,应采取循序渐进的原则来推行,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可以通过引导、鼓励措施推行养老金计划。
2.2 推广统筹积累制度,完善国家、单位和个人社会保险费负担比例,“现收现付”的保险模式是当今国际上多数国家采用的办法,这种模式主要是需支付的养老金,靠当年征缴,以支定收,略有节余,该种模式是已退休老一辈的养老金,由在职的下一代缴纳的保险费支付,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社会人口老龄化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要是我们仍坚持“现收现付”制,届时退休工人的养老金由届时的在职职工和所在单位支付,企业和职工的缴费率将达到工资的一半甚至更多,不仅企业、职工承受不了,经济发展也会受到严重制约,因此应当及早以统筹积累代替现收现付制,减轻企业和在职劳动者负担。
2.3 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加快新的社会保障立法,目前我国的保险管理机构分散,政出多门,如社会养老保险,企业的养老保险由劳动局主管,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由人事局主管,而农村的养老保险则由民政局主管。所以应当建立统一、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制定相关法律,统一管理机构,明确责任和分工,以法律的手段对社会保障在宏观上进行引导和管理,使许多实际情况能够做到有法可依。
2.4 完善社保基金投机运营机制,保证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从资金使用看,社会统筹基金主要用于当期支出,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主要用于长远需要。中国政府在建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同时,设立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负责管理运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现保值增值。
2.5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参保人员统一的网络信息管理平台,社会保障信息平台,可供参保人员及相关管理部门,能随时查询、获取参保人员的信息,方便参保人员异地转入、转出、续保及社保金的计算及领取,这样,不但增加了社保基金的透明度,也增加人们对社会保障的信心,积极参与到社保之中,为社会保障筹集大量资金,也有利于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流通,同时通过这样的平台,有利于群众了解社会保障的基本信息,加强了社会保障政策和制度的宣传及诠释。
3 结论
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从建立到健全,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努力与投入,建立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和谐稳定的大局,因此,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步伐,使社会保障这项“关乎国运,惠及子孙”的伟大事业真正健康有序、扎实有效地顺利推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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