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情况分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力情况分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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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市现有人口520万，女性约为249万，15-64岁的人口约占71%，全市184个行政村，农村妇女劳动力多。随着适度规模农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需转移到其他产业的人数逐年增加，省农村妇女劳动力培训项目，每年帮助1600余名农村妇女劳动力参与培训，其中76%实现转移就业，项目的实施得到各级妇联和农村妇女的支持和好评。

__妇联自2012年以来，每年承接省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培训项目48万元，培训1600人次，总计144万元和4800人次，项目实际完成培训人数4557人次，培训后就业人数为3460人次，实际补助标准600元/人，获证人数1375人，获证奖补资金为200—600元/人不等，平均月320元/人，地方补助资金为44.1万元，培训转移就业率76%。省财政每年拨付的48万元资金，其中40万元按照每县10万元额度直接到__县、__县（现区划调整为__区）、__县、__县财政财政专户，8万元由市财政局转拨区财政局。部主资金严格按照“专款专用、确保效益、与职业鉴定相结合”的使用原则，由各县区妇联摸底农村劳动力培训需求，委托省级定点培训机构开展培训，主要培训项目有电动缝纫工、家政服务员、电子操作工、保洁员、食用菌培育技术、电脑刺绣、创业培训等内容。

一是针对妇女需求，慎重选择培训项目。根据文件精神，面对各承接项目县区妇联认真对农村妇女的不同需求进行摸底调查。各县区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__县农村妇女倾向于在家口就业，一是县域的企业较多，二是方便照顾家庭，__县农村妇女更喜欢做家政、月嫂，学成之后都喜欢到苏州、上海等地打工就业，海州区妇女更希望依托白虎山批发市场开始创业，包括电子商务创业。妇联和培训机构根据培训项目的不同需求和培训时间的需求，制订培训计划，重点举办符合大量用工需求的工种，如电动缝纫工、家政服务员、电子工、生产线操作工等。

二是认真筛选培训机构，提升培训就业率。县区妇联通过与当地人社局联动，从办学资质、办学场所、师资力量、 推荐就业等相关方面进行考量，严格按照“师资力量雄厚、教学环境优美、授课能力卓越”的要求选择合作单位，市妇联逐一对培训机构进行了走访和检查，查看机构的培训资质、师资配备、授课经历、学员反馈等内容，各县区选择的黄川镇劳动所、卓越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惠民就业培训中心等资质全、信誉好、教学棒的机构培训实施项目。

三是积极服务对接，开展点单培训。近年来，__市妇联敏锐地发现当前招聘就业市场出现了“招工难”和“就业难”的“两难”现象，尤其需要女工较多的企业，这种情况更加明显，原来企业希望招聘进厂就能上手工作的熟练工，而农村妇女劳动力有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妇联系统为解决这个“两难”问题，积极走访企业，结合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培训，实施“订单式”培训，帮助企业培训妇女，考核合格直接进厂工作，如__区永盛玩具厂，已为其输送200余名女工，2015年正在新建厂房扩大生产，我们将继续加强合作，开展订单式培训。

四是监督培训支出费用，促进资金使用到位。省农村妇女劳动力培训补助资金给农村妇女带来很大的收益，__市妇联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上要求非常严格，要求各承担培训单位提前一周报送培训计划，包括开班时间、地点、培训项目、参加人数、课时安排、师资安排、班期联系人等，市妇联组织不定期抽查，所有培训实施结束后，按照要求提交台账到财政部门申领补贴资金，不能按期、按质、按量完成任务的，坚决不予支付。在2014年省妇联《关于印发<农村妇女劳动力培训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下发以来，市妇联及时传达文件精神，要求各级妇联和培训机构，严格按照文件要求要求建立严格的培训实施方案、健全的培训台账资料、规范的资金申报流程，宣传费用控制在5%以内，严禁发送工作人员的加班费、交通费和培训机构的基础建设或培训条件改善等，确保农村妇女劳动力培训资金用好用实。

农村妇女劳动力专业补助资金的实施，切实帮助了转移就业农村妇女学到了一技之长。在过去的培训实施中，主要围绕技能进行培训，课程设置相对单一，不够全面，不够立体。

1、农村劳动力培训获证难。农村妇女普遍呈现学历低、文化程度低的情况，特别是35岁以上的农村妇女，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进展16.7%，又常年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缺少读书、写字的氛围，参加培训学习操作技能通过率达到99%，希望通过职业鉴定，难度较大，尤其是笔试成绩很难及格。

2、技能培训需求在减少。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正一步步走向智能化，用工需求固然会逐步递减。近年来，小微创业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勃勃生长，更多妇女把目光投向了小资本投入的创业项目。妇女不再需要承担大额创业的风险，小项目启动，用小雪球敲开致富大门。在走访海州区

60名农村妇女中有42名希望能学习创业相关知识，因此在今后的培训项目选择时，将更多考虑创业培训课程的融入，把单一课程立体化，增加自主选择性。3、法律法规知识需求大。依法治国是大势所趋，我国法治体系的不断完善，也要求新型女性具备相应的法律常识。《劳动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典型案例分析要在参加培训妇女中得大广泛学习与传播，让新型女性学法懂法用法。

4、现代技术应用受青睐。在培训课中，很多学员，提出要了解更多电脑、手机的应用培训，现代生活、娱乐都不开电脑、手机，因此融入接地气的信息培训课程也必将得到参培女性的青睐。开设信息培训课程，不仅能提升参培妇女的自信心，紧跟时代潮流，还能让她们在就业、创业的道路上更加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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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农村家庭决策的必然结果。由于农业的比较收益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是必然的。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农村劳动力有四个选择，一是夫妻双方外出打工;二是男性外出女性留守;三是女性外出男性留守;四是夫妻双方在家务农。在现行的四个选择中，男性外出打工妇女留守成为了一个首要选择。这个选择是农村家庭理性决策的结果。本文试图从成本收益以及风险的角度下来分析农民的决策原因，并针对这种出现这种原因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阵制度等提出了建议。

一、农村劳动力外出决策的家庭策略分析

家庭策略是近些年来家庭史和社会学研究提出的概念。家庭策略可界定为家庭面对社会变迁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被解释为家庭及其成员的决策过程和时机，如何时让孩子离家谋生，何时更换住所，何时控制家庭规模，该理论对家庭观点较重的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具有更广泛的普适性。

本文所研究的家庭策略是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决策，更准确地说是农村已婚男性劳动力、女性劳动力是否外出的家庭决策。由于农村已婚男性劳动力，作为家庭决策的主要角色，他们的行为就是从家庭整体收益最大化的角度来进行决策。这种选择包括对家庭的经济收益与非经济收益的考虑、提高家庭经济收益的方式及行为的选择。农村妇女在家庭决策一般处于从属地位，她们在接受家庭决策者的决策时，考虑的也是家庭总体的收益。当然她们考虑的更多的是非经济收益。这种非经济上的收益对农村家庭提供了一种风险上的最小化及成本上的最小化。在农村留守妇女是否自愿留守时，我们所调查的113位留守妇女时，回答自愿的有76位，占被调查人数的68.75%。留守的原因中，占前三位的分别是“田地没人管”、“孩子没人照顾”和“照顾老人”。虽然我们没法区分农村留守妇女自愿留守是在家庭决策中主动自愿还是为了家庭而自愿的，但至少知道农村妇女的留守是为了家庭整体收益的最优化。我们再来分析留守的原因，可以发现留守的原因主要是非经济原因。第一位的是田地没人管。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土地不仅是经济功能，更重要的是保障功能。在问及农村留守妇女最担心丈夫的是什么，在我们调查的113位农村留守妇女时，有68名选择了“担心丈夫在外面挣不到钱”。所以，农村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收人不确定的条件下，留守在家的农村留守妇女和耕种土地的收给家庭提供了最后的保障。占第二位和第三位的留守原因分别是照顾孩子和照顾老人，说明了农村留守妇女的留守选择是为了家庭整体的收益。当然这种收益是非经济收益，孩子是家庭未来的最大收益，农村仍有“养儿防老”的说法，对孩子的投资是对家庭的主要投资，而这种投资也是以家庭收益最大化为决策基础的。所以很多农村妇女从家庭整体考虑选择了留守。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男性劳动力的外出及女性劳动力的留守是家庭策略，是从家庭整体的角度进行考虑而作出的决策。外出是为了家庭的发展，留守是为了家庭的未来。无论处于留守的妇女在家庭决策中居于主动还是被动地位，这种半流动状态是农村家庭作出的理性选择。

二、成本收益分析

1.基本概念及假定

基本假设:农村劳动力是以家庭总体收益最大化来做出选择的，影响决策的基本因素是家庭的整体收益，这种收益包括经济及非经济收益(情感、孩子的教育、家庭的未来等)。ELLIS在《农民经济学》中认为:“农民是主要利用家庭成员的劳动从事生产并以此为经济来源的居民户，其特点是部分参与不成熟的投人要素和产出市场”。由于农业生产的周期较长，对自然条件依赖较高等特殊原因，农业生产的风险较高。同时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保险市场不发达，风险只能完全由农民自己来承担，一旦发生天灾人祸，就会得不到基本生活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在进行生产经营决策时，就会为自己预留后路，不敢冒险。在农民的理中，“规避风险就成为重要原则了”。

农民选择的制度框架: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严格的户籍制度、农村人多地少农业经济效益低、全家外出的高额成本支出。

由于本文分析的是农村家庭作出一个决策整体而出现，他们所需要作出的决策就是对作为农村家庭劳动力的主体的已婚家庭中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为了家庭他们需要在留守和外出之间作出的选择。因此，他们的选择将有以下四种:

2.四种选择的机会成本收益分析

夫妻双方外出打工的成本收益分析。在托达罗模型下，农业的边际生产力低于城市的边际生产力，农村的迁移者为获取净收人相对较高的就业机会的迁移决策与行为，虽然是趋利性的但绝非是投机性的，是一种理性经济行为，而非“盲目的”非理性的行为。他们在迁移中不仅要考虑迁移成本，还要考虑生活费用;农村低的边际生产力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之一。

本文所研究的是农村家庭中，已婚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在进城与务农中的两种选择。由于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在迁移中的成本是没有区别的，所以把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的迁移成本视为相等。包括(1)进城农民工的生活成本c，包括由迁移引起的家庭用品重置成本。(2)农民工的风险成本r，即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失业所造成的损失。(3)农民工进成的心理成本m，远离家人、文化差异、生活不适应等心理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劳动力的流动，可以列人心理成本的如探望家属及亲朋的交通费用、和亲人联系的电话费用等。(4)限制农民工进城的制度成本f，由于政府的行政管制而带来的流动成本如办理各种证件、子女上学的暂助费等。

以下对上述各种情况进行分别论说:

(1)进城农民工的生活成本c。这部分的生活成本一般只与农民工所选择的城市有关而与男性劳动力或女性劳动力迁移无关，二者生活成本的差异不大。为了便于比较，本文将生活成本c可视为城市规定的个人最低生活保障金，以利于农民作出决策。农村男性劳动力或女性劳动力单个迁移的成本为c，如果夫妻双双外出打工而不是带着子女，生活成本则可视为视为二者简单相加2c。如果夫妻双方外出打工而带来家庭的整体迁移，"2000年五普时，在所有迁移人口中，迁人到户主与配偶均为迁移人口的迁移家庭户(即纯外户)的比例则高达47.18 %。这说明纯外户已成为迁移人口分布中最为主要的选择”“每100个纯外户中有 61.49%的家庭户会带着子女”。生活成本则是家庭的生活成本

(2)农民工的风险成本:，即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失业所造成的损失。在这里我们假设农村男性劳动力与女性劳动力在城市所获得收人不同，表示农村男性劳动力在城市的预期收人，表示农村女性劳动力在城市的预期收人，表示劳动力在农村所获得的预期收人，男性劳动力与女性劳动力视为相同。而且。所以，农村男性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的风险成本为，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的风险成本为为农村劳动力找到工作的概率。

(3)农民工的心理成本m。心理成本就是指不考虑任何情况，只考虑让农民工离开所在地的成本。由于心理成本不易衡量，本文认为，心理成本就是农民工离开所在地，维系家庭亲情关系、保证农民工正常心理上对亲情等需求所需的费用。农民工进人城市所从事的工作往往没有太多的闲暇时间，所以列人这部分成本的是探亲的交通费用和亲人联系的电话费用。对于不同性别的劳动力，二者相差不大，视为对男性劳动力与女性劳动力的心理成本都是相同的。虽然事实上对于远离家人、文化差异、生活不适应等问题.女性劳动力的心理成本一般要大于男性劳动力，但我们从成本收益角度考虑，二者可以量化的相差不大，所以视为相等。

(4)农民工进城的现行制度框架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严格的户籍制度、各地名目繁多的限制措施。由于政府的行政管制而带来的流动成本如办理各种证件、子女上学的暂助费等。这些迁移成本只与农民工的流入地有关而与迁移的男性或女性劳动力无关。因此，可将二者的迁移成本视为相同为f。在农村劳动力做出单个迁移决策的成本为就是办理各种证件所需的费用f,但如果迁移是家庭式的整体迁移，则迁移成本则要加上高昂的子女人学费fs等。

我们将对农村劳动力在不同选择下的收益，作进一步的分析:

(1)夫妻双方在家务农的净收益。在对双方均选择在家务农收益分析前，需先分析农村劳动力务农的净收益。农村劳动力在家务农不需要上述分析的生活成本、风险成本、心理成本及流动成本等，只是有花费在化肥、农药、种子及整理土地所需的费用，视为Co。农村劳动力务农的收益则为在农业上劳碌一年获得的平均收人Ro。本文认为农村劳动力务农的净收益为。农村男性劳动力与女性劳动力在务农的平均收人相差不大，视为二者相同，

(2)男性外出女性留守的收益。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收益等于城市的预期收人乘以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多是以地缘、亲缘关系为纽带，农村劳动力一般在有工作可做的时候才会出去，盲目外出的比率较小，因此可以认为男性外出女性留守的收益为

(3)女性外出男性留守的收益。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而男性留守的比例较小，但女性劳动力外出的收益为。而家庭的总体收益为

(4)夫妻双方外出打工，可以视为农村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预期收益与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收益的简单相加，为

本文对农村家庭在四种不同家庭策略下的成本收益分别进行了分析，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将其用下图来分析。

农村劳动力对劳动时间的分配有两种选择，务工和务农。横轴表示农村劳动力的工作时间，从左至右表示务农时间越来越多，到达右边的纵轴时表示农村劳动力完全务农;从右至左表示务工时间越来越多，至左边的纵轴时表示完全务工。纵轴表示农村劳动力在不同劳动时间分配所带来的收益，我们将分别比较不同劳动时间下的收益与净收益，以分析影响农村家庭决策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村家庭在四种不同的选择下，侮种决策所带来的收益，A点表示在农村劳动力的时间完全务工即农村家庭均务工的情况下，所带来的收益。点表示农村劳动力的时间在务工和务农之间平均分配，代表的是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女性劳动力在家留守务农的情况，点表示农村劳动力的时问在务工和务农之问平均分配，代表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男性劳动力在家留守务农的情况，点表示农村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完全务农，。在此前我们已做出假定: ，因此我们得到如图a所示的折线，。在不考虑农村劳动力迁移成本的情况下，农村家庭四种策略的收益由大到小依次是完全务工、男性外出打工女性留守、女性外出打工男性留守、完全务农。

图b表示，在考虑农村劳动力迁移成本的情况下，农村家庭在四种不同的选择下，每种决策所带来的净收益。A点表示在农村劳动力的时间完全务工即农村家庭均务工的情况下，所带来的净收益。，在这里农村劳动力在完全务工的情况下仍有不同的情况，如家庭迁移、和夫妻务工孩子、老人留守及夫妻务工老人留守，在这里本文计算净收益是对家庭迁移的形式来计算净收益。因为家庭迁移是农村劳动力家庭策略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城市化水平、缩小城乡差距的有效手段。B，点表示农村劳访力的时间在务工和务农之间平均分配，代表的是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女性劳动力在家留守务农的情况, ,是农村家庭中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而妇女留守在家给家庭带来折净收益。C’点表示农村劳动力的时间在务工和务农之间平均分配，代表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打工男性劳动力在家留守务农的情况，点表示农村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完全务农，对于夫妻完全务农我们所计算的是净收益，。困此我们得到如图b所示的折线.。在考虑农村劳动力迁移成本的情况下，农村家庭四种策略的净收益由大到小依次是男性外出打工女性留守、女性外出打工男性留守、完全务工、完全务农。因此，出现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而农村妇女留守在家的情况，农村留守妇女的出现是现实下农村家庭策略的理性决策。

三、农村劳动力家庭策略理性选择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根据上面分析，为了增加农民收人，实现农民自身效益最大化，加快农民工身份的转换.加快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应从以下儿个方面改革。

(一)改革和完善现行的户籍制度，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彻底转移

户挤制度的改革.说到底就是如何平等对待农民的问题。社会结构的合理化趋势就是居民身份的平等化，打破城乡壁垒，弱化甚至消除城市居民所享有的种种特权。现在阻碍农民向城镇流动的主要障碍之一，就是摄硬的户籍制度以及由这一制度产生的对进城农民工的歧视。因此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势在必行。

(二)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统一、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转人乡镇企业，还是数千万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跨区域流动，主要表现为农民白主择业，这实际上是一种市场化的就业方式。今后，只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劳动力资源方面的基础作用，允许农民自主择业，才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开拓就业门路，实现农民自身效用最大化。建立和完善劳动法规和劳动力市场管理制度，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使企业和劳动者双方的合法权益都得到保障。完善和规范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建立一整套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市场组织，调控和保障就业者权益的规章和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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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尚军.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安徽农业科学，2008， 36（30）：13427-13429.

[3] 万玛项秀，李临颖.贵德县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现状及建议[J].青海统计，2007（9）：23-25.

[4] 敖德玉，黄雪梅，周相勇.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的影响——对农民外出打工现象的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06，34（23）：6376-6377， 6379.

[5] 董金涛.关于北安市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的调查与思考[J].现代农业科技，2009（12）：308，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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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配置效率；人力资本提升；偏离-份额分析

中图分类号： F06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6）05-0000-00

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1]我国的人力资本存量相对匮乏，提高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及其利用率至关重要[2]。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的配置需求迅速膨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流动人口达245亿人。其中，跨省流动占389%，主要从中部和西南地区流向珠三角、长三角和北京，安徽、四川、湖南、河南、贵州和江西占全国跨省流出人口的7107%，珠三角、浙江、上海、江苏、福建、北京六省市占全国跨省流入人口总数的8783%，较2012年同期上升了45%。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是否优化了人力资本在区域间的配置？能否促进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如果劳动力流动促进了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其内在的机制是什么？对人力资本提升的贡献有多大？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引导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提升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并最终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文献综述

劳动力流动很早就受到了国外学者的关注，大量文献从微观和中观层面探讨了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微观层面的研究关注劳动力流动对劳动力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如Schultz [1]认为，劳动力流动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能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中观层面的研究关注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普遍认为，劳动力流动引起人力资本的区域集中，通过“干中学”形成明显的“外溢效应”，能促进流入地人力资本的形成[3]-[4]。而对流出地人力资本的影响，学者们存在分歧，Shioji[5]、Ritsila[6]、Toya[7]等人认为，劳动力流出使流出地无法收回其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对其人力资本投资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但相反的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地的劳动力会产生“教育激励”效用，当较高的受教育程度能增加劳动力流动的机会，并获取更高的收益率时，劳动力流动会激励流出地的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其人力资本水平[8]。然而，国外学者很少从宏观层面研究劳动力流动的人力资本配置效率问题，这可能与其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有关，当劳动力流动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时，劳动力流动本质上就是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另外，学者们关注劳动力流动引起的人力资本配置效应，主要试图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寻找区域发展差距的原因，因此，他们关注的重点是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各自的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而不是对流出地和流入地整体的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及其水平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力流动规模迅速扩大，国内学者利用人口普查资料和样本调查数据，对我国劳动力流动的现状、结构、动因及其内在机制等进行了大量研究，普遍认为，我国现阶段劳动力流动的极化效应明显，导致了人力资本的地区集中，[9]至于其内在机制，黄翔、敖荣军[10]基于劳动力的异质性提出，客观存在的技能互补性导致了劳动力流动与人力资本地区集中之间存在内生性的累积循环。王金营、贾少萌[11]则从区域工资水平差距、资本密度、空间距离和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分析了区域人力资本集聚的机制。劳动力流动导致人力资本的地区集中，能否提升我国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大部分学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徐桂鹏、郑传芳[12]等认为，我国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较低，劳动力流动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增强了劳动力的危机感，一方面能挖掘现有人力资本“存量”潜能，提高人力资本含量，另一方面能促使劳动力更加重视自身及其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但是，现阶段我国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形成的消极作用也是存在的。曾宪荣[2]从人力资本配置方式的角度指出，在我国劳动力市场和市场机制都不成熟的情况下，劳动力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行政配置的结果，导致人力资本配置严重失当。王彦军[13]研究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关系，指出在人力资本投资模式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劳动力流动会给人力资本投资带来负面影响。可见，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并不单一，虽然大部分学者肯定了我国劳动力流动的积极作用，但劳动力流动影响人力资本提升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对人力资本提升的贡献有多大？在我国劳动力市场逐渐完善的过程中，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提升的影响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问题现有文献并没有给出答案。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从研究内容上看，现有文献要么研究劳动力流动与人力资本地区集中的关系，要么研究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影响，而没有将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地区集中与人力资本提升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进行研究。事实上，当劳动力流动引起的人力资本地区集中，提高了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时，这种流动就会提高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相反，如果劳动力流动引起人力资本地区集中，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那么必然会阻碍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因此，只有将三者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进行分析，才能更全面地把握劳动力流动促进人力资本提升的内在机制。从研究方法上看，现有文献侧重理论上的分析，实证研究很少。黄翔、敖荣军[10]采用了回归分析方法对劳动力流动与人力资本地区集中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但其研究的重点是劳动力省际流动对区域人力资本差异的影响，没有分析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影响。本文试图弥补现有文献的以上不足，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将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地区集中与人力资本提升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进行研究，以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为基础分析劳动力流动的决策，利用帕累托标准衡量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揭示出劳动力流动促进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内在机制。第二，利用偏离-份额分析Esteban模型分解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分离出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及其贡献。第三，定量测算1990-2010年我国劳动力省际流动对人力资本提升的贡献大小及其变化趋势。

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理论上分析劳动力流动促进人力资本提升的内在机制，第三部分构建劳动力流动与人力资本提升的实证分析模型，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第五部分是结论与启示。

二、理论分析

本文从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角度分析劳动力流动影响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内在机制，首先分析劳动力流动决策，把握劳动力流动引起的人力资本配置的变化，然后判断这种变化对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

（一）劳动力流动决策分析

有两方面的因素会促使劳动力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集中，一是根据要素边际报酬规律，初始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会吸引更多的物质资本积聚，并促使该区域预期的工资水平不断提高，[11]与其他区域间的工资水平拉大；二是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劳动力就业的概率较大。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劳动力相比，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在流入地的就业概率相对较高，从而，他们面对的区域间的预期收入差距也相对较大，因此，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劳动力流动的结果是拥有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力不断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集中。

（二）劳动力流动的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分析

人力资本配置的优化是指人力资本与其他生产要素（主要是物质资本）更为有效的组合，以实现生产要素的均衡配置[3]。劳动力流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是否是人力资本配置的优化，是否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本文用帕累托理论模型分析劳动力流动引起的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变化。

根据卢卡斯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内生生产函数：

Y=AKαRβrγ（5）

其中，K、R、r分别为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水平，α、β、γ分别为其产出弹性。

K和R的边际产量分别为：

MPK=αAKα-1Rβrγ，MPR=βAKαRβ-1rγ（6）

从而，物质资本对人力资本的边际技术替代率为：

MRTSKR=ΔRΔK=MPKMPR=αAKα-1RβrγβAKαRβ-1rγ=αRβK（7）

假设将全国分为两个区域，区域i和区域j分别是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区域和较高的区域，由于区域j往往拥有较快的增长速度及较高的收入水平，劳动力及物质资本在逐利的驱动下从区域i流向区域j，从而，区域i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都更加稀缺。但相比人力资本的稀缺性，区域i的物质资本相对于区域j更为稀缺，理由在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区域往往也是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区域。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估算，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增长所导致的资本劳动比的升高是我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在1978-1994年为453%，2005-2009年提高到647%，预计到2010-2015年会进一步提高到659%，[16]从这点来看，人力资本较低的区域之所以劳动生产率较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资本劳动比相对较低。因此，区域i的物质资本对人力资本的边际技术替代率MRTSiKR要大于区域j的物质资本对人力资本的边际技术替代率MRTSjKR。

由此表明，劳动力流动能否提升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及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当市场力量主导劳动力的流动时，劳动力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集中，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得以提高，并促进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当非市场力量主导劳动力的流动，并使得劳动力向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区域集中时，会降低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不利于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

三、实证模型

本文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1990-2010年我国省际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地区集中与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该方法最初由Daniel和Creamer相继提出，主要用于分解区域经济变量，从多个层面解释变量的变化及各因素对变量变化的贡献，近年来其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吴继英用偏离-份额分析Esteban模型分析了区域劳动生产率差异的来源，段春锦、范爱军用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分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边界地区的就业增长[18]。但目前还没有看到将其应用于人力资本增长的研究。本文尝试利用Esteban模型的思路对人力资本增长进行分解。

全国人力资本水平①可以定义为人力资本总量R与就业人员数N之比，为了考察劳动力省际流动对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将进一步分解为各省区人力资本水平的加权平均：

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集中，如果该项为正，说明劳动力流向初始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改善了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并促进了全国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如果该项为负，说明劳动力流向了初始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区域，降低了人力资本配置效率，不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δ衡量劳动力是否向人力资本提升较快的区域集中，由于人力资本提升较快的区域往往是初始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因此，劳动力向人力资本提升较快的区域集中也会促进全国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1990-2010年我国劳动力省际流动与人力资本变化情况

1990-2010年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劳动力流动规模日益膨胀，省际流动人口越来越向主要的输出地和输入地集中，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倾向，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地接受的省外流动人口最多，与此同时，省外流入出现“中部塌陷”现象，这一点在图2-a中表现得很明显。图2-b显示，2010年我国就业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从动态变化趋势来看，区域就业人口密度差异拉大，31省区的标准差从1990年的223增加到358，就业人口呈现出向东部三个集聚中心集聚的上升趋势。

同期，我国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水平根据受教育程度计算得出，小学以下、小学、初中、高中和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分别按3、6、9、12、15、16、20年计算。 不断提高，1990年为733年，2010年提高到9年，但人力资本水平的区域差异逐渐扩大，31省区的标准差从076上升到105。2010年，共有17个省市的人力资本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吉林、广东、黑龙江、山西、河南、海南、江苏、内蒙古、陕西、湖北、河北、新疆、湖南。

（二）人力资本水平增长分解

根据式（11）中的人力资本水平增长分解式对1990-2010年我国人力资本增长进行分解，为了分析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在整个时期内的动态变化过程，本文以2000年为时间节点，将整个时期分成了两个阶段，结果见表1。

1990-2010年全国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了2266%，其中，9794%是由于各区域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升造成的，即主要是各省市的“内部增长效应”。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所做出的贡献为206%。其中，β为正值，说明总体上来说，劳动力从最初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省区流动到了最初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省区中，优化了人力资本在区域间的配置，对人力资本提升的贡献为144%。δ为正值，说明劳动力从人力资本水平提升较慢的省市流动到了人力资本水平提升较快的省市，对人力资本提升的贡献为062%。由此表明，这一时期，劳动力流动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形成，并提升了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

分阶段的数据表明，我国劳动力流动并非总是起到了改善人力资本区域配置的作用，而是经历了由降低人力资本配置效率、阻碍人力资本形成到改善人力资本配置效率、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的转变。我国劳动力就业市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形成了市场调节和行政调节的“双轨”运行机制，1990-2000年劳动力流动对我国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起到了负向作用，说明非市场力量主导了这一时期的劳动力流动，导致劳动力没有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提升较快的区域流动，这一结论与曾宪荣[2]的观点一致。这一时期，劳动力净流入的省份有16个，其初始的人力资本水平为72，在此期间增长725%，而流出地初始的人力资本水平为748，在此期间增长了752%，整体来看，流出地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增长速度都要快于流入地。当然，这一期间省际间的城乡流动大部分是第一代农民工，其返回性、暂时性和不稳定性不利于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和人力资本投资。随着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在劳动力流动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使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升，从而对人力资本的形成与提升产生积极作用。2000-2010年，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提升的贡献率为504%，其中，劳动力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集中的贡献率为451%，劳动力向人力资本提升较快的区域集中的贡献率为053%，这一时期，劳动力净流入的省份增加到23个，其初始的人力资本水平为799，在此期间增长144%，而流出地初始的人力资本水平为762，在此期间增长了1407%，整体来看，流入地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增长速度都要快于流出地，说明劳动力流动提高了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并促进了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

五、结论和启示

本文将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地区集中与人力资本提升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进行研究，揭示劳动力流动影响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内在机制，利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分离出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提升的影响及其贡献，并定量测算了1990-2010年我国劳动力省际流动对人力资本提升的贡献大小及其变化趋势。主要结论及启示如下：

第一，劳动力流动对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及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当市场力量主导劳动力的流动时，劳动力会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区域集中，这本质上是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能促进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当非市场力量主导劳动力的流动，并使得劳动力向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区域集中时，会降低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不利于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

第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力流动规模日益膨胀，但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作用还很小，其贡献仅占206%，人力资本的提升还主要依靠各省市的“内部增长效应”，这表明利用劳动力流动优化人力资本的配置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第三，从动态变化趋势来看，随着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及市场机制的不断成熟，我国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提升的影响发生了质的转变，1990-2000年的劳动力流动主要由非市场力量主导，导致劳动力没有流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提升较快的区域，降低了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阻碍了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2000-2010年劳动力流向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提升较快的区域，优化了人力资本在区域间的配置，对我国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贡献率上升到504%。

第二次东北振兴规划及长江经济带等战略的提出，势必引起新一轮的劳动力流动浪潮。在人力资本存量相对匮乏的情况下，我国应该充分利用劳动力流动提高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消除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让市场力量主导劳动力流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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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最低工资;劳动力异质性;就业效应

中图分类号:F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11-0023-03

最低工资是当今世界各国应用最为广泛的经济政策之一,各国基于国情与历史背景的不同,在最低工资的制定上有所差异,最低工资标准的高低及适用范围亦有所不同。最低工资的影响是通过最低工资水平对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产生直接影响,并扩展延伸从而影响到整个经济。最低工资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业影响的研究一般都是假设劳动力是同质的,即不存在技能的差异。李定(2007)等学者注意到最低工资对不同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效应不同,得出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会大量减少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结论。在现实中,劳动力之间是不同质的,存在技能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因而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是异常复杂的。因此,分析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必须要以劳动力不同质为前提进行分析。

一、中国最低工资标准现状

2004年3月1日,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修订并颁布实施了《最低工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经过一年多时间,各地都依据《规定》制定或调整了新的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与平均工资的比值是判断最低工资标准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可以用来解释分配公平情况。目前实施最低工资制度的国家,其最低工资标准大多为平均工资的40%~60%。表1显示了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与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

从表1可以看到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与平均工资的比例是明显偏低的,而且中国与菲律宾、泰国等这些最低工资制度运行比较好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差距还比较大。

尽管近年来,中国最低工资制度不断完善,最低工资标准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基于我国各省原有的最低工资标准基数普遍过低的客观事实,要求我们在关注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时,既要看调整的频率,还要看调整的幅度;既要看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还要看其他工资标准的调整。尽管最近几年我国最低工资标准调整频率较快,调整的幅度也较大,可是由于原有基数过低,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依然处于非常低的水平上,不仅落后于当地的工资增长幅度,更落后于经济快速增长的速度。

二、劳动力异质性分析

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主要是源于生产产品和服务的劳务的有用性。而劳务又依赖于不同类型和水平的劳动力技能。许多行业可能对某些技能的人员需求较少而对其他一些类型的技能的劳动力需求较多。一个劳动力可能具有许多技能,其中一些是对某个行业或公司所特需的技能,而另一些可能是比较大众化的技能。不同的行业只对具有本行业相关技能的劳动力有需求,所以劳动力的技能也就决定了他们是否被雇佣以及他们的工资为多少。由于不同的行业需要不同类型的技能,所以劳动力市场对拥有技能的劳动力的约束条件为他们的技能是否只能从事某个特定的行业。进而,由于劳动力在行业间的流动,所以就业是由所有不同行业劳动技能的供给和需求所决定。因此,劳动力技能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与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需求曲线相似。对劳动技能的需求是所有行业需求的总量。当技能的收入增加时,会有更多的劳动力选择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且以前已经工作的劳动力可能会工作更长的时间。技能收入的增加会引起劳动力市场技能提供数量的增加,从而导致对其需求减少。需求和供给的交点决定了单位技能的价格。

单位技能的价格可能由于一种特殊的技能而提高,以致所有具有这种技能的劳动力得到更高的报酬。许多工作要求的技能非常难获得,所以这些职位的劳动力工资就会非常高。这些技能的获得可能需要通过正式的教育,有些可能需要个人的天赋。这些具有高技能的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后一开始就拥有较高的工资。那些对技能要求不是很高的工作支付的工资也较低。所以最低工资标准对低薪劳动力的影响较高薪职位的劳动力影响更大。

对于所有职业而言,正式的教育可能增加起始的技能水平。此外,职业培训也会提高技能。由于工资的差别会影响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因而不同工作类型可能使人们在任何时间点上拥有不同水平的相对技能。

劳动力技能的供给依赖于劳动力的数目和每个劳动力的技能。当每单位技能的价格是被技能的总供给决定时,一个特定劳动力的工资依赖于市场决定的每单位技能的价格和个人的技能水平。图1表示了在一个特定行业中劳动力技能数目的分布假设。

而劳动力的技能分布之所以为图1中两边平缓,中间向上凸的图形,则是因为实行义务教育制度,导致完成初高中教育的人数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而提前辍学的低素质劳动者,以及继续深造,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高学历人才在总人口中都占少数,技能分布就呈现出图1中图形的特点。

假定单位技能的价格由劳动力技能的市场供求决定,同时假定劳动力的技能分布构成整个雇佣技能,那么劳动力的工资分布就被决定了。工资分布的形状和技能分布的形状相同,拥有比其他劳动力两倍技能的劳动力也就拥有两倍的工资(工资的分布如图2所示)。如果图1中的技能分布保持不变,当技能价格提高一个单位,工资分布成比例会向右移,会使较高技能劳动力比较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增加的更多。不同类型技能的需求和供给决定了每种技能的工资分布,这与图2显示的分布相似。不同职业间的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取决于对这种职业所需技能的总需求和总供给,也决定于劳动力所拥有的技能水平。

经济体中的单个行业构成技能需求的一部分,如果不同技能的劳动力可以在行业间自由流动,那么各个行业间每单位技能的价格将会相等。最低工资是在一个最低工资覆盖的行业中对受雇劳动力支付工资的约束,即在行业工资分布低端的受雇劳动力上强加了一个约束。而最低工资没有覆盖的部门却没有去约束雇佣这些劳动力。如果最低工资覆盖到了所有的行业,最低工资的约束会施加到所有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力身上,且无论他们是在哪里被雇佣。

最低工资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取决于如图2中工资分布相关的最低工资的水平,同时图1中的技能水平又构成整个供给。而且,如果最低工资不是覆盖到所有的行业,工资分布低端的劳动力只有在最低工资覆盖的部门才受到最低工资的限制。

三、最低工资的部分覆盖模型分析

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偏低且执行程度不好,所以中国的最低工资覆盖情况实际上符合部分覆盖的假设。在这个前提下劳动力在行业间的流动在确定最低工资的影响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缺失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下,最低工资覆盖和未覆盖行业会潜在地雇佣高技能和低技能的劳动力。而且,不同行业相同技能的劳动力会得到相同的工资。如果不是这样,行业总会去雇佣那些技能水平相同工资却比其他人少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也会跨行业就业。图3描绘了最低工资实施后在覆盖和未覆盖行业中一个特定技能类型劳动力的工资分布。

实施一个最低工资后,在最低工资覆盖部门意味着以前工资少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力将不再在工资低于的水平被雇佣,但这些劳动力能在最低工资没有覆盖的部门被雇佣。覆盖部门这些劳动力的流失意味着覆盖部门的雇主有激励去用工资高于的劳动力来取代这些失去的技能。工资少于的低技能劳动力将会从最低工资覆盖部门向未覆盖部门转移,他们也因为高技能劳动力从未覆盖部门流入覆盖部门而被取代。这个结果在图3中用虚线表示。未覆盖部门现在用低于最低工资的工资雇佣所有低技能劳动力和用高于最低工资的工资来雇佣更少的高技能劳动力。相似的,现在覆盖部门不再用低于最低工资的工资去雇佣任何劳动力且雇佣更多工资高于最低工资的劳动力。这些转变的发生不会对任何劳动力的工资造成改变,无论其技能是高或低,因为雇主按技能市场价格雇佣足够的技能劳动力来满足技能数量需求的能力并没有变。每个行业能够按照最低工资之前的技能价格来满足对技能数量的需求。最低工资没有改变劳动力的工资也没有产生失业。

如果劳动力的行业流动是没有成本的,那么没有人会从最低工资中获益或受损。另一方面,如果转换工作是有成本的,那么它将成为整个经济体的净成本,而对劳动力没有福利。由于劳动力在技能方面的差异,且因覆盖行业和未覆盖行业的需求,许多劳动力会得到高于最低工资的工资,在覆盖部门高工资高技能的劳动力取代了低工资低技能的劳动力,从而对两种部门的劳动力就业和收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四、小结

当最低工资制度不是完全覆盖整个经济时,假设可以对不同技能的劳动力进行人为细分,同时劳动力在各部门之间流动的成本又不高时,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力造成收益或损害的影响非常小。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偏低,且执行程度不好,所以我国的最低工资覆盖情况实际上符合部分覆盖的假设。根据理论分析结果,可以推出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会导致未覆盖部门的低技能劳动者就业增多,而覆盖部门的高技能劳动者就业比例增多,总的就业效应方向并不明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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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avid Neumark and William L.Wascher.Minimum wages[M].MIT Press,2008.

The Study of Labor Heterogeneity and Employment Effects of Minimum Wage Level in China

Ma Xiaobo

(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篇6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文献综述；研究进展

劳动力为什么流动？国外不同劳动力流动理论学派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根据分析问题的假设条件和对流动决策的解释，经济学关于劳动力流动的文献分为以下四类：传统的劳动力流动理论（包括刘易斯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托达罗模型）、人力资本劳动力流动理论、新劳动力流动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这些劳动力流动理论研究，经历了从劳动力流动的动机、影响因素、决策过程等演变。

一、传统劳动力流动理论：收入水平差异

传统劳动力流动理论模型主要包括刘易斯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托达罗模型。刘易斯模型研究的劳动力的流动过程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很相近，发展中国家从一元经济向二元论经济的转型发展与劳动力流动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刘易斯模型为发展中国家研究劳动力流动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Lewis，1954）。但刘易斯模型中的许多假设有如劳动力的同质性、不存在失业、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等假设与现实不符，降低了其模型的适用性。

拉尼斯费景汉认为刘易斯模型过度强调了工业边际生产率的提高对劳动力流动的重要作用而忽视了农业边际生产率的重要作用。拉尼斯费景汉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在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基础上，将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和工农业的发展相联系，把劳动力流动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Ranis and Fei，1961）。拉尼斯费景汉强调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对劳动力流动的重要作用比刘易斯模型显然是前进了一步，但其理论假设和刘易斯模型一样仍然是基于二元结构，并且其中的许多假设一样和现实差距较大，其模型的适用性仍然不高。

在发展中国家高失业率的背景下，托达罗对为什么城市存在失业且在高失业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还源源不断流向城市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欠发达国家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失业模型》中提出了托达罗模型（Todaro，1969）。托达罗模型和上述模型重要区别在于：托达罗模型是一个三部门经济模型（传统农业、城市正规行业、城市非正规行业）。因此，托达罗模型较刘易斯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更符合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的实际情况。

二、劳动力流动的人力资本理论：教育回报率

刘易斯模型、拉尼斯和费景汉模型、托达罗模型，都会遇到劳动力流动的选择问题。即使相同的城乡收入差距或预期收入差距，为什么有些劳动力流入到城市而一些继续留在农村？这两类劳动力有什么差异？这两类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状况为什么存在很大差别？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劳动力的技能状况（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的差异来解释――人力资本理论。

将劳动力流动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结合在一起，并指出传统劳动力流动理论中的流动选择问题的早期文献主要来自明瑟、贝克尔等人的研究。人力资本模型中，预期工资被假设是每个劳动力的个人技能的函数，劳动力流动的目的就是在他的职业生活中使其实际净收入极大化，劳动力通过比较其现住地与所有可能目的地的净收益，决定是否流动。劳动力流动的人力资本理论最大的贡献是在劳动力流动决策中考虑了劳动力的异质性，在工资差距或收入差距相同的情况下，劳动力仍会做出不同的流动决策，因为劳动力人力资本差异会导致流动的回报率不同。

三、新劳动力流动理论：家庭的作用

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劳动力流动理论与传统理论假设个人行为决策主体不同，把家庭而不是个人看作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主体，家庭预期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原则决定了劳动力流动决策。斯塔克与布鲁姆基本观点是流动决策不完全由个人决定，而是由其联系密切的家庭、家族等特定社会群体决定的，当然也受其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家庭决策的焦点不仅仅是收入最大化，而且还会考虑家庭风险最小化，收入或者预期收入的作用就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新劳动力流动理论把家庭作为分析单位，家庭成员共同决策以获取最大的预期收入，并共同防御市场风险。该模型认识到了流动的风险和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更加符合欠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在中国农村，家庭对于个人行为选择有着独特的作用，对于农户经济发展和家庭决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四、劳动力流动的社会网络理论：地缘、族缘、亲缘

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用社会网络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来研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劳动力流动的社会网络理论对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研究弥补了现有研究局限于宏观经济结构、微观个人决策、家庭决策、人力资本外部性的角度，该理论将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集中在人际网络结构框架之下，强调流动个体与来自（地缘、族缘、亲缘）亲友的关系对劳动力流动行为的影响，认为这些人际关系网络可以降低流动着潜在的成本和风险，有利于促进劳动力流动。

风险多样化模型沿用了新家庭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把家庭作为决策单位，认为劳动力流动的过程是追求家庭收入最大化与风险最小化的过程，利用多样化的社会网络使其收入最大化，最大程度地分散家庭收入风险，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风险决策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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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odaro M P.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9：138148

基金项目：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基金项目（xrzz201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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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因素；江西

1　前言

劳动力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之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既是一个由多种复杂因素决定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能够对社会经济发展诸多方面产生深刻影响的过程。江西正在进行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不仅改变了其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并且深刻地影响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尽管过去20多年江西在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和经验，但是，由于这一过程发生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环境和非农就业选择具有极其明显的特殊性。

当前，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关心主要包含两个重要方面或层次的内容：一是农村劳动力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转移。二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在何处从事非农业活动。前者反映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情况；后者放映劳动力从当地农村向其他地区的流动情况。本文试图通过实地调研所得资料和三个村微观数据的综合分析，揭示江西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面临的宏观约束以及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微观意愿的因素，为推进江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制定政策的参考依据。

2　江西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2.1　调查地概述

江西省位于中国的东南部，东邻浙江、福建，南连广东，西靠湖南，北毗湖北、安徽，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的腹地。土地总面积16.19万平方公里，2005年城镇总人口1524.09多万人，城镇化率37％，低于全国约5个百分点。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在全国的位次比较靠后，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大省。“务工经济”成为江西省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为了探究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今后进一步推动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在2000年和2006年我们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准入情况及区域条件等一系列标准，经与当地研究人员及官员充分交换意见并且经过多次实地考察之后选择了余江县的板桥村、贵溪市的上祝村及铅山县的港沿村再次进行跟踪性的问卷式实地调研，本文的实证分析的微观部分调查数据来源于本次研究，通过实地了解和数据分析，文章总结分析了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宏观影响因素，并从劳动力就业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数据对比分析了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微观影响因素。

2.2　江西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宏观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在江西农村的两次走访问卷式的实地调研，通过与当地农民及其官员和研究员的面对面交流，结合当地统计和研究材料以及调研数据分析，总结了影响江西农村非农就业的宏观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2.2.1　乡镇企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接近饱和

乡镇企业从发展之日起就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主要渠道。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西省乡镇企业就业吸收速度明显趋缓。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缺乏进一步发展的资金。国有商业银行对乡镇企业的贷款额不断下降，导致乡镇企业融资困难。二是企业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产品不能适应市场变化，行业结构雷同，产业分布不合理是乡镇企业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能力弱化的深层原因。三是一些地方向乡镇企业乱收费、乱集资的现象相当突出。加剧了乡镇企业的负担，严重影响了乡镇企业发展。四是乡镇企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其吸收劳动力的能力有相对减弱的趋势。在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情况下，资本有机构成中用于设备、技术的资本不断增加，用于雇请劳动力的资本不断减少。五是素质升级和技术改造是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能力弱化的最直接原因。

2.2.2　城市化的滞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劳务的影响

城市化的进程实质上是农民变市民的过程。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根本之路。江西城市化发展的滞后，严重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转移。城镇化水平低，发展慢，城市发展缓慢，规模小，难以带动周围的小城镇和农村的经济发展。吸收农村劳动力的能力较弱。农民外出劳务的空间就有限。交通运输能力和城市负载力的长期不足，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特别是城市下岗职工有近40万人，随着市场化就业制度的逐步实施，城市企业内部劳力的隐约性失业还将日益显现，这将进一步制约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从农业本身来看，目前农村劳动力人均的耕地面积呈逐年下降趋势，随着农业集约经营的不断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农业作为农村劳动力的“蓄水池”功能必将削弱。

2.2.3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劳务的影响

失业、疾病、养老等市场风险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有限的收入所难以承担和化解的，也是其转移的主要顾虑。在面临失业、工伤、疾病、年老丧失劳动能力等风险时，从农村向乡镇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往往只能自找出路或被迫重新从事农业生产。这也是许多已进城多年的农村劳力不愿放弃农村承包地的根本原因。目前江西省农村居民参与社会保障的面很小，社会保障机构不健全，管理水平偏低，不适应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参与社会保障的需要。几乎所有用工单位都不为农民工办理社会保险，包括最基本、最重要的工伤和医疗。这种状况严重制约着江西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

2.2.4　组织服务机制不健全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劳务的影响 一是外出务工缺乏必要的组织。2005年农村自发外出的占68.4％，亲友介绍外出的占29.5％，政府组织和召工单位组织的仅占2.1％，社会上赢利性民办中介结构却过多过滥，严重扰乱了劳力市场秩序。从总体上讲，江西务工市场仍处于培养发展的初级阶段，服务水平较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以自发为主。这既不利于政府宏观控制和管理，也影响了劳动力转移效果。二是务工人员合法权益难得到保障。近一个时期，农民进城务工工资被拖欠，无端遭搜身、殴打及由于工作环境恶劣所致工伤得不到赔偿等侵权行为时有发生，严重地侵扰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松散型劳动力转移，一旦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发生劳资纠纷，处于被动和受害一方往往总是农民工。目前全国各地对劳务市场的管理尚未形成完善的体系，务工人员的利益在受到业主侵害时，往往很难找到相关部门帮助调节和处理，增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风险。三是农民外出劳务办证乱收费的问题。四是缺乏对农民的专业技能培训。这是一个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据调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劳动力总量的5％。由于缺乏专业技能影响了农民向国内城镇转移，更无法向国外转移。江西省很少向国外转移，而沿海发达地区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农民到国外劳务，且比重逐年提高。

2.2.5　农村劳动力外出劳务的制度

江西省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推进的需要；但是，我们还需看到，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及转移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突出表现为进城农村劳动力还不能享受与城镇劳动力同等的“公民待遇”，在就业机会、劳动收入、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不能与城镇劳动力同等对待。应该说，户籍管理制度是阻碍农村劳动力外出劳务的主要制度。另一方面，现行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是当前农村劳动力外出劳务的又一制度。农村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造成所有权的虚置，这使得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的事情屡禁不止：农村土地的产权不明晰和土地市场的缺乏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可能彻底，大规模的农民进城务工并不能带来相应的农民大幅度减少。阻碍了农民的弃农决策，大部分外出务工的家庭仍选择了“兼业”的经营方式，造成了农民外出劳务户承包土地粗放经营，甚至弃耕抛荒的问题。

2.3　江西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微观影响因素分析

2.3.1　劳动力的年龄与非农就业的关系

从整体上，三个村中非农就业比例为45％，而20―40岁年龄段从事非农就业的人数占农村劳动力的比例为25.8％，在整个非农就业的劳动力中，20―40岁的中青年占了57.34％，因而，在所调查农户中从事非农就业的劳动力以20―40岁的中青年为主体。可见，年龄对非农就业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年龄对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地点也有重要影响。在所调查的劳动力中，20岁以下年龄段中，在省外从事非农就业的人数占本年龄段从事非农就业人数的比例为67％：20―30岁年龄段中，在省外从事非农就业的人数占本年龄段从事非农就业人数的比例为79.77％：30―40岁年龄段中，在省外从事非农就业的人数占本年龄段从事非农就业人数的比例为56％，40岁以上在省外从事非农就业的人数占本年龄段从事非农就业人数的比例为30.8％。可见，随着年龄的增长，到省外从事非农就业的比例呈下降趋势，特别是50岁以上的人更愿意在本乡镇就业，50岁以上的劳动力在本乡镇内从事非农就业的占本年龄段从事非农就业人数的比例达64％。而在本村非农就业的比例为46.91％，这可能是因为年龄越大，农民更需要承担家庭和村庄的责任，同时，自身身体状况退化等的客观原因也造成了这一结果。

综上所述，年龄对非农就业和就业地点有很大的影响。30岁以下的年轻人具有创业精神和强烈追求富裕的欲望，无论是在总的非农就业人数中，还是在跨地区特别是省外就业的人数中都占有优势。

2.3.2　劳动力的性别与非农就业的关系

性别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所调查的劳动力中，男性从事非农就业的人数占整个农村劳动力的比例为29.1％，而女性从事非农就业的人数占农村劳动力的比例为15.9％。在整个从事非农就业的劳动力中，男性占64.7％，无论在整个农村劳动力，还是整个非农就业劳动力中，男性都占绝对优势。性别是影响非农就业的一个因素，根据调查，女性从事非农就业的比例低，是由于其在农村家庭的角色。女性需要担当照顾老人孩子和料理家事的责任。同时，安全因素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在所调查的劳动力中，性别对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地点选择中，就省外而言，差别不大。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到省外就业的人数占整个农村劳动力的比重分别为14.64％和11.52％。但在省内非农就业而言，差别却相当大。男性、女性在省内从事非农就业的人数占整个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为14.46％和4.38％，男性是女性的3.3倍，男性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在省内主要又集中在本乡镇范围内，在乡镇范同内从事非农就业的人数占省内范围就业人数的71％。而女性主要集中在本县市就业，在本县市就业的人数约占省内就业人数的53.19％，形成男女在省内从事非农就业这种差别的原因，根据调查可知，由于男性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在相对贫网的江西家庭，体力活占家庭生活的大部分，在劳动力不充足的情况下，男性会选择就地从事非农就业，既可以补贴家用，也能照顾到家庭生活以及帮助务农。而女性则不同，在农村本地除了从事农业没有很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在劳动力充足或者没有孩子拖累等情况下会选择到县市进行非农就业来更好地补贴家用。

2.3.3 劳动力的教育程度与非农就业的关系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对其从事非农就业有重要影响。在所调查的劳动力中，随着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从事非农就业率呈现明显的提高趋势，其中，受教育年限为9年的劳动力非农就业率达到最高值66.7％，这可能受益于我国9年义务教育普及力度的不断加强，在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中，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享受到国家9年义务教育的优惠政策。从数据可见，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与非农就业率近似呈倒U字型分布，开始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从事非农就业率也逐渐增加，到9年段达到最高比率，随后当随着教育年限的继续增加，非农就业率又开始下降，这与教育投资收益率的规律是相一致的。

再从每个教育段本身实现非农就业的状况看，劳动力实现非农就业转移，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约：(1)一定利益驱动；(2)作出选择和决策的能力。对上述因素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作为主题的劳动力个体的受教育程度，特别是受制于第二个因素，只有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他对外部信息的判断能力才会相应的增强。表中数据正反映出这一点，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各段本身实现非农就业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可见，农村劳动力素质越低，作出判断和决策以及学习技能的能力也越低，因而导致在非农就业的过程中难度越大，可选择的空间以及成功率越小。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对非农就业地点的影响，在所调查的劳动力中，从受教育年限不到4年的农村外出非农就业人员占同年龄段非农就业人数的43.5％到受教育年限大于10年的65.3％，而最高值的67.4％同样出现在受教育年限为9年的劳动力中。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根据调查发现，一方面是由于江西属于我国欠发达地区，周边又紧邻浙江、广东等发达地区，随着交通的不断完善和方便以及信息的不断畅通，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希望通过在发达地区工作取得相对的高收入从而改善生活，这一行为也得到当地政府政策上的鼓励。另一方面是由于江西的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很不发达，在县城内很少有成规模的企业存在，这导致了大多数本地剩余劳动力只能选择跨省的方式来获得高收入。表中还可反映这样的现象：一是在人数最多的跨省就业劳动力中，以受6―9年教育段的人数最多，占2/3，这是因为他们具有一定的文化和获取信息的能力，又不会过多得考虑很多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困难。二是在省内就业的各区域文化程度越低的，劳动力倾向于就近从事非农就业，而随着文化程度的上升，劳动力倾向于在城镇市区从事非农就业，在教育程度高于9年的非农就业劳动力中，他们最倾向于在城镇市区工作，他们具有强烈的改善生活的欲望又在当地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而相对于跨省去太远的地方，他们的理性又让他们考虑到家庭子女等一系列的因素。所以他们寻求城镇市区这个最佳的定位。三是在4年教育水平以下的低文化劳动力中从事非农就业的人数也不少，调查发现从事非农就业的工作大多数是缺少稳定性的脏累的体力劳动。

2.3.4　劳动力拥有技能与非农就业的关系

对所有被调查的农村劳动力拥有技术状况进行统计，在整个调查样本的1120名劳动力中，拥有技术的人数是271名，占总劳动力人数的24.2％，而在这271人中有224人成功地实现了劳动力的转移，比例达到82.7％左右：其中拥有一项技能的农村劳动力树立实现非农就的就业率达到80.35％，拥有两项技能的农村劳动力实现非农就业的就业率达到95％以上，而任何一项技能都没有的农村劳动力顺利实现非农就业的就业率仅为32.98％，可见，劳动力拥有就业技能的状况对于实现非农就业有很大的关系。

3　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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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裕的劳动力供给是助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对于我国未来何时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不同研究预测结果不同。本文对我国未来劳动力供给数量的预测主要是从人口总量预测的角度出发，假定一些最基本的变量，例如死亡率或者预期寿命水平，从而推测出各个年龄阶段的人口数量。

本文首先根据2007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样本数据(抽样比为0.900％)推算出未来13年内适龄的劳动力数量，然后再分析影响我国劳动力结构的因素。我国劳动力范畴的统计分类把劳动力资源界定为男性16-60岁，女性16－55岁，具有劳动能力。在正常情况下可能或实际参加经济活动的劳动力，但实际上参与经济活动的劳动力突破年龄限制，因此本文把研究对象界定为15-64岁的劳动力，分别推算15-24岁、25-54岁、55-64岁的适龄劳动力数量。

推算思路是，以2007年统计年鉴中全国分年龄、性别的人口数为依据，2008年15―64岁的劳动力资源主要由2007年的14―63岁男女人口组成，并依此类推2020年15―64岁的劳动力资源主要由2007年的2―51岁男女人口组成，再去除2007年各年龄阶段人口数成为适龄劳动力时的各年死亡人数。对于死亡率的假定：参考了中同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上各年龄组及各组内男、女的平均死产率(2006年11月1日--2007年10月31日1，这样就计算出了未来13年的分性别、分年龄组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

N=Ye-Yo Ye=预测的年份Yo=基期年份(2007年)

参数说明：

N代表推算年份距离基期年的时间间隔；Pi代表全国2007年i岁人口数，i的取值范围是(15-N)～(64-N)，Di是根据2008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全国分年龄、性别的死亡人口状况f2006年11月1日－2007年10月31日)中对应的分性别、分年龄组的死亡率。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15―64岁劳动力年龄人口总量变动的趋势，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总数将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在2012年有一个运行高峰(参见上图)，数值在98000万人左右波动，之后大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参加经济活动的劳动力，也就是“有效的劳动力供给”的核心部分由25-54岁的黄金年龄阶段劳动力群体构成，该阶段的劳动力年龄人口供给总量比较稳定，维持在61000万人左右，在2016年达到运行高峰，与2007年总量基本持平：55-64岁人口总量大体呈上升趋势，可见我国老年从业人员随老年人口的增加而增加，2020年将达到18732人，

推算的结果显示：15―64岁劳动力年龄人口总量在2013年后大体上呈现下降趋，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在于：一是本文主要依据2007年人口统计年鉴的数据。据相关研究，统计年鉴的数据略高于人口普查数据，但由于人口普查数据的年龄阶段划分较粗，因此采用了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对未来死亡率假设过高，本次采用统计年鉴中全国分年龄、性别(2006.11.1-2007.10.31)的死亡率数据。但根据统计年鉴中1997-2007年死亡率统计显示，2007年死亡率为近10年最高值。

二、我国从业人员年龄结构的变动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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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影响因素；政策建议

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而其中70%的人口居住在r村，有9亿是农民，

“三农”问题一直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整现代化进程中长期面临的问题。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可见，如何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乃至实现农民的市民化将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和耕地的不断减少，农村里仍然存在大量的、需要流动出去富裕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从事着效率极低的农业生产。大量劳动力滞留农村，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直接影响了农民增收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不管是对于农民增收还是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以及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实现都无疑是一种“多赢”的策略。

1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分析框架

1.1 研究方法

1.1.1 文献分析法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承前启后，是做研究的一般性特征。因此，在本研究进行的整个过程中，都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反复阅读、并对其进行了鉴别、整理和对比，在厘清相关研究发展脉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明确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及后续研究结果的对比分析。

1.1.2 问卷调查分析法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16～60岁的劳动力和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问卷中题目的设计较多地考虑了问题的科学性、针对性，本次调研采取是非简单的“发收”式问卷调查，而是一对一的访谈式问卷调查，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获取的信息更真实有效。

1.2 数据来源

文章所用数据是2015年7月间在盘山县高升镇南关村社会实践的问卷访谈所得，同时还对村干部进行了有针对性地访谈。随机抽取了46户农户进行了问卷访谈和调研，最终调研共获得农户问卷46份、农户个体样本147个。在排除不在劳动年龄范围内（小于16周岁或者大于60周岁）以及户籍类型为非农业户口的农户个体样本后，共有42户符合条件的农户个体样本，约占总体样本的91.3%，128个个体样本，占总体87%。

1.3 技术路线

本研究拟用的技术路线如下图。

2 对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因素的分析

2.1 劳动力的年龄与转移的关系

2.1.1 劳动力的年龄构成状况分析 由表1可知，南关村农村劳动力中以50～60岁人员比重为最高，为40个，占总劳动力数的31.25%；居于20～30岁年龄段的劳动力次之，为33，占总劳动力数的25.78%；40～50岁以上的劳力为倒数第二少，占总劳力的25%；在各年龄段中20岁以下劳力为最少，仅有4个，占总劳力的3.1%。

2.1.2 不同年龄段劳动力转移状况分析 通过对南关村（调查42户样本）不同年龄段劳动力转移情况的统计分析（表2）表明，在各个年龄段的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产业进行劳动力转移的人数最多为20～30岁组合，共有20人实施了劳动力转移；其次为30～40岁年龄段，有10人实施了劳动力转移；再稍次为40-50岁年龄段，有10人进行了转移；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比较少的为50岁以上组及20岁以下组，分别只有4人和0人。

2.2 劳动者的性别与转移的关系

由于劳动者个体的性别不同，使其在教育、认知社会及家庭承担角色等方面均有不同，这就使其对待劳动力转移在行为、态度上有着明显的不同。通过调查南关村42户劳力发现（表3），男性劳力为71人，占总劳动力人数的55.5%，女性劳力为57人，占总劳动力人数的44.5%。南关村不同性别劳动力实施转移情况有着非常大的差异：男性劳动力转移人数33人，转移比例高达46.5%；女性有17人实施了劳动力转移，转移比例仅有29.8%，两者相差16.7%，可以明显地看出该社区农村劳动力在转移上的性别差异。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南关村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体为男性，他们占领着统治地位，要想进一步提高社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效果就必须将女性劳动力的转移作为突破口。

2.3 劳动者的教育程度与转移间的关系

2.3.1 劳动力的教育状况 由样本调查统计结果分析表明（表4），南关劳动力觉教育程度是：又盲或半文盲劳动力6人，占样本调查劳动力人数的4.6%，小学文化程度的为35人，占样本调查劳动力人数的27.3%，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有58人，占样本调查劳动力人数的45.3%，高中或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有19人，占整个劳动力人数的14.8%。应该说联合村的农村劳动力个体文化情况普遍还不高。

2.3.2 不同教育程度的劳动力转移状况分析

由表5可知，由于受教育程度不同，劳动力个体在寻找非农就业机会、实现劳动力转移方面有着不一样的结果，由表我们发现，文盲半文盲中有2人进行劳力转移，这部分人员文化素质低下，只能依附于农业，小学程度的劳动力转移10人，占总转移人数的20%；初中程度劳动力转移的人数最高，为22人，占总转移人数的44%。

2.4 农户家庭收入情况

由图1可知，多数农户的家庭年收入集中在40000～100000元之间，个别农户收入高于100000元或低于40000元，可以看出南关村村民收入较高，村民生活比较富裕。由数据统计可以看出，目前多数村民主要收入来源为务工收入，农业收入仍然是农户家庭收入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个别农户以经营性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

2.5 农户耕地面积情况

由图2可知，多数农户的农田在10亩左右，有一部分农户家中没有农田，少部分农户家中农田超过40亩，进行大规模种植。可以看出，本地土地种植已出现农田种植规模化的趋势。正在朝着现代化农业发展。这也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分流，一部分外出打工，一部分则留在本地承包土地，进行规模化经营。

2.6 外出务工情况

由图3可知，在过去3年时间里，被调查高升镇南关村村民中有26人有外出务工经历，占所有被调查者的62%，比例较大；而3年内从未外出的被调查者有16人，占被调查总人数的38%。这和南关村所处地理位置有极大的关系，南关村距离交通发达，第二、三a业发展较好的高升镇较近，大部分南关村村民会选择在农闲时到镇上打工，农忙是回家种地。有一部分无地村民更以打工为生，因此本镇务工率较高。

2.7 目前未外出原因

由图4可知，对于从未外出务工或最近一次回流的原因，文化水平偏低为最主要原因，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城镇中，各色产业的发展都与现代科学技术密切相关，这就对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农村居民文化水平一般较低，参加的专业培训较少，平时对现代科技的接触也较少，很难跟上城市现代化产业的步伐，因此外出务工所选择职业也受到很多限制，寻找合适的工作也比较难，因寻找工作困难而未外出务工的被调查者占到了总数的16%，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照顾子女，父母在孩子身边便是对孩子最好的照顾，尤其是目前家长都比较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一般当孩子到入学年龄时，家长就会回到家中担起对孩子照顾、教育的责任，因此照顾子女也成为成年劳动力未外出务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赡养老人、身体疾病、工作环境差、回乡创业、当地积极发达收入多等原因未外出的被调查者也都占到了一定的比例。在调查中可以看出，对于国家各种惠农利农政策、收入水平降低子女上学难和社会歧视严重这三方面原因的选择数量为零，这一方面说明目前农村经济普遍发展，农村儿童上学难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地村民对国家惠农利农政策知之甚少，这也需要当地政府加大对国家政策的宣传力度。

3 未来的工作意向

3.1 是否愿意留在农村

由图5可知，对于日后是否留在农村从事农业活动，有74%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愿意留在农村，从事农业活动，这部分被调查者多是妇女或是年龄在50岁以上的劳动力，并且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或大棚，他们受到家庭、身体等多方面的限制，只能进行农业生产，没有余力外出务工，不愿继续在农村进行农业生产的被调查者占到了26%，这一部分村民多为无地村民或年轻人，无地村民长期留在农村无法保证基本生活，只能外出务工，而年轻人尤其是80后、90后，他们受现代城市思想的影响，对网络、现代科技了解较多，并且不愿意固守传统的农业农村发展模式，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现状，多选择外出务工或自主创业，以获得更高的收入。

3.2 以后打算

由图6可知，希望继续维持现状的被调查者超过所调查人数的50%，13%的人有外出打工的打算，而打算自己承包土地、进行专业养殖和发展其他产业的人数所占比例较小。希望继续维持现状的被调查者超过所调查人数的一半，13%的人有外出打工的打算，而打算自己承包土地、进行专业养殖和发展其他产业的人数所占比例较小。可见，目前大部分村民对于自身以及环境的发展情况还比较满意，不希望做太大的变动，有一部分年轻劳动力会由于家里田地资源不充分而选择外出打工也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可能由于政策问题、技术支持或资金的原因，有自己承包土地或进行专业养殖想法的村民不多，还希望镇政府能够对有意向的村民给予政策资金上的扶持和进行相应的技术培训，由于创新能力和一定地域条件的限制，发展其他产业的想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普及推广。

3.3 工作满意程度

由图7很容易得出绝大部分的被调查者的家人对自己的就业状态是支持的，只有个被调查者的家人对自己的就业态度持不支持持或无所谓.家庭因素是影响被调查者就业态度和意向的一个重要因素，被调查者选择何种方式就业的同时要考虑到一系列家庭问题，例如老人的赡养，小孩的抚养和教育，家中财产的投资和分配，有一个和睦温馨的家庭和对被调查者就业态度给予支持的家庭环境对于被调查者今后事业工作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样能够减少被调查者的心理负担，家庭是最坚实的后盾。

3.4 对工作地点的选择

图8反应的是被采访者愿意在本地还是外地工作的问题，由图可以看出有大约67%的人选择第一个选项在本地工作，他们因为便利等原因愿意在离家近的地方工作；有10%左右的人喜欢在外地工作，这部分人倾向于在外面闯荡，比较喜欢城镇的高质量生活，另外大部分人都不需要照顾老人和小孩；还有一部分人选择视情况而定，这部分人占总问卷数的23%；由图可知，没有人对这个问题持无所谓的态度。以上表明，绝大多数人由于家庭、家人等各方面原因对于自己在哪工作的问题比较在意，大部分人比较喜欢离家近，不喜欢路程较远的工作，也有少部分人可以理智的视情况而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调整工作的地点。

3.5 获得就业信息的途径

由图9可知，有大约4.76%比较信赖职业介绍所，倾向于通过这一渠道寻找工作；有21.43%左右的人开始相信网络，认为网络教育等途径可以找到好的工作；有2.38%的人在电视上找到了好的工作，觉得电视不会欺骗人；有61.9%的人认为熟人介绍的比较靠谱，这部分人占了绝大多数，他们更喜欢这种传统的方式，认为可以信赖；同时，也有4.76%的人选择了其他的途径；此外，可以看出几乎很少有人选择通过招聘会和书报人才市场获得工作。以上现象说明，绝大多数人还是倾向于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熟人获得工作，认为熟人介绍的不容易受骗上当；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了利用网络获得工作，这表明网络在农村已逐渐普及，农村也与时俱进，开始依赖、相信网络；还有部分人选择相信职业介绍所，认为他们介绍的公司比较好；有人也认为在电视播放的内容更值得信赖；但是很少有人选择招聘会和人才书报市场参加工作，这一现象表明当地缺少这样的活动与书刊，当地人对这方面少有理解。

3.6 是否有就业想法

图10反映了被采访人有无创业意愿的问题。由图可知，大约有28%的人有创业的想法，72%的人没有创业的想法。以上表明，大部分人安于现状，满足于现在的生活，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愿意发生改变，承担创业的风险。但是，也有部分人想要改变现状，希望通过创业改善生活，调查可知，这部分人大都为青壮年。

3.7 没有创业想法的原因

由图11可知，问卷中有45.24%的人选择了因为祖祖辈辈都在农村靠农田生活，所以习惯了这种方式，不愿意改变，希望以稳妥为主；有4.76%的人选择了第二个选项，说村里没有创业的先例，说明了这部分人不是很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有想改变的想法，但是在意周围人的想法，缺少自己的想法，更倾向于当地主流；也有30.95%的人选择了怕失败担不起风险，这部分人有想创业的愿望，但是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改变现状，害怕失败不敢尝试；此外，还有7.14%左右的人选择了其他。以上表明了当地居民大都习惯了固有的生活，安于现状，很少有人想要创业改变的情况。

3.8 您认为创业成功的关键

由图12可知，有19%的被采访人认为创业的关键因素在于打工经验的积累，有了经验，才能有成功的可能，减少失败的概率；有16%左右的人认为创业成功主要靠农村的发展，认为集体发展了，个人才能跟着发展；有大约60%的人认为政府的支持才是创业的关键，认为紧跟政府的步伐，响应政府的号召，获得政府的帮助才能获得成功；另外也有5%的人选择了其他。以上表明，绝大多数人认为政府的政策支持很重要，创业的成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也有部分人认为打工经验的积累和农村的发展也很重要，前者较为脚踏实地，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后者更依赖于集体的发展，以稳妥为主，以期降低损失风险。

3.9 希望得到的帮助

由图13可知，调查中有大约2.38%的人希望政府给予的创业信息不断地积累；有19.05%的人希望政府不断地增加创业政策；有61.9%的人希望政府在资金方面能够不断地扶持；也有4.76%的人希望政府延长创业技能的培训。以上表明，由于大部分人缺少的是资金，所以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希望得到资金的帮助来实现自己的创业；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希望政府的创业政策能不断增加，带给他们更多的便利和优惠，使创业变得简单、便捷；但是，只有少部分人依赖创业信息和技能的培训，说明当地居民对创业的认知仅停留在政策和资金的认识上，缺少具体的行事计划和创业能力。

4 结论

篇10

关键词 农村劳动力；现状；调查；建议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2）19-0313-01

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科技的进步都离不开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是“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永寿县地处关中北部、渭北黄土高原南缘，土地面积大，境内沟壑纵横，是国家划定的贫困县之一，农业生产条件较差。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当地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农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农村劳动力在推动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繁荣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自身也遇到了困境和问题，原有的生产劳动模式逐渐被淘汰，新的生产方式、生产技术不断被引进应用，农村劳动力要生存、要发展，许多现实问题亟待解决。为此，在全县随机选择4个镇对其劳动力进行了初步调查。

1 调查概况

1.1 调查地点

随机选择永寿县监军镇的永寿村、西寨村、固县村、冯家庄村、干堡村、蒿店村、新勤村；永平镇的前进村、底角沟村；永太镇的车村、宜家塬村、马究村；仪井镇的北曹村、王家咀村、宋家村；共4个镇15个村，271户，480人进行调查。

1.2 调查内容

2011年1—12月，主要对被调查者的年龄结构、性别构成、文化程度、从事职业、年收入、参加经济合作组织及接受技能培训情况等方面进行调查。

2 结果与分析

2.1 年龄结构

在所调查的劳动力中（480人）18～30岁、31～45岁、46～60岁、61岁以上人数分别为116、109、75、180人，分别占调查总数的24.2%、22.7%、15.6%、37.5%。其中，18～60岁有劳动能力的共300人，占62.5%，是当前农村的主要劳动力，但这部分劳动力以外出打工者居多。61岁以上无劳动能力的180人，占37.5%，故不计入除性别比例外其他调查。

2.2 性别比例

在永寿县所调查的劳动力中，男性共248人、女性共232人，分别占调查总数的51.7%、48.3%，男性劳动力以在外打工者居多。

2.3 文化程度

所调查的劳动力中，文盲83人、小学文化101人、初中文化71人、高中文化45人，分别占调查总数的27.7%、33.7%、23.7%、15.0%，文化程度高的劳动力以在外打工者、办养殖场、当小老板者居多。

2.4 职业结构

在所调查的劳动力中，农村劳动力从事职业仍然以种植业为主。从事种植业258人、办养殖场21人、当小老板10人、无业11人，分别占调查总人数的86.0%、7.0%、3.3%、3.7%。农村劳动力以务农种地为主，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村劳动力多数年龄偏大，只有在农闲时打零工、农忙时回家种地，打工天数最多的288 d，最少的32 d。在外地打工的98人，年龄全部在50岁以下。从事养殖业的以养猪居多，均为小规模、低标准养殖，缺乏市场竞争力。小老板指从事农产品加工、运输、建材加工、民房建筑的包小工头等。办养殖场或当小老板的劳动力年龄在30岁左右，这些人文化程度高，积极参与相关技能培训，对新技术接受快，有闯劲。无业主要是因病、残失去劳动能力的劳动力。

2.5 收入情况

在所调查的劳动力中，年收入最低的1 700元，多为年龄大、在县内打零工的人；年收入最高为93 200元，多为在外打工、办养殖场、当小老板的人。在所调查的300人中，他们所在家庭人均年纯收入5 510元，比全县平均农民人均年纯收入（5 457元）高1%。

2.6 参与合作组织情况

在所调查的劳动力中，参与合作组织的有79人，未参与任何组织的有221人，分别占调查总数的26.3%、73.7%。合作组织主要涉及果业生产及销售、养殖、建材加工、手工制作等。

2.7 接受技能培训情况

在所调查的劳动力中，接受技能培训的68人、未接受任何培训的232人，分别占调查总数的22.7%、77.3%。其技能培训主要有果业生产技术、养殖技术、手工制作技术等。

3 结论与建议

当前农村劳动力现状主要表现为，18～60岁有劳动能力、有知识、有技能的劳动力流出农村，在农村以种植业为主的劳动力以老、弱、妇女居多。这些人文化素质较低，接受新事物慢，大多思想守旧、满足现状，以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种植业为主，收入有限，参与合作组织的仅占26.3%，接受技能培训的仅占22.7%，对学习科技知识培训没兴趣。农村劳动力从事的职业以种植、养殖为主，主要是年龄大的人，年龄小的新一代劳动力，对农业生产技术掌握的很少，外出

打工者居多。

3.1 对农村劳动力加强技能培训

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手把手、面对面进行现场培训、集中培训、分类指导、实地观摩交流等方法，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各类媒体资源，通过开设专栏、安排专题讲座等，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相关职能部门要积极配合，确保必要的资金保障、政策保障、组织保障，搞好基础设施建没，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劳动技能，使其适应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1-2]。

3.2 鼓励农民参加合作组织

成立更多切合实际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鼓励吸引农村劳动力参与其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组织化程度，增强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不断拓宽劳动者收入渠道。

3.3 培养农村实用型人才

采取抓典型、树样板的方式，发挥示范带动作用，重点培养经营规模较大、示范带动能力较强、有一定专业技能和特长的生产能手、农村经纪人、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带头人、能工巧匠等农村实用型人才，提高其科技意识和技能水平，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3-4]。

4 参考文献

[1] 乔宏星，马晓娟.增加农民收入的重点与建议[J].农技服务，2011，28（11）：1646，1652.

[2] 焦敏，王红梅.增加农民收入的思考[J].农技服务，2012，29（2）：233-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