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状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状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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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社会得以繁荣进步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基础资源。中国能源资源的国情是“缺油、少气、富煤”,能源结构的特点决定了煤炭是主要能源。长期以来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构成中均占2/3以上,煤炭资源是中国能源安全的基石,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煤炭市场的供需矛盾会严重妨碍了煤炭产业的健康发展,给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煤炭资源供需平衡的实现将越来越依靠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但同时又离不开国家对煤炭产业发展的宏观调控。

目前我国虽然有技术精良、安全完全有保障、年生产规模每1万t(甚至10万t)用1个人的现代化企业,但普遍存在着技术落后、人员素质低下、安全得不到保障、年生产规模每1万t用50人的企业.由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煤炭供不应求,价格回升.企业经济情况有一定好转,其中得益最多的是资源回收率、安全与环境得不到保障的乡镇煤矿.但整个煤炭行业距离经济有竞争力、充分考虑安全与环境保护的健康发展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事实上若以一定科学发展标准要求,煤炭行业是在超能力生产.煤炭市场的运行特征有这样几个,第一,产需量同比增幅回落,铁路运煤量的增幅是比较高的。运行特征第二,煤炭库存现在是比较快的增加。目前已经明显地超过了正常水平。我们有一个指标是库存正常度,当库存正常的时候反应供求关系基本是平衡的,库存偏多的时候市场和供应是面临了过剩的压力。煤炭市场的第三个运行的特征,煤炭价格同比有上涨,近期是大幅度回调。煤炭市场运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特征,第一从需求上来看,拉动煤炭需求的动力确实是明显减弱了。拉动煤炭需求,主要是我们搞投资建设,搞建设需要消耗大量的钢材、水泥、有色金属等等,这些东西是高耗能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骤然减速,重工业投资增速放缓,高耗能产品出口下降。深究我们能源、重工业及能源整个产业链的变化,跟美国的次贷危机有一定关系。另外高耗能产业的出口,这是重工业兴旺的原因。影响因素二,耗煤产品产量增长出现大幅度下降。影响因素三,节能降耗、工艺结构的优化,造成了煤耗、油耗指标下降。尤其是在重工业产业链发展低迷的时候,落后的生产链停下来了,再生产的都是先进的大型的这些是煤耗指标、能耗指标都是非常低的。

二、煤炭行业市场预测及措施建议

1.煤炭市场预测

目前来看,我国经济发展总的形势是好的,经济保持较快增长,金融业稳健运行,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近期国家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必将对我国国民经济保持又好又快发展产生积极的推进作用。从我国煤炭工业发展的特点分析,煤炭行业自2003年实现整体盈利以来,经济运行质量不断提高,煤炭企业特别是大型煤炭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随着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增长,煤炭作为我国的主体能源,需求总量还有一定的增长空间。预计2010年全国煤炭需求总量将达到30亿吨。

2.政策措施建议

(1)加强煤炭总量调控。密切关注世界金融动荡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关注国民经济发展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走势,关注主要用煤行业发展变化,关注煤炭市场走向及变化。有关部门要加强市场监测,做好总量调控,保持煤炭供需基本平衡。煤炭企业要根据市场需求科学组织生产;要加强与主要用煤行业重点企业的战略合作,重合同、守信用,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要共同维护和稳定公平竞争、健康有序的煤炭市场秩序。

(2)大力调整和优化煤炭产业结构。抓住当前煤炭市场供需基本平衡的有利时机,进一步推进煤炭资源整合、企业兼并重组,加快大基地、大集团的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监管力度,依法严厉打击各种非法、违法和违规行为,建立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3)推进煤炭市场体系建设,完善煤炭市场体系。建立完善的煤炭市场体系,是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将更多的社会经济资源合理地配置到煤炭产业中来,实现煤炭产品的正常流通和煤炭价值的公平流转。市场的不完全性和市场价格机制本身的缺陷会造成市场失灵,因而需要政府进行必要干预。但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应该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不损害市场机制为原则,以创造市场机制正常运行条件和弥补市场机制缺陷为目的。凡是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政府就不要干预,只有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调节的,政府才应干预。政府干预要尽量利用市场机制作用,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影响社会总供给或者总需求。当前,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培育和发展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和建设大型煤炭基地,迅速提高煤炭产能和产业集中度,增加有效供给;另一方面要针对我国能源消耗强度大,浪费严重实际,加强煤炭需求侧管理,把节约能源特别是煤炭资源放在重要位置。继续落实各项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完善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标准,防止高耗能行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鼓励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装备,淘汰高耗能、高物耗、高污染的落后生产工艺和技术,降低消耗,节约能源。

(4)资源与环境协调的绿色开采模式。从广义资源的角度讲,除煤炭外在矿区范围内的地下水,煤层内所涵的瓦斯,土地以至于煤层以及在煤层附近的其他矿床都应该是经营这个矿区的开发对象(视为资源)而加以利用.我国绝大多数煤矿生产是在生产成本不完全,环境治理相关费用支付不全(如矿产资源费以及植被恢复,地面塌陷与水损失污染治理等)的情况下进行的.基于对绿色GDP的考虑,必须正视资源环境成本,有的地区已经提出要求对资源与环境损失进行补偿.因此要实现资源与环境协调的绿色开采,其技术途径有通常有:1)实施保水开采技术进行水资源保护;2)实施充填与条带开采技术(塌陷区治理-土地复垦)保护地表建筑物;3)实施少出矸石技术(煤层巷道支护,矸石井下充填),或者研石地面利用(制砖,作复垦材料等);4)全面实施瓦斯抽放—实现煤与瓦斯共采技术;5)地下气化技术。

(5)实现安全生产与健康发展。安全生产是一项极其广泛复杂的工作。多年来积累沉淀的大量安全问题,短期内不可能全部解决。我们必须在思想上跟上时展的要求,转变观念,开拓创新,统筹规划,增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主动性和预见性,做到未雨绸缪,综合解决安全生产问题。现阶段实现安全生产的有效途径:1)树立正确的安全观念,提高安全意识。2)加大煤矿成本投入。3)防止超安全保障能力生产。

篇2

关键词：老年人；城市；农村；收入来源；支出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老年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能否拥有美满的晚年生活，关键是他们的经济水平如何。一直以来，经济是基础，因此关于老年人的经济状况的研究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老年人的经济状况是养老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环节。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三十年来广州的经济发展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5年广州市1%人口抽样数据显示，全市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71.69万人，占常住总人口的7.56%。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上升了1.46个百分点，与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广州市人口老龄化也逐渐加大。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关注和解决老龄化问题显得尤为迫切。关于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研究是对老龄化问题深入研究的一个方向。如何全面把握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状况，分析经济状况是基础。

一、文献回顾

回顾以往文献，有学者通过实证资料的分析得到结论：我国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虽然仍是以家庭成员供养为主，但是比例已经下降，退休金上升到第二位，子女供给下降到第三位。中国老年人的自身经济能力已经增强，对家庭成员供养的依赖度下降。男性和女性老年人、城乡老年人、各省市自治区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构成依然存在巨大差异（杜鹏，武超，1998，2006；宋健，2006）。也有些学者针对北京、上海等地的老年人经济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但是，针对广州老年人的经济状况研究较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弥补实证资料的不足，本文对两次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分析，以期对广州市老年人经济状况获得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二、调查对象说明

广州市老龄委与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合作，分别于1998年和2008年进行了两次老年人生活状况的问卷调查，1998年回收的调查问卷中，有效样本量2，000个，其中城市老年人有效样本1，400个，男性占50.2%，女性占49.8%；农村老年人有效样本600个，男性占42.0%，女性占58.0%。

2008年回收的调查问卷中，有效样本量2，403个，其中城市老年人有效样本1，501个，男性占47.5%，女性占52.5%；农村老年人有效样本902个，男性占45.4%，女性占54.6%。

三、调查方法和内容

两次均采用非自填式问卷进行调查，在所确定的调查社区提供的老年人名单中随机抽取样本，两次调查指标大致一样，调查内容80%相似，有助于进行比较分析。在调查过程中，收入和支出都是属于较敏感问题，数据存在一定的偏差，所以研究结果仅能够反映大体情况。

四、老年人的经济现状与变化

老年人的经济现状主要从收入来源、收入水平、支出水平、支出结构进行分析。其中，收入来源又可划分为直接来源和间接来源。具体分析如下：

（一）城市老年人经济状况有了明显改善，而农村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却很不理想。然而，在物质生活方面农村老年人满足程度更高一些。以60岁为界，衡量老人退休前后的经济状况，可以通过老年人对其退休前后收入的看法来看。2008年广州市城市老年人中，认为提高很多和略有提高的比例分别为13.3%和61.4%，合计比例超过70%，与1998年相比，高出了8个百分点，而农村老年人持这两种观点的比例分别为3.5%和25%，合计比例为28.5%，远远少于城市老年人，与1998年相比，仅是原来的一半。说明大部分城市老年个人收入比退休前提高了，而农村老年人收入提高的人不多，且与十年前相比，城市老年人经济状况有了明显改善，而农村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却很不理想。64.6%的城市老年人认为所在家庭的收入水平已达到平均水平，而高于平均水平的仅有8%。农村老年人同样具有此看法。城市老年人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满意的为28.6%，有60.4%的人认为是过得去的，与1998年相比，满意程度的比例下降了4.3个百分点，过得去的比例上升了5.1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城市老年人对物质生活持满意态度的比例为22.2%，过得去的为67.7%，与前面的观点基本一致。而农村老年人对此持满意态度的为21%，过得去的比例为57.4%，均低于城市老年人，与1998年相比，持满意态度的比例降低了14.7个百分点，过得去的比例上升了7.9个百分点，对物质生活持满意态度的比例为13.8%，过得去的为72.3%。可见，近十年来，城市老年人退休后的经济状况有了明显提高，而农村老年人退休后的经济水平却下降了。虽然城市老年人对经济状况和物质生活的满意程度均高于农村老年人，但是在物质生活方面农村老年人更容易满足。

（二）城乡老年人月平均收入均有了明显提高，城乡差距十分明显，城市老年人内部的差距大于农村内部，各项收入中的变化且差距最大的是离退休金。从老年人的各项主要收入的平均值来看。如表1所示，近十年来，城乡老年人的月平均收入均有了明显提高，城市老年人的月平均收入增长了1.2倍，较农村老年人增长幅度大，城乡差距十分明显且呈扩大趋势。城市老年人内部的差距大于农村内部，城乡老年人各项收入中差距最大的是退休金，城市老年人子女供给的差距缩小，而农村老年人股份分红的差距也大大缩小了。与2006年城市居民月人均可支配收入1，654.3元和农村居民月人均纯收入649元比较，2008年城乡老年人上月平均收入稍微高些。然而，1998年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却低于1996年和2000年的居民水平。可见，老年人的收入有了较大的提高。在谈到各项收入来源与2007年相比发生的变化时，城市老年人各项收入来源中除离退休金方面76.3%的人有提高外，其他各项中绝大部分的人是基本不变的。农村老年人各项收入中的变化情况差异不大，工资变化情况中29.5%的人有增加，离退休金方面47.9%的人有提高，股份分红中75%的人略有提高，其余各项大部分人是基本不变的。（表1）

（三）城乡老年人的收入来源多样化，城市老年人收入绝大部分来源于退休金，农村老年人主要收入来自于子女供给和工资，租金收入成为比较重要的收入来源。城乡老年人对子女的依赖程度均有所下降。从城乡老年人的各项收入构成来看，如图1所示，城乡老年人的收入来源多样化，总体上十年来的变化不大。城市老年人收入的主要部分是退休金，占了绝大部分，且比1998年有所增加，对子女的依赖程度明显下降了；农村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子女供给和工资，子女供给比例有所下降，租金收入成为比较重要的收入来源。随着城市化发展，广州郊区的农民自建住房并出租给外来人口居住或从事商业活动等，租金收入成为了他们的主要收入之一。所以，广州市区以前的村落都成为了外来务工者聚集的地区，也就是常说的“城中村”。这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政府与社会救济在老年人养老方面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图1）

（四）城市老年人再就业比例下降，科教文卫工作者的再就业几率较高，而农村老年人再就业比例增加，主要从事务农。老年人进入退休年龄，处于颐养天年的阶段。但是，也出现了部分老人仍在某些岗位上继续发挥光热。因此，老年人的再就业问题反映了他们观念的变化。2008年城市老年人中有3.6%的人再就业，与1998年相比，下降了4.5个百分点，主要从事与退休前相关的工作，其中科教文卫工作者的再就业几率较高。农村老年人中35.8%的人继续从事务农工作，与1998年相比上升了10个百分点。说明农村老年人由于其职业的特殊性，退休的概念对其而言是比较模糊的。

（五）城市老年人投资意识增强，投资多样化，农村老年人投资意识有待提高。老年人逐渐具有投资意识，理财也逐渐成为老年人关注的方面。调查显示，2007～2008年农村老年人仅有极个别拥有股票（1人）、基金（5人）、彩票（3人），然而城市老年人参与股票、基金、彩票、国债、民间集资等各项投资的人数远远高于农村老年人，尤其是基金拥有人数达到110人，占所有城市老年人的7.3%，有57%的老年人从中获利。其他的投资获利比例都高于基金，56人投资风险较大的股票，获利率达到62%，基本与1998年持平，说明城市老年人的投资意识较强，且获利率较高。但有专家指出，从老年人的心理和身体方面考虑，建议他们不要过多投资于风险较高的项目。

（六）大多数老人接受子女间接供养，城乡差距不大，但城市和农村内部差距大。家庭养老是我国的主要养老方式。子女赡养父母是应尽的责任，调查发现，并非所有子女每个月均给父母一定的金钱，往往是不定期的，一般是逢年过节的时候给的比较多些，而且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方式，如给予所需物品。在调查过程中，有部分老人反映有些子女考虑到老年人保管财务的能力较弱，因此不给金钱而是给予其物品。由调查结果可知，2007年90.2%的城市老年人和86.1%的农村老年人平均获得子女给的现金数目分别是1，853.4元和1，605.1元，但城乡内部贫富的差距很大，最高的均达到或接近50，000元；另外，83.2%的城市老年人和62.0%的农村老年人收到子女的物品，折合现金平均为507.7元和325.1元，城市内部的差距大于农村。可见，对于这一间接的供养方式，城市的接受程度更高一些，且体现了较高的灵活型供养方式。

（七）城乡老年人支出水平有所提高，城乡差距继续拉大，大部分老年人每月有结余且有储蓄的行为，储蓄的主要目的是养老和防病，已婚有配偶的老年人占据了储蓄老年人中的绝大部分。2008年城市老年人上月平均支出为1，466.3元，城市老年人之间的支出差距较大，与1998年相比，增加了825.4元。农村老年人每月平均支出345.6元远远低于城市老年人，与1998年相比增加了140.8元，城乡差距大幅拉大了，但农村老年人之间的支出水平差异不大。城乡老年人各项支出差距最大的均是医疗保健和食品支出两项。此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有3.8%的城市老年人和23.9%的农村老年人上月支出为0元，在调查中了解到，这些老人的子女考虑到老年人无法正常支出或购买相应商品，其中不少是病患，所以就代为购买或添置。城乡老年人上月各项支出金额与2007年平均每月支出情况相比，大部分人认为基本维持不变，食品、水电、房租、管理费支出方面有部分人认为略有增加，这可能与近两年的宏观经济形势有关，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支出水平。

2008年70.5%的城市老年人和52.9%的农村老年人每月有结余，比1998年分别下降了3.8和13.9个百分点。2008年城乡老年人拥有银行储蓄的比例分别为62.5%和60.8%，与1998年相比，城市基本保持不变，农村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因此城乡差距明显缩小。老年人储蓄的主要目的是养老和防病。城乡有储蓄的老年人中不同婚姻状况存在明显差异，有储蓄行为的老年人中已婚配偶在的老年人占了绝大部分。

（八）食品支出占据城乡老年人支出中的大部分，各项支出的变化中城乡老年人差异较大。从支出结构来看，2008年城乡老年人的支出比较集中，城市老年人的食品支出平均比例为56.8%，而农村老年人此项支出高出11个百分点，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城市老年人达到了温饱水平，而农村老年人还处于贫困状态。其次是房屋水电和管理费此项，城乡支出比例差别较大分别为17.6%和8.3%，城市高于农村近10个百分点。近十年来，广州城市老年人的食品、衣服、人情往来、交通、娱乐支出比例有所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食品支出，降低了3.7个百分点，房屋、水电、管理费和医疗保健的比例上升了，尤其医疗保健升高了4.1个百分点。广州农村老年人的衣服、交通、医疗保健、人情往来支出有所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医疗保障支出，降低了7.1个百分点，食品、房租、水电、管理费、娱乐支出比例有所上升，上升幅度最大的是食品支出，升高了14.5个百分点。可见，城乡老年人的支出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由于所处的生活环境的差异和消费观念的影响，城市老年人的生活成本较高，具有一定的保健意识，加上城市整体医疗消费水平较高，导致老年人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明显升高了。农村老年人生活方式有了改变，支出多样化，医疗保健的支出大幅下降，这主要与我国实行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明显改善了农村医疗水平以及与农村医疗消费水平较低有一定的关系。

五、结论

老年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当他们进入退休年龄后，随着身体的衰老，面临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基本的经济条件是他们能否度过欢乐的晚年的关键。根据本次调查研究，1998～2008年的十年间，无论从经济收入还是支出方面，城乡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总体上，经济水平提高了，收入来源多样化，但可以看到的是老年人的经济水平仍然比较低。

不可否认的是城乡差距仍然存在，但某些方面农村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因此缩小了城乡差距。老年人自我养老能力的提高，对子女的依赖程度减弱，从传统的家庭养老逐渐转化为以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为主，降低了家庭的负担。将来对于养老模式的改善应结合实际情况，适当把重心调整，关注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模式是必要的。

（作者单位：1.南华工商学院；2.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

主要参考文献：

[1]邬沧萍，姜向群.老年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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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特征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结束了连续下滑7年的局面，进入了“七上八下”横向运行的阶段。2000年经济增长率从1999年的7.1%回升至8%，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拐点”。虽然2001年经济增长率回落至7.3%，但2002年又一次回升到8%。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数字在2003年达到了9.1%，经济出现了全面启动的信号。种种迹象表明，自1997年以来，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与通货紧缩为代表的经济萧条期正在逐步结束，目前经济发展正逐步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总书记在2003年11月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已处在新一轮经济周期”，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

进入2004年，我国经济进一步快速增长。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7%，工业增长率17.7%；财政收入为6944亿元，同比增长33.4%，创历史记录；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8.2%，达到2398亿美元，全年进出口贸易总额有可能达到1万亿美元；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增长9.8%，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9.2%；城镇新增就业2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28%，其中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就达115万人，占全年目标的23%。

从我国2004年的经济发展趋势上看，经济周期的运行将会延续2003年的势态，继续保持上升的势头。

存在问题

我国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出现以及当前经济大好形势的产生，应当主要归功于当前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实行了增发国债，扩大基本建设投资，刺激经济的政策。就是在这种持续几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下，我国的经济才结束了连续下滑的局面，出现了强劲的上升势头。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国经济是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靠投资推动，经济的过热也是投资推动的。当前，在我国经济不断大幅增长的同时，局部领域已经出现过热现象。其最主要表现就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规模过大。2004年一季度，我国固定资产增长43%，增幅同比提高15.2个百分点；新开工项目19234个，同比增长31.1%；钢铁增长了107.2%；水泥增长了101.4%；此外房地产投资增长了41.1%；公共设施建设增长了81.6%。这些情况说明，我国已经明显地产生了投资膨胀。投资膨胀又进一步引发了一系列较为严重的问题。

一是投资膨胀引起了“圈地”膨胀。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必然要占用大量的耕地。到2003年底，我国的耕地已经从过去的17.5亿亩下降到14.9亿亩，减少了2亿亩。

二是引起信贷膨胀。2004年一季度，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8342亿元，同比增加238亿元。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中，一季度，银行贷款增长59.2%，同比加快了6.1个百分点。

三是引起通货膨胀。投资膨胀首先拉动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2004年一季度，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了14.8%，环比增幅也超过1%；3月，生产资料价格虽然有所回落，环比增幅仍达到1.3%。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以及粮食价格的上涨，又进一步引起了通货膨胀。2004年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了2.8%，4月上涨了3.8%。

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变

面对经济过热的状况，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了“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

第一，认真清理在建项目，严控新上项目。提高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建设项目的资本金比例。直接压缩投资规模。

第二，加强土地管理，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清理整顿工作，继续做好清理开发区的工作。任何项目都是投资在土地之上的，减少了被占用的土地，必然有效地控制了投资规模。

第三，适度控制信贷规模，加强信贷管理。早在2003年6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就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随后，央行又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了一个百分点。从2004年4月25日开始，央行将存款准备金率再次提高了0.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商业银行坚持独立审贷,优化信贷结构, 加强了信贷管理。银监会也加强了对银行信贷的监管和约束。

可以认为，我国以单一刺激经济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阶段已经结束。目前已经进入第二个宏观调控政策阶段，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松紧搭配，有松有紧，结构性调整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宏观调控的目的是有效控制投资规模过快增长，减轻通货膨胀压力，促进经济平稳加快增长，避免经济大起大落。

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阶段是一个最复杂，也最需要调控艺术和调控水平的阶段。既要控制经济过热，又要防止经济复归低迷。如果政策运用得当，就可以有效地化解矛盾，保证经济健康发展。但是如果政策运用不当，经济过热未能得到有效控制，那么将进入第三个宏观调控政策阶段，即宏观调控政策全面收紧的阶段。当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全面收紧的阶段到来时，我国经济以及证券市场的发展必然要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

从短期看，宏观调控政策全面收紧的阶段还不会来临。从中长期看，宏观调控政策全面收紧的阶段何时来临，关键要看通货膨胀率的高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曾经先后出现过两个宏观调控政策全面收紧的治理整顿时期。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抢购风潮”的影响，社会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国家不得不采取全面收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进行治理整顿。另一个是发生在1993-1996年之间，由于社会中产生了非常严重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1994年全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1.7%，国家不得不又一次采取全面收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进行治理整顿。可以说，通货膨胀率的高低是宏观调控政策松紧变换的风向标，通胀率的升高将是宏观调控政策由放松转向收紧的重要转折点。

从历史上看，经济周期与通货膨胀率存在着一种动态关系（见图）：

图2

从右图可以看出，在良性通胀阶段（1990-1992年），经济周期是上升的；在恶性通胀阶段（1993年之后），经济周期开始下滑。

股市周期与通货膨胀率也存在着一种动态关系（见下图）：

从下图可以看出，良性的通胀（1990-1992年）对股市是助长的；恶性的通胀（1993年之后）对股市是助跌的。

为什么在恶性通胀阶段经济会滑坡，股市会暴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产生了恶性的通胀，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转向全面收紧。从右图可以看出，良性的通胀（1990-1992年）阶段，政策周期的运行是趋松的；恶性的通胀（1993年之后）时期，政策周期的运行全面转向收紧。而伴随着恶性的通胀阶段的来临，政策周期的全面收紧，不仅经济会持续滑坡，股市也会进入漫漫的熊市。

上轮通胀与本轮通胀区别

上一轮通胀与本轮通胀的相同点是：二者都是由于原材料价格升高推动的成本推动型通胀。

上一轮通胀与本轮通胀的不同点是：

1、上轮通胀发生在短缺时期，原材料价格升高，企业可以高来高走，从而引起全社会物价普遍升高；本轮通胀是发生在过剩时期，原材料价格升高，难以推动积压产品的价格走高，因而目前的通胀不是全社会物价普遍上涨的通胀，而是部分产品价格上涨过高导致的通胀。

2、上轮通胀是有涨无滞，整个社会物价全面上涨，社会商品没有积压过剩；而本轮通胀是滞涨并存，当某些商品出现短缺，价格大幅上涨的同时，还有许多商品仍处于需求不足，价格大幅下滑的状态。

3、上轮通胀是在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10.98%条件下发生，物价上涨至5%，仍属良性通胀，银行仍然是正利率；而本轮通胀是在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1.98%条件下发生，物价上涨至2%，银行就已经出现负利率，因此，银行升息的压力较大，宏观调控的余地较小。

4、上轮通胀是在社会就业压力相对不大，下岗职工人数相当较少的情况下发生，因此，通胀对社会造成的压力相对不算太大；而本轮通胀是在社会就业压力较大，下岗职工人数较多的情况下发生，物价刚有上涨，就形成对社会的较大压力。

5、上轮通胀是在经济运行全面过热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通胀的恶化，导致宏观政策全面收紧；而本轮通胀是在经济运行中出现部分过热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宏观调控政策只是结构性收紧，而不会产生宏观政策的全面收紧。

因为本轮通胀的特点，就决定了在通胀率还不很高时，就要采取适当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同时，也决定了宏观调控政策不能全面收紧。

未来股市将如何运行

目前，由于我们采取了适当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股市已经受到很大的影响。2004年4-5月，上海股市已经从1783点连续跌到1500点附近。未来的股市如何运行，将直接取决于未来的宏观调控政策如何。而未来的宏观调控政策如何，又直接取决于未来的经济状况如何。从短期来看，关键就看第二季度各项经济指标的情况。

如果第二季度各项经济指标显示，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产生了作用，过热的经济得到有效的控制，下一步的宏观调控政策就会松一松，股市就有可能涨一涨。如果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没有产生作用，过热的经济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下一步的宏观调控政策就会进一步从紧，甚至推出利率上调的政策，股市就有可能继续下跌。

我认为，只要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得到有效控制，增速出现回落，投资品的价格就会回落，通胀率就会随之回落。具体讲，只要第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得到有效控制，不超过40%；物价（CPI）保持在3%左右，不超过4%，宏观调控政策就有可能减小收紧的力度，同时，商业银行的利率也就没有提高的必要。

问题是今年一季度GDP增长率达到9.7%，这是与去年一季度9.9%这样一个较大基数相比较的情况下形成的。而今年二季度的经济即使维持较平稳的增长，但是由于去年二季度受非典影响，GDP只增长了6.7%，与这样一个较小的基数相比，今年二季度的GDP增长率很有可能超过10%，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容易给人们造成经济过热的错觉。

需要理解的是，政府采取收紧的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其目的是要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而不是要限制国民经济发展。因此，政府在进行政策调节时，不可能在目前采取全面收紧的宏观调控政策，政府在调控经济过热的同时，也会保持和保护来之不易的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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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沽源县发展旅游经济的资源优势简介

1.1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沽源县地处河北省西北部的坝上地区，平均海拔1536米。地形大势南高北低，东高西低，中部平坦，河淖湿地广布是该地貌一大特色。该县属于中温带亚干旱大陆性季风高原气候，年平均气温1.4℃，一月平均气温-18.4℃，湖淖结冰厚度1.2米以上，适宜开展冰上活动。夏季平均气温17.9℃，为理想的度假避暑胜地。沽源的生态环境优良。

(1)水资源极为丰富。境内河流有滦河、潮白河、内陆河三个水系，包括大小河流15条，水库5座，天然淡水湖泊12处，水域面积6.1万亩。

(2)全县草场202万亩，高原温带干草原和湿地草甸草原交错分布。辽阔的草原和河川湖淖交错，形成了美丽而壮观的湿地草原风光。

(3)全县的森林覆盖率高达19.39%。其中在西部地区，有农业林网达172万亩，与良田交错，形成了波状高原面上富有曲线和色彩变化的壮观的“井”字型农田林网观光带；在南部地区，有原始次生林50多万亩，加上人工栽种的落叶松等，形成了全长120多公里的“塞北绿色长城”。

1.2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早在距今6000年前，这里便有了人类活动，历史上长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优良牧场，尤其辽、金、元时期，还是皇室避暑狩猎之处。现存历史遗址遗迹很多，西部有金、元时期的九连城遗址；南部有明长城遗址；在东部的金莲川湿地草原上，遗址更多。据史料记载，辽萧太后夏季多次到沽源避暑行乐，辽代将这里作为四季“纳钵”之地。现存的大宏城遗址被考证是金代景明宫遗址，还有金界壕(金代土长城)遗址。元代沽源曾是元大都(北京)、元中都(在张北县)与元上都(内蒙正蓝旗境内)往来必经之路，现有小宏城遗址是元代察汗淖儿行宫遗址，附近还有梳妆楼元代贵族墓葬群等历史古迹。至清代雍正初年，招民垦种；光绪末期，倡议实边，内地移民涌入沽源，农耕发展，其后成为农业和牧业交汇过渡地区。从历史文脉上分析，沽源县应是以辽、金、元草原游牧文化为底蕴的地区。至今从当地人们的生活习惯和饮食文化上看，依然带有明显的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痕迹。

2沽源县旅游经济运行的现状

2.1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早在1998年沽源县就把旅游业作为全县主导产业培育，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把旅游业作为重点产业。尽管该县经济不发达，但政府投放在旅游业中的财政资金逐年增加，为沽源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财力支援。

2.2旅游产业结构有待优化

用于满足“食、住、行、游、购、娱”的旅游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主要问题是缺少高档次的旅游饭店，4A级景区有3家、2A级景区有1家比例不合理，旅行社只有2家，通向景区的道路较窄需要改建拓宽，缺少规模较大的旅游购物网点，个别景区虽有娱乐设施但缺乏吸引力利用率不高。

2.3湿地草原旅游为特色的生态旅游已初具规模，并成为该县的旅游品牌

该县有湿地草原60多万亩，休闲观光、避暑度假、湿地草原生态旅游是其旅游产品的主要特色。这里有国家4A级度假村3家、国家级水利风景区1处、国家级湿地公园1处及其他几个度假村，还有“滦河神韵”和“五花草甸”两个分景秀丽、独具特色的风景区。此外南部山区还有开发最早的国家2A级景区“金莲山庄”，也是河北省森林公园。

2.4旅游接待能力逐年增强

供游客住宿和餐饮的设施主要分布在县城、闪电湖、天鹅湖、金莲山庄等地，住宿、餐饮接待能力已由2007年的6000人次/日增加到2011年的10000人次/日。

2.5旅游商品开发初见成效

目前该县已有个体企业生产加工的旅游商品，主要是一些土特产品和特色农副产品，如金莲花茶、蘑菇、韭菜花、柴鸡蛋、木耳、山野菜等，还需要进一步增加种类和品种、扩大规模、提升档次。

2.6其他方面势头良好

加大了旅游宣传和促销活动的力度，旅游教育培训受到了重视，湿地草原生态旅游的知名度得到了提高，京津冀主要客源市场稳定。

3发展沽源旅游经济的对策

3.1合理调整旅游产业结构，促进旅游业快速发展

(1)招商引资，提高旅游接待设施的档次。2011年沽源县旅游者人次已达80万，现有的几家宾馆和度假村，大多数是个体或合伙投资经营，规模小且档次低，至今没有星级宾馆。而政府没有足够财力投资建高档酒店，这就需要广开门路，招商引资，依靠外来资金兴建高档次的旅游星级饭店，弥补现有接待能力不足以及高、中、低档结构不合理的现象。

(2)增设地方接待旅行社。旅行社是旅游业的“龙头”，既是旅游产品(线路)的设计、组织者，也是旅游产品的营销者，在旅游经济活动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目前该县只有两家个体经营的且刚刚挂牌营业的旅行社，这显然是不够的。拥有多家规模较大、接待服务能力强的地接社，才是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标志，也是旅游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

(3)建立旅游定点购物商店和大型购物网点。旅游购物是旅游活动的重要内容，凡是旅游发达地区，都不乏有大量的定点购物商店，当然这要依赖于当地具备丰富的旅游商品经营和开发的条件，以及有地接社的引导。沽源旅游业收入低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游客消费少，尤其是在购物方面有些游客几乎不花一分钱，这与当地缺少具有吸引力的购物场所有关，这种情况对于促进旅游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是及为不利的。

3.2大力开发具有地方和蒙元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

(1)结合本地情况，开发种类齐全、功能多样的旅游产品。沽源现在的休闲度假旅游和生态观光旅游已成为极具吸引力的招牌，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开发主题型旅游产品、参与型旅游产品、体验型旅游产品及特种旅游产品。主题旅游产品，如利用历史遗址遗迹，开发蒙元文化主题公园、北方少数民族风情园等；参与型旅游产品，如以农业采摘和“农家乐”为主的乡村旅游、蒙古族风情的那达慕等；体验型旅游产品，如冬季冰雪旅游、夏季登山旅游、森林探险、空中热气球或滑翔等；特种旅游产品，如森林或草原观鸟、生态科学考察、专业考古、专题夏令营等。

(2)发挥资源优势，加大特色旅游商品的开发力度。旅游商品也称为旅游购物品。目前沽源的旅游商品主要是自主加工生产的土特产品和特色农副产品，以及从内蒙或临县采购的特色食品及种类稀少的纪念品，总体种类较少且规模很小。

事实上，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天然无公害、丰富的生态资源、淳朴而独特的农牧文化交织的民风民俗，都可以衍生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多种旅游商品，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比如：

(1)对现有的土特产和农副产品进行深加工，增加新产品生产基地，并扩大现有生产规模。

(2)广开渠道，增加旅游商品的品种和种类。例如：以农副产品为原材料(如莜面、土豆、蔬菜等)，开发特色食品；成立民间手工艺品作坊，制作带有地方特色和蒙元文化图案的手工艺品、日用品和纪念品(可从丽江带有东巴文字图案的衣服、围巾、饰品和纪念品上寻找启示)；生产蒙式风格的系列奶食品和牛羊肉风干食品；对本地特有的中草药和具有保健功效的野花进行加工、整理，做成精致包装的小型保健品礼品盒；制作精美的景点纪念品等。

(3)旅游商品的开发、生产、加工以及包装，一定要由专门的机构认真调研、精心设计、统一管理，合理制定高、中、低档旅游商品的比例，美观实用、携带方便。切忌粗制滥造、无特色和个性，不成规模，缺乏艺术性、实用性、纪念性和礼品性。

3.3进一步开拓客源市场

目前沽源的客源市场主要是京津冀核心市场，也称为一级市场。今后还应不断扩大客源市场，开发二级市场和三级市场。二级市场即有待开发的市场，应把其定位在相临的山西大同市和内蒙古周边旗县。大同地处黄土高原，地形地貌、生态资源、历史文化和民风民俗均与沽源有很大的差异；而北边的太仆寺旗、正蓝旗和多伦县虽与沽源同处于内蒙古高原，但生活习惯、文化背景、生态环境也不完全相同，最主要的是，沽源是这三个旗县去北京和张家口的必经之地，另外近邻关系也会成为“一日游”客源市场的有利条件。三级市场又称为机会市场，可以将一、二级市场以外的来沽源探亲访友、会议考察、从事商务或劳务活动的人员作为开发对象，使他们成为潜在的客源市场。

3.4积极发挥旅游产品的宣传和促销作用

旅游产品能否大量销售，关键在于是否有效宣传和成功促销。而且如果宣传到位、促销成功，不仅能够满足游客的消费需求，也会促进产品内销，从而增加政府、企业、个人的收入，且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因此，此项工作任务艰巨，要凝聚多方面的力量共同完成。除了政府和企业做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宣传活动外，也要发挥导游和民众的人员促销作用。

3.5加强教育和培训，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旅游从业队伍

旅游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旅游从业队伍，他们既是地方的形象大使，又是文化和文明的传播者；既是旅游经济的主体之一，又是旅游产品的代言人。县政府及旅游行政部门应将每年的旅游教育培训列入工作计划，拨专款聘请行业专家和高水平的专业教师培训、指导，培养一批具有良好职业素养、懂管理会经营的中高层管理者，以及高素质、知识技能型服务人员。

3.6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监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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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企业经济效益有降低的预期经过企业重组、资源整合，煤炭行业集中度有所提高，但较电力等下游行业仍相对较低。一方面由于高能耗产业快速发展带来大量煤炭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受运能限制造成供不应求，煤炭企业议价能力较强，煤炭价格目前相对较高。在未来，煤炭价格可能降低，致使经济效益下降。这主要是因为：①随着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高耗能产业限制性发展，将会使得煤炭需求增速降低；②国家对节能减排高度重视。

随节能减排技术的大力推广和应用，能源增长速度将会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煤炭需求增速将会降低；③随着各大煤炭企业集团煤炭产能的进一步释放，有可能使供求关系发生变化；④随着铁路运能的进一步增加，行业集中度相对较低的煤炭产业同行业集中度较高的电力行业等相比，在议价能力方面相对较弱。

在全球经济危机影响逐渐远去的当下，只有采取有效的策略与方法，才能提升企业经济效益，进而推动企业健康、稳定发展。煤炭企业向集团化、大型化发展是世界煤炭工业发展的趋势。依靠规模经济来形成较强竞争能力是发达国家煤炭企业摸索出的发展经验。目前，虽然经过一定的兼并与整合，但我国煤炭企业还普遍存在产量较低，难以形成规模经济的问题。如国内前十位煤炭企业产量之和仅占全国总产量的15％左右。综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煤炭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提高企业战略的管理能力和企业的规模扩张能力，实施大集团的路子。通过实施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和优化组合，组建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全面提升和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物质基础，解决好能源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进程。煤炭是我国能源的基石，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能源问题，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煤炭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首先，要增强大局意识，努力提高煤炭企业生产水平。因为，提高煤炭企业生产水平，是保障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无论现在还是长远，都是十分重要的。目前，煤、电、油、运仍趋紧张，这就需要煤炭企业加快现有矿井技术改造，推进高产高效矿井建设，优化生产布局。大力发展综采综掘技术，加大防治安全事故力度，开展以安全生产为目的的安全技术改造。增强矿井防灾抗灾能力，通过技术改造扩大规模，保障安全，实现企业健康有序的发展。其次，深化企业改革推进经济结构发展，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发展多元化经济，延伸煤炭产业链，形成煤、电、路、港、航和煤化深加工综合发展产业链，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发展煤电联营，实施煤炭就地转化，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运行的提高。基于以上认识，煤炭企业要由煤炭生产和输出基地这样一个产业格局，积极往综合能源方向发展。充分利用资源和维护生态环境平衡，做到煤炭、煤伴生资源、煤矸石、矿井水、粉煤灰等物尽其用，实现无废生产。大力推进煤炭加工转化，积极发展电力、焦炭、煤层气和焦炉煤气利用、煤基醇醚燃料和煤基合成油等综合能源产品，形成一次、二次能源并举，煤、电、气、油各类能源共同发展的新格局。鼓励企业依据自身的实力和资源状况，按照上下游一体化的发展思路，以资源、资产、市场等为纽带，加强与煤相关产业的联合、重组，促进煤炭工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面对自然资源不断减少和环境压力不断加大的事实，煤炭企业必须坚持开发与节约并重，把节约放在首位的方针，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合理有序地开发煤炭资源。为实现合理有序地使用煤炭矿业权，煤炭企业应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切实保障矿区井田的科学划分与合理开发，形成有利于保护和节约资源的煤炭开发次序。此外，为提升开采量和煤炭资源回收率，煤炭企业应开发和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提升难采煤层和极薄煤层的开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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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状况 聚类分析 经济区域

中图分类号:F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3-087-02

一、引言

按经济发展水平,如果不考虑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余下的31个省区市结合地理位置因素大体可以分成东、中、西部三个大的区域,并习惯上认为东部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中部,中部又高于西部。一直以来,我国各省之间由于历史累积、资源禀赋、经济基础、政策倾斜等方面存在差异,造成了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因此,对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层次的分析显得犹为重要,以便准确识别区域经济的现状、变化,从而因地制宜,制订出适合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的数据, 本文以农林渔牧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和其他服务业的年均总值为对象,利用聚类分析功能进行经济区划分。

二、聚类分析

1.原理。聚类分析的基本原理是把某种性质的对象归于同一类,而不同类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为此,首先需要刻画各个变量之间或者各个样本点之间的相似性。

聚类分析包含的内容很广泛,有系统聚类法、K均值聚类法、动态聚类法、分裂法、最优分割法、模糊聚类法等多种方法。其中系统聚类法是聚类分析中应用最广的一种方法,其基本原理是:首先将一定数量的样品或指标各自看成一类,然后根据样品或指标的亲疏程度,将亲疏程度最高的两类进行合并。然后考虑合并后的类与其它类之间的亲疏程度,再进行合并。重复这一过程,直至将所有的样品或指标合并为一类。衡量亲疏程度的指标有两种:距离和相似系数。定义样本点之间的距离可以采用欧氏距离、明考夫斯基距离、马氏距离、兰氏距离等侧度,定义个变量之间的相似系数则多采用样本相关系数、夹角余弦等侧度。

2.指标体系。进行经济区域划分,应考虑的指标因素是很多的。既要以经济因素为主,又要考虑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既要有影响经济发展的指标,又要有经济现象引起的指标;既要考虑经济发展的现状,又要考虑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参考有关资料,给出了31个省市进行经济区划分的指标。各省市的指标数据如表1所示。

本文基于离差平方和法主要介绍分层聚类分析,就是通过对变量的测量,将比较接近的个案找出来归为一类,进一步再将比较接近的类合并成新的类,逐层合并直到最后合并成一类。分层聚类产生的结果不在聚类的开始,也不在聚类的最终,而是在其过程中。研究者将根据聚类过程适当截取聚类结论。聚类过程用树状图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

图1清晰地表示了聚类的全过程。它将实际距离按比例调整到(上接第87页)0-25的范围内,用逐级连线的方式连结性质相近的个案或新类,直至并为一类。在该图上部的距离标尺上根据需要粗分或细分选定一个划分类的距离值,然后垂直标尺划线,该垂线将与水平连线相交,则相交的交点数即为分类的类别数,相交水平连线所对应的个案聚成一类。例如,选标尺值为5,则所有个案分为4类;若选标尺值为10或15,则聚为两类。实际的聚类情况如图1中所示。

三、结论

据前所述,可以把这些省市分为以下四类情况,如表2所示。

通过对全国31个省市2008年地区经济状况的分析,利用聚类功能进行经济区域划分,将这31个样本数据分作四类,分类结果如表2所示。对该分类结果作如下总结:

经济发达地区(1类):这类地区毫无疑问包括京、津、沪。作为全国最早成立的直辖市,国家政策的扶持有着非常显著的作用。北京和上海是全国最大的两个城市,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天津经济虽然发展较慢一些,但是由于濒海,进出口贸易和工业相当发达,且人口相较其余两个城市少,因此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是很高的。

经济较发达地区(3类):这类地区包括江、浙、粤、鲁。江、浙、粤三省历来就是经济强省,属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山东省靠海的城市多港口多,属于工、农业大省,尽管人口多,但其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处于一个很高的位置,可以和其余三省归为一类。

经济中等发达地区(2类):包括东北三省(黑、吉、辽)、中部大部分地区(冀、豫、晋、内蒙古、鄂)以及一个沿海省市(闽)。福建省本来属于东部省市,但由于福建山区多,工业和农业都不发达,尽管厦门、福州这类城市经济发展迅猛,但就全省经济发展状况而言与上面二类地区仍有较大差距。东北三省属于老工业基地、农业大省,经济发展水平较平均。因此可以和几个中部省市归为一类。

经济欠发达地区(4类):包括西部所有省市(渝、川、黔、滇、藏、陕、甘、宁、青、新)和中部部分省市(皖、赣、湘、桂、琼)。这部分地区基本都是工业欠发达地区,且多为高山、丘陵地貌,农业经济水平也较低,因此可以归为一类。尽管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已经实施多年,这部分地区的经济水平要想赶上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的中、东部地区仍然是很困难的。国家的农业政策对该部分地区的农业经济有一定帮助,但仍需较长时间才能收效明显。

通过上面的分析,发现传统意义上将我国按区域(东、中、西)的方式划分为三大经济区的分法不能完全体现各地实际的经济状况,且不能反映各地实际的发展水平,也不能有助于国家制定倾向性的相关政策。本文根据2008年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实际经济收入水平,依托数理统计工具,将我国按经济发展水平分为四个区。各区经济形势和实际经济水平区分明显,这将有助于提高我们对各地区经济发展的认识,同时为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韩喜汶.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聚类分析[J].商业环境,2008(8)

2.余建英,何旭宏.数据统计分析与SPSS应用[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3.应用数理统计[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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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某些方面，中国经济的情况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惊人的相似，如轻监督重协调的企业治理模式，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本币升值的压力等。鉴于日本经济在上世纪末经历了从繁荣到停滞的巨大转变，这便不免令人担忧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本文从分析日本经济繁荣与停滞的根源出发，与中国经济的现状进行对比，力图给中国经济以启发和警示。

关键词日本经济 中国经济 企业治理 社会保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日本经历了一次堪称现代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泡沫经济过程。但是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从此一蹶不振。一般认为，日本经济之所以经历了从繁荣到停滞的巨大转变，关键是日本经济的制度性缺陷本身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并不试图解释日本经济这一由盛而衰的过程，而是力图通过揭示日本经济逆转的因果机制，比较中日两国经济体制的相似点，这种比较涉及到微观的企业治理层面，也涉及到宏观的政府的财政政策及社会保障乃至国际经济环境。

一、企业治理结构

青木昌彦、奥野正宽认为：“所谓法人治理结构，是指在股东、债权人、职工、关联企业、顾客等企业权益人之间有关经营与权利的配置机制”。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日本在微观的企业治理层面进行一些制度安排，在企业内部实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制；在企业之间通过相互持股建立密切的联系；在企业融资方面则主要建立主银行制度来协调贷款。这些制度安排有着很强的增长取向，从而为日本战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保障。但是，这种企业模式偏向于重协调而轻监督，从而弱化了企业所有者的功能，会导致企业监督机制作用流于形式，容易导致经营者权力膨胀。

中国的企业治理与日本的企业治理相似，也向来有重协调轻监督的传统，尽管两国在形成这一机制的制度性安排方面有很大差异。首先，我们知道，计划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国家层面对生产进行统一协调，对监督机制的构建并不热心。尽管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已经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监督机制，但是这种现象依然比较严重。另外，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依然普遍存在，因此国企经理往往倾向于过度投资，因为第一，规模越大的国有企业就意味着越高的行政等级以及社会地位；第二，他们可以从工程承包商那里收取回扣；第三，过度投资获得政府的资金支持，保证企业的运转比掩盖其损失。这三种因素重叠的结果，也就使得国有企业一直有盲目扩大自身规模的冲动，而这往往使得资本的边际效率很低。另一方面，在当代中国的民营企业中，家族企业至少占90%以上（其余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和股份制企业）。这种企业往往也表现出对监督机制的轻视而更重于协调的倾向。比如，企业的绩效制度难以完善建立，所出现的问题使得整个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出现低水平重复。

虽然机制不同，但与日本性质相同的重协调轻监控的中国企业治理，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可能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问题，但是一旦实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则很容易出现问题。而且由轻视监控的企业的肆无忌惮的投资模式很容易在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制造大规模的危机。另外，从微观上，中国的企业治理与日本的企业治理相似，都是强于协调但弱于监控；但宏观模式却存在很大的区别。造成日本经济增长的过度竞争虽然也造出了泡沫经济，但也极大地促进了日本企业的独立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的培养。但造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却是依赖于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直接参与全球生产链的分工。而中国的这一模式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在为自己制造风险，甚至是比日本当年的风险更为凶险的风险。

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在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在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以控制通货膨胀，与此同时强调资本积累并保持一个小政府。因此，财政无力负担庞大的社会保障开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社会保障实行收费制，其运营原则上独立于财政。虽然这并非意味着财政不承担社会保障支出，但这多少造成日本的政府福利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战后日本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雇佣原则是终身雇佣制，它曾大大减缓了失业压力，减轻了社会保障在失业保险方面的负担。企业大都建立了生活、保健、技术培训等多方面的企业内保障项目和设施，从而替代和减轻了社会保障的负担。正因为如此，私营企业承担了大部分的社会福利的功能。这样就严重削弱了日本经济体制进行快速的结构性调整的能力，因为一旦进行这种调整，必然会在政治上引起反对，即这种产业升级损害了民众的现实利益，从而很难获得民众的认可。但是从长期来看，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不顺利影响了日本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中国的情形比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的福利保障制度到目前为止还算不上健全。并且我们经历了福利退缩、削减阶段，尤其体现在国家、社会和企业责任压缩，个人责任和风险增加的过程。大批低收入的非正规就业者尤其是农民工虽然工作勤奋，但许多人仍然无法摆脱贫困，仅能维持生存，而无力谋求发展。同时，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险是缴费关联的保险，无力缴纳保费就无权享受保险，这使得许多低收入者因无力缴纳社保费用，而被排除在社会保险之外。“工作贫困”不仅损害劳动者的就业积极性，阻碍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同时也是不满情绪的温床，不利于社会稳定。

一般来说，社会保障体系是维持社会制度总体稳定的根本性安全阀。当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时，要么像日本那样，将责任转嫁给企业承担；要么像中国这样，压缩福利保障规模，使很大一批群体游离在福利保障体系之外。在经济稳定发展从而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的前提下，这并不会立刻造成很大问题。而当经济停滞时，这必然会影响很大一部分民众的利益，从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三、资本市场的被迫开放

上个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得汇率风险私有化，增加交易成本，同时，资本市场的开放，使得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过去日本企业在产业领域过度竞争，如今这股市场力量转向金融领域，从而导致了80年代后期泡沫经济的形成。而在50年代初，美国为了建立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与日本达成妥协，使得日本可以与美国进行不对称合作，即日本可以在向美国大规模出口的同时，相对封闭国内市场，这样，日本国内过剩的产能就得到释放，从而使得60―70年代的产业领域的过度竞争没有形成泡沫经济。但是，80年代后期美国和西欧国家纷纷向日本施压，要求开放其国内市场，从而使得容许日本经济体制过度竞争的条件开始消失，日本经济从1950―1973年的贸易与生产的扩张转向金融领域的扩张，最终导致了泡沫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一个以稳定汇率（即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与不开放资本账户为特征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创造了一个发展速度与日本相似的经济奇迹。但是，目前中国面临跟日本当年同样的国际环境，美国面临史无前例的高财政赤字，奥巴马政府提出以出口促就业的战略，欧洲同样希望通过出口摆脱经济危机，中国面临很大升值压力。而正像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带来了日本经济体制的逆转一样，如果中国在强大的国际政治压力下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中国经济体制在监控方面的弱点可以成为直接威胁中国经济安全的死穴。

四、总结

虽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我国与当时的日本还有很大差距，并且我国相比日本还有充分的发展潜力，可是我国当前的经济表现却处处有当时日本的影子。本文针对导致日本经济陷入衰退的因素，包括微观层面的公司治理结构到宏观层面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和汇率制度，结合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应该力避像日本一样最终陷入两种最坏的境地之中：旧的模式不再有效、合法和适用，而新的模式又发展得不够充分深入，难以维持未来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青木昌彦,奥野正宽.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175-191.

[2]高柏.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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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证券市场 宏观经济 群体证券综合指数判断方法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new judge the world, the methods of macro economic group composite index judgment method, the macroeconomic judge.

Key word: securities market macroeconomic group composite index judge method

中图分类号： F83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绪论

如今，全球经济已经成为了一个紧密联系的统一整体，并且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已成常态，其影响范围已经扩大至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波动中都不能独善其身，因而，正确掌握全球宏观经济的状况显得十分必要。正确把握宏观经济的状况，有利于政府机构采取及时、相应的政策，应对全球性的经济波动，减少其对本国经济造成的影响。

现行的宏观经济判断方法大多是基于传统经济学原理的经济指标方法，基本上都是以一国为单位，各自监测，且由于各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特点，其经济指标的制定标准和统计时间亦有所差异，这就造成了对宏观经济监测的片面性和滞后性，因而无法比较全面、准确和及时地判断当前的全球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但是，被称为国民经济“晴雨表”的证券市场因为能够综合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各个维度，客观上为观察和监控经济的运行状况提供了直观的指标，并且由于证券市场运行机理的特点，其对市场信息的敏感性也优于绝大多数的宏观经济指标。基于传统宏观经济判断方法的缺陷及证券市场的独特优越性，笔者提出一种新的判断世界宏观经济形势的方法――群体证券综合指数判断方法。

2 群体证券综合指数判断方法

此方法就是在全球股市中选取若干比较重要的证券指数，作为一个评价群体，并对群体样本指标月数据进行数据标准化，然后将标准化后的月数据平均化，得到群体证券综合评价指数作为评价全球经济状况的指标。步骤如下：

2.1群体样本数据统计整理

选取世界比较重要的证券市场指数，在本文中，笔者选取了美国的道琼斯工业指数、日经指数、金融时报指数、加拿大指数、法兰克福指数、瑞士SSMI指数、澳洲综合指数、深证指数及巴黎政商指数等共计9个指数作为群体样本，研究时间为：2007.05――2011.10。由于数据繁多，篇幅有限，在此只列出深证指数（公式中的A）、道琼斯工业指数（公式中的B）及日经指数(公式中的C)三个证券指数，所截取时间区间为2007.05――2008.05。

2.2 数据标准化处理

在数据分析之前，我们通常需要先将数据标准化，然后利用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分析。标准化后的数据，对测评方案的作用力同趋化，并且具有可比性。 min-max标准化方法是对原始数据进行线性变换。设minA和maxA分别为经济指标A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将A的一个原始值通过min-max标准化映射成在区间[0,1]中的值，其公式为：（公式1）利用公式1将每一个经济指标的月数据标准化之后，得：

2.4判断分析

证券群体综合指数在EXCE中可以生成一条平滑的连续曲线，由曲线的走势，可以分析出全球经济的变化趋势，即上升、平稳或衰退。当曲线处于30%线以下，说明全球经济处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恶化；当曲线处于30%与50%线之间，说明全球经济处于疲软状态；当曲线处于50%与80线，全球经济运行良好；当曲线位于80%线之上，则说明全球经济过热，存在泡沫风险。

根据证券群体综合指数生成的变化曲线，如下图：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从经济变化趋势角度定性分析。在2007.10――2009.02时间区间，证券群体综合指数处于下行通道，预示着世界经济也处于下跌趋势，全球经济逐步进入全面衰退。其时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开始向全球范围蔓延，最终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全球经济每况愈下，步入衰退；在2009.02――2009.12时间区间，证券群体综合指数处于上行通道，说明全球经济开始上涨。回顾这段时间：在各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全球经济逐步回暖，经济开始复苏，全球经济处于上升通道；在2009.12――2010.11时间区间，全球经济处于平稳阶段，整体经济状况平稳。

（2）从经济状况角度定性分析。在2007.05――2007.12时间区间，全球经济状况处于高位，经济过热普遍存在，泡沫风险已经显现。从2007.10起，全球经济开始下滑，泡沫逐渐破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在2008.11――2009.04时间区间，全球经济处于严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处于最艰难时期。在2009.05――2011.11时间区间，全球经济虽然有所复苏，但整体水平疲软，欧债危机给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增加了不确定性。

3结论及应用

通过利用证券群体综合指数判断方法分析得出的全球经济状况与历史情况是客观相符合的，证明了这种方法的正确性、科学性和可行性。

篇9

一、治理视角的村民自治

当前学术界对村民自治的研究，包含着两种十分不同的视角，一种视角主要从民主的方面来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实施的状况及其后果，这种视角关注的焦点问题是村民自治制度作为一种民主制度，在当前村庄社会中的实施状况及其对村民民主意识、民主观念乃至民主技术的训练程度，这种视角的研究是当前学术界村民自治研究的主流；另一种视角是从治理的方面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实施状况及后果，特别是研究村民自治的实践可能性，其关注的焦点是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的具体过程、运作基础及其主要特征，这种视角的研究近年逐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成为村民自治研究由政策性解释学术研究向政策基础性学术研究过渡的重要标志。 从治理的视角来研究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制度安排就变成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这种制度既不同于传统的村庄自治，也不同于政权意义上的民主制度，用“村民自治”而不是“村自治”这一概念，表达了前一种治理的含义[1]，村民自治是一种社会民主而非政治民主，则表达了后一种治理的含义。

从治理的角度来研究村民自治，正好与村民自治制度的缘起相关。村民自治制度在广西一些山区自发产生的时候，就是为了应对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出现的社会失序现象[2]，自发产生的村委会引起国家的重视，既与当时民主化的语境有关，也与当时农村治理面临的困境有关。而在实践中和《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来看，村民自治在村庄（行政村）秩序保持中可以起到的作用，应是村民自治的核心要义。 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关键即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村庄内生秩序状态，这种状态是通过四种民主办法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来达到的。从治理角度研究村民自治，实质上就是研究以民主的办法来形成村庄内生秩序，这些秩序包括经济的合作（如公共工程建设），抵御上级过度的提取，抗御地痞对村庄的骚扰，以及监督村干部的行为等等，这样，治理视角所关注的问题就是用民主的办法来形成内生村庄秩序时的过程、可能及特征。而正是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状况的不同，造成了用民主的办法来形成村庄秩序时的过程、可能、特征及其侧重点上的不同，这种不同就是我们本文将要重点讨论的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分配型和动员型类型。我们将以村民代表会议的民主决策过程及村民代表能力来展开讨论。

二、民主化村级治理的理论过程

若理想化，民主化村级治理可以划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一个部分是用民主的办法来决策村务，其内容包括选举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召开村民会议表决，以村民代表会议的形式进行村务决策和监督；一个部分是用集中的办法来办理村务，即由村干部这些具体的村民推选出来的人将村民决策的村务办理下去。

展开以上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实质就是形成村务决策和推选出执行这些村务决策的人员，从理想状态来讲，村民可以随时罢免自己选出来的村干部及村民代表，实际上则因为罢免需要成本，就为村干部以及村民代表的行为相对脱离村民意愿提供了可能。村干部及村民代表这种相对脱离村民的状态，必然带来民主化村级治理的第二个部分即用集中的办法来办理村务的后果。相对的脱离既为村干部创造了发挥个人才干的空间，也为村干部提供了谋求私利的机会。

村民代表也是相对脱离于村民的，但一般来讲，村民代表较村干部离村民更近，一是因为村民代表是更小范围村民推选出来的，更重要的是，村民代表并不掌握着村干部一样办理村务的权力，而只是决策和监督村务的权力。因此，也可以将村民代表当作村民的一个部分，而单独将村干部作村务的办理人，即集中的主体。

从村务决策的形成即村民意愿的角度，村级治理面对的首要问题当然是村集体公益的维护，或说如何在村庄范围内获得公益，减少外部性，这种村民意愿的典型是修路架桥和维护治安等具有强烈外部性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在不能依靠外部的国家和村内个人提供的情况下，村集体办理这些事业成为最佳选择，这时候，村民都会有让村集体来兴建这些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的愿望和要求，村民也很容易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的形式形成具体的村务决策。

问题是，虽然每个村民都希望获得公益的好处，但每个村民也会尽可能减少自己为获益所付出的成本。每一项公共工程和每一件公益事业的受益者或受益者的受益程度都是不平衡的，一些人受益很多，一些人受益无多甚至反受其害，这样，虽然村民都期待村中公益，却因为受益不可能均衡，而鲜有在每一件具体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决策中一致同意的情况。少数人服从多数人正是实践中运行的民主制度的规则，大多数村民或村民代表可以作出村务的决策，但村务的办理却难以跨越这些具体村务决策中的少数反对派。

在办理村务时，村干部缺乏制度上和组织上对付反对派的办法，虽然这些反对派只是村中的少数派甚至只是个别村民，这时候，村干部可以调用两种资源，一是村庄舆论压力，一是个人魅力。当反对大多数村民的少数村民在村庄中处处感受到来自乡邻以道德评价为特征的舆论压力时，他们不得不随大流，忍受自己的“苦难”。舆论压力正是传统社会的特征，涂尔干的“机械关联”就是这个意思。当前中国农村因为经受巨大变革，“机械关联”大都解体，村庄舆论压力难以阻止少数人对自身利益的寻求。个人魅力是村干部可以调用的另一种资源。一个善于说理的人往往可以说服那些不能忍受暂时受到利益损害村民去期待不久的利益回报，一个道德高尚的村干部可以让村民提高对利益受损的忍受度，一个社会关系多的村干部可以带来反对者的压力，而一个性情暴燥、身体强健的村干部，则可以构成对反对者的身体威胁。总而言之，在村庄舆论不能对村中少数反对派构成压力时，办理村务的村干部的个人魅力和能力，就成为一种可能的替代手段，现实中这种情况到处可见。

除以上两种办法以外，村集体经济成为村干部可以调用的另一种资源。拥有丰富村集体经济资源的村庄，大多数村民可以不顾少数人的反对而决定资源如何分配与使用，村干部也可以利用村集体资源来建立对村民的奖罚机制，少数村民若反对大多数村民的愿望和决策，他们虽然可以不顾村庄的舆论压力，却不得不考虑经济利益上可能受到的损害，从而不得不照应多数人的愿望。况且村集体经济资源的丰富，使得村干部可以不从村民那里抽取资源，就可以办理好村中公益事业。

麻烦出在村集体经济较少的村庄。较少的村集体经济决定了办理村中公益事业，需要从村民手中抽取资源，所谓“村民事业村民办”这一可以套用在任何具体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上面标语所表达的。而这种提取因为缺乏强制手段（村级民主不是国家民主的一个部分，不具有暴力工具的后盾），而在少数反对派拒绝出钱出力时，村干部无计可施。较少的村集体资源也减少了村干部强制村民顺应村中大多数人意愿或村中公益事业的能力。这样一来，在一些村集体资源较少的村庄，在既缺乏村庄舆论压力，又缺少村庄能人的情况下，村庄中公益事业就可能成为每个村民都期待，但每一件公共工程或公益事业都因为受到少数村民的反对，而办不下去的状况，这种状况会大大损害村民本来可能得到的好处，或为了得到这种好处，而不得不让每个村民花费更大代价（比如集体建供水设施和每户打井）。办理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的村民意愿是不成问题，通过村民大会或代表会议形成村务决策也不成问题，但在办理村务时，村干部却往往面对着无法逾越的少数反对者的反对，最终致使民主化的村级治理效果不佳。

这就是说，从理论上看，决定民主化村级治理状况的关键是村中可能出现的少数反对派能否被说服成为合作者，或直接说被压服。如前所述，这取决于村干部的个人能力，村庄舆论压力以及集体经济资源的多少。

村干部个人能力和村庄舆论与民主化的村级治理的互动关系，我们已分别讨论[3]，本文中，我们重点讨论村集体经济资源对于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影响。

三、集体资源与民主化村级治理的类型

如前所述，村集体经济资源在两个方面深刻地影响着民主化的村级治理，丰富的村集体经济资源增加了村干部说服或压服少数反对派的能力，同时，丰富的村集体资源使得民主化村级治理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经济资源的提取，而是集体资源的分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化村级治理可以依据村集体资源的多少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动员型村级治理和分配型村级治理。

在村集体经济贫乏的村庄，民主化村级治理包括以下两个具体过程，一是相对容易达成的关于村庄秩序的决策，特别是修路架桥等公共工程和维护治安等公益事业的决策。而在这些决策达成以后，村干部就必须说服村中的少数反对派以顺利完成决策。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的贫乏，村中举办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所需要的人、财、物资源必须从村民中提取出来，这个从村民中提取人财物资源的过程，往往是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能否办成的关键，若村中有少数村民拒绝这种人财物的提取，村干部缺乏对这些村民的强制手段，而只要村中有少数人可以拒绝这种提取，村中的其他村民必然起而效仿。一件于所有村民有益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因为村干部无法说服少数反对者而最终流产，这种一再流产的好事，反过来会打击村民对村集体的信心和合作办理公益事业的信心，村民不再指望有公共的集体利益，而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代价去追求自我的秩序。

村民不会满足于每个人自己为政的状况，而会越来越感受到集体合作的好处。河上架桥方便了每个村民的出行，泥泞的小路为每个村民带来了麻烦，治安不良则造成了每个村民的不安全感。而因为公共工程等事业的外部性，没有哪一个单个的村民有能力提供这些每个村民都需要的秩序，村民怀念起人民公社时期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来，村庄秩序成为村民的追求目标。村庄公共秩序受到的破坏越严重，村民对公共工程的需要就越强烈，就会有越多的村庄公共舆论要求村干部为村民办些实事，会有越多的村民愿意为获得村庄公共秩序而牺牲一些个人暂时的利益，会有越多的对少数反对派的压力，这种情况下，村庄中若有强人出来担任村干部，他便可以借助这种舆论上的强势，以自己的说理能力或身体暴力来说服或压服村中少数反对派，村中公共工程最终建得越来越多，村庄秩序反过来以远远超过村民个人付出的程度回报每个村民，这个强人村干部因此威信更高，为村民提供公共秩序的能力更强，他达成了村集体经济贫乏村庄中汲取村中经济资源以维持村庄秩序这一村庄自治的目标。

村庄自治不同于村民自治，以强人治村为特色的村庄自治，容易出现两个引起村民不满的问题，一是强人治村时，他选择的治理目标可能会过于脱离村民愿望的实际，这种对实际的脱离，既可以包括上级安排下来的超出村庄实际需要的种种达标升级活动，也可以包括他因为个人眼界的局限乃至私利考虑而决定下来的公共工程目标。二是强人治村容易出现权力的滥用，尤其是在办理公共工程等公益事业中，为自己谋取私利，最终导致好的公共工程目标成为村民支出的恶梦，村民手中的资源是提取上去了，公共工程却遥遥无期。村民因此而失望和愤怒。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办法，正是要解决以上村庄自治中可能存在的弱点。一方面，民主化的村级治理通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形式达成公共工程的决策，这就从理论上排除了村庄公共工程脱离村民意愿实际的可能。而在村干部办理公共工程的过程中，村民不仅有通过村民代表会议等形式监督村干部的制度，而且村民理论上可以通过选举或罢免村干部来约束村干部的不良行为。正是通过以上两个过程，民主化村级治理为村集体经济资源贫乏村庄的村民提供了获得村庄秩序的信心、渠道和能力，村民因此有更多筹办公共工程的积极性，村干部也因此有更多举办公共工程的雄心和能力。

换句话说，在村集体经济资源贫乏村庄，村级治理或村庄公共秩序获得的关键，是村干部提取经济资源的能力，民主化村级治理因为解决了强人治村中容易引起村民不满的因素，而提高了村民对公共工程的信心和支持力度，从而提高了村干部在办理村庄公共工程时说服少数反对者和动员村庄资源的能力。显然，集体经济资源贫乏村庄的民主化村级治理的核心，正是这种村庄资源动员能力的提高，因此，可以将这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称之为动员型村级治理。

与集体经济资源贫乏村不同，掌握着大量村集体经济资源村庄的治理，因为拥有大量可供支配的经济资源，而具有很强的提供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的能力，村庄秩序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成问题的。但这并不是说掌握有大量集体资源村庄的秩序不会遇到挑战，这种挑战同样来自于村中的少数反对派。

既然掌握有大量经济资源，村干部便有使用这些经济资源的理由，而正是村集体经济资源的使用上面，不受监督的村干部可能会谋取自己的私人好处，集体资源越多，村干部谋取私人好处的危险性就越大。他们名义上是在建一座桥，但事实上这种桥只是方便了村中少数人的出行，而大多数村民获益不多，甚至他们建桥之初，就是为了将工程承包到自己亲友，以捞取个人好处。这样，在拥有大量集体经济资源的村庄，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可以监督村干部的不良行为，防止村干部滥用村集体资源。不通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批准的决策，是违反制度的决策，作出违反制度决策的村干部，不仅可能受到村民的责难，而且在决策出现失误引起争执时，村干部要承担程序不合法的责任。

因此，集体资源丰富村庄的村干部们也乐于召开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来讨论如何使用村集体的资源。这时的村干部在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时，他们完全不同于集体经济贫乏村庄村干部召集村民开会以提高对村庄资源动员能力的动机，他们更多的是需要一个名义上合法的程序，这样在使用村集体经济的资源时，可以减少责任的承担。这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便构成一种分配型的村级治理。

四、动员型村级治理与分配型村级治理的比较

如上所述，因为村庄集体经济资源的不同，带来村级治理具体过程和功能重点的不同，这种不同构成了动员型和分配型这样两种类型的民主化村级治理机制。通过比较，可以增加对民主化村级治理类型区分的认识。

对于动员型村级治理而言，既然村集体经济资源贫乏，村集体举办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就需要从每个个体村民手中汲取人财物资源，在村级民主缺乏暴力强制的情况下，村干部缺乏强制提取村民资源的能力，他们便可以通过村民代表会议这种形式来讨论村务，通过村民大会的形式来动员村民，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和与村庄精英人物的个人关系来寻求村中的诸种支持。从民主的形式来看，动员型村级治理关注的焦点不是规范的民主形式，而是这种民主办法是否真正具有动员村民的能力，或者说动员型的民主化村级治理，更侧重于实质民主的层面，若村中有若干具有权威影响的精英人物，村干部将这些精英人物请过来开一个并不规范的村民议事会，这个议事会即可以作出一个有助于建设村庄公共工程和提高村干部工作能力的决策，这个决策可以减少村干部在办理具体村务中受到反对的阻力，反过来，既然民主化村级治理侧重于实质民主的方面，有些时候，通过规范的民主形式比如召开村民大会或由村民选举的村民代表作出的决策，虽然具有多数人通过的结果，少数反对者却并不一定认可这个决策，他们具有足够让这个大多数人通过的决策搁置下来的能力，他们拒绝为诸如公共工程建设和公益事业投资提供他们应该分摊的份额。他们拒绝分摊，便足以造成动员型村级治理的困境，这就引出动员型村级治理的第二个特点，即其民主更多强调一致通过而不是少数服从多数，重大的村务决策多是妥协的结果，而不是表决的结果，举凡表决，大都不会有好的治理效果。从这种意义上讲，动员型村级治理是一种少数人决定的民主治理制度，以村民代表会议决策重大村务的过程为例，动员型村级治理一般较少采取表决的形式来通过决策，而较多充分讨论以达成妥协，参加村民代表会议的人员不仅有正式选举出来的村民代表，而且有受邀请而来的与决策村务有关的各方面头面人物。

若在村民代表会议的讨论中遇到坚定的反对者，哪怕这些反对者只是极少数，且其反对的理由并不充分，这些极少数的反对派也往往有能力使村务决策半途而废。这就构成了动员型村级治理中的少数人决定的后果。不仅如此，动员型村级治理中的村民代表会议作出的决策，还需要村民代表具有代表能力，即村民代表有足够影响村民接受决策的能力，若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或代表性不够，村民代表会议通过的村务决策，同样会在村干部具体办理村务时，受到少数村民的反对，这种反对也有致使通过的村务决策流产的可能。

在动员型村级治理中，若有一次诸如公共工程建设的决策被一致通过且顺利实施，村民可以从中获得好处，村民下一次就有通过更多如此决策的理由与可能，这样一来，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在村集体经济资源贫乏的村庄也可以得到有效运作，村庄动员能力日渐增强，而村庄秩序日渐获得，在民主与村庄秩序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这构成了一种增强型的动员型村级治理类型。不过，并非所有动员型村级治理制度都具有增强型的特征。若有多次对全村公益十分重要却因为少数村民的反对而不能达成决策的事情发生，就会影响村民对集体合作的信心，少数村民也更加敢于声明个人利益而不顾村庄利益。这样的少数总是存在，在每一件具体的村务中都会存在，这样造成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困境：村庄动员能力下降，村庄日渐失序，在民主与村庄秩序之间形成了负反馈，这构成了减弱型村级治理类型。

对于分配型村级治理而言，因为村集体掌握着丰富的经济资源，其运作特点便与动员型村级治理十分不同。在民主的形式上看，分配型村级治理因为关注的焦点不是从村民那里汲取资源，而是如何合法地使用村集体占有的资源，因此，这种民主更加注重其形式的层面，村务决策一般会有规范的程序，关注程序合法性，决策过程强调少数服从多数，参与决策人应具有合法的参与身份，非正式参与者没有表决的资格等。以村民代表会议为例，在作出重大村务决策时，大多强调参加会议人员的合法身份，要有较为规范的会议记录，参加会议的人员需要签名以示自己对重大村务决策负担责任，倾向于用表决的形式通过决策，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并不如动员型村级治理村庄那么重要，只要是通过合法程序产生的，什么样的人当村民代表关系都不很大。与此相关，村民代表会议在决策村务时，少数反对者的声音往往被大多数人所掩盖，而显得过于弱小，而通过的村务决策在村中即使遇到反对者，也不大会中途改变。从这种意义上说，分配型村级治理是一种多数人决定的民主治理制度，在某些时候，多数人可能过于忽视村中少数派的声音，而构成实质上的多数人专制。

五、结语

以上简略地疏理了民主化村级治理两种类型的不同，这种疏理对于深化村级治理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当前展开实证研究的村级治理来讲，学术界大多忽视了村级治理类型不同所具有的不同意涵，而将动员型村级治理与分配型村级治理混为一谈。一般来讲，在城郊农村和经济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土地的增值，土地集体所有的产权安排，使得村集体往往可以从升值的土地中获益甚多，村集体不仅掌握着大量升值的土地资源，而且掌握着土地征用款的使用权，这些集体拥有的资源，就为分配型村级治理提供了村庄前提。此外，那些村办企业发展较好的富强村庄，也具有分配型村级治理类型所具有的一应特征。从当前这些村集体占有大量经济资源的村庄数量来看，这类村庄的数量无疑只是农村的极少数，10%左右，但从学术界现有实际研究来看，只占少数的分配型村庄却受到了多数学者的关怀，而占中国农村90%的动员型村级治理村庄，却很少受到学者的关注。这显然不是很正常的现象。换句话说，通过民主化村级治理类型区分，可以凸现分配型村级治理和动员型村级治理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及它们所代表村庄的实践意义。

其次，作以上治理类型的区分，有助于让村级治理研究者特别是实证研究者明确自己研究村庄的类型，从而避免以偏概念，防此在提出理论观点，特别是政策建议时，有意无意忽略自己调查的个案背景，而作出一统中国农村自己的研究结论。 再次，以上治理类型的区分，还有助于理解学术界在乡村研究领域的学术和政策争论。当前学术界的一些争论，之所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并且都有实证研究的支持，往往是争论双方缺乏对乡村治理类型的把握，动员型村级治理村庄的调查当然把握不住分配型村级治理制度的特片，反之亦然。

我们以上所作的关于民主化村级治理的两分，是关于村级治理研究的一个初步成果，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相关成果出现。

[1] 参见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45页。

篇10

一、治理视角的村民自治

当前学术界对村民自治的研究，包含着两种十分不同的视角，一种视角主要从民主的方面来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实施的状况及其后果，这种视角关注的焦点问题是村民自治制度作为一种民主制度，在当前村庄社会中的实施状况及其对村民民主意识、民主观念乃至民主技术的训练程度，这种视角的研究是当前学术界村民自治研究的主流；另一种视角是从治理的方面研究村民自治制度实施状况及后果，特别是研究村民自治的实践可能性，其关注的焦点是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的具体过程、运作基础及其主要特征，这种视角的研究近年逐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成为村民自治研究由政策性解释学术研究向政策基础性学术研究过渡的重要标志。 从治理的视角来研究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制度安排就变成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这种制度既不同于传统的村庄自治，也不同于政权意义上的民主制度，用“村民自治”而不是“村自治”这一概念，表达了前一种治理的含义[1]，村民自治是一种社会民主而非政治民主，则表达了后一种治理的含义。

从治理的角度来研究村民自治，正好与村民自治制度的缘起相关。村民自治制度在广西一些山区自发产生的时候，就是为了应对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出现的社会失序现象[2]，自发产生的村委会引起国家的重视，既与当时民主化的语境有关，也与当时农村治理面临的困境有关。而在实践中和《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来看，村民自治在村庄（行政村）秩序保持中可以起到的作用，应是村民自治的核心要义。 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关键即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村庄内生秩序状态，这种状态是通过四种民主办法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来达到的。从治理角度研究村民自治，实质上就是研究以民主的办法来形成村庄内生秩序，这些秩序包括经济的合作（如公共工程建设），抵御上级过度的提取，抗御地痞对村庄的骚扰，以及监督村干部的行为等等，这样，治理视角所关注的问题就是用民主的办法来形成内生村庄秩序时的过程、可能及特征。而正是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状况的不同，造成了用民主的办法来形成村庄秩序时的过程、可能、特征及其侧重点上的不同，这种不同就是我们本文将要重点讨论的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分配型和动员型类型。我们将以村民代表会议的民主决策过程及村民代表能力来展开讨论。

二、民主化村级治理的理论过程

若理想化，民主化村级治理可以划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一个部分是用民主的办法来决策村务，其内容包括选举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召开村民会议表决，以村民代表会议的形式进行村务决策和监督；一个部分是用集中的办法来办理村务，即由村干部这些具体的村民推选出来的人将村民决策的村务办理下去。

展开以上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实质就是形成村务决策和推选出执行这些村务决策的人员，从理想状态来讲，村民可以随时罢免自己选出来的村干部及村民代表，实际上则因为罢免需要成本，就为村干部以及村民代表的行为相对脱离村民意愿提供了可能。村干部及村民代表这种相对脱离村民的状态，必然带来民主化村级治理的第二个部分即用集中的办法来办理村务的后果。相对的脱离既为村干部创造了发挥个人才干的空间，也为村干部提供了谋求私利的机会。

村民代表也是相对脱离于村民的，但一般来讲，村民代表较村干部离村民更近，一是因为村民代表是更小范围村民推选出来的，更重要的是，村民代表并不掌握着村干部一样办理村务的权力，而只是决策和监督村务的权力。因此，也可以将村民代表当作村民的一个部分，而单独将村干部作村务的办理人，即集中的主体。

从村务决策的形成即村民意愿的角度，村级治理面对的首要问题当然是村集体公益的维护，或说如何在村庄范围内获得公益，减少外部性，这种村民意愿的典型是修路架桥和维护治安等具有强烈外部性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在不能依靠外部的国家和村内个人提供的情况下，村集体办理这些事业成为最佳选择，这时候，村民都会有让村集体来兴建这些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的愿望和要求，村民也很容易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的形式形成具体的村务决策。

问题是，虽然每个村民都希望获得公益的好处，但每个村民也会尽可能减少自己为获益所付出的成本。每一项公共工程和每一件公益事业的受益者或受益者的受益程度都是不平衡的，一些人受益很多，一些人受益无多甚至反受其害，这样，虽然村民都期待村中公益，却因为受益不可能均衡，而鲜有在每一件具体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决策中一致同意的情况。少数人服从多数人正是实践中运行的民主制度的规则，大多数村民或村民代表可以作出村务的决策，但村务的办理却难以跨越这些具体村务决策中的少数反对派。

在办理村务时，村干部缺乏制度上和组织上对付反对派的办法，虽然这些反对派只是村中的少数派甚至只是个别村民，这时候，村干部可以调用两种资源，一是村庄舆论压力，一是个人魅力。当反对大多数村民的少数村民在村庄中处处感受到来自乡邻以道德评价为特征的舆论压力时，他们不得不随大流，忍受自己的“苦难”。舆论压力正是传统社会的特征，涂尔干的“机械关联”就是这个意思。当前中国农村因为经受巨大变革，“机械关联”大都解体，村庄舆论压力难以阻止少数人对自身利益的寻求。个人魅力是村干部可以调用的另一种资源。一个善于说理的人往往可以说服那些不能忍受暂时受到利益损害村民去期待不久的利益回报，一个道德高尚的村干部可以让村民提高对利益受损的忍受度，一个社会关系多的村干部可以带来反对者的压力，而一个性情暴燥、身体强健的村干部，则可以构成对反对者的身体威胁。总而言之，在村庄舆论不能对村中少数反对派构成压力时，办理村务的村干部的个人魅力和能力，就成为一种可能的替代手段，现实中这种情况到处可见。

除以上两种办法以外，村集体经济成为村干部可以调用的另一种资源。拥有丰富村集体经济资源的村庄，大多数村民可以不顾少数人的反对而决定资源如何分配与使用，村干部也可以利用村集体资源来建立对村民的奖罚机制，少数村民若反对大多数村民的愿望和决策，他们虽然可以不顾村庄的舆论压力，却不得不考虑经济利益上可能受到的损害，从而不得不照应多数人的愿望。况且村集体经济资源的丰富，使得村干部可以不从村民那里抽取资源，就可以办理好村中公益事业。

麻烦出在村集体经济较少的村庄。较少的村集体经济决定了办理村中公益事业，需要从村民手中抽取资源，所谓“村民事业村民办”这一可以套用在任何具体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上面标语所表达的。而这种提取因为缺乏强制手段（村级民主不是国家民主的一个部分，不具有暴力工具的后盾），而在少数反对派拒绝出钱出力时，村干部无计可施。较少的村集体资源也减少了村干部强制村民顺应村中大多数人意愿或村中公益事业的能力。这样一来，在一些村集体资源较少的村庄，在既缺乏村庄舆论压力，又缺少村庄能人的情况下，村庄中公益事业就可能成为每个村民都期待，但每一件公共工程或公益事业都因为受到少数村民的反对，而办不下去的状况，这种状况会大大损害村民本来可能得到的好处，或为了得到这种好处，而不得不让每个村民花费更大代价（比如集体建供水设施和每户打井）。办理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的村民意愿是不成问题，通过村民大会或代表会议形成村务决策也不成问题，但在办理村务时，村干部却往往面对着无法逾越的少数反对者的反对，最终致使民主化的村级治理效果不佳。

这就是说，从理论上看，决定民主化村级治理状况的关键是村中可能出现的少数反对派能否被说服成为合作者，或直接说被压服。如前所述，这取决于村干部的个人能力，村庄舆论压力以及集体经济资源的多少。

村干部个人能力和村庄舆论与民主化的村级治理的互动关系，我们已分别讨论[3]，本文中，我们重点讨论村集体经济资源对于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影响。

三、集体资源与民主化村级治理的类型

如前所述，村集体经济资源在两个方面深刻地影响着民主化的村级治理，丰富的村集体经济资源增加了村干部说服或压服少数反对派的能力，同时，丰富的村集体资源使得民主化村级治理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经济资源的提取，而是集体资源的分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化村级治理可以依据村集体资源的多少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动员型村级治理和分配型村级治理。

在村集体经济贫乏的村庄，民主化村级治理包括以下两个具体过程，一是相对容易达成的关于村庄秩序的决策，特别是修路架桥等公共工程和维护治安等公益事业的决策。而在这些决策达成以后，村干部就必须说服村中的少数反对派以顺利完成决策。因为村集体经济资源的贫乏，村中举办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所需要的人、财、物资源必须从村民中提取出来，这个从村民中提取人财物资源的过程，往往是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能否办成的关键，若村中有少数村民拒绝这种人财物的提取，村干部缺乏对这些村民的强制手段，而只要村中有少数人可以拒绝这种提取，村中的其他村民必然起而效仿。一件于所有村民有益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因为村干部无法说服少数反对者而最终流产，这种一再流产的好事，反过来会打击村民对村集体的信心和合作办理公益事业的信心，村民不再指望有公共的集体利益，而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代价去追求自我的秩序。

村民不会满足于每个人自己为政的状况，而会越来越感受到集体合作的好处。河上架桥方便了每个村民的出行，泥泞的小路为每个村民带来了麻烦，治安不良则造成了每个村民的不安全感。而因为公共工程等事业的外部性，没有哪一个单个的村民有能力提供这些每个村民都需要的秩序，村民怀念起人民公社时期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来，村庄秩序成为村民的追求目标。村庄公共秩序受到的破坏越严重，村民对公共工程的需要就越强烈，就会有越多的村庄公共舆论要求村干部为村民办些实事，会有越多的村民愿意为获得村庄公共秩序而牺牲一些个人暂时的利益，会有越多的对少数反对派的压力，这种情况下，村庄中若有强人出来担任村干部，他便可以借助这种舆论上的强势，以自己的说理能力或身体暴力来说服或压服村中少数反对派，村中公共工程最终建得越来越多，村庄秩序反过来以远远超过村民个人付出的程度回报每个村民，这个强人村干部因此威信更高，为村民提供公共秩序的能力更强，他达成了村集体经济贫乏村庄中汲取村中经济资源以维持村庄秩序这一村庄自治的目标。

村庄自治不同于村民自治，以强人治村为特色的村庄自治，容易出现两个引起村民不满的问题，一是强人治村时，他选择的治理目标可能会过于脱离村民愿望的实际，这种对实际的脱离，既可以包括上级安排下来的超出村庄实际需要的种种达标升级活动，也可以包括他因为个人眼界的局限乃至私利考虑而决定下来的公共工程目标。二是强人治村容易出现权力的滥用，尤其是在办理公共工程等公益事业中，为自己谋取私利，最终导致好的公共工程目标成为村民支出的恶梦，村民手中的资源是提取上去了，公共工程却遥遥无期。村民因此而失望和愤怒。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办法，正是要解决以上村庄自治中可能存在的弱点。一方面，民主化的村级治理通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形式达成公共工程的决策，这就从理论上排除了村庄公共工程脱离村民意愿实际的可能。而在村干部办理公共工程的过程中，村民不仅有通过村民代表会议等形式监督村干部的制度，而且村民理论上可以通过选举或罢免村干部来约束村干部的不良行为。正是通过以上两个过程，民主化村级治理为村集体经济资源贫乏村庄的村民提供了获得村庄秩序的信心、渠道和能力，村民因此有更多筹办公共工程的积极性，村干部也因此有更多举办公共工程的雄心和能力。

换句话说，在村集体经济资源贫乏村庄，村级治理或村庄公共秩序获得的关键，是村干部提取经济资源的能力，民主化村级治理因为解决了强人治村中容易引起村民不满的因素，而提高了村民对公共工程的信心和支持力度，从而提高了村干部在办理村庄公共工程时说服少数反对者和动员村庄资源的能力。显然，集体经济资源贫乏村庄的民主化村级治理的核心，正是这种村庄资源动员能力的提高，因此，可以将这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称之为动员型村级治理。

与集体经济资源贫乏村不同，掌握着大量村集体经济资源村庄的治理，因为拥有大量可供支配的经济资源，而具有很强的提供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的能力，村庄秩序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成问题的。但这并不是说掌握有大量集体资源村庄的秩序不会遇到挑战，这种挑战同样来自于村中的少数反对派。

既然掌握有大量经济资源，村干部便有使用这些经济资源的理由，而正是村集体经济资源的使用上面，不受监督的村干部可能会谋取自己的私人好处，集体资源越多，村干部谋取私人好处的危险性就越大。他们名义上是在建一座桥，但事实上这种桥只是方便了村中少数人的出行，而大多数村民获益不多，甚至他们建桥之初，就是为了将工程承包到自己亲友，以捞取个人好处。这样，在拥有大量集体经济资源的村庄，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可以监督村干部的不良行为，防止村干部滥用村集体资源。不通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批准的决策，是违反制度的决策，作出违反制度决策的村干部，不仅可能受到村民的责难，而且在决策出现失误引起争执时，村干部要承担程序不合法的责任。

因此，集体资源丰富村庄的村干部们也乐于召开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来讨论如何使用村集体的资源。这时的村干部在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时，他们完全不同于集体经济贫乏村庄村干部召集村民开会以提高对村庄资源动员能力的动机，他们更多的是需要一个名义上合法的程序，这样在使用村集体经济的资源时，可以减少责任的承担。这种民主化的村级治理，便构成一种分配型的村级治理。

四、动员型村级治理与分配型村级治理的比较

如上所述，因为村庄集体经济资源的不同，带来村级治理具体过程和功能重点的不同，这种不同构成了动员型和分配型这样两种类型的民主化村级治理机制。通过比较，可以增加对民主化村级治理类型区分的认识。

对于动员型村级治理而言，既然村集体经济资源贫乏，村集体举办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就需要从每个个体村民手中汲取人财物资源，在村级民主缺乏暴力强制的情况下，村干部缺乏强制提取村民资源的能力，他们便可以通过村民代表会议这种形式来讨论村务，通过村民大会的形式来动员村民，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和与村庄精英人物的个人关系来寻求村中的诸种支持。从民主的形式来看，动员型村级治理关注的焦点不是规范的民主形式，而是这种民主办法是否真正具有动员村民的能力，或者说动员型的民主化村级治理，更侧重于实质民主的层面，若村中有若干具有权威影响的精英人物，村干部将这些精英人物请过来开一个并不规范的村民议事会，这个议事会即可以作出一个有助于建设村庄公共工程和提高村干部工作能力的决策，这个决策可以减少村干部在办理具体村务中受到反对的阻力，反过来，既然民主化村级治理侧重于实质民主的方面，有些时候，通过规范的民主形式比如召开村民大会或由村民选举的村民代表作出的决策，虽然具有多数人通过的结果，少数反对者却并不一定认可这个决策，他们具有足够让这个大多数人通过的决策搁置下来的能力，他们拒绝为诸如公共工程建设和公益事业投资提供他们应该分摊的份额。他们拒绝分摊，便足以造成动员型村级治理的困境，这就引出动员型村级治理的第二个特点，即其民主更多强调一致通过而不是少数服从多数，重大的村务决策多是妥协的结果，而不是表决的结果，举凡表决，大都不会有好的治理效果。从这种意义上讲，动员型村级治理是一种少数人决定的民主治理制度，以村民代表会议决策重大村务的过程为例，动员型村级治理一般较少采取表决的形式来通过决策，而较多充分讨论以达成妥协，参加村民代表会议的人员不仅有正式选举出来的村民代表，而且有受邀请而来的与决策村务有关的各方面头面人物。

若在村民代表会议的讨论中遇到坚定的反对者，哪怕这些反对者只是极少数，且其反对的理由并不充分，这些极少数的反对派也往往有能力使村务决策半途而废。这就构成了动员型村级治理中的少数人决定的后果。不仅如此，动员型村级治理中的村民代表会议作出的决策，还需要村民代表具有代表能力，即村民代表有足够影响村民接受决策的能力，若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或代表性不够，村民代表会议通过的村务决策，同样会在村干部具体办理村务时，受到少数村民的反对，这种反对也有致使通过的村务决策流产的可能。

在动员型村级治理中，若有一次诸如公共工程建设的决策被一致通过且顺利实施，村民可以从中获得好处，村民下一次就有通过更多如此决策的理由与可能，这样一来，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制度在村集体经济资源贫乏的村庄也可以得到有效运作，村庄动员能力日渐增强，而村庄秩序日渐获得，在民主与村庄秩序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这构成了一种增强型的动员型村级治理类型。不过，并非所有动员型村级治理制度都具有增强型的特征。若有多次对全村公益十分重要却因为少数村民的反对而不能达成决策的事情发生，就会影响村民对集体合作的信心，少数村民也更加敢于声明个人利益而不顾村庄利益。这样的少数总是存在，在每一件具体的村务中都会存在，这样造成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困境：村庄动员能力下降，村庄日渐失序，在民主与村庄秩序之间形成了负反馈，这构成了减弱型村级治理类型。

对于分配型村级治理而言，因为村集体掌握着丰富的经济资源，其运作特点便与动员型村级治理十分不同。在民主的形式上看，分配型村级治理因为关注的焦点不是从村民那里汲取资源，而是如何合法地使用村集体占有的资源，因此，这种民主更加注重其形式的层面，村务决策一般会有规范的程序，关注程序合法性，决策过程强调少数服从多数，参与决策人应具有合法的参与身份，非正式参与者没有表决的资格等。以村民代表会议为例，在作出重大村务决策时，大多强调参加会议人员的合法身份，要有较为规范的会议记录，参加会议的人员需要签名以示自己对重大村务决策负担责任，倾向于用表决的形式通过决策，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并不如动员型村级治理村庄那么重要，只要是通过合法程序产生的，什么样的人当村民代表关系都不很大。与此相关，村民代表会议在决策村务时，少数反对者的声音往往被大多数人所掩盖，而显得过于弱小，而通过的村务决策在村中即使遇到反对者，也不大会中途改变。从这种意义上说，分配型村级治理是一种多数人决定的民主治理制度，在某些时候，多数人可能过于忽视村中少数派的声音，而构成实质上的多数人专制。

五、结语

以上简略地疏理了民主化村级治理两种类型的不同，这种疏理对于深化村级治理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当前展开实证研究的村级治理来讲，学术界大多忽视了村级治理类型不同所具有的不同意涵，而将动员型村级治理与分配型村级治理混为一谈。一般来讲，在城郊农村和经济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土地的增值，土地集体所有的产权安排，使得村集体往往可以从升值的土地中获益甚多，村集体不仅掌握着大量升值的土地资源，而且掌握着土地征用款的使用权，这些集体拥有的资源，就为分配型村级治理提供了村庄前提。此外，那些村办企业发展较好的富强村庄，也具有分配型村级治理类型所具有的一应特征。从当前这些村集体占有大量经济资源的村庄数量来看，这类村庄的数量无疑只是农村的极少数，10%左右，但从学术界现有实际研究来看，只占少数的分配型村庄却受到了多数学者的关怀，而占中国农村90%的动员型村级治理村庄，却很少受到学者的关注。这显然不是很正常的现象。换句话说，通过民主化村级治理类型区分，可以凸现分配型村级治理和动员型村级治理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及它们所代表村庄的实践意义。

其次，作以上治理类型的区分，有助于让村级治理研究者特别是实证研究者明确自己研究村庄的类型，从而避免以偏概念，防此在提出理论观点，特别是政策建议时，有意无意忽略自己调查的个案背景，而作出一统中国农村自己的研究结论。 再次，以上治理类型的区分，还有助于理解学术界在乡村研究领域的学术和政策争论。当前学术界的一些争论，之所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并且都有实证研究的支持，往往是争论双方缺乏对乡村治理类型的把握，动员型村级治理村庄的调查当然把握不住分配型村级治理制度的特片，反之亦然。

我们以上所作的关于民主化村级治理的两分，是关于村级治理研究的一个初步成果，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相关成果出现。

[1] 参见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