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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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

篇1

关于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指出自然经济是封建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一理论原则一直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所尊奉。人们对什么是自然经济什么是商品经济似乎也没有深究。但中国战国以后商业较发达，各类市场较活跃，是明显的事实。这岂非与上述理论原则相左？新时期经济史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多的探讨，提出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依其解决问题的不同思路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种是试图对原来的理论原则进行修正，认为封建经济不一定都是自然经济。代表人是经君健。他把自然经济解释为使用价值的自给自足，并根据马克思对西欧中世纪庄园的论述，提出“自然经济平衡律”，即一个单位内生产品和消费品品种和数量的一致，是为自然经济的前提。中国地主制经济下无论地主经济或农民经济，都存在使用价值形态收入的单一性和需求的多样性的矛盾，不能满足“自然经济平衡律”的要求，而必须与外单位进行商品交换。他的结论是中国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实际上是把地主制经济纳入商品经济的范畴。[1]

这与上述赵冈关于中国战国以后已有市场经济的观点有某种相似之处，但前者认为当时的商品经济尚处于简单商品经济阶段，是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后者否认战国以后社会封建地主制的性质。在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有人主张战国以后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七十年代末傅筑夫提出“变态封建制”说，认为战国西汉商品货币经济的突出发展已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把各地区联结成一个整体，形成“国民经济体系”。这样看来，傅氏实际上把封建地主制经济看作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故有人认为从中可以看到商业资本主义说的影子。但傅氏自己撰文否定这种说法，认为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仍属自然经济。……

第二种，是对自然经济作比较宽泛的理解，承认地主制经济仍属自然经济范畴，但可包容较多的商品经济成分。其中又有各种不同的侧重和表述。吴承明对“自然经济”作了“引申”，把农民家庭的自给性生产、为剥削者直接消费的生产、在地方小市场上的余缺调剂性的交换，广而言之，凡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和交换，都包括在自然经济的范畴中。在此思路指导下，他算出前粮食商品率为10%上下，未脱离自然经济范畴。他又指出，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都谈到历史上市场体制转变的时期，只有这个转变完成了，才能称之为市场经济。中国十六世纪已有市场转变的端倪，但起伏跌宕，至民国尚未完成转变，或不能把中国历史上的商业繁荣等同于市场经济。[2] 李根蟠指出自然经济有不同的历史类型，并非西欧庄园经济的单一模式。中国地主制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的自然经济”，其中包含了商品生产的成分，流通已成为物质资料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但仍未控制整个流通过程，价值规律作用有限，商品生产仍以自给生产为基础和依托，仍受制于自然经济的原则和机制。这是自然经济中的一种类型，而不是意味着自然经济的解体[3] 。林甘泉认为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自给性生产，而不是“自给自足”。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虽包含一些商品经济成分但对各类经济单位的分析表明，它在总体上仍属自然经济范畴。[4] 方行认为我国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从总体看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5] 。信从这种观点的学者不乏其人。持这类主张的学者，都认为封建地主制的形成发展以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为前提，都重视对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研究。如李埏把地主阶级和地主制的形成看作商品经济冲毁了古老村社制的结果他认为封建地主制时代商品经济经历了战国汉初和宋这两个高峰而?i?i高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因素[6] 。

第三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属“伪商品经济”，自然经济其实很强固。这以秦晖为代表。在他看来，自然经济与其说是“自给自足”经济，勿宁说是不自由的“自然人”经济，就运行机制而言，则是“命令经济”。中国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实际上不受或很少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和调节，而只受或主要受人身依附关系中权力意志的支配与调节，这就是“伪商品经济”。总的说，我国封建社会决不是商品经济发达早于或兴盛于西欧，而是相反，自然经济、包括“命令经济”及披着商业外衣的变种比西欧中世纪典型时期顽固得多[7] 。

秦氏的观点未必能为学界所普遍接受，但中国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政治权力严重地干预以至遏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有所分析。例如郭正忠通过对唐宋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专卖对茶商资本的遏制的分析指出，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类似“市场经济”的某些因素只是在自由通商政策下出现，但这是局部的、短期的、表象的、偶然的。而基于专制政体强大和民间私有权发展不充分的专卖政策的推行则是全局的、本质的、绝对的。它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色，而使市场经济体系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8] 。

关于传统市场

与对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自然经济的不同认识相联系，人们对中国传统市场性质、特点和发展程度也有不同的估计。

吴承明考察了中国封建社会各级市场的基础和内涵，提出了自己的市场史理论。他指出，经典作家以分工为市场的前提，质之历史，却不尽然。如地方小市场，即?村集市，是小生产者之间的品种调剂和余缺调剂，属自然经济范畴的交换；城市市场是贵族地主以其剥削收入换取消费品，是农村农副产品流入城市的“单向贸易”；区域市场则可视为自然经济的延伸，真正有意义的是跨地区的长途贩运，但宋以前主要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的贸易，仍然不是基于社会分工之上的市场。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市场基础的分工，实际上是指“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分工”。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有多大市场，只要没有专业户，即没有生产交换价值的分工，就不算本来意义上的商品经济。他又指出，总的来说是生产决定经济，但不能低估交换的作用，交换的积累也能引起分工和专业化，市场理论应建立在生产和交换这两极上。根据这一理论，吴承明指出中国明中叶以后长途贩运贸易才转以民生日用品为主，即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地区生产分工基础上。但直到前，我国国内市场仍然是一种以粮食为基础以布和盐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结构[9] 。关于中国国内统一市场何时形成，学术界有西汉说、唐宋说、明清说等不同认识，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这种市场直到近代尚未形成。论者多着重商品流通自身规模，而吴承明则从生产的社会分工和与此相联系的长途贩运的内容进行考察，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吴氏这一理论颇有影响，如包伟民即以这一理论分析宋代的粮食贸易和区域市场。方行在这基础上以明清为例分析了中国传统市场的基本特征，指出传统市场是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市场；封建社会发达的商品市场是一种以民生日用品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模式；要素市场，包括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也有某种程度的发育；农业中的土地劳力等资源的配置并不取决于市场，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其作用大小视不同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而异[10] 。

有些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如经君健不同意把地方小市场的交换归入自然经济范畴。他认为地方小市场是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经济细胞（地主经济、佃农经济、自耕农经济）的生存需要（解决小生产产品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矛盾）所产生的，个体小农在市场上以小商品生产者身份出现，生产关系性质、生产目的性以及购买者目的性均不能改变商品交换的性质。地方小市场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区域市场、区域间经济联系及城镇商业形成不可分割的体系，这是以自然经济为基本经济单位的西欧看不到的现象[11] 。

对中国传统市场发展的一些具体问题，认识也有歧异。如农村集市，许多学者追溯到唐宋或南朝的“草市”，也有学者提出，战国时代已存在农村集市[12] 。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育程度，有的认为它虽有从地方小市场向初级市场转化的趋势，但基本上仍是在狭小范围内彼此独立的一种市场；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已经转化为初级市场，成为整个市场网络的一部分。还有的学者把以市镇贸易和墟集贸易为主体的农村市场划分为保障供给市场、商品集散市场和多功能全面发展市场等不同层次（类型）[13] 。

对宋以后特别是明清兴起的市镇，学者多强调它在促进城乡、工农业交流、乡村城市化和培育资本主义萌芽的作用。赵冈则认为是人口快速增加、人地比例变化、人均占有粮食数和余粮率下降所导致的城市人口向农村靠拢的?果是城市化的非正常道路[14] 。

注释

[1] 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的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2]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市场·近代化·经济史理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3] 李根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封建地主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4] 林甘泉：《秦汉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

[5] 方行：《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6] 李埏：《经济史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探索1988年第3期。

[7] 秦晖：《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8] 郭正忠：《从飞钱预购到纳榷请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9]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市场·近代化·经济史理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10] 方行：《中国传统市场的特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1] 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的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12] 李根蟠：从《管子》看小农经济与传统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三世界国家期。

篇2

一

首先从自然经济说起。

什么是自然经济，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人们对它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表述。是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所反映的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出发，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出发，来考察自然经济的。凡生产是直接用于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换的经济，不论它在人类历史上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可以认为它是自然经济。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就是这种经济的本质特征。我国学术界通行的这种理解和表述，体现着自然经济一般。

自然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曾经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存在。在这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自然经济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质变。探讨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讨这个经济范畴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

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封建地主、个体农民以至个体手工业者，都经营有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如在中国，封建国家经营有满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业，封建地主经营有“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以赡衣食”的自给性生产等等。然而个体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农民家庭是社会基本生产单位，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都集中通过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而表现出来。

当时的社会经济中，自然经济已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而存在。从农民来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足以把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结合于家庭内部。农民为了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就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他们既从事农业，又从事手工业，并形成通常所说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日益多样化。由家庭经营和个体劳动所局限，任何一个农民家庭都不可能满足自己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小农的这种特点，就迫使他们卷入市场交换，从事商品性生产，与其他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产品，取得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持续自己的生产，维持一家的温饱。生产使用价值的自给性生产，与生产交换价值的商品性生产，就相辅相成地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也就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

当时，自然经济又与封建剥削制度相联系。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通过缴纳封建赋税或封建地租，养活封建主阶级。缴纳封建租赋，是农民获得小块土地进行生产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必须把封建租赋同自己直接消费的产品一样，摆在自给性生产范围之内，当作使用价值生产出来。自然经济成为农民既为自己消费需要，又为封建地主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就体现着自然经济与封建经济的本质联系。

尽管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但是，由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整个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封建国家、封建地主和手工业者所经营的自给性生产所不可比拟的巨大规模，自然经济就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存在于封建社会之中。

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存在的条件下，自然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仍然会同其他任何经济形式一样，具有体现自己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我曾经在《论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1]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会中，由于自然条件和农民自身生产条件的差异，农民启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程度，是会各不相同的。在整个小农经济中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商品生产结构。这个结构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也就是自给性生产的多层次结构，即农民自然经济保持程度的多层次结构，其具体构成如下。

第一，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绝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产品投入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这里所说的总产品，是指农民所生产的包括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其他副业产品在内的全部产品。自用有余的产品，可能是属于其中的这种或那种产品。

这种农民的生产，不但自给性生产占有显然的优势，而且其出售的产品，本来是为了自用而生产的，即不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换，才具有商品的性质。这是一种具有自然经济痕迹的、在流通领域里形成的商品，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

这种农民少量产品的出售，只能补偿少量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不可能更新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还是自己生产的，即经济条件的“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2]。尽管已经有了商品交换，但生产循环仍然是一种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马克思把这种农民直接消费其产品的绝大部分，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的生产，叫做“真正的自然经济”[3]。

第二，半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同时又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换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前期，这部分商品还会包括一些是自然生产物的土特产品和奢侈品。尽管它们的再生产过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实现的，但一经由“任土作贡”的方物，转化为商人贩运贸易的商品，农民的狩猎，采集、捕捞等活动，也就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这种农民出售的产品，都是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这是他们与上广种农民的区别所在。

这种农民已经有了部分商品性生产，他们的生产也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生产分工的体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给性生产比重大，商品性生产比重小，其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的部分，并没有超过自己生产的部分。因此，从整体来看，这种农民的生产，还基本上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恩格斯说，这是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4]。

第三，交换型生产。这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些农民，其总产品除了缴纳封建租赋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费，大部分用于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用品。他们从事商品生产，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是一种在交换价值形式下的使用价值生产，还没有脱离自给的内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为买而卖”。由于商品性生产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给性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这类农民已成为或基本上成为小商品生产者。

交换型生产的另一类是，农民商品性生产的比重更大，自给性生产比重更小，甚至已无足轻重。他们从事商品生产，已不仅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润，即交换价值增值，以发财致富。其商品流通是“为卖而买”。这种农民已属于从小商品生产者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过渡形态。

上述这四种类型的生产，以具有部分质的差异相区别，存在于整个封建社会阶段。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任何事物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有量的规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着多种运动形态和多种矛盾的统一体，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质。在这种情况下，事物的性质就是由其主要的质所规定的。当其次要的质的量变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界限，它仍然会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质，而不会转化为另一事物。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因此，它们就应当属于或基本属于自然经济范畴，成为封建社会中体现自然经济关系，即自给自足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是自然经济单位在封建社会

中存在的具体形式。

自给自足是对自然经济本质的一种通俗概括。现象总是以丰富多变的形式表现本质，特别是在事物具有多种质的条件下，现象与本质之间更会出现差别和矛盾。所以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会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对地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在事物质变和量变错综复杂的运动过程中，如果不区分主要的质和次要的质，如果不把握住决定事物性质的数量界限，而是机械地把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作为衡量小农家庭是否是自然经济的绝对尺度，必将导致对自然经济过多过早的否定，这无疑是不适当的。

封建社会的农民，已是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并具有自有经济和一定独立性的生产者，他们比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生产者，具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具有更优越的生产条件，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封建社会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相比较，生产者产品自给的品种、数量和质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综上所述，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以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的小生产方式为生产条件，这就是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它体现着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

二

在封建社会中，自然经济具有强大的地位。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会逐渐削弱，并随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会最终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代替。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和封建主都经营有使用徭役劳动、奴婢劳动或雇佣劳动的商品生产，还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生产，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农业和手工业中，以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因此，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可以说主要是小商品经济。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有两个重要关键：（1）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2）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5]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主要是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过程。这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封建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作为一切生产首要条件的粮食生产，还不能在农民满足自己消费之后，有更多的剩余，从而为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手工业的人，为从事食物生产的农民和从事原料生产的农民，提供实行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给型农户这时就必然占有大多数，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还只是居于少数。

这时在市场上，特别是在农村市场上交换的产品，既有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和手工业者商品性生产的产品，又有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这时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已不是偶然的、间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断反复出现的剩余品。广大自给型农户把这种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使它在整个市场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经说过，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不是基于社会分工而生产的。生产的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因此，这时的商品经济还不具有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欧洲的封建社会就有过这样的阶段，马克思说过，“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6]，（马克思所说的中世纪，一般是指欧洲的9-14世纪）在中国，《孟子》所说的，农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纷纷然与百工交易”的阶段，是否属于这样的时期，有待于经济史学者的考证。

尽管剩余品的生产还不是交换价值的生产，但是，农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种以流通、以设定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趋势”[7]，经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且促使它们朝着交换价值生产的方向发展，推动自给型农户逐渐转化为半自给型农户和交换型农户，从而使整个市场逐步从以使用价值生产为基础，转向以交换价值生产为基础。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趋势。

半自给型农户由于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它们的生产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之中。在封建社会的某一个阶段中，如果半自给型农户在整个农户中占有多数，它们投入交换的商品，在整个市场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这时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的基础，也就是交换价值生产的基础，就会进一步完备。

在封建社会中，各种生产力因素经过长期积累，会出现一系列发展变化。劳动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加，扩大了农业的生产规模；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系列化，提高了农业劳动的效率；水利设施、陆路和水路交通的发展，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劳动条件；自然资源的开发，丰富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耕作技术和生产经验的积累，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到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会加快自己的发展步伐，为商品生产的发展，提供比较充分的农业基础。

在上述条件之下，商品生产就会得到较快的发展。通过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逐渐向交换型农户转化，会出现大量主要生产粮食和其他食物的农民，主要生产原料作物的农民，和“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8]的农民。通过农民家庭手工业以一定规模与农业分离，会使许多农民转化为手工业者，并逐渐形成从事各种原料加工的独立手工业部门。

这种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不同，他们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产品，必须在市场上补偿他们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产要素，甚至包括种子和口粮。他们的生产已经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之上，成为“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也就是，以产品的出售，以产品转化为货币和再由货币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要素为媒介的再生产。”[9]他们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就具有质的差异。

封建社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赋之外，还能“生产出一个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余额”[10]，也就是在封建租赋以外的剩余产品。这是一个变量，在封建租赋既定的条件下，就决定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成果的大小。交换型农户和独立手工业者是最有能力生产这种剩余产品的个体生产者。这种剩余产品都是要投入交换的，因此，这种农民和手工业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个体生产者。

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如果不从事自给性生产，“生产专业化即社会分工的完成”[11]，他们就已经成为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列宁在讨论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时候，就是以这种小商品生产者为准绳的。他说，“单独的个别的生产者专门从事一种生产部门的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必备条件”[12]。这种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确实是存在的，如城市独立手工业者。列宁在此加以强调，是理论彻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13]，在封建社会的实际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刚在发展的时候，大量出现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而是不完全脱离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即具有一定程度专业分工的小商品生产者。

出现这种情况，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在封建社会中，最大量的是生产粮食的农民。他们的商品性生产不论如何发展，也不会脱离粮食的自给性生产，这是毫无疑义的。

农民的商品性生产从一开始出现，就“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萌芽”[14]。在交换型农户中，商品性生产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场条件发生变动，它的产品的价值不能实现，其生产和生活就会出现危机。保留一定的自给性生产，特别是粮食的自给性生产，就可以缓解危机，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论是生产原料的交换型农户，还是生产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粮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给性生产。

特别值得提出的农村手工业者。

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农业生产和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的需求增多，会引起农村手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西方学者把西欧各国出现的这种发展叫做前工业化阶段。这种农村手工业产品的销售对象，主要不是封建剥削者，而主要是广大劳动群众，就必然要求成本低，价格廉，生产就必须接近原料产地。这种大众化的产品，质量不必精细，生产技术容易掌握，因之这种手工业必然首先从农村中发展起来。农民从农业转向手工业只能是逐步进行的，在这个转轨过程中，必然有许多农民保持着一定的粮食和原料作物的生产。就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基于上述应付市场变动的原因，农村手工业者也会自然地保有一定粮食或者原料的自给性生产。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农业生产力的不够发展，没有充足的稳定的粮食供应，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也无法切断自己的自然经济脐带。

这种保留有一定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户，同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一样，都已属于商品经济范畴，都同样是封建社会中体现商品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与属于自然经济范畴的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是不相同的。所以马克思把“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的农民，叫做“新的小农阶级”[15]。根据这一原则，那些生产粮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也同样可以视为新的小农阶级。

自然经济既是历史范畴，又是地域范畴。在封建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自然经济不会在全国各个地区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经济也不会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发展。它们的发展变化，同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一样，总是在不平衡的运动中实现的。各个地区由于气候、交通、土壤和资源等自然条件的差异，经过人们长期开发，又会出现社会分工发展程度的差异，即出现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从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经济强大、比较强大和比较薄弱的各类地区，也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比较发达和发达的各类地区。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中，还会形成具有不同专业分工的地区，有的是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自给性生产，成为粮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专业性生产地区；或者是手工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成为手工业品专业生产地区。因此，在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由于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的大量出现，由于各种专业分工地区的形成，商品经济就会具有更为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总之，任何封建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都会通过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通过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着不同的自然经济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经济水平。在任何一个封建国家中，我们都不可能获得各种类型农户比例配置的数据，也不可能获得自给性生产产值和商品性生产产值的精确数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推断，在封建社会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自给性生产具有强大的地位，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品性生产的产值则可能大于自给性生产的产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以至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无论多么发展，也不会导致自然经济的消失。这种历史连续性甚至可以延至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的时代。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的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许多雇佣工人或者是自己拥有土地和菜园，或者是通过租佃拥有土地和菜园，以从事自给性生产。他们的这种“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曾经是保证工人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的基础”[16]。

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终封建社会之世，自然经济还会始终存在，商品经济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发展。这都有待于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7]。因为“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18]这是马克思总结西欧历史发展所得到的结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相对纯粹的自然经济，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在对立统一中消长，然后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纯粹的商品经济，这正是历史辩证法的生动体现。

三

商品经济同自然经济一样，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以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其性质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也会出现阶断性的部分质变。

在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由各种类型农户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经济，既会具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发展水平，又会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经济痕迹，因而呈现出部分质的差异。试以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作点粗略比较。

首先，从农村市场看。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农民生产的自给性水平还很高，农民和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种生产者自用有余产品余缺调剂的交换，那种生产者必要产品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时品种调剂的交换，会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这两种交换都具有使用价值生产的自然经济痕迹。因之，农村市场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假手于商人的情况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场交易量要分散在广大农村，市场因之是狭小的，一般不能摆脱小范围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广大农村形成以墟集贸易为主体，以市镇贸易为补充的“地方小市场的网”。[19]这种农村市场一般只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对于农民来说，就是能满足他们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销售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的需要。

通过商品交换，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不但是个体农民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一定地区，如一县一州，必需有自己的产品，能与其他地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这就会形成一定的地区间的贩运贸易。因此，某些农村市镇，特别是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市镇，除了具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之外，又会具有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使它成为农村外销商品贩运贸易的起点，农村输入商品贩运贸易的终点。在这种农村市场上，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互通有无的直接交换就会缩小，而以商人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会扩大。

到封建社会后期，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大体还会保持封建社会前期农村市场的那种状况。但在其他地区，由于粮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业品的商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村市场就会发生变化。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前期，商业资本主要是以自己的运动，使农民的产品发展为商品；在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却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农民和手工业者已无法自己在当地销售全部产品，也无法互相提供足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只能要求商业资本为他们的产品实现价值，并为他们的再生产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补偿。因之，这里的农村市场已由主要是生产者之间的直接交换，转变为主要以商人为媒介的交换。并且会突破地方小市场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业市镇和手工业市镇，建立起长途运转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区以至跨越国界的市场网络。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还会在生活资料市场之外，形成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在生产分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雇工市场；在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借贷增多的基础上，从传统的高利贷资本中出现金融市

场，从而构成以商品市场为主体的农村市场体系[20]。这种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证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的、以市镇贸易为主体、以墟集贸易为补充的农村市场，就为农民扩大再生产、发展商品生产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但是，生产者之间余缺调剂、品种调剂的交换仍然会存在，甚至会有一个较大的绝对值。只是在商品成交总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缩小了。

其次，从贩运贸易看。在封建社会中，通常存在着从农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剥削阶级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费的，以农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为主要内容的贩运贸易。同时，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需求的多样性，他们也必需与外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互通有无，也会形成一定规模的贩运贸易。因此，贩运贸易就成为当时的重要商业活动。

在封建社会前期，贩运贸易的商品，除了手工业者的产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所提供的。它们每家每户投入交换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万户的投入，也会成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可以形成繁荣的贩运贸易。它们出售一些农产品或者家庭手工业品，虽然标志着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分解，但它们还主要从事农业，它们的手工业和其他副业还从属于农业，基本上没有专业分工。没有生产的专业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区分工。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和由它所带来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这种地区的贩运贸易，更多地是建立在这种具有自然分工性质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比如粮食这种重要的贩运贸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丰歉，或籴之使来，或粜之使去”的地区间丰歉调剂市场。这种地区间籴来粜出的市场，就不是由地区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经济正是这样的贩运贸易中保留着自己的痕迹。

在封建社会后期，农产品和农村手工业品流向城市的贩运贸易，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地区间特别是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与手工业品产区之间的贩运贸易，会有明显的发展。如果说，前者是地区间的一种纵向联系，后者则是地区间的一种横向联系。前者主要是体现农民、手工业者和封建剥削阶级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资料，后者则主要体现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说明它已大体是建立在一定的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和手工业品产区之间出现大规模、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重要发展。

再次，从城市市场看，在封建社会中，城市市场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从、军队等以自己的收入，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他们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赋的转化形态，即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剩余产品。数量巨大的剩余产品集中在数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换，就会出现繁荣的城市市场。封建赋税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实物形式。它们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使用价值生产出来的，只是因为投入交换才成为商品。这种商品可以说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没有商品的生产方式。这就使城市市场既建立在交换价值生产之上，又建立在使用价值生产之上。因之城市市场并不具备完全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也就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经济。尽管实物租赋会逐渐向货币租赋转化，使城市市场的商品生产的基础有所发展，但这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商品生产基础的不够完全，是封建社会城市市场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城乡商品生产不够发展，城乡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就不够发达。尽管城市中有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但其产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费，并不流向农村，与农民的产品相交换。因此，城市市场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投入市场的封建租赋价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场保有较多的自然经济痕迹。

到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地区间贩运贸易的发展，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具有贩运贸易的中转市场，或者形成新的中转贸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业在发展中逐渐向城市转移，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手工业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业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随着城市经济功能的发展，在这些城市市场的商品成交总量中，封建剥削者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会缩小。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商品交换所形成交易量（包括体现在贩运贸易中中转的部分），其比重必然会扩大，后者甚至可以超过前者。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无疑已大大下降。当然，封建租赋投入这种城市市场还会有一定的数量，加以还会有许多消费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总之，在城市市场，以至在整个国内市场上，封建租赋所形成的市场交易量，在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是会各不相同的。它在整个市场交易中所占比重较大，市场促进生产和分解自然经济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各个时期的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许多经济现象总是交错地存在，难以划一。上述分析只是一种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相比较，已具有不同的生产基础，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场结构），不同的流通规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结构），不同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形成，不但会为本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而且会通过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扩大和深化社会分工，推动其他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生发展提供历史前提。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正是通过这种不同层次的发展，即部分质的变化，逐步排除自然经济的制约和痕迹，逐步趋向完善。

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表明，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以怎样的广度和深度相结合，会反映出自然经济历史地位变化的阶段性，会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也会反映出封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生产对于任何社会经济都具有基础的作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都是基于其生产基础的具体变动而来，考察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及其历史地位，考察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及其发展水平，首先应当对它们生产基础的发展变化，作出正确的估量。不论在什么生产基础上生产出来的商品，一经在市场上出现，都不会改变它作为商品的性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对它们不同的生产基础作具体的分析。否则，就容易夸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把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同等起来，把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与不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等同起来，从而模糊对自然经济历史地位的认识。这就不能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研究中，更好地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四

商品经济所以能适应生产力的不同发展水平，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产生的基础是社会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分工的发展又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既是封建经济（包括领主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封建经济又可以容纳小商品经济有较高程度的发展，甚至可以容纳以工场手工业为代表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之，在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领主制下，在统一的封建国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国家中，还会得到更多的发展。

广大农民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把市场机制引入千家万户的生产领域，扩大价值规律发生作

用的范围，推动他们改善工具，提高技术，较好地发挥人力、物力和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这对于发挥各个地区自然条件的优势，扩大农业基础，调整农业结构，增加社会积累，都会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不但农民商品经济的个体比自然经济的个体，具有较高的发展生产的活力和能量，也会使整个社会经济含有市场机制，可以较灵活地较有效率地进行，从而有利于满足消费，促进生产，加强地区间、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封建大国说来，也会为封建国家处理集中的政治与分散的经济的矛盾，为征收赋税、加强国民经济管理，提供有利的条件。在封建社会中，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有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有社会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总之，封建生产方式如果能允许商品经济发展，就说明它还具有生命力，还没有达到它的历史终点。这是判断封建生产方式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封建社会中，对立统一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互相制约、互相排斥的。自然经济天然地排斥社会分工，排斥商品经济，从而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不管自然经济多么强大，商品经济却具有导向性，具有主导作用，它总是通过不断分解自然经济，引导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无庸赘述。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它们又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对立物相互补充的这种深刻的辩证关系，充分地体现在社会经济过程之中。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既与商品经济相联系，又与自然经济相联系。他们总是通过二者的相互补充，使自己的生产得以完全。在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中，是商品交换对于自给性生产起补充作用；在交换型农户中，是自给性生产对于商品性生产起补充作用。二者相互补充，就使小农家庭的再生产得以顺利地运行，使小农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得以顺利地实现。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既都是互相分离、互相独立的，各自通过自身的循环持续自己的生产。但是，他们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因为他们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供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购买他们的产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产单位，而更多的是消费单位。作为生产单位，它必须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是作为消费单位，也必须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消费品。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就必须以商品交换为纽带，把农民、手工业者和地主家庭联系起来，才能形成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使整个封建经济成为一种一定程度的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

要使这种复杂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顺利实现，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就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在封建社会，社会生产的技术构成低，不论是进行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主要是靠投入劳动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产资料。而且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不经过交换无偿地养活封建剥削者，因此，第二部类生活资料的生产必然要大于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而扩大再生产更需要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优先增长。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这种比例关系，主要是由农民的自然经济来保证的。

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如前所述，是农民既要为自己的消费需要，又要为封建地主的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因而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摆在优先的地位，以安排好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的关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各种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灾害时，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谓“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在粮食总供给不足与总需求发生矛盾时，农民就会去开垦荒地，开发山区，以至围湖围海造田，以解决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会中，粮食尽管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商品，却又总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农作物。

农民的这种遵循自给自足目标运行的经济活动，就会使全社会劳动力与土地这两种最重要的资源的分配，首先保证了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保证了封建经济顺利运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关系。如果说，封建经济因为有了商品经济，可以更灵活地运转，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为有了自然经济，才能保证它顺利进行，保证它可以稳定地发展。

自然经济这种基于人类生存本能需要的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保证了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繁衍，保证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分工，从而促进了封建国家、法律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尽管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封建租赋之外，还可以生产出另外的剩余产品，扩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艺术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强大的封建国家和繁荣的文化艺术，始终主要是建立在作为使用价值生产的封建租赋基础之上的。

但是，自然经济的这种基本历史作用，又必须依靠商品经济才能得以充分实现。在封建社会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获取大量实物封建租赋之后，除了直接消费一部分之外，他们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赖于出售这种剩余产品。同时，他们又必须把大量的封建租赋，通过商业渠道转化为商品，转化为各级官吏，文人学士、仆役和军队的收入，并且进一步转化为多种多样的消费品和奢侈品，通过市场以实现社会总产品的最终分配，从而保证封建政治和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总之，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如果我们只强调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自然经济，就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强调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商品经济，就会是另一种片面性。这都是不可取的。

[1]《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

[3]《资本论》第3卷，第88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3页。

[5]《列宁全集》第1卷，第7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页。

[8]《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9]《资本论》第2卷，第226页。

[10]《资本论》第3卷，第893页。

[11]《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2]《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15]《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4页。

[17]《资本论》第2卷，第43-44页。

[18]《资本论》第1卷，第644页。

篇3

【内容提要】宋代小城镇是在农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城乡经济的联结点；农村市场培育和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小城镇同时又对农村起着反馈作用；小城镇经济也是城市市场的基础，城市市场通过中转市场（小城镇）联结广大农村市场，形成农村——小城镇（镇市）——城市的商业流通网，小城镇就是通过这样的商业网刺激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摘要题】古代经济史研究

【英文摘要】In the Song Dynasty，the progress in agriculture promoted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wn，and the town was connection of the urban with rural economy.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process of the rural economy development.Meantimes it was thefoundation of the urban market too.Through town the urbanmarket made contact with the rural market.The rural market，the town and the urban market formed the net of commercialcirculation.The town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economy.

【关键词】小城镇/农村市场/城市市场/商品经济

town/rural market/urban market/commercial economy

【正文】

宋代在社会经济方面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并以此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小城镇在这一时期也迅速崛起，逐渐成为联系农村与城市经济的纽带，在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从小城镇分别对农村市场、城市市场所起的作用两方面来展开论述。

一

作为具有经济职能的小城镇，是在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为满足农民的贸易需求而出现的，因此可以说，小城镇本身就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样的小城镇形成之初，农民在这里互通有无，进行简单的商品交换，但农村商品经济的扩张很快冲破了原有的限制，不仅有四乡农民迁入小城镇成为专业的工商业户，促进其商业发展，而且小城镇的经济也迅速向城市辐射，形成了一个由农村市场（草市或称墟市）、小城镇市场和城市市场组成的市场体系。很明显，在这一体系中，小城镇起着至关重要的联结作用。

小城镇经济的形成，改变了旧有的商品贸易渠道和交易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商品化经济的发展，它服务于农村，不仅深化了农村的专业化生产，提高了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而且也促使人们在思想观念方面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第一，由于小城镇市场的出现，为非粮食生产人口需求粮食提供了渠道，所以宋代农村的专业化生产发展迅速，而小城镇市场本身也能吸纳部分专业化生产的产品。

宋朝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措施，诸如奖励垦荒、保证农业劳动力、重视发展水利灌溉事业等，因而宋代的农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据估算，宋代垦田的最高数额是7亿2千万亩，“这一数额不仅是前代未曾达到的，即使是后来的元明两代也未超过此数额”[1]，同时宋代的农业生产率也有显著增长，在生产工具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的基础上，农业产量增加迅速，就单位面积产量而言，宋代的亩产量一般是2石，最高可达5、6石，史籍也有记载：“上田一亩收五、六石。”[2]已远远超过了唐代的最高亩产量2石[1]，显然，粮食生产已远非唐代能比。粮食产量增加，农民向市场投放的粮食数量也必然增多，“民计每岁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3]，这就为小城镇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有了商品粮的供应，才能使小城镇中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有了保障，市场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迅速发展起来。反过来，小城镇市场对商品的需求和农村中粮食生产的增长，也促进了专业化生产的发展，不仅有专门的专业化生产区域，还有专门从事专业化生产的农户。

宋代作为专业化生产的经济作物品种很多，主要有茶叶、桑蚕、果树、甘蔗、花卉等，这些作物的种植已经发展成为某些地区专门经营的产业，并带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茶叶生产的专业化趋势比较突出。宋代从事茶叶生产的茶农被称为“茶户”、“园户”，他们基本上不种粮食，专事茶业，“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4]，然后通过市场进行商品交换以换取生活必需品。再如宋时遂宁所产之糖因质佳而闻名全国，需求量很大，因此遂宁很多地方“山前后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户十之三”[5]，这些农户均以种植甘蔗为业。桑蚕业的专业化生产也很明显，两浙路的严州是一个重要的桑蚕产区，这里的农民“惟蚕桑是务”[6]。可见，宋代的专业化生产均是由家庭副业转化而来，并取代粮食生产成为农民的主要生活来源，而专业化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提高了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使农民与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从这里可以看出，宋代的农村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粮食生产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的基础上，某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开始形成脱离粮食生产的专业生产区域，促进了经济作物的种植；小城镇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又为经济作物产品提供了交易场所，刺激了农村的商品化生产。

第二，小城镇市场对农村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农民开始意识到市场的重要性，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城乡经济关系。

农村商品经济的扩张冲击了地方村市的限制，从而使村市转化为镇市，即小城镇，四乡居民纷纷到镇市上进行交易，并且很多人迁入成为专业工商业者。宋代小城镇应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卓然崛起，这种“城市化”的模式与基于政治、军事需要而产生的传统城市迥然不同。中国传统城市作为政治统治的中心，其经济职能相当微弱，但其内部又有庞大的消费人口，故而城市商业畸形发展。而宋代的小城镇，却是以农村的商品性生产和自身的经济发展为依托，其经济职能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它对附近农民的生活和思想均产生很大影响。

小城镇的出现标志着原有农村集市的扩张，它首先是农村农副产品的集散中心，包括粮食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农产品均在这里进行交易，镇市之繁荣可以想见：作为市场，小城镇也对农村经济生活起着支配、调节的作用，农民与市场发生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最先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就是粮食，“田家自给之外，余悉糶去”[7]，粮食交易的发展是整个小城镇市场存在的最基本条件。此外，农民的消费需求随着市场的发展而增长，一些生活必需品，如盐、茶、醋等等是政府实行禁榷的商品，农民必须通过市场才能获取，这姑且不论，单是农民其他的消费需求也使宋代的小城镇市场与从前大不一样。“布缕菽粟，鸡豚狗彘，百物皆售”[8]，农户必须通过向市场出售产品的经济活动才能获取货币，使自己具有购买能力，然后再购置所需物品，这样来满足各种各样的消费需求。如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土将生而或无种也，耒将执而或无食也，于是乎取之于市”[9]，农民由于与市场发生了密切联系，所以能够在自己的粮食接济不上之时，通过在市场进行交易的方式购得生活必须品。不仅如此，很多农户的生产资料也是通过与市场发生关系而获得，“倾困计口卖余粟，买箔还家待种生。不惟箱篚供妇女，亦有鉏鎛资男耕”[7]。可见，农民是通过各种各样与市场相联系的方式来实现消费需求的，那些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的农家产品，汇集在一起形成了繁荣的小城镇市场。古人方回对宋代秀州类似的市场描绘得最为清楚：“予见佃户携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醢、浆粉、麸面、椒姜、药饵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10]农民就是这样通过市场调剂产品，互通有无，虽然其交换还是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但其中所孕育的一种结构性的变化已十分明显。

同时，很多农民还直接进入市场，或为商贾，或为贩夫，其经营活动更加造就了市场的繁荣。岳州农民“自来兼作商贩”[11]，农忙时从事农业生产，农闲则外出经商，在市场中“为工、为匠、为刀镊、为负贩”[12]，与从前封闭的生活方式相比，发生很大变化，农民开始走出家门，从事与农业生产不同的商品经营，这本身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农民产生的影响，而小城镇则为农民提供了暂时脱离农村、进行产品交换和商业贸易的场所。甚至还有农民以出卖劳动力为生，“邛州村民，日趋成都府小东郭桥上卖工，凡有钱可雇，其充使分担负也”[13]，这样很多农户在农忙抢种抢收之时，不再采取亲戚、邻里之间互相换工的方式，而是雇佣劳力为其所用，“田家夏耘秋收，人各自力，不给则多方召顾”[11]，以市场交换这种更高一级的形式来补充农忙时劳力的不足，它比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的互助形式当然是进了一大步。

随着小城镇市场的发展和农民从事商品贸易的增多，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受到较大冲击，农民在市场的推动下，或出售更多的产品，或更多地卷入市场活动，乃至从事为市场的商品生产，所有这些均使农民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他们开始接受市场作为他们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并在有机会时通过各种方式从市场中获取货币，原有封闭式的自然经济生活受到商品经济的渗透后，悄然发生着变化。当然，我们对宋代的小城镇市场也不能估计过高，它毕竟是在传统的自然经济之下产生的，这种经济结构限制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商品量有限，市场范围狭小，仍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但假手于商人的交换现象逐渐增多，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更是如此。

总之，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小城镇带动了农村经济形态的逐步转变，对农村产生深刻影响，如农业生产的商品化、非农业人口的出现等，使小城镇市场成为农产品的集中、加工和外运地，成为农村的生产中心和产品集散中心，从而促使农村商品经济更加活跃。

二

宋代小城镇作为一种新型的商品交换场所，与数量众多的农村草市、墟市和城市市场构成一个多层次的市场网络，而小城镇在联系农村与城市的纽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小城镇市场在向下作用于农村的同时，也与城市市场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作为城市市场的基础，它不仅为其提供大量商品，而且还是城市市场的延伸和发展。

在宋代的各级市场中，城市市场最为发达，它居于中心地位，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主导作用，城市市场的繁荣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但如果少了小城镇市场的支撑，城市市场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发展和繁荣都无从谈起。

小城镇市场为了满足城市人口的生活需求、享乐需求和其他各种需求，为城市市场提供大量物资，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多的就是粮食。粮食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它在商品构成中的比例越大，越说明脱离农业生产的非农业人口越多。在宋代，除了一些地区是因为地少人多、主要种植经济作物、依靠商品粮供应以外，在城市中商品粮供应的增多，正是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由于城市人口大增，它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成为重大问题，“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糴而食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14]，显然，城市人口对粮食的需求是巨大的。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各地农村的粮食就是通过小城镇市场，再转运至城市市场的。如方回所描绘的，商人在秀州魏塘镇“整日得米数十石，每一百石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糶钱复买货物归售”[9]，在这里，小城镇市场起了很重要的中转作用，商人先是在小城镇市场收购农民出售的零散的粮食，集中以后运至城市，供应城市市场，然后再将城市生产的产品运至小城镇，满足农村人口的生产、生活需求。农村各地的粮食就是这样通过小城镇市场流向各个城市，支持着城市的正常运转，促进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此外，城市市场中的其他大量商品也基本上是从小城镇中转而来的。宋代的城市市场是各地商品流通的终极市场，由于人口众多，消费需求也呈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再加这些城市一般都在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便于商品流通。如宋京城开封，在五代时就是“车马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工商外至，亿兆无穷”[15]，宋王朝在此建都后，漕运畅通，粮食和其他商品就是通过便利的水上交通由各地市场运至开封，汴水“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16]。而临安的市场上也积聚着全国各地的商品，“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17]。这些通过小城镇市场转运来的物资，极大地丰富了城市市场，使整个社会的商品经济呈现繁荣景象。

同时，也有一批专业性的小城镇开始兴起，它们为城市市场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的专业性产品。以制瓷为例，宋代的制瓷业发展很快，而制瓷中心一般都在小城镇上，如景德镇窑、磁州窑、龙泉窑等，它们的产品很大一部分是满足城市普通居民的生活需要，因此，每年从小城镇运至城市的这类商品不计其数。此外还有专门制盐、产糖、从事矿冶业的小城镇的出现，所有这些专业性生产的小城镇，不仅显示了宋代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水平，而且还标志着小城镇由单一的商业性向生产、加工、流通多功能的综合性发展，进而更加密切了小城镇与城市市场的联系。

宋代的小城镇一般均是在城市周围发展起来的，作为城市的卫星城镇，既为城市人口提供生活、生产、享乐用品，而且还极大地刺激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其商业繁荣程度不亚于城市。如苏州华亭县的青龙镇，“居松江之阴，海商辐辏之所”[18]，再如南宋临安所属两县有十五个市镇，诸镇“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19]，这些镇市基本上都是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有的小城镇市场繁盛，商品交易频繁，商业规模很大，其商税额甚至超过所属的县城，如京东路莱州的海仓镇商税额为12921贯，是同属莱州胶水县商税额的两倍以上[11]，密州所属诸县中，以安丘县城商税额最高，为6474贯，但同属密州的信阳镇商税额为10576贯[11]，远远超过安丘县城。这说明很多小城镇经营中转贸易的数额十分庞大，而这些中转商品基本上都是供应城市市场的，由于中国城市均是消费型而非生产型的城市，其居民所需用品绝大部分是从小城镇而来，有更多的商品集中到小城镇，再转运至城市市场，也有更多的非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共同促进了城市、以至整个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宋代农业生产的进步、农业经营的商品化、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促使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城市市场这样的市场体系的形成，这三级市场是北宋坊市制度瓦解以后中国城市商业长足发展的标志，其所具有互动效应刺激了当时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宋代，作为初级市场的农村墟市、草市，是中国古代农村普遍的交易形式，虽然很多不定期，规模也不大，但由于这些市场一般都位于交通便利之处，其发展潜力很大，也刺激农村生活的商品化越来越高。商品经济的进一步扩大，使农村市场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于是，中转集散市场——小城镇市场应运而生，它以周围农村的生产为依托，有可靠的物质基础，因此得以生存并发展；同时，它又反过来作用于农村的经济生活，农民们不仅在镇市上互通有无、调剂商品，而且根据市场行情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了农村商品性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而小城镇本身也在集散农副产品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自身的商业、市场体系，使得这一中转市场与商品经济互为鼓动，大致呈同步发展之势。在小城镇市场之上就是最终销售市场——城市市场，宋代的城市人口密集，商业繁盛，其周围开始形成卫星市镇，这些市镇既是城市经济的地域扩张，同时它们也积极推动着城市经济的进步。从小城镇进入城市市场的商品已经突破了奢侈品和土特产品之限，更多地普及为日常的生产、生活用品，促进了城市经济生活的商品化，在城市经济的壮大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小城镇市场作为市场体系的中转环节，因其以广大农村商品性的农副生产为依托，经济发展比较稳定，它的形成，最初缘自本地中小商人资本的活动，但小城镇市场的扩大与繁荣却依赖外地商人资本的进入，并由它们沟通各地方市场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全国的市场成为一个整体。在宋代，虽然全国性的市场还没有形成，但在由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和城市市场而构成的网络状的地方市场发展的刺激下，区域性市场已经形成，这标志着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

宋代小城镇经济的发展，以新的商品流通渠道、新的商品交易方式代替了传统的农村集市，并通过促成新的市场网络的形成来作用于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宋代的小城镇就是这样通过向下对农村、向上对城市的吸纳力和扩散力，促进着整个社会的物资交流和商品交换，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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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设计市场学人类设计发展市场需求历史源流

“设计市场学”是设计、艺术类学科与经济、市场类学科相融合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面对当前国内设计教育与市场发展愈来愈明显的脱节现象，亟需进行“设计市场学”学科建设及其基础理论与方法、原理的研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索设计与市场的关系，可梳理“设计市场学”的发展轨迹，辨析其内在规律与原理，对“设计市场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设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更确切的说，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求”促进了设计的产生与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出现，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需求逐步通过市场体现出来，这就是市场需求产生的根源。因此，市场对设计的推动作用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出现而出现；随着市场的发展及其范畴的扩大，市场对设计的发展产生的推动作用也愈来愈明显。

根据人类历史的经济发展程度，人类设计活动的发展历程可初步划分为四个阶段：原始萌芽设计阶段、手工艺设计阶段、工业化设计阶段、信息化设计阶段。在这四个发展阶段中，市场的推动作用无处不在，以商品经济发展及市场需求为线索，可以更加明显的发现“市场之手”对设计发展的推动性作用。

追溯人类历史，在原始社会后期，逐步产生了少量以物易物的现象。随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发生，物物交换得到初步发展，商品经济开始萌芽，生产力得到大幅提升。人们开始掌握矿石冶炼和金属加工，带有设计意识的造物活动也随着金属加工的发展得到了初步发展。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发生，商品交换的范围继续扩大。金银等贵金属逐步成为货币商品。并且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商品经济产生了。人类的设计活动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原始社会瓦解，奴隶制社会形成时期，随着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阶级出现了。商品买卖时间大幅缩短，商品销路扩大，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商品经济初具雏形。市场是商品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随着交换的产生与不断发展，商品市场逐步形成。商品只有拿到市场上交换才能实现其交换价值，设计与市场逐渐产生了联系，实用而美观的器物在商品交换中处于优势。于是促使造物者开始在功能与形式上对器物进行改良与创新，市场销路开始成为影响和推动设计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市场的潜在需求推动了设计的发展。

一、原始萌芽设计阶段——为生存需求而设计，开创了设计历史

在远古时代，人类生存环境极为严酷。人类最早的设计就是在受到自然威胁的情况下，为保护生命安全、满足生存要求而出现的。早期设计与造物活动的代表性器物（如狩猎工具、防护武器、遮体衣物、洞穴掩体等）大多是为了抵御野兽袭击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在生产力极为底下的条件下，正是生存的迫切愿望和需求催生出“生存式”设计。

人类最初只会用天然石块或棍棒作为工具。以后渐渐学会了挑选石块、打制石器，作为敲、砸、刮、割的工具。人类早期使用的石器一般通过打制成型，较为粗糙，该时期被称为“旧石器时代”。它们已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标准化，每种类型都适于其特定的工作，这本身即体现出了“设计意识”，人类的设计文明在这时萌发了。

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在进一步改进了石器的制作：选择石头并打制成石斧、石刀、石铲、石凿等工具；然后磨光，使其工整锋利；还钻孔装柄或穿绳。从而大大提高了石器的使用价值。另外，经过磨制的精致石器具有一定的形式美感，体现出制作者对于形态的控制能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石器并非为观赏而生产出来的，而是为了满足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而且在使用过程中，工具本身被证明是有效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功能与形式相统一的主观设计意识。同时，设计的标准化程度进一步加强。例如：用作武器的石器的基本形状大致相同，但有不同的尺寸系列。小的是箭头，较大的则被用作标枪头，这些武器都是根据猎物的不同种类而设计的。另外，原始社会的人们在制作石器时，在石材选料上十分注意硬度、形状、纹理的选择，以符合不同的使用和加工要求。如石刀呈片状，所以多选用片页岩以便于剥离——这同样体现出了初步的设计意识。

按照达尔文适者生存的理论，人类作为自然物种之一，其生存取决于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这种“适应”必然包括了设计制造有效工具来保护自己、提高生存水平的能力。在危急条件下，正是生存的愿望和需求催生出生存式的设计。而且，这种生存式设计的质量往往可以决定设计者的生与死。如果设计失误，后果有可能是致命的。因此，设计中的失误会迅速得到纠正，从而取得了很多成功的设计。经过无数次反复修改的设计过程，早期人类的设计在当时人们的物质条件下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最有说服力的事实体现在：很多石器时代的器物造型与功能被沿用数千年，至今仍然保持着很多初始的特征，如刀、铲、斧、锄等。

虽然在远古时期尚没有产生市场，但触发设计的萌芽是人类的生存需求。因此可以说设计一开始就同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也成为设计市场学研究的重要线索之一。

二、手工艺设计阶段——为手工业生产需求而设计，缔造了设计文化

手工艺设计阶段由原始社会后期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直延续到工业革命前。在数千年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人类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手工艺设计文明。各地区、各民族都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设计传统。在手工艺设计阶段，市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对设计的影响仍处在较为宏观的层面。根据商品生产规模及社会经济、文化、地域特征的不同，不同程度的体现在工艺设计风格上。

中国古代社会受专制中央集权政府的制约，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地主没有掌控行政权、司法权。因此小农与封建地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对比较开放；地主、小农都与市场有一定程度的联系。君主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使中国长期处于大一统的局面。比较有利于商品的流通，促进了市场的繁荣。秦汉时代，中国商品经济市场尚处于萌芽期。这一时期的手工艺品更多的体现了汉民族本身的文化特色，其风格质朴大气。到盛唐之时，由于与其他地域或国家市场交流频繁，市场化程度有所发展。手工艺品设计受其影响，逐步体现出中外艺术与审美趣味的融合——自由奔放，甚至颇有“胡气”。到清朝时期，相对封闭的市场成熟安定。人们注重享受，追求奢靡的风格。这一时期的工艺品精雕细琢，花样繁杂，极尽装饰之能，忽略了功能上的要求。从设计的角度分析往往是形式大于功能，审美水平也不是太高。总体来说，由于市场化程度不高，中国的手工艺设计更多的体现出政治、文化特色，处于循环式递进上升的态势，产生了大量的艺术精品。

埃及处在一个地理位置相对封闭而又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这种市场环境与古代中国类似，其手工艺设计的发展也和中国有异曲同工之处。特别是种类齐全的古埃及家具很富有特色。有不少是折叠式或可拆卸式的，为后世家具的设计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古希腊和古罗马是古代著名的海洋民族。它们借助地中海这个海上走廊，大力开展商业贸易活动。这种外向型扩张的市场环境使其手工艺呈现出浪漫主义气质。后来罗马取代希腊成为西方文化和经济的中心，其设计风格更加宏大、壮美。

西方步入中世纪后，封建领主掌控着行政权、司法权，对农奴实行超经济的强制。各庄园自成一体，形成了封闭的生产与消费体系。市场发展进入冰冻期，除了宗教意味极浓的哥特式风格，这一时期的工艺设计也乏善可陈。

16世纪末风靡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带来了科学与艺术革命。西欧资本主义从14世纪在意大利开始兴起，15世纪后遍及各地。由于社会劳动分工促进了生产技术的革新，商品生产和商业日趋兴旺。城市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反对教会的斗争，因此形成了为资本主义建立制造舆论的“文艺复兴运动”。在商品经济大发展的刺激下，文艺复兴时代的设计风格——反中世纪的刻板僵化。追求具有人情味的曲线和优美的层次，显示出更大的自由度。曲线被广泛的应用，家具的起伏层次更加明显，呈现出使人亲近的感情。

17世纪时文艺复兴运动衰落，但商品经济继续孕育发展。欧洲设计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史称浪漫时期。该时期的设计风格主要是巴洛克式和洛可可式。巴洛克式风格突破了古典艺术的常态。它一反文艺复兴时代艺术的庄严、含蓄、均衡，而追求豪华、浮夸和矫揉做作的表面效果。洛可可风格是从东方艺术中获得灵感而发展起来——轻巧、纤细，繁琐而华丽；注重细节的精雕细琢；体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创新。浪漫时期由于市场化程度大大加强，商品经济快速发展，人们耽于享乐。该时期的设计也体现出奢侈靡费之风。图1.1-6提现出了洛可可家具与东方传统艺术的对比与联系。

总体来看，手工艺设计阶段的设计是为了满足手工业生产发展的需求而设计。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仍然有限，因此该时期的设计具有极强的地域化特征。更多的体现出文化艺术气质，但也为以后的设计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丰富的创意源泉。

三、工业化设计阶段——为机器生产需求而设计，开辟了现代设计

工业革命把人类社会带入了工业化时代。现代化的机器设备成为高效的规模化生产工具，大大提高了商品的生产率，直接促使商品交换的进一步扩大。随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的社会化，市场在商品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逐步形成了市场经济。随着市场经济的极大繁荣，市场发展迅猛，迅速超越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成为推动设计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使设计的发展掀开了历史性的新篇章。

工业革命使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成为可能，并引发了城市化进程。为满足对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需求，欧美国家相继在海外大规模开拓殖民地，客观上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工业革命以机器生产和现代大工业逐步代替了工场手工业。使持续上千年的农业经济体制转变成为以工业与城市为主体的工商业经济体制。新式工业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认为：工业生产什么，就能卖出什么。集中精力于专业分工、技术改革、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以求获得更高的利润。这种经营思想被称为“生产观念”。在其影响下，生产商只关注产品功能，对产品的审美需求考虑不足。其设计体现为典型的功能大于形式。这是由于当时的市场是卖方市场，产品易于销售，因此生产者更加关注生产成本与产量。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设计逐渐成了一种重要促销方式。但生产商们只是将装饰图案生搬硬套的印制在产品上。准确的说，这属于产品涂装设计，而不是产品设计。1851年的巴黎水晶宫的很多展品体现出这一特色。正是在这种功能与形式分离的设计背景下，拉斯金和莫里斯倡导了工艺美术运动：强调手工艺，反对机械化生产，崇尚自然主义和东方艺术。从而开创了新的设计风格。但把复兴手工艺的思路，不符合设计发展规律。于是，19世纪末，新艺术运动在法国展开并传播到其他国家。该运动追求创新设计的美感，追求绘画装饰效果及线的表现力。主张用从自然中抽象出来的形式代替程式化的古典装饰，完全放弃传统形式的借鉴——为现代工业设计的兴起开辟了道路。

1900年以来，随着时展，新产品不断涌现。传统的概念与形式已无法适应新的功能要求。而新的技术和材料则为实现新功能提供了可能性。与此同时，以颂扬机器及其功能与美学的未来主义、风格派和构成派等现代设计流派兴起。机器美学风靡这个时代。格罗皮乌斯和柯布西埃等人为探索现代设计发展方向，在1919年创立了“包豪斯”设计学院，标志着现代设计的开端。

包豪斯强调功能性，摈弃装饰性图案，其设计具有理性化的简洁、现代的特征。但它忽视了人们使用产品的心理层面需求。当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功能性产品达到了饱和度，人们不再满足于使用缺乏人情味与生命力的产品。在此之后，工业设计开始注重功能与形式的统一；情感化设计开始出现；各种充满生命力的设计风格和流派开始形成。

纵观工业化设计阶段的设计：在全球化的超大市场背景下，受限于机器大生产的产品量化特征，产品设计往往注重功能性，形态尽量简洁以便批量生产——可以说是为满足机器生产需求而设计，而缺乏对人的关注。在工业化初期阶段，这种设计由于市场广阔，尚没有显露其弊端。随着市场的饱和，竞争加剧，仅能满足功能需求的设计已无法满足市场需要。设计逐步趋于能够深入满足人的内在需求。除实用功能外，还要满足审美、品牌认同等多种心理需求。综上可知，正是市场环境和市场需求的变化推动着设计不断发展，更好的满足着人们生产与生活需要。

四、信息化设计阶段——为人性化需求而设计，进化为多元复合设计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计算机的快速普及及因特网的迅猛发展，人类进入了信息爆炸的新时代。信息化的出现更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特别是步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不可逆转的潮流。这种巨大的变化全面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特征，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人类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融合结晶的工业设计，正在经受这场剧烈变革的冲击和挑战，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信息技术和因特网络的发展改变了工业格局：信息产业迅速崛起，开始取代钢铁、汽车、石油化工、机械等传统产业，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生力军。在此背景下，工业设计更加趋向于为高新技术产品提供服务。正是设计把高新技术转化为人性化商品，并产生了许多经典案例。美国苹果电脑公司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如图1-8为苹果公司生产的iMac电脑。其前期产品采用半透明塑料机壳，造型雅致而又略带童趣，色彩则采用诱人的糖果色。完全打破了先前个人电脑严谨的造型和乳白色调的传统。高技术、高情趣特征得到了完美体现。

随着人类由以机械化、电气化为特征的工业社会走向以信息化、网络化为特色的“后工业化社会”。工业设计范畴也大大扩展：由先前主要是为制造型的工业企业服务，扩大到为金融保险、商贸旅游、影视娱乐等第三产业服务；由具体的产品设计扩展到产品谱系、品牌战略、企业形象等方面；由有形产品的设计扩展到“交互设计”、“体验设计”、“形象设计”、“非物质设计”等无形产品的设计——工业设计逐渐扩展为内涵丰富的全方位现代“多元复合式设计”概念。

随着现代市场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设计创新形态正在发生嬗变——设计逐步由专业设计师的工作向更广泛的用户参与演变。以用户为中心的、用户参与式的创新设计方法日益受到关注。以用户体验为核心，以协同式创新、开放式创新、融合式创新为特点的用户参与设计的创新模式正在逐步形成。体现出在当今信息化社会，在市场竞争的白热化状态下，设计为满足更深层次的人性化复合需求的特点。这更说明了经济与市场对设计的内在推动力。另外，文化艺术与人性化是现代设计的重要创意源泉——设计把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多方面因素进行整合。并且以人性化为切入点，通过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强烈的改变着人类的生活。

篇5

战国秦汉以后中国进入封建地主制。我曾经提出，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是由相互依存的小农经济、地主经济、国家经济以及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和干预所组成的动态的体系；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下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从这样一个体系去分析和理解，考察小农、地主、国家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各自担任的角色，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首先，考察小农的市场角色。

地主制经济体系下的主要产业部门是农业，基本生产单位是小农家庭。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和封建领主制下的农奴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规模狭小的个体小生产，生产目的主要是为了自给。但前者较之后者，人身依附关系减轻，经济独立性增强，在个体家庭生产单位之上没有一个具有内部生产分工和共同经济生活的封闭的经济共同体，其再生产所不能完全自我满足的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需要直接从市场上获得补充。所以，地主制经济下农民与市场发生较为密切的联系，流通成为小农经济再生产过程中的必要环节。战国时代非常突出的两种现象——集市的兴起和商人插足小农再生产过程，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现的。地主制经济下的小农的这种经济地位决定它必然是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农业与家庭手的结合。这是战国以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最深层的根源，考察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不能离开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

在地主制经济下，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小农，其经济中商品生产的成分或多或少，但一般而论这种商品生产都是以自给生产为基础和依托的，其生产的主要目的是谋生，是取得使用价值。因此，小农的经济行为并不完全按照价值行事，甚至主要不是按照价值规律行事。例如，农民种什么，不种什么，首先是根据自身消费和交纳租赋的需要；他们经营的家庭副业往往视粮食生产的丰啬为盈缩，而且是“不计工本”的；他们出售农产品的价格也往往低于其价值，等等。关于这个，学界已有较多的论述。

地主制经济下小农的市场行为还有一些十分重要的特点，例如，小农一方面向市场提供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另一方面向市场购买商品，在他们向市场购买的商品中，不但有他们所不能生产的手工业产品（如铁农具、食盐等），而且有它们能够生产的农产品（如粮食、种子等），这就是说，他们既是农产品的供应者，又是农产品的需求者；小农经济再生产的产品进入市场流通的部分，往往远远超过其按劳动生产率自给有余的部分或商品生产的部分。《管子》曾经说过，农民的生产是“年有余而月不足”。这是因为农业生产的基础是再生产，它是以年为周期的。收获季节有富余，播种季节和青黄不接时紧缺。这就导致在同一生产年度的不同生产季节中，农民与市场存在着不同的供求关系。中国又是一个自然灾害发生比较频繁的国家，丰歉无常，因此，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年份中，农民与市场也存在不同的供求关系。同时，农民不但是生产者，而且是备受地主、商人和国家租赋、债利剥削的被压迫者，这种情况大大加剧了农民与市场供求关系的不平衡。在收获季节或丰收年份，农民为了完纳租赋、清偿债务，往往不得不贱价出售包括部分必要产品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这也和储藏手段不足有关），在播种、青黄不接季节或歉收年份又不得不高价买进必须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为此，他们又要贱价出售其手工业产品，以至高息举债。在这一进一出中，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量大为增加，但它却不能反映劳动生产率商品生产率的真实水平。这就是说，在地主制经济下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脱节的。我们说封建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包含某种虚假的成分，主要就是指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在某种程度的脱节。这种脱节导致一些“悖论”现象的发生：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的相对富足有时并没有导致农民市场行为的增加，而是相反；贫苦农民比之富裕农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似乎更大些；在一些封建王朝的后期，一方面是农业生产的萎缩，另一方面却出现商业的畸形繁荣，等等。学术界对中国封建地主制时期农业商品率有不同的估计，有的高达50—60%，有的只有10—20%左右，重要原因之一是口径和不同：前者一般是按农户实际买进卖出在农户总收支中所占的比例计算的，后者则往往是按农业生产能供养多少非粮食生产人口计算的。两者都有根据的，后者更符合按劳动生产率计算的商品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而它们的差额正可视为商品经济中的虚假成分所占的比重。

其次，考察地主的市场角色。

小农生产规模狭小，他们对商品的需求有限，难以单独创造出大的市场。事实上，在封建地主制下，除了市场基本上是为农民的再生产服务以外，其他的各级市场基本上是为地主阶级的消费服务的。封建地主制下的“大市场”或“大流通”是以地主阶级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欲望为基础和动力的。因此，需要考察封建下地主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欲望与封建领主制下的贵族领主有什么不同。

封建领主制下实行劳役地租，农民不但要在领主的“公田”上耕作，而且要提供其他各种劳役服务。“公田”和“私田”有固定的比例，各级领主贵族拥有“公田”（禄田）的数量由他所处等级所决定。这样，各级领主的收入是相对固定的，由此决定的消费也是相对固定的，并且受到“礼”的种种制约；有人称之为“凝固性”的消费制度。领主的领地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共同体，一般的消费可以自身获得满足。较高级的领主也豢养一些为他们服务的商人，主要是远途贩运一些当地不能生产的珍奇物品，所谓“奇怪时来，珍异物聚”（《管子小匡》语）。

封建地主制下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主主要收取实物地租，实物地租主要是谷物，这就产生了经君健先生所说的“使用价值形态收入的单一（少样）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矛盾”，需要出售部分租谷来换取其他物资。在封建地主制下，不但贵族官僚可以占有土地，庶民也可以占有土地，占有土地的数量并没有严格的等级限制，与此相应的地主阶级的消费实际上也是不受限制的，起码是没有严格限制的。《盐铁论散不足》突出反映了封建地主制下各阶层，尤其是富人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欲望的膨胀，完全突破了领主制等级消费的限制。在实行比较单一的实物地租的条件下，地主阶级的消费资料，相当大一部分要从市场上取得。《史记货殖列传》描绘了一幅商品熙熙攘攘的繁荣图景，他把欲望（主要是消费欲望）视作经济的根本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正是地主阶级的消费欲望促进了战国秦汉市场的繁荣。

在封建地主制下，地主是市场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不但一般要出售部分租谷，以换取所需的其他物资，而且往往直接从事的赢利活动。这种市场活动是建立在对农民剥削的基础之上的。地主在市场上出售的租谷是农民为地主的需要而生产的，本质上是一种自给性生产；地主出售它实际上是把自给性产品转化为商品。地主贱买贵卖的对象是个体小农，是地租剥削以外的商业剥削。

地主的市场角色还表现在它与商人的关系上。封建地主制打破了领主制下“工商食官”、商人完全依附于贵族领主的格局，出现了私人工商业者。不过商人与地主实际上是“通家”。新兴地主阶级的基础是庶民地主，庶民地主是土地已经私有化、作为国家编户齐民的自耕农分化的产物，首先是从商人兼并自耕农土地中产生的。商人地主是汉代豪民地主的主体。从战国秦汉的材料看，工商业者往往经营土地，地主也热衷于商业活动，庶民地主是这样（仲长统有典型的描述），身份性地主也不例外（晋代江统的话可以作证）。甚至可以说，地主、商人、官僚早就三位一体了。把秦汉封建政权称之为“商人地主政权”，是有一定道理的。

秦汉时代农村集市已经普遍存在，城市市场十分繁荣，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商业粗具规模，在一定意义上说，区域性市场和全国性市场亦已形成。但我同意唐文基的说法，这是一种“非统一的全国市场”。重要的一点是各地区的物价（尤其是粮价）相差悬殊，反映了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水平的低下。在战国秦汉的封建市场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是最重要的商品之一。由于粮食在商品市场上的重要性，对年成丰歉的预测成为当时商人进行商情预测的基础；而政府亦有以平抑粮价为中心的“平粜”政策的出台。不过由于运输成本太高，战国秦汉粮食还很少进入长途贩运。长途贩运的商品以各地的土特产品为主；其中既有供統治阶级奢侈消费的珍异之物，也有作为“养生送死之具”的民生日用品，这和封建领主制时期的长途贩运商业是有所不同的。

封建地主制下的商业是为封建统治者和地主阶级服务的，带有严重的封建性。这种商业虽然也有维持小农再生产的一定功能，但同时又利用小农的弱点和农业再生产的特点买贱卖贵，无情吮吸小农的膏血，获取几乎不受限制的高额利润，从而加速了农民的贫困破产和“弃本逐末”。这就是说，在封建地主制下，商人与农民、商业与农业，自始就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的一种表现。

复次，考察国家的市场角色。

封建国家直接经营某些生产事业、直接参预市场活动，并负担着某种经济职能，这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以前我们对国家管理和干预经济的活动，对国家的市场行为和市场角色，对国家财政政策对市场和流通的等不够，近来一些学者着重在这方面进行了很有意义的论述，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战国以后的流通是由市场的流通和全国性物资流通组成的，而后者则是由统一国家的财政所组织的物资流通及由此诱发的远距离流通中形成的，因而可称之为“财政性物资流通”。这一观点十分新颖，它提醒我们应该主意国家财政在封建商品经济中的作用，不过似乎把国家财政的作用夸大了。因为第一，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的建立虽然对全国性流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但从根本上说，不是中央集权统一封建国家创造了全国性的流通，而是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地区局限的“全国性流通”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为中央集权统一封建国家的建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例如，在荀子时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北海”、“南海”、“东海”、“西海”的土特产品，中原地区“可得而有之”。又如由于各地区之间商品流通的发展，各地区的金属铸币已经出现“相通”或“趋同”的趋势，秦始皇统一货币只是顺应了这种趋势。第二，在统一国家的财政收入中，直接进入流通领域的部分是很小的，它拉动流通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赋税，赋税的主要负担者是农民，它是地租的再分配，农民所交的赋税本质上是农民为了国家的需要而生产的自给性产品。国家的赋税收入主要是满足统治者的直接消费，支付皇室消费、官俸、军饷和其它各项开支。贡赋进入流通领域的只是一小部分。例如实行“平粜”法或“常平”法时，以部分租谷为底本，视市场上粮食或其他商品的丰啬而抛售或购进，用以平抑物价。又如实行均输法时，将各郡国运往京师的贡物的一部分折合为当地土特产品就地交给均输官，再由均输官运到价高地区出售，实际上是把部分贡纳转化为官营商业经营的物资。不过这部分在贡赋中所占的比例是有限的，贡赋的绝大部分是直接消费而不进入市场。贡赋对市场的作用还表现在它迫使农民为了完纳贡赋而把更多的产品投放市场，西汉贡赋中货币税占的比重很大，这种情形就更为明显，甚至可以说西汉商品经济相当大程度上是赋税拉动的。不过，西汉赋税货币化的政策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增加了商品经济表面繁荣的程度，但由于它超出了以自给性生产为主的小农经济的负荷能力，到东汉中期以后就难以为继了。因此，从总体上看，我们不能说中央政府的财政创造了一个全国性的流通或全国性的市场。中央政府的财政确实促进了全国性的物资流动，如各地贡赋和漕粮向中央的调运，京都或各地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向边防地区或受灾地区的调运等，但这些都是依靠行政调拨，基本上不通过市场进行。一些日本学者喜欢用“物流”这个词，如果用它来表示封建社会中不同于市场流通的物资流动，这倒是一个比较贴切和有用的概念。“物流”对商品流通会有所带动，但作用不宜夸大。

封建国家直接经营的生产事业基本上也是自给性的生产，如屯田收入主要是为了供应边防军的需要，官营纺织业主要是为了满足宫廷和百官的消费。盐铁等的官营情况与此有别，除国家机器自给部分外，主要是供应民间的，这就是所谓“专卖经济”，它主要属于国家对经济的控管的范畴。专卖经济的确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权力起主导作用，价值的作用是微弱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弊端。不过，不同时期不同部门专卖经济的作用，还需作具体。如《盐铁论》对汉代的盐铁官营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御史大夫和文学贤良各执一词，或褒或贬，但从西汉中期实行盐铁官营以后耦犂获得推广，牛耕從此普及看，它的作用恐怕不完全是负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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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犯罪及其特征。1、经济犯罪并不是一个法律术语，而是经济和犯罪这两个概念的相加与组合。经济犯罪指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与经济活动直接有关或者具有财产内容的，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让利法规定为犯罪，并且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2、特征：(1)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与经济活动直接有关或者具有财产内容。(2)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3)被刑法规定为犯罪或者违反了刑法规定的行为。(4)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二、市场经济及其法制特征。特征：(1)是权利经济。(2)市场经济是自主经济。(3)是契约经济。(4)是竞争经济。(5)是法制经济。三、经济犯罪对市场经济的危害。1、侵犯经济活动主体的合法权益。2、扰乱市场竞争的有序、正常运行。3、妨碍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措施的落实。4、破坏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外部环境。四、抑制经济犯罪对市场经济危害的途径。1、严格执法是抑制经济犯罪对市场经济危害的根本保证。2、完善刑事立法是抑制经济犯罪对市场经济危害的基本前提。3、增强公民法律意识，养活经济犯罪，是抑制经济犯罪对市场经济危害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经济犯罪、市场经济、法制、刑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健全，使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空前活跃。但与此同时，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各种原因，也由于商品经济本身的各种负面效应，经济领域的犯罪现象也不断出现，这极大的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并直接或间接的引发了很多经济犯罪，严重的妨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何有效的预防和控制经济犯罪也因此成为当前的突出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这种经济体制尚未完全确立或不完善的情况下，经济犯罪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思考探索经济犯罪，市场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名法学本科生，对于正确地理解和把握刑法的有关规定，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经济犯罪及其特征和特点

绝大多数的犯罪行为，归根到底都与经济有关，但是人们通常并不把这些犯罪都称之为经济犯罪。一般情况下，人们只是把某些与经济活动有关联和具有财产内容的犯罪行为称之为经济犯罪。从严格意义上讲，经济犯罪并不是一个法律术语，而是经济和犯罪这两个概念的相加与组合，是在犯罪这一整体范畴中从经济这一角度或者层面对犯罪中部分范围的界定。而犯罪一般被认为是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违反刑法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经济犯罪中的“经济”一词本身是一个多义词，在这里应该理解为，经济活动或者财产。因此经济犯罪就应该定义为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与经济活动直接有关或者具有财产内容的、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被刑法规定为犯罪、并且应该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可见看出经济犯罪的这一定义，3、具有以下四个层面的涵义：一是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与经济活动直接有关或者具有财产内容的行为。只有这样的行为才可能是经济犯罪，没有这一特征的犯罪，只能是其它犯罪；二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经济犯罪直接危害着社会经济秩序和其它秩序，并且这种危害性达到了一定程度，否则不是经济犯罪；三是被刑法规定为犯罪或者违反了刑法规定的行为。这是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所决定了的，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的不为犯罪，只有被规定为犯罪的才可能是经济犯罪；四是应该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任何违法行为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犯罪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当然要受到刑罚的处罚。这四层涵义密切相联，共成一体，构成经济犯罪的一般特征。经济犯罪与其它犯罪的最大的区别是经济犯罪的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与经济活动直接有关或者具有财产内容，这一区别也是经济犯罪的独有特征。另外，我们从经济犯罪的这一特征入手，可以将经济犯罪分为两个类别，一是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与经济活动有关的经济犯罪，它直接破坏着经济秩序，可称之为经济活动犯罪；另一类是具有财产内容的犯罪，它破坏着经济秩序，同时也破坏着其它秩序，比如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侵犯财产罪、贪污贿赂罪，可称之为财产犯罪。

经济犯罪严重的扰乱了市场经济的秩序，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经济犯罪浮动呈现上升趋势，有其以下特点：1、经济犯罪发案率居高不下，犯罪金额越来越大。近年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大案要案不断出现，犯罪金额在几十万元以上，甚至数百、上千万元的大案时有发生。2、职务经济犯罪以及非职务人员与经济领域工作人员相勾结的共同犯罪呈上升趋势。犯罪分子利用从事政府的公务或在经济领域工作的职务之便实施经济犯罪，其犯罪手段具有相当隐藏性，社会危害也较其他犯罪更为严重。3、单位犯罪已成为当前经济犯罪的显著特征。这类犯罪后果严重，查处十分困难，经济犯法案范围的加大，犯罪主体身份的复杂化，犯罪手段的智能化、隐藏性等特点，导致了司法机关对经济犯罪的查处阻碍重重，十分艰难。

二、市场经济及其法制特征

党的十四大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始，应该是党的的召开。市场经济起源于商品经济，但又不同于商品经济。一般地讲，商品经济相对于自然经济而言，而市场经济则是相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的。商品经济是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有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之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经济具有普遍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体制。它是商品经济市场化、社会化和制度化，或者说它是商品经济的高级形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优胜劣汰规律得到充分的反映和体现；主体平等，交换自由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原则。利益驱动市场的运行，竞争①决定着资源的配置，市场价格连接着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些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则。市场经济经历了近代市场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两个阶段。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无论是市场机制或是国家的宏观调控，都达到更高的层次。因而要有良好的公共权力体系予以间接干预，就是说要由过去“看不见的手”过渡到现在“看得见的手”。而间接干预的最佳形式和最基本、最主要形式，就是具有普遍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的法律。从西方法制史上可以看出，法律产生于商品交换，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市场经济的发达而兴旺。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发展，它吸收现代市场经济的精华，并把它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它同其它现代市场经济一样，实质上法制经济，这是因为：1、市场经济是权利经济。既要求法律确认权利，保障权利，以要求法律规定权利主体的资格和范围；更要求法律规定人们行使权力的方法、原则和保障权利的程序。2、市场经济是自主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无论是公有制企业或是私有制企业，无论是合资企业还是独资企业，有享有独立的产权，独立的经济利益和独立的经济意志，并享有按照自身利益，根据市场供求作出生产和经营的决策权，同时，对经营结果承担风险和责任。那么，怎样来维护市场经济下的经济主体的独立产权，独立的经济利益和独立的经济意志呢？只有法律才能担当起这种职责。3、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一切交换活动乃至分配活动，几乎都是通过契约来实现的。契约本身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也需法律确认和保障。4、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有市场经济就有竞争，有竞争就要有维护自由、公平竞争的规则，并由它来规范各种交换和竞争行为。这些规则就是法律。5、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市场经济作为发达商品经济的实现形式，必然要求开放方式，而且开放的范围和规模将会越来越大。市场经济反对地区分割和部门封锁，一方面要求产品和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通，另一方面要求基本政令统一。因此要求加强涉外经济立法。6、市场经济是主体地位平等意志自由的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入市场的主体无论规模大小，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同时都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商品在等价基础上进行交换，即不能原价收购，也不能联手抬价，更不能垄断价格。此外，市场主体可以自愿选择交易对象和交易方式，不能强买强卖，更不允许欺行霸市。为确保这种地位平等和意志自由，就必须有法律。从以上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市场经济的法制特征。但是，既便确立了完备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宜的法律，仍会出现不遵守法律即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严重的违反这些法律的行为就是经济犯罪行为。

三、经济犯罪对市场经济的危害

按照我们对经济犯罪所概括的定义，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了经济犯罪，主要是第三章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其中包括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走私罪、妨害对公司、企业和管理秩序罪、破坏金融秩序罪、金融诈骗罪、危害税收征管罪、侵犯知识产权罪、扰乱市场秩序罪，第五章规定的侵犯财产罪和第八章规定的贪污贿赂罪。所有构成这些犯罪的行为，说到底，对市场经济都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只不过，有的犯罪行为直接危害市场经济秩序，有的间接危害市场经济秩序。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经济犯罪对其危害，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侵犯经济活动主体的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不仅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侵害，而且侵害了生产、销售合格商品和生产者、销售者的合法权益；金融诈骗罪同时侵害着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金融机构和提供资金的公众的合法权益；侵犯知识产权罪规定了侵犯他人依法持有的商标权②、专利权③、著作权④和其它相关权利的犯罪；侵犯财产罪，则是规定了侵犯公司财产的犯罪构成。所有的这几类犯罪都使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的合法权益，在不同环节受到了这些经济犯罪行为的不同方式的侵害。2、扰乱市场竞争的有序、正常运行。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八节规定了扰乱市场秩序罪，这些犯罪是直接地扰乱市场秩序的犯罪。构成这些犯罪的行为严重扰乱着市场竞争的有序、正常运行。

另外，走私罪作为一类犯罪，其所走私货物进入市场后，势必会扰乱市场的正常运作，甚至还会给市场经济带来较长时期的负面影响。3、妨碍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措施的落实。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规定了一系列妨害国家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的犯罪，这些犯罪都直接地妨害了国家对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管理。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一节，规定了一系列破坏金融秩序的犯罪。金融管理，从根本上来说，是国家从人民币总量、利息角度调控市场经济的有效措施。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当然妨碍着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税收征管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保障，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措施。实施危害税收征管罪的行为同样地妨害了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4、破坏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外部环境。我国刑法专章规定了贪污贿赂罪，其中规定了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单位、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单位行贿罪、巨额财产、隐瞒境外存款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私分罚没财物罪等十二种犯罪。这些犯罪不一定直接危害市场经济秩序，但是它对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外部环境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以上概括的经济犯罪对市场经济的危害，是从一个角度或者一个层面来讲的，事实上一个或者一类经济犯罪行为对市场经济危害往往是多方面的。我们看到了对市场经济的危害，就必须运用刑罚对经济犯罪给予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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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契约；合同；契约制度；合同制度

一、古代契约制度的发展

（1）契约的种类。据《周礼》记载，西周后期及春秋时期有过相当发达的契约制度，这是商品经济关系的必然产物，也是民法制度自然起始的状态。其种类主要有以物易物的交换转让契约、买卖交换契约——“质剂”“大市以质，小市以剂”，师徒契约、租田契约、借贷契约——“傅别”有息借贷契约、赏赐契约等。战国及秦朝时期，国家是建立在个体家庭的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国家推行重农抑商和国家专营专卖的政策，使得商品货币经济以及保护商品货币经济的物权、债权和契约关系的民事法律都被窒息了，汉代最发达最典型的契约关系发生在西北边塞屯戍地区和丝绸之路的通道上，就契约种类而言，已有买卖、雇佣、租赁、借贷、租佃、合伙、承包、信托和遗嘱继承等九种之多。到了唐代，又增有质押借贷契约、抵押借贷契约、典卖契约、委托契约等，并且在房地产买卖契约中已有了绝卖、典卖活卖之分。后继朝代基本上在此种类上进一步发展。（2）契约的形式。人类早期主要依口头协议，并以一块刻有刻痕的竹木片作为这项协议的信物、提醒一方履行义务的提示物。古代称之为“契”。在经济生活进一步发展后，又形成了双方各持一片这种信物的“券”。随着经济的发展，契约内容日益复杂，人们开始在竹木契券上书写协议的内容，而不是仅仅将契券作为提醒当事人回忆协议内容的信物，口头契约由此发展为书面契约，古代称之为“书券”、“券书”。用竹木书写中间剖刻的契约形式，是比较原始的契约形式，夏商周三代没有发现这种契约文书，文献记载始于《周礼》。如质剂、傅别。东汉以后，随着纸张的发明，竹木简的契券被淘汰，而代之以纸张作券。形式主要有两种，一为判书，二为下手书。判书沿用自秦代，即将契约中分为二，双方当事人各持其一，以为履约和争讼时合券以证。大约从十六国开始，契约又称“和同”，即“合同”开始是在书契两札合处骑写一个“同”字，后来骑写“和同”二字，有的骑写一吉祥语，以此代替刻画。

二、古代契约制度与现代合同制度的比较

（1）经济基础不同。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简单商品经济虽然存在但封建统治者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得商品经济一直处于不发达状态，而且中国古代政治上实行维护封建皇权的专制集权统治，人身依附性很大，主体地位上极不平等，所以古代虽然有契约制度的存在但有着较大的局限性。而现代合同制度是建立在自由、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它必然会较为发达。（2）契约自由的不同。契约自由作为私法自治的核心内容，强调契约拘束力的根源在于当事人双方的意思或意愿，而不是来自外部力量的干涉。中国古代，从西周到汉代时，契约仅注重其制定的形式和考虑其在财产争讼中的凭证作用，南北朝至唐朝时期国力强盛，对外的贸易往来频繁，为契约概念发生质的变化提供了条件。当时契约的签订，已强调必须由双方合意，体现了一定的自由。《唐律·杂律》也规定凡买、借贷都必须“两情和同”。现代合同制度则充分体现了契约自由，其已被各国立法及司法实践普遍接受而成为一项法律的基本原则。如《法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之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前项契约，仅得依当事人相互的同意或法律规定的原因取消之。前项契约应以善意履行之。”这是各国立法例中关于契约自由的最为典型的规定，它确认了契约是当事人之间意思的产物，并将契约提升到相当于法律的地位，从而将契约视为当事人为自己制定的法律。（3）调整方法不同。现代合同制度则属民法范畴，私法领域，对合同的调整由民法确定，如我国还制定专门的合同法，大多数为任意性规范。违约责任属于一种典型的民事责任，按现行合同法规定，违约责任是严格责任，只要违约方有违约行为，没有法定或约定的免责事由，违约方就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继续履行、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等。

契约作为商品交易流转关系的法律形式，早在中国奴隶制时期已经出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契约制度不断完善、发展，用现代法律术语讲，具备一种私法公法化的特征，而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存在使契约制度得到充分的发展。市场中，财富的转让、资源的配置和劳动力的使用都是通过契约来实现的，不受限制的交换使各种资源得到了最有效的配置和使用，契约自由为近现代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无穷的活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市场经济就是契约经济。

参考文献

[1]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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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家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还存在不同的看法。概括起来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板块式结合，即认为对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活动如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基本建设规模等，或对占社会总产品70~80多的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的生产和流通，概由国家计划来调节，而其它的经济活动，包括占社会总产品20一30多的次要小商品，则实行市场调节;另一种看法认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是溶合在一起的，互相渗透、相辅相成式的结合。但这种看法又认为计划是站在山顶上纵观全局，是从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出发的。而市场是站在峡峪里，从企业的局部或眼前利益出发的。这种看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他与前一种看法一样，仍然是把计划与市场看成两个东西，只是在实践中溶合在一起了。至于前一种看法把计划与市场看作是两个互不相溶的东西，有此没彼，有我没你，把计划调节认为是计划规律发生作用或受计划规律支配，把市场调节认为是价值规律发生作用或受价值规律支配的，这种观点就更值得商确了。

为了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不妨先简略的谈谈计划与市场这两个概念的含义。什么是市场?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条件下，市场就是人们进行商品买卖的活动。马克思指出:“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页)列宁也明确地指出:“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市场量和社会劳动专业化的程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列宁全集》第1卷第83页)可见，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它是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各个生产部门、各个地区、各个企业、各个生产者之间进行的商品交换关系或者是商品买卖关系的总称。如前所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生产和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之间的联系，必然要通过市场上的商品买卖来实现的。市场上一定时期内商品的供应总量及其结构(包括质量、品种、规格等)和社会购买力及其投向(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购买力等)是否相适应，是整个国民经济能否顺利发展的前提条件。市场上商品供应和需要状况，又取决于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是否相适应，如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农、轻、重的比例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以说市场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反应，是晴雨表，指示器。什么是计划?计划是国家或企业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价值规律、按劳分配规律等等，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经营活动所进行的指导和打算，是主观的东西。主观要作用于客观，它应当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应当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同时又要对客观现实起能动的指导作用。

任何社会的经济发展都要求保持一定的比例。马克思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8页)就是说，何任社会生产只要存在着社会分工，就要求在各个部门之间按一定比例分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马克思把它称作是“自然规律”，并且指出:“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同上)经济计划同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才能予先制定合理的共同遵守的经济计划，力求合理地使用经济资源。但是，也必须看到，既然计划是主观的东西，因此它就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主观反映了客观，计划反映了实际需要，这时，计划就是正确的，人们在执行计划中就会取得胜利。另一种是主观违背了客观，计划不符合实际，这时，计划就是主观主义的，人们在执行中就会碰壁。

那末，计划怎样才能符合实际呢?或者说怎样才使计划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呢?这就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研究，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来制定计划，使计划尽可能符合实际。既然市场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的发展是否相适应，是否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都要通过市场机制，如供求、价格等反映出来。因此，要使计划符合子实际，就必须使计划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通过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节劳动在各部门的分配，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保持合理的比例。也就是说，只有对市场状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科学地分析与予测，人们在制订计划时，才能有科学的经济依据。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认为，市场与计划的关系是基础与指导的关系。就是说我们的计划是在对市场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予测的基础上制定的，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是在国家统一计划的领导下发展的，我们的市场也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经济是通过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来调节的。但是，要使计划能够正确地调节整个社会的生产、分配和流通，必须做到以下两条:第一，计划必须有客观的经济依据-一一对现实经济结构和对市场的调查研究与分析予测。力求使计划反映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的要求，而不违背客观规律。它同那种主观主义地制定计划，而定了计划又不管行得通、行不通，硬是要人们执行的那种所谓的计划调节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主观同客的统一，、因而是可靠的、正确的;后者是建立在不符合客观规律的“长官意志”之上，因而是主观主义的。第二，计划制定以后要保证计划的实现，不能单纯地依靠行政命令，同样必须利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调节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特别是调节企业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促使企业按照国家计划组织生产和流通，这都是一项很复杂很细致的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不容易。但是要使计划调节建立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就必须这样做。

现在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差别，同时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会需要多种多样，具体产品千差万别。，生产资料公有制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各地区的情况很不相同，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而且社特真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所有经济活动都纳入计划，别是直接计划，使计划包罗万象，是做不到的。列宁曾经说过:“完整的、无所不包的、正的计划等于‘，的空想。”(《列宁全集》第35卷第473页)如果硬要那么办，就难免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所以，把计划建立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并不是说把什么都包罗在国家计划之内，这既做不到，也没有必要。再说，计划并不一定是直接计划，间接计划算不算计划?计划也不一定都是国家计划，地方和企业的计划算不算计划?在实践中，必然是重要经济活动，如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的主要比例、生产布局以及主要产品的生产与流通、价格体系、物价指数、工资指数等，要由国家计划来安排、规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地方要根据自己的地区优势等具体情况，制定比较具体的地方计划，而一些日常的经济活动或者是国家计划之外的经济活动，如与企业简单再生产相适应的产供销，人财物等经济活动，或者是关系国计民生不十分重要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与流通，则由企业计划来进行调节。在这里，价值规律所发挥作用难免就不带有一些自发性。应当允许企业根据市场供求、价格等变化制定产销计划，并根据市场情况的变化随时调整计划。这样，必然是一方面，国家计划只能在调查研究、遵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的中、长期的、重要的、带方向的规划和指标;另一方面，企业的短期计划，则应当由企业根据市场的需要及其变化，通过签订工商合同和供销合同来制定。

篇9

关键词:奢侈品商品经济概念定义

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和奢侈品消费快速增长的时代，尤其是在经济得到长期快速发展的中国，行将作为奢侈品消费大国而立名于世。奢侈品经济在中国已日渐显露头角，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虽然奢侈品的经济体量相对于其它重要的基础产业经济，占整个社会经济总量的比重较小，但奢侈品消费中存在的许多独特现象和特征，对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具有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和作用。

奢侈品消费作为一种古老的社会经济现象，早已存在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而奢侈品经济作为一种新起的产业部门，还处在产业发展的初始阶段。目前，对于奢侈品概念、定义、范畴、类型、属性等基础性的学术理论研究，业界、学界尚缺少统一或系统的研究阐述，已成为研究现代奢侈品经济的理论壁垒。

奢侈品的概念与定义

“奢侈”的概念，中外各类表意不一。“奢侈”一词，最早源于拉丁文“Luxus”，原意指非凡超强的繁殖力或创造力，后移植于法文“luxe”，被蕴以充裕、富足、精细、精致之意。在西方表述中，“奢侈”大都具有优越、优雅、精致、精细的内涵;沃尔冈拉茨勒在《奢侈带来富足》中认为“奢侈是一种整体或部分地被各自的社会认为是奢华的生活方式，大多由产品或服务决定”;维尔纳桑巴特在其《奢侈与资本主义》中提出“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而在中文中，“奢侈”的表述含义是“花费大量的钱财追求过分的享受”，其定义表达和哲学意境明显要高于西方的含义释解，从字面表意上看，它较为直观地揭示出了这一概念内涵中，蕴含着财富和消费、物质和精神的两种对立与统一关系，即通过对大量占有财富的物质化消耗，换取物质消费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某种超越的精神享受。

通常在对“奢侈”概念的理解中，许多人都将其与“奢华”、“奢靡”等同或混同起来，实则不然。虽然三者均含有“通过大量的财富消耗换取某种过分的享受诉求”之意，但究其本质，它们三者之间还是存在着内涵上的区别:“奢侈”主要是以追求物品或服务内在品质为重心的一种消费行为，其表现对象主要为某种特定的行为或物品;“奢华”却主要是以追求装饰或环境外在华丽来装裱门面为重心的一种炫耀行为，其表现对象主要为外在的装饰或环境;而“奢靡”主要是以通过过分地铺张浪费来达到外界注目的享乐行为，其表现对象主要为某种特定的生活状况或状态(沃尔冈拉茨勒称之为生活方式)。三者相比，“奢侈”的境界和层次，明显要比“奢华”和“奢靡”要高，奢侈的享受不仅需要大量的财富消耗，往往还需要更高的文化素养。或者说，只要财富充裕、富足，奢华、奢靡的生活享受，人人皆可为之;而“奢侈”未必然之，它除了应当具备相应富裕的财富外，消费者还需要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或精神品质。“奢侈”是人们自然追求物质与精神享受合一的一种富足、高品质的生活方式，这也应是“奢侈”真正的经济学意义。

“奢侈品”(Luxury)的概念，是一个域外舶来名词，同样来源于拉丁文中的“Luxus”。关于“奢侈品”概念的定义，国内外学者作过各种不同的解释，其中较为常见的定义如下:一是认为奢侈品是“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超出必要程度的生产成本或使用费用的商品”。二是英文辞典中的词义解释，“可拥有而非必需”的商品，其涵义中具有精神上获取愉悦、使用中得到舒逸、价格上异常昂贵的特点。三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克里斯托弗贝里在《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中认为，“奢侈品是那些可以轻易并毫无痛苦地替代的物品”，其实质指可廉价替代或轻易放弃的非生活必需品。四是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在其《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以“精制品”的概念将“奢侈品”从“量”与“质”的角度进行阐释，认为奢侈品就是在产品的基本用途之外，通过对产品原材料的添加或外观工艺的改良而进行再加工的产品。五是国际定义，认为奢侈品是“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为“非生活必需品”，这也是目前人们通常采用的一种定义。

以上各种奢侈品定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奢侈品概念的内涵，但其内涵都只是局限于奢侈品商品属性的某个方面，这无形中扩大了奢侈品概念的外延。无论是“超出必要成本的商品”、“可拥有而非必需的商品”、“原料添加或外观改良的商品”，还是“非生活必需品”，其内涵均只是从生产和使用角度涉及了奢侈品的部分商品属性。同时，根据概念定义中内涵与外延的反比关系，由于对奢侈品概念内涵的局限性，使得其外延得到了不必要的扩大。例如，“超出必要成本的商品”的定义中，很难让人区分一般低、中、高档商品与奢侈品的界限，因为“生产成本”与“使用费用”原本就是商品价格的构成，这不仅仅是奢侈品的特性，而是所有商品的共性;再如，“原料添加或外观改良的商品”的定义中，其实质内涵也同样只是体现在商品价格的成本构成中;至于“可拥有而非必需的商品”、“非生活必需品”等定义，其内涵概括明显过于笼统与抽象。

对此，本文在借鉴和吸纳有关奢侈品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从奢侈品多属性内涵的角度进行概括，以更为科学地明确奢侈品概念的定义;并从奢侈品的消费主体、消费客体和价值构成的角度，对奢侈品概念的内涵进行研究分析，从而明确奢侈品概念内涵的内容，即:为特定社会富有消费阶层拥有和享受，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所获取的精神附加价值要远高于实用价值的珍贵稀缺商品或服务。

由此可知奢侈品固有的内涵:一是奢侈品的消费主体只能是社会中极少数的特定富有群体;二是奢侈品的消费客体只能是具有珍贵性、稀缺性的商品或服务;三是奢侈产品的价值构成主要由物品的实物价值(或可称原始价值)和精神附加价值(或可称引申价值)构成，并且消费主体在消费中获取的精神附加价值，要远远高于奢侈物品本身的实物价值。

奢侈品的范畴与属性

(一)奢侈品的本质属性

哲学上的范畴是人的主观思维对客观事物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正如商品、成本、利润等属于经济学的范畴一样，研究奢侈品范畴的根本目的也就是在于客观地概括或反映奢侈品概念内涵的普遍本质与属性表现。从所有商品的实物生产和价值构成的对比研究中，清晰而明确地找到奢侈品区别于其它任何商品的普遍不同之处，那就是作为奢侈品的商品具有的本质属性。

一是奢侈品有形实物价值的稀有珍贵性。有形实物的消耗是所有商品得以客观存在的物质载体，这是所有商品在实物生产过程中的共性，但奢侈品在其实物生产中所消耗的基础材料、加工流程、生产技术、人工成本等有形实物，必然具有明显的稀有珍贵性。这可以从维尔纳桑巴特的“量”与“质”的概括中得以说明，即相对于其它商品，奢侈品在其实物产品形成中使用和消耗了更多或更好的有形实物，通常表现为奢侈品形成中所使用原材料的珍贵和制作工艺的精良。

内容摘要:本文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奢侈品经济基础理论中有关奢侈、奢侈品及奢侈品经济的基本概念与定义，揭示奢侈品的范畴与属性、划分标准与分类，以及奢侈品经济与现代商品经济的关系。文章认为，奢侈是人们自然追求物质与精神享受合一的一种富足、高品质的生活方式;奢侈品在现代生活中是一种高品质的特殊商品或服务;奢侈品经济已经成为现代商品经济体系中相对独立的产业部门。

关键词:奢侈品商品经济概念定义

奢侈品的概念与定义

奢侈品的范畴与属性

(一)奢侈品的本质属性

实物性奢侈品一般是指产品可以通过有形实物的外在表现形态而存在的奢侈品，简而言之，就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奢侈品，如豪宅、名车、游艇、珠宝、服装等，一般传统的奢侈品都属于实物性奢侈品。服务性奢侈品一般是指产品通过无形服务的外在表现形态而存在的奢侈品，这类奢侈品没有特定的实物形态，其价值往往通过消费者接受服务消费时所获得的无形体验和感受而实现，例如健身、社交、休闲、美容、旅游、美食、体验等，相对于传统的实物性奢侈品，服务性奢侈品应当是现代生活中一类新兴的奢侈品。

(四)奢侈品本身所依附的实物价值载体

根据奢侈品本身所依附的实物价值载体的不同，可将奢侈品分为资本性奢侈品与资源性奢侈品。

资本性奢侈品一般是指通过对物品的拥有可以实现保值或带来增值的奢侈产品，消费者拥有这类奢侈品的目的并非直接消费，而在于占有和收藏，如珠宝首饰、金银玉器、古董字画等;资本性奢侈品可以通过占有、收藏方式拥有，并可进行估值抵押融资。资源性奢侈品一般是指在生产中过分地占有人力、材料、土地等自然或社会资源并最终用于消费的奢侈品，这类奢侈品的最终效用明确在于消费而非增值，如豪宅、游艇、名车、时装、腕表、箱包等。资源性奢侈品以使用、消费的方式拥有，一般很难实现保值性融资，同时它们相对于普通商品，在生产制作中会占用和消耗更多、更好的资源。

(五)使用和消费过程中的实物消耗方式

根据奢侈品在使用和消费过程中的实物消耗方式的不同，可将奢侈品分为一次性奢侈品与重复性奢侈品。

一次性奢侈品一般是指产品实物在使用和消费过程中一次性消耗并完成全部消费过程的奢侈品，如雪茄、名酒、美食、化妆品等，这类奢侈品只能经历一次性消费，其产品实物形态随消费而消耗及消亡。重复性奢侈品一般是指产品实物可以在使用和消费过程中多次循环使用的奢侈品，如服装、皮具、钟表、眼镜等，这类奢侈品虽然多次重复地使用直至其实物形态的毁损灭失，但它一般也有特定的使用周期或期限。应该明确的是，这种分类方式从逻辑划分角度而言，一次性奢侈品和重复性奢侈品只是属于消耗性奢侈品的一级子概念，而与消耗性奢侈品相对的保值性奢侈品，可以将其理解为可无限次循环使用的重复性奢侈品。

在上述有关奢侈品的分类中，新兴的服务性奢侈品是否已脱离了对奢侈品内在实物价值珍稀性的本质范畴或属性范围，应当值得关注。事实上，现代生活中出现和兴起的康体、美容、健身、休闲以及太空旅游、极地观光等服务性奢侈产品，消费者在体验和享受中同样会含有实物价值的体现，如专业器械、专业护理、精心服务、技术指导、优美环境等等，无不体现出服务性奢侈品中所含实物、资源价值的珍贵性与稀缺性。因此，服务性奢侈品同样具有奢侈品在实物价值上的稀有珍贵性和在无形价值上的外在彰显性两大本质属性。

奢侈品经济与现代商品经济

奢侈品是在一定经济与社会发展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商品类型，它是阶级社会等级制度环境条件下的一种客观必然而普遍存在的商品形态和社会现象。在现代市场商品经济体系中，奢侈品与其他类别的商品或产业一样，是现代商品经济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由于行业尖端资本的聚合、私人物质财富的集中，以及人们对身份、地位、形象等外在彰显的心理需求或对某种个性化生活品质的追求，这些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客观存在，为现代奢侈品经济的发展建立了稳固的市场供需关系，并且已成为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现代商品经济是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以参与各方互惠为条件、以劳动产品交换为目的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称，而奢侈品经济之所以可以相对独立地作为现代商品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由市场主导条件下的商品经济产业或行业内部的专业化精细分工所决定的，同时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定商品营销市场定位的必然要求。首先，奢侈品经济是一种具有完全商品特征的特殊的消费商品或服务产业体系。由于市场需求的导向和产业分级的细化，以及客观存在的商品与服务的不同档次和消费层次的个性需要，使得奢侈品从普通商品序列中分化出来，以其“质优价高，满足尖端消费群体的个性需求”的鲜明特色，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商品产业体系。其次，奢侈品经济的运行体系具有区别于普通商品的独特运行机制。奢侈品的生产制作、营销宣传、包装运输、售后服务、消费体验等商品运动过程与生产流通环节，均较之普通商品具有更多、更高的质量要求，产品质量标准往往明显优于行业或国家的相关质量标准，尤其在原料、工艺、技术和个等资源整合中，一般具有行业的珍稀性、独创性、领先性等特点。再者，奢侈品经济具有相对独立的产业经济系统属性。奢侈品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等经济关系的调整与运行，可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产业部门体系，并具有不同于其它普通商品调整与运行的经济规律和产业要求。

奢侈品经济是集奢侈产品的生产制作、加工流转、营销宣传、消费文化等于一体的系统产业运行集成，作为现代商品经济系统中相对独立的产业经济部门，其特有的生产与消费的周期性形成了独立的产业循环运行机制。同时它所带来的促进产业发展水平、创新商品制造工艺、创造社会财富和提供就业岗位、满足个需求、提升人们生活品质等方面的效用，也是引导和推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理论上而言，任何一个行业或品类的商品与服务，都有可能产生各自领域的奢侈商品。

在奢侈产品(含奢侈性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中，无论是从原料选择还是制作工艺上，以及在同类产品生产所需各类资源的优化整合上，往往都代表着相应行业内的最高水平，同时在产品研发与创新投入上也要远高于同行业水平，奢侈品生产中产品品质与工艺技术的更新更迭，使得一些适用的高新技术会梯度转移推广至其它同类产品的生产制造中，这必然有助于推动同类产品行业发展水平的改良升级。在奢侈产品的流通过程中，其在包装、存储、运输、营销等各流通环节上，较其它同类产品具有更高的品质和工艺要求，这些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的品质要求，无疑有助于促进奢侈品产业在社会经济协作关系基础上的专业化、精细化的分工发展，并形成系统的经济运行机制。

在奢侈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奢侈产品的拥有和消费不同于其它普通的商品或服务，它能够更多地带动其它相关专业性强的社会服务和产品消费的需求，如奢侈服饰消费带来的服装保养、专业洗涤、品质维护等方面的服务需求;奢侈豪宅消费带来家政和生活服务方面的服务需求……，这些产生于奢侈品消费过程的衍生性社会服务需求，将会延伸奢侈品经济的产业链条和范围。

参考文献

1.[德]维尔纳桑巴特，王燕平，侯小河译.奢侈与资本主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德]沃尔冈拉茨勒，刘风译.奢侈带来富足[M].中信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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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0）07—0025—06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创立100多年来，一直存在多方面的争议，其中包括价值是不是由劳动创造的、研究价值决定的意义何在、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等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这种争议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例如，随着西方边际学派用价格论取代价值论之后，价值决定不再是西方经济学所探讨的主题，人们普遍认为价值决定问题不再有探讨的意义；又如，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自动化、电子化甚至电脑化的出现，生产中需要投入的活劳动要素相对减少，而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包括机器、设备、新工艺、新产品在内的资本要素，即物化劳动要素却急剧增多，很多产品似乎不需要人的活劳动参与就能生产出来。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又该如何看待劳动价值论呢？笔者认为，讨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须采用全面的观点，整体地看待劳动价值论的真正含义。

一、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劳动是价值的实体

这是劳动价值论第一个方面的含义，它强调劳动价值论中“劳动”二字的含义及其理论价值。它强调和认可了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方面的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揭示和确认了劳动是人类存在、发展的动力和条件。它来源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来源于马克思对劳动大众的关切和重视，与他一贯地以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和终点的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一脉相承。这是劳动价值论的精华部分。

在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对什么是“财富”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主要供自己消费，产品的具体的、直接的使用价值是财富的直接表现，人们既不追究“一般财富”的概念，也不存在一般的、普遍的、抽象的致富欲。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随着交换范围的扩大，随着人们对原始资本积累渴望的日趋增长，有了“抽象的”以货币为目的的商人，开始把金银货币当做财富的象征，货币主义就是这种观念在理论上的反映。在这之后，又产生了分别把商业劳动、农业劳动、工业劳动作为创造财富的源泉的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和重工主义，他们虽然意识到了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中所起的作用，但都不能从各种各样的具体劳动中抽象出“劳动一般”，因而想不到探究如何增长一国财富这样的问题。只有到了斯密，才第一次从形式多样、纷繁复杂的具体劳动中抽象出“劳动一般”这个范畴，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并以探求一国财富如何增长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经济学。

马克思继承了斯密在“劳动一般”问题上的贡献，并且科学地阐释了这项研究之所以能在斯密那里取得重大进展的原因，即：人们之所以能够对任何种类的劳动予以同样看待，并且确立劳动在现代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并不是聪明的人脑对由各种具体劳动组成的“具体总体”进行了总结和归纳，而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劳动在现实中形成了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在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中，任何一种劳动已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特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只是偶然的形式，因而是无差别的。劳动已经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成了创造财富的一般手段，而不再是与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2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它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现代经济的产物，对现代社会开辟财富之门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认为，“劳动”、“抽象劳动”这些作为现代经济学的起点的范畴的产生，是与以追求货币为目的的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生相联系的，它打开了现代劳动分工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之门。因为，当工人可以在现实中，通过直接与货币相交换，把自己各种各样的具体劳动转化为被社会承认的抽象劳动的时候，工人就可以不关心自己所从事的“劳动的内容”和“活动的特殊方式”，“只要分工没使劳动能力完全片面化”，工人对于使“自身劳动能力”得到发展的和“预示着”向“较好工资”方向的“任何改变，在原则上都是可以接受的，都是有准备的”。因此，这将促进“劳动能力品种的发展”，促进“劳动种类”的形成和“工资方法的划分”，促进新的劳动部门和新的劳动方式的建立，促进整个社会内部的分工和现代劳动体系的深化和发展。所以，承认劳动价值论，承认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就为现代社会打开财富创造之门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今天人们生产产品、创造价值的劳动，不再是以生产简单工具和简单日常用品为基础的、只需要很简单的工艺流程就可以完成的简单劳动，而是需要许多现代化的机器设备等资本要素的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复杂劳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链条也大大地拉长了。但是，即使是最复杂的生产工具和机器设备，如果向前层层推移，最终都归结于人类的活劳动，劳动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劳动创造价值仍然是正确的。

二、社会必要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方式和途径

这部分主要是理解劳动价值论中“价值”二字的含义及其理论的和实践的价值。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是在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遗产的基础上得来的，但对价值概念的内涵却给予了极大的丰富和创新。

首先，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同，马克思认为价值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这就扬弃了斯密的“劳动一般”在形式上、内涵上的模糊性和局限性，而把一切形式的人类脑力和体力的消耗都算在“劳动”范畴之内，保证了范畴使用的彻底性，扩大了“劳动价值论”的适用范围。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就是：“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其次，马克思用“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组范畴独具特色地说明了他所理解的劳动价值论是如何确定商品的价值、又如何深刻地说明了商品交换中所蕴含的深刻矛盾及解决矛盾的方法的。在马克思看来，形成价值的劳动不是一般的劳动，也不是一般的抽象劳动，而是经过市场的选择被证明是社会所需要的、必要的劳动，因此，决定商品价值量的不是普通的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界定不但说明了商品交换所依据的量的关系的决定、商品交换的性质，而且说明了价值的实现途径及其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它极大地扩展了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涵，把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和运用推到一个相当高的理论和实践层次。

1.价值量的决定——理论探索及社会实践的需要。

关于商品价值量的决定，也即价格的决定问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直试图在理论上搞清楚却没能搞清楚的东西。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双重标准和混乱的；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是彻底的，却因为没能说明劳动与资本相交换的关系而彻底破产；在马克思之后，效用价值理论不再从生产的供给方面探讨价值的决定，而是改为从商品的需求，也即商品对消费者效用满足程度的角度探讨价值的决定；但边际效用价值论在号称是一场“革命”之后，在西方经济理论发展史上，也被完全不研究价值的均衡价格理论所取代。

因此，直到今天，在西方经济学当中，并没有能够从较深的层次说明商品价格的决定以及商品交换关系所体现的社会生产内在矛盾的理论，有的只是对交换以及对价格形成的表面现象加以描述的均衡价格理论。但是，这种说明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都是必要的。首先，我们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说明价值的决定，那么，“两个商品互相交换的比例，它们的价值，就纯粹是一种偶然，从外部飞到商品上面来的东西，可能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10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这就陷入了不可知论。其次，价值不但在理论上是商品价格的基础，在实践中同样是商品生产者进行商品交换活动的基础，因为商品所有者在计算各种交换的可能性时，既要考虑到它当做价格波动中心的中等平均价格，也要考虑到价格围绕这个中心上下波动的平均幅度。

2.理解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起作用的方式是理解劳动价值论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途径的关键。

当我们用“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对概念，在理论上说明了价值量的决定——社会必要劳动决定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之后，并不等于我们在实践中真正地解决了价值量的决定问题。“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实是一对在现实操作中看来非常含混不清的概念。那么，怎样理解马克思赋予它们的内涵及作用方式呢？笔者认为，这恰恰是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关键所在。这样一对在现实中难以把握和含混不清的概念，恰恰能够说明市场经济、交换机制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其意义，能够在提出商品交换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在社会分工发展和深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人类社会的劳动由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矛盾——的同时，提供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向必须通过分工和交换而形成的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过程。在商品经济产生的早期阶段，产品的供需比较稳定，生产结构比较简单，社会似乎能够像马克思曾举例说明的那样，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中等劳动熟练程度的生产者所耗费的时间，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解决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问题。

但是，这并不是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本质和本意。它的本质特征是变化、发展、求新、图变，而决不是为了寻找中等条件、平均劳动熟练程度的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超越这种变动缓慢的低水平阶段，社会经济结构必然会日趋复杂，社会劳动的供需关系、生产结构、产品结构也会日益复杂，供需链条会不断拉长。这时，由社会分工和交换所产生的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问题、社会劳动交换的问题，也就是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问题，就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任何人都无从知晓并确切地说出他生产的商品中凝结了多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无法知道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产品，需要什么样的具体劳动，他提供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具体劳动才能构成社会劳动分工体系的一个部分。更明确地说，就是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分工体系中，任何人都不能保证他生产出来的产品是社会所需要的产品，他的产品一定能够卖得出去。这是一个无法人为计算、人为控制的问题，同时又是人类获得发展和进步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以私人劳动为特征的个人能否使自己的劳动得到社会的承认并因此能够从社会中获得其生存、发展的资料这一重大问题。

值得庆幸的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在提出这一问题的同时，也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因为它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了，形成了现代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它找到了一种能够容纳更广泛的社会分工，容纳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发展，保证全社会的消费者获得更多样的、更复杂的、更高层次的需求满足，同时刺激全社会的劳动者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特长，激发更高的社会劳动能力和劳动效率的经济机制。而这种机制是能够通过商品的社会属性、价值及价值的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说明的。

我们说，所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本质上是由市场过程来抽象的量，是通过无数买者和无数卖者进行无数次的交换这一社会性的活动，通过“社会”的过程抽象出来的“社会性”的劳动时间。它是把供给、需求、科技水平、生产力变化等一切复杂因素都考虑在内的，由社会过程决定的，能使供求达到平衡的，为社会所必需的、有效的“劳动时间”。这样，它就有了事后决定的含义，是对市场经济运动过程之结果的肯定和总结。它既是人力所难以衡量和计算的——人类社会正是通过市场机制、交换机制，来解决人类本身所无法解决的信息不完全问题、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途径问题，也是不可模拟和复制的。它不是现实的、具体的劳动量，与现实的用小时、分钟、秒表示的时间不同，它是抽象的、社会性的概念，是经济学理论分析的需要，是一个用于理论分析的范畴，既无法量化，又不能用于具体的国民经济体系核算。

3.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以他对市场经济较高阶段发展运行规律的理解和认识为基础的。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确立及其对社会必要劳动的说明是建立在对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认识和了解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资本关系在市场经济中确立了统治地位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以普遍的交换为目的的资本式的、社会化的生产，才能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把一切生产变成商品生产，使使用价值普遍地以交换价值为媒介。也只有这样，才能使通过货币所进行的交换行为成为一种有规则的、重复性的活动，才能在高频率的交换过程中抽象出价值这一范畴，来反映社会必要劳动的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也才能真正地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为决定交换价值或价格的内在尺度。从而排除商品交换初期那种由消费者的主观意志、偏好，即主观效用决定价格的现象，让生产费用成为调节生产和消费的内在尺度。

对于这个过程，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把一切商品作为价格——作为被计量的交换价值——来规定，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只是逐渐发展的，是以经常的交换为前提的，因此是以商品经常作为交换价值来比较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所以，只有有了“十分发达的商品生产，才能从经验本身得出这样一个科学真理：彼此独立进行的、但作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分支而互相交错的私人劳动，不断地被化为它们的社会的比例尺度”。（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54—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因此，马克思认为，在《资本论》第1卷第1章中所研究的商品、价值关系并不是商品经济产生之初的商品、价值关系，而是在充分认识了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基础上，研究出来的作为一般抽象的商品、价值关系，它必须以普遍的、发达的商品交换为前提。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在论述价值形式的发展过程时指出，与其说在这个过程中“商品开始转化为货币，不如说表示使用价值开始转化为商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因此，“价值概念的纯粹发展……要以建立在资本上的生产方式为前提，同样，在实践上也是这种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05页。）“价值表现为一种抽象，这只有在货币已经确立的时候才是可能的。……这种货币流通导致资本”，它“只有在资本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充分发展”。所以，“价值概念完全属于现代经济学，因为它是资本本身的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最抽象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说明了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性质、转化的途径以及转化过程中量的决定，说明了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交换关系的本质。

首先，它揭示了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交换关系的本质，这就是，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中，每个人不直接生产供自己使用的生活、生产必需品，而是专门为别人生产当做商品销售的产品。每个人的私人劳动本质上是社会劳动，但直接表现为私人劳动，它必须通过交换过程转化为社会劳动，商品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必须作为商品交换出去，必须由别人来购买和消费。因此，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反映了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关系，说明了与前资本主义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不同的市场经济的本质。

其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用“社会必要劳动”界定“价值”，虽然在表面上貌似“不可知”，但用无数次现实社会中的交换后果来说明商品价值的决定，却恰恰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坚持了理论分析的彻底性和有效性，揭示了价值是通过市场关系这一社会过程，来确定社会劳动的分工体系和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方式。通过社会的交换过程，它告诉人们，哪种私人劳动是社会所需要的？它在怎样的程度上、在多大的量上为社会所承认？所以，市场、价值、价格等机制，正是人们通过社会关系、社会过程来确定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手段。这正是市场机制的本质，是市场机制的优点，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形式。

可见，“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组概念，在说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前资本主义自给自足经济的区别，说明商品交换过程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的同时，为商品交换过程的实际运作和人类劳动分工体系的深化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三、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

这个问题是说，在明确了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更明确地说是由社会必要劳动——创造的、并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一前提下，在一个具体的生产环节和阶段，如在企业中，商品的价值是由物化劳动还是由活劳动创造的。

众所周知，在正常的生产情况下，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总是比前期投入的生产要素的价值即生产成本大。其中，前期投入的要素成本主要包括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人力成本主要指购买劳动力商品花费的成本，即对工人支出的工资；物力成本主要指采购生产所需的物质要素花费的成本，如在厂房、机器、设备等上的花费；生产出来的商品增大的价值部分，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通常称为剩余价值。因此，对劳动价值论理解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具体的生产过程中，就变为商品成本的转化、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形成问题。

更进一步，我们知道，任何商品都是人的活劳动作用在一定的物质实体上生产出来的。由于人类社会现有的物质财富都可以还原为人类劳动的产物，是人类劳动一层一层叠加在最初的原始资料上形成的，因此，可以把这些物质资本要素看成是人类劳动的物化，称为物化劳动。这样，具体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价值论，或者说刚才提到的具体生产过程中商品成本的转化、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形成问题，就转化为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在商品价值的形成过程中分别起怎样的作用的问题，更直接地说，就是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表明了人们对劳动价值论的不同理解。

传统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本质上仅仅是指活劳动创造价值。在一个具体的生产过程中，这一点通过对商品价值构成及形成的说明而具体化。投入了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的商品，在生产出来之后，其价值是由这样三个部分构成的：第一个部分与投入的人力资本相对应，即劳动力商品的工资部分，它通过工人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再生产出来，属于活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的一部分。第二个部分与投入的物力资本相对应，主要是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厂房、机器、原料等物质资料的价值。它本身不创造新价值，只能通过工人的劳动把它转移到新的产品中去，称为物化劳动的转移，这是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的具体表现。新产品价值的第三个部分，即比投入成本增大的剩余价值部分，因为只有活劳动才创造价值以及物化劳动不能创造价值，这部分价值只能是由工人创造的了。顺理成章，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就彻底地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但近年来，在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上，出现了一些反对意见。反对者认为，生产的过程是一个由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共同作用的系统工程，劳动与资本彼此之间谁也离不开谁，因此，不能说剩余劳动仅仅是由活劳动创造出来的。尤其在今天，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物化劳动包含了大量的科技因素，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越来越大的作用，否定它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就不能客观地、科学地、正确地认识先进技术、先进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作用和功能。因此，应该认为是价值及剩余价值是由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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