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海洋环境的倡议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保护海洋环境的倡议，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保护海洋环境倡议书一

海洋蕴藏着丰富的资源，是人类和所有地球生命的摇篮，也是为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提供庇护的蓝色伊甸园。然而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蓝色星球已经承受了过度的重负。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海洋环境，已经成为我们不可忽视的责任!明天，由省海洋与渔业厅发起的 海南省XX年海洋保护行动计划将正式启动，在这重要的时刻，我们向社会各界郑重倡议：

一、积极参与全省海洋环境保护行动计划的各项活动。珍视海洋环境，呵护蓝色家园，我们责无旁贷!海南作为全国最大的海洋省，在海洋保护中不仅有自己的利益，也肩负着自己的特殊责任。承担这一责任，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二、正式启用海南省海洋环境保护标志。在本次启动仪式上正式推出的海南省海洋环境保护标志，它蕴涵了海洋、环境、海南、和谐、未来的深刻含义。今后，我们将在各种场合广泛应用这一标志，并使之真正成为我们海洋环境保护行动的醒目标记。

三、保护海洋环境，从我们自身做起，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做起。我们呼吁各界人士不向海洋丢弃垃圾、排放污水，不损害海洋生态资源，不捕捞受保护的海洋生物，不购买珊瑚、海龟等法律规章禁止的海洋生物制品。善待海洋，就是善待我们自己!

四、呼吁各界人士加入我们的志愿者行列。海洋环境保护，不仅是政府部门的工作，更是我们全体公民的崇高责任。不分老幼，不分职业，我们张开双臂，热切欢迎所有热爱这片蓝色家园的朋友成为我们的志愿者，与我们一起宣传蓝色生态保护理念，一起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保护海洋环境的事情，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使海洋永久美丽、家园永久安宁。

为了我们的海洋、我们的家园、我们的未来，让我们携手共同努力!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 海南省海洋环境保护协会(筹)

海南是中国的海洋大省。。。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最吸引人的，也是最大的旅游卖点，就是海南优异的海洋环境，海洋环境保护是最重要的工作。。。

然而，不夸张地说，除了海口、三亚，海南几乎每处海域每天清晨都在上演炸鱼的悲剧，非常规律得就像每天学校的广播体操一样准时。。。凌晨58点左右。。。

因为喜欢海，这些年走遍海南的各个海岸，发现每个海域几乎每天清晨都能听到炸鱼的声音。。。这一点都不夸张。。。 同时，也潜入过许多海域，许多海底珊瑚，是被整个炸平的。。。是平的!!!。。。成为海底荒漠。。。以下有潜水拍的图片，大家可以看到惨状。。。

另外，炸鱼频发，也是贫穷和落后象征，国际旅游岛怎么能是这个样子的?!政府的威信何在?! 每天这么炸下去，海南的海里还剩下什么?!国际旅游岛拿什么来建设。。。

所以，恳请政府重视，严管严惩。。。同时疏导辅助，帮助贫困渔民脱贫。。。在海南杜绝炸鱼行为。。。建立合格健康的国际旅游岛。。。

保护海洋环境倡议书二

各位游客朋友们、各旅行社：象山港海域是著名的避风良港，也是公认的国家级大鱼池。然而今天，这片海域却不堪重负，港内鱼类总量已经低到了一个危险的水平，海面上漂浮物随处可见，沿海滩涂垃圾成堆。同时，渔家乐旅游安全问题频发，甚至造成了很大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给众多家庭带来了巨大伤痛。目前象山港奉化海域渔家乐出海旅游的主要是渔民自备的三无船舶(无船名号、无船籍港、无船舶证书，含排筏)，由于其自身构造、航运技术等原因，存在易翻船、孩童摔滑入海、食物中毒等多种安全隐患，还存在发生安全事故处置能力弱，发生侵害赔偿能力低等缺陷，容易给游客带来较多的不确定因素。切实保障游客的生命安全，努力保护象山港海洋环境，需要我们大家的节制和理性，在此，奉化市旅游局和奉化市旅游协会联合向广大游客朋友们和旅行社提出如下倡议：

一、积极参与振兴浙江渔场专项行动计划的各项活动，珍视海洋环境，保护渔业资源，呵护蓝色家园。

二、配合浙江省开展的浙江渔场一打三整治专项联合执法行动，即严厉打击取缔涉渔三无船舶、整治船证不符渔船、整治禁用渔具、整治海洋环境污染。

三、提高安全意识，不预定、拒绝乘坐三无船舶出海游玩。

四、注意饮食安全，选择执照齐全、正规的酒店品尝海鲜。

五、向周围亲朋好友宣传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性及乘坐非法制造改装游船出海的危害性。

六、海涂游玩不乱丢垃圾、不损害海洋生态资源、不购买过小的鱼虾蟹类海鲜。

篇2

在主题为“蓝色经济――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这届论坛上，400余位海内外海洋经济，科技，管理领域专家就区域创新集群与海洋科技产业化、海洋科技进步与蓝色经济区建设、深海战略与蓝色经济发展新空间、海洋环境保护与蓝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八个方面的议题进行了演讲。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在开幕式上表示，加快海洋经济发展，全面推进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是一项富有开拓性和创新性的工作，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有力、有序地推进各项工作。今后一个时期，要重点抓好“构建富有竞争力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发挥科技创新、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综合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强化战略规划”这六个方面的工作。

山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姜异康对各位嘉宾出席论坛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山东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蓝色经济区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姜异康表示，山东省政府将以这次论坛为契机，进一步明确主攻方向，突出工作重点，以开阔的视野，开放的胸襟，科学的态度，创新的精神，努力开创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新局面。

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李群做了题为“全力打造蓝色硅谷，当好蓝色经济区建设的排头兵”的演讲。李群介绍，在未来5年蓝色经济区规划实施中，青岛拟组织总投资达到6000亿元人民币资金，投向逾300个项目。分布的产业包括海洋产业、临港产业等。具体项目包括董家口港口及临港产业区、胶州湾西海岸经济区、高新区胶州湾北部园区。胶州湾东海岸现代服务业区、鳌山海洋科技创新及产业发展示范区等五个功能带动区。据了解，总投资逾120亿元的青岛新国际机场也将选址莱西或即墨开工建设。“以世界眼光谋划未来，以国际标准提升工作，以本土优势彰显特色。”李群认为，青岛将努力在建设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进程中先行一步，当好排头兵。

篇3

一、教师环基本保知识及环境教育经验学习

按两个教研组分别进行学习，组员做好学习笔记，组长做好讨论结果。时间为9月20日至两周，每周两次。学习具体内容为：

1、环境基本概念、生态系统与生态循环、什么是生态环境？生态平衡

2、清洁生产、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水的自净与污水处理

3、“六·五”世界环境日的由来、环保纪念日

4、海洋环境保护生物污染、什么是大气？什么是绿色食品？

5、幼儿环保教育要直观

6、环保教育和道德教育互动

7、谈幼儿的环保教育

8、环保教育与幼儿行为习惯的培养

9、环保法规

二、幼儿园环境教育宣传栏及宣传工作

两个教研组共创一个宣传栏，主题为“绿色畅想”，分绿色像册（环保图片、照片）、绿色课堂（有关自然、健康、环保小知识）、绿色行（环保活动实录）和绿色小天使（幼儿争当环保小卫士评比）四大版面。绿色宣言：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创建一所绿色幼儿园，带动一个社区；让我们用小手拉大手，共创美好家园！从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各班向家长发绿色倡议书，亲子栏环保专刊的设立（每两周换一次内容）10月底前完成此项工作。

三、以班为单位的幼儿环境教育学期计划时间为11月和12与两个月的时间，计划要求目标明确合理，内容丰富新颖，活动形式多样，形式为表格。（范表后附）

四、11月1日至11月12日各班在园区内设立一个“绿色园地”，班里也要进行环境的布置，此活动为“绿色行”的第一个幼儿参与的环保活动，要求面向全体幼儿，全面开展活动，及时做好活动记录。（记录表格后附）

五、11月29日——12月24日全园进行为期四周的“

篇4

[关键词]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国际水道；跨界环境损害；风险预防原则；国际法惯例

[中图分类号]D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2－0251－06

Owen McIntyre，爱尔兰国立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法和国际水法；秦天宝（1975―），男，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中国边界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法、比较法和国际法；蒋小翼（1981―），女，武汉大学中国边界研究院讲师、博士后，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和跨界环境法。（湖北武汉 430072）

本文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编号：NCET－10－061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国外环境法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发展――兼论新时期中国环境法律的发展”（项目编号：2009JJD820005）、武汉大学“可持续发展战略下的环境法治”70后学者学术团队的阶段性成果。

“环境影响评价”这一法律程序已经在各国国家层面的实践中顺利开展。同时，在许多国家的国内法领域中，已经有相关规定要求把环境影响评价适用于跨界环境影响。事实上，至少在跨界环境影响方面，优先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被广泛承认和接受，其实践已经形成了国际法惯例。目前在众多已生效的国际条约中均包含着在特定情况下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条款。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为预防跨界环境损害义务和相关合作义务实际履行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尤其在大范围开发项目或过度危险活动情况下，它也被视作有效应用风险预防原则的一种手段。因而，在一些国际争端中，国家已经依据现有的一般要求执行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也被运用到跨界水资源利用领域。对于其活动将潜在影响共享国际淡水资源的拟建项目，双边和多边协议规定了一些形式的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并在国家立法实践中加以实施。在实践中，除了提供履行防止跨界损害和合作的义务的方法，以及实际实施风险预防原则外，多边发展银行和其他发展机构广泛使用环境影响评价，以确保他们支持的国际水道利用项目在规划中充分考虑环境因素，从而有助于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确立和发展，并进一步推动执行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变为国际法惯例标准。

一、跨界环境损害与环境影响评价

Dupuy指出，从实践上来看，在预防跨界污染的习惯法义务规定之下，政府应考虑现有和可预知行为对国家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因此，这也促成“环境影响评价” 这一法律程序的引进。[1]环境影响评价已经在各国国家层面的实践中顺利开展。美国通过1969年的《国家环境政策法》，率先在国内引入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同时，自1988年，为遵循1985年的指令①，欧共体成员国被要求建立国家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条款。

目前，如此多的国家②要求在其法律体系下建立一定形式的环境影响评价程序，以至于Birnie和Boyle推断：“国家层面实践的顺利开展，使得环境影响评价很可能被看做各国根据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所达成的共识，而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的一种法律通则或国家习惯法的必然要求。”[2]

事实上，在许多国家的国内法领域中都制定了相关规定，把环境影响评价要求适用于跨界环境影响。举例而言，1997年欧共体关于环境影响评价指令修正案着重强调项目可造成跨界环境影响的完整程序要求，同时，这些项目可能影响他国环境时，则启动与其他成员国正式磋商讨论程序。同样，尽管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并未详细规定跨界污染的环境影响评价，美国法院已经支持可能因阿拉斯加石油开发，而遭受环境影响的加拿大原诉人对该法案中环境影响评价的规定是否合适，提出了挑战。同样，加拿大联邦法院判令应当对提议的大坝的跨界环境影响做出评估。[3]1991年《美加空气质量协定》明确规定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第V（i）条规定双方负有“对于本管辖区域内拟开展可导致重大跨界空气污染的活动、行为、项目时，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4]的义务。同样，1993年《北美环境合作协定》第2条（I）（e）款对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评估跨界环境影响，施加了一种合适的义务，规定：“各方应在其领土范围内对环境影响进行适当评估。”

目前环境影响评价技巧已为国际法所广泛坚持和使用。包括经合组织、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内的一些关注环境保护的国际组织，已采用包含环境影响评价的倡议或宣言。值得注意的是，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的原则17提到：“对于拟议中可能对环境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活动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影响评价作为一项国家手段，应由国家主管当局作出决定。”

同样，在众多涉及环境影响评价的法律文件中，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这一环境行为计划，要求政府制定“其他政策决定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考虑各项生态后果成本”。各类法律文件都将拟定评价程序，考虑国内和跨界环境影响。

另外，在众多已生效的国际条约中均包含着在特定情况下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条款。很典型的如，1974年《北欧环境保护公约》，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区域海洋公约和行动计划》，1985年《东盟协定》，1986年《南太平洋地区自然资源及环境保护公约》，1989年《危险废物跨界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1991年《南极条约议定书》，1992年《气候变化公约》和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1991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通过了内容全面的《越境环境影响评价条约》，至1998年共有22个成员国批准加入此条约。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防止跨界损害公约草案对习惯或一般国际法的编纂，产生了长期的和深远的影响，也规定了跨界环境影响评价条款，要求对项目或活动将对其他国家的人民、财产和环境造成的可能影响进行评估。

二、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之国际争端

在一些国际争端中，国家已经依据现有的一般要求执行环境影响评价。例如，新西兰和匈牙利就依据此观点诉诸国际法庭，就法国地下核试验，要求法庭给予支持。国际法院指出，新西兰认为：

法国此举不合法。因其行为将导致或可能导致对海洋环境排放放射性物质。法国在进行新一轮地下核试验前，应承担根据广为当代国际法所承认的“风险预防原则”，提供其不会向海洋排放这类物质的义务。③

尽管国际法庭大多数法官在对案件事实进行审查前便主张驳回新西兰诉求，但三个持异议的法官坚持认为，新西兰提出了一个初步证据确凿的案件，法院应准予开庭聆讯。法官帕默尔总结认为，风险预防原则和对“可能产生重大环境影响行为”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这一更具体化要求，现今都已成为国际习惯法中环境保护方面的一个原则。④同样的，法官威伦莫特指出，跨界环境影响评价要求已成为普遍共识，法院应注意到这一点⑤，他还认为，根据国际环境法的现状，基于开庭前所提供信息，符合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初步要求。新西兰大量运用风险预防原则论证了其主张，并且两位法官均认为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是风险预防原则的补充，尽管也可以依据1986年《保护南太平洋地区自然资源和环境努美阿公约》第12条对环境影响评价要求的规定。

同样，在所谓的“Nirex案”中，爱尔兰在英国公开听证时，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关于组建专门机构的申请建议书，该机构将对与爱琴海毗邻的、作为原子能工业废料储存点的坎布里亚郡某地区的环境适宜性进行评估。爱尔兰认为，风险预防原则使英国政府对于其申请苛以义务，尤其是考虑拟议发展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的义务。爱尔兰同样也递交了一份陈述完备的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必要性、公众有必要获知有关可替代场所的信息的建议书，但这显然是基于相关欧共体立法，而非基于国际习惯法规范的需求。最近，关于爱尔兰与英国的争端，联合国海洋法仲裁法庭就因塞拉菲尔德（英国某地）的氧化物燃料设施（金属氧化物）运行或生产，致使向爱琴海排放了某种放射性物质有关事宜举办了听证会。⑥爱尔兰称，根据1982年公约第206条⑦，爱尔兰有权要求英国对金属氧化物设施运营进行合适的环境影响评价。在临时申请过程中，法庭指出，这是该案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因其悬而未决导致无法做出最终裁决。事实上，依据海洋法（国际海洋法庭）以及联合国海洋法仲裁法庭做出最终裁决前的临时措施，其向国际法庭提出的有关请求事项中，爱尔兰主张，相关事物，英国基于第206条公约有义务就其金属氧化物设施运营和有关放射性物质国际转移行为，优先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措施。⑧

因此，国家、国际组织和法典编撰主体把环境影响评价过程视为预防跨界环境损害义务，以及相关合作义务实际履行至关重要的环节。尤其是在大范围开发项目或过度危险活动情况下，它也被视作有效应用风险预防原则的一种手段。Birnie和Boyle也指出，当拟议项目或活动可能对邻国造成重大环境影响时，风险预防原则可以在决策过程中得以应用，并且因此要求做出跨界环境影响评价，这可补救“环境影响评价作为国际环境管理和跨界合作工具的主要弱点”。无论如何，优先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被广泛承认和接受，至1986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环境法专家小组将环境影响评价定义为“国际法的新兴法律原则”，并建议，在国际习惯法框架内，计划实施或拟批准可能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的活动的国家，应当在实施或批准计划活动之前对其影响作出或要求作出环境影响评价。[5]

三、跨界水道环境影响评价之国际法律规定

对于其活动将潜在影响共享国际淡水资源的拟建项目，一些形式的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倾向于在双边和多边协议中加以规定，并在国家立法实践中加以实施。欧洲经济委员会1992年《关于保护和利用跨界水道和国际湖泊的赫尔辛基公约》明确要求：

会员国应制定、修改、实施并且尽可能地采取相关立法、行政、经济、金融和技术配套措施，以便确保……环境影响评价和其他形式评估得以实施。

该公约第16条要求跨界水体状况信息应被公众获知，包括水质量目标、许可结果与申请许可条件，以及为监督和评估而取样的结论。同时，Okowa建议，本国原居住民和他国居民均有向最终决策者提出建议的机会。1992年《公约》对现存评价做出进一步规定，其第11条第3款规定：

河岸各方应通力协作，定期对跨界水体状况、预防措施效果、跨界污染的控制减量进行联合和协调评估，并依据本《公约》第16条之规定，将评估结果向公众公布。

尽管1997年联合国《公约》⑨并未明确规定，对拟议中可能会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项目或活动实施环境影响评价，但Okowa建议：“在这种并未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环境影响评价仍将隐晦地在程序义务里得以实现，尤其是在拟议项目付诸实施前通知可能蒙受跨界损害的他国义务中。”

确实，该公约仅有关于水道沿岸国告知其他沿岸国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计划采取措施的义务的第12条准确提及了环境影响评价过程，其规定：

在一个沿岸国实施或准予实施某拟议项目前，若该项目可能对其他沿岸国造成重大负面影响，则该国应及时通知他国，并提供可得的技术数据和信息，包括环境影响的评估结果，以便他国准确预测该拟议项目可能造成的后果。

因此，为确保履行告知义务，环境影响评价程序正式得到认可。环境影响评价中关于告知义务的一项相似的文献资料，包含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2000年《共有水源协议》修订本之中。

在拟议项目或活动将影响共有国际水源情况时，跨界环境影响评价有着令人信服的习惯法地位。在依据2004年《关于水资源的柏林规则》所建立的国际水法体制下，国际法律协会试图更强调环境影响评价义务。⑩2004年《柏林规则》的第6章“环境影响评价”部分特别规定：

对于水源环境或其可持续发展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项目、规划、活动，各会员国应坚持优先和持续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第6章更进一步大致介绍了要被评估的影响，以及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关键因素。同样，第6章也规定，其他国家遭受严重损害威胁的任何人均有权在“无差别”方式下参与该项目、规划、活动的实施国正在进行的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同样，有关“公众参与和获得信息”的第18条规定，该条所称“获得信息”应包括但不限于相关水源管理的环境影响评价，即如该条注解所述那样，“第三段认为，公开独立规定于习惯国际法的环境影响评价程序是促使信息可被公众获知的最有效措施”，但信息内容却不仅限于此。

因此，在2004年，国际法律协会水资源委员会各成员国明确表示，将实施跨界环境影响的要求作为习惯国际法的一个规则。为消除相关疑点，《柏林规则》第29条之注解明确指出：“国际法律协会承认，至少在跨界影响方面，跨界环境影响的实践已经形成了国际法惯例。”

四、跨界水道环境影响评价之国际实践

大量的国际专家小组，如世界水委员会(WWC)和全球水伙伴(GWP)，已开始致力于构建开采共享水资源的方针、行为规范或实践标准；这些方针、规范或标准都提倡使用环境影响评价程序。世界大坝委员会(WCD)――一个将所有与大坝建设利益相关的代表，其中也包括环保非政府组织集聚一堂的论坛――于2000年报道了其结论，并提出了26条建设大坝的方针，其中也包括提倡使用环境影响评价程序保护环境的方针。[6]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世界水坝委员会在其“决策的战略优势”中建议使用“全面选择评估”的方法，它称：

在评估过程中，社会环境因素与经济财政因素同等重要。选择评估过程贯穿规划、项目发展和操作的所有阶段。[7]

更实际地说，自1989年《环境评价指令》首次颁布，为评估对国内、跨界和全球环境造成的可能影响，世界银行基金的发展项目被要求执行环境影响评价程序，此程序目前已作为全部主要发展机构的标准。这对于国际水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计划利用和发展水资源通常涉及巨额基础设施投资，且绝大多数未开发的水道位于发展中国家。目前几乎所有由多边发展银行(MDBs)或其他国际发展机构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都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程序，以便评估其潜在的国内、跨国界和全球环境影响。[8]世界大坝委员会对跨界河流储存水和水改道项目明确提出了以下建议：“如果河岸政府机构本着诚信谈判的原则就在共享河流上建设大坝进行谈判后，计划或协助建设大坝，外部融资机构将撤销其对该机构推广的项目和计划的支持。”

如果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对有效实施和遵守“诚信谈判”原则很重要，可以清楚地预见在实践中会经常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程序。不仅对于多边发展银行或其他公共发展机构提供金融支持的项目如此，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时，同意遵守世界银行环境标准自愿规范的40多个世界领先商业银行出资的项目也是如此。显而易见的一点是，这些规则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要比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大。《经济学家》最近发表的一份调查指出，发达国家已经建设了大量的水基础设施，因此大部分国际水道的争议都存在于发展中国家，而欠发达国家近期的发展最大。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该调查指出，美国人均储水量为7000立方米，而南非为700立方米，非洲剩余国家为25立方米，肯尼亚仅为4立方米。类似的，埃塞俄比亚大约仅开采了其水电潜能的3％，而日本的开采率为90％。1988年就有人预计“尽管非洲拥有世界约1／3的水电潜能，它当前的发电量仅占2％”[9]。为了说明改善发展中国家水利设施的紧迫性，调查指出，世界有60％的疾病与水相关。2000年，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的水利建设资金在750～800亿美元之间，WWC和GWP的一个下属机构建议，为了实现2002年8月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地球峰会的约定发展目标，投资额度需要增大到1800亿美元。在20世纪90年代，每年在大型大坝上的投资预计在320～460亿美元之间，其中的4／5都投资在发展中国家。[7]大型大坝的贷款约占世界银行贷款比例的10％，而且从促成尼罗河10个国家议定契约中就可以看出，银行对处于国际淡水政策地区国家影响之大。很多其他发展机构和捐助国都对水利项目作出了重要贡献，确保了通过要求环境影响评价充分考虑环保因素。例如，英国海外发展对水利项目的援助份额从1997的3．5％，上涨到2002年的5％。2003年4月23日，欧盟委员会向成员国提出成立一个10亿欧元的水利基金计划，用于帮助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APC）国家实现于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地球峰会上约定的发展目标。该基金由欧洲发展基金（EDF）管理，用于资助可持续水项目和活动。最后，很多主要的评论员断言：“实际上，很多最不发达国家只会以获得国际援助为条件，进行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⑾

因此，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事实上提供了一个有助于考虑环境影响的正式的程序，比其他任何确定公平合理使用国际水道制度的相关因素的影响都要大得多。然而，这样的正式程序只能帮助确保在平衡竞争利益的过程中，“勉为其难”地考虑环境因素。另外，国家一直使用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及其被国内立法采纳只能增加国际惯例的砝码，从而支持执行跨界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已经变成国际法惯例标准的建议。

五、结语

在跨界水道利用领域，诸多相关的双边和多边协议已明确表示，将实施跨界环境影响的要求作为习惯国际法的一个规则，并且承认跨界环境影响的实践已经形成了跨界水道利用的国际法惯例。因而，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事实对公平合理使用国际水道制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国际实践中，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已经成为进行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前提条件。目前几乎所有由多边发展银行或其他国际发展机构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都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程序，以便评估其潜在的国内、跨国界和全球环境影响。这些规则以及实践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要比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大，因为发达国家已经建设了大量的水基础设施，而目前绝大多数未开发的水道位于发展中国家。在这种国际规则与实践的背景下，作为主要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尤其要注意跨界环境影响评估要求对争取国际投资发展水利项目的影响，需要充分了解跨界水道环境影响评价之国际法律规定与国际实践，为发展可持续水项目和活动，顺利吸引更多的国际资金做准备。

(注：本文编译自Owen McIntyre《国际法中国际水道的环境保护》一书，该书中文版即将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注释：

①Directive 85／337 on the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s of certain public and private projects on the environment[1985] OJ L175／40, as amended by Directive 97／11,[1997] OJ L73／5。1985年指令第13条规定会员国应采取“遵循1988年7月日指令的必要措施”。

② B． Sadler,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in a Changing World:Evaluating Practice to Improve Performance(Canadian Environmental Agency, Ottawa, 1996)，作者预计超过一百个国家拥有本国环境影响评价体制。M． Yeater and L． Kurukulasuriya,‘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Legisl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S． Lin and L． Kurukula-suriya (eds), UNEP＇s New Way Forward: Environmental Law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EP, Nairobi, 1995) 257, at 259,作者预计约有七十个发展中国家拥有某种环境评估立法。

③Request for an Examination of the Situ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63 of the Court＇s Judgement of 20 December 1974 in Nuclear Tests[New Zealand v． France] case order 22IX 95, ICJ Rep．[1995] 288, at 290 (emphasis added)． See also paras 24 and 35． See further, M．C．R． Cravem,‘New Xealand＇s Request for an Exami-nation of situation… etc．’(1996) 45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725－34, for a summary of the case。

④Dissenting opinion, Palmer, ibid, at 412。

⑤Dissenting opinion, Weeramantry, ibid, at 244。

⑥Ireland v． United Kingdom (Order No． 3－Sus-pension of Proceedings on Jurisdiction and Merits and Re-quest for Further Provisional Measures) UNCLOS Arbitral Tribunal (24 June 2003)。

⑦第206条规定，当国家有理由相信，其权限控制内所计划项目可能导致实质性污染或导致海洋环境重大和损害性改变，国家应尽一切可能评估该项目对海洋环境的潜在影响，并通过第205条所规定的方式公布评估结果报告。第205条规定，国家应向“有能力国际组织”提供有关报告，该国际组织将向其他组织公布该报告。

⑧Ireland v． United kingdom(the MOX plant case),41ILM(2002)405(ORDER) See further, V, V． Hallum,‘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The MOX Nuclear Plant Case’(2002) 11 Review of European Com-munity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273页。

⑨1997,36 ILM 719。暂无执行力，但是，尽管在公约中没有实施，作为目前的习惯法和一般国际法工具，在过去20年国际法委员会对国际水道的立法与实践研究中，它仍然具有很大影响力。

⑩ILA,Berlin Rules on Water Resources Law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asil．org／ilib／WaterReport2004． pdf．《柏林规则》具体是指：对《赫尔辛基规则》的修订和逐步通过的相关规则。为的是提供更为清晰的具体的适用于国际水域的国际习惯法，为应对21世纪在全球水管理上可能出现的问题。

⑾J．H．Knox,‘The Myth and Reality of Transboundary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2002) 96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91,at 296－301． See also, C． Wood,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 Comparative Review (Longman, Harlow, 1995), at 303; and C． George,‘Comparative Review of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Procedures and Practice’, in N． Lee and C． George(e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in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al Countries (John Wiley and Sons, Chichester, 2000) 35, at 49。

[参考文献]

[1]P．－M．Dupuy,‘Overview of the Existing Custom-ary Legal Regime Regarding International Pollution’, in D． B． Magraw (ed．),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lu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1991), 61, at 66－8．

[2]P． Birnie and A． Boyle,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Environment (2nd edn) (OUP, Oxford, 2002), at 131．

[3]Canadian Wildlife Federation v． Minister of Enviro- nment and Saskatchewan Water Comp． (1989) 3 FC 309 (TD)．

[4]P． N． Okowa,‘Procedural Obligations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1996) 67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75, at 287－9．

[5]Experts Group on Environmental Law of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egal Principles and Recommendations (1987) (Article 10), at 58－62．

[6]World Commission on Dams,Dams and Developme- nt: A New Framework for Decision－Making (The Report of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Dams) (Earthscan, 2000)．

[7]Dams and Development:A New Framework for De-cision－Making－An Overview, at 24, available at http:／／www．dams．org．

篇5

 

1公众参与制度概述

 

公众参与制度(PublicParticipation)是指在环境保护领域里，公民有权通过一定的程序或途径参与一切与环境利益相关的决策活动，使得该项决策符合公众的切身利益。在环境保护中确立公众参与制度，是民主主义理念在环境管理活动中的延伸，公众既是环境的破坏者，又是环境的受害者，更是环境的治理者，对于与维持自身生存休戚相关的环境质量的改善享有当然的参与权利。

 

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制度，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与总结出来的，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早在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工业的高速发展造成了环境的恶化公害事件不断发生，如日本四大公害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等，这些事件均造成了巨大的人身，财产损失，70—80年代环境问题发展成为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益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环境保护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美国是最早将公众参与制度引入环境管理领域的国家，它在1969年《国家环境政策法》中首创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一方面确认并保障公众对行政机关有关活动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的权利，另一方面要求行政机关公开其对人类环境有重大影响的决策活动的情报和资料。

 

公众参与是日本环境保护中的一个重要“法宝”，在1993年颁布的《环境基本法》和1994年制定的《环境基本计划》中将公众参与定为基本原则和长期目标。1982年的《世界自然》原则23规定:人人都应当有机会按照本国法律个别地或集体地参加拟订与其环境直接有关的决定;遇到此种环境受损或退化时，应有办法诉请补救。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原则10强调:环境问题最好是在有关市民的参与下在有关级别上加以处理。在国家一级，每个人都应有权获得公共当局所持有的关于环境的资料……各国应通过提供资料来便于和鼓励公众的认识和参与，应让人人都能有效地使用司法和行政程序，包括补偿和补救程序。

 

我国公众参与制度的完善对我国环境法制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只有让公众参与到环境管理的过程中，使之了解到自己享有的环境权利和.义务是相伴而生，相伴而失的，这样逐渐提高其环境意识和法制观念，使公众自觉、主动的关注环境问题，并对环境法的实施进行监督，运用法律武器和损害公众环境权益的行为斗争，真正实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做到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进而椎动环境法的正常有效实施，増强了环保执法的力度，有利于环境监督管理体系的完善，促进环境法的逐步完善。

 

2我国公众参与制度的现状分析

 

无论是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还是民间环境保护组织的运动和地位来看，在西方一些国家，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己经成为发展环境保护事业的基础，是推动环境保护工作发展的重要动力。

 

2.1公众参与的主要形式仍然属于政府倡导下参与

 

在我国，大多数公众参与不是公众的自觉行动，而是在政府引导下进行的。这种公众参与一般是首先由各省、市、县政府或其环保部门通过新闻媒体对政府的某一环保决策进行报道和公布，使公众先对此有所了解然后由政府牵头，组织公众进行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成立环保志愿者队伍，或者配合这些行动开展一些倡议性的签名活动等等。这种公众参与的缺点是缺乏系统性和持续性，当政府决定实施某一环保政策时，公众就会被组织起来进行“广泛”的参与;一旦政府没有动力或资金实施该政策时，这种所谓的“公众参与”马上处于瘫痪状态;另外，由于公众参与是在政府倡导下进行的参与，公众很难有自己的独立立场，而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其主要目的是实现公众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因此，对我国而言公众参与最核心的内容己经被抽掉，剩下的更多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

 

2.2法律层面上公众参与现状

 

根据《宪法》规定，人民有权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环境保护事务，并对国家机关的环境保护工作进行监督，对其违法失职行为进行检举或者提出申诉、控告。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环保法律、法规也都作了类似规定。2002年10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是对公众参与作了比较详细规定的一部法。

 

由上可知我国目前有关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规定有以下特点：总体上只有抽象性规定没有将权利具体化，权利的雏形只是零散地体现在法律法规的个别条文中，缺乏实现权利体系的构建，即很难具有可操作性;与一些国家在宪法中创设环境权相比，我国还未确立公民环境权的宪法地位，因此，在我国，公民的环境权不是法定权利，只是作为应然权利而存在，这就无法为公众参与制度提供相应的法律基础;检举和控告作为一种事后救济，其本身就不应成为一种公众参与的首选方式，而应该作为一种补充方式，因为环境损害具有不可恢复性和不可逆性的特点，然而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却将其作为公众参与的主要方式在总则中加以规定，这显然是本末倒置。就环境知情权而言，“人们有权知道环境的真实状态”这一权利应在立法中得到确认，如乌克兰共和国《自然环境保护法》第九条规定：公民有权以法定程序获得关于自然环境状况及其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等方面确实可靠的全部信息。”，泰国的《国家环境质量法》和加拿大的《环境保护法》均有相似的规定。而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条文明确规定公众在此一行政程序中有任何参与的权利机会。

 

2.3公众环境保护意识欠缺，参与程度低

 

据1998年7月一10月国家环保总局和教育部联合进行的我国首次范围最广、样本量最大的一次全国规模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显示，公众的环境道德意识较弱，其中城市居民的环境道德水平高于农村居民;公众参与环保活动的总体水平较低，公众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1/3的人持模糊认识，相当部分的公众持有不符合环保观念的自然观;公众在环境意识中具有很强的“依赖政府型”，在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关系的认识上，公众更倾向于在当地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建设重于环境保护。除此之外，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使得我国公众的环境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比较淡漠，认为环境问题是属于国家机关的管辖范围，和公民个人没有多大关系，即使个人的环境权益受损时，也本着“以和为贵”的思想处理问题，息事宁人。总体来看我国公众环境保护意识总体水平偏低，并直接导致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活动的程度不高。

 

3完善我国公众参与制度的构想

 

3.1通过立法确立公民环境权的地位，这是实现公众参与的根本保证和法律基础

 

所谓环境权，指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无论是环境权的主体还是具体权利内容都没有详尽的规定，环境权并未作为一项明确的实体权利得到落实。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立法，环境权己成为一项新型人权确立下来，完善环境权的立法也是我国法治发展的必然趋势。

 

目前，我国只在宪法和一些法规中规定公众参与原则是远远不够的。应当在宪法、基本法、单行法、环境标准法、传统部门法中明确规定环境公众参与权是公民环境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应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享有通过公众参与机制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以此确立公众参与的宪法依据。其次在环境保护法中应明确规定公民在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的权利。第三，对传统的法律部门应当作适当调整，完善对环境权的规定，划分环境权与传统法上所保护的权利之间的区别、界限，明确公民通过公众参与所保护的权利目的所指。在环境公众参与权与传统的法律规定相重叠、甚至相冲突时应如何选择。第四，对单行的环境法规进行修改，细化公众参与的具体途径。

 

3.2保证公民知情权，是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的前提条件

 

环境知情权是公众参与的基本保证，它在美国和英国环境立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就我国而言，我国《环境保护法》第11条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环境状况公报。”，从1997年6月5日起北京、上海、南京等10个城市开始进行环境空气质量周报和日报，从而大大提高了环境管理的透明度。然而，我们要看到，《环境保护法》只是确立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定期环境状况公报的义务，并未直接赋予公众环境知情权。今后，应当通过立法直接确立公众的知情权，并应具体规定知情权的行使方式、程序以及权利受到侵害后的救济程序。

 

首先要完善信息公开立法，应该指定类似《信息公开法》的特别法，该法至少要对以下问题做出规范，信息公开的范围、内容、标准、程序、时限、责任结果、咨询、质疑、监督、救济等方画的内容;另外，作为配套的法律，还需要制定《监督法》使政府的行为处于人大的监督之下，以促进其公开;制定《新闻法》，通过赋予和保障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报道来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并促进信息公开。其次应当完善依法申请公开的公开方式，我国的传统法上对依法公开的规定比较多，却轻视相对人的信息公开请求权。一些国家法律规定，“环评”审批部门应及时在公开发行的报刊或杂志上声明，该声明包括审批决定的全文，主要的理由及其在审批中的相关考虑;其他相关资料即使不公布，但是如果当事人索求，则应向其提供，保证公开。在此基础上，一旦当事人对该决定表示异议，特别是涉及程序的拖延、“环评”法规的解释等问题，应保证其能够诉诸法院，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类似做法可供我们借鉴。最后，必须完善侵犯环境知情权的救济制度。规定公民的环境知情权，一旦该权利受到侵犯可依此提起诉讼。尽管在我国的行政法里有规定，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可提起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但是首先必须把环境知情权纳入公民的合法权利范围内，否则该主张就无法可依。

 

3.3通过环境立法保障公民环境诉讼权利，是实行公众参与的有效形式

 

要落实公民的环境诉讼权，首先我国的环境权并未作为一项明确的实体权利得到落实，所以在法律中必须规定比较完备的相关条款，使关于公民诉讼的法律规定更严密，以便于公民进行环境诉讼。其次要放宽公民进行环境诉讼的主体资格，只要“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而不论利害关系的性质的主体，那么他就具有原告资格。且法院对诉讼资格的审查应当是质量上的审查而不是数量上的审查。只要原告受到了“可以辨认的轻微的事实上的损害”就足以确认其具有诉讼资格，而不论这种损害多么间接，因果关系多么微弱。那么他就具有原告资格。最后在各单项环境法中还必须规定比较完惫的相关条款，使关于公民诉讼的法律规定更严密，以便于公民进行环境诉讼。比如，从民事法律上讲，由于环境侵权是不同于一般民事侵权行为的一种特殊类型的侵权行为，依据传统的民法理论和民事诉讼程序，对受害人实施救济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按照传统的理论，要证明侵权行为的违法性和侵权者的故意或者过失、确定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严格判定不特定的以至多数侵权者的责任分担关系等等，是极其复杂的，现实当中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些，都是在完善我国环境诉讼制度中应该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