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传承问题范文
时间：2023-10-12 17:34:1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非遗文化传承问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技艺 培训 提升
南京是全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拥有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也拥有大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发现了20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进入市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117项，其中包括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4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49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南京人民的智慧结晶，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进一步推进实施文化南京战略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2007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发现了20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有很多项目已经濒危，不再受到人们的青睐，而逐渐远离现代生活，更是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局面。很多的非遗项目，不抢救保护下一步就是消失。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在抢救保护传统制作技艺类非遗项目的过程中对如何保护非遗做出了自己的思考。在经过上级领导的支持和专家论证后，筹建非遗馆展出市级的非遗项目，为市级非遗项目做档案建立基因库的思路清晰了起来。2012年6月9日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建成并对外开放，南京市民俗博物馆成为首家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双博馆，是收藏、展示宣传、保护与研究非遗的专门机构。
在筹建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之前，我馆也一直在尝试探索制作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并取得了一些保护经验。如省级非遗名录项目《绒花制作技艺》，我馆是其保护单位，为了抢救濒危的绒花制作技艺，馆方抢救性的找到并收藏了一批故去老艺人的绒花工艺品，把绒花制作技艺的实物、文字、图片、音像等资料实行了建档保存，找到当时的绒花艺人赵树宪，建立工作室，购买原材料及给予生活补助，鼓励其进行绒花制作及创新。为了宣传推广绒花制作技艺，馆方开创了“展演”的模式，把绒花工作室设置在博物馆的展线上，在博物馆的展览平台上推广，鼓励赵树宪创作作品参加交流活动，其作品先后也获得了不少荣誉。
为了传承绒花制作技艺，我馆也想着尝试着开展了“馆员都是传承人”“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和“非遗夏令营”等活动，传承活动的不断开展，使得年轻一代中很多人对绒花制作产生兴趣，在绒花制作技艺传承方面传承效果显著，涌现出一批后继人才，其徒弟已能够独立制作绒花。
实践出真知，实践能够积累经验也能发现问题。非遗保护是为了非遗更好的发展，我馆在长期开展非遗保护工作中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延续的纽带，一个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出现断代那么这个非遗项目便面临着灭绝。传承不止，非遗才能生生不息。但是馆内的传统技艺类非遗传承却面临着传承人收徒难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传承人年龄大创新意识薄弱，生产的产品通常是款式陈旧无新意被现代审美所淘汰，职业前景不明朗。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非遗项目是纯手工制作，学徒时间长，生产所费工时长，并且市场狭窄无法作为一种职业赖以维生，无人愿意学徒。这类非遗项目传承下去所面临的困难是：从业难、收徒难、发展难。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活态性，它的传承必须经过传承人的口述，或身体示范，或表演，或利用等方式才能得到实现。为了保证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仍在继续；传承人的技艺传承能够进行。我馆承担起传承人的培养培训与提升任务。针对非遗传承中存在的传承人问题，制定了专门的传承人培养计划，《传统技艺类非遗传承人培养培训与提升》主要工作为：
一、非遗项目和非遗技艺的宣传推广
面对很多非遗项目现在已经远离人们生活的现状，我馆定期举办的非遗技艺主题性活动。
1、《非遗进校园》《非遗夏令营》《民俗节庆传承人展演》在每年的春节、端午、中秋、重阳、五一、国庆馆内开设专区供传承人现场展演非遗技艺。
2、利用我馆的网站、微博 ，微信公众账号平台，与用户拉近距离，更加方便，即时、有效地与用户交流互动，同时，非遗文化创新产品和研发结果，供用户鉴赏和交流，多角度推动非遗传承的保护工作和创新发展，促进文化衍生产品的销售。通过推广，扩大影响力。
二、产品的创新设计与包装
产品研发创新 通过对非遗的进一步研发，洞悉现有的和未来的社会需求，改进原有产品、创新新品，提高产品的实用性、艺术性、本真性和独创性，推动非遗传承的保护和发展。
1、包装再创新
针对部分既有的产品和新产品，将设计取向与社会、市场取向有机结合，进行包装再设计、包装配套、包装再利用等再创新研发工作。
通过产品包装再创新，更加清晰地传达文化信息，提高产品艺术价值，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表现产品品质、独特出众，表现市场定位和刺激受众者感官，促进产品的规模化生产与销售。
2、产学研合作比赛
篇2
【关键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校；传承
the 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ZU Hao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ge sports,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meaning and function of heritance of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based on this, it advances the strategies of a new modeconstruction of campus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carrying out the related courses of area combined with local college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 and "introduction and going out" inheritance of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provides possibility and basis for the 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words】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heritance
收稿日期：2013-07-10；修回日期：2013-07-20
作者简介：俎浩（1989-），男，河南许昌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
进入21世纪，当今社会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经济的全球化以及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在当今社会经济转型期的背景下，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因此我们要通过提升我国文化的软实力，来提升我国的综合实力。正因如此，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后，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传承的一部分也慢慢地走进人们的视线，越来越多的公民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一种自觉的保护意识。我国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性、活态性、复杂性、整体性、健身性、民族性、传承性等特点，它所代表的是我国上下五千年对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因此，对加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已成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
1 相关概念的界定
究其概念而言，概念是构成人类思维的逻辑细胞，是思维的最基本单位，认识事物的首要问题就是认清事物的概念。概念是把抽象事物更为具体化，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事物本身。没有概念，就无法形成思维，也就不会有科学。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定义：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①口头传说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②表演艺术；③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④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⑤传统手工艺〔1〕。而这里面包括很多体育非物质文化的元素。笔者认为概念的界定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才能对概念进行最好的诠释。概念的界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目前国内学者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问题还没有达成一个共识。笔者在查阅资料的时候发现很少有学者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行界定，以致到目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的李凤梅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和通常对体育文化内涵与特征的理解,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认为被某一区域人口或固定群体主要用于健身、娱乐、祭祀、竞技等目的所遗存的各种身体活动形式和知识, 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物、器具和文化空间〔2〕。北京体育大学的刘洋认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形式及文化空间〔3〕。而笔者认为体育的非物质文化就是指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周围环境下，各个社会群体或个人进行的民间体育锻炼，以达到强身健体、丰富人们生活为目的的娱乐活动。
2高校传承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
一个国家的文化是民族的血脉，自从有了人类的文明，文化就应运而生，文化也就成了人民的精神家园。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都离不开教育，教育具有传授知识与技术、传播文化的功能，而高校则是对文化传播的主要场所。高校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大学体育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面镜子。首先,高校作为文化传播的主力军，肩负着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高校中有丰富多彩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供开发和传承,同样也是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必然要求。其次,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重要因素是人，而高校是我国优秀人才的聚集地。在这些人才聚集的地方，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更容易产生共鸣。邵玉萍认为把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到高校课堂中，有利于增强大学生们的民族认同感，也符合高校文化多元性的要求，同时利于青年学子实践与创新能力的培养，最后也能促使传统体育教学的反思，深化教学改革〔4〕。于宏亮认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高校体育教育中，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及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发挥积极作用。高校作为服务地方文化、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在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方面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和影响力〔5〕。对于把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高校中去，一方面可以更加理解我国的历史，还可以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另一方面体育非物质文化还可以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达到增强体质、锻炼身体的效果。高校作为我国培养优秀人才的地方，对文化的传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高校中传承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我国体育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3高校传承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功能
31传承功能
在高校中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不仅是为了技能的传授，更主要的是把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体现出来，让更多的学生了解并从中体会这些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并且在传承的过程中去进行创新，以及在保护的过程中认识到怎样把我们祖先留下来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运用到当前社会中去，在当今社会怎样去传播、发扬。
32健身功能
体育锻炼本身就能提高和改善人体的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等。大学生正处在身体发育阶段，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可以增加其心肺功能，增强学生体质。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而言，体育的非物质文化就是指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周围环境下，各个社会群体或个人进行的民间体育锻炼，以达到强身健体、丰富人们生活为目的的娱乐活动。从概念来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具有健身性。例如武术类项目不仅能陶冶情操，还可以锻炼身体娱乐身心。因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传承具有健身功能。
33社会化功能
所谓社会化是指：个体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养成独特的个性和人格，从生物人转变成社会人，并通过社会文化的内化和角色知识的学习，逐渐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6〕。高校是学生即将面临社会的最后的校园生活，也是学生步入社会生活的过渡阶段。在高校中不仅要让学生提高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还要求学生全方面地发展。高校中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对校园生活以及促进学生社会化最好的补充。在高校开展体育非物质文化可以使学生有公平竞争、顽强拼搏以及创新意识，增加学生的社会交往、人际关系和团队合作的能力。使学生认识到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交往，从而达到社会化的目的。
34心理功能
高校传承体育非物质文化并不仅仅让学生加入到保护和传承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去，更应该了解到体育非物质文化的内涵，使学生积极参加到体育锻炼中，体育锻炼是人们根据需要自我选择，运用各种体育手段和方法，并结合自然力和卫生措施，以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增进健康，调节精神，丰富文化生活和支配余暇时间为目的的体育活动。体育锻炼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及心理活动具有良好的功效。短时间的体育锻炼即可产生积极良好的情绪，主要表现为降低焦虑水平、减少抑郁、改善心境状态以及减少紧张和应激等。而进行长期的体育锻炼则能够显著提高健康幸福感，而且可以治疗抑郁和焦虑，长期的体育锻炼，使大学生在运动过程中出现良好的积极情绪，提高自信心，从而改善大学生的消极情绪。消除大学生心理上的自扰和互相摩擦，协调同学间的人际关系，从而体现校园体育非物质文化的心理疏导功能。
4高校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策略
41构建高校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新模式
文化的传承需要一个媒介，而高校在传承文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校的教育是多方位、全方面的。在高校中传播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明确教育目标。首先，要使学生明白什么是体育文化、体育思想，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思想。其次，指导学生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特点以及保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培养他们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觉保护的意识。最后，充分挖掘和开发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并结合高校体育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创新和保护。
42区域内结合地方高校开设相关课程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应该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来区别对待，在本区域内结合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到高校体育中去。在高校中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并不是一味地接受和保护，可以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简化、创编。把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到高校课程里，开设相关课程、俱乐部或者学生社团，调动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对于文化的认识，让学生有机会学习到我国优秀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在开设课程的同时，需要配备相应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材，使学生在深入了解并掌握技术、技能的同时，还能学习到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发展演变和文化内涵。
43注重师资力量的培养
在高校中开设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程，就必须配备相应的教师队伍。目前我国学校体育课很大程度上都是技术技能的传授，没有从文化的角度把体育非物质文化的思想贯穿到技能的学习中去。因此这就对体育教师的专业知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现行的体育教师进行培训或外出学习，提高教师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并且可以对教师的培训工作进行资格认定。从教师的自身做起，言传身教。把一些民族传统体育的项目引入到学校，来传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但可以提升教师的专业知识技能，还可以增加教师对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提高他们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意识，而且还可以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对于我国优秀文化的认识。
44引进来、走出去
所谓引进来就是把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引进到学校聘请为学校的名誉教授，并不定期地给学生讲课。一方面传承人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可以增加学生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入认识，另一方面也是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走出去就是让学生外出实习，或者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源地进行学习、观摩。深入了解我国优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渊源、发展现状，并且和民间艺人、大师进行学习交流。
5小结
在当今社会中，把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到大学校园将是一种必然趋势。因此，在区域内选择一些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结合引入到高校体育课堂中，不仅是对我国优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还可以使学生了解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提高学生保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觉意识，并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开发与创新，充分挖掘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李凤梅论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与保
护原则〔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2011（04）: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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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邵玉萍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校教
育传承保护研究〔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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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于宏亮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高校体育教育
专业课程体系的探讨〔J〕教学研究,2012(9):137-138.
〔5〕郑航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6〕王秀强我国百年名校校园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2010.
〔7〕程利群对当前高校体育文化建设若干问题的思
考〔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8(4):90-93.
〔8〕于奎龙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传承研究〔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13(4):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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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奚天明农村学校体育的异化与理性规避〔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0(3):82-84.
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问题与对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6-0154-02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到了人们前所未有的重视，然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一些地方因保护理念错位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了“保护性”破坏，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特征是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它是一种无形的，以人为载体的“活态”文化样式，其核心在于通过传承人世代相传。可以说，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传承者、创造者，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就是保护传承人。换言之，对传承人的保护就意味着对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如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忽视对传承人的保护，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失去了根基与价值。所以，弄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面临的问题，进而对传承人采取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就是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迫切而重要的议题。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现代化、价值多元化、娱乐多样化的不断演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存、保护和发展既迎来了机遇，也遭遇了挑战，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口耳相传的文化，其技艺的获得是一个长期习得的过程，传承人的成长需要时间的累积。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受其本身性质的局限，无法为人们带来直接客观的经济利益。因此，在当今社会转型与经济变革的冲击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处境尴尬：一方面，许多年轻人更愿意到大城市寻找发展机会，并不愿意跟随父辈在老家学习世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方面，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困于传男不传女的旧习，使得愿学的女性却无法获得学习机会，这使得本来就愿学者寥寥的传承活动更是进退维艰，如此一来，许多年事已高的代表性传承人面临着无徒可授的状况，传承人正面临着断代的危险。不仅如此，一部分年富力强的传承人可能因为经济的贫乏与生活的困顿，为了生计不得不“改弦易辙”，这使得传承人又面临着流失的危险。在这种“断代”与“流失”的双重夹击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处于青黄不接与后继乏人的境地。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临环境改变的苦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文化，其产生与发展依赖一定的文化环境与文化空间，脱离这种环境，其形态就面临改变或消亡的危险。一方面，随着科技与社会的发展，一些传统非物质文化技艺失去依存的活动空间，逐渐式微，甚至走向消亡。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方针指导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没有正确处理好保护、传承、利用的辩证关系，没有做到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而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得其赖以生存的活态环境遭到破坏，有的破坏甚至是不可逆的。这样一来，或者因为传承环境的改变使得原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面目全非，或者因为传承空间的改变使得原有的观赏对象流失，或者因为生活方式改变使得原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难以存续，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临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境地。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临保障不力的困境
不可否认，各级政府部门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中，都下了很大的功夫，然而现存的认定与保障制度却存在着保障不力的困境。比如，在对传承人保护过程中，首要的工作就是对传承人的认定，然而恰恰就是这一基础性的工作，却存在制度的缺陷。现有的认定制度规定传承人只能从众多的艺人中挑选一个或者几个予以认定，这必然使得那些需要团结协作的链状结构的传统技艺会发生“掉链子”的情况。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技艺需不同的艺人承载不同工序，那些其他关键工序上未能被认定传承人的艺人可能会因经济利益和个人荣誉等原因与获选艺人之间产生矛盾，从而使得传统技艺非但未因认定传承人而获得更好的保护，反而适得其反。与此同时，在争夺有限的传承人指标中，有部分人或许因弄虚作假、迷惑专家而当选，有部分人却可能因交通信息闭塞而错失机会，无论是当选还是落选，都无疑会挫伤那些具有独特技艺却无缘获得传承人的真艺人的积极性。这种缺乏公平公正的认定，其结果往往与初衷相违背。此外，现有的制度在认定过后的保护中也存在各种保障不力的问题：如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经济保障不合理性等。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中问题的成因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其由传承人的传习展演、受众的观摩模仿以及传承空间与环境等要素构成，无论哪一个要素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最终会传导到传承人保护这个问题上来。就此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濒危主要有以下成因。
（一）从传承人的角度看，经收入菲薄与社会地位不高导致“无心”传承
目前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各级政府都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但主要用于开展非遗传承活动，其中用于资助传承人的经费却少得可怜，完全不足以让传承人衣食无忧地专注于传承。多数传承人在经济拮据、生活困难的情况下，只得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上来，无法潜心从事传承活动以及培养传承人。此外，尽管各级政府每年都要利用“文化遗产日”组织开展大型宣传展示活动，但多半是利用多于保护，索取高过给予，对传承人缺少人文关怀，通常授一个牌，发一个证书了事，并没有对他们进行隆重的表彰和奖励。掌握精湛技艺的民间艺人既没有获得经济上的有力资助和支持，也没有获得精神上的荣誉和自豪，这使得不少传承人不但无法潜心从事非遗工作，有的甚至会产生失落或迷茫的情绪。由于传承人地位弱化、经济贫乏、生活困顿，使年轻一代对成为传承人失去兴趣和信心，无法被吸引到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中来。
（二）从传承受众的角度看，生活方式改变与思想观念演化导致“无人”传承
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进程的加速，随着文化消费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当今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人们的观念意识、生活样式、审美精神和价值导向都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正如刘锡诚先生所指出的：“正在推进的现代化进程，正在使民众的生活条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由发生和繁荣的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的土壤逐渐削弱和消失，民众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随之发生着巨大的变化。”[1]面对日益多元化的物质生活和现代精神文化生活，年青一代更热衷于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当代电视、网络、手机等新媒介的冲击下，他们更热衷于运用现代科技产品消遣、娱乐、生活：如玩微博、微信、游戏、网购等，他们对民间传统技艺逐渐失去兴趣，既无心观赏更无心学习。当大多数年轻人被吸引到现代电子传媒上后，传统技艺展演的受众群体不断流失。传统文化在现代物质文明、商业文明及科技文明的裹挟中日渐被蚕食，甚至消亡。如此来看，缺少观赏对象、无人喝彩鼓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自然“曲高和寡”，难以为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自然也难逃后继泛人的困境。
（三）从传承空间的视角看，现代文明制度与新型城镇建设导致“无法”传承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城l一体化的逐渐推进，大批人口向城镇迁移，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也纷纷外出谋生，留守乡村的大多数是老幼病残，他们既无精力也无兴趣去学习、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严重的问题是随着人口的迁徙流动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原有的乡土生活体系遭遇侵袭甚至崩溃。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存在着一个以社长、社首或是寨老、巫师等为代表的村落神事管理系统。这套系统主要负责村落的神事活动，祭神、娱神、迎神、赛会等带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性质的民俗活动[2]。随着农村社会的逐渐解体，原来很多依赖于传统农耕社会的传统技艺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了“活态”传承的生活基础，不得不走向博物馆似的展演传承，这无疑会导致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走样与异化，可以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旦失去原有的传承空间就无法原汁原味地“活态”存续。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中的对策建议
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我们认为应该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着眼点放在对“人”选定、保护、传承上，也就是说首先要保证能选出真正的代表性传承人，其次要保证能让传承人安心传承，最后要保证能让传承人在一定的空间中开展传承。从这一思路出发，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建议有如下几点。
（一）完善传承人保护制度
选人是用人的基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中，首先要制定传承人的认定标准。要针对不同门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制定可操作性标准，确保选出的传承人真正具有代表性。其次要建立传承人的选拔制度。为了提高评选工作的公正性，要坚持民间推荐、政府把关的推荐、认定政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世世代代生活在群众中间，要充分相信并利用广大群众特别是民间艺人们的推荐，政府所要做的是依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原则综合考量，在候选人中认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起决定性作用的优秀传承人为代表性传承人。再次，建立传承人的技艺档案库，对传承人的技艺进行完整录像归档并制作光盘以备传习之用。最后，要建立传承人的退出机制。这样既可以及时纠正认定工作中出现的极个别滥竽充数的错误，还可以剔除已认定传承人中的个别不负责任、不尽义务的传承人，从而保证传承人队伍的纯洁与活力。
（二）保障传承人身份地位
选出优秀的传承人后，要使其安心于传承，还必须从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提高他们的身份地位，使其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有保障，社会上受认同。从物质角度看，要让传承人衣食无忧，这就需要对传承人提供充分的经济保障，对技艺精湛或有突出贡献的非遗传承人应可享受相应的政府特殊津贴，同时依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效率，给予传承人特殊的“绩效津贴”。同时也要分考虑到其他未当选艺人的经济状况，形成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团体的综合保障系统，以免艺人之间相互妒忌、内耗而阻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除了经济上保障外，还得从精神层面上对传承人进行鼓励，使其安心用心于传承。比如，每年定期组织传承人开展活态展示、定期交流、技艺比赛等活动，让他们获得社会认同与肯定。每年定期召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表彰大会，对做出突出贡献的非遗传承人或参与支持非遗传承的其他个人进行隆重表彰，颁发荣誉称号。大力推荐非遗传承人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让他们参政议政，为非遗保护代言发声。我们在给这些文化传承人以积极的社会地位肯定与社会声望评价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舆论导向，这样就会形成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社会氛围，自然也就更加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3]。
（三）保护传承人传习空间
保持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可持续发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其核心是传承人的保护，但是单一的以人为中心，并不能带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健康发展。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如古建筑、历史街区与乡镇、传统民居及历史遗迹等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传统手工技艺等相依相存，并与人们依存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密切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特征迫使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必须注重保障传习场所、文化空间的完整性，充分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后续艺人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通过地域性的保护，最大限度地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保护。其次，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示范基地，开展多层次、多学科、多形式的活态教育培训，让更多的人逐步了解传统技艺，喜欢传统文化。
总之，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传统文化的需求也日益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日益重视。但由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样，社会发展不够平衡，法律制度不够完善，这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刘锡诚.传承与传承人论[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24-36.
篇4
1 河南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的特点及价值
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具有独特性、流变性、传承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特征。河南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丰富，尤其是其地域性和特色原生态的口头性，表现在地方戏曲、民间文学、曲艺、民歌、语言文字习俗以及各地方言中，如河南坠子、豫剧、各地方言中的谚语、歌谣、神话故事等。在地域文化上，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具有深刻的“广泛性”。如河南的豫剧，其独特的旋律与河南方言具有良好的融合性，尤其是各类方言语音、词汇的广泛运用，唱词、念白等多具有口头表达性，使其在文艺表现上更具地方特色。
从河南省第一批非遗文化名录来看，涉及语言文学类的就有18项。如虞城县花木兰传说、汝南县梁祝传说、泌阳县盘古神话、武陟县、西平县、汝南县、平舆县等关于董永与七仙女的传说，还有辉县市的张生与崔莺莺的故事、卫辉市关于柳毅的传说，济源市关于邵原创世的神话等，都具有独特的文化历史价值。除此之外，南阳市的牛郎与织女的传说、灵宝市关于皇帝的传说、长葛市关于葛天氏的传说、濮阳县关于帝舜的传说等等，这些民间文化不仅对现代人民的思想意识产生影响，也蕴涵了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价值，尤其是在历史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审美等领域，体现了民族精神。在语言文化类非遗文化中，方言占据重要地位。如豫剧、河南坠子都建立在方言基础上。
2 河南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档案管理现状及问题分析
河南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的收集、整理、鉴定、确认等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丰富的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仍有待进一步挖掘，尤其是从以方言为特征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对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文化形式进行多方面记录和归类管理，以便于继承和创新。总的来看，其问题主要表现在：
2.1 归档概念不清晰，范围不明确。在实际传承与保护中，有些工作人员缺乏对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档案的正确理解，未能从非遗文化资源的内涵及外延上，厘清概念，明确归档范围。[2]
2.2 在档案管理制度建设上不健全。尤其在非遗文化档案的收集、归类、整理、鉴定、保管等方面，缺乏专门人员管理，在制度上缺乏规范，工作机制被动，与文化部门、档案部门协同机制欠缺。
2.3 缺乏规范的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评定标准。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是纳入规范化档案管理的前提。尽管当前相关部门也出台了非遗文化档案保护政策，但对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还未全面执行，特别是在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上，缺乏操作性，使得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工作处于被动状态。
2.4 对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重视不足。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保护与档案管理，未受到社会公众普遍关注，也未能受到相关部门重视，使得归档保护工作停滞不前。
2.5 硬件设施条件不足、安全性较低。河南省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保持条件较差，以铁皮柜为主，缺乏防火、防盗、防霉、防水、防虫等，有些地方的非遗文化资源仅存储在电脑硬盘中，有的缺乏备份，电子档案一旦丢失，其损失难以估量。
2.6 管理工作滞后，缺乏专业性。在信息化技术条件下，其档案管理数字化工作相对滞后。如何对非遗文化资源档案多样化管理，如何推进非遗文化
资源数字化宣传，迫切需要信息技术支撑，提升非遗文化工作人员专业水平。
3 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原则
针对学术界对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的讨论来看，王云庆提出“做好非遗文化档案管理，应从建档上坚持真实性、完整性、系统性原则，以分级保护、优化利用为基本原则”；[3]孙展红提出“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应‘依项建档、分级建档和抢救性建档’”。[4]根据我国档案管理工作提出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从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实际，应该坚持以下原则。
3.1 统一领导。在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中，政府要发挥自身协调作用，加强对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的统筹规划。如针对当前重复建档、档案工作评定标准不一致，缺乏统一领导机制等问题进行专门协同解决。
3.2 分级管理。对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采用全部移交给档案机构进行保管并不现实，一方面与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的特殊性有关，另一方面与现有档案机构人力、物力条件有关。因此，从非遗文化资源保护与归档上，对于濒危资源要归口于档案机构，对于衍生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应根据分级制度进行归档管理。
3.3 依项建档。对于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在保护与档案管理上，应该根据“项目”划分，进行归口管理。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中提出两类划分，一类是民间传统文化，如语言、音乐、文学、游戏、礼仪、神话、建筑艺术等民间文化形式；二类是基于“文化空间”的各类举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或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等。[5]要根据各项目独立设置，明确档号，科学编制。
3.4 真实完整。坚持档案管理的真实性、完整性是保证非遗文化资源档案价值的重要原则。在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收集、整理、归类管理中，确保非遗文化档案信息、资源的真实性与完整。
4 河南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流程
4.1 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的收集。从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形式的多样性来看，在档案收集上应该拓宽途径。一是开展档案征集。由于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来源广泛，对于不同形式、不同地域的非遗文化要从征集公告、田野调查中主动收集；二是做好档案接收。特别是协调好文化机构、研究机构与非遗文化档案馆的对接，完善非遗文化档案保护与保存体系；三是注重史料挖掘。特别是对于散落于史料典籍中的传统民间文化资源，要从考证、挖掘、整合中发现，加强保护；四是接受捐赠。从非遗文化资源的归属关系上，尊重个人意愿专藏妥善保管，并对捐赠者奖励；五是有偿购买。通过平等协商，从非遗文化所有者手中计价收购并存档保护，对于重要的非遗文化档案，要科学鉴定，保障档案的价值。
4.2 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的整理。在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管理中，要从档案学理论与方法中，对收集的档案资料进行分类、组合、排列、编目，提升档案材料的系统性、条理性，为科学保管和有效利用创造条件。如在语言文学类非遗档案管理中，注重档案形成时间、档案形式、档案内容的有机联系，结合不同民间文学、传说、故事、谚语等形式进行归档整理。
4.3 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的鉴定。根据语言文学类非遗文化资源特点，从鉴定方法、标准、原则等方面，确定其价值及保存方式、保存期限等。由于非遗文化资源档案种类繁多，对其存在形式及管理情况，要进行科学化、专业化鉴定，为做好档案管理把好关。针对不同载体档案的特点，从保管环境如温度、湿度等条件进行科学管理。
篇5
非遗艺术的保护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弘扬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其保护的重视程度不亚于任何文化项目或是艺术作品。各国的非遗保护措施不同，但都以政府主导为主，成本较高，但保护效果较为显著。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的保护形势除了保护项目本身外，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加大人们“文化自觉”意识来达到真正的长久保护效果。
但与其他国家的保护情况不同，我国在非遗保护上还属于起步阶段，目前我国的非遗建立的四级的保护机制，但存在着国家重视地方忽视的困境。非遗保护多依赖政府的扶持，长期处于“输血”，还没有具备独立的“造血”功能，我国非遗想要发展起来需要在保护方式和机制上进行创新。
设计与非遗的关系
设计，是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结合的产物。而非遗作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展现的正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产物。虽然我们的设计展现的是现代文明，我们试图在我们的作品中摆脱一切传统的影子，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传统文化如影随形，影响着我们今天设计的方方面面。因此，从本质来看今天的设计和非遗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设计想要服务非遗是具备非常好的先天优势，设计和非遗艺术之间可以快熟的转换，通过现在设计去包装非遗艺术，展现非遗之美，甚至使传统的非遗具备现代的魅力，都是对非遗保护方式的一种探索。
设计服务非遗的保护方式
近年来，我国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推动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如《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等，明确提出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强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非遗文化通过设计走向一种生产性保护是符合发展潮流的保护方式。
而作为设计来说，非遗的产业化保护道路并不是一两个单一作品能解决的，必须建立起完整的产业链。从非遗传承问题，到非遗作品缺乏现代市场，到全民的保护意识提升，都需要在保护方式中得到较好的处理。因此，提出设计服务非遗，必须与高校设计艺术教育相结合，走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道路。
1. 建立非遗文化的“文化自觉”意识
高校作为国家人才的培养场所，引入非遗文化，可以在年轻人中传播传统文化，为长远的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奠定坚实的基础。直接提高一代人文化保护意识，为后期非遗设计作品提供较好的社会平台，特别是对高校设计艺术学生的宣传中，挖掘更多人才投入到非遗保护的行业中来，直接解决目前非遗缺乏传承人的问题，逐渐转变全民对非遗的刻板认识，形成“文化自觉”意识。
2. 建立非遗文化的研究机制
高校的设计教育围绕现代设计为主，而非遗作为我们的宝贵财富完全具备研究和发觉的价值。在高校设计中成立专门的非遗研究机制，对现有非遗艺术进行整理归纳，一方面是对非遗文化的保护做好记录保存工作，另一方面借助高校设计教育的研究优势，对我们的非遗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挖掘，也是中国特色设计如何体现的一种研究方向。无论是对非遗保护还是高校设计教育都是一种双赢的模式。
3. 建立非遗文化的再设计平台
在研究的基础上，为了做到非遗的“造血”必须要能对现有非遗进行包装推广和再创造。在高校设计类师生和非遗传承人的相互合作中，可以依托高校设计师生的现代思维，加上传承人的技术支持，对传统的非遗作品进行重新的设计，从作品的使用功能，到花色图案的再变形，甚至是新材料和新工艺的引入，都是在保留传统非遗精髓前提下，使非遗作品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生活需求，为非遗作品创造新的市场。从政府依靠，走上自主自足的道路。
设计服务非遗方式中存在的不足
虽然设计服务非遗具有一定优势，但在实际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首先，非遗与高校设计教育的合作，从长远来看优势明显，但就目前非遗的分布情况很多在乡村，高校资源比较匮乏，在实际的合作开展上具备一定的难度。特别是前期准备周期较长，经济效益较慢，会大大影响非遗传承人与高校合作的热情。其次，非遗名目多，依靠高校的研究和开发力度，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只能从少数做起，并不是一种能完全通用的保护方式。在实际运作中还需高校、非遗传承人及地方三者合作才可有效开展。
总 结
非遗保护工作是我国文化保护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先阶段多种形式的尝试都是对走出中国特色的保护方式的一种探索。而设计作为一种能创造较高社会价值的服务性行业，与非遗的结合先天优势明显，后期发展具备无限可能，因此，设计服务非遗是一条非遗保护的有效途径，值得推广。
篇6
【关键词】新媒体；江汉平原皮影艺术；传播创新
当前，媒介技术的进步为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带来了新的机遇与发展平台。面对现代社会和消费文化的变迁与冲击，江汉平原皮影艺术应立足地域特色，借助多种媒介形式，实现新媒体环境下的有效传播。
一、新媒体对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传播意义
（一）丰富皮影艺术的传播内容与形式
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不再是电视、报纸等某一种传统媒介方式的单一传播，而是集合3D技术、数字影像、虚拟现实等新兴手段的“协同”传播。基于此，江汉平原皮影艺术可以通过多种媒介形式更加全面、立体、生动地呈现在受众面前。与此同时，在新媒体环境下产生的社交娱乐平台，兼具娱乐化与流行化的特征，可以为固化的艺术形式注入新的发展活力，创新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表达形式。
（二）促进皮影艺术的交互化传播
随着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等新兴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的单向传播方式逐渐向双向、多向传播转变，这使得传受双方的互动性大大增强。皮影艺术的受众不再是简单的接收信息，也成为了信息的制造者、传播者和分享者。借助抖音、微博等新媒体平台，新媒体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兴趣，对皮影艺术的内容报道进行讨论和反馈。
（三）推动皮影艺术信息的广泛传播
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类的传播范围扩展到整个世界。在这一前提下，非遗的传播可以突破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有望在更广阔的环境里被人们所知晓。2021年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较2020年3月增长8540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0.4%。可见，我国网民规模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基于互联网的线上沟通平台已然变成人们获得信息的主要方式。因此，利用新媒体传播方式，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将江汉平原皮影文化艺术传播至世界各地，使其为更多的新媒体受众所知晓。
（四）培育多元化的传播主体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传播资源的丰富，很大程度上冲破了少数大众传播组织对传播资源和渠道的垄断，为社会大众进行信息传播提供了条件，这也使得信息的制作、传播变得更加便利。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传播亦将不再仅仅依赖于传统主流媒体，包括传承人在内的每个个体均可发声，积极投身于皮影艺术的传播实践，这使得江汉平原皮影艺术有望重新活跃在大众视线之中。
二、江汉平原皮影艺术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传播内容和形式陈旧，缺乏深度传播
随着大众文化消费行为的变化，传统的皮影艺术与现代的生活方式存在一定的文化距离。目前，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传播手段大多表现为传统剧目的现场演绎、报纸杂志对传承人展开专访、皮影艺术作品鉴赏、纪录片等，上述传统的传播内容及形式缺乏新意，对置身于新媒体环境的用户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此外，由于相关传承人对江汉平原皮影艺术资源的整理缺乏系统性、挖掘深度不够，导致媒体传播者得不到足够的信息内容资源，因而对其难以形成整体的认识，最终导致传播者不能有效地完整地把江汉平原皮影艺术呈现给受众。
（二）传播受众流失严重，存在代际失衡的现象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需要通过生动的传播实践来实现，其存在和延续需要有受众的欣赏、分享。随着现代新兴媒体的迅速发展，数字媒介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皮影艺人恪守的传统表演规范与程式已经难以得到年轻受众的认同与接受，观众资源流失问题较为严重。此外，学校在非遗文化的教育与宣传方面的工作缺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年轻人对中国传统非遗文化缺乏了解，也加剧了非遗文化传播受众的代际失衡。
（三）传播主体各自为政，缺乏协同机制
现如今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传播仍旧多依附于口耳相传与现场演绎，部分皮影艺术受众则借助新媒介以短视频、微博信息等形式进行自发传播，但由于缺乏协同机制和统一的规范引导，导致传播主体的力量分散。且由于传播者的专业能力参差不齐，传播的相关信息也大多从个人审美出发，加之传播内容杂乱，因而无法规范系统地反映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演绎、雕刻和唱腔的特色，传播效果不容乐观。
三、新媒体环境下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传播创新
（一）运用现代科技，创新江汉平原皮影戏的传播形式
1.将皮影声像资料进行数字化转换
传播者可以运用超清摄影、网络通信技术等新技术手段对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信息内容进行数字化采集，把资料信息转变为可以度量的数据化、可视化的资料，进而存储于计算机和互联网云端，以供受众浏览欣赏。在对其进行影像化记录的过程中，需要专业的影像制作人员深入到江汉平原皮影艺术传承人群中去，围绕学艺、工序、作品、传承等不同方面对传承人进行采访和拍摄记录，近距离地感知传承技艺、皮影文化，用影像记录、还原真实的内容。与此同时，相关团队还要邀请、组织专业的研究人员将其由来、发展、流变等方面的资料进行梳理，并使其内容符合大众文化的语境；在将相关音视频资料分类整理后，需要录入档案管理数据库，以便实现对皮影艺术的数字化保存，以为其内容创新提供借鉴。
2.搭建皮影文化艺术虚拟仿真平台
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建立仿真三维场景，将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制作或表演过程以及传承环境进行原样再现，实现受众与虚拟空间环境的近距离接触。通过建立体验式交互平台，将江汉平原皮影项目转化为数字文化形态，受众只要点击鼠标就可以感受模拟真实环境的三维动画演示作品，通过模拟制作过程可以加深受众对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了解，进而实现深度传播。
（二）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创新传播渠道
1.打造富有特色的网络服务平台
政府部门或文化部门可以运用信息化、数字化等高科技手段构建江汉平原皮影戏特色网络服务平台，在此基础上适当整合皮影戏的历史文化、影像照片、音视频资料以及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等多方面的珍贵文献与资料，以满足用户不同层次的文化需要。同时，还可利用数字技术开发江汉平原皮影戏艺术创意体验应用App，借此增强传受双方的双向互动，满足用户活态体验需求。
2.有效利用自媒体平台进行传播推广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普通大众提供、分享信息将日益便捷，社会公众在传播过程中日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关团队应充分利用以微信公众号、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矩阵，借助其个性化、交互性、碎片化的特点，建立起江汉平原皮影戏艺术的统一媒体账号，以H5、热门话题、动态长图等新兴表现形式同受众展开积极互动，以此提升个体用户投身文化宣传的主动性，从而孕育一批关心和热衷传承江汉平原皮影文化艺术的年轻群体。
3.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融合
当前，发展新媒体、促进媒体融合发展，已成为传统媒体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非遗文化在打造自身新媒体传播平台的同时，应紧跟媒体融合趋势，借助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有机融合所搭建的兼具公信力与新技术能量的新媒体平台进行传播。近年来，依托媒体融合进行非遗文化宣传的节目层出不穷，如《国家宝藏》《传承者》等节目，通过电视频道的首播和各平台的分播可以推动非遗文化的传播。江汉平原皮影戏艺术的相关传承传播工作者可参与到电视节目和新媒体宣传活动中去，结合时代文化消费的发展趋势，扩大皮影戏文化艺术影响力。
（三）实施跨界融合，推动江汉平原皮影戏产业发展
1.皮影+数字文创
基于腾讯与故宫博物院跨界融合的成功示范，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相关团队也应根据年轻社群的文化心理和消费需求，在凸显传统精神文化内核基础上，凭借生动的数字创意形式吸引受众。现如今游戏、音乐、社交等文创业态的开发使传统文化的呈现方式日趋多元化，相关团队可通过提取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典型元素进行创意设计开发，挖掘、开发出生动的影人表情包、趣味方言唱腔语录、线上DIY“设计+定制”、皮影元素定制游戏皮肤、数字明信片、数字漫画等多元化的数字产品，实现皮影文化的数字化创新。
2.皮影+影视
一是相关团队可以致力于皮影题材的动画制作与推广。将皮影艺术与动画结合，融合影人的形象特点，挖掘符合当下文化价值观的“新”产品，创造出符合现代受众审美需求的皮影动画产品。二是推动皮影艺术在影视领域的宣传推广。近年来，国产剧非常重视历史文化输出与转化，剧集中常常出现传统艺术的身影。如饱受赞誉的《清平乐》的片头、剧集中的剪纸艺术、皮影戏等传统艺术巧妙地融合在了叙事中，广受观众喜爱。此类剧集的成功反映了社会公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可度逐渐提升，皮影艺术与电视剧的结合有望为大众喜闻乐见。
（四）加强教育宣传，培养江汉平原皮影戏的新兴消费市场
若要实现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有效传播，需要培养一批新媒体传播方面的创意人才。一方面，传承人与相关从业者应主动接受新媒介，树立创新的传播意识。另一方面，广大数字用户也应该学习掌握数字技术，寻找与现代受众审美相契合的创意元素，进行高品质的皮影艺术内容创作。大学生新生代群体可以成为创意人才的重点培育对象。湖北省相关高校可开设江汉平原皮影戏相关课程，邀请传承人进入课堂开展现场教学，还可以使其前往潜江、天门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学习掌握唱腔、设计方法，专注于专业设计，以此促进皮影戏艺术的创新与衍生。在信息化时代，为了实现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传承与保护，相关团队应在保留其特色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多种媒介平台、多种渠道创新其传播方式，联合多方主体共同参与，探索出江汉平原皮影文化艺术的传播新模式。
参考文献：
[1]罗天.三网融合背景下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依存度探讨[J].中国传媒科技,2017,(07):55-56.
[2]汪沛.皮影艺术新媒体传播研究[D].湖南大学,2014.
[3]吴俐磊.由休漠之“应该”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J].学理论,2012,(31):12-14.
[4]季贺鸣.数字时代手机媒体文化意义考量[D].东北师范大学,2011.
篇7
关键词：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博弈；保护；旅游开发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4-0144-0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失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全球掀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潮。我国以“两大工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和“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为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与保护工作全面展开，各级政府和机构纷纷投入到保护行列中来。当前，国内外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的相关研究非常多，但将博弈论运用到其研究的相关文献较少。牟维、李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博弈探索》一文中以一个新的视角——将个人效用数字化，主张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利用博弈理论将个人意识与文化遗产的生存状况结合在一起，解决其保护问题；王巨山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三方行为与博弈》中对政府、遗产保有者和社会职能机构的多方参与进行博弈；林鸿熙在《基于进化博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运用进化博弈论，研究管理者与使用者在长期演化过程中的策略趋势，继而提出相应对策建议等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的相关文献中，诸多文章承认传承人和政府的重要地位，物质文化遗产的体现性决定传承人在其参与中的主导地位，其物质性和保护的实体性快，定了政府在保护中的领导地位。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其所保护的遗产是非实体存在，是具有活态性和无形性的文化传统，是共同体、群体的一种生活方式；其载体则是社会化的个人。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政府、旅游企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者这三方都对应承担着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以湖南湘西地区为例，探讨基于博弈理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问题。
二、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运作模式的博弈分析
在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开发的博弈过程中主要包括三类参与主体：政府监管机构、继承者和旅游企业。图1描述了三类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链，其中X1、X2分别为政府监督机构和社会职能部门所获得的非遗保护的信息，0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文化，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这其中存在政府和市场机会损失的问题，导致政府和旅游企业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都只是一种断面信息，并且落后于真实进度，但是两个部分的影响却是非常大的。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收益既有显性收益也有隐性收益，且隐性收益不能被货币化衡量，所以在保护过程中，保护既得收益决定了三方参与者的角色和策略选择。
（一）旅游企业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传承人保护的博弈分析
旅游企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与传承人之间存在博弈行为，这些旅游企业的合理开发与过度开发策略对非遗传承人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当旅游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时，为了使投入的成本尽早收回会对传承人采用一系列经济诱惑，使之渐渐漠视对非遗的保护。
设A为开发湘西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企业，B为该非遗继承人，在非遗旅游开发中，A有两种选择：合理开发与过度开发，即保护与不保护；B也有两种选择：保护与不保护。现做如下假设：（1）如果A和B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合理保护开发时，所得的收益分别是R1、R2；（2）如果都不保护时，所得到的收益分别为L1、L2。进行保护时，由于生存发展环境的改善使其利用空间缩小，束缚条件增多，这样往往会使投资会大于短期内所得收益，所以R1
我们首先来看A的决策情况，假定B选择传承保护，那么A选择合理开发时的收益为R1，过度开发的收益为L2，由于L1>R1，所以A的最优策略为过度开发；很明显，当B选择不保护时，A的最优策略仍然是过度开发。同理，无论A的选择哪种决策情况，B的最优决策都是不保护（L2>R2），因此，（过度开发，不保护）就构成了博弈的一个纳什均衡，（L1，L2）就成为相应的均衡收益，即形成了典型的“囚徒困境”。
（二）传承人保护传承与相关政府干预管理的博弈分析
政府作为具有强制力的公共性组织，其保护遗产流失都是通过政策制定和实施来完成，特别是外部低效益的非遗文化，市场失灵的几率很大，这种市场失灵就给政府的管理和监督提供了机会和理由。所以，相关政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者之间存在一个博弈。这种博弈属于一种监督博弈模型。这个博弈的参与人包括政府和传承人。政府的纯战略选择是管理与不管理，传承人的纯战略选择是传承保护与不传承保护。
图3概括了对应不同的纯战略组合的支付矩阵。这里，a为政府应得收益，b为支付政府收益后传承人所得收益，c为管理成本，f为传承人不合理保护而应缴的罚款。
假设c
（三）政府监督与旅游企业保护开发的博弈分析
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旅游经营市场中的监督活动是政府管理部门与旅游企业之间利益相关的博弈。企业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在政府不监督的情况下，一般将在非遗文化保护问题上采取非合作博弈，即双方之间并不趋于共商合作、共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个博弈当中，假设政府有两种选择：管理式监督和转让式监督；旅游企业也有两种选择：违规利用与保护性开发。假设政府选择管理式监督的投资收益为G，选择转让式监督的收益为z，在信息不对称因素的影响下，由于政府不可能估测到何种模式的经营能够确保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合理的保护与开发，再加上政府对旅游企业在获得开发权之后是否会对非遗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利用的信息也同样缺乏充分的了解。因此，我们就又可假设旅游企业违规开发所能带来的外部成本为W（即包括自然破坏所产生的成本损失和人文因素导致的成本损失）。实践中，如果在政府实行转让式监督之后企业合理保护开发，政府所得收益便为Z，否则为Z～W。为应对政府的行为选择，旅游企业一般也会通过自己的行为选择方式来处理自身对利益的安排：一是违规利用进而获得较高收益D，二是合理保护开发而获得合理经营收入H。由于博弈过程中，所有行为主体的策略选择均是理性的，因而实践中政府选择转让式监督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便是转让式监督的所得一定大于管理式监督的所得（即Z>G），既然如此，我们假设Z>G，同理分析D>H，该博弈模型如下图4。
实践中，如果政府选择管理式的监督解决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则博弈结束，政府能获得收入G，而此时假设旅游企业无法进入该开发领域，所获收益为0。不过当政府选择转让式监督模式时，旅游企业开发商便会获得自己的选择机会：合理保护开发与违规利用；在此种情况下，如果合理保护开发则双方都能获得一定的收益，皆大欢喜；如果违规利用，则政府的损失为W，显然，政府选择转让式监督之后的收益大小取决于W。也就是说，如果Z-W>G，那么政府会选择转让式监督，则在此种状态下，因为D>H，旅游企业的最优选择是违规利用。如果Z-W
三、基于博弈论的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对策
上述三方之间的相互博弈取得的最优策略，能够帮助我们预见到各种行为可能导致的结果，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这些结论对我们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非遗保护与社会各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各界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承担一定的责任，如何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使得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规避保护中的风险，实现保护开发的切实条件，下面根据博弈分析，对传承人、政府、旅游企业的行为提出几点建议：
（一）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加强合理有效的管理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被称作人类记忆的背影，这些经历了上千年沧桑记忆的宝贵文化，是确定文化特性、激发创造力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文化宽容协调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它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合理的保护和开发是很关键的。因此，在进行湘西非遗开发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增强旅游企业、游客以及传承人的非遗资源保护意识，进行其有效的开发和保护。
1 政府应制定适当的参与措施
文化的传承离不开行政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参与，对于一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健康、有效的传承，必须加强对当地行政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同时也需要通过政府来组织开展多途径的保护开发教育，使当地居民能够参与到湘西文化的建设中。例如，开展以宣传湘西非遗保护为主题的文化活动，让当地人更多的了解自身的文化，提高居民素质，增强文化信心。
2 必须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属地合理的承载力和容量
旅游业对湘西非遗资源的开发会导致旅游者的大量来访，这不可避免地给非物质文化遗产归属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带来的影响。我们从旅游企业与传承人的博弈可以发现，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不会主动保护可贵的非遗资源的，这种情况势必会导致旅游开发过度或者旅游活动量之大超过了目的地的承载能力，使之环境受到严重损害。因此，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可以建立适当合理的行政管理制度，对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传承人、文化建档、维护和跟踪等内容以制度的形式规范起来，为排除规范中的非遗资源受到侵害和防止可能之侵害。首先，必须对传承人和旅游企业制定合理的税收制度，以最大承载力和容量为尺度进行等级划分，过度越级的将缴纳成倍的税收，以此提高传承人和旅游企业的保护意识，对非遗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其次，必须对损害额和侵犯行为所得利益进行预算，根据不同损害情况，借助法律手段对其进行利益所得中的30%-200%进行赔偿，损害严重者将承担法律责任，这在一定程度内也能避免承载力过度和容量过大的情况。
3 有计划地进行标准的培训和保护知识的宣传
湘西相关政府需要建立系统的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人员的培训体系，以及文化利用标准的培训。定期进行实地考察，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环境变化态势，再邀请知名专家进行保护方法的指导，组织学习国际、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趋势、新动向及成功的经验与方法，以及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以此提高正确保护利用的能力。另外可以通过网络授课的方式，对专业保护的知识进行宣传和普及。
（二）提高传承人传承保护的积极性，增加其自豪感
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进入衰亡的高峰期，同时，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保护和发展遇到很多新的问题。与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绝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靠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这些掌握着传统技艺的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绵不绝的核心与纽带，而现在许多领域，传承人的确立本身已成为瓶颈，所以社会各界更应该高度重视对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
1 借助政府的力量给传承人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的帮助
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帮助，能够激起传承人的传承热情，使他们能够积极地把自己的技艺传下去，增加其传承的自豪感和荣誉感，营造积极热烈的文化氛围。同时这种社会的肯定对年轻一代也会存在一定的影响，创造新的节目，适应年轻人的口味，既保持传统的演出方式又有新的内容，方便年青一代接受，增加社会关注度，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与开发。
2 适当将部分传承文化纳入课堂教育
传承非遗文化对各中小学生也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学生通常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保护意识和好奇心，而且对于课堂老师言传身教的知识非常重视也非常信任。我们可以将学校设为传承的重要阵地，政府可以鼓励学校开设民间文化课程，致力于非遗文化在青少年中的宣传和推广。根据不同的发展状况，选择恰当的时期一步步将非遗文化引人到课堂教育中，利用学生的求知欲、好奇心以及快速的学习能力，使之激起对传承的热情，并从中选择重点培养对象，从而加速了文化的推广，也达到了传承的目的。
（三）加强政府监督力度，增强政企合作
根据政府与旅游企业的博弈分析，如果运用管理式监督的模式来经营湘西非遗资源，一般就更需通过传承人的力量来促使对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但此行为在现实实践中是无法真正实现的。所以，在实行转让式监督的背景下，由于只有确保旅游企业合理的保护开发，政府才有可能会获得持续的收入，同时也不至于破坏到非遗资源。因此，为了引导旅游企业进行合理经营，也就必须借助于外部的力量来约束其具体的行为选择：
1 明晰权责，设立奖励制度
政府应明确规定旅游企业经营的责任和权限，并设立相关名誉与实物奖励制度，提高旅游企业的积极性，切实保证湘西非遗资源达到保护与利用的双赢局面。
2 规范惩罚制度
针对传统意义上的惩罚性措施，主要包括拘留和罚款，需要制定统一的严格使用标准，坚决避免粗放型惩罚。对违规的人或单位所造成的损害进行定量检测，以量化的形式标准化，再根据标准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惩罚，特别是对违规利用的旅游企业应加以重罚，以治理不规范的旅游市场，提高市场效率。
3 成立综合执法部门
综合执法部门可以帮助明晰权责，提高执法效率，当出现执法不严，监督不力时，无论是责任的承担者，还是监督者都将失去效力，切实维护湘西非遗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安全环境。
（四）旅游企业搭建“真实”文化舞台，促进非遗保护性开发
从旅游企业与传承人以及政府之间相互的博弈分析中，可以看出，旅游企业为了追求短期效益最大化，通常都是过度的开发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避免这种过度开发所导致的非遗产品消亡的严重后果，旅游企业应该审视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所能带来的长期隐性效益，重新认识该效益在企业的发展和建设中的巨大促进作用，为了获得更多更长期的经济利润，旅游企业势必要使湘西非遗产品的利用可持续的进行下去，必须克服短期高额利润的诱惑，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充分合理的开发好这项潜力十足的产品。
1 打造真实的文化旅游路线，娱乐性与教育性相统一
旅游企业需要创新文化旅游观念，以“分区发展、以点带面”的发展理念，打造文化主题路线。让游客通过亲自参与，以娱乐的形式短暂的学习这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技艺，提高其了解的欲望，为游客对其文化有更多更全面的认识提供机会，唤醒游客对传统民俗民风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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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传统装饰艺术；教学实践；应用研究；项目导入式教学法随着社会发展，艺术总是随着社会变迁而满足不断出现的新的审美需求，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的发展，不仅受到当代的社会思潮、艺术观念、审美情趣等影响，同时也受到高新技术、信息化的现代社会对传统文化带来的巨大冲击，逐渐演化和创新，形成具有价值性、功能性的艺术设计学科。《中国传统装饰艺术》课程作为艺术高校的学科基础课程，在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教学改革的新理念和思维方式的引进为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思想提供了更多新的思维，并且教学实践基地的建立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开发提出了更为多样化的可能性，对于艺术高校来说是一种新型产学研教学模式的尝试，让培养更多的高校人才投入到传统文化的学习中，对传统文化的推广与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
1目前中国传统装饰艺术课程的教学现状
近几年来，在中国高校艺术设计人才培养计划中，专业基础教学不仅强调多种专业基础知识的综合性学习，也开始注重传统文化在课程中的渗透，中国的设计教育大多重理论轻实践、重艺术轻技术，课程设置基本上游离于经济和市场之外，虽然我国目前有许多艺术院校都是将《中国传统装饰艺术》作为艺术设计专业的主要专业基础课程来开设，但课程内容多停留在表面的装潢和美化阶段，教学脱离于市场，缺乏对传统文化应用实践技能，忽视了要通过多方位、多渠道的形式，导致课程缺乏科学性、实践性及合理性，从而导致学生的专业知识面较窄，专业素质不高，不能全面而有效地服务于企业。而在国外，类似于传统文化课程却趋向与当今现代设计应用相结合，面向企业培养实用性人才。强调理论结合实际，重视课程设置和实践技能训练，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强学生艺术修养和创新能力培养，重视程度较高，这些都给我们在课程教学改革上新的启示。
2“项目导入式”植入传统装饰艺术课程的优势
从课程改革的意义来看，教育的目的不在“教”，而在“学”，把学生视为教育改革的主要参与者，强调学生获取知识、训练能力的研究性角度和方式，立足于激发和引导学生有效地自主实践学习。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使学生对中国传统装饰艺术有深入地了解和直观具体的感受，将实践基地的项目课题分阶段性导入并加以训练，通过实际教学方法策略，其优势在于使学生在动手实践过程中，对传统文化认识加深理解，培养专业技能，增进对社会的了解，让学生进行亲自实践项目并操作，从项目课题中自我感知、领悟知识的衔接性，总结项目活动中的自我体会，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3“项目导入式”植入传统装饰艺术课程教学实践
立足于本院目前教学现状，依托建立武汉汉阳江欣苑“高龙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园”实践基地，利用实践基地的优势，探索出具有广泛应用价值的合作模式，使课程设置与实践基地相结合，在教学方法改革思路上立足基地特色，以较高层次理论指导教学实践，让学生参与到实际的项目课题教学中，使学生得到全方位的设计训练，做到高校的产学研一体化，促进与非遗文化产业基地合作模式，达到校企合作的“双赢”效果。下面以“湖北黄梅挑花非遗文化品牌的宣传与推广设计”项目导入分析为例，从以下两个方面阐释教学方法的实践过程：
第一，突出教学环节的实践性，强调课堂理论与实践应用的紧密结合。通过前期与实践基地进行嫁接，在课堂中导入“湖北黄梅挑花传统文化品牌VI设计”项目，从项目到推进过程中，积极辅助开发校外第二课堂，引入非遗传承人走进学校联合教学，开展相关的非遗文化讲座和技艺讲解，学生对黄梅挑花的工艺针法产生了极大兴趣，通过技艺培训学习，将其独一无二的艺术特色，结合针法入手，对其公司品牌LOGO进行设计，以黄梅挑花“十字针法”特色为设计元素，以“石”为主题涵盖了中国印章与中国结的抽象形态元素加以变形，推导出最终设计方案。
第二，突出教学方法的实践性，强调继承传统和实用创新的并重原则，将传统文化与当代设计相结合。在项目导入过程中，为解决黄梅挑花非遗文化品牌存在的产品开发单一性、技艺传承的艰难性、非遗文化市场有待进一步开发等问题，组织学生多次与文化传承人和企业进行沟通交流，加强其传统文化品牌在VI设计应用部分的实践创新，从传统的应用领域向现代产品的开发过度，将现代人们的生活观念与方式结合在一起，针对黄梅挑花设计中式风格餐桌的三件套产品的包装设计应用，包括中式桌布、杯垫及筷子包装等应用产品开发，对黄梅挑花艺术的实用领域带来有效地宣传与推广。参考文献：
[1] 李泽，赵凤娟.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基本轨迹及未来取向[J].中国高教研究，2010（03）.
[2] 肖念.中国大学教学改革逻辑的思考[J].中国大学教学，2012（07）.
[3] 于杨.提升教育质量意识 构建现代大学治理制度[J].高等教育研究，20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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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非物质文化遗产；共享性开发；协同发展
2013年9月、10月，主席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期间，先后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界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从国家层面看，该战略的实施旨在利用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特质，重新打造中国与古丝绸之路和古代海上贸易路线国家的合作关系，与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民心相通、文化建设是该战略的题中之意。它不仅为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带来新的平台，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尤其是资源开发提供了新机遇。
一、“一带一路”战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一）非遗资源开发与非遗传承保护不冲突
非遗资源开发与非遗传承保护这两个问题并不存在本质冲突。就前者而言，主要指的是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的商业开发。虽然资源开发的方式在当下有很多问题，尤其是学界所担忧的“产业化”问题，但是从商业开发的路径看，与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方式之间是不矛盾的。
“生产性保护”是我国自加入教科文组织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并全面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至今，结合中国实践经验，提出的一种新的保护手段。2012年2月，中国文化部颁发的《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中专门界定：“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简而言之，其逻辑起点就是通过非遗项目的手工产品和手工产品市场的开发，利用经济效益的获取来可持续地推动非遗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然而，由于现实开发中大量出现的去手工化、机器化生产现象，学界对于非遗资源的开发、非遗产业开发一直存有比较大的异议。这事实上不是非遗资源开发的内在问题，而是全社会对非遗资源开发的文化自觉、文化自律问题，需要由政府主导予以监督和管控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这些负面问题的存在，而本质上否定非遗资源开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延续，重在传承，也重在发展。唯有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知与更深层次的社会消费，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获得更长久的生命力。
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迫切需要融入社会生活，需要广泛的社会消费，唯有如此才能催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传承并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需要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一带一路”为非遗资源开发、走出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从“一带一路”的战略合作框架看，它贯穿了亚、欧、非大陆，连接了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沿线有65个国家，人口总数达44亿，占全球总人口比重的六成之多。尽管各个国家之间在种族、民族、宗教、社会制度以及生活方式上存在各种差异，但是古丝绸之路悠久的贸易历史，也说明这些地区之间有着心灵相通的文化基础。从非遗资源开发、非遗产品走出去来看，这些沿线国家在消费中国非遗文化上不仅有历史基础，更有广阔的市场空间。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能够开拓并抓住这些市场机遇。
（三）非遗文化走出去有利于实现民心相通的战略目标
自2013年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来，文化建设一直是该战略重要的题中之意。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就明确提出，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作为主要发展内容，其中，民心相通成为该战略实施的文化目标。因此，如何推动沿线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对话，在尊重客观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增加文化间的相互认知与彼此认同，则成为我国丝绸之路沿线省份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战略任务。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多样性的活态表征，有利于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文明对话与相互认同。从文化间关系看，文明或文化的冲突在今仍真实存在。促进文化间的交流对话，正是为了达成多元文化主体对彼此文化的认知、尊重乃至理解，增进文化间共同情感的交流和确认。世界各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不同民族、种族、族群的文化传统的延续，在其意义结构中事实上是存在一定的相通之处的。一方面，共同的文化源头或亲近的文化血缘为不同地区的文化对话提供了交流的历史基础。我们在追溯一种文化或文明的源头或流变脉络时，总会发现这种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没有一种文化能够保持^对的独立；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对于生命、爱情、自由、正义等价值的共同体认，是不同地区人们能够跨越民族、种族、国籍、语言进行交流并相互认同的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承载了这些普遍情感的重要载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不同地区文化交流或交融的产物。丝绸之路沿线省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很多文化的形成、演变都受到古丝绸之路经济贸易往来的影响，或者是经由外国传入，或者在中外互通的基础上受他国文化影响从而流变演化。可以说，这些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大地丰富了古丝绸之路文化的内涵。因此，要推进民心相通，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所以，“一带一路”战略的启动，事实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战略机遇。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助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实质上就是要在新的文明周期开始的时候，与各国人民共同开启新的文明之窗。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非遗资源共享性开发的对策路径
如何抓住这一机遇，如何积极利用其战略机制，针对性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则是本文思考的主要方面。具体涉及如下几个问题：
（一）在国际开放视野下，科学规划制定非遗资源共享开发的协同机制
丝绸之路连接着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国家），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的广阔区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提出，事实上正在重塑国内沿线区域的社会地理空间关系，重塑区域之间的空间文化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作为文化资源，就是被重塑的空间文化关系的重要方面。沿线省份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产业培育以及非遗产品走出去等方面做好区域协同的一体化规划。
而就协同一体的规划制定看，首先要考虑资源禀赋问题。既要立足经济带整体性资源优势做好战略的系统定位，还要兼顾各区域的比较资源优势，做好战略的空间布局。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南四省区市重庆、四川、云南和广西。这些地区拥有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仅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情况，就有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玛纳斯”、以及“麦西热普”，青海的热贡艺术，甘肃的“花儿”、皮影戏。而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前三批）的数量和资源类型来看，这些地区的非遗资源主要集中在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以及民俗方面，其中，尤属传统手工艺和民间美术资源的数量甚为丰富。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资源开发的现实困境，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仍需以保护为主，因此，从文化走出去，尤其是依托“一带一路”经贸平台走出去的路径看，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类项目的资源开发是比较契合的。当然，就各省份自身的战略开发选择看，还需要再分析具体名录项目的传承基础与资源开发的可行性条件，从而确定其开发重点。
除了现存资源禀赋，各省份与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尤其是历史互动方式，也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沿线省份在地理、社会、经济环境上的差异客观影响了历史上贸易路线、贸易方式、贸易内容的差异。相应地，文化往来互通的方式、内涵以及层次也有差别。今天，重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就不得不搞清楚古丝绸之路的跳动脉搏，其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明晰沿线省份的战略分工，更好地进行资源配置。这就要求沿线省份积极做好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挖掘和研究工作。通过深入挖掘、整理历史脉络，理清该地区与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确定与新丝绸之路的契合方式。
在综合考虑资源禀赋、历史互动因素基础上，协同发展的对话机制更是不可或缺。没有出于顶层设计的协同机制，或者说没有实质性发挥作用的协同机构、协同制度，没有跨行政区域的对话、合作乃至监督评估平台，不利于经济带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的整体规模经济，容易导致资源的重复开发、同质化资源开发的恶性竞争等一系列后果。沿线省份的政府机构应加强这方面的对话，切实推动有关非遗协同开发与走出去管理机构、制度的建设工作。
（二）在政府积极主导下，科学搭建多层次、高质量的非遗产品国际贸易平台
在“一带一路”战略机遇下，推动非遗资源开发并以此促进非遗文化走出去，需要特定的贸易渠道。作为经贸战略，“一带一路”在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交通设施建设上进行了大量投入，这也为非遗产品走出去提供了客观有利的条件。然而，不同于工业、生活消费品，非遗产品不是大宗消费必需品，沿线国家的市场有待深入挖掘，国际化的产品展示和贸易平台是必需的。艺术节、文博会、项目推进会等平台的建设应当成为战略重点。
目前，我们已有一个综合性主题的国家级平台，即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这是由我国政府批准，由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旅游局、中国贸促会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面向沿线国家的国际流合作平台。2016年9月20日举办了首届“文博会”，从参与国家和代表团的数量看，规模非常大，文化和经济效应后期会逐渐显现出来。
除搭建综合性国家级文博会平台，主题类文博会、艺术节平台的建设则具有积极的补充作用。沿线省份不要在综合性平台建设上同质化竞争，而要结合区域资源优势，积极搭建特色文博交易平台，努力做好品牌建设，为当地特色非遗产品的走出去发挥实质性引导作用。
（三）在社会协调基础上，着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业开发中社会参与的主体性和广泛性
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地区间民心相通、文化交流，其参与主体不仅包括政府、企业，还要积极调动社会公众、基层的文化参与。就这些区域而言，多数地区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低，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主要在经济欠发达的乡村地区传承，非遗资源的商业或者产业开发对于当地民众而言，不仅是其参与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式，更是增加自身收入改善经济环境的重要途径。因此，出于保护地方文化生态、加强文化传承的考虑，要特别保障这些地区的社会参与权利并构建参与机制。
从目前看，一是要扶持、建立一定数量的民间手工艺专业村，将这些地方特有的文化资源、智力资源以及劳动力资源积极有效地整合到非遗资源产业的开发建设中，引入到“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战略的实质性推进中。二是继续发展并优化“农户+协会+公司”的协作发展方式。一方面，强化协会在非遗保护与非遗资源市场开发关系协调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协会统筹个体农户、个体传承人集体参与地方非遗资源开发，从而加强实现整体规模经济效应。
（四）在可持续发展原则上，牢固确立非遗资源开发的创新意识，不背离非遗传承保护基本原则，鼓励非遗产品走出去
非遗产品的开发需要创新意识。从我国古代文化艺术走出去，尤其是文化艺术商品的外销经验看，积极的文化创新、文化调适是其关键因素。既然要打开沿线国家的文化消费市场，就必须做好融入国外文化市场的准备，审美取向、价值偏好的调适，技艺的创新，包括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些都必不可少。换言之，既要保持有中国特色，也要一定程度上容易被外国消费者接受。这与非遗的传承保护是可以调和的。只有不内在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不背离该非遗项目传承流变的文化特质，不改变手工生产的基本手段和工艺流程，在产品开发的外观、样式上有充分的创新空间。
从我国古代年画产业繁荣期大量外销的情形看，其中就有丰富的年画题材革新，尤其是针对外销地区的审美趣味、世俗信仰等创作了丰富的专门满足当地热门需求的年画产品。同样地，从我古代瓷器的外销经验看，也是如此。我们不能狭隘地将非遗的传承保护理解为固守现状、一成不变。诸多非遗项目流传至今，正是在不断地创新与调适的节拍中保留其社会生命力。从这一点而言，积极抓住沿线国家的市场空间，绝不是用非遗去牟取所谓的经济利益，而是要依托新市场的打开，提高非遗文化的国际认知度和接受度，通过非遗产品的社会消费来提高其创新的生命力。这也正是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谈非遗资源开发、非遗产品走出去的主旨所在。
[参考文献]
1胡惠林.关于文化产业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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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宣言》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和“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每一个民族和群体保护了自己本土文化的独特性，也就是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性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同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深深地根植于民俗民间艺术文化中，承载着民族情感、道德传统、民族特征，是一个国家和城市的内在精神基因和根基，是凝聚和延续精神文明的土壤与血脉。
然而，在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负载着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掌握民间艺术和技能的艺人日益减少，使民族“文化记忆”中断的概率增加，使传之已久的口头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被遗忘、遭损坏、乃至消失的危险境况。这种情况，无疑已成为每一位精神文明工作者的心头隐痛。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和标志，只有植根于人民才有生命力，只有与青少年结合才会有希望。因此，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青少年学生群体中的传播和教育，对延续中华文脉、提升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操，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6月21日，“我们的节日——端午”海淀区“青少年非遗大课堂”端午展示活动在海淀区西玉河小学举行。端午节传统文化展示活动在西玉河小学开展已久。学校多年来一直秉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将传统节日教育纳入到学校的教学活动中，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加深学生对传统节日和传统文化的了解。今年是学校第9次开展端午节集中展示活动。活动中，同学们用粽子制作、旱地龙舟赛、传统剪纸、服饰走秀、中华酒文化介绍、中华传统医药文化展示、茶艺表演等多种活动充分展示了中华端午文化的魅力。
在观看完表演后，孩子们纷纷表示，要小手拉大手，携手护非遗！
非物质文化遗产色彩斑斓
海淀区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在市区发展的有机更新中，不仅注重科技创新带来的高度辐射力，还从精神文明层面着手，注重增强文化遗产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注重发挥文化遗产对城市精神的塑造力，以及对社会和谐的调和力。
多年来，海淀区一直致力于加强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从而凸显特色文化风貌，塑造城市之美，提升城市之神。
如今，海淀已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目前统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有190多项，其中入选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50多项，近30项进入北京市级名录，7项入选国家级名录。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涵盖了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传统美术等全部十个类别，是弥足珍贵的文化瑰宝。如“扑蝴蝶”是海淀苏家坨镇后沙涧村一带流传至今的一个民间舞蹈项目，最早出现在南宋江浙地区。海淀扑蝴蝶源于1894年慈禧太后60大寿庆典上的一次民间歌舞表演。西北旺“少林五虎棍”创建于光绪24年，是西北旺皇会中的一堂会，经过15代相传，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五虎棍以少林武术为基础，包含套路棍、摆阵、引阵、打阵、破阵等，械斗形式不一，时而单打独斗，时而对打群斗。“花样空竹表演”集游戏性、娱乐性、健身性、竞技性于一体，能锻炼四肢、健脑益智、舒筋活络、增强心肺功能和身体协调性，如今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体育项目之一。“面人郎面塑”艺术集美术、雕塑、服饰、化妆及造型艺术为一体，每创作一件作品就需付出艺人的智慧与心血，因此具有较强的艺术欣赏和收藏价值，并对研究老北京民俗民情具有一定的参考和研究价值。“曹氏风筝工艺”融民间文化、宫廷艺术、南北扎制技术的精华于一体，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拟人化的“扎燕”更凸显了北京特色。
大手拉小手 携手护非遗
近年来，让非遗走进青少年课堂一度成为被关注的话题。针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艺委会副主任李延声曾建议，应增强全社会的非遗文化保护意识，尤其应将非遗文化保护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促进非遗文化的传播和弘扬。
作为全国先锋科技聚集地的海淀，这次也勇争潮头、敢为人先，在北京市率先开展了“青少年非遗大课堂”系列活动。
早在2011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施行，这一法律框架性地对非遗在教育和宣传等方面的问题做了规定，对非遗建构传承模式具有指导意义。同时，也为海淀区开展非遗在青少年中传承的教育模式，提供了很好的政策背景。海淀区文明办经过调查研究，最终确定“青少年非遗大课堂”活动为2012年海淀区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教育模式之一，计划全年陆续在西二旗小学、西玉河小学等10所学校，开展皮影文化课堂、端午文化课堂、曹氏风筝文化课堂等活动项目，以普及讲座、实地参观、动手实践、观摩演出等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扩大非遗感染力和影响力，还将在今年10月开展非遗大课堂成果集中展示活动。
同时，为了在演出内容、形式创新上下功夫，增强非遗项目的时代感和凝聚力，海淀区文明办正积极与文化委、教工委等有关单位协调，尝试将传统技艺和动漫、影视等产业相结合，推陈出新，以“大手拉小手、携手护非遗”为主题，让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在孩子们的手中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