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体系范文
时间：2023-10-12 17:34:03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市场经济体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但是诚如所料，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是机遇，也是挑战。所获利益越大，遭遇危机的风险也越大。当前我国外向型产业就由于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蔓延遭遇了寒冬。于是，就有人开始质疑改革开放是否过头了？加工贸易是不是罪魁祸首？外汇储备是不是拱手送给美国人去消费了？
为什么会有这种议论？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当前我们所面临的是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比起美欧日等经济大国，我们所受的冲击是最小的。现在，中国人照样购物、照样旅游、照样购车。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依然完好无损，信心十足地向着保持8％的增长率而努力。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期盼中国带领世界走出危机的阴霾。
一些人受金融危机困扰，有些怨言，自然难免。大家都来探讨应对危机之道固然也是好事，但切莫误以为融入世界都是罪过，百害而无一利。一定要避免“倒洗澡水把孩子也泼出去”的情况发生。
这次危机带来的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世界各国都认识到国际金融货币体系需要进行重大改革，这也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长期追求的目标。20国集团的形成为中国参与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改革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它向世界宣告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行之有效、生气勃勃的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中国完全有能力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一轮改革可以说是全球经济的大洗牌，不仅涉及多边金融货币体系的改革，对于各国而言，也必须进行根本性的结构改革来适应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谁先迈出正确的第一步，谁就可能占据上风。
目前，中国已经处在相当有利的位置。但是中国也要加速进行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自身的改革，以适应来势凶猛的全球化进程。我们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汇率体制、宏观调控机制、银行监管体制、风险管理体制和资本账户体制都面临重大的改革压力。若改革成功，就可能使人民币成为人们企求的可兑换货币；若满足现状、不求进取，那就只好继续仰仗美元的颠簸起伏了。
一方面，危机逼得我们的产业加速升级换代、加速技术更新，以质取胜、以自主品牌取胜已经成为了产业调整的必然方向。更重要的是，危机使我们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们认识到，需要用全球视野来制定自己的经营战略，需要历练足以同全球同行竞争的品质和能力，否则就难以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生存。
30年改革开放成功的奥秘在于不断地进行改革，调动人的积极性，解放生产力，使人人都有创造财富的机会。应对危机，就是转危为机。这场危机应当成为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动力。因为，改革的成功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篇2
一、对监管者缺乏监管的证券监管博弈分析
证券监管博弈模型的博弈双方是证券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从证券监管的实践来看，证券监管者是多元化的，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证券业协会或者证券交易商协会，还可以是证券交易所或者别的什么机构。不过几乎各国的证券监管都是由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证券交易所共同完成。我国采取的也是这种模式: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代表政府进行强制性监管，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等自律性组织进行自主监管。至于被监管者，笼统的说就是整个证券市场，即证券市场的参与者以及他们在证券市场上的活动和行为。不过绝大多数国家都把证券监管的直接对象定位于证券市场的参与者，具体包括发行各种证券的筹资者(政府、企业)、投资各种证券的投资者(政府、企业、个人)、为证券发行和证券投资提供各种服务的中介机构(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托管公司、证券投资咨询公司、证券律师、会计师和评估师)，以及为证券发行和证券投资提供各种融资、融券业务的机构和个人。
实施证券监管对于监管者是有成本的，即监管者的行政成本。为了实施监管，监管者需要设立监管部门来专门负责制定和实施有关条例和细则(如证券发行审核、证券稽查等)，这一过程中自然需要耗费人力、物力以及监管人员进行知识更新所必需的时间和精力，并且监管越严格行政成本越高，为了分析方便，假设监管者只有两种纯策略选择，分别为低成本(low cost)的普通监管(监管成本为cl)和高成本(high cost)的严格监管(监管成本为ch.chcl) 。
实施证券监管对于被监管者也是有成本的，即被监管者的奉行成本。被监管者为了遵守或者符合有关监管规定不得不承担额外成本，如为按照规定保留记录而雇佣专人的费用、提供办公设施和材料的费用、聘请专门中介机构的费用等，只不过这种奉行成本以抵减收益的形式存在。在利益的驱使下，被监管者有可能为了增加收益(包括一非法收人)、降低成本(包括奉行成本)而进行违规操作。所以假设被监管者的纯策略选择是遵纪守法或违规操作。若遵纪守法则可稳定获得收益凡(已扣除了证券监管的奉行成本);若违规操作且未被查处，则可获得超额收益(违法所得或降低的奉行成本)r ( reward )，但若被查处则不但要没收非法所得，而且还会被处以罚款，此时的罚没总成本为p( punishment )。进一步假定，在被监管者出现违规行为的情况下，低成本的普通监管是查不出来的，而一旦监管部门采用高成本的严格监管，就一定能予以查处并处以罚款。
基于前述假设，考虑到证券市场上博弈双方得益信息的可获得性，建立证券市场上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并用矩阵形式示如表1。
利用划线法可以很容易地找出该博弈的纯策略纳什均衡:监管者实施普通监管，被监管者进行违规操作。最终结果是:监管者虽然付出了一定的监管成本却毫无作用;一部分被监管者违规操作获得了超额收益但却使其它的证券参与者遭受损失。显然，这是一个低效率的组合，只会加重证券市场的不规范性，违背了实施证券监管的初衷。
二、对监管者实施监管的证券监管博弈
若我们对证券监管部门实施监管，那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这里让我们进一步假设，如果监管者通过严格监管查处了被监管者的违规行为，就会得到一定的鼓励b(bonus)，这种鼓励既可以表现为物质奖励(比如来自违规者的罚款，用以增加办公经费)，也可以表现为社会公众对其褒扬带来的精神鼓励，或者兼而有之;但是如果监管者为了节省成本(或偷懒)只进行了普通监管而导致被监管者的违规操作得以成功，则要对其施以一定的惩罚f(fine)，这种惩罚可以是行政上的、法律上的或是经济上的。如此一来，上述博弈模型就发生了较大变化，新的博弈模型的得益矩阵如表2。
仍然利用划线法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当对监管者的监管力度较大、使得对其的鼓励与惩罚的量化绝对值之和大于监管者实施普通监管和严格监管的成本差时(即f+b>c-c})，该博弈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从而避免了(普通监管，违规操作)这种低效率策略组合的出现。这种情形下，博弈双方都将在博弈中采取混合策略，即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各自以一定的概率随机选择严格监管或是违规操作。让我们定义:监管者进行严格监管的遨纤二几登三寻多笼罐熟:弓多雀诺态咬乏导铸泉录名室圣聆多石杀涟返络题透汉蛋定召砖罗亨恶璧三兮概率为r，进行普通监管的概率为(1-r);被监管者选择违规操作的概率为e，遵纪守法的概率为(1-e)。
给定e，监管者选择普通监管r=0和严格监管二1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即，若被监管者违规的概率小于(c‑-c,)/(f+b)，监管者会选择普通监管;若被监管者违规的概率大于(c‑-c洲(f+b)，则监管者选择严格监管;若被监管者违规的概率等于(c‑-c,)/(f+b)，监管者就随机地选择普通监管或者是严格监管。
给定r被监管者选择遵纪守法e=o和违规操作e=i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即，若监管者进行严格监管的概率小于r/(r+p)，被监管者的最优选择为违规;若监管者进行严格监管的概率大于r/(r+p)，被监管者的最优选择为遵纪守法;若监管者进行严格监管的概率等于r/(r十p)，被监管者则可能违规也可能遵纪守法。
因此，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是:r=r/ (r+p).e=(c,}c,)/(f+b)即，监管者以r/(r+p)的概率进行严格监管，被监管者以(c‑c,)/(f+b)的概率选择违规也可以解释为，市场上大量的被监管者中(c,}-c}/(f十b)比例的被监管者选择违规，(f+b-c‑+c,)/(f+b)比例的被监管者选择遵纪守法;监管者随机地对r/(r+p)比例的被监管者进行高成本的严格监管，而对剩余的被监管者则仅采取普通监管。
三、结论
篇3
[关键词] 市场 市场管理体制 经济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虽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但是,从总体上看,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改变,我国在经济增长方式上还存在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问题,但从现代经济增长的规律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看,粗放型增长是没有出路的,必须改变相关的经济增长方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断完善市场体系及市场管理体制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一、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一)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资源约束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例如,我国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数的25%,人均耕地为世界人均数的12.4%,森林资源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3%,草原面积为世界人均水平的33.4%,矿藏综合人均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50%。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资源短缺问题更加严重,严重的资源约束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重大挑战。
(二)生产要素的粗放利用制约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
我国目前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靠物质资料的高消费实现的。据有关专家分析,我国创造每单位GDP的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日本的11.5倍,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我国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无法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对生产要素的不可持续利用导致生态环境破坏,自然承载能力下降。
经济发展欲望的无限性与自然承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不断在深化。我国高速增长的人口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同时也加快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例如森林资源减少,温室效应,沙漠化,污染加剧,河水泛滥,水土流失,气候异常等。
二、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战略决策
(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
由于中国经济多年的快速增长,现阶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备了较强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市场化改革不仅仅给我国带来了持续20多年的繁荣,也给中国带来了深层次的变革,它从根本上改革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基本关系,从本质上变革了中国社会的权力格局。因此要正确引导市场主体优化配置资源,完成由政府主导经济增长方式向市场主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市场不仅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引导和调控。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又处在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尤为重要。市场的消极性,必须靠国家对市场的宏观指导和调控来加以弥补和克服。
(三)转变政府职能
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供求变化,由价格调节资源分配的经济,其本身要求自愿,自由,有序的进行,反对超经济强制。但是,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至今政府的改革仍然滞后,行政配置资源的做法大量存在,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因此,必须下决心转变政府职能,让政府的权力从市场过动中抽身,走宏观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三、结束语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也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既然是一个新的理论尝试,肯定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它会有我们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这些问题都是前进中的问题,这些矛盾也是前进中的新矛盾,它正好说明我们要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继续努力探索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不断完善国家的各项职能,完善市场体系及其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振兴中华的强国之路,正是由于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块坚实的理论基石,中国才找到了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开启了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过程,改变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命运。
参考文献
1. 王亚飞〈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年第4期总第112期
篇4
关键词：会计职业道德；问题；对策
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伴随改革开放30年不断发展，随着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也初步建立起来。同时，以诚信为基础努力构建经济领域的道德规范也成为当前发展的迫切要求。其中，会计职业作为经济领域中十分重要的行业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如何使会计职业道德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切实解决当前存在的一些会计职业道德失范的突出问题，成为全社会对会计职业的共同要求。
一、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意义
会计职业道德是社会职业道德范畴内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会计工作处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前沿，所提供的信息关系到维护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维护市场的健康运行。作为身处财经权利关键位置的会计工作人员，其职业道德水平在从业过程中的作用更加凸显。根据1980年7月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公布的《国际会计职业道德准则》规定，会计职业道德包括正直、客观、独立、保密、技术标准、业务能力和道德自律等七个方面。我国也利用《会计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及《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对会计职业道德进行了规范。
规范会计职业道德对当前形势下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
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历史沿革导致公平正义缺失。“”对公平正义更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遇到了瓶颈限制，在经济领域以公平正义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成为未来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我国提出建设诚信社会，倡导公平正义，就是适应这种需求做出的正确选择。
会计职业在经济活动中处于特殊地位，其提供的会计信息能够对经济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加强会计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建设，规范会计职业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保证会计数据准确，不仅能够为决策提供准确依据，提高会计行业的社会公信力，更是为公平正义建设提供重大的支持，符合包括会计从业人员在内的全社会的利益。
（二）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在市场经济体系下，维护市场秩序是一个极端重要的环节。这就要求会计从业人员要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不能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提供虚假会计信息，做出扰乱市场正常秩序的行为。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就是要不断调整和纠正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种种会计行为，来维系会计职业活动中的职业关系和会计活动的正常进行，进而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三）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是提高会计综合素质的需要
职业道德素质是会计从业人员综合素质的重要方面，从思想道德层面对会计行为提出了约束和要求，从而达到规范会计行为的目的。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对促进会计从业人员进一步加强自身修养水平，提高职业操守和执业能力，促进会计工作质量不断提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当前会计职业道德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目前看，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职业道德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意识不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利益的驱动和用财富界定成功的评价标准大行其道，导致一些人崇尚唯利益至上，忽视了正确的道德取向。会计人员在社会中首先是以个体的人存在，因此，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外部思想的冲击，尤其当每天面对大量的财务往来工作，更容易受到不良风气、不良信息的影响和诱惑。近年来，屡屡出现会计人员违背执业准则弄虚作假、伪造单据虚构利润、注册会计师出具严重失实的审计报告等事件，给企业、公众、社会和国家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会计行业的社会公信力，一定程度上来说都与会计人员缺乏必要的职业道德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不完善
在我国当前社会，随着经济和社会体系的深刻变革以及外来思潮与传统思维的激烈碰撞，导致很多人失去了信仰和道德观念，因此各个领域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都面临巨大挑战。在会计人才培养上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我国的学校在培养会计人才时，往往更加注重业务知识的培养而忽视职业道德和法制的教育，缺乏职业道德和自我约束能力的灌输和教导，而注重考试成绩忽略日常养成的教育体制，也很难使学生意识到要将其作为贯穿整个职业过程的重要工具，导致执业水平和道德水平呈现下滑趋势。在会计人员工作过程中，更加缺乏这方面的强调和约束，从而加剧了会计行业的社会信任危机和价值危机。
（三）会计职业道德监督机制不健全
我国长期的封建制度使整个社会还缺乏足够的民主环境，对领导（负责人）负责、听从领导安排现象十分普遍，这给坚持原则、坚持正确意见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会计岗位不同与其他岗位，往往要负担巨大的经济风险，在各方面利益发生冲突时很难独立作出选择，迫于上级和就业的双重压力，往往无法抛开从属关系坚持原则，通常会选择突破职业道德限制间接或直接参与弄虚作假行为，成为洪水冲开的第一个口子。而对会计职业的内部、外部监督机制均不够健全、职业道德评价体系没有充分建立，存在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的情况，也都成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失范的重要外部因素。
三、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方法
（一）加强教育培训
一方面，要加强对在校学习的会计专业学生的道德规范、执业能力等方面的教育。在学校中设立专门科目开展教育活动，使其认识到会计职业道德的重要性和主要内容，并将其作为未来就业中必须要遵守的职业法则，自觉抵制违反会计职业道德的行为。另一方面，要加强目前正从事会计工作的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定期参加相关培训，使其认识到违反会计职业道德的危害和严重后果，从而树立正确职业道德的第一道心理防线。此外，还要加强对领导者会计职业道德的继续教育培训，要求其遵守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不得随意干涉会计正常工作，并为会计人员提供单纯、独立、符合职业道德的良好环境。
（二）加强外部约束
一方面，要加强会计职业道德的法律约束。完善现有法律法规，形成法律法规和会计职业道德双重规范的行业行为规范体系。重点要建立健全违犯会计职业道德的惩戒机制，加强违犯会计职业道德、提供虚假错误会计信息等方面行为的惩戒力度，大幅增加违法成本。另一方面，建立道德监管机制。建立类似会计协会的社会组织，作为会计职业道德的监管组织，对会计职业道德进行分析和监管。对违反职业道德、提供虚假错误会计信息的从业人员在其档案中扣除相应分数并降低其会计证书等级，为聘用单位提供会计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状况鉴定，提供聘用或不聘用的建议。
（三）加强制度建设
篇5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篇6
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剧变，给经济学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失败的经济根源是什么？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如何才能有效实施？中国从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失败中能得到何种启示？等等。
关于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受挫的原因，大多数人从经济制度、体制关系和宏观政策等偏重于宏观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与此不同，斯蒂格利茨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失败的原因--过度集权、产品质量、激励机制、选择问题、会计核算与价格体系、竞争的缺乏、创新与适应性等具有微观经济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经济失败的标准原因的序列中，没能提供有效的激励被排在显着的位置上。也许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了激励……但是这种激励并没有直接作用于提高经济效率。”[1]（p.230-231）本文将之定义为“斯蒂格利茨命题”.
“斯蒂格利茨命题”的主要思想包括四个方面：（1）激励的实质是一个信息问题。如果一个组织或集权的机关具有某些信息来了解每个人此时正在做什么，或判断每个人应该做什么，而使产量最大化，那么就不存在激励问题了。（2）激励本身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提高经济效率。直接作用于提高经济效率的激励结构被称为有效激励结构。（3）社会主义激励匮乏是指缺乏有效激励结构，其主要原因是：社会主义经济对平等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约束阻碍了有效激励结构的建立；政党体系不仅提供了一种报酬机制，而且也提供了一种控制机制；政治体制充当经济激励机制的部分替代物，使激励的导向发生扭曲，即经济尺度衡量的晋升与业绩的相关程度要比政治标准差一些。（4）社会主义经济失败的其他原因都与激励相关。这些失败原因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构成激励匮乏的基础，包括过度集权、会计核算与价格体系不完备、竞争的缺乏等；另一类是激励匮乏的结果，包括产品质量低劣、缺乏创新与适应性等。因此，激励匮乏被排在社会主义经济失败标准原因序列中的显着位置上。
根据“斯蒂格利茨命题”的观点，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失败的主要路径是建立有效的激励结构，以改变激励匮乏的结果。如何建立有效的激励结构？斯蒂格利茨认为，“激励问题与分配问题是紧密相关的”[1]（p.55），建立有效激励结构的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激励结构方向，其中，“激励结构的一个基本方向在于报酬必须按照绩效（必须可以衡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1]（p.232），只有这样，才会使劳动者勤奋地工作，使决策者作出提高产品质量的选择，使技术、管理等创新者和创新使用者对创新有内在的动力和需求。田国强也认为，一种经济制度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检验一种经济机制或规则是否运行良好的一个基本标准是，看它是否能够提供内在激励使人们努力工作并做出高质量的工作，激励决策者作出有利于他主管的经济组织的好决策，激励企业尽可能有效益地生产。[2]（p.9）
在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面临着经济运行中的激励匮乏问题。为激活社会主义经济，两者都是从激励匮乏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即实行由计划到市场的转型。但是，两者转型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迥然不同：中国的改革取得了成功，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巨大的差别？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中国的改革选择了渐进式的道路，这一道路是一条代价低、风险小，又能及时带来收益的成功道路，它最接近于“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改进”,有利于保持改革过程中速度和稳定这两种要求之间的平衡；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选择了相反的改革方式，产生了巨大的磨擦成本和社会动荡。[3]（p.20-36）中国在激励匮乏基础上的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还在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中起过积极作用；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初始条件，加上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中国社会主义的宪法制度通过改革在更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宪法制度和利益结构保持了相对均衡，作为改革领导者和发动者的党和政府能在稳定和发展中实现经济和社会的转型。[4]（p.183-184）
无论是进行纵向比较，还是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应该说，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成功的。但是，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较，我国在成功的道路上还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因为，我们还没有创造出比这些国家更高的经济效率。正如列宁所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5]（p.16）
中国市场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还有很大的开拓空间。这是因为，我国的激励制度很不健全，而且已有的激励制度也没有完全作用于效率的提高，即尚未真正建立起有效的激励结构。例如，尽管我们一直强调按劳分配，但现实中平均主义分配的色彩还比较浓厚；在劳动力资源方面，一般劳动力大量过剩而高素质劳动力短缺；资本短缺与大量民间游资的存在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又一重大问题；人们都认识到技术创新对企业经济效率、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和国家经济发展、国际竞争力的作用，但我们却始终面临着技术创新不足或技术创新与技术使用者之间渠道不畅的难题；企业家是现代企业的驾驭者，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先行资本”之一，[6]（p.231）也是我国目前最稀缺的生产要素，而我国目前尚未形成成熟的企业家成长机制。
这表明，如何建立有效激励结构，仍是我国学术界的重大研究课题。本文认为，除了人们一直在研究的如何克服平均主义，坚持并实现按劳分配的这一传统课题外，目前重点要研究的是以下两个重大问题：一是科学认识按劳分配的效率区间和非效率区间，并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解决这一制度在某些领域的非效率性问题；二是如何有效实现按要素分配，重点是建立按人力资本分配的机制；三是注重分配制度与个人行动的协调，使个人行动围绕组织目标的实现而运行。
二、按劳分配的效率区间分析
近几年来，学术界对按劳分配的效率问题讨论颇多，一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论强调市场因素，但忽视了非市场因素作用，遵循的是效率优先原则。按劳分配论，特别是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论，强调非市场因素，但忽视了市场因素作用，遵循的是公平优先原则。”[7]甚至有人还认为按劳分配“导致效率低下，利益受损”[8],似乎按劳分配只讲公平而不体现效率。本文分析认为，按劳分配既体现了公平原则，也体现了效率原则。但是，与经典按劳分配理论相比较，在现实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面对按劳分配发挥作用的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其效率也是有一定限度的，或者说存在一个效率边界。我们既不能否定按劳分配在现实经济中的效率性，也不能将这一分配制度的效率无限夸大。
马克思对按劳分配理论的论述，是对未来社会的分配原则所作的带有预见性的一般描述，或者说指出了按劳分配的基本规定性。但是，经典按劳分配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前提基础上的，包括存在着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劳动是人们获得个人消费品的惟一手段；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因而不仅按劳分配采取直接的实现方式，而且不存在价值实现问题，只要付出劳动，都将得到相应的回报；劳动力由社会根据需要直接配置，而不需要通过市场等途径分配；劳动力充分就业，不存在失业状况及由此对按劳分配实现程度产生的消极影响。
在现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经典按劳分配模型运行的经济社会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使按劳分配的实现范围、实现过程、实现形式及其效率区间等将会发生一系列变化。
（1）按劳分配是在公有制经济中发挥效率的分配制度，而现实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多元的所有制结构。不仅如此，而且公有制经济也要探索多种实现形式。所有制方式决定分配方式，因此，无论是从全社会还是从公有制经济内部甚至从公有制企业内部来看，按劳分配必将与按生产要素并存，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情况下，按劳分配起主导作用。
（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经典按劳分配模型在实现形式上面临着一系列转型，即由“直接型”转变为“间接型”的实现方式，包括把劳动者的个人劳动通过市场这一曲折的途径转化为社会劳动，分配的中心环节由社会或国家转向企业，实行两个层次的按劳分配，分配尺度在形式上变换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和企业平均劳动时间，分配的媒体采取货币这一劳动证书或劳动券的转化形式。这样，不仅按劳分配的实现过程会发生变化，而且由于劳动力性质也呈现二重性，所以，劳动不仅作为按劳分配的尺度参与对“V”的分配，而且，内在地派生出按劳动价值分配并参与“M”的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有经济中劳动力的二重性也内在地派生出按劳动价值分配并使劳动参与“M”的分配。这既是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低工资”问题的需要，而且也符合国有经济工资改革的方向，即不仅企业的成果要经过市场评价，按劳分配的物质对象、劳动计量和实现过程还要与市场机制联系起来。更为主要的是，工资的形成、工资水平和工资管理也要逐步与市场接轨。
（3）从现实经济运行的角度看，经典按劳分配只是一种消费品的分配方式。而现实中的分配是收入分配。对于个人来说，收入中一部分用于消费，一部分用于储蓄。所以，收入分配超出了消费品分配的范围，为动员居民储蓄并转化为投资，需要有按劳分配以外的分配方式。
从生产效率的角度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效率包括劳动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劳动效率体现为同量投入获得较大产出，或同量产出所需投入较小，或以最小投入获最大产出。资源配置效率体现为资源的有效利用，且同量资源由于合理配置而获得较大产出。一方面，生产活动是多种要素的结合，是一种联合生产，劳动只是其中的一种要素，而按劳分配是一种劳动者主导型的分配方式，它虽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但单靠这一分配制度不可能动员劳动者以外的生产要素所有者向生产过程投入资源。要解决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资本、技术和企业家才能等要素短缺的问题，有赖于按要素分配制度。另一方面，按劳分配事实上是以资源充分供给为前提的，其基本要求是劳动者所得与劳动投入成比例。这能够促使劳动者注重劳动效率的提高，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忽视资源利用效率，导致在追求劳动成果量的扩张过程中的资源浪费。
（4）与经典按劳分配模型的假设前提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劳动者是通过竞争性劳动力市场进入企业的，而且劳动力市场存在普通劳动力市场和高素质劳动力市场这一双元结构，在普通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简单）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从总体情况看，在国有企业中，无论是高素质劳动者还是普通劳动者，他们通过按劳分配所获得的收入都低于其对应的劳动力市场价格，面临市场的挑战，按劳分配的实现必须适应市场的要求进行调适。
为解决目前高素质劳动者的收入低于市场劳动力价格这一突出问题，按劳分配的实现必须充分考虑市场劳动力价格状况，把按劳分配与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有机结合起来。两者结合的现实要求就是：在同等条件下，通过按劳分配所得到的收入水平必须与高素质劳动力的市场价值相一致。为实现这一要求，可以选择多种途径。例如，把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以“劳动股份”形式分配给劳动者，或将企业部分资产以股份方式分配与劳动者出资入股相结合，使劳动者成为企业资产所有者之一；对于企业内部的技术人员，可以通过技术入股、技术成果转让的分成等方式参与收益分配；对企业管理人员特别是企业家，除了承认其劳动报酬、经营风险收入外，通过期权激励等方式进行收入分配。
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首先要争取的是劳动的机会，然后才是公平的分配。也就是说，就业与分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方面，需要通过政府制定开放性即流动性的分工和就业政策，制定连接市场的分工和就业的政策，以及大力引导和鼓励寻找空档的分工和就业等手段解决普通劳动者“劳”的问题。同时，政府要通过相应的政策法规，保证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5）经典按劳分配理论考虑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无论是从思想、道德、精神等方面还带有旧社会的痕迹这一因素，但经典分配理论只是把这一因素当作按劳分配的存在具有必要性的理由，而没有考虑到这一因素的存在对按劳分配实现的影响。劳动者存在的“搭便车”等机会主义倾向，也对按劳分配制度的效率产生不利的影响。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下，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并充分发挥按劳分配制度的效率性，另一方面要正视按劳分配发挥作用的客观经济环境所发生的变化，科学界定按劳分配制度的效率边界，并在按劳分配制度效率界区外探寻其他有效的分配制度，即通过按要素分配制度解决按劳分配制度的非效率性问题。
三、建立按人力资本分配的激励体系
我国学术界在要素分配也即功能分配方面的研究是相当滞后的。众所周知，分配关系的研究有三个角度，即个人或家庭角度的规模收入分配、社会角度的国民收入分配和要素投入角度的功能性分配。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中，国民收入分配是研究的重点。改革开放以来，日益突出的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使规模收入分配研究成为经济学热点问题之一。而对于功能性收入分配，人们通常认为：在公有制经济中，主要生产要素由社会或国家占有，功能分配表现为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它并不直接影响规模收入分配，这就决定了在讨论公有制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时，不可能重点分析功能收入分配。[9]（p.16）这显然与当前的经济发展状况不符合。
研究功能分配，重点是要建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激励体系。按照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人力资产是指人的劳动能力，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10]（p.190），其价值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购买人力资产的价值之所以成为资本，不仅是因为他所购买的人力资产能够创造超过自身价值以上的价值或为其带来剩余，而且更主要的是这一剩余归自己所有。也就是说，人力资产在劳动者手中只是他的资产或商品，而不是他的资本，只有在资本家手中才能成为资本。人力资产是资本家的人力资本，因为他通过劳动者把手中的消极货币变成了资本，并获得了人力资本带来的剩余。与此不同，舒尔茨和贝克尔等现代经济学家们认为，一项资产只要能够创造和带来超出自身价值以外的价值和收益（即带来剩余收入）就是资本，而无论其创造的剩余归谁所有。他们通过长期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因此，人力资产是一种资本。
从人力资本的所有者角度分
析，存在着技术专家人力资本、管理者与企业家人力资本和劳动者人力资本等三个层次的人力资本。前两类人力资本属于特质型人力资本，劳动者人力资本又可以细分为普通劳动者人力资本和特质劳动者人力资本。对于人力资本的层次性，尤其是其中的劳动者人力资本的存在性，国内学者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例如，周其仁等学者认为一般劳务也是人力资本，[11]而魏杰等学者认为一般职工不拥有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真正意义是指技术创新者和经营管理者。[12]对人力资本的认识不同，就会带来在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剩余索取权问题上的认识不同。要科学认识人力资本的层次及其与剩余分配的关系，必须从历史的、动态的角度来认识问题。
作为蕴涵在劳动者体内的知识、技能、体力（健康状况）的总和，人力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后才产生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劳动者的劳动总体上表现为个人劳动，这一劳动主要表现为体力消耗，因此，人力的内涵主要是体力或劳力，而脑力消耗极小，这样也就不会存在人力资本形成的可能性。
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方面使劳动者的个人生产力表现为社会生产力，而且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开始分工，人力内涵中的脑力含量增大，另一方面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取得了独立形式，而且得到法律上的保障，从而调动了劳动者增加教育投入的积极性。在这一背景下，劳动力商品转化为人力资本。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人力资本的形式和内容不断拓展，逐步形成现代人力资本体系。从发展过程看，人力资本经历了三次演进。
（1）技术专家人力资本的独立。在资本主义产生开始到18世纪40年代这一阶段，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是以“家族式管理”为特点的古典企业与合伙制企业形式，生产形式主要是作坊式的单件生产形式，即一个作坊主带领一到数个雇工进行生产。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一方面，企业的物质资本所有者同时又兼任企业的管理者和企业家，即资本家集管理者人力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于一身。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对工人的技术要求逐渐提高，熟练工人成为最稀缺的资源，资本家为了获得更高的回报，也愿意对部分工人进行教育和培训。这样，一部分技术熟练的工人从一般工人中分离出来成为技术专家。劳动者人力资本中一部分也就分化为技术专家人力资本。
（2）管理者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产生。从18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经理革命”,使古典企业形式完成了向现代企业形式的过渡，经理式的公司已经成为现代工商企业的标准形式。[13]（p.936）在这一企业中，股东拥有对自己财务资本的完全产权和控制权，他们通过股票的买卖行使其产权；经理拥有对自己管理知识的完全产权和支配权，他们在高级劳务市场上买卖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这时，管理者已经完全从传统的企业家概念中走了出来，并形成了加尔布雷斯所谓的“技术结构阶层”.同样，管理者人力资本从一般人力资本中走了出来，而且径直走向大企业的舞台中心。相对应的，原来掌权的资本家们变成“正在消失的形象”[14]（p.236）。
（3）劳动者人力资本的分离。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产业革命使信息技术产业成为主导产业，整个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信息与土地、资本、劳动以及管理等一样成为生产要素，社会对知识型劳动者和各种专门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企业的组织形式也从原有的科层制向扁平化、团队化变化，决策越来越多地由基层员工作出。据美国企业调查统计，近30年来工人在企业员工中所占的比例已从33%降到了17%,到2020年将不到2%,到2025年普通工人将会全部退出。在美国近些年来数以百万计的新就业者中，知识工人占90%,他们是最大的职工群体。企业中创新者成为知识型企业真正意义上的经营者，他承担着企业的经营风险，决定着企业的生产方向。
人力资本作为广义的资本概念的组成部分，其产生之初就拥有企业剩余索取权，但在其不同的演进阶段，具有不同的剩余索取权分配形式。[15]
（1）在技术专家人力资本占主导地位时，也就是在古典企业和合伙制企业时期，由于劳动者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和难以计量性尚不明显，劳动者人力资本的质量可以通过契约后的劳动成果的测量确定，因此劳动者无须进入企业，也就不能拥有剩余索取权；而拥有特殊技术的工人由于其人力资本专用性的提高，成为其退出某企业的障碍，他们必须进入企业契约，作为留在企业中的回报，因而获得了超过其他工人的报酬，也就是说他们获得了部分剩余索取权；而剩下的大部分企业剩余索取权仍被集管理者人力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于一身的资本家占有。
（2）在管理者人力资本占主导地位时，也就是在现代企业阶段，管理者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和群体性日益增强，成为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因此他们获得了大部分的剩余索取权，而其余的剩余索取权被物质资本所有者和技术专家人力资本所有者瓜分，劳动者人力资本所有者仍旧未获得剩余索取权。
（3）在劳动者人力资本占主导地位时，劳动者的创新能力成为企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同时企业的物质资本所有者的功能逐渐退化成为企业的债权人，只获得利息。此时，企业的人力资本所有者获得了剩余索取权，虽然在不同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如何分配尚无依据，但其趋势是企业家人力资本不再像以前一样是企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而劳动者人力资本所有者主要是特质型人力资本获得越来越多的剩余索取权。这表现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逐渐兴起的“员工持股制度”和“购股权计划”上。
激励的匮乏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经济失败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为此，我们一方面要从体制角度解决激励匮乏的基础（在这方面，我国已经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另一方面要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结构改变激励匮乏的结果。
建立以人力资本为中心的激励体系，需要重点处理好企业内部的两重关系：第一重关系是作为生产函数的企业其内部的劳动力、企业家才能、技术、生产资料等要素的组合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关系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这不仅决定着企业的性质，而且决定着激励的性质与方式。如果劳动力与公有生产资料相结合，则激励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前提下的其他分配方式相并存的结构；若劳动力与非公有生产资料相结合，则激励制度应以按要素分配为主体，要素所有者凭借所有权索取要素报酬。
篇7
一、围绕地方经济需要进行学科建设和专业设置
深圳大学是深圳市教委所属的地方大学，其为深#ll市经济发展服务的办学思想十分明确。无论在学科建设还是专业设置上.深大都不与国家重点大学攀高低、比专业，而是紧紧围绕探圳市经济需要进行学科建设和专业设置。深圳市的产业主要以电子、化工和商贸为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各产业集团(公司)对职员要求具很强的可操作性。笔者一位大学本科电子专业的朋友，专业理论上也可称佼佼者，前去深圳赛格电子集团应聘考核却未能过关。问题在于实践性的操作环节上技逊一筹。由此可见甲按照传统的高教模式培养的大学生，短期内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深大立足于深圳市的经济建设，在学科建设上首先从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的需要出发，考虑课程设置和调整，积极发展应用学科。深大主要设置有电子、化工、建筑、英语、财会和文秘等专业，均是深圳市目前发展最急需的专业。当间及赔同考察的深大校办副主任王女士，学生毕业后是否存在就业伺题时，王女士告之;深大毕业生是深圳市各产业集团、公司最优先考虑的招聘对象，每年毕业前娜毕业生均被“订购”一空。原因很简单，探大学科建设和专业设置就围绕着这些集团、公司的需要，甚至相当多的学生在学习阶段就已在这些集团、公司进行实践性的勤工俭学。深大成人教育充满活力的奥秘也在于此。深大学科建设最突出的特点是强调实践性教学环节。例如，高校财会专业实践性教学往往存在实践场所的间题，深大极具待色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该校将校内银行的财会管理交由财会专业学生在专业教师指导下实施。须知，全校数千万资金以及教职土的个人存款都在这个银行中流动，由此可见学校在学科建设上的胆识和魄力。深大鼓励学生在校期间从事与专业对口的勤工俭学活动，除考虑到减轻学生经济负担外，主要是为了强化实践教学。深大学科建设的另一特点是，课程设置适应深圳的经济特色，以培养学生在深圳市产业集团、公司中具可操作性为目的。如英语专业在设置二外课程时，一般高校总是考虑语系相近的西方语言(德语或法语等)，深大则根据深圳市电子产业引进日本技术较多的实际，将日语定为二外课程。深大学科建设的重要启示是，高校无论规模大小，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找准属于自己的立足点，以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相应层次的高质量的人才为目标，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子不败之地。
二、以灵活的学生管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深大学生在填报高考入学志愿时，就被深大的招生广告告之:深圳大学不包分配。尽管如此，深大仍然是生源如潮，对考生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个中原因除了因为进了深大门就有了深圳市户口外，灵活的学生管理不能不说是重要因素。深大学生毕业后不包分配，但同时深大学生在深圳供不应求;能否在毕业后谋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完全取决于学生本人的在校学习成绩。深大设有人才交流中心，学生全部学习档案都进入该中心。招聘单位在该中心根据学习成绩择优招聘。在此状况下，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深大学生每年要交纳1000余元的学费(自费生更高)，加上深圳水平的伙食、住宿、书籍等费用，对一般家庭来讲并不是件轻松的事;学校的奖学金当然是每个学生企盼的一份补贴。奖学金的多与少(高额奖学金还是较诱人的)，完全取决于学生的学习成绩，每学期评定一次。你想减轻经济上的负担吗?你就努力学习吧二在经济之剑高悬之下，学子们的积极性亦水涨船高。所有层次的学生学习都实行学分制，可算深大学生管理一大特色。在深大，没有本科四年、专科三年的硬性规定;修完规定的必修课和完成毕业设计，而且拿到规定的学分，就可以毕业。学习刻苦、努力的学生，本科三年左右、专科二年左右就可以毕业。在深圳产业集团、公司诱人的高薪氛围中，勤奋学习、早日走上工作岗位以解除经济负担的想法，也不能不说在刺激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深大在学生中提倡“三不断线”:体育锻炼不断线，外语学习不断线，计算机学习不断线。所谓不断线，即从入学到毕业都坚持。学生会相当一部分活动都围绕“三不断线”进行，使学生们在体育锻炼、外语和计算机学习上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三、以深化高校改革调动教职工的办学积极性
深大教师的职称改革，可称国内首屈一指;聘、评真正做到了分开。校长并不聘任教师职务，而只聘任系正、副主任;系主任根据本系实际教学、科研情况聘任本系的教授、副教授、讲师等(当然是在学校定编定岗的条件下)。你有教授的任职资格，但你几年不出成果，教学上也平淡，可以低聘你为讲师;不愿意?请自谋出路吧。同样，若你只有讲师任职资格，而在科研上却硕果累累，教学上深受好评，可以高聘你为教授;聘任后，住房、工资及其它均享受教授待遇，外出参加学术会议的登记表“职称”一栏，你可以理直气壮地填上“教授”。如此而构成的教学单位，必然是一个学术气氛浓厚、教学研究认真，办学积极性高的集体。深大专业教师大多是深圳市各产业集团、公司急需的专业人员，一般一位教授在深圳企业中的月收入可达4ODO元左右。处在这样环境中的深大，稳定师资队伍不能单纯依靠思想教育，必须在分配制度上和住房制度上进行合理的改革，给教师创造与周围环境相适应的工作、生活条件。深大分配制度的改革使教师每月收入(包括若干灰色收入)不低于深圳一般企业相应职级人员的收入。在住房制度改革上，则更体现出学校的优越性。深圳购一套单元住房约需4。多方先，一些单位优惠本单位职工而建住宅一套也需20余万元;深圳市政府在市区专划地皮为深大教师建的住宅，每套仅8万元左右。这使就是收入较高的三资、合资企业员工也无法比拟。此外，在福利待遇上达到和企业一致。如中午工作餐在深圳企业中较普遍，深大就同样为教职工免费提供质优的中午工作餐。如此甚多，不一而足。深大在生活上关心教师的同时，还在工作上将使用与关心、培养结合起来，鼓励教师业务进修;在教师中实行学术休假制度，即给连续4~5年满工作量的教师半年至一年的学术假期，以便集中时间进修业务、从事科研或考察。这也是一项令快节奏的深圳企业职员羡慕不已的措施。由于以上改革的实施，深大教师队伍相当稳定，埋头教学、科研而不为周围经济环境所动。深大行政及教学管理、辅助部门人员之精练，工作效率之高，给我们的考察留下了深刻印象。如考察接待工作，全部由那位校办公室副主任王女士负责，联系、带领参观、介绍情况全是她一人。在考察中我们注意到，整个行政楼悄无声响，所有人员都在紧张地伏案工作，甚至当我仃r考察进入某办公室时，无关人员也不会抬头观望。王女士解释，所有人员都有当天应当完成的工作。深大图书馆实行开架借阅，师生自己去书架找好书后，可在旁边桌上查阅，也可借走。相当规模的图书馆，书库仅一人管理;借书、还书都是此人通过计算机查询办理。效率之高，可见一斑。
四、重视计算机的实验教学和其在高教管理中的应用
篇8
【关键词】消费者； 经营者； 反不正当竞争法
一、引言
2007年5月15日，刘某在某电信公司营业厅办理安装宽带业务，却被告知要装宽带必须安装一部固定电话并且电话机要在营业厅买，否则就不给办理安装宽带业务。刘某无奈只好在营业厅买了一部电话机。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规定，经营者销售商品，不得违背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上述电信公司违背刘某的意愿，强行刘某购买电话机，已经违反了该条规定，构成了不正当竞争行为，刘某可以向当地工商行政机关进行举报，或者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九条的规定，向法院，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到此该问题似乎得到了完美的解决，刘某可以通过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该电信公司也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不过我们应当注意到，该电信公司的搭售行为违法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侵犯了刘某的合法权益，虽然该法第一条明确表示制定该法的目的是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刘某却不能直接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向电信公司主张权益，使得该法在保护消费者权益上缺少司法救济途径，这样一来《反不正当竞争法》就缺失了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二、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可见，虽然该法的立法目的中包含有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但第二条的规定却将调整的对象局限于从事经营活动的经营者，将终端消费者排除在外。
有学者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关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的则是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关系。“两者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共同实现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的确，后者在保护消费者权益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也是通过后者对消费者权益进行保护的。但是是否只要有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足够了呢？《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是否需要对消费者权益进行保护呢？
二、国内学者相关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郑友德教授在《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十问》中就明确提出 “对经营者应取消‘营利性’的限制，凡其行为促进或足以促进其他经营者的竞争，不问是否存在直接竞争关系，皆可视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主体”并建议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中，在禁止性条款中明确规定经营者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再借鉴2004年德国竞争法，规定消费者团体享有的相关请求权。
对于借鉴德国法的观点，王利明教授有同样的见解，他认为应当加强对消费权益的保护，借鉴德国法赋予消费者协会以诉权，使得消费者协会有权对维护消费者利益的竞争行为提讼。
史际春教授在接受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记者关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改的采访时认为，当经营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侵犯了消费者时，消费者也可以向法院提讼。这似乎也是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进行了扩张解释
从笔者目前收集的资料来看，学者们基本上都认为应当加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希望能够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直接规定禁止经营者不正当竞争行为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侵害，并赋予消费者或者消费者团体（如消费者协会）提讼的权利。笔者拟在已有资料下，从立法完整性、权利保护的完善以及国外立法趋势三方面，试论述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增加禁止经营者不正当竞争行为侵犯消费者权益的必要性。
三、立法完整性的需要
如前所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一条明确指出对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给予保护，但该法第二条、第二十条依据该法维护权益的对象限定为经营者，而没有规定消费者直接依据该法主张权利。这本身就表明了立法的矛盾，只有权益规定，却没有司法救济，这在其他法律中是很难见到的。“无救济则无权利”，由于缺少相应的权利救济的程序规定，当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害后只能寻求其他途径进行维权，使得法律的制定缺乏完整性，不利于对消费者权益的直接保护，违背了立法目的。
既然该法的目的旨在保护消费者权益，那么就应当制定完整的权利保护制度，如权利保护的对象，内容以及救济程序等，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完整的法律制度，从而维护消费者权益。同时，经营者与消费者从法律地位上来说，都是平等的主体，归根到底仍然是私法自治的范围，行政部门不宜过多的介入，或者说过早的介入。因此通过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直接规定禁止经营者侵犯消费者权益，为消费者提供维护权利的直接法律依据，有利于减少公权对私法领域干涉，给当事人双方提供和解的机会。
四、完善权利保护方式的需要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进行了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新的侵权形式也随之出现。在充满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经营者和消费者已经被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任何一方行为的变动都会引起对方相关权益的变化。很多时候，经营者之间的竞争行为会影响消费者的生活方式，甚至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由于引起权益受损的原因不是某一个经营者的不当行为，而是经营者之间的竞争行为本身。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2010年腾讯公司与奇虎公司之间的纠纷。腾讯QQ和奇虎360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两个客户端软件。 腾讯以QQ为基础，拥有强大的客户群体；奇虎360是以安全闻名的软件，在市场上也占据了重要地位。2010年9月27日，360了针对QQ的隐私保护器，而后腾讯又反击360涉黄，一场360和腾讯之间“隐私”大战就此展开。2010年11月3日晚，腾讯公告，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使得大量用户无法同时使用腾讯QQ和360浏览器，用户不得不在两者之间进行“痛苦的选择”。2010年11月10日下午 ，在工信部等三部委的积极干预下，腾讯与360已经兼容。虽然最后奇虎被判决赔偿腾讯40万元，但这一场利益之战并没有真正的胜利与失败，任何一方都没有完全打败另一放，反而是回到了一切开始的样子，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单单从结果来说，这一场闹剧中好像没有受害者，在仔细看不难发现，受害者是无数的电脑用户。在两者战争最激烈的时期，电脑用户被迫在两种软件之间进行选择，虽然没有现实的财产损失，但这就已经侵犯了电脑用户作为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而这是无法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主张的。
五、立法趋势的要求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反不正当竞争示范条款》第1条中规定：“除第2条至第6条指示的行为外，在工商业活动中违反诚实惯例的任何行为，应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或者可能受到损害的任何自然人或法人，应有权获得救济。”这里并没有限定被害人必须是经营者或者消费者，而是以自然人或法人代替，没有对被害人具体的身份进行限制，可以最大范围的规范市场竞争，保护被害人权益，体现了现代竞争法的价值取向。
匈牙利《禁止不公平市场行为法》、比利时《关于交易行为信息和消费者保护法》、瑞典《市场行为法》和《瑞士联邦反不正当竞争法》都对不存在竞争关系的经营者和消费者提供了相应保护，凸显了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可见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有着从传统的规范经营者之间的行为向保护所有市场参与者合法权益的趋势，作为世界一员的中国也应当结合当前实际，加强与国际的接轨，切实保护消费者在市场经济中的合法权益。
六、结束语
经济法是国家调整市场经济的手段之一，《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国家的强制力，对市场经济中的参与者有着更强的约束力和保护力。消费者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害，《反不正当竞争法》将消费者纳入了其调整范围，更应当制定完善的具体规定和救济程序，以加强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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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对市场主体及其权利的基本认识
(一)对市场及市场主体的基本认识
市场是一个古老的经济范畴。自人类社会出现社会分工及产品的剩余就需要产品的交换或交易行为，而要进行产品的交换或交易就需要一个固定的场所，这一场所就被人们视为“市场”。为此，市场的基本定义就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其中,之所以将“产品”替换为“商品”是因为需要通过市场这一特定场所，使生产者所生产的产品成为“为他人生产的商品”，从而使产品具有了商品的属性。发展至今，市场已经由单一的场所，发展成为一种商品交换的渠道或途径®，并进而形成了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市场经济形态。对此，学界将市场经济称之为“看不见的手”。该理论的经典论述见于1776年由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他认为每个人都试图应用他的资本,使其生产品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来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进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个人的利益，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达到另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个人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效益时所得到的效果更大。”[1]其最初的意思是，个人在经济生活中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受“看不见的手”驱使，即通过分工和市场的作用，可以达到国家富裕的目的。后来，“看不见的手”便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竞争模式的形象用语。这种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在私有制下，人人都有获得市场信息的自由，并在此基础上可自行决定自己的经济活动，无需政府干预®。与之相反的是,政府计划指导下的经济和市场运行会通过政府的计划安排而实现，故为“看得见的手”。
古今中外的市场实践表明，要形成市场就要具备市场的基本要素。其中，卖方(供方)和买方(需方)共同构成了市场主体的两极，并且，无论是卖方(供方)，还是买方(需方)均应由多个主体构成。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只有存在多个生产同类产品的卖方(供方)或买方(需方)，才能在市场交易中出现以产品质量和价格竞争为导向的市场运行机制®，并实现经济资源在卖方与买方之间的合理配置。由此可见，卖方(供方)与买方(需方)是市场主体的基本形态。如果按照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细分的话，所谓卖方实际上涵盖了作为提供商品的生产者、经营者和服务者®;在买方(需方)方面，则表现为个人和家庭商品的消费者(可简称为私人消费)，以及开展生产、经营或服务活动的消费者(可简称为生产消费者)®。至于对公共产品的消费而言，由于基本采取了计划经济的分配方式®，这种消费不属于市场的范畴，因此，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通常均不是市场的主体。但是，当公共产品基于“拥挤”或效率低下等原因采用市场机制配置时，该公共产品的提供就具有了部分商品的性质®，进而使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也成为了市场主体。
(二)市场主体的权利问题一般而言，市场主体及其权利亦属于经济范畴，具有其自然的和固有的一面。市场主体、市场主体权利及其市场存在的价值，在于为满足市场主体的消费需求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尤其在现代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双重条件下，市场主体权利的确定，不仅关系到市场主体法律地位的肯定，也关系到市场主体行为的边界问题，即市场主体的行为，只有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才有作为的可能;而在法律禁止或限制的情况下,市场主体或应不作为，或其作为被限制在特定的范围或程度之内。按照以上对于市场主体的基本分类，本文对不同类别的市场主体权利予以进一步的分析。
1、关于消费者与生产者权利的分析(1)消费者权利的分析
在一般意义上，消费者的存在是市场形成的逻辑起点。这是因为，只有有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才会产生相应的商品生产、经营或服务，进而出现市场行为。而消费者的需求动力主要来自于人类对“吃、穿、住、用、行”的基本需求和日益增长的更高层次的需求;至于对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的消费，则来自于为实现生产、经营或服务目的的成品或半成品商品的需求®。为此，要保证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律首先应当明确消费者在市场运行中的基本权利，以保障消费者利益的实现。对此，世界各国均通过制定和实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予以专门保障。我国在推进市场经济的同时，还及时地出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了生活资料消费者及生产资料消费者所享有的九大权利，即保障安全权、知悉真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求偿权、依法结社权、接受教育权、获得尊重权、监督批评权[2]。从而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而在生产消费领域,则通过《产品质量法》的制定和实施，有效地保护了生产者消费的权利。
(2)生产者权利的分析
生产者亦即市场的供方，广义的还包括市场经营者和服务者。从一般意义上讲，法律在规定生产者法律地位的同时，必须明确生产者开展生产、经营与服务活动时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并明确其生产、经营或服务行为及活动的范围。法律的基本法益目标在于，促使生产满足消费需求，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通常的法律形态是企业或公司。因此，生产者的权利，也就是指企业或公司的基本权利。而企业或公司的基本权利，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组织体所应享有的人、财、物三大权;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所应享有的自主性生产权、经营权和服务权。具体来说，就是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生产者、经营者和服务者按照市场运行规律所应享有的，有关生产、经营和服务什么，以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生产、经营和服务，以及对生产所获得的利益如何分配的自由权。例如，就生产者而言，集中体现为产、供、销和内部管理与分配权;而就商业经营者而言，则体现为购、销、调、存以及内部管理与分配权。
2、市场主体权利的物权基础及其禁止与限制问题
从市场运行与结果来看，生产者、经营者、服务者和消费者对商品(或财产)所享有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是《物权法》保障市场主体权利的基础性权利。这是因为，如果消费者购买的商品，或生产者、经营者和服务者所拥有的财产，随时可以被他人拿走或剥夺，那么，市场主体的权利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市场主体权利应当受到《物权法》的保护，拥有充分的自主权。但在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单个市场主体权利的行使可能妨碍其他市场主体权利正当的或合理的行使时，市场主体权利的行使就会被禁止或限制。其中，禁止者如的生产、经营、服务与消费;限制者如对涉及特许经营和生产许可领域生产、经营与服务行为的限制。如果从历史角度考察,这种禁止与限制古代即有之，即使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屡见不鲜。只不过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其禁止或限制的范围和程度不同而已。在当前及今后,这种对市场主体权利的禁止或限制，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新提法，被称之为“市场负面清单”。
3、市场主体权利的辩证分析
任何事物均有两面性，市场主体的权利也不例外。法律赋予市场主体权利，并让经济资源以市场机制来配置，以此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并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是其正面效应所在。如果从负面效应来分析，市场主体权利行使的优势可能也是其最大的劣势。例如，即使在市场主体依法正当行使其权利时，也会出现“市场失灵”，使市场发展走向对市场自身的否定。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在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机制推动下，必然导致经济垄断，进而阻碍市场机制的正常发挥。更为重要的是，以“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市场价值目标，会促使人类消费的无限增长和生产的过度化，但人类消费和生产所需要支撑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却是有限的。当地球上有限的资源和环境难以支撑人类无限贪婪的消费欲望时，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被计划经济体制所替代。这一历史过程，一开始可能仅仅涉及个别地区、行业或产业，最后将逐渐扩展到所有领域。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即预见到，所谓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进人高级阶段后必然的产物，是人类的无限需求与资源有限性矛盾无法解决的必由之路。到那时，既然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存在的必要，那么，市场主体的权利也必然会消失。因此，在现阶段，虽然市场经济及其市场主体权利有其存在的合理价值,但从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观点来看，它是不可持续的，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应当注意的是，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市场的运行本应按照消费的需求组织相应的生产、经营和服务。然而，市场经济的实践却往往是生产、经营和服务在总体上引导着消费，进而使生产过剩成为普遍现象并导致经济危机。为此，政府的干预便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如果从市场主体权利的实现能力角度分析，在法律既定情况下,谁拥有资本，谁就具有了行使市场主体权利的行为能力。在此情况下，市场主体权利实质上就会被演化为市场资本权利。换言之，谁拥有更多的资本，谁就掌握了市场发展的主动权。对此，本文认为,就资本的结构及其历史演变来看，无非是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关系的协调或相互博弈。在经济和社会处于非常规发展时期时，国家应当拥有更多的资本权利;而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处于常规时期时,私人应当拥有更多的资本权利。至于金融资本，从本质上讲，金融资本是介于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资本力量，其存在的价值在于为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服务。但当金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虚拟运行，或通过金融资本权利的行使控制产业经济发展，进而形成金融寡头时，经济危机的爆发便不可避免。对此，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我国2011年发生的温州金融危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为此，法律必须防止金融资本权利行使不当对社会造成的危害。
与此同时，
力提升劳动者的工资待遇，解决市场发展固有的贫富差距，做到社会财富分配的大致均等，使大多数人处于中等水平的生活状态。从此意义上讲，市场主体权利又可演化为市场消费权利，因此保障了市场主体的消费权利，也就为市场的良性发展奠定了法制基础。但市场主体的消费权利又可分为基本需求性的消费权利和奢侈需求性的消费权利两类，法律不可同等对待。基于基本需求性消费权利的必要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它应当是法律所保障的基本内容;基于奢侈需求性消费权利，由于其与当代社会所提倡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理念以及传统的“勤俭节约”的消费理念相冲突，因此除非为了扩大内需在特定时期予以容忍外，总体上讲，法律是不予鼓励的。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市场主体权利包括了消费者权利和生产者权利两个方面，它们各自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同的功能。而在资本制约市场行为条件下，资本对市场的推动力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并形成了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基本结构，进而使市场主体的权利实质上演化为市场资本权利。而不同的资本权利，也应有其自身合理的定位和功能。这些分析的基本结论,可用下页表格说明。
二、经济法对市场主体权利实现的历史考察
按照市场的逻辑，市场主体应当享有的权利，虽然有其自然和固有的一面，但是，自人类社会国家产生以来，法律即开始以不同的形态对其调整。这种调整影响着市场主体权利的行使，并进而影响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此，从法律形态的历史演变来分析，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对市场主体权利实现的禁止、限制和促进，是影响市场主体权利实现的重要因素，并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下面，对之予以逐—分析。
(一)民商法之补充法阶段
毫无疑问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市场主体权利实现最为密切的部门法为民商法。从世界范围考察,在既有的政治与法律体制下，除国家行政之强制性规定外，民商法在肯定市场主体独立法律地位的同时，也赋予了市场主体尽可能的自由与公平交易的私有权利，其所依托的经济学基础是市场自由主义和“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在此理论指导下，民商法通过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侵权责任及救济权等权利制度的配置，为市场主体权利的实现，提供了法律基础。从历史发展来看，西方社会经过了由《罗马法》、《法国民法典》、《法国商法典》、《德国商法典》及现代民商法的历史演变，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而在中国古代，与西方国家一样，民商法的形态主要表现为各种民间的商事习惯，并以国家认可的方式获得了法律地位，直至清末民初才从德、日引进了部门法体制，制定了民法和商事特别法，使其成为民国时期“六法全书”之一，并至今影响着我国的台湾地区。
然而，民商法市场主体权利的保护，并没有保证市场主体权利的实现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基于“市场失灵”，使市场主体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垄断行为，从而使市场主体权利的实现走向了市场的反面;另一方面,市场主体权利实现中“趋利性”的无限膨胀，会使其越来越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发生冲突。为此,国家或政府需运用新兴部门法对市场主体权利实行干预。这一新兴的部门法就被称之为经济法。但这种经济法的功能通常仅限于如何防止“市场失灵”的发生,其并不否定市场的基础性地位。因此，学界认为，此阶段的经济法为民商法的补充法。它赋予了政府依照市场经济规律干预市场的职权，因而，又区别于主要对政府行政予以限制的行政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其基本的经济学基础是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此种意义上的经济法，最为典型的是反垄断法以及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法;而以克服经济危机为由的金融调控和财税调控法则成为当代西方市场经济法的典型形态。但这种克服经济危机的经济法，对于市场主体权利的实现而言，无论是禁止、限制或促进，其根本目的就在于恢复市场运行机制。因而，其仍处于民商法的补充法地位。
(二)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共同调整阶段
以上论证说明，经济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其介人市场的基础是要解决市场自身及民商法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总的来看，处于被动的地位。但是，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学界发现，当国家或政府以经济法的力量介入市场时，并不仅仅被动地发挥作用，而是为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保护社会整体利益，在对市场发展做出规划或计划的基础上，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提高了国家或地区在整体上的市场竞争力，其重要的经济学基础就是宏观经济学的诞生。此外，在经济法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家或政府以经济法的形式干预经济时，必须坚持适度原则及民主协商和监督原则。要尊重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意愿，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这也是为克服“政府失灵”所必需的。而所谓“政府失灵”，西方经济学针对现有西方民主体制的弊端，提出了基于金钱选举的政府缺乏代表性、政府目光短浅、机构臃肿、活动效低下等观点A而在我国，在政府经济管制中，存在多种形式的“设租性管制”。其主要表现形式有：政企不分;政策落差和体制落差;新增企业的“冠名”与挂靠关系;地方保护主义等[5]。在此情况下，经济法已不仅仅是一种“被动的”民商法的补充力量，而是一种主动地规范市场行为和促进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独立的部门法律形态。为此，经济法除作为补充法弥补民商法的不足外，还负有更高层次的、实现国家和社会整体发展战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这一任务使得经济法与民商法成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权利实现所依托的两个重要的法律部门。
(三)经济法的引领阶段
上世纪90年代，世界性的“冷战”结束。冷战结束意味着世界上国家间的军事竞争被经济竞争所取代。而在此之前，“二战”结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如何使本国尽快摆脱经济贫困，迅速提升国家经济竞争能力的道路选择。在此背景下，同样是发展市场经济，各国或地区对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与实施，对市场主体权利的实现影响极大。因此，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仅定位于微观市场的规范和促进是不够的，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只有充分调动国内外生产要素发展市场，才能适应新的世界竞争与全球化的格局。为此，经济法的引领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经济法主要通过产业发展规划、宏观经济政策与措施的实施，促进本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在此方面，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在此情况下，由民商法所确定的市场主体权利的实现，无不受到经济法引领作用的影响。但经济法的引领并非主要是强制性的，更多的是在充分保障市场主体权利，并在市场主体做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理性判断基础上，使自己的市场权利实现与国家或地区发展目标相契合来体现的。
(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法的新发展
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前30年，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不仅不存在经济法，也不存在民商法。后逐步产生的经济法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它是为完善民商法并适应市场主体权利的实现而出现的。就经济法的发展而言，它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发展形成的。
在目前，我国的经济法就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相适应的部门法。按照官方提法,我国现行的经济法，就是“调整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X才经济活动实行干预、管理或者调控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经济法的主要功能就是“为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适度干预和宏观调控提供法律手段和制度框架，防止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所导致的弊端”®。截至2011年8月底，我国共制定60余部经济法^官方对部门经济法的这种定位，与我国学界，特别是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的定位略有区别®但其大致反映了经济法对市场经济关系调整的现状。而就其与市场主体权利实现的关系或关联性而言，本文认为，可以具体地归纳为以下10个方面：
第一，作为对经济活动实施宏观调控和管理的预算法、价格法®、中国人民银行法等法律，通过规范的宏观调控和管理行为，一方面赋予政府和相关机构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的职责，使其调控与管理行为直接或间接地促成市场主体权利的实现®;另一方面则通过这些法律影响市场主体的利益分配与权利的实现。其基本的逻辑关系是:政府依照预算法对市场收益拿走的越多，留给市场主体的收益就越少，两者成反比关系。
第二，税收征管制度及其一系列税收法律制度的建立，也直接影响到市场主体权利的实现。其中，作为间接税(或成本税)的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由于实际负担者是消费者，因此这类税收的增减，必然会影响到消费者权益的实现;作为收益税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则会影响到生产者和消费者权利的实现。
第三，作为对金融行业实施监督管理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反洗钱法等法律，不仅关系着维护金融运行秩序，而且关系着金融行业经济风险的控制问题，甚至涉及到国家的金融安全。为此，这类经济法实际上为金融行业市场主体权利的实现预设了一张不可突破的“网”，当市场主体权利的实现突破了这张“网”时,金融监管部门就会发出预警，并可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
第四，作为保障农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的农业法、种子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在赋予农业市场主体发展农业权利的同时，也同样为保护社会公众利益，从农产品的安全角度出发，对农业市场主体权利的实现，规定了禁止或限制性条件。并针对农产品恶性案件频发的严峻形势，出台了《食品安全法》。
第五，作为对重要行业实施监督管理和产业促进的铁路法、公路法、民用航空法、电力法等法律，一方面，通过监督管理，保证其为社会公众提供良好的服务;另一方面，在保持国有控股的情况下，引进市场机制，促进产业的发展。
第六，作为规范重要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的土地管理法、森林法、水法、矿产资源法等法律，为市场主体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预设了前提条件。按照规定，一切禁止或限制开发和利用的自然资源，对市场主体权利的实现，都起着禁止或限制的作用;而即使是允许开发和利用的部分，也必须合理地开发和利用。
第七，作为促进能源的有效利用和可再生能源开发的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法律，不仅提倡或要求消费者进行节约型消费，而且要求生产者的生产符合节约、清洁和循环经济的要求'，进而影响市场主体权利的实现。
第八，作为保障市场主体之间公平、有序竞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反垄断法等法律,与市场主体权利的实现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中，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制定的一部重要法律。该法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需求，禁止仿冒、商业贿赂、虚假宣传、侵犯商业秘密、不正当有奖销售、诋毁竞争对手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经营者公平竞争的权益。价格法规定国家主要实行由市场形成的价格机制，即使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极少数商品和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它是市场主体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权利的保障法。反垄断法对经营者实行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等垄断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该直接影响到企业与公司权利的实现。
第九，根据官方公布的法律体系《白皮书》，将与宏观管理体系相关的财税、金融、外汇、投资等体制改革纳入了经济法的范畴。从实践来看，每一项改革举措，主要通过依法出台相关的政策予以实现，而政策法属性即是经济法的一个鲜明特点。对此，实践表明，国家每一项财税、金融、外汇、投资等体制改革政策的出台，对于市场主体权利的实现,均是一个“风向标”，即政策的指向也就是市场主体权利实现的努力方向。例如，金融组织体制的改革，直接导致金融市场主体的产生及其权利的实现，而放松金融管制，将导致更多的民间资本投向金融领域。
第十，为积极履行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承担的义务，对外贸易法赋予了企业和公司更多的对外贸易权利，这大大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在新的对外贸易法律制度下，市场主体权利的实现，直接受到了世界贸易规则的影响。
篇10
关键词：市场经济 煤矿企业 财务管理 发展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人们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在加上各种社会活动的不断增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对煤矿资源的需求，而随着煤矿开采的不断增加，使得煤矿资源也变得愈加匮乏，这些问题的存在为煤矿企业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压力。除了资源方面的问题，煤矿企业内部财务管理方面也存在较多的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发展，根据实际的情况，对煤矿企业的财务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是企业发展的根本保障，对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发展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
一、煤矿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意义
（一）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市场经济环境下各大企业为了加强自身管理，取得经济效益，都采取了一定的管理方法，财务管理便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种。对煤矿企业而言，采用科学合理的管理方法对企业的财务进行管理，不但有利于企业内部管理的有序运行，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由于煤炭企业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使得企业的经济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资源的赋存情况，而运用科学合理的财务分析方法对企业的财务进行分析，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企业制定合理的投资、融资方案，有利于提高企业重大经济决策的质量。
（二）帮助企业更好地适应市场环境
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使得各个企业间的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面对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煤炭企业要想取得稳定长远的发展，就只有通过对自身财务管理水平提高的方式，来完成对企业资金及相关活动的管理。而财务管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企业完成这个工作，可以进一步加强企业对内部财务的有效控制，为企业更好地适应市场环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是企业发展的需求
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制度是一种新的制度，这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制度。煤矿企业要想在市场经济下取得良好的发展，就应该建立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对企业的财务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为企业更好地面对市场机遇与挑战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市场经济下煤矿企业财务管理状况分析
（一）财务管理目标不明确
对任何一项管理工作来说，明确的目标都是必不可少的，财务管理工作也应该具有明确的目标。但在煤矿企业的财务管理中，其目标则显得相对不够明确，企业到底是应该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还是应该先考虑企业自身的利益，这对大部分煤矿企业来说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很多企业的财务管理就游离于这两个问题之间，这为企业的财务管理带来了一定的阻碍，到底该如何取舍，这是不少煤矿企业财务管理中存在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得不到明确的确定，企业的财务管理就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企业要想取得长期的发展，就必须设立一个明确的目标，并制定相关的计划、制度，为实现目标而奋斗。
（二）领导的对财务管理的重视不够
在一个企业的运行过程中，领导的意识及行为对整个企业相关活动的进行有着较大的影响，这个企业的发展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领导的相关决策。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不少煤矿企业的领带人员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财务管理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有的领导就只是简单地注重企业的效益，对实际的具体的管理工作却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安排，而仅仅是将其分配给相关的负责人员完成，这些人员由于自身知识或能力等方面的不足，其所制定出的规则及管理等也存在较多的不足，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相关管理工作的效率，尤其是财务管理工作；还有的领导较为注重生产的安全、产品的销售及相关技术的高低，却忽视了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使得企业相关员工也没有对其引起足够的重视，使得相关的财务管理工作难以展开；另外还有领导甚至认为对财务管理是小事，因此就尽量裁剪财务工作人员，有的企业甚至连最基本的会计岗位都是残缺不全的。这些现象的存在，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对企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三）财务管理机构设置不合理
为了方便管理，不少煤矿企业都将财务管理机构与会计核算机构进行了简单的合并，将两个机构合并成了一个机构，这种做法显然是没有充分意识到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这两个机构的不同性质，将这两个机构进行简单的合并表面上看是可以达到精简机构、方面管理、节约成本的目的，但这两个机构是相对独立的，若只是对其进行简单的合并，就容易使财务机构只能行使会计管理机构的权利，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财务机构的工作效率，最终达不到良好的管理目的。此外，由于不少企业缺乏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这就为企业留住专业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的高素质财务工作人员造成了阻碍，进而使得企业出现专业财务人员匮乏的现象，使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难以提高。
（四）信息化建设不够完善
由于企业自身运营的特殊性，使得煤矿企业的财务管理必须涉及到从产品开采到存储、销售及运输等一系列的环节，这个环节的相关数据都会与企业的财务管理产生关联，使得整个财务管理工作显得相对较为繁杂，如果采用信息化的管理手段，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简化管理流程，还可以极大地提高相关工作的效率，信息化的管理手段是现代企业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管理手段之一。但是在实际的情况中，不少企业煤矿企业并没有建立完善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各种数据、信息的传递及处理仍然采用的是较为传统的方法，使整个财务管理工作显得繁杂而冗长；有的企业虽建有先进的信息化管理平台，但由于工作人员知识技术有限等原因，也使得相关的平台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财务管理工作的效率。
三、提高煤矿企业财务管理效率的策略
（一）完善内部管理机制
完善的财务管理机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企业财务信息的完整有效，可以说，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有序运行，离不开完善的财务管理机制。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煤矿企业要针对企业实际财务的运营情况，设立切实可行的财务管理机制，对企业的财务收支进行科学的管理，对财务工作人员的相关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并对相关工作进行明确的分工，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要与对应的领导保持良好的沟通，避免任何因为信息不通而造成的损失，确保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有序进行。
（二）重视人员的综合素质的提高
财务工作人员在企业的财务管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煤矿企业要想做好财务管理工作，除了加强对工作本身的管理之外，还应对相关的工作人员给与做够的重视。为了确保财务工作人员的质量，企业首先应注重人才的引进，对专业水平较高、工作能力较强的人员要给予足够的重视，相关领导应对其生活及工作给予足够的关心，为其创造优质的条件，使其专业地为企业工作，从根本上提高财务管理工作的质量；其次，对于在岗的工作人员，相关部门应定期或不定期地安排相应的培训，培训应包含专业素质培训和职业道德培训两个方面，要从整体上提高财务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为更好的开展财务管理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加强信息化建设
信息化平台在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中扮演中较为重要的角色，其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企业财务管理的效率，还可以为企业节省更多的人力物力，有效降低企业财务管理的成本。为了实现煤矿企业的信息化建设，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实际的需求，适当的引进先进的财务软件，例如，金蝶财务管理软件、ERP系统中的财务管理体系以及相应的会计核算软件等，相关管理部门可以通过对相关软件的操作，方便快捷地完成对物资的采购、相关合同的签订以及相关账务的管理等一系列的活动，大大提高了企业的财务管理效率。
四、结束语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为煤矿企带来了一定的机遇，同时也使得煤矿企业面临着不少挑战，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下，煤矿企业只有从自身管理做起，加强企业财务管理，从根本上做好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才能为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目前煤矿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还存在诸多的不足，企业应充分认识到这些不足，并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的情况，采取科学合理的管理手段，对其进行管理，最大限度保证企业财务的高效运转，为企业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取得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吴青.煤矿企业会计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当代经济，2012；22：28-29
[2]陈海艳.对提升煤矿企业财务管理的再探讨[J].中外企业家，2012；23：118+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