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法律意识淡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村民法律意识淡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目前我县农民的法律意识状态

1、传统的习惯根深蒂固。随着法治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多年的普法教育,全县农民法律知识贫乏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的改观,农民的法律、权利意识在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农民知道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总体来看全县农民的法律意识依然相对淡薄，传统意识较浓，农村法制宣传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法律素养低，害怕打官司，对法律缺乏信任，薄情优先于法。从走访的人员和媒体披露的大量案件来看，在一部分农民的脑子里的法律意识仍是空白，即使自己或家人受到了严重侵害，也不知道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或者想寻求法律保护，确不知道该如何着手；也有一些像经济往来的行为，如借款不写借条，总以为大家是熟人、朋友，不会出问题，一旦出了问题，又无凭无据，无法求得法律的保护；更有甚者，一些村干部的法律意识也十分淡薄，公然出面去解决本村发生的刑事案件，以私了的方式解决，使得触法刑法的犯罪分子逍遥法外。

2、农民对法律的认识不到位，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意识浅薄。大多数的农村村民不懂得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更多的人认为法律不是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而在更多的限制人的行为的发生。在很多的村民自治选举中我们看到很多村民出售自己的选票，候选人用金钱买选票的事情屡屡发生。他们不知道这样滥用自己权利的后果是导致选举结果并不能达到真正实现村民自治的目的，而以损坏自己的利益告终，而这种权利、义务意识的浅薄最终不能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

3、农民法律维权意识存在误区。觉得上法院打官司不是维权的手段，特别是涉及到民告官如土地征用赔偿等问题上更是望而却步。由此造成许多本可以通过法律诉讼、司法调解等法律途径解决的问题，演变成了问题。法律意识维权上的这一误区直接造成对政府的信赖往往胜过对法律的信赖，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的工作量以及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二、产生的原因

大多数农民受教育的程度不高，文化知识面窄，谈不上什么系统的有条理的学习法律法规，广大农民获得的法律方面的信息量非常少。所以，法律在广大农民头脑中所占的位置自然是十分淡薄，甚至是触犯刑律的行凶、抢劫、盗窃等严重侵害国家集体利益和公民生命财产的犯罪，行为人也并非无知到杀人是否偿命、犯罪是否坐牢的愚昧地步，但是他们仍然铤而走险，这纯粹就是法律意识的问题了。

三、针对以上的现象，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

1、营造一个大家都积极参与的学法守法的舆论氛围。现在的传媒的力量是巨大的。各类传媒应该要加大法律的宣传力度。通过电视或是法制文艺演出等形式以直观的方式入手，来吸引村民的注意力。在这个方面，宣传机构、普法机构应义不容辞的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篇2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 法律意识 农民 对策

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改变，而农民对国家正式规范的认知与需求也在发生变化。这种认知和需求即表现为法律意识，它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①法律意识的形成与个体认知能力、生活需求、社会环境和资源获取途径等因素相关。欠发达地区是一个相对概念，是指由于历史、资源、区位、观念等原因，人们的生产率相对较低、经济水平相对滞后和技术利用率偏低的不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的社会竞争力相对偏弱。欠发达地区人们的法律意识是我国法律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欠发达农民的法律意识又是我国法律意识发展中最薄弱环节。

随着农村社会的向前推进，欠发达地区农民法律意识存在内部差异，这种差异是农民个体、区域、规则和制度等因素的共生产物，需要系统的实地研究予以阐明。因此，我们对云南省A县X乡的农民意识进行了实地调查，即运用个体访谈与问卷调查的方法，发放调查问卷260份，回收有效问卷240份，回收率为92.3%。调研对象中，务农人员108人占45%，打工人员78人占32.5%，经商人员54人占22.5%。

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

农民法律意识属于群体法律意识，其以农民作为研究对象，是关于农民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法律现象的主观反映。X乡位于云南省某国家级贫困县西南面，距县城53公里，国土面积98.05平方公里，全乡辖6个村委会124个村民小组，有农户8133户，农业人口34978人，2010年全乡经济总收入3272.19万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为1152元。X乡属于欠发达地区，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竞争力不强，具体表现为：较差的区位条件，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落后，信息相对闭塞；经济收入低、经济结构单一，经济收入除传统农牧业生产外，主要来源于劳务输出、魔芋种植和栽桑养蚕；农业人口多、农村自主发展能力差。

法律意识的形成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了解、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是法律意识形成的基础。为了解X乡农民的法律知识量现状，我们选择了11种与农村生活关系密切的法律规范开展调研，包括婚姻家庭法、继承法、教育法、青少年保护法、宪法、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合同法、刑法、土地法、森林保护法。调查显示，受访者“知道或听说过的法律”中婚姻家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认知程度最高。其中，务农人员人均认知法律量为2.7种，打工人员为4种，经商人员为4.8种，务农人员的法律知识量明显低于经商或外出务工人员。一言以蔽之，社会流动性大和交往范畴广的农民群体（如外出打工者、经商人员等）法律知识量更多。

法律信息是能帮助人们形成法律感知、激发法律情感、引导人们以法律为导向安排个体行为一切法律现象。法律信息获取途径是法律意识形成的路径要求，畅通的信息获取途径不仅能增加法律知识，形成法律感知，而且促进农民法律认同心理的形成。调研中，关于“您从什么地方或渠道了解法律知识”的调查结果显示：务农人员中67%选择电视，22%听别人说，5.5%学校教育，5.5%学校教育和听别人说；打工人员中65%选择电视，27%学校教育，8%听别人说；经商人员中61%选择电视，17%看报纸，11%学校教育，5.5%通过听别人说，5.5%学校教育和听别人说。这里的电视节目包括一切与法律相关的节目，如新闻、法治报道、庭审、法律讲堂和相关影视作品等。调研表明，在X乡收看电视节目已经成为当地农民获取法律知识的主要渠道。事实上，电视媒体成为X乡人们获取法律信息的主要途径与以下原因相关：首先，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人们有购买电视的消费能力。其次，电视节目具有普适性，情节生动、图文并茂，便于人们对理解、接受相应节目中所涉及的法律规范和法治理念。同时，X乡不同经济来源受访者的法律信息获取途径有差异，其中务农人员中通过“听别人讲”的方式获取法律知识的比例较大，占到22%；外出务工人员中选择学校教育的比例较大，占27%；而经商人员是唯一出现通过阅读报纸获取法律知识的，占17%。

法律通过权利和义务双重机制调解社会关系，人民对法律权利和义务的认知构成法律意识的核心内容。但是，X乡的农民存在权利、义务认知模糊的现象，即人们有一定的权利、义务观念，但这种观念是不完整、不准确的。在X乡，权利、义务意识模糊的外在表现有三方面：其一，权利、义务内涵认知不准确，进而导致权利的怠于行使。例如，关于“您是否参加过村民委员会选举活动”的调查中，34%参加过，66%没有参加过。在“您是否愿意参加村民委员会选举活动”调查中，15%选择不愿意、浪费时间，17%选择不愿意、走过场，11%选择无所谓。在这里，人们之所以对村民委员会选举活动持消极心理与其对选举权、被选举权的认知不到位有关。其二，混淆权利与义务的界限。例如，在X乡关于“九年义务教育”的调查中，22%认为参加义务教育既是权利也是义务，18%认为参加义务教育是权利，18%认为参加义务教育是义务，13%认为参加义务教育是国家强制的要求，3%认为义务教育参不参加都可以。在这里，正是由于人们对权利、义务内涵和相应行为模式认知的表浅、混淆，致使部分农民对九年义务教育的性质认识有误。这种错误认知必然影响人们对自己或子女受教育行为的预测和安排。其三，模糊的权利、义务观念在具体法律情境中难以有效指导人们的行为。例如，在关于“假设有一天，您去商店买东西，店主误会您偷拿了他的物品，纠缠您并辱骂您，还扣下了您的钱，您会采取以下什么手段解决这个问题”的调查中，20%的受访者选择“与店主理论后要回钱，理论无效可以自己或找人教训店主”。该调查反映人们在遇到具体法律纠纷时，这些模糊、片面、不稳定的权利、义务观念难以有效规范人们的行为。相反，人们更倾向于调动既有的纠纷解决习惯（私力救济）来处理问题，但这种依托习惯的纠纷解决过程却可能导致新的侵权行为产生。

农民法律意识培育中存在的问题

法律意识是社会需要和法律之间的中介环节和纽带。②基于特殊的地域环境和经济发展现状，X乡农民的法律意识整体薄弱。

X乡农民的法律意识整体呈现表层化的状态。法律意识表层化属于法律心理阶段，是对法律的感性认知，是表面、感性、直观的认知。法律意识表层化是法律认知不系统，缺乏对法律价值和法治理念的理性认知，法律认同度较低、不稳定，难以持续有效指引个体行为。

首先，在纠纷解决机制上，人们偏好于自力救济和社会救济。例如，“在遇到纠纷时您会怎样解决”的调查中，33%选择私了，30%选择找村干部调解，22%选择找关系人或中间人协商解决，11%选择到法院。其次，人们与法律间存在“想象的距离”。随着法制社会的推进，人们从出生开始就与法律发生着多重联系，农民也概莫能外。在X乡，因为人们对法律认知的表层、片面，人们不愿与法律发生联系，甚至出现刻意规避法律的现象。例如，47%的村民认为除非不得已，否则不愿与法院、检察院等司法部门打交道。当然，这里的“距离选择”也有其功利的一面，即因为人们对法律认知少和运用法律能力弱，农民在法律活动博弈中居于弱势地位，致使其在行为依赖上更倾向于选择自己熟悉的方式，如习惯、道德等。这种“想象的距离”也恰恰反映了人们对法律认知的表面性。再次，守法意识的消极、外在特质，即人们遵守法律是出于对法律权威的畏惧，而非认同法律的价值。在“村民遵守法律的原因”调查中，25%认为是害怕法律惩罚，33%认为是怕惹麻烦，35%认为是法律的内在要求。在这里，选择“害怕法律惩罚”和“怕惹麻烦”在本质上都属于消极守法的表现。

同时，该乡当前的普法教育效果不佳。作为移植文化背景下的我国法治建设，从规范到法律运行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社会来说都是陌生的，是与农村传统社会不同、非内生性的规范系统。因此，培养农民法律意识须借助外力，如国家、社会力量等。我国普法教育是国家主导背景下的法制教育，自1986年以来已经开展多次。但在X乡，普法教育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例如，在“您是否参加过普法宣传活动”调查中，16%表示参加过，56%没有参加，但听说过；28%不知道普法活动。在参加过普法的人员中，62%认为普法有用，能了解一些法律知识；15%认为没有用，走过场；23%认为作用一般、因人而异。调查结果表明，X乡农民参加普法教育的范围窄。同时，普法的方式也存在形式主义倾向，有村民反映：“普法等法制宣传就是印发一些纸，发给我们就完事了，还不如看电视。”

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权威系统，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权威系统。法律权威属于国家的正式权威体系，法律权威的建立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但是，当前X乡的法律权威有待提高。在X乡，传统道德、习惯与法律权威有时存在冲突。我们观察了这样一个事件：一群人在X乡的大街上殴打一男一女，人群都在议论，有的叫“打的好”、更多的在议论“谁家的谁偷人了，真不要脸”、有人提议“还是喊警察吧，这样会死人的”。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远处开来的一辆派出所的面包车，打架的人坐上警车离开了。此次纠纷中，第三者受重伤住院。该案的处理结果是第三者向婚姻中的受害人赔偿2万元后和解结案。但是，乡间对该事件的议论没有因为结案而终止，甚至有人认为“打得不够，还应该再教训”。在此案中，人们很少意识到打人是触犯法律的，只是觉得第三者侵犯了正当的婚姻家庭关系，是违背道德且必须付出代价的丑事。法律对个体行为具有规范作用，但是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人们更依赖乡土习惯、道德，一旦谁破坏了传统伦理和乡土规范，舆论就会站出来制裁这些冒犯者。

提升农民法律意识的对策

当前，我国农民法律意识培养的社会背景已经发生改变。以X乡为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流动因素的加强松动了传统的农村结构，而旺盛的法律信息、服务的需求是推动农村法制建设的内在动力。当前，提供农民法律意识的可行对策是与农村普法活动结合起来。

扩大普法活动的受益范围是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重要环节。过去近30年间，普法教育以普及法律知识，尤其是法律常识为主。其结果是，普法教育在广度和深度上还不够，人们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因此，扩大农村普法教育的受益范围是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基本要求，即让更多的农民有机会参与法制教育，接收法律知识和信息。在普法方式上，可采取多类结合，包括纸质宣传、公告栏宣传、普法人员讲解、观看普法影视作品等。在X乡，人们对以家庭为单位发放宣传纸质材料的方式认可度最高，达40%；播放普法影视作品次之，达31%。农村普法不能“填鸭”，而要以农民能够接受、理解且便于获取的方式开展。当然，经济投入是提高普法质量的基础，当前应在保障政府投入的基础上积极吸纳社会资金。结合X乡和其他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调研经验，当前农村普法教育的关键仍是法律知识。当然，这里的法律知识不是指所有法律的全部内容，而是与农民生活关系密切的法律中的相关内容，且以法律常识为主。同时，在法律知识普及中还应加强对农民法制观念的培养。

深化普法教育内涵是法律意识培养的内在要求。深化普法教育内涵是农村法制教育分层推进的重要策略，即让部分农民接受更高层次（拓展深度、广度）的法制教育，尤其注重培养法制观念。深化普法内涵的教育对象是农村重点普法对象，包括村小组长、会计、人民调解员、治安协防员等。这些重点普法对象是农村社会秩序中的重要角色，他（她）们的法律意识具有较强的辐射、纽带效应。例如，村小组长法律意识提高后，其在村庄事务中自觉运用法律的行为将对村民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重点普法对象法律意识提高后，能成为村庄内新增的普法力量。一方面在普法效果上，这些重点普法对象长期生活在农村，其守法、用法行为对其他村民的影响力胜于陌生的外来普法人员。另一方面，对重点普法对象开展内涵型普法具有可行性：与普通村民比较，这些重点普法对象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能更好的理解法律的内涵。与此同时，由于工作职责和个人能力的影响，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接触法律，其对法律的需求更迫切。事实上，许多重点普法对象的本职工作与法律关系密切（如村民小组长、人民调解员等）相关，他们是乡村利益分配和纠纷解决中的关键人物。对这些重点对象的法制教育应采取灵活、有效的方式，即以培训为主，可交叉使用短期和长期培训。

加强示范型普法教育是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重要手段。法律是自觉的规范系统，其对于乡村社会是陌生、外来的。在X乡，以“收看电视”或“听他人说”为主要渠道的法律信息、知识来源具有间接性，由此形成的法律意识处于表层认知状态，甚至可能存在错误认知的情形。例如，9%的调研对象认为法院是政府管理部门，12%认为律师是国家干部。因此，示范型法制教育应当作为农民法律意识培养中的重要方式，即依托乡间内发生的法律活动、法律行为对人们开展普法教育，在真实的法律运行中产生示范教育的效果，缩短人们与法律间的距离，增强法律感知，为法律意识的形成提供助益。

首先，依托农村执法活动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在农村，执法主体有工商、卫生、环境、土地、公安等部门。通过对生活中真实执法活动的参与、观察，人们能够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其次，依托农村的司法活动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尤其是法院的审判行为。近年在基层农村开展的巡回审判就是很好的示范型普法教育场景。这种由法律规范、法庭、程序和法律人（法官、律师等）共同演绎的真实司法场景能强化人们法律的认知，树立法律权威，进而促使人们自觉运用法律规范来安排个体生活。

综上，提高欠发达地区农民的法律意识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不能一蹴而就。欠发达地区农民法律意识是我国法律意识建设中的重要环节，但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必然影响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事实证明，社会需求是推动法制进程的内在动因，而经济条件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等发展性需要是欠发达地区农民当前普遍而迫切的需求。因此，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不能仅仅关注法律知识、观念和意识的内容，改善农民的经济收入方式、经济水平、生活质量也是提高法律意识的内在要求。

（作者单位：曲靖师范学院；本文系2012年曲靖师范学院“法理学精品课程”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JPKC2012001）

【注释】

①朱景文：《法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38页。

篇3

关键词： 新农村；法制；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04-0310-02

0 引言

我国在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以建成“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目标，从根本上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为早日实现这一重大决策，必须加快全面建设新农村的步伐，加强农村经济发展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社会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涵盖了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新农村法制建设就是其中重要任务之一。

1 新农村法制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政府有关农村、农民的立法滞后 由于国家对农业的历来重视，同时也制定了大量和农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但直接针对农村而涉及的有效、使用的法律并不多。我国是农业大国，可直到1993年7月才出台《农业法》，1998年11月出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农业法》是农业根本大法，可该法在立法上、内容上都存在一定的不科学性，如执法主体不明确，规定太原则，而且带有很强的计划色彩，在处罚上和执法上缺少有效的监督等。各种原因都可能导致不能很好地为农民服务，为农民解决问题。其次，我国并没有形成以《农业法》为核心，并配有完善的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为辅助的局面，如保障农民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农村的社会救济和农民医疗保险等，这些配套法律法规没有跟上社会主新农村的进程。再次，农业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我国大多采取自上而下的形式，很大程度上取决相关部门的看法，主观性太强。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知识层次低的群体很难把握农业法的走向，或者说很少能参与讨论、制定、修改相关农业法律法规，农民要争取的自身利益往往会被忽视掉。但作为农业人口占一半的国家，农民的声音如果被屏蔽，那么制定的法律很有可能会与农民的实际生活想脱离，不能真正反映农民的心声，所制定的法律法规就很难得到有效的执行。

1.2 村民自治基础薄弱，农民的法律意识不强 通过笔者调研发现，随着新农村不断建设，国家对法制建设的宣传力度和执行力度越来越大，农民对法律（特别是和农业有关的法律）都了不同程度的掌握，这是值得欣喜和肯定的。但是，农民对法律掌握上也存在局限性、片面性、甚至有误解的地方。其次，农民缺乏运用权利意识，不热心参政议政。特别是农村换届选举，大部分人认为选谁都一样，持放任的态度。

1.3 法制宣传方式单一，不被农民接受 由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法制教育组织难，法制宣传很难快速、统一宣传到位，这就需要采取多样式、长时间进行法制宣传工作。另外，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只重视经济发展，而忽视农村法制建设。即使在普法活动中，相关职能部门在对农村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时，活动方法单调、无聊，很难吸引老百姓参与其中。再次，政府对法制宣传投入太少，专门的宣传场所少。最后，法制宣传的人员法律专业素质不高，甚至有的宣传人员根本就不懂法。宣传人员大多不是固定的，抽到谁，谁就上，俨然把法律宣传当成儿戏了。领导的不重视，宣传人员法律专业素养低，宣传方法单调，农民是无法在这个渠道获得更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对新农村法制建设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1.4 法制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法律应该是调整利益关系，规范公民行为的根本手段，但法律的实施需要环境，没有环境支撑，法律就要受到挑战。法制环境的要素，包括公民尊法、护法意识、执法者执法水平、法律地位的确定、法律与其他社会权力的制约等。目前我国的农村法制环境问题突出。首先，基层调解部门建立不完善，甚至有基层根本就没有设置调解部门，或者调解人员没有经过专门培训，调解方法不科学，很难达到理想效果。其次，基层人民法院审判职能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法律工作人员很难真正深入农村基层，了解农民的心声，而且执法水平不高，加上农民法制意识淡薄，还往往存在抗法，不尊重法律的情形。政府行政部门、法院、司法局等单位之间并没有很好的相互配合，共同解决农村法制环境存在的种种问题，这都为农村法制环境存在各种问题留下隐患。

2 完善和谐新农村法制建设的对策

2.1 科学立法，尊重新农村建设发展规律 首先，结合我国“三农”最根本问题，切实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我国可借鉴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先进经验，采用现代开放式的农村立法思路，以《农业法》为核心法律，再制定和完善与《农业法》相配套的各种法律法规。完善修改《农业法》，如执法主体不明确，规定太原则，而且带有很强的计划色彩，在处罚上和执法上缺少有效的监督等。同时尽早制定保障农民切实利益的法律法规，例如农民权益保障法和农民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其次，要以保障农民权益为立法目的，以民为本，通过切实调查农村，了解农村真实状况，懂得农民心声，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能够为农民所用，为农民所尊重，使农民切实感觉到法律存在的意义。所以，在选举人民代表时和制定有关农业法时，能够有更多的农民参与进来，真正发出农民最心底的呼声。国家相继出台多项法律法规来保障和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些都是在新农村建设中法制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国家也尽早根据农村实际情况制定相应法律，从而满足农民的需求。农民通过运用法律武器得到实惠就会增加对法律的信任和使用法律的范围，从而在农村的各个方面普及法律的实施，逐渐实现法制农村的新农村建设目标。

2.2 保障村民自治基础，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 随着新农村不断发展建设，为了更大发挥农村自治作用，保障村民实现高度自治，由村民依法办理村内事情，发展农村民主，最大程度维护村民权益，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我国于2010年10出台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该法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和选举程序等。我国农村也纷纷按照该法各项规定进行了村民委员会成员的选举等工作，使村民管理农村有了更大的自治权。但在我国很多农村并没有因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出台，村民参政议政的意识有所提高，解决农村事务很大程度还主要依赖基层的党支部，村民委员会的权力并没有真正的发挥出来，明显缺乏村民自治的基础。因此，基层（乡）政府要做好宣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和老百姓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指导村民委员会开展工作的方法，鼓励村民自治、自理村中事务，从而增强村民主人翁的意识。重要的是要让农民知道村委会的行为直接和自身利益紧密相关，从而能提高农民的权利意识和民主法治意识，促进农民法律意识逐步由外在走向内生，从抽象走向具体，让农民能够真正感觉到法律的存在。因此，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首先，村民委员会成员带头学法、用法，形成一个全民学法懂法的良好环境；其次，做好法律宣传，可以利用村头黑板或者横幅宣传关键法条，或者村委员农闲时组织学法活动，在寓教于乐中使老百姓掌握基础法律知识；再次，要让村民信法，使老百姓在思想的最深处接受法律，相信法律，这就要求政府、基层司法等部门要依法办事，呈现出来公平正义的大环境。从而使人民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法律意识懂得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知道“守法”不仅自己的义务，而且是必备的素质。

2.3 改变宣传方法，加强宣传人员教育，提高法制宣传力度 农村法制宣传教育要靠外力推动，更要注重农村自身建设，建立长效机制。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队伍建设，着力推进队伍的规范化、制度化；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建设，着力推进农村普法的经常化、多样化。

2.3.1 加强农村法制宣传力度 首先，利用村中现有设备宣传法律基础知识。有条件的农村可以建立农民法制学校，这个学校可以建在村委会中，方便组织召集村民，也可以减少浪费资源，做到有计划、有组织、有课本、有老师、有考核，利用村民法制学校对村干部、党员、村民代表和村民小组长定期进行法律知识培训，有计划地对村民进行法制知识面授教育。

2.3.2 利用学校资源，通过高校法律专业的老师和法学院的学生组成法律宣传小队，定期和不定期举行法律宣传。如有农村靠近大学，政府或司法局等可以该学校为资源，和学校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让学校推举优秀法律专业学生，到村实习锻炼，为村民培训日常法律和农业方面的法律。一方面学生得到了实践锻炼，另一方面村民获得了法律知识，形成“校村合作”双赢模式。

2.4 发挥法律保障职能，优化法制环境

2.4.1 抓好人民调解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于2011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八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建设新农村如火如荼的时期，正好以该法为契机，建立健全农村人民调解网络。乡政府、司法局指导各村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各村民小组选举人民调解员，调解员可由村委会成员、有威信的村民或有这方面专业的人员担任。从而加大调解的成功率，使村民相信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权力和能力，争取使村内矛盾解决在村内。

2.4.2 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为新农村建设保好驾 一是确保便民服务措施到位。积极打造便民法庭，在确保案件质量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办案质效，简化案件审批手续，最大程度的缩短办案周期。二是确保法律服务到位。大力开展法律进农村活动，设立法律咨询点，帮助农民化解矛盾纠纷，提高农村群众的法律意识。三是确保司法救助到位。为了使农民真正实现“打得起官司”，该院拓宽了司法救助渠道，对在经济上确有困难的农民当事人实行诉讼费的减、免、缓；同时对农民进行一定的诉讼指导、举证指导，切实帮助困难群众解决问题。

2.4.3 法院、司法、行政部门相互配合，共同抓好“三位一体”大解调工作 由法院、司法、行政执法机关、村基层组织等部门联合组建大调解网络，各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法院对大多数的案件都要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方针，尽可能使案件在调解中进行，达到息案宁人。其次，行政部门在执法的过程中要依法办事，争取把矛盾解决在执法的调解过程中。司法和基层民调组织针对农村矛盾纠纷具有季节性、群发性和突发性的特点，完善以户为点、以组为线、以村为面、以镇为片的矛盾纠纷排查组织网络，把各种矛盾消灭在萌芽阶段和初始状态。

参考文献：

[1]王红举.对新农村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问题的思考[J].农业纵横，2011（8）.

[2]于文文.和谐新农村法制建设问题研究[D].山东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04.

篇4

暴力抗拒法院执行现状及分析,法史学论文大全,暴力抗拒执行法院生效法律的违法犯罪活动，是多年来存在于法院执行工作中的一大顽症，它严重威胁着执行干警的人身安全，影响和制约着执行工作的正常开展，极大地损害了人民法院的权威，破坏了国家的法制形象。暴力抗拒执行主要表现在冲击执行现场、围攻殴打执行人员、毁坏执行装备等。研究分析暴力抗法事件的原因，如何预防暴力抗法事件，是摆在各级法院面前的一大难题。

一、暴力抗拒法院执行事件发生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一是普法力度还不够深入持久。由于公民特别农村群众法律意识淡薄，大多数债务人无视法律，抗拒执行。以往所发生的暴力抗法事件，绝大多数案件均发生在乡村。这些被执行人和一些村民法律意识淡薄，不但不自觉履行法院生效裁判确定的义务，还故意抗拒法院的执行活动，对执行人员进行侮辱、谩骂、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甚至围攻殴打执行人员。

二是地方、部门保护主义思想严重。一些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特别是乡镇政府从保护本地区经济利益出发，对法院的执行工作进行干预，甚至阻挠执行。这种行政职权的干预，是当前强制执行中较为突出的问题。

三是对暴力抗法行为打击不力。暴力抗法者之所以气焰如此嚣张，与对此类行为打击不力不无关系。根据现行法律规定，人民法院认为暴力抗法者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将案件交由公安机关立案查处，再由检察院提起公诉，最后由法院定罪判刑。但往往由于有关机关未能较好配合，难以及时对暴力抗法者进行刑事处分，而只能由法院作出司法拘留和罚款处理了事。由于法律的权威性、操作性不强，使得一些人敢于藐视法律，甚至敢于公然与法律对抗。

四是执行人员行为错误引起。暴力抗拒法院执行现状及分析，执行中与人民群众发生冲突的，有些是由于执行人员行为错误引起，如违法执行、野蛮执行、滥用执行权等。

五是宣传力度不够。对那些暴力抗法者，在追究法律责任的同时，要积极宣传这些案件，让人民群众了解那些暴力抗法者都没有得到好下场，受到了法律律更加严厉的惩罚，使那些想抗法者闻此止步，这样也可避免一些暴力抗法事件发生。

二、如何防范暴力抗拒法院执行事件发生

一是加大法律宣传力度，教育公民遵守法律。执行工作是一项法律性、政策性、思想性很强的工作，执行活动要体现出对公民宣传法律的作用和力度及对当事人起到依靠法律、遵守法律的教育作用。如通过张贴执行公告、公开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召开执行大会和新闻媒体曝光等，使执行当事人和广大公民受到生动的法制，进而增强法制观念。

二是发生暴力抗拒执行事件要及时报告当地党委、人大，依靠党委的领导和人大的监督排除干扰，清除阻力，依法执行;对暴力抗法事件的策划、组织、指挥者及主要行为人，要及时采取强制措施，依法严肃处理;对涉及事件的干部要报告当地纪委，严肃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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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承包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

党的后，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实行农村土地的，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保证农民进行土地承包有法可依，切实维护农民利益。本文以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大张庄镇为调查对象，以农村土地承包为理论基础和研究出发点，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当地农村土地承包进行全面的实证研究，期待对解决当地土地承包存在的问题有所帮助。

一、当地农村土地承包问题现状调查情况

近年来，大张庄镇始终坚持以“农业富镇”为目标，大力发展农产品及果树种植业。根据我们对当地土地承发包的实地访问调查发现，主要存在以下三个突出问题：

（一）土地承包合同不规范，权、责、利规定不明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然而我们调查发现，许多发包方不与承包方签订书面合同，为侵占承包方利益，“口头合同”大量存在。例如，南墁村村民曹某承包经营该村50亩果园，该村却没有与其签订任何承包合同，曹某每年向村委会缴纳租金，新上任的村委会为今后的开发占地，要求曹某两年内迁至另一地块，并不给任何补偿。有些发包方与承包方签订合同，但所签的承包合同非常不严谨，有的填写模糊混乱，有的承包位置及面积由村干部甚至农户都可以自己填写和涂改，导致合同效力减弱甚至灭失。

（二）土地承包的期限不科学，农民承包积极性小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0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然而调查发现发包方与承包方签署的承包合同中，很多承包方的承包期只有十年，这背离了我国制定土地承包制度的初衷，给承包方的长期计划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性。例如，回峪村村民张某承包该村20亩土地种植银杏树，承包期限为十年。古语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十年很快就过去了，承包人不得不考虑在期满之前将林木卖掉，由于林木的生长周期较长，十年的树木还刚刚成型，如若此时伐掉卖掉，承包方无法得到最大的获利，承包积极性大为受挫。或者在承包期满时承包方去续约，先不考虑承包方是否还能获得土地的承包权；就算能，还需要与发包方签订承包合同之续约合同，这期间又不得不筹措资金缴纳以及续约后的承包费等。土地承包期限的不科学给承包方带来许多麻烦，削弱了农民承包的积极性。

（三）承包人私自改变土地用途，进行非法经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17条规定承包方承担下列义务：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调查发现，大多数的承包方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确定对土地的使用，承包土地后用于栽种树木，营造经济林或者种植蔬菜，建设塑胶大棚亦或者种植果树，建造果园等。但并非所有的承包方都能切实的承担起自己的义务，有些承包方私自变更了土地的用途并用于了非农建设；有的承包人在承包期内未经发包人同意就进行转包，导致土地用途在流转过程中发生变更，在巨大谋取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变更后的土地往往会被用作破坏性、掠夺性的经营。此类问题在农村承包经营中较为突出。

二、导致当地农村土地承包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农民法律意识薄弱

据调查，大张庄镇总人口为33782人，其中约35%的中青年在外上学或打工，剩余的村民在家务农，进行蔬菜瓜果的种植等，这些人群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法律意识淡薄，自我维权意识和保护能力弱。在土地承包过程中，很多承包方不明确承包合同中应当注明的条款，有的甚至不知道需要签订承包合同。发包方往往利用这类人群的特殊性，不能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对外发包的土地承包手续不完备，未履行法律所要求的程序，造成合同无效，侵害承包方的合法权益。这些农民的合法权益在受到侵害后，因为自身缺乏社会经验和足够的经济实力，维权之路往往举步维艰。

（二）有关部门监督指导不到位

不仅村民缺乏法律知识，部分村干部对土地承包相关法律政策也掌握的不够全面，特别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认识不够深刻，在具体工作中难以正确的执行。有的村在发包土地时存在村委负责人“暗箱操作”的方式，违反民主议定的原则，根据个人好恶、亲疏远近进行发包，引发村民不满。有关行政机关以及乡镇政府对村级的土地承包工作担负着监督和指导义务，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落实不到位。有关政府部门应监督并指导村级的土地承包工作，严格规范承包合同的签订程序，对合同中的细节问题考虑全面，尽量避免因合同期限等问题给承包方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及损失。

（三）缺乏土地承包、流转后的监督管理体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13条规定，发包方享有监督承包方依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和保护土地；制止承包方损害承包地和农业资源的行为的权利。这既是权利又是义务，而土地被承包后，发包方往往一劳永逸，没有充分履行其监督职责，不再管土地的用途是否被违法改变。目前我国的土地使用权主要通过市场机制进行土地资源配置，然而市场机制存在着一定得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没有具体法律规范来有效地规制土地流转行为，以至于导致土地流转程序的不规范，流转资金管理混乱，流转手续不科学，对流转后的土地缺少相应的监督管理体制，致使大量土地被用于非农建设。

三、解决当地土地承包问题的对策

（一）加强法律宣传，增强农民法律意识

加强农村法制宣传和教育工作，定期到基层农村进行普法宣讲或举办法律知识培训，增强农民法律意识。注重《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的宣传讲解，提高农民的法制观念和维权意识，使农民在承包过程中知法守法护法，在遭遇权益侵害时，能够积极采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次应加强对村委干部的法律知识教育，提高其依法治村的能力，减少盲目性、随意性，抵制在土地承包过程中的各种违法行为。

（二）严格签订合同，规范土地承包行为

相关部门应制定强制性的行政规章来保障土地承包合同的签订时严格按照法律规范执行。首先要规范合同签订的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村、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承包经营，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即应遵循民主议定的原则。违反这个法定的程序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没有法律约束力，得不到人民法院的支持。其次应按照法律规定填写合同的内容，将完整的约定条款如实写入合同，并妥善保管，不得擅自更改，使土地承包发生纠纷时有法律依据。最后要考虑合同标的可行性。合同当事人不能只考虑自身利益，还应综合考虑合同标的的可能性，可以请权威机构评估合同标的，作出科学的判断，规定土地承包合理的期限，必要时适当延长承包合同期限，简化续约程序，减少承包方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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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法制宣传 农民群体 推广

[中图分类号] D9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3）06-0001-01

一、农村法制宣传工作的途径

在以往的农村法制宣传开展中，一般采取的方式是通过宣传栏、标语和广播等；这些在以往被大加推崇并实践的方法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滞后性和普及面少的缺点。农村经济也在发展，所以需要采取更与之相符的方式来宣传法制，开展法制工作。

1.普法教育进学校

普法工作首先应该在孩子身上进行；从必要性上来说，他们是真真正正的祖国的未来，他们是未来国家繁荣昌盛的根基。从必要性上来说，现在正是他们在塑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时期，对于法制的正确认识对他们的未来大有裨益；同时，他们对于知识的吸收能力和渴求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年龄段的人。现实中，许多暴力犯罪事件常常发生在乡村学校，对于孩子来说，他们要了解的并不是这个世界经济如何发展，他们更应该知道的是怎么保护自己；要教育他们不成为受害者也不会走上歧途成为加害者。所以在法制宣传工作进农村的过程中，学校的宣传将是重要且必需的一步。

2.法制节目不可少

如今在农村，几乎家家都有了电视机，并且在农民们获得外界消息过程中，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法制宣传工作组可采取与地方电视台合作的方式共同推出法制宣传栏目，这种普法方式简单且普及的速度快、覆盖面广。对于农民来说，看电视本就是放松和获取信息的途径，通过电视对于法制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于传播者和接收者来说，这无疑都是简单快捷的方式，并且收效明显。所以通过电视节目宣传法制是很好的方式。

3.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

在对农民群体普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便是因为其受教育程度较低及所处地理位置比较偏僻而对于实际执行的法制条款等知之甚少而导致法制观念淡薄。而通过与律师事务所或者相关法制部门进行合作对农民群体提供面对面的法律咨询，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胜过面对面的实时交流，这种即时和具有反馈的交流方式能让他们对于法制的认识可以更加全面；同时也可以让他们体会到法律并不是悬在高堂而是与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

4.开展法制宣传讲座

可以利用晚上等闲暇时间召集村民开展法制宣传的讲座。在农村生活中，很多人都是因性格爱好或血缘关系亲近有自己的聚集小团体；所以为了更好地进行宣传讲座就必须召集那些在小群体里有号召性的村民，他们对于宣传讲座的积极回应可以带动其他人的学习热情。所以在开展法制宣传讲座的过程中，真正的重点是召集足够多的村民参与。而宣传讲座的活动效果自然是不必说，一系列的讲座开展下来，村民在耳濡目染中自然法律意识也跟着提高，对于推动农村的民主法治进程有极大的意义。

5.派发普法宣传小册子

派发普法宣传的小册子主要针对的事外出务工人员，他们长期在外为生活打拼，平时也很少能够接触在乡镇农村开展的各项普法工作，所以他们就不可避免地经常会被忽略，但是对于他们的普法教育又刻不容缓；并且从各地反映的数据来看，每当几近年关发生的众多违法犯罪事件，外来务工人员常占很大的比例。派发普法宣传的小册子可以让他们在闲暇时候多多接触这些法制安全知识，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虽然这样的方式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成本，但是金钱的投入换来外出务工人员社会法制意识的提高，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人民法制素养的提升这是相当必要的。

二、农村法制宣传工作的意义

1.增强农民群体的法律意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农民群体大部分受过的教育都是浅显和基础的，而又因为小农经济的封闭性和分散性，小农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便是使得各种腐朽愚昧的思想深深地根治于农民群体的思想中；这让他们在很多方面如就医看病中对于那些没有科学依据的“主传秘方”等深信不疑，这带来的后果有时是不堪设想的。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要建设不应该仅仅是经济，还有改变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那些逆来顺受封建迷信的古旧思想。他们的思想都比较单纯，对于生活和陌生人总是带着更多的善意，这些本应被弘扬的优点有时却会成为被有心人利用的突破口；农民群体虽然生活的环境相对大城市来说单纯很多，但并不意味他们与法制无关，在许多如土地征收不公、借贷非法资金和暴力犯罪事件中他们都深受其害。对于法律有更多的认识和理解意味着他们会更多地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群体法律意识的增强，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程。

2.提高农村文化法制素养，树立农村守法风尚

因为普法针对的并不是极少数的个体而是整个农民群体，所以他们的法制意识的提高带动的是整个小环境里面的风气；由点到线到面的普及带来的效益是不可忽视的。农村法制素养的提升除了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还能够督促村干部的各项工作的开展是否合法是否维护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可以更好地推进农村的基础法治自治进程。同时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也是一个不小的冲击，那些曾经禁锢人们思想的落后腐朽的观念注定要土崩瓦解，普法的进行可以帮助人们摆脱愚昧和无知，接受更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扶正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充分地强调了工人阶级的利益的重要性，只有充分执行，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的。加强农村的法制宣传教育，在农村宣传国家的法律法规，全面提高村民群体的法制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农村基础民主自治的建设进程。

三、结束语

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化的进程中，对占据全国人口比例过半的农村进行民主法治建设显得尤为重要。从上文我们可以得知，提升农民群体的法制素养是极具必要性的，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不可罔顾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应该投入更多的心力去扶持法制建设项目，实现农村法制宣传工作的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1] 陈晋胜. 新农村建设中的法制问题研究[R] 2012.

[2]高象琨.如何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J]；职大学报；201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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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实践逻辑；法律权威；政府权威

一、两套逻辑的比较

村民在遇到纠纷时是倾向于找政府的，而不倾向于到法院“告状”的方式来解决，这与郭星华、王平所提供的“农民法律意识与行为”的调查数据显示的结果的是一致的：“选择政府部门解决纠纷的结果达到或超过被访者期望值的比例要高于司法部门。”

但这种调查结果和现实状况是令法学家不满意的，一个法学家看到农民去找政府解决“人命关天”的大案子，就会为农民的法律意识感到遗憾。正如韦伯在《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指出的一样：“法学家总是自认为是现有规范的代言人，也许，他们是解释者或适用者。哪怕是最杰出的法学家也持有这种主观的看法。这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失望，即他们的信念受到了客观上各种事实的挑战，因而总是想把事实纳入规范，进行主观的评价。”

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农民的这种选择就不会关注村民的法律意识淡薄问题，而是关注在社会时空的紧迫性和意识有限性的条件下，村民作出的这种选择是符合“实践的逻辑”。

实践中的行动往往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理性，最多也就是如布迪厄所描述的“对其所处社会世界前反思的下意识。”但在法学家看到每一个活生生的案例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把“理论的逻辑”当作了“实践的逻辑”。因为法学家看案例思考问题时，运用的是静态的理论逻辑，静态的理论逻辑没有时空的限制，可以慢慢琢磨出最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回到实践状态中，就不仅要受到时空的逼迫和空间的限制，还受到情绪的干扰。

二、三种力量的制衡

既然找镇政府来解决矛盾，那么是否意味着我国当代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其实不然，郭星华先生在《走向法治化的中国社会》一文中谈到“法制与法治”两者之间的区别时指出：“法制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法治的诞生。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法制并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与法治相结合，也可以与人治相结合。当法制与人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权威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为人治理念服务的。在那里，调节国家行为的主要是政府权威，调节民间行为的主要是道德权威，法律权威只是起一种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当法制与法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一位的，是一种超越所有权威，包括政府权威，道德权威在内的社会权威，法律成了所有社会全体、社会个人的行为准则。”

如以法律的抽象命题来裁剪现实生活，一味强调遵循法律科学阐述的“原理”和只有在法学家想象的天地里才有的“公理”，这种失望是不可避免的。当事人的期望是以法律规定所包含的经济和功利意义来确定的。然而，从法律逻辑来看，这种意义是“非理性的”。这并不是导致这种冲突的现代法理学所特有的缺陷，在更大的范围内看，这种冲突是形式的法律思想具有的逻辑一致性与追求经济目的，并以此为自己期望基础的私人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造成的。

在基层政府，为了应对现实的压力，法律走向了反形式主义的方向，原因在于法律成为协调利益冲突的工具。这种推动力包括了要求以基层政府干部的利益（政绩）和意识形态代替实体正义，还包括政府机关如何将法律目标纳入其理性轨道，还包括农民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逻辑解释的要求。　正是这种基于自己利益行动的合理准则，每个基层政府干部在行动时，既考虑自己，也考虑到上级政府的行动。这种期望得到了客观的证伪，虽然缺少法律的保障，这种秩序仍成为基层政府干部行动时思考的主题。

从以上的分析情况来看，农民个体的力量和法律的威力、和政府的权力相比似乎是无法较量的，但在农民自愿地将他们的问题呈现给政府来解决的时候，一方面表明了他们接受政府权威的意愿，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对自身权利的完全放弃：他们试图通过对基层政府的抗议来控制他们所面临问题的解决过程。

行政干部期待更加明确、更加规范性的文件能帮助他们毫无争议地去处理地方事务。事实正如所韦伯指出的“法律制度中的空白区不可避免：在将一般规范或者条文‘适用’于具体案件时，司法程序从来都不是一致的，或者说，从来不应该一致。”正是法律制度留下的空白，才给了纠纷各方产生争辩的可能性，也给了他们发挥自身力量来判断、影响纠纷解决过程的空间。

三、多重关系的交互

在乡村社会，庞大的血缘关系使得农民不需要精心策划、积极动员，就可以获得巨大的抵制力量来影响基层政府对问题的处理。笔者所调查的Z村如同中国大部分村庄结构一样，除了家族内部的层次性，还有同一层面及不同层面之间的互动，邻里关系在乡村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常常与亲属关系发生重叠；通婚关系则将乡村社会与外部社会连接起来，村庄被纳入一个更大的网络中。

如果对黑格尔的那个著名的公式稍加改动，指出“现实的就是关系的”。在社会世界中存在的是各种各样的关系——不是行动这之间的互动或个人之间主体性的纽带，就是马克思所谓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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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民主；法制建设

一、加强法制建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紧迫性和必然性

（一）加强农村法制建设的紧迫性

应该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国法制建设的状况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相比，还有不小差距，而且整体发展不平衡，出现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象，严重制约了新农村建设的健康发展。具体来说，在立法方面，有些急需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制定出来，存在无法可依的问题；有些法律、法规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强调政府管理职能，对保护农民权益、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服务体现不够；有些法律、法规缺乏可操作性，不能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在执法方面，农业行政执法主体和执法行为不够规范，多头执法、多层执法，以及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比较突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徇私枉法的现象时有发生。在司法方面，司法不公和司法效率不高的问题依然存在；农民打官司难的问题依然存在；执行难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在监督方面，目前监督机制也还不够健全；各种监督力量各自为战，相互间难以形成合力，不能实施有效的监督。

（二）加强农村法制建设的必然性

1.法制建设可以保障农村生产发展的顺利进行。新农村建设的经济目标就是要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生产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仅是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而且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农民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其他需求。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依靠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依赖社会各方面力量的支持与配合。

2.法制建设可以促进农村乡风文明的健康发展。新农村建设的文化目标就是要改善农村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提升农民的精神风貌，形成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现代化农村。为此，必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变农村在水利、房舍、道路、饮水等方面的落后状况。同时，应该增加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卫生方面的投入，改变农民落后的行为习惯。但是，要确保这项工作落实到位，必须依靠法制建设的完善和健全。法制既可以明确政府在这方面的责任，可以为处理不履行责任者提供依据。此外，法制的一些内容可以引导村民赡养老人、抚育儿童、抵制赌博、克服迷信等，本身就具有倡导文明乡风的作用。

二、当前新农村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的法律意识不够强

“法制是民主和效率的协调器，也是民主和效率助推器”，但是“徒法不能自行”。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农业法律体系，但是农民的法律意识较淡薄，严重影响了农村法制的现代化进程，抑制和影响了农民积极参与生产生活、积极创新谋求发展，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以主体理性自律精神为内核的法律崇拜和法律信仰，是中国法治进程的内驱力，如果没有内生性的法律信仰，中国现代法治将寸步难行。然而，在中国，情义本位的思想观念严重阻碍农村法制建设，中国人历来憧憬“和谐”，讲求“仁爱”，因而举整个社会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

（二）执法操作混乱，司法效率不高

农村立法虽然重要，但执法工作也不能轻视。良好的法律必须通过规范的执法行为来体现。当前我国农村的执法存在不少问题。一方面是乡村基层干部的依法治农的观念淡薄，不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农村，而更习惯于依靠行政命令，滥用权力；另一方面是执法部门路远人少，事多面宽管不过来，以及加上农村行政执法主体和执法行为的不规范，多头执法、多层执法和地方保护主义等在农村仍然存在。因而，造成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徇私枉法等执法混乱的现象。

三、加强农村法制建设的一些设想

不断加快农村法治化进程，是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和必要保障。因此，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大力强化依法治农、依法建农、依法兴农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切实把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民利益纳入一个系统化、规范化的法律环境之中。

（一）加强立法，完善农村法律体系

立法是法制的基础，只有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才能进行依法治农、依法建农、依法兴农。加强立法，完善法律体系就要：一方面，加强对新农村建设中的法律空白领域进行立法。首先加快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立法，以切实做到保障新农村建设的顺利开展。其次，要加快完善农业投资方面的法律制度，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在农业投资方面的责任权限，以及农业投资每一年占财政收入的比例、投资的预算、投资的程序的监督问题。再次，要加快建立我国农业补贴方面的制度。按照世贸组织农业规则的有关规定，制定诸如粮种补贴、种粮补贴、购置农机具补贴等有利于农业发展的补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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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利益的刺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确立使广大农民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占有、使用、收益固定的土地，使农民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农村社会趋于稳定。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加上__县城与附近的村庄距离不远，因县城发展的需要，部分土地被征收，产生巨大经济利润，导致一部分人否认之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经济利益进一步激发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从而引发大量的纠纷和矛盾。

（二）、村社收回外出打工人员承包地引发的纠纷。农民在外打工并在城里买房安家，举家迁移出原籍，村社以承包人户口已不在农村为由收回土地，承包人不服向法院要求废除村社决定，恢复土地承包经营权。

（三）、外嫁女主张土地承包经营权引发纠纷。外嫁女，实践中指的是与村外人结婚，但户口仍留在本村或已迁出本村的妇女。受民间传统观念的影响，外嫁女往往被本村剥夺了参与农村土地承包的权利，从而导致其在分承包土地、配征地补偿款、股份分红、集体福利等方面都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一）、法律适用的困难。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产生的原因较为复杂，有历史遗留问题，有政策因素的影响，有的还涉及农村基层自治问题等，有些纠纷的发生是否可以民事案件受理，往往产生法律适用上的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最高法院20__年7月29日颁布的《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实践中遇上的问题：

1、妇女嫁入另一个村民小组，事实上和夫家共同享受着夫家的承包土地，但对这个新增的家庭成员，夫家承包合同本并无变更，导致诉讼中妇女抗辩其并没有享受夫家的承包地，导致审判实践中法律事实认定存在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一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

2、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界定，具体到村民小组还是村民委员会？

3、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中只有家庭成员之一签合同，其他人员没有签，发生纠纷时，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应如何认定？

4、户主将其承包地划分给儿子、女儿分别管理、种植效力认定问题；享有份额的子、女转让自己享受的份额，其合同效力应如何认定？

5、村干部法律意识不强。一些乡村干部的法律意识也比较淡薄，对耕地搞强制发包，对合同随意变更，对签订的合同想变就变，使承包方的合法经营权落空，产生大量纠纷。

6、认定事实困难。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中的证据在形式、内容和取得方式方面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另有村集体管理人员等因素掺杂，给认定案件事实造成了较大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证据形式上存在瑕疵：土地承包合同瑕疵。土地承包合同多为格式合同，签订时间较早，合同中有的发包方负责人未签字，有的未加盖发包方公章。有的承包方未签字只捺押，有的承包方由农户未成年家庭成员签字；证人证言瑕疵。有的证人出具了书面的证言后未出庭作证。有的证人与当事人一方有亲属关系或利害关系。（2）、证据内容不详：土地清册记载不详。承包经营的户主有的记载为原承包人，有的记载为受流转人，对于流转方式及变更理由基本无记载。对各户承包土地的面积、边界记载不清，面积多为概数。（3）、举证不能或不充分，对地上附着物的约定不明，诉讼中举证不能或举证不力，有些甚至无法鉴定，以致法院难以认定其损失数额。（4、）影响事实认定的其他因素：管理漏洞、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等也会影响事实认定。如因发包方承办人或者负责人的变动或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立或合并时交接不清；有的农户私自移动地界标志物等等，给法院认定事实增加了难度。

上述问题有的集中反映在一个案件中，有的交叉反映。当事人情绪大，法院调解难度大，有的不等判决直接损毁现管理一方种植的农作物，又种其他农作物；又被现管一方损毁，双方之间反复操作，矛盾越来越激烈。

《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立了我国农村基层组织实行村民自治的基本原则。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不可能对具体事项作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主要任务是界定国家、基层组织和村民之间的关系，除了一些概括性的规定外，没有在国家法和村民自治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也没有在法律中规定村民自治的基本范围，对于村民自治是否存在逾越权限范围，应该怎么审查，如何督查纠正等，法律也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司法裁判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如何妥善解决村民自治与法律规定冲突的问题。

1、法律与政策之间的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明文规定：“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两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村集体按照土地管理法有收回承包地的权利，但是依《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又要将承包地退还，立法本身就存在矛盾。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是相同位阶的法律，没有效力优先之分，这种立法和政策之间的矛盾给法院审理案件造成很大困扰。

2、政策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法院裁判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但对于上述新类型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来讲，情况则复杂许多，因为其间往往涉及政策和法律冲突的问题。《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以户为单位，土地承包30年不变。但如国按照“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基本原则执行，就会出现“一地多人用，多地一人种”，“亡者有土，生者无地”等现象。该法虽然规定用机动地对新增人口进行调整，但又规定，机动地超过5%的不再增加机动地，因此很多村集体现在已无机动地可调整，许多新形成的农户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无地可种的现实。

本院受理的案件数量虽不多，但土地承包纠纷类案件往往潜在在不稳定的危险因素，他源于多个层面，牵涉范围广泛，有些方面的问题需要社会各个部门相互配合，多管齐下，方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法》，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远不能满足审理案件的需要。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情况复杂、政策性强、解决难度大，不适宜作为人

民法院直接受理的一审民事案件。细化《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满足审判实践的需要。

建立严格的农用地保护制度。任何单位任何人占用农业用地的，必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与承包农户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的征占用手续。政府公益性建设及经营性项目建设占用土地，均办理合法的征占用土地手续。政府征地时，不允许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参与其中，保障当事人诉讼救济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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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土地承包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征地补偿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多，农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20世纪末，市场经济的实行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农村土地、资金、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强烈冲击，农村土地争议和矛盾日益增多，土地问题正在成为影响农村地区稳定和发展的一大障碍。因此，如何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如何减少及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力图通过实地调研和对中国典型案例数据库中近三年的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案例进行统计与分析，了解农村土地承包情况、对土地承包引发纠纷的原因、种类进行分析研究，并为预防和减少这些纠纷的发生，妥善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问题的对策进行了认真思考，并提出解决方案和建议。

一、引发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主要原因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引发纠纷的原因也是多样的，主要原因有：

(1)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效益的大幅提升,国家对农业的优惠政策是引发土地纠纷增多的根本原因。我国的农业生产这几年得到了很大发展,土地效益明显得到提高，加之国家许多惠农政策的出台，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许多在外打工的农民纷纷回乡要田要地。原先许多被弃耕的土地开始有人争相耕种,承包户开始收回原先转给他人代耕的土地。农民对土地的渴求成为纠纷发生的现实诱因。

(2)没有切实贯彻执行法律政策是引发农村土地纠纷的主要原因。由于一些地方的乡镇政府、村委会、村干部出于各种利益考虑，不仅没有贯彻落实有关农村土地的法律和国家政策，而且还侵害农户依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特别是习惯以行政手段处理土地承包事务，未按土地承包法规定的程序来进行土地发包,甚至还存在着任意侵犯村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而乡镇级以上政府对于村委会或村干部违反法律或政策规定，侵害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视而不见，消极对待农户的维权请求，也是引发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重要原因。因此,渴望真正公开、公平、公正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的农民,希望村委会严格按照国家法律和政策公平发包土地、公开补偿办法、保护合法的土地流转。

(3)部分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甚至不懂法，对土地权属提出没有法律或政策根据的要求，这也是造成土地纠纷增多的重要原因。农村是法治教育的薄弱环节,许多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都是因当事人缺乏法律常识，不注重签订规范的承包合同导致的。村民及村委会的法律基础较差,合同签订很不规范,从而造成法律关系不明确,双方当事人容易对合同权利义务产生不同的理解，而相关行政部门在合同管理上也存在很大的缺陷，农民的经济利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4)落后的传统意识和习俗的影响。中国农村地区，传统意识和习惯、习俗影响还相当严重。特别是对妇女土地承包权利的侵害比较普遍，因此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

二、减少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对策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能否顺利解决，直接关系到稳定农村、稳定农民、稳定农业的问题，为此，我们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

(1)立法机关应尽快完善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我国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是为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而制定的。该法也是农村实施土地承包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但与之相配套的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首先,有关部门应当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土地管理法》,使有关规定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相互衔接,保障农民承包土地的主体地位,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次，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保护还应出台相关法律细则，从根本上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尊重和保障农民拥有承包土地和从事农业生产的权利。最后,立法机关应尽快制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地使用权的流转，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安置等法律法规,保护农民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的合法收益,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

(2)强化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切实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管理,规范农村土地承包行为。首先,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农村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的力度，提高乡村干部和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使他们自觉守法、护法,自觉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而有效防止各种矛盾纠纷的发生。其次，乡镇政府应尊重农业承包合同,规范各种行政行为，切实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规范农村土地承包行为，对农村承包合同的签订、履行予以指导和监督。对于土地资源、承包方案予以公开,对于各种补偿规定也要予以公开，进一步完善各级职能部门对农村承包合同的鉴证和备案,健全合同管理等相关制度。再次，应加快改进土地征用补偿方式,完善补偿标准,规范补偿费管理,妥善解决征地补偿安置问题，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3)畅通解决土地承包纠纷的渠道，健全土地承包纠纷的调处机制。着力化解现实中的各种矛盾，对维护农村社会稳定，营造良好的农业生产、生活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要完善乡村协商调解，强化村委会和乡镇政府调解的法律效力。在农村，许多人发生纠纷后，愿意通过村委会或者乡镇政府来协调解决，但是，由于这种调解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往往在当事人翻悔后无法最终得到解决。所以，应该赋予村委会和乡镇政府调解下已经达成的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调解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的作用。二要完善土地纠纷解决的诉讼制度。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农民土地纠纷，有利于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要考虑农民的实际情况，尽可能地为农民诉讼提供便利，比如，尽量适用简易程序，降低农民的诉讼费用等，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保障农民充分利用司法救济途径。三要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制。通过仲裁解决土地纠纷与诉讼相比，无论从成本还是从时间上对农民来讲都更有利一些，但是，必须要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机制，大力宣传仲裁制度，健全仲裁机构，并赋予仲裁裁决解决争议的终局效力。这不仅可以畅通仲裁解决农村土地纠纷的途径，而且让农民懂得可以用仲裁来维护自己的土地权益。

作者单位：河北工程大学

参考文献：

[1]刘敏,杨远珍等.对当前农村土地承包问题的调查与思考[J].山东审判,2004,(5):3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