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老龄化的方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中国应对老龄化的方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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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恶化，已经成为了我国主要的人口问题之一。而且据David预测，到2050年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届时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国际上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就意味着进入了老龄化社会。2009年全世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7.5%，而发达国家地区该比例为15.8%[2]。发达国家老龄化程度要快于发展中国家。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是法国，1864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就达到了7%。到目前为止，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从7%到14%用时最短的国家是日本，只用了24年；老龄化水平最高的国家是日本，2007年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了21%，2013年65岁及以上人口为3186万，占总人口的25%（见表1）。从表1中也可以看出，虽然我国老龄化相对于发达国家来的晚，但是速度非常快。这也是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受到学术界重视的原因。目前国内关于老龄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一般来说，人均GDP越高的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往往也越高[4]，但是随着20世纪末我国老龄化的到来（邬沧萍教授1986年在《漫谈人口老化》一书中提出了“未富先老”），也就拉开了关于“未富先老”的讨论，这次大讨论的出现在2006—2007之间由人口研究编辑部举办的二期（姜向群，2006；杜鹏，2007）[5][6]和光明日报出版的一期（邬沧萍，李建民，穆光宗，2007）[7]专栏，在这以后主要侧重于定量实证分析与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的关系（胡鞍钢等，2012）[8]，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王志宝等，2013）[9]以及国际比较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米红，周伟，2009）[10]；2.老龄化与养老保障、社会保险。一方面是对我国老龄化趋势和特点分析，得出面临日益严重的老龄化养老社会保险体制创新势在必得（田雪原，2014）[11]，另一方面是对我国养老保障制度体系本身进行分析，与西方国家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对比，如希腊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失败和加拿大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成功，最终发现问题、提出改革思路（郑秉文，2013）[12]；3.老龄化与产业结构。除了分析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产业结构的转变（陈卫民，施美程，2013）[13]以外，主要是研究老龄化对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影响，老龄化的到来影响劳动力市场，而劳动力的供需结构的变化就要求把劳动力数量转变为劳动力质量，积极发展老龄产业，特别是老年服务业，满足不断增长的老年人对物质文化的需要（陈敦贤，2002）[14]。同时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主要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为主，大多都认为老龄化是消费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毛中根等，2013）[15]，但是随着我国社保制度的不断完善，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会慢慢得到提高；4.老龄化的应对策略。对应对老龄化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日本，因为日本老龄化速度快、程度严重，与我国老龄化进程相似，所以应对老龄化的经验也就变的愈发的重要，无论是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还是少子老龄化带来的人口压力，都会给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启示[16]。当然也有些学者从发达国家老年市场的发展状况、政府和市场经营者在开发老年市场、发展老年产业的一些做法，得出对我国开发老年市场，刺激国内需求的启示（李通屏，2000）[17]。对于老龄化应对之策还是需要重新认识老龄问题，从应对之术到应对之道术俱进的转变，着眼长远、立足当前，把握人口应对之道（党俊武，2012）[18]。本文旨在研究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与服务业之间的关系，得出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对我国之后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有效的借鉴。而在这方面国内文献还比较少。

二、各国人口老龄化与服务业发展对比分析

早在17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对不同产业供求关系及各产业从业者的收入进行了比较，认为农业、林业、水产业为代表的采集业的生产是按劳动生产率递减法则进行的，而工业和大部分服务业的生产是按照递增的法则进行。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农业所占的产出份额和劳动份额迟早会下降，而工业和服务业所占的份额会逐渐上升，劳动人口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是一种自然的选择过程，并认为收入的差距会使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流动，从而集中于收入高的部门。后来克拉克进一步论证了配第的观点。他指出，随着经济增长，相对于农业就业人数而言，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增加；但相对于服务业就业人数而言，制造业就业人数却是在下降；也就是随着人均GDP的不断增加，劳动力会从农林牧副渔等第一产业向制造业、建筑业等第二产业转移，而等到工业化完成后，劳动力又会从第二产业向服务业（第三产业）转移。这种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转移的发生，是因为经济增长过程中各产业之间相对收入差异造成的，这就是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定律。配第—克拉克定律提出了经济发展与服务业之间的关系，而恰好根据以往的研究显示：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死亡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原动力，特别是在生育率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况且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中，无论是死亡率下降还是生育率下降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着人口老龄化的恶化。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人均GDP（PGDP）高的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高[4]10-19。因此，鉴于就业人员流动、产值变化、人口老龄化都与经济发展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下面就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抽取截止到2013年总人口超过500万的国家（除个别国家数据缺失以外）进行分析。服务业就业人数（SE）、服务业产值（SP）与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AP）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具体如图1和图2。从图中可以得出三个结论：1.发展中国家都集中在左下角，特别是被圈区域内；而发达国家散布在右上角区域。2.就中国而言，无论是服务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还是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比较落后，甚至落后于埃及和泰国。因此，继续产业升级很有必要，更好的进行产业间转换，去积极的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压力。3.服务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和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与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呈正相关关系，但是由于简单地回归不能使它高度吻合（R2=0.419、0.5107），因此下面要针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更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得出确切的结论。

三、主要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与服务业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

本文中国内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国外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网站（如无特别说明）。主要是研究人口老龄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选取1980—2013年OECD中主要的10个国家①。首先选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衡量老龄化的指标（AP）；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作为衡量服务业发展的经济指标（SP）；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表示服务业吸引就业的能力（SE）；因为服务业大多都在城市里，城市化是影响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U）；人均GDP（PGDP）和最终消费率（FCR）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对人均GDP取对数。因此模型如下：SP=α1+β1AP+β2SE+β3U+β4lnPGDP+β5FCR+εSE=α1+β1AP+β2SP+β3U+β4lnPGDP+β5FCR+ε其中，α1为常数项，ε为误差项。

（二）面板单位根检验

首先对单位根进行检验以判断变量之间的平稳性，然后观察变量数据形成的特点，看是否可以对模型进行估计。并且为了进一步提高结论的可信度、增强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所以在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时，分别采用了LLC、IPS、ADF-FisherCH和PP-FisherCH的四中检验方法，检验的结果见表2。观察结果可以看得出，同质面板（LLC）和异质面板（IPS、ADF-FisherCH和PP-FisherCH）检验方法都显示数据在差分处理后平稳。而且模型中数据是在一阶差分后平稳的，因此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三）面板协整检验及长期均衡分析

其次，对一阶单整序列的各变量进行面板协整检验。而面板协整检验是由Pedroni在1999年提出的，是基于Engle&Granger二步法的面板数据检验方法，以回归残差为基础，通过七个统计量来检验面板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检验的原假设为面板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面板协整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当含时间趋势项时，GroupPP-Statistic和GroupADF-Statistic2个统计量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协整关系）；当不含截距项或时间趋势项时，PanelADF-Statistic、PanelPP-Statistic、GroupADF-Statistic3个统计量分别都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得出原假设是不存在面板协整关系的。进一步由于ADF-Statistic统计量的概率值是0.0013，它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所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结论得到了Kao检验进一步的证实。结果显示存在协整关系后，接下来运用Engle和Granger两步法估计长期均衡方程（即协整方程）。采用截面固定效应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在表4中。估计（1）和估计（2）的DW值为1.852437和2.139226，它表明模型的残差项不存在自相关。而从调整后的R2和F统计量，又可以看出模型整体拟合效果相当好，也保证了模型结果的可信性。然后继续对模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单位根情况。从表5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在四种检验方法下，置信概率都为0.0000，表示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存在面板单位根），因此得出残差的原序列是平稳的。整个模型检验都表明变量之间是存在协整关系的，因此进一步以表4中的数据为基础进行长期均衡分析得到：两个估计式的结果都显示：人口老龄化无论是对服务业就业人数还是服务业产值都存在显著的正效应，两者的影响弹性分别为0.455210和0.356393，表示人口老龄化每增加1个百分点，对服务业就业人数将提高0.455210个百分点，对服务业产值将提高0.356393个百分点。而服务业就业人数与服务业产值相互之间也存在着正相关关系（0.402772和0.465736），这与现实生活中第三产业的发展状况非常贴近，也符合发达国家现实情况（如第二部分分析的那样）；人均GDP对服务业的影响占据着主导地位，也验证了经济越发展，服务业越兴旺；最终消费率也对服务业有很好的影响，特别是对服务业产值（0.957035），这些也正迎合了当下两大主题“扩大内需”和“调结构”。模型中唯一对服务业产生负效应的因素是城市化，这可能取决于文中所取的国家是OECD中的10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城市化大都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很多都在进行逆城市化，所以城市化对服务业的影响显的相当小（-0.256236和-0.091134）。面板协整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长期均衡关系是存在的，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两者之间短期效应，以此来补充长期静态模型的不足。但是考虑到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人口结构变化过程，每年增加的比例都比较小，因此短期效果可能不明显，甚至可能出现错误或与现实不符，在此不在分析短期波动的影响。

四、结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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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中青年健康

中图分类号:C9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15(2010)07―257―03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必须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至少20～30年内采取相应措施。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将在2030年～2050年到来[1]。为此,我们不得不关注目前处在15-45岁年龄段的中青年群体,他们既是当下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创造社会财富的主力军,也是日后人口老龄化发展最严峻时期的主要成员。本文以中年群体为研究对象,以探讨他们的健康维护为切入点,旨在应对和缓解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

1 人口老龄化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不仅是老年人自身的问题,它牵涉到经济和社会发展诸多方面。

1.1 家庭养老问题日益突出

我国现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条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然而,迫于人口压力,必须继续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将使“四、二、一”家庭模式日益常态化,再加上人口迁移以及城市化等因素,老少分住、家庭小型化已成为必然趋势,空巢老人、留守老人不断增多,不仅子女对于老人的物质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愈来愈少,有些老人还担负着为子女料理家务、养儿育女的重任,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开始弱化,尤其是健康状况差、无固定收入来源的广大农村老年居民的养老问题更加突出,成为未来30年最重要的社会问题。

1.2 经济发展受到制约

2000―2030年,15―24岁和25―39岁组占总人口的比例都持续下降,与之相反,55―64岁组的比例处于上升趋势,40―54岁组的比例则是先升后降。此外,由于15―24岁组的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需要接受高等教育,55―64岁组也有一部分会退休,也都会导致劳动力供给的减少[2]。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统计资料,我国15到54岁的劳动力人口,到2015年达到10亿左右的高峰后则呈逐渐下降趋势。未来我国不仅要面对适龄劳动力资源相对不足的现实,还要面对劳动力人口中年长者比重逐渐上升的年龄结构变化以及劳动参与率下降,必将制约我国经济的发展。

1.3 老年服务需求缺口很大

全国老龄办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09年年底,内地60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超过1.67亿,占总人口的12.5%;中国内地65岁以上老年人已超过9000万,其中有960万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80岁以上高龄人口已达1806万。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在2009年召开的全国老年大学第10次研讨会上透漏:“目前我国城市空巢家庭已达到49.7%,农村空巢和类空巢家庭也达到48.9%。”使为老、助老、养老服务需求突增。据2009年召开的第五届全国老人院院长论坛资料显示,目前仅养老床位缺口达到550万张;需要养老护理员1000万人,而目前只有22万人,供需矛盾十分突出,老年服务需求缺口很大。

1.4 养老金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在第三届中国劳动论坛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介绍:“2006年,我国养老保险金总支出4897亿元,比上年增长21%;2007年为5965亿元,同比再增21.8%”。据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郑斯林透露,2006年我国养老金缺口达2.5万亿元。尚未包括因制度因素无法享受养老保障制度的农村老人和城乡无收入的老年居民。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进程,人的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养老保障覆盖面不断拓宽,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规模会逐年加大,养老金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1.5 医疗保障资金需求膨胀

一般来讲,老年人吃穿用行的费用支出是可以控制的,但医疗费用却难以预测。资料表明,老年人患病率较高的前5种疾病是:高血压、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白内障及骨关节病[3],65岁以上老人一般均患有3―4种、有的甚至10种以上疾病[4]。根据2003年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来看,老年人与在职职工相比较:老年人的急性患病率是在职职工2-3倍,慢性病患病率是在职职工3-4倍,住院率是3倍左右。老年人所患慢性非传性疾病,往往病程长、诊治率高、治愈率低,长期靠药物维持,医疗资源消耗巨大。随着老年人口总量迅速增加,以及“新农保”等医疗保障制度的推广,必将导致医疗保障资金的需求迅速膨胀。

2 改善中青年群体健康状况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措施

我国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在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社会的战略目标,就必须在尽最大努力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并将其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改善中青年群体健康状况,提高中年群体健康水平,则是最有效的应对措施。

2.1 提升当今社会中青年群体的健康水平,可有效降低社会养老成本

据卫生部心血管疾病防治中心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心血管病耗资3000亿元,仅高血压医疗费用300亿元。据据1993～1998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显示,城市居民每年住院费用10―19岁为2244元,40―49岁为4577元,65岁以上则增加到5096元。老年人口患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总人口平均水平的3―4倍[5]。可见老年人随年龄的增加,患病率高、诊治率高、时间长成为医疗卫生资源消费的主要群体。只有提升老年群体的健康指数,最大限度地降低老年期的患病率,延长慢性病致残甚至失能的发生周期,便可减少医疗和照料服务资源的需求,有效降低社会养老成本。但老年人所患许多慢性疾病,实际上是中青年时期不良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随着时间的推进,逐渐积累、发展变化所致。要保证老年阶段的“顶部”健康,必须从中青年时期做起。

2.2 提升当今社会中青年群体的健康水平,可有效开发老年人力资源

西方权威心理学家研究表明:人的生命最大效益在60-90岁之间。在世界上取得重大成就的人中,60-70岁的老人占35%;70-80岁的老人占23%;80岁以上的老人占4%。即世界上有60%的重大成果是60-80岁的老年人创造的[6]。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通过的《政治宣言》指出:“老年人口的潜力是未来社会发展的有力基础,社会依靠老年人的经验、技术和智慧,不仅能首先改变他们的自身条件,而且还能改变社会条件,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要挖掘老年人的价值,利用老年人的特长,发挥老年人的余热,都必须建立在步入老年之列前,拥有健康身体,保持足够充沛的活力,具备参与社会劳动的能力,才能够实现变社会包袱为宝贵的人力资源。

2.3 提升当今社会中青年群体的健康水平,可最大限度提高老年人的生存质量。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不仅成为决定老年人医疗及照料需求费用支出的一个重要因素,还可能因此难以脱贫甚至重新返贫。研究结果表明,健康人口与非健康人口的家庭收入有明显的距离,有成年人患病的家庭收入比健康家庭要低30%--40%[7]。1998年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在农村地区贫困户中,疾病为主要致贫原因的占22%左右。由于健康问题带来的高昂医疗及照料需求费用,作为包袱使老人陷在深深的自责当中,且得不到到应有的尊重,还受到社会及家庭成员的虐待甚至遗弃。关爱老人、尊重老人、提高老人的社会地位,除弘扬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外,必须提升老人的健康水平,使他们能够适当参与社会活动,回归社会的同时找回自我存在的价值,在社会认可中获得尊重,在与人交往中体味快乐,在自助、自立、自养中感受内心的安宁。但只有从中青年甚至青少年时期抓起,才能为老年期的生存质量奠定坚实的基础。

2.4 提升当今社会中青年群体的健康水平,可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

从现在起到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段到来之前的这20年,正好是人口学专家公认的,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人口红利”黄金时期。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在于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社会财富是由人创造的,具体地讲是由有劳动能力的劳动人口创造的。在有限的“人口红利”黄金时期,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就是吸纳当今中青年群体充分就业,最大限度提高适龄劳动力人口参与社会劳动。这样不仅在宏观上可以增加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创造社会财富,在微观上可以获取劳动报酬,增加个人储蓄,为自己赚足养老的钱。而中青年群体的健康,则是其参与社会劳动的前提条件。可见提升当今中青年群体的健康水平,有利于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

2.5 提升当今社会中青年群体的健康水平,符合国际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取向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1990年世卫组织将健康老龄化作为全球解决老龄问题的奋斗目标。健康老龄化的核心,就是尽可能延长老人参与社会活动的年限,缩短老年人伤残期与需要依赖他人护理的时间,使老年人独立生活的健康预期寿命更长,缩短与社会隔绝与受歧视的年限,提高老年人的生存质量。2002年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上,“积极老化”作为国际长远战略被推向了全世界。积极老化理论的基础是生命全程理论,核心是老化贯穿生命个体的全程。积极老化发展战略有三大支柱,即“健康、参与、保障”,健康不但位列其中,而且被摆在第一位置[8]。健康是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基础,是发挥自身价值的保证,是遏制高昂医疗及服务费用支出的条件,是减轻国家保障负担的良策。而积极老化就是通过生命全程的努力提高老年期的生命质量,最终实现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高级目标。由此可见,改善中青年群体健康状况,应对人口老龄化符合国际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取向。

3 中年群体健康维护的有效途径

事实证明,在人口老龄化发展进程中,生活在当今社会的中青年群体的健康问题,显得十分重要。要改变中年群体的健康状况,提升中年群体的健康水平,就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实施中青年群体的健康维护。

3.1 做实中青年群体的健康教育 我国古人提出“治未病”,这是健康维护的上策。而健康教育的核心就是树立健康意识,预防疾病。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生存成本愈来愈高,承受生活与工作双重压力的中青年群体,总是以年轻为资本、以时间为借口、以工作为理由,肆意透支并损害健康的现实,必须通过实施健康教育,强化中青年群体的保健意识,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使他们能够关注健康,关爱生命,合理安排生活的各个方面,增进健康存量,降低未来生存风险,维护自己的身体健康。

3.2 改变中青年群体的生活方式 2009年初卫生部公布的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患者平均每年增长1000万例,且有低龄化、年轻化的趋势,已经成为影响中青年群体健康水平的主要因素。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在人的健康因素中,7%取决于自然环境,8%取决于医疗保障,10%取决于社会条件,15%取决于遗传,而60%取决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中岛宏告诫人们:“大约在2015年,生活方式疾病将成为世界头号杀手”。因此,中年群体维护自身健康,必须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将预防、保健、养生放在首位。

3.3 加强中青年群体的健康管理 要维护中青年群体的健康,最佳方法便是实施健康管理。美国健康管理统计表明,良好的健康管理,能减少50%的死亡率,1/3的疾病可以预防。通过实施低成本、高效能的健康管理,使中青年群体通过健康检查、健康预测等,认识自身的健康现状,了解潜在的健康隐患及其危险指数,学习预防相关疾病的基本知识,掌握疾病发展趋势以及最佳防治手段等,培养处理慢性疾病与伤害的能力。通过健康管理机构提供的个性化服务,真正做到早预防、早检查、早治疗、早康复。

3.4 拓展基层卫生服务功能要维护中青年群体的健康,就必须以基层卫生服务组织为依托,了解广大民众的卫生需求,拓展基层卫生服务功能,调整基层医疗服务方向,加强基层保健服务能力,建立健康管理的专门机构和人员。有针对性、计划性、系统性的进行健康知识宣传,做出健康体检,为广大居民做出健康预测,提供健康信息。使处在事业的开始或鼎盛时期,处在竞争漩涡之中,承受着生活与工作双重压力,因工作忙、时间紧而无法关注健康,无力维护健康,无时投资健康的中青年群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经济、便捷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不断接受健康监督,及时了解健康信息,实施健康干预,更有效地维护自身生存的环境,为做出健康行为提供帮助。

3.5 完善医疗卫生服务制度 要维护中青年群体的健康,需要改变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卫生机构仅提供临床与治疗服务,健康教育、健康检查、疾病预防等有效维护健康的方式方法得不到国家相关政策支持的现状。国家应兼顾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健卫生服务的特殊需求,培养适合基层初级卫生保健工作的医务人才,完善医疗卫生服务模式,拓宽医疗保障范围,重视健康管理与疾病预防,加大预防保健经费的投入,建立以政府统筹为主导、疾病预防为中心、健康管理为基础、医疗诊治为补充、健康促进为目的的链条式综合医疗卫生服务模式,为包括中青年群体在内的全体居民,人人享受全面、有效、经济、便捷的卫生服务保健服务提供制度保证。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全球共同面对的一大难题。在人口老龄化发展进程中,我们需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推进养老机构与设施建设,加快发展老年产业。但我们更需要从生命全程的视角,注重中青年群体的健康维护,使中青年群体在推动经济建设加快发展的同时,为走向老年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为将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进程中的各种挑战,做好充分的准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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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王美艳,“未富先老”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挑战[J],宏观经济研究[J],2006.6

[3]汤哲,项曼君.北京市老年人躯体功能评价与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3, 1

[4]边齐,健康长寿之路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8年

[5]宋新明,宋新明,西部大开发与人口健康之间的双向关系J,人口与经济,2000.5

[6]蔡成祖,老年人健康与积极老龄化N,长寿研究省略,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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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养老保障 问题 对策

1 人口老龄化的界定

我们通常按照国际标准来界定人口老龄化的标准，即一个国家的6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或超过总人口的10%，或者是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就可以定义为老龄化国家。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可知，中国的60岁以上的人口达1.85亿，占总人口13.9%，而65岁以上人口高达1.19亿，占人口总数的8.9%。如果按照国际标准来判断，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相关学者预测，在未来的50年内，我国的老龄人口将以年均3.2%的速度递增，按这个速度计算，我国在未来的20年内将会变成老龄化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

2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来看，表现出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老年人口绝对数大，高龄人口增长速度快，老龄化速度超前于经济发展速度等一系列特点。

2.1 老龄化速度和进程加快

在20世纪70年代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属于“年轻型”。1996年，我国老年人口比重接近国际老年化标准。200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国际标准线7%。此后，我国老龄人口比重开始越过国际标准线，并以递进速度上升。2010年，我国的老龄人口比重达到8.9%，2000年到2010年间，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近两个百分点。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从我国近十年来的老龄化进程速度可以知道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越来越趋向老龄化，老龄化的速度和进程也越来越快。

2.2 老年人口绝对数大，低龄老人多，高龄老人增长速度快

根据2010年开始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发现，2000年，我国65岁以上老人达到882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7%，60岁以上人口达14231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11.3%。而2010年，我国65岁以上老人达到11894万人，占总人口比重8.9%，60岁以上人口共1851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13.9%。由此可知，在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65岁以上老龄人口增加了近2%，60岁以上老年人口增加了近3%。这说明我国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很大，老年人口比重很大，低龄老人多，高龄老人数量也在增长。

2.3 人口老龄化速度与经济发展不适应

西方发达国家在迈入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伴随着经济的巨大发展。经济的飞速发展，可以保证社会福利和提高社会保障能力，因此人们的生育率会有所下降，再加之医疗条件的改善，死亡率的大大降低，人口寿命的延长，最终导致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从这个分析流程可知，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是成正相关的。但是由于我国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生育率被迫下降，因此导致了我国在国家财力尚未非常强大的时候就面临老龄人口比重过高的威胁。世界上已进入老龄化的国家的人均GDP基本都大于10000美元左右，而我国在进入老年化国家时仅达1000美元。这表明我国尚缺乏应付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实力。

3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是多层面的，有个体、群体上，有政策、制度上的。但是，其中最主要最直接加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两个重大原因是：一是我国70年代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这直接导致我国的生育率大大降低。另一方面是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再加之国家医疗设备条件的不断改善和提升，人们更加注重健康养生，人们的寿命也在延长。这直接提高了我国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年轻人口比重不断减少和老年人口比例的相对提高，最终导致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飞速发展，老龄化趋势越演越烈。

4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建议

4.1 适当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相对提升出生率

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上个世纪就开始贯彻实施的一项基本国策。长期以来，我国的出生率相对其他国家较低，这影响了人口结构比重的划分，导致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因此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是老龄化问题的原因之一。为了减轻老龄化的严重程度，减缓老龄化的速度，国家和相关部门单位有必要将人口老龄化放在全局角度进行思考，兼顾好老龄化问题与生育政策之间的矛盾，从人口长期发展的角度综合考虑人口老龄化与生育政策的关系。

4.2 区别对待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大量的农村年轻劳动力涌入城市，老人小孩留守农村，一定程度上造成我国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大大高于城镇比重。但是，目前我国老龄化的主要保障政策是针对城市居民，城乡之间的老年人所获得的养老保障以及公共服务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必须区分好城市和农村的老龄化问题的差异，区别对待城乡人口老龄化问题，寻找解决城乡老龄化问题的方法手段。全局出发，制订国家人口老龄化战略，全面分析、评估和预测中国未来面临的人口老龄化的相关问题，分步骤，分重点解决老龄化问题。

4.3 建立社会范围内的养老服务支持体系

建立“老人自立为主，社区服务为辅”的社会养老新格局，调整和改善养老机构的功能和布局，逐步完善社会化的养老服务支持体系，在老年人出现自理能力缺陷时可寻求养老机构帮助。这需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扩大养老功能机构的分散范围，将其分散化、小型化，布局于各社区周围，实现老年人的就近养老，对经营性的养老机构进行规范化，使其在政府的管制下，有组织有纪律地向老人提供各种个。二是要建立社会化的养老服务支持体系，政府以政策支持、资源调动、宣传倡导及监督监管等方式参与养老福利事业，将养老服务推向社会，实现政府“管大放小、管少放多”的宏观管理体制。

4.4 积极开发利用老人人力资源

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日益增多，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议题。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越来越有限，这也就引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重要议题。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主要有两个思路：提高退休年龄，延长工作年限和直接利用老年人力资源，为社会提供服务。另外，鼓励低龄、健康老人开展志愿性的甚至是经营性的养老服务，将老年人力资源转化为社区养老服务资源也是应付老龄化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

总之，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一项系统性的全民性的工程，必须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各部门和群众达成一致目标，共同行动，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尽快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全局性战略，逐步形成多层次的老龄政策体系，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社会化养老服务支持体系，积极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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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莫龙.1980～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性定量研究[J].人口研究，2009（3）.

[3]陆杰华.快速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挑战与对策[J].甘肃社会学，2007（6）.

[4]李秀丽，王良健.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其分解研究[J].西北人口，2008（6）.

篇4

目前，天津市正处于人口老龄化高速发展时期，人口老龄化对天津市社会、经济及服务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为了揭示天津市区人口老龄化的结构、影响因素、产生的原因及对天津市社会、经济的影响，选用总负担系数、少儿抚养比、老年赡养比、三代户比重和老年率五项指标来分析天津市区老龄化结构及产生的原因。侧重采用定量和弹性的分析方法，从横向静态对比和纵向动态对比两个方面，对天津市区的五项指标进行了分析与研究。

关键词：

天津市；老龄化；弹性系数分析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9-0057-02

1 引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透露：“我国人口红利的拐点，预计在2015年就会提前到来。随着这一转折点的到来，我国招工难、养老难等问题将更加凸现，这对我国的服务、家庭布局、社区构成、城乡差异等带来更多考验”。天津市也面临着上述同样的问题， 从第四次人口普查以来，天津市区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而0至14岁年龄组和15至64岁年龄组的人口数量相对下降，人口呈现出明显的老龄化趋势，直到1995年天津市区的老年率超过国际标准的7%，正式步入了老年型社会。为了更好地应对人口结构快速变化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分析天津市区老龄化结构及影响因素迫在眉睫。

2 天津市区的人口基本状况

2.1 天津市区五项指标的横向对比

（1）1990年天津市区五项指标对比。

针对总负担系数指标和少儿抚养比指标，和平区最高，分别为43.72%和30.28%；南开区最低，分别是33.41%和9.54%。针对老年赡养比指标和老年率指标，和平区最高，分别是13.44%和9.35%；滨海新区最低，分别是5.87%和4.34%。针对三代户比重指标，和平区最高，达到24.71%。

数据来源：天津市第四次人口普查原始资料。

（2）2000年天津市区五项指标对比。

从总负担系数指标、老年赡养比指标和老年率指标来看，和平区最高，分别达到35.33%、19.25%和14.22%；滨海新区较低，分别是28.53%、8.06%和6.27%。针对少儿抚养比指标，滨海新区最高，达到20.47%；南开区最低，为14.56%。从三代户比重指标可以看出，和平区是16.3%，也是唯一高于天津市的平均水平的地区。

数据来源：天津市第五次人口普查原始资料。

（3）2010年天津市区五项指标对比。

针对总负担系数指标、老年赡养比指标和老年率指标，和平区最高，分别是30.98%、19.82%和15.13%；滨海新区最低，分别达到20.87%、7.91%和6.55% 。从少儿抚养比指标看，滨海新区最高，达到12.96%。针对三代户比重指标，和平区次高，滨海新区最低，低于天津市平均水平4.53%。

数据来源：天津市第六次人口普查原始资料。

2.2 天津市区五项指标的纵向对比

针对总负担系数指标，天津市区的总负担系数也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其中南开区下降最少，下降了7.66%，滨海新区下降最多，下降了14.41%。针对少儿抚养比指标，天津市区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其中南开区下降的最少，下降了14.70%，和平区下降的是最多的，下降了19.12%。针对老年赡养比指标，总体上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滨海新区上升最少，上升了2.04%。针对老年率指标，天津市区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滨海新区上升的最少，上升了2.21%。针对三代户比重，天津市区总体上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其中滨海新区下降最少，下降了1.38%，和平区上升最多，上升了14.02%。

数据来源：天津市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原始资料。

3 天津市区弹性指标基本状况

3.1 天津市区四个弹性的横向对比

（1）天津市区前十年（1991-2000年）弹性指标的基本状况。

从方向上来看，总负担系数、少儿抚养比和三代户比重与老年率弹性指标，均成反比，老年赡养比与老年率弹性指标成正比。从影响力度来分析，总负担系数与老年率弹性指标，南开区和滨海新区是最大的。少儿抚养比与老年率弹性指标，南开区是最大的，滨海新区是最低的。老年赡养比与老年率弹性指标，天津市区基本上是相同的，而且全部高于天津市的平均水平。三代户比重与老年率弹性指标，和平区是第二，滨海新区最低。

（2）天津市区后十年（2001-2010年）弹性指标基本状况。

从方向上来看，总负担系数、少儿抚养比和三代户比重与老年率弹性指标，均成反比；老年赡养比与老年率弹性指标，天津市区总体上，老年赡养比与老年率成正比。从影响力度来分析，总负担系数与老年率弹性指标，滨海新区最大，南开区最低。少儿抚养比与老年率弹性指标，滨海新区最大，南开区最低，其中滨海新区是与天津市的影响力度相差最多的，相差5.17%。老年赡养比与老年率弹性指标，滨海新区与天津市平均水平相差最大，相差0.90%。三代户比与老年率弹性指标，和平区最大，与天津市平均水平相差最大的，相差4.01%。

数据来源：天津市第五、六次人口普查原始资料。

3.2 天津市区四个弹性的纵向对比

天津市区前十年与后十年，针对总负担系数、少儿抚养比和三代户比重与老年率弹性指标，三个弹性指标均有不断下降的趋势。针对老年赡养比与老年率弹性指标，河东区、河西区和南开区基本持平或略有上升，其他四区是下降的趋势。

从方向角度，两个阶段的总负担系数、少儿抚养比、三代户比重与老年率弹性指标，均成反比，总体上天津市区的老年赡养比与老年率是成正比。从影响程度方面，前十年，总负担系数与老年率弹性，南开区和滨海新区影响力度最大，少儿抚养比与老年率弹性，南开区的影响力度最大，滨海新区的影响力度最小，老年赡养比与老年率弹性，天津市区的影响力度基本相同，三代户比与老年率弹性，和平区影响程度最大，滨海新区最小。后十年，前三个弹性指标滨海新区的影响力度是最大的，而南开区是最低的，而第四个弹性指标和平区影响最大。

数据来源：天津市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原始资料。

4 天津市区的老龄化产生的原因及影响

4.1 天津市内老龄化产生的原因

（1）南开区近2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带来生育水平下降的同时，也过快地改变了南开区的人口结构，一个家庭普遍由生育三个以上子女改为只生育一个子女，快速降低了出生人口水平，人口中年轻人比例下降，老年人比例相应上升，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特征更加突出。同时，南开区经济增长的速度低于老龄化增长的速度，老龄化的负担越来越重。因此，南开区的老龄化程度越来越严重。

（2）近年来，南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多，医疗条件大为改善，人口死亡率逐步下降，建国初期南开区的人口死亡率在10‰以上，2005年为3.26‰。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也是南开区人口老龄化的促进因素之一。

（3）滨海新区的老龄化程度是天津市区中最低的。主要原因是，天津市对滨海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大，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高于老龄化增长的速度。因此，相对经济增长的速度，老龄化程度是最低的。

（4）和平区的三代户比重和三代户比重与老年率弹性指标，和平区均是最高的。主要原因是和平区是天津市的老市区，多为4-2-1家庭，此类家庭基本是都是分户的三代人，和平区的消费能力高。因此，三代户的比重会高。

4.2 老龄化对天津市区产生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对天津市区养老、医疗制度的影响。

天津市人口老龄化，不仅大幅度加重区域整体的养老、医疗、保健负担，也会减缓整个区域的活力、积极性与创新能力。

（2）老龄化可能会对天津市区的国民收入的分配产生一定的影响。

随着南开区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重，公共和私人两个方面支付的养老金和退休金的数量就要增加，政府用于社会保险和福利支出会增加。这种情况下，在国民收入一定的前提下，南开区政府需加大消费的支出，减少积累，在经济上的投资会相应的减少，同时会相应的减缓南开区经济，甚至整个区域的发展。

（3）老龄化对天津市区市场活动的影响。

人是消费的主体，同时也是市场活动的主体。老龄化虽然会对天津市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但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对于老年产品和服务市场也是一个很好的商机，加快老年市场的发展与完善。

（4）和平区是三代户比重最高的，他们的消费能力相对要高，购买欲望也强。因此也有利于和平区房地产行业的发展，相应也促进了和平区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担了老龄化带来的负担。

（5）人口老龄化会影响劳动力的供应。

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劳动力人口相对减少，因此劳动力的供应就相对不足，劳动力的成本也相应增加。因此，劳动力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纵深开发有一定的不利影响，也会影响经济效益的提高。

5 结论

政府部门、有关部门乃至全社会都要充分认识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严峻性，树立老龄意识，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挑战的紧迫性和自觉性，才能稳定、妥善的应对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在研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要切实从老龄社会这一基本情况出发，把应对老龄社会的挑战列入未来社会的发展战略，才有可能达到高效率的应对。坚持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服务对象的公众化、运行机制的市场化、服务方式的多样化，服务队伍专业化和志愿者相结合的运行机制。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统筹家庭养老保障与社会养老保障，统筹老年物资保障与老年精神保障，统筹老年福利事业与老龄产业，统筹敬老道德建设与老年法制建设，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6 预测与建议

（1）国际上通常以65-69岁、70-79岁、80岁及以上人群占反映老年人口年龄结构状况。其中南开区的70-79岁组所占的老年人口比例最高。这不仅体现了社会文明进步以及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而且对今后南开区的社会服务、福利设施规模、结构和分布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因此，应抓住老年市场的商机，完善老年市场。

（2）作为政府部门，要不断提高政府和全社会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视程度，综合多种因素，制定人口老龄化问题长期政策和长远规划，成立市区人口问题研究组，针对市区的具体情况研究发展的对策。同时，社会各界人士大力促进经济健康、快速、稳定发展，尽快增强财政的支付能力，让广大人民群众尽快富裕起来。没有经济的支撑，再好的老年人口赡养方案也难以付诸实施。

（3）尽管从解决老龄化问题和群众意愿的角度出发，应该鼓励人口生育，用出生人口的增多抵销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但也应该看到，天津市区人口基数大，而且人口政策是一项缓慢发生效应的政策。因此，天津市区应该继续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4）提倡子女供养， 发展社区照料体系。

随着家庭小型化、微型化， 社会劳动力高龄化， 子女提供照料的资源会减少， 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会日益弱化。采取家庭养老和社会化养老相结合的养老模式， 将成为下一个世纪必然发展的趋势。

参考文献

[1]南开区第五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南开区统计局.天津市南开区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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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老年人力资源；老年知识分子劳动资源；老年劳动力市场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2）07—03 —03

作者简介：

周志太（1956— ），男，山东昌邑人，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教育部科技论文在线评审专家，淮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在读博士，曾任安徽财经大学教授。

自1987年以来，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在国家权威报刊和国家一级期刊五篇，在国家级期刊、cssci期刊三十五篇。论文近年来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系统思想，在农民分化为农业农民和非农业农民（如农民工等）的条件下，《谷贵伤农的实证研究》（《统计研究》2008/06）；需要《论土地规模经营》（《社会科学战线》2001/03）、《财政支持 供给创新 增加农民收入》（《改革》2002/03）和《农村信用社贷款营销障碍及对策探析》（《改革》2003/03），才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上述文章等的观点多次被引用，并产生了较大社会反响。

《国家农业自主创新系统论》运用系统分析方法，整合科技经济学、宏观经济管理学以及农业经济学，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结合，以宏观视角为主，立足于整个国家创新的角度，立足于现实，站在人类科技创新的原因、动力的高度，在借鉴现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农业自主创新模式与制度优化的总体框架和具体建议。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老年人口的数量和人口老龄化进入快速增长时期，老年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重将逐渐增大，目前，内地逾60岁老人达1.85亿。据预测，到2040年，我国将达到人口老龄化的高峰，4个人中就有1个老年人。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增长速度越来越快、未富先老是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三个显著特征。正确看待和利用日益庞大的老年人群体及蕴藏在他们身上的巨大的人力资源，成为当前一项紧迫而有意义的课题。传统观念和一般的应对办法，是从“老有所养”的角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这当然是传统的做法，但是容易将老年人视为“负担”，从“问题”视角解读老龄化问题，遮蔽了老龄劳动力所蕴含的巨大力量。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学界提出了健康老年化、成功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生产性老龄化等概念，开创了老龄化研究的新角度。在我国走向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开始走向短缺的趋势下，加强对老年劳动力的开发利用，是第二次人才资源挖掘，可以使离退休老同志从单纯的消费者转变为积极的物质财富创造者和劳动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表示，推迟退休年龄已是一种必然趋势。但是，这需要深入论证和系统推进。

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也是一项长期复杂、需要巨大投入的社会工程，需要政府、市场两个方面的的共同努力、共同推动，优化政府和市场的作用。

一、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必要性

老年人力资源，是指有劳动愿望与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口的总和。其主要包括四个部分：1，为报酬而从事生产与社会劳动的；2，不为报酬的半劳动或辅助劳动的；3，为社会和家庭活动做力所能及贡献的；4，尚未从事任何经济社会活动但有意愿参与其中的。前三部分是实际利用的，第四部分则是潜在的老年人力资源，还有虽从事劳动和社会活动，但是因为报酬低等原因，不能人尽其才的老年劳动资源。如本来可以教书育人的，因为报酬过低，而从事家务劳动的。

开发利用这些老年劳动资源，已成为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一条必要、必由的新途径。尤其是开发利用知识分子老年劳动资源和低龄老年人这两类劳动力资源，他们具有年轻人所不具备的、为两个文明建设作贡献的技能和条件。尤其是老年知识分子，他们的劳动性质和专长尤其适合延长工作时间或者延长退休时间、继续工作。而且，他们的独特劳动，尤其是创造性劳动，是青年人无法替代的。例如，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已82岁，仍然不畏艰辛、执著追求、大胆创新、勇攀高峰，为杂交水稻产量突破1000公斤/亩而孜孜不倦地工作。袁隆平的工作是所有年轻人无法替代的。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和机械化，尤其是自动化技术的发展；随着我国人均寿命的延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0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为68.55岁，2000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为 71.40岁。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详细汇总资料计算，201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比10年前提高了3.43岁。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医疗卫生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继续延长，婴儿死亡率进一步下降。这样，在目前的55岁（工人退休年龄）退休之后，很多人保持健康的身体和旺盛的精力。他们当中，尤其是年纪较轻的老人希望通过劳动增加个人经济收入；或者继续工作、发挥余热、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功成名就身心愉悦，可以从诺贝尔奖得主身上找到证据。英国学者研究结果显示，诺贝尔奖得主不但普遍长寿，而且平均寿命比仅获提名的科学家高1岁多。[1]医学界早已发现，事业成功的快乐和潜心事业的良好心理状态，以及由此引起的机体适应能力的提高，是人类健康长寿的重要因素之一。

篇6

关键词：《寿亲养老新书》；食疗养生；精神养生；自养之养；健康老龄化

近年来社会积极提倡“健康老龄化”，认为“以生命历程的视角来看待健康，即在人生各个阶段，对能够影响到老年期健康长寿和生活质量的各种因素都要重视，预防和减少危险因素，推进和增加保障因素”[1]。而提倡“健康老龄化”除了意在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外，还旨在能进一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而就邹铉在《寿亲养老新书》阐述老年养生思想不仅重视的饮食养生、精神养生、情志养生等理念，有利于老年人身心的健康发展，其“自养”之说，还有利于激发老年人的社会适应能力，所以对于《寿亲养老新书》中的老年养生思想的研究，无论是对老年病学的发展，还是对缓解“人口老龄化”的社会问题，都有着重要意义。另外从其总体思想中体现出的整体观和采用的治疗手段来看，则比较符合“自然疗法”的思想。有医者认为，中医养生属于自然疗法，它是以自然物质或原生态的方法，激活人体的自愈力和抗病力，取法自然、效法自然，最终目的在于达到人体自身平和的同时，也实现了人与自然、社会之间和谐地相互作用、相互感应[2]。近年来医学界对“自然疗法”的关注度日益提高，因为“自然疗法”副作用小，且更人性化，更符合现代医学发展的方向。《寿亲养老新书》中的老年养生思想适用于现代社会要求的更主要原因是其理论构架的与时俱进，不仅以食疗和调摄情志来调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更以“自养”之说进一步加强老年人的社会适应能力，这类似于现代医学的“生物-心理-社会”的模式，虽然时代不同，表述不同，但二者在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上所关注的要点是类似的，本文从以下三点分析《寿亲养老新书》中的老年养生思想。

一、以中医理论指导的老年食疗思想

宋代医家陈直在论述老年养生相关理论思想62学苑新作时，首重食疗，开篇即强调饮食调治。他从中医理论的角度，总结老年人易患病的机制为“肠胃虚薄，不能消纳，故成疾患”，并且认为人体正常阴阳运作机制与饮食有关，如其所言“是以一身之中，阴阳运用，五行相生，莫不由于饮食也”[3]11，故提出“其高年之人，真气耗竭，五脏衰弱，全仰饮食以资气血……若有疾患，且先详食医之法，审其疾状，以食疗之。食疗未愈，然后命药，贵在不伤其脏腑也”[3]11。即言人体进入老年后，其体质会发生变化，主要是气血亏虚，五脏衰弱，极易生病，既要重视日常饮食的调节，主要以“温热熟软”为主，同时又要注意若出现疾患，先以相应功效的食物调治，食疗效果不佳，再选药物治疗。陈直提出的老年养生以食疗胜于药疗，是具有合理性的。依据中医养生理论中“治未病”的思想，老年人适宜以食物滋养，易于吸收，促进脾胃运化，进而有助于补益气血和肾元。而老年人以食疗为主的另一个缘由，即老人脾胃虚弱，须温和之品，而食物相对药物而言药性要弱一点，不至药性太过而反伤及老人身体。如同样要补益老人体质的虚损，牛奶、猪肚等比起人参、黄芪、肉苁蓉等补益气血之品，没那么温燥，且便于吸收。陈直以食疗为主的老年养生思想是有理论基础和源流可循的，其所著《养老奉亲书》中的食疗理论和医方也不是首次提出。早在《神农本草经》里就有关于食疗的记载，并产生了“药食同源”的理论。陈直的食疗养生思想可能源自唐代孙思邈，如《千金翼方》载“养老食疗第四”提出的“故食能排邪而安脏腑，药能恬神养性以资四气……食疗不愈，然后命药”。此外孟诜还与张鼎共同编撰了《食疗本草》，这是其食物功效研究的借鉴与参考。关于对老年养生的关注，孙思邈先于陈直。如其所言：“缅寻圣人之意，本为老人设方。”[4]《养老奉亲书》之所以能传抄收录流传至今，除因其注重以孝养亲外，主要还是因其养生的目的在于关爱老年人之生命，期以保全老年人能尽终天年，是以重视生命为主，而不似其他养生之书，或以草药、丹药为主，或以针灸、行气导引为主，而是以调摄饮食的食疗为主，这和当时许多意在修炼成仙而长生不老的养生医书是大为不同的。这一点也类似于孙思邈“重生”的养生理念，如其言“神仙之道难致，养性之术易崇”[5]。当然相对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只是概括论述关于注重饮食调理的老年养生理论而言，陈直以四时调摄饮食的老年食疗理论更为详尽细致，更符合中医“三因制宜”的原则，有助于子女在养护老人时或老人自身调养时顺应自然，及时调整来应对自然变化对人体的影响。

二、以道德礼法指导的老年精神情志养生思想

陈直不仅重视食疗养生，还重视精神情志养生，并以道德礼法来引导子女应如何奉养老人。自古中国的礼法道德就要求人们要“报本反始”，使老有所养，这样才能“曾元而下，家庆一堂”，如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又如《诗经•大雅》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指出若子孙后辈的孝心不竭断，则上天就会使孝顺的子孙福泽绵长。可见在古代十分推崇和鼓励“老老亲亲之念”。然古代措词时，“孝”常搭配着“顺”，即要顺从老人，可见以物质孝养老人是不够的，还要从精神上顺遂老人的心愿，注重以仁爱之心关爱老人。相对于其他中医养生著作，《寿亲养老新书》更注重对老年人的心理疏导和精神关爱。在论及“四时养老”篇中提到不同季节老人的情绪和心理变化以及应对方法，还专篇论述“眉寿之人”的心理变化，如其“性气嗜好”篇提出的两点建议：其一，针对年老之人“性气不定，只如小儿”的特点，在照顾老人时要“承顺颜色、遂其所欲”；其二，针对“缘老人孤僻，易于伤感，才觉孤寂，便生郁闷”，建议以嗜好喜之，自以为乐。中医养生本就重视调养心神，认为心情舒畅、精神内守为宜。《寿亲养老新书》不仅具体描述了老人的心理变化，还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对老年人的护养需细致入微、面面俱到。此外还提出即使要对老人“承顺颜色”也要加以劝告、晓以利害，既要遂老人喜好，也要提醒老人注意节制。如“夏时摄养”篇中说到老年人脾胃虚弱，不宜贪凉，更需“饮食温软”，所以当老人“思食之物”时，建议“但随意与之，才食之际，以方便之言解之，往往知味便休，不逆其意，自无所损。”《寿亲养老新书》中还提出子女要“承顺父母颜色”尽其孝心，但考虑到有子孙贫困或能力不及的情况，亦善解人意地提出奉养“不在日用三牲”，根据家庭情况不论贫富祸福只要“以纯孝之心，竭力事亲，无始终不及之理”。这种思想也可应用于现代，告诫子女即使没有赡养老人的能力，但是要有奉养关爱老人之孝心，这才是老有所乐的关键。《寿亲养老新书》还提出老人易感孤独悲伤，需要心理慰藉和疏导，这有助于老人正确看待生老病死之事，如“秋时摄养”篇说到“秋时思念往昔亲朋，动多伤感”，认为子女应该主动观察老人的身心变化，若发现其“颜色不乐”就要“多方诱说，使役其心神，则忘其秋思”。又如《淮南子》“木叶落，长年悲”，认为为人子女是不宜种植易凋落的花草树木，因为怕年老之人看到落叶想到自身已经衰老而感到悲伤。“承顺颜色”“以嗜好喜之”的思想，就是精神上的顺调疏导和情志上能自以为乐，正是有利于帮助老年人进行精神调养。中医重视养“神”，据《黄帝内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可见养“神”的重要性，正如张其成教授所言“不养神而谈养生基本属于没有抓住根本”[6]。《养生三要》强调“聚精在于养气，养气在于存神”。然古代医家多认为人要清心寡欲，方能精神静守，身心和谐，但人为饮食男女，怎么可能完全做到寡欲，所以《寿亲养老新书》要求子女承顺颜色这点就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以适欲为度，而无需刻意遏制所有嗜欲，顺应老人心志，使老人心神调和即可。

三、培养嗜好倡老年“自养”

《寿亲养老新书》所论及的老年养生思想和方法有很多，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自养之说”，即“夫能知自养之养，而后能安享子孙之养”，意为受子孙之养的前提是先能自我保养。清代曹庭栋在《老老恒言》中说到他觉得自己的孙子还没能力“老吾之老”，所以他认为只有“自知其老，自老其老”，年老之人学习一些养生思想和养生之术：“纵无解于老，亦自成其为老，更无待于老吾者。”[7]也就是说，老年人可以不用依靠晚辈的赡养来养老，也可以通过自我调理来自养。然而自养之养又以“自以为乐”为关键，如书中序言中所说：为人子女奉养老人，除了要保障其饮食起居，还要“娱其耳目心志，即可使之燕佚，怡愉全生而益寿”，而要使老人能安享晚年，安逸舒适，莫过于使老人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去帮助老人实现心中所向往的。如其性气好嗜篇所言：“老人衰倦，无所用心，若只令守家孤坐，自成滞闷，今见所好之物，自然用心于物上，日自看承戏玩，自以为乐，虽有劳倦咨煎，性气自然可减。”也就是说老人要有精神支柱来激发其生活热情。就一个家庭而言，“自养之养”比“子孙之养”更有意义。一方面，对于为人子女来说，年老之人形羸气弱，容易生病，与其在父母亲人病痛时服侍在侧，不如早在其健康之时就行养生之事细心奉养，既使年老之人“去老而全形”不受病痛折磨，又使自身免于忧虑，如《寿亲养老新书》原序中提出对子孙奉养的要求说道：“人子之爱其亲，因其康强，加以奉养，为之安其寝处，时其旨甘，娱其耳目心志，即可使之燕佚，怡愉全生而益寿……尤不能不唯疾之忧。”[3]1另一方面对于老年人自身来说，汲取养生思想，注意自我的养护，以合理的食疗来养护自身健康预防疾病，以自养自乐的精神状态积极看待“生老病死”之事，保全自身，才有享受子孙后代孝养的命，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夫人以自养之养，而后能安享子孙之养”。就整个社会而言，“自养之养”的养生思想将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老有所养若只要求由子女来赡养，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发展需求。就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而言，很少有“三世”以上同堂的情况，那么对于“独居老人”和“空巢老人”来说，子孙没办法在身边照料，甚至没能力赡养，可能“自养之养”比“子孙之养”更加适用。“根据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8]而我国从2000年开始即进入“老龄化社会”，就目前老龄人口增长形势来看，“我国老龄化形势严峻，人口红利优势正在逐渐丧失……根据2013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预测，到2030年，我国65岁以上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将提高到18.2%。未来老龄化的压力是长期、持续增长的。”[9]虽然我们无法停止老龄化的趋势，但是可以采取措施延缓老龄化的速度，并且使老龄化带来的不良影响最小化，特别是要解决已经步入老龄的这批人群的生活质量问题，以及像重病或慢性疾病老年人，每年在医疗费用上的支出就十分庞大，不仅家庭负担重，政府补助方面也面临着更大压力。而发展“自养”之养的老年养生思想从某种程度，是有利于缓解这种压力的。《易经》中的“君子自强不息”激励着很多年轻人自强奋斗，而其实“自养之养”也有从精神层面来鼓励老人自强不息的意义。事实上，很多老人是希望不仅能自养，不为他人带来负担，还能老有所为，如陈直所言：“眉寿之人，形气虽衰，心亦自壮，但不能遂时人事。”所以当代的老人既需要家人的鼓励与养护来自养，也需要新的养老模式和政策来帮助和扶持老人实现自养，因为“老”不一定就“弱”“病”，老也可以有所为。日本早在1970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人均寿命都在80岁左右，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措施，对中国来说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寿亲养老新书》不仅继承了陈直注重老年食疗养生和老年精神养生的思想，更启发后人提出“自养之说”，比“子孙之养”更适用于现代老年养生。现今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全世界都在关注“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如果不是一种协调的社会发展模式，可能导致社会发展静止化甚至衰退化，不仅加重政府经济负担，还影响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所以研究老年养生思想和方法，结合多学科拓展新思路，对于现今老龄化社会是很具有指导意义的。

参考文献：

[1]吴玉韶，伍小兰.“健康老龄化”：低成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EB/OL].[2015-03-24].

[2]张荣健，李爱民.常见病的自然疗法[M].北京：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2011：2-3.

[3]陈直.寿亲养老新书[M].邹铉，续编.钱超尘，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13：15.

[4]孙思邈.千金方千金翼方[M].北京：中华书局，201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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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曹庭栋.老老恒言[M].钱超尘，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12：1.

[8]人口老龄化[EB/OL].[2015-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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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国际比较；启迪

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加的动态过程，特别是指在年龄结构类型已属年老型的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持续上升的动态过程。迄今为止，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并广泛使用的老年人社会界定标准有两个，即1956年联合国和1982年世界老龄问题大会所制定的标准：通常是指60岁及以上或65岁及以上人口。从老龄人口结构来看，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7％以上的人口属于老年型人口结构。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保障体系的基本态势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主要会经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2--2000年是人口老龄化的过渡阶段；第二阶段2000----2020年是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阶段；第三阶段2020----2050年是人口老龄化的高峰阶段。目前中国正处于老年人口和高龄老年人口快速增长期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期：0～14岁人口比重逐步降低，65岁以上人口比重持续上升。2005年中国的老年人口仅占总人口的11％。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人口预测，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为1．71亿，占总人口的12．6％。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为1．13亿，占到总人口的8．3％；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为4．5亿，占到总人口的32．5％，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为3．36亿，占到总人口的24．3％。这表明中国未来50年老年人口数量稳步上升。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国外比较起来既有其共性，又有其特殊性。

1．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明显的“催生”痕迹。人口老龄化是个普遍规律，但不同国家或地区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并不完全一样。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现象是自然发生的：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改变促使人们寿命延长、人口生育率不断降低，从而使少年儿童比例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这些变化是缓慢的、渐进的，不知不觉进行的。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则有明显的“催生”痕迹：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有关。

2．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准备严重不足。与人口老龄化相伴随的老龄问题可分为人道主义方面的问题与发展方面的问题。前者很大程度上是老年人问题，即日益增多的老年人的各种需求，包括基本需求和特殊需求；后者指的是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宏观方面的影响，包括对整个社会的生产、消费、储蓄、分配、投资以及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通常是经济起飞在先，富裕之后才迎来老龄化。

3．面临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双重压力。从某个角度说，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也是自我选择的结果，更确切地说是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所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既然是自我选择，可否有别的选择呢?这样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在争论。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是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减少人口，是“真正头等优先大事”，人口结构问题是次要的。另一种则表示反对，认为今天中国生育率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口仅仅呈现的是低惯性增长，在这种态势之下，如果继续坚持以牺牲结构为代价的“数量第一”的观点，则很可能会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

4．调整人口年龄结构的余地非常有限。既然中国人口“规模压力”依然存在，因此，现行的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在一定时期内不宜改变。在一些超低生育水平的区域内，生育政策可以而且已经开始进行微调，但其对人口老龄化的缓冲作用十分有限。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的独生子女，进入21世纪后将陆续进入婚育期。从理论上讲，这会引起人口出生率的回升，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实际情形是新世纪新的一代，其生活方式及价值取向也自然与他们的父母辈有所不同。21世纪的育龄人群与20世纪80年代的育龄人群不太一样，少生优生已经成为他们的主流取向。

5．健全老年社会保障体系是根本出路。由于特殊国情，我们不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从容应对人口老龄化，但是由于我们成功地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人口条件——劳动力资源充裕而被抚养人口比例较低，因而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建立起与人口老龄化相适应的养老保障体系。发达国家在解决养老问题上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也不乏深刻的教训，我们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认真吸取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应对老龄问题的路子。

二、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国际比较

1．自保公助型养老保障模式。这种制度主要实行于德、美、日等西方工业化国家。强调养老保障是个人的事，国家只能予以部分资助。这种模式的特征是：一是政府制定并通过有关立法，作为其具体实施的法律依据；二是以自我保险为主，国家资助为辅，公民个人缴纳养老保险金，企业主为雇员缴纳社会保险金，政府福利机构依法拨款和发放；三是保险制度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公民只有在履行缴纳养老保险金的义务，取得享受这一制度的资格后，才能领取养老保险津贴；四是保险基金来源多元化，受国家经济发展形势的影响较小，并以较强的经济基础做后盾。

先说德国，养老保障的目标在于养老金应是以保障退休者(及其配偶)的生计，维持其购卖力。养老保障制度的三大支柱是法定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私人养老保险。法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较大，既包括一般的年老养老金，也包括职业康复待遇、职业能力或就业能力丧失养老金及遗嘱养老金。原则上讲，所有雇员都是法定养老保险的义务参保人。法定养老保险金主要来源于雇主和雇员缴费，费率采取根据实际需要一年一定的办法。养老保险机构支付的养老金有三种：达到退休年龄的“正常养老金”、丧失就业能力的“伤病养老金”和“遗嘱养老金”。只有当投保人参加保险达到一定期限之后，才有权享受养老保险机构的服务。每个年满65岁并且参加保险至少35年的男性投保人，都有权享受正常养老金，妇女则降至60周岁。实行灵活养老金之后，男性投保人年满63周岁后，也可以享受养老金。再说美国，1935年颁布了《社会保障法》，经数次补充和修改，扩展成了一个包括老年和残障者在内的综合性社会保障制度，规定：凡缴纳社会保险税的年满65岁的公民都可享受养老退休金，62～65岁退休者只能享受部分养老退休金。此外，对于参加保险的因伤残退休者和其未成年的子女、配偶也给予一定的保险费。联邦政府的养老基金是通过征收社会保障税获取的。根据《联邦社会保障法》规定，凡是参加工作的人都要按其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社会保障税，直接从个人工资中扣除，也称为工资税。社会保障税率随着联邦平均工资的增长比例自动调整。

政府征收的社会保障税全部用于政府的社会保障项目，专款专用，节余结转下年继续使用，不足就提高税率和税基，从而保证了庞大的社会保障支出。在养老保障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方面，美国的社会保障税全部记人财政信托账户，首先用来满足养老保障支出的需要。

再来说说日本，养老金保障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退休金、伤病养老金和家属抚恤金。在现行的养老金保险制度体系中既；政府承办的公共养老金也有企业主办的企业养老金，还有个人自行投保的个人养老金储蓄。公共养老金用来保障基本的、标准的需要，难以充分满足的个别需要则由企业养老金和个人养老金储蓄来满足，力求保证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稳定。公共养老金根据加入者的职业分为厚生养老金、国民养老金和共济养老金。厚生养老金保险制度建立于1942年，目前与国民养老金保险一起构成日本公共养老金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厚生养老金保险以日本政府为保险人，目前参加厚生养老金保险的人数占整个参加养老金保险人数的51．4％。国民养老金保险是根据1959年4月《国民养老金法》设立的，它是指农民、自营者和其他公共年金未包括的人员，一般要缴纳保险费。1961年4月正式制定和实行包括全体国民在内的国家养老金体制。1986年日本又将国民养老金改为向全体国民支付的基础养老金，对在国家及企事业单位供职的人则另外再实施厚生养老金制度，形成了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基础养老金制度。国民养老金保险的资金来源是政府的基础养老金拨款和被保险人的保险费。

2．福利国家型养老保障模式。这种模式主要实行于瑞典等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它是这些国家借助于财政经济政策的调节作用，来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安定，缓解社会矛盾的主要措施。其特征有：一是立法把养老保障作为国家福利政策的一项主要内容，并设有主管的专门法院依法监督、管理和执行。二是强调福利待遇的普通性和****性。所有老年人可领取养老金，退休人员还可以享受与收入有关的养老金。三是养老金支出由国家财政承担，公民个人不缴纳或缴纳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四是养老保险基金一般来源于税收。

主要说说瑞典，高福利国家，其社会保障从“摇篮到坟墓”几乎无所不包。瑞典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65岁以上老年人的收入来源主要靠养老金。瑞典的养老金由三部分组成：基本养老金、附加养老金和部分养老金。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基本养老金，这是每个公民的社会权利。瑞典公民年满65岁即可领取全额基本养老金，年满63岁可以领取养老金的94％，而且无须缴纳任何费用，也无须经过收入情况调查，贫富一视同仁。雇工和雇员不需缴纳保险税，而雇主主要缴纳4．7％的工资税，政府负担基本养老金费用总额的55％。政府在这方面的开支来源于税收。基本养老金的数额仅供老年人在瑞典境内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这也是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保证。附加养老金向所有退休者提供。退休者退休前工龄有长有短，原收入有高有低，因而得到的附加养老金有多有少。部分养老金是指年满60岁的人可以要求减少工作时间，并能领取因工时缩短而减少的收入补贴。

3．强制储蓄型养老保障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一是实行储蓄保险基金制度，其费用只由雇主和雇员两方负担，政府不负担；其待遇由雇主、雇员缴纳的保险费和一定利息三部分组成，多为一次性支付。二是具有强制性，其主要目的是为职员提供足够的储蓄，以便在退休后或者丧失工作能力时能获得保障。

在这里主要说说新加坡，新加坡公积金实行全国统一管理。中央公积金制度于1955年7月建立，主要目的是为职员提供足够的储蓄，以便在退休后或者丧失工作能力时有所依靠。它是一项为新加坡职员而设的养老储蓄基金，是一项强制性的储蓄计划。50多年来，它已发展成为一种全面的，可以满足人们退休、购房、医疗保健及教育等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新加坡，每个就业者都在公积金拥有户头，每月要向公积金交纳一定比例的个人工资，目前交纳的基数上限是月工资6000新元，会员年满55岁或永远离开新加坡时，就可提走全部公积金存款，存款享有与市场利率挂钩的利息。中央公积金局统一管理和使用公积金储蓄，还制定了《中央公积金法》以保护公积金会员的合法权益，规范管理、使用公积金储蓄的行为。

三、国外养老保障制度对中国的启迪

1．构建适应本国国情的养老保障体系。养老保障体系包括根据不同职业或不同阶层的劳动者设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公务员养老保险、农民养老保险、自由职业者养老保险、其他职业者养老保险等具体项目。虽然上述各国政府不一定一次性地构建上述所有的养老保险，但在构建过程中，先后不同程度地构建了适应本国国情的完整的养老保障体系。因此，我们认为，不管各国政府构建养老保障制度的宗旨如何，但构建适应本国国情的养老保险体系则是一国养老保险制度构建的关键。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障体系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养老福利费用对于国民经济是十分沉重的负担。例如，目前德国社会福利费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约为34．5％，如此庞大的开支如果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很难支撑起这样高福利的养老保险体系的。

2．正确选择养老保险金筹资模式。从上述各国政府的做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不同的国家筹集养老保险资金的渠道各有千秋，但不外乎由社会保险税、单位缴费、个人缴费、政府补贴等形式。如何确立适合本国的养老保险需要的筹资模式，这种筹资模式是否能够体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原则，是各国政府在构建本国养老保障制度过程中所要处理好的一个关键问题。

3．养老事业必须走社会市场化之道路。养老事业是高投入、低产出、不能以赢利为目的的事业，完全依靠政府投资是难以为继的，必须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出资、共同举办，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德国等国家的普遍做法是，依靠社会力量建立基金会，投资养老设施，并监督其财政的合理运转，仅在必要时给予适当资助，我们认为这是明智的选择。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创办养老事业更要依靠社会力量，走社会化、市场运作的道路，不能由政府包下来。当前发展养老事业可行的办法是：大力倡导社会特别是社区办老年福利措施，政府在税收和政策上给予支持，并通过有关职能部门加强监督和管理，养老设施的财政运作应力求自收自支，走社会化、市场化、多条腿走路的道路，由此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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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发展我国老龄事业，国务院日前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吉林省在“十二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为努力打造具有吉林特色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议省政府在充分认识我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基础上，以更高的站位审视社会老龄化问题，以更广阔的视野谋划老龄事业，以更有力的措施推进老龄工作。结合本省实际，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围绕“构筑老龄战略对策体系，发展老龄服务体系，完善老年经济供养体系，建设老年健康支持体系，打造老年宜居环境体系，完善老龄工作体系”六大体系建设，尽快制定出台《吉林省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促进我省老龄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下面，就进一步加快我省养老服务业的发展，针对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养老服务人员素质等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发改委和民政部等10部门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意见的通知（〔2006〕6号）中指出，“加快培养老年医学、管理学、护理学、营养学以及心理学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提高社区及农村基层卫生技术人员的专业素质。有计划地在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增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和课程，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加强岗位培训，提高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服务意识和业务技术水平。”我省拥有的高校数量和师资力量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在一些高校中开办老年医学、管理学、护理学、营养学以及心理学等方面的课程，既可解决部分学生所学非所用的问题，又为社会化养老服务业培养了专门人才。据调查了解，随着养老机构的增多和养老服务业的规范化，这方面的专业人才需求量是很大的。

当前，急需解决的是提高现有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基本专业技术水平和建立持证上岗制度。建议切实落实培训和用工政策，逐步解决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低、缺乏专业技术和不持证上岗的问题。省里应统筹安排培训计划，在最短的时间内对养老机构和居家养老服务组织招募的人员，提供一次免（半）费的养老护理、家政服务等相关职业技能培训。培训后，经职业技能考试鉴定合格的发给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所有养老机构和居家养老服务组织的服务人员都应该持证上岗。在有条件的地方，适当安排一些公益性岗位，使部分优秀从业人员可申请享受当地社会公益性岗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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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51年法国率先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开始，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相继进入老龄化国家行列，老龄化问题引起了国际学者的高度关注。针对欧洲和日本的老龄化问题，各国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学术界关于老龄化问题对经济社会各方面影响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投入生产时，影响经济产出;另外，总需求理论强调社会总需求对经济产出的影响。人口年龄结构既会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数量，又会通过消费结构的变化对社会总需求造成影响，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必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并不会对经济总量产生显著影响，Lindh和Malmberg对此提出质疑。他们通过对经济合作与贸易组织(OECD)成员国在1950－199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均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影响，老年人口数量的增长不利于经济增长。Faruqee和Muhleisen强调了储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人口老龄化加剧将导致劳动力数量减少，从而降低储蓄，进而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大部分学者认为人口年龄结构逐步趋向老龄化，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这一点构成有关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主流观点。但是，少数学者经过研究后得出不同的结论。Fougere和Merette改进世代交叠模型，分析了7个OECD国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发现老龄化会提高未来的人力资本投资动机，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在老龄化问题异常严重的日本，Futagami和Nakajima基于一般均衡模型在理论上论证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并不构成必然的负面影响。相反，在模型中考虑养老制度时，他们发现推迟退休年龄，这一用来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措施可能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通过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生产结构的影响，Groezen等认为人口老龄化会降低经济生产率，但同时他们也指出老龄化将提高资本积累数量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高速增长。

经济学家在解释这一现象时，关注到东亚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Bloom和Williamson将人口转变分为3个阶段，研究了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经验模型中融入人口年龄结构变量，他们分别对经济活动人口(劳动人口)、15岁以下人口以及64岁以上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人口增长通过人口年龄结构变迁影响经济增长，这种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当然，他们也指出这种促进作用只有在适当的社会环境、经济政策和政治制度条件下才会实现。通过对70个国家人口动态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Bloom等强调人口变量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认为经济增长反过来也会对人口寿命、出生率等人口变量造成影响，并实证检验了这种关系，使我们对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更加全面。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中国老龄化问题的研究也随之增多。理论上，Tyers等认为中国劳动力的减少将不利于经济的增长，李军发现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式可以决定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平衡增长路径起正、负或零不同的作用效应。基于“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彭秀健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后果进行量化分析，模型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将通过劳动力的负增长以及物质资本的低增长减缓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与欧洲和日本的情况相同，大部分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这一观点在经验研究中得到了验证。Bloom和Finlay基于东亚国家1990－2005年的样本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减少将不利于今后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利用中国1989-2004年的数据，Wei和Hao经过实证研究指出，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尤其是人口出生率的降低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胡鞍钢等在最近的研究中，从索洛经济增长理论入手，将人口增长率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中，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造成负面影响。

二、概念、模型与数据

(一)概念的科学化定义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包括全体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老龄化和老年人口高龄化3个方面，这3个方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近年来，学界对于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人口老龄化方面，而对于劳动力老龄化的研究还很有限，这里为了避免产生歧义，有必要对劳动力老龄化在概念上进行明确。从人口学的角度讲，劳动力是一个群体概念，由劳动年龄人口组成，但劳动力不等同于劳动年龄人口。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不论其年龄大小，都算作劳动力，即劳动力人口;凡在规定的劳动年龄之内的人口，不论其有无劳动能力，都称作劳动年龄人口，简称劳动人口。劳动年龄界限划分标准有两种，一种是15－64岁，另一种是15－59岁，本文参考已有文献以及为了获取数据的方便，应用前者。全体人口由少年人口、劳动人口和老年人口3个部分构成。人口老龄化是指全体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同样可以将劳动人口分成3个部分，分别为青年劳动人口、中年劳动人口和老年劳动人口。劳动力老龄化则是劳动年龄人口中老年劳动力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本文中所研究的劳动力老龄化并不是劳动力人口老龄化，而是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人口包括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就业人口和非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就业人口，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不易测算。与劳动力人口相比，劳动年龄人口较少受到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劳动力老龄化与人口老龄化既有内在联系，又有本质区别。其联系主要表现在:(1)二者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医疗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人口结构出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平均寿命不断延长，此时必然导致劳动力老龄化和人口老龄化。(2)二者都会受到人口迁移的影响。若迁移人口大多是青年人口，就会提高迁出国老年人口和老年劳动力的比重，相反则会降低迁入国老年人口和老年劳动力的比重。劳动力老龄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区别主要体现在:(1)老龄化的直接原因不同。人口老龄化及其老龄化程度直接受到少年人口和劳动人口比重变化的影响，而劳动力老龄化及其老龄化程度是受到青年劳动人口和中年劳动人口比重变化的影响，与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没有直接关系。(2)老龄化的程度不同。一般情况下，先形成人口老龄化，后出现劳动力老龄化。因为少年人口比重下降之后的前15年，只能影响劳动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的变化，而不能直接引起劳动人口内部各组成部分比重的变化。(3)老龄化的因果关系不同。老年人口增长加快，比重迅速上升，只能使少年人口和劳动人口比重下降。相反，老年劳动人口比重上升，将会一年接一年地使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因此，与其说劳动力老龄化是人口老龄化的结果，不如说劳动力老龄化是人口老龄化的原因。

(二)模型概念明确后，我们通过构建包含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与劳动力老龄化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在理论层面上认识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及劳动力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根据理论模型，建立计量分析模型。1.理论模型我们用P(t)表示在时间t的总人口，L(t)表示在时间t的单位劳动力总量，即总的单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本文重点关注老年劳动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所以我们暂时忽略青年劳动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假设老年劳动人口占总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λ。老年劳动力由于身体机能降低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我们用θ表示老年劳动力生产率与中年劳动力生产率的比值，显然0＜θ＜1。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为η，那么一个经济的单位劳动力总量为:2.计量模型在理论上分析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与劳动力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后，下面我们使用中国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及劳动力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在式(11)的模型中，下标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被解释变量是人均GDP，pcgdpit表示省份i在时间t的人均产出。由于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我们在解释变量中包含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值，这样，方程式(11)就是一个典型的动态面板模型。在解释变量中，wfratioit为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即省市i在时间t的15－64岁的人口数量与总人口的比值。我们用labfit表示与劳动力老龄化相关的一些人口结构变量，在这里主要有3个变量。第一个变量是老年劳动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λ)，我们用awfratioit表示，直接反应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变化。第二个变量是单位劳动力比例，即1－λ+λθ，我们用uwfratioit表示，当老年劳动力与中年劳动力的劳动效率比值不变时，劳动力老龄化越严重，单位劳动力比例越小，说明以中年劳动力劳动效率度量的实际劳动力数量随着劳动力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变得越来越少。第三个变量是反映劳动人口负担的一个指标，用depratioit表示，即人口抚养比①，它包括少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显然，人口抚养比越大，对经济增长越不利，所以，该变量前面的系数应该为负。我们用poprateit表示理论模型中的δ+n+g。由于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给定的，我们沿用罗默等人的假设，令技术进步率等于5%。另外，综合以往的文献，资本折旧率处于5%到17%不等，在本文中资本折旧率取值10%。除了劳动力外，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还有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我们用rcapit表示实物资本存量，实物资本存量越高，越有助于经济的增长，本文中用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值表示实物资本存量。hcapit表示人力资本存量，在本文中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反映人力资本存量。根据理论模型的推导，实物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前面的系数都应该为正。

(三)数据本文收集和使用1995－2010年中国9个省市①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在数据收集过程中，老年劳动力比例的计算数据缺失较大，一方面限制了样本的数量，另一方面即使是在现有的9个省市中，数据也有所缺失。因此本文中使用的数据为非平衡面板数据。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文中所有的数据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9个省市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到。有关人口年龄结构的数据，2000年和2010年为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其余年份为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在分析劳动力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我们提出了单位劳动力比例的概念，用1－λ+λθ表示。单位劳动力是以中年劳动力的劳动效率为基础，在考虑老年劳动力劳动效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将一个经济中的劳动力标准化，以方便考察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及劳动力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简单来说，如果一个经济中所有劳动力都为中年劳动力，则该经济的单位劳动力比例为1，由于本文中劳动力包括中年劳动力和老年劳动力，在考虑老年劳动力时，用两者的劳动效率比值θ对单位劳动力比例进行调整，调整后即可得到考虑老年劳动力的单位劳动力比例。有研究表明，45岁以上劳动力的劳动效率明显下降，50岁以后的劳动效率每年以1%～2%的速度下降，根据这一发现，本文设定θ的取值为80%，以此来计算单位劳动力比例。人力资本存量用9个省市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有关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根据9个省市6岁及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数，利用附录中的方法计算得到。其余变量依据对模型的解释即可一一计算得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三、估计结果与分析

在计量模型式(11)中，解释变量中包含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值，当滞后被解释变量被用来作解释变量时，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不可避免。内生性问题会导致模型的参数估计有偏且不一致，此时，我们必须用工具变量法来克服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为了得出一致的参数估计值，选择合适的工具变量是十分重要而艰难的。工具变量的选择应该考虑如下两个条件:其一是相关性，工具变量需要与所替代的内生解释变量高度相关，但与模型中其他解释变量不相关，以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其二是外生性，即相对整个模型而言，它是由模型之外其他因素所决定的。另外，工具变量的数量至少要与解释变量的数量相同。在本文中为了解决动态面板模型中由滞后被解释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所带来的模型内生性问题，我们应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模型的参数估计，其基本思想是使用动态面板数据的一阶差分变化剔除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个体效应，再利用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与误差项之间的不相关性得到一些额外的工具变量从而进行模型的参数估计，该方法实质上是一步GMM估计。作为对照，我们给出了面板数据的混合普通最小二乘法(PooledOLS)的估计结果，实证结果见表2。表2中参数估计结果与前面理论推理的结果基本相符。模型1、模型2在没有考虑劳动力老龄化的条件下，估计了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引入劳动力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在模型3、模型4中反应劳动力老龄化的解释变量是老年劳动力比例，用lnawfratio表示。这一变量直接反映了劳动力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老年劳动力比例对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老年劳动力比例越大，越不利于经济增长。在模型5、模型6中用单位劳动力比例反应劳动力老龄化，即lnuw-fratio，可以发现单位劳动力比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向的。当老年劳动力比例提高时，单位劳动力比例将下降，劳动力老龄化与单位劳动力比例呈负相关关系，单位劳动力比例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意味着劳动力老龄化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估计结果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了劳动力老龄化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与理论模型的推理结果一致。在表2的6个模型中，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向的，而且均能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值得注意的是，反应劳动力老龄化的两个解释变量，老年劳动力比例和单位劳动力比例，虽然与理论推理结果一致，但是并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这一结果不难理解，第一，我国2000年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仅仅经过1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迁，到2010年我国劳动力老龄化程度并不明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自然不会显著;第二，虽然我国出现人口老龄化及其伴随而来的劳动力老龄化现象，但是当前我国劳动力供给依然充足，每年有大量新增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加上失业人员、下岗人员的再安置以及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使得我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短期内还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劳动人口的充分供给一方面印证了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对经济增长显著的正向作用，另一方面却削弱了劳动力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使劳动力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但是，我国劳动力正在趋向老龄化的事实不容忽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逐步变迁，劳动力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将愈发凸显，对此我们应该有着清醒地认识。文中另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是反映劳动人口负担的变量(lndepratio)，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理论推理结果相符，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而且在所有模型中均能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反映人口增长率、资本折旧率和技术进步率之和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变量(lnpoprate)的估计结果与理论推理结果基本相符，其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作用，并且能够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在模型2、模型4、模型6中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但并不能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缔造了“中国奇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我国人口结构的变迁，即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不断增加，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以及人口增长率的不断下降。198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为61.5%，到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份额高达74.5%。与此同时，我国人口抚养比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1982年和2010年我国人口抚养比分别为62.6%和34.2%，其中少年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老年人口抚养比缓慢上升，1982年中国少年人口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分别为54.6%和8.0%，2010年分别为22.3%和11.9%，中国少年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减轻了劳动人口的抚养负担，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人口增长率随之下降，在30年的时间里，我国人口增长率下降7个百分点。30多年的时间中，由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不断上升，人口负担持续下降，中国出现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形，从而满足了改革开放期间我国经济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年龄人口份额的不断提高和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本文的估计结果与这一观点相符。但是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我国劳动力必然面临老龄化的挑战，劳动人口减少，人口抚养比逐渐提高，这些都会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政府决策者和学术界面临的重要任务。许多文献研究结果表明实物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3-24］，本文的实证结果支持了这一点。在表2的估计结果中，实物资本积累(lnrcap)的系数为正，而且均能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与理论推理结果相符，说明实物资本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在理论模型的推导中，我们已经知道人力资本积累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实证结果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人力资本存量(lnhcap)前面的系数为正，并能够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不同于实物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没有实物资本投资迅速，但是人力资本的投入将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而且当实物资本投资明显高于人力资本投资时，实物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变得越来越弱。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努力实现我国由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已经取得一定的效果。这一点从表2的实证结果中得到了验证，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实物资本存量，表明我国正在逐步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改变以往主要依靠实物资本投入促进经济增长的局面，逐步形成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投入、科技创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在9个省市中，北京的情况较特殊。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在各方面具有比一般省市更加优越的发展条件，例如，1995年北京的实物资本存量为55.81%，明显高于其他省市，而到2010年，北京的实物资本存量却只有38.92%，没有增长，反而降低。所以我们有必要在剔除北京的样本后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以得到更加稳健的实证结果，其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当剔除北京的数据后，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为正，只是在显著性水平上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均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老年劳动力比例对经济增长仍然产生负面影响，单位劳动力比例前面的系数仍然为正，并且依旧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他解释变量基本与理论模型推导结果相符:人口抚养比前面的系数为负，而且能够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为负，在模型2、模型4、模型6中系数为正，但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实物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依然具有显著地正向促进作用。在样本中剔除北京后的实证结果与表2基本相同，再次证实了劳动力及其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老龄化进程加速推进，劳动力老龄化将会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造成不利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篇10

关键词:老龄化；证券投资；政策建议

2005年和2014年启动的两波牛市，极大激发了投资者的热情，证券已经是目前理财不可忽视的品种。伴随着老龄化纵深发展及证券市场的不断完善，投资证券的老年人日益增加，早在20世纪末，有学者将金融需求作为十大老年产业之一（顾大男，1999）。老年人对证券市场的参与，增加了证券市场的资金，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陈成鲜，2003）。有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对股市价格波动存在显著影响（楼当，2006）。从生命周期视角来看，随着投资者年龄的增加，其风险规避意愿更加强烈，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老年人参与证券投资规避风险的意愿将会更加强烈（任婷婷，2013）。在持续的老龄化背景下，本文对老年人证券投资现状及趋势进行分析，并从老年人证券投资特点、风险管理、老年证券管理维度等进行深入探讨。

一、老年人证券投资参与状况

（一）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

自2000年开始，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由于人口基数较大，尤其受20世纪50、60年代人口生育高峰的影响（王士娟，2010），老龄化程度持续攀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及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见表-1），人口老龄化呈纵深发展态势，2008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2%，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为13.26%，2014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则高达15.5%，相比较2008年上升了3.5个百分点，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高出2.24个百分点。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老龄化是很多国家面临的现象，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芬兰、欧盟等国家和地区都面临不同程度的老龄化，很多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由于基数庞大及未富先老等特点，我国老龄化面临的问题更加严重，应对人口老龄化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5号）提出了养老服务产品更加丰富，市场机制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目标，包括了老年金融服务在内的养老服务业的全面发展。在金融证券领域，老年群体日益成为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老年金融证券服务业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

（二）老年人口中参与证券投资的比例逐步攀升

2015年4月之前上海证券交易所只允许一人开一户，因此，使用沪市老年人有效账户数作为老年人投资者数量。如表-2所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参与证券投资的老年人占比维持在3.5%左右，除2008—2009年以外，基本呈逐年增加的态势。在总人中，截至2014年，参与证券投资的自然人占比一直在4.7%左右，其中2011年、2012年、2014年3个年份超过5%，2014年达到近几年的峰值5.12%，老年人口中证券投资者比例低于总人口中证券投资者比例，一定程度上与老年人口中较大比例是乡村老年人有关（林闽钢、梁誉等，2014），随着老龄化的持续发展及教育程度的提高，老年证券投资者占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会呈增加态势。

二、老年人参与证券投资发展态势

证券市场中老年人有效账户比例呈增加态势投资品种相对成熟的证券市场是老年人投资的主要战场之一。2005年开启的一波牛市中，很多老年人选择了证券投资。表-3数据显示，老年人在沪深两市有效账户比例稳步提升，如2008年，老年人有效账户占沪深两市有效账户的10.25%，自2009年开始，老年人在证券投资中所占比例呈现逐步提高的趋势，2014年达到了峰值11.62%。就证券市场而言，沪深两市老年投资者所占比例基本相近，差异微小，沪深两市的老年投资者及所占比例呈递增趋势。老年人对自己的养老资产进行管理和投资可能与利率水平有关。一般情况下，收入较高的国家，利率水平一般都较低，有的甚至是负数，我国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胡鞍钢，2010），正在向高等收入国家迈进，利率整体走低是大趋势，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很可能是负数，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老年人参与证券投资。

（二）市场行情与证券市场老年投资者比例变动态势

2008—2009年有效账户中老年人所占比例降低，结合沪深两市的市场表现（见表-4），2008年牛市转为熊市，老年人规避风险意识较强，因此在证券市场中有效账户所占比例下降，实际上，老年人对风险承受度较低，风险规避意识强，符合生命周期理财的特征。自2009年开始，老年人参与证券投资比例逐渐增加，2014年再度走强的证券市场也吸引了不少老年人参与，不仅恢复到2009年的水平，且比2008年高出1个多百分点。

（三）未来老年人参与证券投资的可能态势

未来参与证券投资的老年人在参与率、投资理念及风险承担能力都会有所变化。如表-5所示，2014年自然人账户持有人最大比例的群体是40～50岁年龄组，占比27.62%，其次为30～40岁的年龄组，占比27.48%，两个年龄组合计占自然人持有账户比例的55.1%。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老龄化的进程，目前参与证券投资的中年群体将进入老龄阶段，未来老年人参与证券投资的比例将会有所增加。由于投资固化及理念黏性等原因，未来参与证券投资的潜在老年人的投资理念和经验更加丰富，风险承受能力总体相比现在证券市场的老年投资者将发生重大变化，风险承受能力将会提高。

三、老年人证券投资特点及相关政策建议

（一）老年人对市场风险敏感，为风险厌恶型投资者

老年人对市场风险非常敏感，以沪市为例，2008年证券投资者中老年人占比达到10.14%，随后下降，2009年回落至8.37%后逐步上升。2008年是证券市场由牛转熊的分水岭，2009年、2010年股市在3000点左右震荡，老年人在投资者中的占比亦小幅上升，2013年再次超过10%，2014年到达峰值11.62%。2011—2013年，股市一直在2000点附近低位徘徊，风险相对较小，老年人在投资者中占比则是继续提升，2014年牛市来临，老年人在投资者中占比达到近几年峰值。老年人在证券投资者中的比例提高，一是老龄化进程中老年人增加的结果，二是由于老年人新加入证券市场的原因。老年人对市场风险敏感与其生命周期紧密相关，他们考虑更多的是资产保值，大多属于风险厌恶型（唐心仪，2014）。一旦出现风险，老年人更多会选择暂离市场，保留仅有的养老钱，而当风险明显降低时，则会选择重回市场。

（二）老年证券投资、老年证券管理相关对策建议

1．管理部门可以探索成立老年人金融保护办公室。我国证券监管机构是中国证监会，自律组织是中国证券业协会，从管理层到交易所再到自律组织及各证券公司已经设有各种类型的投资者保护部门。如中国证监会下设投保局，主要负责投资者保护工作的统筹规划、组织指导、监督检查、考核评估；推动建立健全投资者保护相关法规政策体系；统筹协调各方力量，推动完善投资者保护的体制机制建设；督导促进派出机构、交易所、协会以及市场各经营主体在风险揭示、教育服务、咨询建议、投诉举报等方面，提高服务水平；推动投资者受侵害权益的依法救济；组织和参与监管机构间投资者保护的国内国际交流与合作。交易所、自律组织以及各证券公司也设有不同类型的投资者教育机构（部门），对于投资者的保护已经形成体系。老年人属于证券投资中的弱势群体，从体力、脑力以及应变力等各方面，一定程度上相对弱于中青年，但目前还没有专门的老年人保护机构。随着老龄化的加深，证券投资者中老年人比例将继续提升，对老年人的投资保护亟需加强。从国际上来看，美国设有老年人金融保护办公室。金融危机爆发后，根据多德—弗兰克法案，美国成立了消费者保护局，下设老年人金融保护办公室。老年人金融保护办公室的职责为设立老年人金融扫盲项目的目标和计划；对为老年人提供咨询服务的财务顾问的资质实施监管；研究老年人理财管理的最佳方法及有效工具，使老年人更好地保护自己免受不公正对待和欺骗；与联邦和州监管部门在老年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方面进行合作等（李东卫，2012）。

2．高风险证券产品应对老年人实行更为严格的准入制度。目前我国对高风险的证券投资品种设有投资门槛，实际上，主要是资金门槛，如参与新三板交易自然人资金要求达到500万元，参与股指期货、融资融券要求自然人资金达到50万元，参与债券正回购为300万元（交易所会根据情况，调整准入门槛）。尽管有其他要求，但在实践中证券公司从扩大业务出发，对于资金的硬要求相对看重，而对投资经验等软要求相对不是特别严格。由于没有明确的年龄要求，在实践中证券公司有时候也会为完全没有相关经验的老年人开通了融资融券、债券正回购等杠杆品种，风险相对较大。2014年启动的牛市，许多股票出现了大幅上涨，赚钱效应极大刺激许多投资者跑步进入股市，甚至不惜配资，加大杠杆，但在2015年6月份开始的大幅调整过程中，许多投资者亏损惨重，其中也包括有些老年人的多年积蓄化为乌有。因此，对于老年人参与证券产品的准入机制来说，相关管理部门应该对期权、新三板、ST股票、债券正回购、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等高风险的品种，对其实施严格的准入制度，甚至禁止准入。

3．老年人自身要防范风险，重视本金的安全，加强证券知识的学习。证券投资能够带来收益，同样也面临很高的风险，轻则财富缩水，重则血本无归。2005年、2014年开启的两波牛市，使不少投资者赚得盆满钵满，但随后的大幅调整，不少投资者也亏得血本无归。老年投资者的资金是其养老的重要经济支持，安全性格外重要。除相关管理部门加强对老年人证券投资的保护、市场加强对其准入门槛外，老年人自身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证券投资的准备工作。（1）老年人自己严格控制进入股市的资金。《克劳谈投资策略》中提到经典的KISS（KeepitSimple，Stupid）法则，是一种简单易懂的投资策略（张曦元，2005），实际上是投资的一种思路。在关于年龄和可接受风险的关系时，克劳用了一条非常简单的公式决定资金放在高风险工具（如股票、衍生工具等）的百分比，即投放百分比=人的平均寿命－投资者的年龄。如我国现在的平均预期寿命是74.83岁（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60岁的老年人投资高风险产品的比例，根据克劳法则，74.83－60=14.83，即60岁老年人最多用14.83%的资金投资股票、衍生工具等高风险产品，其他的资金应该存在银行或者购买低风险的债券等品种。实际上，平均预期寿命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平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女性平均预期寿命为77.37岁，男性为72.38岁，意味着女性用于投资股票等高风险产品的资金比例可以稍高些，但仍不能超过最大投资比例，保证即使出现亏损，也不会影响到老年人的正常生活。（2）老年人需要加证券知识的学习。一是学技术。老年人买证券产品，喜欢看业绩，也喜欢听消息，实际上仍需要继续加强学习，至少掌握1到2个指标，对于明显破位的股票，能够果断减仓甚至清仓，确保本金的安全。如2015年6月股市大跌的教训是惨痛的，系统性下跌几乎没有像样的反弹，因此，老年人购买证券产品，一定要做好技术性止损，以免损失扩大。二是讲策略。当证券市场风险累积，盈利空间压缩时，老年人需要分批建仓，且不宜满仓操作，适当的时候要做一些波段操作，压低成本，宁愿少赚，也不可满仓被动。三是选品种。老年人承受风险能力较弱，选择合适自身特点的投资品种非常必要，建议老年人尽可能不参与杠杆交易品种，不参与*ST/ST股票，不参与绩差股，更不要参与市梦率、市胆率的证券产品。四是守纪律。老年人投资者，尤其是在证券市场有一定经验的老年人，更知道证券投资操作过程中纪律的重要性，老年人的证券投资资金是其养老的重要经济支持，在实践操作中，老年人最好能够做到严格止损，防止亏损扩大，严格止盈，防止盈利被吞噬，以本金的安全最为重要。

作者:刘华富 李敏 单位: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金融学院 北京农学院文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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