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价值的构成要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力价值的构成要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会计要素；属概念；资本会计论

一、会计要素的“属概念”框架

本文首先从“资本会计论”角度，通过构建资本性态（资本的性质及存在形态）图（见图1），阐释并定义资本，从而确立资本作为会计要素的“属概念”地位。

根据图1，从对资本的静态观察而定义：资本是企业拥有的财产及其所属权益的价值表现：资本的外在表象是资产，资本的内在属性是权益，包括债权人权益和所有者权益。犹如任何一个物体的外在形态与内在属性是不可分割的，任何一项资产总是内含着可用货币计量的与之完全相等的所属权益，所以，在价值表现上，外在与内在是全等的，即：资产总计= 权益（债权人权益 + 所有者权益）总计。显然，对静态下的资本的定义，是会计恒等式的前提，也是复式借贷记账原理的缘由，据此而核算的资本数量，记录的是资本的全貌，而据此编制的资产负债表，象全息摄影的照片，反映的是资本在某一时点的定格存量。由此可见，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三个会计要素是资本的下属概念，是资本的“种概念”，是资本的静态表现形式。

根据图1，从对资本的动态观察而定义：资本是通过资产的功能组合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表现：资本的内在本质要求（来自于所有者和债权人）是增殖，外在表现方式是生产，增殖和生产同体寓于资本的运动中。生产和增殖是资产的功能组合运作的过程和结果：将资产投入生产而取得产品，将产品出售而取得收入，从而，在价值上，收入―费用=利润，并由此形成利润表；接着，利润要在权益者之间分配，即利润―利润分配=留存收益，形成利润分配表。利润和利润分配表反映资本在某一时期流量的结果，像电视连续剧一样，是资本运动结果的记录。由此可见，收入、费用、利润三个会计要素也是资本的下属概念，是资本的“种概念”，是资本的动态表现。

通过对资本性态图的勾画和对其构成要素的诠释，解决了六个会计要素（据我国会计准则）的祖源问题，即它们衍生于资本、又同归与资本，资本是会计要素的“属概念”，从而构建出资本会计论的结构框架。

二、“资本会计论”框架中的要素缺失

总观资本性态图可见：在资本的静态和动态之间缺乏真实的连接要素（图中阴影部分是笔者虚加的），即在反映资本静态的资产负债表和反映资本动态的利润表之间原本是一片空白。这表明，现行会计报表体系，只有反映财务状况（资本存在形态）的资产负债表和反映经营业绩（资本运动结果）的利润表，而没有反映经营过程（资本形成过程）的报表，即只反映开头和结尾，不反映中间过程，中间过程是一个黑箱。显然这是会计体系中反映元素的缺失！正是这一缺失，使企业在两权分离下，资本所属者（所有者和债权人）不能了解资本经营过程，资本经营者可能乘机造假经营业绩。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笔者在图1中，将产品置于资本的静态表象（资产）和动态结果（收入）之间（即：资产 产品 收入）。从理论上讲，由处于中间的产品连接恰好构成资本生产过程，因其符合马克思提出的资本的一般公式，即货币――商品――货币，而从实践上讲，这也符合企业生产实际。会计作为量化记录资本生产过程的专门技术，理应全面无遗地核算和反映这一过程。

然而，按现行财务会计体系，“资产 产品”阶段由于要素缺失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在资产负债表中，劳动力价值未被确认为资产，资产只由一系列实物及权利组成。由于关键的生产资本的构成要素――劳动力的缺位，无论固定资产、流动资产，还是无形资产，单凭这些“死”的资产是不能进行生产的，因而也就不能产出产品。显然，这是现行会计核算并未如实反映现实资本运动的又一个缺失！

三、弥补现行会计中缺失的要素

如同企业的任何商品都是企业的资产一样，劳动力作为特殊商品，在会计核算中，首先应将其价值确认为资产。根据资产是企业拥有和控制的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的定义，劳动力是比现有资产负债表上的任何一项资产都更能带给企业经济利益的资源：一是资产负债表上的物质资产，如果没有劳动力操作或将劳动加于其上，就不能进入生产过程，不能产出产品，不能创造出新价值；二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商品独特的使用价值，即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价值的源泉。”

同时，根据前述每项资产必内含所属权益的原理，应辨识劳动力资产的所属权益：劳动力的所有权属于劳动者本人。因为劳动力变成商品的前提之一，是劳动力的所有者必须具有人身自由，可以自由地卖出自己的劳动能力，而不是卖出自身；而且劳动力作为商品卖出必须有一定的时间限度，不能一次卖完，否则，等于卖身为奴，而不是卖出劳动力。因而，劳动者只是转让劳动力的使用权给企业，所以，劳动力资产的属性应是负债，是企业对劳动者，无论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的负债。

因此，根据复式记账原理，在确认劳动力资产的同时，应增加一项对劳动者的负债，即应设置“人力资源”和同时沿用“应付工资”（或设置“应付薪酬”）总账科目，进行总分类核算。年初时，根据劳动用工合同和管理营销等人员聘用合同规定的年度工资或年薪额度，借：人力资源；贷：应付工资（应付薪酬）。“人力资源”科目余额应在资产负债表上单独列项反映。每月末，按劳动岗位实际出工应计工资和薪酬额,借：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贷：人力资源；同时，每月发放工资、薪酬时，借：应付工资（薪酬）；贷：银行存款。在年末，如果企业正常开工，且工人、雇员正常出工，“人力资源”和“应付工资（薪酬）”科目应无余额。若有余额，则表明开工不足或欠发工资，或工人出勤不足，根据具体情况结转并在报表上反映。

在现行会计核算中，只在月末将当月的劳动力价值一次性直接记入成本费用，并在“应付工资”账户做“瞬时”过渡，发工资后，“应付工资”账户即被全额转销，因而在对外公布的无论哪一张报表上，都没有留下人力资源及其耗费的任何记录，使会计报表使用者无从了解企业有真实的活劳动存在，从而股市上时有发生企业已经停产、待产，甚或招股说明书承诺的项目根本就没有动工投产，但股票还在热炒，银行还在放款的现象，如2004年沪市ST达尔曼等。所以，将劳动力确认为资产并使其在资产负债表上单独列项反映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篇2

[关键词]产业生态位；生态因子；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集群升级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3.014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产业组织形式和有效的区域经济发展方式，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近年来由于地方政府的规划与引导，在专业镇、“块状经济”中也出现了创意设计、电子信息、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这些地方产业集群的主导[1]和支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资源的流向取决于市场规律，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我国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正不断向外迁徙，而新兴产业还未能快速成长起来。为了避免东部地区因产业外移而出现产业空洞化现象，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升级与调整问题迫在眉睫。

一、产业集群生态位和生态因子

生态因子是指自然环境中对生物的生长、行为和分布产生直接或间接作用的要素，所有生态因子构成生物的生态环境。将生态学的这一概念引入对产业集群的研究，可将产业集群视为一个生命体，将其赖以生存的环境称为“产业生态位”――产业集群生存、发展和演变的生态环境[2]，集群内部企业之间，以及集群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并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

如果产业生态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产业集群就会产生“应激反应”，即重新调整其适应性，就像一个物种可能通过生理过程适应一个新环境一样。这个调整和重新适应的过程是多样化的，有些产业集群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进而在新的环境中生存、发展；而另一些产业集群则可能难以适应环境变化，或者被淘汰或迁移，或者出现基因突变或重组，就像生物进化而产生新的物种一样，从而实现地方政府期待的产业升级。

生态位的构成要素――生态因子，通常分为外生性生态因子与内生性生态因子。产业集群的外生性生态因子指直接参与或间接影响集群新陈代谢的外部环境因素，包括生产要素、制度、基础设施和市场4个部分。产业集群的内生性生态因子指直接参与或间接影响集群新陈代谢的内部因素，包括集群的构成要素和集群结构。集群的构成要素指集群内的主要行为主体，一般包括企业和相关支撑服务机构；集群结构是指集群内构成要素之间的结构比例关系以及相互间联系的方式，即集群内的产品结构、市场竞争结构、企业间的分工合作关系等。集群的生存与发展受多种生态因子的综合作用，但主导生态因子发挥主要作用。

二、生态因子与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发展之关系

如果对产业集群生态位作静态分析，资本、市场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需要逐一讨论它们对产业集群所起的作用。但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动态发展的角度考察导致其转移的原因时，除了集群自身之外，在产业生态位的构成中，劳动力因子和制度性因子最具决定性意义。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资本、市场不存在区域之间的差别。基于这个潜在的假定，笔者舍弃了对资本和市场变化的分析，将外生性生态因子中的劳动因子与制度因子，以及内生性生态因子，作为影响产业集群发展的主导因子进行分析。

1.外生性生态因子与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

（1）劳动力因子的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充足丰富的低成本劳动力资源，是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由于劳动力要素价格的差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出现了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而且存在着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的情况。劳动力要素在区域间的频繁流动，为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形成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保障。[3]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和流动发生了明显变化，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国内的劳动力开始出现内流，即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内陆省份流动，致使小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发展受困。劳动力的内流主要源于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区域劳动报酬差别逐步缩小，原来不被注重的背井离乡的心理成本、交通成本和生活成本，对劳动力流向的导向作用不断释放出来，“就近就业”成为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实选择。在此背景下，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出现转移，在某些地区，此类转移甚至已经影响到区域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就是说，对于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内的企业而言，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回流改变了产业生态位，已不能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企业开始转移。

（2）制度因子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了由沿海到内地、从东部到西部逐步开放的发展战略，外资优惠政策的力度也表现为从东到西的逐渐递减。以“超国民待遇”为核心的外资政策对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80年代正值国际产业转移高峰期，由于发达国家或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制约和拓展更广阔的市场等因素的作用，外资特别是港台资本迅速进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促使大量区域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

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一方面，按地域区别对待的外资优惠政策逐步淡化；另一方面，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开始调整，陆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等，信贷、税收、财政补贴、土地供应等配套措施也随之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从而使得东部与中西部在体制方面的比较优势悄然转变，从宏观层面上影响了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发展。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外资“普惠制”后，东部地区原有的低技术含量外资企业的生存压力骤然增大，劳动密集型集群内的企业，或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或面临着升级的压力。

除了国家经济社会政策等正式制度因子外，非正式制度因子对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在解释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时，我们可以借鉴布迪厄“社会资本”的概念来概括诸多的非正式制度因子。[5]这些社会资本对产业集群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具体表现为：

其一，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有利于节约集群内的交易成本，社会资本对于交易成本的节约有力地促进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形成；其二，劳动密集型企业一般规模较小，社会资源、资金税收的支持不到位，技术和管理人才较为缺乏，由于社会资本的存在，促进了有限的要素在集群内部和集群之间的有效流动，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发展壮大；其三，群体的社会交往、互动关系能够促进学习和积累知识，从而有利于集群内企业之间的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

但在内部关系过强的集群中，地缘、亲缘等社会关系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限制了外部信息、技术和人才资源的进入。另外，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中的企业通常是水平分工的状况，使得模仿极容易，创新企业很可能还未充分享受创新的利益就陷入又一轮的低成本竞争中，创新动力容易弱化。可见，非正式制度因子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形成中具有消极作用，其对集群的发展有很强的约束性。

2.内生性生态因子与劳动密集型集群发展

目前，内生性生态因子的现状严重制约着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

首先，劳动密集型集群企业规模普遍偏小，缺乏创新资源与动力。我国的纺织、服装、陶瓷、玩具、家具、五金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形成于乡镇，大多由中小民营企业组成，软硬环境条件与大中城市相距甚远，很难吸引所需人才。中小企业资本较少、融资较难、规模较小、实力较弱、专业技术人员缺乏等，是企业进行产品研发和工艺改进的内部约束。同时，技术和市场方面的不确定性也使得中小企业创新具有较大的风险，如果创新的外部约束性很强，企业的技术模仿动机会超过创新动机[6]，因为模仿的风险较小。

其次，地方政府与社会机构在产业集群进一步发展中的引导与辅助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集群内同产品、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带来资源的无效配置和浪费；同时严格的市场保护、不规范的市场操作也扭曲了地方生产系统的合理运行机制，增加了企业间的交易成本，限制了生产网络的融合；地方政府重视大企业集团而轻视中小企业集群，重视硬环境建设而忽视软环境的营造，热衷于在经济总量上盲目攀比，却不重视生态环境的建设，以致于集群内企业税费负担高、融资环境差、支撑体系弱、环境污染严重，影响到集群的可持续发展。

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很少有针对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专业设置和人才培训计划，产业集群内企业与科研院所及大专院校的互动机制不健全。劳动密集型集群企业普遍缺乏中介服务机构，已有中介组织的运行环境、服务水平满足不了产业集群发展的需要。

再次，企业间分工协作关系尚不够深入。我国多数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中产业链条过短，纵向分工程度较低。由于在多数集群中存在企业规模相近、产品相似和资源有限等问题，同时企业也缺乏合作创新的现念，故企业合作引进新技术和开发新产品等创新行为较少出现。虽然产业集群中外资企业采用了世界统一的标准化技术，然而它们却把核心产品的开发、设计和生产留在母国，核心技术和管理知识的扩散十分有限。

除了上述生态因子外，其他外生性生态因子的变化也对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产生了巨大的压力。比如国外居民购买力的下降，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直接导致我国消费型轻工业产品出口增速放缓，造成我国制造业盈利空间持续缩小。由一系列外生性生态因子的变化而导致的产业生态位的变化，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发展的约束力在逐步加强，也预示着原先依靠低成本、高投入、粗放式集群生产方式的生存环境已不复存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应激反应”势在必行。

三、产业生态位变化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发展之关系

在产业生态位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要么自然演进，即随着产业生态位的缓慢变化而逐渐变化，要么激进或突变，即产业生态位的剧烈变化，迫使集群产生“应激反应”，通过自身的升级来适应新的、已经变化了的产业生态位。在现实中，这2种方式往往相互混同、相互交织，推动着产业集群的发展和演变。下面我们分别从外生性因子和内生性因子2个视角分析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提升自身竞争优势的可行性方案。

1.基于外生性因子视角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发展

（1）基于劳动力因子视角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发展

随着中国境内的劳动力逐渐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内陆省份回流，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内的小型制造企业面临着来自劳动力供给方面的压力。对此，集群内企业和集群所在地方政府可以从2个方面加以应对。

从短期看，应继续优化环境，吸引并留住劳动力，避免由于劳动力回流，以及产业外移而出现快速的产业空洞化，从而使长期的转型升级更加平稳。首先，应进一步改善劳动者就业与生活的环境，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增强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所在地对劳动力的吸引力。在就业方面，当地政府应制定合理的政策，改革户籍、人事等制度，消除对外来务工者的身份歧视。在养老保险方面，要着手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民工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领域享受与非农民工相同的待遇，使其子女能在集群所在地接受与当地适龄儿童相同的义务教育，从而提升用工企业的凝聚力和员工的归属感。其次，政府和企业应一起建立培训机制，逐渐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内劳动力的素质。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一方面可为产业的转型升级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能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与产品附加值，进而带来劳动者收入的提高，而高的劳动报酬有利于留住劳动力，从而缓解劳动力供给的压力。

从长期来看，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应嵌入全球价值链，积极推动产业的转型与升级，从而减少对大量低技术劳动力的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升级过程就是一个从价值链低端的生产制造环节向价值链高端的研发、设计、品牌运作、营销渠道管理和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的过程。从价值链的视角进行产业集群的升级，主要有4种类型，即过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的升级。“过程升级”是全球价值链的各环节内或各环节之间对内在的作业过程进行改进，提高效率，如降低库存成本和角料浪费，加强企业间的及时配送等。“产品升级”是通过重组生产系统、引入高级技术等方式提升老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优势，以比竞争对手更快的速度引入新产品，形成产品差异化优势。“功能升级”是生产企业在产品价值链环节中的角色的变化，在企业的现实经济活动中从“贴牌生产”（OEM）到自己设计制造（ODM），再到自有品牌制造（OBM），延长价值链，逐步从制造向研发、品牌、渠道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链的升级”指从原先的价值链跨越到利润空间更大的价值链上。跨价值链创新活动往往伴随着区域内相关产业的整体转型与升级。在由采购商驱动的价值链中，大零售商、经销商和品牌商利用自身的营销网络和品牌优势在全球建立分散化生产网络，对价值链上游的制造企业进行纵向控制。这种贸易导向的工业化模式在家具、鞋类、服装、玩具、手工艺品、消费类电子产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很普遍。订购商品的大零售商或经销商提出技术要求，发展中国家制造商为全球采购商提品生产。当发展中国家以这种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时，可以获得过程和产品方面较快的升级。一般情况下，在全球范围内，价值链进入壁垒越高、壁垒保持时间越长的环节，其附加值越高。在价值链内部，稀缺的技术、资金、人力和市场资源，都可能在不同环节对地方产业网络内企业形成进入壁垒；在价值链外部，保护性产业政策、特定市场的优惠待遇、非通行的国际特定标准等也会形成进入壁垒。对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而言，首先应立足于国内市场，进行价值链的升级，待时机成熟实力增强后，再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与其他大的国际采购商进行竞争。[7]

（2）基于制度因子视角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发展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产业生态位中，制度性因子具有替代、补充或修正因其他因子变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作用，具体表现为区域内地方政府对产业生态位变化所出台的应对措施及其实际绩效上。目前东部沿海地区虽然已有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但以集群规模转移的现象还没有普遍出现，尤其是区域性、内生性的集群没有发生明显转移，已转移的主要是非区域、外来的、以出口加工组装为主的企业。可见，一方面，东部区域地方政府在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发展方面仍然有可以作为的时机和空间，另一方面，社会资本或者制度性生态因子是区域性、草根性集群没有发生明显转移的一个主要原因。因而，发挥制度性生态因子的补充作用，是地方政府有效作为的一个侧重点。但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的升级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地方政府要解决认识上的误区。要认识到产业升级并不仅仅表现为新兴制造业替代传统制造业的增量调整，更具实质意义的是产品附加值的提升。在全球产品价值链中，即使是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业，也存在着高端与低端环节的区别。

其次，地方政府应改变目前被动的工作方式。要从发展本地经济出发，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进行干预，着手解决集群企业技术创新的困境，这包括提供各种鼓励技术创新的优惠政策、建立地方公共技术组织、引导行业组织发展等，通过构建发达的公共机构网络，推动集群的技术创新。特别是，公共技术组织聚集了各种创新资源，它既可以面向特定企业提供技术咨询等服务，也可以面向整个产业集群提供公共服务，包括通用性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开发应用，与外部创新源（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结成技术协作网络，提供企业创新知识的流动平台等。

再次，重视个体间社会关系网络的建设和维护。利用司法体系维护和建设社会诚信，促进个体间社会关系网络成为充当技术、信息流动的渠道，从而形成创新上的联盟与合作。个体间网络在为中小企业搜寻和引进创新资源方面不仅可以降低中小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成本，而且可以拓宽企业利用外部资源的空间范围，包括信息、人才和资金。同时，社会关系网络可以降低个体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企业家可以利用这种相互认知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稀缺资源。

2.基于内生性因子视角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发展

针对集群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较弱的问题，本文认为可行的方案是利用集群的网络优势以获得创新性竞争优势。以集群内企业之间的网络关系为标准，可分为马歇尔式集群和轮轴式集群。马歇尔式集群缺乏大企业，更多地表现为生产同类产品的中小企业的空间聚集，企业一般生产同类产品，企业之间形成了水平分工关系，相互之间进行着激烈的产品差异化竞争，合作行为较少；而轮轴式集群内部形成了沿产品价值链的纵向分工联系，少数龙头大企业居于价值链的高端，主要从事产品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业务，大量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建立了产品和服务的配套关系，为大企业提供中间产品或服务。[8]

在马歇尔式产业集群中，企业横向分工网络、公共机构网络和个体间网络比较发达。中小企业缺乏必需的创新资源，生产技术水平较低，企业竞争力主要源于以低要素成本为基础的低价竞争优势。然而这种低价竞争优势是不可持续的，当生态因子发生变化时，低价竞争的集群会显得很脆弱。因此，为了走出这种低成本竞争的陷阱，集群企业就必须通过提高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建立新的竞争优势。

在轮轴式产业集群中，集群行业的产业链条较长，中间产品需求促使各企业基于自身的比较优势、核心技术特点、企业家创新特点等因素，进入附加值不同的各个环节。那些进入高附加值环节的企业往往都是集群内的大型企业，市场的扩张和外包的发展使这些大型企业进一步将资源集中在核心业务上，从事研发设计、产品制造和销售等活动，大量中小企业专门从事某一工序或零配件的生产，从而成为大企业的配套企业即中间产品供应商。这样的分工关系使得大企业成为集群中技术创新的主体，积极进行产品和工艺方面的创新，再通过分工网络向配套中小企业扩散创新知识。中小企业在参与大企业分工体系时，必须严格依照大企业制定的产品质量标准进行生产，从而也激发供应商的创新动力。大企业为了保证其产品质量和竞争力，通常会主动向一些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援助、管理培训和信息咨询等服务，这有利于提高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王缉慈.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王兴元，杨旭.名牌生态系统中的信息流程网络优化管理[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4（4）：115.

[3]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4.

[4]郑耀群.产业集群发展的制度因素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09.

[5][法]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89-192.

[6]李永刚.论产业集群创新与模仿的战略选择[J].中国工业经济，2004（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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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产业集群 集群学习 动态核心能力 提升

动态核心能力的研究主要针对企业，而对产业集群动态核心能力尤其是关于其提升路径的研究则相当少见。因此，探究产业集群动态核心能力的提升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回顾

普拉哈拉德和哈默(1990)认为核心能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术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的学识。Meyer M H和Utterhack J M（1993）认为企业核心能力是指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生产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的综合。我国学者(2000)认为企业核心能力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动态发展的知识系统。

然而，核心能力的稳定性与环境的动态性之间的矛盾致使核心能力学派陷入了理论困境。面对此种困境，堤斯(Teece)、皮萨曼(Pisano)和肖恩(Shuen)(1997)认为动态能力是指企业改变其作为竞争优势基础的能力。国内学者古利平等（2005）认为，动态能力是企业利用吸收能力和创新能力获得新知识的能力。

动态能力强调企业内部过程对环境变化的动态适应。核心能力与动态能力结合，从而产生企业动态核心能力。Lei和Hitt等（1996）提出一个以组织元学习为基础的企业动态核心能力的发展和形成框架。简兆权等（2003）认为，企业动态核心能力是企业不断更新并创造新的持续竞争优势的核心能力。等（2007）认为企业动态核心能力是由企业内部人员等行为主体和战略能力、市场能力、技术能力等构成要素组成的复杂适应系统。

二、产业集群动态核心能力的内涵

1.集群动态核心能力的定义。根据核心能力理论、动态能力理论、动态核心能力理论和产业集群的特点，笔者认为，产业集群动态核心能力是指集群行为主体在动荡的环境下，在长期的互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与环境动态匹配的复杂能力系统，由知识吸收能力、创新能力、市场能力、社会资本、集群文化等关键要素构成。从某种意义上讲，集群动态核心能力是集群为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其构成要素动态的有效整合能力。

2.集群动态核心能力构成要素分析。

(1)集群知识吸收能力。集群知识吸收能力是指集群识别、吸收、扩散和开发集群外部知识的能力，可分为潜在吸收能力和现实吸收能力，集群动态发展依赖其知识吸收能力。(2)集群创新能力。产业集群创新能力是指集群行为主体充分利用社会网络对知识吸收能力、竞争与合作能力、企业创新能力的有机整合能力。(3)集群市场能力。集群市场能力是确保集群具有服务特定客户的能力，由与市场相关的资源构成，如对客户需求和偏好的掌握、营销渠道等。(4)集群社会资本。集群社会资本是指集群内企业间长期互动形成的、基于网络关系的信任与合作的能力，是集群企业互动的“黏合剂”。集群社会资本不仅有利于降低企业间的交易成本，而且有利于集群技术创新实现以及集群内的产权激励。(5)集群文化。集群文化是指集群在长期的成长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文化观念、行为模式和管理制度，体现了集群企业及其员工的价值观念、竞争理念、行为规范等。

三、产业集群动态核心能力的提升路径

集群知识吸收能力是产业集群动态核心能力的重要表现形式，而知识吸收能力则是集群对内部学习和外部学习的整合能力。因此，笔者认为，集群学习是提升集群动态核心能力的重要路径。

1.基于集群内部学习的集群动态核心能力的提升。集群内部学习是指集群内地理空间临近的各行为主体之间通过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机制而进行互动，从而促进知识在集群边界内流动，进而培育出集群独特的异质性核心能力。

(1)在集群内应该鼓励和加强供应商、生产商和客户之间的正式或非正式联系和集群价值链上特定环节企业之间的合作。卡佩罗（1999）认为，集群内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紧密互动是知识传递持续性的基本要素和主要渠道之一。集群创新网络为新知识在临近地理范围内的充分流动提供了很好的知识传递平台，促进了集群企业知识吸收能力的提高。

(2)鼓励一定比例的劳动力在集群范围内的自由流动。集群内成员企业之间一定数量高素质劳动力的流动和企业的衍生有利于新知识、新思想、新诀窍的溢出和创新，从而激发集群的活力以及集群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

(3)鼓励集群企业员工之间的非正式交流。集群内企业家之间、各种管理人员之间、技术人员之间的非正式交流，为集群内的技术和知识的流动和智力溢出提供了非常有效的路径，从而更新和丰富集群的知识基础，进而使集群尽快适应外部技术和市场的不确定性。

2.基于集群外部学习的集群动态核心能力的更新与提升。集群外部学习是由集群内少数技术实力强劲的龙头企业和机构与集群外部知识源的互动，并吸取集群外部新的知识，通过消化吸收转化为集群知识，从而提升集群动态核心能力。Keeble和Wilkinson（1999）认为，集群中企业长期的集体学习可能会导致集群技术轨道锁定，向外部知识源学习对于提高集群的持续竞争优势就非常必要。可见，集群外部学习是提高集群动态核心能力的动力来源，是集群学习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笔者以为，集群应该与国外创新型集群进行长期互动，并组建学习联盟或者技术联盟，从而吸收其创新知识，并消除集群的核心刚性，最终增强集群的动态核心能力。此外，集群应该主动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融入全球价值链，吸收跨国公司提供的核心知识和技术或从外部引进国际高层次人才，从而增强集群的自主创新能力。

四、结论

集群学习是提升产业集群动态核心能力的重要路径。在动态的竞争环境下，集群只有通过内外学习，才能获取创新知识，并最终提升集群动态核心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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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改革传统会计方法构建的人力资源会计模型可操作性成为制约其应用的主要因素。因此，明确人力资源会计的计量、方法、过程所必须反映的人与劳动之间的实质性关系，借鉴劳动价值理论来初步探索构建人力资源会计，并对其与传统会计结合的难点进行考察，是解决人力资源会计应用问题的尝试。

人力资源会计理论远大而光明的发展前景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就在于它的应用不仅将极其深刻地决定未来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更将为现代社会管理体系的完善及未来社会专业化进程带来不可估量的促进与帮助。但是，自美国密歇根大学赫曼森1964年首次提出“人力资源会计”这一概念至今，历时40余年，各种计量模型和研究结果相继推出，而迄今为止，人力资源会计却未能在实践中得以应用。为什么呢?一般认为，是由于人力资源会计发展的初始阶段提出的模型过于复杂，所需的资料收集非常困难，数据解释繁复，导致应用成本巨大。

那么，既然传统会计理论已经足以全面、细致地反映整个经济活动过程，现代计算机技术又足以完成更大规模的数据收集与整理、分析，而人力资源管理也已发展到人力资源哑待得到客观、全面地反映和鉴别的时候，我们根据已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会计方法精心构建了力图完整的人力资源会计模型，却造成了其实际应用与理论发展之间的矛盾，使看似精密的人力资源会计模型其可操作性却成为制约其应用的主要因素。原因何在呢?显然，我们有必要从人力资源会计的基础理论与应用思想来展开讨论和分析，换言之:要明确人力资源会计的计量、方法、过程所必须反映的人与劳动之间的实质性关系。

1劳动价值理论是人力资源会计必然的理论基础

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简称HR)是指一定时期内组织中的人所拥有的能够被企业所用，且对价值创造起贡献作用的教育、能力、技能、经验、体力等的总称。它是随着人类对自身认识的提高，对劳动力从简单使用发展到集技能鉴定、能力开发、素质提升和科学管理一体化后而产生的一种新理论、新概念。

美国会计学会把人力资源会计定义为鉴别和计量人力资源数据的一种会计方法，目的是将有关企业人力资源变化情况的信息提供给有关的团体与个人。这一概念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人力资源的鉴别标准与计量、报告范畴如何与我们所熟悉的会计方法结合并界定?换句话说:在传统会计方法改进而来的“物力资产+人力资产二负债+劳动者权益十所有者权益”这一会计平衡公式中，以货币为计量单位鉴别和计量的教育、能力、技能、经验、体力等人力资源构成要素在这一或其他各种会计平衡公式中如何准确地予以体现?

我们知道，人力资源归根结底是劳动力的载体，是劳动的主体。而劳动是人的主观能动与劳动资料结合的过程，其结果是创造用来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确，单体人力资源的教育、能力、技能、经验和体力可以影响甚至决定着人与劳动资料的结合程度。但事实上，劳动结果不仅取决于劳动者与劳动对象、劳动工具的结合程度，更决定于劳动者的主观愿望。而这种结合程度与主观愿望，恰恰隐含并表现在劳动成本与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之间的不同差异，它是任何书面所难以客观直述的。因此，简单地认同人力资源的教育、能力、技能、经验、体力极大地影响着个人和经济组织的创造能力与价值水平是片面的，把人所具有的、不可分离的、脑力和体力综合的劳动能力与承载这些能力特质的主体一人割裂开来并试图用传统会计的资本、负债、费用、收人和权益等基本要素定义来涵盖、归集并计量它们，是物化虚拟能力以迎合传统道德和传统会计要素定义的一种案臼。而正是这种束缚，使我们忽略了人力资源的本质要素一劳动力。

正如卡尔·马克思通过对《_上资、价格和利润》的分析所指出的那样:劳动的价值不同于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的根本价值就在于其能够通过劳动创造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是每一个劳动者劳动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一切扩大再生产的源泉。由此我们可否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呢?那就是人力资源会计不能仅从传统会计的观念与方法出发来改革传统会计体系，而应该以劳动价值、劳动成本和劳动新增价值这三大要素结合传统会计方法来考察并构建人力资源会计。

那么，就会计过程而言，与传统会计反映某个经济活动主体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同，人力资源会计应该是以劳动价值理论作为人力资源会计理论方法体系的基础与指导思想;以劳动价值创造量的多少为鉴别人力资源与计量、核算人力资源数据的标准。归集、记录、计量与核算某个经济活动主体的人力资源自取得直至退出期间，人力资源(劳动力)所提供的劳动状况、劳动成果和价值流量。

2劳动价值理论在人力资源会计中的应用

人力资源管理的最高境界是“人尽其能”。而将人力资源管理与传统会计方法结合并使之独立为人力资源会计理论的意义就在于:克服各种人力资源测评手段中难以消除的非计量性主观因素，全面、客观、准确地归集和记录、计量与反映、核算并报告人力资源的成本与价值、新增价值的变化，并使其得到客观的鉴别和描述。因此，当我们明确了人力资源会计核算的中心内容是劳动价值的外在表现一新增价值量时，人力资源会计的基本平衡公式的核心思想应该是:“劳动价值一劳动成本=新增价值量”。

就人力资源会计的基本前提来说，首先应该是“全员会计”而非对个别人员计量的“精英会计”，即会计主体与传统会计主体相似，但是会计对象、会计范畴不同;其次，传统会计的持续经营与会计分期前提同样适用于人力资源会计，即人力资源会计所记录并反映的也应该是连续的、完整地企业人力资源状况与事件，而不是简单的时点性统计;最后。作为未来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手段，人力资源会计的目标是为决策者、投资人等报表使用者提供本企业每个员工的期间成本与期间价值之比，因此，人力资源会计必须采用货币作为计量单位，记录和反映企业的人力资源的成本与价值、新增价值的变化。相应，基本的人力资源会计科目表应该包含以下内容:

3以劳动价值理论构建的人力资源会计与传统会计结合的难点与思考

通过人力资源运用所创造的价值不仅包含工资、奖金、各类津补贴、劳保福利等用于个人所需价值，而且包含有为企业扩大再生产所提供的积累价值;为股东投资、负债融资所提供股息、利息、分红和为社会所提供的税费、捐赠、社会公益等新增价值。也就是说，在剔除劳动工具、材料等(前一个人类劳动循环的结果)物的影响后形成的所有价值，就是劳动价值。用公式表示:

劳动价值=税前销售价格一物料消耗金额

企业人力价值=劳动价值一劳动成本+劳动价值减溢

社会贡献价值=新增价值金额一国家政策补贴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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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力资源  人力资本  人才招聘  人才使用

        0 引言

        二十一世纪，知识和技术将成为经济生活的主导因素。知识经济，这一不久前多数人尚未陌生的词汇正通过各种媒体进入人们的视野，它昭示着一场正在酝酿中的生产力的革命以及未来世纪的经济格局，而人力资源作为生产力的主要构成要素将在其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知识经济的时代里，企业要想顺利地生存和发展，必须在人力资源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这就要求对自身人力资源进行有效地管理、开发和利用。在现代经济中，人力资本对企业的影响越来越重要，甚至有时是决定性的。近年来，人力资源已经被称为：“人力资本”，为有效区分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为此浅析如下：

        1 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概念

        人力资源，它属于静态的概念范畴。对于整个社会，它是指其中全体人口所拥有的劳动能力的集合，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并反过来对上诉诸因素施加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它则仅包括其所拥有或控制的，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使用的全体人口的的劳动能力，它与社会人力资源构成个别与总体的关系，是后者价值的具体表现。

        人力资本，则是动态的概念范畴，他所强调的是人力资源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使用。当人力资源用以作为赚取利润的手段时，即被赋予了人力资本的内涵，其载体是人力资本的真正所有者—劳动力。作为商品的人力资本—劳动力资本，其价值与使用价值与一般商品有着严格的不同，即人力资本的使用是其知识和技能的运用，在使用过程中可以创造出超过其自身价值的价值，而且还会通过劳动过程的积累或通过自身的建设增加其价值。

        2 举例说明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区别

        2.1 在人才招募上的误区

        某企业在招募人力资源总监时，要求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薪酬待遇很好，应聘人员跃跃欲试。其中不乏佼佼者，结果在工作的半年中所使用的英语寥寥无几。

        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一个人的能力不同，其对薪金和职业发展前景的要求就会不同，一个不太会讲英语的人和一个能流利地进行英语听说读写的人对薪酬的期望会有很大差别，同样，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和一个有几年施工经验的大专生对薪酬的要求也会大不相同，一个人具备了更多的知识和技能，社会就为他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使其容易不稳定，同时，由于他成为了较为稀缺的人才，社会提供给他的报酬水平也会较高，一个企业如果想招募并留住这样的人才，只能按社会标准付给他较高的薪酬，这就意味着我们增加了成本。如果，我们将人力看作资本，我们会很自然地考虑一个问题：我们多付的成本能否给我们带来收益？

        2.2 在人才使用上的误区

        在某企业，莫先生是工程专业技术人员，一直在施工一线从事总工的工作，对施工技术、工艺和流程了如指掌。公司最近中标，安排莫先生到该项目部担任项目经理一职。该同志到任三个月，始终未进入状态，工程质量、进度均未达到业主的要求，工作很辛苦，但很苦恼。公司重新安排一位有施工管理经验的人员，进入现场指挥，才如期完成了任务。

        通过上述案例，我们已经了解了将人力作为资源和资本的不同做法和不同结果，我们知道只有将人力视为资本，才能最经济地拥有人才，并使人才不断成长，为企业带来充足的人才资源，为企业发展和壮大带来源源不断的利润。

        3 我们应如何将“人力资源”转化成“人力资本”

        3.1 在人才招聘方面

        3.1.1 招聘前的规划：企业人力资源部门针对基层单位的需求计划进行分析，要针对此次招聘进行规划，规划包括以下内容：招聘的目的：为什么要招这个人？招聘者的工作任务：招进来的人将完成哪些工作？应聘者的任职条件：为完成上述工作，应聘人需要具备哪些知识和技能。

        3.1.2 招聘原则为经济适用。通过双向选择，招聘人才，不能一味追求高水平，而要追求经济适用。根据企业的需要确定招聘条件，过高的要求只会增加企业的人力资本或人才的频繁流动。

    3.2 在人才开发和使用方面

        3.2.1 人才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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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配失衡、分配不公和社会公平

分配失衡是指社会创造财富为个人占有和使用中所反映的不均衡、不合理、不调和性。分配不公是分配失衡的极端表现，是指违背社会规范、社会准则的不平等、不公平、不公正的分配方式及其结果。追求分配的公平不等于要求收入的绝对平等，也不是不承认效率对劳动力价值的贡献，更不否认收入差异存在于分配之中的合理性。公平最终反映在分配的结果上，但公平更主要的是存在于分配的关系、机制和原则之中，存在于分配的过程之中。社会公平在分配领域的反映更集中地表现为基本人权的保障、公民权的实现和劳动力价值的正常实现。

我国发展现阶段所表现的分配失衡主要是差异性、结构性、本源性和伴生性四类主要矛盾。分配失衡的差异性矛盾主要是指，因为分配结果的悬殊，在公民个体间所产生的巨大差异，导致社会财富占有的不协调性。这种矛盾将严重撕裂不同收入人群的社会公平心理反映，形成价值观相对立的两类社会阶层，激发多种不和谐的社会冲突与矛盾。分配失衡的结构性矛盾主要是指，由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的不同、生产关系的不同所导致的个人收入结构性不合理，同质劳动力的价值出现严重分化。这种矛盾将严重冲击人们的社会公平观，使人们对劳动价值的认识产生心理扭曲。分配失衡的本源性矛盾主要是指，由于分配制度的安排不合理，导致人们在占有社会财富、福利收入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别，公民地位严重的不平等。这种矛盾将引发人们对自身公民权的捍卫，要求实现全体公民的平等权利。分配失衡的伴生性矛盾主要是指，分配差异作为社会生产的重要环节，不仅是生产条件分配差异的结果，而且是再生产中生产条件分配新的差异的源头。这种矛盾将加剧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持续放大分配失衡所导致的不良社会效应，加速对社会稳定发展的危害。

二、从初次分配看社会公平的实现

初次分配是当前分配关系和分配秩序最为复杂混乱的一个领域。具体到每一个劳动者和所有者，由于具体劳动关系和所有关系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其参与社会分配方式和分配内容的复杂性。其分配结果因个体差异、社会关系差异、劳动关系差异等从一开始就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平等性。市场化的分配制度改革取向，不应当以扩大这类差异性和不平等性为目标，而应当以分配平等、公平的竞争机会为目标，追求实现公民个人发展参与起点的机会平等。

按生产关系分配，其结果与人身的雇佣关系、所从事行业的生产方式、行业及其工作岗位的景气度等有着直接紧密的联系。在这种分配关系下，当前比较突出的分配矛盾主要有：（1）普通员工与经营管理者、一般员工与企业所有者之间收入差距日益拉大，最低工资保障制没有真实反映劳动力价值。（2）部分国有垄断行业个人收入增幅失控，国家行政干预和调控不足，形成行业利润分配不公，牺牲了社会公共福利的再分配，也影响了自身的行业效率。这一矛盾集中反映了公有制的生产资料社会化公共责任承担不足的问题，其垄断利润背离了公众的预期希望。（3）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的小农经济效益低下，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拉大，农民相对贫困的趋势有增无减，成为最大的低收入群体；进城务工农民缺乏劳动保护，普遍受到歧视性的就业待遇和不平等的劳动待遇，无法进入正常的分配关系和分配秩序。

按生产要素分配，其结果与劳动、资本、技术、知识和管理等要素的贡献力有关，与生产资料及其所有构成要素的私人占有有关。这种分配关系下所确定的分配原则目前最为复杂，其分配秩序也最难以规范。其矛盾主要表现为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期资源重新分配、资源重新占有、产权清晰过程中各方的利益博弈。谁控制了生产要素的支配权，谁就拥有了制定分配原则、掌握分配结果的决定权。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统一占有生产资料，国家统一分配原则。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为不同的所有者支配，分配原则是市场化的取向过程，主要由市场因素来自发调节。国家行政、司法的干预主要在于维护公正、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合理合法的分配收入。其中对于资本的原罪所带来的超额利润分配问题，国家可以而且应当予以规范。此外，对资本的占有和获取手段，是我国转型期内社会争议较大的问题，以权行租的资本化收益，更是为老百姓所深恶痛绝。

按公务制度分配，其结果主要取决于国家公务员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这种分配关系下，当前比较突出的分配矛盾主要是部门与地区收入差距显著的问题。公务员责任与利益不相匹配。同城不同酬、同地区不同酬、同职务和同岗位不同酬的现象比比皆是。

按个人贡献大小分配，其结果主要取决于正常收入制度安排之外，对个人的激励措施。当前分配争议较大的主要是激励的对象和激励办法的产生是否公平。

按单位劳动时间分配，其结果主要取决于劳动力的效率和单位时间劳动力价值的大小。这种分配关系下，政府调控的主要目标是适时准确地反映社会平均劳动成本，制定出有效反映市场供求信息的最低小时工资水平，最大限度地保护弱势简单劳动群体的利益，在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条件下公平实现劳动力的价值交换。

按正常分配关系和分配秩序，初次分配结果导致个人收入差距是一种公平正常的现象，它体现了效率与价值的正比关系，广大群众也是乐于接受的。但值得重视的是，现实中个人收入差距的拉大，不完全是合理制度安排的结果，存在许多不合理、非规范和非法致富的因素，加之我们惩治腐败的力度不够，社会风气不正，极大地打击了人们心中的正直理念，对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度评价不高。

我国较快增大的贫富差距，必须从加强社会治理方面引起高度警惕。否则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将难以获得人们对社会公平的认同感。

三、从二次分配看社会公平的实现

二次分配主要是靠国家和各级政府的行政措施来实现。目的一是要对社会成员间过于悬殊的收入差距进行“抑高保低”的适度调节，以避免社会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二是要不断满足人们对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需要，不断加大投入，保障每个社会成员获取健康成长和劳动技能的基本权利；三是要提供社会人生保障，保障每个社会成员基本的生存权、有尊严的劳动权、按社会贡献大小应得的养老享受等；四是要对市场经济制度安排之外的弱势人群，如残疾人、失业者、流浪者等给予尊严优待，提供必要的社会福利帮助；五是要对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性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分配差距予以补偿分配，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公平协调发展。

税收调控是二次分配的一种重要方式，是对个人收入差距“抑高保低”的重要财政手段。

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是当前实现社会公平问题所最受关注的话题。政府在二次分配这方面的作为也最受非议。人们质问：谁应当负责提供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公共服务产品？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教育、医疗卫生等产品？这些公共产品应不应该市场化或单纯地市场化？其市场化的恶果是什么？

社会保障事业是二次分配的一项基础性内容。当前社会保障的矛盾集中表现为供应与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缺口的问题。社会基本保障供应不足成为影响社会公平的重要方面。身份决定了基本人权保障的不同，成为制度性的社会不公。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也必然造成社会保障差异性的不公，平等的保障仍依赖于发展的平衡性。

社会救助和福利帮助是二次分配的一个特殊领域。扶贫帮困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一项重要机制。我们的社会制度安排，应当保障每一个公民都有获得基本人格尊重的权利，都有基本保持人生尊严的权利，都有享受社会进步文明好处的机会。

平衡发展补偿措施是政府二次分配中的一项重要调节功能，财政补贴、财政资助等仍然是我们协调发展、创造公平发展环境的手段。我国今天形成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都有深刻的历史渊源。东部地区的发展是建立在对西部资源廉价占用的基础之上的。某些产业的发达是国家产业政策支持、资金投入的结果。而我国工业化的成就和城市发展是建立在农业、农村的贡献之上的。这种不平等的发展结果，必须要有一定的财政机制作出合理的分配补偿，使东部发达地区支持西部贫困落后地区发展，使优势产业通过设立一些发展基金扶持弱势产业发展，使工业和城市反哺农业和农村发展。只有全国全社会协调发展共同富裕了，才能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实现社会公平。

四、从三次分配看社会公平的实现

三次分配是对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再补充和再调节。从方式上看，主要是建立在社会基本保障基础之上的再保险和再救济。这类再保险和再救济由政府主导强制推行，由企业和社会独立机构组织实施，交社会公众进行有效监督。

当前，无论是中下收入人群或是高收入人群都有通过第三次分配来实现其个人需求的愿望。这一领域的分配失衡主要表现为有需求的市场与社会供应不足的矛盾。各类商业化的保险及补充保险品种还不够丰富，入险的门槛还比较高，受众较少，广大的中低收入者基本被拒绝在市场之外。为此，政府应当主动引导建立有关社会保险市场，降低入险门槛，强制为一些高风险行业和工种进行保险，以保证劳动者的预期利益。

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应当存在一种自发救济的社会进步功能。即提前富裕起来的人愿意并且有可能通过一种社会救济管道资助仍处于贫困线上的人们。富人通过捐助赢得社会的尊重，私人或家族财团通过设立教育、医疗、扶贫基金等主动服务社会公益事业，以换取他们维系保持巨额私有财产的合法地位，否则他们只能进行再投资或按照遗产法被征缴高额的税收。

目前我国的三次分配格局尚未形成，分配体系极不完善。一些保险公司的服务产品仅限于纯商业化的市场行为，缺乏社会救济服务意识，承担社会责任不足。民间一些自发的救济组织运作极不规范，更缺少有效的监督与管理。三次分配在整个社会和政府层面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对实现社会公平所起的防线作用还没有被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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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机械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企业文化、制度体系、核心竞争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跨国市场的不断扩大，以及科技创新的日新月异，在国际上一股公司兼并和改革的热潮席卷开来。企业如何在激烈残酷的竞争中发挥核心竞争力以确保自身生存发展下去，成为摆在众多企业管理者面前的一大难题。系统论的观点认为企业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为企业制度、企业观念、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多方面的综合创新能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保障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法则。

一、机械制造行业的生产特点

按照传统行业划分，机械制造属于比较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机械制造是工业领域的重点行业。进入21世纪，西方发达国家逐渐开始转移传统工业产业布局，中国和东南亚等国因具有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致使在机械制造业领域得以快速发展。然而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精密仪器、机床、基础设备等产品方面的研发是落后的。常见的机械制造产品或大多机器设备一般是离散的装配型产品，并且大多说零部件均以实现标准化。据业内调查分析显示，国内机械制造业在以往的经营模式和经营理念的影响下，一个零部件从原材料到成品的过程，几乎全部工艺阶段的生产都能在一个企业车间内完成，生产周期相对较长，尽而市场对产品需求的影响比较缓慢。传统的机械制造行业主要是多品种小批量生产，在一个企业内车间通用设备比较多，产品的生产工艺变更频繁，导致车间生产作业时整体的调度和控制难度加大。因此在管理层面上进行周到精细的规划就显得尤为重要。管理系统解决突发问题应以“生产制造管理”为核心理念、以“用户需求”为导向。

二、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是由不同的要素按照一定联结方式构成的企业创新能力体系。按照创新过程的不同角度，这些要素主要有管理能力、资源投入能力、实施能力、现能力、产出能力等几方面。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正是由以上几个要素构成的有机整合体，自主创新能力在自主创新过程中能否发挥出整体功效以及功能的大小，与任何一个要素都紧密相关联。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前提是尽快形成人才与资金投入的保障机制。整个社会应逐渐形成政府倡导、企业主导、科技服务相关体系联合协作的技术创新结构，保证技术创新组织体系朝着有机化、网络化的方向发展。尽快建立“国家财政引导、相关企业主体、金融政策支持、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机制，认真落实国家促进企业科技进步的相关优惠措施和政策，摆好银企厉害关系，确立风险投资制约机制，更好的发挥有形资本市场和无形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国家层面不断增加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为相关企业打造优良的创新环境，增强国内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通过⑴完善企业资本经营，加强企业资本运作管理，不断拓宽融资渠道和手段，尽而缓解财务方面的风险；⑵尽快建立人才培养机制，倡导校企联合培养模式，打造较为宽松的人才环境，尽快推行全面的人才激励机制；⑶在不同企业间形成动态联盟体系，促进社会化合作，以抵御市场风险。这三点是解决自主创新资源投入中研发资金不足、自主创新管理能力中的抗风险能力较弱等阻碍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的共性问题的良策。

三、构建企业文化提出企业核心竞争力

企业文化常被看做企业的灵魂和精神支柱。企业文化的构成、企业文化的特征、企业文化的作用等因素决定了其必然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行业竞争程度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不断增强。构建有效合适的企业文化已经成为保证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企业核心竞争力包括管理、技术、产品、文化等几个构成要素。分析几个构成要素的性质不难发现，技术、产品、管理均可以通过学习仿制得到，而不同企业的企业文化是企业所特有的，是无法复制的。它包括了一个企业独特的发展文化，企业文化拥有的公众关系、资源、声誉等竞争优势是其它企业或个人无法对等的。合适的企业文化不但可以增加企业员工和客户的满意度、归属感与忠诚度还可以为企业创造高额的利润，它可以通过减弱或消除外部的威胁或利用外部的机会创造价值，尽而实现产品、客户、员工三方面的共赢。企业文化也可以让本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逐步渗透到企业其它产品和服务当中，为企业实现多样化经营和多元化发展创造先决条件。总之企业文化具有核心竞争力其他构成要素的难以模仿替代的特征。

建立健全企业文化建设标准、奖惩体制和保障制度，企业文化理念应该以规范化、制度化方式融入到经营与决策、信息整理与、组织构建等企业日常运作的各个方面，让企业员工时刻感受践行企业文化，形成健全的企业文化长效机制。鉴于目前企业文化整体缺乏特色，从顾客需求、员工诉求、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要素等几个方面构建特色化机制。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企业核心价值观是企业得以传承、发展与创新的内在动力，也是企业员工的共同价值追求和价值认同。企业决策层应在保障旗下产品、服务与市场的同时，具有超前意识，思考未来的产品、未来的服务、未来的社会需求，时刻准备开拓新领域，新的产品和服务。企业应发掘新思维，宽容失败，敢于迎接新挑战，为创新营造宽松的环境，应改变传统的营销模式，在创造消费者新的需求上尤其是新的生活方式上探索，塑造创新型价值观。增强企业的内在与外在竞争力。企业内在竞争力包括发展能力和生存能力，企业的发展能力一般是指相关企业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技术变革尽而实现经营范围扩张和拓展经营领域的能力，企业的生存能力是企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企业作为行业生产单位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得以维持企业正常运作的基本能力；企业外在竞争力主要体现是一般性消费者所直接感受到的产品价格、产品质量、产品售后服务等几方面。

四、完善机械制造企业的制度体系

在一个企业正常运作中，行业作业标准非常重要，它不但影响企业成本，而且作业标准还会影响到一个企业的业务量更有甚者会影响企业的生产和发展。企业在设计工作流程时，一定要根据自身的需求来设计实际可行的方案，完善高效和标准化的工作流程不但可以降低各部门人员之间的沟通成本，而且也能降低人员的培训成本。新的产品设计要按照“设计标准化、功能模组化、零件共用化”的要求进行检查，避免车间经常停工、零件报废和返工的大量出现。一个企业的作业标准十分重要，建立一整套现实可行、高效合理的作业标准体系、制度体系，将机械制造企业的日常管理流程化、制度化，把依赖人的管理转变为制度化的管理模式。

五、核心竞争力的外部获取和内部提升

战略联盟是外部获取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战略联盟的方式，不同的企业间可以相互学习，有利于企业强化彼此的核心竞争力。还有助于提高实现经济范围和扩大规模经济效益，尽而扩展核心竞争力。战略联盟可使企业获取互补资源，增强核心竞争力。还有利于共同占领技术高地，降低投资风险，巩固、更新和维护核心竞争力。由于技术和金融市场的不断变化，企业只有不断对技术和管理等进行创新和重组，才有可能长久的保持企业活力。对企业创新的重点应始终围绕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只有这样才可以解决制约企业竞争力水平和效益的问题，加快企业创新步伐实质上是企业提升的一个途径。要合理研究供需关系，尤其在研制新产品阶段，将供应链决策纳入供需关系考虑范围显得格外重要。企业的价值链不仅包含怎样降低成本、创造价值，也包括企业文化与价值观念，创造独特的企业价值链就成为必然。逐步形成企业的忠诚顾客群体，从品牌认知到价格认同的顾客群体能够促使得公司产出和销售。集中优势资源，实施专业化经营方式，同样能够提升企业内部的核心竞争力。

结语：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企业尤其是机械制造企业只有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才能够从容不迫的应对更加开放的市场、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机械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前提和基础，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只有当机械制造业内不断涌现出大批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将“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中国机械制造业才有可能真正具有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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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英华,张建宇.制造型企业现场管理执行力的形成机理及提升模式研究[J].经济管理, 20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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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价值论；民族品牌；经济人类学

1劳动价值理论的评述

1.1劳动价值理论观点描述

劳动价值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劳动价值理论由商品理论、货币理论和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三部分组成。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因素。其中，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但不是商品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就是由其所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量的大小来决定的。商品所包含的抽象人类劳动是劳动者的具体劳动耗费在商品经济关系中转化变成的结果。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表现了主观具体活劳动耗费所产生的客观社会效果——满足社会需要的有效的劳动的含量。

商品的价值量同样由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来计量，取决于生产商品是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要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即等价交换。价值规律对生产和交换活动起着支配作用，通过价格的运动来表现。而价格的运动又离不开竞争机制、供求机制。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市场的调节产生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弱点和缺陷，这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把市场经济下价值规律的调节机制的消极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

1.2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对价值理论的评述

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时代是人类社会工业化、市场化的初期，其目的是为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价值创造过程中，除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外，先进技术、科学知识、经营管理和信息等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生产因素。尤其是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它的不断创新与推广对社会财富积累的贡献越来越大。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的“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已造福于民”。科学技术对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创造具有重大的作用，通过人这一劳动主体把科学技术融入到其他生产要素当中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从而产生出多倍的劳动生产率的劳动者创造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也即科学技术的运用使人类的劳动不断地起着自乘的作用。现代企业要在市场经济中立足，更需要通过改进技术，改善经营和管理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制度作为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它的产生不过是把社会价值共意得到一种稳定性存在的保证，把道德秩序转化为一种权利秩序，它为社会的共同价值标准和交换行为规范、组织原则以及知识技能等等的人类发展的创造物，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世代承续的社会机制，保存了人们交换行为和关系的模式，并且通过使价值共意合法化和固定化，而扩大了社会交换的范围。这种外部意志的强加力协调着人们的行为动机，并促进或阻碍价值的创造。例如，我国当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股份制逐渐成为公有制主要形式，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劳动者创造价值有激励作用。

2民族品牌的价值来源及构成

2.1从商品的二重性看民族品牌的价值来源

(1)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分析。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的劳动产品。马克思在这里就强调了满足人们需要的是物的客观存在。物的这种“有用性”离开了商品实体就不存在了。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商品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层次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受人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既包括物质的，也有精神的，还有社会的。从另一角度看，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从另一角度分析了商品对消费者的满足。“一个人”对一物所付的价格，绝不会超过，而且也很少达到他宁愿支付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格。因此，他从购买此物所得到的满足，通常超过他因付出此物的代价而放弃的满足；这样，他就从这购买中得到一种满足的剩余。他宁愿付出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格，超过他实际付出的价格的部分，是这种剩余满足的经济衡量。这个部分可成为消费者剩余”。这种消费者剩余既可能是商品本身所具备的，也可能是消费者的“发现”，还可能是消费者的心理感受。

民族品牌的“有用性”承载于其产品上满足消费者的物质需求的同时，在买方市场的今天，消费者购买民族品牌更多的集中在精神和社会需求层面。人们在购买民族品牌享受其基本的“有用性”的同时，更能够感受到爱国主义，振兴民族产业，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品牌走上全球化品牌的趋势的欣慰。可以说，消费者在购买民族品牌所得到的精神和社会层面的上满足，远远高于他所为此支付的价格，也远远高于一般商品所提供的“消费剩余”。

(2)从商品的价值分析。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告诉我们，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即“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人的筋肉、神经、脑等的一定生产消耗”。这种劳动耗费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算的，即劳动时间的长短决定商品价值的大小。这里说的商品的价值高低对来说，既表现在商品的内在质量和基本功能上，也表现在商品的外在质量和辅助功能、美学功能上；既表现在商品带给人们物质需要满足程度的差异上，也表现在商品带给人们精神、社会需要满足程度的差异上，也表现在商品带给人们的精神、社会需要满足程度的差异上。民族品牌与非民族品牌以及其他非品牌商品的本质差别即在于劳动投入量与数量的差异。由于人们对民族品牌商品投入的劳动从质和量两个方面都高于非民族品牌商品的投入，因此品牌商品就包含更多的价值和交换价值，就能满足人们更多、更高从层次的需要。

2.2民族品牌的价值内涵与构成

(1)民族品牌的价值内涵。

品牌价值的内涵可以界定为被消费者认可的品牌所赋予产品的物理功能上的情感和体验附加值。由于其能够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所以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是企业总资产的著称部分之一。在既定的劳动投入条件下，民族品牌价值取决于生产者特殊劳动投入和市场认可的契合程度。本文主要谈及民族品牌的文化内涵。

品牌文化的积累使得产品不仅仅作为实用价值的载体而存在，更使得产品在内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品牌文化更是以一种价值符号来传到产品的理念、价值观念和特殊效用，并得到消费者的广泛认同，进而转化为品牌的经济价值。

(2)民族品牌的价值构成。

从传统的角度看，民族品牌价值的构成要素不仅包括资源组成、技术工艺、文化特征、广告与形象等也包括安全性、实用性、特殊性所带来的效用(包括生理和心理)。民族品牌价值和其他品牌价值一样，生成过程本质上并无差别。所不同的是，民族品牌价值中更多的包括劳动者的复杂劳动。本文主要讨论民族品牌的经济价值。

王成荣在其著作《品牌价值论》中运用品牌经济价值曲线分析了品牌价值的构成，认为品牌价值大小取决于生产者者特殊劳动投入量与市场与社会认可程度的契合点。当两者值较高时，经济价值也就越大；反之亦然。但是当前者值较大，后者值较小时，民族品牌经济价值较小，甚至为负；当前者值较低，后者值较高时，民族品牌经济价值较大。所以，我借鉴王成荣的品牌经济价值构成理论来说明民族品牌经济价值构成，并认为民族品牌价值在其经济价值构成方面与传统品牌的经济价值并无差异性，只是民族品牌更能使消费者从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得到更高层次的精神效用(民族自豪感、荣誉感等)。

3民族品牌发展的制度性依赖

制度作为价值共意合法化或者说一种社会的游戏规则，必然会对经济过程产生影响。经济主体行为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制度等约束下将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制度要素在经济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核心地位。

3.1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对制度的依赖

产品和服务是民族品牌的载体，也是民族品牌经济价值增值的核心。产品创新是民族品牌提升的第一组成部分，它主要集中在新产品的开发、新包装的设计与运用、新技术的创新和运用、新产品的市场推广等方面。服务价值也是构成民族品牌价值的有一个组成部分。良好的服务质量创造良好的品牌形象，也可以使产品因良好的服务而增值。

民族品牌在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过程中投入大量的生产资源、技术、资金和信誉保证等以使民族品牌经济价值得以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制度因素无不为民族品牌提升给予支持和保障。制度是以对努力成果的承认和保护，来建立激发努力的激励机制，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来源的。在一个封闭性的制度模式中，最重要的发展基础，或许就取决于经济主体的努力程度；而在一个开放的制度模式中，其他因素的介入，或许在某些情况下，会比努力程度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如政府对先进技术引进的激励、对高级人才的优惠待遇、以及其他的政策性支持和财政倾斜。

这些年来，大家目睹了我国众多民族品牌如健力宝、活力28、乐百氏等等本土品牌一个个被外资收入囊中之后，汇源的举动确实触动了国人敏感的神经。这些民族品牌的消失殆尽无不反应了当前国内民族企业发展的艰难和政府对民族品牌重要性的重视程度不够。因此，政府应基于民族品牌发展更好的环境和关怀，以必要的合理的措施保护民族品牌的发展壮大。

(1)政府应主导国家品牌计划，扶植优势产业区域、产业集群重点突破。

(2)制定一系列完备的政策性保护和扶植措施。

(3)政府从长远利益考虑有必要干涉国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民族品牌与外国品牌的并购。

3.2民族品牌营销传播创新对制度的依赖

除了民族企业产品本身的创新，对民族品牌进行有效的营销传播活动同样是提升民族品牌经济价值的重要途径。民族品牌营销也需要投入资源，而资源是价值转换的前提。制度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民族品牌传播过程中也担任重要的角色。制度对信息资源获得的可能性以及获得的效率直接影响了民族品牌传播的速率和传播广度。因此，政府应该建立和完善信息平台，为民族品牌发展提供必要的信息；借鉴很多发达国家在利用首脑外交渠道为自己的企业在海外拓展市场的做法，开放国家外交资源，扶植企业走出去，塑造国家形象。

3.3民族品牌文化创新对制度的依赖

民族品牌文化是民族企业的精神和价值观的核心。民族品牌物质文化是民族品牌文化的实物体现，民族企业通过产品、品名、标示、包装等方面体现民族品牌文化的是想和品牌价值观。民族品牌文化战略是民族品牌精神贯彻、品牌价值提升和顾客品牌忠诚的实现过程。

那么，作为文化“三层次”中的制度的文化使价值共意合法化和固定化，既是物质文化的精神化，又是精神文化的物质化。制度文化的这种两面性质促使了价值观共意在民族品牌文化中的实现和创新。制度要素在强化或淡化因民族文化差异而致使的经济主体出发点差异上的影响也极为重要。从民族企业内来看，经济主体成员对民族品牌文化创新的努力程度及其效率大小的状况，依赖于制度要素的动力机制塑造，因此，一个落后的制度模式，在强化民族品牌个性和品牌文化创新出发点差异的同时，也就压抑了人们的经济努力，闲置了人们的选择范围和对随机因素的利用可能，使整个民族品牌的经济发展表现出呆滞的特征。因此，政府应给予民族品牌文化创新的环境和文化氛围使得民族品牌文化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和品牌的国际化更具有时代特征。

参考文献：

[1]郑怡然.有效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新解释[J].江汉论坛，2002，(2).

篇9

国家战略贸易政策实质是将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竞争主体和利益主体由企业扩展到国家，将企业竞争力提升到国家竞争力，将企业竞争策略上升到国家经济政策，借助政府的力量和国家公共财力来应对国际化经营中的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效应。根据Brander&Spencer的战略性出口贸易政策，这种“增进本国福利”的主要来源是它把寡头行业利润从外国企业转移到本国企业，即贸易政策的利润转移效应（Profit-ShiftingEffects）。

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借鉴和运用战略贸易政策。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对战略贸易政策的理解和运用上存在误区，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和原发性自主创新能力决定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战略贸易政策形成的基础和定位的基点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具有强大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发达国家，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上存在很大差距，合作创新和模仿创新是发展中国家科技进步的主要方式。因此，发达国家的战略贸易政策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适用。以下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采取的战略贸易政策进行研究和对比分析。

一、国家战略贸易政策的导向

发达国家的战略贸易政策导向是：通过国家支持和政府介入，综合运用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帮助企业率先进入和开发新产业，构筑先发优势和规模经济，通过成本领先优势抢占市场份额，扼杀潜在的和成长中的竞争对手，形成国家资助下的高新技术产业创新优势，借助国家竞争力确立本国大企业在新兴产业开发方面的国际领先和主导地位，抢占世界高科技领域的制高点。例如，美国自90年代初就开始制定和推出“国家出口发展战略”，其内容包括财政和金融措施、产业部门支持、特定市场准入、技术性支持等各个方面，而确定为优先支持的领域均为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其目的正如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所说：“是保持美国在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领导地位”。

发展中国家应采取的战略贸易政策导向是：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和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产业实施“空心化”战略（研发机构在本国，生产向海外劳动力价廉的地区转移）带来的有利发展机遇，通过政府介入和国家财政支持，形成最有利于国际加工业集聚和发展的战略“凹地”，吸引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流入“凹地”，融入高新技术产业链中劳动密集度相对较高的环节，通过国际化生产的外溢效应，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分享当代科技创新的成果和扩散效应。

这种政策目标的确定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在新产业开发和技术创新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不对称竞争”的地位：由于缺乏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很少，产业发展主要沿袭产业技术梯度转移的模式，技术发展也是以跟踪、引进、模仿为主，无论在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研究、还是在新产业开发研究领域都滞后于发达国家十几年到几十年，本国独立完整的高新技术产品开发体系尚未形成。在这种非对称竞争的情况下，即使发展中国家仿效发达国家资助本国企业进行R&D投资，也很难从创新能力和新产业开发能力上击败发达国家的竞争对手。因此，只能将战略贸易政策的目标定位由“竞争”转向“合作”，借助跨国公司的力量，进入全球配套市场，在较短的时间内，缩小在高新技术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往的国际经验证明：大量引进国际资本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技术升级最迅速、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

以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情况为例实证分析：据外经贸部统计，2000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298.2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8.9%，占全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由上年的76%攀升到80.51%.这说明我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自主开发能力相当薄弱，外商投资企业是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力量，而且从其增长轨迹看，9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高于全国外贸出口平均增幅的发展态势。2001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464.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4%，高于全国平均出口增幅18.6个百分点，在全国新增出口总量中，高新技术产品占55.5%.如果离开“外资”，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不足现有规模的1/5而技术贸易逆差将高达500亿美元。从企业的创新能力来看，据外经贸部调查统计，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企业申请的专利数占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申请数的2/3以上。再从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构成分析，2001年，计算机和电子、通信技术类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约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90%，而这类产品绝大部分是由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由此可见，我国的战略贸易政策导向（尤其在高新技术产品贸易领域）只能是“合作”。经济的“融合度”决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度”，只有不断提升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度”才能逐步缩小与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二、战略贸易政策的实施

从发达国家情况分析，在生产力诸要素构成中，资本要素相对充裕，因此发达国家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低于发展中国家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存在输出资本，使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趋向均等化的倾向。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的估计，2000年发展中国家接受外国直接投资金额高达2400亿美元，2001年，受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和“9.11”事件对投资者信心打击的影响，降至2250亿美元，但仍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25%.例如，美国的国家贸易政策中非常注重“全球资源的置换效应”，即用美国的投资、知识产权、技术装备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生产要素进行置换和组合，以实现美国经济从“后工业化经济”向“智能和创造型”经济演进。这种以全球资源置换为内核的对外投资方式绩效十分显著，1998年，美国海外分支机构的销售额高达2.4万亿美元，是美国同期外贸出口的25倍。

发展中国家战略贸易政策实施的关键是通过国家财力和政府的经贸政策，改善本国的投资软硬环境，营造一个有利于国际生产要素流人的战略“凹地”，吸引发达国家处于成熟期的加工业或高新技术产业链中劳动密集度相对较高的“环节”，形成国际化生产加工基地。并通过不断改善加工贸易条件，拓展加工贸易业务，最终成为跨国公司国际化生产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加工链”。据《商业周刊》最近统计，全球5.3万家跨国公司内部和相互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60%以上。因此，融入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体系，大力发展产业内加工贸易应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今后发展的基本取向。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方式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着年均8%的增长速度，已连续9年成为世界上吸收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每年都有400亿美元以上的国际资金流入。作为“世界工厂”，加工贸易逐步成长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2001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1474.5亿美元，占外贸出口总额的55.4%，加工贸易进口939.8亿美元，占外贸进口总额的38.6%，其中高新技术产品的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装配贸易约占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90%.这表明我国出口产品的生产方式仍以加工装配为主，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程度和自身的加工水平，加工贸易是现阶段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方式。我国沿海地区制造业发达、人才集中、劳动力素质较高、技资环境较好，如何构建和形成这样一个战略“凹地”，主动吸纳国际生产要素的流入，应成为我国制定和实施战略贸易政策的切入点。

发展中国家战略贸易政策实施的首要前提是如何构建对国际加工业最具吸引力的战略“凹地”，而战略“凹地”的构成要素取决于外国公司选择海外投资的标准和主要促成因素，以及各国在吸引国际投资方面的相对优势。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近年来经济政策的导向看，各国日益意识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性，在吸引外资的政策取向上更加趋向促进投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放宽对投资领域的限制以及放松外汇管制，各国都在致力于为投资者创造更加有利、更具吸引力的政策环境。因此，作为国际化的加工贸易战略“凹地”一定要具备国际大环境中的政策优势和环境优势，要为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创造优越的政策条件和投资环境。各国的实践表明，只有当一个国家致力于不断改善基础设施、教育体系，提供透明的、可预见性的政策、法律环境，并且中央政府与地方当局之间能够政令畅通、协调一致、高效运作，才能对国际投资形成强大的集聚效应。

三、对策措施

外商选择来华投资的最主要决定因素首先是成本，其次是市场，第三是环境。以下就这三个核心因素以及我国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采取的对策措施进行分析和探讨。

1.成本因素

在产品成本构成要素中，我国最具竞争力（也是外商最看中）的是劳动力成本。劳动力竞争优势包括三层含义：

一是，在可用性基础上的劳动力资源充裕和价格低廉，即较容易雇佣到大批熟练的产业工人；

二是，具备一大批比较优秀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其薪水与国际同类人员相比又非常低；

三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劳动力的可塑性很强，表现在文化基础知识较好，渴望学习、刻苦钻研，而且吃苦耐劳、便于管理。

但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整体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而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人力资源要素将逐步取代自然资源要素的主导地位，成为构成贸易条件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绝不能仅仅建立在价廉的基础上，因为劳动力的绝对成本优势终将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丧失，而劳动力的相对成本优势（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与其成本的比较）是我国可以长期依托的支点。我国应加快普及高等教育的步伐，加大教育投资的力度，为现代加工贸易的运作提供厚实的智力支撑，主动迎合国际跨国公司目前正在积极推行的人才本土化战略。同时要加强人力资源的国际合作，通过国外高技术劳务的引进，与国内低成本的劳动力相结合，形成人力资源方面的组合效应和互补优势。

2.市场因素

市场是构成外商来华投资的第二大要素。目前，外商最大的不满在于市场体系的发育程度不完善：

一是，在某些市场的准入方面存在明显的经济成分歧视，限制和排斥外资企业，即使对外商部分开放的领域，还存在地域、企业数量和股权比例等方面的限制；

二是，市场约束机制不完善，外商普遍感到中国法律的聚焦点是大公司、大企业，而对小企业缺乏约束力。如对小企业侵犯知识产权、盗用国际名牌商标、偷税漏税等行为很少有人问津，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公平的地位；

三是，市场供给体系不完善，外资企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进口受高关税的约束，影响了产品成本和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

四是，资本市场的发育很不成熟。风险投资的发展依赖于证券市场的发展，高科技与风险投资是一对“孪生子”，缺少风险投资的孵化，高科技产业就很难成长和扩张。从我国情况看，由于受各项政策法规的限制，一方面我国风险投资尚未完全对外资开放，尤其是国内二板市场尚末启动，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国内上市很困难，运用证券市场资本运作实现高科技企业战略扩张的策略难以实施，再加上风险投资成功后的退出机制很不流畅等因素的影响，严重制约了国际风险资本的进入；另一方面，国内私人资本市场一直处于“地下运作”。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报告显示，仅北京、上海、深圳三市就有3600多家公司从事私人资金运作，这类公司控制的资金高达7000多亿元，其主要功能是从事股票市场的投机。如何清除金融限制方面的政策法规障碍，使庞大的私人资本合法地“浮出水面”，同时，加快出台和完善风险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公司运作的法律法规，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风险投资管理体系，加快二板市场的出台，吸引国外风险资本，清除影响风险投资进入和退出的体制障碍，引导国际资本投向我国高科技产业，对培育资本市场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将会产生巨大影响。

3.环境因素

在投资硬环境方面，外商认为我国东部地区在硬件设施（运输、通讯、电力等）方面已有重大改善，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工业整体配套能力很差，上下游产业和相关产业的配套能力均很弱，缺乏支撑现代加工业发展的完善的工业整体环境，即使沿海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跨国公司在当地的平均采购水平仅20%左右。从目前吸引外资的新动态分析，外商在投资地区的选择上越来越注重产品价值链的衔接和增值，即投资区的整体工业配套水平，包括加工配套、人力资源配套，以及同行企业和相关企业的集聚效应，在我国沿海部分工业整体配套水平较高的地区已出现大规模的区域性外资集聚现象。例如，紧邻上海的苏州市吸引外资约占江苏全省利用外资总量的一半。

因此，在改善投资硬环境方面不仅要具有能承载现代化加工业的一流的基础设施，还要具备高速便捷、立体化的大交通网络，覆盖面广的数字化、宽带化、智能化的信息高速传输平台。在国家建设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更应加大基础设施领域与国际跨国公司的战略性合作，扩大BOT、项目融资、基础设施经营权转让等方式的利用外资，加快出台相应的政策和管理办法。同时，要注重不断提高加工水平，增强配套能力，支持国内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发展配套产业，在较小的协作半径内形成很强的产品乃至产业配套功能。此外，要创建高品位的文化生活环境，注重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在吸引外资过程中许多地方重视生产环境建设，忽视生活环境建设，这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表现：东方人强调“艰苦创业”，而西方人非常注重生活环境和质量。例如，在长江三角洲利用外资较多的地方，经常会出现外企白领阶层“江浙上班，回沪住宿”这种东方人很难理解的现象。因此，在构建国际化加工贸易战略“凹地”过程中要注重生活和生态环境建设，如休闲娱乐设施的建设，国际学校和国际医院的建设，注重防治污染，加强水资源、山体资源的保护，扩大绿化覆盖面，提高生活环境的质量和品位。

国际投资对软环境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一国有稳定的政治、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或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条件）、完善的法律体系以及没有地理文化上的进入障碍。外商对中国的投资软环境总体评价较好，认为我国在投资软环境方面的国际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经济高增长、低通货膨胀、人民币币值稳定；优惠的税收政策（所得税减免、进口技术设备减免税、境内技术转让免征营业税和所得税等等）；投资成本低，特别是土地使用费低和建设费用低；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以及政治经济环境的相对稳定。在投资软环境方面外商反映的突出问题：一是，法制不健全，经济纠纷的执法难度很大；二是，经济贸易政策方面存在随意性、复杂性，尤其是不可预见性，使外商很难了解和把握；三是，我国税收政策与国际不接轨，仍存在较大差异和一些不合理因素。如我国企业所得税率和个人所得税率与国际相比都很高，出口退税不到位，依然采用国际上仅少数落后国家采用的生产型增值税（购进的固定资产不能抵扣税，制约投资），以及在税收政策上重税率、轻税基等等；四是，政府部门办事程序复杂，环节多、效率低。

在改善投资软环境方面，要注意创造以下条件：

1.具备完善的与国际接轨的法律框架和经济贸易管理体制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外贸管理体制变化的最主要特征是从政策性管理转向法律框架下的规范化和可预见性管理。加入世贸组织就要求政府在管理经济贸易的法律制度方面符合WTO的各项规则，从自主制定各项规则向逐步采取世贸规则转变，使涉外经济贸易政策和法规简洁、统

一、连贯和透明。只有在稳定的、与国际一致的法律框架下才有可能吸引国际跨国公司的中长期战略性投资。

在经济和贸易管理体制上与国际接轨，一是，要更新行政管理的观念和方式，逐步转向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二是，调整行政管理的职能，减少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上下之间的职能重叠，压缩政府对经济领域的管理面和干预面；三是，调整和压缩行政管理权限，减化繁琐的管理程序和制约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各类审批手续，积极推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

2.建立国际化的高速物流通道

国际加工贸易区的三个基本要广素是加工水平、通关速度和货物集散能力。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跨国公司越来越注重选择全球最有利的地区进行研究开发、生产制造和产品销售。随着加工贸易供应链的拉长，对货物在国际间穿梭的时间限制将更趋严格，以适应制造业向零库存生产演进。只有具备高速、便捷、流畅的物流通道和覆盖面广的供应链体系，才能为构筑国际化的生产加工基地创造基本条件。因此，要大力发展与大交通、大流通、电子商务有效结合的现代物流业和开放型的物流网络体系，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物流企业，建设以港口为依托的现代化、智能化的物流基地，开发BtoB（企业到企业）和BtoC（企业到消费者）的第三方物流，以集装箱等“组合包装”、“门到门”的多式联运，以及以EDI为先导的现代交易方式。海关、商检、外管、税务、银行等单位要简化办事程序，加强彼此间的协作、协调和配合，构筑现代化的物流交易平台。

3.廉洁、高效、公正、友善的政府管理和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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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质形态商品市场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人们必须购买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繁衍，这就要求商品具有交换价值，商品交换价值是以凝聚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为基础的，而凝聚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价值）则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当现有社会的生产条件和劳动强度一定时，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就决定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长短，而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又取决于劳动者所具有的生产技能、技巧和速度，而这种生产技能、技巧和速度是需要职业教育来传授的。因此，物质形态商品市场的丰富和繁荣需要职业教育能够为其提供足够的、具有该专业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的，甚至高于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的劳动力。

（二）职业教育对物质形态商品市场需求的满足

职业教育对物质形态商品市场需求的满足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职业教育通过产学结合，或者校办产业，直接生产各种物质产品，充实、丰富物质商品市场；第二种则是通过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间接满足物质形态市场对职业教育的价值需求。职业教育是培养生产、建设和服务一线的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的教育，这一教育目的要求职业教育课程必须围绕技术来展开，技术是职业教育中最为丰富的课程资源。职业教育通过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或职业培训，向未来的劳动者传授各行各业所需要的专门性质的理论知识、技能技巧，提高他们的劳动熟练程度，生产技能技巧和劳动速度，从而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以生产更多的商品，丰富和繁荣物质形态商品市场，满足社会和人民的物质生活、生产需求；同时企业也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和价值，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资金。

二、职业教育对服务市场的价值

（一）服务市场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服务产业是伴随第一、第二产业的不断发展的客观需求而产生的，随着服务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服务客体需求的系统化要求日益强烈，服务市场也应时而生。从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需求分析，无论是生产服务市场、生活服务市场、还是流通服务市场，其中一项最重要的服务就是为第一、第二产业，甚至第三产业提供劳动力的专业劳动能力，以满足产业部门生产和再生产的劳动力需求，这个劳动能力的培养，则需要职业教育来完成；从市场客体的需求分析，各级政府机构需要职业教育研究部门为其开展宏观政策决策、教育战略决策提供数据；各行各业的企业等团体需要职业教育为提供劳动力服务、技术服务、信息服务以及文化服务等；各个家庭和个人需要职业教育为其提供教育咨询服务、就业指导服务、职业资格认证服务等等。

（二）职业教育对服务市场需求的满足

职业教育对服务市场需求的满足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职业教育本身就是国家服务市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职业教育主要通过改变劳动力的质量和形态来为市场服务。一方面，职业教育通过职业教育或培训，提高劳动力的智力水平，教育程度和生产技术水平，把非熟练的劳动力训练成熟练劳动力，提高未来劳动力的质量；另一方面，通过职业教育或培训，改变现有劳动力的形态，使其由从事简单劳动到从事复杂劳动，由从事一般性劳动到成为专门人才。二是职业教育本身作为一种市场客体，也需要服务市场的系统化服务，从服务需求的角度满足服务市场的价值需求。这种由职业教育服务需求驱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也成为服务市场中主要的组成部分。例如，由职业教育服务需求驱动的教育服务有：教育咨询服务、职业教育金融服务、职业教育学术服务、职业院校学生服务等；面向职业院校的服务主要有：学校招生服务，贫困生资助服务，教师干部培养培训服务，教材开发、发行服务，实训设备、实训基地服务，顶岗实习与就业服务等；面向职业教育整体工作的服务有：机关、学校、培训机构、管理和教学等各方面科学研究服务，院校办学水平、教育质量的评估服务，各种职业教育学会的学术社团服务，职业教育的传播与宣传服务，职业教育竞赛与会展服务，职业教育的各种评奖活动，表彰活动服务，等等。

三、职业教育对文化市场的价值

（一）文化市场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从文化市场的主要构成要素文化产业的角度分析，目前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际上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自1996年以来，美国的文化产品出口就已经超过航空航天工业成为第一大出口创汇产业，美国文化产业在GDP中的比重高达25％以上，仅次于军事工业，位居第二。2005年底，动漫产业成为日本第三大产业，占世界市场的62％。据统计，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文化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比例分别达到20％和10％。在英国，文化产业平均发展速度是经济增长的两倍。2004年和2005年，我国文化产业产值的年增长率约为10％，当然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相比，仍然大相径庭。从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情况分析，技术已经成为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最大推力之一。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文化产业的科技化、工业化和大众化都需要技术的大力支持，需要职业教育这个以技术传授为主要目标教育类型的大力支持。

（二）职业教育对文化市场需求的满足

职业教育对文化市场需求的满足主要是从促进文化产业繁荣的角度。首先，职业教育促进了文化的科技化。文化作为精神产品，不能永远留存在创作者的头脑之中，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技术，使之外化为具有一定文化的载体，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的教育，职业教育通过对技术的传授来实现文化的科技化；其次，职业教育促进了文化的工业化。尽管文化艺术的本质在于“个性的、一次性的、独一无二的存在”，但是，文化艺术的个性、独创性主要是通过文化生产的创造环节和作品阶段来体现的，“批量化、格式化、标准化”的大规模制作、复制手段，则大大促进了文化生产力的发展；最后，职业教育通过它的公益性教育活动，推动文化民主，推动文化大众化，保障了文化人权，从而发展了文化产业，繁荣了文化市场。

四、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价值

（一）劳动力市场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依据我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2013年第一季度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首先从行业与用人单位的需求分析：从行业需求看，83．4％的企业用人需求集中在制造业，36．5％的企业用人集中在批发和零售业。从需求看，对技术等级有明确要求的占总需求人数的57．8％，主要集中在初级技能人员、中级技能人员和技术员、工程师，其所占比重合计为49．6％。从求职看，55．7％的求职者都具有某种技术等级，主要集中在初级技能人员、中级技能人员和技术员、工程师，其所占比重合计为50．4％。从供求状况对比看，各技术等级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大于1，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其中，高级技师、技师、高级技能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较大，分别为2．72、2．31和2．1。这就为职业教育提供了巨大的教育、培训空间。再次，从求职人员的分类情况来看，在所有求职人员中。失业人员所占比重为50．6％，除去其中的新成长失业青年的23．9％，仍有就业转失业人员与其他失业人员26．7％；外来务工人员（包括本市农村人员和外埠人员）的比重为38．8％，这些人员亟需职业教育对其进行职业技能的训练和培训。

（二）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满足

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满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职业教育结构必须满足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劳动力需求，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基本上反映了我国经济转型期产业结构优化的劳动力需求，但是职业教育不能仅仅依据劳动力市场需求进行职业教育结构、布局调整，而应该分析劳动力市场供需变化的驱动者———国家经济转型的趋势，要紧密关注国家经济发展策略，对经济转型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而引发的劳动力需求进行预测，并结合劳动力市场供需情况合理调整职业教育结构。二是职业教育需要依据劳动力市场对不同文化程度和技术等级人才的需求，确定职业教育的层次结构，各职业院校也需要据此科学分析自己的教育定位、人才培养目标、人才规格，并据此进行专业设置、课程开发、教学模式、教学手段和教学评价方式的选择，及时淘汰落后专业，开发新兴专业；各职业院校要积极开展“双证书”制度和“学分制度”，以满足劳动力市场对不同文化程度和技术等级人才的需求。三是职业教育要依据经济转型和劳动力市场需求实现职业教育的多样化，在积极开展职业学校教育的同时，也要积极开展各种形式和类型的职业培训，以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职业学校教育在进行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同时，也要充分利用职业院校的各种资源，进行多元化的职业培训。

五、职业教育对技术市场的价值

（一）技术市场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党的十七大要求我国经济增长要“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党的十则强调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强化需求导向，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合理布局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党的战略决策，促进了我国技术市场的繁荣，为我国技术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技术市场是科技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科技商品的质量和多寡是影响技术市场的重要因素，技术市场首先需要丰富的科技产品，也就是说，技术市场首先需要科技产品生产者的大力支持。从技术发展的历史分析，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技术发明主要由行业中技艺娴熟的工匠承担，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技术与科学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技术的突破越来越离不开科学的支持，“此后，技术发明的主要源泉由经验转移到科学”，这就需要职业教育一方面要大力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在生产实践中进行技术的创新和发明，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本身拥有的巨大技术资源，也会在“产学研”过程中为技术市场做出贡献；其次，技术市场中先进的科学技术产品，也需要职业教育通过培养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进一步推广，使其由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二）职业教育对技术市场需求的满足

职业教育对技术市场需求的满足，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一是职业教育通过对传统科学技术、生产经验的选择和传递，为技术市场提供大量的技术应用者，这些高质量的技术应用者，一方面在生产实践中继承、传播前辈积累起来的基本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技术；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新技术领域的开拓者和创造者。二是职业教育是新技术传递和再生产的有效形式，职业院校充分利用、整合本院校的教育资源，对新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并通过课程教学，培养大批量掌握新技术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大大缩短新技术再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对技术市场中技术商品的使用和推广产生积极的作用。三是职业教育本身拥有丰富的“双师型”教师，这是一个既能从事教学，又能从事科技研究的师资队伍，再加上职业院校专业对接产业的专业设置及专业群建设更加贴近社会和企业需求，科技创新和技术开发的空气也很浓厚，教学和科技研发本身的相互促进，因此职业教育本身就是新技术创造中心，可以直接为技术市场提供技术产品。

六、职业教育对信息市场的价值

（一）信息市场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信息市场的形成起源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尤其是进入信息社会以来，随着各种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采用，信息量的成倍增长，信息需求范围的不断扩大，信息市场逐步成熟和完善。信息市场的繁荣需要信息产业的繁荣做支撑，信息产业的繁荣带来的是生产方式的转变：自动化生产方式将取代传统的机械化生产方式，柔性生产方式将取代刚性生产方式，规模适度的分散型生产方式将取代大规模集中性生产方式；信息产业的繁荣还带来新兴产业的兴起和传统产业结构的调整：信息产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迅速上升，传统产业普遍实行技术改造，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效率；同时，信息产业的兴起还带来了数字化生产工具的普及和应用。所有这些变化，都需要有职业教育培养出能够迅速适应信息社会的劳动者，来推动信息产业的进步和发展，推动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

（二）职业教育对信息市场需求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