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医疗纠纷的办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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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广东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评析

[中图分类号] R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3）08（a）-0025-03

现阶段医疗纠纷的高发、暴力化、群体化，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从中央到地方均在探索如何公正、高效且医患双方满意的纠纷解决路径，从2010年7月1日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7章专章对解决医疗损害侵权作了规定，到近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从地方政府规章层面颁布了各地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广东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下称“办法”）将于2013年6月1日正式实施，但该研究认为《办法》的一些具体规定仍需进一步明确修改，尤其是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下称“医调委”）的中立性、医院自限制和医疗纠纷的仲裁问题，可能直接影响到《办法》的具体实施效果。

1 问题的提出

1.1 医调委的中立性问题

《办法》第7条第2款规定在医疗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可以“向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重要途径具有简便性、灵活性和经济性的特点，能有效节约纠纷解决的成本[1]，应当予以肯定，但有必要加强医调委的中立性。调解机构中立性是调解医疗纠纷的前提。所谓中立性是指医疗纠纷调解机构在调解过程，保持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不代表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偏向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言行。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客观性：要求调解机构对纠纷事实的认定要有明确的证据认定程序，不能为了达成调解而牺牲任何一方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21、22条规定“人民调解员调解民间纠纷，应当坚持原则，明法析理，主持公道”，“ 讲解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2、公正性：公正性要求调解机构不得偏向任何一方，判断标准主要是看调解机构是否直接或间接与当事人之间存在利益关系。中立性是调解发挥效用的关键，就像被2002年以前人们反复诟病的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纠纷进行鉴定就像“老子”鉴定“儿子”一样，如果当事人观念上认为调解机构缺乏中立性，那么无论结果怎样都无法有效化解纠纷。就《办法》中关于医调委的相关规定，其中立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1）《办法》应细化涉及医调委中立性的相关规定

中立性是医调委能否获得医疗机构和患方的信任最关键的因素，但《办法》中并无明确规定。该研究认为，应当从组织、人事任免、经费来源、操作过程等几方面来保证其独立性，医调委应与卫生行政部门、医师团体、医疗机构等保持距离[2]。

（2）关于医调委的评鉴制度

医调委的评鉴制度对于快速解决医疗纠纷提供了一条新的模式，通过建立医调委专家库，对争议纠纷在短期内评鉴调解，无疑提高了纠纷处理效率，应当鼓励，但评鉴制度本身仍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法关于纠纷过错认定的法定形式有医疗过错司法鉴定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两种，《办法》第34条仅规定了专家库的功能是“为医疗纠纷的调查、评估和调解提供技术咨询”，未规定医调委的评鉴职能，虽然医调委的评鉴可以认为是医患双方合意下的一种纠纷快速处理方式，但当涉及到依据评鉴结果签署调解书并形成司法确认书时，法院应当慎重。因为毕竟评鉴结果仅是基于双方合意的非官方结论，签收法院的调解书后当事人就丧失了救济途径。因此，笔者建议赋予评鉴结果一定的地位，否则司法确认的合法性存疑。

1.2 医院财产处置权问题

《办法》第29条规定“医疗纠纷赔付金额1万元以上的，公立医疗机构应当采取本办法第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至第五项及第二款规定的途径解决，不得与患者或者其近亲属自行协商处理”。该条款涉及医院财产自主处置权问题，笔者认为此种限制缺乏法律依据。根据《民法通则》规定，我国法人类型有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机关法人，其中公立医疗机构均属于事业单位法人。根据法人的概念，法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它可以自己的名义，通过自己的行为享有和行使民事权利，设定和承担民事义务，拥有财产处置权和独立承担责任是法人的重要属性。医疗机构与患者协商赔偿，本质上讲是对自身行为法律后果的责任承担，和解协议其本质为合同性质，应属法人意思自治领域。从《立法法》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规章不得与上位法相冲突，我国《合同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该规定赋予了医疗机构自行与患者签署和解协议的权利，《办法》作为地方政府规章，对上述权利的限制缺乏法律依据。从行政监管的角度来看，《办法》对公立医疗机构的限制似乎是出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顾虑，从最初的草案也可以看出端倪，但上述做法并不妥当，通过限制财产处置权来预防国有资产流失从经济学上讲是没有效率的，因为如果双方当事人可以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任何第三方的介入都可能增加成本。对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监管，对证实确实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医疗机构采取行政处罚等监管措施。

另外，从公立医院改革大方向来看，就是要避免政府对医院自的过多干预，建立公立医院自主运行机制，厘清医院和政府之间的权力边界，逐步释放医院自，以提高医院运行效率，因此《办法》对医院自限制有必要进一步修订。

1.3 医疗纠纷仲裁问题

《办法》第7条第2款规定：“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市可以试行医疗纠纷仲裁”。但根据《仲裁法》第2条规定，只有商事纠纷才能进行仲裁，“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医疗纠纷属于人身权益纠纷，《办法》提出医疗纠纷进行仲裁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再者，即使允许医疗纠纷争议仲裁，仍然面临着医疗行为过错的认定机构和形式问题，如果仍然委托司法鉴定机构或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委托医学会鉴定，那么仍然可能会遇到鉴定时间过长、鉴定机构中立性等问题，无法凸显仲裁优势。

2 相关建议与讨论

2.1 增加医调委的中立性

2.1.1 细化制度，保障医调委中立性 《办法》对医调委中立性的相关规定不够细化，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相应条款：①医调委的设立人（或称开办人）应当与医疗机构无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系；②医调委主要管理人员的任免应当保证独立性，不受医疗机构和捐助机构的干预；③医调委的经费来源应当与医疗机构、医疗责任险承保的保险公司等机构无关；④在调解案件过程中医调委不受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的干涉；⑤医调委应当保持非营利性。

2.1.2 完善评鉴制度 医疗纠纷争议常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医患双方对基本事实予以认可（如均认为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但对于赔偿金额不能达成一致的；另一种情况是医患双方对于基本事实存在争议（如患方认为医院存在过错或篡改病历，而医方认为自己无过错）。笔者认为，对于第一种情况医调委调解显然合适，但对于第二种情况，多数需要医调委召开评鉴会分清责任。笔者建议，《办法》应当对医调委的评鉴职能予以确认并细化，保障评鉴结论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在此之前，在调解书申请司法确认时，法院应当对申请司法确认调解书的评鉴结论进行审查。

2.1.3 加强医调委的经费保障 医调委作为依法成立的民间调解组织，根据《办法》第30条的规定，其调解不得收费。那么医调委的运作经费必须通过其他途径予以保障，这样才能保证医调委的日常运作，虽然《办法》第8条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所需经费、人员、办公场地等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有条件的市、县、区人民政府可以对医调委的设立及开展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以及《办法》第10条规定的社会捐助方式。但上述规定还需要进一步细化，首先从“必要的支持和保障”以及“可以”等用语来看，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医调委有“断粮”的可能，因此建议医调委经费明确由财政保障，例如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以确保其公信力[3]。其次，对社会捐助机构的规定缺乏细化。医调委具有中立性，其接受社会捐助应当受到限制，对于可能影响其中立性的机构捐助，医调委不得接纳。如：与医疗机构有保险关系的保险公司、医疗机构等。

2.2 增加医院自

2.2.1 解除对医院和解权限的限制 医疗机构作为事业单位法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0条的规定，其具有自行和解医疗纠纷的权利，包括诉前和解，诉中和解。《办法》对医疗机构超过一万元自行和解权的限制，在实际案件中可能会大大降低效率。如患者将医疗机构诉至法院后，在庭审过程中医患双方达成和解且和解金额超过1万元，患方同意撤诉。此时，医疗机构能否与患者签署和解协议书？是否还要到医调委或卫生行政机关予以确认？根据《办法》29条的规定，医疗机构是不能自行和解的（如果允许自行和解，是否所有超过1万元的赔偿都可以先再和解？），这显然违背了《民事诉讼法》关于和解的精神，因此笔者建议应当解除对医院和解自的限制，允许医院与患者自行协商。有声音认为，政府之所以限制医院和解自，主要是出于保护医院，避免“医闹”。对此，笔者持不同看法，“医闹”属于非法行为，对于扰乱医疗机构正常秩序的“医闹”，应当严格执法[4]，《治安管理处罚法》，甚至《刑法》对此都有规定，减少医闹，关键在于执法。

2.2.2 政府对公立医疗机构资产管理应当转变方式 《办法》第29条另一个目的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但管理方式应当转变。在我国现有医疗体制下，政府作为公立医院的开办人，当然具有防止医院资产流失的责任，但不能以限制医院财产处置权的方式进行管理。结合我国新医改的要求，应从医院治理结构转变入手，建立理事会决策、管理层执行、政府监督的权利构架。通过委派政府官员理事进入理事会的事前监督结合审计委员会的内外部审计事后监督方式，来管理好国有资产，形成良性循环，而非一味的限制医院权利。

2.3 医疗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

关于医疗纠纷是否可以仲裁学界有不同看法。反对者认为，医疗损害属于人身损害事项，非商事合同纠纷，因此医疗纠纷仲裁于法无据。另一种观点认为，医患纠纷包括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和侵权损害赔偿纠纷，均属于当事人可自由处分的具有财产性的事项，因而医疗纠纷完全可以通过仲裁方式予以解决[5]。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并认为医疗纠纷仲裁与医调委相比，没有明显优势且不符合法理[6]。从法理上说，既然医患纠纷可以通过仲裁方式解决，而同样作为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却不可，难道两者的赔偿不都是具有财产权性质吗？从专业优势上看，医调委建立了自己的专家库，对于复杂有争议的医疗纠纷通过专家评鉴制度能够快速处理，而大部分仲裁机构缺乏专家库支撑，难以胜任医疗纠纷的仲裁工作；从纠纷成本上看，医调委作为独立第三方民间调解机构，调解是免费的，对于患方来说无疑是减轻了经济负担，而仲裁患方则需要缴纳仲裁相关费用；从快捷性来看，《办法》第39条规定了“医调委应当自受理调解申请之日起30日内调解终结”，相对于仲裁更加快捷；从终局性来看，《办法》第40条规定了“医患双方当事人同意对人民调解协议书进行司法确认的，医调委应当协助当事人进行司法确认”，如果经司法机关审查，发现医调委的调解违反法律规定的，还可以予以纠正，但仲裁却具有终局性，一裁终局，缺乏其他救济途径。另外，实践中，深圳市有相关地方规章，但具体报道的仲裁案例为数并不多。因此，从各个方面对比来看，如果完善了医调委第三方调解机制，医疗纠纷仲裁完全可以被取代。

3 结语

《办法》的出台为依法解决医患纠纷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法，无疑对缓和医患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办法》中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规定仍需在实践中不断修正与完善，方能更好的发挥效用，该研究仅针对部分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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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泽洪，徐伟民.宁波市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J].中华医院管理， 2009，25（10）：687-690.

[4] 魏占英，曹艳林，王将军.完善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建议的探讨[J].中国医院，2012，16（7）：11-13.

[5] 马占军. 我国医疗纠纷仲裁解决机制构建研究[J].河北法学， 2011， 29（8）：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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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医疗纠纷； 人民调解； 缺陷； 完善。

为了有效解决医疗纠纷， 自 2000 年起北京、南京、合肥、山西、宁波等地陆续出现了形式不同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据 2010 年的统计， 全国有 16 个省区市的 56 个地市建立了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 1]

。山西、海南、广东等地成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医调委）， 经司法厅批准成立， 运行经费由医疗机构缴纳的医疗保险基金解决。医疗纠纷发生后， 由医调委组织医学、法律、人民调解员、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的专家组成医疗责任保险事故鉴定委员会和合议委员会， 按照/ 七名五票制0集体裁定责任并作出赔偿决定。保险公司根据医调委的调解进行赔偿。山西省医调委2006 年成立， 对其后全国许多地方医疗纠纷调解制度有较大影响[ 2]

。

山西省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实践多年， 但一直难以推广。广东省从 2007 年左右开始筹备成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2010 年 10 月正式成立， 2011 年 6 月广东省卫生厅开始推动医患纠纷人民调解与医疗责任保险全省统保。但是截至 2012 年 7 月仍然只有少数的地市成立了独立的分支机构， 绝大部分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然挂靠在司法行政部门。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难以推广的原因在于机构本身存在不足， 与之配套依法处理的法治环境、医疗责任险制度没有建立。

1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权威性不足。

2012 年 6 月 12 日羊城晚报载， 广东省医调委通过媒体呼吁广州医学院第一、第三附属医院配合调解。报道中指出， 一位患者到南海第二人民医院就诊时突发休克死亡， 家属打伤院方 6 人， 广东省医调委医疗评鉴认为患者死于主动脉夹层破裂， 院方无过错， 但是院方仍然给予 6. 7 万元的人道主义赔偿。这样的做法只是在和稀泥， 所以有三甲医院不买账[ 3]。广东省医调委的工作程序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不足， 降低了公信力。

1.1 事实认定不清， 调解缺乏基础 人民调解法草案第一稿中曾明确/ 在当事人认可事实、分清责任、互谅互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提出纠纷解决方案0, 也就是说事实清楚、焦点明确， 才能找准问题症结， 便于有的放矢地开展调解[ 4]。医疗纠纷的调解应该建立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 然后就应该如何赔偿等民事问题进行调解。基于相同的事实认定， 通过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处理或者诉讼解决其预期结果应该一致，或者说医疗机构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应该给予患者及家属多少赔偿等问题应该具备一致性。医疗纠纷发生后， 患方漫天要价动则要求赔偿上百万， 没有对事实的基本认定， 调解无法开展。广东省医调委对争议较大、涉及经济赔偿、医方购买医疗责任险的案件启动评鉴程序， 这种做法大大限制了评鉴程序的适用范围， 容易造成其他案件事实认定不清。

1.2 评鉴程序需要进一步规范 虽然在部分案件中启动了评鉴程序， 但评鉴程序缺乏有效的监督。评鉴会实行/ 七名五票制0, 这样的设计不够合理。原因之一是保险公司作为赔偿责任的负担方， 在评鉴的表决环节不应该享有表决权。

原因之二是缺乏对评鉴过程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机制， 难以保证评鉴公平、公正进行。原因之三是人员的专业性难以保证。广东省医调委设立了专家库， 但是有的调解员从社会招募， 素质参差不齐， 无法保证调解的专业性。

2 德国和日本的医疗纠纷调解。

2.1 德国的仲裁所和专家鉴定委员会 在德国， 对医疗事故引起的纠纷当事人最多采用庭外解决的方式[ 5]。20 世纪 70年代， 德国各州医师协会创设了 4 个仲裁所（ 调停所） 和 5 个专家鉴定委员会用来处理医疗纠纷。仲裁所只对那些医师参加了责任保险的医疗纠纷进行仲裁， 裁定赔偿责任及损害赔偿额。而专家鉴定委员会仅对医师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进行鉴定， 专家鉴定委员会实行异地鉴定[ 6]。

仲裁所的设立大同小异， 仲裁中应成立仲裁委员会， 由 1名有医师资格者担任委员长、2 至 3 名医师和 1 名法律专家组成， 专业医师必须与纠纷医师从事相同的专科。仲裁委员会有权组织医师会专家或者外聘专家进行医学鉴定， 根据鉴定意见判断当事医师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医患双方可以要求询问鉴定人， 对鉴定结论发表意见。特点： 第一是纠纷处理效率较高。通过诉讼处理纠纷平均需要 4 年左右， 而仲裁所处理纠纷一般 10 至 12 个月可以结案。第二是仲裁所不向医患双方收取费用， 运营费用由保险公司负担。第三是纠纷处理公开。医患双方有权在任何阶段陈述意见和查阅审理记录； 仲裁所通过发行年度工作报告或者记者招待会公布年度仲裁案件的情况。第四是裁定书没有法律约束力， 一方当事人不服时可以提起诉讼。不过， 90% 的案件当事人均能遵守仲裁结果[ 7]。

专家鉴定委员会的程序也有差异。如北莱茵鉴定委员会， 人员组成包括作为法律人士的退休法官 1 名， 内科、外科、普通医生、妇产科、眼科、病理科、麻醉科等专业的医生，共计委员 26 人。鉴定需要形成书面的鉴定意见， 内容包括经查明的案件事实、是否存在医疗过错、是否应该承担责任等； 法律专家负责分析所涉及的注意义务等法律问题。鉴定分为初次鉴定和最终判断， 医患双方当事人在收到初次鉴定意见后 1个月内可以提出异议， 由鉴定委员会全体人员统一认识后作出最终判断[ 8]。

德国没有专门处理医疗纠纷方面的法律， 仲裁所（ 调停所）和专家鉴定委员会的意见没有法律拘束力， 其效力仅相当于劝告。但由于具备任意性、免费性， 相关医师与医师协会保持人事上的独立关系， 并且实行回避制度， 其独立性、中立性得到了肯定[ 8- 9]。

2.2 日本的 JMA 和医师职业责任保险制度 日本医疗纠纷的解决方式有三种， 即协商， 法院调解和诉讼， 日本医学协会调解。日本医学协会（简称 JMA）是一种行业自治组织， 全国范围成立社团法人即日本医学协会， 都道府县设医学协会47个。注册医生自由选择成为都道府县医学协会的会员。医师职业责任保险制度为解决医疗纠纷建立了一种类似仲裁的调解处理机制， 这一制度 1973 年在日本得到建立。日本医学协会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 对会员医师的医疗过失承担赔偿风险， 47 个都道府县的医学协会还提供一种补充责任保险。据统计， 不到一半的医生拥有 JMA 保险[ 10- 11]。

医疗损害发生后， 患方向参加保险的医生提出损害赔偿请求， 由参加保险的医生向都道府县医学协会提交处理申请， 经判断符合条件者提交纠纷委员会处理。纠纷委员会与保险公司联合对医疗纠纷进行调查处理， 处理意见由赔偿责任审查会议审查， 每月审查一次。处理纠纷提交材料采用匿名方式（ 包括医疗机构名称、临床医生姓名等信息） , 实行回避制度， 保证审查公正性。审查会议由医学专家 6 人和律师4 人参加， 对审查经过进行表决， 表决过半数通过。审查结果的内容主要包括经查明的事实、医疗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是否存在过错， 以及责任比例， 其他医学和法律建议。对医疗纠纷的最终处理则以审查结果为基础进行。

日本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实际是 JMA 和保险公司联合处理模式。有人认为这样的程序不够公正， 并且只有不到一半的医生拥有 JMA 保险， 赔偿程序可能由于不限制重复使用而被滥用。但是相对于诉讼高昂的诉讼成本、成倍的审理周期， JMA 赔偿程序在医疗纠纷处理程序中的使用率还是较高的[ 11- 13]。

3 增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权威性的建议。

3.1 作好事实认定， 规范评鉴程序 医疗纠纷的调解必须建立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 因此评鉴程序应该对所有案件适用， 除非医患双方已经就事实部分达成一致， 而争议的仅仅是如何赔偿的问题。对于重大案件， 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启动独立的医疗技术鉴定程序， 相关费用由保险公司预先垫付。2013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的5广东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6第38 条规定， 索赔 10 万元以上未达成一致意见的医疗纠纷案件应当先行鉴定。这样的规定是合理的， 独立的医疗损害鉴定无疑更具备专业性。同时， 应该保证双方当事人对技术鉴定种类的选择权， 虽然司法鉴定存在设立门槛低、司法鉴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等情况[ 13], 但是这是司法行政部门的管理问题， 不应该以此为由剥夺当事人选择权。

3.2 重构医疗纠纷处理委员会 从德国、日本的经验来看，委员会主要由医学、法律方面的专家组成， 德国设立了首席专家。广东等地调解机构的委员会由医学、法律、人民调解员、保险公司代表、保险经纪公司代表组成。这样的作法应该改变， 应该主要由医学、法律专家组成委员会， 并且聘请深法官等人员担任首席专家， 增强医疗纠纷处理委员会的专业性。程序设计上， 可以包括两部分： 一是医疗机构是否应该对医疗损害承担责任， 二是根据5侵权责任法6等法律规定拟定赔偿方案。医疗损害鉴定工作主要由医学专家完成， 法律适用主要由法律专家完成， 当然专家类别应该适当搭配，甚至增加部分社会人士， 增强监督效果。

3.3 加强对委员会组成专家的监督 其一， 引入听证程序。可以参考德国的做法， 赋予双方当事人在程序任何阶段充分发表意见、查阅资料的权利。双方当事人可以充分咨询专家意见， 专家必须一一解答。其二， 建立医学、法律专家库， 医学专家具备从事医疗损害技术鉴定的资格， 法律专家具备法律职业从业资格。其三， 司法行政部门建立评价体系。司法行政部门应该对调解人员进行培训和指导， 建立医学专家、法律专家的评价体系， 严防徇私舞弊情形的发生。司法行政部门接受社会对专家的投诉， 若发生违法鉴定的情形应当依据规定予以处罚。其四， 实行回避制度、异地评鉴制度， 尽力保证评鉴程序的公正性。对当事人一般信息， 如医疗机构名称、医生姓名等予以隐蔽， 最大限度降低同行庇护的风险。其五， 司法行政部门完善法律援助服务， 法律援助律师为患方提供无偿服务， 参与调解过程， 为患方争取利益。

3.4 建立与之配套的法治环境 其一， 出台医疗纠纷预防处置办法， 将公立医疗机构与患者及家属的/ 私了0纳入规范渠道。如宁波规定这一权限为 1万元。5广东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6第29 条第 3 款规定 , 索赔金额在 1 万元以上的， 公立医疗机构不得与患方自行协商。这样规定可以避免因闹而赔情形的发生， 将医疗纠纷处理引导向理性处置的轨道， 也才能够将医疗纠纷处理引导到医院外部。其二， 尽快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已经成为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重要制度。由于我国存在医疗纠纷处理法律不完善， 医疗责任保险业务数据缺乏， 保险公司提供服务不到位等问题， 学界对医疗责任险应该采用自愿投保抑或强制投保等理论问题也争执不下[ 14]。但是， 医疗责任险有利于化解医患矛盾， 应该与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同步推进已经成为一个共识。

4 总结。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本身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设置不够合理也缺乏有效监督， 与之配套的立法、医疗责任险也没有配套， 限制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发挥作用。目前对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制度缺陷以及完善的讨论尚不多， 能否推论其他类型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希望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与研究， 促进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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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发展

近年来，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广大患者相关医学知识的增加、法治化建设进程中公民权利意识的加强，加之医学科学本身的特殊性及医生医德、服务意识等方面的原因，医患之间的医疗纠纷不断出现，且呈现日益上升的趋势。司法实践中，医疗纠纷的诉讼案件也日益增多。在医疗纠纷诉讼中，法院要在查明争议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判决，就必然要涉及作为“民事诉讼的脊梁”的举证责任，[1]（P.63）举证责任如何分配是包括法学、医学等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它决定医疗纠纷案件如何发展的根本问题，关系医院和患者实体利益的分配，对于患者权利的实现及医患之间的利益平衡意义重大。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笔者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分三个阶段介绍并进行简单分析。

一、“谁主张，谁举证”阶段

“谁主张，谁举证”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般举证规则。简单的说，在医疗纠纷中，“谁主张，谁举证”就是患者主张自己在医疗行为中权利受到侵害，就要提供相关的证据来证明，否则就要承担对自己不利的后果。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以“谁主张，谁举证”为主，国务院1987年6月29日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是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法律文件。在《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明确了医疗纠纷中的当事人为医疗机构和患者及其家属，增加了司法诉讼程序，即医患双方对医疗纠纷的处理不满意的，均可向当地人民法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立法宗旨虽然是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但其在制度设计上更多的是保护医务人员及医疗机构的权益，患者的权益保护基本被忽略了，即实际上成为了“单保护”，具体体现在医疗纠纷的归责原则上实行绝对的过错原则，表现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就是“谁主张，谁举证”。

在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阶段，患者主张自己在医疗行为中权利受到侵害，就要证明医务人员的诊疗护理存在过失，并且该过失是造成其人身权利受到侵害的直接原因，医务人员的诊疗护理是否存在过失，病历是重要的证据之一，而按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医疗机构没有提供病历的义务，在这样的状况下，对于处于弱者的患者一方来说，其举证责任是相当大的，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当一些医疗纠纷出现后，身心受到伤害的患者开始转而寻求其他的救济途径，如求救于媒体，媒体就成为表达患者心声的重要场所，各大媒体上登载的各种不同经历患者的“血泪控诉”，使公众对医疗机构的服务产生诸多的不满，加之各地因医疗纠纷不能及时解决导致的一些过激行为不断见诸报端，医患关系持续紧张，这不得不让社会各界开始反思《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存在的问题。

尽管《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内容简单，相关规范不够完善，可操作性较差，对患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不够有力，也不利于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但作为我国第一部处理医疗事故的专门行政法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还是一种进步，是我国医疗纠纷处理向法治化迈进的重要标志，在我国医疗纠纷处理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二、举证责任倒置阶段

举证责任倒置，是指将本来应由主张权利的一方当事人就相关事实的存在承担的证明责任，改由另一方当事人就相关事实的不存在承担证明责任。举证责任倒置多发生在特殊类型侵权案件中，因为此类案件中很多重要证据被对方掌握，原告依通常的取证手段根本无法取得；甚至侵权者为逃避法律责任利用其掌握证据的便利条件故意毁灭证据。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僵硬的适用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对受害人一方或弱势一方来说就很不公平，其权利保障就很难实现，也达不到公平正义这一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因此，在一些特殊侵权诉讼中，基于当事人举证的实际情况，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便应运而生。2001年12月6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8项明确规定了医疗纠纷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与患者因医疗行为造成的损害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这些都由医疗机构承担举证责任。在医疗纠纷诉讼案件中，由于医患双方的举证能力、与病历等重要证据的距离远近等因素的影响，如果仍然将证明责任按照一般分配原则进行分配，则容易产生不公平。[2]（P.331）

医疗纠纷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一出台，就引起医患双方、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于这一规则，可谓褒贬不一。支持者认为，医疗纠纷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有利于公民诉权的行使，有利于保护在医疗纠纷中处于弱势的患者一方，有利于提高医疗纠纷诉讼案件的审判效率，有利于促使医院的管理规范化，加强医务人员在医疗行为中的法律意识，提高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也有利于缓解紧张的医患关系，从而在医疗纠纷诉讼中实现实体法的实质公平及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反对者认为，医疗纠纷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存在诸多弊端，它大大降低了患者医院的门槛，引起医疗纠纷中患者的 “过度维权”，使医疗纠纷诉讼不断案件增多，过多的占用有限的司法资源，同时，医学自身的特殊性及患者本身的原因导致医疗机构在诉讼中常常举证不能，从而承担不利于自己的后果，这使得医疗机构为了规避风险只得放弃可能治愈患者疾病的新的治疗手段或者高风险治疗方案而采取防御性医疗，长远来说这不利于医学科学的积极发展，最终还是患者的利益受到侵害。

客观地说，医疗纠纷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是对医患双方合法权益保护进行平衡的制度选择，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对患者合法权益保护不力的状况，体现了保护医疗纠纷中处于弱势的患者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实现实质的更大范围的公平正义。同时，其存在的弊端也不容忽视。因此，如何科学地分配医疗纠纷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对于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及保障医学科学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区分类型确定举证责任阶段

2009年12月26日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第7章专章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其中对医疗纠纷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区分类型进行了规定，这标志着我国医疗纠纷诉讼中的举证责任问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侵权责任法》创造性地采用了医疗机构、患者、法院等都比较容易接受的“医疗损害责任”概念，科学确定了医疗损害责任的基本类型，即医疗技术损害责任、医疗管理损害责任、医疗伦理损害责任及医疗产品损害责任，并根据不同侵权类型来确定医疗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一）医疗技术损害侵权纠纷举证责任分配

《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医疗技术损害侵权责任纠纷适用过错归责原则，也就是说，医疗纠纷中，患者要求医疗机构对其损害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应当具备侵权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即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具有违法诊疗行为、该违法诊疗行为造成患者人身损害、违法诊疗行为和患者人身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有过错。基于过错归责原则，举证责任的分配实行“谁主张，谁举证”，患者要对侵权的四个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58条的规定，三种特殊情况下，即医务人员有违反有关规定的治疗行为，需要提供与医疗纠纷有关的患者病历资料时医疗机构隐匿或者拒绝提供，医疗机构伪造患者在诊疗活动中的病历资料或者篡改、销毁患者在诊疗活动中产生的病历资料，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5]（P.290）

（二）医疗管理损害侵权纠纷举证责任分配

医疗管理损害责任是杨立新教授基于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违反医疗管理造成患者损害而提出来的一种独立的医疗损害责任类型，医疗管理损害侵权属于一般侵权行为，因此，医疗管理损害侵权责任纠纷适用过错归责原则，其举证责任的分配实行“谁主张，谁举证”，患者要对侵权的四个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责任。

（三）医疗伦理损害侵权纠纷举证责任分配

《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医疗伦理损害侵权责任纠纷适用过错推定归责原则，即医疗机构或者医务人员在诊疗行为中违反医疗伦理造成患者损害的，直接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应就对患者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除非医疗机构有证据证明自己的诊疗行为没有过失。体现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四）医疗产品损害侵权纠纷举证责任分配

《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医疗产品损害侵权责任纠纷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患者只需证明医疗机构在诊疗行为中因使用的医疗器械、消毒药剂、药品存在缺陷或者输入的血液不合格对自己造成了损害即可。

《侵权责任法》在总结以往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的经验基础上，借鉴国外先进的做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区分不同类型侵权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日趋完善，对更好的解决医疗纠纷，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相信，针对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要立法、司法实务部门、医学、法学等工作者不断努力，我国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会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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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鸿君.试论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倒置对医患双方 行为的负性影响[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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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调解机制

一、引言：医疗纠纷层出不穷，医患关系日益紧张

“看病贵，看病难”是近年来中国老百性一直面临的一个问题，而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医患矛盾也随着社会的发展不但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反而愈演愈烈。2013年10月25日，浙江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3名医生被一名男子用刀捅伤，其中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王云杰因抢救无效死亡，另外2人经抢救脱险。至此，中国的医患矛盾已经上升到了危害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的层面上。而6天后，10月31日晚，海南医学院附属医院ICU重症监护病房被一病人家属打砸，医院一名保安被打伤。该事件虽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然而却提醒我们，“医闹”离我们并不远。从2013年1月1日到8月15日，海南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共受理医疗纠纷案件312起，其中（“医闹”）达22起。在全国范围内，仅今年10月17日至27日短短10天内，全国发生6起患方伤医案件，多位医护人员重伤或死亡。这些冰冷数据的背后，折射出医患关系的持续紧张与恶化，仿佛一个结，缠绕在医生与患者心头。

造成这样的后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医务人员医德素养差，在诊疗过程中，医务人员对病员不负责任，态度生硬，缺乏同情心，看病时精力不集中，如果病人有病而医生没有及时发现，或将重症看成轻病，或危重病人的情况事先没有向家属说清楚等，一旦病人发生了死亡或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家属自然会指控医生不负责任。另一方面，由于医疗是门技术活，患者和医生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主要表现在：第一，对于知识壁垒很高的医疗行业来说，患者毕竟是“门外汉”，对于自己所患病的病情、病情的严重程度以及该如何准确的治疗所知甚少，甚至无法预测，而对于医生为自己开具的药方、提出的治疗意见是否符合自己实际的病情也缺乏必要的了解；第二，患者对所接受的治疗服务的价格也缺乏了解，虽然有实时的信息滚动，但都是一些平时的常见用药，而对医生所开具的具有高利润的药方无从知晓。由此，对医疗机构产生的不信任感也会逐渐加强。同时，医学实践非常复杂，部分医疗事件确实是意外事件，但由于患者不了解情况，一旦出事最先想到的就是医生的失误。若真要闹事，医生也只能是“有理说不清”了，小的误会和纠纷很可能演变成“医闹”等大型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中立的第三方调解员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引入第三方调解机制，解开医疗纠纷“死结”

我国于2002年9月1日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规定：医疗事故处理有三条途径：一是医患双方共同协商解决；二是卫生行政机关调解解决；三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然而由于医患之间缺乏信任，双方往往很难心平气和达成一致意见，纠纷很难化解；由于卫生行政部门与医院之间的隶属关系，难脱“父子之嫌”，患者难以信服；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医疗纠纷的成本和周期过大过长，患者不堪诉累也极易加剧矛盾。目前，全国各地也都在积极研究医疗纠纷的处理办法，探讨和尝试“第三方调解”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2005年北京市政府要求所属的医疗机构全部投保医疗责任保险；2006年上海成立了我国第一家专门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2006年天津成立了仲裁委员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2008年宁波市通过立法的形式成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医疗纠纷理赔处理中心为核心的“第三方”；2009年深圳市成立深圳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2010年颁布的《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建立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积极发展医疗意外伤害保险和医疗责任保险，完善医疗纠纷调处机制，严厉打击“医闹”行为。2011年3月7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参加两会时表示，两年内，卫生部将把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推向全国。

然而，全国各地以人民调解委员会为基础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却在试点过程中，遇到了各式各样、不同程度的困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和“钱”的问题。一方面，在医疗纠纷的调解中，需要涉及医疗管理、医学专业、法律知识、医疗责任保险等相关专业人员。调解工作需要由调解员来完成，但如果调解员不具备医学专业知识，就难以做好调解；可如果把调解工作全部交给医疗卫生系统的人员，又难以保证其中立性。同时这方面的人才的缺乏也成为了第三方调解机构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第三方调解机构又陷入了资金不足的窘境。部分地区医疗纠纷的第三方调解需要与医疗责任保险相配合，由医疗责任保险公司承担医疗纠纷赔偿、减小医院成本，才能使第三方调解发挥最大的功效。由于担心医疗纠纷过多、赔偿数额较大，保险公司不肯承保；医院也因为保费过高而不愿意投保。而且，有些医院认为，即使投了保，患者还是会到医院来闹，并不能真正为医院减少麻烦，所以医院的参保积极性普遍不高。而另一部分地区由于实行免费调解，政府没有确定的财政支持，所以经费短缺，日常的办公经费也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运行艰难。事实上，今年来，越来越多的医疗纠纷都通过第三方的调解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因而不难看出，第三方调解机制在中国有发展前景，只是还需要对其进行完善，使其扬长避短，更加公正、有效地解决医疗纠纷。

三、完善配套机制，促进第三方调解发展

我国部分地区探索实践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模式，在机制上具有人民调解制度的优点和特征；同时，针对医疗纠纷的专业性特点和纠纷成因的复杂性，完善了相关的调解制度，比如专家参与调解制度、免收调解服务费制度等，机制上不仅秉承了现行法规定自行和解、行政调解以及诉讼三种模式的优点，而且弥补了医疗纠纷三种法定解决模式的缺点。鉴于“第三方”调解解决医疗纠纷所表现出的优越性，在医疗纠纷的解决模式中，有必要从法律上确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制度，通过完善相关机制，使调解这一被誉为“东方之花”的制度在医疗纠纷中再次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

（一）建立调解“专家库”，培育专业的医疗纠纷“调解人”

针对医疗纠纷的专业性特点，调解“第三方”应具备医学与法学专业知识，突出专业性、权威性和公信力，以保障调解机构的纠纷解决能力及效果。而同时具备医学和法学知识背景的专业人才目前仍然很少。而建立涉及医学各个专业的专职调解队伍，其涉及的成本问题较高。因此，组建专业的医疗纠纷“调解人”应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采用专兼职结合的模式。专职人员可以是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专职调解员，兼职人员可以通过整合现有的资源予以保证。我国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部门（医学会）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经验以及健全的专家队伍，司法行政部门也建立了比较健全的从事法律援助的执业律师队伍。为保证医疗纠纷调解人员的专业性，可以将两大系统的专家队伍提供给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共享。同时有针对性的增加药学专家、医政管理专家等，进一步充实调解专家库。医学专家库按照专业予以划分，以便组建调解队伍时方便患方抽取。

（二）建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与其他解决途径的衔接机制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制度只是医疗纠纷诸多解决机制中的一种，为了充分发挥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优势，同时消除其他纠纷解决途径的弊端，应当建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途径与其他途径的衔接机制。明确自行和解、第三方调解以及诉讼等纠纷解决途径的纠纷受理范围，建立互动型调解制度，即适合自行和解的，引导当事人自行和解；和解过程中出现调解应受理的问题，可以转交“第三方”进行调解；法院在受理案件时，突出调解优先原则，委托“第三方”对当事人进行调解，调解不成或不适合调解，可以依据国家权力进行审理判决。当事主体理性对待纠纷的处理以及“第三方”的调解，才能保证调解工作有序进行。当出现过激行为等非理时，可以建立调解中止制度或暂停制度，申请国家权力机关予以协调，待当事人冷静后再继续和解与调解。

（三）建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稳定的筹资渠道

稳定的筹资渠道是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开展调解工作的重要保障。为解决第三方调解机构普遍存在的资金不足的问题，可以由当地政府财政部门统一统筹经费，把经费纳入当地财政预算，并确保每年足额拨付。专业性医疗纠纷调解组织可以建立由“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政府设立专项资金，通过定期考核，对调解组织的工作成效进行评估，根据考评结果支付经常性经费。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探索建立医疗责任保险与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的有效衔接机制和相互制约机制，通过提取一部分医疗责任保险费用作为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的运行经费。

（四）政府应完善医疗纠纷处置相关法律法规，维护患者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医疗纠纷发生后患者进行医疗纠纷权利救济的途径，减少患者权利救济的程序限制，使患者能够通过最方便的途径在最短的时间解决医疗纠纷，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目前医疗纠纷发生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财产和生命安全时常会受到较大的威胁，应该通过立法明确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纠纷中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使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具有安全的执业环境，切实保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同时，国家应出台相关法律或者制定《人民调解法》司法解释，明确各类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的设立原则、法律地位、受案范围、调解人员的任职标准和条件、调解当事人在医疗纠纷调解中享有的权利和应当承担的义务、调解的标准流程、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四、结语

医疗纠纷的有效处理不仅仅涉及医疗机构和卫生行政部门，而是需要包括卫生、公安、财政、劳动保障、民政、司法、等多个部门和单位共同参与医疗纠纷的解决。从当前的形势来看，第三方调解机制确实在调解医疗纠纷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如果相应的配套机制不能完善，再好的机制最终也会因为缺乏良好的社会土壤而难以生存。医疗纠纷问题的出现，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医生要恪尽职守、严守医德，减少工作失职产生的医疗纠纷；要培养医务人员良好的服务意识，为患者提供温馨的服务，使医院这个痛苦集聚的地方不再那么冰冷。另一方面，患者和家属也要多理解医生这一职业的所面临的压力，医生不能包治百病，患者要以合理的心态对待自己的疾病。医生和患者之间应该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关系，这样医疗纠纷也就自然而然会减少，社会也会更加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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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贤新，张泽洪.国内外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述评[J].中国医院，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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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医疗纠纷 如何解决

中国分类号:R197.323文献标识号:B 文章编号:1005-0515(2010)10-335-02

1 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健康意识和权力也在不断增强,由于部分患者对医疗工作缺乏了解和个别新闻媒体的误导,再加上个别医务人员不善于与病人及其家属沟通,服务上又未满足病人的要求,使得医疗纠纷事件不断发生,并使其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医患纠纷是我国现代社会长期存在而又难以化解的社会矛盾之一。多年来,各级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曾采取若干措施加以防范与处理,但随着社会的变革和人们维权意识的提高,医患纠纷的数量、规模、频率居高不下,而纠纷的理性解决机制并未在全社会形成,不时酿成恶性事件,影响社会和谐。

2 发生纠纷的主要因素

首先,医疗质量核心制度落实不到位。在医疗行业中,医疗质量核心制度和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是医务工作者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在贯彻落实国家颁布的各项医疗卫生管理法律、法规及核心制度的同时,有部分医务人员不认真学习法律法规及核心制度,在工作中不严格按照医疗操作常规从事医疗活动,对建立健全的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留下隐患。把法律、法规及核心制度停留在纸面上,在临床工作中不能按章办事,导致患者及家属对医务人员工作不满意而发生医疗纠纷。

其次,个别医务人员医疗专业技术水平有限,不能满足患者需求。在医疗服务过程中,由于个别医疗、护理专业人员的技术水平有限,不能较好地满足病人对病情的需求,或者有的医务人员轻视病情,轻易承诺治疗结果,达不到病人所期望的效果,甚至出现一些技术上的失误、误诊、漏诊、护理差错等都是导致医疗纠纷常见的因素。另外少数医务人员虽然尽职尽责,但由于医疗技术水平低而出现误诊、误治及操作失误都是产生医疗纠纷的主要原因。

再次,职业道德缺失,服务意识淡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利益驱动有少数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缺失,个别医务人员收受贿赂等,扭曲了医患关系,服务意识淡漠,导致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服务态度差、简单、对病人缺乏理解和同情心,解释问题语言生硬,还有的医务人员态度蛮横,出言不逊,用命令或训斥的语言对待病人或家属。有的医务人员说话不严谨,对病情解释过于轻率,不留余地,责任心不强,使病人或家属产生不信任感,医疗服务质量的下降,也是导致医患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法律法规意识淡薄,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在从事医疗活动中有的医务人员法律意识比较淡漠,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对医疗文件的法律作用认知不足、重视不够,故而对原始医疗、护理文件记录不详细或随意涂改。例如在诊治过程中有的疾病并发症是难以避免的,或有的疾病虽经积极救治也是不可逆转的,但医生对医疗文件书写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病程记录不够完整、不够准确,记载的内容与实际不相符,以及护理文件记录的不及时等等,一旦发生问题,很容易引起病人不满,甚至怀疑医务人员是否在医疗文件上弄虚作假。还有的医务人员出现医疗问题时为了息事宁人,宁愿花钱买太平,迁就患者的不合理要求,助长了不良风气,致使医务人员陷于被动状态而引发医疗纠纷。

3 解决医疗纠纷的具体办法

第一,要完善规章制度,狠抓制度落实。据调查74.1%的医疗纠纷原因与执行制度不力有关,这表明,严格执行规章制度,遵守医疗技术操作规程是防范医疗差错,减少医疗纠纷的主要途径。医院本身要有一套强有力、切实可行、操作性强的规章制度,每个医护人员在进行医疗活动时必须严格遵守规章制度。落实规章制度的关键还在于医务人员首先要认识到医院的各项制度、规程是必须遵循的医疗工作基本守则。

第二,要加强技术培训,注重人才培养。强化“三基”训练,加强技术培训,是提高医务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保障医疗安全、防范医疗差错、减少医疗纠纷的基本保证,更是提高医疗质量和医务人员业务素质的基本途径。尤其对中、青年医务人员和未经正规医学院校培训的医务人员,要重点进行强化培训和继续教育。

第三,要强化医德医风教育,改善服务态度。加强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培养,强化医务人员的责任感,是作为医院安全管理的首要工作。医院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强化医务人员的服务理念,使医务人员认识到患者是医务人员的服务对象。目前,许多医疗纠纷都是由于医务人员服务态度不当引发的,相对于医疗技术而言,病人及社会更容易对服务态度进行评价。故对全体医护人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是预防医疗纠纷、减少医疗差错至关重要的一环。

第四,加强重点科室管理,确保医疗安全。要强化基础医疗工作质量,注重基础质量管理,加强对重点部门和重点病人的监控,积极寻找医疗质量上的薄弱环节,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要重视医疗文书的书写质量。医疗文书是医疗纠纷中技术鉴定、司法鉴定、判明是非、分清责任的依据,要保证病案的真实性、可靠性,为妥善处理医疗纠纷提供法律依据。

第五,要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医院应注意形象工程的建设,加强医患沟通不但要从观念上认识到医患之间的平等关系,更要确立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思想,注重对患者的心理疏导,利用多种渠道与患者建立良好的关系。

第六,增强法律意识,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医患合法权益。针对当前卫生行业法律意识淡薄的状况,医院应加强对医务人员的法制教育,认真学习有关法律法规,使医务人员学法、知法、懂法、用法,严格依法执业,运用法律调整思维观念,即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依法为患者提供合法服务,通过不断增强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用法律武器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4 结语

随着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维权意识的提高,医疗纠纷正呈增加趋势,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医院的正常工作秩序,也增加了医疗单位的经济负担,损害了医院合法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挫伤了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更是影响了医院和医务人员在社会上的声誉。因此,调解和处理棘手的医疗纠纷成了医院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因此,在加强医疗纠纷调解和处理的前提下,必须重视医疗纠纷的防范工作。只有有效地防范了医疗纠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医疗纠纷造成的不良影响

参考文献

[1]陈良珠,当前医疗纠纷的主要原因与防范措施,《南方护理学报》 2005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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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来，我局在市局的指导下，认真开展医患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及时有效化解医疗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到目前为止，全区医调委接待群众咨询25人次，受理医疗纠纷案件3起，调处成功2起，调处涉及赔偿金额达7万元。其中成功调处重大医疗纠纷2起，有效避免1起。

一、整合力量抓队伍。一是配强调解带头人，发挥核心作用。我区分别从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服务所选聘2名政治、法律素质高，具有奉献精神，热心人民调解工作的人员兼职担任医调会主任、副主任，引领和保障医疗纠纷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在专职人员、工作经费未到位的情况下，调委会工作人员工作不懈怠，成功调处了医疗纠纷，成为医调委名副其实的好带头人。二是配强调解员，发挥骨干作用。我区选聘16名资深律师、法律工作者、法律援助工作者、基层调解能手、卫生管理人员等为医疗纠纷调解员，使之成为医疗纠纷调处的中坚力量。三是配强专家库，发挥优势作用。在全区法律界、医学界、保险界选聘10多名专业成功人士担任专家库专家，利用专业优势，为医疗纠纷调解开展法律、医学、理赔咨询指导。

二、完善制度抓规范。医调委是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是我区人民调解工作的创新，筹建时间短，没有可资借鉴的现成资料，加之医疗纠纷突发性强，大部分精力要放在纠纷的调处上，不可能做到制度建设的一步到位。医调委采取边调解、边完善的办法，在纠纷调解中完善制度，在完善制度中推进纠纷调解。目前已基本完成调解规则、岗位职责、调解纪律、办事指南、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文书制作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形成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

三、强化调解抓效果。我区处于中心城区医患纠纷形势严峻，特别是一些重大医疗纠纷，牵涉人数众多，对峙局面严重，稍有处置不当不及时，极易引发，带来悲剧性后果，造成社会动荡。医调会高度重视医疗纠纷调处工作，哪里有纠纷，就第一时间奔赴现场，疏导劝说，宣传法律，调解纠纷。而每当调解员到来，就能使医患之间燃烧起来的“火势”化险为夷，因而人们将医调会喻为“消防队”。为扑灭医患之“火”，调解员们或在现场或在调解室，有效化解了大量医疗纠纷。如__中心卫生院产妇分娩大出血死亡案、__中心卫生院抢救无效死亡案等，通过医调会的调解，得到妥善解决。将即将爆发的群体性闹事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维护了医院正常的医疗秩序，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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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责任保险 医疗纠纷 医疗责任保险

近年来国内医疗纠纷呈不断上升之势，医疗纠纷投诉已成为全国10大投诉热点之一。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的资料统计，消费者对医疗纠纷的投诉2015年是2731件， 2016年上升到7879件。医疗服务领域特有的专业性较强、风险性较高，行外人士对医学知识知之甚少，对医疗行业的高风险性也缺乏应有的理解。因此，在一些医疗纠纷处理中，受害人往往心力交瘁，深感权益难保；而医疗方则鸣冤叫屈，愤愤不平；就连司法机关亦觉无所适从，相似案件的判决却大相径庭。上述情况表明，医疗纠纷处理步入困境在所难免。

医疗纠纷的上升趋势及其处理困境已引起医学界和法学界的共同关注，与之相关的学术探讨与司法实践也成为新闻媒介的焦点。其中既有依据市场经济条件的法治需求，对我国现行医疗纠纷处理法律制度的困难与非议，也不乏借助发达国家的先进立法模式，对我国医疗纠纷法律框架的有益设计。本文拟从医疗责任保险的适法性、医疗责任保险的公正性、医疗责任保险的预防性三个层次予以阐述，以期抛砖引玉。

一、医疗责任保险的适法性

医疗服务行业是高风险性的行业，这就决定了医疗纠纷的不可避免。医疗服务行业的高风险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医疗服务的对象是患者，医疗行为直接面对的是患者的生命或身体，医务人员稍有不慎就很有可能造成医疗差错甚至医疗事故，从而给患者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二是由于人类对疾病的认知能力不足和对医学科学技术的掌握局限，医疗意外和医疗并发症时有发生，而患者及其家属对此并不充分理解，过高的期望值与现实医疗效果的差距更加剧了医疗纠纷的频发。

危险的发生通常给人类社会带来灾害，人类在长期同危险作斗争的过程中力图把握危险发生的规律，并由此创设出了诸如避免危险、预防危险、自留危险、集合危险、中和危险及转移危险等多种危险处理方式。保险作为一种间接转移危险的方式，作为一项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的制度，在近代社会得到长足发展并越来越受到现代社会的青睐。

二、医疗责任保险的公正性

医疗纠纷处理的困境，关键在于现行的医疗事故鉴定机制有碍公正。医疗纠纷是一类技术性很强的案件，由于涉及到专门的医学知识，而处理者（法院、仲裁机构等）往往不具备这方面的素质，因此专家鉴定就显得极为重要，甚至是案件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按《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三级鉴定体制，鉴定委员会成员所在医院必定与被鉴定医院同在一个地区，鉴定委员会成员必定与涉事医务人员属于相同或相近专业。鉴定方与被鉴定方这种同行加近邻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影响鉴定的客观公正。涉事医务人员可以通过各种关系请求鉴定者网开一面，而鉴定者出于和事故责任者直接熟识或间接认识，同时也担心自己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很可能有求于对方，往往手下留情。

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可使医院相对超脱于以往与患者直接对立的地位，转而由患者与保险人直接发生保险赔偿金的请求与给付关系。因责任保险的目的在于分散和转移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应承担的责任，有学者指出责任保险具有第三人性的特征。即责任保险性质上为第三人保险，第三人对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是责任保险合同得以成立和存在的基础。没有第三人，被保险人的损害赔偿责任无从发生。为了避免鉴定不公的困境，投保人与保险人可以在保险合同中约定由第三人或者保险人与第三人共同选择鉴定方式和鉴定机构，这样被鉴定方在无需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和无法选择鉴定机构的前提下，对鉴定结论施加影响的动力和可能性大为减少。

保险中的先予给付制度也有利于对医疗纠纷的公正处理。《保险法》为了保护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特别规定了保险人的先予给付义务。综观医疗纠纷的处理，失信的鉴定结论、偏向的行政调处、繁锁的司法裁判、艰难的执行氛围，使受害人要讨个说法，不仅要承受长期的精神痛苦，更要负担巨大的债务压力，不少受害人只得忍气吞声，知难而退。保险人的先予给付，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地解受害人的不利处境，为其获得公正赔偿抗争到底提供便利。

三、医疗责任保险的预防性

医疗纠纷重在预防，完善的医疗责任保险机制有助于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从源头上解决医疗纠纷的上升走向和处理困境。大多数医疗纠纷的出现与医务人员的责任性不强和医疗技术水平不高有关。

医疗责任保险的建立，使医疗纠纷的解决步入法制化轨道，杜绝医疗纠纷的“私了”陋习。医疗纠纷的“私了”现象比较普遍，原因在于医院方顾及名声，宁愿花钱买平安；患者方处于弱者地位，希望通过“私了”实际多得到点经济赔偿。医疗纠纷的“私了”主要弊端在于：一是不宜分清责任，掩盖了医院方可能存在的医疗过失行为。医院方不会从医疗过失中吸取教训，涉事医务人员也往往逃避承担责任。二是个别患者的私利一旦得不到满足，往往会采取非法手段，扰乱医院正常的医疗秩序，甚至围殴医务人员。医疗纠纷向“私了”告别，能够促使医院树立法制观念，自觉查找自身不足，有针对性地加强医院的管理，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提高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

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还有利于医院开展技术创新，提高医疗技术水平。由于医疗行业的高风险性，在现行体制下，医院和医生都怕卷入医疗纠纷，不愿冒医疗风险，对危重患者和疑难杂症能推就推，能转则转，许多医疗创新的机会白白丢失了。医疗责任保险的法制化医疗纠纷处理模式，为医务人员开展医疗创新撑腰壮胆，有利于促进医学事业的进步，最终既造福患者又降低医疗事故。

医疗责任保险作为责任保险中一种相对较为年轻的险种，由于主客观的因素尚不为人们所熟知，但它作为一种医疗纠纷解决的新路径，其所具有的适法性、公正性和预防性，目前已引起保险业界的广泛重视。笔者有理由相信，医疗责任保险的市场前景将是广阔的。

参考文献：

[1]孙慕义.医学大法学[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2]覃有土.保险法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篇8

【关键词】医疗纠纷；法律法规；认知度；问卷调查；南充市；大学生

近年来，医疗纠纷愈演愈烈。为了解南充市在校大学生但对医疗纠纷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认知情况，我们于2012年3月至4月对此进行了现况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一、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南充市川北医学院、西华师范大学、南充职业技术学院三所高校的各年级各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对医疗纠纷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认知情况。

2、研究方法

将三所高校的同学按专业分成医学、法学和其他三组，每组再按年级分层，再随机抽取相应寝室号进行问卷调查。问卷采用自制问卷。

3、统计分析

采用SPSS17.0系统软件，完成数据的处理与分析。

二、结果

1、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收回有效问卷911份，有效回收率91.1%。其中，大一175人，占19.3%；大二261人，占28.8%；大三263人，占29.0%；大四207人，占22.8%。男生347人，占38.4%；女生557人，占61.6%。医学生553人，占59.0%；法学生54人，占6.0%；其他317人，占35.1%。

2、对医疗纠纷的主观认识情况

同学们对医疗纠纷及其处理程序了解甚少，自认为很了解和比较了解的仅0.4%和5.0%，绝大多数都只了解一些或不了解。但大部分同学都认为了解医患关系对今后生活有重要作用，仅2.3%的同学认为不重要，2.5%的同学选择了不清楚。

对于医疗纠纷的概念，大部分同学（76.1%）还是比较清楚的，但仍有部分同学对其产生了误解。如果发生了医疗纠纷，大部分人（67.3%）会选择走法律程序，部分（25.1%）选择私下解决。但值得一提的是，实际上发生医疗纠纷后走法律程序的越来越少，而是采取私下协商解决的途径。【1】

对于目前的医患关系，绝大部分（88.3%）的同学都认为关系紧张。在医疗纠纷的特点上，普遍认为有医患冲突的激烈化、舆论向导的片面化、数量上的急剧增加和患方诉求上的功利化等特点。他们普遍认为，发生医疗纠纷的责任主要在于医患双方（76.9%），也有部分选择了患方（13.4%）或院方（4.8%），还有同学认为在于其他因素（4.7%）。在解决医患纠纷的主动权上，约一半（56.0%）同学认为主动权在于医患双方，近四分之一（24.8%）认为主要在于院方，少部分认为在患方或其他方面。对于解决医患纠纷的最佳时间，绝大多数都认为宜在萌芽阶段。

在对于患者拥有的权利方面，同学们多没有清晰的概念。就主要的自主决定权和知情同意权上就分别有51.4%和26.0%的同学没有选择到，尤其是在自主决定方面，这与目前以医方为主导的就医观念有关。

对于医疗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认同率最高的是医患双方沟通不够，其次为双方的认知差异的原因，再次为医护方处理上的欠缺和患方过高的期望值，还有过高的医疗费用。

对于防范医闹的根本措施，同学们的最主要的是加大医疗财政的投入和加快医疗体制的改革；其次是加强立法，疏通医疗纠纷的法律解决途径；然后是加快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和加强内部管理，构建医患和谐医院。

3、对医疗纠纷相关法律法规的认知情况

就整体来看，在医疗纠纷的分级标准方面，正确率仅为8.3%；对于抢救结束后补记病历的规定时间，正确率为21.5%；对于封存病历该由谁来保管的问题，正确率为71.4%；就患者有权复印的病历资料有哪些方面，正确率为 29.1%；对于患者自身特殊体质造成的损害是否为医疗事故的问题，正确率为63.7%；对疑似输血、输液、注射、药物等引起的不良后果对现场封存的实物该如何处置的问题，正确率17.9%；在危急情况下，当医方无法取得患者本人及近亲家属意见时可否行使单方行医权的问题，正确率为 37.7%；对需要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患者，医务人员应当口头还是书面告知的问题，正确率为 79.9%；对于不必要的医疗检查对患者是否算侵权的问题，正确率为61.8%；当患者精神脆弱或身体状况较差时，医护人员未直接告知其病情是否视为侵犯患者知情权的问题，正确率仅为18.6%。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以上这些回答当中，虽然我们尽量让同学们如实回答，但答案并不排除猜测、随机选择而选对的部分。也就是说，实际的知晓率可能比这些值还要低。

表1 各专业同学对医疗纠纷相关法律法规问题的认知情况

研究问题 项目 专业（计数及占各专业的分百比%） 值

P值

医学类 法学类 其他

医疗事故的分级标准 四级十等 35 （6.6） 14（25.9） 25 （7.9） 33.061 0.000

病例补记时间 6小时内 126（23.7） 11（20.4） 58 （18.3） 17.134 0.009

封存病例该由谁来保管 医疗机构 419（78.6） 34（63.0） 192（60.6） 48.647 0.000

患者有权复印的病例资料 客观部分 164（30.8） 18（33.3） 81 （25.6） 28.731 0.000

危急情况可否行单方行医权 可以 174（32.7） 26（48.1） 141（44.5） 40.127 0.000

非必要医疗检查是否算侵权 算侵权 289（54.3） 40（74.1） 230（72.6） 35.585 0.000

患者体质特殊造成的损害是否算医疗事故 不是 374（70.2） 32（59.3） 170（53.6） 35.995 0.000

4、关于医疗纠纷相关知识的认知途径

对于了解医疗纠纷的途径，有696人（76.9%）是通过网络途径，681人（75.2%）是通过新闻媒体了解，424人（46.9%）是通过学校教育途径，421人（46.5%）通过报刊杂志，247人（27.3%）通过查阅书籍，还有72人（8.0%）通过其他途径了解相关知识。

对于所学课程中是否包含医疗方面法律课程及教育形式的问题，332人（37.3%）没有开设相关课程，有选修课的351人（39.5%），有知识讲座的231人（26.0%），有必修课的146人（16.4%），有其他教育形式的105人（11.8%）。

当问及学校是否有必要开设医疗方面的法制课程时，有494人（54.2%）认为有必要，375人（41.2%）认为很有必要，只有29人（3.2%）认为没必要。至于他们希望以哪些形式进行相关教学的问题，有674人（76.4%）希望通过多媒体再现真实场景，参与案例分析的方式进行；587人（66.6%）选择了通过以案例为基础，以问题为中心的教育方式；413人（46.8%）选择了详细解析相关法律法规的方式；还有25人（2.8%）选择了其他方式。

三、讨论

1、对医疗纠纷及其相关法律法规缺乏了解

尽管多数人都认为了解医疗纠纷相关情况及其法定处理程序很有必要，但其认知度却十分有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医学生方面看存在着盲目乐观，缺乏危机意识，尚未意识到医疗纠纷的严重性的情况。还有部分医学生消极回避，认为了解也没办法改变，眼不见为净。此外，缺乏公众引导，自主学习了解的意识不强，或是没有找到适合的途径等，这是目前最为普遍的一种状态，同时也是亟待我们解决的一大问题。从非医学生方面看，这种情况就更容易解释了。他们大都认为医疗纠纷离自己很远，跟自己没多大关系，或者是不感兴趣，所以就很少关注。即使有些法学学子对相关法律法规有所涉及，但其主攻方面多不在此，也只是略知一二。

2、医疗纠纷的认知途径有限，教育形式单一

在学校的课程设置中，有关医事法的仅一些选修课和极少的知识讲座。此外同学们了解相关知识的途径大多是网络媒体和报刊杂志，且缺乏客观性和系统性。

3、对策

（1）增强高校医疗纠纷教育

①各高校尤其是医学院校合理设置相关课程，改善教学方式，提供更多便捷有效的知识平台来进行教育宣传。

②邀请临床经验丰富的相关专业人士作知识讲座。

③医学生可利用课余时间提前进入临床见习，特别是医患纠纷办公室，多了解现今的医患状况。

④通过网络、媒体、相关节目专栏等平台宣讲正规的处理规程。

（2）发动社会团体的力量

就目前而言，能对群众开展的科学、系统地宣传医事法的相关知识的团体几乎是空白的。因为无知他们曲解法律、抵触法律，所以在医疗纠纷发生以后他们不懂得也不会运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并且，相关工作人员对学习、运用医事法的重视度也不够。目前医事法普及的方式比较局限：当前普法人员多采用牵挂横幅、街头搭建桌椅广播宣传，然收效甚微。[2]所以，对社会群体的医事法普及工作还有很长的路。政府相关部门应呼吁全社会的关注，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创建更多便捷的知识平台。同时同过完善医疗体制，扩大医疗资源，提高医方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等切实有效的途径来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桐乡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 医患纠纷的现状及思考http：///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975 2009-08-20

[2] 谭春燕、袁梅、陈健等. 医事法普及教育活动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J]川北医学院学报，2011，26（1）：97-99.

[3] 康江、王光明. 如何正确看待和解决医患纠纷[N]泸州日报，2008-05-12.

[4] 刘海英、唐正利等. 门急诊护理人员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认知程度的调查与分析，2004，2（12）；62-63.

[5] 蒋广根. 医科生医德认知度影响因素分析[J]医学与哲学：2007，28（9）

篇9

[关键词]医疗纠纷; 人民调解委员会

[中图分类号] R197.32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 1005-0515（2010）-12-203-01

自2009年2月1日天津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下称医调委）正式成立以来，坚持独立的第三方地位，对疑难、争议案件引入专家会诊、咨询制度，为医患双方提供无偿服务，截至目前，共受理医疗纠纷193件，办结161件，调解成功136件，医患双方自愿终止调解24件，调解不成1件，调解成功率达到70%，且调解成功的纠纷中协议得到100%的履行，成功化解了大量纠纷。

医调委依托天津市政府颁布的《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而成立，机构性质属于天津市人民调解员协会的下设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由市司法局负责调委会的日常管理和人员招聘，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的补贴经费由财政保障。同时全市35家三级医院根据自身规模、医师数量以及往年医疗纠纷情况投保医疗责任险。1万元以上纠纷赔付直接由保险公司做出理赔，医院无权自行解决。现调委员会的12名调解员中有7名具有政法、卫生部门的从业经验，另有3人为医事法学专业大学毕业生，其余2人为法学专业。还拥有由9名律师和9名司法鉴定人员组成的人才库。相对其他医疗纠纷处理方式，调委会具备如下特点：

1 中立性、公平性。医调委与卫生局、医院不存在隶属关系，人员构成也由律师、司法局人员和社会招幕为主。调解过程不向任何一方收取任何费用。人、财、物均来自政府财政的直接补贴，与医疗卫生机构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从根本上保证了其中立性。调解工作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和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为依据，若没有明确法律依据则按照社会主义道德常识进行调解。医患双方在调委会主持下遵守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达成调解协议，是双方真实意见的表达。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仍可以到人民法院进行法律诉讼，保证各方利益的完整。设立回避制度，有一方提出回避要求的调委会将予以更换调解员，双方均可聘请律师参加调解。

2 规范化。医患双方必须同时到调委会递交调解申请，以书面形式提交双方争议焦点、事实经过、索赔金额或处理意见。核实医患双方资质和主体资格，有效规避“专业医闹”“搅局”的情况。每次调解过程均制做调解笔录签字认可。调解成功后制做调解协议书，对理赔时间也做出明确规定：10万元以内的3个工作日；10万―30万元5个工作日；30万元以上的7个工作日办结。医调委设立专家库，对重大、疑难纠纷案例进行分析综合各方意见，出具调解意见，对调解难以奏效的纠纷指导其按照理性思维主张自身权利，并做好回访评价工作。

3 高效性。调解期限为自受理调解开始之日期起1个月内，特殊情况经当事双方同意可延期1个月，到期仍未过成调解协议的视为调解失败。调解过程有保险公司参与，调解形式包括四方面谈和单独约谈或电话沟通等。1万元以上赔偿款由保险公司直接划拔患方账户，省去诸多手续。

4 整体联动。医调委的成立，给患者增加了一条维权快速路，同时减轻了卫生局和医院的行政压力。通过《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打通了司法、卫生行政、医院、患者、保险公司之间的通路。医调委每月将纠纷调解情况反馈卫生局，后者定期组织全市各医疗部门召开病例分析讨论会，并且从市卫生专家库抽调专家进行病例分析，各相关医疗机构对自身存在问题总结分析并将结果上报市卫生局，以减少同类医疗过失的发生。保险公司将理赔情况与下年度保费紧密挂钩，进行适度上浮或下调。今年已将市内二级医院医疗纠纷纳入医调委调解范围，并逐步向市内所有医疗机构扩展。

医调委运营一年多以来受到各方观注也取得了不错的社会效益，对缓和医患矛盾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随着运行时间的增加，调解范围的加大也在一些问题上表现出局限性。首先，专业性仍需提高。医疗行为是一种高度风险的复杂技术行为，本身蕴涵着对人体结构和机能的致害因素，衡量医疗行为主体是否有过失，不能凭主观推断，而要靠认真、科学的判定。判断医疗行为与患者损害事实的因果关系就成为医疗纠纷不同于其它民事纠纷的重要特点。由于患方往往不具备医疗专业知识，加之对医方的不信任感，迫切的需要医调委在调解过程中有效传递双方信息。做为一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国际上称为ADR），中立性和权威性是医疗纠纷处理的两个基本点，但医调委的专家库大多为各医院在职医师，仍不能完全避免患者对其判断客观性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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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第一道防线”和长效机制。目前，我市医疗纠纷逐年增多、医患矛盾突出、解决纠纷难度不断加大，影响了正常医疗工作秩序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运用人民调解手段预防和化解医患矛盾纠纷，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建设“平安*”的现实要求，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举措。

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的组织机构及主要职能

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会）由若干名专职人民调解员、兼职人民调解员组成，属人民调解专业性组织，在市司法局指导管理下，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及社会公德开展医疗纠纷调解工作。医调会主要工作职责是：接受医患双方的申请对医患纠纷进行调解；及时排查发现医患纠纷隐患，向有关部门反馈情况，讲防范的意见建议；主动介入调解有可能激化、演化为的医患纠纷；接受当事人法律、医疗方面知识的咨询等。

医调会根据工作需要聘请专职调解员若干名，专职从事医疗纠纷调解工作，在各乡镇（街道）和有关部门中聘请兼职调解员若干名，根据调解需要协助工作。聘请一定数量的医学、法律专家，建立医学、法律专家库，主要职责是为调解工作提供专业技术及法律咨询服务。医学专家库由市卫生局推荐相关专业医学专家组成，法律专家库由市司法局推荐资深法律人才组成。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指导委员会，由市司法局、卫生局和法院负责人、专家组成，负责对医调会的业务指导和工作考核。

医调会办公地点按照方便群众、便利工作的原则设置，医调会工作经费和调解员工资、专家补贴经费，按照《财政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精神，由市财政予以保障；医调会调解员的推荐、招聘、培训、业务管理、考核、指导等由市司法局会同其他有关部门实施；医调会调解员因调解工作需要调阅档案、询问相关人员、咨询专家意见等正当权利应得到保障。

三、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工作方式

（一）受理调解：医疗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可以向医调会申请调解，符合受理条件的，医调会应当及时受理，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应当告知当事人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对于疑难重大医疗纠纷，可邀请相关专业医学、法律专家咨询论证，确定调解方案并开展调解。

（二）受托调解：医调会可根据需要和相关规定，接受市卫生局、法院委托的医疗纠纷（案件）并开展调解。

（三）协助调解：医调会可接受市卫生局、医疗纠纷发生地乡镇（街道）调委会邀请，协助调解；医调会根据调解工作需要，可邀请兼职调解员协助调解，也可由当事人指定1名兼职调解员协助调解（兼职调解员的指定遵循回避制度）。

医调会应在纠纷受理调解之日起1个月之内调结，到期未达成协议的，视为调解不成（双方当事人同意延期的除外）；调解不成的，医调会应当正确引导当事人通过诉讼渠道解决纠纷。

四、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建立医调会是为缓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保证社会安全稳定的一项工作举措，各相关部门要切实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积极探索，勇于实践。

（二）抓紧时间，精心准备。各相关部门要立即着手组建医调会，设立调解室，聘请医学、法律咨询专家，配齐相应的人员和设施设备，制订相应的工作制度和规范，明确分工，落实责任。

（三）严格选拔，抓好培训。从事医疗纠纷调解的人民调解员除原已从事医疗纠纷调解的人员外，新录用人员应当具有丰富的人民调解经验，责任心强，处事公正，身体健康，按照录用标准，面向社会招聘。内勤人员可从有医政工作经验的人员中选取。具有法律职业资格和曾获优秀人民调解员荣誉称号的可优先录用或适当放宽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