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事故的解决方式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医疗事故的解决方式，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摘要】医疗事故可区分为医疗责任事故和医疗技术事故两类。医疗事故的民事责任是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笔者认为，作为以损害赔偿为主要责任方式的医疗事故纠纷在我国具有可仲裁性，我国应尽快将仲裁这一争议解决方式适用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并建议在现有仲裁委员会下设立医疗事故赔偿中心。医疗纠纷仲裁分为自愿仲裁、强制仲裁、自愿与强制混合仲裁等模式，我国现阶段宜采用自愿仲裁的模式。医疗专业水平应该是聘任医疗专业仲裁员的首要资格条件，举证责任倒置应成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中的主要证据规则。

【关键词】医疗纠纷;医疗责任事故;仲裁

【写作年份】2010年

【正文】

一、仲裁解决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可行性

(一)现行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缺陷

根据2002年《条例》第46条规定，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解决途径有三种，即协商和解、行政调解和民事诉讼，其中对前两种途径《条例》进行了重点规范。但令人担忧的是，当前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争议的解决似乎越来越向“私力救济”的方向发展。而这种“私力救济”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医疗暴力的普遍化和激烈化。

1.协商和解

尽管数据表明医患双方之间的协商和解是解决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主要途径，但是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的方式也存在一定缺陷。在实践中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医疗事故纠纷协商的过程中，有一些自力救济或者私力救济处于法律的边缘甚至是规避法律的产物。[2]在实际争议发生后，往往会因医患双方的立场及利益观点不一致，使得医患关系无法调解。于是“闹院”等事件频频发生;[3]患者漫天要价，出现“大闹弄大钱，小闹弄小钱，不闹不弄钱”的不正常现象;甚至有社会恶势力参与其中，严重扰乱了医疗机构的正常工作秩序。另一方面，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借“私了”之机，回避了第三方的监督，规避了其可能要承担的刑事、行政责任，不利于对医疗质量的监控和提高以及对患者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的保护。[4]

2.行政调解

在我国以行政调解的方式解决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患者(家属)对卫生行政部门解决纠纷的公正性存在疑虑。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卫生行政部门既管理医疗机构，又开办医疗机构。在目前的医疗体制下，大多数医疗机构还具有明显的公益服务性质。因此，卫生行政部门出于行业保护和其他考虑，易存在“偏袒”或“隐瞒不报”等弊端，导致其权威性在患者(家属)中大打折扣，公正性令人质疑。二是在行政调解方式上，当司法机关与卫生行政机构未形成合理协调时，卫生行政处理结果常被法院推翻，从而导致案件解决的拖延。

3.民事诉讼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现有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解决途径并未能为医疗纠纷的解决提供良好的机制，难以缓解日益矛盾化和尖锐化的医患关系。在当前这种医患矛盾急剧增加，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解决机制存在诸多缺陷的情势下，开展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实属必要。

(二)可仲裁性问题

尽管我国部分地区的仲裁委已经开始尝试性地受理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为全国范围内开展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仲裁提供了范例，但是其普及仍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最主要的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在我国是否具有可仲裁性的问题。

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可仲裁性，是指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仲裁机构可以受理的纠纷种类范围之内，当事人能否将有关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交由双方约定的仲裁机构加以解决。依据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要求，当事人通过仲裁协议提交的仲裁事项，必须是国家仲裁立法允许采用仲裁方式处理的事项。否则，就会导致仲裁协议无效，做出的仲裁裁决也不会被承认和执行。因此，可仲裁性是构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制度的基本前提。

1.从现行规定看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可仲裁性

从《仲裁法》第2、3条对仲裁范围所做的规定来看，在我国，纠纷是否可以用仲裁方式加以解决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第一，争议主体的平等性，即发生纠纷的双方应是平等主体的当事人，若当事人之间是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则其纠纷不能仲裁;第二，争议事项的可处分性，即可提交仲裁的事项应当是当事人有权处分的，当事人之间因其无处分权的某些身份关系及其他关系发生的争议，不能仲裁;第三，争议内容的财产性，即当事人提交仲裁的事项应该是合同纠纷，或者非合同的财产性纠纷。[6]《仲裁法》未对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可仲裁性作出明确认可或排除，由于《仲裁法》在仲裁范围的规定中使用的是“其他财产权益”，加之立法对“财产权益”的内涵没有明确界定，司法解释上也没有统一说明，[7]故而使得我国理论与实务界在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可仲裁性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此外，在2002年的《条例》中，仲裁也未被列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争议的解决方式之一。在立法层面上，是否可以通过仲裁解决没有得到明确支持。

学术界也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否定说认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不具有可仲裁性。理由是尽管医疗事故责任是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意味着对医疗事故既可以提起违约之诉也可提起侵权之诉。但现实中出于对权益保护最大化的追求，在多数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患方都是以医疗机构侵权为由提出各种赔偿的诉讼请求。但医疗侵权行为所指向的侵权客体是患者的健康权、身体权、生命权、隐私权等，而这些权利并非属于财产性权益。因此，也就不能采用仲裁方式来解决。这样，由于《仲裁法》对争议限定为必须具有财产关系的内容，从而使得医疗纠纷不具有可仲裁性。而肯定说认为，医疗纠纷可分为医疗侵权纠纷和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但无论是哪种纠纷，双方当事人均为平等民事主体。除强制治疗关系外(如传染病的防治)，医患关系的建立、变更或终止以及医患关系中权利义务的确定，医疗纠纷的处理，均应实行意思自治。医患双方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在不涉及国家和第三人利益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处分自己的民事实体权利，其承担责任的方式主要是经济赔偿责任。因此，从决定可仲裁性的三个方面衡量，可以确定医疗纠纷应当具有可仲裁性。[8]笔者赞成肯定说，虽然医疗侵权行为所侵害的权利本身不是财产性权利，但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争议焦点通常是：是否存在赔偿责任以及赔偿多少的问题，这种纠纷的实质是具有平等地位的民事权利主体之间具有财产内容的纠纷，并且当事人具有自由处分权，因此可以将当事人之间的这种医疗纠纷解释为“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从而使得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具有可仲裁性。

2.建立医疗纠纷仲裁机制的理由

笔者认为，抛开对现行法律规定的分析，从应然的角度看，基于下述理由，也应当在相关立法中明确规定可以用仲裁方式解决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

(1)仲裁本身所具有的优势。就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而言，仲裁和诉讼相比，其优势表现为：其一，更具专业性。其二，快捷且经济。其三，具有更好的保密性。

(2)尊重当事人的仲裁意愿。仲裁建立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只要发生争议的实体权益纠纷在当事人自由处分的范围内，就应当允许当事人选择仲裁这种纠纷解决方式。在当事人不侵犯国家、集体和他人权益的情况下，当事人利用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意愿应该受到尊重和法律保护。[9]

(3)构建多元化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在现阶段的医疗体制下，应当建立多元化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解决机制。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能够以其各自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相互协调而共同结合成为一种互补的、满足医疗事故纠纷主体多样要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调整系统。多元化的解决机制相对于单一的纠纷解决机制而言，更能体现出诸多的理性因素。[10]现代法制国家总是设法避免和排除单一的纠纷解决机制，而向其成员提供多种解决民事纠纷的途径和方式，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性让其自由选择。而冲突主体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和需要选择相应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和医疗诉讼、调解等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共同存在，可以形成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各显其能和分流案件的局面。竞争可以使得仲裁、诉讼、调解等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不断弥补自身缺陷，吸取其他程序的优点和长处，完善自身程序。

3.有关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的实践

(1)美国

除了医学技术的发展导致医疗过错几率增加，医患沟通不足导致医患关系恶化，国家整体经济不景气等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因素外，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诉讼费用高昂，效率低下，无疑也是导致整个医疗市场成本增加，最终产生医疗事故危机的主要原因。[13]为了解决危机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弥补医疗责任保险资金的缺位或不足，美国各州相继出台了多项综合改革措施以减少社会医疗成本的剧增。其中具备多种优势的仲裁纠纷解决机制为许多州立法机构提出并采用，以降低飞速增长的医疗成本。

多数的州法院对仲裁解决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表示支持。在Madden v.Kaiser Foundation Hospitals[14]案中，原告Madden先生，接受医院治疗前已经在医疗计划中表明，医疗过失以及一切产生于Kaiser Founda-tion医院治疗过程中的纠纷将提交仲裁解决。当医疗纠纷发生后，Madden先生将医院诉诸法院。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裁定撤销诉讼，责令原告将案件提交仲裁机构进行仲裁。在Buraczynski v.Eyring[15]案中。医生依据仲裁协议将先后发生的两起医疗事故纠纷提交仲裁。患者主张，由于仲裁协议过于宽泛而违反了公共政策，患者与医生之间签订的仲裁协议无效。田纳西州最高法院认为，医疗护理行业和其他行业一样，都可以适用仲裁解决纠纷;医务人员同患者之间签订的仲裁协议不违背任何公共政策。

概括而言，美国各州关于医疗纠纷的仲裁模式可分为三类：自愿仲裁、强制仲裁、自愿强制混合仲裁。

第二种仲裁模式是强制仲裁，即当事人双方在发生医疗纠纷后，必须首先将医疗纠纷提交仲裁机构仲裁。例如，马萨诸塞州法律要求所有的医疗过失诉讼都必须首先经过一个由法官、律师和医生所组成的仲裁小组审查，看是否存在责任或者判断损伤是否是由医疗过失造成的。若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而提起诉讼，法庭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仍可以接受仲裁小组的意见。[20]从笔者查阅的相关资料看，这种强制仲裁的裁决一般不具有终局性效力，并且仲裁庭认定的事实和裁决对之后提起的诉讼也不产生任何影响。因此，涉案双方当事人如不服仲裁庭作出的裁决，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将对案件进行重新审理。

第三种是强制仲裁与自愿仲裁相结合的模式。采取这一仲裁模式的州法院，依据一定的标准来确定医疗纠纷需要强制性仲裁还是可以自愿协议仲裁。以新泽西州为例，依据该州医疗过失侵权法的规定，对于争议标的在20，000美元以下的医疗事故纠纷，法院要求首先通过仲裁解决，而对于超过20，000美元诉讼标的额的医疗纠纷，当事人则可以自愿选择以仲裁还是诉讼方式解决纠纷。但是，仲裁裁决不具有约束力，在双方当事人不服仲裁庭做出的仲裁裁决时，可将纠纷诉至法院，原先的仲裁裁决对案件的审理没有任何影响。[21]

在美国，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医疗纠纷案件通过有效的仲裁协议而提请仲裁解决。[22]

(2)墨西哥

墨西哥的医疗事故纠纷案件数量也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同美国一样，高昂的医疗责任保险迫使医生不得不“采取保守医疗策略”，即通过增加检查项目，扩展疾病诊断程序以降低医疗责任事故的风险，减少医疗纠纷诉讼的几率。[23]但增加医疗费用又激起了患者的不满情绪，致使医疗纠纷更容易产生，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3)日本

综上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具有可仲裁性。其次，对于支持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仲裁的地区，是否要求仲裁强制性前置存在不同态度，但多数国家或地区采取自愿仲裁模式，并通过风险负担等机制鼓励当事人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提交仲裁解决以提高纠纷的处理效率。再次，除美国极个别州规定当事人一旦签订仲裁协议即丧失提起诉讼的权利外，美国绝大多数的州和其他国家都允许当事人在不服仲裁裁决时可以再向法院提起诉讼，并且仲裁庭认定的事实和裁决不影响之后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最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裁决是否具有终局性也存在不同规定，有的规定只要当事人在仲裁裁决作出后的一定期限没有提出异议，则仲裁裁决即产生终局性效力;有的则不承认仲裁裁决具有终局性效力，当事人可以再提起诉讼，但是一旦原告败诉则会由其承担一定的经济负担。综上，前述国家在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方面的立法和实践无疑将对我国建立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机制起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建立我国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机制的若干建议

(一)仲裁模式

根据现阶段我国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我国宜采用自愿仲裁模式，即允许医患双方通过签订仲裁协议处理日后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仲裁裁决一旦作出即对双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为鼓励医患双方将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提交仲裁解决，可以借鉴美国部分州的做法，通过风险承担或设定诉讼标的额“门槛”等方式，使当事人尽可能选择仲裁方式。此外，为排除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一再缠诉，久拖不决的困境，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仲裁裁决应该具有终局效力。不过，鉴于医疗事故往往侵害的是患者的身体权、健康权等重要权利以及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应当允许在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时，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提起诉讼，若超过期限没有提出异议，则仲裁裁决产生终局性效力。

(二)仲裁机构

关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机构的设置存在不同设想。有的学者以医疗纠纷具有特殊性为由，主张通过专门性仲裁机构对医疗纠纷进行仲裁。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并不可取。我国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可直接利用现行的仲裁机构，无须再设专门的仲裁机构，可考虑在现有的仲裁委员会下设立医疗事故赔偿中心。因为，医疗事故责任的特殊性并不在于法律适用上，而在于对医疗行为的认定上。由专业的鉴定组织对医疗行为及其产生的后果、因果关系等进行认定即可较为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因此，只要吸收部分医学专家为仲裁员，就有利于公正、准确、快速地裁决纠纷，这样既节省资源，又降低解决争议的成本。其次，由于我国的仲裁制度起步较晚，仲裁制度本身尚存在不完善之处，将仲裁运用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这一特殊领域时，难免存在诸多不适之处。因此，现阶段首先要解决的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的具体制度的合理设计，民众对医疗仲裁意识的提高等问题，而不是是否设置独立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机构这样的问题。

(三)仲裁员

就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仲裁而言，聘任仲裁员，首先应当坚持专业性原则。因为提交仲裁的案件大都涉及复杂的医疗技术性事项以及医患法律关系，要迅速公正地对案件做出裁决，仲裁员就必须具备必要的医疗、法律知识。其中，医疗技术的专业性知识无疑至关重要。所以，必须严格按照专业性原则来选聘仲裁员，将医疗专业水平作为医疗专业仲裁员聘任的首要资格条件。除此之外，由于临床医学本身是涵盖十分广延的学科，高级医疗技术人员往往只能对自己的专业领域给出权威的意见。因此，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仲裁员的聘任，也应当按照各个专业领域进行。

(四)仲裁庭的组成

(五)仲裁协议

在实践中，医疗仲裁难以推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医疗事故发生以前，医患双方之间没有签订仲裁协议。而当发生纠纷后，又几乎不可能让充满抵触情绪的患方和医方达成合意签订仲裁协议。因此，医疗仲裁协议可按两种形式进行：一是在医疗机构门诊病历以及住院病历的说明内容中增加仲裁条款选择项，患者(家属)在接受医疗机构的治疗前在医务人员的说明下，可自行选择是否同意仲裁条款，若划钩选择则视为对该仲裁条款的认同，若不填写则视为对仲裁条款的默认。另一种是印制独立的仲裁协议。患者(家属)在接受医疗机构的治疗前在医务人员的说明下，选择是否签订协议，医务人员也可自主决定是否签署该协议，任何一方拒绝签字则视为该仲裁协议不成立。鉴于大多数患者不了解仲裁，甚至会误以为医疗机构在玩花样以剥夺自己的某些权利而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仲裁协议的书写应当注意语言使用和具体内容的编写，仲裁协议的语言应尽量平实、简单。

(六)举证责任

在我国，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在国内一些知名的仲裁委员会制定的仲裁规则中，举证责任的分配也是遵循这一原则，即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在举证责任倒置后，并不意味着作为弱势一方的患者(家属)就可以不负担任何举证责任了，举证责任倒置只是最大限度地减轻或部分免除了患方的举证责任，但是并没有完全免除患方的举证责任。因为，患者还必须证明其医疗事实存在的过程。在举证责任倒置后，患者(家属)也有责任就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向仲裁庭提供一定的证据。比如，证明自己确实在某家医院就诊、治疗过;证明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对自己的人身造成损害的事实;自己的诊治经过等。

三、结束语

2002年《条例》中对“医疗事故民事赔偿纠纷解决方式”相关规定的增加，一方面反映了对患方权益保护的社会呼声日益强烈，同时，也表明完善现行医疗纠纷解决方式刻不容缓。笔者建议，根据现阶段我国的具体情况，我国宜采用自愿仲裁模式，允许当事人在不服仲裁裁决时，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提起诉讼，若超过期限没有提出异议，则仲裁裁决产生终局性效力;在现有仲裁委员会下设立医疗事故赔偿中心;将仲裁协议作为选择性条款列于门诊病历或住院病历的说明内容中;把医疗专业水平作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专业仲裁员聘任的首要资格条件，并按照医学各专业领域进行仲裁员的聘任;将举证责任倒置作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仲裁的举证责任规则。笔者希望，通过上述建议，尽快在我国建立起公正、经济、高效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仲裁机制，以有效缓和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维护患者和医疗机构双方的合法权益。

【作者简介】

郭玉军，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杜立，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博士。

【注释】

[2]范愉：《浅谈当代“非诉讼纠纷解决”的发展及其趋势》，载《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4期。

[3]王泽琛、王永周：《解决医疗纠纷的新思路》，载《西部医学》2007年第1期。

[6]黄进、宋连斌：《仲裁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第24页。

[7]陈立峰、王海量：《论我国<仲裁法>的管辖范围》，载《北京仲裁》2006年第1期。

[8]余承文：《医疗纠纷的可仲裁性研究》，载《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9]前注[8]，余承文文。

[14]Madden v.Kaiser Foundation Hospitals,supra,17 Cal.3d 699(1976).

[23]Studdert DM,Mello MM,Sage WM,DesRoches CM,Peugh J,Zapert K,Defensive Medicine among High-risk Specialist Physicians in A Volatile Malpractice Environment,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Vol.293,2005,p.2609.

[26]黄丁全：《医事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4页。

[28] 天津仲裁委设立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受理事实清楚、责任明确、当事人仅对赔偿方案有争议的医疗事故纠纷。按照天津仲裁委员会医疗纠纷调解规则的规定，医疗纠纷仲裁调解坚持当事人自愿原则。双方当事人如果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调解中心调解，即可以向调解中心提出申请。《天津仲裁委设立医疗纠纷调解中心》，中国仲裁网china-arbitration.com/.

[29]《深圳将成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委员会免费调解纠纷》,网易新闻news.163.com/08/0818/16/。

[30]Joseph C.Krella,Legislative Malpractice:An Analysis of Ohio's Proposed Mandatory Medical Malpractice Arbitration Program,Dayton Law Review,Vol.33, 2007,p.119.

篇2

近年来，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轻者致人伤残，重者使人毙命，且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经济损失。一些重大的医疗事故案例，不时见诸报端。《法制日报》1999年2月24日第3版《医疗意外？医疗责任事故？》披露，一次普通的隐睾手术，竟使一名儿童成为植物人。《城市早报》2000年第105期第2、3版《一根指头要了一条命》披露，一个身体健康无任何病史的23岁小伙因接一根断指而被活活地断送了性命。……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中国消费者协会关于医疗方面的投诉表明，1996年以来医疗投诉的月平均数为：1996年2.64件/月，1997年10.17件/月，1998年11.75件/月，1999年前4个月猛升到22.25件/月。

目前，医患纠纷已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如何解决医患纠纷，专家学者及平民百姓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作者认为，事先防止要比事后寻求解决办法更好。为此，我们应当探索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避免医患纠纷的发生。

二、解决医患纠纷的现有途径

目前解决医患纠纷仍然依照国务院1987年6月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现在看存在许多问题。该办法第18条规定，确定为医疗事故的，可给予一次性的经济补偿。补偿费的标准由省级政府规定，北京市的补偿标准最高是8000元，其他省市更低。这些补偿根本不足以弥补受损害的病员的损失。第2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过程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该条将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的其他伤害排除在补偿范围之外，这是极不公正的。办法规定医疗事故的确认是由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来完成的，而由医学专家临时组织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其日常工作是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管理的，这无异于自家人给自家人的行为下结论；再加上鉴定必不可少的原始病历均在医院一方，是否涂改、伪造、隐匿和销毁，鉴定委员会无从知晓，既便它是公正的，也难保客观。

《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宗旨是正确处理医疗事故，保障病员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单位的工作秩序。但结果是保障了后者的利益而忽视了前者的合法权益。一些明显的医疗责任事故甚至被鉴定为医疗意外！ 这是暗箱操作的必然结果，而暗箱操作又是因为《办法》在立法上存在的上述问题造成的。在此前提下，医护人员的责任心不可能得到增强，这是医患纠纷不降反升的根本原因。很明显，《办法》是事后解决问题的规则，不可能事先防止医患纠纷的发生。同时，实践中也未起到事后妥善“处理”医患纠纷的良好作用。相反，正是该《办法》的存在才造成了患者的医疗事故鉴定难、打官司难、打赢官司更难的艰难处境。

《办法》规定的医疗事故补偿是一种过失责任，与《民法通则》的一般侵权责任相仿，但又不符合《民法通则》一般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其赔偿只是象征性的。因而也违反了《民法通则》的公平原则。

三、《办法》修改的最新进展

因为《办法》存在的严重问题，社会各界强烈要求修改《办法》，并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设想。有人提意出台患者权益保护法和医疗纠纷处理法，建立医疗事故保险制度，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医疗事故仲裁机构，或在人民法院设立卫生法庭负责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和处理等。但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主要是修改《办法》，《南方周末》披露，始于1996年的《办法》修订工作到2000年4月17日，征求意见稿已出到第10稿。卫生部主持的《办法》修订研讨会，场面相当激烈，法律界、医院及卫生系统两大派针锋相对，偶尔爆发的笑声是双方在互相嘲笑“不懂医”或“不懂法”。这种本是双方相互学习请教的研讨会如果变成双方相互指责的会议，很难想象会有什么结果。这就是多少年来老百姓期盼的最新成果！

一位医疗事故受害者的母亲曾告诉作者，她听一位从事卫生行政管理的官员说过：“这次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还是对我们有利”。从这句话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位政府官员的本位主义思想。他现在是一位卫生专业的工作者，但总有一天，他以及他的亲友也会成为患者，医疗事故发生在他们身上也是可能的。这时，相信他会后悔他所说的这句话。

法律的灵魂只能是公正！ 如果立法者的出发点是自己的或者本单位的利益而非公共利益，这样出台的法律是十分可怕的！

四、患者、医护人员和医疗机构三者的关系及责任划分

1、患者、医护人员和医疗机构三者的关系

为了寻求预防和解决医患纠纷的办法，有必要先弄清患者、医护人员和医疗机构（或称医院）三者之间的关系。

患者与医疗机构的关系

医疗机构对社会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医治患者的伤痛。医护人员通常被称为白衣天使，但是，医疗机构所肩负的使命绝对不是纯粹的奉献，他们的付出是有偿的，并且其提供的服务不是强制性的。这种有偿的服务足以说明，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上下级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平等的民事合同关系。于是，这种合同关系理所当然地要由《合同法》等民事法律来调整。

患者与医护人员的关系

在诊疗服务当中，患者与医护人员没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医护人员虽然直接为患者服务，但他的服务是一种职务行为，其服务是医疗机构对患者义务的履行。

医护人员与医疗机构的关系

双方是一种聘用与被聘用的聘用（或劳动）合同关系，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应当由聘用合同来约定，受《劳动法》或人事法规的调整。

2、医患纠纷产生之后的责任划分

患者与医疗机构之间的服务合同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而最简单的诊疗服务合同内容应该是，患者向医院支付金钱，医院为患者诊断并提供药物或采取其他手段来医好患者的伤痛。如果患者掏了钱，医院却没给患者治好病，医院的责任是什么呢？ 按照诊疗合同的约定，医院应该承担违约责任，至于医院是否有过错在所不问。如果医院又给患者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它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公平和双方的平等。也就是说，只要医院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自己对患者医治的义务，它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无需要求医生的诊疗必须构成医疗事故。医院对患者承担的责任首先是违约责任；如果医院在诊治过程中又给患者造成了其他伤害，还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赔偿责任的方式应该有两种，一种是伤害的后果及责任方式被合同明确预见并载明的情形，这时医院可以依合同约定来确定其责任；另一种是伤害的后果未被合同载明的情形，这时医院应该承担的是损害赔偿责任，这种责任应该属于民法上的特殊侵权责任，即举证责任例置，也就是在医院一方。

3、医疗事故的行为主体

造成医疗事故的主体不是医院而是医护人员个人。《办法》应当作为造成事故的医护人员对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作为卫生行政机关对构成医疗事故责任人的处罚依据或者作为检察机关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依据。作为卫生行政管理的行政法规，《办法》调整的行为主体应该是医护人员、医疗机构、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患者在此只能作为第三方。《办法》不应超越职权地对第三方的权利做出限制性的规定，也不应为患者设定义务。

五、诊疗服务合同的引入

医患双方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合同关系，在法律界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但是，我们却很少有人考虑用合同约定的方式来避免和解决医患双方可能发生的纠纷，而是把精力放在了难以对这种纠纷进行调整的用于事后解决的《办法》修订上。合同本身的价值其实正在于预防和解决合同当事人的纠纷。毫无疑问，解决医患纠纷最好的办法也是医患双方签订书面的诊疗合同。

作为一种服务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双方都有权利设定这种合同具体的权利义务内容。比如，患者有权知道他的病被医生诊断的结果，有权知道治疗他这种病需要多长时间和花费多少钱。如果他患的是一种医学上目前还无法完全治愈的疑难病，或者因为患者年龄及体质上的原因，医院在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不利情形。医院应该让患者知道疑难病治愈的可能性有多大，发生不利情形时医院愿意承担多大的责任或根本不愿承担责任。除此之外，合同还应该包括其他有可能发生争议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仅要为患者所知，同时合同的文本也要为患者所持有。

但是目前的状况是，我们每一位患者都不享有本该属于我们的权利。这种原本医患双方都应该清楚的权利义务，作为弱者的患者却不清楚。患者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地把钱交给医院的，也是糊里糊涂地被治疗的。在此情况下，患者的病被治好的，皆大欢喜。一旦出现纠纷，麻烦可就大了。

作者认为：医疗事故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很难避免。但同时又相信：发生医疗事故后的当事双方的纠纷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我们将合同引入，事先将产生事故的责任承担方式进行约定，纠纷则完全可以避免。

六、初步的方案

鉴于病人所患疾病有大有小，有难有易。并且医院的规模有大有小，水平有高有低。为使合同能够顺利地引入医疗服务当中，国家应将目前所知的疾病分类分等级，同时将医院划分为综合性的和专科性的不同等级不同资质的医疗机构。确定相应规模及资质的医院可以收治相应类型以下难度疾病的患者，不具备资质的医院不得收治其无权收治的病人，但为抢救需要可以采取应急措施。

因为许多人的疾病具有相似性的特征，医院的治疗方法也大致相同，所以诊疗合同可以采用格式合同的形式。对于患疑难杂症及年龄较大体质较差的病人可以采用特别约定的方式签订合同。对于因技术原因造成其他伤害可能性较大的疾病，医院在合同中可以约定较小的责任；对于造成其他伤害可能性小的疾病，医院在合同中可以约定较大的责任。以便使患者知道，他在遭受上述伤害时，自己能够得到医院多大程度的补偿，从而做出是否接受治疗的决定。

因为医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所限，现代医疗手段仍然无法弄清某些疾病的病因，或者弄清病因的疾病尚未找到理想的医治方法。这时，医院对患者的医治带有一定的探索性，风险性相当大。为此，医院可以在诊疗合同中对有可能造成的伤害约定免责或减责条款。考虑到这种医治还带有一定的科学研究性质，医院甚至国家都可以设立相应的科学研究基金，来补偿遭受伤害的患者，也可以减免患者的医疗费用。另外还可以将限额赔偿制度和保险制度引入到医疗伤害赔偿当中，当然，这些制度已经不再属于诊疗合同约定的内容。

在医疗实践当中，诊断和治疗是可以相对分离的，有些疾病一旦为医生确诊，患者可以自己到药店购买非处方药品（OTC）或根据医生的处方购买处方药品；也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方便的医院治疗。这样可以把医疗合同分为诊断合同和治疗合同或者既包括诊断又包括治疗的综合性诊疗合同。

篇3

【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9297(20__)02—0085—02

案情

原告母亲盛某因怀孕于20__年3月开始就诊于

l医院，建立了门诊病历，遵医嘱进行了各项检查，并

坚持随诊，l医院一直告知母子正常。20__年9月18

日，原告母亲妊娠期满，于l医院产房待产，入院诊断

为：妊娠高血压综合征(中度)、发热待查、胎儿窘迫，l

医院决定行阴道试产。当夜7时出现胎儿呼吸窘迫，

医生决定使用产钳助产，将孩子多处夹伤，头部拉出

后又出现肩难产，反复牵拉，才将孩子拉出，结果造成

原告头颈部多处皮肤牵拉伤、右肩关节脱位、右臂丛

神经损伤、缺血缺氧性脑病、头和脸部变形。

20__年12月22日原告家属以l医院产后不顾

母婴安全，不积极抢救患儿，却急于摆脱责任．强迫家

属转院，以及严重违反医疗规范。致使原告生下来就

右臂残废，还要经受一次又一次的治疗，给其身心和

今后生活造成严重损害为由，法院．要求医院赔

偿医疗费12 49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60元、营养费

11 140元、护理费24 000元、交通费1 373元、继续治

疗费350 000元、住宿费12 800元、复印费230元、误

工费3 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以上褚项

合计515 395元。

鉴定

20__年6月12日经北京市朝阳区医学会鉴定．

结论为：(1)本病案诊断正确，采用阴道分娩的方式无

不当；(2)选择产钳助产的指征正确；(3)产钳操作符

合规范；(4)肩难产是巨大儿阴道分娩中难以预测的

并发症，臂丛神经损伤则是肩难产时常见的并发症之

一；(5)本病例中医方应在患方初诊时建立产前检查

病历，以便及早发现异常及时处理。但本案中发生的

新生儿臂丛神经损伤与医疗不当之处不存在因果关

系。因此本例应不构成医疗事故。

诉讼过程中，法院委托某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

进行医疗过错和因果关系鉴定。20__年4月8日。该法

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做出鉴定，其分析说明为：

(一)关于分娩方式的问题

盛某，孕41周临产入院，宫高42cm，腹围117(3m，

有糖代谢异常，估计胎儿体重4 ，提示胎儿大，胎头可

塑性差；孕妇妊娠高血压综合征诊断明确，且发热，不除

外有宫内感染；经产妇产程进展迟缓；入院时既有“胎儿

窘迫?”的诊断，且在产程进展过程中胎心逐渐减慢．因

而在6时3o分左右，有终止妊娠、行剖宫产手术的指

征，应该积极准备手术。7时发现羊水粪染ⅲ。，虽然应该

立即终止妊娠，但没有阴道助产的条件。

(二)医院的问题及其与原告伤残后果的关系

王某目前头、面部不对称，斜颈，右上肢功能障

碍，与产伤有关，对其容貌、生活和劳动有一定程度的

影响，参照有关标准，属七级残疾。

被告医院在为王某之母盛某分娩接产过程中．对

产妇及胎儿的情况估计不足，对产程进展情况观察判

断不到位，在有剖宫产指征的情况下处理不积极．行

产钳助产术的适应证掌握欠妥当。因此鉴定认为．医

院存在的问题与胎儿产伤的形成有关，在王某目前的

伤残后果中的参与度在e级(责任程度为大部分．

75％)。

法院判决

因原告以医疗过错损害赔偿案由提讼．本案

属于人身伤害赔偿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

释，法院以鉴定作为判决根据，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

讼请求。

案件评析

一

、法医鉴定和医学会鉴定为什么会得出完全相

反的鉴定结果?

(一)医学鉴定的情况分析

首先医学会的鉴定由医疗专家进行，由医学会组

织，专家来源于各医院临床医生，由临床医生鉴定医

疗单位是否存在过失，其必然会有一定主观倾向性，

导致结论的偏差。

其次医疗专家非法律人士，对客观材料以及当事

人双方的陈述缺乏法律角度的判断力，对证据材料的

【作者简介】唐泽光(1971一)，男，法学学士，执业律师，曾从事过临床外科工作。tel：+86—10—65007027； m—mail：tangzeguang@sohu．tom

· 86 ·

认定能力较差，单从医学角度出发进行理解分析，难

免出现偏差。

再次医疗专家的水平参差不齐．而决定鉴定结论

的往往只是其中一两名人员，受鉴定人员的知识结构

与技术水平的限制，鉴定结论也难免存在偏差。

再次医疗事故鉴定只认定该医疗行为是否构成

事故，如果够不上医疗事故，那么，对于医疗单位其他

过失行为的认定以及责任的确定就比较牵强．甚至根

本不再评价。

最后医学会的鉴定结论，在鉴定结论上专家不署

名，无人承担责任，对其公正性、严谨性产生影响，结

果也难免偏差。

(二)法医鉴定情况分析

首先法医鉴定是由独立于医患双方的法医来主

持做出，更能客观公正的做出结论。

其次法医对法律有深厚的掌握．对证 据材料认定

有很强的判断力和认知力，更能做出客观的判断。

再次法医又属于医疗业内人士．了解医学各学科前沿

发展，对于临床医学深层次问题．可以广泛咨询相关

专家，容易形成一种客观公正的判断，避免鉴定受个

别人员左右。

最后法医鉴定由鉴定人员署名．必要时还要接受法

庭质询，其严肃性、责任感很强，其效力更加让人信服。

(三)两种鉴定结果比较

医疗事故鉴定是一种事故鉴定，是卫生行政部门

处理解决医疗纠纷的依据，也是追究医疗单位和个人

行政责任的依据。对于作为民事诉讼证据来讲，医疗

事故鉴定作为证据使用，在解决事故赔偿纠纷中起到

一定作用．但其不能除外不构成事故而存在医疗过错

与过失的情况，其作用也当然降低。

而法医鉴定是一种过错鉴定。它不确定是否构成

医疗事故．法医只考虑医疗单位是否有过失或过错，

以及过失与损害结果是否存在关系，所以法医鉴定评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3卷(第2期)

价的范围更加广泛，涉及整个医疗行为．更能清晰地

确定各方责任。而且法医学鉴定，由于我国鉴定传统

的关系，其主要为解决法庭审理过程中的专业问题而

产生的，就是为诉讼准备的，其效力、作用更强。

综上分析，医学会鉴定与法医鉴定产生不同的结

果，出现偏差，甚至完全相反的结果，是可以理解的。

二、同时存在医学会鉴定和法医鉴定。法院应采

纳哪个鉴定结论?

从法律角度来讲．两个鉴定在诉讼中都属于证

据，无孰高孰低之分，但医学会鉴定主要解决医疗事

故赔偿纠纷．作为处理医疗事故纠纷认定责任的关键

证据。在不构成医疗事故的情况下，法院完全可以采

纳法医学鉴定．根据法医学鉴定确定责任，作为判决

依据。在法医鉴定确定医疗单位有过错的情况下，医

疗单位可以提出本案属于医疗事故的抗辩，经鉴定确

实构成医疗事故了．应该按医疗事故赔偿标准和项目

解决。

本案属于典型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与法医鉴定

结论不同的案件。因医学会鉴定不构成事故，无因果

关系，所以不能按事故解决。再有原告医疗过错

赔偿，而不是医疗事故赔偿，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也应

以法医鉴定为主，并按一般民事侵权案件赔偿项目和

标准解决。

法院以法医鉴定结论做出判决是正确的．但本案

鉴定结论的截然相反还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本案例中．医疗单位应汲取的经验是：在产妇分

娩方式选择上，医院应在病历中做充分的风险提示，

并充分征询患者及家属的意见，将患者及家属的意见

完整地记入病历，一旦发生滞产，应采取对母婴更加

安全的生产方式．尽量避免产伤，避免医疗纠纷的发

生。不要过分考虑患者的经济负担能力来决定助产方

篇4

内容提要: 新的《侵权责任法》颁布施行并未消除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的“二元化”问题，反而使“二元化”进一步走向了“多元化”，面对“多元化”产生的法律困境，如何引鉴公正的法理机制去应对解决矛盾，使医患关系得以实现和谐，就构成未来统一的医事立法之当代视界。

一、医疗损害赔偿诉讼“多元化”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的“二元化”问题一直是长期以来困扰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疑难问题，所谓“二元化”，又称“双轨制”，是指法院在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时，面临着是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还是适用《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的矛盾冲突。2003 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参照 ＜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 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规定： “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 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也就是说： 构成医疗事故的侵权赔偿诉讼适用《条例》，而非医疗事故的一般医疗损害赔偿诉讼则适用《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这样就在审判中确立了一种“区分不同类型分别适用法律”的“双轨制”，此种司法“二元化”的体制在实践中产生了不少弊端，历来为人所诟病。2010 年 7 月 1 日，新的《侵权责任法》正式施行，对“医疗损害责任”作了专章的规定，按理说，新法的颁布应当使医疗损害赔偿诉讼在法的冲突问题上归于统一，但遗憾的是： 《侵权责任法》的出台并未使“二元化”问题得到解决，反而使“二元化”进一步走向了“多元化”——由于该法第 5条认可了“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的相关规定，这就使得医疗损害赔偿诉讼可适用的实体法规范由原来主要的 4 部变成了现在的 5 部，它们分别是： 《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加上新实施的《侵权责任法》。“多元化”的诸法并存局面使得原有的疑难至今更为凸显，而且问题还不止于此，仔细研读《侵权责任法》会发现： 该法对“医疗损害责任”规定不仅内容过少过窄( 只有寥寥 11 条规定) ，并且对如今医患关系中急需解决的大量争议问题悬而不论，只作出了一些笼统抽象的规定，这就给实践中双方当事人的对向操作都留下了可辩护的理论空间，由此可能产生新一轮的矛盾和冲突。概括起来，“多元化”轨制在司法审判中至少会产生如下四个问题：

1． 赔与不赔的矛盾

如果《侵权责任法》并未排斥“其他法律”的适用，则《条例》49 条规定的“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是否依然有效? 如果有效，就会和《民法通则》产生矛盾。根据后者第 106 条之规定： “由于过错……侵犯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说，即便不属于医疗事故，只要医方的医疗过失行为给患者造成不应有的损害，都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对其进行相应赔偿。

2．“重责轻赔，轻责重赔”的矛盾

这是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屡见不鲜的一个荒谬怪圈：由于医疗事故适用《条例》赔偿，而非医疗事故的一般医疗损害则适用《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予以赔偿，导致两者之间的赔偿标准相差反常——《条例》只规定了 11 项赔偿项目，《民法通则》却规定了 13 项，后者规定了死亡赔偿金，前者则没有。故构成医疗事故的死亡案件按照《条例》处理，患者的近亲属只能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 但包含了死亡抚慰金) ； 而在不构成医疗事故的死亡案件中，患者的近亲属按照《民法通则》处理，却可以获得死亡赔偿金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双重赔偿，二者之间数额往往相差巨大，这就造成了“重责轻赔，轻责重赔”的怪现象，导致两种裁判的结果显失公平，也给司法界带来了极大的困惑。

3． 如何赔的方式、方法的矛盾

在具体赔偿的方式、方法上，《条例》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存在较大差异，例如： 对于医疗费，《条例》第 50 条第 1 款规定“按照医疗事故对患者造成的人身损害进行治疗所发生的医疗费用计算”，不包括原发病医疗费用，后续治疗费“按照基本医疗费用支付”； 而《解释》第 19 条则规定按照治疗“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同时还包括“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等，两者出入相差很大。再如丧葬费的赔付，《条例》第 50 条第 7 款规定“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规定的丧葬费补助标准计算”，其金额约为 3000元左右； 而《解释》第 27 条则规定“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死者近亲属可以获赔 6000 ～8000 元左右。

4． 城乡差异及其他类似矛盾

以“重庆綦江彩虹桥坍塌事件”为例，该事件中对城、乡死难者赔付的医疗费、丧葬费及其他费用采取了不同的档次和标准，前者每人获赔 4． 845 万元，后者每人获赔 2． 2 万元[1]。对此，包括死难者家属在内的广大公众纷纷提出质疑： 同一个事故遇难，为何补偿却分两样? 这明显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基本原则，著名的民商法专家杨立新教授表示： “在赔偿问题上提出所谓的‘城乡差别赔偿’，在侵权行为法看来，是十分荒谬的。”

“多元化”轨制导致了司法审判的两难困境，造成法官无所适从和适用法律的混乱，进而影响到法的统一性、严肃性和尊严，也由此妨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成为现代医患关系中必须澄清和面对的现实课题。

二、解决“多元化”问题的公正应对机制

“多元化”问题的本质，实际上乃是一个“公正”问题，根据美国学者罗尔斯的正义论： “公正”的核心在于能够对公民之间基于社会合作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进行合理分配[2]。在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当法官受到“多元化”的负面影响而对医患一方或双方作出重判或轻判，使其本应享有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障或者本不应负担的法律责任却判令其承担，这就产生了不公正，“多元化”带来的不公正将动摇人们对法的信仰，冲击法治的精神和理念，进而有可能成为新一轮医疗冲突不断扩大的根源。为此，就必须正本清源，在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确立起一种公正的司法机制，以统一赔偿的适用标准，解决上述矛盾和冲突。笔者曾在拙文《医患关系法律调整中的公正》中借鉴罗尔斯的理论，提出医疗公正是“一种建立在医患关系基础之上的法律利益调节机制，通过它的调节，最终使医患双方在权利义务的分配和法律责任的负担上达到平衡与协调”[3]。据此，我们提出应对“多元化”问题的公正机制可以考虑如下思路：

1． 建议制定统一的《医疗损害赔偿法》

目前真正对医疗损害赔偿作出专门规定的法律法规，只有《条例》和《侵权责任法》的第七章，但《条例》毕竟只是行政法规，与前 4 部规定中的任何一部法律或司法解释相比都处于“下位法和上位法”的关系，故彼此一旦发生抵触，就使《条例》的适用处处捉襟见肘，且易引起“行政权介入司法权”的口舌之争[4]。而《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只有一章，内容又太少太笼统，远未涵盖医疗损害赔偿诉讼所需要涉及的方方面面，例如当事人的诉因选择、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的界限、医疗责任的性质区分、医疗差错的处理原则、医疗事故的预防、鉴定、处置、监督、赔偿等的细化标准和罚则等重要问题，都没作规定，故仍难以满足现实的迫切需要。其他诸法如《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等，都不是专为医疗纠纷的特殊性而设计，许多规定对于医事的司法实践只具有参照性，而没有针对性和确定性，并由此导致医疗损害赔偿领域的“五法鼎立”，形成“多元化”冲突且妨害了公平正义。

转贴于

在这个问题上，建议我国可以参照法国的立法先例：2002 年 3 月 4 日 法 国 出 台 了《患 者权利 和 卫 生 系 统 质 量法》，这是一部适用于所有从事医疗、护理事业的机构和个人、统一规定其权利义务的特别法，它结束了传统上对医疗责任的性质所做的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的区分，并对所有医疗事故、非医疗事故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提供统一适用的法律依据，从而使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成为一项统一的法定制度。建议我国也可以采取类似的做法，制定一部统一的《医疗损害赔偿法》，根据国内有关学者的研究建议，撤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损害赔偿部分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应重复部分，实行“单轨制”合并，着手建立“五个统一”，即： “统一案由为医疗过错损害赔偿纠纷，不再区别为医疗事故纠纷和医疗过错纠纷； 统一鉴定类型为医疗过错鉴定，不再区分为医疗事故鉴定和医疗过错鉴定； 统一鉴定标准为司法部制定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不再区分为卫生部制定的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和司法部执行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 统一赔偿项目和标准，不再区分医疗事故赔偿和医疗过错赔偿标准； 统一使用民法通则和司法解释，不再区分不同类型分别适用法律。”[5]这些都是颇值得尝试和可资借鉴的。

2． 凡因过错给患者造成医疗损害，无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一律应当采取赔偿的立场

这是针对“赔与不赔”的矛盾所采取的必要立场，从法理上分析，现今学术界和实务界都已逐渐在如下这一点上达成共识： 医患关系从本质上说，乃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故医疗纠纷在法律属性上也属于一种民事纠纷。根据民法的精神，民事责任是指“不履行法律义务因而应受的某种制裁”[6]，其目的是为了弥补权利人因民事权利受到损害而带来的损失，以实现医患双方在“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上分配的平衡与协调。故无论医疗损害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只要医方因过错给患者造成较大的损失，都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否则，只对医疗事故赔偿而对一般医疗损害不予赔偿，无疑就剥夺了患者本应享有的很大一部分的正当合法权益，进而造成司法的不公正。根据最新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第 54 条规定： “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这就表明了旨在统一以往诸法对该问题所作规定的态度。

3． 统一赔偿的细化标准，更新“重责轻赔，轻责重赔”体制，消除“多元化”对立

对于“重责轻赔，轻责重赔”的矛盾、如何赔的方式方法的矛盾、城乡差异及其他类似矛盾，将来在制定统一的《医疗损害赔偿法》的前提下，进一步建立统一的赔偿细化实施标准，就有望能够解决上述积久的问题。同时对于“重责轻赔，轻责重赔”的矛盾，首先还是要强调一下立法思路的先导性，应当说，医疗纠纷既然在法律属性上属于民事纠纷，医疗损害赔偿就应当遵循民法的“实际损失原则”，故《条例》对医疗事故所采取的“限制赔偿原则”就与之产生了抵触，例如它没有规定死亡赔偿金就是一个典型的缺陷，由此造成医疗案件“过错重反而赔偿少”、“过错轻反而赔偿多”的不公正局面。现实中有些法院为了予以纠正，采取了“适当调整”的政策，例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做法是： 在一般情况下，对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标准，仍执行《条例》的规定，但如果按照《条例》执行的标准将使患者所受的实际损失无法得到基本补偿的，则可以参照“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适当提高人身损害的赔偿数额”[7]，这种做法调和了目前的法律矛盾，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毕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非永久的解决办法。笔者在此建议： 基于“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分配的公正法理和民法中“实际损失原则”，在未来统一的《医疗损害赔偿法》中，应在医疗事故赔偿中增设死亡赔偿金的制度，而在非医疗事故的一般医疗损害中则取消死亡赔偿金的制度，也就是说，将现有《条例》和《民法通则》所形成的“重责轻赔，轻责重赔”体制倒置过来，使得非医疗事故的死亡案件只能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 但包含死亡抚慰金) 这一项赔偿，而医疗事故的死亡案件则能够获得死亡赔偿金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双重赔偿，这才能实现过错和责任、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才是解决问题的彻底之道。有必要强调的是： 此种“轻责轻赔，重责重赔”的更新体制无论是通过“适用《条例》而参照《民法通则》”、或是通过“适用《民法通则》而参照《条例》”两种办法在实践中都难免产生纠诘，必须通过制定统一的《医疗损害赔偿法》，对此作出独立的、决绝性的规定，方能真正解决问题，且唯有如此，方能从源头上消除“多元化”的对立，使医患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公正与和谐。

注释:

[1]杨立新． 对綦江彩虹桥垮塌案人身损害赔偿案中几个问题的法理评析[J]． 法学，2001，( 4) ．

[2]( 美)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何怀宏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6 －8．

[3]王军． 论医患关系法律调整中的公平构建[J]． 中国医学伦理学，2005，( 8) ．

[4]薛叶兴． 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难点问题探析[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8，( 4) ．

[5]李永勤． 略论医患纠纷案件处理中的司法鉴定[N]． 人民法院报，2009 －9 －8．

篇5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正确处理医疗事故，保障患者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单位工作秩序的有力武器，也是确认医疗事故的法律依据。针对医疗纠纷发生原因，开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子，对维护医疗工作秩序和保障患者及医务人员合法权益是有重大意义的。

1 医疗纠纷的概念与特征

医疗纠纷是医院或医务人员在没有直接过失(责任的、技术的)情况下，患者或家属对患者死亡、残疾、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没有正确认识，而对医院或医务人员进行情绪发泄(包括感情失控)，采取损伤对方(语言方面、行为方面)的行为，以达到其精神上平衡和经济上的补偿。医疗纠纷的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无过失性。医院或医务人员没有直接过失(责任方面的、技术方面的)，但是，存在医德缺陷与技术水平方面原因。医务人员服务态度低劣，语言粗暴，解释不耐心以及医务人员之间不合作，常是医疗纠纷发生原因。技术水平有限，病情变化，病情危重致使出现的后果，患者家属完全没有准备，将不良结果误推给医院。

1．2 无准备性。患者或家属未预料的事发生了，患者在医院诊治过程中，要求获得身体康复，经济损失最少的目的。医学模式转变的今天，患者与家属不仅要获得疾病的康复，而且要得到最佳的服务，付出代价(经济上、时间上等)最低。而对出现了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致功能障碍等，甚至付出巨大的损失(如经济、痛苦等)完全没有想到。

1．3 无认识性。患者家属对患者出现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功能障碍完全缺乏科学认识，把不可逆转的结果看成是医务人员的过失。

1．4 有目的性。患者或家属有明确的目的性，即向医院或医务人员情绪上进行发泄。以求得精神上、心理上平衡，同时向医院索取经济赔偿。在《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确定为医疗事故的，可根据事故的等级、情节和患者的情况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把医疗中出现服务态度方面不可预知、不可抗拒方面等问题与医疗事故挂钩，以达到经济赔偿之目的。

1．5 进攻性。患者或家属在医疗纠纷过程中，以语言刺激医务人员，甚至用粗暴行为干扰医疗工作秩序，侵犯医务人员人身权利，具有进攻性，患者或家属是主动进攻，成为医患之间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医院或医务人员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是矛盾的次要方面。

2 医药科普教育是解决患者或家属的认识问题

患者或家属对所患疾病的医学知识往往了解不全面，或一知半解；对疾病病理机理、诊治手段、药物治疗作用与不良反应知识甚少，对疾病临床经过及预后没有经历或不认识；对疾病诊治过程出现的变化、意外没有准备。从而把药物不良反应、诊治过程出现并发症、疾病发展与变化、不良转归以及医疗意外等统统认为不应该发生，住进医院就保险了，医生就能治百病了，医务人员应该能够挽救临床上各种危重病症，都能对一切疾病作出明确诊断。于是疾病不良转归与患者或家属的不认知和良好愿望形成明显矛盾。

普及医学知识是我国人民的现实需要，有统计全国有70％的人不大懂医学知识，就更不能说对疾病有深入的了解了。通过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医学普及教育，使人们初步了解人体、了解疾病、了解诊治方法，从而达到自我认识，自我诊断，自我治疗。当患者来医院诊治时，就对自己疾病有初步的认识，这既能配合医生诊治，又能理解某些诊治手段。在医院期间，医务人员向患者及家属进行医学普及，疾病临床经过、预后分析、治疗手段利弊等进行不断地、深入地讲解。这既解除他们思想顾虑，又对医疗意外、疾病出院不良后果有思想准备，使他们能解释这些不利患者身体健康的现象，从而达到理解医疗诊治措施，同情医务人员，使患者或家属做到自我解脱。

3 普法教育是约束患者或家属的行为在法律范围之内

国务院颁发的《医务事故处理条例》是医疗事故处理的法律依据，它规定医疗事故概念、分类、等级。规定了医疗事故的处理程序，医疗事故的鉴定，医疗事故的处理等，这就明确了医疗纠纷与医疗事故事件是两类不同性质的事件，有着本质的区别。医疗事故事件要通过鉴定来确定，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医疗单位要进行经济赔偿，而医疗纠纷则让患者或家属认为是医疗事故，患者或家属对医院或医务人员的意见有的是正确的，通过教育方式处理，不正确的通过对患者或家属进行解释。医院不予经济赔偿；因此，对患者和家属进行这方面宣传教育，使他们认识事件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了解处理这方面问题的程序，尤其明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既是保护患者合法权益，也保护医者的合法权益，从而减少进攻，避免干扰医疗工作秩序和不侵犯医务人员权利，而按正常途径来反映问题和解决问题。普法教育应加强《刑法》等法律教育，人民群众法律意识提高了，人民群众会自觉维护法律尊严，遵守法律。患者或家属与医院对事件认识是有分歧的，只有通过协商来解决。

医院和医务人员要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九条规定，“以医疗事故为由，寻衅滋事，抢夺病历资料，扰乱医疗机构正常医疗秩序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依照刑法关于扰乱社会秩序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4 改善医患关系是使患者或家属能理解，谅解

良好医患关系是治疗成功的关键，也是减少或避免医疗纠纷的关键。在诊疗过程中建立平等的、同志式的、友好的医患关系，一切从患者出发，为患者着想，做到不分肤色、不分民族、不分老幼、不分性别、不分职业、不分地位、不分亲疏，都一视同仁，一样尽职尽责，而不为私欲，不谋私利，不徇私情。尤其要尊重患者，爱护患者，使他们感到医院是家，医务人员就是亲人，从而认识医务工作是真正为他们服务，医务人员竭尽全力的，即使出现意外，他们也感到没有什么意见，认为可以理解。相反紧张的医患关系，医务人员恶劣服务态度、粗暴语言，则常常是引起医疗纠纷的导火线，患者或家属又抓着不放，造成纠纷。

在医疗纠纷发生后，正确处理好医患关系是十分重要。如果患者家属一来医院询问、质疑，我们就认为他们“心怀鬼胎”，给予不理睬，冷落他们，往往使纠纷升级，闹得不可开交。只有认真听取意见，耐心从医学知识上去解释，对医院存在的不足进行诚恳自我批评。患者或家属了解了疾病的诊治经过，疾病转归过程等，从而达到理解医院、谅解医院。

4．1 改善服务态度。“良言一句三冬暖”，充分利用语言在医患交往中的作用，语言可亲，答询认真，解释仔细，在医疗原则下满足患者心理上、医疗上、生活上的需要。

4．2 增强医疗效果。好的治疗效果是增进医患关系的基础，只要解决患者的痛苦，患者就能信任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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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解决医疗事故赔偿时(即结案时),对患者尚未发生的续医费不能以一次性结算的方式予以给付。因为续医费是指损伤经治疗后体征固定而遗留功能障碍,确需再次治疗的或伤情尚未恢复者未来治疗的费用,由于患者的体质、病情差异和各医院等级、技术水平、收费标准的不同,无法确定续医费数额,任何医疗机构或鉴定部门的估算都是不准确的,必然会损害医患一方的利益。故条例规定续医费的主张是在“结案后”;

    2、是否需要继续治疗,应以专家鉴定组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对医疗事故患者的医疗护理医学建议”为依据;

    3、继续治疗费的计算。该部分的计算较为复杂,该费用是指将来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是二期手术费,也可以是因医疗依赖所产生的必然医疗开支。因此,对于该费用的确定,不能简单根据患方提供的诊断证明或者专家建议,而是需要经过严格的评估程序,且评估时应该考虑患者生活地区的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准。《条例》在第31条第2款第8项中规定,医学会出具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应包括“对医疗事故患者的医疗护理医学建议”。该条款实际是要求专家鉴定组就患者是否需要继续治疗和护理进行医学评估。但是,单纯的医学评估并不能解决具体赔偿数额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通过法医学鉴定以确定继续治疗费的数额,而法医多通过咨询相关医学专家来进行鉴定。《条例》规定“结案后确实需要继续治疗的,按照基本医疗费用支付”。但是,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没有关于“基本医疗费用”的范围及项目的规定,按国务院法制办教科文卫司、卫生部法制与监督司、卫生部医政司组织编写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百问》中解释:“1998年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开展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实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各地确定了基本医疗保险的服务范围和标准等, 基本医疗费用的范围和标准可以参照医疗机构所在地的省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在实践中,该部分费用可以参照疾病的常规治疗和护理标准进行计算。例如,肿瘤病人化疗药物的选择应按国内普通化疗药物的价格进行计算,而不应按进口同类药物计算。 [医学教育网整理]

    另外,继续治疗费的计算之所以重要,还在于该部分费用往往在医疗事故全部赔偿费用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4、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 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5、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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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务部，新疆乌鲁木齐 830063

[摘要] 目的 分析新疆医科大学某三甲医院医疗纠纷发生科室分布、纠纷原因分类、医疗纠纷解决表现形式及解决方式，为防范和处理医疗纠纷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统计描述方法， 分析2009年1月—2014年12月某三甲医院发生的153 例医疗纠纷投诉事件。结果 医疗纠纷发生科室主要分布在妇产科、门诊部、骨科。妇产科占17.6%、门诊部占14. 3%、骨科占12.4%；医疗纠纷发生原因主要是医患沟通（47.05%），医疗技术（13.07%），服务态度及手术并发症等其他因素（16.98%）；医疗纠纷解决表现形式主要是医患协调解决。结论 防范和处理医疗纠纷要加强医患沟通，严格规范医疗行为，加强医院投诉管理，规范书写病历。

[

关键词 ] 医疗纠纷；医患沟通；纠纷处理

[中图分类号]R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5654（2015）03（a）-0126-03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reasons of medical disputes in a top three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SHI Shuyin ZHAO Haiyan ZHANG Fan

Department of Medical Services，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medical，83006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in a hospital medical disputes，disputes the classification， distribution of departments cause medical dispute resolutionforms and solutions， and provide basis fo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medical disputes.Methods Using the method of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analysis of 153 cases of medical disputes complaints in our hospital in 2009 January -2014 year in December occurred.Results The occurrence of medical dispute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department， outpatient department，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outpatient department accounted for 17.6%， accounted for 14.3%，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accounted for 12.4%； the occurrence of medical disputes is the main reason why the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47.05%）， （13.07%）medical technology， service attitude and complications of other factors （16.98%）； forms to solve medical disputes are mainly the doctor-patient coordination solution. Conclusion The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medical disputes to strengthe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strictly standardize the medical behavior， strengthen themanagement of hospital complaints， medical record writing specifications.

[Key words] Medical malpractice； Patient communication； Disputes

社会的进步推动了法治的健全以及法律知识的普及，同时也逐渐增强了人们的健康意识和法律意识，因而近几年医疗纠纷也在逐渐增多，医生与病人之间缺乏信任和理解，医疗纠纷已经成了一个医师与患者密切相关的术语，医患关系日趋紧张。近年来医疗纠纷事件的发生率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增加，医患矛盾呈现激化的趋势[1]。大量的事实表明，医疗纠纷时间不仅对医患关系造成严重的影响，给医院带来损失，同时也回给患者及家属造成痛苦，所以对医疗纠纷要及时妥善处理，才能够梳理医患关系．确保正常医疗工作秩序，为医院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意义也很重大。为了解医院医疗纠纷发生状况，对某三级医院2009年1月—2014年12月间153 起医疗纠纷进行系统分析，查找医疗纠纷发生主要原因，提出防范措施，其目的是提高医疗质量水平，增强规避医疗风险意识，更好地维护医患合法权益，促进医患关系和谐发展。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153例在新疆医科大学某三甲医院发生的医疗纠纷投诉事件回顾性分析， 从医疗纠纷投诉发生的科室分布，纠纷发生的原因，医疗纠纷的解决方法和如何理赔等方面探析医疗纠纷的现状。

1.2 方法

运用回顾性调查方法，通过结构相对数表示不同因素所占的百分比例，然后对此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各科室医疗纠纷分布情况分析

153 起医疗纠纷主要集中在妇产科、门诊部及骨科。妇产科占17.6%，门诊部占14.3%，骨科12.4%。

外科疾病以手术治疗为主，手术治疗高风险往往不能被患方理解，手术治疗效果为达到预期亦或并发症的出现、病情恶化，一般与患者的体质、原发病或者手术风险因素密切相关，但患方对医学未知性不理解，因高价医疗费用支付导致对治疗效果不满意而容易发生医疗纠纷。门诊部涉及急诊科、影像中心、B超室、预防保健科、核医学科、检验科、肌电图室、病案室、胃镜室、方便门诊等多个科室，且该院因就诊人数较多、患者因就诊流程不清楚，容易导致患者不能及时住院，另外，辅助检查科室患者检查有时排队等待时间过长也是导致投诉的主要原因之一。医疗纠纷科室分布见表1。

2.2 医疗纠纷发生原因分析

分别对医患沟通、医疗技术、服务态度、手术并发症、病历书写等医疗纠纷发生原因进行统计。因医患沟通引起的医疗纠纷占47.05%，可见医患沟通不到位对于医疗纠纷的产生是有多重要，所以加强医患沟通才能有效的减少医患纠纷的发生。医疗技术和服务态度对于医疗纠纷投诉的发生也有一定的影响。医疗技术占13.07%、服务态度及手术并发症占22.87%，可见精湛的医疗技术对病人的康复有着直接作用，优质的服务也对病人康复有益，而服务态度的好坏却直接影响病人的心理。医疗纠纷发生原因见表2。

2.3 医疗纠纷解决表现方式分析

153例医疗纠纷医疗纠纷投诉解决表现方式，医患协调解决占79.73%。所以医疗纠纷的解决基本上是通过医患双方一起协商进行的，其他类似调查也有相似结果[2-4]。医疗机构要积极的发挥作用在医疗纠纷的解决中。医疗纠纷解决表现方式见表3。

医疗纠纷解决方式分析：从表4中的医疗纠纷解决方式可以看出，72.54%的医疗纠纷是通过医患双方协调沟通解决，其次是主管部门协调占15.7%，这说明解决医疗纠纷的主要方式还是和患者的沟通。第三方协调和司法程序解决占11.7%，但是第三方协调和司法程序解决需要理赔，主要理赔依据是根据术前沟通不足、未遵守医疗操作规范、核心制度贯彻未落实、病历书写等情况而定。

3 建议的防范措施

3.1加强医患沟通、加强服务意识

根据本文分析结果，发生医患纠纷的主要原因是医患沟通缺乏，患者缺少对医疗服务内容及方式还有对医疗职业风险性的了解，所以才有医患矛盾以及医疗纠纷的产生。若医生将病情细致地交代，让患者对自己的病情有充分的了解，此时二者看问题的角度也就达成一致，信任理解得以产生，矛盾自然就会消除[3]。因此，避免医疗纠纷出现的关键点在于对医务人员的沟通意识进行强化，然后运用于临床实践，在事前进行防范，通过医患之间的沟通将医患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临床实践中发现，如果医护人员的服务态度好，那么在工作中有一些差错或过失也回得到病人的谅解，使事态淡化没有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医务工作者也要在改善服务质量、态度和方式上努力，将优质的服务态度始终贯穿于工作、事实上，争取做到以病人为中心，一切为了病人、为了病人的一切、为了一切的病人。

3.2 规范医疗行为、建立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及操作规范

规范是医疗行为的准则，制度需要监督实施，対首诊负责制等制度的落实和重点环节重点科室的管理要严格落实，避免医疗漏洞，切实加强环节质量管理，重点实行科主任负责制。还要将职能部门对其监督与考核力度充分发挥，进而将预防差错事故的警觉和责任感提高[4]。

3.3 提高医疗质量控制和质量督查力度

重点管理易发生医疗纠纷的科室，并设置医疗护理质量标准考核体系，使质量管理切实进行。对医疗纠纷责任人的处理力度要增强，明确事故责任的科、人。重点培训医院的核心医疗制度、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病历书写、抗生素合理使用等内容。回顾分析典型医疗纠纷事件，找出存在的不足并确定整改意见。并且对病历书写加强、进行问题医学培训，切实实施医院各项医疗法律法规[5]。

3.4 增强科主任管理

医院管理的首要环节是加强科室主任的责任制管理，只有充分调动科主任的积极性才能发挥其在医疗质量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对科室主任的考核要纳入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的发生情况，同时还要对管理不善科室的处罚力度增加。科主任要全程参与医疗投诉、纠纷处理的全过程。如果该科室出现医疗纠纷，该科主任要承担管理连带责任。

3.5 增强医疗纠纷预警机制，及时解除纠纷隐患

建立医患纠纷预警机制是为了有效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通过建立调节医患纠纷机制、处理医疗纠纷程序和防范预案、组间医疗事件咨询小组，如果有重大医疗纠纷出现就启动医疗事件咨询小组，开展医院内部医疗事故鉴定，将责任明确。此外，鼓励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将医疗责任保险和医患纠纷处理相结合，争取化解各类医患纠纷[6]。

3.6 提高对事故责任人的惩罚力度

医院应依据该院相关规定对发生医疗事故或者纠纷赔偿的科室进行处理，处理原则是将责任明确到科、人。使得医院有章可依、有章必依，充分维护医院的相关制度，同时也对未发生纠纷事故的科室起到了警戒的作用。提醒医务人员，精良将医疗事故的发生率降到最低，使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受到更好的保障。

3.7 从以往纠纷事件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医疗纠纷普遍发生于医院各个科室中，但能够在纠纷发生后及时进行经验总结，找出不足，吸取教训避免不在有类似错误出现的却不多。所以医疗事故频发的科室，与该科室管理者忽视总结经验教训的重要性关系密切。医疗机构若能及时对以往纠纷总结，汲取教训，并在全院科室进行案例经验剖析学习，对于减少纠纷发生会有极大的帮助。

3.8 提高对医疗纠纷发生后医师的心理疏导

第一，医院有责任找出发生事故的原因，协助他们正确的对待医疗纠纷的发生，并做到配合有关部门进行妥善处理；第二，经过医疗事故的相关解决，使医生增强对职业道德的重新理解，从中得出经验教训，消除负面心理状态，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病人。 3.9 重视医风医德教育、提高法律意识

开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执业医师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高医务人员对避免医疗纠纷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医德医风宣传，通过换位思考的方式，使全体医务人员树立起为病人服务的理念。

[

参考文献]

[1] 中国医院协会.医院医患关系处理技巧与医疗事故处理流程和赔偿标准实务全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1.

[2] 彭锦绣，唐乾利，王粤湘，等.从医疗服务态度探讨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1（4）：261-262.

[3] 杨位轩.医疗纠纷现状及防范对策分析[J].现代医院管理，2012，10（5）41-42.

[4] 黄海．美国医疗风险管理做法及对我国医院建设的启示[J]．医院院长论坛，2013（6）：54-58．

[5] 徐万东.公立医院发展战略初探[J].卫生经济研究，2012（3）：6-7.

篇8

关键词：第三方调解医疗纠纷优化司法资源

近年来，医患纠纷成为日渐凸显的社会问题，如何化解、减少纠纷已经成为卫生行政部门和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医疗纠纷中患方弃法律途径而采取非法律途径维权的现象日益普遍，不仅扰乱医疗秩序，激化医患矛盾，还产生了不良示范作用。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设定的自行协商、行政调解和诉讼三种解决方式，为解决医疗纠纷提供了更多的途径，但是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三种途径暴露出了很多弊端。从医患双方协商中延伸而来的第三方调解机制在我国各省市发展开来，建立和完善第三方调解机制，衔接司法诉讼和医疗事故鉴定，统一医疗损害鉴定与赔偿标准，在目前是解决医患纠纷，维护和谐医患关系的一种有效方式。

1、第三方调解机制医疗纠纷案件中的适用空间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设定了自行协商、行政调解和诉讼三种解决方式。医疗纠纷协商乃医患双方基于平等自愿的原则，就争议问题进行磋商、谈判，最后达成一致，从而化解纠纷之行为。大量数据为证，医疗纠纷协商是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中不可或缺的方式，在长期司法实践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但自行协商难免医患之间矛盾激化，认知差距大，恶语相向，暴力事件频繁发生，不利于矛盾解决；而行政调解通过卫生行政部门调解解决，它既是医院的管理部门，又是责任认定部门，很难得到患方的信任，调解结果多数不被接受。通过诉讼解决医患矛盾，诉讼成本和诉讼周期对患方欠公平。法律途径解决医疗纠纷存在的不足使患方丧失了对之的认同。因此，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三种方法存在不同的弊端暴露无遗。医患纠纷的解决非但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置，反而患方非理性的采取非法律途径进行维权日渐严重。医患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的共同意愿是公平合理，简化程序尽快解决，这就为第三方调解机制去化解医患纠纷创造了使用空间。全国各地已经建立不同模式的第三方调解机制，且运行良好。它的共同特点是调解周期短，环节简洁，调解机构中立，医患双方均能认可。

2、第三方调解机制的类型

目前国际上“第三方调解”普遍做法一是医师购买医疗责任保险，彼此共担医疗纠纷风险；二是医务人员行业协会参与医疗纠纷调解工作。且调解的费用通常也由医疗保险责任公司支付，患方求助时，几乎不用支付费用。若患者对调解机构处理结果不满，仍可以向法院提讼。国内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主要模式有：“宁波模式”主要的做法是在宁波市县两级均成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负责调解，全市所有县及县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和绝大部分城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并确定4家财产保险公司组成共保体，下设医疗纠纷理赔中心，负责全市医疗纠纷理赔服务。医疗机构向保险公司投保医疗事故责任险，发生医疗纠纷后，由保险公司组成的共保体下属的医疗纠纷理赔处理中心参加处理、理赔。调解不成，医调委书面通知患方经法律途径解决。“天津模式”成立天津市仲裁委员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进行调解。“山西模式”即第三方援助机制。成立专业性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山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并启动“医疗责任保险”，以切实解决赔付难题。“南通模式”是由南通市党委、市政府统一领导，政法部门牵头协调，卫生、司法部门业务指导，公检法整体联动的医患纠纷调处机制。

3、第三方调解机制的法律依据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卫生行政机关调解的范围是当事人之间关于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争议；调解是可选择的并且不具有强制力，其履行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医疗纠纷作为民事侵权可通过法院调解解决。因此，卫生行政调解和法院调解在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第三方调解机制是非诉讼纠纷解决的一种方式。美国的非诉讼纠纷程序和种类繁多，机制完善是世界上运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解决民事纠纷最为典型和成功的国家。而在日本调解和仲裁是替代诉讼解决纠纷的代表性程序。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三方调节机制是民事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即意思自治在当代法治文明的体现，当事人只要不违背法律基本原则，不损害社会和他人的利益，双方可以选择较大的利益平衡空间来解决民事纠纷。政府建立包括协商、中立性调解、仲裁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也会打破目前医疗纠纷解决的“瓶颈”，提高医疗纠纷解决效率，优化司法资源，实现医患和谐。

4、第三方调解机制在解决医疗纠纷中的意义

调解机制的介入，在医患双方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在调解时双方地位对等，使得和解变得可能。调解的成功有利于缓解医患关系，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建设和谐社会。程序的便利性和处理的灵活性与合理性是调解的优势所在，具体体现在：调解程序非正式化，有利于当事人本人参与纠纷的解决，即使当事人本人行为能力较弱也不致于影响调解的结果2；不公开的调解过程使当事人的隐私免于暴露；规范适用的常识性和广泛性使当事人易于达成一致满意的处理结果；调解还可以在一个受控制的安全氛围下，通过开展对话重建被破坏的相互关系。

通过调解方式处理医疗纠纷，被告可以解释纠纷背后的原因，对已造成的伤害表示遗憾，原告公开接受道歉并与被告达成调解协议，这些对当事人双方都是巨大的解脱。调解当事人通常都希望取得双赢的效果，这样的调解往往让双方免于争论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妥协。

5、第三方调解机制存在的问题与发展趋势

5.1尽管目前开展的第三方调解机制在医疗纠纷解决中正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特别是解决重大、恶性影响严重的医疗纠纷，社会效果明显。但我们也要看到其存在的问题。第三方调解机制还没有合法的地位，应通过立法来规范3。调解结果不具有强制性。医疗纠纷的复杂性给参与调解工作的人员结构和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5.2卫生部部长陈竺于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联组会上强调将于两年内将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推向全国。第三方调解机制作为解决医疗纠纷的一种方式，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以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依据，客观分析责任和判断责任；规范工作流程，制定相关技术标准；加强医疗事故界定、鉴定程序、患者利益保护、损害赔偿标准等方面制度建设。坚持用法律的手段解决医疗纠纷，衔接司法诉讼和医疗事故鉴定，最终通过完善法制建设来保护医患双方的利益4，推动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建立和完善第三方调解机制，能够有效的减少司法成本，节约司法资源，促进医疗纠纷案件的及时解决，维护医院的正常诊疗秩序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建立和完善医患满意的医疗纠纷处置机制势在必行。（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1]祝彬，医疗纠纷替代解决机制的分析、评价与选择；《中国医院管理（第30卷）》；2010年第1期。

[2]种衍军，朱玉久；第三方调解解决医患纠纷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卫生质量管理；2009年04期。

篇9

笔者认为，目前对于医疗纠纷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误区：

一、关于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

医患双方在提供和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论。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为代表的民法学家从医患双方的地位、权利、义务出发进行分析，认为医患关系应该是民事法律关系［1］。而众多卫生法学界人士对于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在医患关系中，由于患者对于医学知识的缺乏，治疗方案完全由医生单方面制定和实施，患者仅仅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因而“完全不符合民法的平等。自愿原则。”。因此，双方的法律地位并不平等，医患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医患关系不应受民法调整，而应由《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为代表的卫生法来调整［2］。甚至有的司法工作人员也认为“医事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有本质的不同，应当按特殊的卫生部门法来调整”［3］

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直接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归责和赔偿原则，也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处理模式，因此，对于医事法律而言，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医患关系中，医患双方就医学知识的掌握而言肯定是不平等的，但是否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平等就必然带来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可以说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对等性乃是一种常态，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当事人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如果当事人一方利用自己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优越地位而主张其在法律地位上的优越性，是法律所不容许的。正是由于医生掌握了医疗技术，构成了患者给付金钱购买医疗服务的基础，双方在此过程中，医务人员掌握了医疗技术，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患者给付一定的金钱购买这种服务，双方是一种典型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虽然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相对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医生在制定和实施医疗方案时，一般情况下要向患者进行说明，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操作常规，并且须对患者尽到谨慎合理的注意义务，医生的行为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为患者的利益尽到最大的善，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手术、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时，尚需征得患者或家属的签字同意方可实施。在目前医疗体制改革的形势下，很多医院推出了患者选医生的制度，患者在医院、医生和医疗方案的选择方面享有越来越多的自。

在我国，医事法律关系仍未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法律关系分属不同的部门法来调整，如卫生行政法律关系归属行政法调整，医患关系由于主体之间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难以纳入行政法的体系。从上述分析可知，医患双方在医疗服务合同的订立、履行和终止上，完全体现了民法的平等和自愿原则，符合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因此应该纳入到民法的调整体系。在国外，医患关系基本都是归属民法调整，有的国家从保护患者的利益考虑，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患者的消费者地位，如在美国，患者作为消费者早已成为现实。

二、关于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

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问题，历来是一个影响医疗纠纷诉讼的关键问题。目前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认为“医疗行为经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后认为确实构成了医疗事故的，才可以要求赔偿”。［3］这个观点在卫生界有相当的代表性。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按其法律属性而言，是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医疗部门在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的一种结论，是医疗行政部门对医疗单位进行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但并不是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付院长李国光在《突破民事审判新难点》讲话中对此作过专门阐述：“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不是认定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只是人民法院审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否作为确定医疗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应当经过法庭质证”。［4］

之所以有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其根本原因乃是将医疗侵权简单等同于医疗事故，认为如果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则同样不构成医疗侵权，完全混淆两者的界限，实际上两者在法律上存在重大区别。

按照1987年6月月9日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医务人员的责任和技术上的原因，造成患者死亡、残废、组织器官的损伤、功能的障碍等严重不良后果的行为。按其发生的原因，又可区分为医疗责任事故和医疗技术事故。按该“办法”第六章的规定，医疗事故的等级按其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相应地分为三级：

一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死亡的。

二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严重残废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

三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残废或者功能障碍的。

从上述办法的规定不难看出，构成医疗事故的，必须是医务人员在客观上造成患者死亡、残废或功能障碍（一般而言是永久性的障碍）的严重侵权后果，同时在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方可能构成，否则属于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不属于医疗事故的范围。因此，只有构成严重的医疗侵权时才可能构成医疗事故，而一般性的侵权行为被排除在“办法”之外。

国务院之所以仅仅将严重的医疗侵权行为定义为医疗事故，主要是因为医疗事故鉴定的目的所决定的。医疗事故鉴定系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政部门依法要对医疗部门及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包括医院的降级，直接责任人的降职、记过、开除等。构成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主要是医务人员承担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不构成医疗事故，则医务人员免除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因此，从性质上而言，“办法”属于行政法的范畴，至于除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差错和一般侵权行为，因其不涉及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因此不在“办法”调整之内。

医疗侵权行为从性质上而言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的一种，按照民事侵权行为的概念：“不法侵害他人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因而行为人须就所生损害负担责任的行为”。［5］医疗侵权行为，是指医务人员在治疗、护理过程中侵害了患者的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的不法行为，不仅包括医疗事故，还包括因诊疗、护理过失使患者病情加重，受到死亡、残废、功能障碍以外的一般损伤及痛苦的医疗差错，以及既不属于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的一般侵权行为。因此，医疗侵权的内涵和外延均大于医疗事故，两者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医疗纠纷既然不是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怎么可能构成医疗侵权呢？这是因为患者权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生命权和健康权，而且还包括财产权、知情权、隐私权等一系列权益，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并未将后者涵盖在内，所以医疗侵权的范围是也是相当广泛的。只要是医务人员侵犯了患者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或利益，造成损害后果的，在具备主观过错和因果关系时，便可能构成医疗侵权。例如，精神病医院在对精神患者进行电休克治疗前，按卫生部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一第规定，应在术前向患者家属进行解释，征得其家属签字同意后才可实施。如果医院未征求患者家属同意，擅自对患者施行电休克治疗，患者因并发症而造成死亡。尽管医院在诊疗、护理中并无其他过失，电休克的操作完全符合医疗常规，患者出现并发症时抢救措施正确及时，但因为医院未在治疗前对患者家属说明并征得其签字同意，侵犯了患者及其家属对于病症的知情权，同时造成了患者死亡的损害后果，因此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家属承担赔偿责任。再比如某性病患者到某医院就诊，诊治医生未注意遵守保密义务，擅自将患者的病情向外界散播，侵犯了患者的隐私权。或者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过失造成患者治疗费用增加，或治疗时间的延长，造成患者精神痛苦和财产损失的，就可能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赔偿责任。上述例子中，医疗单位的行为按照“办法”的规定均没有构成医疗事故，但按照民法有关侵权的法律规定，都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及其家属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医疗侵权和医疗事故在法律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两者各有不同的构成要件，一起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不等于不属于医疗侵权，医疗侵权的构成应该完全按照民事侵权的要件来比照，只要是具备侵权的要件，即使不是医疗事故，医疗单位同样须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是医疗纠纷诉讼中的唯一证据。

三、关于目前医疗纠纷现状的几点思考

医事法律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在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和争论是必然的，但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上述两个误区对有些人而言并非完全是认识上的错误，而是为了维护医疗单位的不正当的部门利益。

部分卫生界人士之所以坚持医患关系不属于民法调整，主要是因为民法关于侵权的赔偿范围和数额都远远高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没有对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做出规定，各地制订的补偿标准从1000元到8000元不等，但总体上维持在3000元到4000元左右。例如按照《江苏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一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的补偿标准仅为3000元。而如果按照民事侵权的赔偿标准，医院须赔偿患者及其家属的所有直接、间接财产损失以及精神损失费，赔偿数额动辄上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医患关系若不归属民事法律关系，则医疗纠纷自然就可免受民法调整，医疗部门就可以大大降低开支了。

由于我国医疗事故鉴定体制上的缺陷，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由当地医院的医生组成，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在进行技术鉴定时产生偏袒心理，相当一部分原本属于医疗事故甚至是一级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被鉴定为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按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这两种情况均属于医疗部门的免责事项），如果确立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在医疗纠纷中的唯一证据性，则不构成医疗事故自然就不构成医疗侵权，从而使得患者及其家属在随后的索赔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医疗部门同样可以降低赔偿的数额了。

以上两种错误观点，从短期上看，医院似乎可以降低赔付数额，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医疗服务的改善和提高上，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医疗事业的发展和我国法制社会的建设。

1、不利于规范医院的服务。虽然我国对于医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在去年在全国各地开展患者选医生的活动，旨在提高医院的服务质量，但是这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医院存在的医务人员的服务质量低下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理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提高患者在医疗服务中的自，健全医疗侵权的赔偿制度，真正做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使那些不负责任的医院和医务人员承担起相应的赔偿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他们的责任心。否则，对于医疗侵权行为没有有效的制裁机制，难以彻底改变目前医疗部门的服务问题。

2、对国家的法制建设和医院的正常工作造成负面影响。由于医疗技术事故鉴定程序上的暗箱操作，很多患者在出现医疗纠纷后不申请做医疗事故鉴定，直接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处理此类诉讼颇感困难。由于医学知识的专业性很强，法官对于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难以做出判断，一些法院不得不求助于司法鉴定。一些患者由于对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不信任和对法院诉讼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恐惧，往往采取自力救济的方式，出现医疗纠纷后，患者家属就纠集一批亲戚、朋友到医院大闹，对医务人员进行人身威胁或人身攻击，扰乱医院的正常工作，直到医院拿出钱来么私了才就罢，有些医院每年用于私了的钱已经远远大于正常医疗赔偿的数目。

众所周知，医疗行为是一项高风险性的工作，由于医学上仍有很多未知领域，以及患者本身存在相当大的个体差异性，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患者的死亡、残废和功能障碍并非是由于医务人员的过失所导致，而是由于无法预料和避免的并发症所致，完全属于医疗意外的范围，医院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目前医疗赔偿的现有体制下，患者家属出现医疗纠纷不再由有关部门按照法律程序和规定处理，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不是由于自身的医疗侵权，而是由患者家属人数的多少和吵闹的程度所决定，这不能不说是目前医疗纠纷处理的悲哀，也是与那些维护医院的部门利益的人的初衷相背离的。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不可能象西方国家那样动辄赔偿数十万元，过高的赔偿数额无疑将制约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最终会损害患者的利益。但是象目前各地所规定的那样，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最高不超过8000元，根本不足以弥补患者及其家属的实际损失，在法律上是显失公平的。

上述法律误区，是靠牺牲法律的公正和患者的合法权益来达到减少医院负担的目的，这样最终是得不偿失的，也是与我国建设法制国家的目标格格不入的。

参考文献：

［1］梁慧星，医疗赔偿难点疑点剖析，南方周末，1999年1月8日第8版

［2］张赞宁，论医患关系的属性及处理医事纠纷的特有原则，医学与哲学，2000年第4期

［3］胡志强，论医疗行为的法律界定，中国卫生法制，2000第8卷第2期

篇10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主要抽取我院急诊抢救室于2010年1月份到2013年10月份收治的68例留观老年危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患者有37例，女性患者有31例，年龄范围在54岁到86岁之间，平均年龄（68.2±3.7）岁；留观时间均在10h到2d之间，平均时间（14.1±2.4）h。按照疾病类型划分，其中慢性阻塞性肺病者有12例，心律失常者有18例，心功能不全及心肌梗死者有21例，肝功能衰竭者有9例，另有重症肺炎和呼吸衰竭者各4例。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签署同意书，排除患有精神疾病或意识障碍者。

1.2 方法

自制“急诊抢救室留观老年危重患者的护理问题统计”调查问卷表，内容主要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两大内容，其中医疗纠纷主要有病情告知不及时、专业技能不熟练、缺乏责任心、服务态度差、法律意识薄弱及其他等六项内容，医疗事故三级，通过病床前对患者（家属从旁辅助）进行调查及访谈，同时结合计算机检索其临床治疗及护理资料等方式，对导致医疗事故及纠纷的风险因素等进行分析和总结，同时针对这些问题制定可行性措施。

2 结果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68份，回收68份，回收率100%。经调查统计发现，本次研究的68例留观老年危重患者中，发生医疗纠纷者有22例，占32.35%；发生医疗事故者有5例，发生率为7.35%。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急诊抢救室留观老年危重患者的护理问题

例数（n） 医疗纠纷（n，%） 医疗事故（n，%）

病情告知不及时 专业技能不熟练 缺乏责任心 服务态度差 法律意识薄弱 其他 一级 二级 三级

68 6（8.82） 7（10.29） 4（5.88） 2（2.94） 1（1.47） 2（2.94） 3（4.41） 2（2.94） 0（0）

3 讨论

结合此次研究结果以及我院既往临床护理问题进行分析，认为我院的急诊抢救室留观老年危重患者的护理风险因素主要包括：医护人员专业技能不过关、医护人员缺乏责任心、医护人员法律意识薄弱、缺乏必要的护患沟通、医护人员主动服务意识不够。

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第一.强化医护人员的法律意识

组织医护人员对《护士条例》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学习，用法律、法规规范自己的行为，真正树立起保护患者就是保护自己的职业意识。急诊抢救室留观老年危重患者的疾病类型往往涉及多个科室的专业护理技能，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医护人员的服务范围，并且随着患者的法律意识和保护意识不断加深，这也要求医护人员在护理过程中应充分体现出高度的法律意识，以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避免发生医疗纠纷。

第二，落实责任制护理制度

在急诊抢救室落实责任制护理制度，为留观患者提供无缝隙护理，对于提高临床护理质量，减少和预防医疗纠纷具有重要作用[4]。医院可通过将急诊抢救室的护理工作进行固定分配的方式，安排不同医护人员负责不同的护理工作内容，并通过将医护人员当月的护理服务情况与绩效考核挂钩，给予相应的奖惩，以此来提高医护人员的积极主动性，促使责任制护理制度得以有效落实，提高护理服务质量。

第三，重视护理培训工作

为加强对老年患者不典型的临床表现和病情变化情况等的判断，做到及时诊治；以及提高医护人员与患者的沟通能力，树立主动服务意识，医院应定期组织培训教育工作，以强化医护人员对留观老年危重患者疾病知识和基础护理知识的了解和掌握，并通过开设管理学、交际学和心理学等课程，以此来提高医护人员的专业护理知识和沟通服务能力，以减少和预防医疗纠纷及医疗事故的发生。

第四，加强医患沟通

护患之间的密切配合离不开护患之间的良好沟通[5]。为此，医院在为留观老年危重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应从患者的角度出发，通过拉家常的方式，来加强对患者的社会关系、家庭成员及兴趣爱好等的了解，从而增进医患间的感情，让患者及其家属充分了解相关的疾病知识，更易于接受疾病可能产生的不良反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