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法律意识现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民法律意识现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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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调查对象概况

为了考察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本次调查以河北省贫困地区的农民群体为调查对象。河北省是个农业大省,农村人力资源数量巨大,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9%,而全省共有39个贫困县。调研过程中考虑到村民的文化程度不一的情况,故采用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调查对象中男性151人,占总比的51.7%,女性141人,占总比的48.3%;从年龄分布状况来看,60岁以上14人,50到59岁52人,40到49岁68人,30到39岁82人,18到29岁76人。

二、 贫困地区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

(一)法律素养低

贫困地区农民的法律素养整体来看不容乐观。“您认为法院归谁管?”只有29.3%的人选择归上级法院管,26.1%的人认为归政府管,19.6%的人认为归检察院管,还有14.1%的人认为归人大管,10.9%的人认为归党管,如果将这四个选项的人合为一类总共占到了70.7%。调查结果显示,农民的法律知识缺乏,法律认知水平较低,法律素养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害怕打官司

贫困地区的农民害怕打官司。“如果政府部门侵犯了您的权利,您会怎样”选择最多的方式是向上级部门反映,占总人数的45.7%,其次是认为没办法,忍了了事,占到总人数的26.1%,只有25.0%的人选择向人民法院,还有相当多的人会选择找熟人疏通关系或向新闻媒体反映,这两种选项的人合起来总共占到了41.4%,远超过向法院的人。这说明相当多的农民对诉讼持“功利主义”观念,遇到纠纷会权衡各种关系,认为“找熟人疏通关系”、“上访”比向法院更有效、更快捷,只有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才会选择诉讼。

(三)权利意识浅薄

贫困地区的农民怀疑法定权利的真实性,其权利意识依然浅薄。“当您买到假冒伪劣商品时,您将会怎样?”有33%的人选择破财免灾,自认倒霉,还有13%人会谩骂解恨,只有48%的人会主动向有关部门投诉,甚至还有4%的人不知道该如何做。“如果您知道村里有拐卖妇女儿童的情况,您会怎样?”有40.4%的人会等有关人员来问才说,38.7%的人会主动报案,还有12.0%的人觉得事不关己,没人找就当不知道,甚至还有8.9%的人怕惹事或麻烦,干脆不说。

(四)情优先于法

贫困地区的农民对礼俗、人情“面子”仍然看得很重。“当您抓住偷自家财物的人,您会怎样?”答案设置相同,当小偷是陌生人时,人们更倾向于向派出所报案(占总人数的62.0%),没人愿意不了了之,即使私了也得赔钱,而当小偷是同村人的时候,人们因为受“抬头不见低头见”人情观念的影响,会将小偷交给村委会处理或赔钱私了,或者会碍于情面不了了之,而只有14.1%的人主动向派出所报案。

(五)对法律缺乏信任

贫困地区的农民对法律仍有遥远感和缺乏信任。“如果您认为权大,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您做出这样的判断?”有51.4 %的人认为打官司须找关系,有42.2%的人认为政府部门执法缺乏监督,还有17.3%的人认为法律低效无用,11.4%的人是凭感觉。由于基层执法、司法人员不能严格依法办事,一定程度破坏了法律在农村社会中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致使农民产生了既想依靠法律又不信任法律的矛盾心理,农民不能够真正体会到法律的有效和亲切。

三、推动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对策

(一)统筹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是根本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加速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农村法制现代化和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统筹城乡一体化,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实现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根本。只有不断完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发展民主与法制的物质条件和保障农民“平等的社会主体地位”,以逐步缩小农村在思想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与城市的差距,加速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法制化进程。

(二)积极探索农村普法教育新模式是关键

我国目前的普法教育,是指政府采用多种形式进行全社会的法律宣传教育,“目的在于让全体社会成员获得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情感,确立法律信仰,”这种自上而下的普法教育模式在农村地区所取得成效低于预期值。因此,首先要从发展的视角搞清楚现阶段农民对法律的需求,这样才能避免形式主义普法,提高农民学习法律的热情和自主性,同时要加大投入,突破陈旧的普法方式,搞好法律援助,将普法的重点放到现代法治理念和民主思想的教育宣传上来,提高农民对法律的深层认识。

(三)培育与改善农村法治环境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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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失地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的成因探析

失地农民是农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法律意识培育在于农民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任,蕴含了其对法律的了解、理解、评价、信仰和需求等要素。笔者将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概括为:失地农民对现行法律的认知和信任,对现行法律现象中法律主体权力和义务的评价,对人们的行为是否合法的判断,集法律认知、法律情感和法律评价于一体。

为了更加清楚地了解我国失地农民法律意识现状,本文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商丘市周边的农村进行了抽样调研,并区分不同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共发放问卷300份,实际收回206份,其中有效问卷050份。统计结果如下:

通过表、表2的统计数据可知,失地农民是在被动的接受法律知识,他们对土地被征用政策缺乏全面了解,有833%的农民不同意政府的赔偿方案,564%的人选择忍气吞声,762%的人最终可能会因对法律的不信任选择妥协进行私了,2548%的人会采取暴力手段,一小部分情绪过激者会选择轻生。虽然样本有限,但足以看出失地农民法律认知度低,法律维权意识淡薄,普遍存在轻视法律的现象,法律认同出现危机,之所以如此,原因如下:

中国传统文化轻法思想的负面影响。“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传统美德,“无讼”“厌讼”一直被人们所推崇,“礼治”“德治”道德化的痕迹已经在人们心里打下深深烙印,尚公、重礼、贵和的社会观念渗透到方方面面,并在很长的时期内不会淡化。长期以来人们的思想一直被其制约和束缚,在“人治”思想中无限放大了权力的功能,法律成了权力的附属品。虽然在农村传播法律文化做了大量工作,但收效甚微,“法治”思想在农民的思想范畴里明显被边缘化,人们在感情上不愿意接受现代社会所倡导的“法治”,法律更多地流于形式,程序正义则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当失地农民这一特殊群体遇到征地拆迁纠纷时,因缺乏法律维权意识往往更多地倾向于以忍让、协商、调解等手段解决纠纷,诉讼途径被忽视。传统文化的轻法理念对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培育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

2法律文化在农村传播存在制度。首先,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模式是阻碍农民法律意识形成的重要瓶颈。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模式使农村的经济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民已经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质朴生活方式,他们满足于现状,缺少利益驱动,法律需求欲有限。“贫穷和愚昧是实现民主和法治的障碍,因为民主和法治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和标志。”[2]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模式的影响,城乡法律文化在发展水平和结构特点上凸显出巨大反差。而经济水平的制约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民突然失去土地,感情明显受创使他们更是无暇顾及了解与学习法律。权利、自由、平等的现代法治与失地农民的现实生活距离遥远,法律传播受阻。农村法律文化现状与城市法律文化发展的严重脱节,使失地农民法律意识的形成与拓展受到限制与约束。

[JP2]其次,农村的普法教育严重滞后。农村经济的滞后导致了教育的落后,尽管我国已经开展了全民普法教育,农民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农民的法律需求也明显增长,但总体看来,普法工作的力度还存在不足,普法人员严重短缺,没有专业的普法队伍,普法内容过于形式化,对失地农民的法律维权教育涉及较少,再加上普法对象文化水平较低,对于法律知识的理解十分有限,这诸多问题的存在,使农民的法律维权意识还处在较低水平。且在法制教育上中国传统思想往往重实体轻程序,偏重于对责任和义务的宣传,忽视了法律正义程序的宣讲,大多数失地农民根本没有途径去获知什么是实体法,什么是程序法,更谈不上如何使用程序法维权。失地农民征地问题涉及更多的恰是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纠纷,用到的正是程序法中的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而失地农民的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知识几近空白。农村的现实情况是农村的普法教育还不完善,还存在制度性的缺失,法制教育相对于总的教育资源还很薄弱,农民很大程度上是随意性地了解法律,接受正式法制教育的机会较少,接受程序法的宣传教育更是少之又少,法制宣传不到位。落后的法律教育宣传与农民的法律知识需求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矛盾,影响了失地农民法律意识的可持续发展。[JP] 再次,漫长法律诉讼过程及高额的诉讼费用加大了农民选择走法律程序的风险。尽管我国

司法在程序和实体上都严谨严肃,在制度上主观上也是为了方便人民群众,但“诉讼成本较高、司法资源短缺压抑了农民依法用法的欲望”。[3]诉讼时间长,增加了失地农民的精神负担,诉讼费用高让失去土地生活已拮据不堪的农民更是雪上加霜,万一诉讼失败还有承担双方的诉讼费用的风险。久而久之,失地农民不愿再选择法律维权。 3涉及失地农民的法律体系不完善。农村法制建设基础薄弱,法律体系不健全,涉及失地农民的法律法规相对较少,阻碍了失地农民法律意识的拓展。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农民的现状之间存有较大距离,农村立法不完善,现有的法律不能适应失地农民当前的需要。虽然我国多次颁布惠农政策,但涉及农业和农村的法律法规还较为薄弱,现有法律法规中涉及失地农民的更是严重不足,并且存在责任模糊现象,使失地农民无法适从。

二、提高失地农民法律意识的可行举措

积极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为突破传统轻法观念奠定物质基础。中国人经过五千多年来的文化洗礼,形成了充满亲情的伦理型社会,渗透于社会各个角落的道德规范使敦厚的失地农民缺失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轻法、畏法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失地农民的集体认同是义务意识应该凌驾于权利意识之上,义务本位思想阻碍了人们对法律规范的理解,最终导致失地农民对法律介入有一种潜在的消极意识。突破传统文化的禁锢,改变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现状,必须积极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从马克思的观点可以看出,影响人们思想的深层原因是经济基础的制约,要想改变这一状态必须改变当下失地农民的经济状态。权利、自由、平等的现代法治思想是在较高生产力水平上建立起来的,培养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首先要加大农村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提高失地农民的经济地位,如此,才能为培养失地法律意识形成理性维权的思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2加大普法教育力度,优化法律服务体系。失地农民是农民中的特殊群体,既具有农民的一般属性,同时又有农民失地的特殊性。针对失地农民身份的二重性,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服务体系。

首先,就农民的一般属性而言,农村教育发展可为农民法律意识培养提供丰富文化基础,是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必要途径。“农村是社会的基础,改造社会必须从改造农村着手,而改造广大农村,必须从发展农村教育入手。”[5]中国有9亿多农民,农村教育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全局性作用。但是“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最大问题依然是总量问题,也就是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不足,与城市形成很大反差。”[5],所以为了培育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需要从改善农村教育办学条件优化教育资源方面抓起,为农民吸收新知识及贯彻民主和法治扫除制度。只有农民的文化水平再上新台阶,农民文化素质才>，！

其次,就失地农民的特殊性而言,失地农民是一个特殊群体,是社会上极不安定的因素,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潜在威胁,提升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是当下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为此,应优化以下法律服务:第一,加大普法宣传工作,创新普法宣传形式。普法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形式上,要真正让法律知识进入失地农民头脑,使他们从传统的“人治”思想桎梏中彻底解放出来。创新普法教育形式,就要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的优势,要根据不同地区失地农民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符合农民实际的普法计划,特别是通过大学生村官自身的领悟把例如《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晦涩难懂的法律知识从抽象转换成农民能够理解的简单易懂的法律知识。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就与失地农民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暂行条例、司法解释等进行搜集整理,组织法律知识宣传小组或团队,用通俗易通的语言形象地描述出来,并结合当地新出现的一些实际案例,整理归纳,编写出专门的教材,有步骤、有秩序、有针对性地对失地农民进行普法教育,培养其理性思维。第二,有针对性地定期开展有关失地农民的法律讲堂和咨询服务。要结合实际案例定期做专门的法律讲堂,用农民生活中的实际案例,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法律知识的宣传,特别要针对当事人在征地拆迁行为中如何判断利益损失,如何维权的问题进行重点讲解。如对合法征地拆迁所致损失运用行政补偿进行维权;而对违法征地拆迁所致损失则需要选择程序法中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方式进行有效维权,以最大可能挽回损失。要对当事人维权方式加以引导,避免极端维权,要选择理性维权走法律途径。同时设立专门的法律咨询服务站,以方便及时地解决失地农民在维权过程中就有关法律事务问题的问询,化被动接受到主动学习。第三,加大对失地农民的法律援助和政府政策支持力度,以促进司法资源均等化发展。针对诉讼费用较高,诉讼时间较长这一问题,应加大对失地农民法律援助的力度。要最大限度地为失地农民提供法律援助,减免法律服务费用,只有诉讼成本越来越低,失地农民才会更主动选择法律途径进行维权。同时,政府良好的政策支持有利于增强失地农民的诉讼意识,政府可以设立专门部门对农村现有的法律资源进行整合,对当地失地农民法律援助的需求进行统计,并制定出经费预算,给予适度财政拨款,以确保法律援助的顺利进行。

3加快完善有关失地农民的法律法规。促进农村法律文化发展,其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法可依”是前提,要根据失地农民的现实需要制定出更加完备的科学的法律和制度,排除权责不分,规定模糊的语言,使失地农民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是核心,加强司法体制改革,司法公正是法律信任的重要保证,坚决杜绝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的随意性,避免滋生腐败行为,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增加失地农民对法律的信任感。“执法必严”是关键,确保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的公平、公正。“违法必究”是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和集体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以树立法律权威。要通过完善和健全农村法律体系制定出适合失地农民的一系列具有可操性的法律法规,让失地农民看到希望,使他们的诉求理性的有步骤、有程序地表达出来。

三、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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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法律意识；权利保障；农业大省

全面建成法治社会目标的实现，不能仅着眼于法律人或者经济基础较好的人群的法治意识水平，全民的法律意识与权利保障意识均提高到一定层次，才可以称之为全面建成法治社会。农民阶层恰恰普遍代表着经济基础和法律意识相对较低的阶层，尤其是农业大省中的农民。

1农业大省中农民法律意识的特殊性

农业大省是指第一产业在本省GDP产值中占据较大比例的省份，这些省份多具有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地区位置相对偏远、工业化进程相对落后的特点。在农业大省中，务农人员数量庞大，并且相对于其他工业化水平较高的省份，农民的经济状况也相对更差，是真正能代表社会经济基础最低水平的人群，是社会中相对弱势的群体。2015年海南省第一产业增加值为854．72亿元，地区生产总产值为3702．76亿元，第一产业占比为23．08％；而2015年江苏省第一产业增加值3986．05亿元，地区生产总值为70116．38亿元，第一产业占比仅为5．68％。2014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9．20％，按照这一比例，有17个省第一产业占比超过了全国水平，占比前十名的省份分别为海南（23．10％）、黑龙江（17．68％）、新疆（15．60％）、云南（15．50％）、广西（15．40％）、贵州（13．79％）、甘肃（13．20％）、四川（12．40％）、河南（11．90％）、河北（11．70％）。通过数据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从农业占比角度来看，海南省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农业大省；即使是通过农业产值对比，海南省和江苏省的产值也存在着极大的差距。所以农业大省中，农民的收益将远低于经济发达省份的农民收益。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从多方面影响其法律意识的形成。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首先，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尚需为生活而打拼，自然疏于关注法律制度对其影响，只有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之时，才产生对于法律的需求，其法律意识相对于其他群体以及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阶层则更为欠缺。其次，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大省，多处于偏远地区，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信息传输能力较低，农民与外界接触的途径也少，其法律意识淡薄，也就难以避免。加之海南省少数民族众多，利用日常习惯解决矛盾纠纷的现象也十分普遍。最后，农民本身接触法律的机会也少，同时有天然的不认同，法律基本知识的匮乏，也导致其做出不利于自身甚至是违法的举动，却缺少预防和救济的途径。对于法律，农民部分还停留在畏惧层面，甚至仍然认为法律只是刑法，只跟犯罪有关。这些都事实上产生了农民群体相对于其他群体，以及农业大省农民相对于工业化程度高的省份农民，法律意识的特殊性：其法律意识相对欠缺。

2农业大省中农民认识的法律

为了了解海南省农民对法律的看法，笔者采取了调查问卷和走访调研的方法，与正在务农的临时工一起进行玉米授粉作业，通过向他们提一些问题来获取他们对法律认识的大致情况。问题主要涉及三方面，调查人群年龄20～50岁，问卷共100份。

2．1农民与法律的距离

通过设置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是否常遇到法律问题？”来调研农民与法律之间的距离。在调研的结果中，肯定的回答占据了78％，否定性的回答占据了22％。由此可以看出，随着法治社会建设的推进，农民与法律的距离还是拉近了很多。特别是受过一定教育的20～30岁的年轻人，对法律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至少知道法律是一种规范、日常生活中的准则。通过与他们交谈得知，他们比较关心的是继承、民间借贷、土地承包等一些问题，多涉及乡里的一些民事纠纷。农村一家多子的现象还较为普遍，对于30岁左右的子女来说，多有3～4个兄弟姐妹，所以继承问题是他们最多关心，也最急迫地了解法律上规定的问题。令人比较惊讶的是，对于轻微的刑事犯罪，他们反而不会很在意，甚至不知道某些行为已经构成犯罪。调研中否定性回答大多是年纪较大的农民做出的，他们认为法律与他们太遥远，基本用不到，吃饱穿暖更为重要，发生纠纷，有自己的方式解决。

2．2农民对于法律公正性的看法

通过设置问题“你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执法司法大多是公正的吗？”来获取法律的公正性在农民认识中的情况。48％的被调研者认为基本上是公正的；25％的被调研者认为不公正的情况存在，进一步探寻，他们认为权力和金钱可以发挥更大作用。还有27％的被调研者难以理解执法和司法是什么，不理解这个问题想问什么，也不理解政府的行政人员的权力是来自于权利机关的授权，要由法律规范。进一步询问，他们认为谈这些离生活还是比较远，一般不会涉及，可能还是公正的。对于这个调查结果，是有一些失望的。回到第一个问题，在农民的意识中，法律，并非一个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无时无刻不运用的东西。相对于纠纷发生后的法律救济途径，大多数人望而却步，不仅仅是对法律公正性存在信心不足的原因，也因为他们不熟悉司法，认为司法的成本是极高的。有一位做临时工的“阿姐”询问关于律师的问题，她认为律师收费应该会特别贵，大概要几万，而且不请律师没法打官司。笔者的解释是，律师收费会跟各地不同经济收入情况不同，并非任何案件费都会很高。但是最让笔者感到法治推进之难的是，她不知道“法院”这个名词，据她所说“一旦有纠纷，可能还是要去‘法律所’解决的。”

2．3农民脑中守法的概念

为了探寻被调研者守法用法的情况，调查问卷设置了问题“你会选择法律的途径解决问题吗？如果不是，会通过什么途径？”调查的结果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司法公正性调研效果不理想的原因。32％的被调研者认为，他们是愿意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现实中的问题的，44％的人认为遇到纠纷在非诉讼不可的时候才愿意通过司法途径解决。24％人认为司法途径太过繁琐，费用可能也不低，更何况不一定能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所以不愿意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对于如何解决纠纷，进一步追问，可以发现，农村如果发生纠纷，村委会成员，可以发挥比较大的作用，而他们则多是以调解为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村委会本身是村民自治机构，可以发挥协调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的作用，这也是绝对值得提倡的。村中长者的调解作用，也是发挥乡规民约作用的一种途径，也有助于提高效率，并且对于稳定村中和谐也有很大贡献。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纠纷，都可以通过协调解决来完成，在与村民交流过程中，笔者发现，其所说的协调解决纠纷不仅仅局限于简单民事纠纷，对于故意伤害、放火等犯罪行为，竟然也可以协调解决。村民谈到如果打架了，把人打伤了就要老人出来协调解决医疗费和赔偿问题。甚至有人提到，有人喝醉酒放火将他人所有的仓房内物品点燃，造成仓房严重烧毁，若非及时发现扑灭，将产生对公共安全极大的威胁，然而，行为人本身却并没意识到这已经是严重的犯罪，而最后事情也是由村中长者协调解决。

2．4对比讨论

将调查分析与之前学者的调研结果做对比分析，可以得出相应结论。1999年时，有学者对全国16个省农民法律意识进行了问卷调查，得出了“我国农民的法律保护意识较差”的结论。时至今日，法治社会的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强调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强调人人懂法守法用法。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和信息较通畅的农村，普法工作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如同经济发展一样，普法建设也存在不均衡的问题。农业大省中农民的法律意识仍然相对淡薄。通过简单地调查，可以发现在工业化发展程度不高、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大省，最为贫苦的农民群体的法治意识远没能达到我们希望的水平，其产生的危害不在于我们无法达成全面法治的目标，而是真真切切地在于当农民需要法律来保护自己之时，不懂得如何运用，在农民应当享有权利之时，却只能任人宰割，而求救无门。法治并不是一个口号，而恰恰如所说，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需要从政府、社会和农民个人的角度来共同努力。

3农业大省中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与权利保障的完善

3．1提高农民收入，改善收入结构

增强农民法律意识，最根本的途径是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正如调查问卷中所展现出来的，农民认为法律离生活较远，不如工作挣钱更实在一些。所以，提高他们的经济水平是他们能够愿意了解法律、懂得法律的基础。对于海南这类的农业大省来说，第一产业比重相当高，第二产业相对落后，农产品的价格波动很大。举例来说，海南的豇豆角产量很大，然而其价格却根据市场需求浮动很大，高时10元／kg，低时不足2元／kg。农民难以掌握市场动向，只能任由亏损。所以政府应当发挥经济调节的辅助作用，帮助农民寻找稳定的收购商，通过收购商的收购计划来引导农民适当种植，以免造成供过于求而导致价格跳水的情况。同时提高农民收入必须创新科技，改善产业结构，对于产量过剩的农产品可以进一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这就需要农业大省加快工业化步伐，并且打通销售渠道，降低运输成本，弥补工业化大省农产品需求缺口，优势互补，促进经济发展。

3．2提高农民教育文化水平

在调研中发现，对于20～30岁的务农人员，他们大多对法律有相对较高的认识水平。他们大多是经历过一定的基础教育，也易于从信息渠道中获得对法律的基本认识。而对于部分年纪较大的务农人员，他们大多文化水平较低，也存在不识字的现象，对他们来说，法律意识则十分遥远，基本不知道法律为何物。所以坚持提高农民的教育文化水平，也可以为法律意识的增强铺平道路。

3．3将政府的普法活动和法治宣传落到实处

对于普法工作而言，村民大多存在抵触或漠然的态度，如果仅仅是做口号性的宣传，并不能引导农民的关注，自然难以将普法的作用发挥出来。通过被调研者对笔者的一些咨询，发现他们并不是不需要法律知识，反而十分迫切地想要弄清一些问题，维护自己的权利。对于继承、土地、借贷等问题尤为关心，所以普法不妨真正地去想农民所想，为农民普及基本的、常用的、落到实处的法律知识，这样，农民是乐于接受的，普法工作也可以取得实效性的进展。

4参考文献

［1］郑永流．农民法律意识与农村法律发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任大鹏．我国现阶段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与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1999（3）：60－65．

［3］陈咏梅．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解读与培养机制［J］．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4）：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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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legal consciousness of a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Ningxia include economic and religious factors， law enforcement and justice factors， cultural education factor. And raising the level of legal consciousness of a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Ningxia is an integrated system process， needs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support of the entire society. Interview on the legal consciousness of a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Ningxia and the study will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ule of law for other minority areas， which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representation.

关键词： 宁夏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问题；对策研究

Key words： Ningxia a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the legal awareness；problem；countermeasures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4-0328-02

0 引言

宁夏地处祖国西北、黄河中上游，总面积6.64万平方公里，海拔1090-2900米。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宁夏大力发展劳务产业，每年转移农村劳动力70万人以上，农民工在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分别占到60%和70%，已成为宁夏二、三产业的基本力量。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30岁及以下农民工占到农民工总量的62%。

2013年春节期间，笔者以访谈的形式，对户籍在宁夏的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调查工作由笔者组织宁夏大学学生实施，以入户随机调查为主，结合部分行业调查，基本涵盖了宁夏各个地区。调查结果较为客观地反映出宁夏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现状。

1 宁夏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存在的问题

1.1 法律知识缺乏，无法满足现实需要

您知道我国都制定了哪些法律、法规，调查见表1。

调查表明，宁夏新生代农民工对我国法律、法规还不够了解。了解婚姻法和劳动合同法高于宪法和刑法。调查显示，只有不到1/2的被调查者回答知道劳动合同法，而超过1/3的人回答知道婚姻法，1/5的人回答知道宪法。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对我国法律、法规的了解仍需提高。

1.2 法律意识脆弱，维权护法精神欠缺

如果您的雇主有意拖欠您和您工友半年的工资，您的首选做法见表2。

宁夏新生代农民工对“找熟人协调”的选择率高达46.7%，而对于向法院的选择率则低至6.7%，甚至远远低于对“找老板协调”的选择率。这一现象反映出公众在法律保护问题上对社会关系的依赖和对法律的强烈排斥。

1.3 法律意识受到宗教影响很大

宁夏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意志脆弱，维权护法的精神较为欠缺，普遍存在担心麻烦、恐惧报复、权利麻木等情况。在当地回族中，法律意识还较大程度地受到宗教，尤其是《古兰经》的影响。当面对相关的法律问题时，他们更习惯用而非法律规范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出当地回数民族法律思维方式的感性化，即对自身的行为调整倾向于自律或者是私了，法律因素还难以成为他们思维或决策中的主导因素。

2 宁夏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的对策研究

2.1 宁夏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现状的形成原因

2.1.1 经济因素 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了提高农民工法律意识水平必须将经济建设作为基础工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环境法律意识特别受到社会总体经济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社会里，人们最为关注的是衣食住行问题，法律意识是居于第二位的。

只有市场经济越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才能越提高，才能为法律意识的提高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目前，宁夏一些地区还属于国扶、省扶贫困县，还有很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甚至连温饱水平都达不到，这在很大程度上对人们的法律意识水平造成了影响。例如，诉讼作为纠纷的解决手段比起其他私力救济方式来说需要耗费更多的财力这就让人们在选择运用诉讼手段时多了一份顾虑。

2.1.2 宗教因素 宁夏新生代回族农民工对伊斯兰是无比虔诚的，他们将《古兰经》作为生活准则置于生活中的首要位置，一般人对这些准则都能予以自觉服从和遵守。而对于法律，在大多数情况下，宁夏新生代回族农民工也都是认可和遵守的，但他们对于法律的信赖程度远远低于《古兰经》。

由于回族伊斯兰习惯法作为一种严格的内控性生活制度，其严格的私密性和族群性实际上有可能对国家法律的实施产生一定的阻隔和消解作用，比如当回族伊斯兰习惯法中的某些规定一旦与国家法的价值追求不一致的时候，这种可能即会变成现实，它往往削弱了国家法律在回族社会中的权威和效力。它会影响到人们对国家法律的认知程度，甚至会误导人们轻视国家法律。

2.1.3 执法和司法因素 从对宁夏新生代农民工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对法的实现缺乏信心，而造成这一结果的最主要原因就在于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存在的不公正现象，执法不严、司法腐败导致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在当地群众的眼中不过是金钱和权力的玩偶。以普法为主要形式的法制教育、宣传活动对于提高宁夏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水平的作用，可以说是虽有成效，但并不显著。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法律至上的确信和观念的形成不可能只靠宣传和教育，对社会大众而言，更要靠具体的法律经验的感知。因为对于观念确信乃至信仰坚守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语言的说教，而是行为的感召；不是一般的倡导，而是具体的示范。而这种感召与示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法律自身的尊重、服从与遵守。

2.1.4 文化教育因素 宁夏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教育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法律意识水平的高低。知识与文明相伴，而文明是法律意识现代化的主观要件。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受过文化教育的人或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其法律意识水平一定高，但是可以肯定，一个人如果是文盲或半文盲，对于他知法和守法无疑会形成严重的障碍。经过对宁夏新生代农民工访谈情况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宁夏新生代农民工受高等教育的程度较低，文化素养普遍不高。宁夏的教育事业发展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办学力量薄弱、教师队伍整体素质较低，教育手段落后等，这些因素在制约当地回族族受教育程度的同时也阻碍了他们法律意识水平的提高。

2.2 宁夏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现状的对策研究

2.2.1 在清真寺管理委员会中设置兼职法制督导员。建立、健全对清真寺管理委员会成员及阿旬的法制宣传、培训制度。清真寺在回族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开展和进行各种宗教活动的地方，也是回族聚居区信息交流的中心，所以要通过强化和提高清真寺管理委员会成员和阿旬的法律素养来发挥清真寺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法治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清真寺中的法律督导员不仅肩负为管理委员会成员和阿旬在自主管理的过程中提供法律帮助和指导，还要定期或不定期地以各种形式对管理委员会成员和阿旬进行法制宣传和教育。

2.2.2 拓宽新生代农民工学法渠道。利用网络这种新型宣传媒介进行法律宣传，拓宽新生代农民工学法的渠道。政府和有关部门可以组织法律宣传人员将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编成通俗易懂的顺口溜，将新生代农民工可能感兴趣的典型小案例采用漫画、照片等图文并茂的生动形式进行展现，并创建专门用于法律宣传的《法律手机报》，通过手机短信的形式免费向新生代农民工发送。在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经常浏览的网站和一些门户网站上，将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宣传内容放在醒目位置。当然，在内容的选择上也需要注意案例的典型性和用语言的生动性，从而引起新生代农民工的注意，调动其学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于一些因经济困难无力购买手机的农民工，可以采用政府发放通信费用补贴或政府直接购买的形式，提高农民工的手机拥有率，从而扩大手机和网络这两种新型宣传媒介的影响力。

2.2.3 加强“普法”宣传力度，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宁夏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水平。可以采取培训班、讲座、科技推广等形式，内容包括：①法律、法规教育：为农民工讲解《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及农民工维权常识等法律知识，进一步增强农民工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让农民工知法、懂法、用法，更好地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②可持续发展教育：强抓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的整体技能水平。政府在农民工在职培训上担任重要角色，通过和当地的职业院校联系，以政府采购方式建立农民工培训基地，在培训经费、师资力量予以支持。建立健全农民工在职培训机制。③文化修养和综合素质教育：提高宁夏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法律意识的提高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与人的自身素质和整个社会环境都有直接关系。在直接进行普法教育宣传的同时，也要注意培养人们的竞争意识、市场观念和现代价值观念等，这与提高人们的权利意识、契约意识，促进法律意识的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

参考文献：

[1]杨经德.回族伊斯兰习惯法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8.

[2]梁利.《试论偏远地区少数民族法律信仰问题》，载《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2期.

[3]刘进田，李少伟著.《法律文化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1997年第l期.

[4]李萃英，李光禄，李双立，庄严，李文波.《山东省公民法律意识调查与分析》，载《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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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工法律知识劳动力转移法制教育

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农民工面临的环境分析

（一）农民工转移前后面临不同的制度环境

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的分割和对立，农民工在转移前，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农村社会环境中。他们沿袭传统社会靠地域范围内的相关主体对风俗、道德、习惯、礼制、规约等非正式制度的普遍认可，靠宗法、血缘、情感、心理认同及社会舆论来维持和调控社会关系，基本不依赖或者较少依赖政府所提供的正式制度。这导致农民对国家正式法律制度掌握不够，法律知识欠缺，轻法、畏法、无诉意识还在很大的范围内盛行。而城市发展长期得到正式制度的倾斜，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法制化的过程，市民主动地学习法律并自觉地运用法律规范调节社会关系已经成为客观事实。城乡分割的这种制度安排，使农村劳动力在转移后面临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迫切需要对法律“补课”，以适应转移后的环境，迅速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

（二）农民工转移前后面对不同的经济环境

主动接触、自觉学习是增加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的根本途径。而主动接触的前提是人们对法律的需求，尤其是保护其经济利益的需求。农民工在转移前，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市场化程度低，经济关系简单，基本不需要或者很少需要国家法律制度来调节、保障其利益，农民就没有主动学习法律的动力。转移后，农民工一下投入了市场经济的洪流，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制经济，市场规则由法律规范来保障和调节。经济环境的变化，凸显出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外在的市场压力和农民工迫切转移的内在动力相结合提升了农民工增强法律意识的愿望。

（三）农民工转移时面临的工作环境

农民工工作不稳定，经常在城市和农村中徘徊流动。即使转移顺利，也可能在各个不同的城市之间奔波，工作不固定。而且他们数量庞大，年龄差异大，文化素质偏低，分布行业广、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相对较大，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这种特点使劳动力流出地在普法教育时很难对他们进行集中的教育，流入地又因为流动性太强难以保证参与率。这种两难境地，常使对农民工的普法宣传流于形式，难以落到实处，形成农民工普法的盲点和真空地带。

“公民的法律知识是现代法律观念的物质基础，它使得人们对法的性质、价值、功能和作用有一个科学的、正确的认识，并以此作为公众自觉守法、护法的知识基础”。通过法制宣传和教育，有助于增加农民的法律知识，提高其法律水平，增强其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达到自觉地遵守法律、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力转移的目的。

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

（一）影响到农村劳动力能否顺利转移

由于法律知识缺乏，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时，还是首先依赖于亲戚、朋友、熟人，信任情感化、伦理化与道德化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这种信任，农民在求职时对介绍人、职业中介和招聘单位减少了警惕，放弃了招聘资格、招聘手续等方面必要的法律审查。结果不断有农民遭遇虚假招工、非法招工，轻者以报名费、工作押金、保证金等方式被骗财骗物，严重的甚至人身安全都受到伤害。这使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产生巨大的疑虑，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正常转移。

（二）影响劳动合同签订和劳动权利和义务的履行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对于农民工来说，劳动合同不过是一纸文书，可有可无，找到工作意味着有活干，就可以赚到钱，而不问及由什么来界定他们在工作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谁来保障他们的工资和劳动的基本权益。由于没有签订合同，没有在合同中具体详细地规定农民工各种权益的行使方式、时间、违约责任等条件，结果，侵犯农民工权益的事情屡屡发生。

（三）影响转移后的生活状况

法律知识缺乏，使得农民工的报酬还经常被克扣、拖欠。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2006年调查显示，农民工被克扣过报酬的，占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两成、被拖欠过报酬的占被调查农民工数的两成。

农民工不清楚相关法规，在签订劳动合同时也没有约定具体的支付方式，结果常被拖欠工资，使农民工生活陷于困境，也波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为讨薪采取极端方式也屡屡发生。打工难，讨薪更难，成为农民工的心声，成为阻碍农村劳动力顺利、持续转移的重要因素。

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使农民工劳动时间过长，身心健康受到严重伤害。我国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长时间超负荷的劳动使其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极大地损害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同时减少了农民工进修培训的时间，使其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难以得到提高，长期停留在重活、脏活、累活、难活、险活的范围之内。

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使农民工生产和生活安全无保证。用人单位必须建立、健全劳动安全卫生制度，严格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卫生规程和标准，防止劳动过程中的事故，减少职业危害。但是，常有企业为了经济利益违反这些法规，而农民工为了保住饭碗，也听之任之，有的甚至帮助企业欺瞒有关机关的检查。由于缺乏劳动安全保障，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职业病的防范不理想，最终给自己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

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使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率低，缺乏保障。农民对各项社会保险的法规基本都不了解，认为只有工资才是自己劳动所得，缴付保险金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开支，很少把国家法律规定上缴的各项保险金作为自己的收益和基本权益。由于参加社会保险率低，农民在遭受损失和困难时只能自己默默承担，因此而致贫、返贫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四）影响到劳动力转移后农民工的职业稳定性

法律既是防御武器，也是自救自卫的武器。而农民工法律知识的缺乏、法律意识的低下，使其在正当权益遭受侵犯后，还是求助于自己最为便利的乡土资源，导致权益难以维护。据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2006年的调查显示，当农民工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固定岗位就业的农民工寻求法律援助的占18.34%，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寻求法律援助占16.92%，与用人单位自行协商解决、找亲友帮忙的还是占了很大比重，有部分农民工还选择了自己忍了或是向有关部门举报等。而且，依赖法律维权的时间、资金成本又太高，农民承担不了。在维权无门的情况下，一部分农民工选择退出打工潮。

（五）引发转移后一系列社会问题

一些文化技术水平低的农民长期在城市中找不到工作，或者找到工作又无法拿到报酬，或为了维权失去工作而流落城市街头，成为无业游民或贫民，给城市的治安、卫生、教育等管理工作带来了一系列困难。而法律知识缺乏加上经济上的贫困往往使其铤而走险，偷盗、抢劫等各种“自救式”犯罪活动也因此而生。农民工因为被拖欠工资、工伤等权益赔偿等引发各种突发事件，致使劳资冲突呈激化态势。

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农民工法制教育对策

（一）夯实农村基础教育并强化法律知识教育

首先，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要把法制教育纳入教学大纲，保证课程的安排落实，配备兼职或者专职的法律人员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使法制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个环节能得以落实。其次，农村学校法制教育要与农村社会的经济实际、生活实际紧密结合，帮助学生运用法律基本知识来正确认识和理解生活中各种现象和问题，使学生能学有所思、学有所用，并以自身的感触，来影响家庭其他成员。再次，要把教学的重点放在基本法律观念的培养上，通过对《宪法》、《民法》等基本法律的学习，促进青少年权利意识、契约观念、诉讼意识的形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意识来源。

（二）举办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专业法律培训

各级政府要健全针对劳动力转移的法律教育工作。首先，劳动力输入和输出政府都要针对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情况进行法制教育。其次，要始终注意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和优势，按职能分工，实行齐抓共管，协同行动。最后，建立劳动力流入和流出地的法律学习课程对接和交流转移制度，使农民工的法律学习能够通过信息系统的记录而转移，从而全面监控、保障学习过程，使农民工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得以切实提高。

（三）在农民工职业技术培训中渗透法制教育

我国农民工的职业技术教育逐渐发展起来并形成一定的规模。据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2006年的调查显示，有50.20%的农民工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农民工认可职业技术化教育，在其中渗透法制教育，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职业技术资源，向协同教育要效益。例如，在建筑技术、装潢设计的培训中增加《安全生产法》、《环境保护法》等内容，增加法律课程的内容和课时量，将技术课程和法律课程的内容衔接起来，使技术可行性和法律可行性结合起来，使农民工既体会到技术对找工作的意义，也懂得相关技术对自身安全、身体健康、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的影响，使劳动力的转移更加健康和稳定。

（四）加大针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

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把农民工列为法律援助的重点对象。以此为契机，应加强法律援助制度建设，建立农民工法律援助的长效机制。首先，应该健全专门针对农民的法律援助机构，为农民提供免费咨询和法律援助。比如，2007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以及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共同建立的“推动律师深入参与农民工法律援助”项目，在一年之内建立起覆盖21个省的工作站。这些针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项目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多层次、全方位地展开。其次，在资金保障上，建立由国家财政资金投入为主的法律援助基金，同时辅之以社会各界人士的慈善捐助和国际资金的援助。第三，建立农民法律援助信息系统，集中参与援助的法律专家和律师、典型案例、受援农民的相关情况、案件处理过程和结果，使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参与者有一个交流平台，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提高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真正帮农民工解决法律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1.杨明.中国公众法律知识水平现状之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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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海原县经济发展与当地人民法律意识水平的现状

海原县位于宁夏中部干旱带，属黄河中游黄土丘陵沟壑区，地形复杂，地貌类型多样，山地、黄土丘陵、洼地、河谷川地等呈带状交错分布，由于气候干旱，森林覆盖率很低，水土流失严重,自然条件恶劣。海原县有耕地512.3万亩，其中水浇地48万亩，以旱作业农业为主，产量不稳且低，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它是一个以回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县，回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1%左右。其恶劣的地理环境、众多的民族类型以及民族的、宗教的、传统的文化混合性决定了这样的西部大开发，不应是就单纯的经济发展提供策略，而应是社会结构的全面调整，其中相当重要的是提高当地人民的法律意识水平，促进当地人民法律意识的现代化。

近几年来，海原县有关政府部门对提高当地人民的法律意识水平做了许多努力，当地人民对法律的认识有所改观。但与沿海较发达城镇相比，当地人民法律意识相对淡薄。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落后的经济状况的制约。当地居民所生活的氛围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阶段，交易形式的简单性和单一性，钳制了现代化的法律在当地发挥的作用，淡化了法律与人们生活的密切程度，影响了人们接受法律教育的积极性，使得人们缺乏利用法律维权的意识。

(二)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其一，“厌诉”观念深深地影响着当地人民，时至今日，当地人民惧法尚情、不愿涉诉，把大量的冲突与纠纷交由阿訇、村委会或基层政府，通过法律以外的调解以及根据旧风俗和地方上的意见来解决。其二，当地长期处于自然经济的状态，传统“人情”观念甚强，其必然结果是对人根据与已之亲疏远近区别对待，这不仅直接影响司法机关的独立工作，也使法律在当地的威性大大降低。其三，中国传统人治、官本位、权或钱大于法的思想使当地民众匮乏法律信仰，法律难以在当地树立起权威性。

(三)教育水平低下和法律教育薄弱的限制。应该说通过海原县政府机关的努力，该县的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当地人民的受教育层次和人数比例仍然是比较低的，当地民众对现行法的认知水平差、存在城乡差异，而且他们的商品化、市场化意识较差，缺乏现代契约意识。通过调查比较，笔者发现在县城受教育程度高于乡镇的受教育程度，人们受教育程度越高对法律的了解就越多，越有可能运用法律这一救济武器。

二、 提高海原县人民法律意识的建议

人民法律意识水平的提高是一个需要多种综合因素共同持久作用的过程，海原县应在经济稳步发展和教育水平逐步提高的配合下，抓好“一中心、一特色、两基本点”，推动当地人民法律意识现代化，从而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土壤。

(一)“一中心”即以普法宣传教育为中心。针对海原县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最直接有效的提高方法是，深入持久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普及法律知识，借助各种媒介，采用当地居民能够接受和消化的方式，把现代法律意识传送到广大民众中去，努力使他们都知法、懂法、守法、护法、用法。

首先，要有合格的普法工作人员。普法工作人员必须经考核达标，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有过硬的工作作风，会运用多种的疏导教育方法。其次，要有科学的普法教育内容。其内容包括：树立法律权威观念，摒弃“法律虚无论”，坚定法律信仰；倡导权利本位的意识，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知道如何借助法律来主张权利、保障权利；增强民主监督意识，我们应帮助当地民众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意识，发挥其在民主选举和监督中的作用；培养生态观念，从可持续发展是为了构建人类持续文明的角度讲，西部文明的构建就是生态文明的构建，保护和加强西部生态系统的生产和更新能力、改善国人的生活品质、为经济发展提供良性的资源支撑将是西部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最大贡献。西部的开发应本着生态人的意识，以不破坏生态为原则，实现生态退耕规划法治化，根据各地区具体情况建立协调的生态保护机制。再次，注意普法对象的全面性。具体而言，就是应加强对本地县级以下基层领导干部的普法教育，使领导干部能以身作则，带头学法、守法、护法。应提高司法、执法人员的法律修养，应进一步推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事制度的改革，积极开展纠错、先进交流、廉政建设等活动。同时对广大群众展开经常性的法制宣传和教育。最后，要采用多样化、多渠道的普法方式。

(二)“一特色”即发挥民族宗法习惯的积极作用。民族宗法习惯是在各自族群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与其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民风习俗等相适应的习惯、村规和宗教教规。在当代中国，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国家法律具有普适的效力，但各种民族宗法习惯依旧发挥着法律所无法替代的作用，所以对待当地民族宗法习惯，应当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对其中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符合人民根本利益且行之有效的规定，应予以肯定并逐渐地吸收进该自治区的特别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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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呈贡大学城 失地农民 岗前培训体系 影响因素 建议

一、呈贡大学城当地居民的分布情况

（一）呈贡大学城概况

呈贡大学城于2003年获得云南省政府批准开始筹备建设，占地43.15平方公里，距市区24公里。近年来随着昆明市政府和多所大学的迁入，呈贡大学城从2003年的本地户口不到3万人，如今已激增到15万人口的中型城镇。

二、呈贡大学城失地农民工作性质现状

大学城自2003年被批准设立到市政府和多所大学的入迁，人口数量在逐日剧增。随着人口的增加，呈贡大学城的基础设施和教育配套设施也需要增加。呈贡大学城虽然已划为城区，但交通不便，离市区甚远，。此地被国家征收开发大学城后，农民虽然获得了一笔征收款，可土地所有权已经丧失，农民只能够另谋出路，维持生计。据笔者调查，发现大学城的失地农民收入来源及工作种类主要有清洁工、建筑工人、跑运输、个体经济、种植业、外出务工和其他情况7种[1]。

三、影响呈贡大学城失地农民岗前培训的因素

（一）呈贡大学城失地农民法律意识薄弱

针对呈贡大学城部分失地农民选择个体经营的现状，笔者进行了走访调查，据了解，覆盖在大学周围从事商业活动将近一半的是外地居民，而意料之外的是本地人却不多。经营最多的是餐馆和水果店，其次是零食店、烧烤摊。并且发现，有些小商小贩法律意识淡薄[2]。从走访调查中得出，无证经营的商贩一般晚上出动，主要以小饰品和移动烧烤摊为主。

（二）呈贡大学城失地农民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较低

呈贡大学城成人岗前培训教育体系的构建主要用于解决失地农民在转型其他行业之前，对所要转型的行业所需的基本技能的培训和知识的传授。目前失地农民受教育的程度普遍较低，多为初中毕业或是小学毕业，高中或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失地农民极少。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成人岗前教育培训体系的构建就必须考虑呈贡大学城失地农民的现实情况，应尽量向他们提供易学、不复杂、科学技术含量没有太高要求的岗前培训。这样不仅能增加失地农民专其他行业的信心，也可以增快他们上岗就业的速度[3]。

（三）缺乏一套规范性、适合失地农民培训的教材

呈贡大学城虽然在多处设有为失地农民服务的街道办事处和居委委员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面帮助农民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但缺少制度合理、管理完善、专为当地农民进行岗前培训的机构，更缺少一套规范性、适合失地农民培训的大纲、教材。成人岗前培训体系的构建完善，要以呈贡大学城失地农民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制定一套内容详实、大纲规范，尤其要适合失地农民的培训教材[4]。

四、关于构建呈贡大学城成人岗前教育培训体系的建议

（一）呼吁政府部门重视对失地农民岗前培训体系构建

政府部门不能仅靠国家制定的惠民政策带动失地农民致富，而要从提高失地农民自身能力方面入手。构建失地农民岗前培训体系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加强他们自身素质修养，提升他们的创新能力，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构建起完善的失地农民岗前培训体系，必须要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依靠政府部门的力量，从文化知识和生存技能这两方面进行培训。

（二）制定一套合理、规范的教育培训教材，进行针对性培训

呈贡大学城失地农民的文化程度水平较低，在培训教材内容的选择方面，应优先选择基础性较强、实用的理论知识，只有把基础性的知识掌握牢固了失地农民才能去学习有深度的知识。就呈贡大学城失地农民的具体情况而言，必须进行针对性培训。有些农民需要大众化的、一般的技能培训，还有一部分农民需要比较高级的、特殊技能方面的培训。

（三）开展法律法规的学习活动，提高失地农民的法律意识

法律法规是在对社会人有约束的同时也存在着自由，法律法规赋予了社会人权利，社会人对它也有着不可推卸的义务。对法律法规的认知和学习，应当是呈贡大学城失地农民进行岗前培训的当务之急[4]。只有熟悉了法律法规，才能在实践生活中约束人们、规范人们的行为举止，致使人们的人格向积极方面发展，以致于人们不去触犯法律。

（四）借助社区力量，完善教育培训体系。

依托社区的力量，建立失地农民就业服务网络，面向广大失地农民实时就业信息，积极举办各类招聘会，给失地农民提供全方位的就业服务[5]。加强失地农民就业培训的跟踪服务，主动帮助失地农民进行就业技能的更新换代，以便更好地满足失地农民的就业需求。

（五）利用地理优势，完善教育培训体系

目前已经有11所高校已经迁入呈贡大学城内，而失地农民多数已经居住在大学周边。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失地农民教育培训的制度和保障措施，确保失地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的顺利开展，这是完善失地农民教育培训内容，编制培训大纲和教材的基本前提。

本论文系2012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课题研究生项目“失地农民社区受教育现状分析--以呈贡大学城为例”成果，项目编号：2012J101。

参考文献：

[1]殷光胜.呈贡县六大措施保障失地农民生活[R].2007-9-17.

[2]徐保根，鲍海君.失地农民教育培训的基本内容与政策取向[J].成人教育，2010（28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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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现状；问题分析；完善措施

中图分类号：S-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60632149

引言

新型职业农民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却具备不同的内涵。现如今的新型农民仅仅是一个职业，而不是传统意义上身份的象征。新型农民具备一定的技术及文化水平，同时自身还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农业规划及方向。但目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养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影响我国农业产业的整体布局，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进行完善。

1 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现状分析

新型农民培养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培养效果不是很理想，通过分析实际情况发现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综合素质问题

虽然我国义务教育已经普及了很多年，也基本实现扫除文盲的目的，但目前我国农民整体文化水平较低，大多只有初中、小学文化水平，高中文化水平的只占极少数，可以说农民整体文化处于识字、写字的水平。这样的文化素养不能满足农业现代化的需求，也不符合新型职业农民的要求；除此之外，大部分农民缺乏创新意识、文化观念等，这也是目前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1.2 积极性不高

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受到宣传、费用以及培训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地区农民对培训活动不是很积极。据权威部门统计，我国农民参与相关技能培训及教育的比例仅仅为百分之几，对一些比较专业的技能掌握程度也很低，也就是职业技能较为单一，这点不符合现代农业的发展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农业需要大量掌握熟练技能的职业农民，但实际培训情况不是很理想，部分农民参与技能培训的积极性不高，有的农民甚至直接拒绝参与相关培训。

1.3 现代意识薄弱

在农业的实际生产中，我国多数农民缺乏经营管理意识和法律意识，对于市场信息的敏感程度较低，同时也缺乏对自身保护的法律意识，更多的关注点都集中在价格、质量和成本等方面。而未来农业的发展，是全方位、多元化、立体的农业体系，农业生产与市场紧密相接，是市场中一个环节，不单纯是农产品的生产过程，要求从业者要具备宣传、品牌、创新、开拓意识，具备一定的经营管理能力，另外还要了解各方面的法律法规，在参与经济活动中，能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身的权益。

1.4 科技素质偏低

由于义务教育的普及以及近些年我国文化建设的不断进行，加上信息的获取渠道不断增多，我国农民的总体思想道德水平呈不断上升态势，在婚姻观、金钱观、赡养老人观、人际交往观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另外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农村面貌的改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民的身体素质也呈不断增强的趋势，这些都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提供了有力的基础。但相对来讲，在科技素质知识、经营管理能力和法律意识等方面有待提高，这也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的重点内容，是需要在长期的工作中不断努力解决的问题。

2 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效率的措施

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基础就是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如此才能适应现代农业的需求。目前主要通过农村基础及职业教育实现。具体来说，可以通过下面几条措施提高新型农民培养效率。

2.1 推进农民素质提高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新型职业农民的科技水平及科技基础，对未来现代农业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完善农业科技向生产力转化，农村职业教育与培训有利于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有关部门有必要整合当地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资源，为当地农民提供所需的科技培训，这样可以逐步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

2.2 提高经营管理能力

市场经济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农业生产更离不开市场，所以现代新型职业农民必须要具备一定的经营管理能力，对于生产资料要素的充分利用，以及人、财、物等要能进行合理的调配和运用，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提高竞争力，开展农业生产及参与市场活动，在经济效益上有所提高，通过职业教育培训，让农民形成价格和竞争意识，以市场变化为导向，调节生产，达到高产高效高收入的目标。要以因地制宜发展纯粮食生产以外的农业经济模式，例如观光和旅游农业，实现农业的产业化、集约化，在原有基础上产生增值效益。要树立品牌意识，充分利用传播手段进行宣传推广，拓展销路，提高经济收入。

2.3 强化农民法律意识

通过职业教育培训，逐步提高新型农民的法律意识和社会意识，法律意识就是要使农民了解法律法规，遇到问题能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新型职业农民的法律素质的提高不仅能对自身起到约束，不去做违法的事情，同时也是对自身的保护，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及各项事业的发展。另外要培养新型农民的社会责任感，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参与经济活动，都能从大局着眼，承担起社会的责任，更好地为社会发展作贡献。

2.4 做好政策的保障

为了有效落实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政策，提高农民参与职业培训及技能培训的积极性，国家及地方财政部门应该设立专项资金，大力支持农村技能培训点、培训机构以及职业院校等，不断完善这些机构的软硬件设备，建立相应的培训实践基地；提供经费支持教师培训，除了完善相关资料及设备外，还应该给予教师资金补偿，用以提高其培训教学积极性；对积极接受培训的农民也给予一定资金支持，比如减免学杂费、享受助学贷款等，还可以在国家助学体系中纳入培训农民，给予他们一定的生产或农业补助，彻底解决农民担心耽误农业生产的心理；对那些已经完成相应培训的农民，给予新型农民资格证书以资鼓励，对其进行的农业生产或推广销售活动给与政策及财政支持；除此之外，国家需要建立健全相应的政策法规，保证新型职业农民的权利。这方面我国可以参考国外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比如德国为鼓励农民提高职业技能，就曾经承诺过给予接受培训农民机会，同时建立了严格的职业制度；参考这个经验，我国可以建立新型职业农民方面的法律法规，确定职业准入制度，明确农民获得证书后可以享受的各项优惠政策，解决农民后顾之忧。

3 结束语

目前政府推出的新型农民培育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并提高农民的职业素养水平，推进我国农业产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但在实际中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对政策的实施造成一定的困扰，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实现农业产业结构化发展，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尹阳红，张建荣.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研究文献统计分析[J].成人教育，2016（02）：11.

[2]夏江.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视角下农村职业教育发展[J].职教通讯，2015（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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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具体通过对北京市建筑行业农民工的实际走访调查，分析《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现状及其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以帮助《劳动合同法》的顺利、有效实施，切实保护农民工劳动权利行使。

关键词：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建筑行业；农民工

近年来，农民工权益遭受侵害的现象一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民工荒”的出现，更使人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来自北京、重庆的调查显示，九成农民工处于非法用工状态，他们的合法收入得不到有效保障。新《劳动合同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以来，在规范企业用工方面确实已经发挥出了相当的作用。但是农民工群体是否真正在本法以及本条例出台后获利，合同签订状况能否有效改善值得调查和研究。

因此，笔者以北京市建筑业为例，通过走访北京朝阳、海淀、丰台三个区县的15个工地，调查《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的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现状，深入分析现状原因，并提出具体对策。

一、合同订立的现状

随着近年来社会民主法制的发展，农民工权益维护和保护工作的逐步推广、深入，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具有了一定的法律常识，权益保护意识也有了一定的增强。《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后，劳动合同签订率也有一定的提高，但是签订率的绝对数值依然很低，在建筑行业表现尤为明显。根据笔者调查，当前仍有63.73％的农民工没有与所在建筑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据北京市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介绍，在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承包建筑工程的建筑公司本身所拥有的一些建筑工人。这部分工人有技术。属于建筑工人的核心；另一种是建筑公司委托包工头招来的工人。这部分工人没有技术，但是却在建筑工队里面占大多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后，建筑公司与第一部分工人的劳动合同签订率显著提高，但是与第二部分工人的合同签订率基本保持不变，而恰恰容易出现权利被侵害的农民工往往存在于第二部分工人中。

二、农民工劳动合同低签订率原因

(一)历史形成的固定的用工模式

尽管农民工的法律意识有所增强，但是建筑行业的劳动关系和用工模式等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社会现象而存在。无论是建筑公司、包工头还是农民工，都因为自己的各种利益需求而逐渐形成固定的用工模式。尽管法律出台了相应的规定，但并未对此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二)合同双方地位不平等

在“强资本弱劳动”的现实格局下，用人单位占据更多的优势地位。农民工的要求很可能成为失去工作的契机。这使得农民工的权利受到很大限制，农民工即便想要签合同也往往不会将这个诉求强烈的表现出来。在调查中，有63.09％的农民工表示想要签订劳动合同。

(三)农民工的法律意识不足

由于农民工工作的流动性、不稳定性、自身利益要求等诸多因素，以及对劳动合同缺乏了解，很多农民工并不希望签订劳动合同。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有10.87％的农民工认为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无所谓，他们表示自己不愿意被劳动合同所限制，希望用工关系随时可以解除。

(四)劳动监督部门监督力度不够

法律的滞后性决定，农民工的权益只有在受到侵犯之后诉诸于法律才能得到相应的保护。因此，更多的权益维护工作应该由劳动监督部门承担。而劳动监督部门却存在对层层转包且不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现象。

三、当前司法实践中的争议及解决方式

(一)司法实践中的争议

《劳动合同法》对于用人单位在用工之日起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设置了相应处罚措施：

(a)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b)超过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应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未按照规定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有关的规定很好的规制了合同的签订，但是在实际的法律使用过程中却存在有一些争议。在笔者对朝阳区法院某法官的采访中发现，在司法审判中，法律的适用涉及到的是新旧法律适用的接续问题，即条文能否溯及既往，如果可以溯及既往，那么追溯的年限计算又是一个新的问题。

(二)争议的应对机制

1　司法解释，“定分止争”

有关《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适用的接续，《劳动合同法》和《实施条例》中都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已经要求各个基层法院将此类问题总结并提交上去。相信不久最高院出台的司法解释将会对此问题进行更细致的规定以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争议。

2　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协调

尽管司法实践中对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诉讼也有一定的应对机制，但仍应加大力度提升劳动合同的签订率。这就要求劳动部门加强其行政监督职能。一来减少诉讼；二来在诉讼中也可以减少举证责任，节约司法资源。

另外，二倍工资支付是保证劳动合同签订的条款，但是并未真正发挥作用。据了解，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以来，北京市各法院受理的申请工资二倍支付的案件极少。并不像人们所预测的会成为劳动争议案件增加最多的案件类型之一。这很大程度上是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固定的劳动模式决定的，而法院属于消极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机关，因此只有确保劳动合同签订率的提高才能真正确保劳动者权利不被侵害。

四、对策和建议

(一)完善相应立法

在朝阳区人民法院，笔者了解到，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征求各基层法院在《劳动合同法》出台以来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并试图据此制定出相应的司法解释。

自2008年1月1号《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发现了很多问题，例如对于劳动、劳务关系的认定标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签订是否需要经得雇工的同意等在实施之初，就期待更加具体的条文对此加以规定和明晰，以更好地确保《劳动合同法》的顺利实施。但是，之后出台的《实施条例》在对于如何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仍缺可操作性，对“两倍工资”的适用仍需要明确。

因此，有关部门还应及时出台劳动合同法配套规章，针对法律实施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对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进行细化，对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更合理的配置，适当减轻企业义务，增强法律的操作性和科学性。

(二)加强行政职能

司法部门属于消极保护权利部门。但是现在。很多时候人们将法院当作保护他们权利的唯一机关，法院审理的大多数案件其实可以通过劳动部门的行政监察职能予以避免。行政部门在劳动领域应该发挥一个核心的作用，可现实并非如此。因此，应该加大劳动部门的职能发挥。才能从源头减少劳动争议的发生。

劳动合同是所有劳动争议解决最有效的依据，只有规范劳动合同的签订才能逐渐规范用工条件和用工环境，从根本上减少拖欠工资、克扣工资、加班等劳动争议案件的发生，即使发生也为争议的解决提供了最为有效的证明。同时，对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的监督不能仅仅停留在有无的层面，应该考察其内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确保劳动者的权利不被侵害。

(三)加大宣传力度

《劳动合同法》已实施一年有余，但农民工对其了解还不甚理想。应认识到，法律的普及和推广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因此，相关部门还应进一步加强《劳动合同法》的宣传力度，结合农民工工作特点改进宣传方法、多方面拓宽宣传渠道，并组织相关培训，从根本上使农民工掌握《劳动合同法》这一维权“利器”。

(四)加强社会组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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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区普法工作现状及其对策

xxx区普法工作现状及其对策自1986年“一五”普法工作开始以来，我区的普法工作已经走过了15个年头，15年来，全区顺利完成了三个五年普法规划确定的各项任务，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区广大干部的学法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经过多年的普法教育，全区广大干部越来越认识到法律知识的重要性，都能主动参加各项学法活动，积极购买学法教材。各级领导干部初步实现了由注重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向注重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的转变，全区绝大部分街道、镇的主要领导在进行重大决策前都能到有关司法部门进行法律咨询，法律的作用与功能在全区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工作中得到了运用与发挥。江心洲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的征地拆迁工作就是一个例证。该工程，是今年全市重点工程之一，总投资9.3亿元，在征地拆迁工作中，由于农民对国家的法律和有关政策的不了解，给征地拆迁工作带来了阻力，面对这种情况，镇政府并没有采取简单的行政手段，而是协同有关部门召集司法、土地、城建等部门的同志组成工作组，深入村、组、农户，向广大农民反复宣传国家法律、政策，耐心解释农民的疑问，与此同时，镇主要领导作出决定，征地拆迁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要严格依法办事，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严格的管理和规范的工作程序，即保证了工作进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又维护了被拆迁人的合法利益，收到了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其成功经验值得推广。二是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通过宪法和其他基本法律、法规的普及宣传，全区广大群众依法行使权利、履行法定义务，参与民主管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逐步树立。越来越多的基层单位和广大群众在遇有矛盾、纠纷时，都能寻求法律途径解决。区法律援助中心“148”专线电话自开通以来，共解答群众来电来访5000多人次。三是维护了全区的社会稳定，促进了经济的健康发展，通过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宣传普及，促进了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提高了依法治村的水平。绝大多数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得到了有效落实，“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呈现出高层次发展的趋势；通过宣传普及《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广泛开展“法律进社区”、“法律进家庭”活动，及时有效的解决了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通过普及宣传“严打”整治斗争方面的法律法规，为“严打”斗争营造了良好的法制环境，人民群众勇于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弘扬，保证了“严打”斗争的深入开展。广泛的普法宣传工作，为全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法制环境。“三五”普法期间，全区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分别以年均22.1和25.6的速度递增。上述成绩的取得，是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普法主管机关和全区各有关单位通力协作，真抓实干的结果。但是，由于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实行计划经济，全民法律意识的培养，仅仅靠三个五年的普法宣传工作是远远不够的。从目前全区的情况来看，还有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不能适应中国入世后国内经济形势飞速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努力实现由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向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的转变；实现由注重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向注重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的转变，全面提高社会法制化管理水平”，这是我区“四五”普法规划确定的总目标。法律素质是国民素质的重要内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必须以广大公民具备应有的法律素质为基础。面对新的形势、新的任务，普法工作有许多新的情况值得我们关注：第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和完善，培养和提高公民现代法制意识显得尤为迫切。加入WTO后，对我国的经济领域的法制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但这种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将涉及与市场经济配套的社会领域。在产权、物价、财税、金融、外贸、计划、投资、流通等领域，将逐步按照国际惯例和WTO规则建立起统一的市场规则，与之相适应，在户籍管理、就业、教育、收入分配、社会保险、住房等方面的配套体制改革，也将取得更大进展。全国不仅经济更加开放，社会也将更加开放。在这新的社会变革转型期，迫切需要加大有关世贸规则和相公法律知识的宣传力度，努力培养和提高全区广大公民公平、公正、契约、竞争、对等的现代法制观念。第二，城市建设加快，流动人口增多，普法工作组织难度加大。近年来，随着我市河西新区建设速度的加快，将有一大批大型建筑项目相继开工，区划调整在即，这对我区普法工作的组织建设和完善，必将带来一些新的情况。乡镇企业的改制与私营、外资、合资企业的不断增多，外来人口将会不断增加，由于这些企业对普法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同，将会有相当一部分居无定所的人员成为普法的“盲区”。此外，普法对象岗位变化频繁，职业流动加快，普法对象难以把握。在计划经济时期，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是单位“从一而终”。普法对象相对稳定 XXX区普法工作现状及其对策第2页

。现在，一个人今天工作，生活在这个单位，明天极有可能工作生活到另外一个地点，是“社会人”、“市场人”。频繁的流动，社会身份频繁变化，使普法工作难以掌握受教育对象。第三，个别街道、村由于种种原因，普法经费不能足额到位。普法经费不足、经费投入与普法实际需要存在差距，一直困扰和影响着全区普法工作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这也是一个一直未获彻底解决的问题。第四，信息传播技术飞速发展，对传统的“看书学习”、“坐堂听课”的普法教育模式造成极大的冲击。现代社会是大众传媒的时代，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体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单调、缺乏号召力、感染力的普法模式，人们已不感兴趣，而更加乐意从千变万化的案例中掌握法律知识，人们迫切需要从直观、时尚、多样化的普法宣传中，获得较高质量的教育和启迪。普法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教育内容、方式方法、领导体制、阵地载体等诸多方面，其综合作用决定着普法工作的效果。从调研情况来看，我们认为，提高全区普法工作的效果和质量，可采取以下对策。一、深化认识，加强领导。普法工作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基础工程，是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建设进程的重要保证，是落实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社会进步，科技发展都离不开良好的法治环境作保障。特别是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经济面临全球化趋势，对法治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法治的呼唤更为迫切。只有全体公民都知法、守法、依法办事，并善于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依法治区才会有广泛、坚实的社会基础。按照20xx-20xx年依法治区规划的要求，全区将全面提高全社会的法治化管理水平，这就迫切要求，全区公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执法人员，要大力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以适应依法治区的迫切要求。因此，各级党政领导一定要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认识普法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确保普法工作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摆上位置，真正列入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与经济建设同布置、同管理、同考核。主要领导要带头学法用法，及时解决普法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确保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普法工作顺利开展。二、加强制度建设，确保普法工作落到实处。普法工作存在着软指标的问题，有认识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缺少规范的、过硬的制度作保障。制度建设是根本性建设，加强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是做好普法工作的长期之策。普法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核心是建立健全各级领导干部的普法制度，包括法制讲座制度、中心组学法制度、法律培训制度、重大决策前的法律咨询制度、任前法律知识考试考核制度等。其二，要建立健全公务员特别是执法人员法律培训制度。其三，为保障基层普法工作落到实处，可试行建立普法工作联系点制度，安排有关领导各负责一个联系点，定期到联系点调查研究、检查指导，督促联系点抓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以点促面。其四，建立和完善过硬的监督制约制度。监督、制约制度的核心是要真监督、真制约。只有这样，普法工作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三、“以人为本”，把普法工作的落脚点放在提升人民群众观念的解放和法律素质的提高上。普法工作不能忽视人自身的本质需要，无针对性的宣传教育，根本得不到受教育者的理解和响应，也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以人为本”就是要增强针对性，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分类施教。既要让广大群众了解承担法律义务的必要性，又要使人民群众懂得维护权利的重要性。要把灌输转变为引导，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学习”。过去我们虽然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普及法律知识，广大群众也乐于接受，但随着信息传播形式的多样化，纯粹的灌输式教育已经很难达到预期效果，作为普法宣传的有关部门，要积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学法，帮助他们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世界中，发现和辨别是非，获取法律素养，提高法律责任。四、齐抓共管、通力合作普法工作是全党的任务，必须在区委的领导下，协同各方力量共同努力，形成“党（工）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全社会参与”的普法工作格局。党（工）委宣传部门、司法行政部门担负着普法工作的主管职责、责无旁贷。各行业、各部门、各单位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按照“条块结合、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分层组织实施，划分责任区、包干区，杜绝普法工作“盲点”的产生。五、强化公正司法依法行政普法工作要取得实效，还有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法制实践过程中的司法公正和依法行政。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挫伤了公民的学法积极性，影响了公民对法律的尊重和崇尚，削弱了普法工作的实际效果。因此，要特别重视广大行政执法人员，司法人员的普法教育。广大行政执法人员、司法人员不仅要知法、守法，更重要的是要提高用法、护法的能力和水平，严格依法办案，严格依法行政，以法律为准绳，从维护党和国家、人民群众利益出发，切实做到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用自己良好的形象和法律的威严去影响和带动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的提高，从而在全社会形成学法用法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