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精神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治精神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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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意识；法治国家；立法；执法；守法；司法；法律监督

意识是人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1〕法律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体系，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主观现象的把握方式，是人们对法的理性、情感、意志和信念等各种心理要素进行反映的有机综合体。〔2〕法律意识属于精神范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也是一种特殊的法律现象。社会法律意识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对法律现象的意识，是一个社会中的个人法律意识、各个群体法律意识相互交融的产物，因此社会法律意识往往是一个国家法治状况的总的反映。〔3〕一个国家，立法的内容和水平、立法的价值取向、执法的水平、司法的公正程度、公民的守法的状态、法律监督机制的完备程度，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程度的重要体现。

一个国家的法治化程度是和全民法律意识状态密不可分的，国民法律意识程度是这个国家法治的内在精神要素。

一、法律意识与立法

立法是统治阶级将其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过程，是各种权利义务关系得到国家的确认的创制活动过程。

立法者倡导和保护什么利益和需求，限制或打击什么需求往往根据自己的法律情感、法律观念、法律思想等影响其价值判断的法律意识因素做出。立法者在创制法律时，法律意识必然支配着他的行为。一个国家国民的法律意识状态，从社会群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中可窥见一斑。一个国家整体的共同法律生活准则是建立在这一时期社会整体的对法律的基本价值选择、情感倾向基础上的，这种共同的情感和需求是立法活动得以进行的心理条件。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力状况不同、生产方式不同、文化习俗不同、政治力量对比不同，法律意识有所不同：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着不同的法律制度，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类型的国家，同一类型不同的国家之间法律制度截然不同。如奴隶制时期奴隶主是权利的主体，奴隶是义务的主体，奴隶没有任何独立人格，只有服从和履行义务。反映到群体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趋向上，则为服从与义务的人治特性。由于生产力低下，社会分工不细，在法律制度上就表现为诸法合一，重刑轻民，行政与司法一体等特点。当人类社会进入到商品经济和工业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时，由于契约自由、等价交换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于是形成以个人权利、自由、平等为核心的法律意识，同时伴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法律制度也随之分化，公法、私法分离，司法发达，司法独立。此阶段，当人们有了独立人格后，产生了平等、公平、正义、自由、秩序、法律至上等符合近现代法治精神的价值追求。于是良法治之便成为法治社会对法的内在价值要求。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4〕所以，法治社会不仅要有完备的法律制度，而且要有善法和良法，即有反映特定时期公平、正义价值取向的法律，而良法的制定最终取决于立法者的法律意识水平。所以，法律意识是立法精神之引导。

二、法律意识与执法

在法治国家中，法律至高无上，衡量一切活动的标准和尺度的最主要手段是法律，重要的社会关系在法治社会中主要由法律调整。法治的核心内容是控权和保权，即控制公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由于政府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关，它承担着全社会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行政权自身的扩张性，学界和实务界历来强调对其进行控制，如分权制衡、规范执法程序、责任追究制度等，但再完美的制度也是由人来落实的，执法者的理念、法律意识状态是社会执法水平的决定因素，而且这种因素与道德一样，自觉支配着执法者的行为。当一个社会的执法者内在具有了与法治社会相匹配的法律意识，外在完备的法律制度才能有效运行，行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才能体现出道德的光辉、人文的精神，而不是冷冰冰的权力强制，甚至造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从而背离了人们成立政府的初衷。所以，法律意识是执法的内省力。

三、法律意识与守法

法律意识随着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感知、感受、评价、取舍而逐渐形成。法律意识的内容受到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和法律因素的影响，而其中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5〕意识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具有相对独立性，它既可以超越社会现实：又可以滞后于社会现实，还可以与社会同步。对于我国而言，由于几千年来封建专制文化的影响和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公民社会没有出现过。人们的法律意识远远抵不上权力意识（官本位意识），人们的思维方式不是如何遵守法律，而是如何钻法律的漏洞，或逾越法律后，如何运用权力关系不受法律追究。所以在我国，真正走向法治的标志，不是我们是否有完备的法律，是否有善良之法，而是要有符合法治社会要求的公民，即有良好法律意识的公民。只有公民将守法变为自觉，社会法律秩序才得以建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它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护一个民族的精神”。〔6〕所以，法律意识是公民守法的“法律”。

四、法律意识与司法

司法公正，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司法公正事关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对社会制度的评价。所以，司法公正作为服务于实现社会正义的终极目标，不仅是法律制度运作的核心和司法活动本身的要求，也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必然需要。法官的法律意识与司法公正。法官是国家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者，行使国家审判权。其职业道德素养和业务素质，直接制约着执法水平，影响国家法律的严肃性，影响法院的整体形象。培根有一句名言：“一次不公正的司法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与之相类似的一句格言是：“法官的人格是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换句话说，如果法官也被腐化，不能够主持正义了，那么这个社会也没有什么正义可言了。

可见人们不仅要求法官具备熟练和高超的业务素质，而且要求其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7〕五、法律意识与法律监督法律监督是法律得以实现的保障，是维护法制统一，防止权力滥用、懈怠的手段。它是法制的必要环节。

1.法律意识与权力监督。权力制约权力是现代法治社会运行的基本模式。任何公权力在行使过程中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授权范围、行使程序进行。为避免其违法、越权，法治国家的制度设计上必有监督机构的设置，以对公权力形成制约。这种监督机构某种意义上也是执法机构，其法律意识状态与前述一样，是监督权能否正确行使的内省力。因为，要想杜绝官官相护，执掌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只有将法律意识内化为职业道德和内心信念，树立起对法律的敬仰，才能不畏压力，确保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

2.法律意识与权利监督。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前提。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公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并服务于人民。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是公权力设立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但公权力在实施过程中，由于与其自身的私利交织在一起，会导致权力的异化，成为公民权利的侵害者、践踏者。此时，如果公民的权利意识不强，畏惧权力，只会助长权力的疯狂、恣意。反之，公民的维权意识很强，则会形成强大的震撼力，迫使权力有所收敛。一个真正成熟的法治社会，公民有着良好的法律意识，他们会以主人翁的身份积极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活动中，他们会自觉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利对公权力进行监督制约，以此形成权力与权利的平衡。

3.法律意识与舆论监督。舆论监督被誉为第三种权力的监督，这说明其监督的力量与力度的强大。理论上，舆论监督属于社会监督，它独立于公权力，只要依法行使，便不受公权力干涉。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出台新闻法，舆论监督存在许多尴尬状况。这在现实中主要有两种极端现象：其一，舆论完全依附于权力，没有自我，缺乏独立性；其二，舆论不负责任，进行严重失实的报道。两种现象均反映出我们的舆论工作者法律意识薄弱。试想当舆论工作者有了较好的法律意识，树立了法律权威的理念和信仰，不畏权势，不受制于权力，勇揭权力的滥用与黑暗，那将会对公权力形成怎样的制约，公权力自会收敛其无度的扩张。当舆论工作者有了较好的法律意识，就必然会慎重对待给社会的信息是否客观，否则会引发不必要的诉争。此外，舆论工作者的法律意识状态直接影响并引导普通公民的法律意识，甚是会影响司法的公正。

综上所述，法律意识是一个法治国家必备的内在精神要素，它是社会法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因此，增强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重要环节，是我们应着力加强的工作。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353.

〔2〕〔5〕刘旺洪。法律意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49.51.

〔3〕葛洪义。法理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92.

〔4〕亚里士多得。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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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从民主、哲学和法角度，通过对法的安定与司法审查的剖析，探讨法的安定状态下司法审查的存在与改良，为在民主环境里进行合宪的司法审查制度设计提供参考。

一、引言

在关于司法审查的观点争论中，存在这样一个哲理性的问题，即在民主社会里它是否是可取的或能争辩的制度。尽管“结果相关说”的论点是定论，但我们总是不可避免地坚持“程序相关说”。正如沃尔德伦认为的那样，”建立在权利之上的司法审查是不适合理性的民主社会的，民主社会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它们的立法机构功能失调，而在于其成员不认权利。

尽管我们坚持认为司法审查制度在一个民主国家没有合法性，但依然深信法伦谈到的多种否定观点是有价值的。虽然在一个民主政体中有各种各样的制度可以发挥有益的作用，但是没有任何理由表明司法审查制度，作为当前的政体组成部分，应当成为其一。因此，持续不断的承诺民主提供了更“坚实要义”(hard core)的和令人信服的案件(cases)质疑司法审查。

二、民主、哲学与法

首先，笔者认为在天赋民主的社会，不仅有一个适宜的政治治理模式，而且有一个广泛开展社会生活的深远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讲，片面的自我只是半心半意的民主主义者。虽然可以通过论述民主体制以表明坚守对民主的承诺，作为只有一个完整政治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但是，正如沃尔德伦所言，这将导致众多介入意见仅仪停留在它理应无条件地接受“一种重视负责任的商讨和政治平等的民主文化”之上。

当然，民主有多种状态和程度。它的核心要旨是趋于调整公权力和行政职权以符合社会成员的意志和要求。它的最强烈要旨被认为是，民主远远超过了正式投票过程中的人民选择和政治权力分配。虽然坚定的民主主义者关注人民生活的真正质量，但是较之孤立追求某种难以得到的美好生活，他们更关注的是提供良好生活。

这种不信任延伸到哲学家、智者、或专家那里，他们也许会主张，对于一系列客观价值和真理，民主社会必须遵守;利用一系列客观价值和真理，民主能被训练有素。这种深刻的民主观承认，没有任何一套权利授予的或切实实践的民主将永远是道德规范的至上者。在一定程度上，人民为自己决定什么才是最适合他们的民主。与此相反，如果对这种可能性持乐观态度，有关道德真理或权利内容的合理分歧在一个相对可靠的理论方法中将能够得到解决。⑤即使沃尔德伦承认，这种分歧可能是”无法解决的、实际的政治目的”，⑥但是在一个高度民主的国家，这种可能无论多么微小，若被打折扣，则毫无根据;他或者承认这种事实的存在，或者承认专家们(如法官和法学家)，可能享有一些特权利用该可能。道德规范的权威是在民主交流中被优化的，而不是在其他地方被优化;与法律程序和合法决定程序相比，道德规范合法性没有独立的或至高的标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没有可以援引的或诉诸的超民主方法，没有比社会自身的常规契约具有更高的道德规范权威的超民主方法，这些社会自身的常规契约通过民主基石和当前的社会思潮表现出来。道德观除了在不断争论和公开质询中得到认同之外，不会结束探讨或者定位真理。

因此，对于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来说，撇开政治或社会领域，道德规范进步或契约是不能形成的。我们根本不需要假定客观的道德规范事实存在着。道德规范支持的或抗辩的理由将不是把现存的价值变为抽象和难以捉摸的道德真理，而是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实践，这种社会实践为自己的民主发展尚未拥有或不需要外部权力。没有任何事实型的问题在民主范围内是完全独立的争辩;政治道德规范的根基在于内部而不在于外部，也不在于规范的争辩。因此，不存在形而上学的权力能够优于意愿良好者参与的民主社会，参与者们聚首一堂，并决定在难满足意愿的情况下什么是最令人满意的事情:”没有神意，没有真实，没有什么优于一个自由民族的共识，没有二审(上诉)法院的终裁高于民主共识。”固而，考虑到认识论的可能性，从一个民主社会自我努力到采取公平、公正的行为，享有权利”是某种单独的过程，任何人不得背叛民主质询、民主辩论和民主行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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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审计面临的挑战

我国企业目前尚未完全普及会计电算化，但会计电算化取代手工会计已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越来越多的机关、企业组织机构将会采取电算化系统，部分或完全取代手工会计信息系统，会计电算化实行后不可避免地将会对传统审计产生重要影响，信息系统电算化后发生的变化向审计人员提出了挑战，对传统的审计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改变了审计线索。电算化信息系统通过改变巧审计线索有关的某些关键因素（如数据存储介质、存取方式、处理程序等），对审计线索会产生以下影响：①原始凭证一旦转换到机器可识别的输入介质，就不再在数据处理过程中使用；②在某些系统中，传统的原始凭证可能由于采用直接采集数据的设备而不复存在，如在联机实时系统中；③系统不会经常打印出原始记录，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提供打印报告；④保存在磁性介质上的数据除非依靠计算机和应用程序，否则无法阅读；⑤计算机记录的顺序和数据处理工作很难直接观察。这些影响的结果是，审计人员难以对经济业务进行追踪。实现会计电算化以后，审计线索发生了变化，由以前单一的肉眼可见的证、账、表等，变成了证、账、表与存储在磁性介质上的肉眼不可见的审计线索相结合，这两种审计线索相互交叉，又相互补充。

2.扩大了审计的内容和范围。会计实现电算化以后，由于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的特点，审计人员除了对原有的审计范围和内容进行审计外，还应审计以下事项：①审查和检测系统程序；②审查系统本身是否合规、合法；③对系统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评审；④审查是否建立健全了机房管理制度。

3.改变了审计的技术方法。审计人员应该把电子计算机当作一种有力的审计工具来使用。另外，采用计算机辅助审计方法可以更迅速、有效地完成审阅、核对、分析、比较等各项审查内容，提高审计的效率和质量。

4.影响了审计标准和准则。由于审计的对象有了重大的变化，审计线索、审计技术方法也受到影响而发生了变化，某些过去的审计标准和准则已不再适用，而另一方面，又缺乏与新情况相适应的新的审计标准柯唯则，像电算化审计人员培训考核标准、电算化管理信息系统开发审计准则及其内部控制审计准则、审计应用软件标准等都有待建立。

5.提高了对审计人员素质的要求。由于电算化信息系统的环境比手工处理的信息系统更为复杂，因此要求审计人员必须具有计算机、电算化信息系统和会计、审计等知识和技能。此外，实现审计电算化，审计组织中需要有系统分析员、系统及软件设计员、系统操作员等，审计人员还需要设计和应用自已的审计应用软件，建立自巴的电算化审计系统。

二、我国审计界的反应和对策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我国审计界应高瞻远瞩，组织力量对未来审计进行研究，提出对策。可采取如下措施：

1.积极培养具有复合性知识结构的审计人员。由于电算化系统比手工系统更为复杂，使得审计内容和范围也更为广泛和复杂。审计人员除了要具有丰富的会计、审计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外，还应掌握一定的计算机知识和应用技术。在审计组织中，应培养一批计算机审计的系统开发人员，从事设计和开发审计应用软件的工作，建立计算机审计系统。为此碰采取如下措施：①有步骤地对现有专职审计人员在计算机、会计电算化系统的控制及计算机审计的技术打法等方面加以培训，便他们能胜任计算机审计工作。②开展计算机审计正规教育，借助高等学校的师资力量，开设会计电算化信息系统审计、控制用户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等相关的课程，使高等学校成为培养计算机审计后备人才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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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学院校 大学生 法制精神培育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19.016

大学生法制精神培育是整个法律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它是以传授常识性、基础性法律知识来培养人们重视、遵守和严格执行法律制度的思想意识，以及对法律实践的能动反映和内在自觉性的教育活动。[1]在当今社会中，医学生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不仅需要有娴熟的医术、高尚的医德，还需要知道如何与病人沟通，懂得如何处理医患矛盾与医患纠纷。[2]这就要求当今的医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实现知法、守法、用法。但从目前我国医学院校法律教育的现状看，仍存在着诸多不足，阻碍了医学院校法律教育的发展，不利于医学院校大学生法制精神的培育。

1 医学院校法制教育面临的现实挑战

1.1 医学院校法制教育培养目标不明确

新时期大学生法制观念教育目标应表述为：使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法制观念和法治信仰。自觉维护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正确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民利，自觉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知法、信法、守法、用法，维护学校和社会的稳定。具体来说，就是要培养学生树立法律价值观、法律平等观、权利义务观和法律至上观，成为具有较强法制观念的合格公民。[3]加强医学生法制精神培育，不仅关系到医学教育事业的成败，而且关系到医疗卫生队伍的建设和卫生事业的发展，更关系到依法治国方略在卫生事业领域的落实。因此，医学院校大学生法制精神的培育绝非权宜之计，而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长期教育工程。

在制定医学院校法制教育培养目标时，不应该仅限于法律基础、卫生法学等相关课程的开设，而应着眼于医学生法律意识和法律精神的培育。具体包括知法、守法、用法三个部分：所谓知法，要求医学生必须了解我国的法律体系，熟悉一般的法律知识，对涉及专业领域的卫生法律法规应熟练掌握；所谓守法，要求医学生在了解法律知识，熟悉卫生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必须敬畏法律，以法律作为最低的行动准则，倡导更高的道德操守；所谓用法，要求医学生能够将法律和医疗实践联系起来，能够了解法律在实践中的具体作用，在遇到医患纠纷和医患矛盾时应知道该如何做。

1.2 医学院校法制教育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方法不得当

笔者为了解卫生法学的教育状况，选取了中山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广州医科大学、广东医学院临床专业学生展开调查，以问卷调查的形式从临床医学生的视角对医学院校卫生法学教育的认识、卫生法学教育目标的认知、教学满意度以及教学改革的方式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在课程设置方面，医学生对卫生法学课程设置的满意度仅有34.7%，不满意的占20.7%，一般的占19.3%。有25.3%的医学生不知道学校已经开设了卫生法学的课程。在教学方式的调查中，教学仍然以课堂讲授的灌输式教学为主（占67.1%）。在最有效的教学方式调查中，学生最希望的教学方式是与医学实践相结合（占87. 3%）。

从调查数据可知，大多数的医学院校对医学生的法制教育是远远不足够的。首先，医学院校对法学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临床专业的教学主要是围绕医学专业课程展开的，医学生的学习负担重，需要学习的专业内容相当多，很多学校对人文课程的课时做了严格的限制。其次，卫生法学、医疗实践与法律处理等针对医学生的特色法律课程没有纳入医学院校必修课范围。虽然卫生法律法规是职业医师考试的必考科目，但有些医学院校仍然将这些课程定位为选修课，或者受师资力量的影响根本就不开设此类课程，使得医学生在大学阶段没能接受与专业有关的法律教育。最后，卫生法学等相关课程的教学方法和手段生硬，以灌输法律法规为主，不仅使学生失去了学习的兴趣，也使课程的学习脱离实践，没能发挥其效果。

1.3 医学院校法制教育师资队伍构建不力，学生的学习热情不高

目前，我国医学院校法制教育的师资队伍构成相对复杂，主力队伍主要来自于法律、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等专业，还有一些教师来自于医学、管理学专业。卫生法学在我国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大部分的教师自己都没有学习过相关的课程，很多教师是因为教学任务的安排而教授此类课程，只能边教边学，既没有很好的知识体系，更难以将医学法律知识与医学实践结合起来。

调查数据表明，83.5%学生能够认识到卫生法学课程的重要性，但仅有32.5%的学生对卫生法学具有浓厚的学习兴趣。学校的重视程度不够，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不得当，直接影响了学生对卫生法学等相关该课程的兴趣。

2 医学院校法制精神培育的路径探讨

2.1 明确医学院校法制教育的目标

教会大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方法，树立终身法律教育的思想，树立法律知识与医疗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对医学院校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做出长远规划。

树立终身法制教育的思想。法制教育是国家对公民实施一定的民主法制观念和法律知识的传授，使全体公民具有依法行使民利、履行义务和依法管理各项工作的素质的教育。[4]由于医务人员专业的特殊性，法律精神的培育应该是长期的，终身的。法律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对医学法律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培养医学生的法律精神时，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教会他们学习法律的能力，适应社会的不断变化。在近几年医患矛盾突出，医患纠纷频发的阶段，总能听到、看到很多医生为了自保进行“防御性医疗”，特别是遇到新的情况不愿意进行新的探索和尝试，这大大阻碍了医学的发展，医患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加剧。如何正确地运用法律，既能适应社会新形势，又能很好地为患者服务，是新时代对医务人员提出的要求。

树立法律知识与医疗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法制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医学生们在走上工作岗位后能够将法律运用在医疗实践中。卫生法学、医疗实践与法律处理等相关课程与医疗实践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内容包括：医疗卫生资源管理法律制度、公共卫生法律制度、医疗产品法律制度、健康相关产品法律制度、医患关系法律制度、医疗保障法律制度、传统医学法律制度、医学科学新技术相关法律制度等等。在确立教学目标时，应将法律知识的教学融合在医疗实践中。这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又能让学生直接形象地体会法律在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使其在今后的医疗过程中自觉地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用法律来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2.2 加强医学院校法制课程建设

2.2.1 医学人文课程的整体建构

医学人文教育，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培养医学生人文素质的教育。作为最早提出人道主义思想的医学，具备强烈的人文属性，无论是古代“师带徒”教育模式，还是现今以学科为基础或以器官系统为基础的教育模式，医学人文教育从医学诞生的那天起无处不在闪耀着教育的光芒。医学人文教育不仅培养医学生具备宽厚的人文知识底蕴，高尚的道德情操及社会责任感、正义感，同时能够积极正确应对科学与人文相互结合渗透、交叉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其核心是“人性教育”与“仁术教育”的统一；其路径是通过改善医学活动主体（医学生）的精神与实践能力，进而为客体（人类）服务，改善和维护人类个体和群体健康状况。[5]我国医学院校人文课程主要有：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患沟通、卫生法学、医疗实践与法律处理等课程。而法制教育的相关课程：卫生法学、医疗实践与法律处理无疑是医学人文课程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法制精神培育还需要与其他人文课程的建设紧密联系起来。

2.2.2 法律教育与道德教育的融合

法律和道德作为人类生活中的两大基本社会规范，共同引导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上看，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最低程度的道德。道德的发展状况也制约着立法的发展。法律和道德的互动关系就要求医学院校在人文课程的教育中必须将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结合起来，使学生能够正确认识医疗实践中出现的法律和道德冲突的现象，能够正确处理实践中遇到的法律和道德冲突问题。

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医疗实践中常常会出现道德与法律冲突的情况。例如：在家属拒绝手术的情况下，医生是否能够为了抢救病人而自行施救？未取得医师执照的医学生在紧急情况下是否能够抢救病人？安乐死、器官移植、代孕等等也都会陷入法律和道德冲突的争论中。最理想的教学方式是将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相结合，鼓励教师从道德和法律两个角度分析问题，让学生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另外，担任这两门课程的教师应相互交流，互相配合，力求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上相互融合，加强医学人文课程的整体建构。

2.3 紧密联系医疗实践，营造医学法律氛围

营造良好的法制教育环境是加强法制教育的有效途径。

2.3.1 医学法律实践课程的新尝试

法律本身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法制教育就应注重其实用性。在安排教学内容时，不应该照本宣科，而应按照大学生的具体需要来教学。医学院校学生除了一般大学生应学习和掌握的法律知识以外，还必须了解与医疗卫生实践有关的法律法规，必须正确看待医疗实践中法律与道德的冲突问题，必须懂得如何面对医患矛盾和处理医患纠纷。医疗实践对医学生在法制教育上的要求要远远多于一般的大学生。在课程的设置上，除了设置必修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卫生法学”等课程外，还可以开设一些选修课，如“医疗实践与法律处理”，甚至还可以开设法学辅修课程，让有能力的学生更加全面地学习法律知识。医学法制教育的实践课程可以是立体多维度的。一方面可以开展医学人文系列讲座，将法制教育专题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聘请有关专家对当前社会关心、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讲授，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也让医学生关注社会，真正体会到法律在实践中的运用。另一方面，开设法律实践的第二课堂，锻炼医学生的法律能力。医学院校可以借助附属医院的优势，收集医疗实践中的法律争议，开展诊所式教育，让学生与临床医生面对面，这样既巩固了医学生的卫生法学知识，也让学生对医疗实践可能出现的法律争议有一个心理预期，提高他们运用法律的能力。

2.3.2 医学案例课程的实践性教学改革

案例教学是我国法学教育的新尝试，在医学院校的法律精神培育中同样可以借鉴。目前，灌输式教育——卫生法律法规的直接讲解使医学院校的法制教育显得枯燥无味，又与实践相脱节。法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与实践相结合是难以学好用好法律的。更何况医学生的法律基础薄弱，法律条文的分析和法律逻辑的推理会让医学生们难以理解。探索一条法律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之路刻不容缓。一方面，建立卫生法学实践教学平台，探索“高校——实务部门联合培养”的新模式。医学院校法制精神培育可以依托医学学科的背景优势，与附属医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医疗卫生实务部门加强合作，并与位于医疗机构比较集中的地区的法院合作，将教室搬进法院、搬到医院、搬到人民调解委员会，使实践教学基地真正成为学生的“第二课堂”，并实施高校与实务部门共建实践教学基地。[6]另一方面，以案例为主导，通过案例学习法律知识。在条件允许时，还可以通过设立模拟法庭、模拟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对具体案件进行审判和调解，让学生切身体会医疗纠纷的解决过程。

2.4 健全医学法制教育的管理机制，造就强有力的医学法制教育师资队伍

加强教师对于医学专业、其他人文专业课程的学习，完善知识结构。由于专业所限，很多医学院校卫生法学的教师觉得力不从心。在鼓励卫生法学课程教师不断学习医学知识、其他人文课程知识的同时，也应该引导医学专业教师重视法制教育。在涉及到各个医学学科的学习过程中，临床教学的医生更应提醒医学生重视临床操作规范，遵守相关的卫生法律法规。

聘请临床工作者、法律实践工作者，充实医学法制教育的教师队伍。医学院校法制教育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除了一般的教学以外，还可以聘请在实践部门工作的有关专家采用专题讲座的形式来进行教育。例如：处理医患纠纷的法官、熟悉医患纠纷的律师、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临床医生等等，都是很好的人员。只有将学校和实践部门紧密联系起来，共同努力，才能健全医学院校的法制教育，才能不断提高医学生的法律素养和法制精神。

参考文献：

[1]贺卫方.中国法律教育之路[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2]Nirav D. Shah， The Teaching of Law in Medical Education [J].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of Ethics， 2008，（10）：332-337.

[3]陈耀明.医学生法制教育研究——提高医学生法律意识[D].天津医科大学，2011.

[4]韩世强.当代大学生法制教育实现机制的体系化构建明[J].宁波经济，2007，（3）.

[5]孙鹏.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体系构建研究[D].第三军医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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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敦煌艺术中国绘画精神特质交流融合创造性写意意境

《后汉书》卷113《郡国志五敦煌条》称敦煌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敦煌的产生和繁盛，源自于中西方贸易的兴起，敦煌艺术的瑰丽奇绝来自于东西文化艺术的交融和演化。而起到重要作用的便是绵延千年往来不绝的大漠驼队所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早在西汉之前，中亚、西亚及到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商贸往来就已经长盛不衰。由于帕米尔高原阻隔，匈奴等少数民族政权的连年征战和u扰，使得中、西亚，地中海沿岸的经贸往来无法延伸至东亚和中原。汉武帝为平定匈奴欲西联因匈奴侵扰的西域政权大月氏，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虽然历经十多年千辛万苦，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的目的失败，然而却意外开辟了中原地区和西域、中亚的沟通往来的通道，自此开始了千年之久的陆上丝绸之路的络绎往来。将东亚与中西亚、南亚次大陆、地中海沿岸和北非、欧洲联为一体，形成了古代的经济、贸易、经济带，为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和推动作用。丝绸之路东起长安，向西经兰州、河西走廊、敦煌、阳关分三路向西延伸，北路经天山北麓过碎叶穿俄罗斯至黑海到达土耳其，称草原丝绸之路：中路经天山南麓过龟兹至撒马尔罕到中亚；南路经昆仑山北麓至中亚，到达两河流域及叙利亚、埃及、希腊等地中海沿岸国家：另一路向南经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至印度，沟通南亚次大陆。同时丝绸之路一路向东经洛阳到朝鲜半岛入海至日本：向西南经青海、四川至大理到达东南亚国家。由于丝绸之路的多向发展，延伸，将古代世界连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从地理位置上看，敦煌得天独厚的咽喉要道，无疑成为东来西往，南来北去的必经之地，成为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之地，因此称为“华戎交汇之都会”一点都不为过也。虽然在贸易往来，文化交流中来看，敦煌不是目的地，但是身处四方八面的汇集和发散之地，敦煌自西汉以来到唐，五代一直都是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是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经济文化重地。由于频繁的经济文化的交流，敦煌在当时也是经历来自世界各地，各民族文化、习俗、观念、艺术的影响和嬗变最为广泛和深刻的地域之一。国学大师季羡林在《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9月4日第七版）中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从这个角度来看，敦煌文化、艺术的形成和发展就是文化交汇融合的结果。相较于新疆地区的广阔而分散，敦煌作为一个弹丸之地却集中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至少是最重要的四个文化体系的千年的影响，其深刻性是不言而喻的。

一、敦煌艺术的精神特质

（一）交融性是敦煌艺术重要的特征之

敦煌艺术的主要载体是来自印度的佛教艺术，其源头便是外来文化。而印度佛教艺术的传入是伴随着最早的丝绸之路的形成而传播到敦煌地区。据考证佛教在向中原地区的传播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是经阿富汗、新疆至敦煌，称“北传佛教”；另一路则是通过尼泊尔、传入敦煌地区，称为“南传佛教”。在佛教离开印度一路向东向北的传播过程中，就已经开始了其适应、融汇和转化的过程。和任何新生事物的发生、发展规律一样，佛教在东渐的伊始，便是以其本土化原始面貌出现在新的土地。由于古代文化教育的薄弱，佛教在传播过程中首先要面临的是广大而又蒙昧的下层百姓，而广博深奥的佛教哲学思想要想通过文字交流去达成传播几乎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在佛教的早期传播过程中，更多利用绘画和雕塑等形式来将深奥的佛教教义及佛教故事及西方极乐世界的美好景象以直观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吸引更多的下层民众皈依佛教，敦煌艺术由此发端。而随着传教而来的画工、塑匠也更多来自佛教地区或者西域诸国，他们先入为主带来了本土的原始的佛教绘画、雕塑样式和技法。他们在早期的壁画和雕塑中明显的带有印度和西域少数民族的性格特征。以敦煌绘画中的经典形象“飞天”为例，在北魏时期，印度佛教形象特征极为明显，如257窟、254窟及428窟等，佛传故事中的天人、天女形象。其造型特点多以V形为主，动作僵直，体格魁伟健硕，身体短粗丰满，以男性特征为主。在用线设色上采用屈铁盘线和典型西域、印度风格的“凹凸晕染法”，立体感强，结构表现，风格粗犷。是鲜明的西域及印度风格的传承特点。

实际上，印度佛教艺术在向东传播的过程中，伴随始终的特点就是不断的本土化的过程。在其进入阿富汗和中国新疆地区时，这种本土化的变化在巴米扬石窟和克孜尔石窟及龟兹石窟艺术都有体现。而进入敦煌地区之后，这种本土化进程则变得更为明显和迅猛，在画风上吸收印度犍陀罗、中亚、西域风格之外，中国本土化形象元素如：道教内容东王公，西王母，人文始祖伏羲，女娲及传统的青龙、白虎等瑞兽形象也开始出现在敦煌壁画中，是佛教与中国传统的玄、道思想融合并产生的新的艺术形式。从北魏以后，敦煌艺术的发展趋势更是向着中原文化思想贴近，绘画风格逐渐呈现文静、娴雅、含蓄、内敛、雍容大度。在洞窟形制、人物形象、服装配饰、用线设色方面中原化影响日趋鲜明，形成了独特的既有别于印度，西域亦不同于中原的敦煌风格的艺术特色。这种趋势和演变经隋至唐达到顶峰，日臻完善，自成一体。从国家发展来看，隋唐是中国历史上经历了长期分裂战乱后走向统一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时期，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经济文化中心，在这样一个盛世辉煌的时代，华夏民族的自豪、自信、博大的胸怀与开放的态度是空前的，这种情绪必然在文化艺术中体现出来。隋唐时期的敦煌艺术虽然以佛教载体为主，但是在艺术的各个方面如形式、形象、思想、造型、色彩等各个方面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中原文化的烙印更加深刻，儒、释、道思想，元素在绘画雕塑中体现更为明确，礼佛气氛进一步减弱，世俗化特征更为强化。佛陀、菩萨形象完成了中性化向女性化的过渡。女性化的形象更符合中原文化追求的含蓄内敛、温文尔雅的民族气质。人物造型以肥为美，凸显雍容华贵的气象；供养人造像在世俗生活场景，巡游、宴饮、歌舞、狩猎、耕种等内容更为丰富，中原流行服饰，妆容，各民族典型舞蹈、乐器更是在壁画中大行其道。在审美意趣上呈现出大气磅礴与华贵雍容，一派盛世气象，达到敦煌艺术的顶点。

吐蕃在历史上曾短期统治过敦煌地区，而同样作为佛教地区，吐蕃藏传佛教佛画与敦煌的交融影响也是密不可分。在敦煌石窟中来自卫藏――波罗风格的壁画也有不少留存，如：465窟，将藏传密宗风格绘画样式传入敦煌艺术，中唐时期，吸收和接纳了藏传绘画艺术。

（二）敦煌艺术的根本在于开放性、接纳性、兼容并蓄

作为敦煌艺术的起源地，敦煌并没有原发性的文化艺术。它的源起根本在于外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根本原因在于其地理位置的独特性。由于地处丝绸之路，交流，中转的结点，它的枢纽地位决定了敦煌必须是个开放和接纳的地域。来自世界各地，各种少数民族的文化、观念、艺术形式必然在这里汇合，交流激荡，融合派生。如果离开了开放和接纳的精神本质，敦煌艺术的形成和发展将无从谈起。敦煌艺术的原发性载体一一佛教，本身就是外来文化。而佛教在到达敦煌之前就已经在传播的途中经历了不同地域，文化的洗礼，和本源性的佛教艺术发生了很多变化，这种变化在于本土佛教艺术在形成中就已经接纳了来自地中海地区，古希腊、罗马的艺术形式，形成了犍陀罗佛教艺术，如：带有翅膀的天人形象的出现。在传播中经过中亚、西亚地区又融入了两河流域，巴比伦、波斯艺术风格的浸染。佛教在一路到达敦煌的过程中，就在展现着文化形态的接纳性和演变性。作为敦煌地区的外来文化形态，佛教在扎根伊始就在敦煌继续着文化的开放性和接纳性嬗变。由于敦煌在丝绸之路的枢纽地位，在这里来自四面八方，世界各地的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和广泛。在千年的敦煌发展历史进程中，来自中亚、西亚、印度以及回鹘、吐蕃、西夏、汉等不同文明、民族的艺术观念在这里风云变幻，而敦煌艺术也在这里从无到有，以开放的心胸接受着各种文化、艺术的影响和雕刻而逐渐形成了瑰丽壮阔的面貌。

敦煌的开放性和接纳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显现不同的面貌，而这种面貌的形成与经济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实际上体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自从南北朝开始，敦煌艺术就开始了脱离西域文化、印度文化的影响而向中原本土化的演进。而这个时期也正是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经济大发展，逐渐强盛的过程。经济的蓬勃发展也影响到敦煌艺术的发展方向更趋走向中原文化特征。这种改变至隋唐达到顶峰。由此来看，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正是开放的心态，接纳的胸怀成就了敦煌艺术的伟大。

（三）敦煌艺术的立足之本是创造性

没有创造性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敦煌艺术之所以伟大，在于其不仅兼容并蓄、开放接纳，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的整合、派生和创造。敦煌艺术的形成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简单的照搬和排列组合，而是在千年的传承和融合中凝结着无数的画师工匠的心血智慧的创造。敦煌的佛教艺术形象，来自印度、中西亚，但是又不完全相同于中亚、西亚。在发展中受到不同地域、不同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影响，而又异于这些影响本源。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敦煌艺术中的佛陀、菩萨都脱胎于某种风格和样式，但又不同于这些风格样式，是敦煌艺术中所独有的，而这种样式的出现正是体现了敦煌艺术的创造性精神。以典型形象“飞天”为例，敦煌艺术中的飞天脱胎于印度佛教中的天人，但是成熟样式的飞天完全不同于其本源，形象不再壮硕丰腴，失去了希腊文化影响下的翅膀，取而代之的是迎风飞舞的彩带，形象完全女性化，身姿婀娜，体态妖娆，姿态扭转，袅娜轻盈，幻化为漫天飞舞的精灵，而这种艺术形象是绝无仅有的，是敦煌的标志性形象。再如：反弹琵琶，三段式S形扭动的身姿，曼妙轻盈，舞姿灵动，神采飞扬，舞蹈动作来自西域胡旋舞，然而又不尽相同，观之如若身临其境，耳畔似有仙乐萦绕，舞者温热气息扑面而来艺术形象十分感人。这些经典艺术形象都是在不同文化、艺术的交融下创造性的体现。既有西方的热烈奔放又有东方文化的含蓄内敛，是千年创造性的结晶，也是敦煌艺术留给世界的珍宝。

（四）敦煌艺术的独特性

敦煌艺术脱胎于佛教，经受了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域，民族文化的影响和雕琢，然而它又是相对独立性的。它的形成是特定历史，地域，文化、经济共同作用的产物，因而是唯一性，独特性的。从敦煌的艺术成就来看，从其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和样貌的演变来看，它既传承着母体文化的影响又或多或少的区别于它所继承的任何一种样式。从大的文化概念来说，敦煌艺术隶属于中华文化，但是从艺术特征来看，敦煌又区别于其第一文化母体一一中原文化。如果说印度佛教是敦煌艺术的文化载体，是形式的话，那么中原文化则是其精神内涵之一。从敦煌文化产生开始，敦煌艺术便经历着漫长的本土化演变，这种本土化便是中原文化的体现。由于经济的发展，文化发达，中原文化随着丝绸之路向世界各地输送，儒、道思想、魏晋士人文化、玄学、世俗化对于敦煌艺术的发展走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种影响在隋唐时期更为显著和深刻并达到顶峰。在绘画形式上、手法上、内容上，来自中原的影响明显而深刻。先进的中原绘画风格、技法、绘画理论影响着敦煌艺术。“吴带当风”、“曹家样”、“张家样”、“周家样”等绘画形式作为一种潮流左右着敦煌艺术的发展。宫廷生活、流行时尚、宴饮娱乐、世俗生活、服饰妆容、歌舞弹唱等现实生活内容登堂入室，大量进入佛国壁画，阐释着中原民族对于极乐世界的理解，佛教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中原民族的民族心理和需要悄然发生着某种改变。这种影响使得敦煌文化的外在d体佛教本身已经在经历着本土化的改变，由显宗向着更符合中华文化精神内涵的禅宗改变。那么敦煌作为佛教艺术形式其深层的文化基因也在悄然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佛教在人们心中已不再是来自遥远西方的陌生的面孔，而是转变为和儒家，道教一样的文化因素根植于中原文化土壤之中。中原文化成为“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文化传承形式。就在佛教与敦煌艺术都在完成本土化转变的过程，敦煌作为一个地域和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所在，在发展始终都将受到来自多个方向的影响而不可能纯粹地，一边倒的倾向于中原文化。在中原文化影响最为强盛的唐代，敦煌艺术的形式和样貌也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而和这一时期的中原佛教艺术如：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艺术形象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尤其是像飞天、乐舞、反弹琵琶等艺术形象，在敦煌是绝无仅有而具有唯一性和独特性。敦煌艺术的独特性在于它是多方面角力的结果，它既受到中原文化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也保持着来自西域和印度等其他文化艺术的联系，因而它最终形成了一种并不完全等同于中原佛教或者其他文化意识形态下的艺术形式，这就是敦煌艺术的魅力所在。

（五）敦煌艺术的人文主义情怀

敦煌艺术虽然是以宗教形式为载体，无论绘画还是雕塑都是以佛教内容宣扬来世观念、西方净土极乐世界、因果轮回等虚无主义的观念，然而敦煌艺术在千年发展中却潜移默化的将这样虚无而又冰冷的宗教教义通过艺术形式转化为一幅幅，一尊尊透发着浓郁生活气息的经典艺术形象。在其演变过程中，宗教内容的世俗化则是最为显著的趋势。首先，一尊尊佛陀造像从僵化呆板的规范中解脱出来，在体态、容貌、性格、神态上悄然发生着改变，姿态静中有动，面貌祥和，若有所思，面露顿悟之后的“千年微笑”，如：北魏259窟坐佛；有的眉清目秀，神情活泼似邻家少年，有的冥思苦想，若有所悟，有的怒目呵斥，有的笑容可掬，似乎被赋予生命，呼之即起。恰似现实生活中活生生有血有肉之真人。壁画中飞天，舞伎、身姿灵动，翩跹妖娆，引人入胜，拉近了民众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使之有亲近之感。其次，在绘画题材上，从佛本生，佛传故事画向更世俗化的供养人，游猎宴饮，渔樵耕读等内容转化。尤其是供养人壁画，越来越占据主要地位。将一个个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存在的人物以现实生活的样貌呈现在壁画中，更增添了敦煌艺术的现实主义人文气息，如：张骞出使西域，张仪潮出行图等历史题材。而这种鲜活的艺术形象正是敦煌艺术强大的生命活力所在，同时敦煌艺术在表现人们对西方极乐世界对于天国和来世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的景象，在现实基础上进行了自由的畅想，仙乐袅袅，飞天彩衣飞扬、漫天飞舞、笙歌旋舞、霓裳妙香、碧池金莲、祥光瑞气、万方和顺，敦煌洞窟俨然幻化为心目中完美无缺的理想之国。敦煌艺术既立足于现实，又彰显理想，是高度精神化的艺术世界。剥离痛苦，摈弃丑恶，用美好引领，用善良提纯，为现实注入积极向上、乐观进取的浪漫主义的情调和精神力量，为生活于无边苦难中的人们在精神上点亮一盏明灯。明灯千年不熄，心中希望不灭，内在精神支柱不倒。

（六）静谧性是敦煌精神的外在气象

祥和之光永在，辉煌岁月悠悠。文化多元并存，价值多维取向。千年洞窟中，宁静祥和、歌舞升平的祥瑞平和、万方化境的精神意象穿梭时光、依然引领着人们的精神，净化着人们的心灵，是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主题。

二、中国绘画的精神特质

中国绘画艺术的源起，一样都是发端于原始人类的劳动与生活。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石器时代的彩陶纹和岩画。原始先民在艰难的生存过程中，通过制造工具技艺的发展，发现并萌发了初步的审美观念和法则。至商周奴隶制时期，艺术发展已具有为礼教服务功能，在青铜器、玉石雕刻、木雕及彩漆方面艺术成就卓然，中国传统的工艺图形已初步成型。秦汉封建社会时期，国家从分裂走向统一，经过一系列重大社会改革，经济、文化得到大发展，绘画艺术进一步发展。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民族融合，密切了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意识形态上，儒、道思想盛行，促进了艺术大发展。宣扬一统功业，显示王权威严的政治服务功能，强化了艺术的教化功能。佛教艺术传入中国并伴随着中国艺术的发展而开始了本土化进程，与敦煌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一脉相传。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中国艺术的发展与世界文化艺术的交流融合更加密切，至唐代达到顶峰。相较于敦煌艺术，中国绘画在这一时期作为中原文化的一部分，在意识形态方面主要由道、儒、释三教合一的形态来促进和体现艺术的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原汉文化的特征，并通过丝绸之路的交往和融合影响着敦煌艺术的发展。

宋元之后，陆上丝绸之路由于战乱与分裂的影响而逐渐式微。以敦煌为代表的佛教壁画艺术走向没落而中国绘画艺术则延续着发展趋势而更加走向成熟和辉煌。因此在五代、两宋之始，中国艺术的发展出现了两种重要的推动力量，即：皇室贵族对于绘画艺术的喜爱和需求；文人士大夫在书画方面对于自我修养及情怀宣泄的需要。中国绘画出现两种趋势：以为皇权贵族喜好服务的“院体画”的盛行和文人士大夫强调文化修养，追求个性表现的“文人画”的兴起。从艺术发展的脉络来看，“院体画”的兴起实际上是隋唐以来中国绘画的延续，也是敦煌艺术在走向没落之后的绘画艺术在逐渐脱离了佛教载体之后的官方统治阶级意志及审美趣味在绘画题材与形式、技法的转型与体现。“院体画’，在种类上涵盖了山水、人物、佛道、界画、花鸟、畜兽、风俗画等所有画科。在表现手法上，以写实风格为主，用笔工细，设色富丽、构图严谨，细腻明丽。以五代宫廷画家黄荃的绘画风格“黄家富贵”为标准，传承发展。至北宋经宋徽宗赵佶，崔白等人发展到完善成熟。“院体画”的发展最终形成现在的工笔绘画一派。另一方面在与“院体画”发展同步，在北宋时期，在文人士大夫中间出现了以绘画为载体，抒情寄兴、状物言志，不拘泥于形似，追求体现个人文化修养与风雅生活志趣的绘画风格，与宫廷风格的“院体画”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绘画在形式上以两种不同的样式与观念并驾齐驱，促进发展。文人画的出现使中国绘画在观念与技法方面走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与高度。从意识形态来看文人画的出现也是儒释道三种哲学思想在唐以后进一步融合，嬗变成为中华文化的基因的结果。作为文人画的主体，文人士大夫既是儒家思想学说的代表，也是禅宗佛学的拥趸。以佛教中原本土化为基本特征的宋代禅宗佛学的兴盛，禅学思想在文化艺术领域中盛行，以体现文人的洒脱与修养。道教、玄学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自始至终伴随和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而文人画在审美意趣的追求，不求形似，崇尚神韵，不求修饰，崇尚天真“天人合一”思想，借物喻志、寄情抒性等思想体系的形成正是多元思想交融贯通的结果。

（一）意精神

中国绘画自两宋后，发展轨迹以借物抒情，状物言志为核心，通过对象的神韵表达来表现主观的情志。其核心既是“写意”，是中国绘画发展达到的新的哲学高度。所谓“写意”包涵两个方面的要旨，其一即“写”，“写”似是技法方面的表达，从表象来看是指以书法形式来表现绘画对象，以情绪性的笔法力度来传达寄托于对象的个人性情与意趣。体现以线造型，笔墨传情的审美价值。同时“写”也寓示着中国绘画对于抽象形式在具象表达方面的探索与追求。在具象形态中，绘画主体以独特的“写”的精神思想在高度概括、提炼和升华着客观物象，使主客观在精神层面高度统一，传达“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的人文思想。“意”是指思想或精神，是中国绘画的表达主旨，是区别于“形”的存在。“意”一方面指客观物象外在形态的高度概括，同时又是寓含于客观物体之内的内在人文思想，或者是绘画主体对于客观事物的独特的感受感悟，是寓情于物，状物言志的认识和思考，是中国绘画，文化传统的独特思想精神。如：中国绘画题材中的“四君子”，“岁寒三友”等，都是将客观事物人格化之后对于中国传统文人气节的表达。

（二）意象造型

在中国传统绘画尤其是“文人画”中，从来不以形似为目标，崇尚“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绘画所表达的形象是在“师造化”之后“得心源”的意象。而这种意象造型既不是类似于西方绘画抽象的表达，也不完全等同于写实的表现。中国绘画中的意象是在客观感受的基础上经过提炼概括，夸张变形，赋予主观精神因素的程式化的艺术形象。是在主观精神指导下，对于外在的形象的再创造，是寓情于物，状物言志的形式表达。实际上中国绘画的精神在此所显露出来不再是表现所表现之物，而是艺术家内心情感和志趣情操的写照，是艺术的更高层次的表达。如：明山人笔下的花鸟，传达的其实是画家孤寂、苦闷的心境。

（三）色彩与笔墨

中国绘画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南齐理论家谢赫在《画品》中总结了“六法论”，其中“骨法用笔”“随类赋彩’，是重要原则之一。笔墨即是“骨法用笔”的表现形式。中国绘画中的笔墨追求类似于西洋绘画中的“笔触”，笔墨就是用书法一样的笔法，力道，在画面上留下的痕迹。而这种痕迹或以墨色的变化形成干湿、枯润、燥渴，飞白等艺术效果，或以线、面形式支撑着画面的骨架和筋络，形成虚实、远近、轻重、厚薄、刚柔、动静的变化，强化艺术感染力，更完美，充分表达画家的胸中意象。同时笔墨作为绘画的构成元素，作为一种抽象因素也在强化着画面的艺术趣味和表达着艺术家的情感。“随类赋彩”是指以一种概括的概念的象征意味的色彩形式来表现意象中的客观物象。中国绘画在唐代之前对于色彩的运用与表现已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准，尤其在敦煌壁画及寺庙道观的宗教绘画中色彩更是富丽堂皇。明代画家文征明在《衡山论画山水》中说：“吾闻上古之画，全尚设色，墨法次之，故多用青绿；中古时变浅绛，水墨染出。故上古之画尽于神，中古之画入于逸，均之各有至理，未可优劣论也。”由此来看，在唐代之前，中国绘画的色彩运用达到高峰，也是青绿山水、金碧山水发展的顶峰时期。唐之后，宋元明清时期，则中国绘画逐渐走向墨色取代色彩，绘画逐步以素雅为主，甚至于随类赋彩也变得可有可无，这种变化实际上正是伴随着文人画的兴起与发展而产生并扩散。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绘画的主导思想在发生着变化，审美价值及趣味也发生了变化。由于文人画更注重主观精神及情志的表达，因此对于表现对象的客观因素置于次要地位。意象造型追求“逸笔草草，不求形似，所写胸中逸气”。而文人画对色彩的舍弃从意识形态，哲学因素来看，则是受到道家老庄思想与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的体现，老庄哲学中“虚无”主义思想，清静无为思想，均以朴素为本，以玄妙为宗，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宣扬少即是多、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等哲学思想。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等思想，与文人画主张的表现主观意趣等审美价值相吻合，因而在绘画中赋予色彩这样的客观性因素则越来越弱化，代之以墨分五色，水墨为主的绘画风格。同时佛教禅宗学说主张的“寂灭”与“清净”与老庄哲学如出一辙，追求禅定，净化心灵以达到“净界”。在“净”与“静”的虚无中蕴含“万有”，也是中国绘画的哲学指导思想，儒家的伦理道德、崇尚修身，完善人格，寓情于物，借物明志等思想也使得在绘画中注重内在精神而忽视色彩，以素为雅的审美取向。这些思想观念综合一体，构成了中国文人画的审美价值体系。以朴素为上，素净为贵的审美观念和艺术境界就成了中国画最为理想的表现方法。

（四）意境

中西方绘画的发展和方向形成了两个不同体系。西方绘画基本上沿着理性、严谨、科学、客观性的脉络传承发展，而中国绘画则是沿着感性、浪漫、抒情、主观性的方向沿袭承续。这也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道德，伦理、气节等的高度推崇有密切关系，这一切被称之为“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而西方文化推崇的科学、严谨被中国传统文人长期视为“奇技巧”与“道”的宏观的，“玄之又玄”的哲学思想相比，不足挂齿。早在南北朝时期，南齐谢赫六法论中开篇就提出中国绘画首要因素即是“气韵生动”。指出对于绘画所表达的物象内在精神的表现和画面透发的的生动而深远的氛围是艺术表现的最高理想。因此，中国绘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对于意象、意境的追求成了审美表达的灵魂所在。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中国古人将绘画分为四个品质：能品，妙品，神品，逸品。能品即：客观，准确而又生动的表现物象；妙品即：得心应手，笔墨精妙，信手拈来之作；神品即：形似之余对于精神气质的刻画达到相当的高度；逸品即：绘画达到“无法之法”，随心所欲而“妙手偶得”，在不经意中对于物象的精神内涵刻画到极致。而此四品中能品下之，逸品最高。可见中国古人在绘画方面的追求不是客观的准确表现，而是对物象的主观性创造的升华。者中间对于“意境”追求是不变的主题。所谓“意境”，首要因素是“意”，即心中的物象，是主观因素极强，被赋予了人格理想的再创造的，完全有别于客观的物象；其次是“境”，是画家胸中之“意”或者“意象’’在画面中组合，生发出来的全新的“境”是言外之意，是只可领悟，不可言说之美。正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境”。“意境”的追求将中国绘画推向了更为广阔和自由的创造空间。弱化了客观的制约，艺术家更能在作品中直抒胸臆，天马行空，创造出更多美轮美奂的传世之作。西方绘画发展到印象主义，对于科学，客观，理性的追求达到了极致。莫奈对于鲁昂大教堂的表现对于客观光色表现的水平已达到无以复加的高度。而绘画反而因此高度而受到制约。后印象主义及之后的各种现代派绘画风格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涌现，完成了华丽的转身，放弃了对客观真实的表现，开始探索对于主观、情绪、情感、认识和观念的主观表达。这种变化实际上和受到来自东方文化绘画的影响是不无关系的。早在印象主义时期，其代表人物莫奈就已经开始关注和学习中国绘画和日本浮世绘的艺术元素，诸如线条、色彩等；随后的野兽派马蒂斯、立体主义毕加索在画面中借鉴和学习东方绘画观念的因素就更广泛。中国绘画发展到“文人画”，由于创作主体“文人士大夫”对于理想、修养、气节等精神因素的表达更为注重，因此对于绘画作品“意境”的追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明代徐青藤的“笔底明珠”、山人的“残荷冷禽”还是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的“石劲竹”都是通过意象表达着画家的精神世界。在这种意境中读者领悟到的不再是一石一鸟，一竹一松，而是绝世独立的高傲，冷寂的画家的精神操守。从绘画的本质上来说，这种表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境界。

三、中国当代绘画的精神特质

明清两代，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逐步落后于西方工业文明。陆上丝绸之路趋于没落，敦煌艺术停滞。由于闭关锁国，经济文化交流几乎消亡。清朝中晚期，西方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国门，而中国人民才猛然醒悟辉煌不再，民族自豪与骄傲遭到沉重打击。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强迫下重新开展。中国近代绘画的发端也始于清末民初。从西方传教士中的画家郎世宁到留法留日的李叔同，徐悲鸿等人，中国绘画也开始接纳西方文化艺术观念。西洋绘画传入中国，中国绘画在东，西两大体系的融合与交流中发展健全起来。如今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科技信息日新月异，交流变得如此频繁与方便快捷。中国绘画也飞速走向多元化。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在激烈的碰撞融合。中国绘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中国当代绘画在经历了百年的发展，从传承到接纳，从学习到发展，从放弃到回归，经历了几多波折与混乱。如今多元化发展深入人心，而对于传统的理解和思考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对于中国传统民族精神的探索与表现越发引起了艺术家们的持续关注。在中国画方面面临着继承融合与发扬的考验，而西洋绘画方面“民族化”问题持续热化。有许多的艺术大家在致力于西方画种的“民族化”探索，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在提出的“一带一路”经济文化发展战略下，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的艺术，必然要肩负历史使命，完成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于曾经中西文化交流见证的敦煌艺术的研究与再探索，再发展是新时期的历史必然。

篇6

[关键词]精神病人；医疗；程序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1-095-01

一、新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前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方面立法的不足

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第一款关于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简单、笼统，没有明确具体的适用程序，导致实践中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状况的混乱。

1.实践中，对经鉴定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司法机关大多采取了中止案件审理，将精神病人交给其家属或者监护人看管的做法，但其中部分精神人的家属或者监护人由于各种原因，无力或不愿意履行监管与医疗义务，导致大量精神病人被放任不管，精神疾病得不到及时治疗，继续对社会的安全与秩序产生威胁，有的为了防止精神病人继续危害社会，家属或监护人将其长期非法拘禁甚至杀害。

2.根据《人民警察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的精神病人，可以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需要送往指定的单位、场所加以监护的，应当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批准，并及时通知其监护人。公安机关可以自行启动并决定对精神病人的强制约束措施，缺乏其他机关参与及监督，在现实中也多次发生过上访、群众“被精神病”的情况，严重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

3.在一些刑事案件中，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为异常，公安、检察机关也可能基于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和各种社会压力等原因，不启动鉴定程序，造成“被不精神病”，并最终对本应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其进行刑事刑罚。

二、新刑事诉讼法在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方面立法的进步

刑事诉讼程序的宗旨是打击犯罪、保护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故对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必须通过法定程序对其施以相应的限制与帮助。同时，由于强制医疗措施涉及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剥夺和限制，根据我国《立法法》第八条的规定，这样的限制只能由法律来规定。新刑事诉讼法建立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通过严格的审判程序来决定当事人是否需要强制医疗，并赋予被强制者及其近亲属以相应的救济措施，让国家和政府在有效预防社会危害、为精神病人提供有效治疗、尊重和保护人权等方面承担更多责任，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实现了一大进步。

1.诉讼式适用程序。新刑事诉讼法中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被赋予了普通诉讼程序的形态，并贯彻了司法最终裁判原则。这和普通诉讼程序中由侦查机关进行侦查，再由检察机关进行审查向法院提起公诉，最后由法院进行审判的诉讼程序相似。

2.庭审式审理程序。刑事强制医疗的审理程序有如下特点：第一，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强制医疗案件。第二，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享有程序参与权，可以在法庭上为了当事人合法权益发表意见。

3.充分的权利保障。新刑事诉讼法创立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赋予精神病人充分的诉讼权利，以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1）法律援助权。由于强制医疗案件比较复杂，涉及到法律和精神医学两方面的专业知识，并且由于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可能是精神病人，在诉讼中他们更需要法律专业人士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因此，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

（2）程序救济权。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不仅应赋予当事人充分的程序参与权，也应当赋予其程序救济权。如果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认为强制医疗决定不当的，有权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如果精神病人已经恢复正常或者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就失去了强制医疗的必要性，就应当对其解除强制医疗措施，使其恢复人身自由，回归社会。因此，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有权向法院申请解除强制医疗；强制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予以解除。

（3）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这是人民检察院加强法律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措施的监督应当是全面的，既包括对公安机关移送强制医疗是否合法、对法院决定强制医疗是否适当进行监督，还包括强制医疗的执行是否存在违法情形进行监督。

三、关于更好适用新刑事诉讼法中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几点建议

（一）合议庭成员中应有专业医学专家作为陪审员

新刑诉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强制医疗的申请后，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人民法院在审理强制医疗案件时，在合议庭成员中可以吸收具有精神病方面的医学专家作为陪审员参与，因为判断精神病人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是一个较为专业的医学问题，因此在具体审理过程中，合议庭组成人员中应当有精神病方面的医学专家作为陪审员参与，由案件承办法官在法律适用方面负责，由专家陪审员在医学方面做出判断。

（二）应当明确此特别的审限及复议决定作出时限

新的刑事诉讼法在第二百八十七条中规定：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应当在一个月以内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但未明确对于不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情形应在多长时间内作出决定，应进一步明确此类案件的审限。对于该条中所规定的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的，应当明确指出复议期间是否停止一审决定的执行并明确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在多长时间内作出复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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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心脏神经官能症；中医；病机；治疗方法

心脏神经官能症属西医临床常见病症，是由于患者中枢神经功能失调，对植物神经功能造成一定影响，继而引发患者心血管功能紊乱的综合病症，患者临床症状多表现为心悸、胸痛、疲乏等，并伴有头痛、头昏、食欲不振、呕吐等诸多症状。近些年来，对该病症的治疗在临床上经过中医理论的指导，使用中药对该病症进行辨证治疗，取得较好疗效，有效避免了由于采取西药治疗而引发的诸多副作用。本文就以88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中医辨证治疗取得的良好效果总结汇报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2013年6月～2014年6月于我院接受治疗的88例心脏神经官能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排除由于甲亢、心绞痛、心肌炎等病症诱发的器质性患者；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患者各44例，对照组患者男24例，女20例，患者年龄23～54岁，平均年龄37.8±4.2岁；患者病程1～7年，平均病程4.2±1.3年；其中临床症状以心悸为主者30例，以胸部闷痛为主者14例；观察组患者男25例，女19例，患者年龄21～55岁，平均年龄38.2±4.2岁；患者病程1～10年，平均病程5.3±1.5年；对照组病症分型：肝郁气滞型患者13例，心血不足、脾气虚损型患者9例，气滞血瘀型患者10例，痰热内扰型患者7例，阴虚火旺型患者5例；患者均有肢体震颤、多汗、失眠多梦、气短、乏力等临床症状出现。两组患者在各项资料方面比较均无显著差异存在（P>0.05），极具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患者予以谷维素及美托洛尔治疗，口服25mg美托洛尔，每天两次；口服30mg谷维素，每天三次，20天为一个疗程。

观察组予以中医辨证治疗：

1.2.1肝郁气滞型

此类型患者主要临床表现为胸痛、胸闷、心悸、气短、头晕、倦怠、乏力、食欲不振等症状，舌质淡，脉细弦；临床治疗以解郁、安神，疏肝、健脾作为重点；采用逍遥散合归脾汤进行加减治疗。

1.2.2心血不足、脾气虚损型

该类型患者主要表现为心悸、乏力，其临床症状主要包括心悸、腹胀、心慌、失眠、健忘、疲劳乏力、面色枯黄，舌淡、苔薄；对此治疗的原则应着重放在补益气血、健脾养血方面；采用人参归脾汤予以加减治疗。

1.2.3气滞血瘀型

此类型患者主要临床表现为烦躁易怒、坐卧不安、失眠、多梦、胸闷、胸痛、气短，舌质暗并伴有瘢痕，脉弦细，且病症轻、重变化，具有多变性；临床治疗应以活血化瘀、疏肝理气作为重点；建议采用逍遥散合血府逐瘀汤加减治疗。

1.2.4痰热内扰型

此类型患者主要临床表现为胸闷、心悸、心烦易怒、心中烦热，患者呼吸伴有叹息状，有严重的胸痛或者刺痛发生，失眠、多梦、口渴、头晕、耳鸣，舌质呈红色，脉滑数；临床治疗应以宁心、安神，清热化痰作为重点；采用柴胡疏肝散合温胆汤进行加减治疗。

1.2.5阴虚火旺型

此类型患者主要临床表现为耳鸣、头晕、失眠、多梦、烦躁、心悸，男子有遗精表现，而女子则有月经紊乱的表现，患者舌质呈红色，少苔、脉弦细；阴虚火旺型患者症状繁多，多见于更年期妇女；临床治疗以滋阴降火、交通心肾为主；采取交泰丸合天王补心丹予以加减治疗。

上述药方水煎服，每天一剂，持续治疗20天。

1.3临床评价标准[1]

显效：患者临床症状消失，情绪恢复正常，治疗总分值减少在60%以上；有效：患者临床症状得到显著改善，治疗总分值减少在30%～60%；无效：患者临床症状未见改善，治疗总分值减少低于30%。

1.4统计学处理

经由SPSS17.0软件对本次研究所得数据进行处理，以百分率（%）表示计数资料，行x2检验，P

2结果

治疗结束后，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93.2%，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72.7%，两组间数据差异比较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

表1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n（%）]

注：与对照组比较，X2=6.510，*P

3讨论

在中医学中，虽然没有对应心脏神经官能症的病名，但依据其胸痛、心悸以及胸闷等临床特点，可按照“胸痹”、“心痛”、“惊悸”等范畴进行相应诊断以及辨证治疗。依据情志过激因素在该病症的整个发病过程中所占的关键部分来看，可将“奔豚气”、“脏躁”作为诊断与治疗的重点。

就心脏神经官能症的中医病机来看，医家自身都存在着不同看法，有相关研究表明[2]，心脏神经官能症的病因是由于情志刺激，例如在日常生活中的劳心过度、忧思愤怒等等，与心、肝、脾等重要脏器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气滞血瘀、心神不安、肝气郁结为其根本病机。另有研究认为[3]，心脏神经官能症的重要致病原因就是情志失调，致病根本则在于干预，虽心为该病症的病位所在，但与肝之间也存在着密切关系。而其他研究中也有诸多病因总结，例如由于久病劳倦、不节，心火亢盛等造成心火亢于上、肾阴亏于下，心肾不交。

结合各个医家的病机表述，该病症的病机可以将其分为两个方面：内因与外因，也就是正气虚与邪气实；内因多为先天性的禀赋薄弱，主要包括患者生理素质以及心理素质不高，在辛劳过度以及久病失血等情况下，导致发生气血阴阳亏虚；外因则主要在于情志因素的刺激，病位集中在心，且与肝、脾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病机则为情志失调引发肝气郁结、血瘀气滞，使心肝火旺，影响阴阳[4]。

本次研究中，对观察组患者施行中医辨证治疗，治疗后总有效率高达93.2%，明显高于对照组治疗有效率72.7%，组间差异比较显著；表明中医辨证治疗心脏神经官能症效果显著，具有积极的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余竹青.心脏神经官能症中药注射剂的临床观察[J].大家健康（下旬版），2014，8（7）：48-49.

[2]朱洪艳，王德伟，刘金涛等.叶酸配合维生素B12对心脏神经官能症同型半胱氨酸的影响[J].河北中医，2010，32（11）：1746-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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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区中医院 重庆市涪陵区 408000

【摘　要】目的：分析探讨西医常规疗法结合中医情志护理治疗神经衰弱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本院自2014 年1月至2014 年12 月期间所收治的102 例神经衰弱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51 例。对照组给予西医常规治疗，治疗组采用西医常规疗法结合中医情志护理治疗，对比分析两组的治疗效果。结果：治疗组治疗总有效率（94.1％）明显高于对照组（80.4％），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采用西医常规疗法结合中医情志护理治疗神经衰弱，安全性高，治疗效果好，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关键词 西医常规疗法；中医情志护理；神经衰弱

神经衰弱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精神性疾病，常表现为情绪波动大、紧张性头痛、失眠、消化不良等，给患者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带来很大影响。本研究中，我院采用西医常规疗法结合中医情志护理治疗神经衰弱，疗效显著，现报道如下。

1 一般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自2014 年1 月至2014 年12月期间所收治的102 例神经衰弱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经临床诊断及CT 头颅扫描、脑电图检查等所有患者均为确诊为神经衰弱；均符合《实用内科学》有关神经衰弱的诊断标准。排除精神分裂症状及其他神经症患者。将这些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51 例。对照组中，男18 例，女33 例，年龄16-60 岁，平均年龄（43.1±5.7）岁；治疗组中，男19 例，女32 例，年龄18-60 岁，平均年龄（45.1±5.3）岁。对比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等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西医常规治疗：口服艾司唑仑片（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批号：20110826），一次2mg，一天3 次。同时口服谷维素片（山东百维药业有限公司，批号20100901），一次20mg，一天3 次。治疗组在西医常规疗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医情志护理治疗：

（1）调摄精神：护理人员要区别不同情况，做好患者的劝导安慰工作，让病人解除思想负担，节制、避免情绪波动，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以使脏腑气血功能旺盛，早日康复。

（2）谈心释疑：护理人员要主动和患者进行谈心，以了解病人对疾病的认识，患病后的心理状态，生活习惯及兴趣爱好，并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进行针对性的心理护理，以减轻患者紧张、恐惧的心理。

（3）避免刺激：要保持病室环境的整洁、安静、光线充足，使患者心情愉快、身体舒适，从而利于患者健康恢复。

（4）解决困难：要主动关怀、体贴患者，帮助患者解决实际困难，让患者感到亲切温暖，精神愉快，以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此外，还可以通过音乐疗法调节患者五脏的生理功能。

1.3 评价标准

（1）观察指标：以两组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等为观察指标。

（2）疗效判断标准[1]：痊愈：情绪波动大、睡眠障碍等临床症状全部消失；显效：情绪波动大、睡眠障碍等临床症状有很大改善；有效：情绪波动大、睡眠障碍等临床症状有所减少；无效：情绪波动大、睡眠障碍等临床症状没有任何改变。总有效率=（愈合例数+ 显效例数+ 有效例数）／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分析

利用统计学软件spss 16.0 对两组患者的相关数据资料展开分析，计量资料表示为（ ）形式，计数数据对比采用X2 检验法，计量数据对比采用t 检验，若P<0.05 则二者差异显著，对比具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经过治疗， 治疗组痊愈31 例， 显效13 例， 有效4 例， 无效3 例， 总有效率为94.1%； 对照组痊愈22 例， 显效7例，有效12 例，无效10 例，总有效率为80.4%。治疗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 治疗组有2 例发生口干等不良反应，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9%；对照组有4 例发生不同程度的口干、嗜睡、乏力等，不良反应发生率为7.8%。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神经衰弱是由于患者长期处于精神过度紧张、精神负担过重或受到精神创伤，致使大脑功能失调而产生的各种临床症状的一种神经功能性疾病。患者在临床上主要表现为精神易兴奋、易疲劳，情绪不稳定，紧张性疼痛，睡眠障碍以及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等。中医认为，该疾病多由七情内伤，尤其与长期精神抑郁、思虑过度、精神紧张关系最为密切。由于情志内伤，往往导致脏腑气血阴阳失调，从而出现一系列临床症状[2]。

西医常规治疗多采用药物治疗，例如艾司唑仑片等，这些药物具有镇静、催眠等作用，能够有效改善神经衰弱患者的情绪不稳定，失眠等症状。中医将人的情志活动归纳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神经衰弱多由七情内伤引起，因此在常规西药治疗的基础上可以采用中医情志调节的治疗方式。通过解除思想顾虑，避免各种刺激，注意劳逸结合，保持心情平静，不宜大量饮水，不喝浓茶等方式，能够有效解除各种紧张因素对患者的影响，提高患者身心的适应能力。

通过本文研究显示，治疗组治疗总有效率（94.1%）明显高于对照组（80.4%），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说明，采用西医常规疗法结合中医情志护理治疗神经衰弱，安全性高，治疗效果好，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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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疱疹，带状；并发症；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PHN）；穴位疗法；针刺；

【综述】带状疱疹是病毒所致的一种炎症性皮肤病，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神经痛是本病的主要特征。带状疱疹后遗痛（postherpetic neuralgia，PHN）是带状疱疹最常见的并发症，是老年人中最常见引起疼痛的一种疾病。PHN的定义为在带状疱疹的特征性的急性出疹期后疼痛仍存在于受累的神经区域，主要表现为自发痛和痛觉超敏（触诱发痛）。目前常将自疱疹出现持续1个月后疼痛仍持续存在称为PHN。在1个月后疼痛有逐渐消失的趋势，但我科多是超过带状疱疹出现后2-3个月甚至6个月的患者。

【流行病学】 PHN的发病率（疼痛自带状疱疹出现持续1个月以上）在9%到14% 不等。我科对82例带状疱疹患者进行了3个月/5个月和1年的跟踪研究，发现仅3个换者出现了持续的严重的疼痛。尽管PHN的发病率很低，且随着时间可逐渐改善，其发病率和严重性（以时间来衡量）与年龄有直接的关系。在60岁以上大约50%的患者/在70岁以上近乎75%的患者在疱疹出现1个月以上发生PHN。

【病因病机】PHN的病理改变表现为神经元和相应神经纤维炎性浸润/沃勒变性/出血性坏死及神经脱髓鞘改变。尸体解剖发信，其背根神经节呈卫星状态/淋巴细胞浸润和节细胞退行性变/局部软脑膜炎，节段性脊髓炎等。在中枢神经系统也可发生类似变化。PHN患者可表现为特异的脊髓后角萎缩。

（一）触诱发痛 触诱发痛的机制目前存在两种观点。1 感觉传入神经纤维传导阻滞引起神经系统重塑。PHN患者可伴有一级传入感觉神元的坏死，可引起中枢端突触末梢的变性，导致脊髓神经元失去这些突触，形成感觉传入纤维传导阻滞，并使非伤害感受的大神经传入纤维有机会和中枢疼痛传导神经元间形成新的突触，从而导致异常性疼痛。2 感觉传入小纤维（包括伤害感受器）的活性增高/异常放电引起中枢的过度兴奋。当大量的这种神经电冲动传入中枢神经系统，就会造成中枢神经系统敏感化，继而小的/无痛性的机械刺激就可以引起异常疼痛。

（二）自发性疼痛 背跟神经节的一级传入突触受损后，可引起去传入阻滞，使脊髓神经元细胞产生自发性的癫痫样放电，从而引起自发疼痛。主要是其背跟的损伤导致脊髓神经元（尤其是抑制性中间神经元）的坏死，胶质细胞变性，疤痕增生或其他结构和生化改变，造成剩余神经元的敏化现象，出现自发性癫痫样放电，从而产生自发性疼痛。因此自发性疼痛也可能是病毒在背根神经节神经元内复制所引发的异常的神经电冲动造成。

1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82例带状疱疹后遗痛均来自我院疼痛科和针灸科，按顺序随机分为2组，治疗组42例，其中男25例，女17例，最大年龄70岁，最小年龄17岁。对照组40例，其中男26例，女14例，年龄最大67岁，最小16岁，两组病程1～15天，平均为5.5天。两组一般资料经统计学处理，p>.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临床表现：1 急性带状疱疹临床治愈后患区仍存在持续或发作剧烈疼痛，受累的皮肤常出现发红/发紫/或褐色。常有苍白色的瘢痕。有时，病程较长的病例也无瘢痕而有非常严重的疼痛。2 患区常有感觉减退或感觉缺失，而皮肤常有痛觉超敏（触诱发痛），并有痛觉过敏，即对伤害性刺激的疼痛感觉增强。

诊断要点：1 急性带状疱疹临床治愈后疼痛持续超过1个月。2 有明显的神经支配区域感觉/痛觉/触觉异常，局部可有色素改变。3 疼痛的性质为自发性刀割样或闪电样发作，持续烧灼样疼痛/紧束样疼痛。

2 治疗方法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治疗及效果非常复杂和多变，到目前仍然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缓解一些非常顽固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只有采用合理的综合治疗方法，才能有效缓解患者的剧烈疼痛，改善患者生存质量。

浮针取穴：病灶局部的夹脊穴、经穴、阿是穴。方法：每次4-5组穴位，局部皮肤酒精棉球常规消毒，用1.5寸30号毫针快速平刺进针，透过皮肤后将针身平贴皮下顺经进针直至针柄，进针过程中无疼痛，无得气感，完成后接电针治疗仪，频率为100次/分，强度以患者能耐受为度，留针15分钟。穴位注射取穴：夹脊穴、阿是穴。方法：用一次性5ml注射器，局部消毒后每个穴位注射2.5ml消炎镇痛液。以上两种治疗隔天1次，10次为1疗程，疗程间休息1天。

2.1 治疗组：针灸治疗，夹脊穴，加用电针。远道取足三里、合谷，太冲，辅以耳压神门、交感，对应的疼痛部位。隔日1次，15 d为1个疗程，3个疗程后观察疗效。穴位药物注射治疗，根据病情选用夹脊穴，治疗用药为：1%利多卡因2ml+维生素B10.1g+维生素B12 l mg+地塞米松5 mg，每一穴位用药2 mL，隔日1次10天为个疗程。3个疗程后观察疗效。对照组：根据病情选用夹脊穴，阿是穴，药物用1%利多卡因2ml+维生素B10.1g+维生素B12 l mg+地塞米松5 mg，每一穴位用药1 mL，隔日1次10天为个疗程。3个疗程后观察疗效。

3.根据病情程度分为轻度，中度，重度，轻度痊愈时间为（5.5±1.40）d；中度痊愈时间8.84±1.00）d，重度痊愈时间（20.00±2.00）d。轻度者阻滞2-3次，重度者4-5次痊愈。本组病例治疗过程均无局麻药毒性反应及其他并发症。心理干预虽然不能完全代替药物止痛，但可使患者减轻心理负担，正确认识疼痛，通过提高耐痛阈达到减轻痛感的作用。

3.1治疗结果：

针刺疗法结合穴位药物注射疗法痊愈率为90.5%，总有效率为100.0%，疗程最短为2天，有6例，最长为14天，有1例。对照组痊愈率为40.0%，总有效率为90.0%，疗程最短为2天，有1例，最长为17天，有3例，经检验，治疗组痊愈率，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均p

4讨论：

运用针灸疗法结合穴位注射药物疗法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目前是值得肯定的。辅以早期应用抗病毒药物可抑制病毒控制炎症的发展，缩短疗程，降低PHN的发病率。所以促进疱疹吸收，消除疼痛，缩短病程才是治疗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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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发型公益组织；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文化传承；社会再造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9-0071-06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深，国家逐渐放权给市场，在市民精神文化生活领域中逐渐脱离主导地位，这使得市民物质与精神文化需求与现实基础发生脱节，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日益凸显，这一社会背景下，民间组织获得了发展契机，其对市民精神文化建设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其中自发型公益组织的作用尤为突出。由此，笔者以辽宁省T市Y区的传统文化中心为例，从其发展过程、人员构成、组织架构以及运作方式等方面入手，探析自发型公益组织对市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形塑机制与效果。

一、Y区传统文化中心的基本情况

（一）历史沿革与活动内容

Y区的传统文化中心，作为一自发型公益组织，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构建和谐家庭为组织目标，以自愿参与活动，不断完善自己为组织原则。2001年成立之时，组织工作人员仅有3人，参与组织活动的人数也仅有20人，活动基地以社区黑板报为主，活动场所为组织工作人员的日常居住空间。经过多年的发展，现今Y区传统文化活动中心的工作人员增加至6人，形成了较为清晰的组织架构，参与传统文化中心活动的志愿者多达300余人。另在热心企业家的资助下，Y区传统文化中心不但开辟出专门的活动场地，而且场地的占地面积也由原来的70几平方米扩增到近300平方米。

就Y区传统文化中心的活动内容而言，其活动项目主要有大型公益讲座、日常传统文化小讲堂、夏/冬令营、封闭女学班、封闭子学班等，至笔者调查时为止的三年时间内，该活动中心举办了近40场大型公益讲座，且讲座得到了市民的支持，如2012年3月，传统文化中心举办“和谐家庭，幸福人生”的公益讲座，听众达3000余人；于2012年6月举办的传统文化宣讲讲座，其听众多达1500余人，2014年4月举办的名师讲坛的听众人数更是近于4000人。传统文化中心除定期举办大型公益讲座外，也会周期性的开设公益性传统文化课程，如Y区传统文化中心每周都会开设5次公益性传统文化课程，至今共开设小班教学课程600节。

（二）活动成员的组成结构与实践情况

为了解传统文化中心的活动成员的组成结构以及实践情况，笔者在传统文化中心的日常活动成员中随机抽取50人进行了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结果如下：

1.年龄构成。在所抽取的50名受访者中，20岁及以下的共有3人，20至35岁之间的有10人，35至50岁之间共有22人，50岁及以上的受访者共有15人。其中，35至50岁为受访者的集中年龄区间，据数据分析显示，这些人多为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以及个体户，其平均每月到传统文化活动中心5次左右（见表3），且这些人均为传统文化活动中心的主要捐款人；50岁及以上年龄区间的受访者多为退休人员，平均每月到传统文化活动中心15至20次（见表3）。此外，笔者调查时发现，学习传统文化的年轻人的数量有所增加，且多为中学生、大学生以及新婚夫妻，总体来看，传统文化活动中心的人员构成情况逐渐呈现年轻化趋势。

2.婚姻构成。在所抽取的50名受访者中，已婚成员有31人，占受访者总数的62%；未婚人数为9人，占受访者总数的18.0%；离异人数为10人，占受访者总数的20.0%。据了解，近期到传统文化中心的“离异”人数明显增加。

3.受访者参加传统文化中心活动的频次。在所抽取的50名受访者中，有一半的受访者平均每月到活动中心少于5次，但从传统文化中心的活动记录来看，这些学员到中心的频率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且自传统文化中心创办以来，这些学员无一次缺席。

4.传统文化知识学员的收获。为了解传统文化中心的文化活动对受访者的影响，笔者在问卷中设置了“获得传统文化知识”、“充实闲暇时间”、“为解决家庭矛盾提供指南”、“结交更多朋友”等选项对其进行测量，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在以上所列的四个选项中，选择“和谐家庭关系”一项的受访者人数最多，达到37人，占受访者总数的74%，据了解，受访者中多数人都表示家庭存有矛盾，并都期待通过传统文化中心习得化解家庭矛盾的办法。50名受访者中有13人选择“充实闲暇时间”，经了解，这些受访者以老年人为主，他们认为来传统文化中心既充实了闲暇时间，丰富了日常生活，也结交了许多新朋友。

总体来看，在受访者的年龄构成方面，虽然老年人占主体，但日益呈现年轻化趋势；在婚姻构成方面，虽然已婚人员所占比例较大，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离异成员的加入；在参与活动频次方面，受访者中平均每月都会参与传统文化中心的活动；从传统文化中心对受访者的实际效用来看，绝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参与传统文化中心的活动可以习得传统文化知识，这表现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知识的渴求，少数人认为参与传统文化中心的活动可以充实闲暇生活，且主要表现为老年人，这体现出传统文化活动中心具有丰富老年人闲暇生活的功能，大部分人认为参与传统文化中心的活动可以缓解家庭矛盾，获得解决家庭问题的启示，这暗含着当今家庭矛盾问题比较普遍，且家庭成员有化解家庭矛盾的需求，传统文化活动中心在这方面体现出了其存在价值。此外，在访问时，有部分受访者提到通过传统文化中心，他们结交到更多的朋友，这体现出了人们对朋友关系的渴望，而传统文化中心也为人际互动提供了机会。

二、Y区传统文化中心的运作方式

至笔者调查时为止，Y区传统文化中心的组织成员共有六人，其中创办者为一名退休教师，连同两名传统文化中心的主任，三人共同负责传统文化中心的活动组织与流程安排，传统文化中心另设三名管理人员，主要负责日常工作中小课堂的课程安排与学员管理，六人共同组成了传统文化中心的管理层，简单的组织架构使得传统文化中心克里斯玛型权威取代法理型权威占据主导地位，志愿者、课程学员等均是因为赞成负责人的治理想法、感染于负责人的人格魅力才自觉遵守传统文化中心的规章制度，服从负责人的相关安排。

在传统文化中心的组织运作方式方面，既有政府的支持、捐赠者的赞助，也有学员与志愿者的拥护。传统文化活动中心每次举办活动均以政府相关政策要求为依据，在举办大型活动时，传统文化中心的主任也会与政府的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沟通，阐明活动举办的目的及其作用，并邀请政府工作人员参与监督，这使得传统文化活动中心在政治上得到了政府的支持。除了主动获得政府的支持外，传统文化中心也同企业、志愿者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借助《捐赠登记簿》将捐赠者的捐赠资金的使用明细公开，大到租借场地、小到桌椅板凳的花费，Y区的传统文化中心力图做到账目公开与透明，这得到了相关企业、志愿者等的认同与支持，在举办大型文化活动时，一些企业、志愿者会主动的提供资金支持，并参与文化活动。

在实际调查过程中，笔者对Y区传统文化中心举办大型文化讲座的过程作了深入的了解，以2013年“和谐家庭、幸福人生”的文化讲座为例。这场讲座的负责人为传统文化中心的主任，他负责这场文化讲座的整体流程进度，并安排相关工作人员负责、维持活动现场的秩序。在确定举办这一讲座开始，传统文化中心的主任便着手与Y区政府文化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联系，获得政府的支持，经政府与Y区大剧场的沟通，最后Y区传统文化中心将Y区大剧场作为此次文化活动的举办场地。在活动资金方面，传统文化中心在活动举办的前一个月便开始募集资金，据了解，这次举办文化活动的费用多为学员的自愿捐赠，款额100元至1000元不等，此外，部分企业家也为这次活动的资金提供了支持。这次文化活动为期三天，参与文化活动的志愿者与学员来自全国各地，传统文化中心为文化活动的参与学员提供了免费午餐，据传统文化中心主任估计，包括参与学员午餐在内的花费共约6万元。在此次文化活动结束后，活动的负责人将资金使用明细以及剩余资金计入了传统文化中心的公有资金中，并清楚的记载到中心的账簿上。与传统文化中心其他讲座相同，这次讲座也外请老师对文化活动的志愿者进行为期三至七天的培训。

三、Y区传统文化中心在市民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作用

通过问卷调查，笔者了解到传统文化中心在市民精神文化生活中具有充实闲暇生活、丰富传统文化知识、缓解家庭矛盾关系、扩大社会交往等功能（见表4.1-4.4的分析结果），为进一步深入了解传统文化中心对市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形塑机制与作用，笔者通过个案访谈的方法对参与传统文化中心活动的志愿者进行了深入访谈，发现，Y区的传统文化中心对市民精神文化生活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传统文化中心通过传统文化知识的讲授、举办传统文化的相关活动重塑了市民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促进了市民的再社会化，也为市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精神支持。具体表现在：

（一）多些感恩，少些埋怨

通过Y区传统文化中心对传统文化知识的传播，参与文化活动的志愿者与学员了解到关注到生活的美好，开始以积极的态度欣赏、看待周围的人和事。如，

A女士是银州区某社区的工作人员，学习传统文化已有两年的时间，几乎每天都到文化中心学习。其家庭矛盾不仅涉及到夫妻关系，而且也有婆媳问题。“我以前总烦我老公玩麻将，他一玩麻将我就找我婆婆抱怨去，管她要钱，买这买那，我婆婆一说我，我就说‘你咋不管好你儿子呢’，总和他们对着干，总抱怨我这个家。”谈到现在，A女士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学习传统文化之后，回家总让我家人和我一起看，我老公也受不少影响，现在也不抽烟了，不打麻将了，我和我婆婆关系也好了，之前老师带我们读《孝经》，给我们讲孝道，孝道这个问题是孔老夫子那个时代就主张的，学了这么久，我才真正明白，我一直以为我对我自己爸妈挺孝顺，其实我做错了，好在现在孝敬老人也不晚，我要感恩我父母养育我的恩情，婆婆接受我做她家人的恩情。”（A女士，48岁，已婚，育有一子）

B女士现已退休，到传统文化中心学习近一年时间，其性格较为多愁善感，且较为悲观。“我总想什么都往坏了去想，总哭，天天都抱怨，抱怨我老伴儿不好，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反正就没有好地方。上班也是，看同事也不顺眼，看领导也不顺眼，总觉得的活多。”谈及学习一年后的变化，B女士说：“现在我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以前我感个冒，发个烧，都是我那老伴儿伺候我，我不仅不知道感恩，我还总和他吵架，太多事，都是我错了，现在我也退休了，我也没有什么事，就打算要好好在咱这中心好好学习传统文化。我现在看什么都是好的，出个门看到这绿树这阳光我都开心，看着就美。”（B女士，离异，55岁，退休）

从A女士与B女士的个案可以发现，二人在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自身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上都曾表现出不满，在传统文化中心学习、了解传统文化之后A女士了解到孝道的真正含义，改善了与丈夫和婆婆的关系，B女士一改之前悲观、多愁善感的性格，开始以积极乐观的心态的面对人生。

（二）正视自身缺点、和谐家庭关系

部分学员通过对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开始认识、正视自身的不足，已经着手通过改变处事态度、观念等化解家庭矛盾。如，

C女士信仰佛教，是个体经营户，在传统文化中心学习已有一年时间，她平时只要工作不忙，都会到传统文化中心学习，在接触传统文化之前，其性格较为偏向于男性，经常和丈夫吵架，家庭矛盾较为突出，在学习一年传统文化知识后，C女士在性格上有了较大的改变。用C女士自己的话来说，“我以前和俺家那位干架是家常便饭，总看他不顺眼，他干啥我都觉得不对，我就和他吵，我这人还好强，男人性格，俺家那位根本干不过我。现在学了咱老师讲的女德，化性什么的，你看我现在比以前有女人味了吧，谁看了我都说我有女人味了。而且现在我都看我爱人的优点，他在我眼里现在都是优点，缺点都忽略不计了，现在我们俩想干架都干不起来。”（C女士，50岁，已婚，育有一子。）

D女士并无，目前与丈夫处于分居状态，几乎每天都会到传统文化中心学习，截至笔者调查时位置，D女士已经在传统文化中心学习近3个月。D女士到传统文化中心学习的目的在于解决家庭矛盾、改善夫妻关系。她说，“我们俩现在还是分居的，之前都快离婚了，反正就是各种原因造成今天的局面。我来这学习的时间不长，但是我已经意识到了自己身为妻子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相信时间长了我们的关系会改善的。”（D女士，28岁，已婚，无子女。）

C女士与D女士都源于婚姻出现问题而到传统文化中心学习传统文化知识，希望可以获得解决婚姻问题的办法。传统文化知识使得他们在解决婚姻问题时正确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与缺点，通过转变态度来改变婚姻关系，解决好婚姻问题。

（三）直面挫折，化痛苦为精神动力

传统文化中心通过讲授与传播传统文化知识，为生活中遭遇挫折的人提供了精神慰藉，使这些遭遇挫折的人可以直面人生困境，获得了克服困难的勇气。

E女士，曾经患有乳腺癌，现已经治愈七年之久。“我刚知道自己有这病那会儿，我总哭，见人也怕别人关心我，谁一说我有乳腺癌我就生气，感觉没面子，特别是做手术那会儿。我总觉得我没做什么亏心事，上天不应该这么对我。我那时候总对我老伴儿发脾气，总跟他喊，心里面也不是滋味儿，眼睛总是肿的。”谈及现在，“现在病都好了，我快好那阵就已经学传统文化了，那时候我还是在家看老师上课的碟，不总来（传统文化中心），现在天天来，我家离这儿远，那我也天天来，我老伴也支持我。说到我老伴儿，多亏了他照看我，你看，以前我还总和他喊，拿他撒气，都不知道感恩他，以后啊，我要好好来这儿学习，多远我都来。”（E女士，50岁，已婚，育有一女，无。）

F女士刚到传统文化中心的时候恰逢丈夫因脑溢血去世不久，因其心情不好，每天待在家里，经其邻居介绍到传统文化中心。F女士说，“如果不来这块儿，我可能一直在家想我老头呢（此时被访者哭了）。以前我都不知道传统文化是怎么回事，这么大岁数了，来这儿还长知识了。而且来这之后认识很多朋友，没事大家伙出来玩一玩，逛一逛，挺有意思的。”（F女士，61岁，丧偶，已退休，育有一儿一女。）

由E、F两位女士的个案可知，Y区传统文化中心通过讲授传统文化知识促使E女士、F女士从人生挫折中走出来，丰富了他们的精神生活。

有学者指出，“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浓厚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制约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1]9-10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与天地一物也”的和谐思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群体关系思想，“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人之为人的自知之明思想等，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塑造和改变人们认识方式、人生观与价值观的作用，Y区传统文化中心通过传统和讲授这些传统文化知识，在市民精神文化生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市民再社会化的实现。

四、结论

通过对Y区传统文化中心基本情况、组织运作方式及其志愿者的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笔者探寻了Y区传统文化中心对市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形塑机制与效果。研究发现，Y区传统文化中心通过采取公开财务的方式、通过响应与依循政府政策举办文化活动获得了政府、企业、市民的拥护与支持，通过传播与讲授传统文化知识，促进了市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改变，形塑了市民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使他们在面对疾病、家庭矛盾等身体与社会问题时正视自身的缺陷与不足，以积极的态度的面对生活困境，实现了人生的再社会化。也正是因为传统文化活动中心具有这些功能，才吸引日渐增多的志愿者与学员参与到传统文化活动中心的文化活动中来，这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传承具有积极的作用。Y区传统文化中心作为一自发型的公益组织在形塑与重构市民精神文化生活中的成功经验，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民间组织与政府组织工作中的不足，值得其他公益组织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