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意识不强的表现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治意识不强的表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高校党员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的现状

通过问卷调查与走访调研，并梳理部分高校关于“三严三实”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发现，高校党员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并不尽如人意，表现如下：

1、高校法规、制度传达与落实力度不够

近年来，随着我国有关教育发展、学校管理的各项规定、制度的出台， 为高校党员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提供了基本的依据。然而广大师生员工对学校相关法规、制度的知晓程度并不尽如人意，多数师生对法的学习仅限于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法规、制度， 而且了解不深，大家对从何种渠道获取相关法规、制度也不甚了解。一条法规、一项制度出台往往是只有上级知晓，师生员工并不知情，上传下达力度不够，普法教育工作有待加强。

2、“依法办事”意识淡薄

高校中少数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意识不强，对法律及高校中的各种法规制度的认识与理解有待进一步加强。在调查中发现，虽然当前高校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正在逐步提高，但是对法治的认知仍然存在一定偏差，没有认识到现代法治中“依法控权”、“依法治官”的法治精髓。对于权力边界的认知不清，甚至将“上级明确要求”作为权力的界定范围，在实际工作中，存在上级指示高于法规制度的情况。对于办事流程，存在决策忽视程序的问题，党员领导干部缺乏规则意识。

3、校务公开力度不足，维权困难

部分高校校务公开机制不完善，解决问题的处理流程存在漏洞，领导干部依法办事困难，造成高校内部纷争与矛盾。在徐德刚（2005.3）的调查中发现，高校中出现纠纷，仅有39.43%的学生选择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更有部分学生选择“打个新闻热线，让媒体保护我来得方便”。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高校缺乏专门维护高校师生合法权益的法律服务部门。二是通过正规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成本高、时间长。

二、导致高校党员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不强的原因

1、传统“人治”观念根深蒂固

“重人治，轻法治”是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来的治国方略，更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沉淀下来。这也是影响提高高校党员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的问题根源。

2、高校法规、制度的不完善加大了依法办事的难度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社会关系愈加复杂。高校党员领导干部的管理范围逐步扩大，管理难度逐渐加深，造成原有管理机制不能满足当前需要，导致高校的管理不到位。同时，高校教育行政部门放权不够，不能彻底实现从人的管理转变为法的管理。而在发生纠纷时，更多选择行政手段来解决，而不是法律手段。对于高校内师生的违纪问题，仍缺乏有效的监管部门进行监督，处理结果缺乏合法性。

3、对于法规、制度的学习、宣传力度不足

高校党员领导干部知法、懂法才是依法办事的前提。而让高校师生了解本校法规、制度及问题的处理、解决流程才能真正的让“依法办事”落到实处。因此，加强高校法规制度的宣传，加大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学习力度、转变法治思维才是高校提倡依法办事的重点。

三、提高高校党员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的途径与对策

1、完善高校管理规章制度与流程

进一步完善“权责”划分，细化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内容及责任。用科学的方法对各种常见事件进行分析与分类，明确其产生的根源及本质，最终明确权责所属部门，确立处理事件及问题的解决方法及流程。组织专人对事件的当事人进行回访，了解具体办事流程，针对办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解与记录，并建立相关问题档案。同时，针对高校法规制度进行定期审议，结合相关实际案例，对法规在实际应用中出现的问题与漏洞进行探讨并加以改善。

2、严以修身，提高法治思维

高校党员领导干部要严以修身，加强党性修养，提高法治思维与法律意识。只有树立法治思维与法律意识，才能够真正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培养法治思维习惯是提高依法办事能力的内在因素，通过组织高校党员领导干部进行常态化的学习，将法律知识作为高校学习培训的必修内容，为提高依法办事能力奠定基础。

3、严以律己，严格依法办事

在实际工作中合理运用法治思维，逐步提高高校党员领导干部的依法办事能力。要做到办事要依法，执法要严格。以高校法规制度为依据，建立科学合理的处理方法与流程，并对处理流程中的每一个环节进行严格审查，杜绝高校党员领导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的情况。

其次，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依法办事能力也需要外在环境的推动。建立对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做出较为重大决策的责任追究机制，同时，将依法办事状况纳入考核机制。利用必要手段强化党员领导干部学习、提高法治思维，从而提升依法办事能力。

4、严以用权，加强监管力度

强化高校中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严于用权，加强监管，降低腐败机会。对高校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反应灵敏，对责任人做出的决定进行核实，以确保处理结果的公平公正，并确保落实到位。高校法规制度、重大决策要进一步公开化、透明化。通过校内各种组织途径与管理部门，将高校法规制度传达至每一个教职工及学生。加大高校师生对学校制定规章制度的参与力度，向全校师生公布各类问题的处理方法与流程，并明确相关责任人与事件问题的处理时间，提高群众监督力度，从而提高校园的民主、法治氛围。

篇2

【关键词】大学生 公民意识 培养模式

公民意识是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的认识，它既包括公民对其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认识，还包括公民对其在国家中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的自我认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奋斗目标，作为社会未来的中流砥柱，大学生具有较高的知识文化素质，将担负起实现法治中国的重要任务和神圣使命，而大学生公民意识，将直接影响到现代民主法治理念的提升和法治社会的发展，也将对法治中国目标的实现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因此，大力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至关重要。

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的意义

一方面，这是提高公民素养的必然要求。一个法治国家的发展必然要求公民具有较高的素养，主要体现为具有较高的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能够充分行使法律权利，履行法律义务，承担社会责任。而提高公民素养的逻辑起点就是公民意识的培养，当公民对自己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有了明确清晰的认知，并能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生活，公民素养才有提高的内在动力和持续力。

另一方面，这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核心要义是依法治国，就是要使公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依法治国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要求通过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公民法治观念，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维护法律的权威。公民意识培养能有效地将法律精神、法治理念、法律意识和法律规范最大限度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人们自觉遵循的信念和行为规范，使公民树立对社会的责任和对法律的信仰，形成较强的权利义务意识，从而构建起普遍有效的法治秩序，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大学生公民意识现状

大学生对公民意识认知模糊。其一，大学生对自身的公民身份认知不足，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许多大学生尽管生理发展成熟，但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发展明显滞后，他们对自身的公民身份和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还没有明确的认识，主要表现为心理依赖性强，过于依靠父母，独立性不强，不愿面对和担当自身所肩负的公民责任等方面。

其二，由于大学生对法律缺乏了解，对法律的内容知之甚少，许多大学生对于公民被赋予的法律权利和义务认识不足，导致他们无法充分行使权利、承担义务，在法律权利受到侵害时，缺乏维权意识，更不知道维护权益的方法和途径，法治的思维更无从谈起，从而进一步影响了大学生法治理念的培育。

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实践不足。其一，目前学校对于公民意识的教育仅仅停留在理论教育层面，缺乏实践的具体指导，尤其是法制教育方面，例如在实际生活中，很多大学生对宪法规定的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条件和行使的程序缺乏了解，导致无法充分行使权利；不少大学生虽然在学校的组织下行使了这些权利，但仅仅是流于形式，并没有充分理解权利的内涵。

其二，大学生的公民意识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的层面，缺乏对公民意识内容的理性认识，在此基础上，还存在着知行不一的情况，即大学生对于公民意识的基本内容有一定的认知，但是不能很好的践行。例如大学生对于社会公德的内容非常熟悉，但是考试作弊、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乱扔垃圾等违背公德的行为在这一群体中并不鲜见。

大学生公民意识淡薄。其一，很多大学生能够心系国家，关心社会，关注身边的人和事，但是也不乏一些大学生公民意识淡漠，只关注自己的生活，不关心时事，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缺乏热情，缺乏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抱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思想，很难作为合格的公民参与到国家管理和社会生活中去。

其二，不少大学生法治观念淡薄，权利意识较弱。一方面表现为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不能很好的维权，另一方面表现为对于社会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缺乏权利意识，麻木接受，作为公民的参与性较弱。另外，有些大学生仍然存在“人治”的思想，存在“官本位”的意识，对法治没有正确的认识，没有形成法治信仰。

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指导思想及内容

明确指导思想。一方面，强调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思想观念体系，它反映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性质、功能、目标方向、价值取向和实现途径，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和精髓，是我国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括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等五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在我国法治发展的进程中，公民必须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其指导下形成公民意识，充分参与国家事务与社会生活。只有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下形成的公民意识，才能够更好地促使大学生成为“好公民”，从而推动法治中国目标的实现。

另一方面，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提出目标和原则，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先进的、根本的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提供了全社会、每个公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提供了明确可行的价值评判标准，对于不断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法治中国的实现提供了精神动力和价值要求，因此公民意识培养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从而实现公民意识培养的实效性。

公民意识培养的内容。首先，以主体意识教育为前提。公民意识培养必须以主体意识教育为前提。主体意识包括公民对自己公民身份的认知，对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的认识，并对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的认识。当前大学生公民意识淡薄，参与性不强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主体意识。只有公民个人的主体意识觉醒，树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才可能真正形成公民意识和独立人格。公民主体意识的确立，有助于公民树立主人翁思想，并自觉自发地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怀着青年一代对国家和社会的极大的热情，形成巨大的动力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从而促进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形成，促进国家的发展和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

其次，以国家认同教育为重点。公民必须是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可见公民的存在是以国家的存在为前提的，那么公民意识的形成也必须以对国家的认同为前提条件。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维护一国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因为人们只有对自己的国民身份有所认知，感受到自己与国家产生的密切联系，对于国家产生一种自我归属感，才会自觉关心国家利益，在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时才能够感到义不容辞，做到挺身而出，在国家文化受到歧视时才会对国家的发展自愿地担负起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①

国家认同教育主要表现为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所谓爱国主义，是指人们对自己故土家园、民族和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和荣誉感的统一，反映了人民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也反映了个人对祖国的依存关系。大学生进入大学后，就从父母、家庭的依赖中走出来，在面向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寻求新的归属，包括对群体、他人的归属，对社会、国家的归属。国家认同教育，应当针对大学生这一时期的归属的心理，对他们进行系统的中国近现代史的教育，帮助他们从历史逻辑的高度，对中华民族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有一定的认识和把握，认识中华民族的命运与未来，促使他们把感性的不稳定的爱国心理上升为理性的坚定的爱国信念。②

同时，国家认同教育应该将爱国主结统一、自强不息等民族精神的内容结合起来，增强大学生对祖国的认同和热爱。另外，国家认同教育还应把大学生的爱国思想转化为爱国行动，将他们的爱国情感和爱国信念转化到他们的学习、生活、工作中去，形成为国家和社会奉献的态度，形成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

再次，以社会公德培养为基础。社会公德是人们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是维护社会成员之间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秩序、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最起码的道德要求，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公德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也是公民意识的基础。公民公德意识的高低，决定了公民对待他人和社会的态度，决定了公民社会责任承担的程度。大学生社会公德的培养，有助于促进大学生个人与他人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促进大学生更好的实现自我价值，同时也为国家和社会奉献力量，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大学生社会公德的培养主要包括对大学生进行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公德教育，使大学生养成维护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习惯，更好的承担社会责任。③

最后，以权利义务教育为核心。权利义务意识作为公民意识的起点和归属，贯穿公民意识的全部内容。公民意识培养必须以权利义务教育为核心，应当对大学生进行法律知识的教育，帮助学生培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树立法律信仰，增强法治意识。权利义务教育应当达到四个层次的目标：

一是使公民在思想和心理上对依法享有的权利和义务产生认知和认同，全面掌握其基本内容及其价值；二是公民掌握如何有效行使与捍卫这些权利的方式；三是公民把法律权利和义务作为行为标准，正确进行法律判断和行为选择，自觉将行使公民权利的行为规约于法律规范之中，以免损害其他主体的合法权利；四是公民自觉履行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权利义务教育一方面要开展法治教育，营造法治氛围，使大学生的权利义务观念内化于心，另一方面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如组织法院旁听，召开模拟法庭，开展普法宣传、法律咨询等活动，使权利义务意识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还应付诸实践，外化于行。

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的有效路径

充分发挥课堂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夯实公民意识培养的基础。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重点。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渠道、主阵地，进行公民意识教育，如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和法治教育，特别是要介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重点讲解基本法律制度和公民的权利义务，使大学生了解法律制度，认识到自己所享有的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激发他们的公民主体意识，更好的提高公民素质，理解公民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以及自己所应承当的责任。利用《形势与政策》，帮助学生了解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及国家在社会发展中实施的各种政策，有利于学生更多更深入的了解时政，了解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国家在发展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有利于激发他们关心国家和社会的热情，增强社会责任感，提高大学生参与社会生活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专业课作为有效补充。专业课程的内容虽然并不直接涉及公民意识的内容，但利用专业课程开展公民意识培养可以起到隐性教育的效果，具体可以借鉴美国德育的方式。在美国，学习任何一门专业课都要回答三个问题：这个领域的历史和传统是什么？它所涉及的社会和经济的问题是什么？要面对哪些伦理和道德问题。这种方式可以激发学生去思考与专业相关的社会伦理问题，将公民意识的培养融入专业学习中，有利于德育目标的实现。那么在我国高校的专业课中，可以借鉴这种方式，介绍从事这个专业应当承担的法律权利和义务有哪些，这个专业将面临怎样的社会伦理问题，以及从业者应当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等问题，从而鼓励学生在专业领域进行公民意识的探索，达到公民意识培养的目的。

有效依托校园文化，潜移默化实现培养目标。校园文化是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的有效途径之一。特殊的精神环境、浓厚的文化气氛、良好的校风、学风、和谐的师生关系、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些校园文化的内容都对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亚于正式的课程。因此，应将公民意识的内容融入校园文化中去。

另外，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和平台发挥校园文化的作用，起到增强学生的公民意识、促进学生公民行为养成的作用，实现公民意识培养的目的。

开展多样的社会实践，提高公民意识培养的实效性。通过开展青年志愿者活动，提高公民意识培养的实效。相较于其他形式，志愿者活动具有自愿性、实践性的特征，是广大青年学生乐于接受的公民意识教育的有效途径。如深入社区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关爱空巢老人等活动，对提高公民意识、增强公民社会责任感有很大的帮助。

组织建立关于公民意识培养的社团，通过社团活动增强公民意识。如创建法律学社，组织有关专家、老师举办公民权利方面的讲座，围绕社会热点问题展开讨论、辩论等，如建立社会学兴趣小组，通过召开模拟听证会，组织学生对国家、政府即将实施的公共政策进行模拟听证，增强学生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度与参与意识，达到增强公民意识的目的。

充分发挥网络平台的优势，实现大学生自我教育。在当今的网络信息社会，网络在大学生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网络所具有的开放性、包容性、平等性等特点，对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开发建立相关网站或网页，发挥网络平台的宣传教育与引导作用，将公民意识教育的内容设置其中，同时注意内容的趣味性和形式的多样性，更好地吸引学生。

其次，利用校园官方微博、官方微信等网络平台，添加公民意识的内容，使学生在订阅微博、微信中的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达到自我教育的效果。

最后，通过加强对网络的监管，能及时发现学生在公民意识方面存在的问题，为公民意识教育的开展积累宝贵经验，更好地促进今后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工作。

（作者单位：新疆农业大学思政部）

【注释】

①李俊卿：“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实证研究与培育路径”，《社会科学家》，2010年第11期，第107页。

②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骆郁廷：《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3页。

篇3

关键词：法律意识；法治国家；立法；执法；守法；司法；法律监督

意识是人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1〕法律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体系，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主观现象的把握方式，是人们对法的理性、情感、意志和信念等各种心理要素进行反映的有机综合体。〔2〕法律意识属于精神范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也是一种特殊的法律现象。社会法律意识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对法律现象的意识，是一个社会中的个人法律意识、各个群体法律意识相互交融的产物，因此社会法律意识往往是一个国家法治状况的总的反映。〔3〕一个国家，立法的内容和水平、立法的价值取向、执法的水平、司法的公正程度、公民的守法的状态、法律监督机制的完备程度，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程度的重要体现。

一个国家的法治化程度是和全民法律意识状态密不可分的，国民法律意识程度是这个国家法治的内在精神要素。

一、法律意识与立法

立法是统治阶级将其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过程，是各种权利义务关系得到国家的确认的创制活动过程。

立法者倡导和保护什么利益和需求，限制或打击什么需求往往根据自己的法律情感、法律观念、法律思想等影响其价值判断的法律意识因素做出。立法者在创制法律时，法律意识必然支配着他的行为。一个国家国民的法律意识状态，从社会群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中可窥见一斑。一个国家整体的共同法律生活准则是建立在这一时期社会整体的对法律的基本价值选择、情感倾向基础上的，这种共同的情感和需求是立法活动得以进行的心理条件。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力状况不同、生产方式不同、文化习俗不同、政治力量对比不同，法律意识有所不同：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着不同的法律制度，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类型的国家，同一类型不同的国家之间法律制度截然不同。如奴隶制时期奴隶主是权利的主体，奴隶是义务的主体，奴隶没有任何独立人格，只有服从和履行义务。反映到群体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趋向上，则为服从与义务的人治特性。由于生产力低下，社会分工不细，在法律制度上就表现为诸法合一，重刑轻民，行政与司法一体等特点。当人类社会进入到商品经济和工业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时，由于契约自由、等价交换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于是形成以个人权利、自由、平等为核心的法律意识，同时伴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法律制度也随之分化，公法、私法分离，司法发达，司法独立。此阶段，当人们有了独立人格后，产生了平等、公平、正义、自由、秩序、法律至上等符合近现代法治精神的价值追求。于是良法治之便成为法治社会对法的内在价值要求。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4〕所以，法治社会不仅要有完备的法律制度，而且要有善法和良法，即有反映特定时期公平、正义价值取向的法律，而良法的制定最终取决于立法者的法律意识水平。所以，法律意识是立法精神之引导。

二、法律意识与执法

在法治国家中，法律至高无上，衡量一切活动的标准和尺度的最主要手段是法律，重要的社会关系在法治社会中主要由法律调整。法治的核心内容是控权和保权，即控制公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由于政府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关，它承担着全社会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行政权自身的扩张性，学界和实务界历来强调对其进行控制，如分权制衡、规范执法程序、责任追究制度等，但再完美的制度也是由人来落实的，执法者的理念、法律意识状态是社会执法水平的决定因素，而且这种因素与道德一样，自觉支配着执法者的行为。当一个社会的执法者内在具有了与法治社会相匹配的法律意识，外在完备的法律制度才能有效运行，行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才能体现出道德的光辉、人文的精神，而不是冷冰冰的权力强制，甚至造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从而背离了人们成立政府的初衷。所以，法律意识是执法的内省力。

三、法律意识与守法

法律意识随着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感知、感受、评价、取舍而逐渐形成。法律意识的内容受到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和法律因素的影响，而其中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5〕意识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具有相对独立性，它既可以超越社会现实：又可以滞后于社会现实，还可以与社会同步。对于我国而言，由于几千年来封建专制文化的影响和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公民社会没有出现过。人们的法律意识远远抵不上权力意识（官本位意识），人们的思维方式不是如何遵守法律，而是如何钻法律的漏洞，或逾越法律后，如何运用权力关系不受法律追究。所以在我国，真正走向法治的标志，不是我们是否有完备的法律，是否有善良之法，而是要有符合法治社会要求的公民，即有良好法律意识的公民。只有公民将守法变为自觉，社会法律秩序才得以建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它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护一个民族的精神”。〔6〕所以，法律意识是公民守法的“法律”。

四、法律意识与司法

司法公正，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司法公正事关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对社会制度的评价。所以，司法公正作为服务于实现社会正义的终极目标，不仅是法律制度运作的核心和司法活动本身的要求，也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必然需要。法官的法律意识与司法公正。法官是国家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者，行使国家审判权。其职业道德素养和业务素质，直接制约着执法水平，影响国家法律的严肃性，影响法院的整体形象。培根有一句名言：“一次不公正的司法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与之相类似的一句格言是：“法官的人格是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换句话说，如果法官也被腐化，不能够主持正义了，那么这个社会也没有什么正义可言了。

可见人们不仅要求法官具备熟练和高超的业务素质，而且要求其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7〕五、法律意识与法律监督法律监督是法律得以实现的保障，是维护法制统一，防止权力滥用、懈怠的手段。它是法制的必要环节。

1.法律意识与权力监督。权力制约权力是现代法治社会运行的基本模式。任何公权力在行使过程中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授权范围、行使程序进行。为避免其违法、越权，法治国家的制度设计上必有监督机构的设置，以对公权力形成制约。这种监督机构某种意义上也是执法机构，其法律意识状态与前述一样，是监督权能否正确行使的内省力。因为，要想杜绝官官相护，执掌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只有将法律意识内化为职业道德和内心信念，树立起对法律的敬仰，才能不畏压力，确保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

2.法律意识与权利监督。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前提。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公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并服务于人民。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是公权力设立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但公权力在实施过程中，由于与其自身的私利交织在一起，会导致权力的异化，成为公民权利的侵害者、践踏者。此时，如果公民的权利意识不强，畏惧权力，只会助长权力的疯狂、恣意。反之，公民的维权意识很强，则会形成强大的震撼力，迫使权力有所收敛。一个真正成熟的法治社会，公民有着良好的法律意识，他们会以主人翁的身份积极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活动中，他们会自觉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利对公权力进行监督制约，以此形成权力与权利的平衡。

3.法律意识与舆论监督。舆论监督被誉为第三种权力的监督，这说明其监督的力量与力度的强大。理论上，舆论监督属于社会监督，它独立于公权力，只要依法行使，便不受公权力干涉。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出台新闻法，舆论监督存在许多尴尬状况。这在现实中主要有两种极端现象：其一，舆论完全依附于权力，没有自我，缺乏独立性；其二，舆论不负责任，进行严重失实的报道。两种现象均反映出我们的舆论工作者法律意识薄弱。试想当舆论工作者有了较好的法律意识，树立了法律权威的理念和信仰，不畏权势，不受制于权力，勇揭权力的滥用与黑暗，那将会对公权力形成怎样的制约，公权力自会收敛其无度的扩张。当舆论工作者有了较好的法律意识，就必然会慎重对待给社会的信息是否客观，否则会引发不必要的诉争。此外，舆论工作者的法律意识状态直接影响并引导普通公民的法律意识，甚是会影响司法的公正。

综上所述，法律意识是一个法治国家必备的内在精神要素，它是社会法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因此，增强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重要环节，是我们应着力加强的工作。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353.

〔2〕〔5〕刘旺洪。法律意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49.51.

〔3〕葛洪义。法理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92.

〔4〕亚里士多得。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99.

篇4

党的十报告提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化解矛盾、推动发展、维护稳定能力”，“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一、什么是“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可以这样理解：基于对法治的信任和信仰，运用法治理念、精神、原则和逻辑来认识、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法治思维与法律思维是不同的，法律思维是法律职业者的从业思维方式，根据法律思考问题，用法律规范与逻辑进行思考、分析、解决问题。法治思维是基于以人为本或者人权的价值意义上的思考与判断，而法律思维强调的是职业判断；法治思维是一种治国理念方式，是执政者或公权力行使者掌握和运用的思维方式，是与人治思维相对应的，法律思维是法律职业者掌握和运用的，是在法律行为中的思维方式。

要真正理解法治思维，就要从它的特征出发：

第一，法治思维受到法律规范的约束、指引。法治思维，是“立足于法治、以法治为视角，实现依法治国”。立足于法治，就是要以现有的法律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为准则，接受法的规范和社会作用，包括接受法的指引、评价、预测、强制和教育、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保护公民自由等。合法性、合理性、合目的性是法治思维不可或缺的，就是要在法律范围内从事，所有的公民尤其是行使公权力的人，要养成尊重法律的习惯，不能，以权代法。

第二，法治思维讲究逻辑推理。法治思维是认识、分析、判断问题，并得到结论乃至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讲究逻辑推理、修辞论辩和解释技术，而不是道德教化或者政治权威说教。运用法律处理事情，做到合法有理，同时以逻辑的方式将道理一层一层讲清楚明白。

二、法治思维是全民守法的基石

1.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中明确提出的我国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它并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是有着丰富的内涵：

第一、良法完备齐全。法律规范完备是基础，一切工作必须以法律为前提，没有足够的法律，就不能确保“有法可依”，就不能做到于法有据。良法是关键。良法应当包括人民、权力制约等重要内容，坚持“恶法非法”，反对恶法，做到“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

第二、法律实施高效。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完备、规范齐全，但如果得不到实施和执行，就是空谈。“有法可依”只是前提，“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是关键。

第三、法治监督严密。法律是否齐全、实施是否到位，离不开法治的监督。要改变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充分发挥法规的作用，就需要监督的完善。人民是法治的监督主体，人民的法治思维决定监督的高度；专门的法治监督机构是重要协调机制，统筹安排监督，分工合作，形成多方互动的良好局面。

第四、法治保障强劲。没有法治保障体系，依法治国就像一辆车没有了动力和方向，跑不动、开不快甚至脱离了轨道，越走越偏。确保法治的队伍、经费和技术保障。党委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政治和组织保障；加强法治队伍建设；明确经费来源，确保法治有坚强的物质基础。

2.全民守法的意义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民守法，顾名思义，就是全体公民学法、尊法、守法、用法。全民守法，就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都要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利或者权力、理性义务或职责。全民守法要求所有的人都必须在法律制度内，明确相互关系，相互制约，依法行事，尤其是要依法立法，依法行政，依法司法，依法监督。全民守法，要让公民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做到学法守法，信任立法、配合执法，努力护法，更要在日常生活中，勇于拿起法律的武器，同各类违法活动和犯罪分子做斗争。

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法治国家，离不开全民守法。法律是规范市场、调节利益、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社会秩序的好坏，关系到金钱物资的去留，关系到产品生产、销售的速度，关系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关系到人们创业的成功与否，甚至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快慢与国家的发展与强大。“人人守法、事事依法”是良好法治环境的表现，法治环境好，社会各类矛盾纠纷就能很好化解，交易就能顺利进行，和谐社会能够实现，法治国家才能建成。

3.法治思维是全民守法的基石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不断开展普法宣传，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不断得到增强，尊法守法已经一步步成为全民的自觉行动。但是作为一个有着长期人治统治历史和文化的国家，法治意识淡漠，遇事靠人不靠法找关系的情况比较多，有些人“官本位”思想严重，以权代法处理事物，导致部分群众在遭遇纠纷矛盾时第一步不是找法维护权利，而是通过闹、上访等极端方式来解决。全民守法的道路还任重而道远。

要实现全民守法，首先是要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做好科学立法工作；其次党和政府以及公职人员要带头守法，起到示范作用，树立法律权威；最后全民守法需要通过多种途径落实，包括教育普法、鼓励守法、培B法治信仰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让法治思维成为全民的行事思维，让法律成为人民的信仰。法治思维进入内心，成为人们心中的信仰，人民才会遵守法律，法律的权威才能真正得到树立，因为法治思维是全民守法的基石。

领导干部起表率作用，需要以法治思维作为标准思维。国家各级机关的领导干部在实现全民守法中要起到示范作用，做好“风成于上，俗化于下”。目前部分领导干部法治思维不强烈，守法意识比较淡薄，做决策拍脑袋搞一言堂，做工作只重结果不讲程序，严重破坏了社会公众对法治的信心。只有领导干部提高法治思维能力，才能做到心中有法、保持对法律的敬畏之心，办事情、想问题、做决策能够坚持以法治为标准，摒弃人治思维和权力本位的错误观念，坚持依法行政。领导干部带好头了，其他人就能效仿，全民守法就迈出了一大步。

三、树立法治思维，推进全民守法

不断树立法治思维，大力推进全民守法，让守法成为全民自觉意识和真诚信仰，提升群众学法知法遵法的自觉性，调动群众用法崇法护法的主动性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

加大普法力度，深化全民守法的认识。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知法、懂法，掌握法律知识，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自觉用法，对全民守法有更深刻的认识，法治观念更深入人心。

强化法治实践，树立全民守法的信仰。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解决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以法服众，以法说话，以法育人，将法律意识灌输到人民群众的脑海中，增强对守法的信仰程度。

加强制度建设，营造全民守法的环境。以制度引导法治的正确方向，以制度监督法治的成果。加强对领导干部的考核绩效制度、问责制度建设，促进领导干部养成法治思维。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违法行为惩戒机制的建设，使尊法信法守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形成人人守法，事事用法的社会氛围。

只有全民守法，人人参与，法治社会建设才能具有生机勃勃的发展活力。只有法治思维深入人心，全民守法才算做到，法治国家的目标才会实现。

参考文献

[1]马廉颇.法治思维的历史发展与启迪.[J]，岭南学刊，2015（1）.

[2]李雅云.善用法治思维化解社会矛盾.[J]，思想理论观点，2013（01）.

[3]郑齐猛.论法治思维.[J]，探索与争鸣，2013（2）.

[4]钱龙超.我国普法现状综述.[J]，法制博览，2014（08）.

[5]张立伟.什么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N]，学习时报，2014.

[6]曹保刚.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是党的重大任务.[J]，党建，2014.

[7]兰措卓玛.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J]，法制与经济，2013（3）.

篇5

因而可以说，从以法治税向依法治税转变，是为了实现税收法治。依法治税是过程，税收法治是状态，依法治税是手段，税收法治是结果。实施依法治税就是要实现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实现税收法治的关键，就是要不断加大依法治税的力度，坚持将依法治税作为税收工作的灵魂，狠抓法规基础工作，不断规范税收执法行为，从思想上坚持依法治税，从组织上保证依法治税，从管理上落实依法治税，从手段上强化依法治税，从执法上体现依法治税，从责任上促进依法治税。

笔者拟对依法治税过程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以促进依法治税工作，对推动依法治税工作有所裨益。

一、基层税务机关依法治税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一)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不强。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几乎一提到依法治税存在的问题，都要涉及到这一话题。通过10多年的普法教育宣传，这个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笔者认为，纳税人纳税意识不强只是问题的表象，其深层次的根源在于现行制度没有从根本上理顺征税与用税之间的关系。

原因分析：纳税人缴税后，不知道自己缴的税都用在了什么地方，和自己有什么样的利害关系，纳税人纳税积极性自然不高。现代社会是以“权利”(权力+利益)为本位的社会，人们的思维模式首先是考虑我能得到什么样的权利，然后才是思考为拥有这样项权利我应该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和义务。纳税当然可以说是一种权力，但它更重要的体现的是一种义务而非利益。在实际的宣传和工作中，我们税务机关更多的注意力是集中在监督纳税人的纳税行为、强调纳税人的义务上，而不是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维护纳税人的利益上。它意味着税务机关投入到企业居民交钱和税务机关收钱两个环节的精力多，对于构成税收运行全过程的政府部门用钱环节的关注少，税务机关对纳税人解释税款使用情况时笼统陈述为“取这于民，用之于民”，运用事实并细化到具体项目的分析少。这必然给纳税人思想上造成我知道必须缴税，但为什么缴税我不清楚或者缴的税用到哪去了我更不清楚，以及我缴了税只承担了义务，却没有享受对应的权利的思想误区。给形成诚信纳税的思想观念产生了障碍。

收税是国家运用强制力将一部分私人财产收归国有，以用于公益需要。由私而公的强制性转化过程，必然容易导致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的利益对抗冲突。化解这种冲突需要在执法过程中贯彻民主参与精神，将对抗性有效转化为自主性。从法理上讲，公民有权参与对自己财产的分配。执法的内容只有体现民情，顺应民意、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精神，才能更好的达成社会诚信征纳的共识。但现实是，我们征税过程本身是不透明的，公众的参与程度极低，征纳双方在实际的税收法律关系中，作为征税机关，主要是将自己看作行政权力的行使者，没有认识到税收的本质属性，漠视纳税人的利益，责任意识淡薄;作为纳税人，也没有树立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纳税人税收观，还是从传统的角度看待税收，将税收看作与自己利益无关的一种负担。这样导致的后果是，税务机关的征管手段不断强化，严厉打击偷漏税等违法行为，使税收征纳关系在总体上处于失衡状态：一边是纳税人消极义务观念下冷漠的面孔，一边是税务机关片面强化权力下疲惫的身影。这种状况的存在影响了税收职能的发挥，破坏了纳税人和征税机关之间应有的法律关系，没有形成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税收法治观念。

(二)税法宣传效率不高。税法宣传工作是提高税收法治观念的重要手段。强化税法宣传，对做好依法治税工作意义重大。近年来，有些地方税务部门为了扩大税法宣传影响，热衷于出新招、出奇招，有的动辄组织税务干部统一着装，身披绶带，悬挂横幅，散发宣传资料，而花费很大精力和财力印制的宣传材料却很少有人看，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有的单位热衷于在大商场、大广场、大市场搞所谓的大场面、大制作、大声势，看似轰轰烈烈，但由于宣传内容与纳税人的实际需求脱节，与老百姓关注的热点关系不大，因此，纵使形式再新、声势再大，也难以引起纳税人和老百姓的兴趣，其最终结果也只能是叫好不叫座。同时为了配合政治形势需要，每一个时期的税法宣传工作都围绕一个主题 开展。但从基层情况看，有些人员对税收宣传主题的理解存在概念化、表面化倾向，有时甚至出现导向偏差。如一提宣传税收支持发展，就片面地理解为宣传税务部门落实了多少税收优惠，办理了多少出口退税，扶持了多少下岗职工，而对如何发挥聚财职能服务国计民生的宣传却很不够。这样过度宣传的结果，厚此薄彼，对纳税人和社会公众其实是一个误导，对公平合理的税收秩序毫无益处。而各级税务机关对税法宣传的职能认知普遍存在误区，自我定位不准确，没有把税法宣传放到整个社会法治建设的高度来考虑，尤其是不注意向党政领导做好宣传解释，有的同志甚至认为税法宣传是税务机关自己的事，举办税法宣传活动大都是唱“独角戏”。

原因分析：税法宣传是税务机关的重要职能之一。税务机关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做这件事情。从实际情况来看，税务机关在税法宣传上优势和劣势都很明显。其优势在于，掌握着大量的税收行政管理资源，这是我们开展这项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劣势主要表现在我们不是专门的宣传机构，无论是宣传渠道、宣传手段、都不具备长期宣传的能力，也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税法宣传中，容易形成“风过景依然”、“雨过地皮干”的现象。由于始终没有建立一套具体完整的操作模式，特别是没有形成完善的效果评估体系，出现宣传偏差和效率不高的问题也就再所难免。

(三)对依法治税的总体要求理解上存在偏差。其一，部分人员受“官本位”影响，习惯于居高临下、随意执法，对法律上的约束感到不舒服，认为依法治税束缚手脚，抓法治就是拿自己人开刀，影响税收工作的开展;其二，有些人受传统的法律是治民工具观的深刻影响，认为法治针对的是纳税人，一味强调纳税人要依法纳税。在实践中往往对法治采取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的态度：偏重依法治民，不注重依法治官。对纳税人的税收违法行为查处打击力度较大，而对税务机关不依法行使职权或滥用权力等现象却难以给予严肃处理。对税收法律、法规“择其善者而用之”，而不是当用则用，对其中有用的就用，作用不大的就不用，好用的就用，难用的就不用。如罚款已成为税务机关的常用手段，而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却因其程序复杂，适用难度大，则很少为税务机关所使用，哪怕是非用不可时也会因畏难而放弃。其三、执法的程序意识不强。一些执法人员认为讲执法程序是给自己上套子，遵守程序束缚了手脚，更有少数执法人员以方便工作为借口，故意甩开程序的约束去工作，出现问题以事后弥补的形式来“履行”程序。这在客观上造成极为不良的社会影响，同时也埋下了严重的隐患。其四、不能正确处理依法治税和纳税服务的关系。在某些税务人员的观念中，往往把依法治税与纳税服务割裂、对立起来，把依法治税片面化，与“检查”、“处罚”划等号，把纳税服务简单地看成是“笑脸相迎”、 “热情接待”、“一杯水”等，片面的理解了依法治税与优质服务的关系，实际工作中不能很好的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

(四)执法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够。近几年来，我们主要开展通过文件审核进行事前监督，通过组织开展执法检查进行事后监督，缺乏对执法行为的事中监督。从执法检查上说，法制机构协调、组织相关业务科室，对各项执法行为进行执法检查，缺乏独立性，执法监督权受到制约，弱化了监督的职能。同时，在执法检查过程中，由于时间紧、内容多、范围广、任务重，执法检查有时往往走马观花、蜻蜒点水，存在检查不深入、不彻底、不到位的问题，

二、关于依法治税的几点思考

一是要建立纳税信用等级制度。建立纳税信用等级制度，是提高纳税人纳税意识的有效途径。要把纳税人的纳税情况作为公民的基本信息资料予以保存，建立起完善的纳税资料管理体系。并把纳税信用等级评定和医疗保险、银行贷款、社会福利资质证明等关系到纳税人切身利益的相关制度挂钩。加大纳税人偷税成本风险，提高纳税人主动纳税意识。如银行在向纳税人贷款时，纳税人必须向银行提供由税务机关开具的缴税记录证明，对存在不良记录的可适当降低贷款额度。

二是整合税收宣传长效机制。各级税务机关要创新税收宣传方法，加大税法宣传力度，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宣传效果评估制度。通过效果评估，为税法宣传提供决策依据、改进手段，解决宣传效果差强人意的困局。在充分运用宣传媒介，做好经常性税收宣传工作的同时，组织国税、地税、财政、工商等职能部门在电台、电视、广播、报纸、信息、政府网站建立经常性的税法宣传，开辟税收知识问答、纳税须知、法律援助等窗口栏目，使投资者、经营者在立项决策时就有税法意识，做合法经营者，做依法纳税的纳税人。同时还可以借鉴国外做法，在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宣传效果评估制度的基础上，把税法宣传作为一项外包业务，通过社会招标的方式转交给公共事务服务组织(ngo)。由公共事务服务组织进行专业运作。税务机关通过效果评估体系对其运行情况进行评估并支付相应费用。

三是要不断加强税收信息公开。实事求是地讲，我国税法的普及和开放程度并不高，社会公众获取涉税信息的渠道单一，除税务系统自身外，很难找到一家社会新闻媒体自觉地为社会公众开辟涉税信息宣传窗口，宣传讲解有关税收法律法规以及纳税知识，许多涉税法律、行政法规都是在税务系统内部流转，没有流向纳税人的直接桥梁。从社会公众获取涉税信息渠道来说，一是靠自觉到税务机关咨询;二是税务机关日管工作中的纳税辅导;三是每年一次大规模的税法宣传普及教育。这三种渠道归结到一点，仍然是以税务机关为主体的信息散发渠道。对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来讲，为了自身生产经营和纳税的需要，其获取涉税信息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较强，而对于其他社会公众而言，由于涉税信息本身的公开渠道单一，加之自觉和主动获取涉税信息的主观要求较低，其对税法的关注程度令人担忧。因此，加强对纳税人关注的热点、敏感问题公开，尤其在税收政策信息传达方面，开辟与纳税加强联系的多种渠道，增强税收政策透明度就显的尤为重要。

篇6

【关键词】大学生；法制意识；现状；对策

一、大学生法制意识现状的调查结果

（一）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为了客观反映大学生的法制意识现状，对我院在校学生进行抽样调查进行研究。问卷涉及到了关于法治理念、刑事犯罪、法律维权以及法制教育等方面的问题。总体上说，大学生法制意识随国家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有一定提高，但仍存在很多薄弱环节，大多数大学生对法律感兴趣，但只懂而不会去实践，面临侵权时法律维权意识还不够，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还不强，学校、尤其是家庭的教育功能更需进一步的提升。

（二）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1）法治理念。大学生一方面对我国的法制建设非常关心，表现出要求加快和完善法制建设的迫切心情和强烈愿望，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大学生对法制的认识出现了一些模糊现象，比如认为人情大于法，权与法相比，权大于法等。（2）刑事犯罪。大学生虽然对学生犯罪重视程度加强，但是普遍对刑法的认识不够。对刑事责任年龄等问题并不确切的知道，学生并不知道如果在不同年龄，实施同样的行为会带来怎样不同的后果，以及该承担怎样的责任。（3）法律维权。一是学生对自身权益认识不够，在社会实践中，很多时候比如在兼职过程中、劳动争议中忽视了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二是学生对待消费等领域的侵权纠纷，认为用法律途径来维护权益的比例很高，但是现实生活中，能够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很少。（4）法制教育。学生的法制意识来源于学校的教育较多，来自于家庭的教育较少、甚至于几乎没有。学校法制教育中课堂教育占主要位置，但学生对于法律相关方面的课程学习主动性不高。学生在法律意识方面还有一定程度上的依赖网络等新媒体，但对于网络上的法律实践、法律观念缺乏正确判断，容易盲目，需要加以引导。

二、大学生法制意识薄弱的原因分析

（一）大学生自身因素。大学生自身的法律意识虽然逐渐提高，但仍有很多地方缺失。一方面，大学生个性特征比较明显、心理成熟程度不同，这都影响大学生法制意识、法律思维的形成。另一方面，大学生接触社会经验不足，使大学生在社会生活中运用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时难免感到迷茫，难以实现。

（二）社会上不良因素。一方面，社会市场经济影响下，一些法制建设相对落后的地方和部门，存在一定的权大于法的现象，使得学生法制意识仍有较重的错误理解。另一方面，网络媒体异军突起，对很多社会事件，法律热点既起到了加强传播的作用，同时也难以避免一些错误言论的散播，这使得大学生在辨别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容易受到一定程度的误导。

（三）高校教育薄弱环节。高校对于学生的法制意识教育主要途径是课堂，但是学生对法律相关学习的课堂接受效果不如其他专业理论课显著，学习主动性也不强。同时，对于在课堂上，校园中学习到的法律知识难以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去，这也影响了学校法制教育的效果。

（四）家庭教育忽视作用。学生法制意识的提升主要来自于学校的教育。但是，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教育更是社会化的重要环节。学生在进入高校后，家庭教育就逐步减弱，尤其是在法制意识方面的教育更是缺乏。有的家庭从未对学生在此方面进行教育。

三、大学生增强法制意识的有效措施

（一）进一步提高对加强大学生法制意识重要性的认识。“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将法律意识转化为法律行为需要法律信仰的支持。学校和学生都要坚定信念，树立信仰，这是加强大学生法制意识的前提和关键。学校不仅要加强学生法制意识教育，同时要加强依法治校建设。面对学生法制意识教育的困难和问题，要用法律思维加以解决，并且将经验理论化，将理论制度化，推进制度法律化。

（二）丰富校园文化活动，拓展大学生法制意识培养途径。高校对大学生的法制意识教育主要依托于课堂，但一些老师不够重视，方法单一，缺少实践训练，学生缺乏学习法律知识主动性，以致大学生法律知识不足。加强高校对大学生法制意识的教育，应注意增加在教育过程中的实践训练。高校应该重视法律教育，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同时提高教师的法律修养，引导大学生积极学习法律知识，并提供各种实践训练的机会，如举办与大学生密切相关的法制方面的辩论会、模拟法庭，通过网络等媒体传播作用放大教育效果，采用校园短剧、微视频等形式拓展多种多样的、学生喜爱的培养途径，使大学生切身体会学习法律知识的重要，使高校真正把提高学生法制意识落到实处。

（三）建立家校一体平台，形成法制教育合力。家庭是社会组织的最小单位，更是学校教育的有力延伸。父母言传身教，发挥亲情的感染力，更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法制意识。父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父母的道德品行对子女的榜样力量是巨大而深刻的，父母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则孩子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因此，父母多学习和掌握法律知识对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家庭教育方面，父母除了为子女树立一个好榜样以外，还要与学校保持密切联系，配合老师做好子女的道德法制教育，多关心孩子，但不溺爱孩子，营造一个充满爱的家庭氛围。

参考文献

[1] 周芸芸，索林梅.当代大学生法制意识现状及思考――以德宏师专为例[J].青年与社会，2014，3（555）.

[2] 沈超，柳，施展.大学生法制意识状况调查分析[J].商业文化，2011（06）.

篇7

关键词:法治;后现代主义;理性;人性;信仰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7-0314-02

导语――法治的精神意蕴在于信仰,一种宗教般虔诚而真挚的对法的信仰。

人类总是对未来怀着美好的憧憬和希望,正是这些美好的憧憬和希望鼓舞着我们不断地进行追问和探索。在西方,自希腊时代柏拉图的“理想国”理论起,历经伟大的罗马和辉煌的中世纪文明,直至近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进步和文化繁荣,先哲们一直在探求实现善治之道。在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我们的祖先也早就开始了对治国方略的探讨,并由此而有先秦诸子的争鸣,直至不断地革新。虽然人类历史饱经磨难和辛酸,人们却从未放弃过对善治的希冀和探求。正是这些眼泪和鲜血激励着今天的人们,共同为限制强权、消除不义、实现公正而谋取治理之道。

1 扭曲发展亵渎法治的灵魂,不泯希望插上理想的翅膀

后现代主义文艺的商品化倾向是与当代社会的高度商品化和高度媒介化相呼应的。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手机等通讯工具的普遍使用,进入信息时代以后,以电视、广告、摇滚乐为代表,凭借高科技电子声光媒介手段而出现的文艺新样式占据了传统文艺市场,形成了一个利润极为可观的“文化产业”,一批批以愉悦性精神解脱为目标的短暂性“消费文化”扩张和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文艺的商品化使文艺不再成为人类精神产物,在更大程度上进入了物质生产领域,好莱坞的电影、流行歌曲、商品广告等产业化的文艺作品是工业产品而绝非精神产品这一点应该是全人类的共识。

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对后现代主义商品化和反艺术两种极化运动的相互关系有过下面这段描述:“现代科技成果使人陶醉于流光溢彩的声色享受而沾沾自喜;非审美的反艺术则因揭示繁荣后面的矛盾而发人猛醒。以技术为中介的现代资本主义统治的特色是理性精心设计的反理性,而反艺术的非审美倾向却是在反理性形态中包含着理性。然而反艺术的最终结局却往往逃避不了被技术社会同化的命运,常被市场吸收和改造而变得毫无锋芒,反抗本身成为一种滑稽的自嘲。”这正是在多重对立的极化运动中矛盾发展的后现代主义文艺的真实面貌,这种发展对文学艺术存在的合理性构成威胁,文学艺术在商品化的蓬勃生机和反艺术的生存危机中一步步走向消亡。

当我们还沉浸在后现代主义普遍流行的奢靡财富里时,它也在悄然使得西方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受到冲击并趋于崩溃。如果没有健康发展的精神文明建设,如果没有完善规范的社会秩序,如果没有条分理析的法律体系,一个社会纵然拥有再丰富的物质基础也是没有发展前途的,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的。

可因为后现代主义也试图建立起与现代社会混乱的精神价值观相适应的精神文明体系,我们不能完全提出它是没有前途的片面观点,至少在今日的美国它已经成为艺术的象征,后现代主义完成了毁灭传统价值观的第一步,它宣布了腐朽没落的文化是可以在后工业化社会合理存在的,也许这种文化是人类绝望情绪的真实反映,也许在破坏后的精神废墟上能诞生新的文明,也许我们就能翻开最黑暗的一页,迎向新文明的曙光。

2 文化冲击点燃理性火把,心存信仰吹响人性集结

文化问题,往往会引起国人无限自豪。中华五千年优秀文化历史,伴随着数不清的岁月风雨同舟走到今天。现代文化的多元主体性和自由个性不断自我调适和重建,离不开先哲们及其追随者对人类感知方式坚持不懈地探索和符号建构。

在正常的文明社会中,文化系统是有着相对独立自由的组织逻辑的“流运动体”,所谓主流是社会自组织复杂性机制“自然”选择的结果。而在权力总体化社会(就是“极权”社会),政治全能,文化并非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因此文化中的所谓主流就是因为政治全能选择机制而成为主流的。

但随着现实社会的进步,人文思想认识的改变,主流文化已满足不了当今人们对生活的需求,所以出现了我们所说的“非主流”。非主流文化的出现,其实就是针对主流文化。它以随意的搭配形象风靡全球,并运用非主流文化的优点弥补主流文化的不足。

人类在进步,教育让人脱离了蒙昧,信仰却在不断的缺失。亲情,友情,爱情,利益,名誉,尊严,甚至自我在价值的权衡间可以完全的放弃,纵观历史,有许许多多的人都做到了这一点的,承受了所有的不公正,挑战所谓的权威。每个新学说的诞生,每个新时代的来临,每个新思想被公众的接受,其实都是有一批默默无闻的人为之奋斗终生,都只为坚守着深深植根于心的那份最为崇高至上的信仰。

“理性是基础,时间是尺度,发展是方向,价值是最终衡量决断的标准。”

理性具有丰富的内涵,也可能包含着相互对立的理论指向和变革。特别是近代以来,韦伯对形式合理性法律的经典表述,已经昭示了现代法律制度的内在矛盾。从那时开始,如何克服工具理性和形式合理性的弊端和缺陷,就成为所有有远见的法律思想家无法回避并且试图努力超越的难题。

我们可约略概括东西方社会因于人性之善恶的判断不同所导致的社会与国家治道的差别,即传统中国社会圣人道德乌托邦:西方社会俗人法治现实邦。因为传统中国治道模式表现为将人人塑造成圣人,并以人类行为无法再提升的至高规范的道德为标准。而这一标准无法让人人实现。但是西方社会,首先把人摆在世俗的层面,人具有自私性与恶,但是这种欲人的生活在社会行动中有一最低底线,即不能违背法律。而任何一个俗人是否成为圣人,则在法律上面留下了无限的道德提升空间,因而这一社会是符合日常生活饯行的,是可行的,也是人性的。因此,对人性的善恶判定不同,实乃影响社会之治道,也是一个社会选择人治与礼治抑或选择法治与制序的原因之一。

3 法治魂来把人治情苦难化解、人治情更将法治魂弘扬

法治的优势,首先来自于对人性的深刻观察和法律的透彻了悟。在社会资源有限和人类需求无限的矛盾世界里,法律从人是自身利益最佳判断者和利益最大化追求者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设立规则,定分止争,惩恶扬善。法律鼓励善、引导善,却不强制善。因为法律的主要功能是抑制恶、法律主要正视与面对的是人性的灰暗面与社会的消极面。因而法律恪守的是人的道德底线,法律就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既然法治最后胜出,就好比战争的胜者虽然获胜仍不免要付出胜利的代价,那么,法治就要为自己的胜利付出代价,并且这些代价是法治内在的因素。例如,规则的平等适用往往忽视对象个体的差异性,规则的相对稳定往往忽视社会形势的变化,因而人们说:“法律的威严不可侵犯,但却抹煞了对人性的追求。”也有人说:“法律从制定时起就已经过时了。”法律职业共同体内在的利益未必符合社会利益。只要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成人员不是社会的全体成员就必定不会存在法律职业共同体内在的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符合性。

相反的,人治认为贤明的统治者在给每个人分配权利资源、财产和荣誉时,可能理性地实现正义。例如,英国衡平法的创立就是基于人对人的考量,衡平法法官以公正、良心审判。可以说衡平制本身就是人治。人治论者相信,贤明政治决策可以不受僵化规则的约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而在当事人存在个体差异时就可以因人而异,在具体环境不同时就可以因地制宜,在时势不同时就可以“与时俱进”。也许这也是理想法治国的最高境界,但是根据哈耶克“分立的个人知识”的观点,“我们所必须利用的关于各种具体情况的知识,从未以集中的或完整的形式存在,而只是以不全面而且时常矛盾的形式为各自独立的个人所掌握。”即便是英明神武的万代明君也有他不知道的、尚未掌握的治理国家的知识与技能,因而将治理国家的希望寄于个人的知识则不是一个合理的“知识运用”。

以现时法治话语论,法治一般与人治对称,前者倍受宠爱,后者屡遭贬斥,宛如善恶分明的孪生兄弟。然而法治的发展,实际上是为了纠正人治的失败,同时人治在很大程度上针对法治的缺陷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由此,若固执于事事皆依法治,则违背了法治的初衷。法治与人治的结合当是不同层次的结合,人治的范围必须受法治的划定。

法治化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法的神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在法的神圣性(也就是法的宗教性)被强化的同时,法的价值蕴含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正如伯尔曼所说的,“所有法律制度都不仅要求我们在理智上承认社会所倡导的合法美德,而且要求我们以我们的全部生命献身于它们。所以,正是由于宗教激情,信仰飞跃,我们才能使法律的理想与原则具有普遍性。”实际上,在任何一个社会,法律本身都促成对其自身神圣性的信念。它以各种方式要求人们的服从,不但付诸他们物质的、客观的、有限的和合理的利益,而且还向他们对超越社会功利的真理、正义的信仰呼吁。

4 坚毅探求 光荣荆棘路 臻于至善 绚烂彼岸花

虽然我们一直在追求法治与自由的和谐,但从抽象意义上或许很难对“集体本位的刚性法治”和“个人本位的柔性法治”作优劣比较,然若将其放置于中国乃至东方文化传统中,甚或是现今社会秩序越来越更加规范的全球大发展进程中,则“柔性秩序”科学建构的不完善,使得必要法律维护迫在眉睫,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法律意义。然而,法治情感的培育和法治精神的形成又实在不是一蹴而就或者短时期就能见效的,它需要长期地、一点一滴地生成、积累。在法治化的过程中,物质的、技术性的法律制度,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构建或引进的,但它们若要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则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意识和观念,予以奠基和支撑。因此,培养全体社会公众的法治情感和心态,使之成为普遍的社会民情,这是法治化进程中非常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可以肯定,只有物质的、制度化的“硬件”系统而缺乏相应的精神意识、观念和情感等“软件”系统支持的所谓“法治”,只有法治的外表和骨架而没有内在的灵魂,它不是真正的法治。

对此,梁治平先生曾对我国法治现实的真实情况作过如下分析:“我们的现代法律制度包括宪法、行政法、民法、诉讼法等许多门类,它们被设计来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建构一个现代社会奠定基础,同时,它们也代表了一种精神价值,一种在久远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传统。问题在于,这恰好不是我们的传统。这里不但没有融入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经验,反倒常常与我们‘固有的’文化价值相悖。于是,当我们最后不得不接受这套法律制度的时候,立即就陷入到无可解脱的精神困境里面。一种本质上是西方文化产物的原则、制度,如何能够唤起我们对于终极目的和神圣事物的意识,又怎么能够激发我们乐于为之献身的信仰与激情?我们并不是渐渐失去了对于法律的信任,而是一开始就不能信任这法律。因为它与我们五千年来一贯尊行的价值相悖,与我们有着同样久长之传统的文化格格不入。”

由此可见,中国的法治之路的确还相当遥远,它艰辛而漫长。法治社会的建立绝不仅限于其物质层面的制度建设,绝不仅限于其技术性“硬件”系统的完备周详。法治社会的有效建立,最为基础、也最为关键的,乃是作为其基础以支撑整个法治大厦的精神层面的意识与观念的确立,是作为其内在灵魂的“软件”系统的开发。

参考文献

[1]夏勇,李林.法治与21世纪(The Rule of Law and the 21st Century) [瑞士]丽狄娅・芭斯塔・弗莱纳[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葛洪义.法律与理性――法的现代性问题解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3]高中.后现代法学思潮[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篇8

后乡土社会是相对于“乡土社会”而言的。“乡土社会”一词出自先生的力作《乡土中国》，按照费先生的理解，“乡土”并非指当前社会生产的内容是以农业生产为主，更主要的是指一种与“乡土性”相联系的社会结构特征。所谓社会结构是指社会体系各组成部分或诸要素之间比较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中国基层社会的根本特性为乡土性，农耕经济产生了中国乡土社会结构。一方面，中国的农耕经济自给自足，单一种植业使人们离开土地后就失去了最重要的生活资源，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人们世世代代维持一种简单而稳定的再生产过程。另外一方面，农耕经济和农耕文化的融合使得乡土社会结构的固滞性加强，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融为一体，家庭与土地融为一体。归纳费先生的分析研究，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在结构上存在着以下特征：以血缘与地缘相融合为特征的乡土关系——乡土社会在空间上是不流动、封闭的，人对土地有很强的附着性。结构简单和流动性不强的人口结构使得乡土社会的生活受到地域的限制。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乡土社会的秩序维持不是靠法治，人们共享乡土信用，礼成为了社会公认的合适的行为规范。

上述归纳是极为中肯的。然而，社会是一个不断演进变化的历史过程。目前我国农村在体制、经济模式、法律秩序和文化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生笔下的乡土社会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或者说“乡土社会”一词已不能确切阐释和描述当今我国农村社会结构现状，我国农村社会已经进入了“后乡土社会”。

后乡土社会是一个混合了多元秩序、传统力量无力为继、价值导向缺失又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状态，它具有如下结构特征：

(l)血缘与地缘的结合关系仍然是农村社会的主导关系，但血缘与地缘的融合关系受到冲击。在乡土社会中，血缘与地缘关系高度融合，血缘家族网络构成主导性的社会关系，而在后乡土社会，工业化与其他产业的带动使得人们流动性加强，农民走出家庭、离开土地，离开血缘关系的限制从事生产劳动。但是国家法律并没有适时地对农民这种新身份给予合法性认证，亦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措施对他们的权益进行保障，流动的农民的身份依然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

(2)长老权威与中青年精英并存，长老权威开始不断的消解。在后乡土社会，由于农耕经济的地位尚未根本改变，农村的家庭功能处于传统状态，长老权力仍有经济和社会文化基础，加上农村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权威与权力真空，很多家庭与地方事务，包括婚丧嫁娶、兴建学校与修建水利之类仍需传统权威牵头。刚崛起的中青年精英虽然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远没有进入成熟期，所起的作用还大多表现在非农产业和部分公共事务方面。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市场经济已经不是简单的人伦关系可以决定的，由此而产生的人的地位和身份的改变和差别与传统权威格格不入。传统权威开始让位于人的职业、能力和个人业绩，其中也包括金钱和财富，权力重心开始转向非农业经营者和管理精英，转向有知识、有能力的中青年。特别是村民自治的实行赋予了中青年精英更多的合法性认证。

(3)农民开始分层，差序格局被突破。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是以人伦为基础的，人际之间只有等级没有平等。这与市场经济要求的平等身份是对立的。农民进入市场，必须适应平等身份的商品交易，这些间接促使农民打破人伦等级秩序，按市场经济的标准划分社会阶层。在后乡土社会，随着财富的积累和身份的改变，农民用新的社会分层逐步改变传统的差序格局。

(4)礼治秩序弱化法治秩序增强。礼治是乡土社会秉承的传统，由于社会发展的延续性，所以很难忽视其在后乡土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农民只要离乡不离土，就很难逃脱礼治无形的制约。法律虽然越来越被农民认知，但宗法关系和乡规民约仍然是后乡土社会评价行为的标准之一，再加上立法和普法上所存在的不足，基层司法人员素质的良荞不齐，法治在农村的实行困难重重。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由于后乡土社会的开放和流动，出现了法律由农民自发地需求到自觉地学习的转变过程。

(5)农民走向市场，城乡联系加强，城乡二元结构被突破。这也是后乡土社会不断向现代社会迈进的表现之一。生产模式和经济模式的变革导致社会关系的变化。农业生产商品化、农民进城、小城镇崛起，以及市场经济的推进，这无疑推动了农村和城市的融合关系，城乡一体和农村城市化的结构不断加快。

二、法治秩序的重建在乡土社会中遇到的困境

如前所叙，后乡土社会礼治秩序的逐渐淡化，为法治秩序的建立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社会的责任，但是在承袭了数千年礼法的秩序的中国乡土社会上建立现代法治秩序，必然将会面临可以预见的诸多阻碍。

（一）乡土信仰与法律信仰的冲突

在传统乡土秩序下延续了几千年的生活秩序中，乡土信仰无疑被浸透在了农村社会的每一个个体的头脑中，道德的信仰、习惯的信仰、个人权威的信仰等等这些都充斥了传统乡土下礼法的强大的影响。当新的法律信仰到来并发生作用的时候，它带给人们的往往是复杂的、艰难的思想抉择过程。

在农村的日常生活中，道德信仰自古以来就对人们有着深刻的影响。人们之间有遇事互相帮忙的道义上的传统，如果谁家遇到较大事情发生，有村民不去，那么该村民及其家人便会在道义上失礼，被其他村民看不起，在村中的地位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当本村的人遭到外人的人身伤害时，作为成年村民如果不管不问，更被看作没情谊、不懂规矩，自然他家的事情以后也不会有人去过问。因此，为了不在道义上输理，每当有村民与外人发生纠纷时，其他村民便也主动参加。村民之间发生的纠纷，大都不是首先诉诸于法律，因为从道义上来讲大家还是相熟的村民，诉诸法律就相当于失信于熟人而毁失了人情。浓厚的道德信仰对法律信仰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这种极大的不确定性和消极的道德信仰带来了较大的负面作用，给法律信仰的建立带来了极大的阻力。

个人权威的信仰与法律信仰的冲突。农村社会中个人权威的树立远比国家法的进入来得久远和有效，而基于权威形成的村落统治比国家统治更直接地影响和作用于村民的生活和争端。在传统的村落中长期形成的以族长、村长、宗教组织的首领等个人为事务处理的主持者和裁决者，这些人掌握着村落中的话语权。他们要么依靠传统的承袭，要么依靠个人的魅力，逐步确立了个人在民众中的威信和权威。他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影响发号施令，行使追随者所赋予的权力。这种建立在传统和魅力基础上的个人权威，在长久的时间里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价值判断，这种基于个人权威而产生的信仰同摒弃纯粹人治手段的法律信仰显然是不相适应的。

（二）民间法和国家法的冲突

聚族而居，是中国农村历来最为典型的社会组织特征，而以家庭为单位，组成以自家地位为中心的宗族往往都制定有家法、家训、家教、族规、族约。这些家法、族规以血缘、亲情为基石，对涉及家庭和宗族成员社会生活的大大小小事情都予以规范。宗法制度与中国特有的礼文化相结合，两者相辅相成，严密地控制着乡土中国农民的行为，成为对每个家族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的所谓人情、礼俗、习惯和族规、族法。在此借用梁治平先生的观点，把在农村活生生存在的礼俗、人情、习惯、族规、族法等称为中国式的“活法”或“民间法”，以区别于国家法。先生说过，“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在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里，自上而下，以国家暴力机器为支柱的国家法自始至终不是社会控制的惟一途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途径，而蕴含在乡土社会之中的民间法则成为最主要的社会调控手段。在现代的农村中，这些民间法仍旧主宰着许多争端的权益归属，这些民间法中有许多积极的因素，但同时也蕴含着大量的封建残存和对人权的侵犯，甚至和国家法规直接相违背，这些民间法的实施过程和国家法的实施相比相当不规范但却具有相当的活力，国家法在发生效力之前民间法往往已经实施完毕，但这种不稳定的“法”的实施无疑和国家法强调的明示透明、公开公正的理念相悖。

（三）农村社会法律资源的缺失

在现在的农村社会中，除却长久礼治秩序影响下的法律观念的缺失外，更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现代法律资源的缺失。这种缺失不仅体现在有关农村和农民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法规方面，同样也体现在法律实施所需要的司法体制和法律服务人员的缺失。

目前关于农村和农民立法方面，主要涉及的农业和农村土地以及农民工方面的立法，但是对于广大农村特有的社会秩序怎样有针对性地予以规制，法律在制定时却没有充分的考虑农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另外关于农民工立法方面也存在缺乏可操作性和权利保障的片面性等明显缺点。另一方面，法律在制定后的公示方面也没有考虑到农村社会的实际条件和农民工的接受能力和维权成本，在实际中成为人为地造成法律权利的缺失，以至于该拥有的权利无法享有，该得到法律保障的权利无法得到满足。在现在的农村中，基层司法体系在整个农村官方机构体系中无疑是最为弱势的一方，这种弱势地位不仅体现在硬件设施的建设上，同时法律服务人员的素质也急需提高。

三、重建中的乡土社会里的法治秩序

（一）乡土法律意识的重塑

农民法律意识的培养更应该从农民的法律认同和对法律的效力认可的方面去努力。首要的方面，就是要以法律的权威制止农村行政权力对农民权利的侵害，其中尤其应该注意的是要将对传统个人权威的不法秩序的维护行为展现在农民维权中，这样不仅是对于法律权威形象的维护，更是对于传统秩序中不稳定的家族和个人权威的效力的打击。其次，便是完善基层司法机构职能和执行效力，同时加强基层法律服务人员的服务素质和专业素质，法律意识的培养更应该从其身边的法律职业者的素质开始做起。此时，在传统乡土秩序不能维护个体权利的情形下，法律的效力和权威得以确立，农民确立这样一种法律意识即采取法律解决纠纷维护权利保障秩序的倾向和意识。在此前提下，对农民法律知识的教授或许才会更有效果。

（二）民间法与国家法的融合

首先，重视习惯法信仰和道德信仰，发挥其在法治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在国家立法、执法时，我们应该更充分地考量农民特性。针对村民民间法信仰和道德信仰浓厚的特点，国家和社会应尽可能采取宽容与温和的态度来积极对待此信仰。因为，与一个社会的正当观念或实际要求相抵触的法律，很可能会因人们对它们的消极抵制以及在对它们进行长期监督和约束方面具有的困难而丧失其效力。只有国家有关机关认真对民间的信仰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摸清了其信仰规律，使国家制定法在立法上和执行上更能符合村民的信仰现状、更能使之接近民意，才能使国家法最终能唤起人们对它发自内心的尊重。

其次，深化对民间法与国家法冲突的认识，国家和社会要认识到，乡村社会中的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随着国家法治历程的加快，这种冲突必将会不断出现。所以，对待这种冲突，一方面要采取宽容、温和的态度善待它；另一方面，要积极地对这种冲突进行调控、疏导，尽量避免冲突的直接碰撞。而对那些与国家法信仰一致、有利于国家法信仰生成的道德的、宗教的、习惯的民间法，由于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国家法的正确实施和贯彻执行创造良好的内心动因，因此，对此类民间法要积极地进行维护和培育，以此来推动后乡土社会国家法信仰的树立，提高国家法信仰层次奠定良好的人文精神底蕴。

（三）乡土法律资源的补给

乡土法律资源的补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包括立法资源的补给、法律体制资源的补给和法律人员资源的补给。立法资源的补给关键在于立法的广度和立法的普适性的完善。法律不能是一套凭空捏造的名词和僵死的条款，而必须来源于社会，来源于社会生活。要想给农民以真正的权利和权利保障，就必须制定出更加适合转型中的乡土社会的法律。法律体制资源的补给在于将现有的基层法律机构体系化和专业化。法律人员资源的补给在于基层法律服务人员素质的提高。

参考文献

[1].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林少敏.从“乡土”走向“现代”[J].东南学术,1999 (6):77-79．

[3]梁治平.乡土社会的法律与秩序[J].新华文摘,1999 (2):89-101．

[4]刘雪梅.论法治秩序与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6)．

[5]邓红蕾,刘雪梅.论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3(4).

篇9

关键词： 基层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机制创新；法治进路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4）05-0032-04

针对当前基层纠纷现状，如何更好地构建基层纠纷多元解决机制以及如何寻求在法治化路径下进行纠纷解决，是改善基层治理机制、维护基层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是回应社会转型期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实现社会治理和体制创新的主要任务。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即在对当前基层纠纷现状进行介绍、说明的前提下，对当前基层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具体适用进行评述，提出通过优化现有纠纷解决机制、寻求以法治化手段为主综合运用多种方式解决纠纷的路径。

一、当前基层纠纷总体情况概述

（一）基层纠纷的基本内容

所谓纠纷是指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对抗、矛盾冲突存续的一种持续的状态。当前发生在基层地区的纠纷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传统型纠纷，如婚姻纠纷、继承纠纷、抚养纠纷、赡养纠纷、宅基地纠纷；另一类是非传统型纠纷，也叫新型纠纷，是指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基层地区基于经济社会发展、政策调整等因素冲击下产生的矛盾、冲突，如村民自治纠纷、村干部特定行为产生的纠纷、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土地征用征收纠纷、农房拆迁纠纷、环境污染纠纷、消费者侵权纠纷、农民工劳务报酬及用工损伤损害纠纷等。总体来说，纠纷主体日趋多元化，涉及群众生存、发展权利的纠纷持续增加，纠纷涉及的领域逐渐扩展，纠纷造成的破坏力更加持久。

（二）基层纠纷的基本特征

目前发生在基层地区的纠纷呈现的基本特点主要是：传统型纠纷的数量持续上升，利益纠缠与纠纷缘由更加复杂，由纠纷引起的矛盾、冲突程度高，如关于赡养父母的问题、夫妻离婚问题及遗产继承问题等，一旦不能及时、妥当地处理，往往极易演化成恶性的刑事案件；非传统型纠纷的类型明显增多，利益诉求表达多元化，诉求渠道相对不够畅通，权利表达与利益救济机制相对缺失，纠纷烈度明显增强，纠纷解决方式多样化并趋向寻求法治化方式解决，对息事宁人的认识基于利益导向不同而趋向复杂化。

（三）对当前基层纠纷的理性判断

基层纠纷产生后，矛盾得不到化解，诉求得不到回应，很容易产生不满情绪，即使微小的纠纷也极有可能产生“蝴蝶效应”，最终引发恶性刑事案件或。虽然纠纷的产生有消极作用，但是也有其积极意义，必须客观、全面地看待纠纷的发生：其一，在社会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纠纷的产生不可避免，纠纷的产生从根本上来说是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利益结构调整等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一般纠纷是“高压锅”的安全阀，典型纠纷是制度发展变革的契机和动力。其二，纠纷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进行纠纷解决时，必须要对纠纷有着理性的认识，要掌握正确处理转型期各种矛盾、纠纷的主动权，必须在社会治理进程中不断分析纠纷产生的根源，从源头上化解纠纷并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此类纠纷的再次发生。其三，减少、解决和预防纠纷是政府的基本任务与职责所在，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主体，必须负起责任，在送法下乡、提供纠纷解决多元机制和途径等方面发挥优势，[1]44-45注重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纠纷解决机制的提供和完善，增强制度建构与机制创新的积极性。

二、基层纠纷多元解决机制适用的实证分析

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已成共识，也是当前走出纠纷解决困境的基本出路。目前在基层中存在国家纠纷解决机制和非国家纠纷解决机制两类。国家纠纷解决机制层面上可以划分为两大体系、四类机制。两大体系是指司法体系与调解体系，四类机制在基层的具体表现即以司法所为中心的人民调解机制、以公安派出所为中心的治安纠纷解决机制、以人民法院和各类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为中心的调解机制。此外，在基层中还存在各类具有协调性质的调解机制，如乡镇和县区社会矛盾调处中心、综合治理办公室、县区以上各类协调委员会和协调机构。对基层纠纷多元解决机制适用的评述主要是派出所、人民调解组织、和人民法庭这四类国家纠纷解决机制。

（一）以公安派出所为中心的治安纠纷解决机制

基层治安纠纷解决机制处理的纠纷类型多为治安纠纷及纠纷主体间存在不同程度暴力冲突的纠纷。基于基层群众对公安机关作为执法机关这一认知的高度契合以及基层派出所设置的网络化布局，快速反应的警务机制，纠纷化解的免费性、快速性、主动性和一定程度的强制性等特点满足了基层群众对纠纷解决的基本要求，基于这些因素的综合考量，在未来相对较长一段时期内，不仅会有越来越多的纠纷流向公安机关，而且排查与解决民间纠纷也将成为基层警务工作的重点。对于以基层派出所为中心的治安纠纷解决机制，应当从快速化解社会冲突、保障人民群众权益和维护基层和谐稳定的角度统筹谋划。[2]34-39一方面，作为一种化解矛盾冲突的应急反应机制，治安纠纷解决机制对预防与减少因纠纷而转化为违法犯罪事件的发生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这一纠纷解决机制还需要从加强队伍建设、优化内部管理、完善绩效考核、增加技能培训等方面对现有机制进行完善。

（二）人民调解组织纠纷解决机制

近几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将基层调解组织的机制建构和制度完善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一方面高度重视基层调解组织机构的规范化建设：以司法所为中心，形成了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村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和村调解小组三级调解组织；以乡镇党委为中心成立综合治理办公室或社会矛盾调处中心，进行行政调解；此外，还设立大量行业调解组织、特殊部门调解组织等。另一方面，在调解组织运行机制上予以完善，不仅建立了具有一定职能分工的办公场所，经费投入有所增加，调解队伍不断壮大，调解人员业务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而且建立了调解档案制度，制作了格式化的调解书，规范了调解的工作流程。

然而，由于调解组织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确定性不强、权威性不够、调解组织专业性不强等因素，也致使其在化解新型纠纷方面能力较弱。同时，适用人民调解处理纠纷的案件数量逐年下降，调解的运行规则被国家机制层面的司法“侵入”，基层群众自愿选择适用人民调解化解纠纷的意识也比较弱化。但是也应该意识到，以和为贵、重视和解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文化传统，作为东方经验的调解制度的存在仍具有现实需要。基于纠纷主体的多元化及尊重主体选择的多元化，人民调解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最为及时，修复社会关系的成本最为低廉，在防范社会冲突、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中具有天然优势，是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在很长时期内都无法完全替代的。保障人民调解组织充分发挥其功能应该从重塑调解理念、强化调解功能、创新调解组织机制、量化评价指标、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加大扶持投入力度等方面进行。

（三）诉诸的纠纷解决机制

当前，通过解决的纠纷以政策性纠纷为主，主要包括历史遗留问题、法律问题和特殊问题的案件等。基于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作为利益诉求渠道和具体的权利救济机制，与其他解纷机制相比较，可以综合调配使用多种行政资源，促使案件得到快速解决。

不过，通过解决纠纷问题也存在不足。例如中各部门之间的“踢皮球”现象，上访群众“讨价还价”的缠访、反复上访、越级上访现象等屡禁不止，不仅纠纷得不到较好解决，而且导致基层群众满意度较低。除此之外，通过，上级政府部门把案件特案特办，在某些情况下，不仅容易增加纠纷解决的成本，而且易导致与基层组织、上级组织、社会和谐稳定之间形成紧张关系。以政府为中心，以为手段，通过行政权力和资源集中来化解纠纷的方式，对日益增多的基层纠纷往往应接不暇甚至无力应接。[3]25-27

在目前社会转型期，尽管制度仍然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制度作为人民群众进行权利表达与利益诉求的渠道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当前，在国家层面，已经对机制在制度与运行机制上进行了大量的创新，如完善约谈制度，取消排名通报制度，实行网上受理制度，中央与地方建立点对点的通报机制，创新涉法涉诉上访和越级上访处理机制等。基层政府也在积极通过畅通常规性、法治化案件解决渠道，探索设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等措施实现其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

（四）以人民法院为中心的司法纠纷解决机制

基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不断弱化。而与此同时，由于基层群众追求纠纷解决结果一致性的现实需要以及法律消除纠纷解决差异具有优越性等特征，加之转型期社会的高风险性需要发挥司法在风险控制、纠纷化解、秩序重建等方面的作用，近几年来，国家对人民法院进行了重建，让人民法院成为基层社会中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基层地区获取司法服务的便捷性增强，法律的上传下达使法律的实践性、法律定纷止争的功能得到了更好的展现。从现在来看，基层地区的人民法院越来越成为基层社会中通过调解解决纠纷的重要部门。

当然，人民法院解决纠纷也存在一些现实问题：一是人民法院按照行政区划设立还是按照人口数量兼顾行政区划设立的标准问题；二是基层纠纷寻求司法解决的案件数量逐年上升，面对不断增多的案件、愈加复杂的案情，如何提高法官审判水平、保证审判质量的问题；三是人民法院在纠纷解决过程过度强调调解可能导致与人民调解组织功能上的重合问题；最后，如何解决基层地区人民法院存在的场所建设滞后、专业司法人员缺少、经费保障不到位等现实问题。

三、基层纠纷法治化解决进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探析

（一）法治化解决纠纷是必然要求

首先，法治化解决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在遵循依法治理与加强法治保障前提下积极稳妥地化解矛盾与纠纷，这就意味着法治建设的核心是要建立良好的法律运行机制和促进法律秩序的生长。[4]3法治化是解决基层纠纷的最佳方案，强调法治化解决并不排斥依法治理前提下寻求其他解决方式。其次，法治化解决是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运用的具体体现，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在处理社会纠纷时，基本内容就是由政法思维转换为法治思维，由激烈程度较高、破坏力较强的革命方式转变为相对温和的、社会易于接受的法治方式。再者，依法解决纠纷才能彻底化解矛盾冲突。依法解决纠纷具有较大的明确性和强制性，它通过提供常规化手段和制度化路径，以规则为导向，遵循法律原则和法治精神，通过法定程序化解矛盾冲突。法治化解决的根本即在于修复秩序或者重建秩序。

（二）法治化解决纠纷的基本内容

首先，基层纠纷的解决必须以维护基层群众的权利为根本出发点与立足点，借助多种纠纷解决机制，有效运用法律解决复杂的社会纠纷矛盾，实现纠纷解决法律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协调统一，能够最大程度地维护基层地区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其次，依法防止纠纷发生是首要环节。必须具备足够的预防意识，通过搭建权利表达平台、基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畅通权利表达渠道，优化社会管理。再者，充分重视基层组织、家族因素、亲友配合等要素在纠纷解决中的积极作用，善于借助社会力量与运用调解手段等多种方式化解矛盾纠纷。最后，法制化解决纠纷要将抓工作重点与解决现实问题相结合。一方面要以依法治理、及时公正、切实维护基层群众合法权益为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将公正解决民事争议、打击坑农违法犯罪、清除黑恶势力等工作作为重点，实现依法维权与维护稳定的协调统一。

（三）法治化背景下纠纷解决机制的定位

基层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建构的根本宗旨，是建立多样化发展的具有不同功能又相互配合的纠纷解决体系，既强调中立、公正地解决纠纷，又要求不同机构之间呈现高度的协同性与联动性，形成一个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彼此支持的体系结构，相互配合、有效化解矛盾冲突。寻求法治化解决纠纷过程中，必须注重纠纷解决机制是系统、公正和科学的，纠纷解决体系要以能够形成良性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为出发点与落脚点。人民调解组织必须坚持运作机制上的非国家性、纠纷解决过程与形式中的非司法性；司法机关必须坚持运作机制上的国家性、纠纷化解过程中法律的权威性；治安调解应该坚持严格法治主义，即“严格的依法而为”特征。[5]153-155

（四）政府主导优化基层治理

当前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在公权力引导之下建构的。其中，党委、政府在基层社会纠纷治理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如何构建长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实现基层治理的优化是一项重要工作。一是完善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统揽全局，协调各方，鼓励和支持社会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二是注重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此外，要加强基层地区纠纷排查调处网络规范化建设和矛盾纠纷信息网络系统工程建设，把大量矛盾化解在尚未激化、酿成冲突和激烈对抗之前。三是加强自身治理。通过积极转变职能加快法治型政府建设，严格依法行政，预防和减少纠纷的发生。纠纷解决机制不仅是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还是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要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以及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不断加强纠纷解决机制的“产品”供给。

参考文献：

[1]李浩.论农村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J].清华法学，2007（3）.

[2]左卫民.中国基层纠纷解决研究――以S县为个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张林海.转型期非制度化的突出问题及矫正路径探析[J].理论导刊，2010（6）.

篇10

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分析检查阶段，我局领导班子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寻计问策，为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司法行政工作中打下了基础，在实际工作中，作为司法行政机关，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一定要全面把握、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本质要求，紧紧抓住科学发展这条主线，把全局干警、职工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七大精神上来，把十七大确定的目标和任务作为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推进我县司法行政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通过“四查找四明确”、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班子成员从个人和集体两方面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进行了回头望，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了成绩，查找出存在问题，制定了下一步整改措施，现将我单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分析情况报告如下：

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要情况

1、坚持司法行政科学发展,进一步推进“五五”普法和依法治县工作。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更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一个重要标志。按照十七大报告“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氛围”的要求，我们全面实施“五五”普法和依法治县工作，推进全社会的法制化进程，这不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司法行政机关围绕中心，发挥职能作用的重要方面。我们站在全局的高度，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和助手，把普法和依法治县工作牢牢抓在手上，精心谋划，全力推进。通过开展“五五”普法和依法治县工作，稳定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人人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经营、依法办事的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按照《在全县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规划》和《××县2009年依法治县工作要点》的要求，扎实全面地开展普法和依法治县工作。一是加强领导，强化目标管理，实行月检查、季通报、年终总评制度，努力构建大普法工作格局，从根本上规范和促进各部门、各单位的民主法治建设。二是采取切实有力措施，积极创新法制宣传教育形式，增强普法教育实效。通过广泛与新闻媒体协作，形成多层次、多手段、各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综合态势，构筑法制宣传教育社会平台，开拓普法依法治县工作宣传教育新途径和新领域。三是全面推进和深化“法律六进”活动。采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培养树立先进典型，总结交流推广经验，务求法制宣传教育的实效。四是坚持以考促学，切实抓好对全县各类普法对象的学法考试工作。按照市委组织部、市司法局等部门文件要求,适时认真组织全县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统一参加领导干部法律知识考试。五是继续深入开展全县“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及时组织开展县级民主法治示范村全面检查验收活动，推进全县基层民主法治建设进程。

2、坚持司法行政科学发展,进一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稳定是基础，是群众利益的根本所在，更是实现小康社会的根本保证。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可以说，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第一位任务，也是司法行政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作为国家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坚定地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己任，以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法制环境为目标，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优势，强化法律服务、法律保障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基础性和预防性作用,维护社会和谐，实现科学发展。健全完善“调防一体化”工作机制，坚持“民不转刑”的原则，深入开展民间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及时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稳定、不和谐因素，发挥人民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第一道防线”作用，做好人民调解、诉讼调解和行政调解相互衔接的“三位一体”大调解工作，使人民调解真正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法制大厦的基石。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不断拓宽安置途径，预防和控制“两劳”人员重新违法犯罪。切实做好全县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争取成为全市、全省社区矫正工作的排头兵。要围绕十七大提出的“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和“健全社会救助体系”的要求,进一步强化法律服务的保护功能。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组织，对社会弱势群体、下岗再就业人员、农民工提供及时、便利的法律服务，扩大救济制度的惠及面，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2007年以来共为各类群众办理151件的法律援助，真正注重发挥法律援助扶贫助弱、伸张正义、维护稳定的功能，切实解决困难群众打官司难问题。

3、坚持司法行政科学发展,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实践证明，改革是破解发展难题的最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创新则是更大的发展。按照十七大报告“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要求，积极推进司法行政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积极拓展经济类公证业务，对符合我县县情的经济类公证项目，争取政府支持，为开展经济类公证奠定基础。加强信息化建设，推广使用司法行政业务软件和管理软件，逐步实现司法行政工作的科技化、数字化、信息化，提高工作的科技含量和办事效率。进一步抓好司法行政机关监督管理工作，由零星突击检查向常规检查转变。贯彻落实县委《关于做好〈××县推进乡镇改革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配套工作方案的通知》的要求，结合我县法律援助工作的实际情况，我局将非诉讼法律事务案件及一般简易民事诉讼案件的法律援助的审批权限下放到各镇法律援助工作站去，拓宽了广大群众申请法援的渠道。积极开展全县律师工作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工作目标服务活动，提高服务质量，促进法律服务市场健康发展。

4、坚持司法行政科学发展,不断加强队伍建设。十七大报告强调，“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提高司法行政干警的整体素质，是做好新时期司法行政工作的基础和前提，更是实现司法行政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按照十七大报告的要求，司法行政机关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建设高素质的干警队伍为目标，坚持从严治警，从优待警，树立“执法为民、服务为民”的思想，树立依法治警、依法治所、公正执法、科学管理的理念，不断强化司法行政干警职工、法律服务工作人员队伍建设。通过开展活动，树立全员学习、终生学习的理念，有计划地采取措施，提高五个方面的素质。一是在提高政治素质方面，把学习十七大精神作为理论学习和支部党日活动的中心内容，组织党员干

部认真学习十七大报告，深刻领会报告的精神实质，吃透报告的精髓。二是加强队伍的业务培训，本着缺啥补啥的原则，每年都有计划地组织开展以学历提升、统一培训和外出学习考察为内容的综合培训。同时，组织全员认真学习并熟练掌握《公务员法》、《公证法》、《律师法》、《法律服务工作者条例》等法律、法规，进一步提高司法行政干警的综合业务素质。三是提高理论素质。严格学习日制度和中心组学习制度，侧重学习哲学理论，进一步提高用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四是提高文化素质。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日常鼓励开展读几本好书，唱几首好歌，培养几个好兴趣，做几件好事，交几个好朋友活动。五是加强基本技能训练。熟练掌握微机操作、××写作等方面的技能，以适应新时期司法行政工作的需要。此外，特别加强队伍的廉政建设及职业道德建设。教育职工自觉遵守执业纪律和职业道德，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不办关系案、人情案；不出关系证、人情证，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加大对法律服务市场的监管力度，对违法违纪的法律服务工作人员，依法实施处罚，并记入诚信档案，不断提高全县法律服务业的社会公信力。

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看到我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的认识到我局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全县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突出表现在：1、理论学习不够系统深入。在理论学习方面，不够系统深入地学习，思想认识上存在误区。2、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不多。平时深入农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不多，对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指导不够。3、加强业务交流学习做得不够。平常缺乏沟通联系，司法行政机关职能作用公众知晓率较低。4、队伍建设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

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1、不注重全面学习理论知识。分析局领导班子在思想和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对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理论认识不足，理解不深，未能把学到的科学发展观理论知识很好的运用到工作实际中，导致在制定发展规划中缺乏战略高度，工作出现片面性、盲目性；通过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进一步加深了对科学发展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大家一致认为，不靠理论上的成熟指导实践工作，就难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的要求。当前我们在工作上存在的不足，实际上就是学习不深不透，理论功底不厚，用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不强的表现。

2、深入调查研究意识不强。未能把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对长期困扰的工作难题，未能更好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手段和方法，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难以发挥，未能更进一步为民办好事和切实帮助人民群众解决热点、难点问题。

3、没有全面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没有完全掌握好司法行政工作要勇于面对改革开放，适应学会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改变传统观念，树立市场经济新观点，思想不够解放、观念不够更新，没有科学把握时代的脉搏，缺乏敢为人先，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政治思想素质与形势发展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4、队伍管理和行风建设不够扎实。对干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职业道德教育抓得不够得力，导致个别人没有完全做到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群众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做为评判自己工作优劣的标尺，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还没有根深蒂固，服务工作不是十分到位，质量不是很高。虽然制定了一定的规章制度，但在执行过程中抓得不牢固，甚至存在有认为工作做好了，任务完成了，就完成了队伍建设的思想，忽视了从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抓队伍建设，抓干部职工的思想教育、素质教育。

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努力方向

1、带头加强理论学习，提高创新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一要坚持学习。在学习内容上，紧密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不断加强对政治理论、业务技能、科学知识和领导艺术的学习。在学习形式上，针对班子成员日常工作繁重的实际，采取自学为主，集中学习为辅，争取做到每月班子集中学习一次，每天个人自学。二要学以致用。要学以致用，不能停留在对理论、方法的简单了解上，要把学到的理论应用到实践工作中去，要成为本行业、本专业的行家里手，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创新工作模式，提升工作水平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三要理论联系实际。学习要与思考相结合，学习要与工作实践联系起来，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工作中，改变思维方式，创新管理体制、工作机制、管理手段，真正做到与时俱进。

2、以民为本，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为民服务。司法行政机关的主要职能是法制宣传、法律服务，我们要在立足本职、服务社会上做文章，采取一系列措施，为民服务。一是结合文明生态村建设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加强农村政治建设，切实维护农民的民利，让群众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要加强民主制度、民主原则、民利、民主程序的教育。大力宣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使以《村民自治章程》为核心的各项规章制度和村规民约符合法律的要求，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健康发展。要以创建文明生态村建设为契机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2010年底，各镇县级“民主法治示范村”要达到100%。每个乡镇要创建4至5个高标准的“民主法治示范村”，争取成为省级乃至国家级的“民主法治示范村”。二是建立法律服务室。在全县行政村内分批次建立法律服务室。法律服务室负责组织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法律咨询和维权活动。选拔1名“两委”班子成员负责，责成2名以上具备一定法律知识、熟悉法律援助业务的人员，提供法律咨询，开展普法宣传，增强村民维权意识。目前，我局已在全县8个乡镇全部建起了法律援助工作站，下一步，准备以司法所和法律援助工作站为辐射点，在各村全部建起法律服务室，并加强培训，每年组织一次对“法律服务室”工作人员的培训，主要培训法制宣传员、纠纷调解员、法律援助工作者，逐步增强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三是加强普法阵地建设。要村村设立普法宣传栏，定期更换宣传内容，广泛宣传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大力开展送法下乡活动。

3、转变工作作风，优化行业服务。一要以开展“作风整顿年”活动为契机，认真贯彻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努力实现服务理念追求真诚，服务内容追求规范，服务形象追求品牌，服务品质追求一流；还要抓好窗口优质服务规范化工作，加强对律师公证人员的教育管理，以“争创人民满意的政法单位和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活动为载体，使人民群众真正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