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法治意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主法治意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以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为载体加强民主法治建设

（一）开展民主选举，形成整体合力。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实现村民自治的前提和保证。选出群众信任和拥护的村委会班子是能否贯彻落实各项制度，做好村级事务的关键。在2002年8月进行的新一届村委会“海选”（直选）中，为了选出村民真正满意的班子，杜绝99年“海选”时的漏洞和缺陷，首先，组织村民学习了《浙江省村委会换届选举和村民自治工作手册》，在村支部领导下成立了三个班子：领导班子——选举委员会由上一届村民代表推选产生；工作班子——由党员、村民代表组成；监督班子——由街道联村干部和村民小组长组成。第二，出台了更加细致规范的选举办法：①设立若干个固定票箱（消除村民对村干部操控选举的嫌疑）另设一个流动票箱（针对老弱病残人员）；②正式选举时，一人一票（办理过委托手续的除外）、不能带票（杜绝七亲八邻中一人代选现象）、不识字的村民只能由本人在场下委托他人写作；③当场填票当场投票，严禁选票带离现场；④委托投票必须带齐三证：委托人选举证、委托人身份证、委托证明书。第三，严格把关坚决执行选举办法，杜绝各种带票、票等不公正或违规现象。最终新一届村委会选举工作得到了村民积极参与，参选率达到94%。选出的新一届班子得到了村民的肯定和信任，70%的选民投了他们的票，这为民主法治工作的开展，村民依法治村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坚持民主决策，稳定凝聚人心。民主决策是提高支部党员凝聚力、村民群众的向心力、村班子的号召力的有效途径。只有发扬民主、广纳良策，让村民参与其中，才能制定出上下一致拥护的政策，才能保证各项政策的顺利执行。从2000年开始村委会逐步建立起村民提议，三委会议、村民代表表决的民主决策机制。三委会即村支委会、村委会、社委会。2004年春节前，部分老年村民通过老年协会提出一个建议：由于老年活动室在旧村拆迁中被拆除，村里原打算在村综合楼建成后，再划出几间归老年协会作为老年活动室，但规划又一直未能批下来，要求村里能否想想办法，尽快落实老年活动场所。经三委会认真商量后，提出一个方案：村委会向中心区买二间街面房给村卫生室，村卫生室空出的房子作为临时老年活动室，同时着手办理有关手续，把新村内二间物业管理用房扩建为二楼共六间作为老年人与村民活动室，在一个月内把老年人提出的建议解决了，得到了村民代表的支持。现在新的老年活动室已装修完成，并已投入使用。2000年有不少村民代表、党员对辅属工程按照国家定额价格结算认为对村集体不利，下半年提出了意见，为此，三委会会同村聘请的工程技术人员，拟出了一份调整后的详细价格明细表，在村民代表会上得到了表决通过，从这后所有辅属工程招标按这一价格执行，到现在村民对此都比较满意。

对关系到村民切身利益的政策出台，不单单是村三委会议、代表表决，而是请全体村民一起来议，一起来定。我们村顺利完成的四大块工作（旧村拆迁、货币安置、养老保险、股份制改革）全部用这一方式来实现民主决策。首先把政策讨论稿分发到每户，再分组召开户主座谈会，全村265户至少每户有一人参加座谈会，可以提出不同看法和建议，村三委会根据反映意见及时修订政策。如养老保障政策，村民认为：村委会为了提高参保率，在补助问题上损害了一部分村民利益，认为参保不能用时间早迟来限制村民补助。再如股份制改革政策，讨论中村民提出来不能把原社员代表过渡为股民代表，剥夺他们参加股东代表的机会。由于村委会在出台各类政策及办理各类事务之前，有了一套民主决策程序，在政策制订中得到了村民支持，也为民主管理打下了基础。

（三）落实民主芾恚銮看逦裢该鞫取C裰鞴芾砉ぷ魇恰八南蠲裰鳌钡暮诵墓ぷ鳎挥忻裰鞴芾淼穆涫担磺忻裰餍瓮樯琛J紫仁墙ㄕ铝⒅莆鹊肌4逦嵩?9年底、2000年初，把《村规民约》修改为《村民自治章程》，减少了强制性、增强了自治性。村党支部为支持村委会工作有效开展，也相应出台了《村党支部转变领导工作作风、推进村级民主化管理》文件，同时三委会相继修订了各自的工作办法。其次是狠抓管理落实。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在工作中，党员干部以身作则是关键。在旧村拆迁中，我们村党员干部都能做到第一个丈量，第一个签订协议，第一户进行搬迁，从而推动了整个村拆迁工作顺利完成。公平、公正处理村政事务，做到不偏心、不私心，才能让村民口服心服，树立干部威信。有二件事为村委会顺利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一是2000年底有村民反映支部书记的堂姐夫在搭建违章建筑，支部书记得知后，二话没说就带领村委会人员到现场叫其自行拆除，致使村内的违章建筑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二是2002年前漕自然村拆迁中，有村民向村里反映，村主任的小舅子把19平方米仓库算作了住宅房子，认为这样不合理（由于中心区拆迁人员在丈量中看到是厨房，再加上房产证中未注明是仓库就把它算为住宅了），村主任到中心区查看资料证实后，当即把情况向中心区拆迁办反映，及时纠正了错误。拆迁办方国勇主任一句话充分说明了我村民主管理的真正落实：“汪董村顺利拆迁有二个关键因素，一是干部带头积极工作、以身作则，二是违章建筑没有，而且临时建筑比较少。”第三是建立起干群信息沟通渠道。①建网络，以党员、村民小组长为骨干，以村民代表、各类自治组织成员为基础的信息反馈网络，通过平时个别反映和开会集体汇报相结合，村委会能及时了解村民的动态；②落实谈话制度。规定村支部书记必须一年内与支部党员谈话一次以上、村民代表一届内谈话2次以上，村主任必须与村民代表一年谈话一次以上。这样既了解了党员和村民代表的思想动态和村民的情况，又能增进感情，减少矛盾。如原村支部书记李金法，对村里很有意见，多次与村委会发生矛盾，后通过多次交流沟通后，与村里的关系大为好转，特别是陈家自然村的拆迁工作中，区府要求二个月内拆除，时间紧，同时也是我村第一次旧村拆迁。他不但第一个主动拆迁，还做好了二个儿子工作。在原村支部书记配合和影响下，陈家自然村在不到二个月内顺利拆迁完成；③多奔田头，多坐桥头，多接“拳头”（这里指激烈的意见），贴近村民。有些村民在村办公室单独谈话或座谈中比较拘束，不怎么提意见和建议，但在桥头、街头这些地方会把不敢发的牢骚发出来，所以作为村干部要多到这些地方听取意见和牢骚。就拿“房屋困难户”一事来说吧，公示后村民意见很大，反映强烈，村干部及时到这些场合听取意见，了解到部分村民认为“房屋困难户”是村里决定的，认为不公平、也不合理，村干部有私心，肯定得了什么好处，还有一部分村民要去上访。为此，村干部耐心地进行了针对性的解释：首先，“房屋困难户”是严格按照区政府有关政策规定界定的，不是哪一个干部能随便改变或决定的。其次，公示也正是为了防止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出现，并不是最终决定，村民有意见可以按正常方式向中心区有关部门反映。同时，及时召开了支部大会、村民代表会议解释说明，随后村主任带三名村民代表向中心区有关部门反映了村民的看法和意见，并向村民作了详细的结实，得到了广大村民的理解和支持，致使一起群访事件化解在萌芽状态。

（四）加强民主监督，增强工作实效。加强民主监督是还民于知情权、监督权的有效途径，也是保证村干部依法办事和清政廉洁的必要措施。村委会为了更好地还权于民、取信于民，加强了村级事务的村民监督。一是成立村级理财监督小组，并从广度和深度上对公开的内容进行细化；村里每月的费用支出先由监督小组审核，每季度财务予以公开，并对“其他栏”一项，明细到每一笔使用原因及经手人。二是在工程上按规定进行民主决策后再公开招标，并让村监委成员与村三委会一起全程参与工程的招投标，因此减少了村民对此项工作的不信任，从而使这项村民关心的热点问题变成了现在村委会工作的亮点。以前村民认为做工程是村干部为了捞好处，投资建厂房村民不相信、也不放心，人民来信也上告不断，现在村里每年投入三、四百万元，村民不但放心了，并积极支持村里投入，认为不投，哪里有福利的提高、股金的发放，只要村干部做得公开、公正、合理，投资越多越好。三是加强上墙张榜公布，特别是涉及与村民切身利益相关的事项，如各类经济的补助、货币安置、股份制改革等的人员界定及通过的各项政策及时张榜公布，并把政策分发到每一户村民家庭，接受村民的监督。四是每年的工作计划、支部总结分发到村民代表手里，向村民汇报支部的工作成绩。

随着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制度的不断完善，村民们越来越体会到“村委会没有权，村里事务都是村民说了算”，参与村级事务的热情也越来越高，对村里工作也越来越关心。

二、加强法制宣传，营造良好的民主与法治氛围

村民素质的提高是开展依法治村的基础，只有村民的素质提高了，民主意识加强了，村民才会自觉参与民主管理。2000年下半年村委会提出以多种途径、多种形式来推动村民素质提高。首先，加大投入，改善硬件设施，建立起宣传阵地，投资近五十万元，建立起了村法制学校、一条宣传街、一块黑板报、二个二十平方米宣传阅报栏、五十余块宣传牌。第二，配备一名专职村委会干部抓好法制宣传工作，定期出黑板报和宣传图片，不定期分发法制宣传资料。第三，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教育培训。对党员、村干部主要是让他们了解和掌握农村有关政策，学习《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讲话》读本；对村民代表主要是加强如何运用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教育，去年新一届村民代表选出后，马上邀请区司法局宣教科老师给村民代表上法制课；对村民主要是进行实用性和实效性的法制教育。如这几年我村拆房、分屋，划分产权比较多，就邀请区司法局法制老师给村民上怎样分家划产，怎样规范办理相关手续的课程；再如去年上半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出台前，由于村民对这部法律不理解、误解很多（认为生一个小孩要押金五仟，生二个小孩却不用押金，就是在鼓励生二胎等），就及时邀请了区计生局领导对村民进行上课解读政策。通过三年多的各类法制教育和培训，全村村民接受教育和培训达1000多人次，培训面达80％。

三、取得的效果

村民委通过“四个民主”的真正落实，全村社会面貌有了明显好转。

（一）增强了干部群众的法制意识。通过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活动，促进了群众观念的转变，增强了群众的民主法治意识，提高了村干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自觉性。通过村级法制学校和其他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增强了干部群众依法办事的观念，提高了群众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和水平。一组对比数字就能说明情况，1999年一年村民写人民来信到上级上访，涉及财务、工程等方方面面的事达六次。而现在特别是从2001年开始到完成四大工作期间，只有一封人民来信，无人员上访、更无群访现象。

（二）健全了村级管理的各项制度。通过制定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工程设施招投标规定》等一系列制度，把村民的权利义务、村务活动的程序、规划建设、社会治安、村风民俗、婚姻家庭等方面的要求规定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使村务活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增强了财务决策、村务管理的民主性、科学性。

（三）保障了村级集体经济的稳步发展。实施招投标制度，在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和集体资产承包经营时进行公开招投标，不仅减少了重大工程中的支出，提高了透明度，而且较大幅度地提高了集体资产承包、租赁基数，增加了村集体经济的收人，最大限度地实现了集体资产的增值、保值。2003年租赁费达到180万元，比2002年增加了28%，村集体可用资金达到231万元，村经济合作社股东每人年分红1200元。

（四）更加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通过健全监督机制，加强了村干部的廉政意识和照章办事的自觉性。群众对村里的意见少了，与干部的矛盾少了，对村务的猜疑少了，关心村集体荣誉的人多了，参与村里事务的热情高了。今年的股东代表推选就体现这一特点。全村现有股东655名，由于经济合作社股份制改革，村委会召开全体股东大会，下发选举票推选股东代表，很多村民踊跃争当。由于村里的股东代表推选必须有二十一名股东的签名，一些村民还挨家挨户走访，发表竞选演说，通过激烈竞争，推选出了29名股东代表，并进行了选票公示。

四、下一步工作思路

（一）指导思想。继续深入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落实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始终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逐渐改变村委会思想观念和工作方法，努力适应城市化发展要求。

篇2

内容提要: 基于意思自治原则,大陆法系传统制度奉行显名主义,故仅指直接,间接被称为“行纪”。我国《合同法》第402条的规定系对“以被人名义”的扩张解释运用之结果,但其第403条则借鉴英美法中的规则,承认间接在一定条件下得发生本人与第三人之间相互的违约责任请求权。这一做法,并非承认间接在任何情况下均得在本人与第三人之间发生直接的效果归属关系,故其并非对显名主义的否定,且对既有制度具有补充和完善之功效。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行纪”应解释为行纪经营者所从事的商业活动,故该法第402条对之不得适用,而该法第403条则仅适用于非行纪的间接而不适用于行纪。

一、的立法安排

大陆法系民法上的制度所反映的,是实际生活中借助于他人行为而直接实现自己利益追求目的的现象。而人之行为的效果直接归属于被人这一法律安排,却是在近代民法上才出现的。

理论上,将行为的效果直接归属于被人的被称为“直接”。而“直接作为一种思维形态,直到19世纪才清晰地显现出来。它的对立物,是间接。”{1}有关资料表明,基于“任何人之所为,均是为其自己作为”的原则,早期罗马法完全不承认,{2}直到罗马法后期,通过各种例外规定,才出现某些观念的萌芽。{3}至欧洲中世纪,间接在商事活动中逐渐被广泛运用。间接的特点,是法律效果首先直接归属于行为人,然后通过物权或者债权让与以及债务承担或者免除而转移给本人。1804年《法国民法典》关于“委任契约”的规定,奠定了近代民法上(直接)的基础。该法典第1988条规定:“委任人对于受任人依授予的权限所缔结的契约,负履行的义务。委任人对于受任人权限外的行为,仅在其为明示或默示追认时,始负责任。”尽管这部法典并没有确定独立的概念,但该法典对于委任契约独立性的承认,实际上也承认了包含在委任中的的观念。也就是说,如无观念的存在,委任契约便缺乏独立存在的基础。而法律允许某个法律行为可以在实际参加者的范围之外发生效力,当然意味着法学上的一个重大进步,表明了契约从原始的极端形式主义中获得了解放。

被德国民法设计为一种独立制度的,仅为直接。而人以被人名义实施行为,则是行为效果之所以能够直接归属于本人的逻辑根据:依据意思自治原则,仅在本人有直接承受行为效果的意思且为相对人明知的情况下,本人与相对人之间才存在真正的“合意”,行为的效果方可在本人和第三人之间直接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人的身份必须为相对人所知晓和认可,而此种知晓和认可,则表现为人“以被人的名义”与第三人为法律行为。对此,《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第1句明确规定:“人于权限内,以被人名义所为之意思表示,直接对被人发生效力。”后来继受德国法上的制度的国家或者地区,莫不把“以被人名义”(理论上称为“显名主义”)作为区分行为与其他相似行为的主要标志。如《日本民法典》第99条第1款规定:“人于其权限内表示为本人而为的意思表示,直接对本人发生效力。”《意大利民法典》第1388条规定:“由人以被人的名义并为其利益,在授权的范围内缔结的契约,直接对被人产生效力。”“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03条第1款规定:“人于权限内,以本人名义所为之意思表示,直接对本人发生效力。”

依合同约定,受托人为委托人利益但以自己名义所实施的行为,构成所谓“间接”。间接中,受托人行为的效力直接在受托人与第三人之间发生,然后再由受托人将取得的权利义务转让给委托人,因而间接不会在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直接设定任何权利义务关系。虽然在间接中,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委托人亦向受托人进行“授权”,但在德国法上,间接非为真正的,不会产生的三方关系,由于受托人以自己名义与第三人所为行为的效果由受托人自己承受,故该行为的效力并不受制于受托人的身份(权的享有及其权限),由此,制度中有关授权行为独立性、无因性的设计,对之毫无意义。《德国民法典》未规定间接,但《德国商法典》对之进行了规定:“以自己的名义为他人买卖货物或有价证券并以此为职业的人”称为“行纪人”。(《德国商法典》第383条)尽管作为间接主要发生依据的契约具有委任契约的性质,但被称为“行纪合同”,行纪人以自己名义实施的行为称为“行纪行为”。

上述(直接)与行纪(间接)的立法模式,为多数大陆法国家和地区所继受。

二、我国《合同法》对显名主义的突破

我国民法理论整体上继受了德国民法理论,将“以被人名义实施行为”作为的基本特征。《民法通则》第63条第2款规定:“人在权限内,以被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人对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间接被称为“行纪”,适用行纪合同的相关规则。

但上述原则,似乎被1999年《合同法》第402条和第403条的规定所突破。该法第402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第403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的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第1款)“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第2款)前述规定的出现,就笔者参加《合同法》立法过程来看,直接起因是为了解决我国外贸的需要。其内容与《国际货物销售公约》和《欧洲合同法原则》的规定基本一致。由于其规定并未限定适用范围,故后来引起诸多讨论及批评。

《合同法》的上述规则,大体上来源于英 美法及有关国际条约中的规则。

关于英美法上的制度,我国存在一些理论介绍,也有人将之与德国法上的进行比较研究。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其研究尚不算深人。比如,已有学者正确地指出,人们人云亦云地将所谓“区分论”(授权行为与基础关系的区分)与“等同论”(人的行为视为本人的行为)作为两大法系在制度上的基本区别,{4}但并未注意到此种来源于原联合国法律顾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主席施米托夫有关文章{5}中提出的理论及其介绍上的模糊性和逻辑错位。{6}又如,英美法上所谓“隐名”究竟是仅指人公开本人的存在但并不以本人名义实施行为,还是包括不公开本人的存在并以人自己的名义实施行为?有关研究也未达成共识。

事实上,在注重效果而不注重形式的英美法上,“”是一个包容广泛的法律用语,一切受他人之托而为行为的人(包括经纪人、居间人等)均可称为“人”。采用一种直观而非抽象的思维方法,英美法原则上将视为一种契约的产物,{7}根据各种具体的“”行为设定不同的具体规则,除了形式多样而且灵活的形式之外,英美法最重要的特色在于,无论人是否公开被人的存在或其姓名,其行为均有可能在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发生效力。在所谓“agent for an unnamed principal”(人公开本人之存在,但未公开本人之姓名,并在合同上写明“本人”之类字样)的情形,英国法认为,其合同责任应由本人承担,而美国《法重述》则认为,除非人与第三人另有约定,否则人应承担合同责任。{8}而在所谓“agent for an undisclosed principal”(人既未公开本人之存在,也未公开本人之姓名,而以自己的名义签订合同)的情形,本人在一定条件下享有所谓“介入权”(对第三人的请求权),第三人也享有所谓“选择权”(选择人或者本人行使请求权)。英美法的上述规则,为《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等国际条约所采纳并对具体适用条件作出了一些更改。{9}

事实上,我国《合同法》第402条的规定并非是对“显名主义”的突破。

我国《民法通则》仅规定“人以被人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并未就“以被人名义”的具体形式做出规定,理论上对此亦甚少讨论。通常认为,“以被人名义”不仅要求人对相对人公开其人身份,而且必须明确将被人作为法律行为的一方主体(如本人为人与相对人签订的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这一做法,似乎严格遵循了德国民法所确定的“显名主义”原则。但实际上,《德国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在规定人“以被人名义”为意思表示的同时,明确指出“其意思表示不以明示被人为之者为限,依情况可断定系以被人名义而为之者,亦适用之。”这就是说,“以被人名义”可以采用明示方法,也可用推定方法予以确定。在德国司法实践中,根据客观情况判断“应以他人的名义发生效力的意思表示”的判例,比比皆是。甚至于在公开事实之时,人可以暂不公开被人亦即保留事后指明行为当事人的权利,只不过如果人事后无法指明被人,则必须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79条有关无权人的责任的规定,自行承担责任。{10}

从“显名主义”的价值目标来讲,这一原则意在保护与人为法律行为的第三人:在人未公开其人身份时,如其行为效果归属于本人,则不免使第三人在“意料之外”而与本人之间建立法律关系,明显违背意思自治原则且有损第三人利益。但在人明示其人身份,或者存在足以使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人身份的情况下,虽人未指明被人是谁,或者人以自己的名义签订合同,则无相反意思表示的第三人显然知道自己“身居何处”,故行为仍应有效成立。据此,“以被人名义”应采宽泛解释,不仅包括人既公开其人身份亦公开被人姓名,而且包括人仅公开其人身份但未公开被人姓名。在法律行为的实施方式上,无论人以被人名义实施行为,或者人以自己的名义签订合同但标明其人身份,或者人以自己名义签订合同且未标明其人身份,只要有证据证明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行为的存在,且第三人在合同中未作相反约定,则行为均可成立,但在人未以被人名义实施行为的情形,如果依法律规定或者交易习惯不得在本人与第三人之间发生权利义务关系者(如作为营业的行纪行为—参见后文),则应除外。

对于人仅公开其人身份但未以被人名义实施行为的情形,我国理论界历来存在认定其发生效果的观点,司法实践中也出现过相应判例,《合同法》第402条的规定不过是肯认了这一规则,其法律条文的表达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对英美法以及相关国际条约的移植或者借鉴,但就其内容实质,>:请记住我站域名/

但《合同法》第403条的规定,则有可能被认为是对“显名主义”的根本性突破。

如前所述,显名主义的立法根据在于意思自治原则的贯彻,由此,在行为为第三人所不知晓的情况下,法律不应当将受托人行为的效果强加于第三人,亦即不应当背离第三人的意志在本人与第三人之间强行建立权利义务关系。但依《合同法》第403条的规定,即使第三人在签订合同时对于人的身份一无所知,在第三人违约而导致受托人对委托人违约的情形,委托人享有“介入权”,得直接对第三人行使合同请求权,而在委托人违约而导致受托人对第三人违约的情形中,第三人享有“选择权”,即可选择直接对委托人行使合同请求权,如此一来,在“未露面”乃至对第三人一无所知的本人与同样对本人一无所知的第三人之间,便发生了效果的直接归属关系,所谓“显名主义”似乎就此不复存在。

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所谓“间接”在我国立法上之被承认“可发生与直接相同的效果”的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与此同时,这一立法选择,并非对“显名主义”所欲达之宗旨的背离,而恰恰是对该原则的必要补充,同时顺应了经济生活发展的潮流,有助于减少讼争,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其一,直接最重要的特点在于行为可在本人与第三人之间直接发生效果归属关系,但《合同法》第403条的规定并未承认间接在任何情况下均得发生直接的效果。依照该规定,仅在本人违约且导致受托人违约以及第三人违约而导致受托人违约的情形,方可赋予本人以“介入权”以及赋予第三人以“选择权”。如不具备法定条件即未出现法定的违约事实(不仅受托人对第三人违约,而且系因委托人违约而违约;或者,不仅受托人对委托人违约,而且系因第三人违约而违约),在本人和第三人之间根本不可能发生任何权利义务关系。由此,在特定情况下,法律赋予本人以“介入权”及赋予第三人以“选择权”,其功能和目的仅在发生违约的情况下对本人或者第三人的合法救济,而并不在于让间接人的行为在本人与第三人之间发生直接的效果归属关系。故如认为该规定使显名主义限于崩溃,并不属实。由此,该规定非为制度的一般规则而纯属例外规定,由于其规则仅适用于间接中本人或者第三人违约的特定情形,故不构成对行为“须以被人名义进行”之基本特征的背离。

其二,鉴于间接的情形,本人与受托人之间存在关系,受托人系为本人利益而活动,受托人行为的效果最终将归属于本人,故本人对于因其自身的原因(对受托人违约)而对第三人直接造成的损害,自应当承担责任。而在受托人向第三人披露本人的 情形,如果第三人依法继续选择受托人行使请求权,显然尊重了第三人不予承认关系的意志,而如果第三人选择本人行使请求权,则无异于第三人对实际存在的关系的事后认可。由此,法律赋予第三人以“选择权”,完全符合意思自治的要求。相反,在因第三人违约而导致受托人对本人违约的情形,经受托人向本人披露第三人,如本人行使介入权,由“幕后”转至“前台”,有利于其正当利益保护而无损于违约的第三人。反之,如以僵化的方式坚持所谓“显名主义”,无视本人与受托人之间实际存在的关系,则在本人违约而导致受托人对第三人违约的情形,第三人仅能追究受托人(表面上的当事人)的责任,于第三人不公平,而在第三人违约并导致受托人对本人违约的情形,本人只能依赖于受托人对第三人的请求权的实现而间接获得救济,于本人亦不公平。

由上可见,我国《合同法》第402条和第403条的规定,均有其合理性。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承认间接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产生本人与第三人之间相互的违约责任请求权,完全不等于承认间接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在本人与第三人之间发生直接的效果归属关系。由此,该第403条的规定是对既有制度的有益补充和完善,不仅没有破坏既有制度的规则体系和基本法理,而且有助于交易秩序的维护。

三、《合同法》第403条与有关行纪合同的规定的冲突与化解

《合同法》第414条对行纪合同所下定义是:“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这一定义及以下各条文就行纪合同所作规定,大体上相同于大陆法系民法有关行纪合同的基本规则。但在该法第403条有关间接规定的条件之下,行纪行为与该条文所规定的“受托人以自己名义实施的行为”发生了明显的雷同。于是,有关“间接与行纪”的关系,便成为理论上讨论的问题。

《合同法》第403条的规定是否与行纪合同的规定之间存在冲突?问题在于:①既然受托人以自己名义为行为应属“行纪”,那么,此种行为何以被规定于“委托合同”而不规定于“行纪合同”?②行纪行为是否适用第403条之规定?

很显然,有关“间接”与“行纪”的关系,必须重新加以清理。

有关资料表明,行纪制度因国际贸易的发达而产生于15至16世纪,其基本特征在于受托人为委托人利益,以自己的名义为商业上之交易。从立法上看,大陆法系各国家或地区均在其商法典或者民法典中对之进行了规定,只是在行纪活动适用范围以及行纪人资格方面似乎有所不同。就行纪的适用范围,有的限定为“物品”的买卖(《日本商法典》第551条),或“商品或有价证券”的买卖(《德国商法典》第383条及以下),或“动产或有价证券”的买卖(《瑞士债法典》第425条及以下),或“动产买卖及其他商业上之交易”(“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576条),或未作明确限定(《意大利民法典》第1731条、《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990条);就行纪人的资格,不少立法将之明确限定为“以行纪为常业者”(日本、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等)。与此同时,行纪合同准用委托合同的规定,为多数立法所肯定。

从理论上讲,行纪合同实质上是委托合同的一种类别,亦即如单纯看行纪合同之双方的关系(委托人与行纪人),其无疑具备委托合同的基本特征。但因行纪合同的受托人只能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为交易行为,故真正使行纪合同在多数国家的立法中被列为独立于委托合同的一种合同类型的根本原因,在于行纪行为而非行纪合同本身。{12}至于行纪制度在商业活动中的价值,有学者将之归纳为六个方面:①委托人得享受与他人进行交易的利益而不暴露其身份,从而保护其商业秘密;②第三人只需信赖行纪人而无需虑及幕后的委托人的信用及支付能力,有利于交易的安全和便捷;③委托人得利用行纪人的信用、资产及知识经验;④行纪人以自己的责任从事行纪活动,能够灵活行使其权利;⑤由于行纪人对第三人直接承担责任,故委托人不会因人之过失或者滥用权而遭受损害;⑥委托人和行纪人之间的关系准用委托合同的规定,故能发生于权的授予相同的功效。{13}

纵观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关行纪制度的立法以及相关理论阐述,行纪其实存在三个极为重要的基本特征:

1.行纪行为主要是受他人之委托而为他人利益从事动产(包括有价证券等)之交易。

如前所述,多数国家的立法将行纪行为限定为动产交易。鉴于行纪人须以自己名义直接与第三人为交易行为并取得标的物或者货币,而后将权利转移给委托人,而不动产因其物权变动多须采用登记方法,如通过行纪活动从事交易将成本巨大且手续繁琐(当事人将不得不完全不必要地进行两次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难以采用行纪的方法进行交易。为此,即使未将行纪行为明文限定于动产的立法,也未必具有允许将之适用于不动产交易的意图。

2.行纪人须为“常业者”。

行纪起源于国际贸易的需要,为一种重要的商业中介业务营业,需有营业资本、商业资源、商业信用及专门经验,并形成诸多商事习惯,故但凡采“民商分立”的国家(德国、日本等),均将行纪制度规定于商法典,为商行为中之一种,并明定行纪人仅以行纪为营业的商事主体(商人)方可充当。唯采“民商合一”的国家(意大利等)多未作此限定,但我国台湾地区除外。

3.行纪人与第三人为交易行为的效果在任何情况下只能直接归属于行纪人。

行纪是一种专业经营业务,具有固定的经营模式和交易规则,故行纪人仅能以自己名义与第三人为交易行为并直接承受交易效果,行纪人亦可行使其所谓“介入权”即自己直接成为买受人或者出卖人,但在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任何情况下均不可能发生直接的请求权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传统大陆民法理论将“行纪”等同于“间接”,其实是不确切的:如果将“间接”的概念用以描述受托人以自己名义实施行为且行为效果间接归属于本人的现象,而将“行纪”限定于“常业者”所从事的商业行为的话,那么,“行纪”仅为间接中的一种,凡不以行纪为“常业者”所实施的间接行为,非为行纪。由此,行纪行为应适用商法典或者民法典有关行纪合同的规定,而非行纪的间接行为,应适用民法典有关委托合同的规定。

据此,我国《合同法》第403条与其有关行纪合同的规定之间的冲突便可化解:前述我国《合同法》第414条将行纪合同定义为“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其中,依行纪的特点,将“贸易活动”按照惯例解释为“动产买卖或其他交易”而不包括不动产交易,自可成立。而该条文虽未对“行纪人”的含义作出阐明,但根据其“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并收取报酬”的行为性质,并基于“贸易”一词在我国通常指商业经营行为而非一般民间交易,也可将“行纪人”解释为“以行纪为营业的企业或者个体商人”。由此得出的结论便是:我国《合同法》第403条的规定仅适用于非行纪的间接,反之,行纪行为不适用该第403条的规定。

与此同时,我国《合同法》第402条有关“受托人以自己名义实施行为而为第三人所明知,得成立关系”的规定也不适用于行纪行为,自不待言。

注释:

{1}[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71 ~ 672页。

{2}参见[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5317页。

{3}参见周枏:《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16~618页。

{4}参见郑自文:《国际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第4页;张艳:《商事法》,人民 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第8页;江帆:《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第50页。

{5}参见[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第381页。

{6}参见李锡鹤:“两大法系之法理根据比较”,《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7}关于的理论基础,英美法学者存在“合意说”、“权限说”和“权力说”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在英美法系,尽管“合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判断关系存在与否的关键性因素,尽管被人和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大多因其相互之间的协议而产生,但现实生活中,既存在因合意而产生的,也存在不容否认的,还有法律自动构成的。参见徐海燕:《英美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8}参见周林彬等:《比较商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1页。

{9}参见吴清旺:“范式比较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10}参见前注{1},[德]迪特尔·梅迪库斯书,第699页。

{11}据此,笔者认为,可将人明示被人名义而实施的称为“显名”,将人未明示被人名义但其人身份为相对人所明知或应知的称为“隐名”,隐名产生与显名相同的法律效果。同时,将第三人不知也不应知人身份的情形称为之“间接”。

{12}也有国家将行纪合同明文列为委托合同之一类,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70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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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事法律援助；价值；现状；完善建议

中图分类号：DF5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9-0247－02

民事法律援助，作为法律援助中的一部分，是国家在保障每个人的合法民事权益，于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层次上，对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因素而难以通过一般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权益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1]。

一、中国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价值

（一）宪法基本人权平等保护的彰显

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国家尊重保障人权。每一个政府都将实现宪法的规定作为其最终目标，为实现实质的平等权而不懈追求。即政府应在实际的运作之中，为了纠正由于保障形式上的平等所招致的不平等，依据个人的不同属性（如地位、财富的差异）分别采取不同的方式，对作为各个人的人格发展所必需的前期条件进行实质意义上的平等保障[2]。正如，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中如是说：“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地平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要按平等的方向补偿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倾斜。”[3]因此在这种任何制度都不可避免的不平等的基础上，政府应该建立民事法律援助制度，从而向平等的方面维护公民合法民事权益，从而实现宪法上的实质平等。

（二）诉权平等的要求

宪法赋予了每个公民应有的诉权，在民事活动中，即为当事人向法院请求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民事纠纷和保护民事权益的基本权利。这种诉权来源于宪法所保障的“接受司法裁判权”[4]。这种因制度设计而出现的人权本身具有宪法保障力。它要求立法者在赋予公民权利、设立公正程序的同时，对公民平等的适用程序也应该有所考虑――即诉权的实质内涵。民事法律援助制度能有效地保障所有人平等的接近他们的目的所必需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诉权平等[2]。

二、中国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分析

（一）立法层面不完善

1.立法层次较低且体系上的效力对抗性缺乏。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计，在于保障公民个人的平等诉权，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实质性平等，其内容本身就具有宪法保障力。由于中国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由国务院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中，从上位法和下位法的角度看，其本身不具有对抗法律的效力；同时，（民事）法律援助行为乃是政府的责任，是宪法保障人权的体现。那么，由政府通过立法来规范自己的责任，很明显地带有侵犯公民权利的极大可能性。

2.民事法律援助可诉性范围狭小。中国《法律援助条例》规定了中国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包括诉讼事项和非诉讼事项，但在法院受理援助案件的（可诉性）范围上却仅有如下几类:第一，追索赡养费、抚育费的案件；第二，追索劳动报酬的案件；第三，工伤的案件。这些范围明显不能有效地解决实际发生的民事纠纷，不能够很好地保障每一个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平等地启动诉讼程序。

3.民事法律援助制度国际化步伐较慢。在法律援助国际化方面，中国已经迈出了一定步伐，加入了诸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国际公约，并与一些国家签订了司法协助双边或多边协定或条约。但是，法律援助国际化并没有被中国的有关法律法规所特别重视。

（二）服务体系不健全

1.政府职责不到位。政府中一部分人认识尚不到位，虽然在学理上已将民事法律援助视为政府的职责负担，但实际之中却主要是由个别律师来承担。政府中一部分人认识尚不到位，使得其有规避责任之嫌。

2.对律师激励措施不足。由于没有一定的激励措施，使得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数量甚少，无法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在实际中，律师提供法律援助之后往往得不到回报，即使在部分地区提高了律师的补贴标准，但补贴的发放只按承办案件的数量决定，而非具体到个案的实际情况。

3.质量保证缺乏有效途径。虽然《法律援助条例》第6条、第24条都分别规定了质量保证途径，因过于模糊可操作性不强；脱离群众的现象十分明显。公民往往不知道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不知如何来获得法律援助。

（三）资金保障不足

据资料显示，2007年法律援助经费收入总额为37 029.78万元，以中国13亿人口为基数，人均占有法律援助经费仅为0.28元[5]。虽然《民事援助条例》亦明确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对当地法律援助工作给予财政上支持，但却未明确以何种形式来提供财政支援。

1.经费来源存在“瓶颈”。目前中国财政每年拨付的法律援助经费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多数经济欠发达地区法律援助经费还不能得到稳定的财政支持，即使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也有相当数量的县级地方法律援助经费有待进一步落实。

2.办案质量不高。经费短缺，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也直接影响到办案质量。有些法律援助机构为了不增加经费负担，在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中走过场，敷衍了事；有些法律援助机构缺乏必要的工作资料，办案时只能靠东拼西凑。这样使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总体上远远低于有偿服务的质量，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很好的维护，法律援助的社会信誉面临严峻挑战。

三、完善中国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议

（一）大力完善立法

1.提升法律援助立法层次。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最高法律依据是宪法中“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最直接法律依据是国务院颁布的《条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与中国贫弱老百姓联系最密切、最广泛的制度，是法治意识普及的最佳途径，其立法意义远非其他一般救助措施所能相提并论的。因此，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层次不应该限定在行政法规。在宪法中明确载明“国家坚持和发展法律援助事业”，用最直接、最显明的语句将法律援助制度在根本法中固定下来。

2.扩大民事法律援助的可诉性范围。即在防止个人滥用民事法律援助的前提下，确定一些可操作的条件，使得公民在申请法律援助时，由法律援助机构来确定是否当事人符合这些条件。但不应该对其诉讼事项有所规定，因为任何情况下都有公民可能需有法律帮助。同时，对非诉讼事项，不应该有所限制。

3.扩大民事法律援助的对象。民事法律援助作为政府行为，其所针对的是所有的公民个人。这需要人们在观念上加以把握和了解，以需要政府加大宣传力度。其援助的对象不仅仅只是经济上的弱者，还包括广大的不了解法律的人们。

（二）服务体系的完善

1.完善各级人民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由各市级人民政府建立法律援助机构，由市级政府统一领导，分别管理发放到自己手中的资金。通过市再下设较小的部门。相对县级政府来说，市级政府本身有着较强的实力，可以更好地在城市中建立起一个完备的法律援助服务体系，再由城市向农村扩展。

2.引入合约机制。法律援助机构可以通过引入合约的机制，与当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协会或个体律师签订契约，使得援助方在合约的范围内受约束；也达到了合理利用国家对法律援助的财政支出；也保障了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质量。

3.提高律师法律援助待遇。提高律师的福利工资，并且要按个案的具体情况而定，从而吸引更多的律师加入到法律援助工作中。

（三）财政体系的完善

1.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最低经费保障制度。所谓法律援助最低经费保障制度，是指为了保证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帮助，政府根据经济状况为法律援助机构实施法律援助所必需的费用开支而设立的一项最基本办案经费保障制度。在中国，广东省结合当地经济状况采用了人口均额的方案，取得成功。业务经费中办案费按当地人口平均额纳入财政预算，随着经济发展情况适当调整人均标准[6]。

2.发行法律援助福利彩票。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曾同有关部门协商争取在福利彩票公益金中划拨一定比例用于法律援助事业，这个想法目前因现有的所有福利彩票公益金（包括每年新增部分）都已有规定用途而没有实现。既然已有的彩票公益金都有规定的用途，那么可以考虑发行法律援助福利彩票。这样一方面可以彰显法律援助的公益性，促使社会公众意识到自己对公益事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彩票本身包含的不菲奖金也足以吸引充满中奖期待的公众踊跃购买。

3.完善法律援助基金管理体系。对于从个人和企业筹集到的资金，以法律援助基金会的形式进行管理，通过合法运作使基金增值，从而扩大法律援助的可用资金，使纳入基金会管理的资金成为较为持久的法律援助资金来源。

参考文献：

[1]张耕.法律援助制度比较[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4.

[2]许崇德.宪法：第2版[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113-162.

[3][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包钢，何怀宏，廖仲白，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85.

[4]江伟.民事诉讼法专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68.

篇4

积极探索。

居委会是群众自治组织，要尽可能地提高居民素质，特别是提高居民法治方面的素质，对实现居民的“四自”管理，逐步完善居民自治，提高社区居民的文明程度，促进社区三个文明建设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

居委会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广大居民意见，半年召开一次居民小组长、居民代表会，并在大会上通过了《上怡新村居民公约》，并把公约张贴在每个楼道中。正因为有了居民的民主参与决策，居民自觉守纪、守法。在创建过程中，小区居民爱护环境卫生的多了，乱抛垃圾的现象少了；依法办事的多了，矛盾纠纷少了；主动爱绿护绿多了，破坏绿化行为少了；健康文明娱乐多了，迷信、的行为看不到了。

上怡新村设有固定的法制宣传栏，黑板报，定期更换。如宣传《宪法修正案》、《安全生产法》，《行政许可法》《婚姻法》等，还举办了图片展。黑板报展等。版权所有

居委干部平时就注意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依法办事，在民主法治示范社区创建工作中，居委会干部坚持居民组织的自治功能，建立了完善的维护稳定工作的网络，充分发挥居民组长的作用。居委干部分片包干，实行矛盾纠纷调处首问责任制，坚持安全稳定的方针，加强治安防范。现上怡新村有一支义务巡逻摇铃队，每天坚持义务巡逻，为小区的安定团结做到无刑事案件的发生，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街道党政工的领导下，司法所的大力支持帮助下，居委会组织党员认真学习新和《党内监督条例》及《纪律处分条例》，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居委会积极组织居民参加街道举办的送法进社区活动，宣传“3.15”《保护消费者权益法》、《新婚姻法》及《行政许可法》，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发放了有关法律知识的宣传资料和手册，居委会自备一套法律书籍，方便居民借阅，查找有关法律资料。定期有法律咨询员为居民解答有关法律问题，居民提出的疑难问题也能得到及时解答，深受居民们的欢迎。居委会还注意在老年人当中宣传老年人的权益保障，组织老人开展法律讲座，维护老人的合法器乐权益。在妇女群众中宣传保护妇女儿童的权益，让法律深入居民中。

篇5

由于民主法治工作的努力开展和认真实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也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和赞同。因此，*居委会先后被市、区、街道授予“防激化先进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依法治村先进单位”、“人民调解先进单位”、“安全生产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民主法治目标方略得以实现，主要有以下经验与做法：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实行目标管理。

党总支部、居委会认真贯彻落实新区、南站街道关于民主法治、依法治理规划精神，始终把法制宣传教育、依法治理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每年下发关于实施依法治理工作意见的文件，严格完善监督检查机制，从而确保了民主法治工作有计划、有目标地按步骤实施。

为充分发挥民主法治领导小组的组织、协调职责，组成了以党总支部书记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制定了领导小组工作制度和领导小组人员职责，由领导小组根据年初制定的考核细则年终对各单位、各人员实行考核，依据考核情况进行表彰奖励，充分调动了基层开展民主法治工作的积极性。

200*年3月，我居委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下发了《*村委民主法治及依法治村规划》，明确了总体目标、主要任务、步骤、方法、组织领导和保障，对顺利实施民主法治工作及依法治村规划提出了具体要求，做到层层落实，层层发动，确保了法制教育工作向纵深发展，落到实处。

二、形式多样的开展各类普法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法制意识。

1、成立了近40人的法治骨干队伍，举办了三期法治骨干培训班，结合自身工作和居委法治重点，对他们进行了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的培训，提高了法治骨干的法律知识水平，增强了对法制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并通过他们深入到居民群众中宣传，在整个居委形成了人人学法、自觉守法的良好氛围。

2、抓好领导干部的法制教育。一是制定了领导干部学法制度和领导干部年度学法计划；二是对领导干部学法采取在一起集中学习和自学，交流学法心得，检查学法笔记等方式；三是不定期地邀请专家举办法制报告会和专题讲座，就领导干部工作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进行讲解和辅导，增强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提高依法办事、依法行政的能力。

3、做好重点对象的法制教育工作。对中小学生，我们一是坚持发挥法制课教育主阵地作用，聘请法制副校长，定期和根据实际教育需要对中、小学生、青少年进行法律、法规辅导，重点讲解《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内容，以案释法，对同学们进行警醒教育；二是发挥青少年教育基地和关心下一代活动基地的功能作用，多样化的开展对青少年的暑期教育活动，通过参观、讲座、听故事、看录像等形式，让青少年在活动和娱乐中获得法制和道德的学习教育；三是在学校深入开展“青少年维权岗”等活动，加强对青少年的维权和监管；四是制作了预防青少年犯罪图板12块、禁毒宣传图板10块在学校巡回展览，教育他们从小抵制不良思想的侵蚀，争做带头守法的小公民。

4、做好普通干部的法制教育。一是制定了居委干部学法考核制度，对居委干部的学法任务做了明确规定；二是利用会议、培训集中辅导，在每年干部冬训时，邀请上级政法部门领导为居委干部进行有关法律知识的大课辅导，开展法律知识竞赛；三是专题宣讲，结合新颁布的法律法规邀请专家进行授课讲解，共举办了“新婚姻法”、“宪法修正案”、“行政许可法”等多部法律法规专题报告会。

5、抓好流动人口的法制宣传工作。我们以服务流动人口为重点，结合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通过在流动人口聚集地开展法律宣传和咨询，向他们法制宣传，为流动人口提供法律咨询，解答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类涉法问题，受到了居委流动人口的欢迎。

6、抓好普通群众的法制宣传工作。民主法治的目标就是提高全民的法制意识，对普通群众我们一是送法到村、组，通过发放普法宣传资料，致群众一封信等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与他们生产、生活相关的法律法规；二是利用居委法制宣传栏、黑板报、撑牌等宣传阵地施教；三是多种形式地开展法律咨询活动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群众受教育面达80%以上。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遇到纠纷能够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民事纠纷逐年减少。

7、能够将法制宣传与大型活动、事件相结合。（1）现在我居委面临大量的拆迁任务，为使拆迁群众了解无锡市及新区拆迁的法律法规，做到心中有数，我们向拆迁户广泛宣传新区关于拆迁方面的文件，并制订了《*村农民多层住宅公寓楼购置办法》以及《*村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办法》等拆迁规定，使他们能够了解相关的法律、政策，主动配合拆迁。（2）在防治传染病工作中，我们积极向群众和流动人口开展防治传染病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宣传，宣传《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做到科学防治与依法防治相结合。（3）为配合做好禁建工作，我们积极向广大群众宣传禁建法规，在6.25土地宣传日宣传《土地法》，散发致全居委居民群众的一封信等，配合市、区进行拆违工作宣传，使控违禁建深入人心。

三、依法治理重点，走依法行政轨道。

在开展依法治理工作中，着重抓好了以下几个重点：

1、抓依法治村。统一布署,制定下发了《*居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意见》。结合村换届选举，由村向居委的过度，大力宣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居民委员会条例》，提高村民自治、居民自治水平，使（村）居委会依法“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把推进村务公开与减轻农民负担结合起来，增强透明度；推进村务公开与改进干部作风结合起来；推进村民议事制与民主管理结合起来，在推进依法治村中，我们规范了村务和财务公开的内容、项目、为村民办实事的要求，有力地促进了依法治村工作的开展，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居委三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2、抓依法行政、依法治理。针对新形势下居民群众关心的热点和出现的难点问题，开展依法治理。一是对村巷道路的翻新，绿化带的建设，给居民一个清新的生活环境。联合*环卫站对区域内的卫生死角、坑洼地带等居民不满意的地方进行清理、修补，以及粪坑、坟墓等不雅之处，都进行了依法处理；二是与街道爱卫办、卫生监督办对居委的卤菜加工点进行检查，依法查封无工商营业执照、无卫生许可证的非法卤菜加工点；三是协同街道执法队、村镇管理部门对居委养猪、养鸟、养鸡等影响生活环境的居民户进行清理整顿，有效地打击了危害居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的违法行为，整洁了居委的区容环境面貌。

3、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保一方平安。居委先后开展了打击“两抢”和入室盗窃等侵财性犯罪专项斗争，对流动人口实行专项治理，规范化管理。加强对“”人员的监控管理、转化教育力度，严防组织相互串联、相互渗透，严厉打击上京滋事、扰乱社会稳定的行为。对区域内的不稳定因素，加以控制，对社会不稳定人员，加以普法教育、思想开导。妥善协调处理因拆迁、民事纠纷及企业工资协商等引发的各类矛盾、不稳定因素，为*的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为“建设平安*，创建最安全地区”的争创工作带来了新的契机。

4、强化法律服务，保障经济健康发展。依法治理的目的是保障本地区的社会事业和经济健康发展，依托法律做保障，把法律服务不断深入领导干部、企业法人代表、居民群众。一是居委遵照有关法律法规、地方性政策，依法决策、依法办事；二是为企业改制、发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法律服务，制定法律文书，参与合同制订的审核鉴定，保障企业改制的规范性、合法性；三是为居委群众提供法律服务，解答他们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涉法问题，帮助他们运用法律武器维护权益；四是积极调解钝化民事纠纷，调解率100%，调解成功率达98%，有效地维护了居委的社会稳定，为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篇6

2016年以来，XX司法所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县司法局的指导下，全面开展“七五”普法工作，深化法治宣传教育，推进依法治理实践，取得了较好成效，为XX镇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良好法治氛围。现按照上级工作安排部署，就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强基固本，结合镇域实际开展普法工作

一是健全组织领导体系。

成立了由镇党委书记任组长、相关所站负责人为成员的“七五”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安排专门人员负责具体工作，为全镇普法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利的组织保障。二是健全普法责任机制。我镇结合工作实际，详细制定《XX镇“七五”普法工作规划》、《XX镇七五普法工作计划》。明确工作目标、工作重点、普法对象、普法要求和工作步骤，进一步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落实普法责任。三是成立法治宣传服务培训学校。由镇党委书记牵头担任校长，相关负责人为讲师，充分发挥镇机关领导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学法普法，充分发挥法治宣传培训学校宣传堡垒作用，有效保障普法宣传队伍的业务水平。

二、统筹推进，系统内普法与社会普法并举

为提高全镇党员干部、群众百姓业务素质和法治意识，适应新形势对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进一步增强XX镇全社会法治观念，我镇采取系统内普法和社会普法并进的方式，开展“七五”普法宣传工作。

（一）送法进机关、进企业。

一方面，建立健全法治培训会常态化机制。牢牢把握每月矛盾纠纷排查调度会契机，“七五”普法工作开展以来，确保每月X次，组织机关干部、村干部集中学习以《宪法》为重点的法律知识，真正做到常学常新，知行合一。建立XX镇“七五”普法考勤台账，将考勤结果纳入年度考核指标，确保法治培训会取得

实效。另一方面，积极协调企业和驻XX镇机关单位开展“七五”普法工作。把“七五”普法工作与企业法治实践相结合，切实增强企业防范法律风险能力，不断提升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诚信经营、依法管理的能力和水平。近年来，累计到企业开展普法工作X次。

（二）送法进学校。

积极开展“法律进学校”宣传月系列活动，抓住镇域内关键少数群体，激发学生发挥“小手拉大手”、“一人带一家”积极作用，充分放大学生群体在“七五”普法工作中的优势。利用学校电子显示屏、宣传栏和宣传展板，张贴标语横幅，在校园内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进一步增强广大学生的法治意识和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不断提高青少年的法治观念和维权意识，促进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法律进学校”宣传月系列活动中累计发放法律宣传册XXX册，悬挂条幅X条，覆盖青少年学生XXX人次。

（三）送法进农村。

农村居民是我镇“七五”普法工作的主要对象，因此，将提高农民法律素质和法治意识摆在普法工作的重要位置。一是镇机关干部结合常规工作，送法下乡。形成下乡入户“两问一宣”工作法，“两问”即一问当前工作，二问脱贫帮扶，“一宣”即普法宣传。镇机关干部在做好常规工作的同时，还要向农户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农户法治思维，增强维权意识。二是利用集贸市场宣传，送法下乡。农村集贸市场人流量较大，宣传效果较为明显。XX司法所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做好常规工作，组织开展了“3·8”妇女节、“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4·15”国家安全日等重要时间节点专题法律知识宣传活动。“七五”普法工作开展以来，全镇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X多场（次），受教育人数XXX人（次）。三是建设一支农村普法宣传志愿者队伍，送法下乡。截至目前，我镇共有普法宣传志愿者X名，实现XX镇所辖乡村全覆盖，为乡村法治宣传教育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通过组织镇机关党员干部集中学习法律知识、法律培训会、走访入户、大

喇叭广播、悬挂宣传条幅、发放明白纸、开展“法律宣传月”系列活动等方式方法，实现了普法工作从内到外、由镇到村，深入基层，不留普法死角的良好局面。切实有效提高全镇居民法律知识水平和法治素质。

三、以点及面，充分发挥网格员末梢神经作用

（一）完善网格员制度机制建设。

乡村是普法宣传的最后一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XX司法所根据乡村农户居住分散的实际情况，依托居民小组制定完善《XX镇普法宣传网格化管理一览表》，深入推进“七五”普法宣传工作。以农村居民小组为载体，按照居民住宅分布划片为单位，确定各村普法宣传网格员，通过普法宣传网，放大普法网格员普法工作“末梢神经”作用，真正将法律常识送到百姓家中。

（二）加强网格员队伍建设。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网格员队伍建设是深入推进“七五”普法工作必然需求，是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需求。为此，XX司法所高度重视网格员队伍建设，积极加强组织领导，着力提高思想认识，有序推进网格员队伍建设。二是明确职责任务。要求信息采集做到村不落户、户不落人，党员、退伍军人等重点人群务必做到全覆盖、无遗漏，鼓励引导党员、居民小组长和退伍军人带头学法、知法、懂法、用法；涉及矛盾纠纷排查调解要及时上报，真正将矛盾纠纷隐患遏制在萌芽阶段。三是加强学习培训。对网格员进行政策法规、社会热点等方面进行培训，通过组织集中学习、发放法律法规手册、“微”普法等方式，提高网格员专业水平，为开展网格化服务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篇7

根据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的部署，今年继续在各单位、各科室开展“民主法治单位”创建活动。现就创建活动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依法行政法制宣传教育为重点，按照省市县关于加强法治建设、促进和保障科学发展的要求，深化单位民主决策、依法管理，不断提升法治创建的实效，推动法治建设更加融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更加提升服务保障水平。

二、创建主体

直属各企业、物资贸易资产管理公司、机关各科室。

三、主要措施

根据法治建设的要求，结合职能要求“民主法治单位”的创建活动要突出依法行政、法制宣传两个重点，着重抓好“八有”：

（一）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各单位要成立法治建设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主要负责同志要承担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要明确分管领导和具体办事人员法治建设的办事机构制度健全、活动正常。

（二）有健全的创建机制。各单位要建立健全教育、预防、监督、奖惩并重的工作机制。机关各科室要学法守法、民主管理、依法办事等制度健全。

（三）有规范的执法行为。各科室应明确执法主体和程序规范，规范性文件审查、备案工作符合要求。政务公开，做到“四有六公开”，即单位有公开载体、窗口有服务指南、集体有服务承诺、个人有岗位职责，做到执法信息、执法范围、执法程序、收费标准、办事结果以及监督方式等及时、公开。

（四）有公正高效的执法队伍。机关相关科室要大力加强执法能力建设，全面推进“素质工程”，不断提高执法的能力和素质。着重解决好执法不公正、不文明、不规范、不作为等问题。积极参加“规范执法先进单位”和“规范执法先进个人”创建活动，执法队伍中无违法违纪问题。

（五）有规范的服务行为。对企业、群众和基层单位到本机关、本单位办事提供周到服务。要规范执法行为，压缩自由裁量空间，对带有自由裁量权的相关条款进行细化，明确具体的执行标准和范围、幅度，保证自由裁量权规范运作。

（六）有规范的民主管理。企事业单位要加强诚信守法建设，开展经常性的普法教育，严格执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坚持依法经营、诚实守信。要进一步发挥工会、职代会作用，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不断推进民主管理。要强化安全生产预防措施，加强社会公共安全机制建设。

（七）有扎实的普法教育。各单位要全面落实“六五”普法工作规划，要以“四抓四带动”为依托，抓好领导干部、企业职工的学法用法工作。要建立学法用法考核考试制度，切实增强法制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职工和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使民主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八）有良好的群众满意度。社会各界对本地、本部门的法治创建工作认可，群众满意率在95%以上。

四、工作要求

（一）切实提高组织化程度。各单位要把创建活动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统一部署，明确目标，确保工作落实。主要负责人作为第一责任人对创建活动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落实。要定期听取情况汇报，研究解决重大问题，确保建设“民主法治单位”活动扎实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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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是实施“*”普法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本市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市委九届三次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任务，根据《20*年全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的要求，以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着力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着力于提高公民的法治观念和法律素养，着力于营造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抓住重点、细化分类、扩大效果，认真做好全年的各项工作。

一、深入贯彻落实十七大报告精神，大力宣传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伟大成就

（一）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要把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原原本本地学习十七大报告，重点学习有关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内容，紧密联系工作实际，找准加强和改进整体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把十七大各项要求贯彻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去。着眼大局，以解决民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入手，围绕完善民主制度、围绕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开展工作，注重在领导干部中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注重在广大市民中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大力弘扬法治精神，不断提高全社会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二）广泛宣传改革开放30年以来民主法治建设的成就。围绕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一主题，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所走过的历程和取得的成就。协助有关部门，组织、安排好“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系列活动。结合现行宪法的历次修订，加强宪法教育，提高领导干部和广大公民的宪法观念；进一步准确把握市民法律素质，认真做好市民法律素质评估调查工作；通过各种有效的宣传形式，进一步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烘托气氛，营造和谐稳定的法治氛围。

二、抓住重点，统筹兼顾，深入推进“法律六进”各项工作

（三）进一步深化“法律进机关”活动。继续完善领导干部法制教育制度，重点在各级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中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紧密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重视案例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法治领域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与解答，树立正确的法治意识，不断提高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年内全市各级领导干部法制讲座不少于两次，各区县、各市级委办局至少举办一期领导干部法制研修班。启动“双百”工程，即：100名“学法用法模范公务员”和100名“学法用法示范机关”的评选工作，通过评选，树立典型，总结经验并推广至全市。建设和完善“干部学法网”，丰富在线学习课程，完善考核办法，进一步夯实公务员学法用法的阵地。

（四）重点推进“法律进学校”活动。积极配合市科教党委、市教委，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中小学法制教育指导纲要》，以增强引导性、参与性和趣味性为重点，推进法制教育进课堂。加强学校章程建设，研究制定市和区县二级“依法治校示范校”的评比标准和办法。以“依法办学、以德立校”为主题，组织开展对学校领导和法制课教师的法制培训，推动学校法制教育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配合司法部办好全国大中学生学法用法演讲赛。会同有关部门，通过组织举办法制教育观摩课、法制课教案征集评比、法制学科教研活动等，加强学科建设。充分利用法院、监狱、劳教所、戒毒所等，进一步拓展青少年课外活动实践基地，积极开展体验性活动，完善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体系。

（五）突出做好“法律进企业”工作。以推进依法诚信经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为重点，大力开展《劳动合同法》和《就业促进法》的宣传活动，把握正确导向，通过法制讲座、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不断提高企业经营管理者学法用法的水平和能力，帮助企业职工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发挥讲师团资源优势，定期进企业开展法律培训。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分别召开市有关部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有关方面的座谈会，认真探索“法律进企业”活动的有效抓手，发现先进典型，总结推广经验。年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召开“法律进企业”现场推进会，并探索开展“守法经营示范企业”的创建活动。

（六）继续开展“法律进乡村”、“法律进社区”活动。以加强公民意识教育为重点，全市每个街道、镇举办三次以上的专题法制讲座或法制文艺演出活动，提高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程序意识和责任意识。上半年内，明确“民主法治村”和“民主法治小区”的评选标准，全面推进“民主法治村”和“民主法治小区”的创建和评估验收工作。积极开展“法律下乡”活动，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十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基层农村民主法制教育活动，组织法律工作者进村入户，宣传宪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规，宣传与农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规，采取各类有效措施将“法律下乡”活动引向深入。继续做好第四届“梅陇杯”法制故事征集评比活动。

（七）积极开展进城务工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配合市总工会、市文明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办好“学法律、知荣辱、讲文明、促和谐”等各种针对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利用春运等进城务工人员大量流动的时间节点，集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结合《劳动合同法》和《就业促进法》的宣传，增强进城务工人员对法律法规的了解，培育他们自觉守法的意识和依法维权的能力。三、总结经验，梳理思路，集中开展“*”普法中期检查

（八）认真开展自我检查工作。按照市“*”普法规划的要求，在下半年组织“*”普法中期检查。各区县、各单位要把迎接全市检查与自我检查有机结合在一起，主动与区县人大共同开展普法评估验收工作。要对照全国和本市的“*”普法规划以及“法律六进”的文件，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学法用法工作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和总结，整理工作体系和各项机制，总结之前的成功经验，查找遗漏和不足，制定措施并及时改进。通过系统自查，切实提高各区县、各单位普法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建立法制宣传教育的长效机制。

（九）积极组织做好中期检查各项准备工作。市法宣办将适时邀请市级和区县人大代表到各区县和各单位，对“*”普法以来所开展的具体工作进行综合检查和评估，主要检查基础工作机制、五类重点对象的学法用法工作、“法律六进”的实施落实情况、法制宣传教育的阵地建设状况以及相关台帐资料。举办回顾小结座谈会，梳理成功的做法，同时找出不足之处，为今后提供经验支持，以确保“*”普法规划顺利实施。

四、弘扬法治，营造氛围，大力开展面向社会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十）深入推进20*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博会系列宣传活动。结合迎接奥运会和世博会，大力宣传知识产权法、体育法、公共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各区县、各单位至少举办一次大型宣传活动，使市民学习了解与奥运、世博相关的基本法律知识，积极参与和自觉配合两会的成功举办以及期间的城市运行和管理，为迎接奥运会和世博会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

(十一)继续做好“推进平安建设，构建和谐”系列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各区县、各单位要充分利用各种与有关法律颁布实施纪念日和专项主题活动紧密关联的宣传月、宣传周、宣传日以及其他重要节点，如《反垄断法》、《企业所得税法》的施行、“3.8”妇女维权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知识产权宣传周”、“5.25”交通宣传日、“6.26”国际禁毒日、“119”消防宣传日等，举办一次以上主题鲜明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不断扩大法制宣传教育的社会影响。

（十二）围绕12月4日全国法制宣传日和本市第二十届宪法宣传周，大力开展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各区县、各单位要把宪法宣传周作为工作的重要环节和展示窗口，提前规划，精心设计，突出主题，结合运用生动材料，采取丰富多样的形式，在宪法宣传周期间，深入开展至少一次以宪法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强化市民的宪法意识和民主意识，在全社会掀起学法守法用法的。

五、拓展渠道，狠抓落实，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基础建设

（十三）健全工作机制，使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继续发挥好各区县、各单位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联席会议）的作用，建立相关责任制和考核措施，明确各有关单位和部门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的具体职责和要求，确保今年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进一步完善对各区县、各大口的年度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考核方法以及法宣骨干和联络员例会制度，加强多方面、多渠道的沟通和协作，整合有效资源，完善整体工作网络，在社会中实现普法的全覆盖。

（十四）抓好法制宣传教育的队伍建设。继续开展对基层法宣干部的教育培训，注重培养服务大局需要、为民解困的能力，进一步加强基层法宣骨干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讲师团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大力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治文化。完善基层普法志愿者队伍建设，力争全市各个区县都有一支相对稳定，整体素质较高的普法志愿者队伍，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形成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联动机制，逐步增强法制宣传教育队伍的总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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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入贯彻落实十七大报告精神，大力宣传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伟大成就

（一）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要把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原原本本地学习十七大报告，重点学习有关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内容，紧密联系工作实际，找准加强和改进整体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把十七大各项要求贯彻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去。着眼大局，以解决民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入手，围绕完善民主制度、围绕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开展工作，注重在领导干部中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注重在广大市民中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大力弘扬法治精神，不断提高全社会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二）广泛宣传改革开放30年以来民主法治建设的成就。围绕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一主题，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所走过的历程和取得的成就。协助有关部门，组织、安排好“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系列活动。结合现行宪法的历次修订，加强宪法教育，提高领导干部和广大公民的宪法观念；进一步准确把握市民法律素质，认真做好市民法律素质评估调查工作；通过各种有效的宣传形式，进一步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烘托气氛，营造和谐稳定的法治氛围。

二、抓住重点，统筹兼顾，深入推进“法律六进”各项工作

（三）进一步深化“法律进机关”活动。继续完善领导干部法制教育制度，重点在各级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中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紧密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重视案例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法治领域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与解答，树立正确的法治意识，不断提高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年内全市各级领导干部法制讲座不少于两次，各区县、各市级委办局至少举办一期领导干部法制研修班。启动“双百”工程，即：100名“学法用法模范公务员”和100名“学法用法示范机关”的评选工作，通过评选，树立典型，总结经验并推广至全市。建设和完善“干部学法网”，丰富在线学习课程，完善考核办法，进一步夯实公务员学法用法的阵地。

（四）重点推进“法律进学校”活动。积极配合市科教党委、市教委，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中小学法制教育指导纲要》，以增强引导性、参与性和趣味性为重点，推进法制教育进课堂。加强学校章程建设，研究制定市和区县二级“依法治校示范校”的评比标准和办法。以“依法办学、以德立校”为主题，组织开展对学校领导和法制课教师的法制培训，推动学校法制教育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配合司法部办好全国大中学生学法用法演讲赛。会同有关部门，通过组织举办法制教育观摩课、法制课教案征集评比、法制学科教研活动等，加强学科建设。充分利用法院、监狱、劳教所、戒毒所等，进一步拓展青少年课外活动实践基地，积极开展体验性活动，完善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体系。

（五）突出做好“法律进企业”工作。以推进依法诚信经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为重点，大力开展《劳动合同法》和《就业促进法》的宣传活动，把握正确导向，通过法制讲座、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不断提高企业经营管理者学法用法的水平和能力，帮助企业职工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发挥讲师团资源优势，定期进企业开展法律培训。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分别召开市有关部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有关方面的座谈会，认真探索“法律进企业”活动的有效抓手，发现先进典型，总结推广经验。年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召开“法律进企业”现场推进会，并探索开展“守法经营示范企业”的创建活动。

（六）继续开展“法律进乡村”、“法律进社区”活动。以加强公民意识教育为重点，全市每个街道、镇举办三次以上的专题法制讲座或法制文艺演出活动，提高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程序意识和责任意识。上半年内，明确“民主法治村”和“民主法治小区”的评选标准，全面推进“民主法治村”和“民主法治小区”的创建和评估验收工作。积极开展“法律下乡”活动，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十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基层农村民主法制教育活动，组织法律工作者进村入户，宣传宪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规，宣传与农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规，采取各类有效措施将“法律下乡”活动引向深入。继续做好第四届“梅陇杯”法制故事征集评比活动。

（七）积极开展进城务工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配合市总工会、市文明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办好“学法律、知荣辱、讲文明、促和谐”等各种针对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利用春运等进城务工人员大量流动的时间节点，集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结合《劳动合同法》和《就业促进法》的宣传，增强进城务工人员对法律法规的了解，培育他们自觉守法的意识和依法维权的能力。

三、总结经验，梳理思路，集中开展“五五”普法中期检查

（八）认真开展自我检查工作。按照市“五五”普法规划的要求，在下半年组织“五五”普法中期检查。各区县、各单位要把迎接全市检查与自我检查有机结合在一起，主动与区县人大共同开展普法评估验收工作。要对照全国和本市的“五五”普法规划以及“法律六进”的文件，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学法用法工作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和总结，整理工作体系和各项机制，总结之前的成功经验，查找遗漏和不足，制定措施并及时改进。通过系统自查，切实提高各区县、各单位普法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建立法制宣传教育的长效机制。

（九）积极组织做好中期检查各项准备工作。市法宣办将适时邀请市级和区县人大代表到各区县和各单位，对“五五”普法以来所开展的具体工作进行综合检查和评估，主要检查基础工作机制、五类重点对象的学法用法工作、“法律六进”的实施落实情况、法制宣传教育的阵地建设状况以及相关台帐资料。举办回顾小结座谈会，梳理成功的做法，同时找出不足之处，为今后提供经验支持，以确保“五五”普法规划顺利实施。

四、弘扬法治，营造氛围，大力开展面向社会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十）深入推进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博会系列宣传活动。结合迎接奥运会和世博会，大力宣传知识产权法、体育法、公共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各区县、各单位至少举办一次大型宣传活动，使市民学习了解与奥运、世博相关的基本法律知识，积极参与和自觉配合两会的成功举办以及期间的城市运行和管理，为迎接奥运会和世博会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

(十一)继续做好“推进平安建设，构建和谐”系列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各区县、各单位要充分利用各种与有关法律颁布实施纪念日和专项主题活动紧密关联的宣传月、宣传周、宣传日以及其他重要节点，如《反垄断法》、《企业所得税法》的施行、“3.8”妇女维权周、“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知识产权宣传周”、“5.25”交通宣传日、“6.26”国际禁毒日、“119”消防宣传日等，举办一次以上主题鲜明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不断扩大法制宣传教育的社会影响。

（十二）围绕12月4日全国法制宣传日和本市第二十届宪法宣传周，大力开展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各区县、各单位要把宪法宣传周作为工作的重要环节和展示窗口，提前规划，精心设计，突出主题，结合运用生动材料，采取丰富多样的形式，在宪法宣传周期间，深入开展至少一次以宪法为主要内容的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强化市民的宪法意识和民主意识，在全社会掀起学法守法用法的。

五、拓展渠道，狠抓落实，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基础建设

（十三）健全工作机制，使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继续发挥好各区县、各单位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联席会议）的作用，建立相关责任制和考核措施，明确各有关单位和部门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的具体职责和要求，确保今年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进一步完善对各区县、各大口的年度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考核方法以及法宣骨干和联络员例会制度，加强多方面、多渠道的沟通和协作，整合有效资源，完善整体工作网络，在社会中实现普法的全覆盖。

（十四）抓好法制宣传教育的队伍建设。继续开展对基层法宣干部的教育培训，注重培养服务大局需要、为民解困的能力，进一步加强基层法宣骨干队伍建设。充分发挥讲师团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大力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治文化。完善基层普法志愿者队伍建设，力争全市各个区县都有一支相对稳定，整体素质较高的普法志愿者队伍，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形成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联动机制，逐步增强法制宣传教育队伍的总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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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职能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政府的行政职能正在发生改变。深化行政管理体制，使政府行政适应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从而使其公信力得到提升。因此，相关人员有必要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和重点问题展开研究，从而促进行政府行政管理水平的提升。

1建设公共行政体制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要明确行政管理的体制改革目标，还要突出公众的意识，以便行使公共权力，继而使社会公共需求得到满足。为此，要加快公共行政体制建设，以便建立能提供公共服务的行政组织体系和管理制度。在该体制的管理下，政府将执行公共意志，并且从事公共事务。通过明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建设公共行政体制的目标，为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打下基础，使政府尽快完成职能转变，继而有利于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2实现民主法治管理

以民主为基础进行公共行政体制建设，需要依靠法律提供保障。所以，民主法治管理的实现将成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的重点内容。从根本上来讲，只有实现民主才能够使公众形成公共意识。而在民主监督和公民授权之下，政府权力的公正性才能得到保障。近年来，随着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发展，我国一些地区实现了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从而为民主法治管理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为了落实该项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以便人民直接行使民力，从而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和、自我服务等目标。在此基础上，政府管理才能够转变成民主法治，政府行政的科学性也将得到增强。因此，实现民主法治管理，是确保人民能够当家作主最有效的途径，能够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打下基础。

3落实合理分权制度

在过去的行政管理体制下，行政部门的权力过分集中,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权力下放政策，从而推动了国家经济发展。但是，权力下放只是对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进行调整，无法从根本上克服权力集中带来的弊端。所以，为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实现合理分权，从而实现新的制度设计。从转型国家的体制改革经验来看，权力下放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经阶段。当该项改革内容得到全面推进后，管理体制的内在矛盾会得到凸显，从而导致社会管理权力与政治权力不协调。面对这一情况，通过落实合理分权制度，来进一步深化改革。为达成这一目标，就需要在宪法上体现公民权力，通过将纵向分权和横向分权结合起来实现地方关系与中央关系的调整。在此基础上，遵循民主法治建设要求，理顺各种权力关系，通过完善政府组织，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进而实现法定化的职权划分。

4明确政府职能定位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除了需要完成政府职能转变，还要明确政府职能定位。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近年来，我国政府开始向社会管理、经济调节、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的方向实现职能转变。但是，实现职能转变只能使各级政府进行自身职能的履行，容易导致其权力运行偏离公共利益。而实现各级政府职能的科学定位，则能够进一步深化政府职能转变，并为依法行政打下良好的基础。从本质上来讲，政府应该明确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为其基本的职能。在此基础上，各级政府才能够消除彼此的职能重叠，使政府职能得到有效履行。具体来讲，就是中央政府需要加强宏观管理，以便制定国家的战略规划和标准规范，继而使国家法治的统一得到维护。而地方政府需要确保法律法规的落实，并且实现对所属地区社会事务的统筹管理和执法监督。

5优化行政管理结构

在社会经济体制转型阶段，我国实施了精简机构的改革工作。但从历史经验角度来看，并非是规模越小的政府机构的效能就越高。所以，还应该根据社会发展需要确定政府规模，优化政府结构。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的，也是为了提高政府的效能。所以，应注重行政管理结构的优化，通过提升政府效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其次，还要对政府的层级结构进行优化，从而通过减少政府层级使政府的纵向组织链条得到缩短，使政府的内部责权关系得到理顺。通过优化政府结构，不仅能够减少领导层级和职数，还能避免职责交叉，从而使政府工作得以高效开展。

6结论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已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想要使改革得到进一步深化，还要明确改革深化的重点和核心，从而使改革工作得到整体推进。因此，本文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和重点问题展开研究，可以为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指导。

作者:高杰 单位:四川文理学院

参考文献:

［1］薄贵利.准确理解和深刻认识服务型政府建设［J］.行政论坛,2012(1).

［2］黄文平.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不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C］//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第三届中国行政改革论坛论文集,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