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需求的性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力需求的性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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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现有各类用工单位（含个体工商户）3385户，规模以上企业218家，从业人员9万余人。2018年全区进入职业介绍机构登记的各类求职人员有1307人，用人单位通过职业介绍机构提供就业岗位1804个，求人倍率约为1.38（求人倍率=需求人数/求职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2019年1-4月，求职人数和提供的岗位数均有所增加，通过职业介绍机构登记的各类求职人员有**人，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个，求人倍率约为**。

二、2019年1-4月份劳动力供求情况分析

（一）按行业分组的劳动力需求分析表

从行业需求情况来看，各行业的用人需求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和制造业三大行业，其中用人需求分别占行业需求总量的25.91%、22.38%和16.05%，三行业需求占需求总量的64.34%。

（二）按用人单位性质分组的劳动力需求分析

从用人单位性质分组的劳动力需求情况来看，企业用人需求占主体地位。其中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其它企业的用人需求最高，所占比重分别为37.77%、20.61%和22.98%，三者合计达81.36%。

（三）按职业分组的劳动力供求情况

从职业分组的劳动力需求情况来看，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依然是用人需求的主体，所占比重分别为45.06%和21.21%，二者合计约占需求总量的76.27%。此外，对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需求也比较大，所占比重分别为12.92%和10.12%。

从求职情况来看，求职人员相对集中在商业和服务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所占比重分别为36.25%和27.41%，二者合计约占求职总量的61.66%。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需求比重分别为10.68%和15.67%。

从供求状况对比来看，其它职业的求人倍率最高，为0.92；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专业技术人员的求人倍率分别为0.63、0.59和0.61；求人倍率最低的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为0.33。

（四）按求职人员类别分组的劳动力求职状况分析

从求职人员类别分组的劳动力求职情况来看，失业人员所占比重为72.26%。其中，新成长失业青年占27.53%，就业转失业人员占26.45%，其它失业人员占18.48%；此外，在求职人员中，下岗职工占9.31%，其它人员(主要是进城务工人员)占15.16%。

（五）按年龄分组的劳动力供求分析

从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的年龄要求来看，73.02%的用人需求对劳动者的年龄都有明确的要求。16-34岁之间的劳动者构成单位用人需求的主体，占总体需求的58.35%。其中，对16-24岁之间劳动者的需求占25.69%，对25-34岁之间劳动力的需求占32.65%。

从求职者的年龄构成来看，求职者同样以年龄在16-34岁之间为主体，所占比重约占求职总数的71.05%。其中，16-24岁之间的求职者占40.42%，25-34岁之间的求职者占30.63%。求职者的年龄构成与用人需求基本一致。

从供求状况对比来看，今年前4个月各年龄阶层的求人倍率与上年度同期相比都有所上升，其中，年龄在25-34岁之间的求人倍率为0.71；年龄在16-24岁为0.47；年龄在45岁以上的求人倍率为0.31。

（六）按文化程度分组的劳动力供求分析

从用人单位对求职者文化程度的要求来看，70.38%的用人单位对求职者的文化程度有明确要求。其中，要求高中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约占总体需求的41.62%；对大专文化程度需求比重为14.41%；对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需求比重为9.74%；对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比重为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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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重庆市;职业教育;岗位培训;劳动力;需求差异

一、重庆市岗位培训职业教育现状

(一)主要职业教育培训基地和院校的发展情况

截至2009年底,重庆市有25所高等职业学院,302所中等职业学校,开设机械、电子、汽车、化工、农业、旅游、财经、医药、轻纺等20余个大类共200多个专业,基本涵盖了国家职业大典列举的职业,形成了遍布全市城乡的职业培训资源。这些职业学院每年向社会输出各类人才15万左右,横跨多个行业和领域,并能针对特定的工作岗位培训,从而使学生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重庆市职业院校培养的学生,大部分去沿海制造企业或本地工业企业工作。

重庆市职业学校已建成实训基地348个,各类实训基地设备总值3.7亿元,这些实训基础大部分本校学生的培训,使学生在除了理论课堂知识外,能够在实训基地动手操作,从而可以使毕业生可以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培养动手能力和工作适应能力适合企业需要的学生。近年以来,也接收农民工培训,可以为农民工提供实训工位8.35万个。

重庆市本科院校则承担了大部分在职人员的培训任务,如专升本、在职研究生、企业员工培训、岗位培训、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培训等,这些培训为重庆市各单位企业提供了更高学历和素质的员工,为全市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随着大量的生产制造企业在重庆基地的建立,各类人才的需求总体在上升,为重庆市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向社会培养高技能高素质人才是培训院校的首要任务。

(二)参与培训的主要群体分析

从参与岗位职业培训的人群中,如果我们按培训人员是否在职,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非在职人员,如各大院校学生,在学校接受职前培训,或是来自社会其他地方的劳动力,如农民工、用工单位职前培训等,这类培训人员的主要特点就是以前从未从事过此类职业,需要的培训任务是从零开始直到能够胜任工作为止;另一类是在职员工,如各企事业单位、社会部分行业组织的培训,这类培训活动一般而言要获得比目前已经从事的职业有更高的技能或能力的学习为主。

从工作性质上来分,则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管理类人员的培训,这类培训如党政干部培训、企业管理人员培训、事业单位领导培训等,主要针对的是管理层的管理知识和技能培训,从目前情况来看,大部分机关单位都有很多的管理培训机会,从而提高了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管理能力和综合素质;二是技术能力培训,这类培训主要针对技术人员,主要任务是对技术人员的知识水平的提高和专业技能的提升培训,这类培训的参与人员一般具备良好的行业知识的技能,所以相当于业务技能的升级培训;三是业务能力培训,这类培训主要是企业或单位组织,为提升员工的业务能力而开展的培训工作,如企业从学校里招收的新人,需要花时间培训他们的业务熟悉能力和行业知识,对工作任务和工作流程进行培训等活动,从而使这些人员能够胜任或者是比以前对业务技能有更大的长进。

二、不同群体对岗位培训职业教育的需求差异性分析

(一)工作性质对岗位培训职业教育需求的差异性

首先从党政干部和管理层的培训情况来看,近年来,重庆市在领导干部培训方面做了很多工作。2008年3月始,包括各区县党政官员、市级部门官员和部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负责人在内,重庆1000多名党政干部和企业负责人都接受了这一培训。培训包括传统的专家讲座方式:邀请中国社科院、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浙江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做专题报告,也有中央党校的远程教学录像。将包括每年举办一次市管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现代经济知识强化培训班,每年选派200名党政领导干部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到美国、新加坡、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校进行现代经济研修,每年选送100名优秀副厅级干部及正处级干部参加在渝高校经济管理类的学历教育,每年分行业、分领域举办以扩大开放、科学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系列专题培训班等。重庆还计划用1年时间对全市招商引资人才进行一次全面轮训,5年内选送10000名35岁以下、未取得国民教育大专以上学历的干部,到市内高等院校接受带薪脱产学历教育。从总体上来说,这类培训是由党政机关组织,对干部和管理人员进行的培训工作,对这类培训工作的需求,则来自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党政干部和企业负责人都要适应新环境和形势,因此进行此类培训是对现代知识和技能的提升培训。

其次从工作性质培训的需求来看,一部分需求来自于社会发展形势对从事者有了更高的要求,岗位或职业培训可以完成知识或业务技能的升级换代;另一部分来自于从业人员自身发展的需要,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和综合素质,而进行知识或能力方面的学习。

(二)不同年龄阶段对岗位培训职业教育的需求分析

首先是青年团体,这部分包括学生、刚刚走向工作岗位的青年员工等。由于这类团体很多都是刚刚离开学校,在些在学校里已经学习了本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为适应工作环境和业务流程而参加的岗位职业培训;另一类情况是工作与专业不对口,这种现象现在非常多,随着扩招和大量学生的毕业,很多学生都从事着非本专业的工作,用人单位就进行组织培训,专业针对所招收的员工进行培训工作;其余的一些情况则是毕业后的学生自修计划,常见的有专升本,本科读研究生或继续深造博士等,这类自修的教育和培训,对于青年员工来讲,主要是为了获得新的机会,对自身发展和薪酬待遇方面有更高的期望而自发进行的进修或培训。所以青年员工的岗位培训需求来讲,一部分是以知识技能和学历教育为主;另一部分则是为了在本行业有更大发展。

其次是中年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主要是已经离开学校教育有一段时间,在本行业从事工作有一定年限,已经积累了较多的工作经验,有些已经成为本行业的业务骨干或者精英。从这部分人的培训需求来看,一是对于自身提高的培训,如从事学历教育培训,或者参加行业培训活动,以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和业务知识;二是非专业知识类的培训,如一些企业内的技能骨干提升为管理者,而参加的管理类知识的培训;三是一些自主创业者对自身素质提高而自发进行培训,如学习行业知识、掌握管理营销或商业知识等方面而对自身的培训。

再次是老年人阶段的培训活动,从整体上来讲,为了适应现代变化和形势,老年人积极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作为老年人团体,对于培训和岗位教育的需求主要是新的知识和行业领域的掌握。由于知识更新的速度加快,作为老年人为了掌握行业新的变化和了解最新的技术,则需要参加岗位培训或行业知识培训。对于处于管理层的老年人来说,大部分则要对经济形势、行业动态、发展趋势要有较准确的把握,所以考察和学习行业内的优秀经验、方法、技术,对提高管理效果有很大的帮助。

(三)不同劳动力性质对于岗位培训需求的差异表现

从劳动力性质上来看,可以分为在岗人员的岗位培训、新生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等方面。

对于在岗人员的培训,目前主要是以行业或单位组织的岗位培训为主,如重庆市公交、卫生、教育、通信等行业每年都有类似的培训机会,在岗培训的主要目的是使员工掌握新的技能或知识,以适应新的要求。如行业产品更新或升级,要求员工必须掌握新的操作技能才可以胜任,另一方面是对新员工进行的培训,新员工进入工作单位之后,通过培训的方式让其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

新生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的培训,面对的是刚进入行业的新人。每年重庆市有近十万大学生毕业,对于这些学生走向工作岗位的培训,属于新生劳动力培训的内容,目前主要是重庆市各实训基地和职业培训学校完成这些工作,对于新生劳动力这一群体,在职业培训方面的需求就是能够快速掌握一定的技能,为从事新职业提供方便。除了培训学校、培训基地之外,各大工厂、商家和用人单位也组织类似的培训,以方便新员工迅速入行。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重庆市各区县政府组织了大量的农民工培训工作,庆市武隆县委、县政府从统筹城乡发展,改变“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的高度,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做为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收入结构,促进农民跨越式增收的战略举措,在全县叫响“要想富,出劳务”的口号。通过跨区转移、就地转产转业两种主渠道,全面做大做强农村劳务经济产业。又如重庆建工集团在2009年底举办的农民工培训课堂。据介绍,重庆建工集团有1.2万名正式职工,常年使用农民工10万人。从2007年以来,建工集团累计培训农民工10万多人,其中取得合格证的有12000多人。通过建立农民工培训体系这个平台,提升了农民工技能素质和综合素质。

三、岗位培训职业教育对劳动力素质提高方面的意义

(一)岗位培训职业教育对劳动力文化水平与技能方面的意义

在岗位培训职业教育中,提高最明显的是对劳动力的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技能提高。在各类培训学院中,首先是对知识的培训,使劳动者掌握一定水平的文化知识,以专业学习和以后深造打下基础。重庆市现有高等职业院校25所,全日制普通高职在校生近15万人。直辖以来,重庆高等职业教育迅猛发展,规模明显扩大,教育教学改革取得了新的突破,打造出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高等职业院校和品牌专业,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理念得到了社会广泛认同,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为重庆市大力实施“科教兴渝”、“人才强市”战略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各类职业院校为重庆市培训了大量具有一定文化素质和操作技能的技术型人才。

(二)岗位培训职业教育对农村劳动力素质提高的意义

在在农村劳动力培训中,首先明显提升的是劳动力文化素质与修养。如2009年3月份重庆市巴南区启动了农民工综合素质培训服务。强调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项目实践,主要开展对农民工就业技能以外的文化、心理和社会交际素质的培训和服务。关注生产、生活两方面条件变化对农民工提出的新挑战,以及农民工加入城市社会对城市文明建设的影响和新要求,旨在帮助农民工提高融入城市生活的综合人文素养。

其次是对农村劳动力技能的提高,通过各类培训计划,明显地提升了农村劳动力适应新工种或工作的能力。2009年3月,重庆市将实施农民工特别培训计划,针对返乡农民工的不同意愿,分别开展转移培训、岗前培训、创业培训和种养殖业技术培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政府将对与用人单位签订了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劳务协议)但未正式上岗的重庆籍农民工开展岗前培训,给予最高每人600元的补贴;在农民工创业培训方面,政府将农民工纳入创业培训补贴范围,给予创业农民工每人1000元-1500元的补贴;2009年起,对就读中等职业学校的返校农民工给予每人每年2000元的学费和生活补贴,促进返乡农民工通过就读中等职业学校,实现稳定就业,并且2009年全市中等职业学校市内将招生18万人以上;为减轻农民工的经济负担,对其实行免费职业技能鉴定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对初次参加职业技能鉴定和专项职业能力的农民工,鉴定费和考核费财政补贴标准由50%提高到80%,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减收20%。在以上的措施中,都围绕着对农民工技能和素质提高而开展的培训,对提高重庆市劳动力素质有着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重庆举办农民工培训[N].重庆晨报,2009-11-20.

2、现金优惠促培训 重庆实施农民工就业培训计划[DB/OL].新华网,2009-03-03.

3、重庆发挥职业教育优势促进城乡劳动力转移[DB/OL].重庆政府公开信息网,2009-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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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一种客观存在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有效机制，其主要原因就是可以凭借社会自发自主的内在秩序，为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配置及使用提供空间，从而使供求趋于平衡，效率和效益实现有效的统一。劳动力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也应由市场来配置。但纵观世界各国，即使是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也未能真正建立起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这是因为，与其他生产要素市场相比，劳动力市场具有较明显的非竞争性。西方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正是以区别传统劳动力市场理论的新范式来理解这种非竞争性的。该理论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征，强调制度和社会因素对劳动报酬和社会就业的影响。其中，二元结构是分割理论的代表。二元结构把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市场和次要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职业比较稳定、待遇较高、工作条件好、晋升机会多，而次要劳动力市场人员流动性大、待遇低、工作环境差、晋升机会少。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现代分割理论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种强调生产特性，一种强调个人特性。把市场分割归因为生产特性的观点认为，有些工作是要求经过特殊培训和学习的，由于培训费用高，在劳动力流动成本很低的情况下，为员工培训支付费用的企业很可能因员工的流动而遭受损失。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那些竞争力强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有意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给员工较高的工资和晋升机会。这种机制就形成了主要劳动力市场。而那些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弱的企业，没有建立稳定劳动力队伍的条件和能力，人员处于高度流动状态，这就形成了次要劳动力市场。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不会威胁到主要劳动力市场员工，因为这两个市场之间几乎不存在竞争。把市场分割归因于个人特征的观点认为，劳动者的种族、性别、国籍等是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如发达国家新移民就业受到歧视，男女职工工资待遇不同,等等。

上世纪90年代，这一理论引进到我国。学者们在对我国劳动力分割状况进行研究后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具有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的特点。虽然也存在如同西方国家由于生产特性等形成的主要、次要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因性别等个人特征形成的就业歧视，但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突出地表现为一种制度性分割。笔者在对苏南地区劳动力市场进行考察后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除上述由于政治、经济等外在制度性因素所形成的分割外，还存在着一类分割形态，即由于不同区域、产业、行业、岗位对劳动力知识、技术、能力有差别的要求，以及由于教育发展不均衡造成的劳动力知识、技术、能力差异而形成的分割。这是一种内生性分割，介入了更多的市场因素。无论是由体制因素形成的分割，还是由经济内生因素形成的分割，对经济发展和劳动者就业都有着直接影响，进而对职业教育的发展也产生影响。

影响职业教育发展规模

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次要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促使政府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扩大职业教育规模。当前，对中国劳动就业影响最为深刻的是由于体制原因形成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体制内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运行仍带有传统体制印痕，它的需求者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大中型企业。机关、事业单位设有内部劳动力市场，进入其内部劳动力市场，有严格的编制控制，也有学历、职称等资格要求，一般需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并且要通过国家或地方政府统一组织的招聘考试。有些低学历者，即使由于工作需要进入，也没有编制，只能以人事、租赁人员的身份进入，这部分人仍然不能享受正式员工的待遇，实际上还是在体制外的次要市场上。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企业对劳动者的雇佣应该市场化，但由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国有企业尤其是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行业企业，其雇佣行为仍然不可能市场化。由于体制内企业效率低下，且劳动力价格更为刚性，许多劳动力边际成本大于劳动力的边际收益，导致这些企业或者在旧体制外发展企业，即旧体制企业派生出新体制企业，或者在旧体制企业派生出一个次要劳动力市场，以降低成本。这两种情况都导致次要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中，能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人数相对较少，大多数人只能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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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业服务的职能初级且不完善，难以满足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的要求

我国当前的就业服务职能局限在单一的岗位匹配、简单的职业指导。但大多数失业者文化水平低、缺乏市场需求的劳动技能，或对自身职业能力缺乏了解，或心理脆弱等，低层次的服务无法满足他们的真正需求。就业服务职能的不完善还体现在地区、群体差别。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就业服务体系非常发达，形成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层次、多样化服务体系，能够灵活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就业服务还留有很深的计划烙印，服务僵化，政府垄断，而这些地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贫困人口相对较多，他们迫切的求职需求难以满足。

(二)营利性型服务驱逐非营利的现象普遍

就业服务产品种类繁多，有公益性较强的，也有可营利的。由于这些职能没有得到科学划分，致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在履行职能、财务管理等时无法实行归口管理。一方面在政府财政资金的支持下承担免费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提供求职服务，另一方面又开展营利性的劳务市场业务。趋利机制使得服务机构更偏好于提供可收费的服务产品，而对难以获利的服务产品不愿提供，即使在政府强制要求下，也不过是聊以塞责而已，服务的质量因而难以得到保证。

(三)管理僵化，政出多门，职能交叉，难以有效协调

公共就业服务的各项职能之间的相关性非常强。例如，短期化的职业介绍往往需要长期持续性的就业计划予以支持，而个性化的求职帮助又会成为进入培训、再培训和创业计划的关键。这需要职能部门密切配合。例如，我国针对下岗职工开展的社区就业服务，创造的岗位涉及规划、城建、卫生、公安、工商、税务、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多个部门，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和支持。由于对这些部门之间的职责界定不清，服务重叠，经常发生矛盾，阻碍了社区就业服务工作的开展。

(四)与私人组织合作能力低，难以形成多元化、多层次供给的竞争性市场

就业服务需求具有多层次、多元化特点。就服务强度来看，有自助服务、一般服务和强化服务；就服务层次来看，有全国性劳动力调配、市场信息的传播和就业政策的解释，也有地方辖区的就业安排和指导；就服务主体来看，有政府行政性就业机构、民间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组织。这样，就业服务格局才能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但是，我国当前的就业服务市场基本还是政府为主导的垄断格局，运行效率低下，同时民间机构力量弱小且不规范，二者难以有效合作，限制了就业服务功效的发挥。

二、制度安排的思路——基于公共品理论的策略选择

从上述问题来看，其症结的根源在于缺乏对公共就业服务内涵的全面、细致的把握。理论认识上的模糊使得制度安排的具体工作难以向纵深发展，阻碍了公共就业服务制度的成功构建。由此，必须对公共就业服务这一特殊的公共品做全面的分析，在此基础上选择制度构建的具体策略。

(一)公共就业服务产品的特性

尽管公共就业服务的制度安排、任务、战略和组织在不同的国家千差万别，但各种职能服务产品却有许多共同的基础。下面以国际劳动组织公认的四项基本职能为支点(如表－1所示)，具体分析服务产品的特性。

1．职业介绍)——职业中介的市场化和个性化服务的公益性同时加强。职业介绍是公共就业服务的最基本职能，目的是为求职者和空缺岗位进行撮合。不管在我国还是西方国家，该职能的特性都经历了一个从政府垄断的纯公共品到多元化供给主体的市场化过程。该职能的市场化表现在互联网技术的载体之下的自助服务的普及。求职者可以利用各种自助设施进行工作的查询而不再过多依赖公共就业服务工作人员。对于雇主而言，互联网可以为他们解决最通常的劳动力供给的需要。这些都意味着普通的职业介绍职能弱化，而高质量的职业介绍市场化能力很强，一般由私人职业介绍机构来承担。互联网技术在弱化政府某些职责的同时，针对弱势群体的个性化服务使公益性得以继续体现，这表现在对无法或不能利用自助设施的弱势群体、对不熟悉求职择业的人以及长期失业的人员进行个别辅导。

2．劳动力市场调整计划——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供给。失业的持续增长和劳动力市场的瞬息万变，使岗位匹配、直接创造和维持就业岗位等传统就业服务职能难以满足宏观势态发展的要求。因此，劳动力市场调整计划出现，并在很多国家成为替代职业介绍基本职能的主要职能。目的是利用政府干预的方式对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失衡状况作出调整，创造一种有利于劳动力市场开发新岗位的环境，以弥补政府在维持现有就业机会、创造持续性岗位中能力的不足。具体调整计划包括求职帮助、培训和教育计划、直接创造工作岗位和工作经验，以及其他各种综合计划。这些纵深领域的服务意味着服务受益群体的分化和范围的缩小，通常以小组甚至是一对一的方式出现。这些调整计划的种类繁多，有公益性较强的服务，也有需要收费的个性化服务，由服务受益群体的不同特性决定。由于劳动力市场中弱势群体占大多数，需要政府在多元化供给中把持其主导地位。诸如教育和培训一类的服务产品更多是由私人办学机构来提供，因此政府必须与这些机构建立亲密的合作关系，通过外包、特许经营或者“代用券”制度等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实现与私人机构的合作。

3．管理失业补贴——消极的政府就业政策。失业补贴作为消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公共就业服务需要对其提供三种服务：提供求职帮助或再就业服务；持续资格认证与求职认证；对失业补贴计划的总体管理。为平衡失业补贴的消极作用，帮助领取失业补贴的人员尽快重新就业，需要对其提供求职帮助，如制定求职计划、接受教育培训等，以作为继续领取补贴的条件。这要求失业补贴与其他职能特别是劳动力调整计划密切配合，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至少在补贴管理机构、公共就业服务和地方一级的一站式服务机构之间保持这种关系。

4．开发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政府和私营机构共同参与的竞争。劳动力市场信息开发职能对消除失业是间接性的，但它是自助服务最主要的信息提供者，这也决定了该职能的公益性。这一性质要求公共就业服务从全国范围搜集、加工、解释并劳动力市场信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但对信息的需求也造就了私营市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服务提供者，是政府和私营机构共同参与的竞争

(二)公共就业服务中政府职责的界定

对公共就业服务产品性质的分析，初步明确了政府的职责。这些服务的强度随受益群体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别，要想进一步明确公共就业各项服务的强度和界限，需要对受益群体的特性做详细分析。

公共就业服务的客户群体可以分为六大类：新失业者：长期失业者；新进入劳动力市场者；企业富余人员；残疾人、农民工、妇女群体；想提高生活标准的已就业者(如表－2所示)。其中，新失业者是指原本有工作但因技能落后、所在单位关闭或者某些个人因素被抛入失业大军，这些人缺乏渡过失业历程的经验，往往精神沮丧、求职迷茫，公共就业服务需要对其提供小范围的求职帮助，教授求职技巧，提高求职信心，或者提供培训使他们获得新的技能。对长期失业者而言，他们往往经历屡次失业打击，学习能力较差，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再就业障碍，是最难也是最需要帮助的群体。需要实行“个案管理方法”，提供特殊就业咨询，制定长期就业扶持计划，进行持续追踪调查。这一职能在很多国家都得到了细致纵深的发展。对于新进入劳动力市场者，通常指应届毕业学生，他们掌握了最新的技能，但由于年轻而缺乏对职业的了解，公共就业服务除了对其提供职业介绍、求职咨询等外，应提供针对学生特点的直接创业计划，使他们尽快融入市场，使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企业富余人员在我国表现为下岗职工群体，他们一般技能落后，年龄较大，知识水平较低，需要接受再培训和教育，掌握新的技能，或者提供创业计划，直接创造就业岗位实现就业。对残疾人、农民工和妇女这些比较特殊的失业群体，需要公共就业服务提供个性化或小组范围的深入咨询和教育培训，提出针对他们自身特点的就业帮助。对想提高生活标准的已就业者，可以通过收费的方式予以提供或完全交由私营机构。

通过表－2的分析，公共就业服务要承担的职责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调整计划中，对于不同群体的服务强度有很大的差别。职业介绍一般通过自助方式实现，受益群体数量和规模也最大，是最低层次的服务；个性化服务或强化服务需要对求职者的技能、能力和兴趣等进行评估，提供有针对，对工作人员素质的要求很高，需要较高层级的机构配合；这些评估会成为进入培训、再培训和创业计划的关键，而培训一类的最高层级服务需要更高级次的政府机构统一调配，使其能与私人办学机构顺利合作。

三、完善我国公共就业服务制度的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要想成功构建公共就业服务制度，平衡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的矛盾，降低失业率，实现和谐社会，必须完善这四大职能，并根据各职能的性质改善、调整就业机构的管理运行体制，建立起多层次、多主体、多样化的就业服务制度体系，使公共就业服务的功效得以最大发挥。

(一)完善公共就业服务职能，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的就业服务体系

1．建立统一的标准化的服务流程，为求职者服务。大多数公共就业服务的客户群体所需要的求职帮助可以利用自助服务设施自行完成，互联网的普及使这一职能的价值得以充分体现。瑞典每个月通过互联网进入公共就业服务的人数相当于劳动力总数的6％。自助服务成为最基础、最活跃的服务。新技术的普及要求对该层次的服务建立统一的标准化服务，便于监督管理和高效率服务。统一的标准化服务还体现在一站式服务中心的建立，将求职帮助、就业咨询、职业分配、帮助填写失业保险申领表、教育和培训机会的信息获取等职能整合在同一场所中，确保计划和服务的一体化和综合性，使客户普遍得到服务。

2．为失业者提供一般服务。一般服务是对自助服务的补充和拓展。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弱化了传统的职业中介职能，转向提供更多的就业咨询和指导，诸如组织求职技巧的讲习班、大型职业招聘会、帮助求职者了解自己能力的职业指导、制定失业者连续性的扶持计划等一对一的深入咨询服务等。这些咨询和指导往往与职业匹配服务相结合，同时它也为求职者接受后期的教育和培训提供了指引。培训和教育使缺乏技能的人掌握新的技术，提供的方式有很多，如脱产和教室课程、在岗培训或二者结合，并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随时调整。这些调整计划对帮助失业者提高就业能力、克服再就业障碍，重新融入工作环境效果明显。

3．针对特定群体，提供特殊的强化服务。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劣势群体，包括年龄偏大、知识水平偏低、屡次就业失败的国企下岗职工、缺乏劳动技能的农民工、残疾人、妇女群体，以及因吸毒、酗酒、育婴、债务等个人问题而失业的群体等。对这些群体的就业帮助是公共就业服务公益性的集中体现。针对该群体的特性，需要发展特殊服务。(1)特殊就业咨询。需要针对他们的心理特点提供深入面谈，进行行业测试，推荐职业，甚至陪伴他们面试求职。这需要高素质的工作人员，并与社会救助等服务相配合。(2)培训教育。但因为这些群体的学习能力相对较低，培训教育比较困难，成效不显著。(3)直接创业计划。提供直接的就业岗位通常是针对该群体最直接的需要提供有效的求职帮助。一般要借助于社区、街道、中小企业等提供一些临时性、短期的岗位，建立非正规就业体系，政府提供必要的财政补贴，甚至直接参与岗位的创造，使该职能成为一项帮助弱势就业群体的基本社会保障“安全网”。

(二)构建合理的公共就业服务管理模式

1．权力下放，建立多中心的就业服务体系。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作为一种专业性、地方性较强的公益机构，应当采取政事分开、自主管理的模式，地方服务机构有自己相对自主的权利，形成在政府委托之下覆盖全国的服务网络。在政府的监督管理之下，大力开展地方机构，充分利用地方的信息优势，密切与用工单位的合作关系，根据当地的经济结构、就业结构灵活提供服务。(1)专业性设置。针对不同的服务群体，设置下岗职工再就业中心、进城务工农民就业中心、青年就业中心、临时就业中心等，充分发挥专业化优势。(2)地区性设置。根据不同地区劳动力市场人口密集度、供需状况等设置社区就业服务中心，并采取多元化主体的供给模式，由政府机构、私营组织以及非营利性组织共同参与，充分发挥信息优势，根据辖区劳动力市场特点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当然，保证这些服务中心之间的交流合作，政府必须承担起统一协调的职能，抵消结构调整对整个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影响，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

2．部门整合，加强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的密切合作。实现就业或再就业是一项涉及众多政府职能部门的综合性工作，需要各部门密切配合协调，予以充分支持。(1)通过电子政务的建设使政府各职能部门及社会组织实现横向对接，协同开展工作，联动办理业务，使求职者可以享受到全方位的服务。(2)建立专业化就业市场，搭建纵向的统一就业体系，使部、省厅及区(县)、街道、社区连接，确保就业政策颁布实施、就业服务开展的连贯性和准确性。

3．打破政府垄断，提供竞争性的就业服务。就业服务领域需求的多样化为私营机构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要求政府必须打破垄断，主动与私营机构合作，建立竞争性的就业服务体系。(1)开发劳动力市场信息；(2)劳动力教育和培训；(3)可以有效监控的服务，如失业保险的管理、失业人员的管理等。可以采取的契约合作模式有外包、市场测试、“代用券制度”，以及纯粹的私有化。政府要根据不同的就业服务公益性强弱，承担起相应的职责。对公益性较强的服务在外包过程中，政府要予以资金支持，严格监控，保证弱势群体能够免费获得公平、公正的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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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结构性失　业研究文献　述评

在体制转变和产业兴衰转移的必然趋势下，我国经济处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期。这一时期我国出现大量失业人员与职位空缺并存的现象，即结构性失业。为了更好地认识及解决我国面临的结构性失业，本文对国内外结构性失业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

一、马克思的结构性失业理论

马克思在其著作《资本论》中多次提到了结构性失业，集中体现在对结构性失业成因及表现形式的论述上。马克思提到：“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个生产部门投入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质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上述论述表明：伴随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社会分工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这客观上要求劳动力可以自由地流动。然而劳动力的流动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继而“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在他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这里的“局部职能过剩”指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无法与新形势下的对劳动者技能的需要匹配，继而引发失业。在结构性失业的表现形式方面，马克思提出：“这些因分工而变得畸形的穷人，离开他们原来的劳动范围就不值钱了，只能在少数低级的，因而始终是人员充斥和工资微薄的劳动部门找出路。”这种情形即为一些行业出现大量失业人员与一些行业存在空缺职位并存。分工把人手束缚到一定的生产部门，并且成为该部门的熟练工，一旦他们失业，短时期内很难形成别的技能，无法胜任新的工作，从而成为结构性失业人员。

二、对西方经济学各流派中关于结构性失业理论的述评

西方各流派对结构性失业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学派的“摩擦性失业”研究，其后的凯恩斯学派、新古典综合派等经济学流派在研究结构性失业问题的过程中，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探讨和关注结构性失业问题，形成了各具特点、有所侧重的结构性失业理论，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对这些失业理论及就业对策的考察，将对解决中国日益严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1、古典学派的摩擦性失业理论。摩擦性失业指在生产过程中由于难以避免的专业、季节性等原因而造成的短期、局部失业。在货币工资充分弹性的假设下，古典学派认为摩擦性失业的存在与充分就业并行不悖，资本主义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由此可见，古典学派认同结构性失业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提出这一客观现象产生的原因是技术变革。李嘉图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到：“劳动阶级认为，机器的使用往往有损于他们的利益，这种看法并非基于偏见和错误，它符合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正确原理”。这说明李嘉图已注意到：对于劳动者来说，机械化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失业问题。

2、新古典综合派的结构性失业理论。新古典综合派学者詹姆斯・托宾和杜生贝从劳动力市场的技术结构层面分析结构性失业问题。劳动力市场的技术结构是指将劳动力市场依据工人的技术状况细分为若干个局部子市场，每个局部子市场实际上只是很狭窄的专业性很强的劳动力供求市场，因此难以彼此替代。由于劳工市场供求结构方面的不相适应会形成失业，就是结构性失业。托宾则提出政府要采取措施，以有效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政府可以采取人力政策，比如对劳动力进行必要的职业训练，将无技能的劳动力训练成有一定技能的，将不熟练的劳动力训练为高熟练程度的劳动力，来缓解结构性失业。

3、货币流派的结构性失业理论。弗里德曼在就业方面提出“自然失业率”假说。该假说中的失业是指自然失业，指那些因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以及受到就业结构方面的制约而不能就业的劳动力。由此可见，“自然失业”包括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而长时期的摩擦性失业就可以被归结为结构性失业。因为在任何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中都要求劳动力的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劳动力的变化过程进行得很快，即劳动者在失业后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能上任的工作。那么该失业就是摩擦性失业。相反，如果劳动力的变化过程缓慢滞后，劳动者失业后不具备新工作所要求的技能，而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培训过程才能上岗，该失业就被认为是结构性失业。由此可见，货币学派的贡献在于明确地指出结构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至于结构性失业的成因，只是简单谈到劳动力的技能水平的影响。在治理结构性失业问题上，货币学派主张让市场机制自发地发挥调节作用。

4、发展经济学派的二元结构失业理论。发展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刘易斯集中探讨了在二元经济结构模式下的失业。二元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由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刘易斯等人主张：农业部门是传统部门，其劳动生产率低，人口众多。这里存在着大量的隐形失业。但现代的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比较高，而且从业人数少，有较高的工资水平，这样对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形成吸引。这样通过加快现代工业部门资本积累，就可以增强其吸收农业部门过剩劳动力的能力，从而解决失业问题。但劳动力在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会受到自身素质及工作结构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使得转移消化过程并不理想，这样就造成结构性失业。

5、经济增长理论的结构性失业分析。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人力资本的积累，阐述了劳动力供求结构转变的必然趋势。经济学家钱纳里和库兹涅茨通过统计分析的方法提出自己的观点：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是经济结构的变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历程如下：在产业结构层面，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在三大产业间的顺序从“一、二、三”转向“三、二、一”。在部门结构层面，则从农业活动向非农业活动转移，之后又从工业转向服务行业；经济增长核算研究之“父”――丹尼森指出在结构转变、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劳动力供求结构变动是必然，二者变动的不匹配必然带来结构性失业。

以上阐释了西方各经济学派对结构性失业的研究成果，这些理论不仅涉及到结构性失业的原因分析，也提出了结构性失业治理的对策建议；不仅研究了发达国家的结构性失业状况，也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失业现象，并将二者进行对比分析。这些理论不仅对如何认识现阶段我国出现的结构性问题提供了指导思想，而且也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多思考启示。但同时，这些理论也有其不足之处。第一，以上各学派都研究了结构性失业，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主张。但是理论是为实

践服务的，各学派的主张基本是针对各国当时特定的经济环境提出的。比如凯恩斯的结构性失业理论提出的背景是20世界30年代西方出现严重失业和经济衰退的双重危机下，因此提出了要求国家干预调节经济，采取“需求管理”的政策以扩大社会的有效需求，促进生产，从而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的主张。第二，各学派都更多关注自己研究的领域，而没有多角度全方位地看待劳动力的供求调整和社会结构调整不匹配问题。事实上劳动力供求结构的失衡，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它是社会、人口等方面的综合问题。如果仅仅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论证失业问题，其研究成果不可避免会有偏颇疏漏之处，也就很难用以全面正确地服务于实践。

三、国内学者结构性失业研究成果述评

我国的结构性失业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后国内结构性失业问题日益突显，不少经济研究者开始着手从理论和现状两方面来研究结构性失业问题，涉及到结构性失业的界定和性质、成因以及解决对策等方面。在结构性失业的界定和性质方面，谌新民教授《当前的结构性失业与再就业》一文中就曾指出，针对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就业增长速度持续回落的现象来说，劳动力供求总量失衡仅是形势严峻的背景，而结构性矛盾才是当前失业问题的主因。他认为影响中国就业问题的结构和制度因素有所有制、产业、地区结构、劳动力素质和制度安排。胡鞍钢认为，我国目前的失业属于以结构性为主的综合性失业。它既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引起的失业，也包括所有制结构调整引起的失业；既包括劳动力供给总量大于劳动力需求总量所引起的失业，也包括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匹配所引起的失业。董志强和熊斌等一些专家与堪新民的观点相似，都论证了结构性失业是当前主要矛盾，总量失业次之。其后学者严燕飞对结构性失业的理论作了概括研究，在概念界定和类型区分等研究方面都有一定的突破，并对我国的结构性失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对结构性失业的成因及解决对策的研究，受到最多经济专家和学者的关注，出现了大量研究成果。李建德(1995)从经济高速增长、经济改革及人力资源的结构刚性三方面解释了结构性失业的原因，认为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再就业技能培训。凌培亮、吴少红(1996)则从结构性失业与激化的动因包括社会结构、人才构成、知识结构、技术结构、地域结构五种结构性失业着手，论述了结构性失业给教育改革或职业教育带来的思考。李刚(2000)发现由于受教育程度偏低不适应产业调整以及劳动要素流动性低下导致的结构性失业是当前我国城镇失业的主要形式。周天勇(2000)提出发展中小企业是解决中国失业问题的最大战略。杨宜勇(2001)提出发展小企业是解决中国失业问题的关键。冯煜(2001)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分析了经济结构调整对失业率的影响。毛炳寰在分析失业的原因时认为结构调整并不是导致失业的根本原因，“人力资本投资体制的失败”才是主因。康就升(2003)指出我国城镇结构性失业的主要原因是劳动要素流动滞性、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迅速转移和就业分布不均衡，主张采取调整劳动力供给结构、调整就业需求结构和调整农村劳动力流动结构等措施。严燕飞(2004)主要从劳动者总体素质低下，教育体制落后，劳动力市场不完善三方面解释了结构性失业的成因，提出了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推行劳动预备制度，改革教育体制及完善劳动力市场。马子红(2005)主张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是减轻我国就业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杨亮、白清平(2006)从教育、体制转型、劳动动力转移三方面论述了结构性失业的原因，指出解决之策在于狠抓教育，提升劳动力素质，并且提出建立合理健全的任用机制和人才选拔制度，尽快完成经济体制的转变等。张道航(2007)则提倡政府采取就业优先战略。吴王元(2008)从高等学校、用人单位、家长及大学生自身四方面分析了目前大学生群体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目前，我国学者普遍认为结构性失业是由于劳动力供求结构之间不匹配，比如劳动力的技能结构、区域分布、性别构成等与劳动力需求结构不一致。在导致这种不一致的原因方面有两大观点，一大观点关注引起劳动力需求结构发生转变的因素，另一观点关注导致劳动力的供给结构没有随其需求结构的调整发生相应变化的因素。

总之，结构性失业是我国转型关键期面临的一大重要难题，我们有必要对国内外关于结构性失业问题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一个基本的梳理，以便能够清晰深刻地认识结构性失业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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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袁乐平、周浩明：失业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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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来说，节能潜力主要包括技术节能潜力、管理节能潜力与结构节能潜力等。结构节能潜力又可以分为产业结构、要素结构和消费结构等的节能潜力。目前，在要素替代与互补关系的研究方面已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Bemdt and Wood根据美国1947-1971年制造业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发现，能源与劳动力之间呈现轻微的替代关系，而与资本之间呈现明显的互补。鉴于生产要素之间可能存在替代或互补的关系，通过要素结构调整可达到节能的目的。因此，本文通过计算区域各行业的价格替代弹性，提出了一种基于要素替代弹性的节能潜力测算方法。

1节能潜力测算的理论推导

1.1生产要素的界定

生产要素是指物质生产过程中所必需的一切要素及其环境条件。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四种。由于土地和企业家才能难以量化，尤其是针对行业层面的研究。因此，本文主要分析生产要素中的资本与劳动力。

在宏观经济系统中，资本存量能够反映出最大的再生产能力。而在未达到最大生产能力时，最终的生产能力主要决定于技术水平、原材料资本投入量和劳动力投入量。在实际生产中，原材料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一般不会超出其最大的生产能力，因此可以认为在技术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最终的生产能力取决于原材料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量。为分析要素替代的节能潜力，将原材料资本划分为非能源资本与能源资本。最终，本文将生产要素界定为非能源资本、能源与劳动力。

1.2生产要素替代弹性

运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可看作任意成本函数的二阶近似这一性质[4]，可将成本函数写成：

要素的投入成本等于要素的消耗量与要素价格的乘积。因此，在应用计量经济模型系统方程进行参数估计时，需获取非能源资本的投入量与价格，能源的投入量与价格，劳动力的投入量与价格等数据。

2.2.1能源投入量与能源价格

对于存在能源加工转换的行业，能源使用量=终端消费量+损失量+加工转换投入量；而对于其它行业，能源使用量与能源消耗量区别不大[7]。北京市历年的统计年鉴中公布了各行业能源的消耗总量。各行业能源投入量的确定方式如下：制造业的能源投入量为该行业的能源消耗量、原油使用量和炼焦煤使用量之和；电热气水生产与供应业的能源投入量为该行业主要能源使用量之和；其它行业的能源使用量均等于对应行业的能源消耗量。能源价格的确定方式如下：①确定各种能源2011年的平均价格，其中成品油、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力和热力的价格来源于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煤炭、焦炭和燃料油的价格来源于市场均价。对于北京地区，天然气价格分为居民用气价格、工商业用气价格和发电用气价格，电力价格分为居民用电价格、农业生产用电价格和工商业用电价格。②根据北京市历年的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中的燃料、动力类价格指数计算其它年度各种能源的平均价格。③根据各行业使用不同种类能源的比例和对应能源的价格计算出各行业单位综合能源的价格，不同种类能源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折标煤系数统一折算为标准煤。

2.2.2非能源资本投入量与非能源资本价格

非能源资本投入量等于资本投入总量减去能源资本投入量。其中，能源资本投入量等于能源投入量乘以能源价格，资本投入总量为投入产出表中各行业的中间投入总量。对于资本价格，若以价值形式而非实物形式衡量时，其市场价格应为1[8]。由于本文中的非能源资本是以价值形式衡量，因此可认为非能源资本的价格为1。

2.2.3劳动力投入量与劳动价格

与Ma et al[9]采用的方法类似，劳动力总成本采用劳动者报酬表示。劳动者报酬指劳动者因从事生产活动所获得的全部报酬，该数据来源于投入产出表中增加值部分的劳动者报酬。劳动力投入量可通过用劳动者报酬除以平均劳动价格获得。为了保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采用各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作为该行业的平均劳动价格，其中各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数据来源于历年的统计年鉴，同时根据本文的行业划分进行合并处理。

北京市统计局公布了1997、2000、2002、2005、2007与2010年的投入产出表，其中1997与2000年的投入产出表为40个行业，而其它年份的投入产出表均为42个行业。为了消除行业划分差异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本文按照表1的行业划分标准对各年度的投入产出表进行了整理处理。

根据能源投入量CE与能源价格PE、非能源资本量CK与非能源资本价格PK、劳动力投入CL与平均劳动价格PL，可按照式（9）计算各行业的资本、能源与劳动力要素的成本份额。

小二乘回归求解各行业中上述5个独立的参数。

各行业的回归模型均能通过1%显著水平的整体方差F检验，且拟合优度检验值R2均接近1，表明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较佳。

根据回归系数，结合式（7）和式（8），可计算出各行业资本、劳动力与能源的平均价格替代弹性，结果汇总见表2。

根据表2中各行业资本、劳动力与能源要素的平均价格替代弹性可得：

（1）资本。对所有行业而言，资本的自价格弹性为负；即资本价格升高，将导致资本需求量降低。其中，电热气水生产供应业的价格弹性最高，资本价格每上升1%，将导致该行业资本的成本份额下降0.74%；房地产业的价格弹性最低，资本价格每上升1%，将仅导致资本的成本份额降低0.09%，说明该行业对资本的刚性需求相对较大。

（2）能源。能源自价格弹性在不同行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农业、采矿业、电热气 水生产供应业、交通运输与仓储邮电业、批发与零售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的能源自价格弹性为负，即能源价格上涨将降低这些行业对能源的需求量；然而，其它行业的能源自价格弹性表现为正。从能源价格对需求量影响

的程度来看，能源价格每上涨1%，采矿业能源需求量将降低1.26%，负向影响

最为明显；金融保险业

能源需求量将增加1.22%，正向影响最为明显。在能源自价格弹性表现为正的行业中，金融保险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业、建筑业平均的

能源成本份额分别为0.30%、0.70%和1.02%，对能源的依赖程度非常低。房地产业和其它服务业对能源的刚性需求较大，随着能源价格的提高，投入的能源成本反而会上升。

（3）劳动力。除房地产业外，其它所有行业劳动力的自价格弹性均为负，说明劳动力价格上涨将减少其需求量。其中，采矿业劳动力需求的价格弹性最大，说明该行业的劳动力需求量对劳动力价格变动最为敏感。而由于房地产行业对劳动力的刚性需求较大，随着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该行业的劳动力投入成本反而会升高。

（4）资本-能源。各行业的资本与能源之间均存在着微弱的替代关系。其中，替代关系相对较为明显的是电热气水生产供应业和制造业，这两个行业的能源成本份额相对较高；其它行业由于能源成本份额较低，导致这些行业中资本与能源之间的替代关系非常微弱。

（5）劳动力-能源。对于农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与仓储邮电业、批发与零售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业，劳动力与能源之间存在微弱的替代关系，即随着能源（劳动力）价格上涨，将导致劳动力（能源）需求量上升。而对于其它行业，劳动力与能源之间存在微弱的互补关系，即随着能源（劳动力）价格上涨，将导致劳动力（能源）需求量降低。

（6）资本-劳动力。对于所有行业，资本与劳动力之间均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即随着资本（劳动力）价格上涨，将导致劳动力（资本）需求量上升。

2.4行业节能潜力测算

根据表2中的要素替代弹性，下面对北京市2010年各行业的要素结构节能潜力进行测算。首先需确定生产要素价格的可调整范围，本文假定能源价格的最大涨幅为5%，最大降幅为0，劳动力价格的最大涨幅为10%，最大降幅为0，并且各行业能源与劳动力价格的涨幅保持一致。然后根据表2中的要素替代弹性，运用章节2.3中的具体步骤，计算得到北京市2010年要素价格替代总的节能潜力为583.72万 t标准煤，占当年能源使用总量的6.85%，此时能源和劳动力价格的涨幅分别为10%与0，各行业的节能潜力见表3。

表3显示，要素替代节能潜力最高的分别是采矿业和农业，相对节能潜力均超过了10%，这些行业的能源需求对能源价格较为敏感，能源价格上涨能明显降低能源的需求量。制造业、电热气水生产供应业、交通运输与仓储邮电业、采矿业由于能源使用总量较大，节能潜力均在50 t标准煤以上。而金融业的能源消耗总量随着能源的价格的上涨，能源投入的总量出现了弱微的增长。这主要是由于该行业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较低，而且对能源的刚性需求大。

3结论

生产要素之间存在价格替代或互补关系已被许多学者论证并应用。对于存在要素价格替代的行业，可通过调整要素价格的方式，实现非能源生产要素对能源的替代，达到节能的目的。本文通过计算区域各行业的要素替代弹性，提出了一种基于要素替代弹性的节能潜力测算方法，并运用该方法测算了北京市2010年各行业的要素结构节能潜力，结论如下：

（1）根据要素替代弹性，利用规划算法可以测算区域的要素替代节能潜力。

（2）北京市各行业能源与资本要素之间存在微弱的替代关系，其中，电热气水生产供应业和制造业两者的替代关系相对明显。

（3）能源与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关系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其中，劳动力与能源在农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与仓储邮电业、批发与零售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业存在微弱的替代关系；而在其它行业存在微弱的互补关系。

（4）在假定北京市2010年能源价格与劳动力价格最大调整幅度分别为5%与10%的情景下，北京市2010年的要素替代节能潜力为583.72万 t标准煤，占当年能源使用总量的6.85%。

根据本文的研究可知，通过优化调整要素结构，可实现区域能源的节约。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可建立基于要素结构节能潜力的节能规划模型，为区域节能工作的开展提供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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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喀什地区；劳动力转移；现状；特点；对策

一、喀什地区劳动力转移现状分析

喀什地区劳动力总体状况：喀什地区农村聚集人口众多，耕地相对较少，劳动力剩余问题一直是困扰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2009年末，喀什地区总人口有377.5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93.06万）高达77.62％，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原因，新疆工业起步晚，城镇化水平低，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有限，加之劳动力增长较快，流动滞后，所以喀什地区剩余劳动力较为严重。

二、喀什地区劳动力转移的特征分析

（1）政府引导为主。喀什地区坚持“政府引导、培训先行、广辟渠道、全面服务”的原则，进一步加大农村技能培训和就业结构布局引导力度，不断加强劳务信息平台建设，积极扩大劳动力转移数量和拓宽转移领域范围，切实实现农民增收。（2）女性劳动力转移为主。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男性劳动力占38.7％，女性劳动力占61.3％，女性比例高出男性比例22.6个百分点，说明转移出的农村劳动力中女性劳动力偏多，这主要是因为劳动力需求性质。喀什地区开展权益维护，解决出门“顾虑”。加大劳动力权益维护力度，对输出青年劳动力比较集中的地方，进一步加大建立团组织的力度，选配优秀的支部委员，通过组织的力量有效地维护外出青工的合法权益，让外出劳动力出门安心，工作踏实。（3）转移劳动力年龄偏轻。喀什地区剩余劳动力主要是初中毕业后的待业人为主。年龄主要以16～25岁左右；这种低龄化转移造就父母亲对孩子的牵挂很重，社会层面的理解很少，自理能力还不足的情况下转移导致青年人行为能力出现时常，心理压力过重。为此，喀什地区加强思想引导，加速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观念的转变。高度重视劳动者就业观念的引导，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及劳务输出先进个人等宣传手段，大力宣传农民就业与创业成功的经验。帮助其在市场择业竞争中正确定位，提高求职能力，增强自谋出路、自主创业的信念。

三、喀什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的分析

总的看来主要是制度和政策因素、劳动力因素、经济因素，科技因素。（1）制度和政策因素。从广义的制度角度来看，劳动力转移中的制度因素也是以制度障碍方式影响交易成本因素。由于喀什地区农村劳动力的特殊文化环境，劳动力的价值取向以及劳动力社会习俗等制度性原因，使得喀什地区专一的交易成本倍增。因此在制度层面上大做文章，从政策上降低总的转移交易成本是个首选方案。为此，实行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00年后，喀什地区把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作为主要政策取向和脱贫措施之一，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逐渐放宽，逐步取消对农民工的限制政策，给予农民工比较平等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民工进城务工，加快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2）劳动力因素。农村劳动力数量及素质，农村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等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均有重要影响。目前喀什地区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尤其是在沟通方面面临语言障碍；务工方面面临专业技能无法胜任现代工作岗位，转移地选择上只能以地区区内转移和自治区内转移为主，行业转移主要是以季节性行业内部转移为主，城市转移主要集中于本地县级城市为主。由于上述特征，喀什地区政府对他们加大各种技能培训，职业培养，语言沟通能力的培育等，使他们尽快适应省级转移，行业之间转移以及城市化转移提供条件。（3）经济因素。经济因素是劳动力转移的最根本的原因，马克思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人们之所以采取这种行动而不采取那种行动，根本原因在于行动背后的利益冲动。喀什地区劳动力转移中经济动因的作用并不明显。转移行为中因社会偏好因素发生的一系列转移阻力显而易见。加上，区内转移的经济动力不足，搜寻工作成本加大，无能力信号显示工具，无法胜任现代岗位使得转移后的期望收入大大降低，导致喀什地区劳动力转移中政府行为过多，而微观主体——劳动力自身积极性不足，社会效果下降之原因。

参 考 文 献

[1]韩霞．新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分析．新疆农业大学．2008

[2]盛小钰．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的社会问题研究．吉林大学．2009（6）

[3]古海尔·乃孜尔．探析新疆少数民族富余劳动力转移[J]．企业导报．2009（12）

篇8

刘易斯模型是在“零值劳动力”、“工资不变”和“资本家剩余”三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阐述了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欠发达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很低、收入仅够维持生计的传统部门；另外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超过传统部门的城市工业部门；传统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供给的弹性是无限的，因此工业部门只要支付略高于农村维持生计收入水平的工资，就会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应；二元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一个现代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部门逐渐缩小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通过收入分配向利润倾斜所导致的现代部门迅速的资本积累以及现代工业部门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力和经济剩余来实现的（刘易斯，1989/1954）。

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开创性在于不是停留在对二元经济结构的描述层面，而是由这种落后状态推论出一种发展模式，提出了一整套内容广泛的对内对外经济改革建议。然而，在刘易斯的观点中忽视了农业自身的发展在二元经济中的作用，所以，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工业化的道路，加速了农村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但是，当与转移来的农村劳动力要素相结合的城市资本供给出现告急，或者说，城市资本聚集的速度小于劳动力要素向城市转移的速度时，就会产生像我国的“农民工边缘化”现象。

（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针对刘易斯模型的缺陷，费景汉与拉尼斯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的三阶段模型（JohnC.H.Fei，1964）。此模型假设由于制度性原因，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固定的，在此基础上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接近于零（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很小），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由于存在“零值劳动力”，因此农业产出水平不会因为劳动力的减少而下降，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受到阻碍。

第二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大于零，但低于“制度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存在“隐蔽失业”，在此阶段，如果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那么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产出水平将会下降，因而可能发生粮食短缺，并引起粮食价格上涨和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最终引起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过程缓减甚至停滞。因此，费景汉与拉尼斯认为需要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

第三阶段，当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上升到“制度工资”的水平，就意味着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由二元的劳力剩余型经济转化为一元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阶段，由于农业生产实现了资本化，因此工业部门要想通过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扩大再生产就必须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农业部门展开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使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于或等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水平，结果，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将加速增长。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的过程中，虽然考虑到了这种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时，会引起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的变化，从而促进了劳动力要素供需机制的形成，避免了刘易斯模型所带来的这种局面：劳动力要素有足够的动力流动，却不能充分地和资本结合。换言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可以让劳动力要素随着资本聚集的速度流动（必要的时候还可能出现劳动力要素回流的现象，我国沿海一带的“民工荒”或多或少地可以反映这一点），从而让劳动力要素更加充分地和资本结合。但是此模型有一个很强的潜在假定：即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要素已经和土地要素及资本要素充分结合了。这一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合，例如，邓晰隆的研究成果测度出我国2003～2006年度农村生产要素综合市场化程度平均为23.87％（邓晰隆，2007），这足以证明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局限性。

（三）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

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做出的，这种决策主要依据城乡实际工资差距与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根据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根据实际城乡收入差距作出的，因此尽管城市也存在大量失业，农村人口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托达罗，1999/1997）。由此，托达罗认为，按照刘易斯模型采取资本向现代工业部门倾斜的工业化战略并不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相反应当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以缩小城乡就业之间的不平衡，从而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从此模型中可以发现：实际上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和城市劳动力要素市场存在着巨大差异，两种市场的不兼容导致严重的农民工问题，这一点与我国户籍制度限制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相吻合的。但是，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所提出的“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等构想在我国的实际操作中是需要以例如“户籍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地承包制度”等关键问题的解决为基础的。

国内文献综述与启示

国内学者对农村劳动力要素的研究较多地结合了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规模不断扩张，城市化水平滞后和城乡工资差距不断扩大，以及沿海出现民工荒的现象出发，首先考察了我国城乡政策制定殊的制度背景。我国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政策一直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进行限制和管理的政策（宋洪远，2004），而这些都体现了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政策的城市倾向性，是在城市居民出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影响政府决策的机制下形成的（蔡等，2004）。农民工进城打工，首先遭遇的就是就业歧视或就业权利不平等。农民工不仅被剥夺了成为城市国有企事业和行政单位正式职工的资格，而且还从制度上被排斥在城市部分就业岗位之外，这使得农民工只能进入城市的“第二劳动力市场”（蒋国保，2005），即便如此，当城市政府面临解决城市下岗工人再就业压力的时候，这些农民工还面临着随时被解雇的命运（余红等，2006）。正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的是城市剩余的工作”，这是现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突出问题——劳动力市场分割。

对于这种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张文龙等从技术和经济性质的层面进行了界定，认为：工资合约的不同性质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最主要标志，把具有平均主义或相对平均主义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约总称为体制内劳动力市场，把具有工资——劳动边际产品对应的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约总称为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不同工资合约的性质有所差别，可以称之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张文龙等，2005）。在这种制度性分割下，农村劳动力要以低工资水平和低劳动权益保障为代价，才能赢得在非国有部门就业的竞争优势。由此王德文等认为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因素主要有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户籍以及由户籍制度引发的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有限的城市就业总量；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法制建设和对非国有部门劳工保障监督的缺失（王德文等，2004）。

在深入探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过程中，陈钊、陆铭则认为：城乡分割政策的更为根本的制度因素是城市单方面拥有城乡政策的决策权。人口多而资本少的历史条件是导致城乡分割的重要背景。也正因此，随着城市发展中资本的不断积累，城市的生产活动开始对农村劳动力产生需求，于是城市所制订的城乡政策就逐渐在农村劳动力流入的控制上有所松动。这种政策转变是城市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决策结果，它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然而，进城民工在为提高城市人口福利水平做出贡献的时候，却同时承受着来自于城市的歧视，这种歧视也成为导致城乡分割政策形成的原因之一（陈钊等，2006）；相反，城乡之间长期沉淀下来的收入水平、文化背景以及生活质量等方面的感知差异程度，决定了农民工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大于城市居民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的程度。

当农民工迁往城市的数量超过城市居民感知的最佳规模时，城市居民就会感到拥挤，代表城市居民利益的城市政府就会设置各种“政策门槛”排斥农民工的继续进入，这种感知差异也是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政策形成的重要原因（邓晰隆，2008）。所以，要实现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除了随着城市的资本积累而不断地增加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外，更为根本的是必须改变城市单方面地制订有利于自身的政策这一现状（陈钊等，2006）。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都从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的现实出发，分别对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描述性研究和制度性分析研究，理论成果丰富，对策建议也具体，但这些研究更多地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念狭义地局限在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而笔者认为，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应该体现出三个方面，劳动力要素从农村流向城市，劳动力要素从城市流向农村，劳动力要素在农村与农村之间流动。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学者更加注重对第一种情况的研究。

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不能直接所用，但它们为我们理性思考当前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提供了规范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尤其是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对作者的启发甚大。国内学者的研究恰好弥补了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对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现实了解的不足。但是，如果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念狭义地局限在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那么笔者认为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解决推到了最优求解的极端，但这种结果仍然不能使我们满意，虽然将农地私有化的农地产权人格化改革不可能实现，但是将农地承包权赋予“继承性”是可以尝试的。这些思路将会为我们在“农村劳动力要素在农村与农村之间流动”的领域做出贡献性研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费景汉，拉尼斯.劳力剩余经济的发展[M].华夏出版社，1989

3.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4.宋洪远.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问题分析[A].载兆详（主编）.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C].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蔡昉等.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篇9

技术进步对生产二因素作用与地位相对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经济学家们往往通过构造一定的生产函数（即所谓的经济增长模型）来反映二者对产出贡献的大小，因而，生产函数实际上反映了生产二因素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大小和地位高低。而技术进步作为影响生产二因素作用和地位相对变化的重要因子，则经常被纳入生产函数之中。本文拟在现实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不同历史时期技术进步状况下简短的生产函数，来说明技术进步对生产二因素作用和地位相对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尽管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发展生产资料来对资本增值起促进作用，并由此使生产资料的作用和地位得到逐渐强化，但由于作为其基础的主导技术群始终未能使生产过程突破对人的体力、精力的精确性等过于依赖的局限，导致生产过程只能以人的自然的主观的条件来进行划分，从而使得劳动力的作用始终大于生产资料，并相对于生产资料取得主导性的作用和地位。因而，这时的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这样的形式：Y＝G[A(t)K0,L]=[A(t)K0]1-αLα，1/2＜α＜1，0＜t＜t1其中，变量A(t)K0表示生产资料，L表示劳动力，Y表示产出。需要说明的是，在A(t)K0中，A(t)表示技术进步随时间的变化，并且A(t)是t的增函数，K0表示初始的生产资料。这样，A(t)K0可表示在初始生产资料一定的情况下（相当于把K0作为参数），由于技术进步的作用而得到不断改善和发展的倍加的生产资料。这直接表示技术进步对生产资料的作用和地位具有强化作用。将α限定在1/2到1的区间，是为了表示生产中劳动力的约束比起生产资料的约束来更严重，从而劳动力在资本增值中相对于生产资料有着更强的作用和地位。表示技术进步发生质变的起始时间，大致为18世纪中期产业革命爆发之时。将时间限定在0和的区间，表示生产函数只是在工场手工业的技术条件下呈现这种形式，一旦技术进步发生质变，生产函数的形式将会发生变化。假设该函数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把生产函数表示成密集形式，令K=A(t)K0，l=L/A(t)K0，y=Y/A(t)K0，有：y=Y/A(t)K0=G[1,l]=[K]-αLα，1/2＜α＜1，0＜t＜t1（1）定义G（1，l）=g(l)，上式变为：y=g(l)=lα，1/2＜α＜1，0＜t＜t1（2）是每单位生产资料劳动量，y是每单位生产资料产出。之所以把生产函数写成密集形式时把生产资料这一项变为1，是因为在劳动力具有主导性作用和地位的生产过程中，需要关注的是每单位生产资料所对应的劳动力的数量，因为正是每单位生产资料所对应的劳动力对产出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对g(l)的定义正合此意。为了与生产函数中通常使用的因变量———每单位劳动资本产出———相一致，我们对（1）式中的有关变量重新定义。令K=A(t)K0，A(t)K0/L=k,Y/L=y，其中，k为人均生产资料，y为人均产出。于是（2）式等价于下面的式子：y=Y/L=G[A(T)K0,1]=(K/L)1-α令G[A(T)K0,1]=F(K,1)=f(k)，则：f(k)=k1-α，1/2＜α＜1，0＜t＜t1（3）同样，这里表示相对于生产资料的约束，劳动力的约束更为严重，因而劳动力也就在产出增加或资本增值中具有比生产资料更强的作用和地位。18世纪中期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的产业革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以来技术进步史上的第一次质变，它推动了构成工场手工业基础的主导技术群向构成机器大工业基础的主导技术群的跃迁，使整个生产过程大大突破了人的体力和精力的束缚，从而导致劳动力从生产资料的支配者变成了以机器这种物质方式存在的生产资料的附属品，而机器则取得了相对于劳动力的支配地位。因而这时的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这样的形式：Y=F[A(t)K0，L]（4）假设该函数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把它表示成密集形式，令A(t)K0=K，K/L=k，Y/L=y，有：y=Y/L=F[k,1]定义F[k,1]=f(k)，上式变为：y=f(k)（5）这里之所以把生产函数写成密集形式时把劳动力这一项变成1，是因为在这一阶段生产资料已经取代劳动力成为对资本增值有着决定性影响的因素，需要关注的是单位劳动力所拥有的生产资料的数量。那么，单位劳动力所拥有的生产资料的数量与产出之间的具体关系如何呢？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最初的一定时期内，由于生产资料已经成为对经济增长有着决定性影响的因素，而单位劳动力所掌握的生产资料又处于极度的不饱和状态，因此生产资料在技术进步作用下的改善和发展将直接导致劳动生产率的相应提高，这就可以假定这个阶段的人均产出与人均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是近似线性的；然而，在接下来的时段，尽管技术进步仍在快速推进，但毕竟并无质的突破，其成果始终属于构成机器大工业基础的主导技术群的范畴，对生产资料发展的推动作用已不再那么显著。同时，劳动者自身劳动能力发展相对滞后和劳动积极性不足对资本增值的限制作用却逐步明显增强，使得人均生产资料的增加只是导致越来越少的人均产出增加。于是，对于（5）式中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应把它写成分段函数的形式：y=f1(k)=λkt1＜t＜t2（6）y=f2(k)=(k)αt2＜t＜t3（7）其中，λ＞0,1/2＜α＜1，。上式表示，在t1＜t＜t2区间，即人均生产资料数量为A(t2)•k0=k2之前，产出与人均生产资料数量的关系是线性的，而在t2＜t＜t3区间，即人均生产资料数量在A(t2•)k0=k2之后，人均生产资料数量增加只能带来递减的产出。之所以把限定在1/2到1的区间，是为了表示相较于t1＜t＜t2时段，尽管t2＜t＜t3时段劳动力的约束逐渐凸现，其作用和地位有所上升，生产资料的约束相对缓解，其作用和地位有所下降，但生产资料的约束仍然要大于劳动力的约束，在资本增值中生产资料的作用和地位仍然要强于劳动力的作用和地位。t1＜t＜t2时段大致涵盖从产业革命兴起的18世纪中期到实行严格科学管理的大规模批量生产的20世纪上半期，而t2＜t＜t3时段则大致涵盖从强调生产灵活性的20世纪中期到以计算机的发明为标志的信息技术开始走向大规模应用的20世纪80年代。20世纪中期计算机的发明，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以来技术进步史上的第二次质变。计算机开创了通过工具发展人的智力而不是体力的历史，它推动了构成机器大工业基础的主导技术群向构成信息产业基础的主导技术群的跃迁，使生产中不可量化的因素急剧增加，从而颠覆了由大机器生产所确立的客观准确的标准，导致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提高劳动力的质量而不是主要通过发展生产资料来促进产出增加或资本增值，从而使劳动者再次相对于生产资料在资本增值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时，在以构成信息产业基础的主导技术群进行生产的过程中，尽管生产资料仍很重要，但其作用和地位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已经从支配劳动力沦为被劳动力支配。因而这时的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这样的形式：Y=G[K,H(t)L]（8）其中，K、L表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H(t)表示由于技术进步而不断提高的平均人口质量水平，这里，可以把H(t)近似地看作技术进步的变量，H(t)是t的增函数。H(t)L表示包含了人口质量在内的劳动量。这里，H(t)反映了这一阶段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促进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来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平均人口质量水平是资本增值的根本约束因素。因此，这一阶段需要关注的是单位生产资料所对应的劳动力数量。根据这个目标，在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下，我们把（8）式表示成密集形式，由（8），有：Y/K=G[1,H(t)L/K]令y=Y/K，v=H(t)L/K，定义G[1,H(t)L/K]=g(v)，上式变成：y=g(v)（9）同样，我们需要具体分析上式中函数g的性质。v表示单位生产资料所对应的包含了人口质量的劳动的数量。这里需要关注的是y的变动趋势。假设这一阶段初期生产资料对生产的约束还未消除，直到时间t4，这种约束才完全解除，此时，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与产出增加完全同步。于是，（9）式的具体函数形式为：y=(v)βt3＜t＜t4（10）y=λvt＞t4（11）其中1/2≤β＜1，λ＞0。由于（10）式中的因变量是单位不变资本产出，为了与生产函数中通常用的因变量每劳动资本产出相一致，我们对（10）式中的有关变量重新定义。令K/H(t)L=k，Y/H(t)L=y，于是函数G[1,H(t)L/K]等价于F[K/H(t)L,1]，令f(k)=F[K/H(t)L,1]（9）式也就等价于下面的式子：y=f(k)（12）根据刚才假定，在t3＜t＜t4期间，k的产出弹性介于0-1/2之间，因为生产资料的约束比起劳动能力的约束来已经不那么严重了。在t＞t4之后，k的产出弹性已经非常的小，从而可以假定等于一个常数，设为c。这样，（12）式的具体函数形式就为：y=k1-αt3＜t＜t4（13）y=ct＞t4（14）其中，1/2＜α＜1。在上面各不同阶段的生产函数中，k的指数由小于1/2变到1，再从1逐渐变成了0，而技术进步因子也随之从A(t)变成了H(t)。上述分析充分表明，技术进步与不同历史阶段生产二因素作用和地位相对变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因果联系，即技术进步最初使生产资料的作用和地位大为强化，劳动力的作用和地位遭到极大削弱，而随着技术进步因子逐渐从A(t)变成H(t)，劳动力在资本增值中的作用和地位已经越来越强，生产资料的作用和地位则大为削弱。

生产二因素作用与地位相对变化对生产与消费矛盾演变的推动作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在于资本的运动，资本运动的目的是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本增值。在技术进步的不同历史阶段，由于生产二因素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即资本增值运动中作用与地位的具体状况不同，导致资本增值运动对生产二因要素进行积累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这必然会对生产与消费矛盾的演变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尽管在资本增值过程中，劳动力相对于生产资料有着更强的作用和地位，但是生产资料的作用和地位在技术进步的持续作用下在逐渐强化，劳动力的作用和地位在逐渐减弱。所以在一部分资本侧重于对劳动力进行优先积累的同时，也有一部分资本更加重视对生产资料进行优先积累。对劳动力进行优先积累意味着劳动力在提高自身分配比例的谈判中占据一定的主动，这有利于提升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和促进剩余价值的实现，而对生产资料进行优先积累则更有利于整个社会剩余价值的生产。但是，由于不存在以相应的物质技术手段和庞大资本为支撑的大规模批量生产，在当时物质生产和生活相对匮乏的条件下，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相对于剩余价值的实现而言，剩余价值的生产要更为困难一些，或者说，生产与消费矛盾的重点在生产相对不足而不在消费相对不足。基于此，西方各国的政府大多采取倾向于鼓励剩余价值生产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在机器大工业的前期，由于技术进步的革命性突破，生产资料取代劳动力成为资本增值的主导力量，并且这种主导性还一度达到空前强化的程度，于是，生产资料的积累一跃而成为资本增值运动的核心，而劳动力的积累则相对被忽视或被边缘化，或者说，劳动力的积累只不过是实现生产资料积累的手段。这必然导致整个社会中资本积累的需要胜过提高消费水平的需要，表现在分配领域就是利润在分配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而工人的工资则处于被决定的地位，从而引发劳资双方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和整个社会消费能力的严重不足，这制约了剩余价值的实现。同时，由于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主导技术群提供了相应的物质技术手段，兼之通过社会信用的发展而能迅速集中起庞大资本，使得整个社会生产能够大规模批量地进行，这导致整个社会剩余价值生产的规模急剧膨胀。于是，生产相对过剩逐渐成为普遍现象，生产与消费矛盾的重点由生产相对不足转向消费相对不足，相对于剩余价值的生产而言，剩余价值的实现要困难得多。古典经济学家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再到李嘉图、马尔萨斯，他们研究的重点逐渐从生产转向消费可以说正是现实的状况在经济理论上的反映。例如，穆勒在对印度的情况进行考察后指出：“只是在世界落后国家，增加生产仍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在那些很先进的国家，经济上所需要的是更好的分配。”［1］西斯蒙第明确地指出：“积累国家的财富决不是成立政府的目的，政府的目的正是使全体公民都能享受财富所代表的物质生活的快乐。社会当局的使命是帮助上帝关怀世人的伟业，提高人间幸福的质量，并且按照当局所能为人们增加幸福的可能鼓励自己制度下的繁殖人口。”［2］在他看来，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学说不配称为政治经济学，而是财富学，它把生产尽可能多的财富视为目的，完全忽略了财富的分配要尽可能保证最多的幸福。需要的是“推动整个社会机器的动力”。［3］虽然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非常正确地认识到了这个时期生产与消费矛盾的重点在社会有效消费需求不足，但他们并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办法可以提出来。而且，这个矛盾还在继续酝酿和发展，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二者的矛盾达到空前的程度，并最终酿成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而迫使西方各国的政府不得不被迫接受凯恩斯提出的提高社会有效消费需求的药方。这说明，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生产的消费目的性终将凸显。在机器大工业的后期，当生产资料的积累越来越只能带来递减的产出增加时，劳动者的积极性和自身素质越来越成为制约资本增值的“瓶颈”。这时，尽管生产资料相对于劳动力在经济增长中仍然有着更强的作用和地位，但这种作用和地位已经开始弱化，而劳动力的作用和地位则开始逐渐变强，于是，在继续以生产资料的积累为核心的同时，资本增值运动被迫开始越来越重视劳动力积极性和平均质量的提高。这种变化反映在社会分配领域，就是实行职工持股制度、建立社会保障和福利国家制度等来相对提高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以逐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这些凯恩斯主义的举措在客观上提振了社会有效消费需求，暂时部分缓解了剩余价值实现的困难，从而促成了20世纪50、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这些举措的负面效果也逐步显现。一方面，劳动在收入分配中比例的相对提高，意味着资本在收入分配中比例的相对缩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本投资于剩余价值生产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尽管劳动力积极性和平均质量的提高的确对产出增加或资本增值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在这一时期的物质生产技术条件下，生产资料毕竟相对于劳动力仍然有着更强的作用和地位，因而其对产出增加的积极作用并不是十分显著且逐步递减。20世纪70年代初期西方国家开始普遍出现的滞涨表明，凯恩斯主义的举措不仅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刺激作用几乎消失殆尽，而且还使西方各国付出了通货膨胀高企和国家财政负担极端膨胀的沉重代价。于是，西方各国的政府不得不纷纷放弃凯恩斯主义，转而信奉强调重视生产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再次将经济政策的重点转向剩余价值的生产。凯恩斯主义政策在此一时期西方各国的实践表明，尽管其提高社会有效消费需求的举措由于反映了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开始逐渐变强的客观现实而能取得一定成效，但社会有效需求不足这一问题毕竟根源于采用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主导技术群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根源于这一过程中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资本积累的侧重点终究还是在生产资料而不是劳动力，片面、过度重视提高社会有效消费需求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这一客观特点并不相符，因此，随着提高社会有效消费需求的举措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这一客观特点越来越背离，其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刺激作用也就越来越弱化，直至几乎消失殆尽，并在这一过程中导致其他相关问题的产生。同时，我们不难发现，直到20世纪80年代信息技术走向大规模应用之前，由于由生产二因素作用和地位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所决定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状况并未根本逆转，西方各国政府将政策重点转向剩余价值的生产其实并未取得多大成效。这说明，无论从消费的角度还是从生产的角度来看，以生产资料为资本积累核心的生产方式已走到尽头，其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已相当有限，迫切需要转向以相应物质技术手段为支撑的、以劳动力为资本积累核心的生产方式上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走向大规模应用，以知识型劳动力为资本积累核心的生产方式应运而生。在这一时期，在主要采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主导技术群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中，知识型劳动力逐步取代生产资料而成为资本增值的主导力量，资本积累的侧重点自然也就从生产资料转向知识型劳动力。这导致对创新型人才的竞争在微观企业层面和宏观国家层面都异常激烈，促使西方国家的企业和政府不断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有利于提高劳动在劳资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提振社会有效消费需求。同时，由于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人是在消费过程中增加人力资本的，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不仅可以保证通过剩余价值生产获得丰厚的利润回报，而且还可以促进剩余价值生产与社会有效消费需求之间的良性循环，从而极大地缓解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这种以知识型劳动力为资本积累核心的生产方式具有逐步解除生产资料的约束而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无限发展的巨大潜能，实际上，本文第二部分生产函数中的第（13）、（14）式，正是对这一巨大潜能的阐释。可以说，西方各国之所以能取得20世纪80、90年代的相对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与它们在生产过程中采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主导技术群的同时不断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有关。西方鼓吹这一时段的相对繁荣主要是践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显然有些言过其实。但是，这一时期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经济结构毕竟与机器大工业时期有着根本的不同，从而导致这一时期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特点。其复杂性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第一，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领域出现了许多与以往有着根本不同特点的新现象，主要表现为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市场竞争急剧加速，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知识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产品创新的竞争逐渐取代产品价格的竞争而成为竞争的主要形式，等等；［4］第二，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的加剧导致西方各国的新兴信息技术产业越来越专注于开发其核心的竞争力，而把与核心竞争力无关的周边生产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外包出去，按照要求的标准进行定制，这就是所谓的网络化生产模式。同时，其转型滞后的传统制造业由于面对国内新兴信息技术产业缺乏竞争力，也不得不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迁移；第三，西方各国的生产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的外包或迁移，造成其国内剩余价值生产的急剧萎缩、普通民众失业的大幅增加和劳动在劳资收入分配谈判中地位大为降低下的劳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从而导致社会整体有效消费需求严重不足。与机器大工业时期往往是由于消费需求不足而引发生产规模被动削减不同的是，此时生产规模主动削减成了引发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诱因；第四，为了提振国内有效消费需求和刺激剩余价值的生产，西方各国的政府普遍利用由于信息技术革命而导致的货币符号化、产权明晰化和金融便捷化，［5］大力借助虚拟经济平台发展债务经济，不断推出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大肆鼓励国内民众负债消费，从而造成国内需求旺盛的虚假表象以及经济泡沫化下的虚假繁荣；第五，由于西方各国的企业将其大规模外包或迁移出去的生产在国内进行与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相悖，西方各国政府采取的各种刺激措施效果相当有限，其剩余价值生产严重萎缩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扭转，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各国国内旺盛的虚假需求只能主要通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价值生产来满足；第六，随着西方各国由债务和金融衍生工具支撑的经济泡沫的破裂，其需求旺盛的虚假表象被戳穿，导致西方各国相继爆发债务危机。第七，此时，早已存在的生产萎缩和消费不足同时成为矛盾重点的状况在西方各国表现得极为显著，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矛盾的重点则由于西方各国巨大消费需求的突然大幅缩减而主要表现为消费不足。西方各国20世纪80、90年代短暂的相对繁荣和近几年欧美债务危机下的全球普遍深度衰退表明，尽管采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主导技术群进行生产和以知识型劳动力为资本积累核心的生产方式具有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无限发展的巨大潜能，但宥于资本极端逐利行为和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政策弊端的局限，这一生产方式不仅释放出来的潜能极其有限，而且还在客观上成为导致西方各国产业空心化，以及产业空心化下生产萎缩和消费不足同时并存状况的重要诱因。

篇10

 

关键词：新经济  技术进步  就业 

    关于新经济的定义，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统一的概念。有些学者指出，“新经济”存在“宽”、“窄”两种含义，“宽”的含义是指起源于美国、扩展于世界的新技术革命引起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以及经济运行规则的变化;“窄”的含义只是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①。目前较多的观点属于前一种，即从知识经济角度来对新经济进行定义，认为新经济是以知识为载体，以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为主要手段，以技术创新为动力，面向全球化竞争的新经济形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通讯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网络技术为当代世界经济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已形成新经济的雏形，目前它正在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扩展。从我国的情况来看，伴随着新经济时代的日益临近，知识、技术因素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企业对劳动力的雇佣及使用方式也在发生根本性变革，如分散生产使企业走向小型化、扁平化，企业对“知识工人”的需求激增等等，经济运行中的这些变化客观上要求新的就业理论来予以解释。

1早期关于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的观点

    关于科技以及知识因素在劳动力就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历史上不同阶段的看法有所不同。一般认为，在机器大工业的初期，劳动者人力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作用较小。机器是作为劳动力的替代物出现的，因此当时的技术进步是偏向物质资本型的。对于知识、技术因素在劳动力就业中的作用问题，新古典增长理论、结构增长理论等早就有所研究。其中，新古典增长理论从生产函数的角度进行了分析，通过对资本、劳动、技术等不同生产要素之间比例关系的研究，来推断技术因素对劳动力就业的效应。该理论把技术进步视作独立于劳动、资本等常规要素之外的一个单独要素。在存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技术进步会引起总产量的增长。如果总产量增长了，技术进步就不一定使得就业人数减少，技术进步对就业的长期积极效应会抵消其短期负面效应。这是新古典理论的基本观点。而对于技术因素在劳动力就业中所起的作用间题，结构增长理论则仅限于从生产函数角度来分析，它更加侧重于从产业结构角度进行分析，即通过对若干产业部门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来说明技术进步的种种效应。该理论的代表人物库兹涅茨认为，技术进步从两个方面对产业比例产生影响:一是技术进步导致产品需求的变化。就是说，技术进步使得某些产品的需求增加，某些产品的需求减少，从而使整个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二是技术进步不仅提高了已有产品的生产能力，而且还开发出全新的产品，使经济中出现了新的产业部门。由这两方面因素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必然影响到就业结构。从新古典增长理论、结构增长理论的这些观点中可以看出，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期内，技术进步因素对劳动力就业的效应未必是消极的。

      1965年d.j.罗伯逊在《技术变革的经济影响》中阐述技术进步对就业的作用，川他分析道，采用新技术，只要它意味着能够节约生产成本，就会被认为是正当的。而在节约生产成本方面，通常只指节约劳动成本而言，而对于资本的节约却被忽视。假定单就劳动成本来说，技术的进步会引起失业，而且这是从企业角度来考察的。从节约资本来说，技术进步就不一定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很可能会增加就业机会。这是因为:第一，技术进步需要采用机器，也就是要生产机器、操作机器、维修机器，这都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第二，技术进步中，所减少的主要是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但熟练工人和职员的需求人数则是增加的。第三，如果技术进步引起的社会总产量的增长大于社会人口的增长，那么实际收人会增加，而且工时亦会缩短，从而导致服务业就业人数的增加。罗伯逊的上述分析价值体现在，考察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不能只就个别企业而言，而应从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来分析。

    后来美国

经济学家哈维·布鲁克斯对技术进步的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指出，在考察技术进步的效果时，不能只看到或者夸大其短期效应，从而忽视其长期的积极效应。在论述技术进步有利于增加就业时，他写道:“如果投人物中劳动成本的节约会在产品的消费者价格中反映出来，此种节约就会导致购买力的解放，这反过来将对需求，由此对就业，以致对经济发生作用。

与就业有关的问题不在于提高了生产率的公司或产业会失去多少工作岗位，而在于由此解放出来的购买力所提供的工作岗位比失去的工作岗位是更多还是更少，在于新创造的工作岗位比失去的工作岗位是更好还是更坏。”f21布鲁克斯的分析创新之处在于，他是从技术进步释放出的购买力，即增加社会总需求的角度对技术进步的客观效应作出解释。

    关于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在西方经济学家中也存在着一些悲观的观点，例如将机器人摆在与工人对立的位置，认为机器人夺走了工人的工作，工人只得接受低的工资。对此，理查德·维德予以驳斥[[3]，他指出:机器人所替代的工作通常是那些“从事单调劳动的工人，这些工作对体力的要求多与对智力的要求”。机器人有时所做的工作还是对人们有危险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被替换下来的工人最后会把机器人作为一种解放自己而去做高报酬工作的手段予以欢迎的。可见，机器人的使用实际是对人力资源配置方向的调整。而且他进一步指出，体现技术进步的机器人的使用，对就业的积极影响主要不是表现在其初次的就业效应，而是表现于二次就业效应，他对此做了举例说明:当一个企业增加一名工人时，每天增加2个产品。如果每个产品价格为30元，那么，该工人一天为企业增加60元收人。但是，如果企业增加一个机器人，每天可以增加5个产品，因此一个机器人每天为企业可增加150元收人。同时，由于企业使用了机器人，就需相应增加修理工。机器人与修理工的产值必然大于原来工人的产值，企业与工人的收人都会增加。这一例子说明了技术因素的二次就业效应，只是理查德·维德在此是就企业内部的岗位而言的。如果推而广之，从全社会众多产业来讲，技术进步、知识作用加大将会拉动一系列生产行业及服务行业，从而使社会的就业人数维持在较高水平。

2新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就业的特征

    考察当代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就会发现:新古典经济学以生产为核心，以均衡为目标，建立在完全信息的假定基础上。它采用生产函数这一基本分析工具，来描述和研究经济增长。该理论把劳动、资本、土地等视为主要的生产要素，而把知识或技术进步视作外生于经济系统的变量。这说明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研究和讨论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就业问题存在着先天不足。以罗默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改变了新古典理论的传统，把增长理论建立在了知识内生的基础上。以该理论的观点看，知识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知识是一种特定商品。它既不同于公共物品，带有私有物品的性质，但是又与一般私有品有着区别，即它具有与人共享的性质。因此，知识可以在低成本条件下进行扩散，具有无界增长性，这使得知识具有良好的外部性。由于知识的这一属性，经济增长就出现了报酬递增、劳动力就业结构改变的情况，而且经济系统也具有了长期增长的可能性。罗默的新增长理论证明，一个长期的、均衡增长是存在的，其增长的发动机是知识的不断积累。从实际的情况看，根据有关资料[，，从1970-1994年间，在oecd所有国家的整个制造业中，熟练工人的就业数量增加了10%，而不熟练工人的就业数量则下降了70%;与高技术相关的高工资就业增加了20%，中等工资就业下降了20%;按受教育程度分，中学毕业以下的人员失业率为10.5%，而有着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员失业率则仅为3.8%。这种情况说明，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失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劳动力知识结构与产业结构匹配程度的问题。象美、日等经济与科技发达的国家，同样面临着失业的困绕，其原因就在于结构调整。例如在现代计算机、电子及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的情况下，与机器大工业时代相适应的劳动力出现大量过剩。这些简单劳动力在机器大工业条件下容易实现互换，而在新经济环境下，知识本身发展迅速，劳动者技能变化较快，劳动力就业岗位就难于象传统工业经济中那样进行替换。这是由知识本身的特征决定的，是人类跨人新经济时代初期不可避免的结构失业难题。

2.1就业问题实质是人类工业文明的产物

      在农业经济时代，劳动者的主要活动是从事农产品生产，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社会经济的基本单元是家庭或庄园，生产成果是在家庭以及庄园成员之间平均分配，劳动者实际上获得的是“制度工资”而非“劳动或就业报酬”，因此农业经济时代不存在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就业问题。人

类进人工业化时代后，大量采用机器进行生产，通过“资本雇佣劳动”的典型形式，大批劳动者进人工厂从事规模化生产活动，并且逐渐形成了劳动要素对资本要素的依附。由此出现了资本积累进而影响整个经济增长的结果，而经济增长反过来又决定劳动力就业以及相应的收人分配问题。

    进人工业化后期，尤其是新经济时代以后，人力资本要素逐渐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人力资本载体的劳动者，其就业模式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对创新劳动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劳动者与资本两要素的相对价格已因供求状况的改变而发生了实质的改变，创新性劳动在与资本的结合过程中获得了更加主动的地位，而且在一些情况下出现劳动雇佣资本的局面。在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劳动者就业增加的速度与规模，一般须依赖于资本(物质资本)的积累与扩张情况。这也就是为何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劳动力就业率仍主要依赖于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的原因。在新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尤其是创新型劳动力)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工业化就业模式的束缚，反而物质资本在与这一要素的结合中居于从属地位，这些特征在知识创新集中行业已非常显著。

2.2人力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与就业中的作用凸显

    工业经济时代，劳动者主要从事体力或以体力为主的集体活动，此时劳动力在对生活资料的消费过程中，只要能恢复必要的体力与脑力就可以了，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居于无关紧要的地位。在新经济条件下情况则大不相同，整个劳动力群体就业的规模、劳动力个体对就业的依赖程度、甚至宏观经济的增长都取决于人力资本积累及其投资。可见新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是以人力资本为源泉的增长，而与人力资本有关的消费与投资是经济系统运行以及经济总量扩张的重要方面，劳动者的个人消费不是独立于生产过程的个人私事，而是与投资有了相同含义。广义上讲，劳动者的消费与投资是等价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在w.舒尔茨之前，历史上曾有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关注人力资本，一位是亚当·斯密，他在当时大胆地把全体国民后天获取的有用能力视作资本的一部分;另一位是h.冯·屠，他进一步主张将资本概念应用于人;欧文·费雪则“明确而令人信服地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资本概念”〔，。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者w.舒尔茨充分地研究了来自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并进一步界定了人力投资的范围和内容，他指出，“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这类资本(指物质资本一一引者注)与收人相对而言使用得越来越少了。……然而，人力资本则无疑是在按照一个比再生产性(非人)资本高得多的速度不断地增长着。”tz}。经济学家的上述研究思路说明，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增强是一个历史趋势。

      由于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教育的地位将在新经济条件下日益突出。当然，这里所说的教育不仅是传统的学校教育方式，而是指现代整个教育制度，其中包括正规学校教育、网络教育、在职培训等等。从前面关于创新劳动无限需求模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要在新经济条件下实现以人力资本为源泉的持续经济增长，其中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具有完善的人力资本投资机制，它保证前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剩余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而扩张，呈现出递增趋势。由此可见，教育对就业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教育作为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途径，通过经济总量增长扩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提高了就业率。另一方面，教育作为一项产业，发展教育本身亦将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这表明在新经济条件下教育与劳动力就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直接，并且教育通过就业进一步影响不同劳动力群体的收人水平。

2.3劳动力转移有了新特点

    众所周知，在工业化时代，世界各国劳动力流动都存在这样一个趋势，即劳动力由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等到第二产业有了一定发展后，大量的劳动力又由一、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这种现象在理论上被称作“配第一克拉克命题”。然而新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流动一方面仍保持这一基本流动趋势，但另一方面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例如一些代表新经济特点的行业象信息技术、计算机、高新技术等领域，其劳动力需求尽管也需要从第二产业转移一部分，然而更多的却是依靠新增劳动力群体中的高学历、高技能人才来填充，而不是象过去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那样，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主要由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转移来实现〔3;。在新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在就业过程中将充分享受到信息、网络技术带来的便利。如果劳动者更换就业岗位，不一定严格依赖于就业场所的改变，他甚至完全可以在家里受雇于千里之外的一个厂商，因此劳动力在就业空间上将呈现出分散化趋势。

3结论

 

;   新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在就业方面存在许多不同于机器大工业时代的特点。从根本上说，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资本有机构成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它与工业化时期有机构成对就业的影响不同。众所周知，马克思的人口相对过剩规律与产业后备军理论曾描述了机器大工业条件下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降低了投资于劳动的份额，进而减少了对劳动的需求，结果提高了失业率。然而，新经济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方向出现了新的特点。在知识生产密集的行业，由于创新劳动作用的日益加强，投资于劳动的份额相对于物质资本增加更快，从而造成这些行业资本有机构成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这样机器大工业时代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规律，就演变为新经济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与下降并存的态势。其中前一种趋势出现在非创新劳动密集的部门;后一种趋势发生在创新劳动密集的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