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离婚的法律知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关于离婚的法律知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关于离婚的法律知识

篇1

现将民政部“关于《华侨同国内公民、港澳同胞同内地公民之间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的通知”转发你处，请通知所属公证处在办证中参照执行。

附：民政部关于《华侨同国内公民、港澳同胞同内地公民之间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的通知（1983年3月10日、民〔1983〕民20号）

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

《华侨同国内公民、港澳同胞同内地公民之间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已征得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等有关部门同意，现予公布实行。各地规定与本规定有抵触的，应以本规定为准。

华侨同国内公民、港澳同胞同内地公民之间办理婚姻登记的几项规定为了便于华侨同国内公民、港澳同胞同内地公民之间的婚姻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婚姻登记办法》，特作如下规定：

一、华侨同国内公民、港澳同胞同内地公民之间结婚、双方自愿离婚和复婚，凡要求在国内（内地）办理的，男女双方须共同到国内（内地）一方户口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登记。

二、申请结婚登记的男女双方，须分别持有下列证件：

甲、国内公民

（一）本人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出具的户口证明；

（二）所在工作单位或市、镇街道办事处，农村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本人出生年月、民族、职业和婚姻状况证明。

乙、华侨

（一）我驻该国使、领馆颁发的本人护照；

（二）经我驻该国使、领馆认证的居住国公证机构出具的本人无配偶证明，或我驻该国使、领馆出具的本人无配偶证明。

丙、港澳同胞

（一）港澳居民身份证，港澳同胞回乡证或海员证；

（二）我司法行政机关委托的香港律师辨认的香港婚姻注册处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和经该律师证明的由申请人作出的在其它任何地方从未登记结婚的声明书；

（三）澳门行政局或警察局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

我驻港澳机构的工作人员和港九工会联合会、香港中华总商会、香港教育工作者联合会、澳门工会联合会、澳门中华教育会和澳门中华总商会的会员，持所在机构或社团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可免交（二）、（三）项规定的证明。

此外，华侨、港澳同胞在申请结婚登记时，还须持有在国外和港澳从事的职业或可靠经济来源的证明；婚姻登记机关指定的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婚前健康检查证明。不在原籍登记结婚的港澳同胞还须持有原籍（或原驻地、原工作单位）乡（镇）人民政府，市、镇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本人婚姻状况证明，或内地两个了解情况的亲友为其出具的无配偶保证。

申请结婚登记的当事人离过婚的，还须持有离婚证件；丧偶的，须持有配偶的死亡证件；有过同居关系的，须持有脱离同居关系的协议书。

三、对于来自和我无外交关系国家（地区）的华侨同国内公民之间申请结婚登记的，须持有华侨居住国（地区）公证机构公证的，并经与我国和华侨居住国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使、领馆认证的无配偶证明；取得上述证明确有困难的，根据其国内原籍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了解后所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国内两个了解情况的亲友为其出具的无配偶保证，以及本人出具的无配偶的书面声明，由县以上民政部门会同侨务部门审查后，可予办理结婚登记。

四、男女双方自愿离婚并已对子女抚养和财产作了妥善处理的，须共同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一方要求离婚或一方不能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国内（内地）一方户口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五、离婚后，男女双方自愿恢复夫妻关系的，按照申请结婚登记办理。男女双方持离婚后未再结婚的证件，共同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复婚登记，并退回离婚证。

篇2

协议离婚相比诉讼离婚是优是劣

不可一概而论。协议离婚是最经济、最快捷的离婚途径，它相比诉讼离婚而言其好处是：

一、时间短。只要手续齐全，当事人一般当场就可以办出离婚证书；而诉讼离婚所需的时间，少则一个月，多则几个月。如果一方当事人在国外，甚至在国外下落不明，离婚所需时间更长，可能最长要两年左右的时间。

二、费用低。不论家里有多少财产，离婚的双方当事人一般办理离婚手续只收取10元左右的手续费就可以办结，而离婚诉讼法院是按争议财产收费的，当事人共同财产越多，法院收费越高。

三、压力小。因为协议离婚很快就可以办结，不像诉讼离婚那样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所以当事人避免了几个月的诉讼过程带来的思想压力，精神上可能受到的折磨会少一些，因为离婚手续相对隐密，来自父母和周围朋友的压力也会小一些。

但是，采用协议离婚也有一些缺陷，主要有：

一、离婚协议书的内容，不具备强制执行力。协议离婚的协议书内容，不像法院的判决和调解书一样，具有法律效力。协议离婚后，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离婚中的义务，比如，不按期支付抚养费，或不履行房屋过户手续，或不履行支付共同财产折价款的义务，另一方当事人还得另行打官司，让法院确认离婚协议有效并赋予强制执行权利后，再申请法院执行。

篇3

一、主要做法

一是创新调解模式。区法院与区妇联积极沟通，委托或邀请妇联干部调解婚姻家庭纠纷工作。20*年6月，区法院、区妇联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妇女权益保障纠纷案件调解工作的若干规定》，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明确双方共建方针为“互动维权，实现双赢，整合资源，合作高效”，并就诉调相关的各类规则和要求以及信息互通，定期联席会议制度等进行了明晰。运用方便、灵活、快捷、经济的方式方法，积极化解日益增多的婚姻家庭纠纷，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二是完善调解机制。改变妇联、法院原有的各自单一的调解模式，推行指导调解、协助调解、委托调解，实行区法院挂钩审判员日常调解业务指导、妇联干部直接参与法院关于婚姻家庭案件审理和受法院委托先行调解一些比较重大、复杂的离婚案件等。区法院、区妇联在区妇联、区法院民一庭设立了联络办公室，负责具体案件调解事务的对接工作。建立通报机制，互相通报离婚案件的诉讼和处理情况，及时解决调解衔接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引导诉讼机制，对一方当事人不接受妇联调解或者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引导当事人到法院，并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效力确认机制，当事人直接到妇联达成离婚协议后，将调解协议通过挂钩审判员提交法院寻求效力确认，由法院出具调解书即可。

三是改善调解方法。综合运用法律、情感、心理等知识，采取“心理缓和法”、“换位思考法”、“情理攻势法”等进行沟通调解。区妇联、区司法局建立了妇女申请法律援助绿色通道，推出“特事特办”、“急事急办”、“优先办理”三项举措，通过免费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给予法律援助、减免诉讼费等，畅通妇女保护的渠道。同时,邀请经验丰富的调解员及妇联工作人员协助做好非诉讼调解工作，及时为受害妇女提供法律援助，切实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截止11月份，区、各街乡、村（社区）妇联干部特邀调解员接受法院委托或邀请，调解案件65件，涉及离婚、婚姻财产、抚养、赡养、探望权等婚姻家庭纠纷，调解成功49件，成功率达75.3%，为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和一方稳定作出了积极努力。

四是强化培训，提高素质。调解工作具有较强的特殊性，调解员法律水平和调解艺术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调解工作的质量与效率。近年来，区法院始终将建立高素质的特邀调解员队伍作为培训工作重点，帮助妇联系统调解员熟练掌握法律法规，通过评议案件，锻炼其纠纷的分析和调处能力，调动特调员的对接积极性。通过培训，妇联系统调解员业务素质得到了提高，增强了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的能力与底气。今年三月份，区法院、区妇联联合举办的主题为“妇女、地产、规范”的”女法官沙龙”活动中，参与沙龙活动的法院22名女法官和区妇联系统的6名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特邀调解员就选定的一起婚嫁女要求办理房产及宅基地分户的纠纷一案分别从法律、政策、民俗、民情等角度，各自谈了自己的见解。区法院张利娟副院长适时进行法理、情理、政策、社会效果等层面的点评。讨论会即隆重又热烈，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二、存在问题

特邀调解工作，促进了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整体水平的提高，使家庭和谐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社会环境稳定协调，在“打造北翼新城，建设平安港闸”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不少难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和完善。

一是委托调解。主要是因为法院委托调解需要对案件全面放手，妇联干部作为受委托人如果缺乏法律知识或调处经验，会将案件带离正确调处轨道，将使承办法官面临窘境。因此在实践中我们一般以联合调处、特邀协助调解为多，案件的实际处理权限还在承办法官手中，这样有利于发挥法官的专业优势，引导案件在合法、合理的轨道上进行下去。

二是协助调解。人民调解员、妇联特邀调解员均系从各乡或街道聘请来得，平时工作较繁忙，不能真正全身心地投入调解工作。

三、今后工作打算

篇4

关键词：大学生婚恋；法律问题；法制教育；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5-0144-03

2005年在校大学生“禁婚令”的解除，把大学生婚恋置身于新的政策背景下，从此大学生婚恋成为了普遍而现实的问题。但由于大学生自身道德理性的不成熟，主体色彩的不明确以及客观上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在婚恋动机、择偶标准、性观念、婚姻观念等方面出现了偏差，从而导致婚恋过程中出现了如财产纠纷、非婚同居、未婚大学生生育、非婚生子女的抚养以及激情犯罪等主要法律问题。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发现，主要是由于大学生法制意识薄弱，法律素质有待加强。因此，响应“七五”普法宣传的号召，从法制方面对大学生进行婚恋教育，帮助大学生提高法律素质，树立正确、文明、守法的婚恋观，处理好婚恋过程中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婚恋含义的界定

所谓婚恋，顾名思义包括婚姻和恋爱两层含义。

“目前在婚姻法学界，婚姻是指男女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以夫妻的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结合。”[1]从一般概念的意义上理解，它包含了不同层次的含义：首先，婚姻是男女两性的结合。这是建立婚姻的前提，是婚姻区别于其他社会关系的自然属性。其次，婚姻必须是男女双方以爱情为基础，以长期共同生活为目的的结合。最后，婚姻必须为当地社会制度所确认。婚姻是一个法律概念，任何违反法律的两性结合都不能成为婚姻[2]。恋爱，则是男女双方在生理、心理和客观环境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互相钦慕和培养爱情的过程[3]。

恋爱是激情的，受道德意识的规范。而婚姻则是理性的，受法律的规范和保护。大学生只有深刻理解婚恋的含义，正确把握婚姻和恋爱在人生当中的位置，才能理性面对恋爱和婚姻，合理处理婚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二、大学生婚恋现状分析

2014年，湖南科技大学课题组随机抽取了北京、郑州、武汉、长沙、广州等地20所本专科院校部分在校生作为调查对象，进行了在校大学生婚恋现状的专题调研。调查发现，与传统婚恋观不同，新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婚恋呈现出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特点，具体体现在恋爱观、性观念、婚姻观和择偶标准四个方面[4]。（1）恋爱观方面，表现为恋爱动机多样化，恋爱行为普遍化，投入时间长和花销大的特点。（2）性观念方面则呈现出性知识缺乏、性观念开放、动机多样化等特点。（3）婚姻观方面，既有“婚姻是恋爱的目的和归宿”的观念，也有“毕业即失恋”“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等看法，婚恋关系不稳定，对恋爱和婚姻缺少责任意识。除此之外，对于生育的态度也呈现出多样化，想生一胎、二胎的占大多数，也有1/5的人想做“丁克”一族。（4）随着以上“三观”的改变，择偶标准也发生了变化。择偶标准的理性因素多于感性因素，但功利化现象也较突出。不少大学生把“白富美”“高富帅”、房子、车子、票子作为择偶标准。

处于青春后期的大学生，心理发育尚不成熟，恋爱动机的多样化，婚前、同居，甚至激情犯罪，说到底是社会化现象。社会上越来越开放的性观念、屡禁不止的等一股股混浊的“黄流”对校园的猛烈冲击，污染了校园环境，同时也使大学生婚恋出现了诸多问题。

三、大学生婚恋过程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

（一）财产分割问题

大学生婚恋中发生财产分割纠纷是常有之事。大学生热恋中除了互赠礼物，还经常出现共同买车、共同买房，甚至共同投资等情况。一旦出现恋爱分手，协调处理不当，就极易引发财产分割纠纷。

《婚姻法》第17条、第18条、第19条，新婚姻司法解释中的第4条、第5条、第6条、第7条、第10条、第11条、第12条、第15条、第16条、第18条都是关于夫妻财产分割的规定。如，《新婚姻司法解释三》第7条，婚前父母赠与的房屋属于受赠方个人财产。如果按前述观点大学生择偶要求有车有房，当双方感情不和离婚，房屋只属于受赠方。因此，不要把自己的青春抵押在没有担保的享受之上。《婚姻司法解释三》第10条，对于买房共同还贷按夫妻共同财产对待。对没有积蓄的高校大学生来说，这是个励志的规定，是追求未来婚后共同奋斗的动力[5]。可以看出，婚姻法的诸多条款都在鼓励大学生靠自己的能力打拼，这样才能维持婚姻稳定。

（二）婚前同居问题

“男女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就共同生活在一起，习惯上称为非婚同居。”[2]同居关系是不受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属于道德调整的范畴。同居双方不享有法定夫妻之间的相互抚养、相互继承、夫妻共同所有财产等一系列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发生纠纷，根据婚姻法的司法解释，当事人如果要求解除同居关系，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同居期间产生的财产纠纷、子女抚养问题属于民法调整的范围，不受《婚姻法》的保护。

男女非婚同居生活，尽管不是法律所明文禁止的，但它毕竟涉及双方的情感、生活、工作和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又因为非婚同居关系不受法律的保护，双方一旦发生激烈的矛盾和纠纷，弱者一方的权益往往容易受到损害。因此，未婚男女在同居之前应谨慎考虑和对待。

（三）未婚大学生生育权与非婚生子女的抚养问题

大学生婚恋过程的未婚生育问题，会面临多种法律难题。未婚女性是否享有生育权，一直是备受争议、未能妥善处理的问题。但从目前国家出台的各项政策法规可看出，婚前的生育权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有报道称，北京一名未婚母亲生子后因为没有准生证且无法提供生父信息及亲子鉴定证明，在给孩子办理户口时被拒，当地居委会跟街道、派出所协调多次未果[6]。根据我国计生政策，给孩子上户口必须要有准生证，而办准生证就必须有结婚证。虽然也有政策规定，若能提供生父信息及亲子鉴定证明也可办理准生证，但是如果男方不能对孩子、女性负责，其权益还是会遭到侵害。由此可看出，我国通过户籍管理，以达到减少非婚生子出现的目的，这也充分说明了我国法律未赋予未婚女性生育权。

但大学生恋爱期间一旦生育了子女，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婚姻法》第19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母应负担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子女的抚养和教育必须以物质条件为基础，可对于还在求学没有经济来源的大学生来说显然承担不了抚养子女的法律责任。

（四）激情犯罪问题

由大学生的婚恋现状分析可知，大学生恋爱关系具有不稳定的特点，这必然会导致矛盾纠纷问题，当前各大校园频频发生的暴力事件、自杀事件相当一部分都与此有关，而且大部分属于激情犯罪。激情犯罪是指：“犯罪人处于激情状态而迅速形成激情犯罪动机，进而实施犯罪行为。”[7]处于青春后期的大学生，心理发育尚不成熟，部分学生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反应，尤其在处理感情问题方面，无法应对就可能走极端，走上违法犯罪的不归路。2014年，广州日报报道，“大学生不满分手捅前女友11刀”，此案犯罪嫌疑人李某也因故意伤害罪被追究其刑事责任[8]。关于类似的报道不在少数，但每次令人震惊惋惜的同时无不令人反思。

四、加强大学生婚恋法制教育的对策

立足“七五”普法宣传的新形势，结合当前大学生婚恋的现状和特点，针对婚恋过程中涉及到的主要法律问题，加强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势在必行。总体上可以从法制教育的内容、途径、反馈机制和德育与法制相结合四个方面入手。

（一）大学生婚恋法制教育内容：传授婚恋法律知识与培养婚恋法律意识并重

大学生婚恋中之所以会出现以上多方面的法律问题，除了法律知识的匮乏外，更多的是法律意识不强。婚恋法制教育的内容不仅在于传播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

首先，要加强与大学生婚恋问题紧密相关的法律知识和应用技能教育[9～10]。大学生婚恋中的问题主要涉及恋爱、婚姻以及在这两个阶段出现了问题要如何解决三方面的问题。因此，法律知识的传播也应该针对以上三方面展开，加强对大学生《民法》《婚姻法》和《刑法》方面的知识教育的同时注重传授使用技能，使学到的法律知识能更好地指导婚恋行为。一是让大学生学会依据《民法》《婚姻法》和《刑法》中的相关规定，正确规范婚恋行为。二是在恋爱中学会依据《民法》和《刑法》等法律，规范恋爱交往行为避免未婚同居现象的出现，学会保护恋爱双方的名誉、人身、财产等权益，正确处理财产纠纷问题。三是在婚姻家庭中明白夫妻、父母与子女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承担应负的责任；在婚姻出现问题时能依据《婚姻法》等的规定，理性处理离婚、财产分割、子女抚养和父母赡养等问题。

其次，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使之理性面对婚恋问题。“法律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体系，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现象的主观把握方式，是人们对法的理性、情感和信念等各种心理要素的有机综合体。”[11]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是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在法治社会，法律具有崇高无上的地位。唯有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大学生在婚恋过程中才能处处遵法、守法，以法律作为衡量个体行为的标准，理性面对和处理婚恋过程中的问题。二是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通过法制教育，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既有助于大学生理性支配自己的婚恋行为，控制和减少婚恋过程中违法犯罪的发生，也有助于大学生把法律意识转化为法律实践。

培养法律思维要以法律知识为载体，法律知识的传播与应用是法律思维的具体体现。可见，传播法律知识和培养法律意识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是加强大学生婚恋教育必须同时存在的两个重要内容。

（二）大学生婚恋法制教育途径：以互联网为基础，多种方式并存

明确了婚恋教育中法制教育的具体内容后，采用何种形式和途径推行法制教育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现代教学模式和方法也产生了新的影响和要求。由于互联网具有及时性、便捷性、海量性、互动性、资源共享性等特点，因此借助互联网对大学生进行婚恋法制教育，可以让学生在随时随地学习，在遇到问题时能及时与教师、同学、家长进行交流，寻求帮助。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运用互联网开展法制教育：一是建设婚恋和法制教育精品课程，通过文字、声频、视频、图片等形式，使学生通过电脑便利地学习。二是建设优质资源共享体，实现不同层次、不同地域、不同高校的婚恋教育和法制教育课程共享。目前开设“恋爱公开课”的高校很少，以天津市为例，仅有天津大学。以互联网为平台实现高校间的教育资源共享，既便于学生学习和利用本校无法提供的教育资源又可以和不同高校、不同层次的学生和教师进行互动交流，而且可以避免因面对面交流涉及婚恋中隐私问题时产生的尴尬。

当然也可结合传统的教育模式：（1）学校的报纸、广播、网络是学校主要的宣传和传播媒体，通过文字、声频、视频等形式宣传涉及恋爱和婚姻的法律知识，长期地、形象化地影响学生婚恋观。（2）学校的社团可以组织法律知识讲座、婚恋教育和法制宣传专题影片、案例展览、以及法律知识竞赛活动等。（3）将婚恋中的不文明和违法犯罪行为落实在校纪、校规中，通过校规、校纪的执行达到法制教育的目的。

（三）大学生婚恋法制教育反馈机制：评估法制教育在婚恋教育中的效力

法制教育反馈机制是对法制教育的内容和教育途径的一种有效性的评估。通过反馈机制可以衡量法制教育对婚恋价值观的建立和有效解决婚恋问题的贡献，了解法制教育实施中的不足，从而证明法制教育在婚恋教育中的效力和影响力。这种有效力的评估有以下三种方法：一是调查目标公众即大学生在接受法制教育前后婚恋价值观和行为的变化；采用封闭式的多项选择题的形式对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题目可以涉及婚恋观、相关法律知识以及如何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等方面的内容；二是简单地观察目标公众即大学生的行为，从参与婚恋法制教育课的大学生人数或寻求法律援助的大学生数量来获得信息；三是定期举办座谈会的形式与学生直接进行沟通，以了解法制教育的作用和实施效果。通过以上三种方式可及时反馈法制教育实施的效力和不足，对今后的法制教育内容和途径的改进及提升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

（四）婚恋道德教育与婚恋法制教育相结合

“道德教育重在净化学生的内心，法制教育重在规范学生的外在行为。两者犹若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不可厚此薄彼。”[11]在大学婚恋教育中，应该将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很好地结合起来。

在人类社会，道德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基础，人伦道德是构建和谐社会、家庭和婚姻的精神基石。婚恋道德教育对大学生的恋爱动机、择偶标准、性观念和婚姻观会产生重要影响。

与道德教育相比，法制教育更具有直观性。我国建立并逐步完善了关于婚姻家庭的法律制度，通过基本合法婚姻的构建、婚姻家庭成员的权利义务的确定、婚姻家庭违法行为的追究和权益保障等特有的调整机制，保障婚姻家庭成员的合法权利的实现，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和谐发展，从而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婚恋法制教育有助于大学生在婚恋过程中树立法律意识，防范和化解大学生婚恋中的法律纠纷。

参考文献：

[1] 张迎秀.结婚制度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2.

[2] 赖芳，季辉.大学生恋爱与婚姻[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2：135-158.

[3] 余逸群.大学生恋爱心理与恋爱道德要求[J].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3，（6）.

[4] 宋智敏，曾君之.在校大学生婚恋现状调查与分析[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4，（10）：137-139.

[5] 谭秀丽，赵士凤.大学生婚恋的法律保护[J].烟台南山学院学报，2015，（1）：67-69.

[6] 邱冰.未婚女性也应享有生育权[EB/OL].找法网，2015-07-07.

[7] 张明.犯罪心理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44.

[8] 大学生不满分手捅前女友11刀[N].广州日报，2014-04-11.

[9] 魏胜强.论新形势下的大学生法治教育创新[J].行政与法，2013，（2）：36-43.

篇5

(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26日颁布,自2004年4月1日起施行)

第十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四)离婚财产如何分割

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篇6

我经常去书店看一些关于法律的书籍，通过学习法律知识，我对法律有了逐步的认知，法制观念也由此提高。我懂得了在法律范围内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也不能做。还能了解怎样行使权利，如何履行义务……而假如我们都是法盲，也许在触犯法律后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就必定是严重的，据统计，在各类犯罪人员中，不知道什么是违法行为或不懂法的人数占总数的一半以上。

我曾经就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年轻人去公园游玩，可是由于他的到来却让2、3只珍贵的狗熊惨遭厄运。到底是什么情况呢？这个年轻人每次去公园的时候都会带一些化学的物质，而这些化学的物质却恰恰让狗熊导致死亡。终于有一次他被警方逮住了。

警方问他：“你为什么要杀死那些狗熊，难道你不知道这些动物很珍贵吗？”

年轻人答到：“我喜欢它们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杀死它们呢！”

警方很疑惑：“那你为什么要带化学物质去杀死他们呢？”

年轻人回答：“我只是想知道那些化学物质对狗熊会不会引起伤害，可是哪里知道……”

警方更加疑惑了：“那你事前就不知道这样做是犯法的吗？”

年轻人低下了脑袋：“犯法？唉！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不会这样做了。我的前程啊！唉……”

看看，这是一个多么年轻的小伙子啊！就是因为对法律一无所知，才会犯下如此的滔天巨祸，才会断送了自己的前程，由此可见，不懂得法律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啊！

就是因为它的重要，所以才更要守法。遵守法律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俗语曾经说过：“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的制定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途径，所以为了社会的安定，更是为了我们自身，我们必须自觉守法。而且法律所规定的内容，必定是着眼于公民的利益，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反对，没有理由不遵循，更没有理由背道而驰。虽然我们有追求个性的自由，但这并不意味我们能标新立异，无视法律的存在。与法律抗衡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自毁前程。前面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我的身边也曾出现过这样的一个关于法律的很真实很具体的事情。

我有一个邻居，她是一个9岁的孩子，她的双亲离异，她和奶奶居住在一起。她的妈妈是一个傻子，可她家很有钱，而就是因为钱，孩子的奶奶才和她连亲的。嫁妆是一套房子。可是风有不测风云，一开始说给她们的房子的房产证上的名字却是别人的，从此之后，孩子的奶奶便虐待她，想逼她离婚。终于今年离异了，离婚后得到的财产：100万。

其实，法律就在我们的身边。

法制在我心中，我们就会拥有爱，当我们心藏法制，我们就会约束自己的行为，我们就不会感情用事，我们就不会做违反国家利益，损害别人利益的事，我们会维护国家和人民以至社会，当我们的行为都很好，很规范了，我们的国家就会和平，我们就能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环境里，快乐和幸福就会伴随着我们。

法制在我心中，我们就不会刀光剑影，仇恨交加了，我们会依照法律解决一切需要解决的矛盾，化矛盾为友谊。法制在我心中，我们就能自主的生活，大家都深藏法律在心中，就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端正的，没有摩擦，就没有战争，我们就有了自由，有了和谐。我们小孩就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做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法制在我心中，爸爸、妈妈就不再担心我们放学的路上遇到坏人；我们的美丽的家里就可以不再象金丝鸟住的鸟笼，四处都安有防盗窗；我们就可以广交朋友，不再害怕上当受骗。

篇7

关键词：法律职业教育；综合性；专业化；家事调解

作者简介：来文彬（1978-），男，湖北麻域人，南昌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陈小燕（1981-），女，湖北黄梅人，江西科技师范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岩土工程、家事法。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5）141-0093-04

当前关于法律职业教育该如何进行，理论与实务界看法不一。实践中，无论是专科还是硕士等法律类职业教育，其在方法或者内容上总体趋势是更多关注于法学本身专业技能的培养，如课堂讨论、案例分析、模拟法庭、法律诊所、法律援助等，甚至是应用型的司法考试，而较少关注综合性、跨学科专业技能的培训教育。其伴随的一个社会现象是法科学生“难就业”或者只完成基础性学历的法律人才“就业难”。简单分析而言，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法科人才就业紧盯着“公、检、法、司”等专业对口部门，忽视法律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综合应用或者说法律职业教育过多倾向于法律专业本身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与培养而非综合性应用，可能是上述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事实是，法律人才特别是应用性法律人才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就业或者说发展方向的前景是可观的。在法律职业教育的内容上，如针对性地适用现实生活需要，借鉴各学科知识技能，走综合性、社会化法律职业教育发展之路，或许是法律职业教育一个值得探讨的路径或方式。以西方现代家事调解模式为例，其不仅在专业技能或者说知识上跨学科应用（综合社会学、法学、心理学、谈判与沟通技巧、甚至是叙事学等），有效应对家事纠纷解决的现实需要，实现了诉讼或者其他纠纷解决机制不能达到的实效（如友好、合作、根源性解决纠纷存在的障碍，实现结果的双赢）；而且设立了专门的家事调解员职业，并在实务中为法律职业者或者再教育学习者提供家事调解人员就业培训等，践行调解职业化、社会化发展之路。

因此，本文以家事调解实践模式为分析视角，对其主体的职业化和社会化、内容的综合性和专业性予以探讨，以期对我国法律职业教育相关理论与实务有所裨益[1]。

一、职业化的法律社会服务

（一）根据社会需求，针对性提供法律职业服务

为应对和妥善处理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婚姻家庭纠纷，维护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及子女的身心健康，西方国家（以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为主力军，其他地区或国家均不同程度发展）法律实务中发展出了各种卓有成效的家事调解社会服务。

总结域外发达国家家事调解实践可知，其突出特点是家事调解服务的社会化，即是一个面向社会的职业性家事纠纷解决机制，不仅调解人员社会化、调解机制社会化，职业教育的内容也是社会化的。例如，其调解基本上由专门的社会组织负责；调解的性质是社会组织等第三方进行的替代纠纷解决机制；调解人员均是取得官方资质认可的社会工作人员，如律师、心理咨询专家、社工等专业性社会工作者；调解职业培训的内容也是跨学科的综合性专业知识与技能，可以说是整体理念和具体制度构造均鲜明表现其社会化的家事纠纷解决服务的性质和特征。

（二）确立法律地位，制度保障社会化法律服务

因为现实需要且关系重要，家事调解服务不仅社会化，而且获得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例如，域外这些国家或地区定位家事调解人员为社会工作者，相关立法和司法实务均官方承认并确立其社会工作者资格。例如，法国早在2003年就专门颁布其第284号法令《家事调解国家文凭法令》，明确规定家事调解员为社会工作者，并将其纳入国家专门职业资格文凭体系，面向社会公众招考。有的国家则是通过在法院附设调解、转介调解时提供社会化专门调解机构和调解人员清单等方式来制度性保障从业者的法律地位。

（三）建立执业资格要求，严格职业资格考试、培训和服务

如前所述，其调解人员法律地位为社会化的专业法律服务人员，可能是律师、心理咨询专家或社工，但想要从事家事调解服务，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要求、通过培训和考试，取得专门的执业资格证书方可上岗。培训内容大多既有法律知识、调解技巧等法律方面的知识与技能，也有家事冲突理论、心理咨询与治疗等专业性纠纷解决辅助知识，以及家事调解员职业准则等职业伦理内容，甚至是实务锻炼的安排，如督导实习或实务从业等[2]。

家事调解员的资质认证过程包括提出申请、技巧评核以及理论考试等环节。通过所有环节考核后才可获得从业认可，取得家事调解执业资质，获得家事调解从业证书。如果是法院附设的调解，法院还会通过法院自身制定的实务规则等对哪些机构和人员可以获得委任负责附设调解事宜予以进一步具体规范和要求。

二、专业化的发展道路

（一）专门的委员会

在西方家事调解工作中，调解人员职业化、专业化的特点非常突出。各国关于调解员的任职通常都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或职业规范，要求调解从业人员不仅要具备相应专业背景知识，还得接受专业理论与技能培训，通过考试或考核并取得相应的职业证书方可上岗执业。例如，法国将家事调解员明确纳入社会工作职业之中，经过培训考核获得专业资质的人员可独立提供社会性家事调解服务并收取相应的费用。

而且，各国也大多成立专门的调解委员会负责家事调解员之业务培训与资质认可以及家事调解培训事务之管理和发展。例如，英国的“家事调解协会”（FMA）、“全国家事调解协会”（NFM）以及“家事调解员协会”（SFMA）、美国的“家事调解员协会（后改名称为“冲突解决协会”，ACR）、加拿大的“家事调解中心“（FMC）、法国的“家事调解促进协会”（APMF）和“全国家事调解联盟”（FENAMEF）、德国的联邦家事调解协会（BAFM）和 BM等等[3]。甚至连欧盟都成立专门的工作组，指导、协调欧洲家事调解发展事宜。如早在1998年，欧洲委员会就出台了专门的家事调解建议，其司法效率委员会还专门为此设置了工作组，2007年制定了指导家事调解实施之基本原则；2009年，家事法会议专门以欧洲家事调解为主题，深入探讨如何指导各成员国家事调解之发展，协调和统一家事调解之立法、调解职业规则与培训等具体事宜。

（二）专业的从业规则

实务中，这些专业的调解委员会通常还会制定各种家事调解专业规程来指导规范家事调解之实务操作，明确规定家事调解员从业标准、行为规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等，以更好的管理和规范家事调解服务健康发展，并建立相应的监督、考核以及奖惩机制。例如，美国家事和解法院协会与家事调解员协会共同制定的行业示范准则《家事与离婚调解实务标准》、律师协会家事法委员会制定的《律师调解员从事家事法纠纷实务标准》；欧洲委员会司法效率委员会制定之《关于更好实施现行家事调解以及民事案件调解建议之指导方针》等等。

（三）多种职业教育形式

社会化的家事调解服务需要职业化的培训和发展，因此，西方家事调解实务十分重视家事调解员职业化教育的发展。例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的家庭法律事务人和家庭心理咨询师、后来被誉为“现代家事调解之父”的奥库勒（O.J. Coogler），即借鉴、运用“结构型冲突解决理论”创立了结构性家事调解来为离婚等家事纠纷当事人提供家事调解法律服务，还率先成立了美国第一家社会性的专业家事调解组织――家事调解协会，负责指导和培训律师和心理健康专家等实务人员如何更好从事专门的家事调解服务工作[4]。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诸多类似的职业教育培训服务。例如，我国香港地区不仅有社会性的、政府推动性的家事调解服务，国际仲裁中心有专门的调解委员会、家事法庭大楼里还有专门的家事调解统筹主任办事处，负责指导、协调法院附设家事调解的“诉、调对接”事宜。

有些机构和专家甚至走出国门，向世界传播其先进成熟的家事调解理论与经验，指导和辅助其他国家或地区开展家事调解之发展，如指导培训家事调解员、参与制定家事调解发展计划等，并取得较好的实效和影响。例如，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岳云（Howard H. Irving）教授曾在香港指导社会性家事调解服务发展，并提供专门的家事调解员培训项目[5]；而美国加尼弗尼亚州大学的约翰・温斯雷德（John Winslade）教授则在新西兰开展家事调解员辅导培训工作，他们的这些努力和帮助均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地区家事调解理论与实务之发展。

三、综合性的教育内容

（一）调解模式的综合性

西方现代家事调解服务及其培训在调解理念与内容上均具有综合性，是一个跨学科知识综合应用的模式。具体而言：

1.调解理念的综合性。西方现代家事调解实务中，家事调解有不同的模式。每一种模式都有自身独特的调解理念，建立在不同的专业理论基础上，采取了不同的调解方法、调解技术和干预方式，并在理念基础、框架体系、调解目标、培训内容以及调解人员的专业性等方面各有侧重。

例如，结构型家事调解认为阻碍当事人有效调解的关键因素在于对抗性家事诉讼模式以及律师全面等诉讼规则的不合理。因而，调解重心在于构建合理的纠纷解决规则，意图通过此举保障当事人能够自主、理性决策并减少对抗，增强合作；而劳务管理型家事调解则认为谈判双方实力失衡、地位不平等是阻碍调解顺利进行的主要因素，因而保障当事人在平等基础上自利性协商是其中心任务，设想通过调解员的积极斡旋、协议公正性评价等方式来促进纠纷双方当事人的合作、妥协；治疗型家事调解却认为，纠纷当事人之间的误解与不信任、敌对与攻击冲动等隐藏在纠纷背后的心理因素才是最大的障碍，如何协助其克服情绪与心理障碍才是问题的关键，因此特别注重心理咨询与治疗方面的技巧与经验进行调控，以期能够跨越心理障碍，促使当事人理性合作，妥善处理纠纷。交流与信息型家事调解则将问题归结于纠纷双方信息之不对称或者说缺乏沟通，因而针对性为其提供相关法律信息、心理辅导以及沟通技巧，以便当事人能在信息对称、及时沟通的基础上理性决策、积极合作。

调解模式千千万万，且各有千秋。但总体而言，均遵循了一个共同的理念，即旨在严格遵循 “家事纠纷尽量由当事人自主决策，鼓励和解”的基本理念下，更多采取一些专业性的辅助手段帮助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友好、合作、实效性的解决纠纷，以达到双赢的最终理想。

2.调解内容的综合性。从内容或者方法上看，无论是哪一种调解模式，均是根据需要针对性地充分借鉴其他专业学科的知识与技能来辅助调解的进行，并保障实现其实效与高效。例如，在调解实务与劳务管理理论结合而形成的劳务管理型家事调解模式中，调解员被要求同时具有心理治疗、谈判以及法学知识背景。因而，不仅可协助纠纷解决，在当事人情绪阻塞阻碍调解进程时，还可提供常规性治疗，以克服谈判双方实力失衡、地位不平等这一阻碍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的关键因素或者说主要障碍，保障当事人理性协商、积极合作并最终达成双方均可接受的公平协议；调解实务与心理学结合形成的治疗型家事调解，则是将家庭治疗的背景及训练、临床与治疗理论与技巧应用于家事调解服务的一种家事调解模式。在家庭治疗理念、制度的基础上融合问题解决型家事调解方法而成，因而，通常是由心理健康专家和咨询服务机构提供服务。而调解实务与谈判理论结合形成之交流与信息型调解，则主要是由律师和心理治疗师组成的调解团队中立性地为当事人双方提供法律、协商谈判以及心理咨询等方面的必要信息，以辅助谈判当事人理性抉择，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妥善解决纠纷。

（二）专业内容的综合性

针对不同的家事调解模式，家事调解服务和职业教育的内容也不同，总体上呈现跨学科交叉、综合化发展的趋势，例如，在加拿大，家事调解员被分为家事人身关系调解员、家事财产关系调解员以及全面型的家事调解员三个类型，调解员的资质要求因此而差异。其中，家事人身关系调解员的执业培训包括：冲突解决与调解的基本理论学习与实务技巧培训、分居与离婚家庭动力方面的培训、家庭与子女法律知识学习、权力失衡以及家庭暴力影响方面的培训、与分居、离婚有关的财产事务培训、调解道德规范等等。而全面型家事调解则是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的综合，其有更高之要求。即使经过专门培训、通过专业考核，还得完成一定时间段的督导实习后方可上岗执业[6]。

四、结论与启示

综上可见，西方现代家事调解是一个跨学科专业知识技能的应用，其运作、配套的规程、人员的培训均是跨学科综合的典范。其家事调解服务和家事调解职业教育的社会化、家事调解教育培训内容的专业性和综合性均值得我们一定程度地借鉴和参考。例如，家事调解员不仅需要进行资质认证，经过专业培训，而且就知识背景而言，通常需要跨学科、多领域的知识与技巧，例如家事法律知识、调解与谈判等冲突理论与技巧、心理咨询与治疗技能以及家庭、成年人与儿童发展方面的知识等等。因此，相比于我们国家乡土气息浓郁的“经验式调解”，其在人员、机构、规程、内容上似是更专业、综合一些。

事实上，调解在我国不仅历史悠久，如曾被誉为“东方经验”，而且，实务发达，例如我们不仅有官方司法性质的法院调解、行政管理（行业）性质的人民调解、社会团体以及社会公益人士也积极热心参与各种民间调解。但总体来看，其存在诸多值得商榷甚至是改进之处。例如，从调解主体来看，虽然多元化，但专业性不足，可以利用现念、跨学科知识专业处理家事调解的鲜有；从调解性质来看，不管是司法性质、行业性质还是民间性质都与调解作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第三方中立解决纠纷的基本属性不太相符；从调解的进行来看，其大多都是经验式的，较少有专业理论的指导与支撑，或者仅仅是从法律专业本身来就事论事；从调解人员的培训来看，少有专门的培训机构和专业的培训项目；从调解的效果来看，虽然成绩斐然，但从问题根本解决这一最终效果来看，尚有不足，很多案件并不能真正做到“案结事了”。对此，理论与实务中不断在改进和加强，如开始注重对调解员的专业培训、借鉴心理咨询等专业知识与技能辅助调解业务等。但我们不能仅仅认为只要加强家事调解人员的职业技能，适当借鉴心理咨询等其他学科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就能克服问题或改进不足。事实上，我们不仅迫切需要开展社会化、专业性的家事调解员队伍建设，还需要建立健全“以问题解决为中心”的调解理念，充分借鉴综合性专业理论和技能来滋养和充实家事调解服务与家事调解职业教育之实践发展。

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具有发展职业调解的文化土壤；社会对职业调解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为职业调解提供了发展机遇；强大的人民调解员队伍和发达的调解事业为职业调解发展提供了人才储备。如果抓住当前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大好时机，抓住职业调解发展的关键问题，中国的职业调解就大有可为。”[7]套言之，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家事纠纷解决制度，不仅有效解决纠纷，并为法律职业教育的社会化、专业性发展提供有利的契机和广阔的前景；增强综合性与专业化，法律职业教育的社会化发展更应是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1]来文彬.家事调解制度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2014：83.

[2]See CEPEJ，Guidelines for a Bet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Existing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Family Mediation and Mediation in Civil Matters， CEPJ（2007）14，p.4.

[3]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委员会立法秘书处.选定海外司法管辖区家事调解员的认可制度[EB/OL].http：//doj.gov.hk/chi/public/pdf/2010/med2010

0208c.pdf.

[4]See Coogler O.J. Structured Mediation in Divorce Settlement： A Handbook for Marital Mediators. Lexington， Mass.： D.C. Heath. 1978.

[5]岳云（Howard H. Irving）.家事调解：适用于华人家庭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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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家务价值公平原则经济补偿适用

一、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现实基础及其价值

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又称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简单的说便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因承担家务劳动，协助另一方工作上付出义务较多，而在离婚时有权请求另一方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的离婚救济制度。离婚救济的存在是为了给离婚过程中权利受到损害的一方或者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提供一个在法律上能得到救助的途径和手段，是在保障婚姻自由的前提下，使社会正义得到维护和实现。基于照顾女方和子女权益的原则和保护婚姻关系中无过错方的利益，现行的婚姻法做了许多改进，离婚的救济方式也变得更加完善，增加了有关损害赔偿和经济补偿的条款。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些条款却未能得到有效利用，对其现实性与可操作性的质疑也由此而生。关于离婚的经济补偿制度，其存在的现实性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新的婚姻法颁布实施后，关于此项救济制度的讨论与研究也非常多，对于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存在的基础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家务劳动分工的存在

家庭是由婚姻为基础产生的社会单位，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说：“婚姻是双方当事人执行直接和隐含责任的一份没有完全定义的合同”。其认为婚姻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如果使具有不同专业化优势的男性和女性，通过婚姻的形式提供一种机会让双方从劳动和分工的专业化中获得潜在的巨大收益，这便是婚姻存在的真正理由，而家庭则是一个综合性的经济主体。按上述观点，在一个家庭中，最好的搭配便是具有市场生产相对优势的人与具有家庭生产相对优势的人结婚，如此可以达到较大的家庭产出。这种家庭分工的理论在生活中反映出来的一种普遍情况便是，市场生产率高的一方在外投入大量的工作时间于市场工作创造家庭收入，而相对的另一方，即家庭生产率高的一方则将主要时间用于从事家务劳动。同样根据贝克尔的观点，从生物学意义上看，女性控制了对孩子的再生产过程，即养育胎儿、分娩及喂养婴儿等活动，妇女不仅有生产和喂养孩子的重要义务，而且也有用其他更精妙之法照料孩子的责任，由于男女之间存在比较大的生理差异，故妇女总是把时间花在生儿育女和其他家庭活动上，男性则把时间花在市场活动上，所以便产生了男女之间传统上的社会角色不同。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在古今中外都是最普遍的一种。虽然由于社会进步，人们的价值观及家庭观发生了转变，很多家庭分工已并不再明显，但是由于家务劳动的必要性，一方对于家务付出较多义务的情况总是存在的，即使在城市中已经普遍的双薪家庭中，双方对家务的投入也不可能完全对等，在我国的农村地区及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夫妻一方外出务工获得家庭收入，而另一方将全部或大部分时间投入于家事劳动的家庭分工模式依然普遍存在。

（二）家务劳动价值需要认可

首先，家务劳动是每个家庭都必然存在的，虽然家务劳动不直接产生市场化的商品交换式价值，但是并不能因此否定家务劳动的价值属性。首先，由家庭成员承担了家务劳动，那家庭便无需支付一定的对价以由他人来代为完成这些工作，避免了家庭财富因此而可能产生的支出部分。其次，家务劳动如果由一方全部或者大部分承担，可以为另一方制造条件以尽可能多的为家庭创造财富，该方因不需分心家务劳动而创造的相对财富亦可以视为包含了承担家务劳动义务方的贡献与付出，是其劳动价值的体现。正如我国《婚姻法》规定的离婚时有经济补偿请求权的情形：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及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便包含了上述两种情形。其实，无论家务劳动的价值以何种形态表现出来，都可以说配偶一方创造的财富中包含了配偶他方的贡献，只不过一方为显性的、有形的，而另外一方为无形的、隐性的而已。男女平等是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一切歧视妇女的传统都是要反对的。而传统上的重男轻女思想产生的一个原因便是，自古以来，男性一直是家庭的主要生产力，男主外女主内是件很自然的事情，男女因生理上的差异决定了他们从事的工作，经济地位决定了家庭地位。在过往的观点看来，家务劳动的价值远不及创造家庭收入的价值大，有收入才可以使家庭得以维系，才可以改善、提高生活质量，家务劳动是否具有价值都是遭受质疑的。由此衍生而来的便是男女因家庭地位不平等而产生的家庭暴力等问题。在传统上，妇女依靠男人提供食物、住房和保护，男人则依靠妇女生儿育女和操持家务，为了生产孩子、食物和其他商品，男女之间就形成了书面的、口头的成习惯的长期契约。婚姻法和契约主要是保护专业化的妇女来反对离婚、遗弃和其他不公平的待遇。因此，从保障男女平等，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家务劳动的价值也理应得到认可，其相关权益在离婚时应得到体现与保护。

（三）公平原则于婚姻中的体现

结婚系男女为将来永久共同生活所订定的契约，其因结婚而生的关系，称为婚姻。婚姻系男女间精神与心灵的结合。对外体现于共同生活。正如上文所说，在一个婚姻关系中，双方对将来永久的共同生活是有一个期待性的，彼此间的信赖是婚姻关系得以延续的基本，基于此夫妻双方才会对家庭付出义务。但由于家务分工的存在，双方对家庭的付出是不可能对等的，而对家事付出义务较多的一方，必然会在个人发展上受其影响，由于其大量的家务劳动不能转化为社会上所流通的价值，其个人财富的取得必然少于另一方，在工作能力上得不到锻炼，又使其财富的创造能力落后于另一方，如果婚姻关系破裂，过往的时间是不可追回的，其已经丧失了积累工作经验与提高自己素质的机会，往后的生活中，可能导致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相对的，配偶另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并且锻炼了社会财富创造能力，提高了个人的素质，离婚时明显较分心于家事的一方有利，此时，若不对为家事劳动付出较大义务的一方进行补偿，则会有失公平。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并不十分发达，多数家庭还处在提高收入和积累财富的阶段，男外女内的家庭分工模式依然十分普遍，因此导致的男女家庭地位差异及经济利益分配不公平的情况也是相对存在的。离婚经济补偿制度是对家事劳动价值的认可，是符合我国婚姻法主张男女平等，反对一切歧视妇女的传统的精神的，该制度对于维护家庭内部的公平正义，保障弱势一方的合法权益具有积极作用，它的存在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二、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适用现状

既然离婚经济补偿制度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那在实际发生的离婚诉讼中必然会涉及到该制度及相关法律规定的运用。但在司法实践中，真正能够适用该制度及相关条款的案件并不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能仅凭实践中的尴尬境遇而否认该制度的合理性与价值，但是由此暴露出来的问题与不足，还是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和审视。关于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在实践中无法得到广泛、有效适用的原因，笔者将结合现行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不足以及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一同讨论，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调解优先的存在

在我国，大部分的婚姻家庭类案件都是优先适用调解的方式来处理的，调解作为一种适合我国国情和民族特点的诉讼制度，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中具有独特优势。尤其是婚姻家庭类的纠纷，该类案件由于涉及到当事人情感的纠葛，而造成家庭矛盾的原因又错综复杂，许多具体事由是很难查实证明的，调解方式可以有效消除当事人之间的情绪对立，促使双方达成妥协，是从根本上解决纠纷，具有良好的社会效果。调解优先的存在并不是限制了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运用，只不过调解是以一种更优的方式化解了双方的矛盾，使双方的意愿尽可能的得到了满足，对于一方的经济补偿或许也已经包含其间。大量案件以调解结案，使得法院无需再以判决的形式解决纠纷，表面上便造成了经济补偿条款极少适用的情况。

需要指出的是，离婚经济补偿制度不仅仅是帮助一方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其深层次的含义是对家务劳动价值的认可和男女平等、公平原则的贯彻。我们发现，在许多调解案件中，一方获得的经济补偿往往是以另一方“自愿”的形式出现，如果是符合经济补偿适用前提的，那么补偿就是必须的，“自愿”虽代表了一个请求和解的态度，可以消解当事人的部分对抗情绪，但是掩盖了经济补偿制度所应发挥的作用，使其消失于无形之中，其包含的内在价值更是无法得到体现。调解也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只不过相比较于其他的纠纷解决机制，调解是一个更加缓和，更容易让双方接受的方式。因此，调解过程对于法律知识的普及和法律意识的植入来说，是一个良好的契机，经济补偿制度的内在价值理应在调解过程及结果中得到体现。

（二）适用前提的限制

关于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一直是其被人诟病之处。关于该制度的有关法律规定即现行《婚姻法》第四十条：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可以看出，适用该条款的一大前提便是：夫妻间的财产采取书面约定的分别财产制。众所周知，我国法定的夫妻财产制是共同财产制，由于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影响及大众法律意识的不足，我国绝大数的家庭都不会对夫妻财产作出书面的约定。因此，该条款不可能在实践中得到大范围的援引适用，在我国当前的国情基础上，离婚经济补偿制度适用的范围可以说是被缩小到了一个极小的空间，是否应当区分财产制也成为了对该制度的争议焦点。

基于我国婚姻家庭现状及司法实践情况，笔者认为，婚姻法中关于经济补偿制度的条款在文义上的适用范围确实过于狭小。虽然在适用共同财产制的夫妻关系中，一方在市场活动中创造的财富是与配偶分享的，离婚时双方平等享受所创造的财富，故不存在对另一方的显失公平，一般认为，在共同财产制中也已经体现了对家务劳动价值的承认。但实际上，夫妻共同财产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一般经过投入———获取人力资本———换取财产。当投入———换取人力资本后就离婚，则会出现有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之权，而无财产可分割的情况。而在实践中，名义上虽为共同财产制，实际上，夫妻双方长期分居，双方的劳动所得各自享受的情况在离婚案件中是非常普遍的。而且由于夫妻分开生活，对于另一方的收入情况及财产状况是很难准确掌握的，至于如何证明夫妻共同财产的存在更是难上加难，也就形成了有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之权，而无财产可分割的局面，离婚时既不能分割共同财产也无法得到经济补偿，显然对于为家事付出较多义务一方是不公平的。由此可见，《婚姻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在文义上适用范围狭窄，确实是一个法律漏洞。

笔者认为，以上两方面便是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在实践中遭遇尴尬的主要成因。调解优先的存在表现出来是积极的一面，如果在调解中能够体现家事劳动价值，既可以化解矛盾、解决纠纷，也可以体现该制度的立法目的、内在价值，两者并无冲突。而区分财产制的存在，相对来说限制了该制度的作用，立法虽有一定的前瞻性，但其与我国婚姻家庭现状严重脱节，客观上造成了该制度的适用困难，家事劳动的价值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没有得到很好地体现和保护，对于现行的相关法律应当适当修改。

三、离婚经济补偿制度适用的问题

如上所述，在我国，大多数家庭采取的依然是夫妻共同财产制。在这个前提下，似乎婚姻法的相关条文并不可以被直接援引，那么实际中发生的一方对家事劳动付出义务较多的情况下，该方是否仍然可以以此作出请求并得到补偿呢？以此为引，笔者也提几个关于经济补偿制度的适用问题，并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夫妻财产共同制下，经济补偿如何实现

在实践中也有一些案例是在夫妻未书面约定分别财产制的情况下，仍然判决给予了一方一定的经济补偿，其理由主要是：在肯定家务劳动价值的基础上，应当对《婚姻法》第四十条作了目的性扩张的解释。笔者认为，该种方法实质上已经扩大了该条款的适用范围，在形式上财产共同，实质上财产分离或者一方明显付出义务较多的情况下，可以尝试，但是如果在法律明确规定经济补偿应当在夫妻分别财产制的前提下，将该条款扩展到所有共同财产制的案件中，也并非妥当。

虽然《婚姻法》明确规定的关于经济补偿的条款只有一条，但是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仍可以在均等的原则上允许一定倾斜。如《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八条规定：“夫妻共同财产，原则上均等分割。根据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和财产的来源等情况，具体处理时也可以有所差别。”在现行婚姻法对经济补偿限制范围狭窄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可以适当的运用上述条款，在分割共同财产时，照顾对家庭付出义务较多的一方，以从另一角度得到其应有的补偿。

（二）如何认定一方对家务付出义务较多

婚姻家庭类案件的一大难点便是事实的认定，夫妻间的矛盾纠纷毕竟是双方的家事，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许多情况是无法找到直接证据予以证明的，比如夫妻间的感情破裂的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当然也包括对一方付出家务较多的认定。家务劳动作为家庭活动的一部分，其具体情况只有家庭成员最为清楚，在法院认定的过程中，我们认为，因为家庭活动是需要一定的开支的，同时家事劳动一般来说总是配偶一方或双方亲力亲为的，故在评价双方对家务劳动负担义务多少时，应当从物质投入及精神投入两方面对比考察。在经济投入方面，应当考察双方的投入在家庭支出中所占比例是否明显较多，其次，应当考虑对家庭的经济投入占投入人收入的比例，投入人是否将收入主要投入了家庭活动。在精神投入方面，应当考察当事人在履行家事义务时，是否影响了其个人的职业发展，社会适应能力的提高等与其个人能够得以生存的关键能力与素质，结合其对抚养子女、照顾老人方面付出的时间等因素综合对比，从而判断其是否为义务付出较多的一方。应当确定的是，如果一方搁置了自己的发展而投入家事较多，相比于仅有经济投入，而对家庭没有履行其他义务的另一方，精神投入的相对义务量应大于经济投入的义务量。

（三）如何确定补偿数额

夫妻离婚时的经济补偿，是夫妻一方对另一方尽较多义务的一种价值化体现，因此，对于经济补偿数额的确定，适用的标准只能是付出义务的多少，家务劳动的付出，由付出家务劳动的时间和家务劳动的繁杂程度决定，一方付出义务的多少，应与家务劳动的劳动量成正比。[5]由此，根据各学者的观点，在确定经济补偿的数额时，一方面可以将家务劳动的劳动量价值化，比如转化为从事相同时长，相同类别的劳动在市场应获取的价值，同时加上相对方因少付出义务而获得的利益来确定一个数额。另一方面，当事人对家庭付出的不仅是体力上的支出，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付出，由于精神上的付出无法估计价值，该部分的数额可以根据双方具体的财产状况及经济能力，结合本地的生活水平与劳动保障标准，酌情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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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院民事调解工作简况

伴随着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着重调解到现在的《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根据自愿和合法原则进行调解的法律原则的演变。我院的民事调解工作也经历了一个起伏的阶段。90年代以前强调以调解为主，绝大部分民事案件在法官不厌其烦的说服劝导下均以调解方式得以结案。90年代以后，随着以司法规范化和技术化为代表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实践，一些法官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法官不再重视调解，认为调解是法律水平不高和庭审驾驭能力久缺的表现，而强调裁决权的行使和判决的说理，追求快审快结，使一部分可能调解的案件“一判了之”。案件调解率逐年下降，大量判决的案件进行执行程序，增加了法院工作的难度和诉讼成本。20*年以后，随着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断推进，以及大量判决的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无法得到圆满结案，有些判决成为一纸空文，造成当事人增多，成为不安定的一个因素。强调以调解方式结案和案结事了的民事审判方式再次受到重视。我院也制定了鼓励和倡导调解的规章制度。在院领导亲自参与和指导下，我院民事案件调解率逐年提高，20*年调解率为56%，20*年为66.4%，20*年达到75%，走在了全省法院民事调解工作的前列，涌现出众多民事调解能手，其中民一庭助审员李先芳、润河法庭负责人蒋晓被评为全省民事调解工作先进个人。民事调解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法律效果。

二、*法院民事调解工作的主要做法及经验

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也是我国多年司法实践成功经验的总结，其承载着诸多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取向。在当前的调解机制下，调解的公正与效果需要法官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法律素养、敬业精神和对调解规律、技巧的理解和掌握。我院的具体做法是：

1、认真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调解案件的范围、调解程序、审限计算、调解方式、方法、调解原则、调解协议的制作及效力确认，调解书形式的使用及制作都认真规范、防止调解乱、乱调解。

2、把调解工作贯穿于案件的全过程，除法律规定不能调解的案件外，对有可能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都进行调解。并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采用不同的调解方式，立案时，开庭前，庭审中，庭审后，甚至在宣判时都不遗余力地做当事人工作，努力促成调解，最大限度地追求案结事了，化解双方矛盾。

3、不断加强职业道德、业务能力培训，熟练掌握调解艺术。首先我院要求所有法官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的理念，做到真正执行法律、真诚对待当事人，使当事人理解法官为他们解决纠纷的良苦用心，从“法官乐于调解，善于调解”向当事人乐于调解发展，以促使他们相互宽容谅解，息诉罢讼，握手言和。其次吃透案件，找准焦点，抓住关键，把握心理，认真梳理并分析纠纷的成因，双方争议的焦点所在，当事人诉讼的目的，案件所涉及的法律，以寻求调解的最佳切入点和突破口。因势利导地做当事人思想工作，努力实现当事人合法权益。第三，在调解时间上，我们采取全天候方式，只要当事人有调解意愿，可以随时进行调解。在调解方式上采取面对面、背靠背调解。在调解方法上，我们推行根据案件和当事人的不同特点，因人而异，因案而异地进行调解，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失、辩法析理，胜败皆服。

从我院民事调解工作的经验来看，调解作为社会治理中的一个环节，在现有司法体制和司法环境中，虽不可能如理论设计的那样达到一种理想状态，但作为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调解仍具有着无限的生命力。下面截取几起调解成功的案例，可对我院调解工作的开展情况略见一斑

心系群众息纷争

20*年以来，在和谐司法工作的要求下，我院将调解工作放在民事审判工作的首位，但是我们并不简单地将调解作为一种结案方式，更多的是能让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感受到法官的真诚，法律的公平和正义，真正使当事人在结案后做到相互谅解而和平共处。倍受社会各界关注的“靳亚章”案件是一起靳亚章于*年其所在村民委员会为渔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因当时立案手续不完善等种种原因，该案一直未能开庭审理。20*年5月被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以“十年未开庭的官司”予以报道。给我院带来很大负面影响。靳亚章在案件被报道后，精神压力也极大，经常提出一些超出诉讼范围甚至近似无理的要求。民一庭同志接手此案后，在分管副院长李盛泉同志亲自指导协调下，多次到靳亚章家中认真听取意见，充分体谅其难处，并及时为其解决了生活中的困难，将案件一直未开庭的原因向其进行了解释。同时数十次前往靳亚章所在村民委员会说明情况，进行法律释明，两次前往合肥市进行渔业专业知识方面的咨询，为公平、公正审理此案打下基础，真正把“为民、利民、便民”的工作方针贯彻到工作中去，最终双方当事人被我院领导和具办人的真诚耐心和无私所感动，通过调解圆满解决了纠纷。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在其后期的节目中也对我院的调解工作予以肯定报道。重塑了我院高效、公正、文明执法的新形象。

耐心调解促平安

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变革的不断发展，人民法院民事受案范围也不断扩大，诸如各类人身损害赔偿、劳动争议、征地拆迁补偿、土地调整等大量矛盾突出的纠纷涌入人民法院诉讼程序，相对于这些法律问题复杂的案件来说，婚姻家庭关系案件仍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中的“重头戏”。婚姻家庭关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细胞。如处理不当，往往容易引发恶性案件。民一庭助审员李先芳同志就是处理这类案件的能手，她不但注意调解，而且善于做调解工作，她总是用情去听，用理去劝，用心去感受，去化解。丰富的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使其对调解得以应手。多少对剑拔弩张，感情破裂的夫妻，在她的耐心劝解下平和分手，多少对尚有感情的夫妻在她的劝导下破境重圆。

20*年她处理一起原告王某与其丈夫赵某离婚案件，王某已是第三次到法院与其夫赵某离婚。案件一到法院，王某就哭着说：“李法官，请给我作主，这一次就是死我也要离婚了”。第二天，赵某就气势汹汹地跑进法院说：“我坚决不同意离婚，谁判决离婚，我就同王某同归于尽。”并拿出随身携带的一把水果刀。面对情绪激动的两个当事人，李先芳经过多次接待，发现他们确实感情不合，多年不在一齐共同生活，夫妻关系名存实亡。丈夫认为妻子看不起他，有外心，严重伤害了其自尊心，就是拖死对方，也不离婚。案子的重点就是做好丈夫的思想工作，慢慢劝其同意离婚。李先芳耐心听取赵某的倾诉，多次到其家中长谈，劝其树立自强自立的观念，只要自己振作起来，将来一定还能找到更合适的意中人，再建幸福家庭，并数次和其子女对话，说明父母长期不和，维持这种名存实亡的关系对双方均是痛苦，劝其父亲振作起来。在李先芳同志的耐心劝导下，双方最终平静地协议离婚了。一枚不稳定的“定时弹”被拆除了。

诚心调解换和谐

篇10

1999年10月，李香娇从家乡十堰来到武汉打工，由于只有高中学历，半个多月后，她才在郊区一家私营服装厂里找到一份流水线工人的活儿。

一天晚上，李香娇洗完澡回到宿舍，偶然撞见了流水线组长小王正鬼鬼祟祟地在小琴床头的衣服里偷钱。她开始不准备声张。可听见小琴哭哭啼啼地说，钱是等着寄回去给弟弟治病的。李香娇再也忍不住了，她鼓起勇气指证了小王。事后，记恨在心的小王公报私仇，以组长身份故意给她加大工作量不说，还在她负责的一道工序上动了手脚，造成了几十条裤子的损失，老板非常生气，当即开除了她，还扣掉了她当月的工资。

尽管如此，但她并没有为自己伸张正义的行为后悔，在她告别服装厂的时候，小琴追上来一个劲儿地对她表示歉意，并非要给她100元钱作为回报。李香娇拗不过小琴就收下了。

几位老乡知道了她遭到报复的事情都说她傻，但大家都乐于和这样一位有正义感的姐妹在一起。平常有什么矛盾了，大家都喜欢找李香娇来评理，有的请她去当说客，还有的请她去当证人。

1999年年底，两位老乡找到李香娇，要她做她们的“借钱见证人”，也就是说她们二人之间的借钱过程希望有个第三者在场作证，以免日后出现不必要的纠纷。李香娇很愉快地答应了。因为她总是有求必应，逐渐落了个很好的人缘，找她做见证的人越来越多。当然，大家也不会忘了这位好心人，每当一笔“交易”完成之后，她们会请李香娇去吃一顿，还经常给她一些小礼品表示感谢。更有一次，一位姐妹因为家里急需用钱，一次性要找好几个人借钱，大家都担心她日后还不了，最后还是李香娇做了“担保见证”，才解了她的燃眉之急，事后，她执意给了李香娇200元钱算是“担保见证费”。

那件事后，李香娇长期懊恼的心豁然开朗，既然工作这么难找，我何不做个自由的职业见证人呢？既能帮助别人放心达成交易，自己也能有所收入，何乐而不为呢？李香娇把这一想法跟姐妹们说了，要她们帮她联系客户，大家都表示支持她，但也很疑惑：见证人怎么可能成为职业呢？

姐妹们的置疑也正是李香娇的忧虑。光做姐妹们的生意肯定是不可能的，而姐妹们介绍来的客户也都是朋友的朋友，李香娇不可能收太多费用，一个月来，李香娇收入很少。做职业见证人的想法慢慢动摇了，她又开始找起了工作……

峰回路转，兼职见证初显端倪

一天，看着报纸上的招聘广告，李香娇突然灵光一见：我也可以做个广告啊！说干就干，李香娇在本地一家报纸上打出了“职业见证人”的小广告，没有联系方式，她又咬牙买了一部中文传呼机和一张电话卡。

广告出来了，可半天过去了，传呼机没有响一次。李香娇残存的一点信心在慢慢消逝，下午两点，传呼机终于响了，李香娇激动万分，连忙跑到公用电话亭回电话。对方说要借给别人一笔款项，问她怎么个见证法。李香娇说她做中间人见证他们的借钱过程。对方问她拿什么担保时，李香娇被问哑了，但她还是说了“用我的人格担保”，而当对方知道李香娇只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打工妹时，丢下一句：“如果对方跑了，我找谁去？找你吗？”李香娇一下子愣住了……

想着自己把仅有的一点钱又打了水漂，李香娇不禁伤心地哭起来。这时，传呼机又响了，李香娇看着“速回电”的信息，犹豫了一下，还是回了电话，而就是这个电话成为李香娇的人生转折点。当电话那边明白了李香娇的工作性质后，就约李香娇见面细谈，李香娇大喜过望。在约定地点，她见到一位中年男士，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姓陈。原来，陈律师最近接手了一桩夫妻离婚财产纠纷官司，他现在要去和当事夫妻正面接触一次，把案情的来龙去脉摸个清楚。由于律师只能是辩护的身份，而旁听证人必须由第三方承担，陈律师偶然发现了李香娇的广告就找到了她。当陈律师问她如何收费时，兴奋的李香娇只说了一句：“你看着给吧！”

在陈律师和当事人双方谈话时，李香娇听得非常仔细，对于陈律师问双方的每一个问题，以及双方财产的每一笔收支，李香娇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当他们调查取证完毕返回后，陈律师嘱咐李香娇，待到开庭的日子，可能会让她出庭作证，把刚才听到的话如实说出来就行了。之后，陈律师拿出400元钱给她，说：“这只是一半的酬劳，等工作完成了再付另一半。”拿着400元钱，李香娇初次尝到了职业见证人的甜头。

回到住处，李香娇想到，以前自己没有把握到做见证人的方向，导致连生活都成问题，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保持良好的联系，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开庭当天，陈律师对李香娇在法庭上的表现非常满意。结案后，陈律师给了她另外400元酬劳。聪明的李香娇没有接，而是说：“能不能在律师事务所给我一份工作呢？”陈律师打量着这个可爱的女孩，笑着说：“说说看，你能做些什么？”李香娇认真地说：“案子上的事情我做不了，不过我可以给你们做卫生，接电话。你们那么忙，肯定需要一位勤杂工吧！”见陈律师只是微笑着不说话，李香娇有点急了：“我可以不要工资的，只要能多给点机会让我做见证人就行了！”陈律师哈哈大笑，说：“好吧，明天来上班吧！这钱是你应得的。”

李香娇干的实际是文员的工作，一有空，她就学习法律知识，而且专门研究关于见证人的法律知识。她逐渐了解到什么样的人可以做见证人，见证人的职权范围等法律常识。而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规定证人出庭作证可以收取一定的报酬。报酬的内容主要是误工费、交通费和住宿费等，这些费用先由提供证人方支付，案件终结后再由败诉方承担。李香娇越看越有精神，越看越有兴趣。

这期间，陈律师又给李香娇派了好几桩活儿，并教她如何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完成不同的任务。2000年6月，陈律师了一个老汉状告儿子儿媳虐待的案子。陈律师把收集证据的任务交给了李香娇。一番思考之后，李香娇扮成一个家政清洁工进入了老汉家。在两个多小时的“清洁工作”中，李香娇悄悄观察，用事先隐藏好的小录音机把老人儿媳的恶言恶语都录了下来，并把老人卧室的简陋摆设、老人衣服被褥的肮脏程度等情况都做了详细记录。出庭那天，李香娇以一个家政服务员的身份做了客观公正的陈述，最后老人胜诉了，她也因此获得了1800元的报酬。

一次次顺利完成了难度较大的任务，李香娇逐渐成长起来，也有了一定名气，好多律师都来请她去做兼职见证人。善解人意的陈律师对她说：“你已是一位出色的职业见证人了，你完全可以单飞了！”李香娇很感激他，之后和他成为了长久的合作伙伴和无话不谈的朋友。

机灵正直，职业见证一路走好

2001年底，李香娇正式离开了律师事务所，成为了一名自由支配自己的职业见证人。凭着她以前积累起来的关系，她两个月里接连成功做了好几桩业务。

因为完成了一些难度很高的案子，李香娇名气大增，好几家律师事务所主动要求和她签订长期合作的协议。

有了稳定的客户后，李香娇又报名参加了业余法律知识普及班，她要时刻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工作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接着，李香娇又配备了一部好手机、多功能的小型数码相机等设备，这使她的工作更加得心应手。

然而，李香娇并未料到，干这一行也存在很大危险。2002年8月的一天晚上，李香娇骑着自行车往家里赶，突然从前方飞驰而来一辆小轿车，直冲冲地朝她开来，意识到危险逼近，她一个跳跃，扔掉自行车，摔倒在路边的花坛上，小轿车碾过自行车扬尘而去，但是李香娇还是从后面记下了车牌号，并立刻报了警。警方很快抓到了肇事者，原来是不久前李香娇参与见证的一个案子的败诉方。那个男人是一名公务员，妻子发现他有了婚外情，闹着要与他离婚，但他为了工作死不承认，最后李香娇秘密跟踪了他一个月，抓到了他的确凿把柄，没想到他一直记恨在心，企图制造一起车祸来报复李香娇。

虽然李香娇只受了点轻伤，但是关心她的男朋友还是劝她不要再做见证人了，这个职业太危险了。可李香娇已经深深爱上了这个职业，她一方面安慰男友说自己以后多小心点，一方面她又向他的“导师”陈律师求教。陈律师告诉她，以后取证要更加巧妙灵活，在作证时口气不要太生硬以免加深败诉方的怨恨情绪，同时，要加强保护自己，可以学一些自卫术。

为此，李香娇业余时间专门跑到一家武术学校学习散打，一来可以健身，二来可以在必要的时候自卫。此时，男朋友才勉强同意让她继续去从事她的职业。

2004年3月，李香娇接到一宗遗嘱见证业务。那位生命垂危的老人有三个儿子，他临终时只有大儿子在身边。老人弥留之际立下口头遗嘱，他有30万存款，他死后由三个儿子平分。结果，老人走后，大儿子就动了歪心思，他对李香娇说：“你给我做个见证，说我父亲把30万存款都留给了我，事成之后我给你10％提成。”李香娇想了想，或许这样做了谁也不知道，但是良心上她可能一辈子都过不去，她拒绝了，虽然最后她只拿到了4000元的酬金，但她感觉到心境坦然。

此后，李香娇虽然接业务时也稍加选择，比如像经济类案件的酬金高些，家庭纠纷等案件的酬金较低，但她都会用法律的准绳来衡量自己的行为。随着收入的增加，她又购置了手提电脑，并在网上自己的工作信息。这样一来，找她的人越来越多，她选择的余地也越来越大。除了以前的客户，一些信息中介公司、私人侦探调查公司等机构都找到了她。那些层出不穷的见证活儿，给李香娇带来了充实而富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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