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劳动力需求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农业劳动力需求，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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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和培训；需求；江苏；产业环境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5174

农村劳动力转移教育和培训是实现和完成有效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重要途径。从江苏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来看，必须要有充足的、受过专门教育的以及能够适应未来经济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源。本文基于对江苏省部分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调查，分析江苏省当前产业环境下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和培训的需求以及影响需求的因素。

1江苏省产业环境及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

江苏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就业岗位充足，有效地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近年来，江苏省各地深入实施就业富民、创业富民和社保富民等行动，积极构建转移就业、素质就业、平等就业、创业就业和稳定就业“五位一体”的农民就业创业新格局。“十二五”时期，江苏创建创新型省份，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深化，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48%，三大产业实现了“三二一”的标志性转变。先进制造业发展迅速，旅游业也呈现突破性增长。据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数据显示，江苏省2014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383万人，其中新增农村转移劳动力2572万人，到2014年年末，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率已超过七成，全省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总量为18572万人。其中培训农村劳动力2265万人，有404万农民享受职业技能培训鉴定获证奖补政策。截至2015年年底，江苏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达1875万人，转移率超过70%。

2江苏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教育和培训的需求现状分析21农村劳动力具有较强的教育和培训需求

调查显示，江苏农村转移劳动力有着较强的培训需求，有625%的农村居民明确表示愿意参加各类免费培训。其中，表示愿意参加农业种植、养殖技术免费培训的占285%；表示愿意参加经商技能免费培训的占155%，愿意参加农产品加工技术免费培训的占129%，愿意参加各种手工技术、汽车维修、电子产品维修等免费培训的占123%，愿意参加文化基础知识免费培训的占86%，愿意参加电脑、管理、会计等免费培训的占61%。

22农村转移劳动力对技能培训的需求呈现多样化

调查表明，江苏省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培训需求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在表示愿意参加教育和培训的人中，苏北地区明显高于苏南、苏中；表示愿意参加经商技能培训的，苏南略高；愿意参加各种手工技术、汽车维修、电子产品维修等培训的，苏中略低；愿意参加文化基础知识培训的，苏北略低；愿意参加电脑、管理、会计等培训的，苏北略低。

江苏农村劳动力教育和培训意愿充分的有利因素，主要是江苏经济形势良好，就业岗位充足，收入水平高。2014年，江苏农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312元，比上年增长118%，高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江苏最低工资标准进一步提高。但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劳动文化程度低，外出从事行业多以体力劳动为主，有一定生产技能的岗位就业者还偏少，也是促使江苏农村劳动力产生教育和培训需求的因素之一。苏南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相对集中，由于受学历层次、劳动技能和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外来人员以一线工作为主的居多，职业的低层次明显。大多数外来农村转移劳动力进入城市以后只能在普通劳动力市场找到工作，所从事的职业主要以二、三产业中的加工制造、商业服务、餐饮服务、居民生活服务、物流运输操作等。

23企业和社会方面对劳动者专业技能等资质的需求进一步提高企业对劳动力在受教育程度上的要求，直接体现为劳动力市场对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旺盛。很多单位对新招录人员要求至少高中文化程度，或者为大中专职业院校甚至大学本科及以上，或者受过专业技能培训或有技术等级证书、专业技术职称等。转移劳动力中的年轻人更看重学历层次，也越来越希望通^教育和培训来提高在城市就业的劳动技能，获取职业资格证书，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

3影响江苏省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和培训需求的主要因素31年轻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和培训需求相对旺盛

农村转移劳动力参与教育与培训的意愿，特别是参与非农业技能培训的意愿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下降的趋势。年轻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年龄偏高的劳动力，由于其接受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较高，而且随着新型城镇化和市民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向往城市生活，希望改变现有的就业状况和收入水平。因此，年轻转移劳动力更希望通过培训提高劳动技能，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

32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且有过教育培训经历的人员有更强的培训意愿农村转移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就越强，越能充分认识到教育培训的重要性。曾经参加过教育培训的转移劳动力，对教育培训的形式、内容及培训收益和效果等信息了解得更充分，而且前期的教育培训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技能和收入水平，职业和收入的改善有利于他们对新的教育培训形成良性的预期，大大提高了参加教育培训的可能性。同时，有针对性的培训内容、合理的培训时间安排、灵活的培训形式以及资质较高的培训机构，能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对培训的认可。总的来说，文化程度高的农村劳动力收入相对较高，承担教育培训成本的能力相对就较强。

33企业和社会对劳动力的资质要求，是激励农村转移劳动力参加教育培训的重要因素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着必然的刚性需求。目前，江苏省劳动力市场对技能型劳动力的需求旺盛，已由单纯的体力型向专业型转变，企业对劳动力的文化知识、学历程度、专业技能等要求逐步提高。加大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技能培训的力度，已经成为各地政府劳动保障部门劳务输出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面对社会对受过专业技能培训或有技术等级证书、专业技术职称等资质要求越来越高的趋势，农村转移劳动力对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劳动技能的意愿会更迫切。

4改善江苏省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和培训需求的思考41完善培训需求信息化服务，突出年轻人作为教育培训对象的重点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关注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教育培训需求，使需求调研动态化、制度化，建立农村劳动力培训需求机制。基层政府、培训机构和学校要进行多渠道宣传，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多种现代媒体工具，搭建政府培养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信息平台，及时向农村劳动力和社会公布相关培训和政策信息，使有转移需求的农村劳动力了解培训的项目和内容，激发他们的培训动机。关注农村新增劳动力，确保未能继续升学并准备进入非农产业就业或进城务工的初高中毕业生免费参加短期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

42创新内容与形式，提高教育培训质量

对培训效果的主观评价是影响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培训意愿的重要因素，而这种主观看法的形成取决于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培训时间的适应性、培训形式的灵活性及培训机构的资质等。因此，政府要加强政府劳动保障部门、企业、社会力量办学机构及职业介绍机构的沟通与合作，灵活办学，结合当地产业结构调整的特点和劳动力转移的趋向，多形式、多渠道组织教育培训。以劳动力需求为中心，创新培训内容。引入竞争和市场化运作机制，加强对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的资质认定和审查，提高教育培训师资的素质，推进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示范学校与示范基地建设，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对教育培训机构的信任和对效果的J可。

43推行培训与职业资格认证相结合的制度，做好人力资源战略储备各地政府要能够根据当地经济的发展要求以及产业升级的潜在需求，为本地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保障，进行战略性的人员培养和储备。教育培训部门可根据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标准和要求以及行业企业提出的岗位能力，推行培训与职业资格认证相结合的制度，提升受训人员的技能水平，真正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工作技能和就业技能，保障参与教育的培训者的投资回报。

参考文献：

[1]田妹华新农村建设背景下苏州农村劳动力培训现状调查与对策分析[J].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1）：46-49

[2]高珊，周春芳农村劳动力参与培训的现状及需求分析――以江苏省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09，37（32）：16021-16022，16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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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业比较利益劳动力资源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赫―俄一般均衡模型

一、理论背景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人口众多,而土地资源人均拥有量相对贫乏的农业大国。因此,根据赫―俄的要素禀赋理论,我国的农产品国际贸易应该建立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基础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化为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并且将其原因解释为农业劳动力素质过低、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区别、比较优势理论的缺陷等理由。这些理由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批判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而建立在新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推断的,对进一步认识我国农业劳动力要素的特征以及农业生产的优势与劣势提供了更深刻的理论依据。大量的研究表明,就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国际贸易,古典的比较优势理论仍然是适用的。因此,本文试图继续站在古典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在赫―俄模型中加入要素收益的变量,建立起要素收益与赫―俄一般均衡扩展模型,分别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来分析农业比较利益对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影响,说明了农业劳动力资源优势为什么没有能转化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

二、要素收益与赫―俄一般均衡模型

一直以来,人们总是把农村劳动力的存量作为衡量劳动力资源优势的标准,而不考虑这些劳动力是否带来了农业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实际上,劳动力资源优势要转化为我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还必须使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成为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给是指在一定的劳动收益下,劳动者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劳动能力的总和。由于目前我国的农业劳动单位用工收益仍然非常低,所以在农村中很多劳动者缺乏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动性,产生大量的年轻劳动力离开农业生产活动转而外出打工或从事其他商业活动的现象,从而引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现象,进一步降低了我国农业劳动力素质。正是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引起了农业劳动力供给的降低,这种供给的降低产生了农业劳动力需求的结构性短缺,因此,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去衡量我国的农业劳动力资源,那么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也并不丰裕。这种情况在日本更加明显,日本是一个劳动力资源异常丰富的国家,但农业比较利益低下使其完全丧失了劳动力资源优势。

为进一步说明农业比较利益与劳动力供给对劳动力资源优势与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下面的要素收益与赫―俄一般均衡扩展模型:

SA=a+b?鄢LA+f?鄢RA

DA=c+d?鄢DW

DW=m-n?鄢P

P=LA+K

SA=DA

其中,SA、DA分别代表农业劳动力供给与需求;LA、RA分别代表农业劳动力报酬(劳动力成本)与农业劳动力收益,劳动力报酬是指单位劳动力用工作价;劳动力收益是指每一劳动日净收益;DW、P分别代表农产品的需求与价格;K表示产品价格中非劳动力成本影响因素的总和。模型假设农产品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为同一价格与需求,而要素是不能流动的。之所以称之为要素收益与赫―俄一般均衡扩展模型,是因为本模型是在赫―俄理论的一般均衡框架图1的基础上增加了要素收益因素产生图2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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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赫―俄理论的一般均衡框架

生产要素的需求可以从对最终产品的需求中派生出来,其与要素的供需力量共同决定了要素价格。要素价格和技术水平决定了最终产品的价格。各国相对商品价格之间的差异确定了比较优势。图中清晰地表示出所有经济力量如何共同确定最终商品的价格,因此人们又称赫―俄模型为赫―俄一般均衡模型。

图2在赫―俄理论的一般均衡框架上增加要素收益与报酬因素,由要素收益与报酬决定要素供给,深化了赫―俄理论的一般均衡的比较优势和贸易模式。

因此,在图2的模型中,内生变量劳动力报酬(劳动力成本)LA与外生变量劳动力收益RA共同决定了劳动力供给SA,而商品的最终需求派生出要素的需求,商品的价格则由要素成本LA(要素报酬)及其他外生变量共同决定,并可知系数a、b、c、d、f、m、n均为正数。在要素供给与要素需求的均衡条件下可得到均衡商品价格P?鄢=K+■,于是?坠P?鄢?坠RA=-fn?鄢d+b。

由f、n、d、b都为正数可以得出?坠P?鄢?坠RA为负数,说明劳动力收益越高则产品价格越低,于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就越高,而如果产品的劳动力收益很低,则会提高产品的均衡价格,影响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三、实证检验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考虑劳动力收益与劳动力供给的关系以后,我国的农业劳动力资源优势便受到了严重挑战。劳动力资源存量的优势似乎不足以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劳动收益将对劳动力资源优势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产生显著影响。为了进一步检验这个观点,我们需要从实证角度对模型再次进行检验,检验模型采用如下的形式:

Y= c(1)+ c(2)?鄢R

其中Y为CA(Competitive Advantage)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R为单位农业劳动工日净收益。模型的数据样本采用12种农产品的横截面数据(见表1)。采用的CA指数是指考虑进口影响后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即CA=RCA-(Mia/Mit)/(Mwa/Mwt),其中Mia是t时期国家i在产品a 上的进口,Mit是国家i在t时期的总进口,Mwa是指a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总进口,Mwt是指世界市场上在t时期的总进口。

如果上文的要素收益与赫―俄扩展模型成立,则说明劳动力收益高的产品能促进我国农业劳动力的供给,发挥我国农业劳动力资源优势,降低产品的均衡价格,进而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就是说R的系数c(2)应该能够通过为正值的检验。按照这个思路,对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Y=-3.058+0.137?鄢R

T -3.5843.702

Sig 0.005 0.004

F=13.705 sig 0.004

由所有的T值和F值都小于0.01的显著性,使我们的结果非常满意,我们可以接受c(2)为显著地为正值。R的系数为正数证明了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与劳动力收益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样的结果强有力的验证了本文的劳动力收益与赫―俄扩展模型的正确性,显示出劳动力收益对我国农业劳动力资源优势的显著影响。

四、结论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通过引入要素收益与赫―俄一般均衡模型,不管是理论上的推断还是实证检验上的验证,都说明了劳动力收益对我国农业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巨大影响。因此,在我国农业生产效益低下的情况下,发挥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只有提高我国农业整体比较利益,增加农业生产的净收益,提高农民收入,才能促进劳动力供给,从而发挥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进而提高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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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剩余劳动力;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非均衡分析

［中图分类号］ F2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9-0078-06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增长依赖于结构转换，随着一国经济的增长，工业和服务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不断上升，农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不断下降，结构转换完成之时也即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实现之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正是一个经济体工业化的过程。[1]因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也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20世纪中期以来，众多经济学家都对这一经济社会现象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美国经济学家拉尼斯（Ranis.Gustav）、费景汉（Fei.J.H）、乔根森（D.Jorgenson）和托达罗（M.P.Todaro）等。中国学术界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卓有成效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1945年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而在此之后是学术界长达40年的沉默。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农民工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才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学术界对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广泛关注。20多年来，从事理论研究的国内学者，围绕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现状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出路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在该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我们认清现阶段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现状、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努力探索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和方法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中国政府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决策参考。但正如西方学者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中存在缺陷一样，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或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问题：

1. 基础研究不够深入。如：至今没有一个在学术界公认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大多数研究都从各自的研究目的出发给出了中国剩余劳动力的测算办法，进而给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这最多算是一个操作上的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理论定义要说明的是：以什么作为剩余劳动力的理论标准。也有学者将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为：从农业部门抽走后不影响农业总产量的农业劳动力。这个定义暗含的假设是农户生产的目标是产量最大化，而产量最大化的生产目标只有在“传统农业”这个大前提下才是成立的，当农业处在现代农业或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阶段时，这个定义也就失去了其成立的基础。

2. 试图在劳动力市场均衡的框架下解决中国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从劳动力市场发育的角度来研究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的一个前提是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的主因是劳动力市场的不健全。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充分是一个不争的实事，但任何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也不可能发育到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完全竞争程度，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只是一个假设，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工资也仅是一个“影子价格”。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发育无疑有利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很显然，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发育不可能解决中国由于产业结构变动而产生的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

3. 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集中在第二、第三次产业，忽略了农业本身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作用。研究者多根据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认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会不断下降，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会不断上升，农业作为衰退产业，不可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从长期来看，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正如有的学者已指出的那样，农业的产业化和农业经济组织的变革可能会吸纳相当多的农业劳动力，如果选择合适的农业技术道路和农业产业政策，农业至少在短期内可以缓解农业劳动力过剩的矛盾。[2]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涉及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必须在研究农业剩余劳动力需求的同时也关注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才有可能看清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全貌。

4. 对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大背景关注不够，导致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农业剩余劳动力是经济结构（主要是产业结构）转型过程有的经济社会现象。只要工业化的过程没有结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不可能停止。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任何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和政策都必须兼顾其在短期内的紧迫性和在长期内的艰巨性。

对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必须以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为时代背景，在弄清楚农业剩余劳动力内涵的前提下，跳出劳动力市场均衡的分析框架，以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动为主线，从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探求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的真实原因和可能的转移途径。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内涵分析[3]

1. 传统农业社会。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我们假设：没有产品和要素市场；人们把生育看得比提高生活质量更重要；家庭是农业经营的基本单位；家庭人口数等于家庭劳动力数。如图1所示，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当家庭在给定的土地面积上投入的劳动力人数为8人时，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0，如果此时的平均产量（10个单位）正好是维持生存所需要的最低产量，那么，毫无疑问，此时，多于8人的劳动力人口为剩余劳动力，家庭内的粮食缺口为四边形ABCD的面积。（1）如果全社会有一部分家庭有剩余劳动力，而另一部分家庭有多于人均10单位的农产品数量，并且这些多余的农业品正好能够养活其他家庭的剩余劳动力，那么这些农产品将通过乞讨、抢劫等形式转移到剩余劳动力手中，使社会得以维持。（2）如果全社会中农产品数量多于人均10单位的家庭所拥有的多余农产品总量不足以养活社会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总量，那么社会将通过战争、瘟疫等形式进行调节。（3）如果当多于10单位的农产品总量在养活全社会剩余劳动力总量后还有剩余时，社会的生育率提高，多出的人口将把剩余的农产品消耗掉，这正是马尔萨斯描绘的“人口陷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根本不可能发展工业。（4）如果当多于10单位的农产品总量在养活全社会剩余劳动力总量后还有剩余时，人类没有生育更多的人口而是将多余的农产品用于发展工业（人类正是按照这种模式发展的），那么工业的发展将吸收边际劳动生产率为0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变为产业工人，此时社会农产品剩余一部分变为工业资本，一部分变为产业工人的工资，掌握大量农产品剩余的人将变为工业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工业资本家提供的工资不低于相当于10单位农产品的工业工资，就会得到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正是刘易斯定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内涵。可见，刘易斯定义的剩余劳动力是由于家庭农产品数量不能养活家庭人口的剩余，因而也可称为绝对剩余。

2. 现代农业社会。在现代农业社会中，户主按照农业生产的利润最大化目标进行生产决策，当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时，农户按照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产品（MRPL）等于劳动力价格（W）的原则决定农业劳动的投入量，即：MRPL=MPL×P=W。如图2所示，对于单个农业家庭来说，当家庭劳动力数少于L0时，户主将向社会雇佣劳动以增加利润，当家庭劳动力数多于L0时，家庭则倾向于将这些劳动力转移出去以增加家庭收入。显然多于L0的家庭劳动力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在此，家庭农业剩余劳动力显然不是因为家庭农产品数量不能养活家庭人口而产生的剩余，而是由于家庭为了提高农业经营的效率和家庭收入而产生的剩余，因而可称为相对剩余。

事实上，在现代农业社会中，劳动力是极为稀缺的资源，农业部门一旦产生剩余劳动力将会很快被非农产业部门吸收。理论上农业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

3. 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先进的城市工业和相对较落后的农业并存，即社会是典型的二元社会。我们假设：在二元社会中，农户同传统农业社会一样是农业经营的基本单位；但农户同现代农业社会一样是理性的；农产品一部分自给，一部分供应市场，农产品的价格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意味着即使某些农户的农产品全部用于自给，他们也能够根据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计算出农业经营的收益；农业部门内不存在劳动力市场，而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发育健全，这意味着，农业劳动力可以清楚地知道其它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价格。如图3所示，在短期内，（1）由于农产品价格是给定的且农业技术不变，因而农业劳动的边际劳动产品MPL不变，农户的劳动需求曲线为DL=MRPL，为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农业工资等于人均家庭收入，因而无论投入多少家庭劳动力，农户都实现了利润最大化目标，即农业经营无论如何都是有效率的，在家庭内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2）如果一个家庭投入的劳动力总数为L1并获得W1的工资，而生存工资为由L0决定的W0，那么由于W1

4. 二元经济社会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内涵的进一步分析。根据以上分析：（1）我们可以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为：农户实有劳动力数与由农户农业经营的收入目标所决定的劳动力数之差。农业剩余劳动力包括由生存目标所决定的绝对剩余和由高于生存目标的收入目标所决定的相对剩余两部分。（2）在一个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并基本实现温饱的二元社会中，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是由农户经营的收入目标所决定的相对剩余。（3）在相对剩余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无限供给的农业剩余劳动力。（4）农业剩余劳动力与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正相关，当非农产业的收入提高时，如从W2变为W3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增加。（5）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与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负相关，当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时，如果农产品的价格不变，MRPL将向右上方移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减少。（6）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还与农产品的价格正相关，当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不变、农产品价格上升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减少。

三、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分析

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并不等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取决于户主的剩余劳动力供给决策。

1.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家庭供给[4]。我们假设在农户家庭内与就业有关的分工协作关系已经存在，在决定家庭成员是否到其他产业就业时，家庭有一定的农业收入，即户主对家庭内其他成员是否到其他产业就业的决策是在一定的家庭收入基础上做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家庭供给如图4所示。在图4中，横轴表示收入，纵轴由O点向上表示闲暇时间，纵轴由H点向下表示工作时间，HT为制度工作时间，Oya表示农户已有的家庭收入，Ui表示农户的闲暇―收入无差异曲线，U1

2.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各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及各农业劳动者个体对收入―闲暇的偏好不同，不同地区不同的农户劳动力转移的成本是不同的，对转移到非农产业所要求的临界净收益也是不一样的，在高于临界净收益的前提下，只要劳动力能够转移出去，就可以增加农户的收入，而且非农产业的实际工资越高，农业剩余劳动力就越愿意转移到非农产业，非农产业的实际工资越高，剩余劳动力供给就越多，非农产业的实际工资越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就越少。

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曲线在长期内还要受到农业生产的物质资本存量、生产技术条件、农业劳动人口增长率和劳动参与率、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等因素的影响。当农业生产的物质资本存量如土地面积扩大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量减少；农业人口增加但劳动参与率不变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量增加；农业劳动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增加；农业技术条件变化对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比较复杂，既可能减少也可能增加剩余劳动力的供给，这取决于农业技术进步是节约劳动型的还是节约资本型的。

3.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市场需求。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只能来自于非农产业。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非农产业的厂商只可能按照劳动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决定对劳动的需求，劳动的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下倾斜的直线，某个行业的劳动需求曲线是行业内所有厂商劳动需求曲线的叠加。在短期内，如果整个社会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就不会产生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但是长期内如果社会需求、技术条件、资本存量或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发生变化时，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发生变化。在非农产业劳动力存量不变且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当社会总需求增加时，厂商倾向于扩大产量，增加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当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时，厂商也倾向于使用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以替代价格上涨的要素，只要厂商的生产要素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技术的变化对厂商劳动需求的影响是复杂的，在短期内取决于厂商所采用的技术类型，从长期来看，一般应有利于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总之非农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必须考查社会总需求、生产要素价格、资本存量及生产条件变化时的影响；非农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与劳动力的价格负相关。

四、一个非均衡分析框架

如图5所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曲线为SL，非农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曲线为DL，如果农业剩余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市场在A点实现均衡，均衡工资为W0，均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量为L0。当非农产业的工资为W非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总供给为L总，实际就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只有L实，此时就会有L总-L实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当非农产业的工资足够高时，L总可能会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的全部至少是绝大部分，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土地资源较少而农业劳动力总量很大时，流动到第二、三产业的“失业”量（L总-L实）的绝对数就会大。尽管这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由于在农村拥有土地的剩余索取权而与城市失业有本质的区别，但这一部分劳动力将同城市失业一样会带来效率损失（L0-L实）和收入损失（L总-L0），如果这部分剩余劳动力在产业流动的同时也伴随着空间上的流动，而且都流入城市的话，就会引起城市污染、城市道路拥挤、犯罪等社会所关注的所谓“城市病”。这一部分流出农村而没有就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会由“农业剩余”变为“社会剩余”。

当我们继续分析农业劳动力 “社会剩余”的原因时，不难看出L总-L实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正是凯恩斯论及的总量失业，考虑到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拥有土地剩余索取权的事实，我们称之为“总量剩余”。显然，造成总量剩余的原因同总量失业的原因一样，是由经济波动引起的。而经济波动主要是内生的，经济增长正是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中实现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发展经济学家则认为，结构转换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5]事实上经济增长和波动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动因，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中级阶段，同时也面临着知识经济的冲击，产业结构调整无疑是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因而也可以说由经济波动引起的农业劳动力的“社会剩余”的本质是产业结构变动所引起的结构性剩余。

凯恩斯对总量失业开出的药方是：通过政府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需求，使社会总供求实现均衡。那么农业剩余劳动力庞大的总量剩余是否可以通过政府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短期内解决呢？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早在17世纪末，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就在他的著作《政治算术》中指出，从事制造业比从事农业，从事商业比从事制造业能得到更多的收入，因此劳动力会从农业向制造业和商业转移。1940年英国经济学家柯林・克拉克（Colin Clark）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中也证明了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会逐步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呈阶梯式转移。继克拉克之后，库兹涅茨（Kuznets）也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这种变动规律。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Chenery）和莫塞・赛尔昆（Moises Syrquin）等人进一步研究了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劳动力转移与包括产业结构变化在内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数量关系。他们在1975年出版的《发展模式：1950―1970》一书中，通过对100多个国家的统计分析，发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结构的变动要滞后于产出结构的变动。而就业结构变动滞后于产值结构变动的现象正是包括结构性剩余劳动力在内的结构性失业。产业结构的变动为什么会引起劳动力的结构性剩余或结构性失业呢，从需求的角度看，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科技进步所摧毁的就业岗位少于其所创造的岗位；（2）市场需求结构变动通过生产结构、投资结构导致产业结构变化，而扩张的新兴的产业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少于萎缩的、传统的产业所减少的岗位；（3）资源枯竭或减少产业所消灭的岗位暂时没有可吸纳的产业；（4）国际经济技术往来引起上述因素变化以及国际竞争中由于竞争力较低直接导致的产业衰退、外商投资减少所导致的就业岗位减少，大于中国产品、技术输出所能增加的岗位。

从供给的角度看，引起农业剩余劳动力结构性剩余的原因则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年龄、性别、健康状况等自然特征和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工作经验、人文素质等能力特征与非农产业所提供的岗位要求有差异。

需要说明的是，有关结构性失业的经典分析是建立在劳动力市场总体均衡的框架内分析的，而且假定劳动力的流动无障碍，在这种严格的假定下，结构性失业一定是失业数量与岗位空缺相等的失业，因而可以通过培训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劳动力的充分流动机制等措施加以消除。但这种严格的假定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结构性失业的常态是失业数量与岗位空缺不相等且呈反方向变化。[6]

技术进步当然也是造成农业剩余劳动力结构性剩余的重要因素，但技术进步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变动引起的，而且技术进步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农业劳动力结构性剩余的供求纽带是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在既定的有差异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产生重要的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总量剩余和结构性剩余，而结构性剩余是农业劳动力剩余的本质。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及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都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产生重要的影响，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才有可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分析框架可用图6表示。

这个分析框架的内在逻辑是：通过技术进步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化，一方面通过拉长农业的产业链条增加农业内部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直接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另一方面通过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农业与非农业的收入差距从而间接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同时通过增加对农业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不断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增强农业剩余劳动力自主创业和在非农产业就业的能力。技术进步促进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升级，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使农户的收入增加，而农户收入的增加将扩大对工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拉动工业和服务业规模的不断扩张，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形成良性互动的转移机制。

［参考文献］

［1］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教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占俊英，方齐云.中国农村走势［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3］【美】平狄克，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赵领娣，付秀梅.劳动经济学［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4.

篇4

【关键词】农业劳动力转移资源配置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

由于的实施以及科技的进步，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使莱芜市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尽管自1990年以来，农业劳动力转移步伐明显加快，然而其总量规模仍然居高不下，进一步转移的压力有增无减。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农村，将会严重影响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不仅有利于农业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促进农民增收以及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也具有深远意义。

一、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

对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机制，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使得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减少，从而带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使得人均农业收入增加，而这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农业劳动力转移使得农村居民的时间资源得到更充分有效的利用。众所周知，农业劳动力平均收入低的主要原因是就业不充分，而劳动力转移使得农民由就业不足转向较为充分的就业，从而增加了农民的非农收入。特别是存在兼业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农户中，非农收入构成其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领域的转移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总量，这是不争的事实。1990年以来，莱芜市农民人均纯收入显著提高，从1990年的822元增加到2007年的5912.5元，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年均增长率为12.3%。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民收入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显著的特点是，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迅速攀升。在表1中可见：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收入占66.5％，而非农收入只占到33.5％，为农业收入的一半；2000年，农业收入的比重下降到48.4％，非农业收入已经超过农业收入，占到51.6％；2005年，非农收入的比重继续上升，达到52.39％。可以预见，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继续推进，非农收入（尤其是工资性收入）的上升趋势将会持续。非农收入增加对农民纯收入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90—2007年期间，非农收入增长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58.1％，远高于农业收入41.9％的贡献率。这表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农民收入的一项重要决定性因素，转移的数量越多、速度越快，对农民增收地促进作用就越强。

二、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配置效应

1、理论模型说明

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仅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而且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结构主义增长理论认为，结构转变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因，产业结构的变化会显著地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劳动力转移效益属于资源再配置或结构转换效益问题，这种部门间资源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是以不同部门间的劳动力生产效率不同为前提的，劳动力从效率低的部门向效率高的部门转移势必会提高劳动力的总体效率。因此，在测量具有不同边际生产率的部门之间劳动力转移对增长的作用时，就要比较生产率总增长率与生产率部门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劳动力再配置效益。那么，我国农业劳动力的再配置对经济的贡献究竟有多大？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下面使用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测度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配置作用。

社会总产出Y，可以表示为总劳动生产率P与投入劳动力数量L的乘积。用G（X）表示各要素的增长率，则可得：

GY=GL+GP+GLGP（1）

这说明，总产出的增长率可以分解为劳动力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以及二者乘积之和。因此可以分别得到考察期内劳动力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EL，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产出增长的贡献EP，以及劳动力与劳动生产率共同作用不可分解部分对产出增长得贡献ELP。

GP=（I1GP1+I2GP2）+（I1GR1+I2GR2）（2）

式（2）中I1、I2分别为农业与非农业部门在总产出中的比重，GP1、GP2分别代表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第二项代表了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就业变化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应，记为A（P）。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以及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分别为：

Eap=A（P）/GP；EaY=A（P）/GP（3）

在具体测算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益为：

A（P）=GP-（I1GP1+I2GP2）（4）2、实证分析

利用莱芜市1990—2007年的统计数据，采用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出1990年以来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及经济增长的贡献。

从表2中看出，1990—2007年，莱芜市GDP年均增长率10.39％，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增长6.78％，农业和非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年均增长3.69％和5.38％；劳动力部门间的再配置对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约19.23％，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1.61％。

分段来看，1995—2000年，我国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增长，GDP年均增长9.83％，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达到10.89％。在此期间，农业劳动力素质得到一定提高，青年劳动力不愿再从事脏、苦、累的农业生产，开始向城市转移，劳动力部门间的再配置对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约18.25％，对GDP增长的贡献约为14.45％。2000—2005年，劳动力部门间的再配置对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约为9.13％，对GDP增长的贡献约为12.76％，比上一时期有所下降。但2005—2007年以来，劳动力部门间的再配置效益又有所回升，对GDP增长的贡献上升为15.29％，这很大程度上是我国党和政府加大对农业扶持力度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直接结果。

总体来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结构效应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这种资源再配置效应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尤其突出。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规律，寻求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加速农业劳动力转移显得十分重要。

三、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模式选择

在莱芜市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各区（县）先后创造和总结出以下几种农业劳动力转移模式。

1、进入乡镇企业

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农民可以在工作之余从事农业生产，就地转移使劳动力的可分性较强，农业和本地兼业之间易于协调，而且农民的转移成本小。缺点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在较低技术含量下增加投资的外延扩张。自1995年以来，乡镇企业由于有机构成提高、资源浪费严重，没有形成较好的规模经济，与城市工业竞争的优势不断减弱，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

2、进入城市

这种转移模式的优点是弥补了城市就业的供求缺口。城市建筑、家政、餐饮等脏、险、累的行业，其工资水平和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较低，城市劳动力不愿从事，因而需求与供给缺口相对较大，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正好弥补了供求缺口，也有利于加快城市化的发展。缺点是农民进城与城市待业人员急剧增加之间存在着矛盾，使得农民进城就业的机会相对减少。另外，农民文化水平较低、转移到城市的成本较大、土地及家庭等因素都使农民转向城市就业受到一定的制约。

3、在农村内部消化吸收

这种转移模式的优点是可以促进农村各要素的重新配置。莱芜市目前有大量的三荒地、荒山等资源，如果将这些资源开发利用，可以吸收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而且，实施农业产业化，将农业和产品优势转化为农民的就业机会，不但可以缓解城乡转移的就业压力，从长远来看，还可以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缺点是，由于目前许多地方农业比较利益低，农民收入水平低，导致农民从事农业的积极性不高。

四、结论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促进农民收入增加，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研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规律，寻求促进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分析得出，莱芜市农业剩余劳动力应选择以向城市转移为主、本地兼业转移为辅的转移模式。

【参考文献】

[1]莱芜统计局：莱芜统计年鉴[Z].莱芜：莱芜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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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剩余劳动力；统计；二元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们收入快速提高，可是作为一个人多耕地少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多，出生率高，资本少、劳动生产率低，导致农民大量涌入工业和服务业，农业剩余劳动力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断增加，如何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平稳发展，城乡社会稳定的当务之急。

一、农业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概念

农业劳动力是指16周岁以上，农村户籍，长时间参加企业、事业和家庭副业劳务的劳动力。主要有以下三类：1、长时间生活居住在农村，取得的收入主要为农业收入。2、户籍在农村，但是工作地点在城镇的人群，这部分人群没有直接长期参与农业劳动，而是在外打工，属于我们常说的农民工。3、户籍在农村，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这部分人主要在农村从事服务业、商业等活动。

农业剩余劳动力是指在既定农业资源和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条件下，农业劳动力中无法实现与劳动条件有效结合的那部分劳动力。也就是指在其他生产要素不变的情况下，扣除这部分农业劳动力，并不改变其产出量，也就是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小于等于零的那部分劳动力。

二、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现状

我国农业人口众多，土地资源不足，导致农村劳动力一直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只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户籍和管理等原因将农民禁锢在固定地域，不能自由流动。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农业生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业生产率得到了迅速提高，农民经济活动流动性增强，土地供应量不足的问题日趋严重。从上世纪80年代起，农业容纳劳动力的数量出现了直线下降的趋势。平均每年下降千分之八左右。随着科技的发展，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会进一步减小。我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呈现出以下特征：

1、我国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短缺

我国一直有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多年来我们稳居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位置，人口数量达13.7亿，占到全世界的22％，同时，农村人口基数大，自然增长率高，但是耕地面积只占全世界的耕地的7％，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农村劳动力相对于现有土地资源严重过剩，这样就产生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2、城乡二元经济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我国目前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现象，已经成为制约农业发展和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城乡发展的不均衡使农业生产对人员的吸引力减弱。同时，户籍制度又限制了城乡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即使在城市工作、生活，由于户籍、资本和技术的限制使得农民工很难真正融入到城市当中。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城镇总人口约为6.7亿，城乡人口数接近持平，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上升13。5％，城镇人口的增加、城市下岗职工的增加和等待就业的新劳动力都对城市的就业构成的巨大的压力，也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

3、技术发展使得劳动生产率提高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大幅提高，在现有耕地资源不变甚至减少的条件下，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使得耕地所需劳动力减少，土地、劳动、资本这三个农业经济基本要素组合由于科技的进步发生了变化，由此导致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4、受传统生产模式影响，我国农业结构单一

受传统重农轻商思想影响，我国农业生产主要以农作物耕种为主，农副产品加工及相关的第三产业发展落后，因此对农业劳动力的吸收有限。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尽管在不同时期呈现出较大波动，但总的来说一直持续在一个较高水平。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建议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劳动力的稳定和发展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1、加强农业自身发展，拓宽就业渠道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呈现出的一大特点是就业不充分，这部分劳动由于人员多，土地资源少，以及自然环境和季节因素等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产量不会由于这部分劳动力数量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政府应以相应政策导向加强农业的综合开发和配套的加工生产和服务等深层次、全方位开发，从以单一的农业种植为主向林业、渔业、牧业、加工、休闲、娱乐等多种经营方式转变。

2、拓宽农村二、三产业就业渠道

根据各国的发展经验，随着科技的进步，市场发展的成熟，劳动力会逐步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我国农业现在以单一的第一产业为主，但是随着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其突破单打独斗小规模经营的生产模式，从全球农业经济的发展看，农业经济是从个体经济向规模经济发展转变的。初始农产品到最终消费品经过了生产、加工、包装、仓储、运输、批发、零售的过程，据统计，初始农产品只占最终产品价格的十分之一，所以加大对中间环节的开发，可以增加大量的就业岗位并且使农民获得显著受益。

3、加快城镇化发展步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展迅速，由于城镇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医疗条件和教育水平以及相对农村优越的生活环境，导致大量资金、人员等生产要素向城镇集中。经验证明，城镇的发展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城镇的地理优势和消费水平相较大城市为低，同时又具有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使得农村外来务工人员在既可以避免离乡背土又可以进行就业，从而稳定了家庭，提高了收入。城镇的发展能够解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4、改革户籍制度，提高劳动者素质

由于我国户籍制度等原因，农业劳动力在城市就业面临养老、医疗、子女教育、住房等诸多限制，使得他们缺少一个公平的机会来选择个人的职业发展，加强城乡一体化发展步伐，改革二元户籍制度，实现公民平等身份，取消歧视性就业限制才能够保障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运转。同时，由于我国农民大多数文化程度较低，先进技术掌握程度不足，在科技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时期，难以适应对技术要求较高的产品加工和商业、信息业等利润率较高的二、三产业要求。因此，加大农村教育投入，提高农业人口素质，培养有技术的农业生产者，使其适应现代化生产需要，是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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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中国农业现代化是一种后发追赶型农业现代化，选择政策重点，可以充分利用4个原理。它们是“后发效应”原理：借鉴和利用先行国家的知识和经验可加快发展；“木桶原理”：加高农业现代化的“最短木板”可快速提高水平；“竞争优势”原理：创造和发挥自己的竞争优势可赢得局部主动权；“创新原理”：通过持续创新等可开辟农业现代化的“运河路径”。

1.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是重中之重

2008年在131个国家中，中国农业效率指标的世界排名是：水稻单产排第15位，谷物单产排第18位，小麦单产排第22位，农业劳动生产率排第91位。中国谷物单产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但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2%。很显然，中国农业发展，一条腿长（谷物单产高），一条腿短（劳动生产率低），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最短木板，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应该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中之重。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大致有5条基本路径。

一是深化农业科技改革，建设农业创新体系。基本思路是：在国家农业部和科技部等的指导和协调下，在继续发挥国家农业科研机构作用的同时，以省市农业为基本单位（区域子系统），组建中国农业创新体系。以省市为单位，以高校为枢纽，以农企为骨干，以网络为平台，以技术为支撑，以信息为纽带，以服务为抓手，以市场为导向，促进合作创新，促进技术转移，提高创新能力，提高农业效率；二是深化农业金融改革，建设现代农业金融体系。鼓励多种形式的、灵活有效的、低息的农业金融服务，坚决杜绝“高利贷”；三是深化农业水利改革，建设现代水利体系，形成投资多元、管理科学和经营“非营利”的水利服务体系；四是根据科学规律，推进农村。实现“耕者有其田”，实现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提高土地利用的科学性；五是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根据粮食需求预测，制定优质粮食生产指南，确保优质粮食的种植面积和土地。建议明确划分出5亿亩左右的优良农田，作为国家优质食品粮的“永久生产基地”，简称“国家食品粮生产基地”，挂牌生产，责任到人，定期检测，大力扶持。

2.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是关键所在

农业转型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农业转型包括农业生产、农业经济、农业要素转型和农业生态转型等。目前，中国农业结构距离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比例约为40%，大约相当于英国1841年和美国1900年的水平；中国农业增加值比例约为11%，大约相当于英国1880年和美国1929年的水平。加快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升级，是提高中国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而言，农业转型大致有5条路径。

2.1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 农业转型的关键是农业劳动力转移。2008年～2050年，中国农业劳动力比例将从40%下降到3%左右，农业劳动力总数将从3.1亿下降到0.31亿左右，大约有2.8亿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建立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取消传统的户籍制度，建立现代“信用管理”制度，是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基础。

2.2实施现代畜牧工程，提高营养供应水平 根据世界农业现代化的经验，以种植业为主的国家向种植和畜牧并重转型是一个必然过程。2050年中国谷物需求预计将达到7.8亿吨，肉食需求将达到1.2亿吨，饲料用谷物比例将达到58%左右，畜牧增加值占农业增加值比例达到50%左右，畜牧业将占中国农业半壁江山。建议明确划分出6亿亩左右的农业用地，作为“国家饲料粮生产基地”，挂牌运营，发展现代畜牧和养殖业。

2.3实施蓝色农业工程，提高农业供应能力 科学规划中国海域面积，建设现代海洋农业、海洋养殖业和海洋捕捞业等。

2.4实施“三高”农业工程，促进农业生态转型 发展“高品质、高效益和高环保”的高级现代农业，如有机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和旅游农业等。

2.5科学修订农业区划，三大农业协调发展 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推进和高速运输网络的形成，中国人营养结构和营养需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有的农业区划需要进行科学修订。建议按“自然地理和农学、人文和经济地理、生态地理”的三维标准和原则，修订中国农业区划，以后每10年修订一次。这种新的农业区划，可以简称为“三维农业区划”。

3.提升农民生活质量是必然选择

农民是农业现代化的行为主体，农民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农民现代化涉及众多因素，从农业现代化角度考虑，农民现代化应该包括农民素质、农民收入、农民生活、农村生活条件和农村社会保障的现代化等。关注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涉及5个方面。

3.1实施新型农民培训计划，全面提高农民素质 新型农民培训计划，就是要培养适应市场化、专业化、信息化和生态化的新一代农民。建议在农村普及免费农业生产技术或劳务技术培训。

3.2实施农村小康工程，消灭农村绝对贫困 对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农村家庭，给予“爱心帮助”，包括发放年度小康券；提供教育帮助，包括免费义务教育，高中和大学助学金；提供免费大病医疗保险，避免因病致贫现象的发生。

3.3实施生态移民工程，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科学界定“不适合人类居住”地区，对其原居民实行生态移民和教育移民。

3.4实施农村城镇化工程，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在具备条件的农村集镇，实施农村城镇化工程，按现代城市标准规划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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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经济；积极影响；消极影响

中图分类号：F3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1）12-0321-01

一、时代进步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70%左右。随着农村农业边际收益递减、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及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科技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就会从农村游离出来转入城市，从事其他高收入的行业，民工潮的大量出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的积极影响

(一)提高了农民素质，为农村经济发展锻炼了人才

在现代社会，劳动者的素质是劳动力就业竞争中最重要最关键的因素。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和用人单位吸收农村劳动力是一种双向选择的过程。这种双向选择的机制决定了一个劳动力要从农业向非农行业转移，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通过转移过程中的工作和学习，通过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环境，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掌握了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开阔了视野，培养了新的意识和观念。

(二)推动了农牧业的发展

农村劳动向城市的转移扩大了城市对粮食、蔬菜、水果、花卉、肉类、水产品、牛奶及其制品的大量需求，促进了农牧业的技术进步、生产专业化和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三)加快了农村现代化进程，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加快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必须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方面，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看，只有不断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比例，才能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生产水平，才能不断提高农村经济的综合实力和农村现代化水平。

另一方面，对于农村经济，现代化意味着通过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增长和农业中现代科学技术含量增长的作用，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充分转移，才能有真正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才能推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四)加速了商品的流通，沟通了城乡关系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改善了流入地劳动力紧缺的局面，对城市化建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转移的劳动力，在城镇和乡村之间架起了这座桥梁，对充分发挥城乡各自的优势，开拓和完善城乡市场，扬长避短发展城乡联合，具有积极的意义。由此带动了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和区域流动，沟通了区域间、城乡间的联系。

(五)利于优化农业结构，加快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客观上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能够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市场比较优势，把土地资源置换出来，发展用地较少，而耗费劳动力较多的高附加值的产品生产，迫使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业就业容量。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农民平整土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通过改善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缓解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压力。

此外，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发展农村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带动关联产业群的发展，将产业优势和产品优势转化为农民的就业机会，拓展农民的就业渠道。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的消极影响

虽然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部分人口的大量流出，也会对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危及到农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

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不但导致农村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减少，而且导致农村劳动力素质的降低。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在造成农业资源浪费的同时，也降低了农业资源的利用率。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转移造成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农业劳动力老龄化至少会产生两种负面影响：一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二是影响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使用。

(二)留守老人和儿童疏于照顾

由于父母外出，农村的留守儿童绝大部分是由爷爷奶奶照顾，由于爷爷奶奶，年纪较大，文化层次不高，不能在学习上给予有力帮助和指导，这就必然给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造成一定影响。

(三)农村劳动力投入效率下降，农村经济发展成本上升

国家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由于绝大多数有文化知识、懂技术的农村劳动力长年在外务工，给农业生产及农产品科技含量提高、产业结构调整造成影响。同时，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必要劳动力减少，对农村劳动力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造成影响，农业发展成本加大，造成新的农村发展问题。

(四)农村劳动力转移造成农村人才的流失

农村人才的流失加剧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和妇女化的发展趋势，削弱农业生产的后劲；另外，部分农村劳动力的过度流出造成土地撂荒现象。农民外出打工赚钱建房，在改善他们居住条件的同时，也占用了大片的耕地，弃耕和增加建房占地现象必然影响全社会的发展。

(五)加剧农业区域经济不平衡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地域跨度大，自然禀赋差异大，各地农业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集中更加剧了农业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东部地区农民的纯收入与西部地区农民纯收入的差距加大。

四、结论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合理流动，使“三农”问题得到更好地解决，这样，才能进一步加快我国小康社会建设的步伐。

参考文献：

[1]刘秀梅.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经济效应研究[D].中国农业大学,2004.

篇8

“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说。首先提出“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数的劳动力为剩余劳动力”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古典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954年刘易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论文中，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视为一个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过程。这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而言，都存在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寻求利润为目的的城市现代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和以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仅以维持生计而非追逐利润为目的农业部门为代表的所谓非资本主义部门。此种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是，经济发展仰赖于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资本增殖与扩张，并有可能不断吸纳传统的非资本主义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而传统农业由于技术停滞，土地扩展的限制，特别是农村人口增长迅速，资本性投入物少，故这一部门的劳动力极为丰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在这种（二元）经济的较大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有些作者已经注意到农业部门中这种‘隐蔽’失业的存在，并说在所有情况下家庭拥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如果有些家庭成员找到其他工作，则剩下的成员仍可以耕种他们所拥有的土地。”（A.刘易斯，1989,3）A.刘易斯接着指出：“但是无论边际（劳动）生产率是不是零或很小，这对我们的分析并不重要。在这些经济里，劳动力的价格是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因此，只要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力超过需求，则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A.刘易斯，1989,4）．刘易斯认为，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两个部门的劳动者工资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工业部门由于不断扩展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乡—城市之间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无制度障碍）的前提下，便发生了传统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然而又由于传统农业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性质和城市工业部门存在失业，吸纳劳动力毕竟有限，故现代工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只能略高于农业部门劳动者维持生计的收入水平。“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指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维持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A.刘易斯，1989,12）。这便是在A.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框架内，边际生产率为零值甚至为负数的劳动力乃是剩余劳动力的经典定义。

对于西方学者的这一概念，我们的评价是：第一，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概括无疑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因而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基础。第二，“零值边际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力概念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从增量变化的动态角度描述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及成因，对发展经济学的宏观结构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这无疑是刘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论贡献。第三，然而A.刘易斯等人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存在缺陷，这主要是：其一，这一定义是以技术长期停滞，且其他生产要素（土地，资本等）不变的传统农业为前提的，但当代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早已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不同阶段上，远非典型的传统模式，完全不考虑农业转型期农业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入和贡献等因素，显然与事实不符。其二，采用零值边际生产率来界定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它将农业与现代工业视为同质性产业，忽视了农业是一种广泛依赖外部自然条件（如生态环境，气候等）的风险性弱质产业。与工业生产的外部环境相对固定相比，农业生产不仅依赖土地、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变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条件的优劣与变化。举例来说，同等量的要素投入在灾害年份的产出不仅远低于风调雨顺年份的产出，而且可能会颗粒无收。故以灾害年份边际生产率下降为零或为负来判定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怀疑的。

“地—劳比率变动”说。针对A.刘易斯等人的“零值边际劳动率”定义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事实不符的缺陷，中国学者郭熙保、宋林飞等人提出新的定义标准。郭熙保的判别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长期呈下降趋势时，我们认为该国（或地区）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对这个新定义，郭熙保在所做解释中强调，按劳动力平均耕地面积的变动与按区域人口平均耕地变动是有区别的，即劳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着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这一新定义重在强调劳均耕地变动的长期趋势而非短期波动，如果国家或地区劳均耕地面积几十年均呈下降之势，则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农业技术停滞的社会里，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是肯定存在的，同时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是下降的；②在农业技术进步的社会里，农业劳动者增加可能不会降低劳动边际生产率，反而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总产量，因为技术进步使土地生产率提高了。但是只要农业劳动力人数增加得比耕地面积更快，使劳动耕地面积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就仍然存在。（这是由于每个劳动者占有耕地面积的减少，一般说来，抑制了农业技术进步，尤其是机械技术进步，规模经营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假若有一部分劳动者从土地上撤出，这些潜力将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剩下的农业劳动者生产率更高，从而使农业生产更快地增长，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认为，根据农业劳动者人数与耕地面积的长期时间序列资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劳动力定义更简便更容易识别一国或一个地区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

我们认为，郭熙保以经验观察为依据从地—劳变动的长期下降趋势来定义剩余劳动力这一点是有价值的，同时也与中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相符。但他的定义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就是：第一，若从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这一基本点出发，劳均耕地面积下降只是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首先它安全排除了农业生产其他要素（如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自然条件等内生变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础，确定剩余劳动力存在及其数量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特别对于土地资源等天然禀赋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如美国与中国、日本等），很难用统一的尺度测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规模，郭先生在论证他的新定义的正确性时，还用美国、日本1880～1980年间地—劳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证出美、日在农业发展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结论，他指出美国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顷，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顷，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劳均耕地由0.3公顷增加到0.78公顷，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韩国和我国台湾省1953-1988年劳均耕地分别由0.32公顷和0.53公顷，增加到0.62公顷和0.72公顷。于是他认为韩国和台湾省也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其实，郭先生忘记了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台湾省之所以出现劳均耕地面积上升的长期趋势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正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不断存在剩余劳动力，又不断转移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怎么能说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呢？根据郭在《农业发展论》一书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数据，韩国、台湾省农业就业劳动力1953年分别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别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别减少252万和40万人之多，这些减少的劳动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又是什么？如果1988年以后农业劳动力继续减少，从而地—劳比率继续上升，也是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证据与理由么？由此可见，按照郭先生的新定义来断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否，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的。

1982年宋林飞对江苏南通的农村劳动剩余问题进行调研时，提出了测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为剩余，表示农业劳动力剩余度，A为农业总劳动力，F为农田耕作所需的劳动力，其中F＝总耕地／x亩／劳动力，“x亩／劳动力”表示每个劳动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积。确定x涉及两个参数：(1)每亩需要的劳动日数（用D表示）；(2)每个劳动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劳动日数（用L表示）则X=L/D。宋先生用这一公式测得江苏南通县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度为56.8%。（宋林飞，1996）。宋林飞关于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测定方法与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劳均耕地面积为尺度来判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测定方法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趋势，并且在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面积中加入了两个变数：单位劳动力耕种单位耕地的日时数和单位劳动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数。宋林飞的定义及测定方法充分考虑农业劳动时间存在季节差异，非常符合农业生产的实际。这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广泛采用的（农业）工时及工时的边际生产率的升降来确定剩余劳动力思想是一致的。从这方面讲宋的定义和测量方法比郭的定义更进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我们认为宋林飞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及测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虑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技术进步等项变动因素对单位劳动力负担耕地的影响。此外，对单位劳动力年量高工时限度的设定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风俗习惯的巨大差异，特别是不同区域因地势、气候、水土光热等资源条件的不同，单位耕地上投入的劳动工时差别更为巨大。再加之农业技术进步（如免耕法的推广，产业化育种等）以及资本性投入（农业机械、排灌设备的使用）都随时影响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的变化。因此，宋的定义及其测量模型，对某一点上，同质性小区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测定可能是有价值的，换言之，这一定义模型难以成为具有普遍经济学意义的概念。

最后须要指出的是以地—劳比率为基础，郭和宋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均将侧重点放在农业的种植业上，事实上除种植业外大农业的其他产业如林业、养殖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家庭副业中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是绝不能用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及其变动来测定的，这也是郭熙保、宋林飞地—劳比率变动测定法的重大局限性之一。

国际标准比较法—H.钱纳里“发展模型”。1975年西方著名经济学家H.钱纳里构建了“世界发展模型”。H.钱纳里采用库茨涅茨统计归纳法对全世界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社会统计指标（含27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因变量(Y)，其他27个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为自变量(X[,n])的回归模型——“世界发展模型”。根据这一回归模型，H.钱纳里划分了人均GNP小于100美元到大于1000美元等9个等级的“标准结构”量表。根据这一量表可以确定与不同等级相应的27种社会经济指标的标准数值。各个国家或地区便可将自身的实际与这一“标准结构”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其发展的差距。从H.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人均GNP=800美元这一等级下第一产业（该模型称之为初级产业）劳动力是总劳动力比例的30%，当人均GNP=1000美元这一等级时，第一产业劳动力比例降到25.2%(H.Chenney,M.Sycquin,1975,38)。宋林飞根据钱纳里“标准模型”对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率的测定为16%，在用库茨涅茨系数对中国价格扭曲因素在钱氏模型高估作了修正后，计算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剩余率（他称为不合理配置率）为13.8%，（宋林飞，1996）。笔者按1995年中国的人均GNP等级为800美元左右，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为52.2%的实际数据，与钱氏标准模型相比较，并同样扣除价格扭曲因素，测得当年的剩余劳动力率为16.4%。若按1995年全国总劳动力6.89亿为基准计算，当年农业剩余劳动总量为1.13亿，与90年代中期官方和国内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在1.3-1.5亿相比，用钱氏标准模型测得的这一数字显然存在低估的偏差。我们认为H.钱纳里模型为各国测定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数量比例提供了一个标准，这是很有比较研究价值的模型，但是它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各国千差万别的国情条件，除了各国社会经济指标通过回归构成了一种纯粹形式或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理想型”模式之外，更忽略各国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响，例如滞留于中国农村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城乡户籍制度壁垒而不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不能流动和转移，这与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形迥然相异。因此将适用大多数国家发展趋势和特点的模式来套中国农村和农业的情形，很难得出对中国测定农业剩余劳动力有用的结论。

二、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定义

根据中国农村现行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利用的经验事实，我们试对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概念重新定义如下：

1.农村劳动力：指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社区的人口中15-64周岁的男性和女性个人，但不包括其中的在校学生、服兵役人员，以及因身体原因不能劳动的人等。

2.农村剩余劳动力：专指中国农村中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所谓劳动力的不充分就业则是指每个单位农村劳动力每年有效工作时数（注：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工业、手工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低于公认的单位农村充分就业劳动力年度有效工作时数标准，即制度工时数的一种状态。

3.农业剩余劳动力：指从事农业（含种植业、养殖业、林、牧、渔业）的农村不充分就业劳动力。

通过上述三个概念的界定，我们实际上强调它的两点重要含意：其一，农村和农业劳动力剩余的核心和实质是劳动力的利用不足，即就业不充分。其二，按照一个国际国内可以接受的标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作时数的多少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为剩余劳动力以及对劳动力剩余的程度作出界定。为了说明不充分就业作为劳动力剩余的界定标准的合理性，我们拟对这一新定义的内涵和成立的条件作简要说明。

首先，我们认为用劳动时间或工作时间来计量劳动力就业充分与否是有其经济学基础的。早在19世纪中期，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剖析——剩余价值理论就是以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无偿占有为基础的，事实上，劳动时间（而不是货币或其他计量单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理论分析的基本计量单位。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一般劳动量来决定的，而劳动量是由劳动持续的时间来计算的，劳动时间则是用小时、日等作为计量单位。当代一些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面对难以用货币单位计量的复杂经济问题时也广泛采用时间（往往以小时为单位）作为定量分析单位。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S.Bec-ker)及合作者在构建人力资本积累模型中就避开了价格问题，而将一个人的童年、成长期受教育的时间，和一生的工作时间甚至先天禀赋条件通通以时间为单位来计量人力资本的积累。反过来看，如前文所述古典经济学派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和测度之所以产生缺陷和引起争议，很大程度上系由农业生产函数中要素投入在质和量上的差异，以及农业生产环境条件的不确定性所致。其他几种有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及相应的测定方法，如“耕地—劳动力比率变动法”（见郭熙保，1995,166-167，以及宋林飞1996,105-106）、“国际标准比较法”（见Chennery、Msycquin,1975,38）等也出现与“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标准和方法相类似的问题和争议。因此，本研究尝试以劳动时间为基本计量单位来定义及测量中国农村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应当是更合理的选择。

其次，也应当强调采用工时作计量标准测定剩余劳动力必须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即存在必不可少的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或假定，而这些前提或假定必须是通过经验实事验证为正确的。我们设定的几个经济学理论假定如下：

1.经济理性假定。农民（即农村劳动力）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在中国现行农村经济制度下，农民从事的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避害趋利是农民的经济人本质。

2.工时有效性假定。在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对土地拥有法定使用权以及对其他生产要素拥有支配权的农民对其劳动时间的支配与利用将是最充分和最有效的。农民不会在自己支配的劳动时间内偷懒。

3.有效工时的同质性假定。根据工时有效性假定，可以将以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时为单位的劳动量视为无差别的、同质的劳动耗费并用以计算劳动力利用的有效程度。

4.劳动力资源自行合理配置假定。在中国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农民具有自行配置劳动力资源并使劳动力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倾向（注：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不考虑其客观效果——作者注。）。因此，以寻求经济收益最大化为条件的劳动力充分就业是这一倾向的具体化。

保证这一剩余劳动力新定义成立的主要理论前提（或假定）是劳动者工时的有效性，即在当时当地既定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在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时，其劳动时间的利用达到最充分和最有效的程度。这一假定不成立的反面例证是，在另一种制度安排下，（如80年代以前的制度环境下），农村劳动力多数处于“出工不出力”、“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式的“磨洋工”状态，即劳动力单位工时利用非充分和非最有效的状态。一旦“有效工时假定”不成立，我们用以测定农村劳动力剩余的定义及相关模型便会“失真”。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以劳动力有效工时不足为主要内涵的不充分就业来定义农村剩余劳动力仅适用于自1978年以来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

【参考文献】

①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工业、手工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

②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不考虑其客观效果——作者注。

③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④郭熙保：《农业发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⑤宋林飞：《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对策》，《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2期。

⑥H.Chennery,M.Sycquin,PatternsofDevelopment,1950-1970,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

⑦加里．贝尔克等（人力资本，生育率与经济增长》，《政治经济学杂志》98卷，1990年。

⑧罗伯特．卢卡斯：《论经济发展机制》，《货币经济学杂志》22卷1980年。

篇9

“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说。首先提出“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数的劳动力为剩余劳动力”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古典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954年刘易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论文中，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视为一个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过程。这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而言，都存在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寻求利润为目的的城市现代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和以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仅以维持生计而非追逐利润为目的农业部门为代表的所谓非资本主义部门。此种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是，经济发展仰赖于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资本增殖与扩张，并有可能不断吸纳传统的非资本主义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而传统农业由于技术停滞，土地扩展的限制，特别是农村人口增长迅速，资本性投入物少，故这一部门的劳动力极为丰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在这种（二元）经济的较大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有些作者已经注意到农业部门中这种‘隐蔽’失业的存在，并说在所有情况下家庭拥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如果有些家庭成员找到其他工作，则剩下的成员仍可以耕种他们所拥有的土地。”（A.刘易斯，1989,3）A.刘易斯接着指出：“但是无论边际（劳动）生产率是不是零或很小，这对我们的分析并不重要。在这些经济里，劳动力的价格是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因此，只要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力超过需求，则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A.刘易斯，1989,4）．刘易斯认为，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两个部门的劳动者工资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工业部门由于不断扩展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乡—城市之间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无制度障碍）的前提下，便发生了传统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然而又由于传统农业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性质和城市工业部门存在失业，吸纳劳动力毕竟有限，故现代工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只能略高于农业部门劳动者维持生计的收入水平。“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指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维持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A.刘易斯，1989,12）。这便是在A.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框架内，边际生产率为零值甚至为负数的劳动力乃是剩余劳动力的经典定义。

对于西方学者的这一概念，我们的评价是：第一，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概括无疑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因而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基础。第二，“零值边际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力概念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从增量变化的动态角度描述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及成因，对发展经济学的宏观结构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这无疑是刘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论贡献。第三，然而A.刘易斯等人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存在缺陷，这主要是：其一，这一定义是以技术长期停滞，且其他生产要素（土地，资本等）不变的传统农业为前提的，但当代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早已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不同阶段上，远非典型的传统模式，完全不考虑农业转型期农业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入和贡献等因素，显然与事实不符。其二，采用零值边际生产率来界定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它将农业与现代工业视为同质性产业，忽视了农业是一种广泛依赖外部自然条件（如生态环境，气候等）的风险性弱质产业。与工业生产的外部环境相对固定相比，农业生产不仅依赖土地、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变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条件的优劣与变化。举例来说，同等量的要素投入在灾害年份的产出不仅远低于风调雨顺年份的产出，而且可能会颗粒无收。故以灾害年份边际生产率下降为零或为负来判定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怀疑的。

“地—劳比率变动”说。针对A.刘易斯等人的“零值边际劳动率”定义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事实不符的缺陷，中国学者郭熙保、宋林飞等人提出新的定义标准。郭熙保的判别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长期呈下降趋势时，我们认为该国（或地区）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对这个新定义，郭熙保在所做解释中强调，按劳动力平均耕地面积的变动与按区域人口平均耕地变动是有区别的，即劳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着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这一新定义重在强调劳均耕地变动的长期趋势而非短期波动，如果国家或地区劳均耕地面积几十年均呈下降之势，则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农业技术停滞的社会里，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是肯定存在的，同时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是下降的；②在农业技术进步的社会里，农业劳动者增加可能不会降低劳动边际生产率，反而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总产量，因为技术进步使土地生产率提高了。但是只要农业劳动力人数增加得比耕地面积更快，使劳动耕地面积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就仍然存在。（这是由于每个劳动者占有耕地面积的减少，一般说来，抑制了农业技术进步，尤其是机械技术进步，规模经营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假若有一部分劳动者从土地上撤出，这些潜力将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剩下的农业劳动者生产率更高，从而使农业生产更快地增长，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认为，根据农业劳动者人数与耕地面积的长期时间序列资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劳动力定义更简便更容易识别一国或一个地区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

我们认为，郭熙保以经验观察为依据从地—劳变动的长期下降趋势来定义剩余劳动力这一点是有价值的，同时也与中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相符。但他的定义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就是：第一，若从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这一基本点出发，劳均耕地面积下降只是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首先它安全排除了农业生产其他要素（如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自然条件等内生变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础，确定剩余劳动力存在及其数量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特别对于土地资源等天然禀赋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如美国与中国、日本等），很难用统一的尺度测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规模，郭先生在论证他的新定义的正确性时，还用美国、日本1880～1980年间地—劳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证出美、日在农业发展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结论，他指出美国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顷，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顷，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劳均耕地由0.3公顷增加到0.78公顷，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韩国和我国台湾省1953-1988年劳均耕地分别由0.32公顷和0.53公顷，增加到0.62公顷和0.72公顷。于是他认为韩国和台湾省也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其实，郭先生忘记了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台湾省之所以出现劳均耕地面积上升的长期趋势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正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不断存在剩余劳动力，又不断转移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怎么能说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呢？根据郭在《农业发展论》一书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数据，韩国、台湾省农业就业劳动力1953年分别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别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别减少252万和40万人之多，这些减少的劳动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又是什么？如果1988年以后农业劳动力继续减少，从而地—劳比率继续上升，也是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证据与理由么？由此可见，按照郭先生的新定义来断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否，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的。

1982年宋林飞对江苏南通的农村劳动剩余问题进行调研时，提出了测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为剩余，表示农业劳动力剩余度，A为农业总劳动力，F为农田耕作所需的劳动力，其中F＝总耕地／x亩／劳动力，“x亩／劳动力”表示每个劳动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积。确定x涉及两个参数：(1)每亩需要的劳动日数（用D表示）；(2)每个劳动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劳动日数（用L表示）则X=L/D。宋先生用这一公式测得江苏南通县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度为56.8%。（宋林飞，1996）。宋林飞关于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测定方法与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劳均耕地面积为尺度来判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测定方法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趋势，并且在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面积中加入了两个变数：单位劳动力耕种单位耕地的日时数和单位劳动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数。宋林飞的定义及测定方法充分考虑农业劳动时间存在季节差异，非常符合农业生产的实际。这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广泛采用的（农业）工时及工时的边际生产率的升降来确定剩余劳动力思想是一致的。从这方面讲宋的定义和测量方法比郭的定义更进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我们认为宋林飞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及测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虑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技术进步等项变动因素对单位劳动力负担耕地的影响。此外，对单位劳动力年量高工时限度的设定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风俗习惯的巨大差异，特别是不同区域因地势、气候、水土光热等资源条件的不同，单位耕地上投入的劳动工时差别更为巨大。再加之农业技术进步（如免耕法的推广，产业化育种等）以及资本性投入（农业机械、排灌设备的使用）都随时影响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的变化。因此，宋的定义及其测量模型，对某一点上，同质性小区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测定可能是有价值的，换言之，这一定义模型难以成为具有普遍经济学意义的概念。

最后须要指出的是以地—劳比率为基础，郭和宋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均将侧重点放在农业的种植业上，事实上除种植业外大农业的其他产业如林业、养殖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家庭副业中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是绝不能用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及其变动来测定的，这也是郭熙保、宋林飞地—劳比率变动测定法的重大局限性之一。

国际标准比较法—H.钱纳里“发展模型”。1975年西方著名经济学家H.钱纳里构建了“世界发展模型”。H.钱纳里采用库茨涅茨统计归纳法对全世界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社会统计指标（含27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因变量(Y)，其他27个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为自变量(X[,n])的回归模型——“世界发展模型”。根据这一回归模型，H.钱纳里划分了人均GNP小于100美元到大于1000美元等9个等级的“标准结构”量表。根据这一量表可以确定与不同等级相应的27种社会经济指标的标准数值。各个国家或地区便可将自身的实际与这一“标准结构”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其发展的差距。从H.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人均GNP=800美元这一等级下第一产业（该模型称之为初级产业）劳动力是总劳动力比例的30%，当人均GNP=1000美元这一等级时，第一产业劳动力比例降到25.2%(H.Chenney,M.Sycquin,1975,38)。宋林飞根据钱纳里“标准模型”对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率的测定为16%，在用库茨涅茨系数对中国价格扭曲因素在钱氏模型高估作了修正后，计算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剩余率（他称为不合理配置率）为13.8%，（宋林飞，1996）。笔者按1995年中国的人均GNP等级为800美元左右，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为52.2%的实际数据，与钱氏标准模型相比较，并同样扣除价格扭曲因素，测得当年的剩余劳动力率为16.4%。若按1995年全国总劳动力6.89亿为基准计算，当年农业剩余劳动总量为1.13亿，与90年代中期官方和国内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在1.3-1.5亿相比，用钱氏标准模型测得的这一数字显然存在低估的偏差。我们认为H.钱纳里模型为各国测定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数量比例提供了一个标准，这是很有比较研究价值的模型，但是它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各国千差万别的国情条件，除了各国社会经济指标通过回归构成了一种纯粹形式或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理想型”模式之外，更忽略各国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响，例如滞留于中国农村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城乡户籍制度壁垒而不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不能流动和转移，这与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形迥然相异。因此将适用大多数国家发展趋势和特点的模式来套中国农村和农业的情形，很难得出对中国测定农业剩余劳动力有用的结论。

二、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定义

根据中国农村现行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利用的经验事实，我们试对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概念重新定义如下：

1.农村劳动力：指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社区的人口中15-64周岁的男性和女也与中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相符。但他的定义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就是：第一，若从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这一基本点出发，劳均耕地面积下降只是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首先它安全排除了农业生产其他要素（如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自然条件等内生变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础，确定剩余劳动力存在及其数量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特别对于土地资源等天然禀赋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如美国与中国、日本等），很难用统一的尺度测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规模，郭先生在论证他的新定义的正确性时，还用美国、日本1880～1980年间地—劳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证出美、日在农业发展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结论，他指出美国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顷，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顷，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劳均耕地由0.3公顷增加到0.78公顷，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韩国和我国台湾省1953-1988年劳均耕地分别由0.32公顷和0.53公顷，增加到0.62公顷和0.72公顷。于是他认为韩国和台湾省也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其实，郭先生忘记了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台湾省之所以出现劳均耕地面积上升的长期趋势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正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不断存在剩余劳动力，又不断转移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怎么能说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呢？根据郭在《农业发展论》一书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数据，韩国、台湾省农业就业劳动力1953年分别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别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别减少252万和40万人之多，这些减少的劳动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又是什么？如果1988年以后农业劳动力继续减少，从而地—劳比率继续上升，也是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证据与理由么？由此可见，按照郭先生的新定义来断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否，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的。

1982年宋林飞对江苏南通的农村劳动剩余问题进行调研时，提出了测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为剩余，表示农业劳动力剩余度，A为农业总劳动力，F为农田耕作所需的劳动力，其中F＝总耕地／x亩／劳动力，“x亩／劳动力”表示每个劳动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积。确定x涉及两个参数：(1)每亩需要的劳动日数（用D表示）；(2)每个劳动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劳动日数（用L表示）则X=L/D。宋先生用这一公式测得江苏南通县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度为56.8%。（宋林飞，1996）。宋林飞关于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测定方法与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劳均耕地面积为尺度来判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测定方法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趋势，并且在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面积中加入了两个变数：单位劳动力耕种单位耕地的日时数和单位劳动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数。宋林飞的定义及测定方法充分考虑农业劳动时间存在季节差异，非常符合农业生产的实际。这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广泛采用的（农业）工时及工时的边际生产率的升降来确定剩余劳动力思想是一致的。从这方面讲宋的定义和测量方法比郭的定义更进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我们认为宋林飞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及测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虑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技术进步等项变动因素对单位劳动力负担耕地的影响。此外，对单位劳动力年量高工时限度的设定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风俗习惯的巨大差异，特别是不同区域因地势、气候、水土光热等资源条件的不同，单位耕地上投入的劳动工时差别更为巨大。再加之农业技术进步（如免耕法的推广，产业化育种等）以及资本性投入（农业机械、排灌设备的使用）都随时影响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的变化。因此，宋的定义及其测量模型，对某一点上，同质性小区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测定可能是有价值的，换言之，这一定义模型难以成为具有普遍经济学意义的概念。

最后须要指出的是以地—劳比率为基础，郭和宋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均将侧重点放在农业的种植业上，事实上除种植业外大农业的其他产业如林业、养殖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家庭副业中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是绝不能用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及其变动来测定的，这也是郭熙保、宋林飞地—劳比率变动测定法的重大局限性之一。

国际标准比较法—H.钱纳里“发展模型”。1975年西方著名经济学家H.钱纳里构建了“世界发展模型”。H.钱纳里采用库茨涅茨统计归纳法对全世界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社会统计指标（含27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因变量(Y)，其他27个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为自变量(X[,n])的回归模型——“世界发展模型”。根据这一回归模型，H.钱纳里划分了人均GNP小于100美元到大于1000美元等9个等级的“标准结构”量表。根据这一量表可以确定与不同等级相应的27种社会经济指标的标准数值。各个国家或地区便可将自身的实际与这一“标准结构”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其发展的差距。从H.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人均GNP=800美元这一等级下第一产业（该模型称之为初级产业）劳动力是总劳动力比例的30%，当人均GNP=1000美元这一等级时，第一产业劳动力比例降到25.2%(H.Chenney,M.Sycquin,1975,38)。宋林飞根据钱纳里“标准模型”对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率的测定为16%，在用库茨涅茨系数对中国价格扭曲因素在钱氏模型高估作了修正后，计算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剩余率（他称为不合理配置率）为13.8%，（宋林飞，1996）。笔者按1995年中国的人均GNP等级为800美元左右，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为52.2%的实际数据，与钱氏标准模型相比较，并同样扣除价格扭曲因素，测得当年的剩余劳动力率为16.4%。若按1995年全国总劳动力6.89亿为基准计算，当年农业剩余劳动总量为1.13亿，与90年代中期官方和国内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在1.3-1.5亿相比，用钱氏标准模型测得的这一数字显然存在低估的偏差。我们认为H.钱纳里模型为各国测定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数量比例提供了一个标准，这是很有比较研究价值的模型，但是它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各国千差万别的国情条件，除了各国社会经济指标通过回归构成了一种纯粹形式或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理想型”模式之外，更忽略各国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响，例如滞留于中国农村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城乡户籍制度壁垒而不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不能流动和转移，这与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形迥然相异。因此将适用大多数国家发展趋势和特点的模式来套中国农村和农业的情形，很难得出对中国测定农业剩余劳动力有用的结论。

二、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定义

根据中国农村现行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利用的经验事实，我们试对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概念重新定义如下：

1.农村劳动力：指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社区的人口中15-64周岁的男性和女移与对策》，《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2期。

⑥H.Chennery,M.Sycquin,PatternsofDevelopment,1950-1970,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

⑦加里．贝尔克等（人力资本，生育率与经济增长》，《政治经济学杂志》98卷，1990年。

⑧罗伯特．卢卡斯：《论经济发展机制》，《货币经济学杂志》22卷1980年。

篇10

关键词：土家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F32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6－0145－06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事关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土家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普遍存在，农业人口超过总人口的84％，比上世纪50年代日本、韩国的农村人口45％和50％高出近一倍。由于农业生产率的水平低下，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如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21世纪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事关全局的战略性问题。实现土家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对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需求，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缓和社会两极分化矛盾，提升区域的经济竞争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一、土家族的发展沿阶

土家族是较早从事农耕的民族。土家族由于自己的生产技术低，生产工具落后、产量低．于是他们向汉族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引进先进的生产工具，从而提高土家族的生产力水平，加速社会经济的进步。唐、宋间，由于实行羁縻州县制度，社会比较稳定，土汉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仍处于不习牛耕的刀耕火种阶段，而兼事渔猎。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领主，除奴役土民外，还不时驱使“士兵”至邻近汉区掳掠人口、财物。元至清康熙年间，建立土司制度。土司的统治客观上曾使土家族的活动地域更加稳定，民族特点得以保持。但这时地主经济开始出现。雍正年问“改土归流”，封建领主经济解体，地主经济迅速发展。土司时“蛮不出境，汉不入洞”的禁令被打破，大批汉族农民和商人迁入，带来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使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但是后，资本主义商品和鸦片于咸丰末年大量销往土家族地区，土布、土靛、蜡染等传统工艺产品逐渐失去销路，受到沉重打击。帝国主义者廉价大量收购桐油、茶叶、木材、药材等土特产品，刺激了桐、茶种植业和榨油、木竹加工业的发展，城镇商业和集市贸易日渐兴旺，各业行会组织开始出现。后，土家族地区兵灾频繁，农村经济陷于破产，商业停滞，民不聊生，直到建国前夕。土家族地区的经济仍然十分落后。

建国后，党和国家制定和落实民族政策。把土家人定为单一民族。并于1957年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983年又成立了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1983、1984年成立了酉阳、秀山、石柱、黔江、彭水五个自治县。土家族人民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在党和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武陵山地区的土家族人民已经基本解决温饱，正在向脱贫致富之路迈进。但由于经济文化落后，加上耕地的限制，土家族地区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有待于合理转移。

二、土家族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分类

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指超过农村产业需求的那部分劳动力，其实质是许多农民正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的状态。从结构上看，土家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是由两部分构成：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剩余劳动力。这是因为土家族聚居于湘鄂渝黔边区的武陵山区，就业空间有限。兼业现象普遍存在，还有一大批农民“过度拥挤”在农村土地有限的农业中。由于农村又是一个较为独立的与城市明显不同的地域和产业系统。。因此，土家族地区农村不仅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而且还存在大量非农产业剩余劳动力。

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是指在乡村地区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农业产业结构单一化，主要是种植业，这部分劳动力在当时的社队副业中从业。并同时兼营种植业。在整个农村劳动力中所占比例小，附属于农业(主要是种植业)。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释放出来大量剩余劳动力以“离土不离乡”方式进入了农民乡镇企业，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也开始大幅提高。但是在土家族地区，由于经济、技术水平的落后，乡镇企业发展相当缓慢，在转化农业剩余劳动力方面严重不足。另外，随着乡镇企业原始积累的基本完成，乡镇企业面临着发展升级、技术改造的重要性日益明显，对高素质员工的迫切要求，使原有的员工成为潜在的过剩劳动力。时而在农村时而进城的“打工者”，也在土家族地区农村中非农产业剩余劳动力中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分析最早提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他用简化模型阐述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将工业部门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并不会引起城市或乡村地区工资上升作为模型假设条件之一。这一假设条件隐含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研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最为系统，最富有应用价值的理论为“二元结构”理论。刘易斯教授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由两个不同的经济结构或部门所组成的：一个是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一个是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在二元结构中，传统部门的滞缓增长和现代部门的快速增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传统农业部门由于基本上没有资本投入，土地也十分有限，而人口却迅速增长，劳动力十分丰富。因此，传统农业部门的最大特点是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但经济的发展却依赖于工业部门的扩张．工业通过增长新的资本和扩大生产规模，不断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依次循环，直至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因此，在刘易斯看来，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具有其必然性。

刘易斯理论的继承者费景汉、拉尼斯教授进一步发展了刘易斯的理论，他们认为刘易斯的理论存在两个不足：一是对农业生产在推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重视不够；二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应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提条件。为此，费景汉和拉尼斯提出了以分析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为核心，重视技术变化的“费一拉二元结构”理论，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假设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部分农业劳动力边际劳动生产率等于零，劳动力可无限供给。当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时，农业产出保持不变。由于他们的转移，使农业部门的农产品产生剩余，而且剩余数量等于转移劳动力的农产品需求量。第二阶段，工业的发展和扩张，使农业劳动力减少，农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提高，但仍然低于制度工资。农业剩余劳动力依然存在，并继续被工业部门所吸收，直至吸收完毕为止。由于这时转移出去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边际劳动生产率大于零，故而转移使农业总产量与工业部门增长不能同步，农产品剩余不能满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入工业部门的需要，粮食出现短缺，从而导致工业产品比较价格降低，工人实际工资上涨，不利于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第三个阶段，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已转移完毕。农业边际生产率逐步高于制度工资，农民和工人都可以按照劳动边 际产出获取工资，也就是说农业和工业劳动者工资均可按市场原则决定，农业劳动和农业生产趋向于商业化，该理论由美国经济学家乔根森作了进一步发展，即通过依靠工业的发展和扩张来吸引农业剩余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二元结构”理论在许多领域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该理论的主要为土家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指明方向：即可转移相互关联和依赖，工业增长需要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投入，反过来又促进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必须实行农业和工业、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综合发展，循序转移。根据该理论的阶段性论断，土家族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目前还处于第一阶段。因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土家族地区农村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四、土家族地区农村劳动力剩余的原因

土家族地区农村劳动力剩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方面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七方面：一是农业生产本身有很强的季节性特点，这一特点决定了农业的劳动转化过程在时间上呈现出高度的密集性和分散格局，导致了农业劳动力的季节性相对过剩，农忙时对劳动力需求量骤增，而农闲时排挤出众多的过剩劳动力。二是以家庭为主体的土地经营方式，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使过去的以隐形方式存在的农业过剩劳动力显形化。三是农业上的技术进步和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也把大量的劳动力从传统种植业中驱逐出来。四是土家族地区劳动力素质一般较低，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就是找到一份工作也不稳定，所以剩余劳动力较多；同时由于文化层次低，不能适应当今知识、技术的快速更新，容易出现结构的失业，因此土家族地区农业劳动力和非农业劳动力的剩余现象尤为突出。五是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大量闲散劳动力等待转移。以湘西自治州为例，农业人口占82％，人均农民耕地不足1．5亩地，根据现代的农业技术，人均可耕种4．5亩土地，那么就有三分之二的农民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虽然有部分的农业劳动力实现了转移，但大多是临时的劳务输出，没有根本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剩余问题。六是农村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速度缓慢，抑制了就业范围的内部扩张。要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尽快转移，必须加快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扩大就业容量。特别是土家族地区的工业和服务业发展都较缓慢，因此更要注重农村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七劳动力市场发育不成熟，劳动力转移的渠道不畅通。近年来，土家族地区建设立了不定数量的劳动力市场，为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劳动力市场信息不灵，有些地方劳动力转移还处于盲流状态，加上劳动力市场的法制法规不健全，劳动部门管理缺乏有效手段，社会上一些人利用人们求职心切的心理，搞劳务黑市，求职者受骗的事时有发生，不仅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而且也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五、土家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制约因素

1．就业政策先天不足

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将劳动力人为地分割为城乡两部分，政策上存在着重城镇轻农村、保职工轻农民的倾向，对农民向非农领域就业增加了许多限制条件。如有的企业和部门对求职者的户口进行限制。

2．乡镇企业发展滞缓

实践证明，发展乡镇企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最主要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迅猛发展。为农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给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一些乡镇企业受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制约。面对城市工业企业的竞争．生产经营每况愈下，甚至被迫停产。这样，使得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大大降低。土家族地区由于经济落后、技术缺乏，乡镇企业发展滞后，严重影响了土家族地区剩余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3．缺乏有效的农村就业指导

目前，政府对农村就业的专项经费投入相对较少，农村劳动力就业基本处于自发状态，土家族地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部分是去沿海发达地区从事季节性的“打工”。此外，劳动力流动的服务体系及中介组织建设也严重滞后，因缺乏有关信息或信息不准导致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动，大批劳动力徒劳往返，蒙受损失。

4．农村劳动力素质低

从劳动力转移的情况看，农村劳动力素质的高低与转移的程度密切相关。随着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素质较过去有所提高，但从整体上看仍然较低。据调查，某县农村劳动力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75．0％，高中文化程度占9．7％，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训练的仅占8．5％。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低，难以满足用人单位的专业技术需求，要转移出去相对来说比较困难，只能实现低层次、不稳定的转移。

六、实现土家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的措施

1．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键

随着经济的发展，知识、技术在生产的贡献率不断提高，要实现土家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必须首先提高该地区农村人口的素质。第一，注重农村基础教育，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要通过强化政府职责来发展。第二，大力开展以文化技术培训为主的农村成人教育，要逐步建立县、乡、村三级农民文化技术培训网络，实现多元化技能培训机制。第三，建立多渠道筹措经费的教育投资模式，一方面要发挥各级政府投入的主渠道作用，另一方面，鼓励社会组织、机构、企业及个人对教育投资，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2．农业综合开发和产业化经营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

增加劳动力就业要通过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综合开发，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不断拓宽农业生产新领域，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来实现。这也是与我国农村与农业经济“十一五”规划中农产品加工与农产品产值比要超过1．5：I的战略目标相适应的。各级政府可以根据当地资源特点，积极引导农民走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道路。大力发展名、特、优、新、珍农产品，同时，注重农业产业链的拓展，形成“种加养、农工贸”一体化的经营模式，既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也扩大了就业渠道，从而达到以深化农业内涵来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目的。

3．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出路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大、中城市转移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由于土家族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和劳动技术相对较低，短期内还有一定困难。通过农村城镇化来转化农业剩余劳动力，已被实践证明是一条极为有效的途径。因为农村城镇化后的小城镇地域分布广、数量多，新建扩建都有潜力。其经济技术结构、职业结构同目前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技术状况比较接近，容易在协调和发展中同步提高，从而形成城镇带动农村，农村促进城镇的良性发展态势。

4．建立和完善管理机制是劳动力流动与稳定转移的保障

一是建立组织管理体系，加强对劳务输出工作的指导。二是加强劳务市场建设，多渠道、多形式收集用工信息，作好用工信息考察工作，使劳务输出工作落到实处。三是加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扶持，取消农民进城务工的各种限制和歧视，逐步开放户籍制度，用人单位要为农民工办理社会保 险。解决好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加大对农民工自主创业和返乡创业的支持。四是加强管理，切实保护外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得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加大监督检查侵害农民工权益的案件，保留外出务工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5．制定科学的劳动力转移规划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保证

要制定土家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规划，在规划的指导下，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序进行。要把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放到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研究，把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与解决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其他问题结合起来，科学规划。要在准确分析和判断不同地区间劳动力市场供求变化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地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确定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中长期目标、转移的重点、方向以及途径和必要的保障措施。

6．挖掘农村内部就业潜力是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减少和消除零贡献的劳动力。转移的途径可以是多方位的，在农村内部消化剩余劳动力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这种转移成本低、效率高，且易于适应农民的思想观念，也比较适合土家族地区区情。一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拓展农村的就业空间。农村经济发达地区的实践证明，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有效途径。二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内部吸收和消化劳动力的能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要与消化剩余劳动力相结合，在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发展开发型农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种植业和养殖业集中力量在几种产品上构筑产业优势，通过延长产业链来吸纳剩余劳动力，不仅可以提高农业的产值，也利于形成区域性名牌产品，从而提高地区经济的综合竞争力。三是实现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就目前土家族地区的农村经济结构的现状而言，均为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过大，第二、三产业比重太小。要在保证第一产业健康发展的同时，加快第二、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旅游业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性．而土家族地区由于经济、技术民族性，发展旅游业具有相对优势，因此要加大发展旅游业的扶持力度，努力实现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

7．建立劳动力服务体系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