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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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寿险 关系

人口老龄化问题综述

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上升到一定比例的一种人口构成，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在我国，从2000年开始，我国老龄化的程度已经超过国际标准，并且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还在逐年递增，其发展速度令人之惊讶，2011年人口普查时，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预计到2020年我国的老龄化人口将达到世界老龄化人口比例的四分之一。人口老龄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不能否认人口老龄化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是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巨大改善，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必然带来一系列需要妥善解决的社会问题，其解决的好坏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二、我国寿险的新发展

基于我国老龄化进程，以及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习惯，我国寿险还将有很大发展空间。人们对寿险的较大市场需求将会为我国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寿险市场带来有利发展机遇。作为新兴保险市场的代表国家之一，中国的寿险市场发展很快。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特别是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以来，我国的保险总资产和年度总保费收入一直保持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进入2004年后年度总保费收入增长相对较小，主要原因是因为寿险保费收入增长趋缓，为了保持我国寿险市场的持续发展，在现在的社会趋势下，即人口老龄化的市场发展趋势下，对寿险需求的影响研究必不可少。

以辽宁省寿险为例：从2006年到2011年期间，辽宁省寿险保费收入及增长率和2011年的保费排名对比辽宁省寿险在全国的销售排名及辽宁省GDP排名情况，我们发现辽宁省寿险业暂时是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所以说对寿险市场的发展还有很大空间。

但是我国的寿险业经营还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它直接影响到寿险公司能否把握住这一有利机遇。对此我国寿险公司决不可掉以轻心。

三、人口老龄化对寿险影响

随着老年人口规模增大，人口老龄化的增长程度也在显著增强，用社会经济影响指标反映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影响情况，最直接的影响是给社会养老带来的压力，而压力的缓解方式之一就是购买寿险。

首先，社会保障与医疗服务压力增大，家庭的养老能力弱化，进而社会养老压力增大。当然，人口老龄化除了对经济有压力，同时也刺激了经济的增长。以2012年1-9月辽宁省保险保费收入数据为例，看一下寿险的比重。

其次，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在寿险需求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寿险需求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主要针对影响寿险需求的因素进行定量分析。概括起来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是人口因素；二是经济及金融因素。人口因素主要指年龄、期望寿命、教育程度和抚养率等与人口结构相关的因素。　在保险业发展过程中，人口因素直接影响保险产品的开发和保险政策的制定，尤其在当前中国已出现老龄化趋势，同时人口的收入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受教育结构等也出现明显变化，人口因素的这些变化及其对我国保险业的影响已越来越受到保险政策部门和机构的关注，分析和研究人口因素的变化与保险业发展的关系，有助于正确制定保险业发展政策，充分发挥保险业的各种功能，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发展。经济及金融因素主要包括收入、财富和价格水平、预期消费等与经济有关的因素。居民当前的收入、预期消费、流动性需求和消费期望程度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保险的投入，而人口老龄化的提高会导致与居民养老相关的寿险产品的消费需求也会增加。另外，人寿保险除了给投保人提供保障外，还能给被抚养人提供保障，因而抚养系数对寿险需求也在某种程度存在影响。

最后，国外对寿险需求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及实证研究，我们应该把优秀的理论依据与我国自身的实际情况加以结合，进而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实证研究。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　使用计量经济模型进行比较分析的方法，　借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应用，对人口老龄化对寿险业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对某些变量如LPI、PAR、DPI和IR采用多种数据和多个衡量指标，　在数据平稳性检验的基础上建立回归模型进行比较研究，既而得出了人口老龄化指标、收入水平指标和寿险保费收入正相关的结论。那么，就是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增加，人们对寿险的需求程度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利率与人们对寿险的需求负相关。

四、总结

自从2003　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　000　美元，　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社会经济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的时期，　居民的消费行为、社会结构、金融结构等都会出现明显的变化。同时，　在这一阶段，　保险业也处于高速发展时期。随着保险业规模的扩张，　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寿险业在国民经济、居民生活以及金融体系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责任。人口老龄化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与保障体系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对正处于上升阶段中的寿险业也可转化为机遇。

参考文献

[1]　廉晶.　人口老龄化与保险产品创新[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2（6）.

[2]　孙学英.　潘海涛.　中国人口因素对寿险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07，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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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部；人口老龄化；公共财政；云南省

中图分类号：F81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9-0149-02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绕不开的人口再生产过程。云南省从2010年开始全面走进老龄化社会，并随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显著。同时，云南作为我国典型的“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省份，经济实力和物质基础比较薄弱；作为典型的少数民族边疆大省，又具有很强的区域特殊性。超前到来的老龄化对云南省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复杂的影响，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经济难题。

一、云南省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现状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云南全省实际登记的人口中，0—1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20.73%，为952.8万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1.07%，为508.7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大约350.6万人，占总人口的7.63%。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0—14岁所占人口比重下降了5.23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所占人口比重上升了1.90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上升了1.54个百分点。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老龄化趋势十分明显。

按国际标准，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10%，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7%，即可以视为进入老龄化。云南省2010年“六普”的这两项指标都已经远远超过该标准，已经全面走进人口老龄化社会。这既显示了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水平的改善，同时也对银发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云南省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区域特点

（一）相比全国平均水平，老龄化较轻，相对滞后

从整体上看，云南省的老龄程度在全国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全国2010年老龄人口系数最高的是重庆市比云南省高出3.9个百分点。云南省的老龄人口系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23个百分点，位居全国倒数第9位，属于相对较低水平。其次，从时点上观察，云南省的区域特殊性造成了人口结构转变的特殊性，相对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云南省在是2005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在2010年才开始全面老龄化，整整滞后了全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6年时间。

（二）老龄化超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

云南省处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银潮超前于城镇化、工业化到来，是我国一个典型的“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省份。云南省2010年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时，老龄化系数位居第23位，是老龄化比较严峻的省份；然而GDP只占全国总量的1.8%，省人均GDP只为全国人均水平的52.9%。在2000年，全省养老基金赤字达6.33亿元，财政支出压力较大。截至2011年末，云南省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数仅仅为8张，距离政府“十二五”规划的的目标——每千名老人30张床位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尤其是农村五保对象供养床位数严重不足，集中供养率要低全国19个百分点。

（三）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和民族差异

首先，云南省16个州市的老龄化程度差别很大。根据2010年“六普”数据，有11个达到老龄化标准，有5个未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系数超过全省平均值的只有玉溪、楚雄、大理、保山、丽江、昆明等6个州市，其余的曲靖市、红河州、普洱市等个州市都低于省平均水平。最高的是玉溪市，最低的是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怒江州，极差值达到2.69%。从民族方面来看，民族之间的老龄化进程很不平衡。云南省是民族最多的省份，少数民族有25个。2010年，红河州、文山州、普洱市、西双版纳州、迪庆州、怒江州等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分别达到57.20%、57.31%、61.01%、69.97%、81.66%、87.65%，都达到一半以上。然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分别为7.72%、7.41%、7.14%、7.26%、6.24%、6.57%、6.09%，远远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7.63%。

（四）对云南省打造全国养老基地带来的机遇

无论是我国，还是云南省的人口老龄化进程都在加快，老年人口不仅规模越来越大，而且对社会福利水平的要求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也越来越高。这些因素客观上从全国范围内给云南省养老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市场。再加上云南省气候宜人，有多姿多彩的多民族文化活动，极其适宜老年人的居住、疗养、旅游、精神娱乐等，发展特色养老产业具有巨大的优势。

三、探索云南省积极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公共财政政策

云南省目前实施的公共财政制度并不能给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充实的资金保障，在支出和政策扶持力度上与老龄化的需求具有严重的不对称供给。只有基于区域特殊性，积极调整当前的公共财政政策，探索出能促进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公共财政体系，才能构建出一个老龄化视角下和谐的社会。

（一）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发展民生供给型财政

民生供给型财政是以民生支出为主的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其目的是通过整合财政资源、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为民众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政府应该调整公共财政支出结构，逐步提高民生支出的比重，发展民生供给型的财政。特别是要利用好云南省近年来公共财政收入一直超预算完成的良好时机，更多地把公共财政收入中超预算的增量部分投入到民生供给领域，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

（二）建立扶持“银发产业”健康发展的税收优惠体系

面对广大的老年消费市场，云南省应该抓住机遇，通过老年消费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因此，积极引导资源流向，扶持“银发产业”发展，应作为云南省税收政策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着力点。例如，专项针对老年产业发展提供信贷服务的企业经营收入，可以免征部分或全部的营业税；那些生产经营老年专用产品的企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那些针对老年人开设的服务机构（文化场所、旅游公司、医院等）的经营收入，可以免征营业税。

（三） 灵活运用财税杠杆，发掘民间力量，大力发展老年慈善事业

我们应该看到，破解我国人口老龄化难题的路径可以有多种，但很难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来解决。要灵活运用公共财政政策，在财政资金、税收优惠政策两方面加大引导力度，大力发掘民间力量，扶持发展老年慈善事业的发展，并以此作为解决云南省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新突破口。老年慈善事业的发展不仅为减轻公共财政负担作出重大的贡献，而且老年慈善事业具备政府和民间的双重特性，具备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的解决公共问题的的新路径特点。

（四） 采取税收政策鼓励老年人提高自我养老能力

老年人口增强自我创收的能力，更有利于保障其生活质量。而且老年人口是一个社会的宝贵财富，具有其他年龄人口所没有的的优势。特别是在云南省，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老年人口，大都掌握着传统民族手工艺的技巧，熟知多个民族文化的精髓。为此，可以建立税收优惠体系，加强政策引导，利用地方性优势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以民族聚居地为中心，发展民族工艺文化中心，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老龄人口再就业，提高自我保障能力。

（五）加强财政支持力度，把云南省打造成特色的养老天堂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我国老年消费市场越来越大，这就给养老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云南省有着四季如春的气候条件和丰富多彩的生态环境，是世界上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之一。而且少数民族众多，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这些独特条件使得云南省极其适宜老年人口的居住、疗养、旅游、精神娱乐等各种活动，发展特色养老产业具有巨大的的优势。云南省要抓住这一发展机遇，加强财政支持力度，打造好“七彩云南，养老福地”这一品牌，发展云南省所特有的“养老经济”，给区域发展带来增添新的亮点。

参考文献：

[1] Okamoto，A.，Simulating fundamental tax reforms in an aging Japan[J].Economic Systems Research，Vol.17，No.2，2005.

[2] Hoff，A.（ed.），Population Ageing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Societal And Policy Implications.Ashgate Publishing，Ltd.，2011.

[3] Spies-Butcher，B.and Stebbing，A.，Population ageing and tax reform in a dual welfare state.Economic And Labour Relations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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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付伯颖.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公共财政政策的选择[J].地方财政研究，2008，（10）.

[5] 高淑红.人口老龄化的财政负担及对策建议[J].地方财政研究，2011，（1）.

[6] 周清.促进民办养老机构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J].税务与经济，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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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职业教育 挑战 机遇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主要是指老年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比重增加的过程。由于城市地区经济水平及医疗水平较农村地区好，所以城市居民的老龄化现象更为突出，截至目前，我国城市居民占全国总人数的四成左右，在未来20年里将会突破六成，这就意味着我国城市地区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对此，老年产业的发展将会成为社会的一个趋势，职业教育需要就当前社会现状调整自身教育体系和教育模式，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

一、人口老龄化对我国职业教育的挑战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逐步凸显，我国在政策上开始鼓励老年产业的发展，这样不仅会推动涉老服务业的发展，更能够让许多老年人接受再教育，获得再就业，从而减缓社会压力。但是，就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现状来看，人口老龄化带来了诸多问题和挑战。

（一）涉老职业人员专业化水平低，接受再教育的意识不足

目前，我国涉老人才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诸如养老院之类的服务机构内的管理人员；第二种，涉老服务人员。其需要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的护理、精神慰藉以及良好的沟通等服务；第三种，为老年人服务的志愿者，这些往往都是临时性的。就上述三种涉老人才类型来看，其在为老年人服务的前提必须要有专业化的涉老知识和服务知识。但是，由于当前我国就业人员对老年产业的认识不足，所以一些高知识结构的人才甚少进入此行业，从而导致了我国涉老职业人员专业化水平低，管理人员的理论知识、经验技能不足，服务人员大多为农民工，其对养老服务的认识也仅仅止步于生活照料。加之，这些人员没有强烈获取再教育的意识，从而导致了我国老年产业发展极不成熟。

（二）涉老职业技术教育供给与老年产业发展需求不符

虽然目前我国鼓励涉老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但是由于该产业刚刚流行于市场当中，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建立这一教育体系的重要性。因此，当前我国涉老职业教育从专业建设、科研水平以及培养体系等方面都依然不能满足社会的实际需求，甚至仍然有许多职业教育学校并没有涉老职业教育这一科目，从整体来看，涉老职业技术教育供给与老年产业发展需求严重不符。

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面临的机遇

由上可见，人口老龄化对我国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找到职业教育突破人口老龄化屏障的办法，就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人口老龄化也为我国职业教育提供了诸多发展机遇。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劳动年龄后延，急需职业教育辅助就业

受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影响，我国实际劳动年龄将会逐步后延，这些后延的劳动者社会经验历练充足，且有劳动欲望，如果进入老年产业将会整体改善涉老人员知识水平低的现状。如果我国职业教育机构加强对此类劳动者的吸收和招纳，通过职业教育可以实现其劳动力的再生产。因此，职业教育机构可以针对这一空缺提供相应的教育，使这一部分的劳动力能够继续为社会服务。

（二）老年产业的兴起使得市场就业需求增加

老年产业主要是从生产、经营以及服务等多个方面为老年人提品及服务的一个产业部门。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凸显，老年产业随之发展起来，因此，对于此类产品及服务的需求将会逐步增加，这样也会带动人口就业问题，缓解就业压力。而职业教育本身也是为受教育人群提供从事某种职业所必需的技能和知识的教育，因此，职业教育迎合了老年产业迅速发展、相关人才亟待扩充的市场需求。

（三）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老年人居家养老需要社区人力资源的辅助

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当前有许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加之这些劳动力人口还要承担子女的抚养责任，如果单靠他们来承担老人的养老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就目前来看，我国与之配套的社会化服务程度依然还很低，需要有专业化的家政服务或照料服务人才来为老人营造更细心、更舒心的居家养老环境。而这些专业化的社区人力资源需要专业化的职业教育机构予以培养。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面临着许多机遇。

三、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职业教育改革的对策

通过上述关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职业教育的挑战及机遇分析，笔者认为，我国职业教育改革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更新教育理念

想要在职业教育中融入关于涉老管理人员以及服务人员教育培训工作，并将其演变成为一个重要的科系，首先就必须要转变职业教育机构的教育理念，并将这一理念传达给受训的每个学员，让他们了解到该行业的重要性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具体来说，可以通过以往该科系职业教育成功案例宣传、国家相关政策及财政扶持状况分享、老龄化趋势的必然性分析等使接受涉老职业教育的人群能够在该行业中获取更多的职业期望值。

（二）增加社区人力资源教育的经费投入

经费不足一直困扰我国社区人力资源教育在职业教育中向前发展的一大阻力。想要改善这一现状，笔者认为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国家及地方经费的投入力度要加大，以切实保障涉老职业教育改革及发展有充足的资金；第二，社区财政支持。涉老职业教育不可能完全靠国家及地方财政拨款，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科学的。对此，笔者认为应该建立社区财政支持体系，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切实保证涉老职业教育的顺利开展。

（三）加强职业教育的法制建设

涉老职业教育不仅要依靠个人、社会的力量，更需要法律制度上的保障，以实现涉老职业教育的规范化、正规化以及权威化。因此，加强涉老职业教育法制建设将是对涉老服务未来发展在制度和法律上予以了肯定和保护。需要注意的是，在法律制定的过程中需要就国外先进且相关的立法经验进行借鉴，以确保我国法律制定的合理性、科学性。

（四）拓宽教育范围及内容

未来我国涉老职业教育需要积极拓宽教育的范围，以迎合市场的发展需要。具体来说：第一，重点强化涉老服务理论知识以及规范化服务礼仪的培训。由于接受职业教育培训的涉老服务人员大多接受教育的层次较低，虽然我们在致力于改善这一问题，但是短时间内是无法彻底解决的。因此，在对涉老服务人员进行职业教育之时，要让其多学习一些理论知识和规范化服务，从而在基础学习上予以提高；第二，学员年龄要拓宽要求。由上可知，我国劳动年龄是逐步后延的，许多年龄较大的后延劳动力在接受职业教育培训以后，也可以引入到涉老服务行业，而且此类劳动力在心理上能更接近于被服务人群，未来工作也更好开展。而且，这种相当于老年人自己服务于自己的一种方式，可以极大地缓解涉老服务的压力；第三，合理规划教育内容。在此方面，笔者认为需要就基础教育项目、闲暇教育内容、文艺生活情趣教育内容、家政组合管理等进行统筹规划和安排，以确保职业教育能够从理论化层次上升到实践性上，让涉老服务人才在未来工作中能够予以直接借鉴。

（五）实行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终身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方式

人口老龄化现状不仅要求了老年产业的发展，更要求了针对涉老服务行业的发展，这些都需要职业教育辅助一部分人进入老年产业。相对于让众多青壮年进入这一行业，笔者认为，可以实行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终身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方式，采取老年人帮助老年人、老年人进入老年产业及涉老服务行业实现再就业等方式，不仅解决了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更解决了老年人老无所长、老无所依的状态。

总结

总而言之，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职业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且要在更新教育理念、增加社区人力资源教育的经费投入、加强职业教育的法制建设、拓宽教育范围及内容上予以努力。

【参考文献】

[1]周俊山，尹银. 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的职业教育改革[J]. 职业技术教育，2008（4）.

[2]王延辉，宋殿娇. 人口老龄化对职业教育的挑战和启示[J]. 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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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养老保险也被称为社会养老保险，主要是指国家按照规章制度对退休或者达到法定年龄的老年人给予资金的补贴。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则主要包括三种含义：其一，养老保险是在规定的范围中劳动者与退休人员所享受的政府补贴，这里所讲述的规定范围是指劳动者按照法律每年缴纳养老保险费用，并且符合养老待遇的城镇职工。其二，养老保险的目的是能够保障职工在离开工作岗位后具备基本的生活补贴，具有比较稳定的生活来源。其三，养老保险往往需要社会保险作为主要发展载体，以此实现保障的基本作用。

二、人口老龄化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产生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进一步激增退休费用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现状日趋严重，离休退休职工的费用逐渐上升，在2001年突破3000万元，2003年突破4000万元，截止到2014年已经突破了近7000万元。之所以导致全国离休退休职工费用上升的原因包括两点：其一是离休与退休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加，在2011年退休人数超过3000万人，2013年则超过5000万人，2014年则突破7000万人。每三年便会增加3000万人，导致老年人数量越来越多。另外，在近几年时间间隔产生缩短的现象，每年平均增加170万人。其二是每年每人的退休费用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从1978年的500元到今天的4000—5000元，可以得知退休费用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增高。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与扩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费用上升，对国家财政而言带来威胁与阻碍。

2.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保险基本的筹集方式发生变化

从整体角度分析，人口年龄与基金的筹集模式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由于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发展导致人口年龄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这种模式会导致养老金支付、收缴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致使养老金保险基金筹集方式发生重大变革。自21世纪初国家便颁布了相应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并且根据国家的发展水平以及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制定符合实际发展需求的制度，养老保险资金筹集的方式也从原先的现收现付转变为部分积累，这种筹集方式不仅可以满足养老金发放的金额，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部分积累资金。此外，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比较严重，老年人的数量多、规模大，老龄化发展速度加快，老龄化地区城乡差异明显等因素，导致积极转变养老保险基金筹集成为了当前最为主要的任务，其中在养老保险基金筹集模式的转变中需要进行一定基础的基金积累，从而保证养老保险制度能够稳定发展。

3.人口老龄化致使养老保险基金缺口逐渐增加

在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下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数量比较多，受到资金增加、覆盖面积困难基金缴纳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养老保险基金出现不足现象。现如今，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保险基金缺口扩大，从上个世纪150亿元到21世纪10000亿元，可以明确表明养老保险基金缺口逐渐增加。另外，人口老龄化速度逐渐加快，并且伴随着隐形债务支付高峰期的来临，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还会有所扩张。所以，为进一步保证养老保险基金的有序发放，国家政府需要对缺口资金进行弥补，加大资金投入，否则会导致出现严重财务危机，阻碍社会的和谐发展。

4.人口老龄化推动多层次养老保障体制的构建

一直以来我国主要采取的保障体制是单一的养老保险层，这种保险层次受到国家与政府的支持，但是从整体角度分析，这种保障体制并不利于职工最为基本生活保障，无法引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当前人口老龄化不断发展的基础上，老年人口规模逐渐扩大，养老金的开支也变得非常大，甚至出现急剧膨胀的现象，导致国家财务资金受到严重影响。因此，积极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不仅是对传统养老保险体制的概括，并且也是推动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有序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几年我国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加强企业对职工养老保险进行扩充，在缓解国家财政的同时也保障我国养老保险迈向新的台阶。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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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龄化社会；社会养老保险；养老服务公司；商业保险；跨越式发展

中国于1999年迈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带来了深刻影响，庞大的老年群体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需求压力也越来越大。商业保险公司有责任承担起老龄事业发展的重任，在解决养老问题方面发挥自身的优势，把帮助政府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与实现公司跨越式发展结合起来。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由此带来的养老问题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发展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调查数据推算，2005年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0 756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0045万人，占总人口的 7.69%。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0.73个百分点。

2006年，全国老龄办首次的有关人口老龄化的研究报告认为，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人，老龄化水平将达到 17.17%；到202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到2.7亿人，与0-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人，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到2051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人，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

根据国际惯例，一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达到7%，即为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人口结构从年轻型转变为老年型，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

中国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的发展趋势，已经给养老、代际关系处理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影响到代际和谐和家庭和谐，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

老龄化社会问题，直接带来的是养老问题，涉及到老年人口由谁来赡养(支付养老金)和如何来赡养(养老服务)两个方面的问题，其实质是如何对待老年人的问题。

传统型社会，老年人的养老问题绝大多数是由家庭解决的。但是，与老龄化社会发生同步变化的是，现代家庭的规模也在逐渐缩小，在家庭中老年人占多数，四个老人，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形成了“4—2—1”结构。因此，家庭养老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同时，老年人由于自身经济收入的减少、工作与身体状况的变化，导致中国现阶段老年人的生活现状不容乐观。在城市，老年人除了退休金之外，基本没有其他方面的收入。在农村，老年人不但没有养老金，甚至还要劳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基本没有“退休”的可能。还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社会问题，不少老年人还要程度不同地负担其失业子女甚至是第三代的生活费用。

在老龄化社会问题中，还存在着对老年人的歧视问题。有的年轻人由于缺乏道德观念，法律意识淡漠，不但不尽赡养义务，反而虐待老人，侵犯老人合法权益。从全国来看，老年人由于孤独、饥寒、疾病、受虐导致的自杀现象时有发生。 2004年3月“预防长者自杀”亚太地区会议在香港召开，会议资料显示，根据保守估计，我国每年有25万人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其中55岁以上的人占了20%，特别是农村老年人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5倍。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代际和谐和家庭和谐中的极不和谐音，成为老龄化社会中又一个棘手的问题。

老龄化社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质量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可能影响到中国的社会稳定，养老问题的妥善解决势在必行。

(三)解决养老问题的途径

离开代代相传与积累，人类社会不可能发展进步。因此，公正对待老年人，激励青年人更好地为社会进步服务，妥善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全社会都应该公正对待老年人，正视并科学解决这一问题，要保证老年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社会有责任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准不低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平均水准，并不断提高。

公正对待老年人，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有效解决养老问题，即要解决养老金的来源(经济问题)与提供养老服务两个方面的问题。现实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无非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家庭赡养方式，一种是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方式。

由于家庭赡养能力和社会道德等因素的影响，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正在受到冲击。同时，随着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的赡养功能也将不断退化。我们的理想是，一方面，老年人得到良好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年轻人又不至于因此而承受过重的负担。因此，在养老问题上，社会被期望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越来越大。但是，与期望相比，与经济发展幅度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表现出一种严重滞后的情形。目前，中国共有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养老床位 120.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仅有8.6张，与发达国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数50至70张的水平相差甚远。其它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许多为老服务也都存在发展缓慢的问题，不能满足老年人群日益增长的需求。

我国是在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如此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承受如此高程度的人口老龄化，决定了我国不能象西方国家那样由政府包办社会养老福利事业。这就需要开辟出一条养老职能社会化的道路，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

从未来发展趋势分析，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对养老金和养老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解决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问题，必须建立起系统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养老职能将更多地依赖于社会，依赖于社会各方面养老服务项目的开展。

(四)现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经历了“企业 社会”、“企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三个阶段，在保险方式上从“社会统筹”到“统账结合”，保险范围也在不断拓宽、完善，在稳定社会和保障生活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现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却存在着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严峻问题，主要表现在资金短缺，导致支出远大于收入的矛盾日益加剧。

分析主要原因，一是存在着历史欠账，新制度实施前已经退休的“老人”需要相当数量的养老金支出；二是在就业压力下，一部分劳动者提早退休；三是人均寿命普遍延长；四是企业拖欠基本养老保险费；五是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狭窄等等。因此，具有条件享受社会保障的老年人所需要的养老金不断增加，而政府和社会在社会保险支出方面无法实现同比例扩大，二者之间形成矛盾体。截止到2004年底，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已达7400亿元，且每年以1 000多亿元的规模在扩大。直接的后果是离退休老人不能按时领取养老金，最终将制约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纵深推进与健康发展。

二、商业保险公司具有解决养老问题的优势条件

我国党和政府一贯关心老年人的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国家和社会应当采取措施，健全老年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改善保障老年人生活、健康以及参与社会发展的条件，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解决养老问题，关键是要集中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以积极的姿态和得力的措施去应对，要让老年人在社会主义和谐大家庭中感受到幸福，使我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创造出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和谐社会。商业保险公司有责任、有能力在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国家政策积极鼓励和倡导商业保险公司在解决养老问题中发挥作用

2006年6月16日，国务院下发23号文件《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提出，作为金融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商业保险，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发挥着“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有利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保障需求。该文件明确指出，我国正处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保障需求不断增强。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鼓励和引导人民群众参加商业养老、健康等保险，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全社会保障水平，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实现社会稳定与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此意义上，国家政策积极鼓励和倡导商业保险公司在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中发挥作用，要求保险业积极拓宽服务领域，不断提高服务水平。这是保险业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商业保险公司应尽的一种社会责任。商业保险公司必须立足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充分发挥保险的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作用，着力解决保险业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在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中体现出独特的作用。

(二)国家积极支持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

养老服务业是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和护理服务，满足老年人特殊生活需求的服务行业。一个社会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程度如何，直接决定着老年人生活品质的高低，从客观上反映了这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在2006年由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等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中，对于妥善处理人口老龄化问题，关心老年人的需求，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充分认识发展养老服务业的重要意义，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养老服务业加快发展。

在我国养老服务业彻底向社会资本开放的背景下，商业保险公司可以发挥自身的资金优势，加快向养老服务业渗透的步伐，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和护理服务，满足老年人特殊生活需求。

(三)保险业的社会管理功能应该包含养老服务内容

一直以来，中国保险业在“经济补偿”与“资金融通”方面发挥的作用十分显著，但在参与“社会管理”方面的功能需要不断完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保险业，面对的是保险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不相适应这一主要矛盾。解决这一主要矛盾，要求保险业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战略目标，为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地区人民群众服务，积极发展社会和人民急需的农业保险、养老保险、健康保险和责任保险。这些要求，找准了保险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既明确了保险业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的有效途径，也为保险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更是保险业延伸服务，实现服务功能完善的必然要求。

鉴于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小型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家庭开始把商业保险作为解决养老和健康保障的重要手段。社会对于保险的需求，是保险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决定了保险业的发展空间必将不断拓宽。保险业应该也必须站在服务经济社会全局的高度谋划工作，针对养老方面的保险需求，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目前，在解决养老问题上，保险业拥有自己的产品，但是解决的也仅仅是养老金的问题，对于养老的服务问题还没有真正触及。在现今和未来社会，依靠子女提供养老服务的可能性日益减少，而原有的养老机制也在巨大的养老服务需求面前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成立商业养老保险服务公司不失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又一可行选择。

三、抢抓机遇，在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中实现商业保险跨越式发展

(一)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与实现商业保险跨越式发展中国统一

目前，党和国家对于保险业的发展越来越重视，对于保险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期望越来越高。国务院相继召开会议进行专项研究并下发《若干意见》，系统阐述了保险业为什么要发展、为谁发展、发展一个什么样的保险业和怎样发展的问题。从宏观层面上，政策扶持、政府推动的保险业发展模式将逐渐形成，为保险业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应该讲，保险业已经进入到又一个充满希望的“黄金时期”。

在保险业加快改革发展的战略机遇面前，商业保险公司要主动抓抢机遇，巩固好业已取得的改革发展成果，进一步发挥应有的作用，不断提高社会地位，在服务的广度、深度和质量上取得重大突破，使发展的空间得到极大拓展。解决人口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养老问题，恰好符合这一发展思路。

在我国人口结构向老年型转轨时，老年人口增长引发的对其衣、食、住、行、医疗、精神消费等方面的需求，使老年消费在社会总体消费中的比例持续上升，将影响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变化，促使老龄产业的兴起，给经济发展带来新的生机，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据了解，目前我国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1.43亿，占总人口的11%；预计 2020年将达到2.4亿人，占当时总人口的16%左右，养老服务业已成为公认的“朝阳产业”。

按照人生成长特点来讲，60岁以上的老年人，应该是一生财富积累最丰厚的时期，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应该有能力支付养老金。商业保险公司向养老服务领域拓展，可以促进商业保险公司在相关领域的发展，有利于“又快又好发展、做大做强做优”目标的实现。对于庞大的老年人口来说，能够得到更加全面、周到、完善的保险服务。对于投资者来说，意味着更多的盈利机会和盈利空间。对于公司员工来说，既拓宽了施展才华的空间，也有利于实现自身价值。

实现商业保险的跨越式发展，就必须突破常规思维，以超常规的措施来保证和促成。在全社会都在为解决人口老龄化社会问题而积极努力的情况下，抢抓机遇，加快向养老服务领域拓宽，是商业保险公司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的有效措施之一。

(二)商业保险公司具备向养老服务领域渗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本条件

经过多年的发展，商业保险公司积极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治理结构不断完善，风险管控能力不断增强，改革释放的活力正在成为公司跨越式发展的强大动力。与此同时，商业保险公司在市场地位、服务网络、财务实力、人才队伍和品牌建设等方面形成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在具备诸多优势的情况下，商业保险公司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积极满足市场需求，重点发展内含价值高的业务，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不断进行内部资源的整合转型。要确保商业保险已形成的竞争优势长期保持下去，并在公司内部形成协同效应，提高公司向客户提供差异化和完善服务的能力。通过保险资金运用和资本运作进入养老服务领域，在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商业保险公司一定能够抓住机遇，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

(三)建议商业保险筹建养老保险服务公司的设想

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让老年人享受舒适安全、高质量的社区服务，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国家对养老事业提出的新要求。未来五年，中国政府将采取“以居家养老为基础，以社会服务为依托，以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模式。

商业保险有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应该积极参与养老服务事业，建议采取参股、收购、策略联盟等多种形式，筹建养老保险服务公司，在保险产业链条中增加老年服务产业，这也符合商业保险公司跨越式发展的要求。

在养老保险服务公司的定位上，要突出养老和敬老的主题，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特点，以满足、改善和丰富老年人对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的特殊需要为出发点，向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要在衣食住行、医疗保健、学习教育、健身娱乐、心理疏导、法律咨询、生活援助、参与社会等方方面面集中体现“为老服务”的宗旨。

养老保险服务公司的资金来源，可以有四个方面。一是争取国家相关的专项老年人社会保险基金；二是公司运用自有资金；三是有养老服务需求并有能力支付服务费用群众的消费资金；四是吸纳社会上有爱心人土的捐款资金。同时，还可以针对农村与城市老年人的不同特点，采取相应的资金筹集方式。如，对于农村老年人，可以将其个人使用与经营的责任田转让给土地经营组织，形成责任田养老资金，发挥“责任田”的养老保障作用。对于城市贫困老人，可以将其拥有的房产作价入股到养老服务机构，以此作为养老资金的来源(此观点来自于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研究员田雪原)。

在养老保险服务公司兴办产业的选择上，可以采取兴建适宜老年人集中居住、生活学习、娱乐、健身的老年公寓、养老院、敬老院，开展老年护理服务，为老年人创造良好的养老环境和条件；可以投资兴办以老年人为对象的老年生活照顾、家政服务、心理咨询、康复服务、紧急救援等业务，向居住在社区(村镇)家庭的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为他们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可以与有关企业合作，开发、生产老年人特殊用品，促进老年用品市场发展，满足老年人的多方面需求。

在养老保险服务公司具体运作模式上，积极争取政府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以集中辟建高标准的老年社区为着眼点，投资参与社会养老公益建设。老年社区建成后，可以采取会员制租住、产权发售及公寓式整体出租等多种方式。对于有一定经济承受能力、有较高养老需求的老年人，可以有偿提供公寓式养老服务；对于具有较高消费水准的老年人，尤其是以“侯鸟式”异地养老的特殊人群，可以为其提供购买产权、短期租住、长期预租等多种选择，建立乡村度假屋，满足其阶段性自由灵活入住的需求。只要这些新型养老项目配套设施完善、经营理念先进、服务功能健全，能够较好地满足不同层次的社会老人的养老需求，市场供求将相当大，必将给商业保险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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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宝库.老龄社会和孝文化[j／ol].人民网，2006—03—07.

[3]田素雷，李惠子.中国感受到人口老龄化压力[j／ol].新华网，2006-02—23.

[4]李鸥.社会养老保险：理论导向与制度安排[j].社会保障制度，2005，(11)。

[5]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劳动保障部，财政部，建设部，卫生部，人口计生委，税务总局.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s].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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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龄化 商业健康保险 机遇 挑战

【中图分类号】F293.1 【文献标识码】A

我国社会老龄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由此带来的医疗、养老等社会问题也日渐突出，成为当今社会的关注焦点。老龄化进程的加剧给社会各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我们在直面问题的同时，也应该发掘潜藏的机遇。虽然我国的商业健康保险起步晚，至今仅有二、三十年的发展时间，从保费规模、保险密度、保险深度、保障水平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巨大差距。但我们应该看到，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老龄化进程加剧、疾病谱的变化，将使人们对健康保障的需求大量增加。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现状和机遇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自2000年我国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到2011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到1.85亿，占中国总人口的13.7%，约占亚洲老年人口总量的二分之一，约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最多和老年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预计到2030年，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达2.38亿（详见表1），占总人口的16.4%，人口老龄化必将催生出对养老、疾病、护理保险等的巨大需求。

表1：2005～2030年世界老龄化人口增加数量前10国（单位：百万）

社会老龄化的加剧会从社会整体层面加速疾病谱比例的变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慢性病已经成为当今影响人们健康的重要因素，对人类的影响时限也随着期望寿命的增加而不断延长，成为疾病负担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在我国现有“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下，在医疗费用的支出上，个人自付比例还是比较高的。对慢性病人来说，长期检查、配药等造成的直接疾病负担以及由于慢性病而造成的失能等间接的疾病负担也居高不下，仅仅依靠社会医疗保障的支持还是难以逃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状态，这种情况在农村居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在社会老龄化日趋严重的今天，慢性病患病人群的数量将越来越多。因此，我国商业保险公司若能紧紧抓住这个机遇，开发出适合这部分人群的健康保险产品特别是疾病相关险种，将会有一个很大的市场。

社会老龄化的加剧会增加社会医疗数量，刺激医疗、养老等相关险种需求。社会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人口大量增加，势必引起社会医疗需求递增，特别是一些慢性病的医疗需求将大幅提升。加上我国“未富先老”的特点，有大量老年人只能靠有限的社保来为自己的医疗费用买单。社保具有覆盖面广、保障低的特点，只能提供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保障。保而不包的社保远不能解决现代人面临的养老和医疗压力，需要机制更加灵活的商业保险来补充社保的不足。

年龄及社会条件决定老年人亟待解决的就是安全和健康两大问题。传统的险种设定往往因为老年人出险率高、赔付金额大等原因而被排除在可保人群之外，这在规避保险公司风险的同时也损失了大量的商机。如果保险公司特别是健康保险公司能转变经营思路，从提高精算能力等专业化经营手段入手，开发新的适合老年人特点的养老和疾病等相关险种，紧紧抓住占总人口10%以上的老龄人口，在合理控制公司风险的基础上可以实现公司规模和利润的双提升以及企业的突破性发展，并有机会借此率先成为行业龙头。

老龄人口增加会加大对医疗护理的服务需求。随着老年人平均寿命的提高、卧床护理周期的延长、病程的增加，以及养老观念的逐步转变，由过去的“生命养老”（延长寿命）向“品质养老”（提高生活质量）转变，对医疗、护理等方面的健康保障需求将不断增加。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济状况的下降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随着丧失或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量的老年人口的大量增加，必将增加针对长期护理和失能方面的健康保障需求，这应该是今后商业保险公司在健康保险中的一个机遇。

老龄化导致的家庭结构变化也促进了医疗护理需求的增长。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住宅环境的改善以及异地就业人口大量增加，从而导致无法依赖子女而独立生活的老年人增加，“空巢”家庭（也称独居型老年家庭）大量产生，加之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技术的不断提高，老年人比以往更为长寿，需要护理的周期也逐渐延长。因此，由专业保险公司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将成为未来养老的重要选择。

社会老龄化的加剧催生对养老产业的巨大需求。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国家，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到来，必将产生全球最多的老龄人口，养老产业将是未来中国的一大重要产业。根据国际经验及我国实际，养老产业的业态必将要有公立与私立的共同发展。基本养老产业的提供可以由国家和政府提供，但相对高端的养老服务应该由商业公司来补充。比如，对于经济条件较好，有高端养老服务需求的老年人，可以开发提供专业的长短期租赁公寓式养老服务，并可考虑配备住公寓的医疗护理专业人员，实现公寓内的健康医疗服务。而商业保险公司尤其是健康保险公司由于其具有健康保险及健康管理的相关经营和管理经验，在开发综合医疗、养老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养老产业上有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如能在起初就能参与整个养老产业体系的建设，开发出适合不同老年人需求、设施完善、理念先进、功能健全的新型养老服务项目，必定能找到健康保险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实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协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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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老龄政策

一、我国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结构变化的世界性发展趋势，即指老年人口在人口总体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的发展过程。按照联合国有关机构的规定，60岁以上的人称为老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7%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称为“老年型国家或地区”。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日益增长的趋势称为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的数量比其它年龄组的人数增加得更快，从而使老年人口系数增大的一个过程。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全国总人口为1370536875人，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①

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增长最快的围家。1980年以来，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以年均3%的速度持续增长。据专家预测，到202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将达到11.5%，2030年将为15.7%，2040年为21.3%，2050年则达到22.6%，到2030年时我国将进入“超老年型”社会，见下表。

资料来源：UN，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New York，1999

（二）造成老龄化的主要原因

造成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现的较低生育率，计划生育政策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70年代初期中国计划生育的政策和严厉的控制措施，从而迅速使全国性的高生育率水平转向低生育率水平，我国特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老龄化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第二，是经济的快速增长、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民医疗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类在健康和长寿方面已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一）对养老、医疗保健事业的影响

现在实行职工养老保险，就是企业的职工交养老保险，占劳动者的比例不到20%。我们是属于未富先老，每年退休的人员以6%的速度增长，养老需要国家财政来弥补，是很沉重的负担。另外随着退休人员的增加，养老负担也越来越重。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具有高患病率、高伤残率、高医疗需求率的特点。随着人口老龄化，老年期常见疾病的防治成为卫生工作的重点之一。随着老年人口增加和寿命延长、老年期延长，因疾病、伤残、衰老而失去生活能力的老年人显著增加。根据卫生部调查，60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是全人口的3.2倍，伤残率是全人口的3.6倍，老年群体中60%～70%有慢性病史，人均患有2～3种疾病。

（二）传统的家庭养老受到新的冲击

传统的家庭作为一个福利单位，表现在养老机制中的作用是天然养老组织，并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支撑家庭养老功能的传统伦理“孝”的价值取向，是“天经地义”行为的最高准则，自然也是家庭成员关系的重要行为准则。“养儿防老”成为数千年来中国家庭保障的主要方式。目前中国家庭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很多地方出现了“4-2-1”小型化家庭结构，一对夫妻不仅要抚养小孩，而且要供养四个老人，其精力和财力均难维持家庭养老正常运转，家庭养老功能将日趋枯竭，这无疑会加重社会养老负担。

（三）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质量的影响

首先，劳动力人口的老龄化使愈来愈多劳动者体力出现衰退，对接受新知识、新技能也会产生影响，特别是对体力劳动者的影响更为显著。其次，劳动力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劳动力老龄化，将不断扩大劳动力质量供求上的结构性矛盾，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将产生一定的影响。最后，劳动力人口的老龄化，也将对劳动力的健康产生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力老化对总体生产率的提高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将产生消极负面影响。

三、针对人口老龄化提出的战略对策

（一）加强老龄问题的宣传力度，营造和谐美好的老年人生存环境

加强老龄问题的宣传力度目的是让全社会了解我国日益突出并快速发展的老龄问题，及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带来的影响。引导和教育人民群众关注老龄问题，重视老龄工作，支持并参与老龄事业的发展，为最终解决老龄问题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老龄工作是一项群众性的工作，关心和帮助老年人是全社会的责任，要积极提倡中青年人为老年人服务，动员全社会都投身参与老龄工作，在全社会营造敬老、养老、助老的浓厚氛围。

（二）改革和创新社会保障制度

扩大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覆盖面，实现城镇各类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一体化；加快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制度步伐，力争全部农村人口养老和医疗保障应保尽保；切实做好民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扩面；整体推进实现城乡养老和医疗社会保障一体化，确保城乡人民在年老以后的养老和医疗的社会保障。

（三）鼓励延缓退休，适度后移法定劳动年龄

为了保持养老基金的收支平衡，近几年来已经有三十多个国家、地区制定了提高领取退休金法定年龄的计划，其中美国每年提高2个月，计划到2010年提高到67岁，日本也争取在2025年前后把领取退休金法定年龄提高到70岁。目前，我国平均法定退休年龄是56岁，但是在这个年龄段中，大多数都还处在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状态之下。适度后移法定劳动年龄，除特殊部门之外，法定劳动年限应适当后移，以避免过早地将富于工作经验和体力的人员推入养老的行列中去。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客观产物。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不可选择的，但人们在人类老龄化面前也绝不是无能为力、绝不是被动适应的。人类社会完全可以发挥主观能动作用，采取适当的对策来缓解矛盾化解困难，可以积极地化挑战为机遇，创造更加和谐美好的社会。

注释：

①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1-04-28

参考文献：

[1]王字飞,郑怡.我国农村老龄化现状及影响分析[J].企业技术开发,2010(3).

[2]李林晋.老龄化问题初探[J].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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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龄化；社会保障；挑战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8)52-0216-02

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老龄化问题已成为不容忽视的重大社会问题。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在社会总人口中比重的增加，一方面给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庞大的老年人群的存在，对我国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和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态势与特点

我国人口基数大，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我国65岁以上人口已达6.95%，到目前已接近1.32亿。而且持续增长势头强劲，预计2025年60岁老年人口可达2.8亿，占总人口的18.4%左右；2050年将达到4亿左右，占总人口的1/4以上。老龄人口中，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以每年5.4%的速度增长，高龄人口已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1100万，到2020年将达到2780万。作为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个人口大国，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以下特点:

1.1 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人口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而生，呈渐进步伐，当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 N P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而我国成为老龄化国家时，人均G N P仅为800美元。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和大规模高速度的老龄化对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而言是一次挑战，经济压力不言而喻。

1.2 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愈益突出

我国城乡差别与人口流动使农村人口老龄化更加突出。就静态而言，由于农村婴儿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龄化程度城市高于农村；就动态而言，由于农村越来越多的青壮年携带子女流入城镇，城乡老龄化的程度正在接近，因此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愈益突出。

1.3 女性老年人负荷沉重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历史、文化、社会等原因，老年妇女容易受到性别和年龄的双重歧视，老年妇女比低龄妇女以及男性老人在生活上面临更多的困难，并往往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2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保障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正在健全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目前我国面临着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2.1 高龄化的老年人口导致社会救助的需求增加

人口老龄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老年人口自身的高龄化，即老年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向高龄化发展，可以称之为人口高龄化。我国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数量相对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的比例由20 0 0年的9.2％上升到2010年的10.9％后，会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然后回升到2030年的10.9％，随后到2050年快速上升到21.3％，是2000年的2.3倍。高龄老人由于年纪增大导致健康水平明显下降，生活的自理能力也随之下降，成为病残的高发人群。他们需要更多的经济扶持、医疗保障和社会救助，从而对老年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体系提出新的要求。

2.2 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造成巨大压力

在人口老龄化和工业化过程中，退休人口增加的速度一般要快于总人口的增加速度。根据我国第三、四次人口普查和《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计算，在近十几年，我国老年人口以年均3％左右的速度增长，离退休人口则以年均7％左右的速度增长。由于我国养老金给付方式是以现收现付为主，缺乏足够的历史积累，因此退休人口的快速增长对养老保险金的供给产生了巨大的压力，甚至出现了养老保险基金入不敷出和拖欠的现象，并有逐渐蔓延和加重的趋势。为解决这种收不抵支的矛盾，一些地区不得不将储存在个人账户中的资金用于当期的统筹资金支付，由此导致个人账户空转，或出现拖欠养老保险基金的现象。从整体上看，这种养老保险金入不敷出的状况才刚刚开始，随着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形势将更加严峻。

2.3 快速增长的老年人口扶养比加重了赡养负担

老年人口扶养比是从经济学角度反映人口老龄化社会后果的动态指标，即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通常用百分比表示。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国人口扶养比在未来50年中变化比较明显。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扶养比从2000年的15.7％上升到2050年的56.8％，将上升41.1%。少儿人口的扶养比则从2000年的37.2％下降到2050年的28.3％，下降8.9%。即便是少儿人口扶养比下降，但由于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扶养比上升的幅度较大，也将导致总人口扶养比从2000年的52.9％上升到2050年的85.1％，将上升32.2%。大幅度升高的老年人口扶养比例加重了劳动人口的赡养负担，这是我国养老保障必将面对的一个严峻考验，它将会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 展。

2.4 对社会保障需求加大，制约经济的发展

老年人保障支出加大，制约社会扩大再生产。一是基本养老金支出加大。2006年，各级财政补助基本养老保险基金675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504亿元。二是医疗保障费用支出增多。按照人的生理演变，人的一生80%的医疗费用在60岁以后，但目前大部分老龄人存在看病难的问题。三是其他老年福利保障支出，如老年公寓、老年服务设施建设等。这些支出的急剧增加，会减少国家对经济建设的投入。

3 健全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

3.1 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逐步做实个人账户，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

基本养老金主要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构成，基础养老金由社会统筹。我们应进一步做实个人账户，改变过去现收现付状况，实行“统账”结合的积累制。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最初只覆盖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及其职工。2000年，我国把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扩大到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2002年，把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扩大到城镇灵活就业人员。这样使无论在何种性质企业退休的老年人无后顾之忧，做到老有所养。

3.2 开辟多渠道投资，建立可持续性的保险金体制

做好政府对老年社会保障事业投入的结构调整，建立促进老龄事业发展的长效机制，力争获得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逐步增加对老年服务设施的建设和老年文化教育、老龄科学研究、老年活动等方面的投入。通过市场机制，激活老年保障的资金供给，对于既有市场前景又符合老龄事业发展的产业，国家要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逐步建立老龄事业投入的增长机制。除国家投资外，设立养老生活保障福利彩票，发挥社会各级养老基金会的作用，积极引导民营资本和国外资金投入老龄事业的发展，逐步形成多元化养老资金的投入机制。

3.3 倡导个人储蓄养老，鼓励老年人积极参加养老储蓄

基本养老保险应坚持低水平、广覆盖、量力而行、分类指导、逐步发展的原则。保障水平低也就意味着扩大覆盖面具有可能性，但同时也使保障的风险过于集中，这样也为其他的保障项目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在发展基本养老保险的同时，要建立个人养老储蓄制度，保护和鼓励养老储蓄。应建立养老优惠储蓄账户，对存款数额设定最低的储蓄限额，子女也应定期将部分收入存入该账户，所有权归其父母，当其达到退休年龄才可以支取使用。这样，既可以减轻子女的赡养压力，也可以缓解由于人口老龄化使养老保障支出逐年增长而带来的经济压力。

3.4 依托社区发展老年服务业

老有所养是孔子几千年前就提出的人类生存标准，这种思想发展到近代已演变成为大规模的社会组织目标，进而上升为国家责任。就我国而言，为使老年人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等，应加强社区建设，充分发挥社区组织在老龄事业中的积极作用。在此方面，笔者认为一应加快社区老年服务设施和服务网络的建设，如可兴办不同档次、不同形式的老年福利院、老年护理院、老年公寓、托老所等，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文化、健身等多方面的服务；二应在城市医疗制度改革中适当向老年人口倾斜，并逐步建立完善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健全老年医疗保健服务网络。通过发展家庭病床，采取定点、巡回、上门服务等方式，为老年人提供预防、医疗、保健、康复和心理咨询等服务；三应通过创作各种老年人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开办老年大学，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从而把对老年人的思想工作与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化体育活动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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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结构；资产价格；养老体制

0 引言

根据相关的估计，随着人口老龄化，在欧洲和日本，在2000年每6个在职工作者负担一个退休者，但到2050年将变为每3个在职者负担一个退休人口。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正在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机构与养老金制度的特殊性，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当低，而人口正在快速老龄化，据联合国的预期，我国的老年负担率将在2040年达到20%，超过同期美国的水平，仅次于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欧洲和日本。另一方面，中国具有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储蓄率，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储蓄率水平将在2020年开始急剧下降，这使得中国在储蓄和投资方面面临新的课题。在养老制度和政策方面，不但要解决现有养老金体制的巨大转轨成本问题，而且，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同时还面临着解决养老保障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这些养老方面的问题也会对我们未来的储蓄和资本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1 理论分析与基本模型

假设个体生命分为两个阶段：年轻阶段和老年阶段。人们会在年轻阶段进入职场工作获得工资收入，在老年阶段退休靠年轻时的养老储蓄生活。遵从经典的OLG模型，本文假设青年人和老年人是两组特定的异质易人群：在某一时点上，青年人是唯一的资产需求者，老年人是唯一的资产供给者。青年人有遗产收入和工资收入来满足消费和投资，老年人失去任何投资来源，只能把年轻时购买的资产出售来获得消费来源。

假设个体的效用函数是对数可加的：

U（c■■，c■■）=lnc■■+βlnc■■

年轻人从父辈得到遗产a■■，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遗产的数量受到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是一个外生变量。β为时间偏好系数，也就是个人对年轻消费和年老消费的代际偏好程度。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获得工资w■，用于消费支出c■■和投资支出z■；

c■■+z■=w■+a■■

在老年阶段退休，没有工资收入，靠年轻时的储蓄进行老年经济支出，并拿出一部分作为留给后代的遗产a■■，我们同样假设该变量是外生的：

c■■=（1+r■）c■-a■■

这样个体在其生命周期内面临的规划问题是：

maxU（c■■，c■■）=lnc■■+βlnc■■

整个社会的总投资需求为：

Z■=N■z■=N■（■w■+a■■）

由于N■是t期出生的人口数，也是增加的劳动力数量，所以我们看到投资需求与劳动力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之间呈正比关系。假设每个年轻人得到的遗产不发生变化，容易得到：

■=■+■

也就是投资需求的增长率应该等于劳动力人口增长率加上工资增长率。这说明资产需求会随劳动力人口的增长和工资收入的增长而增长。

资产价格方程

在不考虑新的投资机会情况下，老年人通过出售资产来换取消费，是资产的唯一供给者。资产供给量为老年人的消费量：

St=N■c■■=N■[（1+r■）■w■-a■■]

生产函数满足一般的生产函数条件，具有不变的规模经济特征，根据欧拉定理，工资收入为：w■■=y■-r■k■，即为个人单位产出减去资本利得。这样资产供给方程变为：

St=N■[（1+r■）■（y■-r■k■）-a■■]

假设资产价格遵从一般的价格调节模型：

q■=q■■+？准（z■-I■）

q■■为资产供需相等时候的长期均衡价格，不受到资产供需因素的影响，由技术创新带来的新的投资机会有关，我们假设其遵守一个外生的动态变化过程。从方程来看，如果资产供过于求，资产价格就会上涨，反之资产价格就下跌。

在简化的基于OLG模型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人口结构与资产供给结构呈现直接的线性关系，劳动力增长率对应着资产需求增长率。如果人口结构开始老化并一直持续，年轻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不断衰减，老年人的比例不断增加，就势必带来资产供需格局的变动：不断减少的年轻人对应着不断减少的资产需求，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则对应着不断增加的资产供给。这样人口老龄化会带来资产供需的严重失衡，资产供给大大超过资产的需求，势必带来实际资产价格的下降。

2 政策建议

人口红利带来的高储蓄率形成对金融资产在内的经济资产的旺盛需求，促进了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空前繁荣，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人口红利带来的黄金时间是历史的机遇，也是短暂的，我们同样不可回避从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周期性转变的自然趋势。人口红利不是免费的午餐，其后必然伴随着巨大的养老压力，之前获得的人口红利将被快速追讨，金融市场也将面临冲击。

因此，对政府来说，政府可以操作的政策变量有两个：一个是重新考虑计划生育人口政策，逐步放开生育限制，减缓人口结构的迅速老化，为其它政策的实施提供时间；二是大力推动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创新，用“技术红利”补充失去的“人口红利”，来填补由于“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资产价格的微观基础缺失。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要适时根据价格变化做出资产组合调整，以应对人口老化带来的资产持续下跌的风险暴露。对金融机构而言，一是大力发展养老金业务和老年产业投资，以对冲人口老化带来的资产价格下跌风险；二是将有限的金融资源引导到能够带来“技术红利”的高新技术产业上，以提早顺应国家产业政策；三是大力推动年金市场的发展，通过年金化的养老保险给付模式来减少资产价格因老龄化带来的快速波动。

【参考文献】

[1]Abel， A.B..Will Bequests Attenuate The Predicted Meltdown in Stock Prices When Baby Boomers Retire[R].NBER Discussion Paper 813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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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口机会窗口；人口转变红利；人口投资红利；人口转移红利；人口转型红利；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一、引言

近期，有关人口红利(Population bonus)的议论很多，这种学术关注热度本身就值得重视。这是一个热问题，但需要冷思考。

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的结构性变化所导致的积极经济后果。20世纪80年代前期，国内已有学者看到了人口低负担比时期所包含的发展机遇。1983年6月15日，田雪原研究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利用人口年龄结构促进现代化建设》一文，文中提出“人口年龄变动的黄金时代”这一说法，即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中，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的比例减少，劳动人口比例增多，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时，笔者感觉到人口低负担比所提供的机遇恐怕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随后，在与邬沧萍教授合著的《中国人口的现状与对策》一书中，用专门的章节来讨论理论负担比与实际负担比的差异问题。

众所周知，人口过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生育率、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中国重大的战略选择。那么，人口控制带来了什么变化呢?人口控制一方面减少了每年人口的出生量和增长量，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收缩，“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同时出现。毫无疑问，人口控制加快了中国人口转变的步伐，而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就是试图解释我国人口快速转变所带来的积极的经济社会效应。

回顾过去的三十多年，由于人口控制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双重影响，中国走过了一条有本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与人口转变有关。人口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在不考虑流动、迁移的“封闭人口”假定下，影响人口数量变化有三个变量，即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人口转变就是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高出生率、降低的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演进过程。

由于人口政策的巨大影响，中国比发达国家更快地实现了现代人口转变，虽然社会现代化的整体水平还不高，但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我国就到了一个标志着现代人口转变初步实现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时期。目前，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已经分别下降到12.4‰和5.89‰。那么，现代人口转变的实现意味着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人口红利理论突破了三率组合类型变化的角度，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角度来解释人口转变的意义，从而丰富了人口学说史上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

二、“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

1997年以来，国际上的《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人口状况》等报告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红利”的说法，但此说法在理论上并不成熟。“人口机会窗口”(Populationopportunity window)理论认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负担系数降低的同时劳动力资源供给却十分充裕。所谓中间大，是指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大；所谓两头小，是指0－14岁的青少年人口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小。

人口负担轻对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在理论上，它可能会带来三个机遇：一是创富效应，即劳动力供给充裕，价格低廉，如果就业充分，就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投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还不太老，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就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积累效应，即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到来之前，社会保障支出少，财富积累速度快。总之，“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有利于资本积累和财富创造。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人口负担较轻的机遇优势必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人口转变才可能产生红利。国内人口红利理论的主要推动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蔡昉研究员认为，人口红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所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并且得出了一个定量的结论，即1983年至2000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即笔者所称的“总负担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为26.8％。但这里有三点需要澄清：一是经济活动人口不等于劳动适龄人口，人口学角度提出的人口负担比(即0－14岁和65岁及以上负担人口之和与15－64岁劳动力人口的比率)事实上是理论负担比，而非实际负担比。实际负担比应是不在业人口与在业人口之比。二是人口负担比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并不意味着一定有因果性。三是通常所说的“中国人口机会窗口”是在1990－2030年，所以1983－2000年期间达到26.8％贡献率的说法不能笼统地理解为中国的人口红利。精确的计算不一定是正确的计算。关键是我们首先要在理论和认识上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人口红利，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坦率地讲，目前国内外的人口红利理论并不成熟，还处在初创阶段。当然，任何学术探索都是值得鼓励的。

笔者认为，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积累加上人力资源开发。能否收获以及收获多少人口红利取决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以及我们如何去开发和利用它们。问题的关键是财富的创造，而不是财富的分配。人口红利的焦点在财富的创造者——人力资源身上。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红利。对此，我们需要坚持两点论，也就是说，不仅要充分利用黄金人口年龄结构所创造的人口低负担机遇，而且要充分开发丰裕的人力资源，两者的结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转变红利”。显然，将“人口机会”、“人口机遇”直接认同为“人口红利”是失之偏颇的。“人口机会窗口”只是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本身并不是红利。

三、为什么说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

在理论上，中国存在着长达四十年的人口机遇期。从数据来看，20世纪后50年和21世纪前50年，中国的人口负担系数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如果以50％作为人口负担系数高低的“门槛”，那么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大致是从1990年打开，到2030年关闭，前后持续时间大约四十年，2010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降到最低。2007年5月，蔡昉研究员指出，中国人口红利的峰值在2010年出现，当前中国正处在人口红利峰值的前期，而且峰值过去之后直到2030年，人口红利仍然可观，只不过这个盈利在2010年之前是累进的，之后是递减的。同时，他提出中国正在由劳动力 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届时中国城乡将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这里，人口低负担比被理解为人口红利。类似的看法并不少见，如最近有学者提出了“人口转变在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构造出了一个黄金年龄结构，或者说‘人口红利’”等观点。

观点不同是因为角度不同。一个是从人口负担比高低的角度说，另一个是从劳动力资源供求的角度看。其实这两个观点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两者都没有很好地回答人口红利什么时候结束这个问题。因为在笔者看来，人口红利存在一个时期，所以有一个时间表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广义的人口红利实际上是人口创造财富的过程，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区，人口红利与其说是有无问题，不如说是大小问题。

事实到底如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处于东亚社会的日本和韩国提供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人口机会窗口期”与“经济高速增长期”是错位的，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人口低负担比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日本“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出现在1955－1973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9.22％。1973－2000年，日本进入了经济低增长期，年均GDP增长率为2.81％。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了近二十年(1955－1973)，与三个人口因素有关：一是出生率迅速下降，老龄化相对缓慢，人口负担系数从1950年的70％左右降到1970年的45％左右，进入了“人口机会窗口”时期；二是战后“婴儿热”出生的人口在其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成为劳动力人口，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却是过多)，而当时日本的经济类型属于劳动密集型经济，所以人口与经济处在和谐的状态；三是日本高度重视国民素质的提高，使日本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储备(中国却是太少)。仅仅有人口负担轻的因素不足以充分利用“人口机会窗口”的潜在优势。

日本的例子证明了人口低负担比与经济发展的弱相关性、弱因果性。只有在人口负担比低、人力资源充裕、人力资本合格三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才可能发挥出“人口机会窗口”的机遇作用。我们不妨称之为“条件匹配性”。条件不匹配，我们就只能望“人口机会窗口”而叹，而不能用“人口机会窗口”之实。“人口机会窗口”很漂亮、很诱人，但窗口里面的机会可能并不多。无独有偶，韩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87－2025年，而韩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出现在1962－1991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8.48％，1991－2000年则为7.18％。

低人口负担系数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一般意义上是通用的假设，但中国的情况却远为复杂和严峻。我国人口转变的确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挑战大于机遇，一个是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就业压力，另一个是庞大人口人力资本的投资压力。未来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取决于今天的行动。如果不及早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口控制的减法效应就很难转化为人口红利的事实。

就业压力巨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加快形成叠加，新成长的劳动力就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相互交织。譬如，今后几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员每年仍将保持在2 400万人以上。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在现有经济结构条件下，按经济增长保持8％的速度计算得出，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有1 100万人，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 300万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锐。这意味着在人口负担比中作为分母出现的一部分人口实际上并没有创造社会财富。

主流看法认为，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将阻挠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我国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为60％－70％。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为1.5亿至2亿人。1978－2005年，我国耕地减少近两亿亩，农业劳力净增近两亿人。2005年底，我国农村一产劳力仍为3.06亿人，比1978年多2 000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将长期困扰中国。为什么人口机遇时期就业压力很大呢?众所周知，中国人口控制的初衷之一也是为了减轻就业压力。目前，中国适龄就业的人口规模可达到8－9亿，是很多国家人口的总和。中国的人口压力集中体现在就业压力上。现在的劳动适龄人口是过去几十年人口增长积累的结果。人口学讲究人口增长的队列效应。过去的人口出生高峰变成现在的人口就业高峰和未来的老年人口退休高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5月13日的报告称，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劳动力价格会上扬。这是一个惊人的判断。那么，什么叫农村剩余劳动力?1989年，笔者提出农村劳动力剩余的本质是劳动时间剩余的观点。不争的事实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具有强烈的季节性、相对性和隐蔽性。一个农村青年的脸上并没有“我是剩余劳动力”的标签。事实上，一个农村劳动力是否剩余只能看其劳动时间的剩余和劳动能力的闲置状况。同样一个靠土地为生的青年农民，农忙时是绝对必要的劳动力，农闲时又是相对剩余的劳动力。推而广之，中国所有的农村劳动力都具有双面性，既可能是必要劳动力，也可能是剩余劳动力，关键在具有劳动能力的前提下其正常劳动时间的剩余度和累积性。即便是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也具有双重的身份，他们是亦城亦乡、亦工亦农或亦商亦农的两栖人口，其双面性并不会因为他们融入了现代产业体系而改变，农民工并不会因为进了城市就彻底抹去“剩余”的可能，因为失业的风险也是存在的，而“失业”正是“剩余”的另一写照。由此可见，我们不应该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标签化和绝对化。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规模巨大，所以很难让人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将迎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的“刘易斯转折点”。笔者认为，近年出现的“民工荒”反映的是权利保障的缺失。劳动力价格过低导致农民工就业积极性严重受挫，反映的是恶劣的劳资关系而不是供求关系。民工荒是一种现象，但原因不是劳动力的供给性短缺。民工荒是区域性、阶段性的现象，不能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的依据。

实际上，“人口机会窗口”基本上只膨胀是理论的推测。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战略机遇期只是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人口代际关系条件，要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必须辅之以及时而有效的发展战略调整。其中，适宜的政策和体制至关重要。正如林毅夫、胡鞍钢等经济学家指出的，中国需要实行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应把扩大就业、缓解失业作为政府最优先的发展目标。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放服务业市场，扩大就业容量；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培育劳动力市场；积极促进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从乡村向城市迁移，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流动。

我们不要迷信和夸大人口负担系数的有利变化可能带来的潜在的积极影响，而应该同时说明在人口转变红利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类型人口红利的存在。

四、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

俗话说，观念一新，黄金万两。我们要收获人口的“大红利”，就要重新认识人口红利的概念框架。从广义来说，笔者认为目前存在着四种人口红利，分别是人口转变红利、人口投资红利、人口转移红利和人口转型红利。以下介绍笔者对后三种人口红利的新认识：

首先，人口投资红利是在生命历程(Life course)中投资于人口，通过教育、培训和流动等人口投资的基本形式，可以使潜在劳动力和一般劳动力转变为合格劳动力、优质劳动力，从而收获红利。

在微观的层面上，孩子的成长期实际上也是孩子的投资期，当孩子长大成人成才，家庭就迎来了孩子的回报期和产出期，开始收获“人口红利”。放大到宏观的层面，假定人口平均的初次就业年龄是25岁，那么25岁之前的人口是一个被负担、被投资、被养成的人口，25岁之后的人口则是一个开始产出、能有回报、收获红利的人口。人口红利的大小取决于生命历程早期人口投资的绩效。

中国的情况是一般性人力资源过剩，优质人力资源短缺，总体人力资源含金量不高。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里，丰裕的人力资源能不能开发出来取决于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也就是他们的素质或者说人力资本储量。中国要收获未来的人口红利，人口投资是极其重要和基本的途径。

建筑在简单劳动力利用基础之上的“人口红利”不能长久，因为只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可持续的人口红利是对初级劳动力基础教育投资和中高级劳动力职业技能投资的历史回报，发达国家走过的内涵式经济发展道路展示的就是这个规律。在知识经济时代，今天的教育培训就是明天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要长久，就要在人力开发之前确保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开发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和工作创造性。人力资源是真正可再生、能创造的最宝贵资源，放大和延长“人口红利”的战略举措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确立人力资本投资的政府、社会、企业、家庭、机构和个人的共同责任制，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的环境、政策和信息支持。中国需要摆脱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陷阱，及早确立以知识人口为依托、以人力资本为动力的新经济增长机制，迎接民族复兴的壮丽时代，就要未雨绸缪地转变经济发展路径，充分开掘人口转变和人口转型带来的人口“大红利”。

其次，人口转移红利是指劳动力为主体的人口转移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逐年上升，目前总量过亿。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提供的数据，2004年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近1.2亿，比2003年增加433万。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在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1990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约有20％来自工资性收入，到1999年这一比例提高到30％，其中东部地区近50％，已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的调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比重超过80％。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有10％强。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低下，既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业层次的提高。劳动力是过剩还是短缺，不完全是数量与供给问题，而且有素质和供求问题。要享受人口红利，就要抓住快速的人口转变所创造的负担比较轻的人口机遇，形成的资本优势要优先投资于人，将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出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一些地方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当作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采取了按需开展职业培训、实行劳务市场职业介绍、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拓宽输出渠道等一系列有效措施，从而促进了劳力输出人数不断增加。此外，国家应高度重视农民工中出现的贫富差异、阶层分化现象，尽早着手调节。首要的就是加大培训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增加政府无偿或微利的培训机构数量，确保农民工能接受到低廉学费的技术培训，扩大农民工接受培训的范围，从而帮助他们在城市更好就业。同时，加强有组织的劳务输出，通过劳务输出地劳动保障部门与输入地劳动保障部门的信息互通，有序输出劳力，避免无序流动带来农民工就业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维护他们的打工权益。

再次，人口转型红利是指老年人口通过再社会化转变自身的社会角色，从赋闲的离退休人员转变为有所作为的工作者，通过再就业和续就业来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价值，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在国外，老年人口被称为第三年龄人口。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积极老龄化的希望所在。根据笔者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有近一半的老年人口属于文盲半文盲，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5％。在60－74岁年龄段，大学文化程度老年人口总量有110万。如果这些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良好的话，那么应该说这110万老年人口属于比较宝贵的人才资源，有较大的开发价值。但随着新一代人口进入老年期，今后老年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会逐步提高。

马克思说过，时间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所以，老年人口的最大资源就在于他们拥有闲暇时间。2002年，马德里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提出的积极老龄化的战略对于我们收获老龄化时代的人口红利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我们需要提倡新的五个“老有”，即“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成、老有所用、老有所乐”。

从老年人口学角度看，中国在1999年就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从人口地理学角度看，中国在197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当时上海已经成为老龄化城市。但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却不是老龄问题最严重的城市。这说明老龄问题的本质也是发展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相对性和变异性。归结起来，老龄问题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道主义问题，即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问题；另一方面是发展问题，即人口转变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长远和广泛的经济社会影响。有两个命题对我们认识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机遇可以提供帮助：一是“未富先老”，挑战大，必须做大蛋糕；二是“边富边老”，需要关注老年人群对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权利。

我们需要三个未雨绸缪：一是患不富，所以需要老年人共建丰裕社会；二是患不均，所以主张老年人共享社会成果；三是患不和，所以主张多元共生、和谐共进。这些都是和谐老龄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谐老龄化配合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可以保障老龄化的中国收获新的持续的人口红利。

在人口高龄化的时代，老年可能成为人生四季最长的一段岁月，它可能日渐腐朽也可能充满生机，其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年人的生活态度。“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才是积极老龄化的心理图景。从国内外老年学研究的成果来看，无论是老年人个体或是老年人家庭、老年人生活的社区和老年人生活的社会，都要大张旗鼓地推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笔者最近提出的“和谐老龄化”，最后实现成功的和幸福的老龄化。老年人不仅是丰裕社会的共享者，也是和谐社会的共建者，还是多元社会的共生者。政府要确保有条件的老者能全方位继续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活动，保护和展示他们的尊严、能力和智慧，不致沦为社会发展 的牺牲品。

综上，从广义人口红利理论出发，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收获过人口红利，只不过比重和性质不同而已。人口快速转变，国家间接地收获了人口转变红利。重视教育的国家比较多地收获了人口投资红利；城市化大力推进的国家收获了人口转移红利；重视老年人作用的国家则收获了人口转型红利。谁主谁次的结论需要定量的支持。但我们的确需要在看到人口红利的同时，也看到人口负债问题、人口风险问题，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人口红利的净值。

五、结语：人的发展是最重要的发展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发展问题的实质是人的发展问题。历史经验表明，人的发展是最重要、最关键、最核心的发展。如果说发展是硬道理，那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就是金道理。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根本上讲取决于人力资源的投资、开发和利用。如果说青少年人口是潜在人力资源，那么劳动适龄人口是现实人力资源，老年人口是可再开发人力资源。鼓励以“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为内核的积极老龄化，是否造成代际冲突?笔者的结论是：竞争不可怕，可怕的是竞争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在一个以知识、能力和权利为本位的社会里，要消除两大歧视：一是性别歧视，二是年龄歧视。在就业市场中，老年人和年轻人各有优势，一个是经验多，一个是知识新，所以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是相互补充、并无冲突的。要说矛盾，那是时时处处都存在的，有秩序、有道德的竞争是化解矛盾的好办法。只有在竞争无法化解矛盾的时候，才凸显出“调和”的价值。

人口政策是否完善，有三个衡量尺度：一是成本最小化。人口多，成本大；人口过多，负担不起，所以需要控制。二是风险最小化。古有明训：过犹不及。人口控制是有边界的，生育率并非越低越好，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包括成长风险、成才风险、养老风险、社会发展风险和国家国防风险，甚至还有亲属文化断裂的文化风险和作为一个责任政府需要承担后顾之忧的政治风险。归根结底，其风险性在唯一性。三是潜能最大化。人口控制是节流，做的是减法和除法；人口投资是开源，做的是加法和乘法。到了人口转变的现代阶段，中国的确需要更适宜的人口和生育政策。中央关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也指出要进一步稳定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如果哪一天在汉族人口中实施“城乡统开二胎”，我想会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譬如可以减少独生子女综合症，可以保障更适量更优质劳动力的供给，可以降低家庭养老的难度，规避人口风险，减少人口负债。人口负债是指已经预先支付、今后要偿还的人口发展代价，如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独生子女老龄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