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医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现将《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正确处理医疗事故是保障病员和医务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医院工作秩序和社会治安的一项重要工作。望各级人民政府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督促卫生部门加强对医务人员的医德 教育和业务技术训练，积极预防事故的发生；督促有关部门相互配合，协同做好医疗事故的处理工作。同时，对无理取闹而影响医院工作秩序的人，也要严肃处理，以维护安定团结，保障医院工作的正常进行。

                                                                        国　务　院

篇2

笔者认为，目前对于医疗纠纷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误区：

一、关于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

医患双方在提供和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论。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为代表的民法学家从医患双方的地位、权利、义务出发进行分析，认为医患关系应该是民事法律关系［1］。而众多卫生法学界人士对于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在医患关系中，由于患者对于医学知识的缺乏，治疗方案完全由医生单方面制定和实施，患者仅仅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因而“完全不符合民法的平等。自愿原则。”。因此，双方的法律地位并不平等，医患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医患关系不应受民法调整，而应由《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为代表的卫生法来调整［2］。甚至有的司法工作人员也认为“医事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有本质的不同，应当按特殊的卫生部门法来调整”［3］

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直接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归责和赔偿原则，也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处理模式，因此，对于医事法律而言，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医患关系中，医患双方就医学知识的掌握而言肯定是不平等的，但是否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平等就必然带来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可以说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对等性乃是一种常态，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当事人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如果当事人一方利用自己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优越地位而主张其在法律地位上的优越性，是法律所不容许的。正是由于医生掌握了医疗技术，构成了患者给付金钱购买医疗服务的基础，双方在此过程中，医务人员掌握了医疗技术，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患者给付一定的金钱购买这种服务，双方是一种典型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虽然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相对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医生在制定和实施医疗方案时，一般情况下要向患者进行说明，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操作常规，并且须对患者尽到谨慎合理的注意义务，医生的行为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为患者的利益尽到最大的善，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手术、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时，尚需征得患者或家属的签字同意方可实施。在目前医疗体制改革的形势下，很多医院推出了患者选医生的制度，患者在医院、医生和医疗方案的选择方面享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权。

在我国，医事法律关系仍未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法律关系分属不同的部门法来调整，如卫生行政法律关系归属行政法调整，医患关系由于主体之间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难以纳入行政法的体系。从上述分析可知，医患双方在医疗服务合同的订立、履行和终止上，完全体现了民法的平等和自愿原则，符合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因此应该纳入到民法的调整体系。在国外，医患关系基本都是归属民法调整，有的国家从保护患者的利益考虑，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患者的消费者地位，如在美国，患者作为消费者早已成为现实。

二、关于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

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问题，历来是一个影响医疗纠纷诉讼的关键问题。目前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认为“医疗行为经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后认为确实构成了医疗事故的，才可以要求赔偿”。［3］这个观点在卫生界有相当的代表性。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按其法律属性而言，是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医疗部门在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的一种结论，是医疗行政部门对医疗单位进行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但并不是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付院长李国光在《突破民事审判新难点》讲话中对此作过专门阐述：“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不是认定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只是人民法院审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否作为确定医疗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应当经过法庭质证”。［4］

之所以有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其根本原因乃是将医疗侵权简单等同于医疗事故，认为如果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则同样不构成医疗侵权，完全混淆两者的界限，实际上两者在法律上存在重大区别。

按照1987年6月月9日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医务人员的责任和技术上的原因，造成患者死亡、残废、组织器官的损伤、功能的障碍等严重不良后果的行为。按其发生的原因，又可区分为医疗责任事故和医疗技术事故。按该“办法”第六章的规定，医疗事故的等级按其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相应地分为三级：

一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死亡的。

二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严重残废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

三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残废或者功能障碍的。

从上述办法的规定不难看出，构成医疗事故的，必须是医务人员在客观上造成患者死亡、残废或功能障碍（一般而言是永久性的障碍）的严重侵权后果，同时在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方可能构成，否则属于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不属于医疗事故的范围。因此，只有构成严重的医疗侵权时才可能构成医疗事故，而一般性的侵权行为被排除在“办法”之外。

国务院之所以仅仅将严重的医疗侵权行为定义为医疗事故，主要是因为医疗事故鉴定的目的所决定的。医疗事故鉴定系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政部门依法要对医疗部门及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包括医院的降级，直接责任人的降职、记过、开除等。构成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主要是医务人员承担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不构成医疗事故，则医务人员免除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因此，从性质上而言，“办法”属于行政法的范畴，至于除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差错和一般侵权行为，因其不涉及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因此不在“办法”调整之内。

医疗侵权行为从性质上而言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的一种，按照民事侵权行为的概念：“不法侵害他人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因而行为人须就所生损害负担责任的行为”。［5］医疗侵权行为，是指医务人员在治疗、护理过程中侵害了患者的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的不法行为，不仅包括医疗事故，还包括因诊疗、护理过失使患者病情加重，受到死亡、残废、功能障碍以外的一般损伤及痛苦的医疗差错，以及既不属于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的一般侵权行为。因此，医疗侵权的内涵和外延均大于医疗事故，两者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医疗纠纷既然不是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怎么可能构成医疗侵权呢？这是因为患者权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生命权和健康权，而且还包括财产权、知情权、隐私权等一系列权益，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并未将后者涵盖在内，所以医疗侵权的范围是也是相当广泛的。只要是医务人员侵犯了患者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或利益，造成损害后果的，在具备主观过错和因果关系时，便可能构成医疗侵权。例如，精神病医院在对精神患者进行电休克治疗前，按卫生部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一第规定，应在术前向患者家属进行解释，征得其家属签字同意后才可实施。如果医院未征求患者家属同意，擅自对患者施行电休克治疗，患者因并发症而造成死亡。尽管医院在诊疗、护理中并无其他过失，电休克的操作完全符合医疗常规，患者出现并发症时抢救措施正确及时，但因为医院未在治疗前对患者家属说明并征得其签字同意，侵犯了患者及其家属对于病症的知情权，同时造成了患者死亡的损害后果，因此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家属承担赔偿责任。再比如某性病患者到某医院就诊，诊治医生未注意遵守保密义务，擅自将患者的病情向外界散播，侵犯了患者的隐私权。或者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过失造成患者治疗费用增加，或治疗时间的延长，造成患者精神痛苦和财产损失的，就可能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赔偿责任。上述例子中，医疗单位的行为按照“办法”的规定均没有构成医疗事故，但按照民法有关侵权的法律规定，都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及其家属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医疗侵权和医疗事故在法律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两者各有不同的构成要件，一起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不等于不属于医疗侵权，医疗侵权的构成应该完全按照民事侵权的要件来比照，只要是具备侵权的要件，即使不是医疗事故，医疗单位同样须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是医疗纠纷诉讼中的唯一证据。

三、关于目前医疗纠纷现状的几点思考

医事法律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在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和争论是必然的，但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上述两个误区对有些人而言并非完全是认识上的错误，而是为了维护医疗单位的不正当的部门利益。

部分卫生界人士之所以坚持医患关系不属于民法调整，主要是因为民法关于侵权的赔偿范围和数额都远远高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没有对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做出规定，各地制订的补偿标准从1000元到8000元不等，但总体上维持在3000元到4000元左右。例如按照《江苏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一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的补偿标准仅为3000元。而如果按照民事侵权的赔偿标准，医院须赔偿患者及其家属的所有直接、间接财产损失以及精神损失费，赔偿数额动辄上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医患关系若不归属民事法律关系，则医疗纠纷自然就可免受民法调整，医疗部门就可以大大降低开支了。

由于我国医疗事故鉴定体制上的缺陷，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由当地医院的医生组成，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在进行技术鉴定时产生偏袒心理，相当一部分原本属于医疗事故甚至是一级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被鉴定为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按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这两种情况均属于医疗部门的免责事项），如果确立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在医疗纠纷中的唯一证据性，则不构成医疗事故自然就不构成医疗侵权，从而使得患者及其家属在随后的索赔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医疗部门同样可以降低赔偿的数额了。

以上两种错误观点，从短期上看，医院似乎可以降低赔付数额，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医疗服务的改善和提高上，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医疗事业的发展和我国法制社会的建设。

1、不利于规范医院的服务。虽然我国对于医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在去年在全国各地开展患者选医生的活动，旨在提高医院的服务质量，但是这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医院存在的医务人员的服务质量低下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理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提高患者在医疗服务中的自主权，健全医疗侵权的赔偿制度，真正做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使那些不负责任的医院和医务人员承担起相应的赔偿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他们的责任心。否则，对于医疗侵权行为没有有效的制裁机制，难以彻底改变目前医疗部门的服务问题。

2、对国家的法制建设和医院的正常工作造成负面影响。由于医疗技术事故鉴定程序上的暗箱操作，很多患者在出现医疗纠纷后不申请做医疗事故鉴定，直接到法院起诉要求赔偿，法院处理此类诉讼颇感困难。由于医学知识的专业性很强，法官对于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难以做出判断，一些法院不得不求助于司法鉴定。一些患者由于对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不信任和对法院诉讼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恐惧，往往采取自力救济的方式，出现医疗纠纷后，患者家属就纠集一批亲戚、朋友到医院大闹，对医务人员进行人身威胁或人身攻击，扰乱医院的正常工作，直到医院拿出钱来么私了才就罢，有些医院每年用于私了的钱已经远远大于正常医疗赔偿的数目。

众所周知，医疗行为是一项高风险性的工作，由于医学上仍有很多未知领域，以及患者本身存在相当大的个体差异性，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患者的死亡、残废和功能障碍并非是由于医务人员的过失所导致，而是由于无法预料和避免的并发症所致，完全属于医疗意外的范围，医院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目前医疗赔偿的现有体制下，患者家属出现医疗纠纷不再由有关部门按照法律程序和规定处理，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不是由于自身的医疗侵权，而是由患者家属人数的多少和吵闹的程度所决定，这不能不说是目前医疗纠纷处理的悲哀，也是与那些维护医院的部门利益的人的初衷相背离的。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不可能象西方国家那样动辄赔偿数十万元，过高的赔偿数额无疑将制约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最终会损害患者的利益。但是象目前各地所规定的那样，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最高不超过8000元，根本不足以弥补患者及其家属的实际损失，在法律上是显失公平的。

上述法律误区，是靠牺牲法律的公正和患者的合法权益来达到减少医院负担的目的，这样最终是得不偿失的，也是与我国建设法制国家的目标格格不入的。

参考文献［1］ 梁慧星，医疗赔偿难点疑点剖析，南方周末，1999年1月8日第8版

［2］ 张赞宁，论医患关系的属性及处理医事纠纷的特有原则，医学与哲学，2000年第4期

［3］ 胡志强，论医疗行为的法律界定，中国卫生法制，2000第8卷第2期

篇3

律师同志：

我的孩子现在1岁4个月，在他1岁2个月的时候，在北京一个大医院做了“小儿左侧巨大疝”结扎手术。没有想到，结扎手术竟然把他的左侧输尿管给扎破了，并将疝囊缝合了一部分，造成了左输尿管与膀胱交界处梗阻、破裂，左肾积水、变形，腹内形成一个巨大尿囊，住院近1个月。

此后，我们不断地学习各种医疗事故处理依据、条例等，但不能形成系统概念。想问的是：

1.我们要求赔付10万元，医院觉得过多，我们是应该直接到法院解决还是先做医疗鉴定？

2. 民法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有冲突时，是否依照民法执行？

李某

李某同志：

到法院解决和先做医疗鉴定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到法院诉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的规定：“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八）以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你只要有医院的住院小结和发票就可以了，不需要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但如果医院提供的证据不是医疗事故，则你可能得不到赔偿。而先做医疗鉴定确认就是医疗事故，你就可以和医院协商赔偿。

一般情况下，是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第1条的规定：“条例施行后发生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人民法院在条例施行前已经按照《民法通则》、原《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审理的民事案件，依法进行再审的，不适用条例的规定”。在有的情况下也适用《民法通则》，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可请求公证病历、病程记录吗

律师同志：

我小儿在新生儿期由于处理不当造成核黄疸后遗症，8个月大时在另外3所大医院就诊，被确诊为脑瘫，是后遗症造成的。

小儿现在未满1岁，时效怎么认定？还没和分娩医院交涉，可以请求公证处直接到医院公证病程记录吗？陈某

陈某同志：

你可以复印病程记录，也可以公证，其法律依据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0条的规定：“患者有权复印或者复制其门诊病历、住院志、体温单、医嘱单、化验单（检验报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特殊检查同意书、手术同意书、手术及麻醉记录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病历资料。

“患者依照前款规定要求复印或者复制病历资料的，医疗机构应当提供复印或者复制服务，并在复印或者复制的病历资料上加盖证明印记。复印或者复制病历资料时，应当有患者在场。

“医疗机构应患者的要求，为其复印或者复制病历资料，可以按照规定收取工本费。具体收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卫生行政部门规定”。

第十六条规定：“发生医疗事故争议时，死亡病例讨论记录、疑难病例讨论记录、上级医师查房记录、会诊意见、病程记录应当在医患双方在场的情况下封存和启封。封存的病历资料可以是复印件，由医疗机构保管。”

篇4

律师同志：

我与医院之间发生了医疗纠纷，医院有严重过错。但是，由于当时的医疗费用都是由医生代为交付，事后我也没有向医生系要收据。我该如何讨回医疗收据?如果要不回来，是否意味着这部分的医疗费用就要不回来了?徐某

徐某同志：

依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0条的规定：“医疗事故赔偿，按照下列项目和标准计算：

医疗费：按照医疗事故对患者造成的人身损害进行治疗所发生的医疗费用计算，凭据支付，但不包括原发病医疗费用。结案后确实需要继续治疗的，按照基本医疗费用支付。医疗费的赔偿是凭据支付的，你没有收据是不会得到这部分赔偿的。

医疗事故可否进行“私了”

律师同志：

我乡下有一个小侄子，一次发烧，去村里一家医疗站治疗，医生打完针，孩子就出现走不动路的现象。后来去医院检查认为是由于打针时打中神经线，造成肌肉收缩，神经发炎，一直到现在孩子都无法正常走路(事发已有1个月)。我们在不断地治疗中，医生说治好的话可能要半年时间。我们把他告上了卫生局，但是我们没什么证据证明针是他打的。现在医疗站提出“私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张某

张某同志：

不要进行“私了”，因为如果你的小侄子由于此事造成了残疾，由卫生局处理会比较公正，而你们“私了”，一旦你的小侄子的伤害发展严重，就可能得不到赔偿。

拆线不完全算是医疗事故吗

律师同志：

我刚做完手术，有三个小伤口，拆线医生只拆了两处，说另一处因为伤口过小没有缝，近日，我无意中竟然在该伤口处拉出两个线头，也就是说这伤口缝过，但没有拆线。请问，这算医疗事故吗?单某

单某同志：

篇5

    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

    医疗差错是指在诊疗护理过程中,医务人员确有过失,但经及时纠正未给病人造成严重后果或未造成任何后果的医疗纠纷。

    医疗事故的后果必须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如残废、伤残、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对于没有达到事故程度的医疗过失,均应认定为医疗差错。换言之,医疗差错与医疗事故的特征基本相同,两者之者的唯一不同是损害后果程度上的差异。

    认为只有造成严重的医疗损害后果才能主张损害赔偿的说法源于原《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规定,该《办法》现已废止。该《办法》将医疗过失行为分为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造成严重后果的为医疗事故,而对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一般医疗损害后果以医疗差错对待。医疗差错不属于医疗事故,所以也就得不到医疗事故损害赔偿。

篇6

    原告：李俊志，男，1993年2月19日生。

    法定人：李继强（原告之父）。

    法定人：郑维珍（原告之母）。

    被告：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奎屯中心医院（简称州医院）。

    原告李俊志1993年2月19日，足月顺产，出生后3个月发育正常。同年5月22日，母亲郑维珍发现他咳嗽，即将他送至被告州医院门诊就诊。门诊医生初步诊断原告患有支气管炎，决定给予打针吃药治疗，并开具了处方签及打针条。郑维珍持该处方签去被告药房取药。由于该药房的司药员玩忽职守，在药袋上写服药剂量时，将处方签上注明的每次服654－2一片的十分之一剂量错写成了每次服一片剂量。回家后郑维珍按药袋上写明的剂量给李俊志服了654－2，不大一会儿，原告出现面赤、高热、心速、呼吸急促、皮肤潮红、频繁抽搐等症状。郑维珍见此情况又迅速将原告送至被告处检查。值班医生诊断后，怀疑原告服654－2中毒。接着，主治医生和儿科主任又诊断，认为原告因服654－2过量，全身中毒症状严重，生命危险。于是，被告组织医务人员进行全力抢救和治疗，使原告的中毒症状逐渐消除。但此后不久，原告出现脑萎缩后遗症，精神发育迟滞。原告的监护人向州卫生局申请要求处理被告在给其子治疗中发生的医疗事故。被告内部设立的鉴定委员会于同年8月3日对原告的症状作了鉴定，鉴定结论为：（1）脑炎；（2）感染性中毒性脑病；（3）痉挛症（继发性中毒性脑病与654－2过量无关）；（4）司药员错写服药剂量为严重差错。原告监护人对此鉴定意见拒绝接受，再次向伊犁州卫生局提出申请，要求对其子病症重新鉴定。但州卫生局没有接受此要求，而是于同年8月26日派员主持调解，促使双方达成协议：被告一次性补偿8000元（含已支付的医疗费）；原告监护人以后不能再要求处理。

    随着年龄增长，原告李俊志的后遗症越来越严重，到近二岁时，其四肢软弱，头颈不能伸直，不能坐和站立，不会说话，无正常情感反映。原告的监护人认为州卫生局的调解处理不公平，被告赔偿损失数额太少，便于1994年10月7日向奎屯市人民法院起诉。诉称：事发后，被告虽然组织全力抢救，抢救了原告的生命，但致使原告留下严重后遗症。时至今日，原告已近二岁，目光呆滞，根本没有什么意识，不能站立、爬行、发音，哭闹不止，给原告及其父母精神上造成极大的痛苦。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偿付原告致残生活补助费和精神损失费。

    被告州医院答辩称：原告提起的诉讼缺乏证据，即未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无法认定是否侵权。此事双方曾经过协商达成一致协议，并写明是终结调解，还进行了公证。被告超越了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赔偿数额，加倍对原告进行了补偿，总计数额8000余元。现原告要求增加赔偿数额，被告不予接受。

    审　判

    奎屯市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要求原告的监护人申请奎屯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对原告的病症和身体现状进行鉴定。该鉴定委员会以原告与州医院间的医疗纠纷已作调解处理为理由，不予鉴定。该院为了查明原告的后遗症与超量服654－2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于1995年7月12日委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医进行鉴定。经鉴定其结论是：李俊志因误服10倍量的624－2药片，产生中毒症状，几天的高烧、抽搐、呼吸停顿，损害了脑组织，加之肺部感染，引起因氧气不足、呼吸困难，更加剧大脑损害。虽经治疗，但遗有脑萎缩，造成精神发育重度迟滞——白痴。随后，奎屯市人民法院又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技术处对该鉴定结论进行复核。该技术处于同年10月9日复核确认：李俊志现遗留脑萎缩及精神发育迟滞（重度）与误服过量的654－2药片有关。

    奎屯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州医院司药员在工作中玩忽职守，错填用药剂量，致使原告误服过量的654－2，出现严重中毒症状，产生脑萎缩后遗症，造成精神发育重度迟滞的严重后果，给原告及其亲属身心及精神带来极度痛苦，对此被告应该承担侵权损害的赔偿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七）项之规定，于1995年11月16日判决如下：

    一、被告赔偿原告残疾生活补助费57621。4元；

    二、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费24810。6元；

    三、被告赔偿原告亲属护理补偿费3万元。

    州医院不服判决，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提出上诉，称：此案属医疗事故纠纷，依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应以法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为依据。原审不依法定程序鉴定，而是以法医鉴定结论为依据作出判决，显属不当。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重新取证。

    李俊志的法定人答辩称：本案属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故法医鉴定结论具有证据效力。

    二审法院受理案件后，采纳上诉人“重新取证”的意见，委托伊犁州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对原告的病症及身体现状进行鉴定。但该鉴定委员会以种种理由不接受委托，拒绝作出鉴定。后在自治区卫生厅的干预下，该鉴定委员会于1996年5月20日出具鉴定意见，认为原告脑损伤系重症脑炎合并中毒性脑病或重症肺炎合并病毒性脑炎所致，与654－2中毒反应无关，不属医疗事故。该鉴定委员会中有被上诉人州医院的医务人员，且介入该鉴定活动。原告的监护人对该鉴定意见不服，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事故鉴定委员申请复议鉴定。该鉴定委员会强调客观困难，拖延近一年时间不作复议鉴定，且何时才能作出复议鉴定结论无明确的答复。申请人出于无奈，于1997年3月18日撤回要求复议鉴定的申请。

    伊犁州分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州医院的工作人员不负责任，错填用药剂量，致使被上诉人李俊志过量服药而严重中毒，造成其留下严重后遗症，上诉人应该承担民事责任。原审人民法院委托两级法院的法医作出的鉴定结论客观、真实，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的规定，具有证据效力，应予认定。伊犁州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在对被上诉人李俊志的症状进行鉴定活动中，有上诉人州医院的医务人员参加，违反了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五条关于“鉴定成员中是医疗事故或事件的当事人或者与医疗事故或事件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的规定，故该鉴定结论应确认无效。上诉人州医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1997年3月26日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　析

    本案处理遇到了以下两个棘手的问题：

    一、医疗鉴定是否是法院处理医疗侵权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下称《办法》）第十三条指明：鉴定委员会负责本地区医疗单位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级鉴定委员会的鉴定为最终鉴定。它的鉴定，为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地区（自治州、市）、县（市、市辖区）鉴定委员会的鉴定，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也是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本案被告州医院正是根据此条规定，要求法院依据州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处理本案，确认被告对原告的治疗不存在医疗事故问题；审判人员中也有的认为处理本案只能以医疗鉴定为依据，而不能以法医鉴定结论作为处理本案的依据。我们认为，医疗鉴定结论是法院处理医疗侵权纠纷案件的重要依据，但不能作为唯一依据。其理由有三点：

    （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在民事诉讼中虽属《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鉴定结论这种证据，但在对其有疑问情况下，人民法院有权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另行鉴定，即证据在未经查证属实的情况下，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证据和依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二）根据《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医疗鉴定应当以事实为依据，符合医学科学原理。但是，由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是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干部和一些医务人员，其中有的可能就是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单位的医务人员，他们出于对行业利益或本单位利益的考虑，所作出的鉴定不符合实际、不科学、不公正的情况有可能发生。本案伊犁州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所作出的鉴定，认为原告的后遗症“与654－2中毒反应无关，不属医疗事故”，就明显违背事实和医学科学。由此可见，医疗鉴定结论，对人民法院处理医疗侵权纠纷案件只能起到一种重要参考作用，如果它客观、科学、公正，法院就采用它为证据，否则就不采用为证据。认为医疗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侵权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不论它是否客观、科学、公正，都得采信，这实际上是否定了人民法院依法对证据予以审核的权利，也违背了人民法院处理案件应该遵循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而且，如果将医疗鉴定结论作为法院处理医疗侵权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一旦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以种种借口不作鉴定，法院就会在案件处理中陷入困境，难以及时审结案件，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一、二审法院在处理此案中均遇到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不作鉴定的问题，以致案件长达二年才审结，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

    （三）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按照《办法》规定的精神，它是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如果据此把医疗鉴定结论也作为法院处理案件的依据，那就与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原则和法院最终裁判原则相悖。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不应受制于有关单位和个人的意见或结论，而应独立办案，在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基础上依法进行处理。只有人民法院的处理结论，才是有关纠纷解决的最终结果。所以，医疗鉴定结论只能作为人民法院处理医疗侵权纠纷案件的参考，而不能作为必须采纳的定案根据。只有经过举证、质证和辩论，确定医疗鉴定具有真实性、科学性和公正性，才能作为处理案件的证据。

    二、确定赔偿的范围和标准是依据《办法》及其《细则》，还是依据《民法通则》

    按照《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确定为医疗事故的，可根据事故等级、情节和病员的情况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该《办法》制定的《细则》第二十三条规定，确定为一级医疗事故的，3周岁以下婴幼的补偿费为2000元；确定为二级医疗事故的，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的补偿费为1500元。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赔偿的范围包括受害人因医疗事故多支出的医疗费用、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的生活补助费等。显而易见，确定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标准，是依据《办法》及其《细则》，还是依据《民法通则》，其赔偿数额相差极为悬殊。根据《办法》的规定，被告错写服药剂量，造成原告残废，属二级医疗事故，按《细则》只能得到1500元补偿费。所以，本案被告以及有关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均极力要求法院根据《办法》及其《细则》的规定确定赔偿的数额，认为被告通过调解支付给原告的8000元补偿费已超出了《办法》及其《细则》规定的标准。有的审判员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道理，也认为法院处理本案应根据《办法》及其《细则》的规定确定赔偿的数额。

篇7

一、新《条例》在医疗事故处理上的五个新进展

与原《办法》相比，新《条例》在医疗事故概念界定、医疗事故鉴定程序、患者权利保护、损害赔偿标准和医疗事故处理程序等五个方面，有了新进展。综合这五个新进展，可以说，新《条例》在保护患者受到医疗事故损害获得赔偿的权利方面，是大有进步的。

（一）对医疗事故概念作出新的界定，保障过失医疗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后果能够获得救济

新《条例》对医疗事故概念作出了新的界定，使医疗事故的外延有了很大扩展，扩大了救济的范围。主要表现在：

第一，医疗事故概念界定扩大了医疗事故的范围。原《办法》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的医疗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新《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的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两相对照，对医疗事故的两个界定最明显的差别是，前者规定构成医疗事故必须是“导致功能障碍”，后者规定是“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新规定的医疗事故概念明显比原来宽。凡是违法或者违章医疗行为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都属于医疗事故。对于过去不能认定为医疗事故的造成人身损害但是没有造成功能障碍的医疗损害，现在可以定为医疗事故。

第二，对医疗事故的类型和等级划分，由原来分为医疗事故和技术事故两类、三个等级，改为统称为医疗事故，分为四级。 其中前三级医疗事故都是造成死亡、重度残疾，或者造成中度残疾、轻度残疾导致严重功能障碍、一般功能障碍的，四级医疗事故为造成明显人身损害的其他后果的。四级医疗事故显然就是造成一般的人身损害事故，界限较宽，将过去规定不予赔偿的所谓“医疗差错”包括在其中，应当给予赔偿。新《条例》使用的“医疗过失行为”的概念，与原来的医疗差错概念并不相同，而是医疗事故的构成的客观要件，而不是免责条件。

第三，虽然对不属于医疗事故的规定范围有所扩大，但是确定的内容比较准确，删除了原《办法》中不合理的“虽有诊疗护理错误，但未造成病员死亡、残废、功能障碍的” 规定。新《条例》第33条规定，以下六种情形不属于医疗事故：一是紧急情况下为抢救垂危患者生命而采取紧急医学措施造成不良后果的；二是在医疗活动中由于患者病情异常或者患者体质特殊而发生医疗意外的；三是在现有医学科学技术条件下，发生无法预料或者不能防范的不良后果的；四是无过错输血感染造成不良后果的；五是因患方原因延误诊疗导致不良后果的；六是因不可抗力造成不良后果的。应当说，对这六种情形不认定是医疗事故是有道理的。

对医疗事故概念界定的上述改变，扩大了医疗事故的范围，对于保障受害患者实现损害赔偿的权利是有积极意义的。有人认为，按照现在对医疗事故概念的界定，对于医院抱错孩子、给错药、卖假药的行为，就不能定为医疗事故，给受害人以赔偿。事实上，这样的行为不是医疗事故能够解决的，应当采用其他办法解决。抱错孩子的问题，应当依照侵害亲权的侵权行为处理。给错药、卖假药的问题，应当依照合同关系处理。这些都是有具体的解决办法，不必一定要按照医疗事故请求赔偿。

有人提出，新《条例》第49条第二款关于“不属于医疗事故，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有问题，限制了法院的审判权限。我认为，有了对上述关于医疗事故概念界定的扩大，再加上法院可以组织专家鉴定组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应当说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也不能认为这是对审判权限的限制。

（二）医疗事故鉴定程序公开、民主，保障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公正、准确

在新《条例》中，对医疗事故鉴定规定的改变，是最大的变化。医疗事故鉴定的变化集中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医疗事故鉴定的组织工作，由政府的卫生行政部门组织改变为医学会组织，体现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中立性，摆脱了政府干预医疗事故鉴定的嫌疑，增加了患者和公众的信任度。

第二，鉴定机构由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改为专家鉴定组，鉴定方式明定为合议制，鉴定结论以专家鉴定组成员过半数通过， 改变了过去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常设性、技术鉴定程序不公开、鉴定方式不明确的状况。

第三，建立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专家鉴定组成员由双方当事人在医学会主持下随机抽取，并可以有法医参加， 改变了过去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成员由政府主管部门指定、不得医疗机构以外的专家参加的封闭状况，防止鉴定结论的不公正，可以摆脱医疗事故鉴定的“护短”嫌疑。

第四，鉴定机构等级的变化，一是由三级鉴定改为原则上两级鉴定，即首次鉴定和再次鉴定，二是由省级鉴定为最终鉴定改为再次鉴定，三是新设中华医学会组织疑难、复杂并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医疗事故争议的技术鉴定形式，因而鉴定程序更为科学，保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的科学、合理。

第五，规定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定期限，必须在接到当事人提交的有关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材料、书面陈述及答辩之日起45日内组织鉴定，并出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改变了过去鉴定没有期限的状况，保证技术鉴定的及时性。

第六，对医疗机构不按照规定提供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材料，导致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不能进行的，规定由医疗机构承担责任。这对医疗机构是一个限制，但是究竟承担的是什么责任，尚不明确。

这些新规定，使医疗事故鉴定的组织机构、人员的资格和选择、鉴定程序公开、透明，体现民主作风，对于保障鉴定结论的公正，具有积极意义。可以说，在目前情况下，对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能够规定这种程度，是难能可贵的。

（三）增加对患者权利的规定，保障患者依法行使权利

新《条例》对患者的权利作出了一些新的规定。诸如：

1.第10条规定，患者有权复印或者复制病历资料。这一权利，对于患者掌握医疗事故争议的真实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2.第11条规定，医疗机构对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有告知的义务，患者享有知情权。医疗机构对上述情况不据实告知，就是违背其法定作为义务。

3.第12条规定，发生、发现医疗事故、医疗过失行为等，医疗机构有通报、解释义务，患者享有知情权。对此，患者在发生争议之后，可以行使知情权，要求医疗机构据实通报、解释。

4.第16条规定，在发生医疗事故争议时，患者有与医疗机构共同封存病例讨论记录、疑难病例讨论记录、上级医师查房记录、会诊意见、病程记录的权利。医疗机构对上述病历资料单独处置，侵害患者的权利，应当承担对自己不利的后果。

5.第17条规定，疑似输液、输血、注射、药物等引起不良后果的，患者享有与医疗机构共同封现场实物、共同指定检验机构的权利。同上例，医疗机构单独处置，应当承担对自己不利的后果。

6.第18条规定，患者死亡进行尸检时，患者家属有权请法医病理学人员参加，有权委派代表观察尸检过程。违背上述规定进行的尸检，患者家属可以请求重新进行尸检。

7.第20条规定，医患协商解决医疗事故争议的，患者有权与医疗机构共同委托进行医疗事故鉴定。

8.第22条规定，患者对首次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提出再次鉴定的申请。对如何提起中华医学会组织的专家鉴定组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新《条例》没有规定程序。如果患者及其家属认为自己的医疗事故争议属于疑难、复杂并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可以申请进行此种鉴定。

9.第24条规定，患者有权在专家库中随机抽取参加鉴定的专家。患者行使这一权利，还有待于进一步规定程序，即怎样进行抽取。

10.第26条规定，患者有权对参加鉴定的专家提出回避请求。决定鉴定专家回避，应当符合本条规定的回避条件。

11.第29条规定，患者在专家鉴定组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的过程中，有陈述、答辩的权利。

12.第37条规定，发生医疗事故争议，患者有权申请卫生行政部门处理。患者不申请卫生行政部门处理的，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以上12项权利都为患者所享有。其中核心的权利，就是知情权和选择权。知情权，是患者及其家属对就医、发生争议、争议处理等事宜所享有的知悉权利、了解权利，医疗机构有义务对患者及其家属的知情权予以满足。选择权，就是在发生医疗事故争议后，患者及其家属对医疗事故的处理程序、鉴定机构、鉴定专家等，依照自己的意志进行选择，改变过去只能由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做法。

这些权利对于保障患者实体权利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存在的问题是，新《条例》在规定了患者的这些权利的同时，没有规定保障这些权利行使的制度。在上文的阐释中，作者作做了一些说明，但是这些说明，都不是新《条例》的规定。对此，后文还要进行专门讨论。

（四）对医疗事故赔偿标准作出明确规定，使医疗事故的具体赔偿有法可依

新《条例》第50条规定，对构成医疗事故的，赔偿的项目是：医疗费赔偿、误工费赔偿、住院伙食费赔偿、陪护费赔偿、残疾生活补助费赔偿、残疾用具费赔偿、丧葬费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赔偿、交通费赔偿、住宿费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总共11项。这一规定，改变了原《办法》规定的一次性象征性赔偿办法 ，扩大了赔偿标准。特别应当注意的是，新《条例》规定了对医疗事故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对究竟是否应当对医疗事故受害人实行精神损害赔偿的争论，作出了结论。但是，新《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仍然比其他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为低，与人民法院办理侵权案件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相差较多。

这种改变，对法院的医疗事故侵权纠纷的审理究竟有什么影响，将在下文进行详细分析。

（五）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程序的设置更为科学，当事人尽可选择有利于自己的程序处理纠纷

新《条例》规定，医疗事故争议的处理程序分为三种，一是当事人协商解决程序，二是当事人申请卫生行政部门主持调解程序，三是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民事诉讼程序。 其中最大的改变，就是卫生行政部门的处理程序改为调解，当事人调解不成或者调解达成协议后一方反悔的，卫生行政部门不再调解。卫生行政部门不再享有对医疗事故赔偿的行政处理权。 这种程序设置是合理的。

这种改变，对法院的审判工作也是有影响的。例如，在原来的医疗事故行政处理程序中，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事故的处理意见是具体行政行为，是政府行使行政管理权的行为，具有行政可诉性。当事人对卫生行政部门的具体处理意见不服，可以提出行政诉讼，人民法院作为行政诉讼案件进行审理。 按照新《条例》的规定，卫生行政部门不再具有这样的行政权力，人民法院也就不再管辖这样的行政诉讼案件了。

二、对新《条例》存在的问题所应采取的民事审判对策

新《条例》也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在民事审判中审理医疗事故侵权案件不无影响。这些问题的主要方面，是新《条例》规定与民事法律和司法解释之间的冲突，此外，也包括其他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如何解决，需要进一步研究，提出具体的审判对策。

（一）怎样对待《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低于一般民事侵权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问题

新《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虽然与原《办法》相比有很大提高，但是赔偿标准仍然过低。例如，误工费赔偿，规定最高赔偿医疗事故发生地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3倍，比《国家赔偿法》规定的5倍降低了2倍。致人死亡的，仅赔偿丧葬费和相当于6年当地居民平均生活费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而《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死亡补偿费为国家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20倍。造成患者残疾的，仅赔偿3年的当地居民平均生活费，而《国家赔偿法》规定的丧失劳动能力的要赔偿10至20倍的职工年平均工资。

关于医疗事故侵权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究竟是执行新《规定》的赔偿标准，还是执行在实践中掌握的民事侵权赔偿标准，值得研究。对于这个问题，在原来的审判实践中就遇到过，最高人民法院曾经作出过有关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3月24日《关于李新荣诉天津市第二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疗事故赔偿一案如何适用法律的复函》，认为《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和地方人民政府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是处理医疗事故赔偿案件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与《民法通则》中规定的侵害他人身体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因此，应当依照《民法通则》、《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参照地方政府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处理。这一司法解释的要领有三点：一是强调《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等行政法规、规章与《民法通则》的人身伤害赔偿责任规定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这就确定了一个基本的原则，既然是一致的，当然都可以适用。二是适用的原则是依照《民法通则》、《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和参照地方政府的实施细则，前者为依照，后者为参照，适用效力并不相同；同时，《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并未规定具体的赔偿数额，同时又强调以《民法通则》作为“依照”之首，其含义是相当明确的。三是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妥善处理，这就是要灵活掌握：如果按照一次性限额赔偿能够保护受害人权益的，可以使用这种方法；如果采用这种办法不能保障受害人的损失得到全部赔偿，则应适用《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的办法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3月12日《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医疗事故赔偿标准的适用问题，也有指导意义。该司法解释第10条关于“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的规定，对于确定具体的医疗事故赔偿责任也有重要意义。按照这一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标准应当执行新《条例》。

以上两个司法解释的规定内容，从表面上看起来是有矛盾的。前者规定的精神是医疗事故赔偿可以适用民法普通法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后者的精神是特别法有规定的依照特别法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但是，结合两个司法解释的背景观察，就可以发现，这两个司法解释的精神并不矛盾。原因是，在前一个司法解释出台的时候，存在的问题是，原《办法》对损害赔偿标准规定过低，不能保障受害人的权利，违背普通法的精神。因此，司法解释规定可以适用普通法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后一个司法解释是一般的适用法律原则，在新《条例》对损害赔偿作出了新的规定以后，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适用法律原则，当然应当适用特别法的规定。这样的原则不应当仅仅适用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而是应当适用于医疗事故的全部赔偿。

医疗事故赔偿比国家赔偿和一般民事赔偿的标准为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医疗机构对医疗事故受害人予以赔偿，实际上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对受害人的赔偿最终还是要分摊在所有的患者身上，而不是由国家出资赔偿。对此，在审判实践中应当适用新《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判决案件，是有根据、有道理的。

但是，人民法院应当保留最终的司法决定权，如果按照新《条例》的赔偿标准确定的赔偿数额显失公平，不足以救济受害人的损害的，法院可以作出高于新《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的赔偿数额。

（二）怎样协调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与医疗侵权纠纷举证责任倒置的关系问题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司法解释中，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实行过错推定和因果关系推定。该司法解释第4条第（8）项规定的内容是：“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就意味着受害人在因果关系的要件上不必举证证明，而是由法官实行推定。受害人只要证明自己在医院就医期间受到损害，就可以向法院起诉，不必证明医院的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实行因果关系推定以后，如果医疗机构认为自己的医疗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可以举证证明自己的主张。证明成立的，推翻因果关系推定，免除医疗机构的责任。不能证明的，因果关系推定成立。

同样，实行过错推定，对受害人获得赔偿也是有好处的。受害人不承担证明医疗机构存在医疗过错的责任，直接推定其有过错。如果医疗机构主张自己无过错，则须自己举证证明。证明成立的，免除其责任。不能证明的，则过错推定成立。

在医疗机构的举证问题上实行两个推定，对医疗机构一方大大不利。因为在特殊侵权责任中，一般只实行一个推定；在医疗事故引起的侵权纠纷中，实行两个推定，明显对医疗机构规定的责任过重。对这个问题，新《条例》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的规定没有涉及到，仍然是按照原来的常规处理，与上述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关系不协调。在实践中应当怎样处理，也不明确。

对此，我的意见是，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最高司法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显然高于行政法规的效力，而且行政法规根本无权对民事诉讼程序作出规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在医疗事故侵权纠纷中，仍然要执行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对因果关系和过错实行推定。如果医疗机构认为自己在医疗过程中，自己的医疗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后果没有因果关系，自己的医疗行为没有过错，应当自己举证证明。医疗机构必须在治疗别注意积累证据，一旦发生纠纷，能够举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自己在主观上没有过错。医疗机构不能证明的，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于上述两种举证责任，实际上只要证明了一个推定不成立，就能够否定自己的全部责任，因为只要有一个侵权构成要件不成立，侵权责任就不能成立，就能够免除其全部赔偿责任。

按照上述规定，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究竟是谁的举证范围，值得研究。按照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应当是医疗机构一方证明自己的医疗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或者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不存在过失的证据。原因就是，因果关系和过错两个侵权责任要件在这种案件中都是实行推定的，受害人在诉讼中不必举证证明这两个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成立，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当然应当由医疗机构提供这样的证据。

不过，我倒认为过份加重医疗机构的举证责任，会过份扩大医疗机构的赔偿责任，最终结果还是要将赔偿转嫁到广大的患者身上。因此，应当慎重对待，在实践一段时间以后，再总结经验，加以改进。

（三）怎样对待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的问题

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专门的技术鉴定机构对医疗单位所致的损害事件进行技术鉴定所作的认定意见。就诉讼角度而言，它是专家证言，是民事诉讼证据之一。因而它属于案件的事实范畴，而不是法律范畴。

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既然是事实范畴，那么，法官就应当对其有审查权，对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有权进行审查。但是，原《办法》没有授予人民法院这种权力，新《条例》也没有明确法院是不是有这样的权力。

应当承认，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与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有所不同。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意见。当事人向法院起诉以后，法官有权对其真实性、准确性进行审查，认为责任认定有误的，可以依据对案件事实的调查结果，直接认定交通事故责任。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法官不能直接审查下结论。因而有人主张，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具有专断性，法官无权审查。其依据，是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的专业性，法官无此专业能力。

这种意见貌似正确，其实是不适当的。诚然，法官的专业是法律、是审判，确实不具备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的专业资格。但是，法官不具备某种专业知识，并不等于他就不能审理该种专业知识的案件。法官在审理某种专业性案件时，可以聘请权威的专业人员进行鉴定，同时依据法律、法理和法官的良知，作出实事求是的审查和判断，认定事实，确定责任。主张医疗事故鉴定专断性主张，违背法律的基本规则，是对法院、法官行使审判权的限制，难以避免医疗单位与医疗事故鉴定组织的作弊可能，因而对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不利。

因此，我认为，法院和法官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有审查权，可以依据自己的审判经验，审查医疗事故鉴定人员的合法性、医疗事故鉴定组织的合法性、医疗事故鉴定程序的合法性、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的合法性，作出自己的判断，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对于不符合上述四个“合法性”要求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予采信，另行组织专家鉴定组进行重新鉴定。

对于在医疗事故引起的民事诉讼中，法院是否有权组织专家鉴定组进行医疗事故鉴定，新《条例》没有规定。这是应然的，因为行政法规无权规定民事诉讼程序，更不能规定法院的职权。按照新华社授权刊发新《条例》时发表的言论看，法院在审理医疗事故纠纷时，如果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可以按照条例规定，从医学会建立的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专家组，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这个结论是符合法理的。对此，法院应当改变过去那种在医疗事故鉴定结论面前无所作为的做法，可以通过法学会，直接组织专家鉴定组，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作出准确的鉴定结论来。

法院或者法官可否不依据医疗事故鉴定结论而直接认定医疗事故责任？我认为存在这种可能。受害人提出诉讼之后，证明了医疗行为违法和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法院对因果关系和过错实行推定。如果被诉的医疗机构不予举证证明否定因果关系和过错，法院或者法官经审理认为这一推定并不违背客观规律，当然就可以直接认定侵权责任成立。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也可以定案。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法官也可以认定医疗事故侵权责任。

（四）怎样对待新《条例》没有规定患者权利保障措施的问题

新《条例》在规定患者权利的同时，并没有规定保护患者行使权利的保障措施。那么，在医疗机构没有履行保障患者权利而应履行的义务时，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值得研究。

篇8

医疗责任保险又称为医疗职业保险、医疗业务责任保险。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投保医疗责任保险几乎高达100％，而且费用相当昂贵，保险费通常是医生收入的10％—30％左右。目前美国的医疗责任险的理赔率在80％以上，最高赔偿额超过百万美元，而医疗纠纷发生率仅为7％，其原因是医生都有医疗责任保险，一旦出现医疗事故或差错，保险公司就会及时介入，承担纠纷处理与经济赔偿的责任。医疗责任险属于行业强制性的、每个医生必备的常规性保险，它不仅是一项保障，更是一种约束。国外的保险公司对此险种的开办抱有积极的态度，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能保障国家医疗系统的顺利运转，维护医院、医生、患者三方的合法权益，对于保险公司来说也是一笔优厚的无形资产。

一、我国医疗责任保险开办的情况

医疗责任保险，在我国由于受到经济水平、法律制度、保险意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尚处于起步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个别地区开办了地方性的医疗事故责任保险。真正大规模地开展此项业务，始于2000年1月，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医疗责任保险”；之后平安、太平洋、天安等保险公司也相继开办了此项保险。但该保险推出已两年多，投保并不踊跃，存在不少障碍，部分医疗机构人员的观点代表医疗界普遍的想法。

1.医院地位高，败诉几率小

在执行旧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10多年间，医疗机构一直处于强势地位。首先，在事故鉴定方面，过去是由卫生行政部门设置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单独组织鉴定，这就造成了“老子给儿子”做鉴定的局面，鉴定人员中甚至就有事故医院的专家，鉴定结果的公正性便会大打折扣；其次，患者对医疗事故缺乏鉴别力，而且取证难。医学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使医患双方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出现了技术性错误，只要不是致命的，患者一般也意识不到。就算怀疑院方有问题，也会因为拿不到相关物证而无法。让一个外行在短时间内掌握医学专业知识，还要大量搜集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在病历书写龙飞凤舞，而所有病情记录、化验结果、单证材料又都保存在医院的情况下，患者如欲在法庭上胜诉，简直比登天还难。难怪曾有大夫感慨道：“以前我们很少输官司，如果输了，也是因为医院内部有人向患者通风报信。”第三，司法方面也帮了医疗机构不少忙。以往的民事诉讼都是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医疗诉讼也不例外。医院接触并提供证据就比患者容易得多，当然就更方便说服法官，也就难怪医院无所畏惧。此外，缺乏既懂法律又懂医学的律师帮助患者出谋划策，也是患者胜诉难的另一原因。医院成不了被告，即使成了被告也输不了官司，哪还有风险可言，投保医疗责任保险也就没有必要了。

2002年4月1日公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明确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倒置”。2002年4月14日由国务院颁布，并于同年9月1日正式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医疗事故的含义、医疗机构的责任、医疗事故的鉴定、争议的解决方法等都做了重新界定。例如：医疗事故由三级增加到四级；明确和扩大了患者的知情权，病人可以复印病历；参加医疗事故鉴定的专家，由医患双方在处于中立地位的医学会主持下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进行独立、客观的工作，使这一程序更加透明、合理；如果患者认为医政部门有“偏袒”嫌疑，还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上述新法规保护了弱势群体的利益，有助于公平、公正、公开地处理医患纠纷与事故，使患者的权益得到更多的法律保障，这也意味着今后医疗诉讼案可能会激增，而且诉讼中患者打赢官司的可能性会相应增加。

2.赔偿金额少，风险可自担

在一起复杂的医疗纠纷中，患者最关心的就是最终的赔偿金额问题，这也是整个医疗事故处理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确定医疗事故赔偿标准是根据国务院1987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和各省市制定的《实施细则》。一般一级事故的赔偿额只有3000元左右，最高也在2万元上下。对于受害者，这一金额在当时可能还算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对于医院，觉得这一标准也还可以承受。一年甚至不到10万元的赔偿，却要多交几倍的保费给保险公司，实在划不来，因此也就没有风险及保险的压力。例如在2002年新法规公布之前，北京市有179家二级以上医院，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的只有12家；河北省有医院4500多家，投保率只有10％左右。有些医院特别是甲级医院认为自己的事故率很低，即使发生也是小金额的赔付，院方完全可以自担。但凡事都有“万一”，过去无事故并不能说明未来、永久无事故，即使是三甲医院，其从业人员也可能有“百密一疏”的时候，况且目前已有法院判赔290万元的医疗事故（湖北龙凤胎儿脑瘫案）出现。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日益提高，以及对人的健康、生命价值认识的改变，几千元、几万元的赔款已经完全不能满足解决医疗纠纷的需要，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新《条例》中对医疗事故赔偿详细罗列了11项内容，并首次增加了精神抚慰金的赔偿，受到了患者及其家属的普遍欢迎，但在医学界却掀起了轩然大波。我国的医疗机构多数还是非盈利性单位，以后，一起事故十几万元、几十万元的赔偿可能会屡见不鲜，让肇事医生掏腰包根本不可能，医院的经济负担也会陡增，而且判赔金额的不确定性也给医务人员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压力。医院、医生恐怕以后再也不会因为赔款少、风险小而无动于衷，毕竟约束医方的法规已经开始逐步完善，患方寻求权益保护的意识已经普遍觉醒，途径也越发通畅。

3.风险保障少，保险交费高

根据中国人民保险公司2000年1月实施的《医疗责任保险条款》，在一个保险年度内，医疗事故每人最高赔偿10万元，医疗差错每人最多承担5000元的赔款。保险费根据医院病床数和不同风险岗位的医务人员数交纳。据北京一家拥有一千张左右病床的三甲医院负责人介绍，按规定他们医院一年要交纳将近40万元保险费给保险公司，这是很大的一笔支出，而2001年该医院才赔了4.8万元，这就产生了保险是否值当的问题。从保险赔偿角度看，医疗机构认为10万元的额度也很低，真要出了大事故，保险公司还是不能把全部责任承担下来。当然，无论是保险范围还是收费标准，保险公司都是参考了1987年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新产品初期投入的成本以及其他相关因素而制定的。

随着新法律法规的出台，百姓维权意识的提高，加之目前医疗事故与纠纷的日趋增多，医疗损害索赔数额的加大，医疗机构对于自身风险的认识有所提高，化解风险的要求就显得尤为迫切。为了及时配合2002年9月1日实施的新《条例》，在总结了前两年的保险经营情况并结合了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建议和意见之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对原有的保险条款和费率进行了适当的修改，新产品将更加贴近市场需求。大概而论，医疗责任保险的主要内容包括：

被保险人：依法设立、有固定场所并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均可参加此保险。医院投保后，其正式在职医务人员将自动获得保障。

保险责任：被保险的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执业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而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此外还承担一定限额的法律诉讼费用。

责任免除：主要包括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损失；被保险人的违规、违纪行为造成的损失；以及明显不属于职业责任保险应当保障的范畴的损失。

索赔程序：当发生医疗事故时，患者或其家属向医疗机构索赔，然后由医疗机构根据保险条款的约定向保险公司索赔。

赔偿处理：有三种方式：（1）赔偿金额可由患者、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三方协商确定；（2）由仲裁机构或卫生行政部门裁定、调解确定；（3）由法院判决确定。

除此之外，医院和医生关心的损害赔偿金额也根据新《条例》的规定有了较大提高，从而使保费水平趋于合理。

二、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的积极意义

1.转嫁执业风险，减轻财务负担

俗话说“人无完人”，即使是医术再高明的大夫，也不能百分之百保证在从业当中不出一丝差错，尤其是在外科、妇产科等具有高风险性科室工作的医护人员。根据美国保险行业的统计，医院的妇产科是比较容易引起法律诉讼的科室之一。1982年到1998年期间，美国各大医院为此支付的保险费用增长了167％；2001年上升了12.5％。妇产科医生作为被告的诉讼案，赔偿额往往惊人。1999年的赔偿额平均为349万美元。由于所接触的病情的特殊性、复杂性，医生一旦发生疏忽，就会造成患者身体上的伤残、疾病、死亡和精神伤害。根据我国《民法通则》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国务院2002年9月1日实施的新《条例》第51条明确了11种赔偿项目及标准；第52条规定：“医疗事故赔偿费用，实行一次性结算，由承担医疗事故责任的医疗机构支付。”新《条例》大幅提高了医疗事故赔偿金额，而且首次增加了对于精神损害的赔偿。由此可见，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可以减轻医院的财务负担，医疗机构只要交一定的保险费，就可以得到十几倍、几十倍的风险保障，从而保障了医院经营的稳定性和营业秩序的正常进行。

2.解除后顾之忧，提高业务水平

医生的医术之所以能不断提高，主要是依靠大量的临床实践，只有多接触各种各样的病例，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手下有准。特别是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大夫，更需要这方面的锻炼。一名优秀的医生，不仅在于7年、8年基础医学理论的认真学习与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在活生生的患者面前，如何处理而使他们转危为安，尤其是遇到一些疑难问题、突发事件或急诊状态。在新《条例》出台之前，医务人员还没有过多的心理顾虑，只要患者前来求医，本着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都尽其所能地进行救治，只要有一分的希望就会付出十分的努力。然而自从宣布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以及加大事故赔偿力度后，医务界的不少人士表现出了担忧甚至恐惧的心理。因为有些医疗事故的发生并不是医生本身的过错，而是由于患者情况特殊所致，不进行救治就会死亡，但进行救治就可能出现意外。以后患者或其家属可以轻易提讼，张口要求高额赔偿，哪一个医生还愿意再冒风险接收高危病人，尝试新式疗法，医学何以得到进步？这种情况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引进国际通行的医疗责任保险，让医生放开手脚去救治病人，这才是一条必由之路。在这个实践性很强的行业，如果医务人员整天担心出事故、患者或家属会闹事、法院会重判，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会自然而然选择保守做法，“大病小治、重病轻治”，最终受害的还是无辜的患者。因此给医生吃“定心丸”，不仅可以排除其杂念，激励他们增强医疗安全意识，勇于知难而上、改革创新，提高业务质量，促进医学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而且可以增强患者的信心，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早日康复，毕竟医患双方的目的是一致的。

3.减少医患纠纷，增强公众形象

医疗纠纷已经成为消费者投诉的10大热点之一，因为轻者它妨碍了百姓的正常生活，重者则剥夺了公民的宝贵生命。医疗纠纷的大量涌现，不得不让人们感到焦虑，特别是纠纷案逐渐升级，甚至出现命案。典型的例子就是2001年7月10日湖南中医学院附一医院的血液病专家王万林，被他亲手医治的患者，在治疗达不到预期效果的情况下，残忍地杀害了。尽管医患矛盾在医院里一直存在，但演变为杀人事件，是医生们无法想象和接受的，它为迫切解决医患纠纷和保护医生生命安全敲响了警钟。

据国外的保险同行介绍，他们的医生和患者也会有摩擦，但情节很轻，更达不到使用暴力的程度，因为患者来医院的目的是寻求救治而不是寻衅滋事。目前国外保险业已经很完善，医院买医疗机构责任保险，医生买医务人员职业责任保险，患者买医疗、住院意外事故保险。一旦出现问题，彼此都有默契，如果达不成共识，就找各自的保险公司，按程度分担责任。大吵大闹、拳脚相加于事无补，反而会更加耗时耗财。

当前国内医疗机构的负担很重，既要保障自身的生存发展，又要努力提供优质服务，还要承担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此外牵扯大量精力的医患纠纷也让各家院长头疼不已，不仅严重影响了医院正常的工作秩序，妨碍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甚至危及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加之新闻媒体的大肆渲染，具有导向性的报道，也将医院推向了风口浪尖。保险公司的介入，也就是社会其他力量的介入，可以在矛盾日益激化的医患之间起到一个“缓冲器”的作用。保险公司可以和医院组成一个事故鉴定小组，一旦发生矛盾，保险公司的有关人员及时参与其中，从第三方的立场做好医患双方的协调工作，帮助找到一个既让保户（医院）满意，又保障了患者利益的最佳方案。尽量避免诉诸法律，一是可以维护医院、医生的声誉，因为作为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极其忌讳与职业诉讼联系在一起；二是漫长的诉讼程序对于任何一方都会造成身心疲惫，而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只有让医院领导、主治大夫从繁杂的纠纷处理中抽身出来，他们才可以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医院管理、钻研技术、提高质量上去。由此为医院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显而易见的。医院纠纷少了，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高了，医生的工作态度也由消极转为积极，患者情绪也由抵触变为合作，这种良性循环，才是医、患、保共同追求的目标。

篇9

    法定人黄杰(系黄珺滢之父),龙岩市商业(集团)发展总公司汽车驾驶员,住址同上。

    法定人林丽燕(系黄珺滢之母),龙岩市液压件厂工人,住址同上。

    委托人林雁,福州汇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杰,男,1962年7月22日出生,汉族,龙岩市商业(集团)发展总公司驾驶员,住龙岩市新罗区西城西安公民路24号。

    委托人李伟民,福州君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丽燕,女,1963年4月14日出生,汉族,龙岩市液压件厂工人,住龙岩市新罗区西城西安公民路24号。

    委托人李伟民,福州君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龙岩市第一医院,住所地龙岩市新罗区中城九一北路105号。

    法定代表人黄君健,院长。

    委托人阙材隆,该院工会副主席。

    委托人连普超,福州天骄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珺滢、黄杰、林丽燕与上诉人龙岩市第一医院因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岩民初字第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珺滢的法定人黄杰、林丽燕、委托人林雁、上诉人黄杰、林丽燕及其委托人阙材隆、连普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1996年3月2日16时,上诉人黄珺滢因腹痛到龙岩地区第一医院(现更名为龙岩市第一医院,以下简称第一医院)急诊,被确诊为急性化脓性阑尾炎,当日17时医院为黄珺滢施行阑尾工切除手术,手术医师施行手术时怀疑取下的组织与阑尾有异,即请二道班医师检查,二道班医师找到了炎症阑尾并予切除。经探查,确认被手术医师摘除的组织为黄珺滢的子宫,黄珺滢双侧卵巢完好。1996年5月3日龙岩地区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作出“关于龙岩地区第一医院患者黄珺滢医疗事件的技术鉴定”,认定本事件为二级医疗事故。事故发生后,除黄珺滢已交纳的住院押金和医疗费1048元外,第一医院免除了黄珺滢住院期间的医疗费,并决定一次性给予五万元的补偿。黄珺滢、黄杰、林丽燕不同意,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第一医院赔偿黄珺滢住院押金和治疗费1048元、将来医疗费25万元,赔偿黄杰误工损失8000元,赔偿黄珺滢、黄杰、林丽燕精神损害赔偿费50万元、律师诉讼费7800元。

    诉讼中,原审法院委托司法司法鉴定技术研究所对黄珺滢日后的生长发育是否会受子宫切除影响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被鉴定人黄珺滢女孩因急性阑尾炎手术时误将子宫切除,日后若无中枢下丘脑、垂体疾患,卵巢没有被误切,则其性发育包括性生活无明显影响,但已完全丧失生育功能及正常心理发育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原审法院还参照《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之规定,对黄珺滢子宫缺失进行作残等级鉴定,认定黄珺滢属五级伤残。

    原审法院认为,保证病员的人身安全是医院的基本责任和义务,医院对医务人员工作中的过错造成的损害应当赔偿。本案的人身损害,黄珺滢的损失除物质方面外,还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的精神压力与痛苦,必须给予抚慰与补偿。同时,黄杰、林丽燕夫妻也造成了精神痛苦,亦应给予一定的精神补偿。但确定赔偿额要考虑当前本地区的生活水准及属于福利性质单位的被告的偿付能力等因素。补偿精神损失终究是法律意义上的,只能是相对的,黄珺滢、黄杰、林丽燕要求精神损害赔偿50万元,不予全额支持。黄珺滢属于五级伤残,第一医院应给付其残疾生生活补助费。其住院押金及部分医疗费1048元,第一医院表示愿意承担,予以准许。黄杰的职业是汽车驾驶员,因该医疗事故造成其精神恍惚,未能正常上班,由此造成的误工损失,第一医院应给予适当的赔偿。黄珺滢要求第一医院赔偿其将来的治疗费25万元,现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此可待将来发生时再行诉讼。据此判决:一、第一医院应赔偿黄珺滢住院押金及医疗费1048元;二、第一医院应赔偿黄珺滢残疾生活补助费82770元;三、第一医院应赔偿黄珺滢精神损害赔偿金5万元;四、第一医院应赔偿黄杰误工损失5004;五、第一医院应赔偿黄杰、林丽燕精神损害赔偿金各1万元;六、第一医院应赔偿黄珺滢、黄杰、林丽燕支付的律师费7800元;七、驳回黄珺滢要求赔偿将来医疗费25万元的诉讼请求。以上第一至第六项判决均应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履行完毕。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010元、鉴定费人民币600元由第一医院负担。

    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向本院提起上诉。

    黄珺滢、黄杰、林丽燕上诉认为,一审判决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偏低;判决驳回黄珺滢要求被告赔偿后续治疗费和将来恢复生育能力费用的请求是错误的。要求二审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第一医院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50万元;撤销一审判决第七项,改判第一医院承担黄珺滢的后续治疗费和康复费用,具体数额以将来实际发生额为准。

    第一医院上诉认为,黄杰、林丽燕不能作为本案的原告,黄杰要求赔偿误工损失及其与林丽燕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赔偿黄珺滢精神损害赔偿金没有法律依据;黄珺滢虽丧失生育能力,但其劳动能力并未受到影响,判决赔偿残疾生活补助费也没有法律依据。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按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和《福建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处理本案。

    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另查明:龙岩市1996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518元。黄杰系龙岩市商业(集团)发展总公司汽车驾驶员,1996年3月其停薪留职期限届满,应回单位上班,发生医疗事故后,至今未去上班。公司自1996年3月起停发其工资每月417元。

    以上事实均经双方当事人庭审一致确认,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属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民事纠纷,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处理。第一医院违反手术规程,在为黄珺滢施行阑尾切除手术时误将其子宫摘除,造成黄珺滢终生丧失生育能力、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其行为严重侵犯了黄珺滢的健康权,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第一医院应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一审据此判决第一医院赔偿黄珺滢残疾生活补助费和实际支出的医疗费是正确的,按龙岩市1996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十五倍的标准确定残疾生活补助的数额也是适当的。第一医院上诉认为本案应按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及《福建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处理,与法不合,其提出黄珺滢子宫缺失并未影响劳动能力,不符合事实,对其提出不赔偿残疾生活补助费的请求不予采纳。本起医疗事故给受害人黄珺滢造成的损失,除了物质损失外,也包括精神损失。作为一名未成年的幼女,子宫被摘除,丧失生育能力,除了肉体上的痛苦外,必然也会随着她的成长,给其造成伴随终生的精神压力和痛苦,影响其作为一名女性的正常生活。这起医疗事故将给黄珺滢带来的精神损害是显而易见的,损害的后果是严重而久远的,必须给予一定物质上的抚慰和赔偿。上诉人第一医院提出对黄珺滢的精神损害不应予以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赔偿的额度应综合本案中受害人黄珺滢的受害程序、加害人第一医院的过错程度、赔偿能力等因素,参照当地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合理确定。一审判决确定的精神损害赔偿额偏低,不足以对黄珺滢的精神损害进行抚慰,应予变更,但黄珺滢上诉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额明显过高,只能部分予以支持。另据现有的医学理论和实践证明,子宫的缺失不影响正常的生理发育,但生育能力不能恢复,因此,黄珺滢上诉请求第一医院赔偿其子宫缺失引起的将来继续治疗和恢复生育能力的费用,没有事实依据,对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黄杰、林丽燕作为黄珺滢的父母,因本起医疗事故也受到了物质损失和精神方面的打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有权以原告的身份向人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黄杰因精神受到打击、护理黄珺滢、处理与第一医院的赔偿纠纷而造成误工损失,及其与林丽燕、黄珺滢共同委托律师参加诉讼而支付律师费,均与第一医院造成的医疗事故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对此,一审判决第一医院给予赔偿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第一医院认为黄杰、林丽燕不能作为本案的原告提出赔偿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但上诉人黄杰、林丽燕不是医疗事故的直接受害人,其要求第一医院给予精神损害赔偿,不符合我国民法确立的人身损害赔偿原则,对其请求应予驳回。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岩民初字第03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四 、六、七项;

    二、撤销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岩民初字第03号民事判决第五项;

    三、变更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岩民初字第0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龙岩市第一医院应赔偿黄珺滢精神损害赔偿金人民币150000元;

    四、驳回龙岩市第一医院的上诉,驳回黄珺滢要求龙岩市第一医院赔偿后续治疗费的上诉。

篇10

【中图分类号】d919．4；r0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9297(20__)02—0091—03

案例资料

死者刘某，男，20岁，无业。20__年2月11日19时，因口角

纠纷引起斗殴，刘某被他人用水果刀刺伤左臀部外上方，于当日

20时左右送至当地中心卫生院就诊。接诊医师检查后诊断为左

臀部刀刺伤，颅脑外伤及内脏损伤待排?给予清创缝合后收入

院观察。21时许刘某出现抽搐、里急后重感同时伴大汗淋漓，接

诊医师考虑有脑外伤，动员刘某的家属将其转往县级医院作ct

检查。22时许，刘某被送至县级医院，该院值班医师作一般询问

· 医疗纠纷与诉讼·

和简单检查：伤者神志清，刺伤处已缝合。即开出ct扫描申请

单，22时50分时ct扫描头颅未见异常，22时53分时刘某在

ct扫描结束的同时呼吸停止。

经县公安局法医作尸体解剖得出结论：刘某左臀部二处刀

伤，长约2．5cm。其中一处斜入内侧刺破股静脉和腹膜，出血流

向腹腔内，积血约1 500ml，刘某系左臀部刀刺伤，左股静脉断裂

失血性休克致死。

刘某的家属以当地中心卫生院违反诊疗常规、误诊，延误了

伤者的抢救时机为由，请求该县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

该县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认为：(1)刘某伤后在该中心卫生院就

诊及时。(2)因刘某被刺伤的部位及刺入方向特殊，加之接诊医

师缺乏临床经验，对病情及预后估计不足，后体格检查不仔细，

· 92 ·

没有作辅助检查，手术清创时没有作扩创探查，没处理好出血

灶。术后观察不仔细，诊断、治疗不到位。(3)刘某出现抽搐后，

接诊医师实施安排伤者转往县级医院，态度是积极的，但没有作

出相应的救治措施。据此，属一级技术医疗事故。

该中心卫生院对此结论不服，遂向市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

会申请重新鉴定。20__年8月16日市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

分析此案后认为：(1)刘某被刀刺伤急诊于该中心卫生院，该接

诊医师经一般常规检查和徒手探查刀刺伤创道，遂作出了上述

诊断，即行清创缝合。诊断基本正确，处理无原则性错误，发现

病情变化后转往县级医院是正确的。(2)伤者转入县级医院，值

班医师未作生命体征检查即开出ct扫描检查，有不妥之处。(3)

刘某的刀刺伤创道走向特殊，其死亡原因系失血性休克致死。

该中心卫生院及县级医院的医师在诊治上虽有不足之处，但并

非是刘某直接致死的原因。根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第3条第2款“由于病情异常或病员体质特殊而发生难

以预料和防范的不良后果的”之规定，本例医疗事件鉴定为非医

疗事故。

至此，同案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鉴定结论。这时恰逢我国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及《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自20__年9月1日施行。于

是刘某的家属在向人民法院诉讼，法院按《条例》的规定，依据刘

某家属的要求向省医学会申请再次鉴定。省医学会受理此案后

认为：(1)医方在刘某诊疗过程中有医疗过失行为，违反外科急诊

留观诊疗常规，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初次抢救时机。(2)医方在

刘某诊疗过程中的医疗过失行为与刘某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

系。(3)因刘某的伤情严重，是导致失血性休克迅速恶化的主要

原因，故医方应对刘某死亡负有次要责任。本例属于一级甲等

医疗事故，医方承担次要责任。此为第三次鉴定结论。

讨 论

一

、医疗事故构成分析

此案历经县、市及省三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部门的鉴定，且

逢《办法》与《条例》及《暂行办法》交替时期，出现的鉴定结论可

谓是“一波三折”。现在纵观3份不同级别、不同分析的鉴定结

论，认为出现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是否违

法?过失行为是否存在?”还是“伤者体质及伤情特殊而发生的

难以预料和防范的后果”。这也是我们讨论医疗事故是否构成

的焦点问题。

《办法》中对医疗事故的概念作了严格的定义，即“因医务人

员诊疗过失⋯ ⋯ ”尤为现行的《条例》中将其明确界定为“医疗机

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

故”。不难看出，出现上述不同结论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医疗事

故构成条件的把握不同所造成的。

笔者认为，在判断是否医疗事故时，应先看医疗机构及其医

疗行为是否违法、违规，这是构成医疗事故的主要条件之一。这

里所指的“法、规”即我国已经颁布的医疗管理方面的法律、行政

法规及卫生部门制定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对于

刀刺伤的处理，首先了解其刺伤部位及深度，有无重要血管、神

经损伤等，必要情况下应扩创探查，然后才能作清创缝合术。该

案中的接诊医师明显违反了“外伤急诊清创缝合的诊疗规范”，

另外当刘某因外伤急诊留观后，出现了里急后重感、大汗淋漓等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1卷(第2期)

伤情变化时，明显提示了腹腔内出血及休克前期表现，而接诊医

师未尽到注意义务，没有密切观测伤者的生命体征变化，没有进

行急诊会诊及进一步检查，仅以毫无根椐的“脑外伤”的误诊作

了转院处理，延误了初次抢救时机。同样，县级医院的首诊医师

也违反了“外伤急诊的诊疗常规”及首诊负责制，未对刘某的生

命体征进行测量，而草率作出了处理，以致刘某在ct扫描过程

中死亡。

同时，医疗事故的行为人必须在诊疗护理工作中有过失。

医疗过失是指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违反业务上必要的注意义

务，从而引起患者生命、身体伤害的心里态度。构成过失应具备

两个条件：其一，医务人员应该预见而未预见或已经预见而轻信

能够避免危害结果。其二，有关医务人员主观上既不希望亦不

放任危害结果发生，此条件将过失与故意的心里状态相 区另l】。

该案首诊医师在此例诊疗中就有上述违法、违规行为，它的出现

是其一种过失的心里态度造成的，对刘某的体表外伤(刺创)，没

有扩创探查及充分止血，仅作一般清创缝合术，且出现伤情变化

后，在没有客观、详细体检和辅助检查等手段实施下，未尽应有

的职业义务，轻信自己的临床经验，将失血性休克误诊为“脑外

伤”，直接导致失血性休克伤情加重直至死亡。这种过失，是构

成医疗事故主观上的必备条件。

该例刘某死亡后，经尸体解剖证实左臀部刺创创道外口位

左臀部外上方，创道贯穿皮下臀肌间斜入腹腔，分析此为刘某被

刀刺中时呈屈髋形成，这样的伤在日常临床检案中确属偶

见，但其不属医疗意外。所谓医疗意外是指医务人员在医疗活

动中，由于病情或患者体质特殊而发生难以预料和防范的不良

后果的情况。《办法》第3条第2款“由于病情或病员体质特殊而

发生难以预料和防范的不良后果的”及《条例》第33条第2项“在

医疗活动中由于患者病情异常或患者体质特殊而发生医疗意外

的，”规定此情形构不成医疗事故。因为医疗意外的发生，是难

以预料的，医护人员主观上不存在过失，而是由于病员自身体质

变化和特殊病种结合在一起突然发生的，也不是医护人员本身

和现代医学科学所能预见、防范和避免的。该例的首诊医师存

有上述过失，因刘某体质无异常，所致的刺创即会伤及器官、血

管等引起出血，伤情无其特殊性所言，密切观测生命体征的变化

的留观有助于临床诊断，清创、补液和止血等实施可以避免失血

性休克致死的损伤后果，这是目前医学上的诊疗常规，也是临床

医师应掌握的一般医学知识，非深奥之说，出现的刘某死亡后果

是应当能预料到和加以防范的。

二、责任程度分析

在确定医疗机构存在违法、违规医疗行为后，我们应该对这

种医疗过失行为在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进行确认，

也就是分析医疗过失行为的程度和患者原有损伤的预期后果与

最终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应根据医疗常规和医学原理

及规律，设定无医疗过失的情况下，该损伤预期后果为依据，客

观、公正地判断行为人应承担多大责任。该例刘某死因为失血

性休克，原始损伤是左股静脉断裂，该静脉是人体较大血管，且

位置处解剖结构复杂。它的断裂致出血极易引起休克的发生，

死亡率在i临床上较高。据此认为本例伤情确属凶险，加之损伤

部位比较特殊，临床不易及时判定诊断，存在着较多的向严重后

果(死亡)发展的不利(内在)因素，该损伤应为导致失血性休克

迅速恶化的主要原因。且在中心卫生院及县级医院的接诊医师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1卷(第2期)

违法、违规医疗行为(外在)因素下，出现了伤者的死亡后果就不

可避免了。如快速、准确的诊断伤情，给予及时的创伤缝合、止

血和补液等对症治疗，仅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失血性休克的发

生。所以，该违法、违规医疗行为在刘某死亡的事件中应占次要

地位，医方应对刘某的死亡负次要责任。

三、3份鉴定文书评析

分析案头这两种不同鉴定结论的3份鉴定书内容，笔者对

市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出具的鉴定书结论存有几点异议：该

鉴定文书分析中第一点所述的接诊医师“经一般常规检查和徒

手检查”后作出的结论“是基本正确的”，这里的“一般常规”、“徒

手”都是违反急诊留观诊疗规范和外科清创常规，怎么能说是

“无原则性错误”呢!第二点中“县级值班医师未作生命体征检

查即开出了ct扫描检查”不应是“有不妥之处”而是其明显违反

了首诊、急诊的诊疗规范。这应是非常确定的。第三点中将刘

某的死亡认定为“病情特殊”而发生难以预料和防范的不良后

果，这一点也同样是违反了急诊留观等诊疗规范，即没有注意伤

情的发展，治疗的预期目的没有达到。鉴此，“非医疗事故”的鉴

定结论，不宜采信。

尽管县级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省级医学会的鉴定结论有

相同之处，笔者认为省级医学会的鉴定分析较为客观，符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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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第2条、第4条规定，指出了该例定性的要点。但笔者认为该

鉴定文书内容仍存在不足之处：(1)应明确“医方”是中心卫生院

和县级医院，它们在此例中的医疗行为都存有一定的违法、违

规，均应为该医疗事故的主体。(2)应对中心卫生院和县级医院

在此医疗事故中的责任程度加以区分。因中心卫生院的违法、

违规医疗行为在先，且较长时间内没有给予纠正，延误了刘某的

伤情在县级医院的诊断时间，致使失血性休克已发生，失去了较

好的抢治时机，故中心卫生院应负“医方负次要责任”的主要责

任。

现行的《暂行办法》第3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分为首次鉴

定和再次鉴定”，取消了以往的多层次鉴定工作，一般情况仅为

两级鉴定。《条例》及《暂行办法》中虽没有规定省级医学会的鉴

定为最终鉴定活动，但明确了它是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当事人不

服首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而提起再次鉴定的组织者。至

此，本案以省级医学会的鉴定结论为重要依据在法院进行了庭

审质证后，最终调解结案。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