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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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债务危机；国民经济；宏观政策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12.103

[中图分类号]F822.5；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12-0-01

1 我国国民经济产生不确定因素的原因

1.1 外部原因

1.1.1 欧洲债务危机影响

欧盟经济遭到持续打击，虽然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委员会竭尽所能出台政策拉动欧洲经济的复苏，但由于存在个别债务十分巨大的国家，欧洲经济仍面临着倒退的风险。中国作为欧盟第二大合作体，受欧洲债务危机波动的影响也是非常强烈的。许多欧盟的国家采用关税壁垒的政策，保护本国的工业企业发展，导致我国的出口业务遭遇沉重的打击。

1.1.2 流动性加剧

当前美元持续走低，欧元区和日本将会持续跟随，全球流动性将会持续呈现加剧的状态，从而对我国的影响也将会进一步深入。从中美债务交易数量来看，美元的持续走低对我国的外汇储备情况是非常不利的。当然，日本作为我国的邻国，也是一个经济大国，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十分密切。而且随着流动性的加剧，低迷的经济发展态势一定会影响到更多的新兴国家，包括金砖四国等。这种流动性的影响，对我国的国民经济造成恶性循环。

1.2 内部原因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虽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但是我国整体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整体是呈现畸形发展的态势，在发展前期增长速度过快，现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逐渐放缓，经济进入“新常态”。

第二，受国际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我国的对外出口形势不容乐观。我国的出口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主要的出口对象在经济方面都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呈现低迷状况，再加上我国通货膨胀的经济态势，导致成本上涨，丧失价格优势，加剧了我国经济的不确定性。

第三，国内通货膨胀态势严重。在通货膨胀方面，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原油和金属，这两项对于我国的工业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再加上小商品的价格也呈现小幅增长，无法刺激国民消费。

国内外宏观经济的诸多问题，留给了我国一个非常难的决策问题：到底应该实行怎样的宏观经济政策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令国民经济回升。对此，本文笔者仅仅从自身观点出发，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2 实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措施

2.1 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经济增长

2.1.1 刺激消费者需求，增加居民收入

通过宏观调控，尽可能降低膨胀率，发展新兴的第三产业，促使消费结构升级。

2.1.2 深化税制改革

积极采用减税、退税、优惠的政策减轻企业负担。对居民必需品进行相关的政策支持。积极推进“营改增”的税制改革步伐，通过税制的改革刺激居民消费。

2.1.3 城镇化进程和惠农政策相辅相成

加快城镇化进程，启动更多基础类民生工程，拉动内需，利用剩余劳动力。农业是我国经济的基础，因此，要制定惠农政策，给予农民更多的政策保护，在三农问题的上要时刻保持高度的重视，做好民生工程的建设。

2.2 稳健的货币政策微调经济发展

2.2.1 进行金融制度改革

一定要扎实推进利率改革，与人民币的汇率相适应，重视基准利率的作用，完善我国的金融制度，深化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问题，重视收支平衡的国家预算，重视宏观经济对金融制度改革的影响，重点推进农村地区的金融制度改革。农村虽然是我国金融的薄弱部分，但也是我国金融的一块潜在的巨大的市场。国家必须深刻关注金融制度的改革问题，良好的金融制度是我国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的基本保障。

2.2.2 利用信贷关系调整经济结构

刺激内需，通过刺激居民消费，促进产业结构化升级。对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技术产业要给予大力的信贷资金支持，吸引信贷资金往民生工程的发展。信贷资金应用于支持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活动。对于传统的行业，通过信贷基金做好结构调整，适时淘汰不懂改革产业结构的群体。

2.2.3 防范金融危机及金融风险

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其他国家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已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果本国出现了类似的金融危机或者金融风险，那么打击一定是更加巨大的。只有政府、银行、社会公众共同努力，建立良好的国民经济发展理念，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做好金融危机和金融风险的防范工作。

3 结 语

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是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政府要及时分析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来源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归根结底，还是要以自身的努力去应对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结合国情、结合实际的经济发展现状，找到适合自己的经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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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市场不确定性加大

虽然基金对于2008年的市场趋于谨慎，但大部分基金都认为市场在去年4季度调整较为充分，有可能开始一轮新的行情。不过2008年以来的市场下跌幅度，仍远远超越了包括基金在内的所有投资者的预期。

基金整体认为2008年市场不确定性加大，主要来自4个方面：国际环境上，次级债的风险暴露超出预期，对美国及全球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出口下降、CPI水平高企都会降低国内宏观经济增速，适应性紧缩政策能否在保持经济增长与控制通货膨胀中把握好度的不确定性；在上市公司业绩持续高增长过后，上市公司能否保持较高的业绩增长率的不确定性；大小非上市后，估值体系变化的不确定性。

大小非解禁、再融资及IPO导致的资金供求失衡是基金对市场悲观态度的重要原因。大小非解禁影响到定价机制问题。在全流通背景下，产业资本将真正参与市场定价：股价高了可以减持或高价融资，股价低了可以回购或增持。这将改变我国股票市场的均衡估值水平，而投资者必须逐步习惯产业资本真正参与股票市场定价的投资环境的改变。

在下跌近40％的情况下，基金对市场行情的判断出现分歧。部分基金坚持长期牛市的基础未变，只要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持续增强，牛市格局就不会改变，前期调整只是牛市中的调整，比如东吴双动力、富国天益、光大红利、长城消费、大成成长、融通先锋等。

部分基金对2008年市场持谨慎或者谨慎乐观的态度，如汇丰龙腾、嘉实服务、交银稳健等，嘉实服务、天治核心也强调市场会震荡向上。不过，也出现了如华夏精选“延续调整”、鹏华50“不轻言反弹中的机会”等极度悲观的观点。

虽然基金整体认为存在宏观经济、上市公司业绩增长放缓的风险，但对于增长放缓的性质与程度存在分歧。大部分基金都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周期并未结束，2008年宏观经济仍然能保持持续较快增长，经济调整仍将是温和而富有成效的，经济出现大的问题的概率并不大，如比如景顺鼎益、光大红利、广发稳健、建信优选、交银稳健等。但也有基金认为，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是经济增长出现拐点的体现，如博时精选等。

大部分基金对通货膨胀持悲观态度，认为全局性的通货膨胀与持续的紧缩政策不可避免。在谈到通胀因素的基金中，工银价值认为CPI超过两位数的概率非常大，而博时主题认为通货膨胀存在失控的风险，企业提高产品价格，将上游涨价传导给下游客户，已成为普遍现象；PPI到CPI的传导完全打通，全社会基本形成一致的通胀预期。且在全球若干年的宽松货币政策后，资源价格处于历史高位，主要经济体都面临着通胀风险。偏紧缩的调控政策不可逆转，国内货币偏紧的调控政策对股市整体上起负面作用。

就大幅调整后，市场估值合理还是仍旧高估而言，部分基金认为市场经过大幅调整，估值处于合理水平，如华安优选、嘉实服务等。而华夏红利、博时主题等认为我国股市仍旧高估。

提出谨慎和防御策略

大部分基金提出了规避风险的谨慎和防御策略。在调整行情中，基金更加重视自下而上选股，对市场主流持仓行业结构进行大幅度偏离；抛弃“趋势投资+集中投资”策略，采取“耐心等待+波段操作”策略。

在基金的投资主线中，首先采用反通胀的投资主线，看好抵御供给型通胀的上游资源、消费品，包括矿产资源、农产品以及与农产品相关的农用化工等，如博时主题、南方高增等。其次看好国家投资为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基建股等，如南方高增等，在持续的紧缩货币政策及经济增速下降等不确定因素下，基础设施建设是保持经济增长率的有效做法。另外，看好节能减排、产业整合、奥运、三通等比较确定的主题投资。

对主流行业看法发生分歧

由于对宏观经济判断不同，基金对与宏观经济联系密切的金融、地产看法发生分歧。光大红利、广发稳健等基金看好宏观经济的长期发展，密切关注这两个行业被过度抛售后的投资机会；博时精选、国海弹性等基金虽然也认为金融地产在大幅下跌后估值水平不高，但在持续的通胀压力下仍有待进一步跟踪和观察，且银行股的大量解禁影响该板块的估值水平。

绝大部分基金看好大消费服务类的投资机会。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下降背景下，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越来越大，同时品牌消费品在经济上下波动中能保持可持续性发展，也成为基金看好消费服务类的理由。在大消费包含的众多子行业中，食品、零售、旅游、生物医药、农业的关注度较高。关注这一投资主题的基金有富国天益、光大红利、工银价值等。

对于受宏观调控影响较大的投资品行业，如钢铁、建材等，并不是所有基金都不看好。博时精选、长城消费等基金认为这些行业近年产能增速普遍放缓，对低效小企业的治理整顿进一步加强了优势企业的行业地位，且估值不高，对投资品行业持乐观态度。

另外，部分基金看好成本能力和转嫁能力较强的能源资源行业，认为能源行业景气上升、成本转嫁能力最强，盈利较为确定，如工银价值等。还有长城消费等基金看好成长性较好的机械行业，如电力设备、数控机床等。博时精选等基金认为大市值蓝筹股属于和宏观经济密切联系的相关产业，不看好。部分基金看好小市值股票，认为在2008年调整市场中可能出现小市值股票的局部牛市。

基金策略对市场影响巨大

根据我们最新测算，基金整体规模2.58万亿元，且绝大多数为偏股型基金，按照70％的仓位测算，基金的整体持仓规模为1.8万亿元，占全部流通市值的24％，基金的市场态度和投资行为对市场的影响作用巨大。

在趋势性行情中，基金多采用集中投资策略，但在目前市场动荡、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充斥的情况下，由于各基金对信息的理解不同，基金之间的分歧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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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不确定性　观望　政策干预

经济的不确定性和经济风险(包括宏观、行业和企业风险)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与宏观经济形势的相关并不是很大。然而，对宏观经济风险的管理却是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的重要因素，管理越到位，发展前景就越好。在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风险中，有两个是最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一是输入性风险，即全球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二是房地产风险。房地产风险这个命题的提出，不仅是依据当前楼市所处的困境，而且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次贷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其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本文并不分析金融危机和房地产，而是从此现象h{发，结合当前楼市中的观望现象，对行业(以房地产为例)经济风险从纯理论上予以简明阐述。

一、不确定性与风险

经济的不确定性是经济现象的重要特征，广泛存在于经济生活之中。对于2007年以来的人们来说，美国的次贷危机及其演成的全球金融危机，我国的楼市和股市下滑以及奶制品市场的变数，就是经济的不确定性。

经济学研究引入不确定性，是对于随着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现代科学理论的问世，不确定性自然观开始指导自然科学研究的呼应和借鉴。在不确定性经济理论的发展中，1921年出版的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是一个重要标志。奈特区分了两种不确定性，一种是与概率事件相联系，能用随机变数的方差来表达；另一种则不然，它没有稳定概率，这意味着人们对一组可能的状态的收入分布是无知的。他把前者称为风险，把后者叫做真正的不确定性，并认为风险不可能产生利润，利润的真正来源在于不确定性，是对预期条件的偏离。凯恩斯接受了奈特的不确定性观点，尽管没有专门的关于不确定性的论着，但事实上正是他第一次确立了不确定性在经济学中的核心地位。凯恩斯反对频率概率的观点，发展了逻辑概率的理论，主张概率应体现不可能性与确定性的逻辑关系。他把不确定性、预期及不完全信息引入经济分析，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所设定的决策环境，使经济学更加贴近变化了的社会经济条件，从而实现了对西方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都有重要影响的凯恩斯革命。

目前，不确定性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精确的定义，这不仅由于不确定性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众多学科研究的共同课题，每个学科对不确定性的理解和诠释自然不同，而且仅从词义学的角度看，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多维概念。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给不确定性下一个“不确定”的即一般的定义，即人们对事件的状态及其后果是无知或半无知的，显然，这是从哲学上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相统一的意义上给出的不确定性。如果从概率论的角度来说，不确定性可视为随机事件的特征，而随机变数的取值范围可以是有界的(离散的随机变数)，也可以是无穷多的(连续的随机变数)。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与离散随机变数相联系的不确定性一般可以度量，而与连续随机变数相联系的不确定性一般不可以度量。

不确定性是指决策者不能确切知道当前事态的未来发展的变量及状态。自然系统的不确定性可通过科学技术来降低，人工系统的不确定性可通过社会控制来降低。

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巨系统，不确定性更为突出。早期的经济学家们也不是没有注意到这点，但他们对此进行了“确定性”的处理，即理性假设、完全信息假设和数学描述，这种处理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但却牺牲了理论的现实性。“市场失灵”被揭示后，不仅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暴露出来，而且相应地，不确定性问题也逐渐凸显，因为市场失灵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不能很好地处理不确定性。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实际上是戳穿了私人企业和市场在应对不确定性方面的神话，主张政府可以弥补市场的不足。而当政府也失灵了以后，新古典经济学的继承者们又借助信息成本、契约等概念，寻求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均衡和最优化。看来，迄今为止经济学仍然在追求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与经济学理性力量之间的某种“满意均衡”。

经济的不确定性可分为主观的不确定性和客观的不确定性，前者是指由于人的理性不足和预期不准确产生的不确定性，后者则是事物的客观特征，不确定性是客观对主观的关系。经济的不确定性还可划分为横向(空间)不确定性和纵向(时间)不确定性。所谓横向不确定性，是指经济当事人(厂商、居民户甚至政府)对当前的竞争对手、市场供求状况以及经济政策的近期效果等只具有有限的信息，从而不能确信自己的决策的后果如何。所谓纵向不确定性，是指他们无法肯定这些变数在未来的状态，理论上说，也就是引入了时间因素的横向不确定性。事实上，一般所说的不确定性，就是指未来的不确定性，或者说主要指纵向的不确定性。

经济的不确定性与其说是经济过程的时间展开的神秘性，不如说是由人的理性不足或“无知”，特别是人搜寻、处理和运用信息的能力有限造成的。不确定性与信息不足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信息不完全的产物。从厂商和居民户的角度说，无论是现在的还是未来的经济事态，本身是一个有着内在和外在联系的复杂系统，且不说系统的信息本来就有别于系统自身，即便信息基本保真，也被众多厂商和居民分别瓜分得“不成系统”，信息的联系性被人为割断，从而每个厂商和居民户获得的都只能是“残缺”的信息。从政府的角度看，由于它掌握和处理的信息比较全面(也即宏观方面)，似乎能在一定程度上将信息“碎片”拼起来，部分复原信息。但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使得它也只能搜寻到有限信息：第一，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的局外人，高高在上来雾里看花，获得的是“现在”经济信息的一般状态，在此状态下，抽象多于具体，信息本真被过滤掉不少。第二，至于对未来经济的预测，由于变数的偶然性以及取值的不确定性，也只能限于大数描述。

二、观望的经济学分析：以2008年前后楼市为例

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一旦显现化，成为经济当事人行为的确定信号，那么，这种行为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特征，这就是观望。

2008年年初，随着万科楼价下调，一直飙升的中国楼市开始动荡，于是一场心理战就在开发商和购房人之间展开，致使楼市暗潮涌动，风云变幻。据央行2008年8月中下旬在全国50个大、中、小城市进行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第三季度城镇居民当期收入满意指数和未来收入信心指数下降，未来增收信心不足；未来3个月打算买房的居民人数占比为13.3％，分别比上季度和上年同期降1.8％和2.8％，创1999年调查开始以来的最低水平。2008年年初以来，各地商品房销售面积急剧下降，2008年1--2月，同比下降4.2％，1--7月，同比下降已经达到10.8％，与2007年同期上涨200％--30％的水平形成天壤之别。另一方面，在房地产供给方资金链紧张，新开工、施工面积增幅回落，需求方观望，成交量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全国房价上涨幅度逐步放缓，由2008年1月份同比上涨11.3％，到8月份同比上涨5.3％，涨幅下降了6个百分点，同时，2008年8月份，环比首次出现下降，下降0.1％。

以下就是结合上述现象对楼市进行的一个简单的观望经济学分析。

经济生活中，当某一时期价格变化趋势不明，或虽然变化趋势能够预期但发展缓慢时，当事人往往表现得犹豫不决，患得患失，宁愿等待一段时间再下决策，这种现象就叫做观望。

观望不是纯粹的等待，而是包含着预期里面。预期首先是一种心理活动，但不是感知和评判的心理活动，而更像是一种思维。其次，预期是一个时间概念，是指向未来的。最后，预期重在未来的不确定性，确定性的东西是不用预期的，它是人们“知道”的。简言之，预期就是时间+不确定性。

在复杂的经济现象的波面下。潜藏着人的复杂的心理之流。厂商和居民户基于预期的微观决策，直接影响着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特别是，当众多的市场主体在某一经济事项(诸如消费、储蓄、投资等)上具有一致的预测时，此时的一致决策所形成的合力几如洪水出闸。然而，并非所有的一致预测和决策都是理性的，像抢购商品、挤兑现金、投资热等，一般会危及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转。而如何判定某项“大数”决策是不是理性的，以及如何化解非理性的预测并引导其走向理性化，正是政府的任务。

观望分为需求者观望和供给者观望。需求者(居民户或消费者)观望的目的是效用最大化。价格平稳的时候，消费者的购买心理也比较平稳，既不会有意推迟购买，也不会去囤积，换句话说，他们不会观望，而是要及时满足消费欲望而不是积累欲望，他们本能地懂得利用货币的时间价值。当价格上涨时，他们一般倾向于减少消费以尽量保持货币的边际效用，但当他们预期价格会继续上涨时，就将增加购买甚至囤积。而当价格下降时，他们一般倾向于增加消费，但增加的幅度不会太大，因为他们期望价格会进一步下降。这时候，观望其实就已经出现了。

供给者(厂商)观望的目的是收益最大化。供给者的行为遵循供求规律，价格高供给多，价格低供给少，那么，何来供给者观望呢?供给者的观望通常发生在这样两种情况下，即他预期价格过一段时间会上涨，或在降价预期中期望不会降价。在前者，他是惜售心理，待价而沽；在后者，则是与需求者的博弈，看谁能抗过谁(“死抗”)。在前者，价格没变化但供给已经减少；在后者，价格似乎要下降但他还不甘心马上出货。总之，价格处于胶着状态，供给量基本不动；若降价已成定势，供给量就开始增加以避免更大损失。

观望的需求曲线向右上方倾斜，与正常的需求曲线恰恰相反，倒与正常的供给曲线同向。而供给曲线也因观望发生了变化，即几乎成为一条垂线(而不是像正常的供给曲线那样右上方倾斜)。原因是，由于此时的市场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供给者自己主导的，因而供给不再是价格的函数，而是供给者观望成本的函数，即依存于他们为观望所付出的代价。代价越高，实际供给就倾向于越大。

于是，观望下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可以相交。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价格的变化取决于需求曲线的变动，即需求增大价格上涨，需求减少价格下降，暂时性均衡价格可以形成。观望的均衡模型如图l所示。 开发商和购房人的预期属于适应性预期。他们一方面观望，同时也对观望本身存有疑虑，不知这样做是否明智，于是，他们也在做着自己的各种各样的预期。如果他们预期价格和产量变化的趋势能发展成现实，他们将继续观望；如果难以确定预期，他们也将观望；只有当作出价格和产量将逆转的预期时，或部分观望者(开发商和购房人)“背叛”本阵营观望的心理协议时，他们才会停止观望。

三、对观望的干预

观望本是经济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但也给经济运行带来不少问题。消费者持币待购，将本来的现期消费推向未来，影响了经济周期的自然演进。交易量的减少，不仅使厂商资金周转困难，而且使相关产业的市场萎缩。

就厂商与消费者的关系而言，观望尽管可能有许多不同的结果，但往往会出现劣等均衡。以楼市为例，购房者和开发商博弈的支付矩阵如图2所示。

先看开发商的策略选择。降价意味着利润损失(15-10=5)，且降价能否带来签约或带来多少签约，他对此并不乐观，何况率先降价对于他来说还存在一个“枪打出头鸟”的损失，于是在不考虑观望成本的条件下，他有一个占优策略即不降价。再看购房者，“不降就不买”是他的基本原则，而且有降价还期待再降价。假如房价逆市而上即不降反涨，购房者一般也还是观望，因为他认定这是开发商的阴谋。这样，购房者也有一个占优策略即不购买。博弈有一个占优策略均衡(不降价，不购买)。这样一个“双损”结局(0，0)，对整个国民经济来说无疑是一种消极现象。

观望也给政府的宏观调控带来了不小的网难。当价格和产量出现某种变化的趋势，而公众(厂商和居民户)对这种趋势能否发展成现实又不好确认时，政府和公众的态度就会形成一种对立。政府立足于宏观的经济社会效益，认为应当采取措施来抑制这种趋势；而公众则从利益最大化出发，不轻易放弃自己的预期或期望，不服从政策的调动。例如，当前房地产价格具有下行的趋势，政府或担心房地产滑坡，或担心波及银行，总是倾向于减小价格下行的速率和幅度，同时也希望开发商能减价让利以促销。然而，开发商的“割肉”决策实在难下，而需求者总是希望价格继续下行，不赞同政府的主张，因而对于政府促进房屋销售的各种推动和刺激“不领情”，这就使得政府的政策大打折扣。

当观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政府的适度干预就成为必要。对于观望现象，政府可以采取“三步走”的对策。

第一，在观望初期采取被动性经济政策，宜“无为而治”。

这是基于短期观望的设想。在这种观望中，供求法则还在发挥作用，但观望使得这种作用的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即供求规律的内容与其作用形式看起来是矛盾的，此时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和正常的曲线几乎完全相反。但是，观望是暂时的，供求法则则是永久的。在一过高价格或过低价格的水平上，需求法则和供给法则是相克(矛盾)的，于是引发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而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又引发价格下降或上涨，如此反复下去，当商品的供给量与需求量相等、商品的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相等时，亦即商品的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相交时，就形成均衡价格。均衡价格就是消费者为购买一定商品量所愿意支付的价格与生产者为提供一定商品量所愿意接受的供给价格一致的价格。当前的楼市价格肯定高于均衡价格，通过开发商适当降价，促进交易活跃起来，直到市场出清，那时的房价才是均衡价格。

第二，在观望持续不止时，政府需要及时进行劝导和主持谈判。

如果观望在短期内不停止，而是继续发展，则从此时开始，观望就可能有一个新的因素与之伴随，这就是谈判，即厂商和消费者之间的谈判。这种谈判当然不是双方的代表坐下来谈判，而是双方作为两个阵营在市场上进行的心里谈判，或者说一种心理战。以楼市为例，开发商的筹码是购房者急于“有其屋”，而购房者的筹码则是开发商的存货管理困难及资金周转。当谈判陷入僵局时，政府就要出面主持谈判，或作为中间人组织谈判。

政府主持谈判的策略之一是劝导。劝导的重点放在矛盾的主要方面(比如供给方)，劝其不要忽视客观的价值规律和供求法则，主动适应市场的变化，薄利促销，打破僵局，以“短亏”换取“长赢”。策略之二是政策支持，包括对购买的支持和对销售的支持。比如，2008年10月，政府决定降低住房交易税费，支持居民购房。而对于开发商，政府不妨以降低土地税来推动其缩小利润空间，降低房价。策略之三是政策干预甚至价格干预，比如以限制价格推动开发商脱手存量，当然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政策，应当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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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下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以来，我国金融机构贷款增长加快，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大幅度提高，生产资料价格持续高位运行，能源、原材料供应和交通运输进一步紧张，消费物价水平较大幅度回升。进入2004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快速增长。据有关机构初步测算，2004年第一季度gdp为2.71万亿元，同比增长9.8%。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长速度为20.7%，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率为19.1%，狭义货币m1增长率为20.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799亿元，增长43.0%。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增长47.8%、53.2%和52.3%。生产资料销售在连续两年两位数增长的基础上，2004年第一季度上涨23.8%。300种监测的生产资料中，热销的增加到112个，而滞销的减少为1个。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上升14.8%，其中，钢材固定资产投资在2003年增长速度接近100%的基础上，2004年第一季度增长107%，钢材价格上涨了42.3%。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8%，涨幅比去年同期上升2.3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1.4%。工业品出厂价同比上涨3.7%。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同比上涨7.5%。从短期来看，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过热。

为了全面认识和把握当前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和未来趋势，需要从长期趋势比较的角度来观察。目前来看，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几个主要指标基本处于1990年—2002年以来的平均水平的一定区间内。2004年第一季度，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长率低于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广义货币供应量m：增长率也低于平均水平。贷款增长虽然略高于平均水平，但需要考虑近年来股市低迷、债券市场有限、直接融资比例下降的背景。消费物价指数cpi虽然同比上升比较快，但与1990年—2002年的平均水平相比，还是比较温和，属中位的。gdp增长率虽然略高于1990年—2002年的平均水平，但如果考虑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机制方面发生的变化，有潜在经济增长的基本背景，增长了一些也是合情合理的。观察1990年—2002年gdp增长率的变化规律，大致上可划分为低中高三种情形，分别对应的gdp增长率区间为6—8%、9—11%和12—14%。1992年—1994年受经济过热的驱动，基本上是在高位增长区间运行。1995年—1997年实施经济软着陆以来，基本上在中位增长区间运行。1998年—2002年受前期紧缩惯性和东亚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基本上是在低位增长区间运行。事实上，我国经济长期处于低位增长运行是不太正常的，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机制方面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形成了改制中的国有及国有控持股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等民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等三个具有体制、技术和市场优势的有力支撑，经济潜在增长水平也已有所提高，我国是有条件、有基础出现比较高的经济增长态势的，或者说经济增长略高于一个时期以来的平均水平是完全可能并正常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出现的局部“过热”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总体经济过热，而只是经济增长从低位增长格局向中位增长格局转换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暂时失衡现象。

在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指标中，明显偏离平均水平的是投资增长。1990年—2002年，我国投资增长率平均为20.18%，而2004年第一季度投资增长了43%，为平均水平的2倍。这似乎成为一些专家认定我国经济已过热的主要依据。客观认识当前的投资增长状况，同样需要看到长期趋势。我国“六五”时期投资平均增长19.4%，“七五”时期投资平均增长16.5%，“八五”时期投资平均增长36.9%，而“九五”时期投资平均增长只有11.2%，仅为1990年—2002年平均水平的50%。由于整个“九五”时期投资偏低，所以国家曾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启动民间投资的政策，也正是因为“九五”时期投资偏低，在同期比较的统计方法中，从技术上放大了目前投资增长的真实程度。2003年下半年以来的投资增长带有一定的恢复性质，2004年第一季度的投资增长速度虽接近于1992年的水平，但由于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基础和机制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且已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宏观调控，从中长期来看，不可能持续下去并导致总量意义上的过热。因此，现在真正的问题，不是研究有没有或会不会过热，而是看制约当前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可否在短期内得以解决。

从当前经济出现的一些变化来看，一些领先性的指标，如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趋势已经放缓，钢材价格已开始回落，建筑材料价格开始走低，板材价格趋于稳定，供给与需求已在新的价格水平上基本趋于均衡。建设中的电厂将相继在6个月左右投入生产，电力紧张的格局有望得到明显缓解。由于电厂的投产必然带动煤炭的需求增加，因此，煤炭似乎是瓶颈所在。不难看出，煤炭问题不在生产而在于运输。有专家估计，由于限载因素致使煤炭价格上升大约3—4倍。估计在安全有所保障的情况下，限载问题可能将有所松动，加之运输方面的合理调配，煤炭供应问题将有所缓解，不大可能出现新的紧张因素。因此，只要政策操作松紧得当，经济形成全面过热的可能性不大。

篇5

【关键词】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不确定性 GARCH模型

一、引言

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以及人民生活福利水平。严重的通货膨胀不仅阻碍经济的发展，在某些国家甚至还引起了社会政治危机。自从1976年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Milton.Friedman在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说中提出：“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将导致更大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以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这一非正式观点以来，学术界涌现了大量针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Ball（1992）从博弈论观点出发，研究认为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意味着较低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而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意味着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简称Friedman-Ball假说）。针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一些学者采用货币政策方面的政治经济学模型进行了理论分析。例如：Cukierman和Meltzer采用Baaro-Gordon模型，针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这一理论模型假定，政策制定者厌恶通货膨胀，但是非常重视通过惊人的通货膨胀率来实现较高的就业率。[1]在该理论模型中，货币供给过程中存在随机因素，普通消费者并不知道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函数，当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增加时，政策制定者为了获得产出收益会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从而导致更高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即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存在正面影响（简称Cukierman-Meltzer假说）。但是，Holland却基于货币当局偏好稳定的内在动机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理论观点，认为当存在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时，如果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损害了经济增长，那么货币当局将会有积极性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进而降低通货膨胀水平，[2]因此，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有负面影响（简称Holland假说）。

我国目前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问题的研究仍然停留在一个粗浅的阶段，尚未形成比较系统的研究。李拉亚（1995）提出黏性预期理论，指出黏性预期对通货膨胀不仅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还会阻碍通货膨胀的治理，他应用卢卡斯滤波分析了这种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预期的关系，指出中国信息不完备较不发达国家更为严重，经济行为主体形成正确预期的能力更弱，通货膨胀的变动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叶阿忠和李子奈（2000）从实证上说明了我国通货膨胀存在GARCH现象，并建立了一个GARCH（1，1）模型，将估计的GARRH（1，1）模型与回归模型比较，得出通货膨胀的GARCH（1，1）模型优于回归模型的结论。赵留彦等（2005）基于马尔可夫域变模型（Markov regimes switching model），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细分为未来通货膨胀冲击的不确定性和未来通货膨胀均值在不同域之间转变的不确定性，考察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水平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通货膨胀水平较高时段这两类不确定性都会增大，[3]也就是，通货膨胀水平较高时通货膨胀率围绕该水平值波动更剧烈，同时该水平值的本身也更加不稳定。

近年来，受次贷危机和要素价格波动的影响，使得全球许多国家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威胁，通货膨胀产生社会福利损失，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导致市场价格预期变化，降低全球经济活动的效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平均年通货膨胀率不到10%，较之其他发展中国家、独联体诸国和东欧国家，通货膨胀率不算高，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货膨胀率变化很大，既经历过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0%以上的严重通货膨胀，也经历过轻微的通货紧缩，通货膨胀动态路径转换频繁，不确定性程度很强，对经济的危害并不低。当前我国决策层已把管理通胀预期与保增长、调结构一同纳入宏观调控范围的背景下，如何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进行量化与评估，如何降低通胀预期的不确定性，避免其向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方向发展，对于中国宏观政策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通胀不确定性测度的技术路线

本文将对通货膨胀进行预测时产生的偏差的发散性定义为通货膨胀预期不确定性，简称为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也可理解为经济人通货膨胀预期值的离散程度。目前大致有四种测度方法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应用：

（一）以通货膨胀观测值的方差或标准差作为不确定性的测度

早期的实证研究往往简单地将通货膨胀观测值的方差或标准差作为不确定性的衡量方式。但是这种不确定性测度方式无法区分波动率中的可预测部分和不可预测部分，因为经济行为主体即使能用可得信息预测到部分波动率，预测到的部分也会在方差中反映出来。实际上，只有不可预测的波动率才是不确定性的有效衡量方式，因此通货膨胀方差或标准差不是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有效衡量方式。

（二）以通货膨胀预测调查的预测方差或标准差作为不确定性的测度

这种衡量方式主要用来研究美国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但是这种不确定性的衡量方式会受到个人预测者诸多主观因素的影响，并不可避免地会碰到预测者是否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同时该方法还存在另一个缺点：有可能所有受访者对未来都极不确定，但他们却给出了对通货膨胀相同的估计，使得预测结果的标准差很低。

（三）利用GARCH（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族测度不确定性

在给定的经济结构下，GARCH族模型能明确估计通货膨胀在不可预测冲击下时变的条件方差，而且条件方差是事前的方差而不是像移动标准差那样的事后方差，能够更好地反映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这一概念原本的定义，因此它比前面两种衡量方式更能准确地测度不确定性，也逐渐取代前面两种方式成为目前测度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标准模型。

（四）其他测度方式

除了上述三种测度方法外，计量模型中的各种创新也被不断地应用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测度。为了能够体现宏观经济中控制通货膨胀变化的内在“体制”的演变以及货币政策体制的转换，很多研究在GARCH模型的均值方程和方差方程中引入了“马尔可夫转换机制（Markov regime switching）”和“时变参数（Time-varying Parameters）”。但是这种测度方式也并非十全十美，因为它必须以计量模型能很好地拟合通货膨胀演变路径为基础，否则以计量经济模型产生的条件方差作为不确定性测度方式会产生很大的偏差，甚至得出不同的结论。

考虑到通货膨胀观测值的方差和基于调查的预期通货膨胀方差都不是理想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测度方式，各种不断应用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测度的创新计量模型还有待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进一步检验，而GARCH模型族的条件方差反映了变量非预期冲击的变动，能较好反映不确定性，是目前测度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标准模型，所以作者遵循“中规中矩”的学术要求，在实证研究中采用了该类模型来进行中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测度分析。

三、中国月度数据的计量分析

（一）样本数据说明

目前国内对通货膨胀率的衡量主要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商品零售物价指数（RPI），由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计算剔除了第三产业的变化，而剔除了服务价格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不足以反映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化，另一方面，消费者价格指数包含了服务因素，从而能够全面反映中国物价变化的程度，并可以反映商品经过流通环节形成的最终价格。此外，考虑到消费者物价指数和GDP平减指数的可获取性和可靠性，本文选取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变化的百分比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率的指标。样本区间为1983年1月至2011年6月，共342个样本，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经济统计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局官方网站（）。

图1 中国通货膨胀率（左图）及其一阶差分序列（右图）（1983.1-2011.6）

从图1来看，中国通货膨胀动态过程的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多次通胀、紧缩以及两者的相互转换，通货膨胀过程在不同阶段的行为特征差别明显，其动态经历了高涨——温和膨胀——紧缩——再度温和膨胀的过程。从1983年1月至2011年6月期间，中国经济运行中曾出现了六次显著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分别在1985年底、1989年初、1994年底、2004年底以及2008年初达到峰值，目前正在经历第六次通货膨胀过程，2011年6月CPI同比上涨6.4%，创下35个月以来新高。其中1989年底以及1994年底形成了两次较为严重的高通货膨胀态势。此外中国经济自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以后，曾出现了轻微的通货紧缩情形，而价格紧缩态势直到2003年下半年才有所缓解，随后通货膨胀率变化又逐渐出现了攀升势头。自步入2007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和美国次贷危机影响的急剧扩散，最终出现了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受本轮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也随之相应呈现出相对剧烈的波动态势。2010年下半年，美国第二次启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带来全球的流动性泛滥，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首当其冲，面临着美国持续量化宽松带来的通胀和资本流入难题，自2010年7月份以来，中国价格总水平逐月攀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表1 中国通货膨胀率序列的描述性统计量

图1（右图）是1983年1月至2011年6月中国通货膨胀率的一阶差分序列，可以从该图时间路径中直观地观察到在整个样本期间，中国通货膨胀的波动性很大。表1给出了描述性统计量。偏度统计量和峰度统计量结果说明，中国通货膨胀率序列具有明显的“尖峰厚尾”分布特征，同时Jarque-Bera统计量的结果说明，中国通货膨胀序列及其平方序列具有显著的序列相关性特征，而LM检验统计量则进一步证明中国通货膨胀率具有显著的ARCH效应。因此，本文基于GARCH（1，1）模型对中国通货膨胀序列的不确性进行分析与测度是可靠且必要的。

（二）测度模型的构建

本文使用GARCH模型的条件标准差来衡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GARCH模型的思想如下：对于平稳的时间序列πi，建立ARMA（M，N）模型：

则称（a）、（b）与（c）为ARMA（M，N）-GARCH（p，q）模型，这里（a）与（b）也成为均值方程，（c）成为条件方差方程，从（c）式可以看出某一特定时期的随机误差的方程σ■■不仅取决于以前的误差，还取决于早期的方差（GARCH项）。

经过不断建模试验，最终建立了ARIMA（12，1，0）-GARCH（1，1）-M模型。表2是使用EViews6.0软件构建中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最终测度模型，图2是利用该模型进行样本内静态预测后所描绘的历史值和预测值折线，最终测度模型的各项参数良好，模型整体预测精度很高。同时对测度模型的残差序列进行了LM检验，不能拒绝“残差中不存在条件异方差”的原假设，表明测度模型的残差中不存在条件异方差，于是完全可以使用测度模型残差的条件方差与条件标准差来反映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

图3和图4分别是通货膨胀与其条件方差及根据指数平滑方法计算的条件方差的趋势成分、通货膨胀与其条件标准差及根据指数平滑方法计算的条件标准差的趋势成分。从图3和图4中可以看到：首先1983年1月至2011年6月中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趋势成分表现出持续下降的特点，其次1999年之前出现过三次较高的通货膨胀，而同期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也多次出现，而1999年之后出现过两次轻度的通货膨胀，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也只出现两次，最近的一次较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出现在2009年。直观上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有正的相关性，但仍需要做出严格的统计学意义上的检验。

（三）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的关系检验

1.广义脉冲响应分析。为进一步研究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不确定之间的影响，本文利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GIRFs）具体分析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率条件方差、条件标准差的动态响应。与传统脉冲响应函数相比，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具有两个优势，首先它允许多变量模型中的复合相关性，其次它可应用于非线性多变量模型中，因为它不考虑冲击的范围、符号和历史。图5和图6给出了具体的脉冲响应轨迹图，图中横坐标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月度），纵坐标表示冲击响应程度（百分数），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

由图5可知，对于本期1%的通货膨胀率条件方差（左图）、条件标准差（右图）的增长冲击，通货膨胀率当期迅速响应，并分别在第9期达到最大值14.44%、第10期达到最大值7.91%，之后几期分别有所下降，但并没有趋于收敛，而是分别保持在10%、7%的一种发散水平。由图6可以看出，对于本期1%的通货膨胀率增长冲击，通货膨胀率条件方差（左图）从第2期开始迅速响应，并于第3期达到2.13%的峰值，然后逐期下降，第5期开始演变为负向水平，第25期迫近于0值水平，最终趋于收敛。而对于本期1%的通货膨胀率增长冲击，通货膨胀率条件标准差（右图）在第2期达到-3.33%的最低值，然后逐期上升，第8期达到最大值2.43%以后期下降，第16期迫近于0值水平，最终趋于收敛。总体上讲，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冲击响应趋于发散，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的冲击响应趋于收敛。

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本文分别对通货膨胀率与其条件方差、通货膨胀率与其条件标准差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为确保检验的有效性，滞后阶数分别选取1至5。从表3的检验结果来看，对应原假设“通货膨胀率不是引起通货膨胀率条件方差变化的格兰杰原因”，概率值在1至5阶的情况下全部小于0.05，因此可以得出在Granger意义上，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在5个月之内将引起通货膨胀率条件方差的变化；对应原假设“通货膨胀率的条件方差不是通货膨胀率变化的格兰杰原因”，概率值在1至5阶的情况下全部大于0.10，说明在Granger意义上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不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对于通货膨胀率与通货膨胀率条件标准差的检验也得到大致相同的结论，唯一区别的滞后期是4个月而不是5个月。Granger检验的结果表明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在4-5个月的短期内引起较高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验证了Friedman-Ball的观点而不支持Cukieman-Meltzer的观点。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1983年1月至2011年6月的CPI月度数据，通过构建测度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ARIMA-GARCH-M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水平的关系。由此产生的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有：

第一，中国的数据实证支持了Freidman-Ball假设，即通货膨胀是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原因，而不支持Cukierman-Meltzer假说，也不支持Holland假说。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呈现显著的动态单向的正相关关系，即在中国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引发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且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这意味着货币当局在通货膨胀水平较高时，应比处于低通货膨胀水平时更加注意通货膨胀水平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影响效果，在面对通货膨胀时应比面对通货紧缩时更加注重引导公众的预期。

第二，在现实的通货膨胀环境下，控制人们对通货膨胀预期的不确定性是至关重要的。当通货膨胀处于高位时，根据常识判断，政府都会采取措施将过高的通货膨胀率降低下来，但经济行为人很难判断政府控制通货膨胀措施的有效性和力度大小，结果造成通货膨胀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因此在当通货膨胀率尚处于低位时，政府和社会各界就应给予关注，防止其向高位发展，这是政策制定者最明智的反通货膨胀政策选择。

第三，宏观调控政策应保持平稳性和连续性。稳定的经济政策能够降低公众和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避免政策反复引起预期的偏差，减少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微观行为的影响。同时扩大政策透明度稳定市场供求，较高的政策透明度和较强的政策连续性，有助于消费者获取更多的信息，稳定通货膨胀预期，降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参考文献

[1]Cukierman，A. and A. Meltzer. A Theory of Ambiguity，Credibility，and Inflation under Discretion and Asymmetric Information [J]. Econometric，1986，（54）：1099-1128.

[2]Holland，S. Inflation and Uncertainty：Tests for Temporal Ordering[J]. Journal of Money，Credit，and Banking，1995，（27）：827-837.

[3]赵留彦，王一鸣.中国通胀水平与通胀不确定性：马尔可夫域变分析〔J〕.经济研究，2005，（8）：6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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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宏观经济；钢铁行业；市场风险；影响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12. 054

[中图分类号] F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12- 0084- 03

1 引 言

宏观经济指标是企业战略发展的风向标，而产业或行业的发展也同时影响着宏观经济形势。2010-2011年粗钢产量变化百分比基本与GDP增速一致：2010年，GDP同比增加10.4%，当年粗钢产量增速为10.61%；2011年GDP增速9.2%，粗钢产量增加9.22%。但2012年GDP增速7.8%，粗钢产量同比增长才3.1%。据中钢协通报，2012年末，我国粗钢产量已达7.9亿吨，但钢铁企业利润同比下降98.22%，亏损面28.75%；亏损企业亏损额289.24亿元，同比增长7.39倍；大中型钢铁企业销售利润率仅0.04%。此外，钢铁的需求一半以上来自于固定资产投资；M2/M1增速一般领先钢铁价格增速约24个月，当前者见顶时，后者也将见底。本文从宏观经济的多个角度选取了与钢铁产业相关的指标来探析各宏观经济因子是如何影响我国钢铁行业利润的。

2 市场风险研究概述

广义的市场风险是指由市场机制作用及其相关因素变化引发的风险，包括根植于市场内在机制的内在风险和根植于市场机制以外因素的外在风险。关于狭义的市场风险，我国学者胡杰武、万里霜将其界定为未来市场价格（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实现其既定目标的影响[1]。王周伟认为市场风险是指由于市场供求或价格因素（如利率、汇率、证券价格、商品价格与衍生品价格）发生不利变动而使公司的表内和表外业务或公司价值发生损失的风险[2]。张涛、黄国良、姚圣 等认为市场风险主要是指企业在生产和购销过程中，由于市场行情的变化、消费需求转移、经济政策的改变等不确定因素所引起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偏离的不确定性[3]。综合来看，狭义的市场风险是由利润、价值或收益的下降而体现的，因此本文以钢铁行业的利润作为钢铁行业市场风险的指标来研究。可以理解为，行业利润越大反映市场风险越小，行业利润越小则说明市场风险更大。

关于宏观经济对行业或企业风险影响的研究也不少，如卢永艳以制造业的上市公司为例，运用Logit模型研究了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4]；邢治斌和仲伟利用ARMA-GARCH模型实证分析了宏观经济政策对股票市场流动性风险的影响[5]；利用改进的Keen模型研究了宏观经济因素对上市公司信用风险的影响[6]；李关政选取宏观经济因子构建了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MF-Logistic度量模型[7]等。本文主要运用OLS最小二乘法，构建了宏观经济与钢铁行业利润关系的回归模型，在对模型进行修正检验后确定最终模型，从而得出宏观经济对钢铁行业市场风险的影响关系与程度。

3 实证研究

3.1 数据收集整理

3.1.1 指标选取及数据标准化

本文选取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利润指标作为钢铁行业的市场风险指标（PRO），因为利润的大小直接反映着企业乃至行业的盈利情况。宏观经济因素选取了GDP值、城镇固定资产投资（FI）、广义货币量（M2）、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PPPI）。数据来源于聚源数据库，样本数据为2005年2月至2012年9月的月度时间序列数据共45组。因选取的指标中PRO、GDP、FI、M2是以“亿元”单位计，而PMI、PPI和PPPI都是价格指数单位，所以要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研究采用的是z-score标准化法，利用原始数据的均值和标准差进行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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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和企业盈利在4季度将出现显著复苏:由于政府集中扩大投资支出存在约6-12个月的明显时滞效应,一系列刺激内需、保障民生、促进经济增长等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有望陆续出台,并为市场提供新的驱动因素。

流动性将有望继续维持在高位。尽管新增信贷规模较上半年有所收缩,但企业盈利的增长,商务活动的频繁和储蓄结构的变化都会促使m1增速维持高位。

中信证券下半年看贸易顺差、热钱和居民储蓄

美国经济复苏可能提前物价低位,低利率环境可能持续。

中国经济U型回升,主要动力如下:第二季度主要为去库存基本结束和基础建设投资;第三季度主要为房地产投资恢复;第四季度主要为出口增速上升和消费逐步回升。上半年看信贷资金,M2增速-名义GDP增速被用作反映股市流动性。下半年看贸易顺差、热钱和居民储蓄。

国金证券总体环境并没有出现逆转

今年以来的货币增长主要是货币乘数的大幅回升,超储率已是历史最低点,后续货币增长的引擎需要换档。从构成货币供给的另一个要素基础货币增速看,下半年随着出口环境的转暖,外汇占款有望有所回升,只要货币乘数不发生大的下降,那么今年的总体货币供给仍然能维持在目前的高位。另外,在4季度,实际利率将有明显的下降,有利于居民储蓄的转移,这会对A股市场的流动性构成支持。

本轮流动性更多是外生性的,国内通过大规模信贷扩张实现了货币供给的超常规增长,实体经济出现了复苏迹象,但尚难判断已进入到可持续的增长机制中。此时流动性的收缩对资产价格和实体经济都会产生较大的冲击。但我们认为目前的市场环境要优于2003-2004年,但缺乏像2006-2007年那样的核心驱动因素,在流动性出现收缩时,市场前期过度乐观的泡沫需要得到修复,但总体环境并没有出现逆转。

国信证券固定资产投资依旧在高位,信贷回落正常

在政府投资回落风险可控、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回升及制造业投资维持目前水平的情况下,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依旧高位,预计同比增长32%左右;房地产在总体政策依然偏暖,宏观经济持续恢复还依赖地产市场放量、房价上涨与通胀的预期背景下,不宜过分看淡地产销量;出口季调后环比持续增长、消费稳定增长符合预期,工业增加值增速有望持续提升。

上半年天量信贷不可持续、回落实属正常,全年10万亿的信贷目标足以支持固定资产投资保持目前增速。除对投资性地产需求的信贷控制及兼顾调结构的影响外,其它信贷紧缩暂时不会出现,而且加息在通胀抬头之前亦不太可能,政策环境依旧有利。

长江证券经济回升基础还不稳固

在上半年反弹的第一引擎投资增速减缓的情况下,实体经济在三季度时出现了拐点迹象,另一方面,需求端的恢复却没能达到预期,从而形成了阶段性的刺激真空期。未来通胀将出现明显的由资产领域通胀泡沫向实体经济通胀泡沫的结构性转化特征,双泡沫共同推动的可能性由于终端需求的疲弱已变为小概率事件。

流动性拐点愈加明晰。本轮周期中M1的高增长与信贷高增长密不可分,因此M1跟随M2出现拐点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如果这一流动性状况出现,无疑将纠正储蓄活期化推动流动性延续的不合理猜测,并进一步导致市场前期无估值的流动性推动通胀预期逻辑的转化。

中国经济进入弱势均衡逻辑刚性需求释放两个季度之后,增长环比达到最高点。弱势均衡的到来意味着中国长期经济增长中枢下降的位置初露端倪,工业化史指示6%-8%是新中枢的最大可能区间。寻找新的增长点过程中,“经济回升基础还不稳固”是未来几年的常态。

中金公司复苏速度存在不确定性

目前经济刚从一次经济调整周期中恢复,业绩改善的趋势相对确定。前期股市上涨反映的是流动性的大幅放松和投资者对于基本面比较乐观的预期。

新兴市场经济见底反弹早于发达经济体。美国经济复苏=无就业复苏+无私人消费的复苏=政府刺激+再库存化。市场出现了通胀预期回升和风险预期下降的趋势。美中两国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面临约束,需要调整。

流动性的趋紧带来估值的回调,但经济二次探底现在来看风险较低,只是复苏速度存在不确定性。

兴业证券经济增长更温和、更持久

当前的经济形势、企业盈利趋势都很正面,动态估值也合理。政策措施的微调,将降低经济过热的趋势,但是,不会导致经济增长的趋势拐头。经济大环境明显优于2008年。

购房者中长期预期改善、实际购买力增强;政府明显不可能进一步打压房地产;而房地产开发商手里的存货不多,最终,博弈的结果时,经过一段时期的观望,房价持平或微涨,成交温和放大,房地产维持正常周转,房地产投资温和增长。

信贷逐月减少,更不表示2010年信贷严格控制。未来着重提高信贷质量和效益后续,投资增速肯定会回落,这使得经济增长更温和、更持久,有利于企业盈利的持续性,最终有利于资本市场。

海通证券货币政策不太可能如前超宽松

当前我国经济是否就已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尚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今年第二季度至明年第一季度我国GDP持续反弹之后,考虑到明年第二季度起我国GDP增速可能再次出现波动反复;未来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很可能从此前的通过采取刺激固定资产投资等见效快的偏阶段性措施,逐步向优化经济结构、抑制制造业产能过剩、改善失业率等有利于经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上转变。未来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存在适度回落的较大可能性,而居民终端消费则可能获得更多政策面的倾斜。

预计未来3-6个月的时间内,货币政策不太可能重现前期的超宽松状态。

国泰君安货币环境会继续宽松

中国经济处于一个由复苏向扩张确认的过程中,不同的只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由上半年的政府投资基建项目转换为下半年房地产拉动,虽然房地产开工仍然不稳,但数据确有回升,继续看好下半年的房地产开工数据。出口恢复可以期待,消费虽然滞后宏观经济半年,但预期向好。

预计GDP增速在2010年2季度达到高点随后回落CPI八月见底,十月物价同比为0。2010年峰值回升到3%以上。

此外,货币环境也会继续宽松。虽然新增贷款肯定环比下降,但M1增速高于M2,指数仍有上行空间。居民储蓄搬家已经开始。

安信证券国内经济仍持续扩张,流动性投放将上升

一方面PMI数据表明国内经济仍在持续扩张,对私人投资和地产都持乐观态度。美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在6月份开始回升,我们认为经济见底及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有利于国外经济体消费企稳和中国出口持续回升。

另一方面,流动性的负面冲击在9月份逐步消失,流动性的投放将在之后两个季度重新上升:其一,票据收缩将主要集中在三季度,四季度后将大幅减弱;其二,即便全年信贷额度控制在10万亿,9月份开始月均新增贷款投放额度将超过4千亿,远好于7、8月份,而一季度信贷的高速投放通常是可以预期的;其三,银监会对银行资本金的要求存在调整的余地(比如次级债)。

广发证券预期的不确定性减弱

预期的不确定性减弱。7月份新增贷款环比大幅下降表现出的货币政策紧缩与宣称的“适度宽松”让投资者无所适从,导致对政策预期高度的不确定性。8月份的信贷数据有助于打消政策紧缩的疑虑,形成一致的预期。8月份数据显示经济稳健复苏。整体来看,8月份的经济数据超出了市场的预期:工业产出增长加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上月小幅回落之后重新回升;消费继续稳定增长;进出口环比增长,内需恢复速度比外需更快;价格水平跌幅收窄,环比上升,价格水平低点已过;货币供应继续保持高位增长,新增人民币贷款比上月有所回升。经济形势总体看好。

华安基金中国经济保持全面回升态势

经济加速复苏进行时,不认同所谓“二次探底”,短期数据扰动不影响基本趋势。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全面回升态势;适度宽松不代表刺激政策完全退出,至少在明年上半年之前,保增长仍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保持资本市场稳定的主基调也不会改变。持续的货币收紧并不具备现实可能性,就信贷投放而言,总体存量依然十分宽裕,增速拐点不等同于流动性的转折,另外,考虑货币活化加速趋势已经显现,未来通胀预期抬头、储蓄分流只是时间问题。

工银瑞信可能再次放松货币政策,地产受益

宏观政策从保增长转向调结构,以及货币政策的收紧超预期,投资增速可能会下降;如果9-11月宏观表现会低于预期,11月底或者12月初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能会再次放松货币政策,地产很可能是那次放松的主要受益者。这种假设下也还是有可能引发市场的跨年度行情。

银河基金外松内紧带来政策预期的不确定性

从近期的高层讲话和实际监管部门对政策的信号传递来看,外松内紧的迹象明显,这给市场的政策预期带来不确定性。对货币政策可能过于偏紧的担忧,以及对经济可能二次探底的预期,是抑制当前A股市场的主要因素。而要缓解上述担忧,既需要实体经济数据和信贷数据能给予投资者更多的信心,也需要宏观经济政策能给予更有力的支持。然而这一切的出现可能都还需要时间。但我们相信,经济复苏的基本面决定了政策导向,一切还需取决于对经济数据的观察和等待。此外,资本市场的融资规模加大也透视了监管当局对市场的看法,也要密切关注资本市场政策的走向。

篇8

（一）企业财务风险概念 目前，理论界对财务风险的概念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基于筹资视角的财务风险。该观点认为，财务风险是企业在筹集资金过程中，由于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的风险。该观点还认为财务风险大小与企业筹资数额的多少和投资收益率高低有关。二是基于资本结构视角的财务风险。资本结构是指企业各种资本的构成比例及其比例关系。三是基于不确定性视角的财务风险。这种观点认为，由于各种结果发生的不确定性而导致行为主体遭受损失的大小以及这种损失发生可能性的大小。因此，财务风险就是指企业在进行财务活动的过程中获得预期财务成果的不确定性。这些界定都是基于财务本质与风险本质的理解。对于财务本质不管持货币关系论者，还是资金运动论者，或者价值分配论者，财务最根本的问题是资金活动。

（二）金融风险概念 比较流行的金融风险理论有:一是金融不稳定假说。金融风险“周期性”解释派的代表人物海曼・明斯基依据资本主义繁荣与萧条的长波理论提出了金融不稳定假说。认为私人信用创造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和其他贷款人的内在特性将使得他们经历周期性的危机和破产浪潮，金融中介的困境被传递到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产生宏观经济的动荡和危机。但其理论缺乏稳固的经济学基础。二是货币主义解释。以弗里得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认为金融动荡的基础在于货币政策，正是货币政策的失误引发了金融风险的产生和积累，即货币主义解释。三是金融资产价格波动论。克罗凯特将金融体系的风险定义为“由于金融资产价格的不正常波动或大量的金融机构背负巨额债务及其资产负债结构恶化，使得它们在经济冲击下极为脆弱并可能严重地影响到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所以不少的经济学家认为，金融资产价格的内在波动是造成金融风险、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即金融资产价格波动论。四是信息经济学的微观解释。信息经济学认为，不对称信息是金融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即信息经济学的微观解释。

综上，金融风险在学术文献中主要基于不确定性视角侧重微观与宏观角度进行的界定，如罗凯特（A.Crodkett）将金融风险定义为:由于金融资产价格的不正常波动或大量的金融机构背负巨额债务及其资产负债结构恶化，使得它们在经济冲击下极为脆弱并可能严重地影响到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该定义包涵了由于微观经济主体的金融风险的传导导致了宏观层次上的金融风险，也就是说，金融风险是一种综合风险。再如金融风险是指在金融活动中，由于各种经济变量，主要是金融变量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相关国家或地区、机构及个人损益的不确定性，自人类经济社会产生金融活动以来，金融风险管理就成为经济和金融体系必然的组成部分。该定义是侧重宏观层次进行的界定。

二、相关研究总结与评析

（一）基于金融与财务辨析的财务风险与金融风险定位观 国外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财务管理专业的产生是与金融市场、金融工具及金融机构的发展相联系的。与此相适应，财务管理有关的内容加入到金融的微观分析中，货币金融理论研究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成本与效益、资金流量、信息及其影响等问题，并逐步形成现代货币金融理论体系，即以金融市场为基础，注重财务分析、定量分析的新型金融学。

由此可见，金融与财务是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的。首先，从其内涵上来看，金融是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经济活动的总称，广义的金融泛指一切与信用货币的发行、保管、兑换、结算，融通有关的经济活动，甚至包括金银的买卖，狭义的金融专指信用货币的融通。金融的内容可概括为货币的发行与回笼，存款的吸收与付出，贷款的发放与回收，金银、外汇的买卖，有价证券的发行与转让，保险、信托、国内、国际的货币结算等。金融是信用货币出现以后形成的一个经济范畴，它和财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最能表明金融特征的是可以创造和消减货币的银行信用，银行信用被认为是金融的核心。财务的概念简言之是根据当期报表，分析当期，预测未来企业经营状况，现金流量，属于企业管理方面。是在一定的整体目标下，关于资产的购置、投资、融资和分配的决策体系。

综上所述，财务管理更多地是金融微观内容，可称之为公司金融，而且与会计联系也比较大，有些金融问题是财务管理所无法解决的，而财务管理的一些内容则是管理学的内容。与此相联系，财务风险侧重微观主体，金融风险是微观主体与宏观主体兼而有之，但财务风险与金融风险不是简单的包涵关系，因为不同的风险主体有不同的风险链条。

（二）金融风险普遍性与财务风险特殊性 从层次论来分析，金融风险可分为宏观金融风险和微观金融风险。金融风险并非金融业特有风险，只要企业从事金融活动就会存在金融风险。也就是将金融风险的主体限定在一般企业，可以将企业金融风险界定为：企业在从事金融活动时，由于汇率、利率和证券价格等基础金融变量在一定时间内发生非预期的变化，从而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从风险的构成要素来看，企业金融风险的风险因素是企业从事金融活动，风险事件是汇率、利率和证券价格等基础金融变量发生非预期的变化，风险结果是企业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即实际收益少于预期收益或实际成本超过预期成本的可能性。

财务风险是由企业筹资决策决定的，企业的筹资结构决定了它所面临的财务风险的大小，具有特殊性。当企业利用债务、优先股等固定财务成本的资金后，就出现了财务杠杆。在息税前收益变动幅度即经营风险既定的条件下，财务杠杆水平越高，股东收益变动及破产的风险就越大。

可以认为，财务风险是发生于个别企业的特有事件所形成的个体风险，因而具有特殊性；金融风险也有个体风险的自然介入和相互作用，但更多的则是影响所有企业的因素所引起的市场风险等，因而具有普遍性。

（三）时空观下的金融风险与财务风险定位观 毋庸置疑，在金融开放的新形势下，金融风险与日俱增，这就在客观上对金融企业的财务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2007年1月1日起，我国境内设立的银行、信用社、担保公司等金融企业实行了新的《金融企业财务规则》。《规则》以“防范和化解金融企业财务风险，维护金融企业相关各方权益和社会经济秩序”为立法目的，并单设了“财务风险”一章。这有利于从源头上控制金融风险。其基本缘由是金融企业比非金融企业多了“财务风险――金融风险――财政风险――金融危机”这一风险链。

对于非金融企业从事以金融资产买卖的形式进行的金融活动首先面对的是金融风险。因为企业在从事金融活动时，由于汇率、利率和证券价格等基础金融变量在一定时间内发生非预期的变化，从而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从风险的构成要素来看，企业金融风险的风险因素是企业从事金融活动，风险事件是汇率、利率和证券价格等基础金融变量发牛非预期的变化，风险结果是企业蒙受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即实际收益少于预期收益或实际成本超过预期成本的可能性。

非金融企业从事以金融资产买卖的形式进行的金融活动，如果对金融风险控制不当，对资产质量、现金流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加剧企业的财务状况的恶化，使财务风险飙升，甚至引发财务危机。所以，我们认为非金融企业的风险链条是“金融风险――财务风险――财务危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一是财务风险具有特殊性，金融风险具有普遍性。二是金融企业风险链条是“财务风险――金融风险――财政风险――金融危机”。非金融企业的风险链条是“金融风险――财务风险――财务危机”。“Financial Risk”应译为“金融风险”还是“财务风险”，要视文章研究的具体内容而定。三是不能将金融简单地看作是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将财务简单的视为微观主体的资产、负债业务的概括，因为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有不同的风险链条。

篇9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工银大盘蓝筹基金拟任基金经理陈守红，请他就大跌后基金的投资谈了看法。

不确定性导致大跌

《投资与理财》：12日股市再次跌破3000点。逼近2900点，您怎么看这次大跌?大跌是否有矫枉过正的嫌疑?

陈守红：涨跌是常态，大涨大跌则是特殊阶段特殊背景下才产生的。我觉得这次大跌主要是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导致的。从宏观方面来看，外部经济环境主要是美国经济存在不确定性，我们内部经济环境也存在相当不确定性。从微观方面来看，上市公司未来盈利也存在不确定性。

就美国经济来说，次贷危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美国经济能否走出衰退阴影，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外部需求。由于国际油价一路上行，粮食价格高企，世界经济隐含着深刻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对于A股市场的负作用很明显。

就国内宏观经济来说，通胀水平居高不下，价格信号紊乱对于以价格为行为指向的实体经济，其伤害是显然的。虽然5月CPI数据回落，但未来会怎样?我们谁也无法做出准确判断。目前我们的电价、油价等基础能源以及粮食价格还处于一种半管制状态，如果放开，CPI的压力必然更大。

就上市公司来说，盈利到底会怎么变化，把握性不大。增长率肯定会降，降多少不确定。油价、电价、粮食价格等是否放开，都需要一定时间等待。上游能源与原材料价格如果放开，中下游企业就会存在很多变化，现在的赢利预测与估值水平就不见得合理。

《投资与理财》：中国的近邻越南正在遭遇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短时间里股市遭到“腰斩”。越南经济的恶化是不是也会成为影响中国股市的外部因素?

陈守红：越南的经济规模很小，它去年的GDP才700多亿美金，而且其货币不可自由兑换，因此引发类似当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至于对中国影响则更有限，中国对越南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不到一个百分点。如果有影响，更多的可能是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

《投资与理财》：我们认为还有一个“不确定性”，就是大小非解禁。随着大小非的解禁。很多人认为市场空头力量无疑在增加，您怎么看?

大小非是柄双刃剑

陈守红：未来3年大小非解禁规模大约是22万亿元，基本3倍于目前的流通市值，影响不可谓不大。不过，大小非对市场的影响并不是单向的。实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股票价格不高的时候，利益是一致的，大家有动力一起做高市值。股价过高了，就会出现利益分歧。在公司市值远超公司的重置成本的时候，实业资本肯定会选择卖股票。在大小非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之前，股价肯定会有“天花板”，“上有顶，下有底”，顶比底更确定。

《投资与理财》：那基金会如何应对呢?

陈守红：单边上扬的牛市，短期不可能再出现了，我们会充分考虑这个无形的顶。我们会充分挖掘企业内在的价值，自下而上寻找个股投资机会。

“价值投资”最值得信赖

《投资与理财》：这几年股市几起几落，可以说很不正常。在这个起落中，您认为有哪些变化值得思考?

陈守红：经历大涨大跌越多，对投资人来说越会发现价值投资的重要性。这几轮涨跌，发生很多让人眼花缭乱的故事，也不排除发生了一些“青蛙变王子”的例子。但几个完整的周期下来，如果总结规律，我们可以发现持续可复制的赢利模式还是价值投资。一些有明显瑕疵的公司尽管在某个阶段可能被追捧，股价涨得很快，但多是个案，既不可复制也不可持续，真正能给投资人带来长久回报的，肯定还是那些价值型的大盘蓝筹股。

《投资与理财》：可是有些基金不按照价值投资理念进行投资，一样取得很好的业绩呀?

陈守红：有不少这样的案例，不过关键看它的赢利模式能否持久。如果不能持久，那以后的投资怎么做?在我看来，价值投资是基金最能持续的赢利模式。它可以给投资人带来稳定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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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气候变化经济学；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温室气体减排成本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8―0068―08

一、引言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2007a)，近百年来，全球表面的气温升高了0.74℃。如果在2000年到2030年间依然保持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将增加25―90％，预计未来20年间，气温将每10年增加0.2℃。科学证据表明燃烧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的累积以及人类活动排放的其他温室气体如甲烷和氧化亚氮等是导致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气温升高可能导致极端气候事件(如热浪)发生的频率加大、风暴的密集度增加、大气降水模式的改变以及海平面上升等。这些自然系统的变化反过来又会对生态系统的功能产生根本的影响，从而威胁生物的生存能力和人类财富的安全。

经济学家Williams Nordhaus1982发表了题为“How Fast Shall We Graze The Global Commons”的文章，开始应用经济学研究气候变化，从此气候变化经济学就将焦点落在分析气候变化的影响和提供积极的针对面临的气候问题的政策分析。虽然和环境经济学的其他领域有重叠，但气候变化经济学更多的是利用气候变化的鲜明特点，即温室气体影响的长期性、气候问题产生和影响范围的全球化、政策的效益和成本的不平衡的分布等，来理解气候变化问题的多个侧面。通过模拟经济发展和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的趋势，检验和分析技术选择对气候变化进程和减排成本的影响，选择控制气候变化的具体措施(如碳税和碳交易等)。

气候变化经济学已经建立了其研究领域和基础要素，并在经济学界达成了共识。1997年，美国2500名经济学家，包括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共同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最有效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方法是通过基于市场的政策。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控制措施，温室气体继续排放将导致世界随着气候系统的变化经历根本性的变革。他们相信经济学家和决策者能够利用大量的证据和量化的风险评估提供的信息来帮助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二、气候变化的损失和减缓的效益

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一系列的后果，如平均气温升高、极端天气现象频率发生、降水模式的变化、海平面上升和生态系统的改变等，这些生物物理系统要素的变化将对人类的福利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经济学家通常将气候变化对人类福利的影响分为两类：市场和非市场的损失。

市场的损失(market damages)来源于气候变化导致的市场产品的价格波动和数量的变化给福利带来的影响，主要是因为生产量的变化受气候变化要素的约束。研究者通常应用气候依赖型的生产函数来模拟气候变化的福利影响。例如，小麦的产量是气候要素气温和降水的函数，因此可以直接估算由于气候要素变化导致的小麦产量的变化。生产函数法还被用在森林、能源服务、水资源利用以及海平面上升导致的洪水等产生的经济损失。有学者认为生产函数法忽视了产品之间替代的可能性。于是享乐价格法(hedonic approach)则成为估算气候变化损失的另一选择。例如Mendelsohn et al.(1994)将享乐价格法应用到农业，基于选择最大化地租的假设，利用跨部门的数据检验自然、物理和气候变量对土地价格的影响。

非市场的损失(no―market damages)包括由于不利的气候变化导致的直接效用的损失、损失的生态系统的服务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导致的福利的减少。这些损失的价值不能够在市场上直接观察到。例如，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没有和价格的变化有任何明显的直接联系，也观测不到需求的变化。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是最有争议也是最为广泛被采用的评估非市场损失的方法。Berk and Fovell(1998)利用支付意愿法研究了美国加州不同地域的公众为阻止当地的气候变化每月愿意支付的价格。结果表明冬季人们为阻止当地气候变得暖湿／暖干的支付意愿分别是每月9.74和16.70美元，而为阻止气候变得冷湿／冷干的支付愿意分别是每月11.10和18.18美元。

评估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更多的研究利用包括市场和非市场部门的经济模型，估算全球或是区域气候变化的经济损失。总体上，基于模型的实证性研究报告了三种不同的气候变化经济影响的评估和结果。第一种是计算在特定的全球平均气温升高的情况下，气候变化的影响占GDP的百分比。Mendelsohn et al.(2003)估算了气候变化对农业、林业、水、能源和海岸地带五个市场部门的影响，结果表明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非常的小。如果气温比工业化前升高4℃或是以上，在此情况下气候变化对上述五个部门的影响都是正的。Tol(2002)的估算包括市场(农业、林业、水、能源、海岸地带)和非市场的部门(生态系统以及疾病造成的健康影响)，结果发现如果气温比工业化前升高0.5℃时，气候变化带来的效益占全球GDP的2.5％。如果全球气温升高2-2.5℃，气候变化的损失占全球GDP的0.5-2％。Dordhaus(2000)除了考虑更多的市场部门、与气候相关的疾病、污染造成的死亡以及生态系统外，其模型还包括了气候变化导致的灾害的经济损失。

第二种研究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则是按照特定的排放情景，在特定的经济发展、技术变化和适应能力的假设前提下，经济影响被按照时间的发展综合，然后被贴现到现在的值。一些估算是在全球的尺度上进行的，有些估算是综合一系列地区或是当地的影响以得到全球的总和。Stern(2006)应用综合评估模型，设计了基准和高气候变化的不同情景。模型估算的结果表明，在“照常营业”(business―as―usual)的情景下，即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措施或是行动的话，气候变化对市场部门的影响加上灾害的风险损失，每年至少占全球GDP的5％；如果将市场部门、灾害的风险和非市场的损失都计算在内的话，气候变化影响的损失估计每年占全球GDP的20％或是更多，而且损失将一直持续。Jorgenson et al.(2004)应用一般均衡模型(cGE)估算气候变化对美国投资、资本的存量、劳动力和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如果温室气体排放导致气温升高3℃，在最佳的适应状态和潜在的危害较低的情况下，气候变化的净收益为GDP的1％；如果很少采用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损失为GDP的3％。不管是哪种情景，70-80％的气候变化影响是由农业产品的价格变化引起的，少部分是由能源价格和死亡率的变化导致的。

第三种气候变化影响研究的是估算社会碳成本(Social Cost of Carbon，SCC)。在任何时间段或是任何时间内，SCC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碳排放(CO2)造成的以经济价值来估算的额外(边际)影响或是损害，也可以理解为每减少一个单位的碳排放的边际效益。SCC的计算尽可能将每一吨额外保存在大气中的CO2的边际影响加起来，此过程需要一个温室气体在大气中停留的时间模型和将经济价值贴现到排放年限的方法。2005年社会碳成本的平均估算值为每吨碳(tC)43美元(即每吨二氧化碳12美元)，但该平均值的变化范围很大，如在100个估算中，每吨碳从10美元(每吨二氧化碳3美元)到高达每吨碳350美元(每吨二氧化碳95美元)(IPCC，2007c)。社会碳成本大幅度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估算的假设上存在的差异造成的，如气候敏感性、响应时间滞后、风险和公平的处理方式、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影响、是否包含潜在灾难损失和贴现率选择等。

三、温室气体减排成本的估算

美国国家环保局的研究(US EPA，2006)分析了全球和不同地区以及不同部门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指出如果减排成本是$10／tCO2eq，2020年全总的非二氧化碳的减排潜力大于2000MtCO2eq(二氧化碳当量)；如果减排成本为$20／tCO2eq，则减排潜力为2，185MtCO2eq。由于二氧化碳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来源，而且其在大气中的累积对气候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目前国内外主要的研究大都集中讨论二氧化碳的减排成本。

1、减排成本估算的方法和模型

二氧化碳的减排成本取决于多种边际替代的可能性，例如不同燃料的替代以及替代能源密集型产品的能力等。替代的潜力越大，则满足特定的减排目标的成本也就越低。研究者主要应用的模型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评估可替代性的选择和减排成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模型。

“自下而上”的能源技术模型，提供了非常详细的有关具体的能源过程或是产品的技术信息。模型趋于集中在一个部门或是一组部门，对于一般能源替代的能力提供较少的信息，也不能反映能源密集型产品价格的变化对这些产品的中期和最终需求的影响。自下而上的研究一般是针对行业的研究，所以将宏观经济视为不变。比较常用的模型有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开发的LEAP，日本环境研究所的AIM／Enduse以及在国际能源署框架的MARKAL模型等。许多研究机构都根据研究需要和解决的问题开发不同的模型。

“自上而下”的研究是从整体经济的角度评估减排成本的经济模型，包括“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这些模型的优势在于能够追踪燃料的价格、生产方式以及消费者选择之间的关系。然而，这类模型包涵了较少的具体的能源过程或是产品的信息，能源之间的替代通过平稳的生产函数来体现，而不是详细的可选择的不连续过程。自上而下的研究是从整体经济的角度评估减排成本，使用全球一致的框架和有关减排的综合信息，并抓住宏观经济反馈和市场反馈。自上而下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模型建造的假设。Repetto & Duncan(1997)的综合分析发现，广泛应用的估算气候变化减排成本的模型，都包括了以下主要假设：低碳或是无碳技术的可得性以及成本，经济对于价格变化反应的有效性，能源和能源产品可替代性程度，达到具体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需要的年限。是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就可以避免一些气候变化的经济成本，是否减少化石燃料的燃烧就可以避免其他的空气污染的损害，碳税税收如何在一个经济体内循环等。如果假设条件不同，得出的减排成本的差异是比较大的。

综合评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IAM)模拟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的过程，从温室气体的排放到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综合的分析。这类模型将温室气体排放、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集中程度、气温、降水等要素联系起来，同时还考虑这些要素的变化如何反馈到生产和效用系统。综合模型也多为优化模型，以解决随着时间的变化如何将减排的利益最大化。综合模型利用气候变化经济分析的方法，比较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成本和消除或是减弱气候变化的效益。这类模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IGMS模型和Stern报告中应用的PAGE2002等。

2、减排成本的实证研究

IPCC(2007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实现中期减排(2030年)，全球将温室气体稳定在445和710ppm CO2-eq之间的宏观经济成本处于全球GDP降低3％和GDP增长0.6％这一范围内。实现长期减排目标(2050年)，大气中温室气体稳定在710和445ppm CO2-eq之间，全球平均的宏观经济成本是GDP增加1％到GDP损失5.5％。大多数研究的结论是随着温室气体稳定目标的严格，减排成本加大。模拟也表明，假设排放交易体系下的碳税收入或拍卖许可证的收入用于促进低碳技术或现有税制的改革，将会大幅度降低减排成本。全球减排二氧化碳的宏观经济成本的估算主要是利用自上而下的模型，模型的总体假设是在全球排放交易的前提下，寻找全球最低的减排成本。

区域减排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假设的温室气体的稳定水平和基准情景。对于相同地区减排成本的估算，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模型和假设，最后得出的结果也有很大的差异。虽然计算结果在具体的数据上有所不同，但是模型所解释的总体特征还是具有一致性。Chen(2004)利用中国的MARKAL―MACRO模型，预测中国2050年的一次能源的消费为4818Mtee，碳的排放量为2395MTC，从2000到2050年之间，中国单位GDP的碳强度将平均每年降低3％。在此情景下，如果CO2的减排幅度为基准水平的5-45％，估算的碳的边际减排成本在12美元／吨碳到216美元／吨碳，减排的经济成本相当于在基准基础上损失0.1％到2.54％的GDP。王灿等(2005)采用综合描述中国经济、能源、环境系统的动态CGE模型，分析了2010年实施碳税政策的减排情景。结果发现，在基准排放水平下CO2减排率为0-40％时，GDP损失率在0-3.9％之间，减排边际社会成本是边际技术成本的2倍左右。当在基准排放水平下CO2削减10％时，碳排放的边际成本约99元／吨，GDP仅下降0.1％左右，如果减排率上升到30％时，碳排放的边际成本约475元／吨，GDP将下降1％左右。

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Lockwood et al.，2007)报告了一项基于不同模型对于英国减排成本的估算。其中，Anderson的自下而上的模型结果表明，在2050年，如果减排目标是在1990水平上减排80％，在基准没有控制飞行的排放的情境下，减排的成本为GDP的2.49％；如果控制飞行的排放，减排成本是GDP的1.06％；在能效提高的情景下，减排成本为GDP的0.76％；而如果有新核能的投入，则减排成本为GDP的0.94％。MARKAL―MACRO模型的结果显示，在2050年，基准的情景下减排成本为GDP的

2.81％；加速技术革新的减排成本为GDP的2.58％；高燃料价格的情景下，减排成本为GDP的2.64％；而能源效率加速提高的减排成本为GDP的2.04％。不管哪类模型，结果均显示提高能源效率是降低减排成本的关键因素。这两个模型的结果也被用在英国能源白皮书中，强调提高能源效率是英国的能源政策的优先考虑。

研究还发现估算CO2的减排成本，基于不同的理论和方法的变量是关键的要素，例如贴现率的选择、市场有效性的假设、外部性的处理、价值评估的问题和技术、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的影响、交易成本等，这些经济要素的不同都会导致估算成本的差异。

3、技术变化与减排成本

气候是由存储在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决定的。有些温室气体在大气中能够存在上百年，使得气候变化成为一个长期性的问题，因此技术条件的假设对于减排成本的估算就非常的重要。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和技术变化的速率、技术替代以及新技术的应用是直接相关的。和没有考虑技术进步的模型比较，将技术变化包括在模型中估算出来的温室气体减排成本明显的减低(IPCC，2007c)。这些成本下降的幅度关键取决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研发支出的回报率、行业和地区之间的溢出效应、其它研发的推广以及边干边学的模式和学习的速度等。

目前应用的技术进步模型已经有了极为显著的改进，超越了早期的传统模型中将技术看作是外部变化因子的模式。最近的几个模型允许技术进步的速率或是方向对内在的政策干预做出反应。一些模型(如Popp，2004；Nordhaus，2002)则集中在研究和开发基础上的技术变化，结合政策干预、激励研发的政策以及知识的进步。其他的模型则强调基于学和做的技术变化，考虑累积的产出是和学习相关的，随着产出的不断累积而降低生产成本。相对于那些将技术认为是外部因素的模型，政策介入所产生的技术变化的模型能以比较低的减排成本达到规定的减排目标。

四、气候变化经济学与不确定性

气候变化最大的特点是不确定性，在科学上和经济学上均具有不确定性。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表现在我们还缺乏对一些科学问题的认识，例如排放的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积累的量，温室气体集中程度的改变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气候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分布以及出现的速度，区域气候变化对海平面、农业、林业、渔业、水资源、疾病和自然系统的影响等。经济上的不确定性表现为我们不确定世界人口和经济的增长速度，人类活动的能源强度和土地强度，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或是鼓励技术发展政策对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累积的影响以及政策的成本等。

1、不确定性与气候政策的选择

不确定性分析的目的一是辨别出一系列可管理的变量，二是估计每一个重要的参数可能的分布，三是估计参数的不确定性对所解决的重要问题的影响。一些成熟的数学模型已经被学者用来分析和成本效益相关的不确定性，如一些学者采用Monte Carlo模拟分析减排模型输出的不确定性，决定那些缺乏知识的随机的参数或是误差如何影响被模拟的系统的敏感性和可信度。此方法提供了给定政策的一系列结果或是一系列的优化政策。王灿等(2006)利用Monte Carlo模型对CGE的二氧化碳减排模型的不确定性进行了分析，他们对CGE模型的50个自由参数进行随机采样，考察模型输出的不确定性。敏感性分析也被用来确定减排成本评估中对估算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还有一些研究者利用其他的模型来处理不确定性。例如Nordhaus(2007)利用综合的气候-经济模型DICE同时分析不确定性。

2、不确定性与贴现率的选择

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存在要持续一个世纪或是更长的时间，因此减缓气候变化的效益必须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被度量，这样就提出了贴现率在气候变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通常讨论两种贴现的方法，但这两种方法均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一种是应用社会时间偏好率，即纯粹的时间偏好率和福利的增长率之和。另外的方法考虑市场的投资回报率，使项目的投资能够得到这种回报。也有专家指出，应该选择比预期价值低的贴现率，以反映贴现的要素以及贴现率和贴现的时间间隔之间的关系。针对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一个国家必须将其决策建立在让贴现率能够反映资本的机会成本的基础上。发达国家一般采用4-6％的贴现率是合理的(这个贴现水平被欧盟国家用来评价公共部门的项目)，而发展中国家的贴现率可能会高达10-12％(IPCC，2001)。在Stern的报告中，基于对气候变化公平性的强调，选择了近似于零的0.1％的贴现率，致使其气候变化影响的估算受到了经济学界的批评。Nordhaus(2007)用相似的方法和3％的贴现率重新模拟Stern的估算，发现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远远低于Stern的结果。

3、不确定性与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

除了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估算有影响，不确定性同时也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否应该现在就采取行动减缓气候变化?现在行动应该投入多少?还是等待至少是一些不确定性得到解决?经济学原理建议，在缺乏固定的成本和不可逆转性的情况下，社会现在就应该采取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温室气体的减排量应该是在预期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相等的那个点。然而，无论是在成本侧的低碳技术的投资还是在效益侧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累计，气候变化和固定成本和不可逆的决策存在着固有的联系。这些特征导致或是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来减缓气候变化或是没有行动，分别取决于各自沉没成本的大小。实证性的分析和数学模型建议现在就应该开始采取措施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以获得显著的环境效益。Stern的研究报告(2006)显示，如果现在采取行动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气候变化的损失会控制在每年损失全球1％的GDP。所以他呼吁世界应该立即行动，大幅度的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以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损失。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