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养老型商业保险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关于养老型商业保险，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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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保险实现了从“社会保险的补充――社会保障的重要补充――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的逐步提升，吴定富（2005）认为，商业保险在不同社会保障层面发挥不同功效：在基础型社会保障层面，商业保险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参与社会保险日常管理，为社会保险提供技术和管理支持，实现社会保险资金保值增值，减轻政府财政压力，提高保障机制运营效率；在成长型社会保障层面，商业保险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开展企业年金和团体福利计划等业务，为企业提供独立运作、专业化管理和适度保障的全程服务，成为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倡导者和主要承担者；在享受型社会保障层面，商业保险可以发挥主导作用，提供更多的保障产品和更高的保障程度，弥补社会保险供给的不足，丰富和完善整个国家社会保障体系。

本文主要探讨商业保险在多支柱养老保险中作用的发挥。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的提法始于1995年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通知中指出：“国家在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保障离退休人员基本生活的同时，鼓励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构建保障方式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目前我国比较认同的养老体系的三支柱（层次）为：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个人储蓄养老保险。

一、商业保险在第一支柱养老中的定位与功能发挥

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是由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施，保证劳动者在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时，给予基本生活保障的制度。商业保险在第一支柱养老中作用发挥主要体现在：为基本养老提供技术支持、业务经办（主要是新农合与其他特殊群体）、参与基本养老保险投资运营等。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由政府部门负责第一支柱养老保险的管理运营，若政府观念与职能不发生大的变动，那么商业保险公司在第一支柱养老中作用发挥空间不大。虽然对于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新农保的三种模式（德阳模式、宜兴模式、衢州模式）现状说明已比较完善，但对于发展进行状况及运营中发现存在问题分析不足。新农保试点之初，是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经办的最佳时机，因为政策伊始，政府部门在人员配备、业务经办方面面临困难，如今距离新农保试点已经五年，新农保的经办机构在人员配备、资金划拨、业务经验等方面雏形已成，除非政策或者中央关于政府观念出现大的变动，否则保险公司难以再介入业务经办。

因基础养老金“保命钱”的特殊属性及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监管力度不够等问题，使得保险公司参与基础养老基金投资运营存在困难。若能建立起较完善监管制度与明确投资责任，保险公司参与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具有可行性。

二、商业保险在第二支柱养老中定位与功能发挥

我国养老保险中的第二支柱为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包括以企业职工为对象的企业年金和以事关事业单位为对象的职业年金。我国企业年金实施的是信托模式，企业年金涉及的相关主体有：委托人、受托人、账户管理人、托管人、投资管理人、中介服务机构。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第二支柱养老保险具有很大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商业保险公司具有广泛的销售渠道、先进的精算技术、多样的产品设计、综合的管理服务能力等。

虽然目前获得企业年金管理资格企业中，保险公司在数量上不占据优势，但在企业年金管理资产数目上却领先其他金融机构。例如2014年第一季度，企业年金积累资金为6，306.38亿元，而同时期（2014年1-3月）保险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养老保险公司企业年金受托管理资产2648.21亿元，投资管理资产2313.73亿元，这说明养老保险公司托管的资产约全部企业年金的41.99%，投资管理资产的比重约为36.69%，这也表明保险公司在企业年金市场比较有竞争力。

三、商业保险在第三支柱养老中定位与功能发挥

第三支柱是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保险公司在第三支柱中应发挥主要作用。目前我国第三支柱比较薄弱，主要原因是：国家税收政策优惠力度不大、居民购买力不强、参保意识不高、保险公司产品设计难以适应广大消费者的实际需要等。

笔者认为，为促进商业养老保险在第三支柱养老保险中发挥更大作用，应该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提高居民自我保障意识，增加商业养老保险购买数量、加大宣传力度、开办群众喜爱的养老保险险种、健全养老保险监管体系。

四、结论及建议

笔者认为，商业保险在三支柱养老保险中能否发挥更大作用，有赖于以下因素：

（一）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在养老保障体系中该发挥“大政府”还是“小政府”职责影响着保险公司发展前景。若在“小政府”理念引导下，把能交给市场的交给市场，自己负责监督管理，那么保险公司在养老保险业务经办、养老基金投资运营等方面将会发挥更大作用。

（二）资本市场完善及监管政策的加强

资本市场完善与监管政策加强将为我国基础养老金、企业年金及个人储蓄养老金投资运营提供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国三支柱养老目前比重，保险公司会从中获得更大发展机会。当然，也会面临行业竞争加剧、自身运营更为规范等挑战。如何在机遇与挑战中谋求发展是一个值得探讨话题。

（三）政府政策支持

从商业保险发展来看，政策从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2004年企业年金相关管理办法出台极大刺激企业年金数量增加，为保险公司提供机会，2013年9月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养老机构、引导和规范金融机构开发适合老年人的理财、信贷、保险等产品，也促进保险公司业务开展。加快个人养老保险产品税收递延政策的试点和推广、制定更为明确的企业年金税收优惠等政策及2014年8月10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颁布也会对商业保险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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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保险是通过市场手段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选择。今年8月13日，国务院《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强调要把商业保险建成社会保障的重要支柱。11月17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强调要发挥商业健康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鼓励商业保险机构以出资新建等方式新办医疗、社区养老、健康体检等服务机构，承接商业保险有关服务。商业保险参与养老产业，不仅有利于商业保险的产业链延伸，做强做大现代保险服务业，而且有利于构建多支柱、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国民生活负担和政府财政压力。

近年来，我国商业保险快速发展，服务领域不断拓宽，特别是在参与养老产业发展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为我国养老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努力。

一是积极参与养老地产开发。随着保险公司资金运用逐渐放开，保险公司对投资养老地产热情日渐高涨。从拍地规划到适老性地产建设，再到开发相应保险产品锁定客户，目前，泰康人寿、中国人寿、中国平安、新华保险、太平洋保险、合众人寿等已经成为保险公司投资养老地产的先行者。

二是积极参与老年金融业。包括一般性老年寿险产品、长期护理保险、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保险信托等方面。其中，一般性老年寿险产品较为普遍，大多数寿险公司都有涉及。长期护理保险方面，目前，中国人保、中国人寿、生命人寿等十余家公司都开办了此项业务。

三是积极参与老年服务业。近年来，保险公司通过股权投资和购买服务等方式，提高老年服务水平。例如，人保健康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共同签署了医疗卫生服务共同体项目，在保证自己客户得到优良医疗服务的同时，降低医疗成本。

与其他投资机构相比，保险公司特别是寿险公司，投资养老产业有其独特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资金优势。养老产业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资金需求量大，投资周期长，对长期资金来源的稳定性也有较大要求。截至2013年底，全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为7.27万亿元。其中，寿险资金可以作为20年以上的长期投资资金的约占48%，可以作为5-20年的中长期投资资金的约占25%。保险资金的大量、长期、稳定的天然优势，成为保险公司投资养老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二是产品优势。作为商业寿险的承保人，在投资养老产业的同时，寿险公司可以寻求养老产业与保险产品的对接，催生保险主业产品创新，例如，保险公司可以将养老社区与长期寿险产品相结合，实现保险产品与养老产业内在联动，获取长期收益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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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农保　商业委托代办　难点　建议

2009年9月，《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的出台，要求探索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新农保”制度。2009年试点覆盖面达到全国10%的县，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这是统筹城乡养老保险发展重要的里程碑。然而，对于新农保运行模式的指导意见却没有明确提出，导致在试点过程中也存在着众多的难点，本文旨在通过新农保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立一种商业保险委托代办模式来帮助新农保更好的服务农民。

一、新农保制度运行的难点

1.地方政府的经办管理明显不足

我们知道，目前“新农保”具体业务主要由县、乡(镇)和行政村三级经办，力量薄弱、信息化程度低、各地管理模式不统一，工作效率低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新农保工作的开展。据有关部门对宜宾市的调研发现在受访的2209个县、近3万个乡镇中，平均1名工作人员要管理1万至2万名农民的参保、领取和退保业务，有时连基本的保费收付都难以保证。

2.新农保基金保值增值难

新农保的基金管理机制和运营渠道，也是以县（市、区）为统筹单位，基金管理运营层次低。目前，绝大部分基金的管理、运营集中在一般不具备相应的基金管理人才、技术和投资主体资格的区县一级，而由区县级管理农保基金存在着管理手段缺乏、规模不经济、易于受当地行政力量干预的问题。在基金保值增值方面，由于缺乏统一规范的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基金投资无章可循。按规定基金主要存银行和买国债，在银行利率和国债收益率持续走低时，基金难以保值。

3.基金的运营和监管不完善

新农保基金的监管也是重要的环节，特别是在制度运行的初期，如果出现个别地区违规挪用新农保基金，不仅仅是基金的损失，更重要的是会削弱农民参与新农保积极性，影响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当今对于新农保统筹层次主要集中在县级以下，从各级财政的划拨收入、保费的收缴、存储、移交到保险金的审核、发放，数据信息庞大、经手人员多、手续复杂，监管困难，如果其中哪一个环节出错都会影响整个新农保基金的顺利运营。

鉴于新农保出现的种种问题和难点，许多学者建议引入商业保险公司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参与新农保的工作。而商业保险公司以其特有的和意愿和优势被选中作为最佳合作对象，其原因如下：

3.1从商业保险公司的需求来说，中国农村保险市场是保险公司亟待开发的一个大市场，保险公司有很大的意愿参与其中。在同政府部门开展新农保工作的过程中保险公司既可以获得一定的利益又可以在服务农民的过程中普及保险知识，做好宣传工作。并且由于掌握了详细的客户信息，有利于保险公司降低商业养老保险业务方面的支付风险。

3.2从保险公司的供给来看，不管是它的硬件和软件都非常适合新农保工作的开展。首先商业保险公司在专业技术、信息系统、网络和人员培训等方面有优势，让有信誉和能力的保险公司参与新农保经办管理服务，可以降低行政成本，节省财政支出。其次，商业保险公司拥有丰富经验的风险管理经验和精算技术能力，不仅可以担负起新农保基金的账户管理责任，帮助基金实施有效的运行。

二、商业保险委托代办模式的内容

其基本含义就是，财政局负责基金征缴、管理，对基金实行独立建账，专户储存，封闭运行；保险公司负责参保手续办理、账户信息管理、养老待遇结算和发放；人社局负责政策制定和监督检查。钱、账分离，保证了基金安全、高效运行。

在该模式下，商业保险公司受政府委托管理新农保和经办新农保具体工作，包括新农保信息平台建设、软件开发，社保关系转移接续、账户信心管理，养老金结算发放，费用报销支付、管理专项基金等，其管理服务费用由政府财政支付，不从保障基金中提取。保险公司对本着最大谨慎人原则对基金的投资，而基金投资风险和投资风险均由政府承担，其财政兜底责任。这样一来，政府部门能减轻新设经办机构和增加人员编制的压力，节省制度实施的运作成本，而集中精力专门从事资金筹集、政策调研和业务监控等工作，实现政府从办农保向管农保的职能转变。同时，商业保险公司作为独立于政府的市场主体，可以有效地防止各种外部干扰，充分运用商业保险的风险管控技术，对资金运作、保险金给付制定严格的风险管控措施，有效降低挪用保障资金、虚假给付保险金等人为风险。从保险公司角度看，可以利用自身业务平台取得中介业务收益，而且经营风险不大。

三、建立商业保险委托模式的建议参考

1.统一发展理念，加强协作

政府机关要表明态度，欢迎并支持商业保险公司加入到新农保的工作中。不仅在新农保工作的开展过程下，在政策制定和制度完善等各方面的的方案设计中，提高商业保险公司的参与度，共同协作。商业保险公司凭着自身扎实的专业风险管理经验和精算知识，一定可以提高新农保制度设计的专业性和科学性，从而降低制度设计的风险隐患，提高新农保制度保障效果和可持续性。

2.政府部门应该对参与新农保的商业保险公司加大政策倾斜，宣传，提高扶持力度。

据了解，很多商业保险公司在参与新农保的工作中都是零利润或者是盈利极微的，因此应当给予一些财政和税收优惠的支持。一直以来，商业保险公司在有些农村的口碑并不尽如意，政府部门人员一定做好宣传解释工作，提高商业保险公司在开展工作中的不必要的碰壁。

3.抓住契机，深化农村社保体系发展

应当推动保险机构以参与新农保试点为契机，全面推进农村保险保障体系的建设。鼓励保险机构在参与新农保经办工作的同时开展补充养老保险、附加保险和涉农财产保险等业务，形成新农保与其他涉农保险多元保障相统筹的模式，增强农民的抗风险能力，进一步提高农村社会整体保障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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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保险；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分析；模式选择；协同发展

当前的中国农村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社会保障缺失和不足问题，这不仅关系到广大农民及农村特殊群体的基本利益，也关系到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标。但由于“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建立在各地尚处于摸索阶段。由于商业保险与其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发挥社会“安全网”和“减震器”的功能上存在一致性，因此探讨商业保险如何参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商业保险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定位问题

2006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发挥商业保险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这无疑对商业保险进行了定位。2006年6月《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也提出要努力发展适合农民的各类商业保险，要积极探索保险机构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的有效方式。但事实上商业保险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是否能发挥重要作用，还是有一些不同看法。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由于商业保险是属于所谓的“高端”保障商品，并不适合收入不高的农民，商业保险在农村发挥作用不大，农村保障基本上只有依靠政府保障和农民自己。应当说，这种观点并非毫无道理，但由此断言商业保险难以有效参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最多只发挥很次要的补充作用，这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虽然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提倡建立以社会保险、企业补充保险、个人储蓄与商业保险为基础的“三支柱”社会保障模式，但在当前的中国农村，第一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险严重缺失和保障能力低下，由于缺乏像过去那样的集体经济的支持，第二层次的补充保险在全国多数地区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处于各自为政的探索阶段，普及面窄，保障程度低，保障的有效性取决于当地政府的主导能力、当地财力以及制度设计的科学有效性。与其相比，商业保险受到的制度等方面的影响就要小得多，即使是收入不高的农民也可以选择适当的保障。由于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等具有一定的替代效应，在其他社会保障严重缺失和不足的情况下，商业保险应当发挥其重要作用。

其次，提及商业保险，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商业保险是“贵”的，是高档品，收入不高的农民买不起。无可否认，有一些保险产品，比如高额的养老保险等产品，一般农民确实难以承受，但仍然有不少保险产品是农民急需而又可以承受的。比如，农民及农民工投保意外伤害保险，两三万元的保额一年保费不过百元左右，青壮年农民担忧万一意外身故二老的养老问题，那么可以投保定期寿险，即使10万元保额每年也不过交二三百元保费，即使某些保费费率较高的产品，保险公司也可以有针对性地设计和营销，比如中国人寿河南林诸支公司一名营销员创造性地按半份向农民销售某终身寿险，半年就销售了152份。同时，由于地区之间以及农民内部收入的差异性，也有很多收入较高的农民对商业保险既有消费需求也有消费能力。因此商业保险并不是农民享受不起的“奢侈品”，而是农民风险保障的“必需品”。

第三，商业保险的介入可以使得其它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更有效地运行并发挥其功能。从经济学角度讲，农村社会保险等大多数保障项目是一种优效品，具有准公共物品特性，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虽然这类物品主要应当由政府提供或主导，但一般并不需要由政府直接运营或主办，而是委托或者特许商业机构经营。事实上，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在社会保障管理上已经将一部分由政府统一承担的职能让渡给市场来执行，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由于商业保险机构在产品开发、风险管理、精算等方面具有政府管理经营所不具备的诸多优势，具有介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先天条件，从当前的农村社保建设的经验看，那些纯粹由政府一手包办的项目，多数都存在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大，运营成本高，效率低下等制度障碍，而商业保险介入的多数制度运行效果相对较为良好。

综上所述，商业保险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中应当而且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二、商业保险参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我们可以将商业保险参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区分为两类不同的制度安排，一是商业保险作为二级制度安排成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称之为直接参与式；二是商业保险作为其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安排运行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发挥其独有功能，可称之为间接参与式。

(一)商业保险直接参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分析

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和舒尔茨关于制度模式的分类，商业保险属于影响所有者配置资源的一种制度安排，它可以较好地促进农民之间，农民和保险公司之间配置风险。由于制度可以为合作创造条件，而农民缺乏风险分散和转移的渠道，且农民自发组织建立某种风险分担制度的交易和谈判成本很高，而商业保险制度则可以大大降低这种成本。

1.商业保险直接参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需求分析

从农民群体的制度需求看，随着中国农村的非农化、市场化、城镇化，在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保障个人化和土地保障能力日益下降的今天，传统的“土地家庭”这种保障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新情况。由于农村第一、二层次的社会保障的缺失或严重不足，各类农民群体对保险保障的潜在需求很高，大量的农村保障与保险调查报告都得出类似的结论。当然，要将名义保险需求转化为农民的实际需求还受到诸多条件尤其是支付能力的限制，但这种潜在的巨大需求对促进商业保险在农村的制度安排有效实施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从保险公司的制度需求看，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只有当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大于变迁成本从而带来正的潜在利润时，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才会发生。而当前商业保险公司正面临着这样的机会。首先，随着经营商业保险主体的不断增加，大中城市的保险竞争日趋激烈，城镇市场的保险开发已经逐渐趋于阶段性的市场饱和状态，而广大的农村保险市场长期以来为多数公司所忽视，保险资源远未得到开发，潜在市场机会较大；其次，虽然从总体上看，农民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但由于地区差异以及农民群体收入结构的不平衡，东中部地区及收入较高的农民既有强烈的投保需求，也有一定的支付能力；第三，一些特殊农民群体，比如农民工、失地农民等对一些特色保险有强烈需求，收入不高的农民也希望能购买一些低保费的保险产品，保险公司可以在农村市场取得较好的业绩。

2.商业保险直接参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供给分析

在农村建立商业保险制度是一种由市场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而影响保险公司制度供给的因素主要是制度安排的实施成本以及现有制度障碍的约束和路径依赖。农村商业保险市场开发程度低，这是潜在市场机会，但也正因为如此，保险公司的经营也面临着较高的制度实施成本，前期的投入成本较高，包括设立农村营销部，宣传推广、设计开发有针对性的保险产品，而且可能面临农民群体相对更高的赔付风险；其次，虽然传统的家庭式保障已经难以为继，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养儿防老”、“有灾难找政府”等观念仍在部分农民头脑中根深蒂固，而原有的“土地家庭”模式虽然保障程度低，但风险小，成本也低，再加上注重眼前利益得失的农民厌恶风险，很多不愿以当前确定保费支出“损失”换取未来不确定的保障，再加上对保险的不了解以至偏见，农民宁愿固守那已经并不可靠的保障，这种对传统保障模式的路径依赖将严重制约新的商业保险制度供给。

综合而言，目前建立农村商业保险的制度安排，农民和保险公司的制度需求都是较强的，制度需求主要受制于多数农民的经济能力，从制度供给上看，主要受商业保险制度实施成本以及现有制度路径依赖的影响。

(二)商业保险间接参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分析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政府和市场就是两种最基本的制度安排，但任何单一的制度安排通常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具体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以商业保险为中介有几大优势。

首先，实施一项农村保障制度安排，制度设计成本和未来的制度运行风险较高，政府必须基于审慎原则进行全方位调研与分析，政府虽然在宏观制度设计上有优势，但对于具体的技术性项目的设计则缺乏专业经验，而商业保险公司作为长期从事风险管理的专业机构，在制度设计、费用测算、未来偿付能力评估等方面可以参与制定方案，这一方面可以增加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制度设计的成本，从而促进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安排的供给。

其次，通过商业保险作为中介可以有效疏通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中的其他制度障碍。比如目前的农民工社会保险项目，由于现有的社会保障实行城乡分割、区域统筹的政策，造成农民工的频繁流动与保险关系转接困难，导致不少地区的农民工无奈选择退保。据统计，农民工集聚地广东东莞市2005年有105万农民工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但当年就有高达40万农民工选择退保。上海市针对这种情况实施的“农民工综合保险”就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做法是政府负责征缴保费，为外来务工人员向一家全国性商业保险公司购买养老、医疗、工伤等一揽子保险，一旦农民工离开，其养老保险等关系可转入户籍地所在地的商业保险分支机构，这样就打通了现行社会保险保障区域分割、城乡分割的制度障碍，有效发挥了社会保险的功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第三，以商业保险为中介可以有效减少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供给的实施成本。比如重庆市政府主导建立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模式，就是由政府主导，将部分补偿安置费加上政府补贴的部分保费委托保险公司统一建立保险基金，利用保险公司在保险技术、网点、资金运用等方面的优势，由保险公司按照与政府的代办协议管理和发放养老金，政府不再设立专门机构和人员，而主要进行制度监控，这样充分发挥了政府和保险公司各自的优势，这种商业保险“代办型”模式的制度实施成本明显小于政府“主办型”的实施成本。

三、商业保险介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模式选择与利弊分析

按照政府与商业保险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中各自的职能和责任，商业保险公司可以有四种介入方式与模式作为选择。

(一)商业保险独立经营模式

在该模式之下，商业保险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直接向农民提供风险保障。这种制度安排的优越性在于其运行的灵活性和针对性，一方面，它体现了市场意义下的“公平”，这对于一部分支付能力较强的农民特别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农民群体可以根据自己的保险需求偏好和支付能力选择合适的产品和保额，也有权选择不投保，避免了其他社会保险违背“一致同意”原则实施强制性制度安排的弊端。但是，由于商业保险只具有市场意义上的公平，而不具有福利价值评判上的公平，会导致部分农民由于支付能力受限而无法享受保障，也无法实现不同经济水平农民之间的财富互济效应。从保险公司角度看，其好处是可以根据各地农村市场状况自主确定业务发展目标。

一般而言，农村商业保险制度安排主要应当侧重三个方面，一是针对东中部发达农村地区和农村中高收入群体；二是针对农村中低收入群体设计销售一些他们急需的低保费基本保障产品，比如定期寿险、低额住院保险等产品；三是针对特殊农民群体需求开发和销售一些度身定做的保险产品，比如农民工意外伤害险、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等产品。

(二)商业保险委托代办模式

在该模式下，保险公司受政府委托管理和经办的农村社会保障项目，包括政策咨询、业务管理、费用报销支付、管理专项基金等，其管理服务费用由政府财政支付，不从保障基金中提取，基金透支风险由政府承担。

这种模式可以发挥商业保险所具有的社会管理功能，政府也能减轻新设经办机构和增加人员编制的压力，节省制度实施的运作成本，而集中精力专门从事资金筹集、政策调研和业务监控等工作，实现政府从办农保向管农保的职能转变。同时，商业保险公司作为独立于政府的市场主体，可以有效地防止各种外部干扰，充分运用商业保险的风险管控技术，对资金运作、保险金给付制定严格的风险管控措施，有效降低挪用保障资金、虚假给付保险金等人为风险。而且保险公司较丰富的客户服务和理赔管理经验以及较多的网点也方便农民的费用报销与支付。从保险公司角度看，可以利用自身业务平台取得中介业务收益，而且经营风险不大。

但是，在该委托模式下，由于保险公司自身不承担风险，保险经营的专业性又较强，政府可能难以有效监控保险公司行为。因此，有必要引入专业监管，对保险公司接受委托管理业务的信息披露、运营标准等作出强制要求，并按照常规保险业务实施定期不定期的现场检查，以减少和避免“委托—”关系中常见的道德风险；从保险公司角度，由于经营的连续性要求，最担心出现政府由于财政压力而无法及时足额拨付管理费用，从而造成保险公司的长期“负债”经营的不利情况，因此，有必要以书面协议形式从法律上明确委托代办双方的责权利，降低单方“赖债”风险。目前，重庆市开展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正是采用该模式，取得了较好效果。相对各方而言，这是商业保险介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种较好方式。

(三)政府主导的商业团体保险合同模式

在该模式下，政府以投保人的身份将所筹集到的农村社会保障资金为农户投保团体保险，与保险公司就保障条件、保险责任、赔付限额等一系列项目达成一致协议，签订保险合同，由保险公司按约定事项向农民提供保障，并承担全部风险，政府不再承担相应的赔付责任与基金透支风险。

这种模式的一个明显好处就是政府、保险公司、农民三方之间责权利分明，政府与保险公司就是投保人和保险人的保险合同关系，避免了保险代办型和保险合作型模式所出现的责任关联和不易区分而导致的双方发生纠纷的困境。由于投保农民群体风险相对特殊，通常缺乏准确的经验损失数据，双方都不易合理确定保费，如果保险公司为争取业务低价承保就极有可能造成该业务亏损，保险公司将承担全部赔付和赤字风险，另一方面也可能出现公司为减亏而将赔付标准控制过严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同时，由于政府已经将保障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可能导致保险经营缺乏基层政府的支持，不利于农保业务的有效开展。

(四)政府与商业保险合作管理模式

在该模式下，政府负责政策制定和农保费用的筹集，保险公司负责经办农保业务和管理农保基金，有的规定可从基金中提取一定的管理费用，基金发生盈余时公司可在一定限额内按比例提取，如发生赤字，由政府和保险公司分担。这种模式目前应用不多，但仍有一些案例，以保险业参与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例，截至2005年6月，在江苏、山东等六省68个试点区市县中，按上述标准分类，使用代办模式的有36个，团体保险合同模式的有22个，合作管理模式的有10个。

该模式的优点是可以充分发挥政府和保险公司各自在政策管理和业务经营上的优势，由于双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双方都有动力积极支持和协助对方，这对共同搞好农村社保工作十分有利。但这种模式在实际操作中较为复杂，不像前两种模式那样双方责任明确，尤其是出现基金赤字的情况时，政府可能归咎于保险公司管理不善，风险控制不严，而保险公司则会归咎于政府拨付的保费过低，如果制度设计考虑不周，就很有可能造成双方互相推诿责任导致合作失败。

综合来看，上述模式各有优缺点，相对而言，从控制风险的角度看，委托代办模式相对较好，其次是保险合同模式，而合作管理模式则必须要求合作机制设计科学合理，但在严格风险管理的情况下，从长远来看，合作管理模式值得推广。当然，具体采取哪种模式，还要考虑各地的具体情况和不同的保障项目和保障群体，根据有关政策法规加以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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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尚未集中爆发

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统计资料，截止到2010年底，中国城镇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率分别仅为38.6%和15.2%，城镇参保人人均养老基金累计结余为7070元，农村参保人人均养老基金累计结余仅为412元，可见当前中国社会养老保障水平之低。从医疗保险来看，截止到2010年底4.3亿余人参与城镇基本医疗保险，8.36亿人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参保率水平较高，但是积累的保障基金规模小，新农合存在筹资规模小、报销比例低等种种问题，难以切实解决居民的医疗和健康保障需求。因此，逐步完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需要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大力发展商业保险是重要支柱之一。

一方面，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亟待完善；另一方面，随着我国老龄化进度进一步加剧（我国在2000年前后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老龄化发展势头迅猛将加剧整个社会的养老压力，人口结构的进一步变化很有可能引发未来寿险需求的集中爆发。

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根本驱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从而为寿险业的高速增长提供了现实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复合增速分别达13.4%和12.6%，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带来居民财富积累的增加，1978年至2010年间我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复合增长了25.5%。

根据兴业宏观的判断，未来10年内中国经济仍将保持7%-8%的复合增速，结合对通胀水平的判断，未来10年我国名义GDP将获得12%左右的复合增长，据此我们预测得到2011-2020年人均GDP水平，根据测算结果：2011年中国人均GDP将突破5000美元，2017年超过10000美元，到2020年，人均GDP将达到15000美元。持续较快的国民经济增长将成为未来10年中国寿险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社保体系改革和税收优惠：需求爆发的催化剂

政府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政策倾斜往往能为商业保险的发展带来新契机。以台湾为例，1984年台湾“劳动基准法”确立了劳工保险制度，这是一种完全由企业承担的给付确定型企业养老金制度，制度的设计和运行存在诸多弊端，鉴于此，台湾当局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改革，于2005年颁布了《劳工退休金条例》，新制度采用缴费确定制和个人账户，以个人账户的累积值确定退休金水平，也可使用年金保险制。这一政策及配套税收刺激了台湾年金保险的高速发展，2006-2010年内年金保险保费复合增速高达53%，年金保险保费占寿险总保费的比重亦急剧攀升，从2006年的6.2%上升至2010年的22.8%。

为了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当中的作用，各国财政往往给予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一定的税收优惠。人寿保险税收优惠包括对保险公司及投保人所实施的税收优惠，从需求的角度，我们主要分析税收政策对投保人支付保费、保险金给付以及累计利息部分的税收待遇问题。

目前，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保险金给付和累计利息无需缴税，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西欧国家、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由于人寿保费被视为养老金制度或社会福利制度的一部分，因此投保人为购买人寿保险支付的保费可以全部或部分税前列支。税收优惠有利于提高投保人购买人寿保险的积极性。

就中国而言，建立一个覆盖13亿余人的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无疑需要商业保险的广泛参与，2006年“国十条”提出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要统筹发展城乡商业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鼓励和支持企业通过商业保险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障计划，鼓励保险公司积极参与到企业年金业务，拓展补充养老保险服务领域，发挥保险公司在精算、投资、账户管理和养老金支付等方面的专业优势。

2009年，《国务院关于推荐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鼓励个人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由财政部、税务总局、保监会会同上海研究具体方案，适时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产品试点”。个税递延养老保险，是指投保人在税前列支保费，在领取保险金时再缴纳个人所得税，在于在购买保险和领取保险金的时候，投保人处在不同的生命阶段，边际税率有较大的差异，从而对投保人而言是一种税收优惠。个税递延能拉动居民购买养老险的需求，如果能尽早展开试点，从而逐步向全国铺开，或将成为未来寿险需求爆发的催化剂。

未来10年增速为15%左右

日本寿险业的发展历程显示：上世纪70年代，日本名义GDP复合增速为12.7%，同期寿险保费复合增速为16.4%；80年代，日本名义GDP复合增速为6.2%，同期寿险保费复合增速为12.8%。台湾上世纪80年代名义GDP复合增速为11.3%，同期寿险保费增速高达28%；90年代名义GDP复合增速为8.7%，同期寿险保费增速依然保持在15%以上。中国寿险业的发展程度约落后日本和台湾等地30-40年，而在过去的30年或40年内日本和台湾寿险业均获得了高速增长，在预测中国未来10年名义经济量依然保持在12%的复合增速的前提下，我们直观的一个判断是：同期寿险保费的复合增速将依然维持在15%左右。

因此，中国寿险业发展的黄金期尚未过去，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寿险保费仍将保持超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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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效拉动内需，释放存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养老基金规模，我国急需推进个人养老保险。本文从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开展对保险公司营业收入的扩大效应角度，分析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因为即期个税递延而减少的政府税收，可以从保险公司营业收入增加所交的纳税金额中获得弥补。实行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不仅没有减少税收，还能减轻未来财政养老支出。由此，推行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意义重大。

关键词：

个税递延养老保险；税收收入；保险公司；营业收入

一、引言

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正在不断提高，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末，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达2.12亿人，占总人口的15.5%。预计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超过总人口的1/3。2015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显示，剔除财政补贴因素后基金收不抵支，且相比前几年的预算执行情况，“亏空”越来越大。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剔除财政补贴后，当期保险费收入与支出相减，“亏空”3024.87亿元，比2014年的收支差1563亿元，显著扩大（数据来源：人民日报）。那么面对如此庞大的老年人口基数和养老金缺口，如何应对“银潮”，确保我国顺利渡过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呢？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将为老百姓带来更有价值的养老工具。而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是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补充，并给予购买此商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早在2009年4月，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中指出，“鼓励个人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由财政部、税务总局、保监会会同上海市研究具体方案，适时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产品试点”。从国际经验来看，税收优惠是促进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动力，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在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都得到了成熟的发展，对解决养老压力有着极为显著的作用[1]，可见，实施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迫在眉睫。

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是指投保人在税前列支保费，在领取保险金时再缴纳个人所得税。由于在购买保险和领取保险金的时候，投保人处于不同的生命阶段，其边际税率有非常大的区别，对于投保人有一定的税收优惠。政府的税收优惠可以实施于缴费时、积累期和领取期三个不同的阶段，征税记为T（taxed），免税记为E（exempt），根据这三个时期征税和优惠情况的不同，分为主要的四种税收优惠模式：TEE、TTE、ETT和EET。[2]王晓洁、杨鹏展等基于2013年河北省行业经验数据的分析，构建了个税递延税式支出模型和替代率模型，对政府的财政成本做了量化分析。[3]周建再、胡炳志、代宝珍等以江苏省为例，分析了递延税收对财政收入的影响，认为应从国家层面，减轻商业养老保险的个税负担，积极推动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发展，以促进老龄化社会的和谐稳定。[4]吴祥佑、许莉用TEE和EET两个税收模式研究了个税递延对投保人和政府的福利效应，提出国家实施个税递延是用即期较小的税收收入减少，换取未来较大的养老支出；[5]吴祥佑[6]同时还指出个税递延税收优惠也存在收入逆向调节的累退效应，从国际经验上提出了政策建议。回顾国内文献，多数研究集中在个税递延减少了政府税收。那么，由于实施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引起的保险公司营业收入的增加，进而增加保险公司纳税额，这部分纳税额是否可以弥补当期个税递延导致的政府个人所得税税收的减少额呢？本文从保险公司纳税额增加的角度来研究实施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二、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EET模式的实证分析

1.研究假设为分析方便，现对全文数据做如下假设和说明：一位中等收入的投保人甲在上海工作，取2013年上海平均工资5036元（数据来源：上海市社保局）代表投保人月薪资水平w。根据图1标准普尔家庭资产象限图，假设投保人将自己工资按比例π=15%投入养老保险。近十年保险业平均成本15%，假设现有一家位于上海市中心的保险公司（公司属于一般规模）平均投资收益率r=5%，成本c=20%。根据税法规定保险公司应依法缴纳以下税种：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和企业所得税。本文选取与寿险保费收入有关的税种：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企业所得税。由税法规定可知：营业税t1=5%，城市建设维护税t2=7%，教育费附加t3=3%，企业所得税t4=25%。

2.征税模式TEE下政府税收收入在征税模式TEE下即不实施个税递延养老保险，因此对保险公司当期营业收入无影响，那么即期政府税收收入M1等于个人所得税，投保人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T1。根据个人所得税税率表：投保人薪资w=5036元，扣除个税起征点3500元，投保人适用税率α1=10%，速算扣除数105元。那么当期政府税收收入ΔM1：ΔM1=T1=（w－3500）×10%－105=48.6（1）

3.征税模式EET下政府税收收入在征税模式EET下即开展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因此投保人购买个税递延养老保险，保费税前列支。根据上述数据设定保费P=w×π，P=5036×15%=755.4。根据个人所得税税率表：投保人薪资w=5036元，扣除个税起征点3500元和个税递延养老保险保费755.4元，（5036－3500－755.4）<1500，投保人适用税率α2=3%，速算扣除率0元。那么投保人缴纳个人所得税T2：T2=（w－P－3500）×3%－0=23.418（元）通过对比T1=48.6、T2=23.418，由于开展个税递延养老保险，政府当期个税收入减少25.182（元）=T1－T2我们接着往下计算，此时保险公司有权销售此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由于投保人对保险公司保险产品的购买，保险公司即期保费收入增加，保费收入投资在当期没有投放收益，在这里忽略计算，因此保险公司营业额增加部分只计算保费收入增加额。那么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和教育费附加、企业应纳税所得额都会随之增加，相对应的财政税收也增加。以比较得出：ΔM2>ΔM1。通过进一步计算，可以估算保险公司即期纳税增加的部分足以弥补由于个税递延导致的政府当期个税税收减少的数额，其扩大效应Φ=（264.39－25.182）/48.6=4.922综上所述，在开展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情况下，虽然政府当期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减少了，但是由于保险公司业务扩大，营业额增加带来的各项税收增加足以弥补政府税收在个税方面的减少。可见，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实施不仅解决个人养老问题，缓解政府的未来养老财政支出，还促进保险业的发展，增加政府的财政税收。

4.个税递延对保险业的影响税制改革将是“十三五”期间重点改革的一个方面，其中包括个人所得税，而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也是个税改革创新之一。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属于商业保险的一种，投保人保费税前列支，领取养老金时再缴纳所得税，而投保人处于不同的生命阶段，其边际税率有非常大的区别，再加上通货膨胀率，实质上是税率降低，减少税负，延缓缴税，调节收入分配，对投保人有一定的税收优惠。从而拉动个人购买养老险的需求。目前来看，各商业保险公司开发了一些面向公众的养老保险或年金产品，但商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以及资金规模都还比较小。中国商业健康保险赔付支出在医疗卫生总费用中占比为1.3%，而德国、加拿大、法国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在10%以上，美国高达37%（数据来源：人民日报）。而第三支柱能否发挥固有作用承担起建立均衡发展多支柱社会保障体系的责任，关键之处在于能否推出行之有效的税收优惠政策。从国际经验看，税收优惠是最有效的政策杠杆之一。[7]美国1952年只有63%的员工享受健康保险保障，1954年《税收法》明确了团体健康保险税收优惠政策，到了1957年拥有健康保险保障的员工比例提高到了76%（数据来源：东方早报）。1996年，新加坡税制改革，当年新加坡保险业达到井喷状态。[8]这不仅拉动内需，促进新加坡经济的增长，还为新加坡政府减少了养老财政支出，人民也获得了相应的保障。而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的实施商业保险公司将成最大受惠者。尽管各个寿险公司在养老金市场上的市场份额不尽相同，但总体来说保险公司都占据相当重要的作用，并且在保险公司的资产中个人年金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一旦落地，对保险公司尤其是对已经有养老金公司的保险公司来说将是重大利好。因此保险公司业务量扩大，公司营业额增加，这无疑给政府税收也带来了正的外部效应，因此无论是从政府税收来说，还是从国家养老保障体系的改革发展来看，开展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都有着极大的意义。

三、结论

为了解决我国养老资金缺口，缓解养老压力，减少政府养老财政支出，保障居民退休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应积极在我国开展个税递延养老保险。由于税制倾斜给保险业带来利好，商业保险公司纳税增加，政府相应税收增加，可以弥补个税递延增加的财税成本。规模庞大的养老金市场一直被保险资管、基金、券商等金融机构无限觊觎。而养老金第一、第三支柱的基本结余都有望进行市场化投资化运作，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在如今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第三产业服务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开展无疑切合经济发展的方向。所以应主动学习国外养老保险改革的成功经验，尽快实施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

参考文献

[1]赖周静.美国401（K）计划的经验分析及对中国的启示[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10（2）：68-71.

[2]李晓晟.基于税收优惠的我国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1（10）:97-98.

[3]王晓洁，杨鹏展.个税递延养老保险财政成本及收益量化研究——基于2013年河北省行业经验数据的分析[J].保险研究，2015（6）：100-108.

[4]周建再，胡炳志，代宝珍.我国商业养老保险个税递延研究——以江苏为例[J].保险研究，2012（11）：3-11.

[5]吴祥佑，许莉.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福利效应[J].财经问题研究，2014（10）：85-90.

[6]吴祥佑.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累退效应及克服[J].税务与经济，2014（1）：1-6.

[7]王莹.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基于税收优惠的思考[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1）：73-77.

篇7

事实上,中国城镇当前正在推行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就是在这3支柱模式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中国养老体系的基本框架,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同时鼓励有能力的企业提供补充养老保险(或称企业年金),并由私人自愿参加商业养老保险。

几年来,政策的侧重方向集中在社会统筹账户和强制性个人账户这两部分资金上。按照2005年12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基本养老保险的社会统筹部分将由企业缴纳,缴费率为工资额的20%;个人账户部分由职工缴费完成,缴费额为8%,缴费率总比例为28%。

而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丹麦等国,所谓的“社会统筹”部分完全由国家财政买单,企业不需缴纳任何费用。在泰国、印度尼西亚等新兴经济体,缴费的总比例也大多维持在15%以下,例如泰国的养老保险缴费率为7%,而印度尼西亚则仅有5.7%。

中国现有缴费结构的直接后果,便是民间经济逃离社保体系的冲动增加,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养老保险参保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的问题。对于拒保现象,除了企业参保意识薄弱,以及目前一些制度设计不能鼓励公民有持续参保的积极性外,过高的缴费比例,也是一项根本原因。

如果本着降低负担、吸引更多人入盘的思路,降低缴纳负担,那么中小企业的逃离冲动会降低,能力强的企业则有更大空间发展年金制,养老体系的资金池会更加充盈。

现行养老模式的另一问题,是基本养老金在整个养老体系中所占比例过大。由于在最初的养老保险模式设计时,对基本养老金的定位为强制性的养老保险缴纳,而企业年金属于非强制性缴纳,因此造成当前企业年金被过于边缘化。

企业年金边缘化的局面,使得中国整个养老基金体系的三根支柱只停留在名义上。这种格局与养老保障体系成熟的国家相距甚远。

“333”模式已在社保成熟国家广泛应用,也就是社会统筹、企业或职业年金和个人商业保险为整个养老金提供的养老替代率各为30%。但目前在中国,包括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在内的基本养老保险,其养老替代率高达58%,而其余的补充部分则几乎处于空白。这一方面造成基本养老金所承担的负担过大,另一方面也造成退休人员的收入水平与退休前相比骤降,从而明显影响其退休后的生活质量。

过度依赖于第一支柱,抑制了企业年金和商业保险市场的发展。这样的格局安排颇有“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的意味。通过强制性规定,要求企业承担过重的统筹账户缴费比例;虽可以暂时性缓解财政和社保体系的收支压力,但造成的一大影响是企业已没有多余的积极性和资金,用来构建补充养老保险。实际上,2010年导致部分欧洲国家债务危机的一个罪魁祸首正是由于民众对国家养老金的过度依赖,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财政负担不可承受。

对于当前养老金体系,从三个支柱角度来看应主要进行三方面的调整。

首先,应该降低以现收现付为主的基本养老金的比重,也就是目前所谓统筹账户的比重,并且降低企业的缴费率。这部分资金的主要功能,是用来保障人们退休后的最基本生活水平,预期的替代率不宜过高,维持在25%到30%之间即可,而企业的缴费比例则应该控制10%左右为宜。

第二,应实行强制性的职业养老金。强制性的职业养老金包括目前的个人账户和企业年金两部分,将二者合二为一。在这一整合账户中,职工个人和雇主按照一定比例,定期缴费,形成一个完全累积型的缴费模式,并享受一定税收优惠。这一账户的缴费额度应在工资额的15%左右,保证养老金的替代率在30%以上。

篇8

对此，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养老产业面临综合性、结构性问题，基本养老金保值增值、转变传统养老观念、缺乏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养老方式已经成为阻挡养老产业前进发展的“三重门”。而过去一段时间所出台的种种政策迹象表明，国家相关部门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并已开始着手养老产业的“破冰之旅”。

养老金入市打碎“死水之门”

基本养老金作为目前国内最普遍也是最重要的养老保障。在CPI一路飙升的情况下，躺在银行里的养老金收益率过低，乃至缩水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去年曾表示，中国养老保险基金获得的年均收益率不到2%，但过去11年间，中国年均通货膨胀率高达2.47%，以此推算，养老保险基金的损失高达约6000亿元。

总额高达2.37万亿的养老金如何有效保值增值，把“死水化活水”，一直是各界热议的话题。而投资入市，成为盘活资金的解决途径之一。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履新后，曾多次提到养老金入市问题。

近期有消息称，全国社保基金已经基本完成了针对社保管理人的投资方案招标，并拨付资金进入新设立的投资组合。与此同时，被视为养老金入市重大突破的广东千亿元养老金委托投资情况也备受关注。1月28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欧真志表示，“具体运营情况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还没有向我们通报，细节我们还没有掌握，但总体上是良好的”。

业内人士指出，广东养老金委托投资收益情况直接关系到地方养老金委托投资方式的全面铺开，更影响着各省市的积极性。面对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和养老金贬值的加速，养老金入市投资运营已成为当务之急。

虽然社会各界关于养老金入市有着“安全”担忧。但养老金因CPI的增长而贬值，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在风险中寻找机遇，中国基本养老金的保值增值之路探索已经悄然展开。

税延型保险政策打开“机遇之门”

事实证明，基本养老金并不能完全解决中国所存在的养老问题。据测算，目前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水平只能达到在职职工平均工资收入的58.5%。要想保证老年人生活的质量和尊严，必须从行业市场以及消费习惯方面做出引导，个人税延型保险试点的出台无疑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来。

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在今年年初的保险监管工作会议上透露，上海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方案已经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以及上海市政府在主要内容上达成了一致意见。意味着孕育了八年之久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终于破壳而出。

业内人士认为，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在上海落地，很有可能推动这一新险种在全国范围内发酵。据了解，深圳也已于2012年向保监会提出书面申请，要求试点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目前正在进一步沟通中。另有媒体报道，有近10家保险企业有望成为首批试点参与者，其此前已经在产品、网络、技术等方面做出筹备多时，只待政策正式实施。

上海财经大学保险系教授许谨良指出，个人税延型养老保险如果实行，对于改变目前养老产业格局具有积极意义，对全国养老保险市场的发展起到导向作用，它有利于居民转变固有退休后依赖政府的思路，使居民更周密地考虑自己未来退休后的收入和生活问题。

百年人寿董事长何勇生就此表示，利用税收政策进行杠杆调控，一方面可以激发企业和个人的参保热情，唤醒个人对于养老保险的主动意识，改变传统养老观念。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发挥保险在金融体系中的保障功能，进而避免社会居民对于基本养老金的单一依赖，减轻国家和企业的养老负担，最终实现国家、企业与个人三方之间的“三赢”局面。

险企与消费者合力打破“隔阂之门”

中国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其实已经发展多年，但由于传统养老观念以及养老保险产品功能定位等种种限制，始终未能走上快车道。一系列国家政策层面的“破冰”措施，已经为中国保险市场扫清了这些阻碍。但如何把机遇变为果实，仍然需要保险公司和消费者的共同努力。

“保险公司与消费者之间形成对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的共识需要一个过程。”具备监管和经营双重经验的何勇生对此认识颇深，“商业养老保险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专业产品，消费者很难去提出具体要求，但同时市场上又是买方市场，因此这就要求保险公司必须设计出真正贴合消费者养老权益的产品。这是推动个人养老商业保险市场发展的关键所在。”

可喜的是，很多保险公司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不仅加快养老产品的推出速度，在产品设计和特色方面也积极向消费者靠拢，功能更趋向个性化和多样化。

如百年人寿新近推出的分红型养老产品“全家福”颇具创新意义。该款产品具有养老金领取受益人自由和分红收益高两大优势。首次提出“一张保单，全家受益”的产品理念，突破了传统保险生存金受益人的投保限制，可指定一人或多人领取生存金。此外，第一次明确了身故受益金和满期金可以转换年金，无形中又延长了保单寿命，提高了收益，真正的解决居家养老的“后顾之忧”。

篇9

失能老人问题是近年来日益凸显的社会问题，也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暴露较晚、解决难度较大的问题。失能老人无论选择何种照护方式最终都依赖于资金的解决，而单靠公共财政支持和家庭支撑都难以达到对失能老人的照护，建立长期照护保险是突破失能老人照护资金瓶颈的有效途径。为此，课题组针对“珠海市建立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保险”展开调查，并试图在课题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如何建立长期照护保险制度以应对珠海市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对策和思路。

长期照护保险指对被保险人因为年老、严重或是慢性疾病、意外伤害等原因导致身体功能全部或部分丧失，生活无法自理，需要接受长期的康复和护理，对接受他人护理时支付的费用给予补偿的一种健康保险。长期照护的基本特征是“非医”性，是稳定和恢复没有治疗价值的功能，介于家政护理和医疗护理之间，最大的特点是持续性、长期性、完整性和专业性。

一、珠海市建立长期照护保险的必要性

（一）未备先老矛盾凸显

珠海市已于201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珠海市老龄委的数据，截至2013年12月，珠海市60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已达12.56万人，占户籍人口总数的11.59%。其中，珠海市失能老人约为10 550人，占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8.4%。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家庭小型化和空巢化“四化”加快发展的特征明显。珠海市自1980年设立经济特区以来，人口结构从年轻化迅速走向老化，在经济尚不够发达时提前进入老龄社会，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和养老服务体系的建立滞后于养老服务需求，各种矛盾凸显并交织，可谓“未备先老”。

（二）失能老人照护服务体系建设严重滞后

据卫生部一项调查统计显示，老年人慢性病的患病率高达71.4%，患病的老人需要长期的医疗护理或日常生活护理，由此导致老年护理需求急剧增加。与此同时，家庭照料失能老人的功能空前弱化。首先是“四二一”的超小型家庭结构逐渐增多。一对年轻子女在赡养多位老人的同时，一旦有一位老人失能，主要照料者可能心力交瘁，甚至积劳成疾。其次是空巢家庭环境的挑战。珠海市农村老人空巢率约占40%，城市老人实际空巢率更高于农村。再次是照护能力严重不足。家庭成员在护理失能老人中将会面临24小时的守护考验、相对专业的技能考验以及长年累月持续不断的耐性考验，这些对于任何家庭都是异常艰难的考验。因此，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将成为一个可以预见、不得不解决的常态社会问题存在。

目前，珠海市共有24家养老机构，床位总数2832张，平均每千名老人近23张床位。除用于供养城市“三无”老人和农村“五保”对象外，能提供给社会老人的床位不超过1000张，与失能老人的比例为1：6。同时，护理型养老机构严重匮乏。公办养老机构定位于供养“五保”、“三无”老人，而民办养老机构由于投入不足，普遍没有专业护理设备。同时，支持居家照护的服务体系也不健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覆盖面窄，且不具备护理功能。

（三）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支付能力不足

调查结果显示：珠海市失能老人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五多”：高龄多、女性多、丧偶多、疾病多、低收入家庭多。这其中，失能老人对生活照护不满意的占61.4%，期望得到政府救济、补助的占87.1%，反映出多数失能老人的家庭经济压力较大，家庭支持失能老人的财力十分有限。

珠海市社会养老保障水平仍较低。2015年，珠海市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已增加到月平均2200多元，但对老年服务机构调查的结果表明，即使仅以成本核算，完全失能老人长期照护的费用每月也需要3000～5000元。绝大多数老年人的生活来源仍为“自食其力”或子女接济，在调查的214名失能老人中，人均月收入为1540.10元，低收入者占26%，相当一部分农村失能老人的基本生活难以得到保障。除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外，目前珠海市尚未有针对失能老人的其他有效保障举措。失能老人的支付能力严重不足，导致潜在需求不能转变为有效需求，造成了珠海市养老服务领域的怪圈：一方面，潜在的养老服务需求使民政部门不断增加养老机构的床位；另一方面，有效需求不足则使养老机构的床位难以得到充分利用。

（四）现有的保险体系缺乏长期照护保障

目前，我国医疗保险重点针对疾病治疗的费用补偿，而对疾病发生之前积极预防和疾病发生之后老年的护理、康复、照顾等重视提高生命质量的险种却鲜有涉及；社会医疗保险明确指出不予支付特别护理和日常护理等服务性项目；普通的商业保险只能保障部分疾病和门诊费用，虽有商业保险公司已经开发出类似于长期照护的保险项目，但高昂的投保费用使普通家庭难以承担。因此，尽快建立长期照护保险，才能在治疗和照料之间、在征服疾病和提高生命质量中找到平衡，弥补现有保险体系的缺陷和不足。

二、国内外长期照护保险实践经验及借鉴

由于我国的照护需求与医疗需求没有清晰边界，在没有建立长期照护保险的情况下，失能老人很容易以疾病治疗的方式住院治疗，造成过渡医疗的同时占用有限的医疗资源，不仅给家庭增加了陪护压力，而且给医疗保险基金带来了支付压力。发达国家之所以将长期照护保险从医疗保险中分离出来，正是基于降低长期照护边际成本的考虑。

（一）国外长期照护保险制度模式比较

从世界范围来看，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模式主要有三种：

第一，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保险型模式。采取自愿参加的方式，由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购买长期照护的服务和产品，在年老时从保险公司得到相应的长期照护服务或因接受长期照护而产生费用的给付。

第二，以德国、日本等为代表的社会保险型模式。德国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与其医疗保险制度相配套，不同医疗保险制度的参加者相应参加不同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其长期照护保险制度覆盖了全民。日本还配套设置了护理救助制度，低收入群体以及无法加入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群体的长期照护服务费用基本由护理救助制度提供。

第三，以瑞典等北欧诸国为代表的福利型模式。瑞典以老人的需求为导向，其照护费用80%以上来源于税收，还有部分费用来自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只有很少比例的照护费用来源于个人缴费，收费的比例只占所有费用的4%左右。

综上，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可以说是世界各国不同的社会保障理念使然。

（二）国内的探索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或多或少地对需要长期照护的人群提供了服务，比如民政系统对部分孤残人员，残联对部分残疾人士，工伤保险对伤残职工，医疗保险对失能患者等服务，但这些服务分散、有巨大漏缺。随着全民医保体系的建立和保障范围的不断扩大，长期照护已经成为完善全民医保制度的问题凸现出来。2011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要积极研究探索老年人长期护理制度，鼓励、引导商业保险公司开展长期护理保险业务”。迫于医疗保险制度运行的现实压力，山东省青岛市、安徽省合肥市、黑龙江省等地已经开始探索，这是我国长期社会保险制度建设从学术探讨到政策实践的重要标志，也为开展全国性政策研究提供了实践模型。

2012年7月，青岛市率先推出《关于建立长期医疗护理制度的意见（试行）》的正式实施细则，填补了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空白。截至2015年1月，青岛市长期护理保险已惠及参保失能老人2.5万余名，帮助6000多名老人走完了生命最后旅程。其基本模式是：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根据参保人的不同情况，主要有三种护理方式：一是入住定点护理机构接受长期医疗护理；二是居家接受医疗护理；三是入住二、三级定点医院接受医疗专护。护理保险试行期间，用人单位和个人不需另行缴费，财政根据基金使用情况给予补助。护理保险坚持低水平起步，合理确定筹资标准，并按照“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适时调整。

2013年7月，合肥市公布了《合肥市五保供养对象长期医疗护理保障制度实施方案》，政府出资为五保老人购买商业护理保险，以缓解五保老人因疾病、意外伤害造成的个人经济压力，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

关于商业长期护理保险，我国仅有少数保险公司开设这一险种，包括国泰康顺长期护理保险、中意附加老年重大疾病长期护理健康保险，以及友邦全佑一生“五合一”疾病保险（包括老年长期护理保险金）等。

（三）启示

老年人对长期照护的需求是一种刚性需求，它在老年服务业中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因此，建立长期照护保险制度是应对老龄化的最重要举措，可以从制度上解决失能老年人的医护和生活保障，让失能老人更有质量和尊严地生活。

自2005年中国商保公司推出第一款长期照护产品至今，购买者寥寥无几，其根本原因是保费高而一般百姓承受不起。同时，商保公司为规避风险，对参保者的健康状况严格筛查，病重者或已失能者都会被拒之门外。另外，居民的保险意识普遍薄弱，所以，单纯靠商业保险解决老年照护问题远远不够。

能不能单纯依靠政府财政和福利政策来解决老年照护问题？珠海市的财政状况远不能跟北欧等高福利国家地区相比，因此长期照护难题也不可能单靠政府财政来解决。比较现实的选择是借鉴德国、日本等国经验，建立低成本、强制性的社会长期照护保险。同时，政府出台政策支持和扶持商业照护保险的发展，形成多层次的老年照护保障体系。社会保险的优势在于，普遍性和保障性可以为更多有照护需求的民众提供低成本的基本保障；强制性能够将保险意识薄弱的民众也纳入保障范围；非营利性可以降低基金筹集的成本，提高使用效率。扶持发展商业照护保险则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照护需求，有效节省政府资源，使其集中关注弱势群体，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

三、探索建立珠海市失能老人长期照护保险的对策和思路

珠海市作为“中国最宜居城市”、“2014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对失能老人进行持续有效照护，是文明幸福城市的有力体现。解决珠海市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问题，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从建立长期照护资金保障体系、多层次的长期照护服务体系等多方面入手，形成积极的应对机制，努力构建符合珠海市市情的长期照护保障服务体系。

（一）尽快建立长期照护保险资金保障体系

1.构建灵活的资金筹集机制

长期护理费用支出规模庞大，单纯依赖个人力量会造成市场失灵，而单靠政府的大量财政投入，会造成珠海市财政收支困难。因此，珠海市应建立长期护理费用的多渠道融资机制，整合行政、从业者及社会资源，实现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多主体分担。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长期护理保险产品。

2.建立长期照护服务专项基金

明确政府的筹资责任，可学习借鉴青岛市的模式，积极探索建立独立于医疗保险之外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统筹建立失能老人长期医疗护理保险基金，将现政府有关部门用于长期照护的相关费用，包括社保、民政、残联、卫计等，统筹形成专项失能照护基金。财政资源应优先支持最需要帮助的失能老人及其家庭，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设计不同等级的照护服务补贴标准。

（二）加快建立多层次的长期照护服务体系

1.落实“以居家护理为基础”

从筹资上鼓励对居家服务的利用，对家庭护理员和失能老人的家庭成员提供培训，并采取支持性政策鼓励和支持家庭成员护理老人。

2.大力推动社区照护的功能创新

将老年人社区照护体系建设作为社区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密切协调民政、财政、卫生等各个部门，加大扶持力度。结合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规划，合理布局，建设好功能齐全的社区老年服务中心，构建完善的老年照护支持网络。

3.凸显护理型老人照护机构的专业优势

作为“补充”的机构养老，应突出其护理重症失能老人的医疗和专业服务优势。强化养老设施建设管理效益和质量，采取公建民营的方式，调整公办乡镇福利院功能定位，按照护理型养老要求进行改造和运营；同时加大对照料失能老人的民办养老机构的支持力度，鼓励普通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站开展护理型失能老人养护服务业务，给予不低于民营养老机构同等的财政补贴和优惠政策。

4.加强照护服务人才队伍的建设

借助珠海市多层次、丰富的教育资源，在高等护理教育中开办社区护理专业，增加护理专业在高考招生中的指标，培养高层次社区护理人才；将珠海市卫生学校发展成社区护理培训中心，让学生在中专毕业的基础上继续培训1～2年，直接获得社区护理执业大专证书；以珠海市广播电视大学继续教育为依托，以全科医学教育为形式，培养医院内一大批大龄中年护士和热爱社区护理的护士，使她们尽快成为社区护理的骨干。合理规划照护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方案，为构建长期照护体系储备和输送人力资源。

篇10

[关键词] 新农保 基础养老金 “补出口” “补入口”

[中图分类号] C913.7 [文章识别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3）06-0086-04

[作者简介] 华黎（1964 — ），女，山东安丘人，安徽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唐小静（1954 — ），浙江绍兴人，安徽财经大学统计与应用数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经济数学。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自2009年开始，在10%的农村地区试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下文简称“新农保”），到2012年底，新农保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这是一项普惠制福利制度，广大农村60岁及以上的老人都能从政府获得基础养老金，且参保农民可以获得政府补贴，到60岁以后可以领取基础养老金加上个人账户养老金。

2009 年《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了政府的出资责任：中央政府主要承担基础养老金补贴，称“补出口”，在中西部试点地区对60岁以上老人每月补助55元，全部由中央财政供给，东部地区补助55元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各出资50%，并且承诺随着经济增长、物价水平的提高，中央政府增加对基础养老金的补贴数额；地方政府主要承担对农民参保所缴纳的参保金补贴，又称“补入口”，地方政府对参保农民每年补助不低于30元。该制度设计中，补贴额采用绝对额的补贴标准既缺乏依据，且不是长效机制。试点已经4年，中央政府没有对养老金标准适时调整，很多地方政府将基础养老金55元标准提高到了70元、80元或100元不等，出现了中央与地方养老金供给边界模糊，财政责任下移的状况，地方政府既要对参保人就参保费给予补贴，又要对60岁以上老人基础养老金给予补贴。两种补贴方式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制度效应，其设计目的是：一方面保障农村老龄人口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拉动农民的参保积极性，提高投保金额档次。本文认为，对参保农民的补贴，“补出口”——60岁老人都能享受到，体现出公平效应；“补入口”——对参保者进行补贴，拉动他们参保积极性，提高投保档次，产生效率效应。目前地方财政“补入口”的做法没有发挥出拉动农民参保积极性的作用，且形成对收入高，选择投保档次高者多补贴的“逆向调节”现象，所以，应将“补入口”改为“补出口”的财政补贴方式，以发挥地方财政补贴作用，促进新农保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现行新农保制度中

地方财政补贴方式分析

（一）目前地方政府财政支持新农保的方式

按新农保制度设计要求，地方政府主要职责是对参保农民给予补贴，采取“补入口”，每人每年不低于30元，全国地方财政补贴都是这样进行的。目前绝大多数省市都高于30元，随着投保数额的增加，将逐步提高补贴标准。吉林省和黑龙江省：补贴标准均为缴费100元补贴30元、缴费200元补贴35元、缴费300元补贴40元、缴费400元补贴45元、缴费500元补贴50元，所需资金由省及试点县（市、区）政府按6∶4的比例分担。宝鸡市、县（区）财政对按最低缴费标准缴费的参保人员给予每年30元的缴费补贴，对按缴费基数20%缴纳者给予每年40元财政缴费补贴，按30%缴纳者给予每年50元财政缴费补贴，其中县（区）财政承担15元，其余由市级财政承担。财政缴费补贴及村（组）集体经济补助标准随经济发展适时提高。还有一些省市在“补入口”的基础上，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如重庆对满60周岁及其以上的超龄人员发放每月80元的基础养老保险金。宝鸡市由市、县（区）两级财政提供，60周岁以上每人每月60元政府财政养老补贴，市级财承担45元，县（区）级财政承担15元，并根据当年实际需要分别列入市、县（区）财政预算，省级财政给予适当补助。对45周岁以下农民，在其参保缴费达到规定15年缴费年限的前提下，每多缴费一年，到领取养老金时，政府财政养老补贴在60元的基础上每月增加2元。从2010年开始60至69周岁每人每月60元，70至79周岁70元，80至89周岁80元，90周岁以上90元。武汉市基础养老金月领取标准为每人每月100元，由各级财政共同负担①。由此可以看出，地方财政支持主要采用“补入口”方式，也有很多省市在中央财政没有调整基础养老金水平的状况下，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基础养老金的补贴。

（二）“补入口”制度效应分析

第一，地方政府提供的不低于30元的补贴未能发挥很好的政策效应，不利于个人缴费水平的提高。地方财政的补贴与农民参加新农保的个人缴费标准比较，每年补贴30元占最低缴费档次100元的30%，但仅占最高档次缴费500元的6%。最低每年30元的地方财政补贴，可能对鼓励中、西部地区农民参加新农保，起到一定的积极效用，但对于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民参保缺乏吸引力。

第二，很多地方政府，为鼓励农民参保，对个人缴费选择档次高的标准给予较高的补贴，会造成“逆向补贴”。所谓的“逆向补贴”是指，政府对新农保的补贴没有用到最贫困的人群中去，没有发挥出财政资金最好的社会效益。农民个人选择缴费标准主要取决于收入状况，一般来说，收入高的农民选择缴费档次较高，收入低的农民选择缴费档次较低，地方财政对缴费档次高的多补贴，客观上造成了对收入高的农民补贴多，对收入少的农民补贴少，而往往收入低、缴费能力差的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需求更大，更需要得到国家的补贴。这个问题在新农保实施过程中逐步暴露出来，很多地方政府对缴费越高的农民个人给予越高的补贴，希望以此达到诱导高额缴费的效应，比如安徽的肥西县，县政府规定：对农民缴费每提高一个缴费档次，增加5元补贴标准，增加部分总计不超过20元，增加补贴部分由县财政承担。福建的上杭县，在每人每年缴费100元、政府补贴30元的基础上，每提高一个缴费档次，省财政补贴增加5元，政府补贴封顶为50元。这样，从公平的角度来看是缺失的，新农保中地方的财政补贴制度未能实现很好的社会政策效应。

此外，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地方财力差距也较大，各地政府根据本地经济状况制定对投保农民的补贴标准，经济发达地区政府补贴高，经济落后地区政府补贴少，会形成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保障水平差异。

（三） “补入口”制度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张家川自治县农村居民为调查对象进行实证分析，了解张家川农村居民对新农保中政府补贴的满意程度。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位于甘肃省的东南部，至2011年全县总人口33.3万人，农业人口31.05万人，60岁以上3.6万，该县2011年被列为甘肃省第二批“新农保”试点县。县政府制定了《张家川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县财政在省财政每人每年补贴30元基础上，对选择100～400元缴费档次每人每年补5元，选择500元缴费档次每人每年补10元，选择600～1000元档次缴费每人每年补贴15元。我们对张家川镇、龙山镇、恭门镇共260人进行了问卷调查或入户访谈。

结果显示：1. 近80%的农民还是希望政府采取“补出口”的财政支持方式。2.即使县财政以提高财政补贴标准的方式鼓励农民提高投保档次，选择100元缴费档次的仍占到了82.3%。500元以上的缴费档次虽然政府补贴最高，但是无人选择。

三、地方政府补贴制度改进

本文提出，地方财政支持可采用“补出口”方式，按本地区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一定比例进行补贴。改进后的好处是：第一，基础养老金是一种普惠制，是不需要缴费人人都能平等享有的老年基本生活资金来源，基础养老金是对老年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体现出“底线公平”；第二，地方财政按本地区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一定比例进行补贴，基础养老金给付与农民人均纯收入挂钩，随着经济发展，财政收入的提高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社会养老的保障水平也不断提高。此外，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使农村社会养老制度具有长效稳定的机制。

（一）制度改进理论依据

新农保中地方政府采用基础养老金补贴，使农村老人生活有了最基本的保障，在某种程度上能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财政补贴的再分配效应主要是通过财政转移支出实现的，新农保财政对基础养老金的补贴采用现收现付制，将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低收入者使用，向低收入者倾斜，可以进一步通过基尼系数来说明。设随机变量X的基尼系数为G，线性函数（ a + bx ）（ b > o ） 的基尼系数为G*，可推出：G* = bu G /（ a + bx ）= [ 1- a / （a + bu） ] G，式中，u =E （ x ） > 0，为随机变量x的平均值。从上式中可以看出，当a = 0 时，G* = G，即所有的收入都乘以一个相同的常数，其公平性不变；当a > 0时，则G* < G，当a G。当对每位农民进行数量相等的现金补贴时，可以设财政补贴收入x，补贴后收入分布为y = x + d ，（ d > 0 ，为常数）。运用上述基本定理，这时补贴后的基尼系数（设为Gy）：Gy = uG / （ d + U ）。由上式可知：Gy < G，原因在于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收入效用低于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效用。所以地方政府运用供给基础养老金方式提供财政补贴，降低了基尼系数，有利于社会公平。

（二）制度改进现实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