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的作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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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动力机制

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可以有效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的优势。然而现实是劳动力市场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割，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实现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实现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动力机制是指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所必须的动力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协调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使之持续有序发挥作用的综合系统。各种动力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推动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动力机制有原动力―市场经济的发展、主动力―政府的引导规划、持续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另外，还需要社会组织的助力。

一、原动力―市场为基础、企业为主导

市场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原动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实现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稳健的经济基础。劳动力资源配置，通常指劳动力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和企业之间的分配，以满足社会经济各部门对劳动力资源的需要。劳动力资源配置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劳动力资源本质上是一种稀缺的经济物品，其总量对于整个经济的发展总是不能够被完全满足，因此就产生如何更高效地使用劳动力资源的问题。市场机制是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主导机制，它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供求机制、工资机制和竞争机制来实现的，这三种机制互相影响、共同作用来调节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这样，无论是劳动者还是企业都会随着市场信号而采取行动，最后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从形式上来看是由于市场化改革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但从本质上来看，则是除了市场机制以外的、包括政府调控在内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质还不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形成规范的制度，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利过多过大，这直接影响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常常被削弱。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得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经济的调控作用越来越大，从而超越了政府对经济的行政管理作用力。

二、主动力―政府统一引导、规划

政府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主动力。“增长极”理论与“中心―”理论表明，市场的力量不足以消除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平衡，短期内甚至可能会强化这种不平衡。一体化进程中若完全放任市场运行，则会导致净优势资源单方面流动，各地政府会用政策资源包围市场资源，用行政力抵制市场力。同时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各地区法治环境与市场制度的梯度差异，增加了法律、政策协调等方面的成本，如果没有相应的机制来改善这种不平衡，一体化进程就很难进行下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主要行使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大职能。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也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各种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缺乏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成为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需要区域内的各级公共行政主体合作提供。恰当的区域公共产品生产、供给机制有利于区域合作机制的形成，进而找到解决区域公共问题的有效手段，有益于区域稳定、协调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实现，有益于提高区域公共问题的治理水平。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共同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发挥作用，这就要求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特别是在经济转轨的时期，政府实际上还需要承担“政府造市场”的职责，主要是营造市场产生和发展的环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正因如此，政府往往倾向于不自觉地包办一切，充当“全能政府”。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调控，都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市场机制的缺陷需要政府调控来弥补。除此之外，任何扩大政府调控作用范围和政府权力的倾向都应该防止。政府调控的缺陷需要市场机制来纠正，政府失灵必然要求扩大市场机制作用范围。自然秩序与认为秩序的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和谐发展的保障。

三、持续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积极作用

弄清劳动力市场的地位与功能，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性，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培育步伐有着重要的意义。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是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两个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家庭和企业则是两个市场中最主要的行为主体。供给和需求双方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均衡的产出和价格，保障了国民经济循环往复的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一是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机制，特别是工资差异能够自发调节劳动力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分配。二是在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由于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用人单位又可以自主用工，所以劳动力供求双方都可以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双向选择。三是劳动力市场条件下，通过竞争机制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把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益最好的企业和部门中去，从而提高劳动力资源的使用效率以及整个经济的运行活力。

第二，促进收入合理分配的功能。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者的收入虽然在理论上说遵循的是按劳分配的原则，但由于不存在真正的劳动力市场，加之在团队生产条件下，劳动就具有不可计量性，因此，按劳分配原则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切实的实施，结果造成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现象。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存在，所以在劳动力商品的交换过程中，通过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和劳动力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就可以使劳动者获得相对合理的收入。

第三，加快经济增长的功能。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的质量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而在劳动力市场条件下，优胜劣汰机制的存在必将激励和迫使劳动者不断去提高劳动力的质量，提高劳动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下，劳动力的流动就会变得更为便利化和经常化，这就势必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第四，推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功能。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发展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只有劳动力成为商品，它才能发挥它的全部潜力。培育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成为商品对我国充分发挥商品经济的作用，促进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分工进程，全面推动社会进步有着重要作用。

第五，培养劳动者自我决策、自我负责的谋生意识和能力。因为，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下，劳动力自然属于劳动者个人所拥有，所以劳动者有权也应该自我决策，来自主支配自己的劳动力，自主决定自己的生存方法和方式；另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下，劳动者的就业和生存就主要变成自己的事情。这就要求劳动者必须具有自我负责、独立生存的意识和能力

四、社会助力―公共服务的一体化

社会助力体现在有力的组织保证。除了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外，还应该积极发挥民间组织的力量来推动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作为一个有生机和活力的社会，政府和民间的力量缺一不可。历史上曾经形成过江南市镇经济圈，它很大一点上就是得益于当时强劲的民间力量。用民间力量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以民间力量来推动一体化的进程，不仅具有成本低、见效快的优势，而且不容易受到地方利益的制约。

根据现代政府理论，政府的存在是基于公民的授权。因为政府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所以也存在逐利的冲动。这种冲动如果有了不受节制的权利，则就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作为公民社会的一个必然要求，就必须要严格限制政府的权利范围。作为一种结构性补充，民间社会必须得到健康发育。政府鼓励民众自主提出可持续发展及活化竞争力的计划，政府支持民间的社会主体去尝试完成梦想的可能，并且通过改善基础设施的措施―如提供公共就业信息服务―来支持这一变迁。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仅仅是一种手段，实现劳动力资源合理有效配置，寻求经济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才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根本目的。围绕此目的，政府与学界、政府与民间，按不同的分工与定位，对政策配套、体制调整、资源共享、利益分配等诸多直接关系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的重大问题，可在理论层面作多角度的研究，以求使我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少走弯路。

参考文献：

[1]徐林清.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20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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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竞争；分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谓“理”，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俚缆贰＠媲妥杂删赫抢投κ谐〉鹘诶投ψ试捶峙渲粮呶奚系娜ㄍ抢投κ谐〉牧榛辍?/P>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三、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理论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配置，表现为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通过自由交换而自动平衡的结果。这种纯粹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形成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作为流动行为主体的劳动力供给者（即流动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即劳动者作为流动行为主体，对于其是否流动，以及怎样流动，具有完全决定权。对于流动者即劳动者来说，流动行为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流动的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差数。当然，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程度，还要受经济结构变动因素的制约。正是经济结构的变动，直接导致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存在着形形的劳动力转移障碍，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西方经济学家把它称为劳动力市场歧视。劳动力市场歧视，指的是在所有经济因素方面都相同的个人之间的报酬差别。这些劳动者具有同等的生产能力，但由于某些社会性、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从而引起劳动报酬或待遇上的悬殊差别。对这种现象的研究，旨在确定歧视对报酬差别的影响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引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新概念。

同等劳动不能获得同等报酬，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把这种被分割了的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者由于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因而领取不同的劳动报酬。换句话说，这些劳动者之所以领取较低的劳动报酬，并不是因为其劳动素质低，而是由于他们无法进入可以领取较高劳动报酬的那部分劳动力市场，失去了在其中谋职的机会。出现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报酬不相对称的情况，即同工不同酬。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城乡就业隔离政策，不仅是行政上的隔离，同时又是体制上的隔离，即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在城乡两种就业体制的差别性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彻底启动城乡之间长期隔离的劳动力市场闸门，即建立全方位开放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其风险性是不可忽视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对农民的自由流动和就业选择权利的有条件认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呈日益增长的趋势（目前已突破1亿人）。但是，至今还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机制，城市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条件对农村实行全方位开放，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还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竞争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由于城市的开放性劳动力市场尚未确立以及政府对城市劳动者就业采取不同于农村劳动者的特殊保护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性流动方式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还无法同城市劳动力一样，进入同等待遇的职业领域并获得制度性工资。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业于劳动强度大的、劳动条件差的非技术性行业，领取比城市劳动者相对低得多的劳动报酬。这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就业限制和歧视，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消除。它使我国劳动力市场规模难以通过无障碍流动而迅速扩大，也不可能使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平均价格。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上。改革初期由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或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简称城乡收入比率）高达2．37。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地区展开后，城乡收入比率开始下降，到1983年达到1．70这一最低点。随着的进行，从1984年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1992年开始超过1978年的差距，1994年进一步扩大到2．86，此后虽然有所缩小，但1999年仍然达到2．65。

劳动力市场分割，也表现在行业之间同工不同酬的劳动报酬的差别上。即在行业之间，也没有形成统一开放的竞争型劳动力市场。1998年，我国最高行业的平均工资为10633元，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为4528元，相差6105元，极值比2．35。我国垄断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状况的存在，说明城镇内部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缺乏必要的竞争性和流动性。垄断行业在缺乏适当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将垄断收益大量地分配给职工个人，形成这些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如金融保险业、城市供应业、邮电通信业和房地产等行业。这既是市场化不够、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结果，也是国家对这些企业监督管理不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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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制于我国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城乡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农民人力资本的提升，不利于推动城市化进程，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因此，要通过进一步消除形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性壁垒；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农民的教育和培训等措施来积极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  一体化  劳动力

        劳动力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使劳动力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安徽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大省。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影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因此，积极推进安徽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对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对安徽城乡经济和谐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阶段我省城乡劳动力市场存在的问题

        1.发育程度不平衡

        受我国户籍制度和劳动就业政策等的影响，我省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严重不平衡。农村劳动力市场数量少，规模小，管理落后；相比之城市劳动力市场则要完善得多，各地市都有比较正规的、固定的劳动力市场，也有临时性的、政府组织的大型的劳动力市场，市场组织相对较多；市场供求信息传播速度相对较快且渠道多。

        2.就业机会不平等

        第一，城乡劳动者在各地域劳动力市场获得就业的机会不同。我省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缓慢，其对劳动力的需求远远不能满足供给，使大量的劳动者无法在本土获得就业岗位。而城镇劳动力市场多，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也相对要多，城市劳动者比较容易获得就业机会。

        第二，城乡劳动者在同一劳动力市场获得的就业机会不同。这里是指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首先，因主观原因使就业机会不同。从全省城市劳动力市场需求看，对劳动力素质有要求的都在90%以上，其中，大多要求劳动者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2006年全省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中，文盲占2.6%；小学文化程度占20.5%；初中文化程度占71.3%；高中文化程度占4.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0.8%。他们中的大多数又缺乏熟练的劳动技能,因此在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处于劣势。其次，因客观原因使就业机会不同。一方面在现有的城市管理制度下，全省各市基本都有对城市就业困难群体和下岗人员的帮扶政策和措施。这样，使来城市就业的农村劳动者与他们的就业机会不同；另一方面由于户籍制度等因素和城镇为保证就业率而对进城务工或从事经营活动的农村劳动者所制定的种种限制政策,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自由流动。

        3. 就业服务体系发展不平衡

        第一，在信息网络建设方面，农村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建设严重滞后。信息传播速度慢且渠道窄，一些偏远的农村根本无信息网络系统，严重影响了信息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全省城市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建设近几年来有了较快的发展，信息传播面和信息传播速度都要优于农村市场。 

        第二，在就业服务组织方面，农村劳动力市场就业服务和就业服务组织严重缺乏。从全省外出农村劳动力转移看，大多处于自发、无序、零散的状态，缺乏集体组织，少有政府引导。此外在劳动力市场信息收集、就业指导和咨询、推荐岗位、协助劳资双方签订就业合同等方面提供服务的组织及劳动关系协调组织严重缺乏，即使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也缺乏专门针对外来劳动力的就业服务的机构，从而影响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1.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现阶段在我省农民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已成为农民增收最直接、最重要的推动力。农民工资性收入由1995年占农民人均收入比重的11.62％提高到2008年的30.11％ 。从目前的状况看由于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一是使在城市的农民工多处在低工资的部门。调查显示，2008年全省转移到工业、建筑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等三个行业的劳动力占全省转移劳动力的67.6％，大都从事简单劳动；二是使他们与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三是使农村劳动力不能顺畅地向城市、向正规部门流动，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所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村居民消费，必须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2.不利于农民人力资本的提升和先进文化在农村的传播 

        第一，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制约了农民人力资本的提升。一方面，我省转移劳动力大多集中在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技术要求低、工资低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使大多数农民工无时间也无能力自己出钱去参加培训；再加上岗位对技术的要求比较低，也使他们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进行培训，从而使他们自身的劳动技能和素质不能有效提高。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影响他们向技术水平要求高的部门和正规部门流动，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使农村劳动力不能自由地向城市和发达地区流动，影响了他们对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学习，制约了先进文化和城市文明在农村的传播。

        第二，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使农民不能充分享受政府提供的培训，职业技能不能迅速提高。在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政府举办的培训的服务对象是城镇劳动者而不是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农民工享受不到政府提供的免费培训。虽然我省2007年颁布了《安徽省农民工技能培训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对农民工技能的提升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对技能培训、职业技能鉴定补助资金相对较少以及缺乏组织，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的作用是有限的。 

        3. 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 

        市场要能够实现对资源合理、有效的配置，依赖于一个统一、开发、竞争市场的形成。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使市场运行机制不能有效运行，一方面使农村需要的技术人员不能获得，影响了农村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劳动力的价格不能真正反映其自身的价值，供需双方难以科学决策，导致市场劳动力的供求失衡 。 

        大力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政策建议

        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实质就是消除现存的城乡市场分割的局面, 使城乡劳动力能够自由地流动，能够平等地享有各项权利，从而最大限度地缩小现存的城乡差别，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1.进一步消除形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性壁垒

        第一，要逐步剥离依附在户籍上的各种利益关系。主要是和户籍挂钩的城市公立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教育、社会保障、政府住房补贴等，使城乡劳动者在享受社会公共资源方面是平等的。一是要加快统筹全省范围内的义务教育； 二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要逐步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提高农村医保水平；要扩大城乡各类企业参加社会保险的覆盖面，逐步使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获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权益 ；要分批、分阶段地统筹各地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缩小城乡居民间的差异。三是要加大、加快廉租房的建设，进一步放宽获得廉租房的条件，逐步把长期在城市务工的、符合条件的农民工也列入其中。

第二，要继续逐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户籍管理制度是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一项基本制度。在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时要注意改革的力度，应在逐步剥离了依附在户籍上的各种利益关系的条件下进行，否则，很容易对城市带来破坏性的冲击。

        2. 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

        第一，要打破城乡分割的市场管理体制，建立和健全城乡统筹的工作机制

        要突破城乡市场建设和管理上的分割局面, 将目前城乡分割的体制转为城乡市场协调发展的体制。一是协调城乡各级市场管理组织的职能及不同部门之间相互抵触的政策规定。二是实行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登记制度，促进城乡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开发和利用。三是加快法规体系建设，从法律上规范市场交易行为。要进一步清理和取消不利于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政策和法规,从根本上打破城乡分割状态。四是统筹城乡市场管理。整顿市场交易活动，维护市场秩序，依法保障进城农民的各项合法权益。

        第二，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

        一是加快农村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信息传播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影响了信息传播面和传播速度，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农村信息传播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二是建立全省统一的就业供需信息系统，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提供免费平台。整合现存于各级政府的就业供需信息，使之成为统一的系统，做到信息共享，使就业信息利用率最大化。

        三是加强市场服务建设，特别是针对农民工的就业服务和就业服务组织建设。这方面包括：（1）设立驻外省就业信息监测站，收集、分析就业信息，加强与外省就业服务机构的沟通和联系，为农民工提供广泛的市场供求信息。（2）设立农民工就业指导机构。（3）加强劳工组织建设，切实维护和保障劳动者利益等。

        四是加强市场建设，注重发挥公共职业介绍机构的作用。各地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加强市场建设，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提供场所；要注重发挥公共职业介绍机构的作用，尽可能地降低交易费用，减轻就业成本。同时，要对市场的监督管理，特别是要加强对社会职业中介的监管，以维护交易的正常秩序和公正。 

        3.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农民的教育和培训

        农民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较低，是影响其流动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此，要使农民工能够获得同等的就业机会，必须加大对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

        第一，应重视农村义务教育，以提高农村居民的整体素质。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确保农村孩子能够完成义务教育，提升未来农村劳动力的整体水平。

        第二，建立健全农民工职业培训制度。一是各级政府应将愿意转移的农民工纳入到统一的就业培训计划中。二是各级政府应加大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的补贴力度，鼓励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三是支持和鼓励社会各类教育培训机构承担农村技术培训任务,开展多领域、多渠道、多形式的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活动。

参考文献：

篇4

【关键词】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ALMPs);治理失业

一、ALMPs的提出

在本世纪六十后代,西欧洲国家的失业率极低,劳动力普遍短缺。为了防止因劳动力短缺而引发工资过快增长的现象蔓延,西欧一些国家开始制定和实施旨在增加就业人数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这种政策当时被命名为“积极的人力政策”(Active Manpower Policies),它通过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增加国家间、地区间和行业间的劳动力流动等方式来达到增加就业人数的目的。

到了七十年代,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欧洲的就业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劳动力普遍短缺现象逐步被严重的结构性失业现象所取代。但原先实施的“积极的人力政策”中被实践证明是有效增加就业人数的部分政策,比如提供免费公共就业服务、对外来劳动力和非熟练工进行培训,以提高其技能和就业能力等措施,便得以保留了下来,但被赋予和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比如设法增加就业岗位,,改革传统的失业保险制度,实施创业就业计划和实行鼓励就业补贴措施等,以解决大规模的失业问题。这种被充实了的“积极的人力政策”就是后来得到广泛认同、推广和应用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就内涵而言,“积极”意味着为劳动者创造条件,促进其就业;而“消极”的主要意思是在周期性变化中,用救济等办法在经济萧条时暂时将失业者“养”起来。

而ALMPS的定义却是由国际劳工组织(ILO)做出的,即:“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指政府为追求公平和(或)效率,有目的、有选择性的干预。政府可以采取间接或直接的措施为那些在就业市场上处于劣势的人提供工作或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还列出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应包含的政策支出范围:(l)公共就业服务和管理;(2)为所有失业或就业的成年人提供就业培训;(3)针对年轻人的措施;(4)就业津贴(例如:工资补贴或直接创造就业机会);(5)针对残疾人的政策网。

二、当今国内外关于ALMPs在治理失业中的作用的研究回顾

1.如今,关于失业治理的讨论焦点已从是否支持政府干预,转移到通过什么政策和方式来解决失业问题。关于ALMPs在治理失业过程中是否有效,对各项政策的效果进行比较等问题的研究已经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很多研究证实了ALMPs是治理失业的有效措施,并对ALMPs的各项政策的效果进行了比较,得出了较具借鉴意义的结论。如Michael etc.(2006)应用空间回归模型分析了ALMPs在德国的实施情况,他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政策的参与者对非参与者有巨大的替代效应。Bellmann,L和Jackman,R(1996)应用20世纪90年代七个工业化国家的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在ALMPs中,直接的工资补贴和创造就业机会是最有效的。但从预算的角度看,ALMPs是否具有成本效益还不确定。Kluve和Schmidt(2002)通过对过去三十年的研究发现,培训和求职协助是比较有效的,但年轻失业者很难被援助。Boone和Van Ours(2004)应用了20个OECD国家的1985-1999年间的数据对不同ALMPs种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培训政策是降低失业的最有用的手段,公共就业服务也有一些作用,但补偿性工作机会则是完全无效的。Martin和Grubb(2001)得出的结论却有些不同,他们认为在一些OECD国家里,对私人雇主的补贴政策比培训和直接创造就业机会等政策要有效得多。sianesi(2007)[23];Carling(2004)[19]等学者也同样比较了ALMPs的实施效果。此外,还有很多专家学者将视角集中于个别ALMPs对治理失业的作用的研究,或者ALMPs对降低特定人群的失业的作用,例如Kye Woo Lee(2006);Annette Bergemann(2006)。然而一些学者却持不同的意见。如Tito and Michael(1996)应用大量来自捷克各行政区的季度面板数据来分析ALMPS对工作搜寻过程的影响,他们发现ALMPs支出的效果虽然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但效果甚微。Lars Calmfors and Per Skedinger(1995)建立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来研究不同政策的就业效应,以及它们对特定目标群的影响。Antlers Forsiund(1994)对之前的文献的回顾发现,在瑞典培训政策对于工资和再就业的可能性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但是由于样本量太小,很难作出精确的判断。

2.比较而言,国内在该领域上的研究尚不多见,这与我国的现状有较大关系。我国劳动力市场建立较晚,相关的统计数据更是僵乏,因而大多数现存的研究都是通过分析我国国情,提出我国该如何建立ALMPS,很少涉及关于各种政策的实施效果。如杨宜勇(2007)指出我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目标人群具有排他性,且对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资金投入力度不够。毛盛勇(2005)根据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特点来分析就业政策,提出政府不能过多地干预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作,要加大对非主流市场就业人员的技能培训等建议。陈先运(2004)提出应抓好市场服务机构建设,大力发展各级各类职业介绍机构和人才交流中心,并着力健全全国统一的信息工作程序、制度,及传输、交流系统,使之迅速形成部门分工协作、城乡纵横相连的劳动力供需信息网络。

还有学者通过国际间的政策比较,对我国进一步完善ALMPs提出一些建议,如刘杰(2007)建议我国应进一步提高劳动者对市场化就业的适应能力等等。张车伟(2007)建议我国要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法规和政策体系,增强普惠性 。赵祖平(2005)认为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体制中的三方机制,是社会伙伴发挥影响的重要途径之一。张腾(2003)认为我国应在信息的引导下,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并要大力提倡自主就业,其次应建立劳动预备制度,来延缓劳动力进入就业岗位的时间并提高劳动力的就业素质。赵湘怀等人(2002)提出我国应借鉴美国的ALMPs,加强培训与继续教育,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变消极的“单纯输血”为“以工代赊”等建议。

通过以上对近年来研究ALMPs在治理失业中的作用的成果进行总结后,可以发现,国外学者对于ALMPS效果并未达成较为一致的见解,结论也存在差异。可见,研究方法或者研究地域会影响所得到的结论。因而,关于我国的ALMPs在治理失业中的作用的研究,一定要结合我国的国情和特色,不能照搬西方结论来指导我国的实践。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关于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在治理失业中的作用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

三、OECD国家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组织模式

OECD国家的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运行体系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其中9个国家(奥地利、加拿大、德国、希腊、意大利、日本、卢森堡、挪威、西班牙)设立了完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如职业介绍、培训,以及就业计划)和被动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如失业救济管理)都由同一系统负责执行。另外8个国家(比利时、丹麦、芬兰、爱尔兰、荷兰、葡萄牙、瑞典、瑞士)设立了半统一的体制,国家重要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计划由单设的劳动力市场服务机构负责。在其他4个国家(澳大利亚、法国、英国、美国),积极的政策计划由两个或更多的机构分别负责。

几乎有一半的国家(21个国家中的10个),或者说有5个设立了完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的国家和4个设立了半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的国家按照三方的原则设立了独立的管理机构,在实行分散管理的法国,其职业介绍机构的构成也是如此。但是,近年来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瑞典和英国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放弃了三方机制,与此同时,奥地利和荷兰却首次建立了准独立的三方性的就业服务体系。

社会伙伴除了在这些国家统一的三方机构中发挥作用以外,法国和荷兰的社会伙伴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挪威除外)的工会还负责管理失业救济工作。另外,近些年来有些国家为了刺激劳动力市场发展,还委托一些私营机构负责失业救济工作,并日益把失业救济与寻找工作的有关规定联系起来,这相当于被动政策中的积极因素,从而推动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发展。而这些做法又使这些国家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实施结构更加复杂化了(如法国、荷兰和比利时就是如此)。

在OECD国家中,德国代表了具有完全统一的、既负责实施积极政策又负责实施消极政策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的国家的典型,荷兰是具有半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的国家,其中包括负责积极措施管理的三方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和负责被动政策管理的两方的行业性的失业保险基金。在设立分散管理体系的法国,被动的福利政策是由一个单独的机构――由两方组成的国家工商业就业联盟(UNIDEC,下同)负责的,积极措施的实施则是由劳工部中的各部门分别负责的,如公共就业办公室(ANPE,下同)、成人职业教育协会(AFPA,下同)和国家培训局;ANPE和AFPA的机构是由三方构成的。在英国,原来的三方性的劳动力市场管理机构――人力服务委员会(MSC,下同)已于80年代末被取消,积极的措施由就业服务局和私营的培训与就业委员会(TEC,下同)分别负责,理事会负责劳动力市场培训和除职业介绍以外的大部分积极计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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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励勇.从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特点看就业政策[J].市场研究,2005(7):59-61.

[3]陈志运.论构建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取向[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0):39-41.

[4]徐长玉.中国劳动力市场培育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5]孟海涛.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状况[D].河北:河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6]蔡,白南生.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7]杨伟国.转型中的中国就业政策[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

篇5

事实证明，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和完善的制约因素，直接影响到劳动就业这一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已经日益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1.解决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信息功能的需要。要解决摩擦性失业的难题，就必须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特别是强化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收集、整理和传递功能，尽可能使不同市场主体对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的差异性相对缩小，从而逐步消除信息不对称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为实现充分就业创造必要的信息条件。

2.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扩大异地就业的需要。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劳动力流动总量的增加和频率的加快，个人的职业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没有劳动力市场，国家通过高度统一的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户籍管理等行政手段，对劳动力在不同工作单位和经济部门之间的流动加以严格控制，劳动力的流动率是很低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加快，我国的劳动力流动率有所上升，但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城镇劳动力流动”课题组的调查，在北京、无锡、珠海三城市，劳动者的职业生涯中，从未改变过工作单位的个人比例仍较高，达30%以上。这一比例与日本横滨1970年的比例（34.9%）大致相同，高于美国底特律1970年的比例（13.9%）。这种状况充分说明我国劳动力的流动程度是比较低的，已经严重阻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与国际接轨，也不利于我国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进一步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即劳动力流动的频率与跨度）已经具有明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缓解摩擦性失业的社会压力，实现充分就业的需要。摩擦性失业几乎在所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过在我国问题尤为严重，表现为一定时期内某地某种劳动力严重短缺，而另一地此种劳动力却大量过剩，处于失业状态。这种由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形成的摩擦性失业从根本上说是在劳动力总供求基本均衡状态下的失业，其解决路径主要是劳动力市场的健全和完善，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完备和对称。而后一方面问题已越来越成为摩擦性失业问题得以缓解的制约因素，有必要作为我国政府当前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性问题加以解决。

4.进一步提高就业弹性，遏制我国劳动就业与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性趋势的需要。所谓就业弹性是指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率。其计算公式是：就业弹性系数=就业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在正常情况下，就业弹性应在0—1之间。一般地说，就一国长期总量生产函数而言，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但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和就业体制改革的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非一致性。一方面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就业增长率却逐步下降，失业人员逐年增多，2003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达4.3%，1991—1997年间，我国就业弹性系数保持在0.08—0.17之间，明显偏低。2002年的就业弹性系数比1996年又下降了0.02个百分点。要遏制劳动就业方面这种非正常状况，除了政府采取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加以调节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以市场化的调节机制协调就业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路径

尽快改变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不完善、不统一的“三不”状况，使劳动力市场成为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健康有效的平台，并做到与国际劳动力市场接轨，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为此，有必要深入探讨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的有效路径。

1.进一步从理论上给劳动力以科学的市场定位。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劳动力作为商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为社会各界所公认。现在的问题是必须真正确立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允许其在市场上自由流动，从而实现优化配置，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这是市场经济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理论观点。需要各级政府进一步解放思想，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劳动力的流动，为劳动力的流动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克服劳动就业问题上的地方保护主义等各种行政壁垒，正视并解决劳动力自由流动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

2.对劳动力市场的科学定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一样，是完整的市场体系的一个局部，是市场体系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力市场的健全和完善与否反映一个国家的市场体系是否健全，也是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同时，劳动力市场还不同于其他要素市场，因为劳动力市场的交易对象是劳动力，而劳动力的载体是人，所以，劳动力市场是特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要素市场。同时，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发展的状况离WTO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一些西方国家至今还不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因此,我们必须特别重视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把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作为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实抓好，并尽快解决劳动力市场发展滞后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3.劳动力市场建设的目标定位。首先，劳动力市场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起健全的、全国统一的，运行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作为劳动力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平台；其次，通过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完善，使劳动力与就业岗位的匹配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使困扰宏观经济发展的失业特别是摩擦性失业问题得以有效缓解，从而减轻劳动就业方面的社会压力；再次，通过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实行政府公共服务以及宏观调控职能与市场化的就业机制相结合，实施“就业型经济增长”战略，克服“增长型失业”，改变我国当前就业弹性偏低的状况。

4.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具体措施。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除了解决好上述几方面的目标定位问题外，还必须努力抓好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首先是加强劳动力市场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规范劳动力市场运作与管理。再次是劳动力市场载体建设。劳动力市场的载体主要是各种职业中介机构，例如职业介绍所等。其建设是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主要任务。具体地说，一是明确制，即职介所充分发挥桥梁作用，沟通供求信息，协调供求关系，代表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进行诚信高效的招聘或求职；二是强化劳动力市场的档案管理，对滞留在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档案进行科学的分类处理，并进入劳动力市场信息库，实行严格的管理和及时的更新；三是对滞留在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进行必要的就业培训，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状况，有针对性地进行职业技能方面的培训，为劳动力顺利实现就业或再就业创造条件；四是对职介所的经营行为进行规范化管理，严禁信息欺诈、违规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五是加快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在各地方、各行业、各部门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基础上，强化其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实行资源共享和互补，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网络；最后是培育真正的、成熟的市场主体。劳动力市场的主体是劳动力的供给方和需求方，具体地说就是用人单位和劳动力的载体—劳动者。其中政府是劳动力市场特殊的主体。这是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政府机关用人也要通过劳动力市场进行招聘，也是劳动力的需求方之一，但同时政府又是独立于市场之外、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国家机器，代表国家行使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监督管理和宏观调控的职能。所以，政府应建立必要的绩效评价机制和行为约束机制，以保证其管理和调控职能的公正和高效，从而推动我国劳动力市场不断走向健全和完善。

篇6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今天，市劳动力市场建成正式投入使用，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这是完善劳动保障体系建设的一件大事，在此，我谨代表市政府对市场开业表示热烈的祝贺！

就业是民生之本。市政府高度重视就业和再就业工作，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努力改善创业和就业环境，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在资金困难的情况下增加投入，建设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的劳动力市场。市劳动力市场的建成给我们进一步深化劳动就业体制改革，解决我市的就业问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途径。建设和规范劳动力市场，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培育和建立就业新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是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要求，加强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行城乡统筹就业是我们就业工作的最终目标。要充分利用劳动力市场现代化信息手段，改善服务条件，提高服务水平，形成全市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信息管理系统，各机构互相联网，广泛收集、汇总、查询和处理劳动力供求信息，形成市场导向、城乡一体、公平竞争的就业机制。在劳动力市场中，消除城乡、身份、性别等各种歧视行为，城乡劳动者拥有根据自身能力和愿望选择就业的平等权力，可以在城乡、地区和各类单位间合理流动。要使就业形式灵活多样，非全日制就业、季节性就业、阶段性就业等就业形式得到广泛使用，逐步实现城镇登记失业率向城乡调查失业率统计监控方式的转变。要充分利用信息网络的优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势和功能，广泛搜集和用工信息、求职信息、职业培训信息和外省市劳务合作信息，使用人单位能够通过劳动力市场尽快找到符合岗位要求的劳动者，使广大求职者能够在劳动力市场找到符合自身特点的工作；要通过劳动力市场大力宣传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劳动力流动就业政策、下岗职工再就业优惠政策，使市场就业方针、市场就业观念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在全社会形成用人找市场，就业靠竞争的共识。

同志们，就业问题解决的如何，是衡量我们执政水平的重要标志。千方百计解决好社会就业问题，就是为人民办实事，就是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重大实践。希望劳动保障部门的干部职工，认真学习和掌握先进技术，不断改进工作方法，增强服务意识，既要在服务场所和服务设施管理上下工夫，又要在搞好服务、促进就业上出成效。按照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的要求管理劳动力市场。充分发挥市场的职能作用，提高公共职业介绍机构的知名度，让全社会知道，在这里可以获得优质、高效、便捷、文明、周到的服务。

谢谢大家！

篇7

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论(LesterC.Thurow，P.B.Doeringer，M.J.Piore etcetera)指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劳动力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主要劳动力市场收入高、工作稳定、工作条件好、培训机会多、具有良好的晋升机制，次要劳动力市场则正好相反；并且，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性较少，处于分割状态。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在劳动力市场，也存在二元性，存在熟练劳动力市场和非熟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主要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为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的同时，却不能与城市劳动者一样平等就业，甚至面临着一些不合理的待遇。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造成我国长期以来劳动力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转变，影响到社会、经济结构的顺利转化。

二、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形成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将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城市发展，一方面，有限的资源被大量投向城市发展，另一方面，从农村以低廉的价格获取大量资源以支持城市发展，导致城乡差距的加剧。同时，政府制定了相关政策来限制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与城市人口共享发展的果实。此外，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直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国家为缓解城市的承载力，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措施，限制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市民化。在系列的因素影响下，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最终得以形成，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发展战略。2.户籍制度及与之配套的一系列政策、制度。3.城乡公共服务的 非均衡化。长久以来，由于政策的倾斜，政府将大部分优势资源集中在城市，在广大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都严重匮乏，加上农民自身收入低，观念落后，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比重远低于城市，从而导致了农村劳动力资源素质长期低下，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出现了城乡劳动力市场资源的二元性。4.对就业准入的限定。早期，国家对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在就业方面制定了很多限制。

三、促进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融合的一些建议

为促进我国二元经济顺利转化，成功实现社会经济结构升级，我国已着手建立城乡平等、一体化的就业市场，但城乡二元就业格局仍未从根本上打破。为此，应当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平等就业体制的形成，积极推进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平等就业权、子女受教育权、居住权和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从而打破城乡二元就业格局，最终形成统一的城乡就业市场。

第一，户籍、就业制度改革。逐步取消户籍制度的限制，降低农民工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加快符合入住城市的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在就业制度方面，给予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同样的就业机会，废除歧视用工制度，逐步实行同工同权、同工同酬，建立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用工制度，加强公共就业服务建设，逐步实现劳动力市场的一元化。

第二，继续推进城市化进程，加快城镇化速度。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充分发挥大城市的扩散、辐射作用，构建城市圈，带动周边城乡发展；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充分挖掘潜力；积极引导和农村开发、根据地方特色，因地制宜的发展农村工业化。推进城乡体制改革，加快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市民化，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争取早日实现城乡一体化。

第三，深化农村教育体制改革，公共资源向农村和城市薄弱学校倾斜。城乡教育差距的扩大会加剧劳动力素质的差距扩大，为此，政府应当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资金投入，改善农村教育基础设施，提高农村教师福利待遇，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能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资源的素质。

篇8

关键词 劳动力市场扭曲 收入差距 行业进入壁垒

〔中图分类号〕F241.2；F04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5-0044-11

一、问题提出

当前中国，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①政府近些年也一直致力于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但收效甚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城乡收人差距的增速虽有所放缓，但行业收入差距问题却日益凸显，并已成为我国当前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重要推动因素。②当然，这也引起了学术界前所未有的关注。比如，李实和赵人伟、洪兴建以及魏众都指出，我国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正呈不断扩大趋势。③罗楚亮和李实也通过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不同行业间的人均工资水平具有较大的差距，而福利补贴的差异更大，从而增大了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④而且，收入层级越高，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越大。⑤这样，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以下问题：到底是什么因素或原因在推动我国行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其背后的作用机理又是什么？

张少杰等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行业分割，使得劳动力的行业间流动受到限制，造成了我国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张少杰、董碧松、郭雅娴：《不完全要素市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魏众发现，1990年以来我国行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与垄断行业工资增长速度过快有非常大的关系。魏众：《中国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及对策分析》，《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8期。而王甫勤认为，人力资本是决定收入高低的主要因素，但劳动力市场分割扭曲也有着重要影响，它是影响我国当前行业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王甫勤：《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收入分配》，《社会》2010年第1期。叶林祥等指出，行业垄断与所有制均是造成我国行业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但所有制的影响要大于行业垄断的影响，并且二者的共同作用导致我国行业收入差距日趋扩大。叶林祥、李实、罗楚亮：《行业垄断、所有制与企业工资收入差距――基于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11年第4期。惠宁和郭淑娟实证研究了行业垄断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2003-2009年间我国行业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平均收入差距占到了全国平均收入差距的60%～70%。惠宁、郭淑娟：《行业垄断与行业收入差距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年第8期。王天夫和崔晓雄更是详细分析了行业影响收入分配的两条路径：一是直接影响不同行业的平均收入，二是通过影响不同行业中个人特征（如教育、年龄等）的收入回报率而结构性地调整收入分配。王天夫、崔晓雄：《行业是如何影响收入的――基于多层线性模型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最后，冯涛和罗小伟从“身份”型社会视角探讨了我国劳动力市场“身份”型分割扭曲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然后基于CGSS2010数据实证发现，在我国个人收入水平与其“身份”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其中行业上具有“垄断”和“国有”身份的劳动力分别比“非垄断”和“非国有”身份的劳动力获得的收入更高，且两类劳动力之间确实存在着显著的收入差距。冯涛、罗小伟：《劳动力市场扭曲与收入差距研究――基于“身份”型社会视角》，《经济管理》2015年第4期。可是，本文认为他们大部分人都未能抓住造成我国行业收入差距乃至总体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深层本质。实质上，造成我国行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是：渐进式改革使得我国政府在推行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对部分行业仍保持行政垄断进而维持其各种特权，使得我国劳动力市场在行业上呈竞争-垄断“二元”分割扭曲，从而阻碍了竞争部门的劳动力向垄断部门自由流动，扭曲了劳动力竞价机制，导致竞争部门的劳动力报酬过低而垄断部门劳动力报酬过高，进而造成行业收入分配严重失衡。

二、我国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测度

遵照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不存在任何摩擦）的，劳动力等要素能在两个部门之间自由流动，那么两部门的劳动力报酬将趋于均等化，即wa=wb（其中w为工资率，a、b表示2个不同的部门），从而两部门的收入水平也将趋于均等。可是，当劳动力市场存在扭曲时（如制度障碍、市场分割等），劳动力就无法在两部门间自由流动，这必将引发出生产要素错配问题，进而会影响某个部门的生产效率，那么两个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报酬就会存在着显著差异。于是，本文以行业进入壁垒强度为标准（具体根据各行业的非公有制经济占比与外商实际直接投资额加以划分），将全国所有行业划分为竞争和垄断两大部门。由于2003年时国家统计部门对我国行业划分进行了变更，为尽可能地保证统计口径的统一，本文所探讨的垄断部门具体为：1978-2002年包括采掘业，电力、煤气和水生产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而2003-2013年包括采掘业，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生产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其余的行业相应地划归于竞争部门。设定劳动力市场处于扭曲情形下，市场实现出清时竞争部门与垄断部门的工资率满足：

于是，由已有的我国行业方面的宏观统计数据就能测算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行业扭曲指数。

首先，由于无法获得全国及各个省份分行业教育收益率（ρx）的具体数据，在对我国现有关于教育收益率研究成果梳理与比较后，本文最终选择杨惠馨和王海兵基于CHNS（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运用扩展的明瑟方程所估测的值作为我国行业教育收益率。详见杨惠馨、王海兵：《中国教育收益率：1989-2011》，《南方经济》2015年第6期。当然，这只是中国教育收益率全行业平均值，肯定会对估测值的精确性产生影响。其次，全国分行业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数据（sx）则由2001-2013年的《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和201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本文将各统计年鉴中的受教育程度相应转换为受教育年限，其中文盲为0年、小学毕业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和中专为12年、大专和本科为16年、研究生及以上为20年，然后分行业用各个学历层次的年限乘以权数（其所占总人口比）得到相应受教育年限数据。而遗憾的是，无法获得各个省份的分行业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数据，因此本文只能将全国值用于到各省份人力资本因素控制的调整中。最后，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与各省份的地区统计年鉴计算得出竞争部门与垄断部门的产出增加值比重zC和1-zC、劳动力占比lC和1-lC。至此我们可以估算全国及各省份2000-2013年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程度。由于一些省份未公布分行业产出增加值，所以我们最终只能计算得到22个省份的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指数。由于所估测的省份多达22个，难以对各个省份在2000-2013年期间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变化情况一一作详细分析，而且这样做既繁琐又难以清晰地看出其变化趋势，因此本文接下来也仅在图1中绘制出了全国及东、中、西部其中，东部地区具体包括北京、天津、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9个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具体包括山西、安徽、河南、湖南4个省份，西部地区具体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地区2000-2013年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指数的变化趋势。

从图1可以发现，无论是全国还是各个地区的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指数均在2000-2013年期间呈现出平稳提升的趋势，这表明2000年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情况出现持续改善，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正逐年提升。这与我国政府自1978年以来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分不开的，且市场经济改革不仅弱化了我国企业间的体制性分割，也提升了全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另外，我国于2001年加入WTO。 根据WTO的要求，我国政府对原来一些严格限制进入的行业逐步放开。如金融行业，根据当时加入WTO的承诺，我国金融行业将于2006年12月11日之前全面开放，而如电信业、石化业、影视业、报刊业、教育业、交通业、仓储业、邮递服务业等也在WTO后的3到5年内逐步对外资全面放开。这正是2000年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程度持续下降的重要推动力。

具体来看：东部地区，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程度相对较小，而考察期间增长速度也相对缓慢；中部地区2000年时，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较为严重，但这些年改善非常大，增速也最快，在图1中其曲线较为陡峭，这与考察的对象较少（山西、安徽、河南、湖南4个省）且山西省的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指数较大有关系；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程度相对较高，考察期间增速也较为平缓，这可能与我国加入WTO后实施行业对外资开放时在地区上西部地区开放时间最晚、开放力度最小有着莫大关系。另外，由于一些省份的某些统计数据缺失，造成我们最终的考察省份只有22个，这也造成东中西部地区均值都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这既有统计口径差异也有人为因素的原因。当然，全国统计数值相对真实可靠，可以作为重点参考和研究对象。那么从图1可以得出：2000年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指数有了显著提升，这意味着我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在此期间明显改善。

三、理论模型

本部分将在一个封闭的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中，从劳动力市场行业上竞争-垄断二元分割角度分析劳动力扭曲对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参照Restuccia等、Alvarez-Cuadrado等及盖庆恩等的作法，将劳动力市场扭曲引入到一个标准的两部门新古典经济增长框架中。Restucciaa D.， Yang D.T. and Zhu X.， “Agriculture and Aggregate Productivity： A Quantitative Cross-country Analysi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55， no.2， 2008， pp.234～250； Alvarez-Cuadrado F. and M. Poschke， “Structural Change Out of Agriculture： Labor Push versus Labor Pull，”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vol.3， no.3， 2011， pp.127～158；盖庆恩、朱喜、史清华：《劳动力市场扭曲、结构转变和中国劳动生产率》，《经济研究》2013年第5期。

1.基本假设

考虑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存在彼此分割的两部门（垄断部门与竞争部门），由于两个部门之间存在着制度分割，导致劳动力无法实现自由流动。为了分析简便，进一步假定该经济的劳动力数量（L）等于其人口数量，且人口增长率为0。

（1）生产部门

首先，假设该经济体只存在两个部门：竞争部门（C）和垄断部门（M），通过投入劳动力（L）和资本（K）生产出各自的产品，而其生产函数依次为：

由此可以看出，两部门的收入差距（ζ）与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指数（τi）成负相关。由于劳动力市场的行业扭曲程度随指数τi反向变化，因此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扭曲对行业收入差距具有正向作用，即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越严重（τi越小），两部门间的收入差距（ζ）越大；而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程度越小（τi越大），则两部门间的收入差距（ζ）越小。另外，两部门的收入差距还受到两部门的劳动力产出弹性（α，β）的影响，而收入差距的绝对值还受到部门M的基准工资（wM）的影响。

3.长期均衡

长期看，初始收入状况对下一期的收入水平有着重要影响。另外，在我国，父辈的就业行业、职务及收入水平对子女的就业行业、工作单位及收入水平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将构建一个考虑代际传递情形的劳动力市场扭曲与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均衡模型。

为了便于分析，假设代表性个人只存活2期，即青年期和成年期。其中，在青年期初可以从父辈那获得数量为b的收入（财产），此时他面临着两种选择，即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直接进入工作条件差且相对低收入的竞争部门C工作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自身技能从而将来进入工作条件好且收入较高的垄断部门M就业，但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为F，同时假定当b

显然，作为理性人，如果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就直接进入竞争部门C工作的效用大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进入垄断部门M工作的效用，那么他肯定会选择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就直接进入竞争部门C工作。根据式（16），当2wC+F>wM时，所有人都将选择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直接进入竞争部门C工作，那么垄断部门M就不存在，因此需施加一个约束条件：2wC+FwM。根据式（16），个人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将受到青年期初从父辈那获得的财产（收入）数量多寡的影响（这又与父辈收入水平相关）。从而得出，当个人青年期初获得的财产b>X时，他将选择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并在成年期就业于垄断部门M，而当其青年期初获得的财产b

X=2wC+F（1+r）-wMr（18）

因此，个人在青年期之初获得的财产（收入）数量多少（这又与父辈的就业部门直接相关）决定了他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并最终进入竞争部门C还是垄断部门M就业，进而决定了他的收入水平高低，当然也进一步决定了他留给下一代的的财产（收入），于是又间接决定了其子辈的收入水平。基于此，提出假说一：就业于收入水平较高的垄断部门M的代表性个人更倾向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并最后进入到垄断部门M工作以获得高收入，而就业于收入水平低的竞争部门C的代表性个人则更倾向于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就直接进入部门C而只能获得较低的收入。

进一步，假设就业于垄断部门M的代表性个人的收入IM>I*=γ-1F，他们留给子辈的财产（收入）数量b（I）>F，那么他们的子辈当然就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并在成年期就业于垄断部门M。而就业于竞争部门C的代表性个人的收入ICt

在第t期收入水平低于χ的代表性个人或许他的下几辈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但若干辈之后则会选择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直接进入竞争部门C就业，最终其收入将收敛于IC；而收入水平高于χ的代表性个人的子辈们将都会选择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最终其子辈们将一直就业于垄断部门M而其收入就将收敛于IM。

从而，在劳动力市场存在行业上竞争-垄断二元分割扭曲情况，两个部门的收入差距将收敛于：

其中μ=F/2wM，由此可以得出，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不仅影响当期不同部门代表性个人的收入水平并产生收入差距，而且它将会推动着两个部门之间的个人收人差距持续扩大并可能引发两极分化问题。

四、实证分析

本节将采用2000-2013年全国及22个省/市/自治区实证数据中的2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具体包括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辽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一个含有控制变量的劳动力市场扭曲与收入差距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1.模型选择

考虑到收入差距具有较强的惯性，且还受到其他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影响，本文将在计量模型中添加因变量的滞后项和控制项。从而设定劳动力市场扭曲与行业收入差距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为：

2.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本文计量模型所采用的被解释变量（行业收入差距）、解释变量（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及其他控制变量的符号与相关含义及说明如表1所示。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以及2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地方统计年鉴。一些省份分行业相关数据缺失，个别缺失值通过插值法补齐。

3.实证结果及分析

针对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容易出现解释变量内生性，从而导致参数估计有偏的问题，本文采用差分GMM估计和系统GMM估计两种方法来对参数进行估计。

（1）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参数GMM估计前，首先需要对样本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以避免伪回归情况。通过Stata12.0软件采用ADF检验、LLC检验和Hadri LM检验3种方法对实证检验所使用的所有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所有样本水平数据都是平稳的。囿于篇幅所限，检验结果未予报告。

（2）实证结果分析

由于无法获得各省份的分行业受教育年限和教育收益率数据，所以在回归时只能用全国分行业数据替代，而对全国数据做回归时发现行业受教育差异的估计结果均不显著，因此在后面的回归中将该控制变量排除在外。另外，考虑到受教育年限和教育收益率数据略失精确，因此解释变量（idlm）分别使用了原始值（未进行人力资本控制）和调整值（进行人力资本控制）来做对比估计，具体结果见表2。

表2中，模型（1）、（2）、（5）、（6）的解释变量（idlm）为未进行人力资本控制的原始值，而模型（3）、（4）、（7）、（8）的解释变量（idlm）为进行人力资本控制后的调整值。从表2可以发现：8个模型都满足扰动项一阶序列自相关而二阶序列未自相关的假设，这表明两步差分GMM和系统GMM估计量均是一致的；同时模型（1）～（8）也都通过了Sargan检验，表明选择的工具变量也是有效的。因此本文采用GMM估计是合适的。具体系数估计方面，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变量（idlm）的回归系数符号均为负，且模型（1）～（8）均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模型（4）和（8）更是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指数越小，劳动力市场的行业扭曲越严重，则两部门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越大，而且劳动力市场扭曲与行业收入差距之间的这种正向关系是稳健的。再则，对比模型（1）和（3）、（2）和（4）、（5）和（7）、（6）和（8）发现，它们的估计系数不但符号方向一致，数值大小和显著性水平也差异很小，这意味着文章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前文所提到的受教育年限和教育收益率数据略失精确问题并不影响本文结论的可靠性。从定量上看，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idlm）的回归系数处于-0.1811到-0.0129之间，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指数每提高1%，则行业收入差距将会降低0.1811%到0.0129%。如果采用标准化系数标准化系数是指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乘以解释变量标准差的积与被解释变量标准差的比值；与非标准化系数相比，标准化系数通常更有说服力。参见Wooldridge J.M.，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ross Section and Panel Data， The MIT press， 2002.将会更直观地反映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对收入差距影响之大小，简单转换就可以得出模型（1）～（8）中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的标准化系数分别为0.2634、0.3017、0.3583、0.3120、0.1401、0.0215、0.2463、0.0265，其中解释变量（劳动市场行业扭曲）全体样本的标准差分别为0.1093和0.1350，而被解释变量（行业收入差距）全体样本的标准差为0.0656。这表明在模型（1）～（8）中，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可以分别解释行业收入差距的26.34%、30.17%、35.83%、31.20%、14.01%、215%、24.63%、2.65%。

另外，在8个模型中，行业收入差距的一阶滞后项和二阶滞后项的回归系数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行业收入差距具有非常强的惯性。控制变量中的行业发展偏向度（dgidp）和城市化率（ur）在8个模型中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人均实际gdp（lnrgdp）除模型（3）外其余均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经济开放度（eod）则在8个模型中均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同时，人均实际gdp（lnrgdp）和经济开放度（eod）的回归系数均为负，表明人均实际gdp或经济开放度越高，行业收入差距越小；而行业发展偏向度（dgidp）回归系数均为正，说明行业发展偏向度越强或城市化水平越高，行业收入差距将扩大。最后，非国有化程度（nosw）和行业开放度（iodf）在8个模型中均不显著，符号方向在各个模型也不完全一致，由于iodf（2）的回归结果与iodf（1）基本一致，但效果没有iodf（1）好，所以在表2中未再列示。

（3）稳健性检验

在2003年时，国家统计部门对行业划分作出了变更，2002年以前各类宏观经济数据是按15个大行业划分并统计的，2003以后则归之于19个大行业。相应地，各省份也从2004开始使用新的行业标准进行分行业宏观经济数据统计。这样2000-2003年与2004-2013年两个时间段的数据统计口径存在着不一致情况。详细情况参见本文第二部分关于竞争部门和垄断部门的具体划分。因此，本文接下来将只使用2004-2013年期间的数据进行回归估计，这样既可以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还能具体考察近10年里劳动力市场扭曲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情况（见表3）。

对比表2和表3可发现，动态面板模型中各个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情况基本一致。总体来看，所得的研究结论还是稳健的。其中，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变量（idlm）的回归系数符号仍然都为负，并且在10%显著性水平下均显著。这说明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对行业收入差距具有正向影响之结论具有较高的信度。其次，8个模型中行业收入差距的一阶滞后项的回归系数仍然均显著为正，但其二阶滞后项却不再显著，但这并不影响行业收入差距具有较强惯性的判断。再则，控制变量中的行业发展偏向度（dgidp）不再显著，人均实际gdp（lnrgdp）、经济开放度（eod）和城市化率（ur）的显著性水平也均有所下降；而非国有化程度（nosw）和行业开放度（iodf）的显著性水平却有了明显的提高，其中非国有化程度（nosw）在模型（13）、（14）和（16）中显著，而行业开放度（iodf）除模型（16）外其余都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且其回归系数符号均为负，这表明行业开放度越高，行业收入差距越小。最后，模型（9）～（16）都满足扰动项一阶序列自相关而二阶序列未自相关的假设，这说明两步差分GMM和系统GMM估计量均是一致的；另外8个模型也都通过了Sargan检验，因此选择的工具变量也是有效的。

另外，本文还将整个样本按东、中、西部划分，对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进行了进一步检验，结果并没有改变本文的结论。由于篇幅问题，在此不再详细列出。

五、结论及启示

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我国收入差距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成因。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国家在将大部分行业向市场放开的同时，仍保留了对铁路、电力、电信等行业的行政垄断，使我国劳动力市场在行业上呈竞争-垄断“二元”分割扭曲，进而引发了“扭曲产生扭曲”之行业收入分配严重失衡问题。本文对此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首先，本文基于行业进入壁垒强度视角将全国所有行业划分为竞争和垄断两大部门，利用2000-2013年全国及22个省份的行业宏观数据测度出我国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指数，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状况有了明显改善，全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正在逐步提升。接着，在借鉴Restuccia等、Alvarez-Cuadrado等和盖庆恩等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将劳动力市场扭曲引入到一个封闭的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构建出一个劳动力市场扭曲与收入分配差距的新分析框架，以此来分析劳动力市场扭曲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无论短期均衡还是长期均衡情形下，劳动力市场扭曲对行业收入差距均存在正影响，即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越严重（对应指数越小），则行业收入差距越大。最后，基于所估测的劳动力市场行业扭曲指数，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运用GMM估计实证检验了劳动市场扭曲与行业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得出我国劳动市场扭曲程度与行业收入差距之间的确存在着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关系。

篇9

论文关键词：薪酬；劳动力市场；职位评价；市场定价

引言

从人力资源管理视角而言，企业人力资源活动的成功要么取决于薪酬政策或实践，要么与薪酬政策或实践相关。首先，企业能否吸引和招聘到合适的员工与它所提供的薪酬直接相关。其次，薪酬还会影响企业激励和留住核心员工、关键员工的能力。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薪酬是个人和组织之间的一种心理契约，这种契约通过员工对于薪酬状况的感知而影响员工的工作行为、工作态度以及工作绩效。

综观以往薪酬领域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是从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出发，强调薪酬在企业内部的公平性和一致性。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不断深化，内部劳动力市场开始暴露出弊端，正面临着被外部劳动力市场所替代的新挑战。相应地，薪酬研究关注的焦点应该从先前的只注重组织内部标准转向关注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以及薪酬的外部竞争力问题。

一、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薪酬管理评述

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是指劳动力资源在企业内部的流动与配置。美国经济学家Doeringer和ore第一次明确总结和概括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概念。他们定义内部劳动力市场是“一个行政性的单，例如一个制造企业，在那里，劳动力的定价和配置是通过一系列的行政性规则和程序来管理的。”这些行政性的规则和程序给内部劳动力市场上的成员提供一定的福利包括工作安全性，晋升和职业流动机会，公平待遇等。20世纪80年代之前，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力资源大部分是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配置的，在美国，拥有目前工作已超过25年时间的职工约占全部员工的25％；在法国、德国和日本，劳动力拥有稳定工作的倾向更加明显。

从薪酬视角来看，内部劳动力市场强调不同工作薪酬支付的内部公平性和一致性，而不关心与外部劳动力市场上类似工作的工资率比较是否具有公平性。内部劳动力市场上薪酬体系设计的主要方法是职位评价。职位评价是指对不同职位的价值及其在企业内的重要性高低进行评价和比较，然后再以评价结果为主要参照确定不同职位的薪酬水平。所以，内部劳动力市场上的薪酬体系是以职位为中心构建的。在这种薪酬体系里，员工的薪酬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在职位，而不是员工个人拥有的知识、技能和人力资本。在做职位评价的时候，企业只需要考虑职位的内在特征以及职责，而排除对外部因素的考虑比如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当地的工资率和地理位置等。职位评价方法在以制造业等集约化生产为特点的工业化时期被广泛的采用。

二、基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薪酬管理

20世纪90年代之后，内部劳动力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发生了变化。首先，在美国，雇主开始通过裁员解雇工人，并且日益增加使用多种灵活化的短期雇用形式，包括非全日制就业、临时就业、承包就业和派遣就业等。其次，这种短期雇用形式在其他发达国家也呈现出很快的增长势头，如l985—1995年间，欧盟临时就业增长了2．5个百分点，其中增速最快的西班牙增长了约20％。目前，其临时就业占就业总量的30％。《经济学家》(2000)作了如下评论：“雇主和工人之间那种旧的社会契约正在被撕碎，现在还不清楚取代它的是什么，但这意味着先前的职业生涯模型，即一名员工在一家公司沿着工作阶梯晋升将会变得越来越稀少。”嘴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既有宏观层面的变革，例如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不断深化，从工业化向知识经济的转化；也有微观层面组织发生的技术、生产方法的变革以及市场对组织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渗透。

这种变革已经导致组织和个人更加关注外部劳动力市场。现在，组织开始在所有的管理层次从外部雇用那些拥有合适技能的员工，而不仅仅是局限于从工作阶梯的进入口雇用新工人然后对他们进行培训，再从内部晋升。组织为了提高对外部环境的反应能力和反应速度，在进行组织变革的时候，越来越强调组织的扁平化，即缩减组织的管理层次，使组织从原来的众多级别变成少数的几个级别。为了适应这种变化，组织日益增加使用了临时雇用而不长期雇用。与此同时，组织也逐渐放弃了内部劳动力市场上以职位为中心的薪酬体系，而用密切的与变化的外部劳动力市场相联的工资结构取代它。薪酬体系设计的基础已经由职位逐步转向人的技能和能力，这意味着组织现在是在向人而不是职位支付薪酬。薪酬与技能和能力的高度关联不仅可以有效地激励员工不断获取新知识和技能，而且也消除了员工在不同职位间横向和纵向流动的障碍，使组织结构根据外部环境不断调整和重组成为可能。

目前，在咨询专家和HR人事专员之间，职位评价已经不再受到欢迎，基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方法已经取代它。越来越多的组织利用外部市场直接为职位定工资，这种方法被称为薪酬的市场定价法。美国咨询公司HayGr0up在2003年发起了一次面向大企业人事专员的大规模市场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有59％的企业只依赖市场定价为所有的职位定薪水，而较少考虑内部公平性；与之相反，只有2％的企业在设计薪酬体系的时候使用内部职位评价方法；而17％的企业采用的则是内部职位评价和市场定价的组合方法。薪酬体系设计已经从强调内部公平转向强调外部竞争力以及从以职位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先前，针对职位而不是个体决定工资率首要强调职位评价，今天，为个体决定薪酬需要基于市场考虑以及他们贡献于组织的技能、知识和人力资本。

结语

篇10

关键词：高校人才培养 劳动力市场 对接

改革开放的开展以来，中国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稳步发展，为劳动力市场源源不断提供了大量的优质人才，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的高校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对接却出现了问题和矛盾。每年都有大量的高校毕业生因为这一矛盾不能找到理想的工作，阻碍了高校人才的发展。如何寻求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一问题，成为促进高校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和谐对接的当务之急。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校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的对接存在的问题

（一）高校毕业生找工作难与劳动力市场人员紧缺的矛盾

现如今高校毕业生和劳动力市场出现了这么一幕让人费解的矛盾：毕业生总是喊着找工作难，而劳动力市场总是喊着人力资源紧缺。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矛盾问题呢？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专业限制原因，有的高校毕业生之所以找不到工作是因为专业不对口，许多的行业需要有专门的知识水平和专业的操作技能，没有涉猎过这样专业的求职者往往被拒之门外，有心想去工作，却没有资格去，导致这个行业劳动力资源短缺。二是冷门、热门工作应聘人数不均匀的原因，待遇好的工作使高校毕业生多到挤破头皮去应聘，大批的毕业生就得不到工作；待遇差的工作门可罗雀，少的可怜，造成人力资源的紧缺。

（二）缺乏有效的机制调节高校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的对接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响应了政策的号召，中国高校加大了对人才的培养力度，逐年进行高校生源扩招，相应的高校毕业生逐年在增加，而且每年的增幅都很大。由于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庞大的毕业生大军每年都会有大量剩余，而劳动力市场也年年紧缺人力资源。许多毕业生由于没有有效的引导，导致常年失业，大批的人才资源被浪费，劳动力市场也由于劳动力紧缺而被阻碍了发展。高校的人才培养也往往是缺乏指导，不能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进行调整，导致每年都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无用武之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高校属于供应者，劳动力市场属于需求者，高校培养的人才相当于商品，高校、劳动力市场和人才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供求关系，现在这种供求关系链由于缺乏一个整体调节机制，导致及其的不平衡。现在高校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的对接迫切需要一个有效的机制进行调整，帮助高校培养的人才能够适应劳动市场的发展需求，帮助劳动力市场有效的接纳高校毕业人才，实现高校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的对接吻合。

二、促进高校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的对接的意见和建议

（一）增加毕业前实习实践活动、加强大学生就业指导培训

高校应增加毕业生毕业之前的实习实践活动，多深入到企业的内部进行实践，这样可以增加学生在企业工作的经历和经验，很大程度上能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回到学校能及时的进行补充学习，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和技能素质，使自己毕业之后能具有适应企业的需求的技能。高校应该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打破传统的课堂教育，将课堂开设在市场中、企业中或者公司中，通过真实的环境引导学生用理论知识解决现场问题，不仅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也能让学生在实践中得到锻炼。高校还应该在大学课堂上多增设就业指导课程，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讲师教授给学生做讲座，培养学生进行人生规划，为自己的未来就业设定目标，为实现理想的目标作出合理的规划，为将来毕业之后就业工作架桥铺路。

（二）加强高校与企业合作，调整高校人才培养方向

高校应该重视与企业的合作，深入了解企业实际的用人需求，签订合作意向，不断调整高校的人才培养方向，根据社会整体的企业行业用人需求进行人才培养。在市场经济日益完善的今天，我们高校的人才培养应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高校向劳动力市场输出的人才应当是满足市场实际需求的，在高校的就业教育师资队伍中引进一定数量企事业家，保证高校的就业指导培训能切合实际，真正的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和水平；发挥企事业家的榜样示范带头作用，激励学生向优秀企事业家学习的欲望，深入学习理论业务知识，不断地提升学生的各项技术能力和素质水平。努力将自己打造成适应市场、适应企业发展的素质高、业务精、基础扎实的优质全能型人才。

（三）完善相应的机制体系，调节高校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对接吻合

机制体系的完善包括：高校内部机制体系的完善、企业监督调节体制的完善和政府部门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体制完善。高校应当完善相应的体制建设，提高人才培养的优质性和与时俱进性，人才培养要不断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也要建立监督机制，及时的将高校毕业生的实际表现反馈给高校，让高校及时作出调整，适应企业的发展。政府部门也应该建立相关的机制，保障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优先性，开辟大学生就业路色通道，实现高校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完美对接。

三、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