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和减排的关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节能和减排的关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水泥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是影响企业行为的重要因素，通过对水泥企业的调查分析可以验证这一观点。10家较大企业采取节能减排实践，节能绩效、减排绩效分别提高13.5%、8.9%。58家中型水泥企业也采取节能减排实践，节能、减排平均绩效分别为9.4%、8.1%。然而，水泥小企业的节能、减排平均绩效略低，分别为7.1%、7.3%。不同规模的企业承受着的不同外界驱动力是导致企业绩效有差别的主要原因。

（二）水泥企业所有制

按照企业投资来源将调查的水泥企业分为国有、私营、外资和合资企业四类。国有企业拥有系统的企业绩效体制保障。在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历程中，国有企业建设规则明晰的规范董事会，完善了集团公司的投资融资安排、战略选择等机制，避免在决策过程中出现重大失误，从而为国有企业保持良好经营绩效提供体制保障。因此，相比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国有水泥企业在节能、减排绩效中也有很好的表现。

（三）市场因素

按水泥产品销售市场把水泥企业分为3类：第一类水泥企业的所有产品供应东部沿海市场，共30家；第二类水泥企业的所有产品供应中部市场，共85家；第三类水泥企业的所有产品供应西部市场20家。三类水泥企业节能绩效、减排绩效依次递减，区别明显，表明市场对于企业的节能减排绩效有着显著的影响。

（四）技术创新战略

对于水泥企业而言，市场的需求是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清洁产品，决定其在生产过程新型干法（回转窑）的技术创新，企业在创新过程中推出新产品、技术和服务过程中最终提高企业节能减排绩效。

二、影响关系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企业节能减排绩效是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性，本文分别建立了节能和减排两个解释回归模型，将水泥企业所有制、水泥企业规模、市场和技术创新五个影响因素设置为自变量，将节能绩效、减排绩效设置为因变量，即分别探讨节能减排驱动力、企业规模、市场、企业所有制和技术创新四个变量对节能绩效、减排绩效是否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知，模型1和模型3的F值分别为3.615和5.969，并在1%水平下显著，本文所设计的回归模型具有统计意义，说明选择的自变量都会对节能绩效、减排绩效产生较大的影响。同时，各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的数值均小于10，这说明模型和模型2中的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DW统计量的取值都非常接近2，可见残差之间不存在自相关问题，并不影响本文研究结果的有效性。综上所述，所设计的模型1和模型2是合理的、有效的。在表1中，由模型1的检验结果可知企业规模的回归系数为0.206（显著水平为1%），可见水泥企业规模与节能绩效存在着显著地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在中国的水泥行业中，企业规模越大，节能绩效就越高。由模型2的检验结果可知市场因素的回归系数为0.145（显著性水平为5%）、水泥企业规模的回归系数为-0.103（显著性水平为10%）、水泥企业所有制的回归系数为0.121（显著性水平为10%）表明市场与减排绩效存在明显显著地正相关关系，企业规模与减排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技术创新与减排绩效存在较为显著地正相关关系。

三、研究结论

篇2

“十一五”的收官之年，拉闸限电成为节能减排的代名词，这令国内外对我国节能减排的质疑不断。国家发改委一位人士透露，“十二五”面临的形势要比“十一五”更加严峻。“‘十一五’把肉吃了，剩下的是难啃的骨头。”

从2010年底开始，有关“十二五”节能目标的讨论日渐升温。有20%说，18%说，16%说，不一而足。到底哪个数据靠谱，这些数据又缘何而来？

“20”之下：官方很谨慎

2010年11月，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就表示，碳强度、能源强度降低，非化石能源所占比重及森林面积、蓄积量等，都将成为“十二五”规划中的约束性指标。环保部明确，“十二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污染减排力度，减排的约束性指标从“十一五”期间的两项变为四项，氨氮和氮氧化物成为新增加的两项约束性指标。

2010年12月在广州举办的亚洲能源论坛新闻会上，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戴彦德表示，十一五期间，国家制定的20%减排目标基本实现。“从数字上来说，十一五完成得最好的是北京。”戴彦德说，“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不服气，包括我。那是因为首钢整体搬迁到河北去了。实际上，从某些角度来看，单位GDP能源并不能反映实质的能耗情况。例如，地方上一个项目，那么能耗就上去了，尽管这个项目是高科技的、节能的。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正在工业化进程当中，能耗在短时间内肯定还是继续上涨的。”

针对国家十二五规划中节能减排的目标，戴彦德认为，十二五期间有关单位GDP能耗标准应是有“引领性、前瞻性”的，预计该指标会低于20%。“即使只有15%，虽然数字比十一五的20%小，但不代表强度小。”而在媒体不断追问下，戴彦德依然不肯给出准确预期，“这么说吧，十二五的节能减排目标肯定不会高于20%，但也不会是2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研究员周宏春参与了国家“十二五”节能减排规划的起草工作，他表示，“十二五”节能指标和二氧化碳减排指标不可能太高，应该比“十一五”要低一些。原因有二，一是2010年底一些地方出现的拉闸限电现象，违背了节能的宗旨。其次，节能减排的难度在增加，将更多依赖于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而这显然并非一日之功。

“如果‘十一五’节能减排的目标必须通过通过拉闸限电来完成，为节能减排而节能减排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节能减排必须立足长远，从这个角度看，‘十二五’的目标更应当谨慎。”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说。

“20”之上：专家很激昂

对于十二五节能减排的高目标，很多专家仍然充满信心。

“‘十二五’20%左右的节能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把节能的目标向减碳目标靠是不对的，节能不仅仅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还关系着能源供应安全。”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这样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我国承诺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到2020年下降40%―45%，如果按41%计算，那么单位GDP耗能目标就是下降16%，按45%计算的话，则对应的是下降18%。

“能源强度目标和二氧化碳强度目标是打好‘十二五’调整经济结构攻坚战的具有法律约束力、十分有效的抓手，坚持节能减碳的高目标并强化实施，才能实现‘十二五’规划的中心任务。”杨富强说。

关于2010年备受争议的拉闸限电现象，能源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低碳项目主管胡敏表示，拉闸限电某种程度上是政策实施方式转变中的阵痛，要全面看待这个过程，不能因为短期的现象怀疑节能减排政策的长期性。“我们不能因此就怀疑目标是不是定得太高了，或者地方政府、企业的承受能力达不到，这是两个问题。”胡敏认为，一个更高的指标对长期的政策实施是有好处的。

“一些地方搞拉闸限电，不是为了完成2010年的节能任务，而是通过这个方法，把‘十一五’整个能源消耗量降下来。这是在玩弄技巧，实际上已经多消耗了很多能源。要杜绝这个现象，必须改变五年算总账的考核方式，改为每年一考。”杨富强认为，“十二五”耗能最好呈直线，而不要是起伏很大的曲线。“具体来说，每年的耗能数据可以在设定的数值上下浮动，但不要差距过大。否则，就可能像‘十一五’期间，前几年过分任意排放，到了最后搞突击。”

胡敏表示，政策的稳定性对避免拉闸限电等突击现象十分重要。“作为理性的经济主体，企业如果在一开始即了解自己的节能任务，了解在五年之内能够用多少煤电油，那么他就会做长远的判断，合理安排生产。政府对企业的越权，或者说对企业利益的损害，是没有法律基础的。政策在一开始就应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

“20”背后：结构调整是方向

当前，重庆、、河北、福建、甘肃等20多个省（市、区）两会陆续召开。各地在两会期间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纷纷提出了2011年以及未来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降低经济增速、节能减排、结构调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很多地方谋发展、促转变的共识，也成为地方两会的重要关键词。

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原庆丹指出，节能减排，不单是降低能耗和削减主要污染物的排放。从更深层次上看，减的是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减的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重阻力。从各地举措可以看出，一方面，“减法”是必须的，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源，让经济从根儿上绿起来。一方面，“加法”是高效的，探索节能减排市场交易试点，将为节能减排增添更高的“技术含量”。

篇3

【关键词】企业 能源 计量 数据 应用 管理

我国长期以来能源供给短缺与需求增长之间的存在着突出矛盾，节能任务十分紧迫。发电企业既是耗能大户，又是产能大户，也是排污大户。增强企业能源计量意识，加强能源计量数据的应用及管理，对企业提高节能、降耗、减排的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建立资源节约、效益优良的现代企业具有重要意义，更是当今改善自然环境的客观要求。通过对能源计量数据的应用和管理工作在企业中重要作用的客观评价，及重要性的认识，促进企业能源计量管理工作的发展。

一、能源计量数据与各项工作的关系

（一）节能降耗、减排要以能源计量数据为基础

能源计量数据为企业节能降耗、减排政策和标准的制订提供科学的计量数据，为节能降耗、减排管理提供技术支持。在电力企业煤、电、油、水等能源的传输、转换、利用、开发全过程的每个环节，尤其在国家倡导的能源的综合利用等工作中都要依据可靠的计量数据、量化管理。节能降耗工作由粗放型转向精细型，就是要精打细算，要用能源计量检测取得的能源计量数据量化节能降耗、减排指标，用以评价企业的管理效果，让生产在能源节约经济高效的模式运行，实现企业的节能降耗目标。企业的用能流程、设备的配备、能源的综合利用、单位产品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数据的获取，都依赖科学高效的能源计量手段，严格的能源计量管理。

（二）能源计量数据管理对综合利用的作用

企业能源综合利用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的操作方法。目的是提高产量、减少能源消耗和浪费、提高能源的综合利用率，也就是提高企业的节能降耗水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对企业的各生产用能环节进行调查研究，能源计量数据是对企业用能对象进行科学性认识的依据，它可以反映出生产各个环节利用能源的全面数据情况。企业通过对能源计量数据的分析整理，可以发现生产中的各类用能问题，并加以解决、从而改善企业的生产状况，淘汰企业落后产能，促进生产技术和设备升级换代，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提高能源的综合利用率，降低生产消耗，减少能源和原材料的浪费，实现企业节能降耗目标。因此企业的能源综合利用效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得到能源计量数据的数量和质量。

（三）能源计量数据管理与企业效益的关系

能源计量工作能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准确的能源计量数据是企业直接经济效益的保证。进厂能源煤、水、石灰石、油等的计量，出厂能源发电量、低压蒸汽等的计量，是企业直接经济的基础计量；能源计量数据还能为企业产生间接经济效益，发电生产过程中各生产设备、工艺流程由能源计量工作提供有效计量数据，让发电设备科学高效运转、工艺流程完备合理能源高效利用、减少浪费创造的间接效益。企业的社会责任决定了它必须兼顾社会效益，能源高效利用、减少浪费，减少环境污染等，如节能降耗，能源综合利用，减少三废排放，降低粉尘、废气及其有害气体的排放浓度等。有责任的企业就必须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二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这也是企业管理者道德水平的反映。

二、做好能源计量数据的应用和管理工作

（一）首先做好能源计量管理的制度建设

做好能源计量管理工作，领导的重视是关键、制度完备是保证、合格的计量人员是基础。首先领导要重视能源计量工作，熟悉国家能源计量管理方面的政策、法律、法规；要有健全的能源计量管理标准化体系，及相应的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制度。能源计量管理标准化体系包括机构岗位责任制及人员职责制、能源计量器具的管理责任制、能源计量数据管理的责任制等规章制度；建立完备的能源计量人才队伍，加强计量人员的培训和学习，不断提高计量人员的技术能力和管理水平，以适应能源计量管理的要求。

（二）其次建立能源计量管理网络

企业要对能源计量数据的采集、整理、储存、传递、使用实施有效的管理，建立能源计量管理网络，要严格按照网络配备能源计量器具及计量人员，各项能源计量管理工作也要按照网络实施。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这样才能发挥能源计量数据管理在节能降耗、减排、能源综合利用、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等各项工作中发挥作用，用科学有效的计量数据指导生产经营、成本核算，通过量化考核发现生产工艺中的缺陷、管理上漏洞及时纠正和完善并加以提高，挖掘生产技术潜力。这样才能发挥能源计量数据管理网络在生产中的作用。

（三）再次抓好能源计量数据的分析应用管理

对各种用能、耗能的能源计量数据，生产技术或统计核算部门应进行技术分析，首先应对能源计量管理系统完善情况进行分析，一方面是能源计量的器具配备率、检测率、准确率、及计量人员的配备情况、专业技术水平等因素确认其计量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是科学地利用能源计量数据对企业使用能源和供应能源能力与生产负荷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量化的标准或指标，用这些能源计量数据指导、评价、考核有关部门的耗能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用于管理生产和节能降耗、减排、能源综合利用工作，寻找潜力，提高管理水平。

（四）最后做好能源计量数据与各项管理的对接

能源计量数据既是企业能源需求和供应能力与生产负荷之间关系分析的基础数据，也是生产计划、经济技术指标、用能考核、财务能源费用结算等的基础数据，因此，要做好能源计量数据和节能降耗、减排，能源综合利用等技术参数的关联，设备的耗能工艺技术参数和经济技术参数的关联，才能对能源的合理利用程度进行科学的评价，才能处理好与各工作的关系。使企业正确认识能源计量数据的全面性和受控性在企业中的重要性作用，企业应将能源计量管理工作纳入全面质量管理范围，从制度上保证全面规范的计量数据管理，做到数据归口统一管理，从而避免各自为政、各种数据相互矛盾等现象。

篇4

（一）基于信息熵的行业碳排放配额分配模型信息熵可以客观衡量系统均衡性，避免人为偏好影响，近年来，信息熵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工程经济领域的系统评价和决策中。根据历史文献阅读和工业企业碳排放现状分析，总结工业企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经济水平、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等。鉴于企业碳排放量的分配要考虑企业历史责任、发展要求、减排能力、减排潜力和减排效率，本文选取历史排放量、工业产值、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5个指标。本文以T0年为碳排放量分配基准年，以T年为碳排放量分配目标年，根据“定总量、算减量、确定分配量”的思路，以历史沿袭法为基础，确定分配年各行业碳排放总量，在减排总量分配中体现各行业异质性和分配公平有效性。具体建模步骤如下：1．建立原始评价矩阵本文将m个工业行业设为待评价的对象，将历史排放量、工业产值、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5个影响因素设为评价指标，每个对象对应这5个评价指标。2．原始矩阵归一化处理由于各个指标的含义和量纲不一，不能直接进行比较，需要进行归一化处理。不同性质的指标归一化处理方式不一，鉴于本文采用的减排分配量评价指标都是效益型指标，故进行统一归一化处理。各指标内涵和归一化处理如表1所示。

（二）基于波尔兹曼熵的企业碳排放配额分配模型在区域碳排放量分配给区域内各行业后，将行业碳排放总量分配给行业内各个企业是落实碳分配和碳减排目标的关键。本文基于波尔兹曼分布，将熵最大化的原理应用于同行业下各个企业之间碳排放量的分配。在这里，包含多个企业的单个减排工业行业类比于物质系统，单位分配碳排放量类比于物质颗粒，参与减排企业的历史碳排放量和上报未来碳排放量几何平均类比于物质单态。假设所有的单位碳排放量在同一个企业k内都产生相同的碳排放量，那么企业k的碳排放强度ek即类比于物质单态i的单态能量Ei。在这样的类比下，分配给企业k的单位碳排放量的概率和跟企业k的历史排放量和未来排放量成正比，跟企业k的碳排放强度成反比，既兼顾了历史排放责任、未来发展需求，又鼓励提高排放效率。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昆山市张浦镇位于上海、苏州、昆山之间的黄金三角地带，是“全国经济百强县”之首昆山市的经济强镇。改革开放以来，张浦镇实施外向带动战略，先后成立了德国工业园、海峡两岸食品产业园、N维空间文化产业园等特色园区，累计吸引了3400多家企业注册落户，形成了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城镇。2012年，张浦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220家，其能源消耗占全部企业能源消耗的95%。通过对张浦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碳排放量进行定量分配，给予企业明确碳排放量约束，不但推进了碳交易市场的建立和工作的开展，也促进了张浦镇“十二五”期间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本文选取张浦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样本，考虑到张浦镇自2012年才进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网上能耗统计，本文选取2012年和201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历史排放数据，分配201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碳排放量。2012年张浦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20家，2013年增加至255家，选取张浦镇2012—2013年不变的217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作为碳排放权分配企业。通过计算分析，2012—2013年期间，此217家工业企业在政府行政命令下减排11%，完全达到政府规划要求，因此本文直接使用2013年规模以上企业实际排放量作为分配总量，同时也方便对比分析分配结果的满意度。企业能耗和工业产值数据来源于张浦镇经促局统计科提供的《2012年张浦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耗明细》和《2013年张浦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耗明细》；碳排放数据以各企业各类能源消费量为依据，根据各类能源发热系数、排放系数和碳氧化率计算得到，相关系数取自《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技术文件》推荐标准，各个分品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如表2所示。

三、分配结果分析

（一）基于信息熵的行业碳排放配额分配结果分析本文基于信息熵理论，以2012年和2013年张浦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碳排放数据均值，计算各行业碳排放减排系数，进而对2013年张浦镇规模以上工业行业碳排放总量进行分配。通过基于信息熵的行业碳排放分配模型公式的计算，可得各指标的信息熵值、信息量值和熵权重值，这3个参数是计算减排因子的基础。具体减排影响因素指标参数计算值如表3所示。从各个影响因素指标的信息熵值来看，工业产值信息熵值最大，熵值为0.707，说明工业产值信息量较小，行业减排能力对碳总量减排作用较小；能源结构熵值最小，熵值0.470，说明能源结构信息量较大，原煤减少使用对碳总量减排作用较大。其他因素如历史排放量、能源强度和排放强度在碳减排分配中影响越来越小。结合张浦镇2013年规模以上工业碳分配总量，通过信息熵行业碳分配模型计算可得张浦镇2013年规模以上工业各个行业碳排放配额。根据碳减排结果（图1）显示，各行业的碳减排量相对于2012年，各行业减排幅度从17.17%~0.02%不等，全行业碳减排量相对于基期2012年减排了11.01%，基本符合张浦镇发展需求和节能减排形势。如图1所示，一方面，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行业26）分配到碳减排量16.81万吨，减幅17.17%，对以煤为主的化工行业，施以严格的减排约束，有利于促进化工行业调整能源结构。其中，中盐昆山有限公司耗能占总化工行业耗能96.5%，其“十二五”期间实施节能技改可以节能21.45%，所以化工行业的碳排放减排降幅符合了行业节能潜力，该减排量切实可行。另一方面，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行业30）分配到碳减排量8.40万吨，降幅9.27%，这对碳排放强度较高的非金属行业提出较高要求，督促企业节能减排，提高能源效率。其中，台玻集团耗能占总行业耗能81.81%，其能源审计报告显示台玻集团“十二五”期间实施节能技改项目，可以节能8.98%，考虑到中盐锅炉项目实施，台玻集团等企业将使用中盐的锅炉蒸汽，则台玻集团可以进一步节能减排，所以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碳排放降幅是合理且可行的。通过对比基于信息熵的碳排放总量行业分配和基于历史排放的碳排放总量行业分配结果如图2所示。以化工行业为例，若是基于历史排放进行碳排放量分配，其可获得87.118万吨的分配量，多出5.207万吨。这种情况下，虽然分配标准考虑到行业发展需求，但是分配存在不公平性，政府仿佛在变相鼓励高排放企业进行碳排放，此碳分配量可能得不到其他企业认同；另外，企业获得高排放权利，其节能减排动力不足，企业不会主动提高能源效率，行业碳排放强度难以下降，难以完成全行业的节能减排目标。基于信息熵的分配方法考虑了化工行业历史责任和行业减排潜力，分配结果使化工行业的碳排放量更加合理。进一步通过对比基于信息熵的碳排放总量行业分配和基于按比例分配的碳排放总量行业分配减排占比，如图3所示。经计算发现，按相同碳减排比例（本文的减排分配比例是11.01%）分配得到的各行业碳排放量和按历史排放分配得到的分配量结果是一致的。在按等减排比例分配情况下，此分配标准没有考虑各个行业的异质性，各个行业的减排能力和减排潜力是不一致的，对于能源效率低下的化工行业和能源效率相对较高的通信电子行业都采取一刀切的分配方法，是粗放不合适的。综上，基于信息熵的碳排放量分配相对于基于历史排放和基于等减排比例的分配更加公平有效，主要是由于信息熵方法基于行业异质性，客观考虑了行业发展需求、减排能力和减排潜力，其分配结果更加符合实际。

（二）基于波尔兹曼熵的企业碳排放配额分配结果分析基于上述行业碳排放配额分配结果，通过玻尔兹曼熵，计算张浦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13年碳排放量分配额。鉴于数据可得性，C0i使用企业2012年和2013年碳排放量的几何平均；ei使用企业2013年碳排放强度，以体现企业最新排放效率，贴合企业实际需求和要求；β由2012年和2013年历史碳排放量，通过最小二乘法模拟计算取得（即使Y值最小），各个行业β计模拟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各行业的最优β值，进一步计算得出各个行业内企业的碳排放配额。根据各个行业内企业的碳排放量分配结果看出，各个企业获得的碳排放分配量相对于基期2012年排放量，减排幅度不等，不仅由于行业异质性，也考虑行业内企业的发展需求和碳排放效率。对于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行业26），对该行业下15家企业碳排放量的分配中，通过最小二乘法的β模拟最优值为0。通过计算，如图4所示，分配结果与历史排放均值成正比，分配结果相对于企业2013年实际排放值和2012年历史排放值比较没有很大波动。此时β取值为0，企业分配到的碳排放配额基本满足企业自身生产需要，企业之间碳交易成本最低。若适当提高β取值，可以进一步奖励高排放效率企业，惩罚低排放效率企业，不过增加了本行业下企业的碳交易成本。本文此处β取值为0，中盐公司虽然碳排放强度高，但是作为国营企业，已经进行节能改造，能源效率迅速提高，若减排后多出的碳排放配额，既可以用于进一步扩大生产，提高行业高效率产能占比，从而改善了行业的资源配置，提高了整个行业的碳排放效率；也可以通过碳交易市场出售给其他减排成本较高企业，获得利润，进一步改善生产结构。其他化学制品公司碳排放强度不高，在政府部分鼓励和补贴下，可以积极申报政府节能技改项目，以进一步提高碳排放效率。对于橡胶和塑料制品业（行业29），在对该行业下16家企业碳排放量的分配中，通过最小二乘法的β模拟最优值为0.514。通过计算可得各个企业2013年碳排放配额，相对于企业2012年和2013年历史排放几何平均值，分配减排量比从-22.77%~13%不等，由图5所示，在总量控制下，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下各企业分配到的减排比例和企业排放强度成正向关系，企业碳排放强度越高，企业分配得到减排量越大。此时的β取值，不仅使得企业碳交易成本最低，同时奖励了高排放效率企业，惩罚了低排放效率企业。随着β值取值越小于0.514，则企业分配到的碳排放量更接近历史排放均值；随着β值取值越大于0.514，企业因碳排放强度受到的惩罚和奖励就更大。β取值0.514，企业间碳交易成本最小。分配到较少碳排放配额的企业需要通过提高能源效率，降低碳排放需求，或者通过碳交易市场购买碳排放配额；分配到较多碳排放配额的企业，可以通过碳交易出售给减排成本较高的企业，也可以自己储备用来扩大优质生产力。例如，和进塑胶电子有限公司，2013年碳排放强度为0.686吨CO2/万元，碳排放效率行业最低，分配获得13%的碳排放减量；而贺升电子有限公司，2013年碳排放强度为0.016吨CO2/万元，碳排放效率行业最高，分配获得22.77%的碳排放增量。在此情况下，和进塑胶电子有限公司必须进行节能减排工程项目实施，提高碳排放效率，降低碳交易成本；而贺升电子有限公司则可以出售碳配额获益。综上，在同一个行业下使用基于玻尔兹曼熵的企业碳排放配额分配法，以最小交易成本为目标，考虑了企业未来发展需求，达到奖励高排放效率企业，惩罚低排放效率企业，分配结果更易被企业接受，也推动了张浦镇节能减排工作顺利完成。

四、主要结论

篇5

关键词：低碳经济;节能减排;西安市

基金项目：西安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编号：14IN08）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3月10日

近年来，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能源紧缺、环境破坏、气候恶化等问题逐渐突显，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种形势下，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优势的低碳经济，开辟了一条摆脱能源危机、缓解环境压力的新途径，越来越被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所重视。在发展经济低碳化方面，西安市具有“四区两基地”的国家级重点科教和产业基地，在能源开发及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是以第二产业的工业制造业仍占有主导地位。长期以来，形成了高耗能、高污染的经济发展结构。由于能源利用率低、消耗大，生态环境容量小、承载力弱，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能源与环境问题已经非常突出。能源消耗、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阻碍西安市发展的主要因素，西安市未来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应立足于低碳化的发展模式，对传统的经济结构、能源消费方式进行改革。

一、低碳相关理论

（一）低碳经济内涵。所谓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产业转型、技术创新、新能源开发、制度创新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低碳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其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和制度创新。

（二）节能减排内涵。“节能减排”包括“节能”和“减排”两个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规定节约能源（简称节能），是指加强用能管理，采取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以及环境和社会可以承受的措施，从能源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降低消耗、减少损失和污染物排放、制止浪费，有效、合理地利用能源。具体是指节约煤炭、石油、电力、天然气等能源，内容中包括从能源资源的开发，输送与配转换（电力、蒸气、煤气等）或加工各种成品油、副产煤气为二次能源，直到用户消费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减排”是指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减少环境有害物的排放。

（三）节能减排与低碳经济的关系。从本质上讲，节能和减排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节能的根源在于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的枯竭，属于能源资源问题;而减排则是由于人类生产、生活排放的废弃物超越了地球的承载能力，属于环境保护问题;只是由于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费所排放的C02，打破了地球大气的碳平衡，从而引发了全球变暖，碳减排成为排放问题的主要矛盾和减排的首要工作，衍生了低碳经济，这才使得节能减排被联成为一体加以推出。很多人往往误解低碳经济与减排之间的关系，认为低碳经济等同于减排。其实减排只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维度，属于发展低碳经济范畴中的环境影响的维度。

低碳经济的范畴更加深刻和广泛，涉及能源系统的改造，考虑经济和社会共同发展的多维目标，是可持续发展意义下的范畴。

二、西安市经济发展及碳排放现状分析

西安市在全国经济布局上，区位优势明显，扮演着承东启西、东联西进的角色。从改革开放时至今日，西安市的经济总量稳步提高。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城市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进入了加速发展的新阶段。从2000～2012年，西安市的国民经济总体始终保持着持续、快速发展的好势头。人均GDP从2000年的9，484元/人上升到2012年的51，166元/人，增长了近6倍。人均GDP呈稳步上升的趋势，由图1可以看出。（图1）

陕西省的人均碳排放量和人均GDP之间呈现出大致相同的增长和变化趋势，因此可以推断碳排放量与GDP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陕西省的人均碳排放量由1993年的0.5122吨/人增长到2012年的2.0307吨/人，20年间增长了接近3倍。1993年的人均GDP为0.1981万元/人，2012年为3.8654万元/人，二者相比人均GDP增长了接近18.5倍，经济发展的速度明显高于碳排量增长的速度。

三、西安市经济低碳化发展实施路径

（一）重视低碳技术的创新，完善能源体系。研发减碳技术，清洁使用化石能源。第一，利用陕西省丰富的煤炭资源，积极开发煤炭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技术，包括：煤的洁净开采技术，煤利用前的预处理技术，煤利用的环境控制技术，新型煤燃烧技术，先进的燃煤发电技术，煤炭洁净转换技术，煤系废弃物处理和利用技术等;第二，结合陕西省煤气层总量大的优势，节约使用煤炭资源，重点开发煤层气资源，重视煤层气开发与利用的有关基础研究，改变过去那种大量煤层气排空的状况，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

（二）开发无碳技术，发展可再生能源。西安拥有丰富的水资源和生物能资源，蕴藏着大量的水能和生物质能。因此，应该推广已有的无碳技术，扩大适用范围;加大对无碳技术的投入，促进水电能源积极、快速、有序发展，促进沼气、生物质气化发电和集中供气技术的开发，建立经济环保的水电项目和生物质能项目，实现水能和生物质能的开发和使用。在条件可行的县域，还应该开发风能、太阳能等绿色能源，大力推进兆瓦级大功率风力发电装备的研发和产业化，提升大型风力发电装置的核心竞争力;重点发展太阳能光伏、光热产业，推进太阳能集中供热水工程、太阳能采暖和制冷示范工程等建设，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西安过度依赖煤炭的能源格局，达到完善能源体系、改善能源结构和节能减排的效果。

（三）积极发展低碳农业，实现农村低碳生活。保持并增加森林碳汇优势，建立农林复合生态系统。西安可耕地面积小，生态环境脆弱，因而原用于种植粮食等作物的地区，与发展林业相比，收益小时，就应该退耕还林，不适于耕种的地区更应该坚决实行退耕还林还草措施，恢复森林植被，发展和巩固林业，实现经济效益，达到降低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加大碳储量的目的。在进行植树造林、增加森林碳汇过程中，应注意：第一，结合石漠化治理，坚持治水与固土并重，改善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第二，做好区域规划，区分造林地和种粮地，将腐蚀和坠落的林木部分地在农业生产中循环使用，如制沼气，代替化石燃料等等，促进农业低碳化生产，建立农林复合生态系统;第三，加大人工造林和封山育林的面积，制定并有计划地实施造林育林工程。

（四）继续加强政策扶持，增加资金投入。加强县域地区对低碳经济的政策支持力度。第一，进一步强化清洁低碳能源开发和利用的鼓励政策，通过经济、法律等各种途径引导和激励各类经济主体参与研制和引进可再生能源技术、节能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促进能源的清洁发展，促进县域生产的低排放、低消耗、低污染，如设立碳基金、碳税;第二，大力推动县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机制建设，培育持续稳定增长的可再生能源市场，改善健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市场环境，加大低碳制度创新;第三，努力完善能源体系，加快推进能源体制改革，建立有助于实现能源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的价格体系，为低碳经济在县域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主要参考文献：

[1]徐国泉，刘则渊，姜照华.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1995-2004[J].中国人口，2006.6.

[2]杜立民.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J].南方经济，2010.11.

[3]李明贤，刘娟.中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技术经济，2010.9.

[4]刘华军，闫庆悦，孙曰瑶.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环境库兹尼茨曲线-基于时间序列与面板数据的经验估计[J].中国科技，2011.4.

篇6

现阶段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加速发展，能源需求刚性特征以及能源稀缺（能源价格走高）和环境问题（应对气候变化）日益凸显，中国需要通过调整能源战略和优化政策选择，实现现阶段经济发展可以接受的能源结构和能源成本目标。

调整能源战略

战略调整之一：改变以前简单地从能源供给角度考虑满足能源需求，将节能作为满足能源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往的能源战略，一般先确定某期间的能源需求，而后根据能源资源生产储备状况确定能源投资和供给。当然，以往战略也涉及节能减排，但是节能不是约束条件。因此，在战略调整下，中国能源需求基本公式应该是：能源需求量=节能量+能源供给量。在能源需求量既定和资金量有限时，要保证多少能源供给和多少节能，取决于投入，也就是说，资金既可以投向能源生产（进口），也可以投向节能。有多种政策组合可供选择。如果将更多资金投入节能，节能量就提高，但是能源生产投入相应减少。政府可以通过选择能源供给投入和节能投入，使满足能源需求的成本最小化，因此，政府投入和公共政策如何引导资金流向，对能源投入的选择至关重要。

战略调整之二：改变仅受资源约束的能源供需增长和能源结构战略规划，将二氧化碳排放作为满足能源需求的约束，即对能源需求公式中的能源供给量加上二氧化碳排放约束。以往的能源战略中，减排目标主要针对二氧化硫、粉尘和氮氧化物等，没有明确包括二氧化碳；而真正能够影响能源结构的是二氧化碳排放。特定的二氧化碳约束量会有相对应的能源结构。一般说来，二氧化碳排放约束越紧，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越低，油气保持越稳定，而核能、风能和太阳能等新能源的比例则不断上升。不同的碳排放量对应的能源结构，其能源成本会有所不同，对经济增长、就业等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需要对不同的能源结构及其对应的能源成本进行分析，从经济社会角度考虑是否可以接受该能源结构。政府可以将节能和排放约束下可以接受的能源结构作为能源规划的基础，考虑采用什么样的政策支持能源结构的实现。可以预见，随着二氧化碳排放约束收紧（排放量下降），对应的能源结构发生相应变化，GDP、就业等宏观经济变量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单位GDP能耗、二氧化硫和固体废弃物排放也随之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初期，这对GDP和就业的冲击可能不大，但随着排放约束进一步收紧，这对GDP和就业等宏观变量的影响将加大，在排放约束达到某一临界点时，相对应的经济成本就可能是无法接受的。

战略调整之三：改变仅从能源供给侧考虑能源安全。中国目前石油进口依存度已经超过50%，而且还将不断上升。应该改变以往仅从石油战略储备角度考虑能源安全，将能源多元化和清洁能源发展作为能源安全的一个部分。这主要是进行石油替代，降低对其他国家的能源依赖，减少国际油价波动对国内的影响，保障能源价格稳定下充足的能源供给。今后中国经济的脆弱性和能源使用的安全性与整体能源价格成正比，而不仅仅是石油进口依存度。石油价格上涨带动煤炭价格以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推动通货膨胀指数，使政府宏观调控面临严峻挑战。能源价格大幅度波动，除了影响整体经济发展，还影响能源行业健康发展。因此，中国广义的能源安全不只是一个石油储备问题，更重要的是能源价格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问题。近期国际油价大幅度波动，对整体经济运行产生很大负面影响。

战略调整之四：各能源行业的战略规划必须站到整体能源的高度，改变以往各行业单独进行战略规划。各类能源之间有替代性。随着能源日益稀缺和能源价格走高，各能源之间的替代性会越来越强。在能源价格比较低的时候，能源之间也会有替代，但替代成本比较大，替代动力不强，因而替代可能是不经济的。随着能源价格上涨，替代动力和替代条件会日益充分。能源价格越高，替资就相对越小，替代可能性就越大。一旦能源价格走到一定高度，很多能源替代都将成为可能。日益增强的替代性使各种能源产品的价格具有联动性，举例说，石油价格上行会带动煤炭价格上涨，尽管可能会有一段滞后期。这种价格联动关系既与能源替代相关，也受心理和其他因素的影响。能源替代性和价格联动性使各种能源之间具有约束的相关性，各种能源的生产和消费也互相约束。所以，能源各行业规划只有站在能源整体的高度，才切合实际。

优化能源发展政策

第一，依据实际制定节能减排目标。正是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煤炭的资源和价格优势，决定了目前中国重工业化的产业结构和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从现在到2020年，是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时期，这个过程不能中断。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一旦完成经济阶段转换，上述阶段性相关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所以，中国的政策不能脱离阶段性经济发展规律。这不是说中国不需要尽力节能减排，而是说，不要轻谈经济结构调整和确立不切实际的节能减排目标。至少2020年之前，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重工业化仍将延续，二氧化碳排放也将持续增加，我们可以将此进程作为节能减排的机会。同时，城市化进程也是生活方式选择的过程，政府的政策引导和城市战略与规划可以选择更为低碳的生活方式。

第二，正确把握能源需求这一有效能源战略规划的起点。能源需求预测和规划应当符合中国阶段性经济增长的规律，能源投资规划应避免短期化，以避免短缺对经济、环境和能源结构的影响。需要对中国能源安全作更为广义的界定，中国能源安全必须兼顾石油战略储备和低碳的能源多元化。而且，在新的能源和环境形势下，行业能源战略规划拘泥于本行业的角度存在明显的不足。

篇7

关键词：全球气候变暖；节能减排；环境保护

全球气候变化是一个吸引世界各国焦点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许多国家表现积极，这在数次气候谈判中均有所体现。在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国际社会达成了一系列国际公约，它们调整着世界各国在此领域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在各种气候协议中，有两个公约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

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

1联合国国际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英文缩写UNFCCC，全称是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公约是1992年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的，并与该年6月在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上通过。它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公约，也是全球各国在应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基本框架。

公约的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这一水平应当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可持续的时间进行的范围内实现。该公约是一个框架性公约，相当于此领域的一个指导原则。也就是说其并没有实施机制，因而也缺少法律约束力。比如对于关键性的义务，公约并未规定具体的时间和数量，如各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这也是公约框架性的重要体现之一。

作为迄今为止气候变化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公约，它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公约为全球的气候谈判提供了指导方向。即在此框架和原则下，各国就具体的细节进行磋商，达成共识。此外，公约的原则一直引导着各国的节能减排事业，是我们在解决此问题时首先应考虑和遵循的“黄金条款”。

2 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

由于UNFCCC的各缔约国在产业调整，经济发展，资金技术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公约在实施过程中的诸多不顺。为协调彼此之间的矛盾，自1995年起每年会如期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大会。

1997年12月，第3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就是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生效。迄今为止，有189个国家批准了京都议定书。在京都议定书中，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被明确化，在1998到2012年间（公约第一期承诺），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5.2%（其中欧盟削减8%，美国7%，日本6%）。

京都议定书还确定了四种碳排放量的计算方式，对各国的节能减排事业有着重大的影响：

（1）净排放量。本国实际排放的二氧化碳中扣除森林吸收的二氧化碳数量。

（2）集团方式。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内部抵消平衡，总体完成减排任务。

（3）排放权交易。在两个发达国家之间，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可以从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购买排放额。

（4）绿色开发机制。即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售绿色的技术，来抵消一部分排放额。

京都议定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实施的灵活性。公约同时确立了3个减排的灵活机制，即：联合履约、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机制。其中，清洁发展机制同发展中国家关系密切，其目的是帮助发达国家实现减排，同时协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清洁发展机制中，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转让资金，通过项目提高发展中国家能源的利用率，而减少排放，或通过造林增加二氧化碳吸收，排放减少和增加的二氧化碳吸收计入发达国家的减排量。

对于京都议定书，作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国的美国虽于1998年签署，但迟迟不予执行，因为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认为议定书会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现今，京都议定书的二期承诺及后续问题成为气候峰会的焦点。

二、欧盟和日本相关节能减排的实践

在国际条约的指引下，许多国家已然将公约中的一些条款落实到实践中，投身到节能减排的行列中。一些发达国家如欧盟、日本，在实践中摸索出了许多经验，这为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 欧盟

欧盟作为全球气候谈判的推动者，在《京都议定书》的谈判过程中，不但积极推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促进了首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温室气体减排具体协议《京都议定书》的生效，而且主动承担了许多义务。

欧盟是实践领域的带头人和表率者。根据京都议定书，欧盟对外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内部抵消平衡，但在总体上应完成减排目标。欧盟各国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采取了相关的重要举措。包括：内部减排责任的分配、欧盟立法、碳交易系统、生物性燃料的政策及承诺、节能开发政策等方面。

随着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即将结束，关于二期承诺的谈判正在激烈进行中。欧盟继续在这一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欧盟通过自身的努力，不断游说并与各国沟通，将其气候变化的战略和构想上升为各国所能接受的国际环境保护条约。欧盟希望通过构建完善的节能减排国际合作机制来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这对依赖外国能源极强的欧盟来说至关重要。

2 日本

篇8

作者简介：余泳泽，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能源经济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影响及对策研究”（编号：09JZD0018）;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以及江苏高校青蓝工程项目资助。

摘要节能减排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将非合意性产出（污染物）纳入投入和产出导向的DEA模型，计算了我国29个省市的节能减排潜力和效率，并考察了节能减排潜力的地区特征。结果显示，2003年到2009年我国年均节能潜力约8亿t标准煤，节能效率为0.67；年均COD减排潜力约为300万t，减排效率为0.393；年均二氧化硫减排潜力约为1 300万t，减排效率为0.345。借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思路，本文提出了两个假设命题：（1）一个地区人均GDP只有越过一定的“门槛值”后，技术进步对节能减排的技术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节能减排的结构效应才能够显著体现。人均收入与节能减排效率之间存在一个“U”型关系。（2）一个地区政府的激励约束机制只有超过一定的“门槛值”后，技术进步对节能减排的技术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节能减排的结构效应才能够显著体现。在实证环节采用Hansen提出的“门限回归”的方法验证了以上两个假设命题。

关键词激励约束机制；节能减排效率；门槛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7-0093-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7014

《京都议定书》和巴厘岛取得的成果，对所有国家分别提出了强制性和道义性的减排要求。我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2011年GDP已经达到了7.3万亿美元，并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官方预测显示，我国经济预计将在2016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根据“库兹涅茨曲线”的经验［1］，我国正在经历一个资源消耗和单位GDP能耗的“爬坡”过程。所以，我国的节能减排水平受到了国际的广泛关注。但是，分析显示，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以及在国际产业分工所处的位置，我国节能减排的压力将越来越大。这使得我们不得不考虑我国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的问题。

对于解决好我国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的关系问题，我们需要回答好以下两个核心问题： 首先，节能减排必然要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么？其次，节能减排的方法应如何把握？一般来讲，技术进步（技术效应）、产业结构升级（结构效应）等是节能减排的根本方法。那么，我们关心的是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发挥的“门槛特征”是什么？即：人均GDP达到什么程度时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才能发挥作用。同时我们还需要考察我国政府采取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激励约束机制（鼓励节能减排投资，对节能减排进行奖励与对环境污染进行惩罚相结合的办法）是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是否也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上述两个方面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节能减排的路径选择问题。基于以上两个核心问题，本文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期为我国节能减排目标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一些基本建议。

1我国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现状

虽然在“十一五”期间，我国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着诸多问题。我国目前存在的节能减排问题是我国特定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与节能减排问题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首先，我国经济增长是过分依赖生产要素投入和外向型经济的结果，这就造成了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表现形式来看，我国仍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艰难“爬坡”阶段，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所决定的。经济增长对“高消耗、低效率、高污染”的路径依赖，在短期内想通过行政等手段实施节能减排只会牺牲经济增长［2］。我们看到2010年在全国出现的“拉闸限电”制造“节能减排”数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此外，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采取了逐步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于我国在国际分工中长期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在这种国际分工体系下，出现了“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或者产业环节不断向我国转移，而我国制造的产品却在国外进行消费，这种变相的高能高排“输入”，使得我国节能减排的压力不仅来自自身的内在压力，还受到了国际分工体系下的外在压力。

余泳泽等：经济发展、政府激励约束与节能减排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7期其次，由生产要素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又会产生独特的政府行为，即所谓“促发展的政府”。长期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实施的GDP数据“锦标赛”代替了以制度变迁和全民福利水平提升为内涵的改革，让我们在增长的狂欢中陷入迷茫。地方政府那种寻求一切可能的来源进行投资、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热情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3］。加上我国地方官员的晋升考核实行了有限任期制度和鼓励异地交流的惯例，而过于依赖GDP作为相对绩效的考评指标，势必造成地方政府GDP与节能减排的博弈。这种博弈的结果就是地方政府强调经济的快速发展，着重短期经济效益明显的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工业，这给节能减排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最后，从官方统计数据上来看，我们认为的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存在的悖论并没有得到验证，尤其是2006年以来，在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力度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反而加速。但这并不表示我国已经在节能减排与经济增长之间已经寻得了平衡。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从宏观层面上来看，中央政府在煤炭、钢铁、水泥、电力等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广泛实行了企业兼并整合，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这与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发展大项目推动地方经济发展速度的目标高度契合，这种政策的实施从宏观上有利于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加速产业升级、扩大产能和环境保护的综合效应。从企业微观层面来看，中央政府采取的“扶大压小”的政策有利于大型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效应，提升行业的技术水平，从而有利于节能减排。而对于中小企业来讲，来自大企业竞争的压力和政府政策的压力使其采取了循环经济模式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措施，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降低了污染物排放。上述现象产生的直接结果是，重化工产业没有因为“扶大压小”而放慢增长速度，反而通过“扶大”而扩大了产能，拉动了整体经济加速增长［4］。但是这种重化工业的发挥为我国节能减排工作进一步实施埋下了隐患。所以本文认为由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政府的激励约束机制尚需完善，所以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的博弈现象仍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2研究假设与研究方法

2.1研究假设

借鉴Grossman和Krueger研究思路，本文根据我国经济增长的特点，针对各地区节能减排实施路径，提出了以下两个实证假设命题：

篇9

关键词：碳排放权分配；碳博弈；完全信息；激励政策

中图分类号：F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0-000-02

据IPCC第四次报告指出，1970年至2004年期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增加了大约80%。由此引发温度上升、冰雪圈消退、海平面上升、生物圈变化等一系列气候变化。而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能源消耗不断上升，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急剧上涨，现今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针对二氧化碳排放问题，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提出至2020年将在2005年基础上削减碳密度40%-50%。然而在近几十年内，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所需能源量上涨且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仍在我国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由于企业自觉进行节能减排的动力不足，因此在市场化体制下政府必须实施有效经济激励手段实现减低碳排放的目标。经济激励手段是指利用价格机制，通过影响成本和收益，采取管制和激励机制，促使污染者减少或消除污染，从而实现污染外部性内部化的目标。因此本文将通过企业与政府的节能减排博弈分析，讨论政府应如何实施碳税（管制）和补偿（激励）机制刺激企业进行节能减排以缓解我国碳排放压力，并讨论在管制下的政府与企业收益。

一、问题的描述及假设

现今中国60%～70%的碳排放来自企业生产活动中的能源消耗，然而企业不愿意花费大量财物在于削减碳排放。其主要问题在于碳排放的公共性与负外部性，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社会追求社会总福利最大化，企业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不一致，从而导致了碳排放配额的最优而非社会最优，这通常会导致环境污染、资源消耗，从而表现出市场失灵[1]。而市场与社会效益的不一致单纯依靠市场本身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因此需由国家采取干预手段促使外部污染内部化，最终实现“帕累托”最优，实现企业私人利益最大化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统一[2]。

关于环境内部化的政府经济激励手段，奥斯彻（Opschoor）和沃斯（Vos）将其分为收费、补贴、押金-退款、建立市场和执行刺激五大类，据统计意大利、瑞典、美国、法国、德国、荷兰六国的污染控制手段中50%是通过税收收费，30%是通过补贴促进设备更新和技术更新，剩下的为押金-退款和排污权交易等机制[3]。税收收费手段旨在通过对碳排放中二氧化碳的排放以及碳处理等征收一定的费用，从而造成外部性的主体（即企业等排污者）承担相应的外部成本或外部效果。即企业承担部分污染的环境净化处理费用，从而将部分外部成本转化为内部成本。目前芬兰、瑞典、英国、荷兰、加拿大等国已实行碳税征收政策。补贴主要是政府根据企业用于设备更新或污染物处理中的支出费用进行相应补贴，补贴的金额为边际社会成本与边际私人成本之差[4]。我国学者也论证了实行碳税和补贴政策可显著削减二氧化碳的排放，且对未来经济无明显的负面影响[5～6]，但现今我国关于碳税和补贴的尺度问题并为形成统一定论，因此，本文主要是从碳税和政府补贴两个方面分析政府的经济激励手段并对其进行定量分析。为了分析博弈过程，本如下假设：

（1）假设在某个高碳消耗的行业中存在两类特征相同的企业，设为企业1和企业2。即企业1与企业2提供的产品对消费者而言效用一致，在无其他干扰项时，其在产品、利润一致。现企业1为了企业长远发展及于环境协调采取了设备更新、技术投入等一系列节能减排措施；企业2仍保持原先生产模式。设企业1和企业2的需求量分别为q1和q2，产品价格为p，a，b为常数，则

（2）企业与政府都是“理性经济人”，政企之间博弈为完全信息博弈。即在动态博弈中，企业的价格对竞争对手和政府是透明的；政府政策对企业之间也是透明的。

（3）单位产品单位产品成本为C0，采用新技术或税收促使单位产品降低成本CX，其中CX=f（I），I为企业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等的投资水平。

二、模型的建立与分析

1.基于政府补贴的动态完全信息碳博弈

本模型为三阶段动态博弈描述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第一阶段，政府宣布对企业节能减排的设备更新进行补贴，补贴率为β，即政府与企业对设备更新分担比率分别为βI和（1-β）I。第二阶段，企业在政府政策引导下决定节能减排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投入水平I，假设设备更新可使企业单位产品成本降低CX=dI，其中d反应的是投资节能减排对污染物排放量的降低效益，设为设备更新效益，则d越大则减排效果越明显，那么企业节能减排的成本越大。第三阶段，假设两个效用一致的企业1与企业2，对企业间进行Cournot产量竞争[7]。

（1）K=3：企业1进行节能减排，对设备更新、碳处理等的投资金额为I；企业2保持传统生产，则企业利润为：

令，，则可得

（2）K=2：企业1决定其投资水平I，

令则

（3）K=1：政府基于政企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对补贴率β进行确定，且假设企业1投资I为每单位产品增加环境福利C1，则政企总福利W为：

令则可得：

通过对以上各均衡结果的分析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一、企业的最佳投资金额与d成反比关系，即如果单位投资对二氧化碳减排效果明显企业对设备更新的投资热情并不足。现今我国多数新设备含有很高技术含量，节能减排效果明显，尤其在温室气体排放的处理上，但是大多数企业对更新设备热情不高，不愿花费大量投资在于节能减排设备上。二、政府的最佳补贴率与d成正比，即投资对Cx影响大则政府会通过补贴刺激企业增大投资，每单位投资对二氧化碳减排效果越明显则政府的补贴率越高。补贴率的制定和最佳投资金额反应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关系。如果补贴率过高则企业会积极响应投资，但是这会降低了社会总福利，而补贴率太低，则企业投资的动机明显不足。

2.基于碳税的动态碳博弈

本模型采用三阶段逆序求解法，第一阶段，政府决定对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收税，每单位产品征收税款t；第二阶段，企业选择研发水平I，假设投资I可使单位产品的碳税等节约成本Cx，假设Cx=DI；第三阶段，企业在市场中进行Cournot竞争[7]。

（1）K=3：企业1和企业2的利润分别为：

令，则可得

（2）K=2：企业一决定其投资水平I，

令则可得：C

（3）K=1：政府决定碳税水平t，则政企总福利为：

其中eI为碳排放的减少量对政府福利的增进量

令则可得：

通过对以上均衡结果的分析可得：首先企业的最佳投资金额与碳税成反比，即碳税制定高投资金额反而少，这表明即使碳税征收并不是促使企业节能减排的唯一措施且过高碳税对企业节能减排起到了反作用。其次，碳税t与d呈正比，则若单位投资对碳排放减排力度越大，则政府越有必要提高其碳税。因此可知碳税的制定与d相关，d越高则会促进政府提高t，但是d过高，则会降低企业I的投入，因此碳税制定必须合理制定，否则不仅起不到节能减排效果还会减慢企业更新设备的步伐。

三、结论

在碳排放权分配中，因为二氧化碳排放的负外部性原则和企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企业更新设备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动机不足。因此政府必须通过管制和激励手段促使企业的节能减排行为。本文通过构造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分析政府通过补贴和碳税机制促进企业进行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从而降低碳排放。从博弈模型分析得到：第一，当政府采取设备更新补贴时，补贴率与d呈正比，则当单位投资对碳减排效益越高，政府越有必要提高补贴率；第二，单位投资对碳减排效益高，则政府越有必要提高碳税征收标准，这样可以促进企业更新设备节能减排。第三，企业的投资金额与d呈反比，即使单位投资对碳减排效益高，但是企业投资热情并不高，这解释了为何我国现大多数企业排污技术设备落后。因此，单纯依靠市场的调节作用并不能有效使企业节能减排，需要通过政府的经济激励手段激发企业进行排污设备更新，而现阶段大多数企业排污设备落后，应先通过补贴提高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和设备更新能力，通过补贴从而使企业进行技术革新，提高单位投资的碳减排效率，减少能源消耗。当企业减排效率和设备水平提高至一定阶段后，采取税收手段强迫企业采用减排效果更高的设备、工艺并进一步增进企业研发水平。

二氧化碳的不断排放激发了温室效应、冰川融化等问题又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节能减排刻不容缓，首先必须依靠科技的进步，只有科技的进步才能提高单位投资的碳减排效率，提高设备和技术效益，促使企业积极降低碳排放。其次，必须采取有效经济激励手段，我国现今应实施碳补贴政策，通过补贴促使企业更新设备，提高单位投资的碳减排效率，继而实施碳税征收，更进一步促进企业设备更新水平。再次，必须实行有效的经济激励机制和政策法令，只有通过经济手段与政府法令的结合才能促使企业实行节能减排。最后，从点滴做起，培养节能减排意识。

参考文献：

[1]庇古.福利经济学[M].1920.

[2]Tom Tietenberg.环境与自然经济学（第五版）[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3]Opschoor J.B and Vos. Economic Instrument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OECD，Paris，1989.

[4]赵晓兵.污染外部性的内部化问题[M].南开经济研究.1999（04）：14-17.

[5]中国气候变化国别研究组.中国气候变化国别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6]魏涛远，格罗姆.斯洛德.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8）：47-49.

篇10

思想观念的“破”与“立”。当前，我国正面临着向低碳经济转型的严峻挑战和深刻变革，各级领导干部能否从传统的发展理念中解放出来，在节能减排中实现“发展观念、绩效评价、责任意识”上的思想观念大转变显得至关重要。在发展观念上，要破除不计能源消耗、不顾生态环境、粗放型的“生产发展优先论”的传统发展观念，真正树立起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目标，以发展先进生产力为标准的科学发展新观念。在绩效评价上，要破除以发展速度论英雄的传统政绩观，真正建立起统筹节能减排在内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绩效观。在责任落实上，要破除以往存在的节能减排指标“硬约束”、责任“软落实”的错误做法，真正树立起节能减排首位责任制、第一责任人的管理新理念。

结构调整的“进”与“退”。节能减排是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内容，生产领域的节能减排要有“进”有“退”，推动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一是依靠科技进步“汰劣促强”。现有企业要通过引入清洁生产技术和标准，改造提升传统生产工艺，淘汰“两高一资”的落实生产能力，促进企业全面形成清洁生产的运行机制。二是节能减排，人才为本。要不断加大企业人力资本投入，通过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在企业内部全面建立起与“低碳发展”相适应的人才队伍，以劳动者素质的提升推动节能减排。三是加强管理创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要在企业内部工艺流程间和上下游企业间，实现资源的节约利用和废弃物的再回收、再利用，形成能源节约和污染减排“双赢”的运营模式。

发展规划的“远”与“近”。节能减排既是一项长期发展战略，又是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应注重把握好节能减排在“产业发展规划、区域发展规划、社会发展规划”中的“远”和“近”。在产业发展规划中，要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作为产业发展的方向，建立起中长期规划与年度规划有机结合、目标相配套、任务相衔接的现代产业规划体系。在区域发展规划中，要根据地域资源分布情况和环境承载能力，突出做好区域主体功能区规划，避免生产要素“舍近求远”的无序流动和产业趋同造成的市场无序竞争。在社会发展规划中，牢固树立“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科学发展理念，从发展规划入手，切实保护好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职能定位的“分”与“合”。节能与减排是实现低碳发展的一项整体性战略任务，二者相互依存、互为支撑。作为各级政府要处理好部门职能与整体任务的“分”与“合”。其一，合力保大局，分口抓落实，做到“三个一起”和“三个分口”。即：节能减排“两套规划”一起制定，“两套指标”一起下达，“两项责任”一起承担，“两项任务”分口落实，“两项职能”分口监控，“两项奖惩”分口兑现。其二，加快信息化建设，健全地区节能减排监控网络，保证两大部门对节能减排监控的协调性和服务的整体性。其三，政府要搞好两部门协调联动，不断创新管理模式、探索政策激励的新途径、兑现奖惩的新措施，确保节能减排一体化推进。

工作推进的“点”与“面”。节能减排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既要突出抓好“点”，又要兼顾抓好“面”。一要突出抓好重点。要根据实际确定省、市、县的节能和减排的重点企业，实行“指标重点下达、责任重点落实、运行重点监控”，扭住“牛鼻子”，拉动节能减排总体推进。二要推动“面”上的工作。要制定“面”上中小企业节能减排指导意见和总体工作目标，通过层层分解，在工作安排和任务落实上要做到“一个企业都不能少”。三要搞好以“点”带“面”。发挥重点企业人才、技术、资金优势，大力推进节能减排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第四，要大力推广产业集聚区的节能减排模式，实现“企业集中布局、产业集群发展、资源集约利用、排污集合处理”。以集聚区的“点”，吸纳“面”上的企业，实现高效率的节能减排。

能源节约的“新”与“旧”。要按照“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构建现代能源产业体系”的要求，以发展新能源和新技术为主攻方向，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以“新”代“旧”推动能源节约。一是在能源生产上，突出发展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提高新能源比重。二是节能新技术应用上，加大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大力推进现有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新技术应用和节能产品开发。三是在节能科技攻关上，以市场为导向，创建行业能源节约“科技联盟”，集中人力、物力、财力，面向企业搞好重大节能项目的科研攻关，提升行业节能水平。

污染治理的“收”与“放”。“收紧排污的入口与出口、放开搞活治污的体制与机制”是生产领域污染治理的重要途径。收紧排污的入口与出口，一要收紧新上项目准入关，严格项目环评“一票否决制”；二要全面推进CDM清洁发展机制，收紧排放关；三要加强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打好污染监控的“组合拳”。放开搞活治理污染的体制与机制，一要放活治污体制，二要放活政策。

项目引进的“量”与“质”。在世界性的产业转移中，一部分“两高一资”项目往往用“投资大”做诱饵粉墨登场，成为一些急功近利地区的招商引资对象，造成了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严重后果。为此，在项目引进中应认真处理好项目引进的“量”与“质”的关系，坚持节能、环保的“三项否决”制度，变“招商引资”为“招商选资”。

评价体系的“增”与“减”。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节能减排量大面广、任务繁重，规范和完善考评指标和评价体系则成为节能减排的关键一环。从宏观层面上，鉴于能耗和排放的增长是GDP增长的函数，在节能减排考评体系中，应增大对政府节能减排考评指标的权重，逐步减小GDP相关指数的权重；增加政府部门节能减排监控类考核指标，减少政府对企业生产经营评比类干预性指标。在微观层面上，企业是节能减排的主体，承担着绿色发展的历史使命，对企业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应增加履行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社会效益考评指标，逐步减少和淡化产值类投入产出比的考评指标，真正建立起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