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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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安全性的合理平衡是实现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必然要求。我国劳动力市场制度偏重正规就业保护，面临着如

>> 楼继伟：要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灵活性与安全性的两难抉择 我国劳动力市场灵活化改革历程及效果分析 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及对策研究 浅析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灵活就业研究 我国劳动力市场政府干预的变迁路径与发展趋势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与“蚁族”现象的分析研究 我国劳动力和能源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 论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 我国劳动力市场歧视现象浅析 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现状、原因及对策分析 转型期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及对策研究 市场经济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开发 汇率灵活性对我国经济稳定性的影响研究 汇率灵活性 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分析 浅析经济危机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我国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后果及启示 我国城镇从属劳动力市场上“逆向选择”问题的研究 劳务派遣在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浅析 我国高校教师劳动力市场的薪酬分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2011—05—28.European Commission.Employment in Europe 2006.Luxembourg，Office for Publication，2006，p2.OECD.Economic Surveys：The Netherlands，Paris：OECD，2004，p4.OECD.Labor Statistics.Paris：OECD，2001，p.42.Visser，J.and A.C.Hemerijck.，A Dutch Miracle：Job Growth，Welfare Reform and Corporatism in the Netherlands. Amsterdam，Dutch：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1997，pp.23—42.

于艳芳：《欧盟劳动力市场灵活保障模式研究》，河北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16页。

李小瑛、赵忠：《城镇劳动力市场雇佣关系的演化及影响因素》，《经济研究》2012年第9期。全国总工会的《国内劳务派遣调研报告》表明：我国劳务派遣工已达到6000多万人，约占城镇就业人员的20%。（参见管亚东：《媒体称全国劳务派遣工6千万 任意滥用现象严重》，.参见杜晓：《构建社会保障体系需明确政府相关部门责任》，《法制日报》2011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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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就业理论、失业问题、二元结构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村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城镇每年还有1000多万新成长劳动力需要就业。长期以来，我国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依靠经济扩张带动就业，但是，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持续下降，保持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每年新增就业岗位也不足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同时我国又进入就业结构调整时期，多种因素交汇，更增加了就业的压力。首先是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减员增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所导致的上千万下岗失业人员要寻求再就业；其次是入世以后，根据WTO的有关协定，我国将在一定程度上开放粮食市场，仅考虑增加3%的粮食进口，也将减少农业就业机会上千万个，农村劳动力新增转移在目前每年2000多万基础上还将继续增加；再次是面对入世后的激烈竞争和改革的深化、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劣势企业将加快退出市场的步伐，根据有关统计资料，全国仅需要退出市场的资源枯竭的矿山和大中型企业涉及的在职职工就达近千万人，这部分人员也将面临着再就业的问题；第四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将会在短期内出现对普通劳动力的排斥，对就业产生消极影响；最后是机关、事业单位改革，也将向劳动力市场释放劳动力。

问题的严重性尚不仅仅如此，我国不仅存在着就业总量的矛盾，而且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也非常突出。低素质劳动力的大量的存在，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企业改革的深化。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就业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危。因此，深入研究失业理论以及促进就业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于就业问题，一直是西方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我国失业问题的产生具有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特殊原因，但是，西方主要的就业理论对解决我国的失业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中我们将对西方主要的就业理论进行评述，以期为解决我国的失业问题提供一些有参考价值的结论。

刘易斯的就业理论的启示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不象发达经济那样存在着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存在二元结构，即存在一个相对先进的工业部门和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部门。农业中的劳动边际产出处于维持生存的工资水平，在一个确定的高于农业劳动者平均收入的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下，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这样，必将压低工业部门的工资，工业资本家获得超额利润。工业的积累和扩张，不断吸收农村中剩余劳动力，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提高，农业劳动者收入与工业劳动者收入相等，这是一个国家经济重要的转折点，它意味着，在一确定工资水平下的劳动无供给结束，就业问题最终得以解决。

由此可见，按照刘易斯的观点，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措施是加快先进部门的资本积累，从而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步伐，结束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趋势，实现劳动市场的供需平衡。刘易斯的就业理论对解决我国的失业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国家，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需要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机制是否科学、转移渠道是否畅通，对解决就业问题意义重大。因此，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时刻关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从各个层次、各个方面和各个角度为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创造条件。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遇到了两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一是由于我国城镇本身也存在着巨大的就业压力，使得城镇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非常有限；二是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普遍存在着文化素质低，专业技能差的实际情况，使得他们的就业竞争能力很弱，自我转移过程困难重重。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我们建议，国家应该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力扶持小城镇的建设和能够吸纳农村劳动力的产业和企业的发展，从而为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开辟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渠道。

古典学派就业理论的启示

古典学派是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学派。古典学派认为，由于商品是由商品来购买的，货币只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所以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供给越多，需求越大，只要市场是自由竞争的，就不会产生过剩问题，资源就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商品市场是这样，劳动市场也是这样。在劳动市场上，只要竞争是充分的，工资是灵活的，就不会出现劳动力过剩问题，失业就不会存在，萨伊定律就是这一理论的突出代表。

古典学派和萨伊定律虽然否定了失业问题的普遍性，但是他们将自由竞争作为前提条件，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这样理解，如果竞争受到限制，失业的产生仍然是有可能的。失业问题正是竞争不充分所导致的结果，要解决失业问题首先就应该解决劳动市场竞争的不充分问题。古典学派的就业理论对解决我国失业问题的启示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必须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问题和就业歧视问题，完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充分竞争。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不充分表现得非常突出，市场存在着严重的城乡分割和地区分割，就业歧视随处可见。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普遍存在着对劳动力使用的地区和户籍限制，城市户口、本地户口几乎成了劳动就业的一个基本条件。而且绝大多数的招聘广告也都含有其他方面的歧视性条款，年龄歧视、性别歧视、学历歧视乃至身高、相貌等身体歧视已经成为我国劳动力招聘中的一个正常现象。这种愈演愈烈的对劳动力市场的人为分割和就业歧视，已经严重损害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正常发育与健康成长，严重破坏了就业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导致了人力资本的巨大浪费，在客观上增加了失业问题的严重程度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困难程度。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尽快通过法律、制度、管理和科学的激励机制建设加以解决。

必须理顺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僵化，市场的灵活性差，这一点对促进就业的消极影响不可低估。近年来，为了解决失业问题，西方各国普遍对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进行改革。比如，取消并不具有实际意义的最低工资规定，降低最低工资标准，对已经就业但收入较低的困难群体照样给予政府补贴；鼓励企业减少工时，设置部分劳动、临时岗位和弹性工资制，将劳动市场的外在灵活性（如雇用临时工）和内在灵活性（如对长期雇员实行灵活的工作时间表）相结合，等等。实践证明，上述措施确实具有促进就业的积极作用，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主流学派就业理论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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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劳动合同 劳动立法 关系 路径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10-074-02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2016年2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运用国外不管是哪种理论来解释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困境。“一是简单分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供给侧”等同于供给经济学，“结构性”等同于结构主义，“改革”等同于制度主义。二是先验假定需求管理和总量管理失灵了，因此各类政策应从需求侧管理全面转向供给侧管理，理论基础应当彻底转向各类反凯恩斯流派。”上述理论流派所适用的20世纪70～80年代的“滞胀”具有本质性的区别；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同样不是“滞胀”问题。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不拒绝需求侧管理，而且在很多环节需要需求侧管理进行配合。如在处理劳动关系时，就要结合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和原则进行系统梳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一、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个原则、四个关系和理论基础

1.三大原则。一是要跳出西方经济学的桎梏。在短期，应关注市场失灵带来的供求失衡问题，以政府适度干预对冲世界经济波动带来的外部冲击，以内需适度扩张弥补外需下滑带来的需求缺口并缓解产能过剩。在近期，要适度启动供给侧调整，利用“看得见的手”和整体规划积极处置僵尸企业。在中期，全面实施结构性改革，从制度层面重构市场，释放市场活力，推动政府主导型结构调整逐步过渡到市场主导型结构调整，避免政府过度干预。二是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的简单分类。针对不同问题采用不同工具进行综合治理。三是把本土视角与世界视角结合起来，在全球产业链重塑中找准自己的目标和定位。适应现今我国和世界经济发展要求，战略重构以及调整相应政策和制度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

2.四大关系。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一是供给与需求。“供给侧”和“需求侧”是双向的，两者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相互促进。没有供给，需求无法实现；没有需求，供给无从谈起。只有二者尽可能对称、平衡，经济才能健康、可持续发展。供给侧改革最终也是为了创造需求。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核心标志是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要不断完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从而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奠定良好的基础和提供持久的动力。三是市场与政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运用好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和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在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时，也应该充分运用好政府手段以调控市场的盲目性。四是当前与长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既要注重长期影响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变量改革，又要采取政策措施，解决短期经济变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3.理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笔者原则同意刘教授的观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以新常态理论为创新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在这里应把握好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以最大限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的。核心标志是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福利水平。从宏观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各类创新；从中观上，推动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克服各类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从微观上，打好“五大歼灭战”，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二是以是否形成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为检验标准。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体系和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生产体系、分配体系和交换体系。三是把握促进经济增长的多层次举措，包括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各种要素投入和要素市场促进政策落实，全要素生产率的各类改革政策制定和各类创新战略的实施推进等。四是构建新型所有制模式。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通过并购、破产等方式积极处置僵尸企业，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构建新型所有制模式。充分发挥政府、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在不同创新环节和创新模式，构建新型平等竞争体系，适应新阶段全球竞争的市场主体，实现技术与产业跨越式发展。五是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多环节寻找答案，从整体调整、全面改革、协调发展的角度展开。推动过剩产能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二、梳理好供给侧改革与劳动合同法关系，支持企业降低用工成本，稳定企业岗位用工

虽然《劳动合同法》在过去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反映出一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够；第二，企业用工成本比较高。另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业态、新的就业形式。

从供给侧改革着手，政策变革能够切实降低企业用工成本，改革过程设置平稳缓冲，通过劳动关系政策的变革促进就业、促进经济发展和劳资关系和谐稳定。

笔者认为，所谓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以及企业用工成本，都是本届政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中国劳动力的特点是总量过剩，结构性短缺。但《劳动合同法》在立法时就没有充分考虑这一现实问题，反而将对劳动者的保护标准定得很高，使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并由此增加了企业的负担。

楼继伟部长认为，《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约束，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上有所体现，最终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最终导致劳动生产率太低。这么多不适应，《劳动合同法》就要面临着修订的可能。

甘肃省人民政府甘政办发〔2016〕16号《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用工成本的意见》从七个方面用足用好国家政策，支持企业降低用工成本，稳定企业岗位用工。这七个方面或许对我们濒临停产的企业有所启发。一是支持困难企业稳定岗位用工，实施“五缓四降四补贴”配套扶持困难企业政策。在这里解释一下“困难企业”和“五缓四降四补贴”。“困难企业”须同时符合以下几方面条件：受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影响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的，已制定稳定就业岗位措施且没有裁员或少裁员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及我省产业和环保政策的（国家限制的行业和企业除外），已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并按规定履行缴费义务的。所谓“五缓”，就是缓缴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费。“四降”，就是降低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费率和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四补贴”，就是运用失业保险基金对企业职工生活补助、缴纳社会保险费、转岗培训和技能提升培训四个方面予以补贴。二是引导企业提高劳动力职业技能。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充分发挥稳岗补贴的功能。三是鼓励企业不断优化人力资本结构。鼓励企业根据岗位用工需求，积极吸纳急需紧缺的各类技能人才，特别是创新型技能人才，不断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对企业新吸纳劳动力，通过落实企业税费减免、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予以支持。四是推进企业和谐劳动关系建设。加强对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监督、指导和服务，积极推行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健全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五是加强企业用工动态监测研判。加大政府部门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就业信息互联互通，建立就业信息共享平台。积极做好“互联网+”新形势下的就业信息采集和分析工作。六是加强企业退出人员就业援助。对去产能过程中退出企业人员，要加大就业援助力度，鼓励帮助其自主创业或灵活就业，对通过市场渠道难以实现就业的，争取通过公益性岗位帮助就业，按规定落实社会保险补贴及岗位补贴。将符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特困企业职工家庭纳入低保保障范围，对符合救助条件的特困企业职工家庭或个人，分别给予临时生活救助或医疗救助。七是强化各部门工作统筹。各有关部门和各类企业要切实强化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进一步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强分析研判，建立防控预案，积极做好政策储备，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指导企业切实做好稳定岗位用工、化解劳动关系风险、妥善安置人员等工作。

三、供给侧改革的“五大要素”和“五大任务”及其相关的改革措施涉及到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

供给侧改革对劳动关系及劳动立法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以下方面：一是“劳动力结构性优化”与“人力资本战略”。供给侧改革必须正视劳动力的结构性优化问题，由低成本的、数量优势的人力资源战略转变为高技术的、结构优化的人力资本战略。二是“去产能”与“不减员而增效”。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去产能”追求的是通过各种市场化的方法清除剩余产能、优化产品结构和质量，并通过并购、重组及转岗、培训、再就业等方式实现职工的合理安置和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三是“降成本”与“劳资平衡”。法学博士李孝保认为，供给侧改革要求去产能、降成本，是基于企业运行的宏观经济环境考量，与《劳动合同法》并无直接的关联性。但毫无疑问，劳动立法必须要对供给侧改革下的“降成本”要求或任务进行有效的制度性回应。为了达到这种均衡状态，第一，劳资双方之间的博弈；第二，劳、资、政三方甚至是劳、资、政及社会四方之间的博弈。四是“简政放权”与“灵活用工”。具体到企业劳动用工及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的“简政放权”，必须要处理好“简政放权”与“灵活用工”的关系。一要对多元化用工方式的确认；二要在保证劳动者切身利益获得劳动基准法保护的基础上，释放企业用工自；三要淡化严格的“解雇保护制度”，充分尊重企业正当性“解雇权”。

参考文献：

[1] .论供给侧改革中的四种关系.学习中国微信，2016.3.12

[2] 王绛.推动供给侧改革国企要处理好七大关系[N].中国企业报.2016.6.7

[3] 刘凤义.推进供给侧改革要抓住深层关系[J].中国学派，2016（3）

[4] 李孝保. 供给侧改革对劳动立法及实务的影响与应对[J].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微信.2016.5.24

[5] 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用工成本的意见[D].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16.2.14

[6] 供给侧改革与劳动合同法关系[J].中正法律微信，2016.3.31

[7] 刘元春.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J].人民日报，201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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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中国追赶式增长的步伐会慢慢放缓，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转向前沿创新式增长。

中国一直是追赶式的增长方式，那么如何能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追赶创新短期有效，长期增长要有前沿创新来驱动。

中国在追赶式增长中还有很大的空间，比如深化金融改革。不过这种追赶的步伐会慢慢放缓，也就是说从农到工、从引进技术消化吸收这个方面的潜力会慢慢地耗尽。

中国希望成为一个前沿创新者，像美国或者欧洲某些国家一样，比如德国、北欧这些国家，必须要有一些支柱，才能够驱动一个经济来实现创新式的增长模式。

第一个就是竞争。竞争对增长非常有好处，特别是跟技术前沿比较接近，竞争越激烈，增长和创新越活跃。要把竞争政策和公平的市场政策结合起来，就使得竞争能够对要素市场产生影响，劳动力市场更为灵活。

接下来的支柱是，我们需要好的初级教育，小学教学或者中学教育，更需要良好的评级大学，它是鼓励研发的。如果一个国家要想有好的创新，必须要有研究生院，必须要有高校的评级，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还不是以创新式引领促进增长，就应该对大学进行更多的投资，让大学有更大的自由度，这就是游戏的规则。这就要求必须要有学术自由，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要素。

第三个支柱是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即进入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应该是非常自由的，必须要有基本的规则，保证劳动力的自由进出。它同时也意味着工人可以非常自由地工作，失业的工人能够很容易地得到一些新的工作，而且能够接受到好的培训。

如果想从追赶式增长转变成创新引导式增长，第四个支柱是必须有资金、有融资和商业驱动力，也要有风险投资或者以市场为引导的投资。因为创新性的投资更有风险，因此投资者必须要求好的回报。我们要充分地理解机构投资者在创新投资中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要向创新前沿发展，银行的融资能力就需要进一步加强。

第五个支柱是，我们要有一个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是说即使经济衰退也要加强研发，也要充分地保证政府能够不断地在研发领域的投资。从长期来说，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减少赤字，也就是在经济繁荣时，要增加利率，在经济衰退时，要减少利率。这就是要考虑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要了解创新体系怎样才能够引来创新性投资。这是新的模式，也是我们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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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就业结构 人力资本 傅立叶函数 结构突变 收敛

一、引言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1974）曾说过“劳动是财富之父”，这一说法充分体现了劳动要素在生产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孔雀东南飞”是用来形容劳动力大规模地向中国东部、南部流动的现象。受长期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结构变化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就业结构矛盾将成为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之一。突出的结构矛盾，意味着未来大量劳动力必须在职业、行业、区域之间进行调整，这对于劳动者自身职业选择、职业能力，对于人口政策以及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都会形成巨大挑战，此外，随着新技术的不断被采用，高技能工人的需求不断加大，进而导致劳动就业结构出现变动。因此，在当前结构转型的背景之下，对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稳定性进行分析，不仅能够从宏观上把握我国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发展现状与趋势，还能从中观层面认识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区域差异性，对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相关文献梳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及人力资本在劳动生产中所占地位的日益凸显，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也逐渐发生变化，同时劳动力在地区间不断转移及城市规模受到限制的条件下，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逐渐显现，促使了劳动力就业结构出现“分异”的格局，即地区间高技能劳动力需求逐渐变大，对这一现象的主流解释是“技能偏向型”进步（姚洪心和王喜意，2009）。Leamer et al.（1998）认为在一般均衡条件下，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将更有利于低技能工人就业，而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则会更多地惠及高技能工人。从劳动力就业结构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学者均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其进行了研究。同时也不难发现，学者在对劳动力就业结构进行研究中，大多是从整体视角分析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动趋势和特征，如张桂文（2001）；从经济结构的变化出发，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迁移规律来研究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忽略了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存在区域差异性的特征，从而导致无法全面认识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此外，学者在研究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时，很少有学者从政策层面来分析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变动，无法捕捉就业结构的变动对政策性冲击所产生的市场反应。由于政策的变动会对市场的调节产生“突变”、“非对称性”的影响。因此，传统研究方法并没有考虑到“结构突变”所产生的影响，假设变量在受到突变性的外部冲击后，该变量经历了等速、连续调节的过程趋向稳定，并进而会导致研究结果出现偏差。

鉴于此，本文将采用Enders & Lee（2012）提出的灵活傅立叶非线性函数方法对我国省际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稳定性进行检验，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背景对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进行测度，以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自身变动特征为基点，通过对省际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稳定性进行分析，以期得到就业结构的区域差异性，并进而检验“孔雀东南飞”是否为当前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的特征。

三、实证分析

本文所研究的对象为我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的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由于历史数据统计不完善导致数据缺失，因此将排出本研究范围。我国自1978年进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出台了很多提高劳动力技能的政策，如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使得人口的整体受教育水平显著提高。鉴于此，本文在研究样本期为1978―2012年的基础上，考虑到就业结构受政策影响而发生结构突变的情况，本文采用非线性傅立叶函数对我国省际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稳定性进行检验。

由表1结果可以看出，对于大西北综合经济区而言，该经济区中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不平稳的原假设被拒绝，然而华北综合经济区、东南综合经济区、以及大西南综合经济区（重庆、云南除外）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不平稳的原假设也均被接受。换句话说，我国大部分地区劳动力就业结构存在发散趋势，不具有稳定、收敛的特征。同时，大西北综合经济区所有省份的F（k）统计量都显著，表明该综合经济区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呈非线性变化趋势。而大西南综合经济区虽然F（k）统计量都显著，但只有重庆和云南的τLM（）统计量显著，意味着除重庆和云南之外的其它地区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不稳定，呈现发散的特征。同样华北综合经济区和东南综合经济区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呈非线性变化特征，但τLM（）统计量不显著，表明这些地区的劳动力就业结构不稳定，意味着这些不具有收敛特点区域的劳动力就业结构无法自行恢复稳定，需要依靠地区产业模式进行引导，才能达到就业结构的稳定。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进行测度，利用有别于传统线性平稳性的检验方法，采用Enders & Lee（2012）所提出的傅立叶函数对1978―2012年期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劳动力就业结构的稳定性进行了检验。证结果表明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劳动力就业结构呈现稳定趋势，而华北综合经济区、东南综合经济区、大西南综合经济区（重庆、云南除外）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呈非线性发散趋势，意味着大西北综合经济区高技能劳动力所占比重相对较小，而其他综合经济区（重庆、云南除外）高技能劳动力所占比重相对较高，表明仅仅依靠市场调节作用尚不能控制发散区域的劳动力就业结构，验证了“孔雀东南飞”是当前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的主要特征，而且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与人力资本理论相符合。就人力资本而言，其范畴相对比较广泛，不仅包括教育，还包括健康状况；不仅包括学校教育，更包括人力资本积累。因此政府在加大教育投资的同时，重点是以扩大与就业结构相适应的教育投资，建立有利于就业和创业的体制机制，使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生等群体尽快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

参考文献：

[1]王爱文，莫荣，卢爱红.中国就业结构问题研究.管理世界，1995（4）：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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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营企业雇佣柔性机制模式

就业的快速发展是当达国家劳动力市场发展进程中显示出的一个共同趋势。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转轨期就业和失业压力的凸显，学术界对于新型的就业形式给予了较多关注。从本质上说，新的劳动力供求结合方式在实际中体现为组织日趋弹性的人力资源雇佣模式，它是催生企业雇佣柔性机制的根本动力。因此，组织人力资源雇佣模式的深刻变革是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1、民营企业传统雇佣模式的特征

传统就业形式所依存的微观基础是组织的相对刚性的静态劳动力雇佣模式，而这种雇佣模式的形成和柔性化演变内在于经济发展过程之中。

从工业化早期的工厂制度到福特制组织的发展逐步塑造了传统的劳动力(这期间劳动力并没有被视作人力资源)雇佣模式。刚性是这种雇佣模式最典型的特征，具体来说，其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层面：

(1)固定的工作地点。生产资料集中于工厂使生产过程必须在工厂内完成，这使得工厂成为劳动力稳定的工作地点。

(2)固定的工作时间。在传统雇佣模式下，劳动力的工作时间相对固定。标准工作时间是对固定工作时间的制度界定，每日八小时每周五日的工作时间是最为通行的标准工作时间。工作时间的固定化使大规模生产下的分工与协作可以发挥最大的效率。

(3)明确稳定的工作内容。工作设计是对组织进行工作划分并对每一种工作的职责和责任的界定。在传统的福特制组织内，工作设计强调对完整任务的高度分割和专门化，而且，每种工作内容(工作职责和任务)被明确界定，这种窄幅的工作设计极大地降低了工作的技能要求，使组织可以非常容易地为每种工作配置到相应的劳动力。由于外部市场需求的常规性和稳定性，机械式的福特制组织中的工作设置也具有稳定性，而与此同时，每个劳动力在组织中的工作内容也是相对稳定的。在传统组织中，劳动力工作内容变化的主要致因是其在同类工作等级链上的垂直流动，而传统组织的多层级的金字塔式结构使劳动力直线流动具有较大空间。

(4)长期的雇佣期限。劳动力需求是产品市场需求的派生物，因此，稳定可预测的产品需求也就使得传统组织的劳动力需求数量基本上趋于稳定，这是传统时期组织对其雇员的“雇佣安全”(指长期的雇佣)这一隐性承诺得以存续的重要先决条件。传统的雇佣关系的主要体现为内部化雇佣。内部化雇佣关注的是组织如何运用内部劳动力市场或其它机制来吸引和保持长久的全职雇员，其侧重点在于稳定和控制劳动力。具体做法是雇主们通过培训，使雇员掌握稳定、专业的技术，并给他们提供长期的全职工作，以获取雇员的忠诚和工作保证，而雇员通常被承诺在组织内部会有长远的职业生涯进步。维持长期的雇佣关系是传统时代组织雇佣模式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2、当代人力资源柔性雇佣模式的发展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还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经济全球化一个直接后果是企业间竞争的大大加剧。R.D’Aveni将企业组织所处的日趋高强度的竞争环境归结为超竞争。超竞争的实质是竞争周期的缩短。在这种环境中，组织很难建立和保持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即组织任何的竞争优势可能都是短期的、暂时的，都将会被竞争对手效仿、追赶或超越，而组织只有不断地打破现状，通过变革、速度、灵活性、创新才能获取竞争优势。超竞争环境中组织长期的成功不是维持原有的竞争优势，而是通过持续地创新赢得一系列暂时的竞争优势而达成的。

在这一时期，市场需求也在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变。随着信息技术的渗透和企业间激烈竞争引发的持续创新，顾客对商品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这使得产品需求与以往相比有了很大不同：市场需求不再具有同质性，多样化、个性化、易变性成为市场需求最根本的发展趋势，整个市场的主动权正在向买方倾斜。

信息发展驱动的超竞争和多变的市场需求打破了传统时期稳定的市场环境，动态、混沌、复杂和不可预测成为企业组织面对的新市场环境的本质特征。

企业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外部环境对其有直接影响。复杂多变的新环境要求组织必须具备柔性化能力。柔性代表着组织为了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而采取的必要的措施，其核心强调的是组织对环境变化的适应力、柔韧性以及反应力。柔性的组织结构形态是组织柔性能力的根本依托。为了提升组织结构的柔性，越来越多的组织采取各种方式对仅在传统稳定环境中有效率的金字塔型的机械式组织架构进行了调整和重构，如扁平化、精简、流程再造、外包等等，新的具有柔性的组织形态是扁平型的、以团队为工作单元、基于工作流程、以顾客为导向的有机式组织。

环境对组织柔性能力的要求使人力资源在当代成为组织最重要的资源。在动态不确定的环境中，伴随着组织形态的柔性演变和人力资源管理相应的创新，组织的人力资源雇佣模式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刚性雇佣模式正在向弹性人力资源雇佣模式不断演进。

（1）工作地点的柔性化

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和知识、信息逐步取代传统的物质资源，成为核心的生产要素，为工作地点突破传统的地理位置束缚创造了条件。在动荡环境中，变革、速度、灵活性和创新的压力使组织在人力资源使用中越来越注重工作地点的灵活性。基于信息技术的“远程工作”是实现工作地点灵活化的手段，它使雇员可以在组织固定工作场所以外的任何最适宜的地点(家里、顾客所在地、上下班途中、卫星通讯办公室等等)高效地工作。远程工作的兴起，是现代组织对其雇员合理工作地点的重新确定，它标志着工作场所由传统的集中固定逐步向弹性分散化转变。

（2）工作时间的柔性性化

工作时间的弹性化是弹性雇佣模式另一维度。显而易见，传统的每日八小时每周5日的刚性标准工作时间已无法适应动态复杂环境中柔性有机式组织的需要。对于很多跨国经营的企业组织来说，人力资源配置甚至需要达到24/7(每日24小时，每周7天)。工作时间的弹性化是现代柔性组织对雇员工作时间的创新性安排。其形式大体包括：

①灵活工作时间计划。这是一种以核心时间为中心而设计的弹性日工作时间方案。核心时间(比如上午10时到下午2时)是每个全职雇员都必须工作的时间，而在核心时间之外，雇员可自主选择工作的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但每日工作时间的总数要相当于标准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数。灵活工作时间计划使雇员有了一定的日工作时间自主安排权。

②压缩工作周制度。这种制度着眼于增大每周工作时间的灵活度。在实施这种制度的组织里，雇员每日8小时每周5日的工作时间被压缩在更少的工作日内，如每日10小时的4天工作制或者3天工作制。

③年度时间总额制。在这种时间安排方案中，雇员和组织须事先约定一年内工作时间的总数，而雇员每日、每周或者每月的具体工作时间往往和组织的具体经营状况密切相关。因此，在年度总工作时间的范围内，雇员的工作时间几乎具有完全的弹性。

④非全日工作制。这是将雇员的工作时间确定在低于标准工作时间总数的水平上的制度。推行这种制度的组织通常仍会将部分雇员工作时间总数维持在标准水平(即全职雇员)。这是目前在组织内最为普遍使用的一种弹性工作时间制度。

⑤工作分享制。它是非全日工作制的一种特殊形式，最常见的形式是由两个非全日制雇员共担一个全日制岗位的工作。

（3）工作内容的弹性化

传统稳定环境中的机械式组织的工作设计突出专业化和职能的分立，雇员的工作内容狭窄而稳定，且其职业生涯发展道路多是直线型的(沿着等级链升迁)，因而雇员的工作技能比较单一。在新环境中，柔性的有机式组织的战略必须随着市场变化不断地快速调整，组织的任务也因此不再具有传统时期的稳定性而是处于持续变化中，任务的多变性致使现代组织在柔性化过程中逐步摒弃了传统的工作设置体系而采用直接以任务为导向的灵活的工作设计：工作依据组织任务灵活划分；工作内容不再被明确界定；工作单元是团队而非个人。研究者称之为“无工作化”，并认为传统的工作概念已不合时宜。组织内的无工作化需要雇员具备对灵活任务的适应力，雇员作为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境下得以充分显示。因此，柔性组织非常注重运用多种方法帮助雇员获得多样化的技能来提高其对多变工作任务的适应性，如工作轮换、工作丰富化、培训、职业生涯管理等等，这些方法均促进了雇员在多种工作种类间横向、纵向地流动，从而使雇员的职业生涯发展道路呈现出螺旋状而非传统的直线形式。

（4）雇佣期限弹性化

传统条件下建立在组织内部化雇佣机制上的所有雇员的长期雇佣安全在柔性组织框架下也难以为继。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配备最经济的劳动力数量规模是组织柔性能力的内在要求。核心员工是企业的主要成员，是组织内关键任务的承担者，也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人力资本；而员工则负责相对次要的工作。两类雇员中，仅有核心员工可以获得全职工作并保有传统的长期雇佣安全(即组织对其有长期的雇佣承诺)，员工属于短期雇佣，不具有长期的雇佣安全。而柔性组织的员工不仅存在于企业内部，还存在企业外部，外部员工主要是因为组织将非核心业务外包(外包是现代柔性组织普遍使用的战略)而与组织发生实质上的雇佣关系。

与传统时期组织雇员的刚性数量相比，对雇员进行核心和的分层配置使组织在雇员数量层面具备了弹性，而在深层次上，这是雇佣关系由传统的单一的内部化雇佣向内——外部综合雇佣发展的结果。

非正式员工的存在，淡化了组织的外部边界，使组织规模有了高度的延展性，故增强了组织对环境的应变能力，这意味着雇佣期限由刚性向弹性发展是势不可挡的潮流。

3、民营企业选择柔性雇佣模式的效应分析

对组织而言，柔性雇佣模式的意义在于：组织可以根据外部环境从多方面灵活地调整人力资源使用状况，这是组织柔性能力不可或缺的内容；灵活工作时间、地点、内容有助于促进雇员绩效的改善进而提升组织绩效；灵活工作方式有利于组织对核心雇员的保留；非正式员工可以和多个组织存在雇佣关系，由此形成不同组织间的人力资本共享体系，使稀缺的人力资本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企业雇佣模式的柔性化也具有积极的社会经济意义。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它大大刺激了灵活就业的发展，有效地降低了失业率(这是近年来我国关注灵活就业发展的主要原因)。它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已被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所证明，所以，在发达国家一般都有专门的法律和政策鼓励组织多雇佣灵活就业者。此外，柔性雇佣制顺应了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服务型经济转型的这一大趋势，它的发展有助于加速经济形态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同时，柔性雇用模式还可以减轻城市交通压力(工作时间、地点非常灵活)，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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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参与率；灵活就业；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

Abstract:Since the late nineties of the twentiethcentury，accompanying the rapid population ageing，China’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has been in atrend of declining，and flexible employment in a trendof booming.These new trends of China labor market havebeen posing challenges to the old-age insurance sys-tem.The old-age insurance system should be adjustedand improved according to these new trends of China la-bor market.

Keywords:labor market;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flexible employment;old-age insurance

一、劳动力市场的新趋势1．劳动参与率下降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是反映在一定的人口结构下劳动力资源利用状况的两个指标，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之上则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得到了较好的利用。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其中经济活动人口指的是有劳动能力、并且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包括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而劳动年龄人口是指15~64岁的人口。截至目前为止国家统计部门还没有公布过关于劳动参与率的专门数据，因此这一数据需要进行推算。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对1998～2006年中国劳动参与率进行了推算，结果显示1998年的劳动参与率为84.65%，1999年略有下降，为84.57%，在2000年降至83.23%，尽管2001年劳动参与率升到83.73%，但随后在2002~2004年劳动参与率继续下降，2004年劳动参与率为81.

93%，2005年劳动参与率上升至83.44%，2006年则降到82.29%。

从总体上看，劳动参与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造成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导致年轻人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二是提前退休现象导致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三是再就业困难，导致一部分失业者失去寻找工作的信心和动力，成为“沮丧工人”而退出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参与率下降。

2．灵活就业日益普遍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力就业结构正发生着变化，在机关事业单位和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中的正规就业人员比重处于下降过程中；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灵活就业人员数量逐年增多，灵活就业日益成为吸纳劳动力的重要形式。所谓灵活就业，就是在正规单位或非正规单位中区别于正规就业的就业形式。这类就业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等方面更加具有灵活性，在保险福利、劳动关系上又常常是不具备确定的法律保障。灵活就业人员来源不仅有国企下岗人员、农村转移剩余劳动力，还包括知识阶层和大学毕业生等城市新增经济活动人口的部分人员，其中下岗人员多受雇于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或正规单位的非正规岗位、从事临时性、季节性工作；农村转移剩余劳动力多从事于建筑施工、餐饮服务、保安保洁、家政服务等工作；而知识阶层和大学毕业生等城市新增经济活动人口的部分人员多为自由职业者。灵活就业范围几乎涵盖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的一项研究，2003年灵活就业总量约为4700万，占城市就业总量的18%。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类似研究，2003年灵活就业占全部就业比重在17.5%左右。

3．人口老龄化将使未来劳动力供给减少联合国在1956年提出人口年龄类型的划分标准，其中对老年型国家的划分是：一个国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7%，按此标准中国在2000年成为老龄型国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将持续加快，预计21世纪中叶将迎来人口老龄化高峰，在这个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迅速增加，21世纪中叶以后人口老龄化速度将放慢。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在人口总量方面，随着生育率和出生率长期持续地下降，人口增长惯性大为减弱，预计到21世纪20年代人口总量将达到峰值，之后人口总量将逐步减少；在劳动力供给方面，预计从21世纪30年代开始，劳动力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将开始下降。有学者预计劳动力在总人口中比例将从未来20年间的60%以上，逐步下降到本世纪末略高于50%的水平。丰富廉价劳动力资源一直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优势，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缩减，将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养老保险制度带来不利影响。

二、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挑战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新趋势将给养老保险制度带来挑战，主要体现在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将加重养老保险负担，以及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难两个方面：1．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将加重养老保险负担劳动参与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意味着领取养老保险金的退休职工相对于向养老基金缴费的在职职工的比率是较高的，从而对养老保险基金产生直接的影响。根据我国现行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基金由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两部分组成，向社会统筹缴费的部分用于基础养老金的计发，体现社会再分配；向个人账户缴费的部分用于职工本人个人账户养老金的计发，体现效率性。社会统筹部分财务收支的平衡条件是：缴费率=工资替代率×赡养率，其中缴费率为在职职工养老保险缴费额与工资总额之比，工资替代率为退休职工的平均养老金与在职职工的平均工资之比，赡养率为退休职工与在职职工人数之比。这个等式表明，如果要维持工资替代率不变，赡养率越高，则缴费率就越高。然而企业和职工个人对缴费率的承受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当缴费率达到这一上限比率时，赡养率的进一步提高就意味着养老保险工资替代率需向下调整。然而养老金有向下的刚性，易涨不易降，其结果是使得养老保险制度面临财务危机。

2．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难

灵活就业的特点是流动性强，而现行养老保险制度是按照正规就业的特点设计和运作的，它以就业的稳定性和缴费的连续性为基础。在养老保险经办机构设置上是以用工单位为中心，主要面向用工单位实行参保人员的登记、申报及费用的征缴，缺乏专门针对灵活就业人员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养老保险经办机构难以掌握这类用人单位的经营现状、职工人数、职工收入等基本情况。

显然，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不能与灵活就业人员的特点相符。尽管近年来为方便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有的省、市社会保险机构设立了个人缴费窗口，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灵活就业人员办理日常性参保事务，但由于这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以个人自我管理为主，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在对这类就业人员参保的管理上受职能限制，强制力有限，使得参保不稳定。

三、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新趋势给养老保险制度带来了新问题，政府需要从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本身入手，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针对灵活就业改进养老保险制度，以解决劳动参与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给养老保险带来的冲击，以及灵活就业参保难的问题。

1．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

面对劳动参与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带来的挑战，我们应立足当前，尽可能使适龄劳动人口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目前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分为城镇和农村两个板块，城镇社会养老保险覆盖范围为城市中的就业人口，覆盖率从总体上看并不高，用人单位逃缴养老保险费、故意瞒报或漏报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的现象依然存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建设远滞后于城市，基本上还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土地成为农村人口养

老的主要经济保障。

对于城镇养老保险的扩面问题，首先，需要对养老保险制度转轨中形成的历史欠账明确责任，合理地测算缴费费率，以提高用人单位和就业人员参与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其次，应尽快出台《社会保险法》，加大养老保险推行的强制力，对恶意逃避参保的单位应加大惩罚力度，以尽快提高养老保险在个体、私营企业以及非正规部门的覆盖面，使更多的劳动者能够参加到养老保险制度中来。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加快制度构建的步伐，加大政府财政的投入力度，按东中西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定差异性的缴费和给付标准，将农村人口纳入到公共养老保险制度中来。

2．针对灵活就业改进养老保险制度首先，应考虑制定养老保险制度实施的弹性化标准。正规就业的养老保险制度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单位与劳动者个人共同缴费，这种模式应根据灵活就业的特点进行创新，特别是在缴费基数、缴费比例以及缴费方式上进行创新：在缴费基数上，可以考虑将养老保险缴费基数设定为不低于当地职工的最低工资，以减少灵活就业人员的负担；在缴费比例上，面向正规就业的养老保险费率高待遇高，成为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的障碍，应允许灵活就业人员以较低的费率参加养老保险；在缴费方式上，可考虑为灵活就业人员设定年度缴费额度并按年结算，只要在一年内的任何时间缴费达到额度，就视为该年正常缴费，以提供更为灵活便捷的缴费方式。

其次，完善养老保险管理信息技术，提高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的便捷度。为灵活就业人员建立个人永久性养老保险账户，根据其就业经历灵活缴费、累计计算缴费年限。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1月1日施行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对劳动者跨地区流动时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作了相关规定，极大地保障了跨地区流动的劳动者的养老权益。然而，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难题仍需更为细致的操作规程加以解决和规范。同时，应加快养老保险信息服务网络建设的步伐，逐步实现全国养老保险信息的电脑联网，达到数据共享、方便管理的目的，并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方便的缴费和查询服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积极性。注：本文系武汉市教育局2009年市属高校科研项目“武汉市建筑领域农民工欠薪难题破解”（项目编号：160）的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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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大学生就业；房价；均衡发展

经济发展与就业的关系：从理论上讲，一个经济政策如果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就可以促进就业，根据奥肯定律，实际GDP每增长2个百分点，实际失业率就会下降1个百分点，即就业率上升1个百分点。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方式、来源存在不合理之处，也就是我国的经济不是健康发展的，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都会促进就业，经济增长与就业在我国存在着非一致性，本文主要就是着眼于探究目前国家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调整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生产的要素结构，而这三个方面都有利于大学生就业

（一）在产业结构上，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第一产业在总体上不但难以继续扩张就业岗位，反而随着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农业科技的进步，进一步收缩就业岗位；第二产业也将伴随着结构优化与技术进步，不再有以往30年那样可持续扩张就业的空间，维护就业稳定将是主要目标。因此，对于包括大学毕业生在内的新增就业人口，增加就业岗位，关键要靠第三产业的发展，国家采取政策措施支持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就有利于大学生就业。

（二）在需求结构上，国家强调要着力破解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消费需求创造企业的生产供给，如果一国的消费购买力过于萎缩，那将限制生产并引起企业产品积压，制约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和扩大，同时导致居民就业岗位的丧失和收入下降；反之，如果国家实施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的战略，采取一些适宜措施来鼓励和推动城乡居民增加消费，以改善吃穿用享受水平，能够促进产品和劳务市场的热旺，而产品和劳务的生产需要大量劳动力来实现，因此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有利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从而有利于大学生就业。

（三）在要素结构上，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十二五规划强调，要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大学生相对而言都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理论知识掌握得比较扎实，这对于从事科学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可塑性强，思维普遍活跃，学习知识的能力强，他们对新鲜事物比较能够容易接受和适应，而一些新兴产业恰好很需要这些素质；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更有可能为企业开创全新的产品和市场，这对于很多企业尤其是创新型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二、推动地区均衡发展的政策，主要介绍推动西部、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

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东部地区形成主劳动力市场，具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更高的工资和生活条件，而在中西部地区形成次劳动力市场，发展机会有限，工资待遇低，生活条件差，而且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相对落后，对劳动力的有效需求很少。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导致了大部分大学毕业生都希望进入东部劳动力市场，而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很少有大学生选择。这样就导致了东部地区的劳动供给远远超过了有效需求，最终导致了大量大学生的失业。而推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政策措施则有利于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逐渐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促进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流动，从而促进大学生就业。

三、支持中小企业和非公企业发展，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的政策

2010年，民间投资迎来“大解放”，为民间投资创造良好环境。2010年3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明确要求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为民间投资创造良好环境。5月13日，国务院又进一步颁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7月26日，国务院又进一步公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要求国家发改委等中央部委、地方政府研究提出具体实施办法，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

非公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表现在首先我国的非公有制企业占了所有企业绝大部分，非公有制企业就业容量相对较大，相对而言可以吸纳更多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就业劳动力；另一方面，非公有制企业用工机制相对灵活，对求职者特别是大学生的吸引力比较大。因此，促进非公有企业的发展，可以为大学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这些岗位更具灵活性，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就业。

四、抑制房价过快增长的政策

2010年，国家出台了“史上最严厉楼市调控”，中央定调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各地方调控细则，多部门政策措施纷至沓来。调控房价，抑制房价过快上涨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而这两方面的作用都有利于大学生就业。首先，房价上涨过快引导了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业，实体经济受到冷落，而房地产属于资金密集型而并非知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尤其无法对更多的大学生创造就业机会。因此采取有效手段调控高房价，引导资金流向知识型和技术服务型产业，为大学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是缓解日趋严重的大学生就业问题的重要出路，对于解决大学生就业至关重要。其次，高房价对大学生就业的心态是有很大影响的，住房属于必需的生活资产，房价上涨过快导致待就业大学生就业心态失衡，中低收入职业根本无法达到大学生的购房预期，导致很多大学生高不成低不就，最终成为失业人员。因此，国家出台调控房价的政策，让高房价回归健康道路，有利于大学生对住房形成良好的预期，进而对就业收入有一个正确合理的预期，促进大学生就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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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高中阶段教育基本普及，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确立。根据这一目标，2020年之前，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将达90%以上，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从根本上推动我国迈入人力Y源强国和人才强国行列。为实现这一目标，目前我国高中阶段教育与发达国家有何差距？作为高中阶段教育重要主体的中等职业教育，其未来要呈现什么发展形态，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是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和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都要思考的问题。

从国际视野来看，在大多数OECD国家，高中阶段教育是义务教育的最后阶段，其同时担负着为学生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和劳动力市场，以及成为合格公民作准备的职能。同时，高中阶段教育也已经成为公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最低资格要求。从教育规模来看，根据OECD《教育概览》中提供的最新数据，2013年，OECD国家中至少90%的学龄人口参与了平均13年的正规教育。而从成人人口的教育水平来看，2013年，OECD国家中84%的25-34岁人口达到了高中阶段及以上教育水平，55-64岁人口的这一比例为67%。2005-2013年，OECD国家高中阶段教育完成率平均从80%提高到85%。这在一些欧洲国家增长特别快，如波兰从41%增长到86%，葡萄牙从5%提高到100%。从教育形式来看，为从根本应对人们日益增长的对高中阶段教育的需求以及对多样化课程内容的需求，在高中阶段教育普及过程中，发达国家普遍强调实现教育项目和类型的多样化，普通高中教育（general upper secondary education）、中等职业教育（vocational upper secondary education）和非正式高中阶段教育（non-informal upper secondary education）成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主要形式，特别是以工学结合为特征的职业教育项目成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力量，同时，各国还积极发展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两种学习形式相融合的综合性教育项目。平均来说，2013年，OECD国家中46%的青年人从高中阶段职业教育中毕业，2015-2013年，OECD国家普通高中完成率从49%增长到52%，职业教育完成率从43%增长到46%，两者的增长趋势也是一致的。在发展模式上，OECD国家的基本经验是，政府推动的九年义务教育普及模式和私人投资取向的高中阶段教育扩张模式都不能直接适应迅速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需要，最重要的是通过制度创新实现高中阶段教育类型的多样化和实施形式的灵活性，形成促进学习者向高等教育或劳动力市场过渡的更加灵活的教育路径。

总体来看，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一方面，中等职业教育是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也为中等职业教育的改革创新提供了重要契机。目前，在发展高端职业教育及中职生源减少的背景下，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出现了很大困境。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应利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契机，把中等职业教育作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中坚力量，同时，重新确立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实现中等职业教育的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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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就业问题日益严重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产物，非正规就业因具有就业准入低、劳动力容纳力大、机制运作灵活性等特点，成为许多新增劳动力选择的就业渠道之一，适应经济发展多样性的需要。但其发展不可避免地对体制改革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就业方式的灵活性与社会保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满足就业灵活性和保障性相统一，成为了非正规就业发展的重要课题。由此从非正规就业的理论及概念出发，概述中国灵活就业人口社会保障的现状，对未来的发展路径提供参考。

关键词：非正规就业；灵活就业；社会保障

非正规就业对缓解就业矛盾、提供就业机会方面的作用巨大，被称为吸纳劳动力的海绵和蓄水池。非正规就业的发展有着深层的理论渊源，国内外对非正规就业的定义在名称上有所差异，国外使用非正规就业概念，国内官方使用灵活就业概念，其实质是相同的。

一、国内外研究概述

关于非正规部门及非正规就业者的理论研究源自三大理论：传统就业理论、贫困就业理论和二元经济理论。传统就业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主张充分发挥政府和工会的作用，在国际贸易中采取有利于小企业的保护政策措施，并在经济运行各方面支持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是发展灵活就业的主要途径之一，可以通过灵活多样的用工方式增加就业机会，以促进经济发展。贫困就业理论认为，贫困是非正规就业产生的根源，正是由于城市失业和贫困化而引起的社会阶层分化，才促进了非正规就业的产生和繁荣。自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衰退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结构调整政策以来，非正规部门得到进一步发展，这说明非正规就业的存在与发展反映了社会的客观需求。二元经济理论的主要代表阿瑟・刘易斯通过构建一个二元的劳动力市场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现象，归纳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路径，即由农业部门转向非正规部门最终转至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同时也可以被理解为是灵活就业的发展趋势。

国外对非正规部门就业的界定多采用2006年世界银行的表述，“以获得收入为目的，在城市地区规模较小的单位中就业，其劳动关系是以临时雇用或社会关系而不是以契约为基础的”，其定义是从非正规就业规模和雇佣方式等方面出发的。在中国一般用灵活就业代替非正规部门就业使用，是指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几方面（至少一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工厂制度基础上的、传统的主流就业方式的各种就业形式的总称。由此可见，大多数国内学者从就业群体和用工方式灵活多样性等方面出发的。

二、非正规就业人员总量及社会保障现状

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国内学者对中国非正规就业人员总量的估计存在差异，何平等认为中国非正规就业的人员规模可能超过1.3亿人，于法鸣等估算出中国目前至少有六七千万人从事非正规就业，蔡认为中国非正规就业的比重在2001年已达到全部城镇就业的38%，2004年官方公布数据显示2003年中国灵活就业者总计不到4700万人。以非正规就业形势较活跃的上海为例，非正规就业人口的比例呈平稳上升的趋势，从2000年的8.7%，2007年上升到了10.9%。虽然在统计总量上存在疑义，但可以肯定的是非正规就业正以正规就业的补充形式，吸纳劳动力的数量不断攀升。

中国现行社会保险制度针对人群主要是有固定用人单位的正规就业形式，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问题，目前还未出台具有普适性的政策法规，虽然近年来地方出台了一些规定，一方面设计存在缺陷，缺乏适用性、便携性和灵活性，另一方面行政执行无力，对违法行为监督不严、执法不力和处罚不够的问题，使得还有很大一部分的灵活就业人员被排斥在现行社会保障体系之外。除此之外，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覆盖面小，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调查，近九成的农民工没有被工作单位的社会保险所覆盖。劳动和社会保障2006年统计数据较全面的反映了灵活就业人员及其社会保障的情况：2005年城镇就业者为27331万人，年末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仅13120万人，仅占城镇就业者的48%；非正规部门就业人员12648万人，年末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409万人，参保率仅为11.14%。总体来说，非正规就业者往往从事的是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不稳定、卫生及安全保护缺乏的工作，他们的社会保障状况亟需得到改善。

三、非正规部门人员社会保障发展路径

第一，明确劳动关系，加强非正规就业者的就业保障。签订劳动合同是就业保障中重要的一环，政府可依据《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监督企业与灵活就业者签订劳动合同，确保劳动者权益。除此之外，政府可鼓励与扶持工会的建立，利用工会谈判的优势，保障弱势群体的劳动权益；第二，明确参保项目，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的不同类型分步推进社会保险。例如下岗职工、农民工和自由职业者对社会保险具有不同的需求，应针对不用人群，循序渐进，避免一刀切造成的隐患；第三，设计制度，建立适合灵活就业人员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参保形式和缴费标准上，应根据灵活就业的特点，通过自愿和吸引的方式，实行比较灵活和优惠的政策，例如降低灵活就业者的参保门槛、降低缴费标准、实现个人账户的可携性。（作者单位：辽宁大学）

参考文献：

[1] 威廉・阿瑟・刘易斯著，施炜译，《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 何平，华迎放，《非正规就业群体社会保障问题研究》[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P26

[2] 丁金宏，冷熙亮，宋秀坤，《中国对非正规就业概念的移植与发展》[J]，中国人口科学，2001，（6），P9-10

[4] 劳动保障部规划财务司，《我国灵活就业情况统计分析》[J]，中国劳动，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