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活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环境治理活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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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和循环经济为指导，以提升我乡居民文明素质和农村文明程度为目标，以引导居民摒弃不文明、不卫生习惯为重点，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使广大群众在参与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中振奋精神，净化心灵，陶冶情操，提升素质，努力建设健康农村、礼仪农村、生态农村、法治农村、优美农村，为推动我乡农村发展经济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活动目标

以新农村建设为载体，以建设生态家园为重点，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为目标，达到民居美化、庭院洁净、村庄绿化、道路通畅、饮水安全，树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良好形象。通过今年村社环境治理达到“五改、三建、一净”，即80%的农户改水、改厕、改灶、改圈、改房，建池、建园、建家，100%农户达到房前院后、室内室外整洁干净。

三、活动内容

（一）抓好文明卫生：认真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开展多种形式的卫生科普知识宣传活动，有宣传内容的墙体标语和固定的宣传栏、宣传板报，移风易俗、道德风尚良好。

（二）开展环境治理：村容整洁，规划合理，村民住宅建设整齐有序。道路平整、无积水，路面清洁。村庄及道路两旁无柴草乱垛、粪土乱堆、垃圾乱倒、污水乱流，沟渠池塘清洁，无垃圾、杂草。

（三）推进五改三建：切实抓好农村改水、改路、改厨、改厕、改圈和建池、建房、建院坝，着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和居住环境，特别是大力推广“三沼”综合利用技术，发挥沼气建设的综合效益。

（四）创建五好家庭：开展“爱国守法，热心公益好；学习进取，爱岗敬业好；男女平等，尊老爱幼好；移风易俗，少生优育好；勤俭持家，保护环境好”五好家庭创建。

（五）治理面源污染：大力推广农业清洁工程，积极发展节约型农业，优化和减少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地膜的施用量，处理好畜禽粪便，禁止秸秆焚烧，减少农业面源污染。

（六）美丽乡村创建：加快建设生态人居环境、生产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建设生态文化，提高农民生态文明素养、形成农村生态文明新风尚，增强村民的可持续发展观念。

四、活动重点

（一）治理农村道路环境。一是整治通村油路、水泥路路面污损、占道堆码现象，保持路面干净，行驶顺畅。二是整治通村泥结石公路和社道路路面损毁、杂草丛生、水沟不畅等问题。三是整治通户石板路，彻底解决道路荒芜、通而不畅的问题。

（二）治理农户庭院环境。重点解决“五改三建”，整治农户乱排污水、乱堆杂物、乱倒垃圾、畜禽散养污染严重等现象，每个院户建一个垃圾池，搞好房前屋后清垃圾、清污水、清杂物、清污泥等，做到鸡、鸭归栏，狗打疫苗、拴养。

（三）治理农房建管环境。重点整治闲置农房保护、修缮，新建农房不按规划乱修乱建等现象。

（四）治理农民卫生环境。设置健康教育宣传专栏，推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大力推进卫生村创建活动,提升村民清洁卫生和保护环境的意识。

（五）治理农业生产环境。重点整治滥施高残留高浓度化肥农药、农用地膜白色污染严重和焚烧秸杆现象普遍等问题。

五、治理要求

大力加强宣传教育，不断完善基础设施，积极引导农村居民“十不”，促进农村居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一）不随地吐痰。重点加强农村居民卫生知识和传染疾病知识宣传，形成农民良好的生活习惯。

（二）不乱扔垃圾。引导农民定点堆放垃圾，及时清除垃圾，做到不乱扔、不乱堆乱放，农民每户修建一个垃圾填埋池。

（三）不乱贴乱画。特别是公路干线的农房不得随处喷涂或张贴广告，保持墙面整洁。

（四）不损坏公物。强化农民公共意识教育，不污损、毁坏、盗窃公共设施。不随意改变公共设施使用功能。

（五）不说粗话脏话。引导农民开善意顽笑，减少矛盾，避免口角，特别是要对农民宽容接纳、和谐沟通的教育，避免暴力肢体接触。引导农民参与健康的文化娱乐，不传播不健康语言、信息，不参与涉黄、涉毒、涉赌等非法活动。

（六）不乱摆乱放。引导农民规范堆码和摆放物品，保持室内外物品摆放有序、整洁，严格整治农民乱堆乱码的现象。

（七）不敞放养畜禽。引导农民圈养鸡鸭猪，拴养狗，避免畜禽粪便到处出现。

（八）不乱施农药。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和先进施药机械，，科学、合理施用农药，禁止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

（九）不乱丢农田废弃物。在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农田废弃物收集池，将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农业投入品包装袋（瓶）和地膜、塑料等废弃物集中分类收集、处理。

（十）不乱搭乱建。引导农民不乱拉电线、绳索，不乱修乱建。

六、保障措施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相关单位和各村（居）要把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村社”活动作为重要工作来抓，负责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进村社”活动的督导工作，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层层落实责任。

（二）强化宣传，营造氛围。各单位和各村（居）要通过召开动员会、在交通要道和村民集中点书写标语以及运用板报等多种形式，加强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进村社”活动的宣传，充分调动单位、群众参与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进“村社”活动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群众的文明意识、卫生意识、环保意识，形成群众自我管理、主动参与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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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学家考夫卡提出“行为环境”的概念对以上问题作出了直接回应，对我们的科学区域活动环境创设提出新的要求，他把环境分为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前者指的是物质环境与人际环境，而行为环境是幼儿有意识的参与进去，与物理环境互动时所形成的环境。也就是说，幼儿园中环境要素的陈列与堆砌并不能直接作用于幼儿，真正产生影响力的使幼儿与其互动形成的“行为环境”。

目前幼儿园科学区域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物质材料缺乏，或只按教师的意图，不能引起孩子参与的兴趣；也有教师看见孩子在区域中没有按自己的思路去操作就急不可耐地去讲解、说明，把区域当成自己“教”的舞台，把活动材料当成自己的道具……而我们的孩子是一个能动的个体，孩子对世界的认识更希望通过自己的探索得到，学习的过程也是他们主动探索、主动建构的过程，那么在科学区域中如何创设环境，正确的在区域投放材料，使幼儿与环境产生互动形成“行为环境”就显得非常重要。

一、创设鼓励幼儿探索的心理氛围

心理上的安全氛围是幼儿主动探究和学习活动的基础，也是培养幼儿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和品质的前提条件。教师要通过鼓励幼儿真正尝试、并支持探究那些不明确的想法，为他们建立一个安全的环境。也就是说，要为幼儿创造一种安全的学习和探究的心理环境，教师必须成为幼儿的支持者，了解并鼓励幼儿的意图、行动、解决问题的方式和创造性想法，挖掘每一个孩子探索活动的独特价值，使每一个孩子在探究活动中都有所发现，有成功的体验。

比如：自然角的仙人掌、芦荟、发芽的绿豆，他们都需要喝水，但是孩子们不知道不同的植物对水和阳光的需求量是不同的，他们很热情的帮助这些植物每天浇水，让他们晒太阳，结果，一星期下来，芦荟、仙人掌的根部有些发黑，芦荟的叶子发白，浸在水里绿豆长出了小芽，叠在最表面的一部分绿豆有些焦黑。当他们围在一起争论的时候，我抓住这一契机组织大家谈论植物生长是否水浇的越多就越好，晒太阳时间越长越好有的孩子介绍了自己家养植物的经验，使大家知道不同的植物对水的需求量是不同的，芦荟、仙人掌一星期浇一次水就行了，但要把土浇透，绿豆发芽的时候需要很多水，每天都要浇，保持湿润，芦荟不喜欢晒太阳，仙人掌喜欢多晒太阳，绿豆发芽也不喜欢晒太阳，否则绿豆芽会变老。由此可见，我们要给幼儿出错的权力，这样不仅可以了解原有的经验，为进一步指导幼儿提供了依据，也能通过幼儿探索的自然结果的反馈调整幼儿的认识。

二、投放利与幼儿探索的操作材料

考夫卡指出，个体行为需由作为刺激的环境因素来发动，行为环境本身具有动力特征，就如同磁场中的“引力中心” 牵引着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再者，皮亚杰的相互作用论告诉我们：儿童的认识发展是在其不断地与环境相互作用中获得的。幼儿的年龄特点决定了幼儿对周围物质世界的认识还是感性的、具体的、形象的，必须以事物和材料为中介，在很大程度上要借助对物体的直接操作。也就是说对于幼儿而言，操作材料是引发幼儿主动探索的刺激物，又是他们认识物质世界的中介和支柱。

比如：教师提供核桃、锤子、夹子、木板、积木、盘子、口袋、绳子、螺丝刀等材料，让幼儿探索怎样打开核桃。这些材料能引发幼儿想出很多办法，用锤子砸，用夹子夹、用积木敲、用木板压……孩子们在对这些材料的探索中，不断摸索出开核桃的方法，后来孩子们为了防止砸核桃时核桃弹开或滚掉，会用几个工具配合使用：用夹子夹住核桃，再用锤子砸；把核桃装在口袋里，用积木敲；用木板压住核桃，再使劲砸；先敲开一条缝，再用螺丝刀把核桃撬开等等。投放在区域中的材料引发了幼儿的探究活动，也使幼儿获得了知识经验。

另外，每个年龄段的幼儿，认知水平有着明显的差异，所以在提供和投放区域操作材料时还应注意幼儿的年龄特点及原有经验。如在探索“沉与浮”时，为小班幼儿提供了他们平时喜欢的水果：苹果、葡萄、桃子、枣子、梨等，这显然比石子、回形针更容易引起他们的兴趣，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而中班幼儿则是积木、塑料筐、塑料盆、玻璃球、磁铁泡沫板等，为大班幼儿提供的是回形针、塑料板、海绵、木板、硬币、木板、白纸、餐巾纸、棉花、橡皮泥等，这样能照顾到不同能力水平的幼儿，更好的引起幼儿操作兴趣和探究欲望。同时还应考虑到材料的数量，太多的材料使幼儿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太少的材料又会直接造成幼儿探索兴趣的减弱。

三、教师的支持性引导促进幼儿的主体参与度

我们知道：区域活动与集体活动相比，教师的主导作用变得隐性，幼儿的主体性变得明显，教师应该相信幼儿自己的学习能力，创造条件让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操作尝试，当幼儿犯了错误，可通过提问或提醒，使他得到更多信息，而给他正确的答案并不能使他信服。比如：孩子在玩万花筒时发现万花筒里的花纹变来变去真有趣，又会发现不同的万花筒里面的花纹不同，万花筒里怎么会有花纹？不同的万花筒里面的花纹为什么会不一样呢？里面到底藏了什么宝贝？针对这些问题，教师可以鼓励孩子拆装万花筒，既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又让孩子动手动脑，与万花筒充分互动，发现里面的秘密，积累、拓展、加深相关经验，丰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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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城市地处山东省，其中发育肥城盆地，盆地四周群山环布，山体多以中等或偏低为主。该区域气候夏秋多雨而冬春两季较为干旱，降水主要集中于每年的7、8月份，综合历年来对降水规律统计，年降水量约为662.7mm。区域显著的季节性降水变化使得盆地内多发育季节性河流，主要河流共16条，为客服当地降水分布的季节性变化，地方政府共修筑了11个水水库多以中、小型为主。肥城主要的工业类型为采矿业，肥城矿区则主要分布于肥城盆地的北侧区域。

采矿业发展之前，肥城主要以农业发展为主，盆地内多农田、草场及林地，自然环境良好。采矿业的发展为肥城带来了客观的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如今，矿区以内，区域自然环境已严重恶化。为避免环境进一步遭受破坏，相关部门须提高对该区采矿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的重视程度，并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对既已破坏的环境进行补救，这是肥城矿区内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保障生态安全的关键所在。

矿区开采对区域大气环境的影响

众所周知，矿区开采必将伴随有大量有毒有害物质的释放，其中，常见的有害物质包括SO2、CO、氧化氮系气体以及固体的悬浮颗粒等等，这些物质均会对矿业开发区大气环境造成恶劣的影响。SO2遇大气中水后会通过反应生成亚硫酸，这是酸雨的主要成分之一，矿区多降酸雨，即为受氧化硫系物质影响所致。CH4即甲烷，是主要的温室气体之一，大量释放后会与O3发生反应，导致大气中的臭氧层被破坏，从而致使全球变暖。其次，CH4也是矿区内瓦斯的主要组成气体，易燃易爆，浓度过高后易于导致矿区爆炸等事故。煤矿开采的过程中还会产生大量的CO2，大量排出大气后，同样会导致全球变暖，引发当地气候变化。且由于大规模的矿区开采，致使该区原有的植被遭到破坏，影响的区域的物质循环过程，大气循环遭到影响。

经当地环保部门调查可知，肥城市煤矿开采至今，其主要污染气体为前述氧化硫系物质、氧化氮系物质、一氧化碳以及悬浮颗粒物质等等。如今，这些有毒有害物质长期不经有效处理即排放入大气之中，导致肥城大气中CO2含量较其他地区明显偏高，CH4含量亦日益增加，加之大量可燃物质露天堆放在高温下引发自燃，长期接受风吹日晒导致物理风化等等现象，致使肥城采矿区内的大气、水体环境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岌岌可危。环境的破坏直接影响到了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质量，大量由于空气环境恶劣而导致的呼吸道疾病时有发生，严重威胁着居民的身心健康。

除却对大气环境造成破坏之外，肥城市煤矿的开采对于当地水体环境同样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就水动力条件而言，在煤矿投入开采之前，地下水由大气降水补给，并自盆地西南流出，水流方向与地表水的流经方向基本一致。如今，随着地下矿产的不断挖掘，地层内部形成了许多大小不一的漏斗状水体，这一改变使得原有的地下水动力已无法支撑地下水自地表溢出，须由人工提取方能取出（如图1）。同时，地下水的流速亦受矿区开采而变化。地层内部不同矿点间坡度发生变化，坡度差增大，水位差同时增大，水流速较之从前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2.矿区开采导致的水质演变

矿区投入开采之前，当地水体主要以供给居民生活所用及农林灌溉为主，随着采矿业的迅速发展，对于地下水的需求量日益提高，该区内主要河流康王河逐渐失去了地下水与地表水的经常性补给，发生断流。同时，由于采矿用水携带有大量的污染物质，加之当地对于污水处理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含有大量有害离子且高硬度、高矿化度的工业污水直接排放入当地水体中，水质遭受严重破坏。通过表1可知，当地水体矿化度较高，且石炭系含水地层F-含量较高，水体多以中性至中碱性为主，少见酸性水体。

3.矿区开采导致的地下水位变化

在矿区投入开发之前，直至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肥城市矿区地下水流始终保持着原有的天然水体状态，水体运动多为水平运动，少见垂直运动。由于地层中含水层之间发育孔隙度、渗透率较小的粘土岩层，故在不受外力影响的情况下，不同水层之间水体通常不发生串流，彼此影响较小。在煤矿开采之后，地表之下形成了大小数十个由于开采导致的地下水漏斗，这一变化使得原有的自然状态下地下水体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地下水位较从前而明显不同。

煤炭开采在地下进行，开采的同时导致地下地层发生缺失，从而必将引发地表的沉降塌陷现象。通过长期以来煤炭矿区的开发，地下岩体原有的状态遭受了严重的挖掘破坏，这便导致了开采区内围岩以及围岩周围的应力区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这些区域受重力作用，使得煤层围岩塌方变形，甚至发生位移、裂缝、滑落等等现象，这些现象严重后将延至地表，引发地表土层的松动滑踏。

肥城矿区开采地面呈不均匀盆地形下沉，当塌陷深度大于潜水水位埋深时，第四系孔隙水便向坑内汇集。矿区北部和东部不积水或很少积水，矿区南部和西部因塌坑深度大于地下水位埋深而造成大面积积水，且多为终年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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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颈内动脉狭窄；颈内动脉闭塞；表现类型；脑侧支循环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12-7150-01

根据相关研究，颈动脉狭窄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脑梗塞的发生，但是医学上关于颈动脉狭窄后侧枝循环建立的类型与临床表现类型以及颈动脉狭窄和脑梗塞关系的报道较少[1]。为了对它们的关系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本研究就110例颈内动脉狭窄或闭塞临床表现类型与脑侧支循环的关系作以下分析。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资料选取2012年9月――2013年6月我院神经内科收治的经DSA证实有颈内动脉闭塞或严重狭窄的110例患者，其中男61例，女49例；年龄32-81岁，平均（53.21±19.57）岁。根据患者院时的临床症状把他们分为3组：无症状组21例，即神经系统定位体征不明确，经头颅MRI检查，排除急性脑梗塞症状；短暂性脑缺血（TIA）组41例，脑缺血症状持续时间为

1.2 方法 使用数字减影机及改良Seldinger技术对全部患者的右股动脉进行穿刺，并把5F动脉鞘放入右股动脉内，通过导丝把5FPig造影管引入主动脉内，以实现弓造影，对患者主动脉分支血流及弓形态的情况进行观察，换用5F单弯导管分别放到椎动脉、颈总动脉开口处做诊断性造影，以对侧支循环代偿及造影血管狭窄情况有更进一步的了解[2]。全程都对患者的血压、血氧饱和度及心电进行检测及记录，根据北美症状性颈动脉狭窄试验法（NASCET；1-最狭窄处直径/狭窄远端正常直径×100%）把全部患者的颈内动脉血管狭窄率分为：阴性；闭塞；轻度狭窄（

1.3 统计学分析 使用SPSS17.0软件对患者的相关数据资料进行分析，使用（χ±s）表示计量资料，使用χ2对计数资料进行验检，P

2 结 果

2.1 颈内动脉狭窄或闭塞患者的基线特征 无症状组患者中，Willis动脉环开放例数为17例（80.95%）；TIA组患者中，Willis动脉环开放例数为35例（85.37%）；脑梗塞组患者中，Willis动脉环开放例数为26例（54.17%），由此可知，TIA组所占比例最高。

2.2 颈内动脉狭窄或闭塞患者的临床表现类型与血管病变情况的关系 对全部患者颈内动脉重度狭窄及闭塞情况进行分析可知：无症状组患者中，重度狭窄为70%-的有3例（14.29%），重度狭窄为80%-的有3例（14.29%），重度狭窄为90%-99%的有7例（33.33%），闭塞7例（33.33%）；TIA组患者中，重度狭窄为70%-的有4例（9.8%），重度狭窄为80%-的有7例（17.07%），重度狭窄为90%-99%的有15例（36.59%），闭塞14例（34.15%）；脑梗塞组患者中，重度狭窄为70%-的有6例（12.5%），重度狭窄为80%-的有7例（14.58%），重度狭窄为90%-99%的有9例（18.75%），闭塞24例（50%），由此可知，在3个分组中，重度狭窄程度在TIA组中比例最高（36.59%，闭塞在脑梗塞组比例最高（50%），3组患者临床表现类型和血管病变程度无明显差异（P>0.05），在统计上无意义。

2.3 颈内动脉窄或闭塞患者的颈内动脉病变部位多少和临床表现类型的关系 全部患者中，颈内动脉单部位病变57例（51.82%），多部位病变53例（48.18%），二者无明显差异（P>0.05），在统计上无意义。

2.4 颈内动脉窄或闭塞患者临床表现类型和侧支循环的关系 无症状组患者中，软脑膜吻合支开放13例，未开放8例；眼动脉支开放0例，未开放0例；前交通支开放17例，未开放4例；后交通支开放15例，未开放6例。TIA组患者中，软脑膜吻合支开放17例，未开放24例；眼动脉支开放11例，未开放30例；前交通支开放28例，未开放13例；后交通支开放24例，未开放17例。脑梗塞组患者中，软脑膜吻合支开放21例，未开放27例；眼动脉支开放8例，未开放40例；前交通支开放22例，未开放26例；后交通支开放19例，未开放29例。全部患者中，其中软脑膜吻合支开放51例，眼动脉支开放19例，前交通支开放67例，后交通支开放58例，由此可知，前交通支开放比例为最高（60.91%），无症状患者组中，前交通支开放的比例最高为80.95%。根据上述数据可知，颈内动脉窄或闭塞患者临床表现和不同侧支的开放情况无明显差异（P>0.05），在统计学上无意义。但无症状组患者中，颈内动脉闭塞严重或狭窄患者Willis动脉环侧支的开放数量要比Willis动脉环侧支不开放的数量高，差异明显（P

3 讨 论

根据相关研究，当患者颈内动脉狭窄动脉狭窄率为70%-99%时，其在2年内接受内科治疗时，有34.6%的概率会发生中风。颅内侧支循环对短暂性脑缺血及颈内动脉严重狭窄患者半球卒中的发生有较好的预防作用。分析患者的临床类型和侧支循环间的关系，对患者的治疗而言有着重要意义。

本研究发现，颈内动脉的临床表现类型和血管病变的部位数并没有比较明显的差异，3组患者中，血管病变部位数有一定联系。侧支循环会因血管狭窄而出现一定的开放性，但脑血管侧支循环的开放代偿能力及方法不同时，其影像学表现及临床临床表现类型通常会出现较大差异。Willis环中各侧支是脑血管侧支循环一级侧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变异情况、动脉的大小以血管中的开放速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对脑卒中风险及脑卒中患者的转归造成影响[3]。当患者出现脑血管病变时，其颈内动脉的开放的速度及代偿能力的好坏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临床的表现类型。PCOA和ACOA是Willis动脉环侧支循环中比较重要的两个侧支，PCOA和同侧前后循环相连，ACOA和左右两侧前循环相连，当ACOA在在颈内动脉出现闭塞或狭窄现象时，对左右大侧脑半球的代偿具有非常明显的作用，能在很大程度上保护患者的生命安全。本研究发现，ACOA开放与否并不会对临床表现类型造成影响，在两种代偿方式的影响下，患者缺血区域内的组织灌流会有所加快，从而能使脑组织的缺血情况得到有效缓解，进而可使患者的临床症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患者的侧支循环较好的时，CT扫描会显示正常或梗塞程度较轻常，此时，临床表现症状不明显，反之，当患者的侧支循环缺乏时，CT扫描就会显示梗塞情况较严重。本研究表明，Willis动脉环开放程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颈内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患者的临床表现类型，和TIA及无症状患者相比，脑梗塞患者Willis动脉环的开放比例有所减少。深入了解颈内动脉狭窄或闭塞临床表现类型与脑侧支循环的关系，对患者的康复治疗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刘斌，刘茂辉，李桂花，等.凯力康治疗急性脑梗塞的疗效及机理探讨[J].中国药物经济学，2012，（01）：12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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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有效决策

作者简介：王红梅，女，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从事政府绩效管理和环境规制研究；刘红岩，女，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现代农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从事公共政策与公共治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F810.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4-0065-07

引 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越来越多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问题凸显出来，严重影响了社会公众的生产和生活。环境问题具有普遍性和复杂性特点，涉及广泛的个体利益、群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加上环境问题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这就决定了仅仅依靠政府部门的力量是无法解决现有环境问题的。政府需要将公众参与引入环境治理的全过程当中，在提高社会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同时，使其充分地表达自身的环境利益诉求，加强环境社会监督，提高环境政策的可接受性和环境治理的有效性。

对于公众参与在环境治理领域的应用，国内外学者已有诸多研究。其中，国外学者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主要是将公众参与理念引入到以往以政府为主导的环境管理当中。例如，美国学者乔纳森提出公众参与是一种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和降低管理成本的有效途径[1]，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原田尚彦认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可以创造出符合公民福利最大化的环境政策[2]。在全球绝大部分范围内已经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给予认可的基础上，随后学者们主要关注具体环境资源项目、不同国家的差异以及公众参与主体构成等角度对世界各国开展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实践进行评价[3]。例如，托马斯・维勒（Thomas・Webler）和赛斯・图勒（Seth・Tuler）对森林资源管理中公众参与行为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一套评判是否实现有效参与的标准[4]（P566-595）。Luca Del Furiaa和Jane Wallace-Jonesb对意大利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实践进行了研究，认为应当给予公众更广泛的参与机会，这是提高参与有效性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5]（P457-479）。新近的研究主要是对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进行反思，有学者提出将公众参与引进环境治理领域不仅会增加管理成本和时间，而且公众参与的结果未必能够提高管理决策的科学性；也有学者认为不应否定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模式，而应该努力优化和改进公众参与过程，使其发挥更大功效。例如，安德鲁・J.格林利用统计学研究表明，环境治理效果与公众参与程度呈现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关系[6]（P435-488）。相比国外学者的研究，我国对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研究相对滞后，且大多遵循着国外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理论研究轨迹，结合我国国情的原创性研究很少见。例如，学者叶文虎对不同类别的公众参与方式作了详细的效用分析[7]；杨贤智关注公众在环境治理决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监督作用[8]；马晓明利用博弈论构建的环境谈判模型分析了环境治理谈判中可能涉及的各方利益情况，提出应进一步加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范围和力度[9]；徐晓明从经济学视角出发构建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效用函数，认为政府部门应当着力于拓宽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渠道，降低公众参与成本，以提升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效用[10]（P127-128）；问泽霞选取了上海某钢铁厂螺纹钢建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参与作为案例分析对象，指出公众在参与环评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1，认为公众很难真正客观地参与企业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当然也就很难指望其能有效完成法律赋予的义务和责任[11]（P62-66）。

从现有文献来看，已有研究聚焦于环境治理领域引入公众参与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以及公众参与在环境治理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和影响，而就公众参与对于环境治理的实际效用以及参与的有效性、治理的有效性，已有研究虽有涉入，但缺乏有效参与实现路径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分析框架。事实上，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公民社会建设的不断推进以及公众参与在诸多领域的深入应用，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已充分认识到公众参与在环境治理中的重要性并付诸了诸多努力，环境治理领域公众参与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也在不断强化。然而，我国的环境治理问题依旧严峻，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在参与范围、参与渠道、参与程序保障、参与回应性、问责机制和配套制度等方面还存在一系列问题，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和治理的有效性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在公众了解和参与环境治理的意识和能力随着互联网、移动智能设备、自媒体的日益普及已得到大幅提升的前提下，在环境治理问题备受关注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的有效性，进而提高环境治理的有效性，是政府和社会各界亟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为应对和解答这一问题，本文将从有效参与的角度切入，在借鉴约翰・托马斯公众参与有效决策模型的基础上，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模型，并以此作为分析框架对比剖析环境治理的多重典型案例，寻求和探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有效性不足的促成因素，提出提高我国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有效性，进而提高环境治理有效性的政策建议。

一、基于托马斯有效决策模型的我国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模型构建

（一）托马斯有效决策模型及其简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政府失效”和“市场失效”的双重存在以及政府治理创新的需要，政府和市场之外的公众参与浪潮兴起。面对迅猛发展的公众参与运动，约翰・托马斯教授提出，对于公众参与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简单阐述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上，而应当对公众参与进行理性、客观和全面的分析，尝试解决公众参与的实践问题。为此，约翰・托马斯教授开展了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设计了公众参与的有效决策模型，为公共管理者提供了一个平衡社会治理与公众参与的思考框架。

托马斯有效决策模型的核心变量有两个，一个是政策质量，另一个是政策的公众可接受性。一些公共政策问题更多地需要满足决策质量要求，也就是说，需要维持决策的专业化标准、立法命令、预算限制等要求。而其他一些公共政策问题则对公众可接受性有较大需求，即更看重公众对政策的可接受性或遵守程度。于是，对政策质量期望越高的公共问题，对公众参与的需求程度就越小；对政策接受性期望越高的公共问题，对吸纳公众参与的需求程度和分享决策权力的需求程度就越大。如果两种需求都很重要，那么就会存在要求增强公众参与和要求限制公众参与等不同观点的争议和平衡。

托马斯有效决策模型引入中国后，虽然部分国内学者对于托马斯公众参与的有效决策模型提出了诸多批评，但多数问题集中在模型适用条件不足、模型结构要素不完备两方面[12]（P104-105）。另有学者针对有效决策模型进行了本土化发展[13][14]（P102-105）。笔者认为，总体来看，托马斯有效决策模型是具有重要理论开创意义的基础模型，其所立足的美国公众参与实践与我国现阶段公众参与的研究和实践并无实质性差异，只是在具体形式和发展阶段上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该模型具备在差异性环境下作为基础改造模型的资质。基于此，笔者选取托马斯有效决策模型作为我国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模型设计的基础模型。

（二）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模型构建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赫伯特・西蒙曾提出“管理即决策”的观点，认为管理的全过程就是一个完整的决策过程。多元主体共同协作下的管理，本质上也是多元主体共同决策的治理过程。因此，本文所研究的环境治理过程，是指在多元主体（广泛的公众参与）基础上的环境决策全过程，包含决策制定、决策执行、决策评估以及决策反馈等四个环节。从这个角度来讲，托马斯有效决策模型并不能完整地回答社会公众具体如何参与环境治理以及如何有效地参与等问题。因此，笔者以约翰・托马斯的有效决策模型为基础，针对现有模型的问题和不足，参考我国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的具体国情，引入决策制定、执行、评估、反馈的环境治理全过程以及参与主体、参与形式、参与程度、参与评估、参与反馈和参与保障等六大参与维度，对模型进行重构，形成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模型，如图1所示。

上述模型中，参与主体是那些受到法律支持，能够以制度形式参与环境治理的个体或群体，主要包括公民、个人、专家、法人、其他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单位、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学会、消费者等。参与形式主要包括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讨论会和公开征求意见等传统形式，以及伴随着现代网络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而产生的电视辩论、网络论坛、手机短信、电子邮件、互动平台等方式；参与程度可以通过参与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予以界定，其中，参与广度可以通过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和参与渠道的广泛性加以反映，参与深度指公众参与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影响程度；参与评估是评估公众参与对公共决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产生的影响，即政府在多大程度上采取并实施了公众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以及公众参与的整个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政府环境治理活动的效率和效果；参与反馈是指政府部门对是否采纳公众提出的政策建议作出必要解释和回应，并及时反馈公众参与的评估结果；参与保障具体指能够保证社会公众切实有效地参与环境治理的各项制度和机制，包括立法、司法、行政等。

模型中六个参与维度与公共决策全过程相契合，进而提升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有效性。它们的契合之处体现在；第一，决策制定一般包括决策信息获取、利益主体博弈以及决策权力机关的最终决策三个步骤。在信息获取阶段，各类参与主体作为信息提供者、通过一定的参与形式（需求表达渠道），政府作为信息接受者和采纳者参与到决策制定中；在利益博弈阶段，各类参与主体凭借自己的表达、协商、对抗等手段对决策权力机构产生影响，甚至是施加压力，进而达到实现自己利益的目标，经过前两个环节，决策权力机关作出最终决策。在决策制定的过程中，社会公众的参与程度由公共部门根据决策质量或是决策可接受性的决策目标而决定。第二，各参与主体作为与决策事项利益关系最为密切的利益相关者，是决策实施和决策执行的对象，决策执行顺利与否取决于这些利益相关者的态度，而且他们在决策制定中的参与状况又决定了对决策执行的态度和执行力度。第三，决策评估和决策反馈对应于模型中的参与评估和参与反馈，是参与质量和决策质量的提升机制。第四，参与保障作为参与环境，也是决策制定全过程的环境，它们甚至共享某些制度性保障，如信息制度披露制度、听证会制度等。

二、我国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有效性的案例解析

为剖析我国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有效性及环境治理有效性的现实状况，笔者选取四个相关案例，根据本文构建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模型进行比较分析。案例的具体内容和比较分析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第一，从参与主体看，政府部门在四个案例中都居于主导地位，甚至是独立决策的地位；专家学者的参与更多是为政府部门服务，其客观性、科学性和中立性难以得到有效保证；而社会公众的参与极为有限，而且与政府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也直接影响其参与效果的实现。这表明，参与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参与素质、参与能力都和参与要求以及环境治理问题解决的要求不相匹配，急需提高。

第二，从参与形式看，参与形式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形式包括集体上访、游行、集会、开展“反建”签名活动、利用网络媒体的力量开展线上与线下双管齐下的方式等。然而，在部分矛盾尖锐的领域也出现了造谣、威胁、恐吓等非理性参与行为。这表明，在确保参与形式的可及性与可用性的同时，还要关注参与形式的选择性使用和可控性把握。

第三，从参与程度看，在决策制定阶段，社会公众的参与程度很低，对于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无法有效表达自身合法的利益诉求，在决策制定中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这表明，上述案例中的公众参与，只是形式参与，远未达到实质参与的层面。因此，参与的有效性和治理的有效性大打折扣，这也是各方虽然努力，环境治理问题却依然严峻的根源之一。

第四，从参与保障看，为公众的有效参与提供的各项政策、制度、程序、支持等保障没有得到实质落实，比如信息公开不足、科学知识普及不够、环境影响评价缺乏有效监督、传统上访渠道无法得到有效答复等。这表明，公众参与的制度机制、监督机制、技术条件支撑等仍处于缺失状态，甚至难以保证一次参与活动的完成，更无从保证有效参与和有效治理的实现，也就难以期待公众参与下的环境治理问题得以解决。

第五，从参与评估和参与反馈看，四个案例中均未涉及评估和反馈环节，这不仅是对评估和反馈的忽视，更是对参与效果的无视，是对有效参与和有效治理的漠视。这不仅不利于环境治理问题的解决，也不能及时发现各个决策环节和参与维度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无法形成参与质量和治理质量的提升机制。

综上，我国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的六个维度均存在各种有待于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参与有效性和治理有效性的实现程度较低，环境治理问题难以在公众参与下得到解决或者缓解。

三、提高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度的具体措施

模型构建和案例分析表明，基于托马斯有效决策模型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模型具有一定的工具价值和分析价值，它在环境治理领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环境治理案例解析结果显示，我国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和环境治理均存在有效性不足的问题，成因探究提示我们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以实现有效参与和有效治理，进而缓解或解决我国环境治理难题。一是要提高公众的参与意愿和参与积极性，只有自觉自愿的态度才能促成追求结果和有效性的参与活动。二是要提高参与主体的参与能力，参与一项活动需要公众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表达能力、组织能力、谈判能力等，对于环境治理领域而言，参与者还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因此，与参与活动不匹配的参与主体必定也不能带来有效参与。三是要强化参与反馈和参与回应，参与反馈和参与回应的缺失会使参与成为一种“作秀”，不仅会因利益表达得不到决策体现而挫伤参与者的积极性，还不能形成提高参与质量的良性循环上升机制。四是要构建参与的问责机制和奖惩机制，对于参与活动中的任何一个维度，只要存在问题，特别是妨碍有效参与和有效治理实现的问题，都要追究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并辅以相应的惩罚措施。当然，这需要首先确定参与标准和问责原则。五是要健全参与保障，制度保障、程序保障、技术条件保障等的缺失已成为公众参与领域的常态，在公众参与井喷式发展的今天，为提高参与效果和环境治理效果，必须完善各种保障条件，尤其是涉及到环境治理领域的参与制度建设。

当然，笔者所构建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模型尚处于理论探索阶段，缺乏量化研究基础上的修正，因此也存在一定的应用局限性，需要在今后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进一步加以延伸和拓展。此外，本研究选取的四个案例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但以此为基础展开对环境治理领域效果的问题剖析，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完善和修正这一不足，也是未来研究努力的方向。

参 考 文 献

[1] Free.Green. “A New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Jonathan H.Adler”，in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2001（24）.

[2] 原田尚彦：《环境法》，于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3] 王凤：《公众参与环保行为机理研究》，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

[4] Webler and Tuler. “Fairness and Competence in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from a Case Study”，in Administration Society，2000（32）.

[5] Luca Del Furiaa，Jane Wallace-Jonesb.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visions and quality of practices concern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IA in Italy”，i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2000（20）.

[6] Andrew J. Green.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Outcomes”，in Canadian Public Policy. 1997（4）.

[7] 叶文虎、栾胜基：《环境质量评价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8] 杨贤智：《环境管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9] 马晓明：《三方博弈与环境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0] 徐晓明：《环境领域中公众参与行为的经济分析》，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年第1期.

[11] 问泽霞：《公众参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市政分析――存在的问题及有效性分析》，载《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12] 陈胜勇，钟冬生，吴兴智：《让公民来当家：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和制度创新的浙江经验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3] 肖军飞：《精英与公民参与决策博弈的新视角――基于托马斯的有效决策模型》，载《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14] 刘红岩：《公民参与的有效决策模型再探讨》，载《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第1期.

篇6

按照《关于及时报送2013年矿山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任务报表的通知》的工作部署和要求，为加快推进我镇矿山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切实解决矿山生态环境综合问题，现根据我镇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指导原则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逐步建立我镇非煤矿山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机制。

目标任务

加大宣传力度，落实矿山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主体为矿山企业主，提高其做好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自觉性。同时完善相关的各种治理工程措施及植被恢复工作，将矿山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组织机构

镇政府成立“矿山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

成员：矿管所全体干部

下设办公室主任：

负责活动期间的综合协调、指导、督查工作。

工作内容

（一）时间：从2013年3月——2013年12月。

（二）主要内容：

1、深刻认识当前矿山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现状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是一项社会事业，需要社会的重视和投入，矿山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也是一样，可是一些矿山开采者只顾自己开矿得利，把生态环境保持和治理的投入推向社会和政府，相当一部分矿点生态环境治理保持工程投入很少，甚至没有投入。

2、制定我镇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任务分解表

按照《关于及时报送2013年矿山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任务报表的通知》的工作部署和要求。我镇将下达的具体任务数分解到各矿山，要求各矿山认真抓好落实，做好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确保按期完成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任务。并于每月20日交生态环境治理进度表至镇矿管办。

3、加大矿山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

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的投入机制。政府的投入主要用于规划、监督和重点工程治理，企业则要按照“谁破坏、谁治理”的方针，加大对治理的投入。要求企业按文件的部署和要求进行治理，对矿山企业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矿山生态环境治理责任，我镇将及时报新罗区矿管办进行查处。以确保矿山土地复垦及生态恢复、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等工作落在实处。

4、加大行政监管和执法力度

领导小组要明确职责，督促指导非煤矿山企业开展矿山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按照企业的分解任务，加强监管和检查，防止矿山地质坏境破坏。

活动要求

1、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切实增强工作的实效性，成立“矿山生态环境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各非煤矿山企业主要担负第一责任人认真组织好“矿山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力戒走过场，务求取得实效，强化对治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篇7

【关键词】共同前沿；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区域差异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目前，从我国环境治理投资的总体情况看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方面环境保护投资的总量还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环境保护所提出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环境保护投资的运行效率持续低下。在现代化高速发展的今天，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对资金的需求量都非常大，环境治理投资资金受到制约是无法避免的，如何在有限的资金约束下提高环境治理投资的效率，更好地实现污染治理，是目前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要问题，而这需要科学地测度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

二、文献综述

众多国内外学者对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国外，研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规模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主要使用均匀污染法和投入产出数学归纳法[1]。均匀污染法在确定环境保护投资最优规模时的重点和基础是找到环境保护投资的边际治理成本和环境污染的边际损害成本，但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找到这两种成本相等，限制了均衡污染法在现实中的应用。投入产出数学归纳法是对经济—环境在结构上的相互关系、活动状态进行明确分析，结合社会有限选择和扩大了的消耗可能性，确定综合平衡调整中环境保护投资的最优规模。艾里斯—尼斯模型建立在质量守恒定理应用基础上，其将经济系统物资应用引起的环境问题划分为一个重要类别方面作出了首创性研究[2]。维克托对艾里斯—尼斯的理论研究作了许多改进，为了计算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划，建立了加拿大经济的经验模型。在国内，研究重点集中在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环境治理投资进行定性分析并主要使用DEA模型对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进行定量分析。如冯健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供给角度剖析了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缺陷的存在，而导致农村环境污染及治理不足的成因[3]。杨艳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村环境治理不足并提出对策建议[4]。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定量分析研究中，从研究对象上主要分为两类：产业污染治理效率评价和区域污染治理效率评价，多使用CCR、BCC以及超效率等DEA模型进行运行效率、相对效率、静态与动态效率和影响因素分析。如袁华萍通过构建DEA-CCR模型对中国2005—2010年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效率进行DEA视窗分析[5]。兰明慧使用环保投资优先增长模型及DEA—CCR模型，分别对福建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运行效率及福建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相对效率进行实证分析[6]。陈雯采用DEA—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来研究华东地区各省市工业环境治理投资的静态和动态效率[7]。戴红昆利用DEA-C2R模型、BC2模型以及C2R超效率模型对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进行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评价[8]。王兵、罗佑军运用基于RAM的网络DEA模型对2001—2010年环境约束下中国区域工业生产效率、环境治理效率和综合效率进行了测算和分解，并对影响生产效率、环境治理效率和综合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9]。王俊霞、王荣采用DEA-TOBIL两阶段模型法，对西部地区的环境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10]。刘冰熙等借助修正后的三阶段BootstrappedDEA方法，对我国29个省份2007—2013年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去除外生变量和随机变量的影响后，我国各地市环境治理效率普遍呈现波浪形发展规律，但出现日趋恶化的趋势[11]。综上所述，虽然国内学者采用多种DEA模型来分析环境治理投资效率，但研究思路大都将所有省（市）基于统一的前沿面进行效率测度，并没有考虑区域发展基础、区位特点等个性因素，即忽略了区域之间的异质性。鉴于此，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考虑区域异质性特点，构建基于共同前沿的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模型，并对2012—2014年间我国31个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进行实证研究。

三、研究设计

（一）共同前沿模型

在传统的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DEA测度中，并未考虑各区域的地域限制、资源禀赋、政策导向等因素，认为不同区域是同质的，从而将各区域作为相同的决策单元，应用统一前沿面进行效率测算。但是，众所周知，各省（市）地理区位、资源禀赋、政策倾斜程度等均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导致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严重依赖其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先天要素，从而导致效率测度结果不真实。由此，借鉴Battes，O'Donnell对共同前沿模型的界定，将N个待评价区域划分为K（K≥1）个不同类型的组，X=（x1，x2，…，xm）为投入要素，Y=（y1，y2，…，ys）为产出要素，则第K个组的投入产出关系可以表示为Pk（x）=｛y：（x，y）∈Tk｝。Tk为第K组决策单元构成的生产可能集，而Pk（x）形成的前沿面可以称之为区域前沿面，所有Pk（x）共同构成的前沿面称为共同前沿面。

（二）指标体系构建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以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当前完成环保验收项目投资作为投入指标，以工业废水处理量、城市污水处理量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作为产出指标，构建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四、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2—2014年我国31个省（市）为研究样本，所取数据主要从《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4）》、《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2—2014）》等整理获得。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将31个省（市）根据经济带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群组，并分别在区域前沿面下和共同前沿面下测算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根据对表2的分析可得，2012—2014年我国整体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偏低，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70，年度效率值变化趋于稳定，极差仅为0.04。从三大地带来看，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除2012年低于全国均值外，其余年份都高于全国均值，且呈逐年上升趋势，由0.68上升至0.74。在东部11个省（市）中，北京、河北、广东三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处于有效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前沿面上，其余省（市）的效率值大部分在0.5到0.9之间，只有山东、天津两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一直低于0.5。中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虽然在2013年出现了下降，但是都高于全国均值，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是三大地带中最优的。其中，湖南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其余7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都大于0.7。由此可见，中部地区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普遍较高，且省（市）之间差异较小。与东、中部地区省（市）相比，西部地区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较低，且一直低于全国均值，仅为0.61。其中，青海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广西、云南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始终大于0.9，其他省（市）的效率值低于0.5，占西部总数的40%。由此可见，提升西部地区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对于全国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具有直观作用。据对表3的分析可得，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80，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较高，且年度效率值变化趋势平稳，但各省（市）之间差距较大。北京、河北、辽宁、广东四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最高，效率值始终为1，上海和福建的效率值也达到0.9以上，除天津外，其余省（市）的效率值都在0.5以上。中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达到0.96，最小值也有0.91。其中山西、吉林等5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其余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也都大于0.8。可见，中部地区各省（市）的环境效率水平普遍很高且各省（市）之间差距不大。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76。其中，广西、重庆、四川、云南、青海5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贵州、陕西、宁夏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较高，其余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都在0.5以下。可见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较高，但各省（市）之间差距很大。综上，在共同前沿面和区域前沿面下，我国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差异显著。总体来看，我国绝大多数省（市）在共同前沿面下和区域前沿面下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表现差异明显，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绝大多数省（市）在共同前沿面下和区域前沿面下表现差异巨大。以河南省为例，在共同前沿面下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只有0.77，效率水平较高，但在区域前沿面下河南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均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而东部地区个别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在两个前沿面下的表现差异也很巨大，例如辽宁省、福建省、山东省。这说明我国三大地带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都不高，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我国用于环境治理的投资虽然逐年增多但占GDP的比重一直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污染源治理和建设项目环保支出方面存在明显过度投资现象，合理有效配置环保支出的能力不足；我国政府与其他各方面的配合力度不够；我国环境保护与治理专项资金效率评价监管长效机制的构建不完善等。

五、结论

篇8

一、景德镇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投融资现状

景德镇市是依托高岭土资源发展起来的陶瓷工业城市，主要开采高岭土、陶岭土、石灰岩、砖瓦粘土和少量砂金以及煤矿，开采方式绝大部分为露天开采。矿山开采后，相继出现了土地及植被破坏、尾砂及（废）矸石堆放不当造成水土流失和崩滑流隐患、地下采空造成的地面变形或塌陷、矿山排水引起的水均衡破坏、水土污染等矿山地质环境问题，严重影响了矿区周边及下游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产秩序。由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历史欠账过多，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堪忧。尤其是矿山停采以后，矿山疏于管理，地质环境有日益恶化的趋势。

作为老矿业城市和资源枯竭性城市，景德镇矿山企业在我国具有代表性，在计划经济时期矿山企业以生产为主要任务，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被忽视，而矿产资源开发的收益和税收都上缴到国家。随着大量老矿山和开采点关闭停产，日积月累造成的严重环境代价在当代凸显；现存矿山企业也难以独立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需要国家投资支持。

根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组织申报2010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通知》，该市被列为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矿山地质重点治理工程区。2004―2008年期间，景德镇市共有5个矿山7批次申请到中央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扶助资金，总计金额2600万元（见表1）。

2010―2012年景德镇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重点工程投入经费由中央财政申请治理工程资金和地方政府配套资金两部分组成，以中央财政治理资金为主，具体如图1所示。

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投融资主要问题

通过实地调研，与景德镇市部分矿山企业和相关管理部门座谈，发现该市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其治理的投融资环节中存在部分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我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投融资面临的突出问题，景德镇具有典型代表性。

1、投融资机制不健全，历史遗留治理任务重

景德镇市作为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其高岭土资源已开采数百年，即使从上世纪80年代算起，部分矿山开采至今也已近尾声，遗留下的是老矿山的地质环境治理问题。目前，在国家政策层面针对新建、在建矿山实行“谁开发，谁负责；谁污染，谁治理”政策，治理与审批挂钩，治理投入有保证金保障。但是，对于景德镇历史上大量矿山开发资源遗留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问题来说，仅仅依靠政府税收来推动，远远不能满足这项耗时长、投资大的事业的资金需要，亟需建立健全针对市场引导的矿山地质环境投融资机制。

2、投资主体单一，多渠道主体投资参与度不高

1988年《土地复垦规定》出台前已经闭坑的矿山由于责任主体已经缺失，当时又无相应的治理资金账户，本部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责任人为政府；《土地复垦规定》出台后，我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责任主体主要是污染者。基于以上原因，我国现行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投融资模式主要有三种：政府投资-管理模式；污染企业投资-管理模式；污染企业与政府共同投资-污染企业管理模式。

景德镇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投资资金和小部分地方配套资金，是典型的政府投资管理模式，即政府财政资金是投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资金和管理主体。这种情况与我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资金来源情况一致。根据2012年国土资源公报数据（见图2），我国投入矿山环境治理资金106.1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46.80亿元，地方财政投入35.43亿元。恢复治理矿山6112个，累计3.2万个；恢复治理面积10.18万公顷，累计62.52万公顷。

3、投融资渠道陈旧，资本市场筹资功能未显现

资源开发导致的地质环境治理的投入不仅需要政府的政策性引导资金，更重要的是吸纳社会资金，用于恢复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地质环境问题。传统意义上的投融资渠道主要有银行、基金、国债等。银行贷款是矿山企业环境治理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有关问题的通知》对从事环境保护和治理污染项目有根据经济效益和还款能力给予择优扶持的规定。但对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中的中小型企业而言，由于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景德镇矿山企业主要是开采价值较低的高岭土的（问题最好能通过类似方式跟景德镇挂上钩）中小企业，其获得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较难。

三、对我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投融资模式的建议

虽然近年来针对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投资支出比例加大，但对大量历史存留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问题和部分新产生的问题来说，国家财政投资的数量不能满足治理需要。为完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投融资机制，加快建设矿产开发领域的生态文明，提出如下投融资建议。

1、加大财政对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激励政策

（1）设立专项财政基金。对于资源开发过程中，需要资金支持并且资金用于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有资质企业，专项资金予以支持；对于进行过资源开发，但是尚未治理（含历史遗留问题）对居民生活影响严重的地质环境问题，财政基金应该予以支持；对于未改制，并且承担较大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缺乏保护和治理资金的，财政专项基金需支持。

（2）加大地方和中央政府对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活化筹集财政性投入的方式，如财政信用方式，投资重点放在公益性较强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跨地区的地质环境综合治理以及基础学科研究上。

（3）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经费纳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并逐年增加数额。结合本地财政实际状况，各级政府每年从预算内支出部分资金用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此外，在政府出台优惠政策吸引的各项预算外资金中，统筹部分用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

（4）增强财政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刚性约束力，加大企业不投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的压力。

2、拓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投融资渠道，政府主导与市场主导投融资模式并行

（1）设立资源开发企业参与地质环境治理的专项资金账户。资源开发企业应该是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的主体，参与资源开发的企业必须在银行建立单独的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专项账户，预留企业从事资源开发不低于10%的利润用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

（2）发行矿山地质治理的专项国债、专项债券。利用国家信用和资源配置优势发行用于矿上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的国债，使其成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长期、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对于治理后收益率较高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国家政策适度倾斜，鼓励金融机构发行专项债券筹资。

（3）加强银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信贷融资力度。建立和完善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多元化金融机构组织体系，适当增加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的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针对商业银行实行货币政策倾斜性，放宽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的企业获取贷款的条件；政策性银行全力支持有利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投资项目和信贷融资，用低于社会的贷款利率提高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企业的积极性，存贷利差可由中央财政专项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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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府人员与大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薄弱。

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出现了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政府部门的内部人员尽管做着环境治理工作，但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进行一些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只停留在表面，没有做到充分的理解，也没有在实际中践行。这样就导致城镇化建设中生态环境污染等问题越发严重。此外，我国还没有设置专门的环境保护课程，缺乏环境教育，造成大众环境保护意识淡薄，这也是导致城镇化建设中生态环境治理效果不显著的原因。一直以来，各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还处于喊口号的状态，并没有真正的采取措施去保护环境，导致我国城镇化的环境保护工作远远落后于城镇化的发展建设。现阶段，我国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工作人才非常少，现有的人才在生态保护经验与生态知识积累方面普遍较差。

2）法律法规不健全。

环境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也是城镇化进程中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之一。西方国家在环境治理方面有着十分丰富的经验，我国的环境治理工作起步较晚，治理经验不足，在法律法规方面还需要改善与健全。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才通过了环境保护法，之后又出台了十多部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法规措施、法律。尽管如此，但在法律法规等方面仍存着很多问题：首先，在范围上。我国关于环境保护的立法范围过小，对于一些需要重点保护的领域，没有提出明确的法律规定，法律界定尚不清晰。缺乏对违法企业进行惩治的处罚标准，执法难度较大。其次，在数量上。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数量与西方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第三，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已经落后。目前，我国很多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与法规都是在很早以前制定的，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下的社会发展要求，在具体实施中存在很多盲点。第四，对政府环境行为规范方面，缺少具体的法律法规，造成政府下级单位应付上级单位现象越来越严重。第五，现行的环境法律过于宽泛，没有具体针对性。大多环境污染防治法律法规都是针对城市的，没有具体针对城镇化建设的环境保护法律。当下，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环境问题越发严重，完善法律法规已经势在必行。

3）治理方式单一。

在城镇化建设中，人口多、环境污染严重、经济条件不足等因素严重影响着我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我国在城镇化环境治理方面经验不丰富、研究不充分，治理方式单一又落后，且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一方面，政府直接控制治理模式虽然具有行政优势，但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政府不但要发挥主导作用，还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且治理的长期性决定了政府主导的长期性和资金投入的长期性，这将给政府带来沉重的工作负担和经济负担。另一方面，我国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主要采取的手段是单一式的行政手段。虽然行政手段具有效果快、无偿性、权威性、以及强制性等特点，但政府关注的重点还是效果快这一特点。很多政府官员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或是提高自己的政绩，采用行政手段在短时间内取得治理效果，忽视了生态环境需要长期治理的特点。比如，汽车的单双号限行、高污染企业搬迁或是暂时停止生产等，这些都是短期的环境治理手段，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二、解决的对策

（一）提高政府人员与大众的环境保护意识

我国政府人员与普通大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明显不足，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提高与加强。第一，教育部门应将环境保护学习纳入教学内容中，在幼儿园、小学、中学中加设环境保护课程，从小培养国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让其了解环境保护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进而树立环境保护观念，通过实际行为真正做到保护环境。同时，学生的环境保护教育还可以影响到其整个家庭的环境保护意识和行为。第二，我国成人人口占总人口的74.0%，占据了人口数量的大半部分。成人群体是环境保护的主力军，同时也是需要进行环境保护教育的主体。因为成年人的观念已经形成，要培养其环境保护意识具有一定的难度。可以通过开设免费环境保护课堂的方式对成年群体进行环境保护教育，或者在网上专门开通环境保护资源下载渠道，免费为广大群众提供环境保护学习资源。

（二）完善法律法规

通过完善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可以提高政府对环境保护的监管力度，在立法上保障生态环境治理工作顺利开展。主要措施有：第一，用法律形式明确企业在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中的义务与权利，采用激励政策促进企业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自己的力量，提高企业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责任感；第二，完善我国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提高执法的可操作性和规范性；第三，国家应制定详细而又严格的处罚条例，加大对环境违反行为的检查与打击力度，健全环保部门的责任制度，对于环境违法情况，既要处罚违法人员或单位，还要对环保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进行处罚，从而有效的减少环境违法现象。

（三）改善环境治理手段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治理还主要依赖政府的行政手段。政府通过采取强制性的措施来强行进行环境治理工作，但效果并不理想。强制性的方式不但很容易引起群众的反抗心理，还会导致企业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大大降低。结合西方国家的环境治理经验，在未来，我国可以采用经济手段来进行环境治理。比如，采取污染税制、自愿协议等。加强激励手段的运用，充分调动企业环境治理的热情，让更多企业自发的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中来。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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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市；环境治理；问题；解决对策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城市环境治理的相关内涵

所谓城市环境治理是指的为了维护城市区域的环境秩序和环境安全，实现城市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各级管理者和国家和当地的环境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技术和教育等各种手段，调控人类生产生活行为，协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限制人类损害城市环境质量的活动的有关行为的总称。在这里应突出以下两个方面：城市环境治理的核心是对人类行为的治理；城市环境治理强调协调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二、我国城市环境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政府及公民对城市环境治理的认识缺乏。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深入，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环保意识有了迅速提高，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多数地区的环境状况还不乐观，社员的环境意识和环境伦理道德水平不够高，参与公共环境保护的自觉性也不够强。相当一部分企业仍为当前经济利益而不严格遵守城市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抵制环保执法、任意违规排污的现象仍较普遍。社会各界对城市环境保护的意识不高仍是制约中国城市环境治理工作开展的重要因素。

（2）城市环境治理政策不够完善。城市环境治理是政府部门的工作要务，为了使政府的工作有序和高效的进行，必须辅之以良好的政策作为保障和引导。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属于政府主导型，政府行为贯穿于环境保护的各个领域和环节，企业则是环境政策的被动接受者，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方

式和渠道少。为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和保证行动的正确性，首先要落实法律。环保法律对政府环境管理部门授予很大的权力，对社会各界却分配很少权力，尤其缺乏利益激励。这样的不平衡状态影响了积极性、主动性，更直接减少了本该得到的效果。环境政策中强制性政策占据了主要地位，而具有激励作用的环境经济政策的应用则很有限。此外，受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中国环境政策的某些环保机构缺乏决策与管理能力，执法监督不力不严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环境政策实施的效果不好也在意料之内。

（3）城市快速的经济发展给城市环境治理带来巨大的压力。中国已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往往是资源环境矛盾凸显的时期。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中还面临着更为特殊的国情：拥有庞大的人口，其中低素质的人口和贫困人口比例很大；自然资源基础薄弱，人均占有量十分贫乏，土地、水可供量很少，环境容量狭小；科学技术基础薄弱和国民文化素质与环境意识不高的问题在短期内不会得到解决；全国城市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突出。

（4）城市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产业水平较低，能源资源消耗比较高，及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国家。这样的事实扭转的难点在于资金的匮乏，导致欠帐很多，特别是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和危险废物处置等建设能力尤显不足。煤炭消耗量非常高，直

接导致了二氧化硫的过度污染；污水处理厂严重缺乏，导致几百个城市无法正常使用污水处理工序；垃圾无害化处理缓慢，严重影响了空气质量和水源质量。随着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人口迅速向城市聚集，城市环境治理对环境基础设施的需求迅速增长，城市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的现状将使城市环境问题更加突出。

三、解决中国城市环境治理问题的主要措施

（1）进一步完善城市环境治理的政策措施。主要是针对实施城市环境治理政策的重要措施。配合政策实行严格的城市发展规划制度。要以城市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为依据，制定城市发展规划。内容包括：从区域整体出发，统筹考虑城镇与乡村的协调发展；调整城市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统筹安排和合理布局区域基础设施，实现基础设施的区域共享和有效利用；把合理划分城市功能、合理布局工业和城市交通作为首要的规划目标。大力加强城市环境保护立法工作，把环境保护和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最具威力的制度是法

律，要加快环保立法步伐，强化法规、规章的作用，将实践中的成功做法和先进经验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修改《环境保护法》，将其上升为国家基本法律，并在其中规定政府、企业和公众等不同主体的基本环境权利和义务，特别是各级政府的环境责任以及相应的监督考核机制，环境管理的基本权能和执法手段等内容。

（2）进一步加强城市环境治理的立法措施。环境立法措施是规范城市环境治理的重要保障。从制约力角度讲，法律起到了有效的制约作用，能够约束各界

人士的行为，强制大家履行义务、行使权利；从环保资金建设角度讲，环保立法可以通过征税、征费等角度设立门槛，既提高了环保的标准和环境治理的效率，又能积蓄一部分环境治理资金，解决资金不充足的问题。环境立法包括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以及国际立法等，可以效仿发达国家，可分为环境行政立法、环境经济立法与环境刑事立法等。其中，环境经济立法中采用的较为普遍的是环境保护费的征收、排污许可证及排污权的交易制度、经济刺激制度、税收和抵押金制度，以及环境发展基金、环境损害保险金等经济手段。我国要大力加强城市环境保

护立法工作，把环境保护和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制度体系中，最具威力的制度是法律，要加快环保立法步伐，强化法规、规章的作用，将实践中的成功做法和先进经验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修改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将其上升为国家基本法律，并在其中规定政府、企业和公众等不同主体

的基本环境权利和义务，特别是各级政府的环境责任以及相应的监督考核机制，环境管理的基本权能和执法手段等内容。

（3）城市环境治理的教育措施。环境教育措施是落实城市环境治理内容的思想保障。所谓环境教育就是使参与者认识和理解人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爱护环境，提高全社会的保护环境意识。1972 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指出“教育是环境发展过程的核心”，提出了“发展环境教育”的口号。环境教育由此成为世界各国学科教育的重要主题。中国应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一道，积极落实环境治理的教育工作。

（4）城市环境治理的技术措施。要加强环境治理的基础设施建设，就必须先巩固技术，争取找到成本低廉、效果优异的环境治理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的方

法。环境技术措施是城市环境治理定量管理的重要尺度。环境技术是指防治环境污染、环境破坏和改善环境的相关技术，一般包括专门的治污技术、环境管理技术、各种综合利用技术以及预防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技术。

（5）城市环境治理的制度措施。落实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指标层层分解，落实到基层和排污单位。加强污染物排放监测和统计。综合运用排污许可、排污收费、强制淘汰、限期治理和环境影响评价等各项环境管理制度和手段，实现总量控制目标。建立强制回收制度、代处置制度等环境治理先进制度。强制回收制度是为了防止污染发生转移，规定强制报废设备和对部分有毒废旧物品由生产者和销售者负责集中回收，再交由专门处理单位处理的制度；代处置制度是指排污企业与按照市场化模式运营的专业污染处理单位签订协议，委托专业单位治理产生的污染，委托方支付污染处置费的制度。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