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的问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宏观经济的问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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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热，经济冷

从工业增加值看，中国经济增速从2012年开始有所下降，从过去的14%～15%下滑至10%～11%附近，未来两位数的工业增长亦未必能撑住，反观融资仍然较多——尽管信贷增速基本平稳，但表外融资突飞猛进。可以说，过去两年影子银行担任了中国经济的供血职能（见图1）。 图2反映的是一年企业新增存款占社会净融资的比例指标，2008年之前，该比例在60%附近，即每100元社会净融资，可以形成60元当年的增量。但过去几年，这一指标跌了30个百分点，到2012年只有28.06%。社会净融资规模愈加庞大，但真正形成增量的比例越来越小，钱去了哪儿？维系存量债务的存续可能是答案。

2013年一季度存款整体同比多增2.35万亿元，主要的贡献是企业存款同比多增了1.8万亿元。一季度社会融资总量同比多增2.26万亿元，其中人民币信贷同比多增了2900亿元，主要多增的贡献是信贷以外的委托信托企业贷同比多增1.24万亿元。影子银行的融资相当部分要帮助即将要到期的债务存续与滚动。从这个角度来看，需要继续观察二季度的中长期信贷和企业存款的变化。一季度增加的1.68万亿元企业存款，可能有相当部分进入不了实体。

库存周期

经济周期并非自然规律，经济周期是人的活动，它不是原因，是结果。划周期是为了总结、理解过去发生的经济现象，便于未来的分析，总结出的结论有一定的成功性，但不保证未来一定会如此发生。

从图3、图4可以看出，如果经济真正转强，则中国出厂价格的PPI指数和原料库存要出现上升的势头，即从2012年10月开始的回升势头将会越来越强地持续下去，但是这两个指标在2013年3月已经开始全面走稳，3月PPI同比下降1.9%，4月PPI更是下降了2.6%，原料库存上升的势头在3月也出现了变化。

如果总需求真正转强，经济开始转好，则生产企业从生产到流通的各个环节，大部分应该都能看到越来越强劲的上升趋势。但从PMI分项指数来看，无论是需求订单、生产、产成品库存、原料购进价格趋势均向下，原材料库存在2013年3月也开始拐头下行，说明这一次经济的反弹，甚至可以说连被动减库存阶段的特征都不符合，何谈库存周期的第四个阶段主动补库存？这只能说明一点，经济的总需求从品质上讲仍然羸弱，所以经济迟迟走不出去库存的阶段（见图5、图6）。

中国的产能周期和债务周期可能已经进入顶部时间窗口。从2009年开始，中国经济的杠杆率上升了60个百分点。产能和债务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产能是实物经济，债务是金融经济，产能过剩在金融层面的映射实际上就是债务的堆积。背后的逻辑是，由于产能过剩，项目投下去以后难以产生现金流，投资回报极低，收入产生的速度远远滞后于债务，因此表现在金融层面的特征就是债务的堆积，而债务杠杆的上升又反过头来对总需求形成极大的制约（见图7）。

中国经济为什么从2010年中期以来，基本上不断下台阶，且中间没有过一次强劲的反抽呢？中国经济当前的问题，本质和西方经济面临的问题完全一致，即债务问题，是“债务紧缩了需求”，所以羸弱的需求可能使得所谓“合适的”的库存水平不断下移。从历史数据看，似乎中国的库存降到了过去十年的低点，但是整个经济的基本面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因素、很多因素都在发生变化，所以不能用历史数据简单去看当前库存水平的高低，中国经济目前“合适”的库存水平可能已经显著降低了。

流动性宽松的窗口

我们认为流动性宽松可能还能持续，因为中国2012年11月以后的流动性宽松，是一种衰退式的宽松。在中国，流动性的衡量标准往往要看价格，而非看总量。总量大致能说明经济中的融资需求非常旺盛，但并不能说明经济中间资金面宽松。真正反映流动性宽松出的唯一维度就是价格，而价格是由供求两面决定的。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流动性绝对宽松的时点或已过去，2013年一季度社会净融资达到6.6万亿元，后续还能有持续高量的社会净融资吗？随着经济重新走入下行轨道，并且开始加速，未来经济中间的融资需求将比资金供给下滑得更快，直接表现到融资市场就是融资的竞争性下降。综合供求两方面来看，未来流动性可能还在边际改善之中（见图8）。

观察流动性，需从以下三点去体会：

一是要看现在经济中融资需求最旺盛的两个主体——政府和地产。党的十后出台的一系列文件都是针对怎样清理前任留下的巨大债务包袱。2013年银监会的8号文、10号文等等一系列文件都是针对清理旧有债务累计。从未来的政策导向来看，融资需求最旺盛的两个主体：政府和地产，都会受到明显的融资抑制，短线将使得融资市场的竞争性下降，债务供给的压力减轻。

二是要看中央银行的态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增长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就需要抑制地方投资扩张的冲动、治理债务危机。在此背景下，中央银行将积极配合，因为地方政府投资得到了抑制，通胀就不会成为未来中国的主要问题，而是“温吞水”。过去十年，央行和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配合较为纠结，一边要保增长、促增长，一边又要宏观调控、抑制通胀，两者是对冲的态势。但如果新领导坚决要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央行将有动力把目前偏宽的资金面保持下去。

三是在债务的清理过程中，维持弹性宽松的货币环境是必要的，因为经济调整要取得柔性的、软着陆的、比较理想的效果，资金面总的方向是宽的。但要特别关注2013下半年以后的流动性风险，在清理债务过程中，包括8号文最近清理债市，都会造成一个结果，即表外债权可能有一部分回到表内。如果银行、机构有资本的压力，无法接纳这么多表外债权回归，就有可能转卖资产回抽资金，一旦规模扩大，就有可能造成收益率的上升、短期资金面的紧张。最近债市在清理代持，这个清理还是造成了利率轻微的上升。

另外，需关注2013下半年可能显著增大的高收益市场化债务工具到期的压力。金融危机之后的平台债务扩张，是以表内信贷投放的，但是过去两年支持平台的主要是市场化高收益债务工具，信托、资管等等，且以一到两年的短期为主，如果到期之后，各项政策衔接有问题，债务人难免会到市场上拆东墙补西墙，短期内利率上升压力增加。因此，要求政策要保持高度的弹性。

总而言之，未来的宏观状态可能还会维持“弱经济+宽资金”的状况。2013年改变目前资金面宽松状态的只有两种场景：一是政府容忍不了经济的下行，融资的门槛再度放松（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463号文执行趋向松弛），随着债务供给再度大幅回升，债市将面临很大的下行压力，但概率较低。二是高收益债务工具到期的流动性风险，而这只是短期扰动。

美国经济的改善

美国旧金山联储行长约翰·威廉斯（John Willams）预计就业市场将在2013年夏季发生重大改善，若按照现在的轨迹持续下去，就业率大概到2014年10月能够达到6.5%，但如果在2013年夏季出现重大改善性突破的话，失业率有可能在2014年初就接近预期目标。而美联储之前已言明，结束资产购买将更早，若2014年年初失业率达到目标，意味着2013年下半年的某个时点就会出现QE资产购买计划的重新调整（见图9、图10）。

如果2013下半年出现这个态势，就业市场出现重大改善，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就是美国长期公债收益率会出现回升势头，当经济的内生动能开始发力的时候，会产生几个表征：一是利息跑得比通胀快，实际利率是上升的；二是收入跑得比利息快，这个时候经济不惧利息的回升，因为经济的内生动力在走强。

“试错”的日元贬值

关于日元贬值的问题。首先要看到，危机后日元兑美元升值了35%，导致日本的贸易条件恶化，2011年日本贸易出现48年以来的首次逆差。对于典型的B-S（巴拉萨-萨缪尔森）经济体而言，理论上只有名义汇率贬过了头，通货膨胀才会来，其逻辑是贸易部门企业盈利复苏会促使增加投资和就业，并有可能提高工资，日元贬值的空间有多大取决于日元高估的程度。因此只有通过试错，才能知道日本金融汇率的底在何处。日元未来进一步拓展贬值空间的概率是非常大的（见图11、图12）。

如果日元进一步贬值，对于没有弹性的人民币而言，压力会急剧上升。目前中国央行处于“夹缝”中：一方面，若要支持经常账，就应要求人民币弱势应对“日元贬值+美元升值”；另一方面，又要照顾身后庞大的资产泡沫，这就要求人民币相对强势，一旦人民币出现贬值自我形成的趋势，人民币资产会迅速下挫，并进而可能造成全局性金融缩。

现在人民币的强势是“虚弱”的强势，人民币的强势并非市场决定的，人民币的三个价格：离岸价格、在岸价格和远期价格都不是市场价格，最近几个月外汇占款较强，某种程度是央行管理中间价下的套息盘交易所导致的。但2013年3月已出现贸易逆差，如果贸易逆差继出现，套息盘引发的外汇占款可能会明显收缩。

人民币强势会侵蚀经常账、最终补贴并加剧资本外流，刺破资产泡沫，形成全局性收缩压力。当一国的经常账明显收窄时，往往本币和本币资产的贬值压力会急剧上升，现在无非就是在等那个时间点的到来。

从中线角度来讲，中国经济缩的风险远大于胀，因为中国的胀起来至少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地方政府投资又开始大干快上；二是外部风险不能升级，如果美元确立强势的突破性上涨趋势，整个市场，包括大宗市场都将面临很大的压力。所以，如果外部风险升级，东亚大宗市场都将面临跟跌压力，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就难以发生，当前大宗商品的颓势也许就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2013年贸易量的弱势。

篇2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宏观经济管理理念；继承与发展

经济全球化指的是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起了社会分工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正是通过这种分工与协作实现了国家经济发展快速化要求。宏观经济作为国家整体经济的体现，不可避免会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如何坚守适合本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管理理念是每一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所需要深刻研究的内容。

1、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影响

参与经济全球化，以政府为主体的宏观经济管理必然会受到巨大的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有着自己的准则，总体上看去，全球化对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理念的影响有三大方面。

（1）影响我国经济主权问题决策

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含义即指技术与生产力目前都还属于较低水平，因此在参与全球化合作时，我国必然会处于产品链的最低端，受到发达国家经济的制约。

（2）对管理规则的影响

加入WTO后，意味着我国在经济领域实行全方位、全行业的对外开放，从宏观经济管理理念方面来看，这预示着我国之前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与管理理念都将重新洗牌，为了适应WTO环境下的经济政策，我们的宏观经济管理理念必须得按照国际化的经济标准来制定，同时还需要为国际间的经济接轨而作出适当的政策贡献。是对过去封闭经济管理理念的全盘抛弃还是审时度势，将其中有价值的证明成功的管理理念进行保留继承，需要通盘考虑。而一旦继承之后，我们又要面临如何将这些理念进行发展的问题。必竟任何理念与模式在社会发展的趋势下都会显得过时，因此这方面的影响不容小视。

（3）影响我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经济全球化是在世界各方力量处于相互制约、向均衡化发展，从而最终使世界经济格局处于相对缓和，众多国家参与进来，但各国又将注意力集中于本国在生产技术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促使社会分工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发地紧密，那么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旦某一个国家的经济出现混乱，其它国家也势发受到影响，当这种影响全面曼延开来时，就会造成整体局面的失控，从而影响了各国的经济秩序。当稳定性受到影响时，宏观经济的管理就会变得俞发地困难，也俞发地重要。要想抑止衰退的扩大化，那么就必须经济职能部门采取有效地宏观经济政策来调节本国的宏观经济，从局部改善，进而改善整体世界的宏观经济局面。

2、 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宏观经济管理理念

（1）宏观经济管理的转型

历史上，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已经历经了两个主要阶段与一次转型，目前正在面临着第二次大的转型，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客体又将迎来一次实质性的变化，这必然要求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进行第二次转型。宏观经济管理的模式的转型将会是这次转型的主体内容，舍弃掉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管理理念，取而代之的是以市场调节为主，国家宏观政策有力引导为辅的新型经济管理模式。

（2）宏观经济管理手段创新

宏观经济管理手段是政府进行宏观经济管理时所采用的有助于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一切手段。经济全球化的加剧，促使国家政府必须创造出适应新经济环境下的管理手段。其中包括软件方法，如经济方法、行政方法、法律方法同时也涵盖了各种硬件，如不同的传媒与网络。利用信息化的高速飞展，政府已在着手建设数字信息化管理手段，即所谓的地进行电子化政府建设。中国政府的庞大，管理起来必然有着非常大的难度，但是通过建设电子化政府网络，实现了垂直化的管理反应速度，对于国家的经济层面进行统筹，任何地方的经济信息可以上网查询，而一个经济行政命令的下达后产生的效果，都可以尽快了解到。实行现代化与网络化的经济管理模式，政府构建了覆盖全国的“政府网”体系，这正是新经济形势下，政府将经济管理模式进行创新发展，及时应对新环境下宏观经济有可能面临的来自世界和国内的挑战，提高自身的免疫能力。

（3）求发展应对突发事件

所谓的突发事件，对于宏观经济管理而言，实际就是发生之前并没有太多的前兆，而对于经济活动越来越频繁的世界经济体来说，突发事件似乎都是合情合理的。随着经济的发展越迅速，突发事件来之迅猛，影响巨大，比如之前的美国信贷危机，虽然开始仅限于美国，但不久就曼延至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我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美国出现次贷危机之后，也不能独善其身，美国经济一下滑，我国的制造业受到重挫，最终问题都会反映到宏观层面而来。那么如何应对这种形势下的经济突发事件，是我国对宏观经济进行良性管理不可逃避的问题。面对这场危机，我国集所有力量，通过4万亿的建设资金来救市，而后各个职能部门在统筹规划下进行充分配合，这就是一种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及机制的培养。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要时刻要作好应对措施，也就在制定相关制度，调节我国经济社会的运行，面对突发事件，常用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一定程度上会有过时的可能性，那么根据新经济体系来发展这些管理政策符合了时代的要求。比如存款准备金率、贷款利率、存储基本利率，这些措施一般是遇到经济事件时，国家常采用的一般经济调控手段，但是现在的突发事件所带来的影响比以往都要大，因此如何在这些固有手段内容上再继续发展，将它们的内容涵盖的范围更加广，解决的矛盾更加彻底，是当代宏观经济管理理念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经济手段的不断创新，加强国家自身应对危机的准备基础。

3、总结

宏观经济始终是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石，它的变动影响到国家发展建设的方方面面，不论在哪个时期，加强对宏观经济的管理是国家职能部门发挥作用的工作重点，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建立自己的经济管理体系是目前国家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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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体制变革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应变化，即由国家计划对企业和各种经济单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调节，逐渐转变为在市场信息影响下，以经济利益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微观决策的自动调节。在此情况下，价格、利润、成本、收益、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机制产生了，计划机制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

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财政赤字的迅速膨胀。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为582.42亿元。而在1998～2001年期间，各年的财政赤字则分别达到922.23亿元、1743.59亿元、2491.27亿元和259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财政赤字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更达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国际警戒线。（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

由于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收益率导致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收益，这就往往导致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使国债规模越来越大。2000年底，我国内债余额已达13000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达1500亿美元，内外债共计25000亿元人民币。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进一步增加。（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数字尚不包括大量隐性债务，而这种隐性债务确实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拖欠的公务员工资和养老保险欠款，以及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等等。（2）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财政通过各种不规范的方法举借的债务（估计有1000亿元人民币）。（3）国有银行剥离出的1.4万亿元不良债权，经处理后，乐观估计能收回4000万亿元，损失的1万亿元将最终由国家财政承担。因此，我国的实际债务余额比公布的显性债务余额大得多。2002年3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时表示，当年我国的债务余额为8000多亿元，只占GDP的18％。显然，这里指的只是显性债务，如果加上隐性债务，比例将高得多。据楼继伟透露，到2002年，我国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在内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曾估计是50％～70％，比较乐观的估计是40％～50％，而比较悲观的估计则达70％～100％。国外的经验数据表明，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不应超过60％，我国的债务余额显然已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更为严重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财政支出的扩大，特别是国债的增加。200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到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增长到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高达65％。这表明，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推动的。中经网2002年8月2日刊载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总需求即名义GDP的增长率为6.3％，其中实际增长7.7％，价格下降1.3％。而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增长率达62.4％（因债务利息支出记账方式的改变，这里的财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长率略有高估）。很显然，以每年近20％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60％多的财政赤字增长率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肯定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还应指出的是，随着国债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构积聚的风险更是不断增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占国债市场总量的比重达56.7％，较上年末上升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量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投资人的情况下，存贷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压缩商业银行的赢利空间，对其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债品种、期限趋同的情况下，一旦风险突现，变现遭遇困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几点启示

1.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地位的加强，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下宏观经济运行方式的复归。因为，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预算软约束在新时期的一种表现，它仍源于政府与国有部门的特殊的产权关系，是新时期国家以财政资金推动国有经济继续发展的一种形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资金直接来源于财政拨款，这是预算软约束的典型表现。在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后，国有企业的资金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当国有企业无力还贷时，其损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因此，预算约束依然是软的。而当企业竞相争夺银行贷款造成信用膨胀并引起经济过热（如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情况）时，国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银行贷款在内的强制性的紧缩措施。然而，国有经济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积累机制获得发展。为了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以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启用赤字财政政策成了难以避免的选择。国债投资无论用于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改革成本的支付，还是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都是国家财政对国有经济的输血。但是，赤字财政政策不可能无限制使用，当它难以为继时，经济震荡就会到来，大起大落的所谓“计划周期”也有可能重现。这是必须高度警惕和极力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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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海教授、和淑萍副教授主编的《宏观经济学》一书已于2010 年 1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是第三版。该书基于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时引入大量具体的宏观经济管理案例、特别是引入了我国2008年经济危机前后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情况，以中国实际发生的经济事件为主要阐释对象，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出来，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实用性。该书受到了哈尔滨商业大学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的资助。它的出版无论对于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还是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结构清晰，内容详尽，系统性强

全书共分为十二章。第一章是宏观经济学导论，主要介绍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宏观经济学定位、发展历程及基本研究方法。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对国民收入核算、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和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三个方面对宏观经济学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理论作全面的介绍。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分别就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总供给和总需求、失业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等作了系统而全面的介绍。第十二章对当代西方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流派的的发展、基本观点、分歧及新近动向作了简单的介绍。从全书的目录可以看到，作者对其中每个部分的理论和实践案例部分作了若干详细划分，结构清晰。同时，对本学科每部分所涉及的核心知识点进行了深入、系统地阐述和辨析。这是此书区别于其他宏观经济学教材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语言通俗易懂，可接受性强

宏观经济学在进入中国的很长时间里，给人的感觉往往是高不可攀，不是一般人能够学得懂、听得明白的学科，认为那是政府官员的事情，和普通百姓生活没有关系。因此，很多的教材、专著对于宏观经济学的介绍基本上采用的是晦涩难懂的语言，让人敬而远之。读过这部宏观经济学教材后发现作者叙述的语言简练、直白，让读者看后能够感到宏观经济学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是可以学得懂的。尤其是其中引入的案例，其语言直白、透彻，把经济中的问题用百姓的话说了出来，让人更容易接受。语言的通俗性是这本教材的一大优点。

三、反映了学科的重要进展与主流成果，具有前沿性

作者不但介绍了已较为成熟的宏观经济学基础理论，而且还加入了近期国内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把新理论、新观点和新资料及时反映了出来。如在国民收入核算部分对当前热门话题绿色GDP的介绍，失业与通货膨胀部分对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分析等，这些都是目前政府关心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大量的这些前沿性研究资料的引用是本书的特点之一。有学者在讨论我国学术界的学术规范性时曾说过，判断一本学术著作或论文的价值之高低，资料来源的多寡和可靠性不能不视为一个重要的标准。从这方面来看，本书的资料是丰富、新颖而又可靠的。

四、宏观理论实践化，兼顾理论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宏观经济学真正的舞台是阐释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身也由于充满了理性而足以开发心智，令人乐而忘返。在对理论介绍的同时，书中在每一个重要章节甚至知识点之后，都附有相关的案例及分析。例如，为什么美国20世纪90年代末通货膨胀水平和失业率如此之低？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是什么？……这些案例大都分析透彻、精辟到位，能很好地体现出真实世界中所蕴涵的经济学原理。同时，书中出现的案例，大部分都是发生在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问题，包括了一些作者对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所积累的成果。这就克服了时下不少翻译出版的国外宏观经济学著作在联系中国实际方面存在的不足。

现实中，要想从“我听说过”进入到“我懂得”的境界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翻阅《宏观经济学》一书时，给我感受深刻的是以赵德海、和淑萍为首的编写团队甄选相关案例的良苦用心。其实对读者来讲这更是抛给我们很多富有思考价值的问题。相信此书无论是对高校的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对政府工作管理人士，都将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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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全球化；贸易失衡；原因；措施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对世界贸易产生着重要影响，就中美两国而言，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国，在国际贸易中占据绝对优势，中国从2010年开始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經济体系，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美贸易中，美国是我国第一大出口国，我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对象。长期以来，我国在对美贸易中处于贸易顺差，同时，由于美国政策原因，使得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不断加剧，制约了中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一、中美贸易失衡的具体表现

中美建交至今已有四十余年，中美贸易合作为双边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美国从中国获取了丰富的原材料，为自身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资保障，中国从美国获取了先进的技术、经验，实现了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中美贸易在40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贸易额从建交之初的24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的7000多亿美元，增长幅度高达290倍，由此可见中美贸易关系密切，依存度高。但是，在中美贸易中，由于贸易结构、贸易政策、经济水平等因素影响，双方贸易失衡现象加剧，贸易失衡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美贸易差额不断增加。2018年是中美贸易摩擦最为激烈的一年，而这一年也是中美贸易失衡相对严重的一年，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美贸易中，中国出口总额4700多亿美元，进口总额1500多亿美元，贸易顺差达3200多亿美元，其中，仅8月份，中美贸易差额就达到700多亿美元。而且在中美贸易中，中国连续多年处于贸易顺差状态，这也引发了美国的惶恐，并由此引发贸易摩擦等问题。

其次，贸易结构存在严重失衡。在中美贸易当中，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体现之一指贸易产品结构，中国属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属于世界超级大国，在世界中处于第一位，这就导致中美贸易中，双方贸易产品存在较大差异性，其中，美国主要向中国输出电子产品、科技产品、机械等高端产品，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主要以农产品、初级加工产品为主，包括服装、粮食、纺织品等，双方贸易结构存在严重失衡。

再次，贸易方式存在严重失衡。在中美贸易中，中国出口产品主要以初级加工产品为主，主要是对原材料进行初级加工然后进行出口，产品附加值相对较低，而美国出口产品主要以高端产品为主，如高端设备、技术等。加工贸易方式的差异性，导致贸易失衡加剧。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1.美国经济发展存在失衡性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贸易是建立在自身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而实现的，对于美国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以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为主，注重高端技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而美国的中低端制造业大多移到海外，这就使得美国自身经济发展结构存在失衡性。同时，美国在中低端产品方面的需求多以进口为主，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以中低端产品生产为主，尽管对经济结构进行优化升级，但是现有阶段对美国高端技术、产品需求有限，此外，美国消费模式较为超前，提前消费已经成为主流趋势，这些因素使得我国在对美贸易中出口大于进口，始终处于贸易顺差状态，也导致中美贸易存在失衡问题。

2.双方贸易统计方式存在差异

在中美贸易中，双方在贸易统计方式方面存在差异，由此导致中美贸易交易额统计结果存在差异性。美国在对外贸易中主要采取的是船边交货价衡量方式，没有将货物离岸前的装卸费、运输费考虑到贸易成本当中，而我国主要采取的是离岸价统计方式，这就导致双方在统计过程中存在1%的费用差。在进口商品统计过程中，由于中美计价方式不同，美国以到岸价为主进行核算，而我国则以离岸价为主进行核算，由此存在10%左右的进口差额。同时，在统计范围方面，中美双方也存在显著差异，中国没有将保税仓库中的产品纳入到进口商品当中，美国在进出口产品确认方面以是否在境内为主，这也导致两国贸易产品统计存在差异性，使得贸易失现象突出。

3.贸易管制导致中美贸易失衡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为了维持自己的霸权地位，试图通过政策来对美国对外贸易进行干涉，尤其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严重威胁到了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为此，在中美贸易中，美国对高技术产业进行限制，避免高技术产品、设备流向中国。而高技术产品拥有较大的附加值，中国对高技术产品需求量大，如果美国放开贸易管制，贸易失衡问题必然不会存在，甚至美国会在中美贸易中占据绝对优势。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美国通过贸易管制来抵制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无疑导致美国经济面临困境。这种问题的存在也直接影响到了两国的贸易平衡，所以要想实现贸易平衡，必须要对这一问题进行解决。

4.受中国政策以及经济发展影响

中美贸易失衡与我国自身经济发展现状以及政策密不可分。首先，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政策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国家政策导向下，经济能够紧跟政策发展需求。在改革开放推动下，我国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主，同时，我国劳动力充足、资源丰富，由此使得我国产品成本较低，在中美贸易中极具竞争力；其次，为了刺激出口，我国制定了各种出口优惠政策，同时，加快沿海地区的开放力度，构建自贸区，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使得我国在对美贸易中贸易顺差不断加大。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失衡的应对措施

1.树立全球价值链发展理念，做好角色定位

贸易失衡多是由于自身问题所引起的，在中美贸易中，双方必须要对贸易失衡问题进行认真对待，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自身发展进行重新定位，要树立全球价值链发展理念，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对于美国而言，要放眼未来，从大局出发，不能过于注重一己之利，毕竟，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科技创新速度不断加快，想要通过技术封闭来维持自身霸权地位已经不再现实，美国应当认清自己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地位，并积极发挥自己的引导作用，通过自身技术来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以此实现自身的长远发展；对于中国而言，要坚持全球发展战略，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加大科技投入，提升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地位。

2.加强双方贸易合作，深化贸易交流

中美贸易失衡加剧，受多方面因素影响，针对贸易统计差异性产生的失衡问题，中美双方应该加强贸易合作，通过贸易交流深化来构建统一的贸易统计方式。首先，双方要在贸易统计方法进行协商，尽量形成相对一致的结果，这样能够避免由于统计问题而产生的失衡问题。这就要求两国要积极进行沟通与交流，实现深层次联系，在详细分析两国国情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性方法的选取，为贸易失衡问题的解决贡献力量；其次，双方要加强贸易合作，通过深化合作来扩大贸易范围，尤其是美国要敢于打破贸易限制，加大技术产品在中美贸易中的比例，高新技术产品贸易范围的扩大毕竟为美国带来更多的贸易收入，也能够从根本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这不仅仅需要一国的努力，还需要双方共同参与进来，只有两国加强合作与交流，做好详细分析，才可以取得更好的成效。

3.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产业升级

在中美贸易中，我国之所以经常处于贸易顺差，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生产的产品以中低端产品为主，产品附加值较低，产品具有竞争力主要依赖于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低廉的劳动力。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资源面临枯竭，如果不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升级，那么，在未来发展中我国经济必然会陷入困境，在对美贸易中将处于弱势地位。对此，我国必须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注重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避免将精力放在中低产业。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我国低附加值产品在对美贸易中的数量就会大幅下降，高技术产品贸易将会提升，中美贸易失衡也会逐渐消失。所以我国政府要不断提升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力度，从多层面出发进行产业升级与转型，推动我国高附加值产品生产能力的增强，降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量，循序渐进改变当前的局面，以更好地对抗中美贸易失衡问题。

4.避免政策干预，优化市场机制

在中美贸易中，我国之所以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状态，与我国政策干预密不可分，一方面，为我国对外贸易提供了坚实保障，另一方面，在贸易保护影响下，得我国市场开放水平有限，市场机制不健全，制约了市场机制的有效发挥。经济全球化从本质来讲就是市场经济全球化，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所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必须要放开政策干预，发挥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不断开放市场，让我国企业充分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在这方面我国代表性的做法是“一带一路”倡议，不过该倡议的良好实施并非我国一国所能够决定的，还需要沿线国家的大力参与与配合，这就需要我国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提升各国的融合深度，更好地推进该战略的实施。随着我国市场开放力度的扩大，我国市场的成熟度也将提升，在中美贸易中也会给美国提供更多的贸易机会，实现中美贸易的均衡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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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是新时展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形成和产生在当代社会乃至今后将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拓宽了融资渠道，提高了资金的利用效率，有助于经济的增长。但是，我国互联网金融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给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带来了巨大阻碍。文章就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作了相关的分析。

关键词：

互联网金融；宏观经济；影响

在互联网不断普及的环境下，互联网逐渐成为市场各大主体经营发展的方向，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新型行业也逐渐成形，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对于互联网金融这种新型的产业形态，以融合了互联网的优势，借助互联网工具，有效地实现了社会资金的快速流通，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但是互联网金融在融合互联网优势的同时，也结合了互联网的劣势，使得互联网金融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推动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针对互联网金融这种新兴的意识形态，要科学、合理的利用，要趋利避害，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使得互联网金融可以造福群众，真正地服务社会。

一、互联网金融的相关介绍

所谓互联网金融就是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来开展金融业务往来的一种新型业务模式，这种业务模式是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内在需求，符合了我国当代社会发展以及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从互联网金融的定义可以看出，互联网金融是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的，它突破了传统金融的束缚，借助互联网技术，金融业务双方可以实现快速的资金服务，极大地满足人们的需求，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现行社会发展形势下，互联网金融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其所带来的效益也越来越大，在我国宏观经济中产生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积极发挥互联网金融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也避免是我国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在现代社会里，市场各大主体纷纷将目光转向互联网金融，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金融行业的竞争，有助于金融业务模式的转变，促进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但是，我国互联网金融还处于初级阶段，在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如风险问题，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有利影响

1.推动经济的增长

经济增长速度是反映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而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得到了有效的提高。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型产业形态，不可否认，这种产业形态的出现促进了金融行业的竞争，使得金融交易成本下降，大大地提高了金融业务交易效率，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另外，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拓宽了金融投资理财渠道，以往，从事金融服务的机构只有银行、证券以及保险三种，由于从事金融服务的机构比较少，使得社会资本的投资、理财服务渠道比较狭窄，使得大量货币沉淀到银行，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而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拓宽了金融服务渠道，人们选择从那与社会投资、理财的途径日益多样化，使得社会消费活跃度不断提高，从而带动内需，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在互联网金融环境下，资金持有者可以直接选择或组合选择需要的金融产品，并直接完成交易，节约了交易双方的事件，为企业、个人提供了更便捷的融资渠道，为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资金。

2.活跃市场经济

互联网金融是社会发展大势所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企业作为我国市场主体之一，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企业可以借助互联网金融这个平台来开展各项经营活动，从而活跃市场，推动企业的更好发展。而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企业获得了稳定、可持续的发展，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也会随之提高。

（二）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不利影响

对于互联网金融这种新型业务模式，利和弊是共存的，在互联网金融带来有利一面的同时，同样也潜在着许多问题，威胁到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对于我国而言，互联网金融起步较晚，与互联网金融相关的监管工作存在很大的漏洞，使得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风险，及不利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同时也威胁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如违约风险，在互联网金融环境下，由于网络的开放性、虚拟性，在借助互联网平台开展业务往来时，交易双方之间会存在较大的违约风险，一旦出现违约，意味着受害方资金受到威胁，从而挫伤他们的投资积极性，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三、互联网金融环境下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发展的策略

（一）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

现代社会里，互联网金融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给我国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如何趋利避害是当前互联网金融环境下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我国现阶段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来看，互联网金融监管存在较大的漏洞，而要想推动互联网金融的稳定发展，就必须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首先，相关部门要积极构建与互联网金融发展相匹配的法律法规，为互联网金融监管工作提供法律依据，确保互联网金融监管工作的高效开展；其次，要成立专业的专业监管机构，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工作，严格按照相关规章制度来执行监督，从而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另外，必须加大互联网金融监管执法力度，严格执法，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二）强化风险管理

在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过程中，风险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而要想规避风险，就必须做好风险管理工作。在利用互联网开展金融业务时，金融机构必须全面做好风险评估工作，要全面评估该项金融业务风险系数，并制定风险紧急预备方案，同时，要强化工作人员的风险管理意识和管理能力，为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工作培养专业的人才队伍，从而降低互联网金融风险的发生，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

（三）加大信息安全宣传

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开展是通过一个虚拟平台来完成的，然而在这个虚拟的平台环境下，交易双方在业务往来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很容易被窃取，从而造成利益损失。而要想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相关部门就必须加大信息安全的宣传工作，提高人们的安全意识。对于金融机构，要定期维护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系统，杜绝一切潜在安全风险存在，在开展业务往来时，要主动告知客户谨防上当受骗，要利用各种途径宣传互联网金融需要主义的一些事项，从而提高信息安全性。作为客户，要具备较高的安全意识，不要在公共环境下泄露自己的隐私，要注意保护好隐私，尽量避免在公共环境下使用隐私信息。要在计算机系统中安全杀毒软件，定期杀毒，从而保障网络系统安全。

（四）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互联网金融环境下，违约问题的存在会阻碍互联网金融发展步伐，从而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发展。因此，在现行社会发展形势下，相关部门必须结合实际，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全面、有效的社会信用体系，央行要完善个人征信，互联网金融机构要加强信用跟踪，要全面了解客户信用，从而有效地规避信用风险。

四、结语

在现代社会里，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是社会快速发展的必然趋势，互联网金融覆盖广、效率高，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从而影响到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当下，互联网金融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性越来越密切，而要想推动我国宏观经济经济的稳定发展，就必须结合互联网金融环境来有针对性的加快发展，制定科学的发展策略，从而更好地发挥互联网金融的作用，使得互联网金融真正地服务社会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晶晶.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作用机制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6(06).

[2]蒲志恒.浅析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J].财经界(学术版),2016(11).

[3]陆璐.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J].现代营销(下旬刊),2016(08).

[4]段苏玲.互联网金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J].建材与装饰,20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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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是相对于微观经济学来说，它的研究对象是宏观经济活动过程，考虑总收入、总体就业水平等宏观经济发展情况。宏观经济学包括三大要件，即宏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宏观经济理论又包括经济周期理论、通货膨胀理论、货币理论、消费函数理论等；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经济政策的目标、工具、机制，还包括经济政策的实施和效应。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则是用于理论验证、政策效应检验等。现代宏观经济学直接服务于国家经济管理。二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控制理论被广为接受，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传统的宏观经济学还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微观基础的缺乏。

二、微观基础的基本含义

对于微观基础需要局域怎样的属性、宏观经济学需要怎样的微观基础等根本性的问题也没有做出权威性的回答。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是人为划分出来的学科领域，它们在研究方法、研究理论、研究对象方面都自成一体，二者界限分明，这种情况导致一切将二者联系起来的努力都非常困难。通过为宏观经济提供微观基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两种理论相互脱节的现状。经过综合分析多家观点，我们认为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的含义包含着三大要点。首先宏观经济理论下需要定义个体行为的行为规则，从而使其具有微观个体行为基础，具体包括多种形式，例如风险形式、决策形式等等。其次，宏观经济基础需要具有适当的微观结构基础，微观结构基础是由许多重要假设组成的，比较常用的有完全竞争假设、一般均衡分析模式、完全信息假设等，这些假设构成了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同时也是宏观经济理论的参照标准。第三，与微观经济行为个体的表述方式相连接，即宏观经济在保证积累的前提下，宏观总体与微观个体之间依然保持密切联系。总之，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的目的是要在微观个体行为和宏观总体行为联系起来，使其具有相似性和协同性。从而使宏观总体获得合理的行为载体，通过对微观个体行为的分析来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并对宏观经济理论进行检验和完善。

三、宏观经济学中微观基础问题的若干问题

本文主要分析宏观经济分析微观基础所涉及的“代表性个体”、“预期机制”、“计量验证”等分析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1.代表性个体分析模式的问题分析。代表性个体是最为常用的模式之一，其目的是将微观分析加总转化为宏观总量，从而实现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微观基础的目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人们发现了这种分析模式中存在的问题。第一，作为代表性个体分析模式核心概念的代表性个体的假定就存在问题，因为这种代表主体的代表性意义只存于同质主体当中，但是众所周知，在现实生活中异质主体占有绝大部分，因此，代表性主体的代表性就受到质疑。第二，总量问题。退一步说，即使代表性个体假定是合理的，那么该分析模式中的加总行为依然存在问题。由于经济现象纷繁复杂，而且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很难具有绝对意义上的个体行为，因此将微观分析结论直接加总转换为宏观总量的方法在宏观上可能是不成立的，所得结论的精确性也是值得质疑的。第三，从物理经济学来看，社会个体是数量庞大，千差万别，代表性个体分析很难穷尽每个个体的行为和信息，因此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且由于社会个体情况复杂，仅从微观个体性质出发来推断宏观经济性质也必然出现较大误差。

2.理性预期分析模式的问题。理性预期分析在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建立起了桥梁。新古典学派认为宏观经济理论应该建立在个体行为最优化的的基础上，经济主体根据对宏观经济的判断选择最合理的行为。理性预期假说把经济人看成是对市场拥有清晰合理把握理性人，认为他们知道市场状态的真实情况，可以在明确的信息和目标条件下做出最优决策。该理论还认为，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对宏观经济具有重要影响新凯恩斯学派也吸收了理性预期假说。后来，卢卡斯在理性预期假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货币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原因是理性经济人没有预测到货币量变化。但是，实践经验所得到的数据多数都不支持这种理论。研究表明就业和产出的变化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具有很大的惯性。后来经过学者的努力又形成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该理论对理性预期理论进行了一些修正。理性预期分析模型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几乎是不存在的，个人只往往能在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后才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调整，而作出前瞻性的预期是非常困难的。

3.计量验证分析模式的问题。经济学中常用的一种分析方法是利用实证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往往通过引进或者建立函数模型，对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进行检验。由于数学本身具有严谨科学的特征，因此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利用数学工具进行对经济学问题进行演绎推理被认为是一种符合逻辑分析方法，用该方法得出的经济规律也容易被学界所接受。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问题。首先，关键要素的量化问题。在社会经济当中，许多关键性的要素是难以被量化的，例如政策法令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其次，随意性比较大。在计量验证分析中，许多要素信息的选择是由研究者主观确定的，因此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第三，前提假设存在问题。在经济模型中前提假设往往脱离实际，存在理想化的问题。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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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宏观经济统计是信息时代政府和企业了解经济形势的必然途径。基于宏观经济统计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文章分析了统计过程中的相关问题，阐述了我国如何对宏观经济统计进行利用。

关键词：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问题

宏观经济分析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在世界各个国家应用广泛，同时对我国社会主义体制的完善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宏观经济分析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而每个阶段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程度的作用。

1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相关问题研究

1.1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历程数学统计学是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础理论。在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研究者将国民经济的分析作为对象，关注国民经济的实际统计指标。在这一前提下对比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与经济发展趋势。第二阶段：我国整体经济趋于完善，统计学理论更加完善，经济行业分类清晰，从而使统计学理论能够更好的作用于经济发展实践。第三阶段：注重宏观经济统计与微观经济统计之间的关联性，使二者相融合，信息技术的发展为这一阶段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技术支持。即使是现阶段，很多人依然对经济统计存在错误的认识，统计理论作用于金融等行业，但依然存在应用行业空缺，需要你进一步完善和推及。

1.2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特点分析随着经济统计的发展，宏观统计逐渐得到认可。与其它统计方法不同，与一般的统计分析进行比较，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具有总体性别，具有实证性和数量性的特征。当然，宏观经济还具有一些独有的特征。首先：统计对象更系统。在统计过程中，以我国的国民经济整体发展为对象，研究影响国民经济的各个要素，分析其独立性与相互影响关系。国民经济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统计方法的系统性使分析更加合理。利用这种统计分析方式，可以实现你对经济的全面分析，使资源得到最优化利用，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对策。其次：国民经济统计具有层次性特点。在宏观经济统计方法下，将相关资料作为依据，并有效采用统计的分析方式来评价国民经济的运行机制。在这一统计模式下，统计分析按照一定的层次现代整体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在从经济的发展影响因素入手来进行逐层分析，基于经济发展影响因素来制定合理的策略。国民经济影响因素众多，宏观经济的这一特点使得经济分析更具合理性，是未来经济分析的必然方式之一。

2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对我国统计发展的影响

2.1宏观经济统计在我国经济分析中的产生在世界其他国家，宏观经济具有一定的作用，而我国处于社会主义这一特殊的经济体制中，宏观经济的发展源于计量经济学的提出。宏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宏观经济统计为其发展提供了保障，使我国形成了特有的经济体制，通过分析了解经济市场风险，并且致力于降低风险。但是，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我国经济中的运用并无好的借鉴，需要经济分析者通过经验和不断的分析探索来完成目标。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一定的问题。而统计学与宏观经济的切合点是分析者考虑的问题，所以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诸多问题或者一些统计无法出现预期的分析效果。当然，宏观经济必然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与层次性，只有通过专业的分析方式才能确保风险分析的合理性，使经济发展更加顺畅。

2.2宏观经济统计在我国经济中的应用从整体经济形势发展来看，我国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经济容易受到国际形势、经济错误判断以及金融危机等特殊因素的影响。在这一情况下，经济学者必须对经济进行正确的判断，才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政府在经济统计分析过程中要善于运用正确的方法。实践证明，宏观经济统计方法能够对经济方向做出正确的预测，及时发现经济发展潜在风险。另外，宏观经济统计方法在我国经济中的运用还体现为它帮助银行等金融系统屏蔽了信用额度不高的企业，以降低金融系统的风险，确保金融系统的稳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在经济危机形式下，金融系统的杠杆作用将体现在经济稳定中。因此，政府要善于利用宏观经济统计这一方法，掌握多样化的经济信息，以通过正确的分析来确保经济的稳定。

3结语

在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方法主要应用于对经济形势的整体分析。统计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在经济发展中其作用一样不可忽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方式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来说，其主要作用还体现为明确金融风险，减少资源浪费和促进经济稳定。作为国民经济分析的主要工具，还帮助政府弥补了经济发展中的缺陷。当然，鉴于宏观经济统计的基础薄弱，还要求相关人员对其理论进行完善，致力于通过更加合理的理论对实践进行指导，采用全方位的分析方式来获得经济发展的现状，确保国民经济的发展策略合理。

参考文献：

[1]赵彦云.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5).

[2]邓颖洁.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问题及对我国政府统计发展的作用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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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股票价格；宏观经济；成本收益核算；贷款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8)05-0008-04

一、理论综述

针对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关系问题，前人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部分西方学者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股票市场如何影响实体经济上。M，Friedman曾指出，股票市场影响货币需求的途径和机制体现在四个方面：财富效应、资产组合效应、交易效应和替代效应。财富效应、资产组合效应和交易效应会增加货币需求，替代效应则会减少货币需求。而另一些学者则主要关注货币政策对股票价格的影响，并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解释。

我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匮乏，而且国内研究多偏重于股票市场对货币需求与供给的影响。易纲、王召(2002)和余元全(2004)基于经典的IS-LM模型，从宏观上分析了股票市场作为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机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2002)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对货币需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股票价格的上涨会使货币流动性有所增强。此外，还有党芳(2004)，张笑冰(2007)，贾炜、蔡维、樊瑛(2007)等人在我国货币需求和股票价格的实证研究关系的问题上做过实证研究。

然而，上述关于股票价格变动与宏观经济关系的研究都是以传统的经济学存量流量模型为基础进行的。本文试图在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下，基于企业成本收益核算模型，对股票价格影响宏观经济的机理进行解释，重点关注股票价格变化对贷款的影响，最后用我国的股票市场数据和宏观经济数据对理论分析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

二、基于企业成本收益核算的收入流量模型

在传统经济学流量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对企业成本收益的核算，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反映企业以货币量值为基础的成本收益核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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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运行；隐患；策略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7-000-0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一个高位，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规模已于2010年位居世界第二，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经济规模的膨胀是建立在投资拉动、政府主导以及粗放发展的基础之上，这种模式本身不具有可持续性，为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尽管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良好，但是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如果不能得到良好的解决，必然会危及到宏观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质量。

一、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因素

我国经济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从供给失衡的视角出发来进行阐述。宏观经济平稳运行是通过供给之间的匹配实现的，目前我国宏观经济中的不稳定因素基本上都可以归结到供需失衡这一层面，具体分析如下：

从供给方面来看，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供给过剩，我国众多产品的产量都是世界第一，例如水泥、钢铁、纺织品等等，产能的过程一方面意味着资源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意味着供大于求，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产生不利影响。而目前我国在上述行业的投资力度依然没有减缓，这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来看，一旦产能过剩积累到一定程度将会给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毁灭性的影响。供给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结构的失衡，即我国社会产品的产出结构失衡问题极为严重，目前我国经济结构存在严重的缺陷，即产能过剩的行业基本上都是属于低附加值、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更多的是依赖能源消耗，其发展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的，鉴于资源的有效性，如果不尽快进行产业结构方面的调整我国经济的发展的基础必然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从需求方面来看，我国需求不足是制约当前宏观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问题，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是依靠投资、消费以及外贸这三驾马车，而从发达国家的需求结构来看，消费往往占到一国GDP的70%以上，而我国这一比例仅为1/3左右，外贸占GDP的比重高达30%以上，内需额不足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不牢，一旦外贸以及投资出现波动，就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导致我国经济外需急剧萎缩，就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冲击。目前在消费需求方面的不足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社会保障缺位、房价高企、通过膨胀等，都大大削弱了居民的消费需求，这也必然会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健康与稳定。

二、推动我国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策略探讨

针对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在对发达国家经济调控经验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解决：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目前我国既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开始遭遇瓶颈，未来宏观经济要想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必须要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也是近年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为中央政府一项重要工作的原因。我国应尽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实践证明，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本身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点在于加强科技创新，让科技引领经济发展，国家应从财税政策等方面给予科技创新提供更多的优惠支持，让企业、科研院所等科技创新的主体更加积极地去进行科技创新，从而实现科技水平的整体提升，从而确保我国经济发展本身所具有的可持续性，减少粗放经济发展模式对于资源以及环境的危害。

2.采取措施扩大内需

针对目前我国社会总需求不足的现状，国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来提升社会的消费能力：一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社会保障水平，这样能够缓解目前我国储蓄过高，消费不高的情况，可以一定程度上打消人们消费的顾虑。二是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来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着力提升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这样能够为内需的提振夯实基础。三是鉴于目前我国通货膨胀高企，严重削弱了人们的消费能力这一问题，国家在未来应将通货膨胀的降低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任务，这样能够保证居民的收入增长少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四是尽快解决目前房价收入比过高的问题，房价过重的制约了人们消费能力的提升，同时房地产的泡沫已经威胁到了经济发展的基础。

3.调整我国产业结构

目前我国一、二、三产业结构明显失衡，第三产业的比重过低，按照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的比例，第三产业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增长点，如果说第二产业主要是依靠投资形成的，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发展在我国已经是弊端频现，产能过剩、重复投资问题严重，那么第三产业就是依靠消费拉动的，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可以减少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因此未来应进一步的调整产业结构，为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创造更加有力的条件。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面临的困难前所未有，在此背景下，国家主动地调低经济增长速度，辩证的来看，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所遇到的不稳定因素，虽然是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阻碍，但是这些不稳定因素对于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也是一个机遇，我国应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之上，彻底将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加以破除，从而实现宏观经济在未来一个阶段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韦森.通货膨胀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格局[J].传承,2011(4).

[2]王薇.浅议中国宏观经济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现代商业,2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