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的需求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力的需求，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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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就业；劳动力市场；有效需求

一、导言

随着我国的就业体制从“统包统配”彻底走向“市场化就业”，国有企业改革的“再就业工程”使数以千万计的传统产业工人下岗、转岗：加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使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入城镇就业：高校扩招又使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特别是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就业问题更成为全世界共同的难题，我国经济近年来虽然一直保持8％以上的GDP年平均增长率，只在2009年上半年下滑至7.1％，但就业形势同样严峻，2002年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始终保持在4％以上，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在2003年后每年都超过了800万人。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对于促进就业、维护社会稳定、加速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

国内学者对于就业的研究主要有：以胡鞍钢博士为代表的学者关于我国城镇失业的研究，以中国社科院的蔡防研究员为代表的学者研究了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歧视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等多方面问题，以袁志刚为代表的理论研究，集中体现在其著的《失业经济学》之中。还有杨宜勇对经济转型期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状况的分析。

而本文的研究把有效需求限定在一个特殊的框架――劳动力市场之内，区别于凯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理论，只有增加就业数量的需求才是劳动力市场的有效需求，随后探讨了劳动力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最终基于文章的分析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二、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需求状况

(一)劳动力市场“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

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直观地反映在企业提供岗位的多少，间接体现在劳动力的就业之上。企业招工与人员就业看似具有直接因果联系，企业招聘的人员越多必然导致人们就业的轻松，然而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却出现“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的现象。2003年起开始出现“民工荒”，2004年甚至在农民工输出大省，也出现企业招工难的现象。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全国113个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监测数据分析表明，各技术等级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都供不应求的状况，技师和高级技师的严重短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可见大多数农民工的岗位技术性不强，受市场形势的影响非常大。农民工技术能力的要求直接影响着其需求。同时，拥有高学历的大学生群体也出现就业困难，尽管持续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旺盛的劳动力需求，高薪招揽人才的报道屡见不鲜，但随着高校扩招普通高校毕业人数逐年增多，2008年已逾580万，而年平均就业率自2001年以来逐年走低，2008年为70％。高校毕业生失业人数达到174万。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二)劳动力市场的有效需求

马克思在其工资决定理论曾提到，在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由就业的“劳动”供求决定而不是“劳动力”的数量来决定，劳动力的数量可以由雇主方面自身决定：因此，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上虽然可能存在整体的“劳动”需求增加，但不一定会导致“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即就业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这一观点可以很好解释“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的现象，我国劳动力市场对于劳动的需求增加，却并没有形成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因而直接导致“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局面产生。因此，劳动力的有效需求指的是在劳动力市场上。供给与需求实现平衡时的劳动力需求。它表现了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整个社会对劳动力的意愿的吸纳水平。只有带来就业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才能称作构筑劳动力市场的有效需求。

三、我国劳动力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原因探讨

尽管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比较旺盛，但鉴于我国劳动人口众多、国民教育水平不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就业容量有限的基本国情。21世纪头20年，受我国城镇化将加快发展，人口年龄结构剧烈变化，农村人口继续向城市转移，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经济更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我国劳动力市场总体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换言之。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一)历史性原因或经济体制转型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所有制结构单一，国有经济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非国有经济没有得到发展：到经济转型初期后，国有企业受到市场化的冲击，冗员情况严重，不得不将富余人员释放出来。而此时非国有经济的劳动力需求却严重不足。大批人员的下岗、转岗、再就业，不仅仅在当时造成了失业率居高的局面，也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形成了就业压力。

(二)经济产业结构导致劳动力需求不足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工业，始终是国家经济的命脉，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很高的比重。但是第二产业的经济增长所能够创造就业的能力却很低，制造业部门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得资本有机构成上升，一定程度上造成“机器排斥工人”的现象：同时，能够吸收大量就业的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最终的结果就是“奥肯定理”在我国失灵，经济增长带来的创造就业能力下降，这集中体现在近几年来就业弹性的下降。

(三)城乡经济差距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有效需求的增长

我国经济发展初期在很大程度上以牺牲农村为代价发展了城市。城乡差距开始拉大。经济增长主要集中在城市，但就业机会增长也仅仅限于城市，又由于城市自身发展程度及地域和环境的限制，还有户籍、人事制度等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因素存在，城市承受就业的能力有限。且根据边际收益递减的原则，很多时候每增加一单位经济产值所创造的就业机会降低，即就业弹性呈现降低的趋势。因此，相对于城乡均衡发展而言。城乡差距大的地区将拥有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有效需求。

(四)其他市场对劳动力市场的溢出作用，作为引致需求的对劳动力的需求必然受到商品市场需求的影响

由于受到其他市场对劳动力市场的溢出作用，考虑到企业生产行为的两个方面即为商品供给与劳动力需求，因此作为引致需求的对劳动力的需求必然受到商品市场需求的影响。我国外向型经济过去几年内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增长。也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但这种外贸依存度高的经济结构不是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形式，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东南沿海大量企业倒闭、农民工返乡、高校毕业生就业紧张

更说明了这个问题。国家已经将推动经济增长的战略转移到刺激内需上来，由于内需不足直接影响着企业的销售及资金回笼，使得我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存在，从而也使企业新增岗位出现困难，劳动力市场需求较为低迷。

四、构筑我国劳动力市场有效需求的建议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还存在着劳动力歧视、岗位待遇差距过大等问题，我们应着力对这些问题进行解决，并对非正规就业和隐性就业者的情况加以改善。此外，劳动力市场上对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应多样化，避免大学生与下岗工人争抢同一职位的局面。在建立平等、健康的劳动力市场的基础之上积极采取措施构筑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有效需求。

(一)发展中小企业，增加劳动力市场容纳就业空间

中小型企业始终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主力军。根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相关资料，我国中小型企业占全部企业总户数的99％以上，而就业人数约占全部就业数量的75％。在我国城市的劳动力需求市场上，大型国有企业的就业基本饱和，有些仍处于“富余”的状态，对于劳动力需求潜力相对较低。而中小型企业，在经济体制转型之后，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同时也是我国市场经济的主体，无疑在今后的劳动力市场上扮演主要角色，中小企业能够广泛吸收社会上各个不同层次、不同素质的劳动力，尤其能够吸收国有企业中的富余人员，其对劳动力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市场的需求。因此，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是努力增加劳动力有效需求的主要途径。

(二)调整产业结构。增强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产业结构演进有其特定规律，一味地强调产业升级甚至用行政手段来推进，会干扰产业发展的自主成长机制，破坏产业的均衡性。以致效率性降低。尽管产业结构升级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客观要求，但一国的竞争力既体现在产业的技术水平方面，也体现在资源禀赋条件的比较优势方面。为此，要兼顾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充裕之特点，在充分考虑该产业对于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的基础上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大力提升工业部门科技水平的同时，要积极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第三产业发展。

(三)建设县域经济，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

当前城乡差距过大、劳动力流动受阻、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等问题的解决可有赖于建设县域经济。县城可以作为“农村一城市”的过渡地区，其发达程度不像大城市那样高，产业也更倾向于劳动密集型；而且生活成本较城市要低，生活方式也更贴近农村，限制人口流入的壁垒较少，是作为城市接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冲之地的绝佳场所。建设县域经济必须以现存的县城和具有相对条件地区为发展基础，因地制宜，科学发展。充分考察该区域内劳动力人口数量、经济水平、政策等条件，同时顾及周边的城市以及乡村的协调发展，以对周边地区起到带头和示范作用。

(四)拉动消费内需。间接刺激劳动力市场有效需求

我国整体消费需求不足的关键在于农村市场没有打开，原因不在于缺乏新的消费热点，而在于农民收入水平仍偏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大，农民的消费水平增长没有跟上经济的总生产供给增长，从而导致出现生产过剩，需求不足。因而，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拉动他们的消费是解决我国内需不足问题的核心。农民收入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带动农村城市化的建设，有效地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解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带动整个商品市场的需求使得企业利润增加。追加投资扩大生产一。加大新增岗位的供给，从而对整个劳动力市场有效需求的增加都有着积极意义。

五、结束语

就业是民生之本和安国之策，是社会居民获取收入和谋生的根本手段。我国劳动力市场有效需求在一定时间内仍将处于不足状态，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相应建议以着力构筑劳动力市场的有效需求，从而解决就业问题。

参考文献：

1、胡鞍钢，就业与发展[M]，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

2、蔡，都阳，王美艳，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M]，商务印书馆，2005

3、袁乐平，失业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4、杨宜勇，中国转轨时期的就业问题[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

5、岳昌君，中国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研究综述[J]，北大教育经济研究，2004(12)

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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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分流加重了劳动力人口的结构供给压力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中国人口自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转化，从而使家庭――不管是城镇家庭，还是农村家庭，都更易于集中资金投资于子女的教育。这与中国大学的扩招一起，在提升人口素质的同时，也分流了劳动力的供给渠道。

从历史向度而言，中国65岁以上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已经从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的55.75%增长到2007年年底的72.78%――这预示着中国人口已经进入到了“人口红利”的最高时期。经过这一时期，中国将由“人口红利”转入“人口负债”――那时，老龄型社会的压力，会羁绊中国经济的增速。在劳动力人口所占比重达到72.78%之后，伴随少儿人口所占比重的持续降低，每年新增的劳动力人口数量，会急剧下滑。2008年新增劳动力人口为700多万，2009年为600多万，到2014年时会下降到只有100多万。此后，会出现负增长。即在“十二五”的期末，中国劳动力人口的总数量会在大势上趋于减少。目前，劳动力人口的总量供给压力已开始减弱。

但劳动力供给的结构压力却日趋严重。伴随最近一段时间高中阶段职业教育的扩招，自初中毕业（因为没有进入更高教育阶段继续学习）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低技能劳动力人口开始减少（2005为667万，在2006年降低为533万，2007年降低为420万）。21世纪初，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扩张正好遇上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数量的萎缩，从而刺激了“民工荒”现象的出现。虽然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造成了低技能劳动人口就业压力――挤压出沿海制造业中的农民工，并在2008年年底形成民工的“返乡朝”。目前，刺激市场的大规模投入，以及铁路、公路、民航及经济适用房建设项目的推展，会在很大程度上为体力劳动者创造就业岗位，缓解蓝领从业人员的就业压力。

因此，结构压力的主要来源主要是大学毕业生供给数量的突增。2006年，中国大学毕业生只有413万人，2007年增加到557万，2009年将增加到610万人。再加上2008年没有顺利实现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届时仅需就业的大学生就会高达约800万人。

另外，职业教育在增加人力资本培育的同时，却以“蓄水池”的方式将本应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初中毕业生培养到了高中阶段。2003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516万人，2005年上升到的656万人，2007年达到810万人。提前实现了教育部的规划目标――2010年达到800万，与普通高中的招生人数持平。这表明：在初中及以下劳动力净增人数缩减的同时，接受过高中职业教育的劳动力供给人数开始大幅增长，为中国劳动力市场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在增加就业压力的同时，可潜在提高制造业产品的质量，增强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就是说，在人口总量供给所带来的“人口红利”达到既有高度之后，由人力资源的培育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已开始显现。这个显现的主要表征，一方面体现为大学生数量供给的剧增；另外一方面则体现为高中阶段职业教育的迅速扩展。

但由于中国企业的技术更新和升级力度慢于职业教育和大学生供给的增速，也由于中国城市化速度严重滞后于工业化速度，故在人口转型与经济转轨过程中，整个社会提供的“升级岗位”出现了短缺，并由此阻延了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

所以，最近几年愈演愈烈的大学生就业难，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中，也会伴生中等职业教育产品――接受过高中职业教育的毕业生的择业难。这种“困难”，并不是劳动力人口供给中短期的结构性压力，而是一个可能持续多年的结构性压力。我们必须认识到，教育的劳动力管道分流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对此，国家必须制定长期的企业发展战略和劳动力市场就业指导战略，将教育发展战略置于经济发展战略之中并使其在人口转型和社会转型中实现平稳过渡。

二、劳动力人口加速向第二、三产业及在地区之间转移

改革开放30年来，劳动力的流动趋势强烈地表现着自乡村向城市的净注入。20世纪80年代，城市实行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生育控制政策，使21世纪初城市户籍人口迅速老化。城市劳动力的不足与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拉动了农村人口到城镇的就业冲动，加速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仅从最近几年的数据可以看出，2004年城镇新增劳动力837万，而乡村减少劳动力69万；2005年城镇新增劳动力835万，乡村减少劳动力230万；2006年城镇新增劳动力999万，乡村减少劳动力404万；2007年城镇新增劳动力1040万，乡村减少劳动力450万。再过几年，等农村新增劳动力表现出“90后”特色时，中国乡村劳动力的减少趋势，将进一步显著。

目前，自乡村流动到城镇的劳动力数量，已经达到了1.3亿到1.5亿多。这几乎占整个城镇就业劳动力的一半。在乡村人口缩减过程中，接受过较高教育的年轻一代，越来越不愿意作农民，而希望有更多机会在城镇非农就业。这种强烈的心理预期，会使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趋减。同时，科技进步和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土地集中趋势，将继续加大农村对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推力”。

中国劳动力自乡村向城镇的转移，还体现着地区结构上从中西部向东南沿海一带的流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解决了当地存量劳动力就业的同时，还吸纳了大量农民工的南移和东移，带来了增量劳动力的积聚，形成“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地区的经济聚集效应。截止到2008年第三季度，东部地区用人需求占全国的比重都在60%左右。东部地区的求人倍率，也大大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1以上。

另外，乡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还直接带来了劳动力人口在三次产业之间配置比例关系的变化：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日益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日益上升。而最近几年的趋势是，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增长更快。这强烈地表现着“中国制造”的特色。截止到2007年年底，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已经下降到40.8%（1978年为70.5%），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上升到26.8%（1978年大约为17.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已经上升到32.4%（1978年为12.2%）。

2003年之后，东南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在出口导向的发展势头被国际市场所限制之后，为求得更大的利润空间，开始向人工成本和土地价格较低的中西部地区缓慢转移。在前几年的转移中，一度将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带入了中部中国和西部中国。所以，中国职业教育所带来的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将使中国在未来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仍然在制造业有所作为。在东部地区技术升级的同时，中西部地区会承接东部地区的制造业而继续引领“中国制造”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发生的这种地区转移，会在很大程度上带动劳动力――尤其是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廉价劳动力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梯度发展所促使的企业转移速度，直接决定着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速度，而金融危机及其导致的实体经济增速的放缓，可能会加速这一调整的进程。

事实上，中西部地区或者那些劳动力输出大省，正在积极应对这种变化，正以自己的比较优势迎接历史赋予的发展机遇。如果国家适时施以引导和培育，多予少取、休养生息，在梯度发展中，中西部极有可能以丰富的劳动力优势求得快速发展的大好局面。

三、私营企业已成为解决劳动岗位的主战场

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的从业单位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国有单位从业人员只有7451万人。但到1995年就增长到1.1亿多人。在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裁员分流之后，国有单位从业人员的数量开始持续下降。截止到2007年年底，只有6424万人。集体单位从业人员也下降到718万人――与1991年相比，几乎只剩下其时的零头。

但与此同时，城镇私有企业从业人员的数量却迅速上扬。1993年，国有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时，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只有186万人。1999年增长到1053万人，2003年增加到2545万人，2005年增加到3458万人；到2007年年底，已经增长到4581万人。此时，城镇个体从业人员，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到2007年已经增长到3310万人。仅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人员的数量相加（4581+3310）已经达到7891万人，超过了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从业人员的数量之和（6876+718=7594万人）。

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从业人员数量的增长，使其成为我国解决城镇劳动就业岗位的主战场，尤其是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主战场。2008年前三个季度的调查数据表明，在劳动用工需求中，私营企业的需求量，均占27%左右。虽然东部地区出现了私营企业大面积的破产，但在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特色的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中，私营企业制造的用工需求，却始终占据首位，并在全国总体劳动用工需求中继续保持了27%左右的比重。所以，虽然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日渐加重，但在用工需求上，内资企业创造的需求一直保持在70%以上，而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用工需求一直没有超过10%。故只要国家采取可行的内需刺激政策，被沿海地区挤压出的“民工返乡潮”或失业问题就不会过于严重。

不仅如此，在我国的农村，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已达到1.5亿，私有企业从业人员2672万，个体从业人员2187万。也就是说，在农村4.76亿劳动力中，已有将近2亿在企业就业。从事家庭农业生产经营的就业人口，已经下降到2.7亿左右。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化。

因此，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大力提倡以创业带动就业，应该是未来很长一个历史时期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而非权宜之计。为此，我们要通过宣传和利益导向，鼓励自主创业，继续转变那种“千军万马”挤“公务员”之独木桥的观念，为就业人员改善创业环境，着力扶持中小型企业的发展，缓解我国面临的就业压力。

四、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技能培训及其问题

前已述及，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业已经过教育而分流为不同人力资本的劳动力。不同人力资本的劳动力，面对着不同的求职市场。但市场的需求，却决定于整个国家宏观产业结构的发展。因此，市场对不同教育管道提供的劳动力，表现出不同的需求比重和不同的求人倍率。

如2008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市场对“大专”文化程度劳动力的需求比重仅分别为15.7%、15.3%和15.6%；对“本科”文化程度劳动力的需求比重分别为6.4%、7%和6.8%。2008年第四季度，市场对“大专”文化程度劳动力的需求比重为14.3%；对“本科”文化程度劳动力的需求比重为6.4%，均比前三季度有所降低。这本身既与大学毕业者在整个劳动力人口中占据的比重有关，也与中国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的相对低下有关。

可让人担忧的是，市场对高等教育毕业生，包括接受了“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教育的劳动力的求人倍率，却有渐次走低的态势。如“大专”程度劳动力的求人倍率变低。2008年第一季度为0.99，第二季度为0.89，第三季度为0.87；“大学本科”劳动力的求人倍率，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态势。分别为0.97、0.88、0.87。虽然“研究生”的求人倍率，在经过第二季度的低潮后有所上扬，但仍然达不到第一季度的1.49。

与此相反的是，“初中及以下”和“高中”组劳动力的需求比重，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2008年的前三个季度中一直很平稳。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劳动力的需求比重，一直在1/4以上；对“高中”阶段劳动力的需求比重，一直徘徊在40%左右。其求人倍率，也有较好的表现。“初中及以下”组分别为0.97、1.06、1。高中阶段劳动力的求人倍率，分别为0.99、0.98、1.01，也很平稳。但高中阶段劳动力中接受过职业教育者的求人倍率，则稳健上升，分别为0.97，1.13，1.15，是所有需求中求人倍率最高的。这说明：高中及以下学历劳动者，在2008年的前三个季度，基本都可以找到工作。虽然在第四季度，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初中及以下”劳动力的求人倍率有所降低，但仍然维持在0.89；但大专、大学、硕士的求人倍率却仅分别为0.78、0.75、0.77。

人力资本的另外一个评级标准，是劳动力的技术等级。这是国家通过权威部门颁发给某个职业技能的就业资格认证。持有此项资格证书的劳动者，仍是企业的“香饽饽”。劳动力市场监测数据也表明：所有取得了职业技能资格的劳动力的求人倍率都大于1。这预示，这些劳动力几乎都是供不应求的，中国的“技工荒”局面仍在持续。另外，虽然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量，对低层次职业技能的需求量大于高技能者，但高技能者的需求量少，可供给则更少，高级专业技术职务（高级工程师）的求人倍率达到了4.05。这说明市场需要405个工程师，但却只有100个人来申请。

总之，当前劳动力市场的最大问题，是大学生的就业难问题。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供给超过了市场之所需。除此之外，以下几点也相当重要：

第一，大学生所学知识与市场存在脱节现象。为什么职业教育的求人倍率高，而大学生的求人倍率低？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职业教育紧跟市场而调整，但大学教育的课程、知识要点和专业配置及老师等，一旦固化，就很难改变。

第二，大学教育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所谓数量增长，质量下滑。很多学校，本不应该升级为大学，但却通过种种渠道，取得了招收大专生和本科生的资质。在老师的教学力量未经提高之前，专科学校向大专院校的改变，大专院校向本科院校的改变，本科院校对研究生招生点和招生名额的“跑”、“要”、“扩”等，不仅使教育质量严重缩水，而且滋生了教育净土的腐败，破坏了文凭资质对就业市场的质量导引机制，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可悲现象。

第三，中国的教育体制，是理论教学式的满堂灌，而缺少动手能力的培养。在大学里，理论课多，实践课少，以增长学生技能为目的实践课更少。这种传统式的、重考试轻动手的、在精英教育时期不易暴露的教学缺陷，在大众教育时期已彻底不符现实之所需。

在治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时，我们过去比较多的强调要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强调和引导他们到基层和中西部地区去，要他们到中小城市或农村去，但却轻视了对大学教育体制的改革，轻视了大学生对专业的自主选择，轻视了对大学生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也轻视了监管部门对课程设计与市场之接轨的检查。这是教育部门需要深刻反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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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剩余劳动力;劳动力市场;产业结构;非均衡分析

［中图分类号］ F2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9-0078-06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增长依赖于结构转换，随着一国经济的增长，工业和服务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不断上升，农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不断下降，结构转换完成之时也即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实现之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过程正是一个经济体工业化的过程。[1]因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也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20世纪中期以来，众多经济学家都对这一经济社会现象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美国经济学家拉尼斯（Ranis.Gustav）、费景汉（Fei.J.H）、乔根森（D.Jorgenson）和托达罗（M.P.Todaro）等。中国学术界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卓有成效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先生1945年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而在此之后是学术界长达40年的沉默。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农民工在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才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学术界对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广泛关注。20多年来，从事理论研究的国内学者，围绕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现状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出路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在该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我们认清现阶段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现状、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努力探索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和方法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中国政府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决策参考。但正如西方学者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中存在缺陷一样，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或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问题：

1. 基础研究不够深入。如：至今没有一个在学术界公认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大多数研究都从各自的研究目的出发给出了中国剩余劳动力的测算办法，进而给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这最多算是一个操作上的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理论定义要说明的是：以什么作为剩余劳动力的理论标准。也有学者将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为：从农业部门抽走后不影响农业总产量的农业劳动力。这个定义暗含的假设是农户生产的目标是产量最大化，而产量最大化的生产目标只有在“传统农业”这个大前提下才是成立的，当农业处在现代农业或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阶段时，这个定义也就失去了其成立的基础。

2. 试图在劳动力市场均衡的框架下解决中国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从劳动力市场发育的角度来研究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的一个前提是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的主因是劳动力市场的不健全。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充分是一个不争的实事，但任何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也不可能发育到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完全竞争程度，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只是一个假设，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工资也仅是一个“影子价格”。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发育无疑有利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很显然，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发育不可能解决中国由于产业结构变动而产生的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

3. 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集中在第二、第三次产业，忽略了农业本身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作用。研究者多根据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认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会不断下降，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会不断上升，农业作为衰退产业，不可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从长期来看，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正如有的学者已指出的那样，农业的产业化和农业经济组织的变革可能会吸纳相当多的农业劳动力，如果选择合适的农业技术道路和农业产业政策，农业至少在短期内可以缓解农业劳动力过剩的矛盾。[2]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涉及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必须在研究农业剩余劳动力需求的同时也关注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才有可能看清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全貌。

4. 对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大背景关注不够，导致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农业剩余劳动力是经济结构（主要是产业结构）转型过程有的经济社会现象。只要工业化的过程没有结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不可能停止。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任何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和政策都必须兼顾其在短期内的紧迫性和在长期内的艰巨性。

对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必须以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为时代背景，在弄清楚农业剩余劳动力内涵的前提下，跳出劳动力市场均衡的分析框架，以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动为主线，从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探求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的真实原因和可能的转移途径。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内涵分析[3]

1. 传统农业社会。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我们假设：没有产品和要素市场；人们把生育看得比提高生活质量更重要；家庭是农业经营的基本单位；家庭人口数等于家庭劳动力数。如图1所示，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当家庭在给定的土地面积上投入的劳动力人数为8人时，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0，如果此时的平均产量（10个单位）正好是维持生存所需要的最低产量，那么，毫无疑问，此时，多于8人的劳动力人口为剩余劳动力，家庭内的粮食缺口为四边形ABCD的面积。（1）如果全社会有一部分家庭有剩余劳动力，而另一部分家庭有多于人均10单位的农产品数量，并且这些多余的农业品正好能够养活其他家庭的剩余劳动力，那么这些农产品将通过乞讨、抢劫等形式转移到剩余劳动力手中，使社会得以维持。（2）如果全社会中农产品数量多于人均10单位的家庭所拥有的多余农产品总量不足以养活社会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总量，那么社会将通过战争、瘟疫等形式进行调节。（3）如果当多于10单位的农产品总量在养活全社会剩余劳动力总量后还有剩余时，社会的生育率提高，多出的人口将把剩余的农产品消耗掉，这正是马尔萨斯描绘的“人口陷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根本不可能发展工业。（4）如果当多于10单位的农产品总量在养活全社会剩余劳动力总量后还有剩余时，人类没有生育更多的人口而是将多余的农产品用于发展工业（人类正是按照这种模式发展的），那么工业的发展将吸收边际劳动生产率为0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变为产业工人，此时社会农产品剩余一部分变为工业资本，一部分变为产业工人的工资，掌握大量农产品剩余的人将变为工业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工业资本家提供的工资不低于相当于10单位农产品的工业工资，就会得到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正是刘易斯定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内涵。可见，刘易斯定义的剩余劳动力是由于家庭农产品数量不能养活家庭人口的剩余，因而也可称为绝对剩余。

2. 现代农业社会。在现代农业社会中，户主按照农业生产的利润最大化目标进行生产决策，当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时，农户按照劳动力的边际收益产品（MRPL）等于劳动力价格（W）的原则决定农业劳动的投入量，即：MRPL=MPL×P=W。如图2所示，对于单个农业家庭来说，当家庭劳动力数少于L0时，户主将向社会雇佣劳动以增加利润，当家庭劳动力数多于L0时，家庭则倾向于将这些劳动力转移出去以增加家庭收入。显然多于L0的家庭劳动力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在此，家庭农业剩余劳动力显然不是因为家庭农产品数量不能养活家庭人口而产生的剩余，而是由于家庭为了提高农业经营的效率和家庭收入而产生的剩余，因而可称为相对剩余。

事实上，在现代农业社会中，劳动力是极为稀缺的资源，农业部门一旦产生剩余劳动力将会很快被非农产业部门吸收。理论上农业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

3. 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先进的城市工业和相对较落后的农业并存，即社会是典型的二元社会。我们假设：在二元社会中，农户同传统农业社会一样是农业经营的基本单位；但农户同现代农业社会一样是理性的；农产品一部分自给，一部分供应市场，农产品的价格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意味着即使某些农户的农产品全部用于自给，他们也能够根据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计算出农业经营的收益；农业部门内不存在劳动力市场，而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发育健全，这意味着，农业劳动力可以清楚地知道其它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价格。如图3所示，在短期内，（1）由于农产品价格是给定的且农业技术不变，因而农业劳动的边际劳动产品MPL不变，农户的劳动需求曲线为DL=MRPL，为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农业工资等于人均家庭收入，因而无论投入多少家庭劳动力，农户都实现了利润最大化目标，即农业经营无论如何都是有效率的，在家庭内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2）如果一个家庭投入的劳动力总数为L1并获得W1的工资，而生存工资为由L0决定的W0，那么由于W1

4. 二元经济社会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内涵的进一步分析。根据以上分析：（1）我们可以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为：农户实有劳动力数与由农户农业经营的收入目标所决定的劳动力数之差。农业剩余劳动力包括由生存目标所决定的绝对剩余和由高于生存目标的收入目标所决定的相对剩余两部分。（2）在一个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并基本实现温饱的二元社会中，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是由农户经营的收入目标所决定的相对剩余。（3）在相对剩余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无限供给的农业剩余劳动力。（4）农业剩余劳动力与产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正相关，当非农产业的收入提高时，如从W2变为W3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增加。（5）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与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负相关，当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时，如果农产品的价格不变，MRPL将向右上方移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减少。（6）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还与农产品的价格正相关，当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不变、农产品价格上升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减少。

三、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分析

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并不等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取决于户主的剩余劳动力供给决策。

1.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家庭供给[4]。我们假设在农户家庭内与就业有关的分工协作关系已经存在，在决定家庭成员是否到其他产业就业时，家庭有一定的农业收入，即户主对家庭内其他成员是否到其他产业就业的决策是在一定的家庭收入基础上做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家庭供给如图4所示。在图4中，横轴表示收入，纵轴由O点向上表示闲暇时间，纵轴由H点向下表示工作时间，HT为制度工作时间，Oya表示农户已有的家庭收入，Ui表示农户的闲暇―收入无差异曲线，U1

2.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各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及各农业劳动者个体对收入―闲暇的偏好不同，不同地区不同的农户劳动力转移的成本是不同的，对转移到非农产业所要求的临界净收益也是不一样的，在高于临界净收益的前提下，只要劳动力能够转移出去，就可以增加农户的收入，而且非农产业的实际工资越高，农业剩余劳动力就越愿意转移到非农产业，非农产业的实际工资越高，剩余劳动力供给就越多，非农产业的实际工资越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就越少。

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曲线在长期内还要受到农业生产的物质资本存量、生产技术条件、农业劳动人口增长率和劳动参与率、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等因素的影响。当农业生产的物质资本存量如土地面积扩大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量减少；农业人口增加但劳动参与率不变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量增加；农业劳动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加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增加；农业技术条件变化对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比较复杂，既可能减少也可能增加剩余劳动力的供给，这取决于农业技术进步是节约劳动型的还是节约资本型的。

3.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市场需求。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只能来自于非农产业。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非农产业的厂商只可能按照劳动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决定对劳动的需求，劳动的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下倾斜的直线，某个行业的劳动需求曲线是行业内所有厂商劳动需求曲线的叠加。在短期内，如果整个社会经济处于均衡状态，就不会产生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但是长期内如果社会需求、技术条件、资本存量或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发生变化时，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发生变化。在非农产业劳动力存量不变且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当社会总需求增加时，厂商倾向于扩大产量，增加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当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时，厂商也倾向于使用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以替代价格上涨的要素，只要厂商的生产要素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技术的变化对厂商劳动需求的影响是复杂的，在短期内取决于厂商所采用的技术类型，从长期来看，一般应有利于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总之非农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必须考查社会总需求、生产要素价格、资本存量及生产条件变化时的影响；非农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与劳动力的价格负相关。

四、一个非均衡分析框架

如图5所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曲线为SL，非农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需求曲线为DL，如果农业剩余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市场在A点实现均衡，均衡工资为W0，均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量为L0。当非农产业的工资为W非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总供给为L总，实际就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只有L实，此时就会有L总-L实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当非农产业的工资足够高时，L总可能会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的全部至少是绝大部分，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均土地资源较少而农业劳动力总量很大时，流动到第二、三产业的“失业”量（L总-L实）的绝对数就会大。尽管这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由于在农村拥有土地的剩余索取权而与城市失业有本质的区别，但这一部分劳动力将同城市失业一样会带来效率损失（L0-L实）和收入损失（L总-L0），如果这部分剩余劳动力在产业流动的同时也伴随着空间上的流动，而且都流入城市的话，就会引起城市污染、城市道路拥挤、犯罪等社会所关注的所谓“城市病”。这一部分流出农村而没有就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会由“农业剩余”变为“社会剩余”。

当我们继续分析农业劳动力 “社会剩余”的原因时，不难看出L总-L实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正是凯恩斯论及的总量失业，考虑到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拥有土地剩余索取权的事实，我们称之为“总量剩余”。显然，造成总量剩余的原因同总量失业的原因一样，是由经济波动引起的。而经济波动主要是内生的，经济增长正是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中实现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发展经济学家则认为，结构转换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5]事实上经济增长和波动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动因，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中级阶段，同时也面临着知识经济的冲击，产业结构调整无疑是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因而也可以说由经济波动引起的农业劳动力的“社会剩余”的本质是产业结构变动所引起的结构性剩余。

凯恩斯对总量失业开出的药方是：通过政府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需求，使社会总供求实现均衡。那么农业剩余劳动力庞大的总量剩余是否可以通过政府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短期内解决呢？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早在17世纪末，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就在他的著作《政治算术》中指出，从事制造业比从事农业，从事商业比从事制造业能得到更多的收入，因此劳动力会从农业向制造业和商业转移。1940年英国经济学家柯林・克拉克（Colin Clark）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中也证明了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会逐步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呈阶梯式转移。继克拉克之后，库兹涅茨（Kuznets）也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这种变动规律。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Chenery）和莫塞・赛尔昆（Moises Syrquin）等人进一步研究了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劳动力转移与包括产业结构变化在内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数量关系。他们在1975年出版的《发展模式：1950―1970》一书中，通过对100多个国家的统计分析，发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结构的变动要滞后于产出结构的变动。而就业结构变动滞后于产值结构变动的现象正是包括结构性剩余劳动力在内的结构性失业。产业结构的变动为什么会引起劳动力的结构性剩余或结构性失业呢，从需求的角度看，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科技进步所摧毁的就业岗位少于其所创造的岗位；（2）市场需求结构变动通过生产结构、投资结构导致产业结构变化，而扩张的新兴的产业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少于萎缩的、传统的产业所减少的岗位；（3）资源枯竭或减少产业所消灭的岗位暂时没有可吸纳的产业；（4）国际经济技术往来引起上述因素变化以及国际竞争中由于竞争力较低直接导致的产业衰退、外商投资减少所导致的就业岗位减少，大于中国产品、技术输出所能增加的岗位。

从供给的角度看，引起农业剩余劳动力结构性剩余的原因则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年龄、性别、健康状况等自然特征和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工作经验、人文素质等能力特征与非农产业所提供的岗位要求有差异。

需要说明的是，有关结构性失业的经典分析是建立在劳动力市场总体均衡的框架内分析的，而且假定劳动力的流动无障碍，在这种严格的假定下，结构性失业一定是失业数量与岗位空缺相等的失业，因而可以通过培训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劳动力的充分流动机制等措施加以消除。但这种严格的假定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结构性失业的常态是失业数量与岗位空缺不相等且呈反方向变化。[6]

技术进步当然也是造成农业剩余劳动力结构性剩余的重要因素，但技术进步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变动引起的，而且技术进步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农业劳动力结构性剩余的供求纽带是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在既定的有差异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产生重要的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总量剩余和结构性剩余，而结构性剩余是农业劳动力剩余的本质。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及劳动力市场的完善程度都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产生重要的影响，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才有可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分析框架可用图6表示。

这个分析框架的内在逻辑是：通过技术进步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化，一方面通过拉长农业的产业链条增加农业内部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直接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另一方面通过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农业与非农业的收入差距从而间接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同时通过增加对农业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不断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增强农业剩余劳动力自主创业和在非农产业就业的能力。技术进步促进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升级，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使农户的收入增加，而农户收入的增加将扩大对工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拉动工业和服务业规模的不断扩张，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形成良性互动的转移机制。

［参考文献］

［1］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教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2］占俊英，方齐云.中国农村走势［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3］【美】平狄克，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赵领娣，付秀梅.劳动经济学［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4.

篇4

1代际差异下企业新生代劳动力的相关概述

1.1代际差异下企业新生代劳动力定义

所谓“代际差异”是很自然的年轻者与年长者的差异。由于社会发生剧烈变更，年轻人与年长者的认知和行为发生了重大改变。“代际差异下新生代劳动力”是指在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并在经济社会转型的重大时期内，接受过较高水平教育，拥有新思维、新观念和新需求的适龄劳动者。而“老一代劳动力”则是与新生代劳动力相对而言的，是指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前出生的，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思想观念较为传统，但技能水平相对较高的劳动者。

1.2当前企业新生代劳动力特征

基于对中国的特殊国情和新生代的成长背景的研究发现，目前当代企业新生代劳动力与过去的劳动力相比，有三大特征：

（1）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较高。恢复高考制度后，我国教育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文化素质教育不断得到重视，高等教育范围逐步扩大，全社会对于教育的关注度逐渐提升。根据我国2013年全国人口普查情况显示，我国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劳动力高中以上学历约占新生代总体的44%，其中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约占20%，分别高于1980年以前出生的老一代劳动力的25%和9%。

（2）拥有较为明确的职业规划。新生代作为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劳动者，长期以来接受着较为系统性的教育，并且受到社会开放的影响，对自身长远发展存在较为全面性的规划和思考。相比较于老一代劳动力而言，新生代劳动力工作不再单纯为了自身和家庭的生计，也不再受到传统的现实性因素约束。

（3）个性化能力发展较为突出。由于新生代的成长接受全日制的教育，同时受到社会经济环境转型变化的影响以及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使得新生代劳动力的思维个性出现了较为明显地变化。与老一代劳动力相比较而言，新生代劳动力在工作中更具有个性化特点，能够更加容易地接受新事物，提出新想法和新观点，工作更加大胆高效。

2代际差异下企业新生代劳动力管理遇到的问题

2.1新生代劳动力技能水平偏低

面对近年来“招工难”、“用工荒”现象，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所谓结构性矛盾是指企业发展水平不断得到提升，对劳动者的职业技能要求也不断提高，而作为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却长时间处于滞后的状态，由此形成就业市场虽然供给量大于需求量。

在调查中发现，相比较于老一代劳动力而言，新生代劳动力最主要的不足在于技能水平较低的约占17.65%，居于所有选项的前列，而对新生代与老一代劳动力的调研中则发现同样的迹象（如图2-1所示），即新生代劳动力认为自身最欠缺的是技能的被调查者中约占44.83%，高于老一代的38.69%，均在两类人群中居于前列，都一致认为这是致使自身发展的主要障碍。

2.2新生代劳动力心理承受力较弱

伴随着“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的接连爆发，使得全社会对于新生代劳动力的心理承受力问题越发关注，新生代劳动力的心理承受力问题正在显示出较为严峻的形势。

从新时期下代际差异角度分析企业难以把握新生代劳动力的问题，主要原因是新生代劳动力心理承受能力较老一代劳动力低许多。根据新生代与老一代劳动力的调查显示（如图2-2所示），偶尔在工作上出现压力较大的新生代劳动者约占全体新生代劳动力的53.10%，而经常出现的约占38.63%，两者相加的比例约为91.73%；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老一代劳动力在工作中偶尔出现压力较大约为总体的59.85%，而经常出现的则约占27.01%，两者相加的比重约为86.86%，从两代人的压力情况中可以看出，偶尔出现工作上的压力均比较高，都在一半以上，而相对来说，经常出现压力较大的则主要集中在新生代劳动力这一群体身上。

2.3新生代劳动力的需求多样化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新生代劳动力的需求也在逐步发生变化，传统上第一代劳动力主要以物质需要为主的需求方式逐渐转变为新生代劳动力的多样化需求，诸如：对工作环境的需求、对自身工作信任的需求等等，而企业负责人往往很难与之同步提供，且其对新生代劳动力的认识还依然处于传统意义上对于第一代劳动者的认识阶段，很难为新生代劳动者提供适合其自身要求的新需求。

在新生代劳动力需求情况的调查中，新生代劳动力的需求为较高的薪资和福利水平的约为35.29%，占总体的三分之一以上，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劳动力对于更多假日娱乐机会和良好的工作环境的需求都在16%左右，相较于新生代劳动力而言较低。

2.4新生代劳动力工作流动性较频繁

新生代劳动力作为在特殊时期成长起来的特殊群体，在职业的选择上和在工作的取舍上往往根据自身的喜好来做出决定，这一点与老一代劳动力有着较大的差异，传统的老一代劳动力选择工作或者取舍岗位往往根据家庭生计以及薪资待遇来做出判定。

根据调研发现（表2-1所示），与老一代劳动力择业观念有所不同的是26.21%和61.38%的新生代劳动力认为自身会经常考虑或者偶尔考虑再择业，这都明显高于老一代劳动力的18.98%和50.36%，显示出新生代劳动力对于再就业观念的不同看法，折射出企业对于新生代劳动力工作流动性频繁的无奈以及人员管理上的难度。

3代际差异下企业新生代劳动力管理问题的成因分析

3.1新生代劳动力工作专业不对口，企业职业培训不足

新生代劳动力在学校在专业技能教育方面的缺失导致了新生代劳动力步入社会后工作专业不对口，近年来，我国教育水平虽出现整体上的向上发展趋势，但是关于技能教育以及教育与社会实践相互结合的情况却显得不容乐观。以理论教学为主的教育形式虽然使得新生代劳动力获得了更多的理论知识，并在学历水平上相比较于老一代劳动力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提高，但在实践操作和应用方面却难以有所表现，特别是在处于工作岗位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其与实际岗位的磨合期较长，接触面较为狭窄以及接触的内容较少都导致了新生代劳动力无法马上融入到工作当中，与企业实际的经营、管理以及发展存在一定的空档期。

此外，我国目前大多数的企业均属于民营中小企业，企业负责人为能够减少成本，换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往往并不是特别重视新生代的职业化技能培训，从而使得新生代劳动力在工作中较为容易出现差池，最终导致企业不必要的损失。

3.2新生代劳动力特殊的成长环境，企业高强度的工作环境

新生代劳动力大多数是家庭当中的独生子女，长期以来受到长辈以及父母的关爱，较少与社会有较为深入的接触，很难在社会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当中得到必要的锻炼，同时长时间在校教育也使得大部分的新生代与社会之间存在脱离情况，致使步入社会独自承担生活和承受压力的能力下降，而老一代劳动力由于所处的时代以及所处的环境使其不得不去较早地适应社会、融入社会和接受社会，承担起自身以及家庭的生活，也使得其在社会的历练当中更好地培养了自身的承受力。

除此之外，不可否认的是企业的高强度工作也是使得新生代劳动力心理防线出现严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我国2013年全国人口普查情况显示，新生代劳动力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约为45.95小时，超过每周法定工作时间40小时，每天循环往复的工作导致新生代出现严重的心理疲劳。

3.3新生代劳动力需求差异较大，企业不足以重视

对于第一代劳动力而言，其主要的需求在于生理和安全上的需求，属于较为低层次的需求，而对于新生代劳动力而言，其主要的需求已经不再是最低的两个需求，而是关于情感、归属和尊重上的需求，有的甚至已经开始寻求自我实现上的需求。此外，不难发现，新生代劳动力群体内部也存在需求上的差异，刚刚步入适龄工作阶段的新生代主要为较低层次的需求，诸如情感和归属上的需求，而对于已经较长时间工作的新生代则开始了寻求自我实现上的需求。

根据调查的数据显示（如图3-1所示），第一代劳动力在被调查到最希望企业能够提供的需求时，43.07%的希望企业能够提供较高的工资待遇，其次则是较好的生活保障和基本的工作权益，对于同样的问题，新生代劳动力的回答则是30.34%的希望获得较高的工资待遇，其次则是基本工作权益和假日娱乐机会，与第一代劳动力之间出现了较为细微的一致，但差异有所扩大，可以看出新生代内部需求差异的程度同样较为大。

3.4新生代劳动力职业期望与企业现实存在差距

新生代劳动力虽然具有较为明确的职业规划，但是依然存在较多与实际不相符合的内容，以及自身能力水平尚未达到企业所规定的标准，由此形成两者相互之间的差距，致使其更频繁的换工作，根据我国2013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情况显示，在失去工作的原因调查中，新生代主要是由于个人原因而失去或放弃工作的这一情况占全部新生代的15.88%，高于老一代劳动力的比重；另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企业一方，由于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较少关注新生代劳动力自身发展的规划需求，而是认为新生代与传统的老一代劳动力一样，只要提供基本的需求就能够满足，往往很少提供符合新生代预期的晋升机会和展示平台，造成新生代劳动力心理上的落差，进而造成一定程度上对于企业的抵触情绪甚至大多数新生代劳动者会用“脚”来表达对于这种差距的不满。

4.实现企业新生代劳动力创新化管理的建议

4.1建立新型师徒关系，增强技能水平

所谓新师徒关系，是指前辈对晚辈或老手对新手等在工作和学习中对文化知识、技术技能、经验经历等给予亲自传授的学习型组织。新生代劳动力的知识程度较高，更容易学习和掌握一门技能，老一代劳动力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他们有长年积累下来的工作经验和更加娴熟的工作技能，企业正好可以利用新生代劳动力的学习积极性，结合老一代劳动力的工作经验和技能，为新一代创造条件，提供培训机会，建立与时俱进的新师徒关系，符合新一代劳动力的特性，注重技能的灵活性和实用性，长期的，组织的动力技能规划更有助于学习组织计划的实施开展，考虑企业形势灵活调整技能培训标准，并且结合新生代劳动力的岗位需求和兴趣爱好给予员工相对应的技能培训，从而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2构建沟通对话平台，创建和谐企业氛围

所谓的构建沟通对话平台是指可以企业通过“网上对话”，电子留言板，网上信箱，视频访谈，心理咨询室，定期员工聚会等来了解员工心声，倾听员工诉求，排解员工压力，加强员工的心理承受力，注重新生代的心理变化，同时积极开展专业的心理知识讲座，丰富工作之余的生活，，让员工做的放心，做的安心，做的开心。从而调动对于工作的积极性，最终促进企业管理水平向更高层次提升。

企业应该加大对新生代劳动力心理问题的重视程度，加快完善建立专门的员工心理咨询机构，注重新生代的心理发展，关注新生代的心理变化，同时积极开展专业的心理知识讲座，丰富工作之余的生活，引导新生代劳动力注重自身心理健康，树立积极、乐观以及轻松的工作和生活态度，提高自身心理素质水平，从而调动对于工作的积极性，最终促进企业管理水平向更高层次提升。

4.3体验职业轮岗制度，满足个性化需求

一个人长期固守一个岗位，好处是稳定，坏处是容易出现缺乏活力和带来僵化。职业轮岗制度是指在企业内对核心员工有计划地调换职位任职。若一个人长期置身某个岗位，其视野和角度之外的人和事会墨守成规可见，必要的轮岗是人才辈出的有效机制

长期有序系统的轮岗制度不仅可以让员工体验到工作的新鲜感 ，满足员工发展的需求，给人才一个提高自身能力的机会，也可以避免一个人在某个岗位上工作时间过长而出现的个人资源垄断，对企业的利益形成潜在危险，而且可以减少企业招工和培养的损失，提高企业员工储备力量。

做好职业轮岗制度首先要建立完善的轮岗时间人员安排计划，对于轮岗中的交接手续及轮岗中出现问题的责任人和轮岗的薪资激励体制都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最后应该将这样的管理方式规范化、制度化，使其能够实实在在体现出“以员工为核心”的理念，提升新生代劳动力对于企业的满意度，促进企业良性发展。

4.4建立融入式管理体系模式，加强归属感

新生代劳动力具有自我、张扬，独立性强的特性，建立融入式管理模式，使员工目标与企业目标的统一，加强劳动力对企业的归属感，减少企业人才流失，就成为了企业工作的重中之重。首先公司要引导新生代劳动力明确自己的职业目标，使员工的职业目标和企业的管理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帮助新生代劳动力对自我的职业价值观，兴趣爱好特长，行为能力倾向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了解劳动力的职业目标，岗位需求愿望，满足其职业追求。

其次，企业应充分展示公司文化，通过讲座，视频，实地考察，团队活动等建立员工与员工，员工与企业之间的交流方式，提供公平轻松的工作环境，灌输企业的文化凝聚力，增强劳动力对企业的认同感。

最重要的是企业应该建立完备的晋升的评估、管理办法以及薪资绩效激励制度，让员工做公司的主人。对于考核优秀的员工给予适当的奖励，让新生代劳动力看到其工作的价值和上升的空间，设计合理的职业发展通道，实现新生代劳动力的多元化发展，兼顾劳动力各个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做好阶段管理工作。

4总结

篇5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竞争；分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性行为的自由人。所谓“理性行为”，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主权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主权。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开辟道路。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是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资源分配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劳动力市场的灵魂。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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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目前机场拆迁地区的劳动力就业情况的调查结果，对其现状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期提高今后新机场建设推进及新航城建设期间就业服务的精度和准度，促进大兴区和谐稳定发展。

一、机场拆迁地区劳动力基本情况

北京新机场的一期建设涉及大兴区榆垡、礼贤两镇，共计13个村、6865人因此搬迁，其中劳动力5645人，拆迁劳动力呈现出如下特点。

1.务农失地劳动力较多

13个拆迁村共有劳动力5645人，其中1653人务农，占劳动力总数的28%。这部分人因长期在农村从事种养殖劳动，以土地为生，失去土地后面临就业问题。

2.年龄以中青年为主

5645位劳动力中，16～29岁、30～39岁、40～49岁、50～59岁等个年龄段的人数分别为2005、1508、1306、826，各年龄段所占比重分别为35%、27%、23%、15%，85%的劳动力不足50岁。中青年是就业的主力军，这一人群是否就业、就业质量如何关系到其个人的幸福感和社会稳定。

3.文化层次偏低

学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含中专、职高、技校）、大专、本科及以上的劳动力人数分别为2541、1909、804、391，所占比重分别为45%、34%、14%、7%。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79%，整体文化层次偏低。

二、机场拆迁地区劳动力就业情况

机场拆迁地区的劳动力中，3329人通过“单位招用”“自主创业”“社区管理员”“自由职业”“村两委任职”等方式实现就业，占劳动力总数的60%，务农及未就业的劳动力人数为2216，占劳动力总数的40%。

1.劳动力就业情况

（1）就业方式分析。3329位已就业的劳动力中，通过单位招用、自主创业、社区管理员、自由职业、村两委任职等方式实现就业的人数分别是2977、127、31、184、40。通过单位招用方式实现就业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89%，创业的劳动力仅占4%，自由职业的劳动力占5%。

（2）待就业劳动力分布。待就业的劳动力总数为2216，占拆迁地区劳动力总数的39%，就业压力较大。其中1563人务农，另有753位未就业人员，分别为“在校学生”536人、“军人”14人、“无业”203人。

（3）未就业劳动力分布。“无业”状态的203人，其中“新生劳动力”6人，“解除劳动合同”28人，“个人原因无法就业”11人，“有就业需求无合适岗位”52人，“无就业需求”106人，各类别人数占无业人员总数的比例分别为3%、14%、5%、26%、52%。

（4）无就业需求劳动力分布。无就业需求劳动力共计106人，其中67人“需要照顾家人”，8人“有其他收入渠道”，31人因“其他原因”而无就业意愿。

三、影响拆迁地区劳动力就业的原因分析

1.学历偏低，职业技能不足

5645位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员占比为79%，整体学历偏低，在求职竞争中处于劣势。此外，5645位劳动力中有1563人长期从事农村劳动，职业技能不足，不能适应人力资源市场需求。学历低、技能低影响了拆迁地区劳动力的就业水平及就业质量。

（1）就业方式较为单一，创业意识不高。3329位已就业劳动力中，通过传统的“单位招用”方式实现就业的人数占到了89%，通过“自主创业”、“自由职业”、“社区管理员”、“村两委任职”等方式实现就业的人员合起来的占比才11%。就业观念较为陈旧，通过创业实现就业的意识不高。

（2）就业意愿不足，积极性差。处于“无业”状态的203人中有106人没有就业需求，占比达到52%，占除去“务农”以外的未就业人员的7%，占拆迁劳动力总数的2%。106位无就业需求的人员中有31人因“其他原因”而不愿就业，占无业人员的15%。不想就业、不愿就业体现出拆迁地区劳动力就业意愿不强，“小富即安”的思想严重，就业积极性较差。

（3）工资预期高，工作条件要求多。本地劳动力的工资预期，一般都在2000元/月以上，并且还要求社会保障齐全，而外来务工人员工资预期一般在2000元/月，且很多人不要求缴纳社会保险。比较来看，本地劳动力较高的工资预期导致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力弱。

2.工作条件的“五不干”

在工作条件上，本地劳动力的要求可以概括为“五个不干”：离家远不干、工作累不干、工作脏不干、经常加班不干、不体面不干。究其原因，是受传统就业观念影响，非体面工作不干，不是先就业后择业，而是宁可无业也不就业。而拆迁地区劳动力整体素质相对低，文化、技能水平达不到现代企业的用人需求、特别是达不到管理岗等高端岗位的用人标准，概括起来就是“低端岗位瞧不上、高端岗位不适应”，眼高手低，就业竞争力不强。

四、针对机场拆迁地区劳动力就业服务的建议

1.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就业观念转变

开设职业指导讲座，帮助拆迁劳动力了解就业的重要性。就业不仅是个人价值的体现，也是促进家庭幸福、社会稳定的有效方式，同时也能为下一代树立勤劳、上进的良好榜样。通过广泛宣传，引导拆迁地区劳动力端正就业态度，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摆脱“瓦片经济”等小农意识，提高他们的就业意愿，奠定实现就业的良好心理基础。在机场拆迁地区加强就业政策的宣传，让拆迁地区劳动力掌握就业政策，特别是灵活就业方面的政策，就业不一定非要通过“单位招用”，还可以有多种形式的就业方式，帮助拆迁劳动力拓宽就业途径。

2.加强就业引导，促进转移就业

帮助劳动力了解就业形势，结合当前市场就业形势及个人实际情况，引导劳动力对自身形成正确认识和准确定位。帮助拆迁劳动力尤其是务农失地劳动力合理定制自己的就业预期，对工资预期、工作条件的要求趋于合理、合乎市场需求，避免“眼高手低”的情况，促进他们就近、就地转移就业，提高就业成功率。

3.加强技能培训，提高就业竞争力

针对拆迁地区劳动力学历低、技能低的情况，加强对该地区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统计大兴区内企业的用人需求，挑选用人需求较大、有技能要求的岗位设置有针对性的培训课程，采取“订单式”培训，争取培训一人、推荐一人、成功一人，提高拆迁地区劳动力的就业竞争力，帮助他们在职业技能上“脱贫”，实现更高质量就业。

4.加强就业帮扶，输送匹配岗位

结合拆迁地区劳动力的文化层次、年龄结构、岗位预期等情况，采集大兴区内用人单位的岗位需求，筛选相匹配的岗位，组织面向拆迁地区劳动力的专场招聘会，为企业及个人搭建供需平台，帮助企业解决用人需求、帮助个人实现就业。通过提供有效岗位，对机场拆迁地区的劳动力进行有针对性的就业帮扶。

5.加强创业引导，提升创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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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必要劳动力；劳动力转移；弹性劳动力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09-0076-02

一、农村必要劳动力和弹性劳动力

（一）农村必要劳动力

为了确保我国粮食的总体安全，科学实施农业政策，在此提出两个概念，农村必要劳动力与农村弹性劳动力，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必须自给自足，当前我国粮食自给率达95%，同时食用油以及棉花等必需品的自给率也达到一地的程度。在此给农村必要劳动所辖的定义为：指为保证我国粮食等农产品供给安全，在现有生产能力下，为生产安全数量的农产品所需要的农村劳动力。而农村劳动力的数量通常会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而降低，随着人口基数的增加而上升，必要的劳动力和某一人口以及某一生产力的水平为同一个常量。我国农村的必要劳动力属于一个整体的概念，于此基础之上依据人口、耕地数量、质量、以及水资源和气候等情况，来确定各地区的必要劳动力，通常山区的必要劳动力比重相对于平原以及丘陵地区的较低。农村必要劳动力供给不可单纯地依靠市场进行调节，还需要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

（二）农场弹性劳动力

农村地区、特别是山区，除了产出安全数量农产品，还存在其他产业，例如农产品的加工，交通运输以及旅游业，这部分的劳动力供给主要是依靠市场调节的作用，我们将这部分称之为弹性劳动力。之所以称之为这个名字，主要是因为这些产业的对劳动力的需求能够依据市场来确定，随时变化，而不会对粮食安全产生影响，同时可以通过市场的运作对这些劳动力进行高效的配置。一旦城市存在需求，只要拉力足够大，便可以将农村的弹性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市中。

（三）其他概念的界定

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主要涉及到的有农村剩余、富余劳动力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农村作为一个区域概念，而农业是产业概念。农村除去从事农业之外，还能以进行服务业、旅游业、运输业以及工业，既能够于农村进行农业发展，城市同样可以发展农业，当然农业在农村是占据主导地位，而城市主要是以服务业与制造业为主导。

（四）提出农村必要劳动力以及弹性劳动力意义

农村必要劳动力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利于保证我国粮食安全，同时为政府制定惠农政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而农村弹性劳动力的提出，一方面是为政府实施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提供参考，农村的劳动力转移问题，应该对必要的劳动力进行重要考虑，而不是将剩余以及富余的劳动力作为重点考虑。另外一个方面是利用弹性劳动力来针对城乡的劳动力开展调解工作，当一个城市处于发展的状态时，农村对城市进行劳动力输出，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农村又能够接纳返乡人员进行就业，在农村地区虽然工资较低，但是生活的费用也普遍较低，政府可以保证他们有事做，他们至少能够生产出生活的必需品。不然，一旦他们在城市失业，便会失去全部的生活来源，加入没有农村弹性就业便会给城市造成较大压力。因此，在文中引入农村必要劳动力以及弹性劳动力的现实意义较大。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分析

（一）农村劳动力地区转移

由于改革开放的发展，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量向省会城市或是周边城市转移。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一些城市的发展，例如广东、浙江以及江苏等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是创造我国人口红利的主要地区，与此同时，劳动力的转移所形成的劳务经济同时也为农村地区创造了可观的收入，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发展，提高了其生活的水平。而弹性劳动力的转移，应主要依市场进行调节。向有需求的城市输入劳动力，前提是保证农村要有必要劳动。

（二）就地转移

农村的劳动力转移之后，依据当前的生产形势，农村的劳动力主要呈现为季节性的剩余，在农忙时期通常出现短缺。因此往后农村地区劳动力的转移方向主要为就近转移，使他们变为弹性劳动力，亦工亦农，在农忙的时候，能够从事农业生产，闲暇时也已便可发展其他行业。当前的农村地区主要以传统农业为主，我们应改变这种现状，各地区可以因地制宜发展各类产业，例如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可以发展旅游业，自然条件较好的可以发展种植业，同时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等等。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造成的影响思考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虽然促进了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加了农村收入，有效缓解了耕地紧张。但同时也给农村地区的发展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其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在农村劳动力进行转移之后，城市的发展进程放缓，而劳动力的转移已经对农村的发展产生不小的影响。为了发展农村貌似不应该进行劳动力转移了，尤其是高素质的劳动力，但为了加快城市化进程的脚步，促进我国由农业社向工业社会转变，则进行劳动力转移时必须的。

为了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所造成的各种困扰，往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式有：就地转移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农业之外的产业进行转移，亦或是直接转移到附近城镇，在农忙时候一边能够及时进行农业生产。再者就是将传统的农业替换成现代农业，以次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从而形成剩余劳动力，之后再将这些劳动力向有需求的地方转移，还有一个方式便是实现全员转移或是隔代移民。

参考文献

[1] 马艳霞，范钛，石川，等.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理论研究综述及评价[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32（2）：13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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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相对过剩人口；资本积累；资本有机构成；就业

[中图分类号]F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2）9-0088-02

一、相对过剩人口理论

1.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机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出发，论证了相对过剩人口形成的机制。从资本积累的规律看，资本的有机构成具有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是形成相对过剩人口的必要条件。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直接结果就是可变资本随着总资本的增加而减少。可变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比重日益减少时，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减少。在生产力迅速发展、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很快时，对劳动力的需求甚至还会绝对地减少。但是，与此同时，劳动力的供给却在绝对地增加。因此，在资本积累中，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时，必然出现两种相反的趋势：一方面，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地有时甚至是绝对地减少；另一方面，劳动力对资本的供给却绝对地增加。这两种对立趋势发展的结果必然形成大量失业人口，即相对过剩人口。

2.相对过剩人口的作用

相对过剩人口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条件。马克思认为“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具体表现为以下三方面：第一，生产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需要有大量的劳动力迅速的投到扩张的部门中去，而又不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规模。这些劳动力就是由相对过剩人口提供的；第二，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可以有效的调节经济周期波动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起到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第三，相对过剩人口通过竞争对就业工人产生压力，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积极性，降低工资水平。

二、我国就业问题

1.我国的就业现状

当前我国就业问题的基本形势是供大于求，就业形势复杂。从2011年城镇就业情况来看，我国新进入人力资源市场的劳动力达到1500万多人，加上900多万结构调整等因素新产生的失业人员，城镇需安排就业人数超过2400万人，我国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221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达到1200万人左右。2012年预计城镇需就业的劳动力达2500万人，总量有增无减，比“十一五”时期的年均数多100万人，而今年年全年新增就业和补充自然减员增加就业仍将是1200万人，城镇就业供求缺口会在1300万人左右。因此，扩大就业，稳定就业形势是我国今后重大而艰巨的任务，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2.我国就业形势严峻的原因

当前我国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分析其原因可以看出，我国就业形势之所以严峻是市场经济的共性原因和基于我国自身的基本国情的个性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分析有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必然结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扩大再生产也以资本积累为前提，存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在资本积累过程中，随着我国生产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形成社会主义相对过剩人口。

第二，劳动力供给增长过快，劳动力需求相对于劳动力供给增长不足。一方面，我国持续的高自然增长率成为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重要来源。我国总人口由1950年的5.5亿增加到2011年的134735万人，劳动年龄人口增加为94000多万人。另一方面，我国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潜在的过剩人口。随着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本身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年下降，劳动力长期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会释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我国劳动力供给日益增长，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是相对减少的，这势必造成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的局面。

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下，技术进步和资本投入对经济的贡献率取代了劳动力而

上升到首要位置，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有所下降，而劳动力供给不断增加，供给大于需求，产生相对过剩人口；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导致一部分劳动者由于不适应新的工作岗位而变成结构性失业人口，使得相对过剩人口增多。

3.政策建议

第一，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新兴产业来开拓就业新领域，在经济结构调整中拓宽就业空间。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中小型企业，扩大就业和创业规模。

第二，创业促进就业。健全创业培训体系，增强创业的理念，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创业能力。完善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税费减免等鼓励自主创业政策。增强为创业者提供咨询服务、融资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的服务机制和机构以鼓励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

第三，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政府应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就业信息引导，使信息能及时有效的传递。进行职业培训，努力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以减少结构性失业。同时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城镇化过程，消除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从而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更好的实现我国农村人口的充分就业。

[1]马克思.资本论[M].第1、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董克用.我国就业问题的特点与“十二五”就业规划[J].中国就业，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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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吉林省；劳务经济；制约因素；对策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8)52-0184-02

1　吉林省农村劳务经济发展基本情况

据统计，截至20 07年底，吉林省外出务工人数超过375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超过320万人，实现劳务收入220亿元，比上年增加42亿元，增幅23%，农民人均年劳务收入超过7000元，全省农村人均年工资性收入突破1500元，农民人均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30.2%。通过几年的发展，吉林省劳务输出品牌日益响亮，2007年，“吉林保安”、“吉林大姐”、“延边朝鲜族劳务”、“双阳鹿业劳务经济”、“农安服装工”等9个劳务品牌被评为全国优秀劳务品牌。虽然，我省农村劳务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然存在着输出总量小、劳务收入少、外出就业时间短、就业结构不合理、劳动力转移速度慢等问题。

2 吉林省农村劳务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2.1 劳动力的自身供给因素制约着劳务经济发展

农村劳动力是农村劳务经济发展的主体，其自身供给因素的不足与缺失影响着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速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农村劳动力的择业观念陈旧，没有长远就业目标。目前，在我省农村中，“以农为本、重农轻商、求安怕险”的心理还相当严重。

(2)农村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偏低，制约着农村劳动力持续输出和稳定就业。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升级，新技术、新工艺被广泛应用，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劳务需求明显由“数量型”、“体力型”向“质量型”、“技能型”转变。由于我省劳动力科技文化素质低、职业技能水平差，使得大部分劳动力的就业处于低端水平，缺乏竞争力。

2.2 劳动力的社会需求因素制约着劳务经济发展

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影响着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经济的持续走低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经济的日趋放缓使得社会就业问题日益严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会更加困难。

2.3 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间的中介因素制约着劳务经济发展

由于目前我省尚未形成自由、开放、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劳务中介组织的规模小、功能弱，劳务输出缺乏统一计划和协调管理，信息咨询、技能培训、职业介绍等工作不到位，农民转移就业的组织化程度低。据统计，吉林省有80%以上的外出务工人员都是亲戚帮、邻里带或自己出去闯。这样，不但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也制约了劳务经济的发展。

2.4 相关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因素制约着劳务经济发展

农民工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央不断强调“公平对待”，但农民工始终摆脱不了社会对他们的歧视。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的相关体制、机制改革没能全面跟进，因而出现了现有的社会现象：户籍制度的隔离使农民工很难成为城市市民；农村土地流转制度落实不到位，使大部农民的外出就业呈“兼业性”，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这样就制约了农村劳务经济发展。

3 吉林省农村劳务经济发展的对策

3.1 多方位开拓就业渠道，为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1)立足农业，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劳动力在农业内部的充分就业。吉林省是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占全省人口的55%以上。长期以来，农业生产都是以粮食为主导，农业内部就业容量小。为了更好发挥农业在劳动力转移中的蓄水池作用，我省应加大对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大力发展特种养殖业、高效园艺特产业、畜牧业、水产业、林业及乡村旅游业等，扩大农业的就业空间。

(2)立足农村，加快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实现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农民在小城镇就地就业，既可以降低农民的外流成本和就业风险，又可以避免城市病。据统计，我国目前有60%左右的农村劳动力在县域城镇内就业，经济发达一些的省份，城镇的就业率会更高。

(3)立足国内，放眼世界，努力发展国际劳务输出。国际劳务输出是吉林省乃至中国劳务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最新统计资料显示，目前，全世界每年的流动劳动力大约为4000万人，其中我国对外劳务输出占其中的3%左右，这与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20%的比例是不相称的。

3.2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就业服务体系，为劳动力的有序转移提供条件

(1)逐步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培训体系。进一步整合教育培训资源，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充分发挥高等院校、各类职业院校、农村中小学、县级职业教育中心以及民办培训机构的作用，探索建立师资、设备、场地等培训资源有效利用的共享机制；进一步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根据劳务市场需求，实行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一条龙”服务，促进培训与输出就业的结合，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

(2)逐步健全覆盖全省、连接省外国外的职业中介及信息服务体系。

(3)逐步健全城乡统一、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加快构建多层次、多形式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把市场机制作为调节城乡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手段，改变城乡有别的就业政策，使农民享受其能力素质与工作岗位对等的公平就业机会。

3.3 全面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为劳务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正在逐步打破，但长期形成的城乡分割体制依然影响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促进农村劳务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应通过全面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为劳务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

(1)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准入限制，吸引有条件的农民工进城落户，逐步实现从农民到工人、到市民的转变。

(2)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为了使外出农民工摆脱土地的束缚，政府应积极探索按照市场机制运营的土地使用权新机制，在保证农民原有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的前提下，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方式流转，使更多农民离开土地，离开农村，安心务工。

(3)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体系，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与整合，最终建立起覆盖城乡、面向全体劳动者的统一社会保障体系，让农民工真正享受到同城市劳动者一样的社会保障。此外，由于农民工自身缺乏维权意识和能力，省及劳务输出任务重的县（市）应建立农民工帮扶救助中心，负责为跨地区输出的农民工提供法律咨询、劳动争议调解、经济法律纠纷等帮扶救助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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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养老金计划，劳动力市场，效应

根据劳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劳动者决定劳动供给量的过程，是劳动者根据外部经济参数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劳动力供给量，力求达到现有条件下效用最大化的过程。因此，劳动者可获得养老金的数量及与之相关的变量无疑是影响劳动者劳动供给决策的重要因素。而劳动力的需求量则是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下，根据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来决定的，在不存在完全自由市场的条件下，养老金计划缴费与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相关性。鉴于中国社会的就业压力，我们有必要对公共养老金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供需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考察，以探寻较小劳动力市场扭曲效应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模式，缓解就业压力，推动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公共养老金计划与劳动力供给

公共养老金计划为社会职工提供养老的基本生活保障，免除了劳动者的后顾之忧，有利于激发劳动积极性。但在养老金计划的实际运行中，其相对影响或个别影响可能是不确定的，甚至是消极的，会阻碍劳动力供给。因此，要了解公共养老金计划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必须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而首要的是认识问题，是将公共养老金计划看做是一种不相关的政府税收和福利支出措施，还是看作为一种强制储蓄体系。

1.不相关的税收与支出。

如果养老金计划的缴费与待遇联系较弱，就容易被简单地认为是不相干的政府强制税收和支出措施，养老金计划对劳动供给就会从两个层面发生影响作用：缴费支出对工作人口的影响以及养老金给付对老年人口的影响。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从劳动者总收人中进行养老金计划缴费扣除将减少劳动者每小时的净收入。这种效应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工作积极性，取决于相互冲突的两种经济力量中对劳动行为选择更具影响力的一方。一方面，这些缴费的扣除，会刺激人们增加劳动供给(收入效应)，因为每小时净收入减少，创造同样的实际工资将需要投入更多的工作时间；另一方面，这些扣除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产生消极影响。因为增加工作时间所获得的净收益比较少，人们便不会对找工作或者延长工作时间有很高的积极性，而选择以较多的闲暇替代劳动(替代效应)。至于最终会增加还是会减少劳动供给，则要看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差。若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则会减少劳动供给，反之，则会增加劳动供给。

这类计划还会促使劳动者为了逃避保险税而转入法纪松弛的非正规部门就业。雇主也会转移到非正规部门经营以避税。甚至一些大公司也把部分业务转包给非正规部门的小企业。这一方面会减少政府税收收入；另一方面；由于非正规部门缺少资本和工作培训，生产力低下，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更重要的是，非正规部门的扩张，破坏了公共养老金计划的目标，造成老年贫困人口的增多和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

养老金给付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更明显。与缴费联系较弱的养老金给付无疑会增加受益者的收入，职工可以选择提前退休而不必承担总体收入大幅缩减带来的损失。提前退休减少了养老金计划的缴费收入而增加了支出，减少熟练劳动力人数，降低了国民产出。世行在1994年计算得出，在过去30年中，提前退休使oecd国家劳动力市场熟练工人的供给减少了3%～6%，发展中国家则减少了1%～2%。提前退休使oecd国家的国民产出损失大致相当于gdp的2～4%，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当于1%(假设老年人和年轻人的生产率相同)。损失的gdp足以支付许多国家一半多的养老金。

2.强制储蓄体系。

如果养老金待遇与缴费挂钩，人们就会将养老金计划看做是一种强制性储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保险缴费被认为是为形成退休养老账户而进行存款的替代形式，养老金给付被视为支付这些储蓄账户的替代形式。这样，养老金计划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实质上会弱化。

可见，劳动供给影响取决于将公共养老金制度看做是一种强制储蓄还是一种不相干的税收或支出措施。而如何认识，不仅决定于缴费与待遇挂钩的实际情况，还决定于公共养老金制度如何表述。不同的制度表述对缴费与待遇之间的联系的认知或理解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即使它们可能对缴费与待遇之间的实质联系没有影响。例如，其他因素不变，养老金计划由私营部门或独立的非盈利组织管理，可能比政府部门的管理能更形象更有效地描述或传递着缴费和给付之间的密切联系；使用“缴费”、“个人账户”、“盈利”等词汇来描述由于个人养老金权益持续增长的结果而获得的利益，更有助于强化人们认为缴费与受益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看法。如果劳动者能够得到关于解释如何计算收益的资料，以及正规的能够反映账户平衡状况的报告，给付和缴费之间的联系就被比较清晰地表述出来。即使所有这些做法并未改变缴费和给付之间的实质关系，但它们削弱了对劳动供给的负面影响，并增强人们对公共养老金政策的信赖和认同。

3.不同养老金计划的劳动供给效应分析。

一般认为，由于现收现付制切断了缴费和受益之间的市场联系，可能会导致偷税漏税以及劳动供给的扭曲，从而降低经济的产出水平。而基金制则由于在个人缴费和受益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因而其劳动供给的扭曲效应很小。因此，由现收现付制转向基金制，能减轻劳动供给的扭曲程度。实际上，这种仅着眼于融资方式的分析是不全面的。

从前面分析可知，劳动力市场扭曲会影响退休决策和工作年龄人口在劳动力市场的反应。与退休决策相关的重要一点是，个人的边际养老金收益应该与个人的边际缴费率相联系，并且要使缴费者和受益者都能明确这一点。这一点对于dc型基金制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db型现收现付制的政策制定者也可以根据该原则来确定其养老金计发公式：如果工人a在整个工作期的收入是工人b的两倍，则a获得的养老金高于工人b的养老金，但没有b的两倍高。然而，如果工人a或b提前退休，其所得养老金应进行保险精算缩减。

工作年龄人口的劳动力市场决策不仅取决于边际缴费率和边际收益率，而且还取决于收入增长对整个养老金收益的影响。当缴费与收益之间存在完全的保险精算关系，且一目了然时，劳动力市场的扭曲最小化。这是dc型基金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但也是待遇的计发严格比例于个人缴费纪录的dc型现收现付制(即ndc)所遵循的原则。

相反，设计糟糕的计划，不论是现收现付制还是基金制，都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的扭曲。gruber和wise对11个工业国家的研究报告指出，在现收现付公共养老金计划和提前退休之间存在着较强的联系。他们发现，大多数国家都为推迟退休的人增加养老金，但其数量少于按保险精算应增加的数量，因此，为人们在养老金财富最大化的年龄离开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激励。gruber和wise将其称为“税收强迫退休”，并在这一变量和老年人离开劳动力市场之间发现了很强的一致性。这种扭曲在基金制中也存在。众所周知，雇主设立的db型基金制阻碍劳动力流动，它同样为在养老金财富最大化的时候退休提供激励。可见，劳动供给与现收现付和基金制这两种组织融资的机制无关，重要的是养老金计划的激励结构。

二、公共养老金计划与劳动力需求

一般认为，公共养老金计划和劳动力需求之间的联系就是养老保险缴费和雇主成本之间的联系。无论公共养老金计划采取何种融资方式，养老保险费的支出都会成为劳动力成本的一部分。因此，公共养老金计划必然增加雇主雇佣劳动力的成本，从而影响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但是要明白一点，养老保险缴费对劳动力需求要产生重大影响，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有两种情况要区别对待：

1.封闭经济中养老金计划缴费率与劳动力需求。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养老保险缴费不会对雇主成本及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任何时候，如果税收是根据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某种投入的数量而从生产者那里征收的话，那末投入的所有者就必须接受更低的价格，除非他们想要减少出售的数量。一般情况下，劳动力的供给是非常缺乏弹性的，其供给数量不会随着扣税后的实得工资发生很大的变化。而资金供给比劳动力供给更有弹性。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养老保险缴费都不能轻易地转移给资金的所有者。这样做的结果，劳动者实际上承受了由养老保险缴费率变化所带来的全部负担，而不会改变雇主成本或者产品成本，不论它表面上是从雇主还是从雇员那里征收的。

雇主对于养老金计划缴费率增加最直接的反应是，减缓他们原先增加货币工资的承诺，使雇佣每个劳动者的总成本降低到如果缴费率不发生变化时应有的水平。劳动者或者不得不接受实际工资增长缓慢的事实，或者进行抵制。抵制会立即增加雇主雇佣劳动力的成本。对此，雇主会产生两种反映：一种是减少雇佣，使失业现象恶化。失业的增加会减缓货币工资的增长速度；另一种是改变产品价格，即雇主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补偿更高的养老保险缴费成本。这会导致价格总水平上升，降低实际工资水平。价格压力一直会持续到实际工资降低的数额足以抵消养老保险缴费增加的影响。

如果政府通过最低工资立法和反通货膨胀政策干预自由市场的自发调整过程，则养老保险缴费率的提高会使雇主成本提高，从而减少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最低工资立法提供了一个工资下降的底线，从而使低收入劳动者免于承受全部或部分缴费增长的负担。于是，雇佣最低工资水平的劳动者的成本增加，使得单位劳动成本增加，结果可能会导致低工资劳动者雇佣数量的减少。有效的反通货膨胀政策也可以通过减慢自由市场自发调整的过程，使雇主承担较高成本的时间延长。然而，高成本也可能导致高失业率。

2.开放经济条件下养老金计划缴费率与劳动力需求。

根据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如果一国实行弹性汇率，那么即使养老保险缴费率的调整引起国内单位劳动成本的变化，也不会影响该国对劳动力的需求。因为，两个不同国家的货币之间的兑换率主要是由这两国不同货币的相对供求来决定的，而供给与需求主要是由贸易流通决定的，一个国家任何总价格水平的变化迟早会导致这个国家的汇率产生相反方向的变化。作为该国的出口国之一的另一个国家的价格不会受到影响，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会受到影响。

综上所述，在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外汇市场允许自由运作的地方，养老金计划缴费不可能对雇主成本或者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产生重大影响。自由运作的劳动力和产品市场可能确保任何养老金计划缴费率的提高将转变为更低的工资水平而不是更高的商业成本。但是，在有效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和政府劳动政策联合起作用来阻止这种转化的地方，费率的提高会影响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

三、中国现行公共养老金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负面效应及其解决路径

(1)缴费与待遇脱节引起劳动供给的扭曲。根据1997年的统一制度规定，企业和个人缴费中的大部分进入了社会统筹账户(约占缴费总额的54%～61%)，只有小部分进入个人账户(约占缴费总额的39%～46%)。而养老金受益的支付，较多的社会统筹部分缴费所获养老金的替代率只占工资的20%，个人账户部分设定替代率为38.5%，缴费与受益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对称。另外，统一制度规定，缴费满十五年的，退休后可按月领取20%基础养老金，超过十五年的统筹部分缴费就等于白缴了。根据国发[2005]38号文件，统筹部分缴费更是上升为缴费总额的71.4%。至于改革中的“中人”和“老人”的养老金受益与缴费之间的联系就更微弱了。这种状况，必然引起劳动供给的严重扭曲。表现之一是大量劳动力向非正规部门转移。1990年至2000年的十年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4398万人，仅非正规部门就业者就增加了2796万人，相当于新增就业人员的63.5%。而与此同时，传统的正规部门共减少了3907万正规就业的劳动者。2000年，非正规就业达到9690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45.5%。非正规就业的迅速扩张，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很难说不存在个人和企业、尤其是企业逃避缴费的诱因所致。表现之二是提前退休严重。1998年1—8月份养老保险行业移交地方前，新增退休人员79.6万人，其中违规提前退休的达43.8万人，占55%，最年轻的只有24岁。2001年，江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共审批10693人退休，其中提前退休的4954人，占退休总数的46.3%。由于中国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覆盖率低，且存在大量的非正规部门，人们退休后仍然能够在这些部门继续工作，获得收入，从而更决定了提前退休的经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