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资源的稀缺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力资源的稀缺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论文关键词：教育；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 

 

一、引言：教育——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惊世之作《国富论》中，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描述了市场经济环境下人和社会的关系，并指出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结果将导致社会福利达到最大。 

无论从事什么经济活动，收益超过成本是必要前提，然后再考虑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广义上说，教育是一种经济活动。教育活动的主授方因为从事教育活动取得收入，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教育活动的接受方则因为教育取得将来的预期收益，其经济效益表现在将来。首先，通过教育能够掌握最基本的谋生手段，这是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必须进入的教育层次，然后。一部分人通过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增加将来收入的预期，这是对劳动者愿意花费大量的成本接受非义务教育的合理解释。非义务教育需要我们支付很高的成本，包括为教育支付的显成本和因为接受教育而不能从事其他职业所减少的收入——经济学上称为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有时是相当大的。 

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教育是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手段，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公共教育的基本功能和目标是使受教育者掌握最基本的生活和生存的方法和技术，专业教育的基本目标则是让受教育者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通过教育这种手段，接受不同层次教育和不同类型教育的劳动者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门和岗位就业，这就是劳动力资源的教育配置机制。不同工作岗位的工资水平的差异则是对劳动者接受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教育所支付成本的回报。大多数的研究发现，教育层次低的劳动者只能从事较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工作，相应取得较低的社会平均劳动报酬：教育层次较高的劳动者可以从事较高技术含量的资本密集型工作，相应取得较高的平均劳动报酬。 

 

二、农村劳动力教育素质与劳动力资源配置相关性分析 

 

(一)劳动者的教育素质与其工作环境和工资水平成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教育是一种资源，因为教育能够产生收益。教育是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手段，因为教育能够把不同的劳动者配置到不同的工作岗位并取得不同的工资水平。劳动者的教育素质是指劳动者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和教育质量的好坏，包括接受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等，由于教育质量的好坏从大众意义上难于评价。我们所说的教育素质一般是指劳动者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接受较高层次教育的劳动者教育素质则高，接受较低层次的劳动者的教育素质则低。大多数研究发现，具有较高教育素质，取得较高教育层次的劳动者能够在环境优越的劳动岗位上就业，并取得较高的劳动报酬。一般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和市场秩序比较规范的国家，收入和教育是成正比例关系。美国的教育学家发现，在美国平均每多受一年大学教育，将来的收入会比原来增加12％，这就是“教育收益”。我国2006年城镇居民的平均年收入，中、小学文化程度为8744元，初中为10269元，高中为12204元，大专为17290元，本科和研究生分别为22995元、37880元，这显示了劳动者的教育素质和收入水平之间的明显正相关关系。 

大多数农民由于受到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没有机会接受较高层次的教育，因而文化程度普遍很低，较低的文化程度导致他们的社会就业能力较差，从已经进城打工的农民来看，他们大部分只能从事简单粗重、技术含量低的工作，他们的职业技能，绝大多数是边劳动边积累的。无论农民工是选择外出就业还是就近就业，由于受到其教育素质和职业技能本身的限制，收入水平往往都不高，而且，教育素质决定了他们要提高收入的难度很大。按照相关专家对农村劳动力的一项研究，大学文化程度工资是高中文化程度的3—4倍，是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4—5倍，接受过劳动技能培训的劳动者工资是没有接受劳动技能培训劳动者工资的3—4倍。而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者找工作和教育素质偏低的农民工打工很不一样，前者基本上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政府机关就业，工作环境优越，而且还可能拥有非货币的福利收入以及各种社会保障，工资上涨的弹性大。而农民工只能选择在环境较差的岗位工作，并且工作没有什么保障，无任何其他收入，工资上涨的弹性小。 

 

(二)农村劳动者的教育素质与其转移就业能力成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教育素质低，只能要求较低的劳动报酬，由就业信息不对称引起的较高就业成本和转移成本，使得劳动报酬不足以弥补转移就业成本，农村劳动者转移就业的难度大。而教育素质高的劳动者，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丰富，就业信息广泛，能够取得较高的劳动报酬，转移就业比较容易。 

根据我们对湖南邵阳市农村劳动力市场的调查，邵阳市隆回县2008年的总人口为11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02万人，农村劳动力为50.8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为35.2万人，转移就业劳动力24.3万个，占24％。其他10.9万农村劳动力没有实现转移就业。据相关部门统计，隆回县农村劳动力转移，高中以上文化的转移率(转移劳动者与劳动力总人口之比)高达78％，中专以上为92％，初中以上为61％，小学程度为32％，文盲和半文盲的转移率只有11％。

另一项调查显示，邵阳市武冈农村人口60万人，拥有农村劳动力资源43.1万人，富余劳动力26万人。农村富余劳动力跨省转移10.8万人，省内及市内实现就业5.8万人，还有近9.4万劳动力既不能在本地就业，也不能实现转移就业，转移就业率只有63.8％。剩下的9.4万劳动力基本上是初中及以下文化层次，没有一技之长，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 

这些都充分说明，农村劳动者的教育素质与其转移就业能力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三、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 

 

教育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劳动者工作环境的好坏和劳动报酬的高低。教育层次低的劳动者只能从事较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工作，相应取得较低的平均劳动报酬：而教育层次较高的劳动者可以从事较高技术含量的技术工作或者资本密集型工作。相应取得较高的平均劳动报酬。较低的教育素质决定了农村劳动力不能享受社会平均的劳动条件和平均的社会报酬，并成为最终导致地方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教育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劳动者转移就业的难易程度，教育层次低的劳动者转移就业的难度大，转移就业率低；教育素质高的劳动者转移难度相对较小，转移就业率高。教育素质高的劳动力资源，成为稀缺资源，教育素质低的劳动力资源，是非稀缺资源，非稀缺资源往往形成供大于求的结果，这是出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原因。非稀缺资源在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博弈中，自身没有定价权，提高收入水平就不具备条件。为了摆脱贫困落后的经济状况和相对较低的社会生活质量，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事业。对已经完成义务教育，走上劳动岗位的农民，要强化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使他们掌握必要的技能，整体上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只有这样才能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一)农村劳动力的合理供给，必须依靠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显著特点就是教育素质偏低。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文盲和半文盲在广大农村市场急剧下降，但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在农村的发展依然落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基本不在农村就业，农村总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很少，农村的大部分人口教育素质偏低，与现代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由于我国现阶段人口众多，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便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对于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由于教育水平的限制，又会呈现出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悖论：一方面，技术含量高的工作难以招收到合格的劳动者：另一方面，一些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又难以找到合适的岗位。一般来说，大多数工作的专业性都很强，只有具有某种专业技能的劳动力才能从事与之相关的技术工作，但具有某种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却很难胜任其他专业技术要求较高的工作：不具有专业技术水平的劳动者。不能够从事专业技术性质的工作，只能从事几乎所有人都能胜任的非专业化的普通型工作，这种工作自然就不可能有较高的劳动报酬了。而虽然具有专业技术水平但层次较低的劳动者，很难从事专业技术水平要求较高的工作：具有专业技术较高水平的劳动者，又基本上不愿意从事那种专业技术要求不高或者非本专业技术的工作。总之，在劳动力资源总量给定的情况下，结构性的劳动力供给失衡会导致种类不同、级别不同的市场替代性较差，这给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增加了难度。而通过专业化的职业技术教育，能有效地满足专业技术的需要以及劳动者本身的发展和兴趣所好，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多层次、多领域的专门人才。 

 

(二)提高职业技术教育质量，培养社会需要的专业劳动者，优化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 

从行为经济学角度讲，劳动力的供给是以劳动力供给者为行为人来进行的，同样，劳动力的需求则是以劳动力需求者为行为人来进行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运动，最终使劳动力达到一种相对均衡的静止状态。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每个劳动者都能找到自己能接受的工作，而每个劳动力需求者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劳动者。对劳动力需求而言，最终动因取决于社会消费，是由满足这种消费的生产单位所衍生出来的对生产要素的派生需求。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等经济活动要得以延续，必须具有一定的客观条件——人、财、物要素，同样的物质资源让不同的人来经营和同样人的经营不同的物质资源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就说明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对于社会的重要性。社会的消费需求各种各样，要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就需要各种各样的劳动。劳动的多样性决定了单个人不能从事一切劳动，于是就产生了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产品本身的特点引起的分工，便形成了产业、行业、企业对劳动力需求的不同：二是由劳动者工作性质引起的分工，便产生了不同职业的劳动力需求。职业技术教育质量的提高可以满足经济对劳动力规格的不同需求，培养具有不同稀缺性的劳动力资源。这些接受不同种类培训，有足够能力的劳动力被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以实现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优化。职业技术教育应紧紧抓住工业现代化、产业转型、两型社会建设、农业产业化、城市化等当代社会的显著特点，积极完善专业和课程设置，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方法，培养社会真正需要的高素质专门人才。职业技术教育应按照市场的需求和个人的特长进行引导性教育，指导受教育者从一开始就能明确适合自身的专业和方向，以增强其就业竞争力。 

 

(三)依托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力资源流动的效率 

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不同市场的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程度，是按照劳动力的稀缺性来排队的。劳动力越稀缺的市场。劳动力流动性就会越大。接受过职业技能教育的专业劳动者，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专业化程度越高的职业技能教育具有越强的稀缺性。稀缺资源往往供不应求，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具有较大的定价权，因而其要求的劳动力价格较高。一个劳动者是这样，一个区域或者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一个区域中劳动力资源稀缺性越强，这个区域的就业竞争力就会越强，区域经济发展就会越快越好。所以必须依托职业技术教育，增强劳动者的稀缺性，从而提高劳动力资源流动的效率。一般而言，劳动力流动，是劳动力在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工作地点和工作性质的不断变换。其特征是依赖于劳动的高技能、高熟练程度为主的智力型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流动能够调节行业间、部门间、企业间劳动力的供求，促进劳动力资源，尤其是高素质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要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效率，必须以高质量的职业技术教育为前提。 

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促进劳动力转移就业，实现劳动力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够使劳动者本身的经济状况改善，同时还能使劳动者就业地的经济总量增加，社会福利总水平将增加，帕累托改进实现。通过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能够提高农村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基本素质，增加农村劳动者的转移能力，从而最终增加社会总福利水平，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随着科技的进步，工业化的发展，农业中大量采用机械作业，农业劳动效率不断提高，但社会总福利水平并没有增加。因为，由于劳动效率提高引起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减少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如果社会经济总量并没有增加的话，社会的总福利水平实际上减少了。按照帕累托最优标准，帕累托改进没有实现。那么帕累托改进是否存在呢?怎样实现帕累托改进呢?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者的转移就业能力，实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通过转移就业。能够增加社会经济总量，同时提高劳动者的福利水平，帕累托改进实现了。帕累托改进是否能够顺利实现，必须注意下面几个方面。 

 

(一)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不但要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同时必须保证劳动力转移地劳动效率的提高与保障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以实现帕累托最优 

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能够提高劳动者的专业素质和技能，从而增加劳动者的就业能力，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顺利地实现转移就业。但是，劳动力转移。如果降低了农村劳动效率，损害了劳动力转业地经济本身的发展，即使转移就业者的收益增加，帕累托改进也没有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必须以不降低劳动力转业地农村劳动效率与保障当地农业生产为前提，才能最终增加社会总福利水平，实现帕累托最优。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与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必然建立在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可以促进农业和国民经济更好地发展，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又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了有利条件。欠发达地区农业人口多，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低，大批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出现了“老弱农业”，极大地削弱了欠发达地区的农业经济。因此，要通过职业技术教育，不仅要提高转业劳动力的素质与技能水平，也要促进当地劳动者的素质与技能水平提高，以提高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实力，从而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保汪粮食安全，保证劳动力输出地农业的发展，以实现劳动者本身的输入水平、国民经济总水平的相互促进和发展，实现社会总福利水平的增加，以实现帕累托最优。 

 

(二)职业技术教育要与区域经济相结合，妥善处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城镇职工就业的矛盾，实现帕累托最优 

如果总的工作岗位没有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必然挤占城镇职工原有的工作岗位，社会总的福利水平没有提高，帕累托改进没有实现。职业技术教育要以实现农业产业化为导向。培养农业产业专业人才，农产品净加工专业人才，大力发展经济附加值高的农业深加工业，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放在农村就地转移上。这样不但可以避免大批农村人口盲目转移到城市带来的一系列弊端，而且可以增加农村经济总量和社会总福利水平，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帕累托最优。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通过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具有专业技能的产业工人，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利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快速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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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企业管理 人力资本 股票期权制 国有企业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资本所有者是企业的所有者，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这是就法律上的所有权而言。事实上的所有权和法律上的所有权并不是一致的。企业的所有权从来不是绝对的，企业是一组利益相关者契约的集合。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公共领域，利益相关者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分享或侵占处于公共领域中的剩余。相对而言，工人对剩余的侵占可通过计件或计时工资的形式，贷款人和供货商所能侵占的剩余也可以通过严格的合同条款，以一定的成本而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当然合约不可能是完全的，所以这种对剩余的侵占只能限制在一定限制内，而无法消除。合约越不完全，处于公共领域中的剩余部分越大。在企业与利益相关者间的合约中，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合约是最不完全的，处于公共领域中的剩余最大。从而使所有者通过给予企业家人力资本部分剩余索取权，来交换效益更大的企业家努力以提高企业效率，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

一、企业家人力资本分享剩余索取权的合理性

1.企业家人力资本贡献上升并更具有稀缺性，使其具有分享企业剩余索取权的要求

纵观人类经济发展中所有制的变迁,往往都是稀缺性要素的所有者居于支配地位并拥有更大份额的剩余索取权。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的稀缺性和贡献不断上升。资本市场的发展，资本的易得性使资本的稀缺性大为下降。舒尔茨认为土地所有权对经济的影响力处于下降之中,正如物质资本的所有权相对于人力资本的所有权作用下降一样。周其仁认为企业实际上是一个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由此我们至少发现一种人力资本重要性上升的趋势及其分享企业剩余要求的合理性。人力资本通常包括三个层次,企业家人力资本、技术型人力资本和劳动型人力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是稀缺性最强的人力资本,其对剩余的要求权也是最不容忽视的。

2.企业家人力资本更具资产专用性，成为风险的主要承担者，要求分享风险收益

资本市场的高度发展赋与了股东可以“用脚投票”的方式任意退出企业，股票的高度流动性使股东承担的风险大为下降，物质资本的抵押功能也因此而削弱。而人力资本正因其专用性和群体性而使抵押功能增强。人力资本的专用性是指人力资本一旦被投入企业，其所有者就会对该企业产生依赖性和长远效益预期，使人力资本只有在该企业才能发挥自身价值，从而具有了承担风险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人力资本的群体性是指人力资本所有者共同协作形成的集体力，一旦人力资本退出该企业，集体力将消失。专用性和群体性共同作用使得人力资本具有抵押功能，成为风险的真正承担者，这对于最高层次的企业家人力资本更是如此。企业家人力资本是企业风险的真正承担者，内在地要求使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报酬与风险相匹配。

3.企业家人力资本计量和监督的困难，宜采用分享剩余索取权的间接定价方式

人力资本所有权天然属于个人，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完全控制资产价值，在产权发生残缺时，人力资本所有者可以关闭部分人力资本的方式使资本的经济价值下降。要使人力资本价值充分发挥必须进行有效激励，而激励的实质就是准确计量和监督。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大为上升，尚缺乏一个有效的市场，单纯的计时工资并不能够对劳动贡献做出合理的计量。由于其面对的是无概率可寻的市场不确定性，根本无人可知道企业家是否在尽心尽力做决策。企业家才能的发挥，甚至在事后都难以监督和计量。参照巴泽尔对土地租佃问题的分析，在土地同质而劳动力不同质的情况，宜采用固定租金合约或分成合约，劳动力会增加努力程度；而在劳动力同质而土地不同质的场合，易采用工资合约，地主会有恰当的激励维护并改良他们的土壤。这实际上是对于不同质性资产，市场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合理定价，从而宜采用分享剩余的间接定价方式。从这一意义上说，通过给予企业家人力资本部分剩余索取权是体现了低交易成本的计量和监督方式，也是最有效的激励方式。

二、国有企业中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合约形式分析

国有企业由于所有者缺位实际上是内部人控制，在缺乏市场竞争和法制约束的情况下，企业家人力资本分享剩余索取权的产权改革易于侵占所有者利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违背社会公平。分析企业家人力资本分享剩余索取权的合约形式，力图找到在缺乏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外部市场、法治约束的情况下，能够较好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合约形式。 编辑整理

1.年薪制

我国从1994年开始试行年薪制。经营者年薪收入分为基本收入和风险收入两部分。基本收入为本地区职工平均工资与本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平均数再乘以实现税利及资产规模调整系数，一般占年薪的30%左右；风险收入由企业资产经营目标及经济效益指标完成情况确定。企业家人力资本的贡献体现于建立在核心竞争力和关键资源基础上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和累积上，与长期绩效高度相关而与当期绩效相关性较弱。年薪制只与当年收益挂钩，同样易于使企业家过于关注短期目标而忽视长期发展。年薪与资产收益率等经营效益指标挂钩，内部人控制而使业绩评价易于被企业家所操纵而丧失客观性。总额人为给定了最高限额，这使得不同贡献下的年薪差距不大，激励效应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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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十二五”开局之年。如何顺应新经济条件的变化，实现动力机制的转换，转变以往“要素驱动”的模式，从“需求驱动”的角度出发，反向配置市场资源，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与合理化，应当成为中国纺织服装产业下一阶段重点思考的命题。

我们知道，“经济世界”如同“物理世界”，同样遵循着某种“惯性”的法则。对于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而言，原材料、劳动力等丰富的要素资源，令中国纺织服装产业拥有了得天独厚的比较优势。正是基于对这种比较优势的有效运用，令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在过去的 20 年间获得了高速的发展，并且有了“十一五”期间中国纺织工业取得的辉煌成就。

值得关注的是，惯性法则在一定阶段中发挥了正向效应，但在某个临界点过后，又会因为自我选择的强化陷入某种低效。如今，行业的发展环境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全球纺织服装产业链的竞争格局也在以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进行着新一轮的“洗牌”。一方面，要素资源随着需求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具有某种“稀缺性”；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要素资源的占有与流通，渐渐失去了某种“独占性”。正是在“稀缺性”提高与“独占性”减弱的这一对悖论之中，促使人们去思考新的产业发展模式 ―― 要依托、“有效运用”这种基于要素资源的“比较优势”，但是却不能一味仰仗、“过度运用”这种比较优势，否则就容易陷入经济学中所称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陷入低附加值区间的分工锁定。

基于这样的价值判断，产业需要寻找新的竞争力来源。而这个核心竞争力来源的取得，就在于建立一种新的产业发展动力引擎 ―― 以需求驱动代替要素驱动。中国纺织产业经济的增长，应当立足于在目前国内外环境变化下，实现从“比较优势”向“创新优势”的递进式转变。“需求驱动”既代表着眼于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又代表着识别、满足、引导产业提升的内生需求。它本质上是一种“内涵式”增长，其主要途径在于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识别有效需求，而非依赖资源的投入与产量增加。可以预见的是，“需求驱动”模式的转变，将有利于减轻要素成本上涨的市场风险，解除价值链上低附加值的分工锁定，减轻全球商业周期波动的消极影响，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经济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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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小企业；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现状；问题；措施

中图分类号：F27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3-00-01

人力资源是一种稀缺性资源，人力资源逐渐成为企业各种战略资源中的核心资源，而取得、开发和使用人力资源都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必须涉及到人力成本，即：是指雇佣劳动者所花费的全部代价。表现形式为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人工费用，其实质就是企业人力资本的消耗是企业为生产和销售一定品种和数量的产品支付的人工费用的总和。或者也可以说，是生产经营过程中消耗并且转移到产品销售收入中去的那部分人工费用的总和。

一、我国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人力成本的控制就愈发显得重要，中国企业面临着在新的环境下，员工管理及裁员、减薪、解聘等方面的诸多限制，操作不当产生争议会让用人单位雪上加霜，甚至于产生严重后果。

（一）企业管理者对人力资源管理重要性认识不够

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

1.人力资源是企业制胜的法宝。人力资源可以帮助企业实现其主要的战略目标：降低创造价值所需的成本并通过更好地满足顾客的需要来增加价值。这主要表现在人力资源管理可以保证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促进生产经营的顺利进行。企业目标是要通过员工的努力来实现，这就要求企业只有恰当的选用员工，才能圆满的实现其预定目标。很多的企业管理者常常会被这样一些问题所困惑，为什么招聘的员工经常不符合要求？为什么有许多员工不清楚自己该做些什么？我想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借助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中的工作分析，为人力资源规划提供必要的信息。另一方面人力资源管理有利于减少劳动损耗。控制人力资源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全面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科学组织劳动力，配置人力资源，就是减少劳动损耗，提高经济效益的过程。目前的企业竞争，其实质就是人力资源的竞争。竞争力着重强调人力资源的成本方面，人力资源成本的减少是企业竞争提升的标志。因此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2.人力资源管理是获取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市场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产品成本的降低，质量的提高也不是无限的。竞争的优势不仅仅在于成为成本的领先者或者差别化的产品，更重要的在于能够开发企业的特殊技能或核心能力。那么如何才能获得这种能力呢？那就必须依赖有学习和创新能力的员工，因为他们身上具有一种适应环境发展要求的能动特性。因此，可以说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的根基在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的人力开发。也就是人力的管理，但人的管理并非是管人，而在于用人，谋求人与事之间的最佳平衡。企业保证其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可以健康快速的发展。而人力资源管理的筛选、分配功能，又可以将系统内部结构合理优化，增强其整体功效。企业拥有三大资源，即人力、财力、物质，而物质资源和财力资源的利用则是通过人力资源的结合实现的，只有通过合理组织人力、不断协调劳动力之间，劳动力与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之间的关系，才能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在生产经营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形成最优配置，从而保证生产经营活动的健康进行。

3.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战略的核心，对企业管理工作具有指导作用。人力资源战略是企业战略的核心，企业的发展取决于企业战略的制定，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企业对高素质人才的拥有量。有效利用与企业发展战略相适应的管理和技术人才，发掘其最大的才能，才可以推动企业战略的实施，促进企业的飞跃发展。人力资源管理同时也可以帮助企业根据市场环境变化和人力资源管理自身的发展，建立适合本企业特色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根据市场变化确定人力资源的供需计划，根据科技的发展趋势，对员工进行培训与开发，提高员工的适应能力。

（二）我国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应对建议

1.严格履行《劳动合同法》，与聘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实行用人规范化管理，让签订的劳动合同起到真正的作用，是企业的一项重要工作。合同期限短期化，可控制增量，提高员工素质；合同期限长期化，可增强企业凝聚力。可有效发挥劳动合同制度的激励作用，从而达到调动职工积极性，促进企业深化改革，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目的。

2.构建积极上进的特色企业文化，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企业文化在增强员工的团体意识、维系员工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积极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对企业员工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激发人才的热情，保持强烈的进取心的荣誉感。可统一企业员工的意念和目标，让员工齐心协力地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努力。

3.为适时调整企业战略提供支持而储备人才。无论是扩张、紧缩还是稳定型的战略，都是企业决策层面的选择，而人力资源部门作为企业执行层面的关键职能部门，必须要随时关注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诸多不确定性，必须为企业的战略目标实现提供支撑作用。寻找杰出人才不仅仅是个人或人力资源部门的事情，为了打赢争夺人才的战争，招聘工作必须屐公司里的每一个人。鼓励有天赋的创造型人才加盟企业，全面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

4.降低人力资源管理成本。首先，强化预算管理，严格按照预算执行，对各项人力资源运营费用分项控制，坚决杜绝预算外开支，确保人力资源成本在预算控制内。其二，要降低招聘的直接费用：如参加免费的人才招聘会、利用网站、论坛、博客等渠道免费招聘信息等方式降低广告费用。充分发掘内部培训资源，通过更加经济的方式开展培训活动以降低培训费用。其三，合法操作，降低违约成本。在企业不得不采取裁员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策划，注意劳动合同签订的内容事项，以补偿成本最低方案为最佳。

二、总结

未来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人的智能的开发，只有通过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开发人的潜能，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现代管理强调“柔性管理”，尊重人、信任人、激励人，以感情调动职工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充分了解员工的心理需要、价值观的变化及自我实现的需要，最充分地调动所有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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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全新而复杂的运行机制要求我们运用新的理论与方法去分析其内在的利益机制，从而认识全球化冲击的性质。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相对不利性，也必须从对新的运行机制的分析上进行解释。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趋利避害的战略对策。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不仅是贸易自由化的提升，而且更重要的是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增强。乔治·华盛顿大学普拉卡什和印第安纳大学哈特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系列导致要素、中间与最终产品以及服务产品市场的经济活动跨越地理界限形成统一整体，并使跨国界价值链在国际循环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国际货币基金第一副执行董事、经济学家费希尔(Stanley Fischer)认为：“全球化是在商品和服务跨国界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数量和形式不断增加、在技术扩散广度和速度不断提升基础上所形成的日益加深的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因此，全球化经济与知识经济的新要素结构，要素国际流动的增强，要素收益服从稀缺度的规律，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机制。

一、国际竞争与全球化的隐性冲击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是广泛的，也是深刻的。它既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严重经济困难，也可能造成发展中国家长期落后。在对这种冲击的研究中，人们往往更容易注意到它的直接显现形式，而忽略它的间接隐蔽形式。研究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隐性冲击，不仅有利于在更深层面上把握全球化，而且有利于发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的不利性，从而正确制定长期发展战略。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首先是易于看到的显性冲击，如由市场开放带来的本国产业的生存危机。发展中国家的弱小的现代制造业在强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下可能迅速崩溃；由企业破产与产业倒闭而导致的失业迅速增加；由本国生产萎缩引起的政府收入的严重下降和政策对本国经济调控能力的明显削弱；由竞争失败导致的本国产业结构的长期落后，从而使工业现代化目标的丧失；由金融开放和金融危机导致的全面经济混乱，其中包含着国民财富的大量流失，等等。

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将是形成一个更完整的世界经济体系，从而达到更深刻的国际分工。“比较优势”存在的永恒性决定了国际分工对各国都有利的必然性；即使有某种不利，也只是一国为深化国际分工进行结构调整所付出的代价。比较利益本身不是动态的，更没有考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发生的产业结构的进步。因此，经典的国际经济理论仍然没有回答从长期来看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对不利性。正如比较优势理论只说明了国际分工的必然性而未能说明这种分工的利益分配一样，经济全球化可能深化国际分工，仅此而言可能对各国在总体上有利，但它的利益分配关系却同样是未知的。全球化冲击的性质不仅在于这种冲击可能对发展中国家构成的结构进步中的困难，而且在于分工深化中的利益分配。

邓宁等提出了最浅层次和最深层次全球化两个概念。前者是一个国家的某个经济实体与另一个国家的某个经济实体就某一种产品从事跨国贸易，而后者是指一个经济实体与全球范围内的大量经济实体通过一个增值链网络进行交易，且交易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并高度协调以服务该实体的全球利益。因此，从微观上看，全球化表现为企业在全球各大洲和主要国家拥有或控制子公司，参与增值业务联盟和网络，在最适合的地方获取劳动力、资本、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并在各主要市场销售其产品和服务；从宏观上看，全球化表现为一国金融、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区域多样性，并且由此而产生的增值构成其GDP的相当比重。邓宁认为，大多数国家和企业都介于最浅层次和最深层次之间，但其跨国经济活动的趋势是朝着越来越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上走到今天，使我们已经不能仅仅从贸易竞争上看全球化的冲击，从而不能仅仅从产业生存上看发展中国家所受的冲击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跨国公司全面进入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形成了一大批现代产业。如果从国际分工的角度看，这些国家也已经在一个新的层次上参与了国际分工，因为出口产品的产业结构已经提升。但是很明显，除了就业以外，发展中国家没有真正获得产业进步的主要利益。至少发展经济学所指出的各种好处，如技术进步、人才培养、外部经济、学习曲线等等，在许多产业中是不明显的、或者是有限的，经过较长时期才逐步体现的。因此，出口商品结构的进步夸大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利益。全球化的直接冲击绝不是发展中国家所受冲击的全部。

在要素禀赋理论提出以后，国际分工的结构以劳动和资本富裕度的差异为依据，不再以比较优势论以劳动为单一要素的劳动生产率为依据。要素富裕是获得国际分工利益的原因。然而正是这一正确的理论，隐含了各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差异和全球化条件下的隐性冲击。

以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体系决定以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利益分配，由不同要素国际组合形成的国际生产要求实行以要素为基础的分配结构。要素价格取决于该要素的稀缺程度。微观经济学的这一基本概念是完全正确的，也是仍然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运用这一方法，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从全球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就可以从新的概念上来定义要素，为全球经济分析提供一个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由此我们需要分析的生产要素，不仅是劳动力、资本，而且更重要的有国际销售渠道、国际经营管理和全球企业网络等等。

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关系中，这种以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配至少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富裕而资本稀缺，资本收益必然高，而劳动力收益必然低。发达国家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处于比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更为有利的谈判地位，这决定了其获得更高收益的有利地位。发达国家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收益，必然高于其在本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收益，否则跨国公司不会冒巨大的国际政治经济风险进行国际投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大量供给使得其价格只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从而为资本收益创造了巨大的扩展空间。雅克?阿达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涉及它们与国外的金融关系时，没有任何类似的调节手段，只有拒绝偿债，但这就意味着被淘汰出国际金融体系。由于当地储蓄不足或没有足够的出口能力而需要外来资金，这些国家客观上要依赖贷款。不论是所需资本数量、投资性质或贷款条件，所有这些决定北南资本流动的参数都不受发展中国家自己左右。杰伊·梅热也认为：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定权控制在发达国家手中，且又完全是为掌握资本要素的跨国公司服务。

第二，对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销售渠道即市场要素是特别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发展起出口加工型企业，跨国公司以掌握国际销售渠道实行与发展中国家东道国的合作方式。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只是劳动力价格收入，政府税收也因为了吸引外资而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上甚至完全减免。跨国公司通过产品包销控制着出口价格，国际市场销售渠道使跨国公司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从生产经营的广义要素上讲，这是跨国公司拥有国际市场要素的结果。

第三，国际经营管理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一个日益重要的要素。发展中国家缺少市场经济的经营管理经验，特别是面对国际市场的经营管理经验。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经营管理人员的收益远高于东道国职工和一般管理者，是国际经营管理要素在发展中国家稀缺性的结果，因此使企业的收益向跨国投资者转移。在合资企业中，跨国投资者的各种非现金投入中大量实现了国际经营管理的收益。在外商独资企业中外资则更加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收入而大量获得了国际经营管理收入。

篇6

【关键词】人力资本剩余索取权劳动力

[Abstract]Manpowercapitalisaspecialshapeofcapitalconformation,differentfromthatintheformofproductivematerials(initsnarrowsense).Thiskindofcapitalbelongstothecategoryofitinbroadsense,andtheshareofmanpowercapitaltowardstheproductionsurplus,innature,belongstothebroad-sensecategoryofthedistributionaccordingtolabor-forcefactor.Andastheresult,thesurplusclaimofthemanpowercapitalagainstenterprisescomesintothebroad-sensecategoryofthesurplusclaimofthecapital.

[Keywords]SurplusClaimManpowerCapitalLaborForce

人力资本是有别于生产资料形态的资本即狭义资本的一种特殊资本形态。这种内生性的资本形态属于广义资本的范畴。既然人力资本与其它的物质性资本都是广义的资本形态，都属于生产要素，那么根据平均利润率规律的要求，等量价值的资本或等量价值的要素产权，就应该分享同样份额的企业剩余。笔者拟就此进行一些探讨，藉以抛砖引玉。

一、人力资本：广义的资本范畴

人们改造自然、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叫生产力。生产力表示生产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生产过程中，人通过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一方面消耗了一些已有的产品，另一方面却又生产出新的产品，即新的使用价值。通过生产过程，劳动物化了，凝结在新的产品中；而劳动对象却被加工了，变成了新的产品。所以，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中，基础性的生产力要素可以分为“劳动力、劳动手段和劳动资料”三大类，后两类合在一起又称为“生产资料”。从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角度解析，根据生产资料中有无活劳动凝聚其中来划分，可以把生产资料分成“资本”和“土地”。所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基础性的生产力要素又可以分为“劳动力、资本、土地”三大类。

也就是说，狭义的资本是相对于劳动力和土地而言的。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与土地作为生产要素，也需要狭义的资本去交易，从而呈现出资本的内涵。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层面解析，购买生产资料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只转换了它存在的物质形式，没有改变自己的价值量，所以马克思把它叫做“不变资本”；购买劳动力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了自身的等价物和超过这个等价物的余额，这部分资本从不变量变为可变量，马克思把它叫做“可变资本”。诚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资本的这两个组成部分，从劳动过程的角度看，是作为客观要素和主观要素，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区别的；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角度看，则作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相区别。”[①]马克思关于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理论，把劳动力作为可变资本，拓展了资本的内涵与外延，为人力资本范畴的提出与应用奠定了理论的根基。

基于以上的思考，笔者以为，人力资本是有别于生产资料形态的资本即狭义资本的一种特殊资本形态。这种内生性的资本形态属于广义资本的范畴。从这个意义讲，人力资本概念实质上是马克思劳动力商品概念的逻辑延伸。因此，要准确地理解内生性的人力资本概念，就要在把握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同一性的基础上，将两者区分开来。从本质上讲，人力资本的内生性根基是劳动力，但又有别于劳动力，就如同资本根源于货币，但又有别于货币一样。

笔者以为，劳动力与人力资本的区别在于：首先，劳动力是指人的劳动能力，是“活的人体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所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②]。“劳动力”概念更多地偏重于劳动力的同质性，反映一种较为简单的数量关系。更主要的是，在这一概念中劳动力被视为一种投入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把人与其他生产要素放在同一层次上。而人力资本则是指凝聚在人体内、由为提高人的能力而引起的资本化支出所形成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信息、能力和健康等的综合。与“劳动力”概念相比，“人力资本”概念更多地反映劳动力的异质性，即个人之间生产能力或收入能力的差别，也就是偏重于劳动力素质的差别或能力的差别，或者说劳动力质量的差别。因此，“人力资本”概念比“劳动力”概念可以更好地反映人的知识、技术和能力等质量要素的稀缺性，以及相应的市场供求关系。其次，劳动力仅仅是潜在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才是现实的生产要素。再次，劳动力主要体现为企业的成本性要素，而人力资本则强调了它是增殖性要素。复次，劳动力强调的是它的存在性，而人力资本强调的是它的流动性，因为资本只有在流动中才能实现增殖。另外，从某些情况下，劳动力不仅不是生产力的要素，而且有可能成为压迫生产力的要素，而人力资本则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能动要素。最后，劳动力的再生产是靠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实现的；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不仅要靠其价值的补偿，而且要靠分享创造价值的剩余来实现。

二、人力资本对企业剩余分享：广义的按劳动力要素分配

马克思告诉我们，“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③]。生产成果的分配，不过是生产要素本身分配的结果。生产要素占有的格局，决定生产成果分配的格局。正面是生产要素的贡献，背面就是对生产成果的分配。换言之，分配关系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④]在当时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作为前提的资本主义前期，生产关系决定了资本主义分配关系是按照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劳动者的原则来进行的。马克思指出：“工资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因此，这些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⑤]在这样的生产关系和由此决定的分配关系下，劳动者无权参与剩余分享，劳动者只得到了劳动力的价值，剩余被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剥削了。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伴随而来的社会分工的具体化，出现了专门负责生产的管理人员或为了防止工人偷懒而专业从事监督劳动的管理者。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由此进行了一些微调：在一切有许多个人进行分工协作的劳动场合，资本家不得不安排一个统一指挥者，用统一的意志来协调整个工厂的各种劳动，以使各部分的劳动成为全部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达到预期的劳动目的，进而使其资本增殖。同时，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相对立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为迫使劳动者生产而发生的监督劳动。“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⑥]企业的生产经营达到一定规模，劳动分工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应运而生专门的管理者，以代替资本所有者来专门从事企业生产经营的监督和指挥工作。在这里，资本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发生了分离，这些管理者实质上开始以劳动力要素或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形态或多或少地分享着企业剩余。

资本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在股份公司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⑦]。也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股份公司的经营管理者大都不是所有者了；但股份公司的普通劳动者仍然是雇佣劳动者，他们的剩余劳动仍然存在被他人无偿占有的事实。然而，作为经营管理者的那部分劳动者已经以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形态进行着企业剩余的实质性分配。不过，作为经营管理者身份的人力资本所有者，他们参与企业剩余分享的理由并不像资本家那样仅仅局限于凭借物质性资本对企业剩余的占有。因为，生产过程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就是一般的劳动过程。在这一劳动过程中，过去作为资本所有者的企业经营管理者表现为现在与资本所有权无直接产权关系的经营管理人员。在这里，这些经营管理者成为一般劳动过程的具体承担者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这些经营管理者“表现为劳动者，而且是表现为雇佣劳动者”[⑧]。因此，他们参与企业剩余的分享本质上是他们作为经营管理者所从事的监督劳动所得。

无庸讳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但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⑨]。劳动只有与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相结合，劳动才有凝结的载体，劳动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才能与其它的生产要素共同生产出财富；同时只有生产出财富后才谈得上剩余的分配问题。由生产要素所有权衍生或派生而来的产权是由财富的生产与分享而形成的排他性权利，因此财富是产权的客体和基础。然而，产权是一个历史范畴，产权制度和产权形式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处在一个不断演进、变迁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这与人类财富生产与分享范围的扩展密切相关。任何一种产权制度都是历史地产生的，一个历史时期的产权制度都是与该时期财富的出现和存在相适应的。因此，对历史上任何一种具体产权制度的阐释，都离不开那个历史时期的财富。一种物要成为财富，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该物具有经济上的使用价值。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人力资本不但具有经济上的使用价值，而且其经济上的使用价值已经超过其它物的使用价值，这决定了人力资本确实是一种关键性的财富生产要素。尽管人力资本事实上早已是一种财富生产要素，但要在分享企业剩余问题上形成社会共识却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在人类早期历史上，人们对财富剩余分享的认识是非常简单的，其财富剩余分享的范围仅局限于与人们的物质生活直接相关的有形物品。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类生存对物质性财富的依赖程度很大。与以物质性财富为中心的财富观念相联系，产权制度保护的主要对象必然是物质性财富及其剩余索取权。

财富观念的变化主要发生在19世纪，这主要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人类的生活越来越多地摆脱了物的束缚和奴役，法庭开始把财富定义为对价值的权利而非对物的权利。这样就出现了新的财富，这种新的财富是非物质的，不是由支配物的权利所组成，而是由有价值的权利所组成。信息、技术、商标、商誉、商业秘密等无形的、非物质的东西成为财富，这种保护价值而不是保护物的举措，不仅导致财富范围的扩展，而且大大拓展了产权的保护领域。理论与实践证明，产权制度变迁的最终实现，取决于产权制度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在一定时期，产权制度变迁的成本可能太高，从而使其变迁难以实现，只有当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制度变迁的成本时，该产权制度才会得以实施。也就是说，影响产权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的要素相对价格，决定着产权制度变迁。然而，资源稀缺程度的增加也必然导致其价格的上升，由此对其进行产权安排的收益大于产权安排的成本，从而对其产权的界定是值得的。事实上，正是人力资本的稀缺性和价格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上升，才使得人类社会的产权制度发生了历史性的革命，人力资本产权因此而成为劳动力要素获得企业剩余权利的基础和源泉之一。

既然财富生产是不同生产要素相互结合、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都有分享要素产物——财富的权利。既然人力资本与其它的物质性资本都是广义的资本形态，都属于生产要素，根据平均利润率规律的要求，等量价值的资本或等量价值的要素产权，就应该分享同样份额的企业剩余。狭义的按劳动力要素分配，劳动力的所有者得到的只是劳动力商品的等价物；广义的按劳动力要素分配，劳动力的所有者得到的不仅仅是劳动力商品的等价物，而且还应作为资本形态或多或少地分享企业剩余。笔者以为，按要素分配是功能性收入分配，讨论的是企业产出如何在参与生产过程的各种生产要素之间按其投入的比例和所发挥功能的大小进行分配，其分配所依

的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其中，由于劳动或人力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投入的比例和贡献可以用人力资本产权的大小来衡量，因而劳动或人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按要素分配中就是按劳动力要素的产权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只要生产要素价格能正确反映要素对企业收益的贡献大小和稀缺程度，市场就能迅速正确有效地配置各种要素，即体现要素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真实作用，从而不仅能促进稀缺程度大的要素增加供给，而且还能促使企业等要素使用者合理配置、节约使用各种要素，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如果不按生产要素分配，市场就难以对资源起基础性配置作用，市场经济也就成了空中楼阁。笔者以为，人力资本对企业剩余的分享本质上属于广义的按劳动力要素分配的范畴。也就是说，在知识经济初显端倪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劳动力的所有者特别是管理型、技能型劳动力的所有者，在收入分配中不仅仅得到的是相当于自身价值的工资，而且还可以得到或多或少的企业剩余。

在工业化之初和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物质性资本比劳动力稀缺，从而更多的是“资本雇佣劳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性资本的积累，物质性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主导地位开始降级，而比物质性资本更稀缺的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却在日益凸现。李忠民称其为“人力资本主导非人力资本”[⑩]。在市场经济日益完善特别是在知识经济初显端倪的条件下，具有专业知识、技术、信息和创新能力的高素养的人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因此，有必要把人作为创造知识的“创造性主体”来看待。凡勃伦认为，技艺本能(即一种人力资本形式)是人们创造有用财富的本能，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拥有技艺本能的科技专家代表了新的价值体系，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权应由资本所有权者转到技术所有权者，即从资本家转到科技专家。加尔布雷斯认为，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各有不同的最重要和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权力应该倾斜于最重要和最稀缺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他具体分析了土地，资本和知识等生产要素在不同时期的重要性和稀缺性的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权力变迁。在封建社会时期，土地是最重要和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地主就是掌权者；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资本取代土地成为最重要和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权力也就由地主手中转到资本家那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生产技术和专门知识取代资本成为最重要和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昔日由资本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即凭借占有财产状况的差别来区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现在则是由受教育的状况来区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由此，企业剩余索取权势必发生“从资本到专门知识”的变迁，从资本家到“知识结构阶层”扩散。

三、人力资本剩余索取权：广义的剩余索取权

在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囿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物质性资本在生产要素中居于主导地位，从而剩余索取权基本上被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所分享。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制度虽然没有发生改变，但由于在社会财富总量的极大增加，可供分配的“蛋糕”被做大的同时，通过一些制度上的改良型安排，如退休金计划、雇员持股计划等，使得人力资本参与企业的剩余分配成为可能和现实。这一举措在客观上也缓解了劳资矛盾。例如，美国一些州在80年代末期针对企业界的“恶意收购”行为对公司法进行了改革，强调不能将出资人视为公司的唯一所有者，公司经理应对公司的长远发展和“全部利益相关者”(包括债权人、客户、员工等)负责，这一规定从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物质资本原则”。可以预见，资本主义要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就必须进一步调整生产关系，而作为生产关系的核心——劳资关系的调整，必将进一步促使人力资本参与企业的剩余分配。

事实上，企业剩余被资本家独占，不仅不能有效地激励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也会扭曲财产关系。从合理性的层面上讲，劳动者、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分别是劳动力、物质性资本和土地这三种基本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从而都有权参与剩余的分享。当代资本主义迫于其劳资矛盾的日益尖锐化，不得不在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人力资本参与剩余分配的制度上作出让步和制度改良。劳动者作为其劳动力的所有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剩余分享和经济决策。在分享制度发展的广度方面，日本至1988年发展到91%，美国在30%以上；在分享制度发展的深度方面，日本员工分享额占公司利润的比重在42%-67%之间，而在美国经理人员的报酬结构中，固定工资、年末奖金和股票选择权的比例大体在4:3:3左右[11]。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各种机构投资者。如美国的老虎基金、投资基金、养老保险基金、公务员基金等，仅高校教师基金就有7000亿美元。各种劳动者把自己的货币收入存入各种机构，委托他们进行投资。这就使得在二战以后，资本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发展迅速。1983年美国股民仅4240万，到1999年底增加到7870万，十几年增加了85.6%；股市上筹资可观，1990年为筹资5000亿美元，2000年达2.7万亿，为前者的5倍多。一些大的上市公司，股东几十万，股票市值几千亿。例如，盖茨的微软公司，2001年6月底股东人数达11万2千，1999年12月股票市值高达6040.78亿美元，排名第一位；但2000年底，由于高科技股的不景气，市值已跌到2312.64亿美元，排名第七了。通用电气公司，2000年底股东人数高达61.6万，市值4749.29亿美元，排名升至第一位。我国股市建立时间不长，不过十几年，至今已有股民6000多万，一些大的上市公司，股东人数也很可观，如四川长虹股东人数达71.2万，宝钢股份为24.1万，浦发银行为30.9万。

笔者以为，人力资本的剩余索取权是广义的剩余索取权。剩余价值理论中的剩余索取权本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索取权。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剩余价值的索取权与剩余索取权是有区别的。剩余价值的索取权可以说是狭义的剩余索取权，狭义的剩余索取权仅由物质性资本的所有者所享有。广义的剩余索取权则包括了作为非物质性资本的人力资本所拥有的对企业剩余分享的权利。在这里，关键是对企业剩余的科学理解。有的专家所指出的，企业剩余是指企业超过合约收入（工资、成本、利息等）以外的收入（张维迎，1996）。有的学者认为，“工资、奖金、福利等形式是人力资本保全的手段，而人力资本参与利润分配的所得，才可以视为人力资本的增值”(阎达五，1999)。然而，笔者以为，不同形式的人力资本参与企业剩余分配的方式是不同的；人力资本是否参与了企业的剩余分配，关键是看人力资本取得的实际报酬与价值消耗的数量关系，奖金、福利或分红只是不同的形式罢了。例如，企业高管人员或技术骨干的高额年薪、奖金和优厚的福利，从表面上来看，这些高管人员或技术骨干并没有参与企业分红，但实质上他们获得的高额年薪、奖金和优厚福利的相当部分，是来源于企业剩余。所以，我们这里所论述的企业剩余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剩余即广义的剩余。也就是说，企业剩余较之于会计核算中的税后利润概念或可供分配利润概念要宽泛一些。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分享企业剩余本质上与劳动价值论、按劳分配理论和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等所阐明的若干基本原理，是不矛盾的。首先，按照的劳动价值理论，企业的剩余来源于劳动者的活劳动。按照这个基本原理和逻辑推论，人力资本就有权参与企业剩余的分配。其次，的按劳分配理论也明确规定，劳动者创造的劳动成果在进行必要的社会扣除之后，便可按照劳动者的劳动贡献进行分配。无疑，这种劳动贡献分配所获得的个人收入势必包含企业剩余。最后，马克思提出，在资本主义外壳被炸毁，剥夺者被剥夺以后，应该在协作劳动和生产资料公有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在这里，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显然不再是“对生产资料而言”的个人所有制，而是对作为人力资本载体的劳动力而言的个人所有制。

主要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姚先国，郭继强．按劳分配新解：按劳动力产权分配[J]．学术月刊，1997，（5）．

3、HicksJohn.CapitalandGrowth[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65.

4、李建民．人力资本通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5、李忠民．人力资本——一个理论框架及其对中国一些问题的解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6、杨继瑞．人力资源大省转变为人力资本大省的思考[J]．四川省情，2003，（2）．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36）．

[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90）．

[③]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000）．

[⑤]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97）．

[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31）．

[⑦]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94）．

[⑧]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29）．

[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

篇7

关键词：土地利用　优化配置　经济发展

1.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中国的土地资源十分短缺，滥用和乱用土地资源的现象较为严重，正面临着土地生态系统破坏、人类生存环境污染的严峻挑战。同时，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土地资源经济供给的稀缺性与其社会需求的增长性之间呈失衡发展的态势，导致土地资源利用的非农化倾向及其用途间竞争的矛盾不断加剧。土地资源配置问题就是针对土地资源经济供给的稀缺性以及土地利用过程中的不合理性而提出来的。“配置”是一种过程和手段，目的在于把一定的土地利用方式与土地的适宜性、社会经济性进行适合配比，形成合理的土地利用结构，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资源的综合效益。“优化”是一种相对于不合理的土地利用问题而存在的人类期望和目标。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不仅是资源问题、经济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进行产业与部门间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并合理地组织土地利用，处理好土地利用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当代人与后代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鉴于此，《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集约化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加快产业优化升级速度，推动企业增加单位土地面积的投资强度，促进土地开发利用走内涵式、集约化发展道路。其根本的任务就在于寻求土地利用系统的结构效应，增强土地系统功能，促使土地资源在国民经济各地区、各产业、各部门的合理分配和集约利用，从而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2.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与经济协调发展主要措施

2.1建立自上而下的农地流转和金融支撑体系

今后，重庆市要加强对农村土地流转经营主体的财政和金融支持力度，鼓励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一是促进“资本进村”，通过农村土地流转，拓展农村土地流转经营主体范围，有利于引导金融资本、工商资本、民营资本和民间资本等多元资本到农村承接、承租土地，单独兴办或与农民联办农业企业，推动农业产业招商引资。二是通过农村土地流转，把农村土地集中到种养大户、业主和企业的手中，有利于推动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和新机制等的示范和推广，解决农村信息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畅通信息渠道，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和科技的第一生产力作用，提高科技贡献率和单位土地产出率，促进“科技和信息进村”。三是促进“农村劳动力出村”，农村土地流转能够解除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后顾之忧，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推动农村第一资源性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劳动力出村”。四是促进“农产品出村”，通过农村土地流转，提倡农村土地成片集中流转，结合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实行集中开发、连片种植，兴建产业基地，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和产业发展，促进“农产品出村”，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和农村市场体系建设。

2.2加强宏观调控，搞好土地利用规划

政府进行必要的行政干预是保证土市场有序、实现土资源优化配置的必要条件。一方面，政府应严格控制土地供应总量，通过总量控制调节市场，发挥市场有效配置土地资源的功能，实现上地资产的价值，提高土地的利用率，避免撂荒土地。政府可建立土地储备制度，把通过收购、置换、征用等方式取得的土地予以储备，再根据需要适量供给市场。另一方面，加强土地审批管理。坚持规范管理，政务公开。将土地审批制度、标准、程序、期限和责任等向社会公开。坚持内部会审，集体决策。通过这些措施，杜绝土地资产流失，防止腐败行为发生，并为土地通过市场配置创造条件。再者，加强土地使用管理，严格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对土使用者需要改变批准的土地用途和容积率的，必须依照规定报经相关政府部门批准。土地利用规划是实现土地合理利用的重要手段。只有通过土地利用规划，才能保证各部门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和解决各种需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通过土地利用规划可以对土地利用实行有效的组织与监督、对各业用地进行方向险的指导，对农、林、水产用地以及城镇、工业、交通、水利建设等非农用地与自然保护区、风景旅游区等专项用地进行合理的分配与布局，并从政策上予以固定，以保证合理地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同时还可以通过土地利用规划及其相应的配套政策，有计划地引导与组织土地后备资源的开发、土地退化治理、保护耕地和其它自然资源、改造人类的生存环境等项目，防止对土地资源的盲目开发与浪费。并结合土地管理法，对各部门的开发利用活动进行有效地监督与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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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增长；劳动力流动；关系探讨

一、劳动力流动的区域增长效应

劳动力流动对于劳动力流入地区或流出地区都具有较强的区域增长涵义。对劳动力流入地区来讲，劳动力的流动首先为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生产要素，同时，由于劳动力的流动本质上是人力资本在区域之间的转移，而人力资本已经成为企业及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资源，也是企业及区域形成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劳动力及人力资本的流动所产生的外部效应使得区域能够在劳动力聚集、企业聚集及产业聚集过程中获得递增的收益与经济增长。劳动力作为经济增长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其投入量及投入结构的变化必然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而劳动力的流动必然影响到流入与流出地区的劳动力供给状态进而影响到流入与流出地区的经济增长。

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增长的来源决定于两个条件：一是专业分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二是劳动者数量和质量的变动。大卫·李嘉图也认为社会财富的增长取决于劳动数量的扩大与劳动力生产力的提高。当然，由于该时期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扩张的阶段，其所面临的是劳动力供应不足问题，所以，他们关注的是劳动力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水平变化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危机时期的到来，出现了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有效需求及就业不足的劳动力、就业、产业之间的关系理论，这时，人们重点考虑的是为促使劳动力的充分就业，需要怎样的产出水平与劳动力生产率水平。也即怎样的总需求水平及容纳一个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平均需求额。

劳动力流动对流入地区所产生的增长效应还表现为劳动力流动所导致的贸易效应上。贸易被称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劳动力的流动不仅改变了劳动力流入及流出地区的区域产品、区域产出结构，同时也改变了区域贸易的结构，这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而区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便是要素或者说自然资源的禀赋差异，即空间异质性与生产要素某种程度上的不能流动性。瑞典经济学家俄林指出，个人在职业上的专业化与区域在地理上的专业化具有相似性，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能力禀赋，而对于一个区域来说，其具有不同的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基础，使其具有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对优势。如果要素能够完全流动，那么，真正流动的可能是要素而不是商品与服务。所以说，劳动力的流动必将区际贸易产生一定的影响。尽管说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商品的交换，使商品及生产要素的价格趋于均等，也即生产要素价格的地区性差异将逐步缩小，从而减少了要素在区域间流动的必要性，也即商品的流动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要素的流动。但是，商品的交换并不总能使要素价格均等，地区间的差异仍旧存在，并且在要素价格差异大到足以克服各种障碍时，就会导致生产要素的流动，这时要素流动成为商品流动的替代物，通过要素的流动则直接作用于生产要素价格，间接作用于商品价格，最终使价格均衡化趋势得以进行。

二、劳动力流动与区域联动发展

劳动力的流动不仅对自身的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同时还对资本、技术生产要素流动，进而影响到劳动力流入地区与流出地区的区域发展模式。由于落后地区的收入水平较低，必将引起劳动力向发达地区的流动，这既包括了技能劳动力，又包括非技能劳动力，这样便形成了发达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同时，由于落后地区人均收入水平较低，进而导致落后地区本身的资本供应不足，这样只有通过引进外部资金、技术及设备，来改变落后地区的技术落后及资本供应不足的状况，同时因引进资本技术与设备相关联的劳动力流动也就成为落后地区知识技术传播与产生外部性经济的主要来源，而新技术的引进及相应人力资本的流入将促进落后地区新产业的形成。并由于外部效应促使相关产业发展，进而导致新产业区的形成，而这必将使落后地区产品市场（包括区域内与区域外）扩大及收入水平提高，同时使得购买力提高，从而形成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对于发达地区来讲，由于积累了资本、技术及劳动力生产要素，同时也积聚了新产业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本，那么，发达地区在劳动力流入及人力资本的集聚过程中，促使自身的产业进行结构转换，一是传统工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换为主，同时，发展为工业及周边区域服务的第三产业，进而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高科技产业的聚集，实现老工业的改造与复

兴与新产业区的兴起，这样便形成了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经济联动格局，并从专业化分工中获取区域经济增长的收益。当然，这种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发展模式可能仍保留着核心的二元区域经济结构，而对于区域差距的缩小而没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说，劳动力的流动不仅对企业的区位选择及相应的产业聚集产生作用，同时也对资本、技术要素产生效应。尽管资本要素的流动决定着技术要素及劳动力的流动，但劳动力的流动同样会反作用于资本与技术要素，并且，体现劳动力内涵的人力资本流动甚至将会成为生产要素流动的核心。在落后国家或地区，由于资本作为最重要的稀缺性生产要素，其在生产要素的流动起到决定性作用，使得其对劳动力、技术要素占主要地位，但随着资本市场的日益发达及资本的日益丰富，作为非物质资本的人力资本或者说劳动力越来越显现出生产要素外部效应的重要约束条件，也是产生技术外溢效应的人力资本保证。所以，劳动力生产要素的流动对于两区域的经济发展将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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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权 国家 制度安排

1 产权的相关概念

产权是一种排他性的财产权，它是人们围绕财产而形成的经济权利。其直接关系是人与物的关系，间接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产权主体与非产权主体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人与物之间有直接关系，但是这其中的“物”不是任何事物，而应是对人有价值的具有稀缺性的“物”。稀缺可以理解为“稀少、缺乏”，同时也意味着“多胜于少”。在空气清新的地区，空气用之不竭，没有人会争取多一点空气。空气虽然是非常重要，但也只能说是有胜于无，不是多胜于少。稀缺的物品又叫做经济物品，例如衣食、兔子、鱼等等。相对于个人而言，获取这样的物品在数量上是有限制的，或者说是有代价的，不能像空气一样可以无限制、无代价的用之不竭。而有着直接关系的两个主体人与物，是指人对这种有价值的具有稀缺性的物有排它性的经济支配权利。

在产权经济学家看来，商品的交换实际上是产权的交换。例如:购买房屋，买者钱的支配权交换卖者房屋的支配权，于是买者便拥有了这座房屋的支配权同时失去了这笔钱的支配权，卖者却相反。当一种交易达成时，就是发生了两种产权的交换。产权都是附着在有形物品和服务上的，但是正是产权的价值决定了所交换物品的价值。一旦某人取得了对某物的支配权，那么旁人就不在对该物具有支配权。所以这种经济支配权利在表面上表现为人与物的关系，实际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对财产排他性的关系。

产权也不是从来就有的，我认为它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的劳动力低下，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都相当有限，自然资源相当那时的生产力和人口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那时候的人们不会意识到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只有当人类社会发展以及生产力不断进步时，人们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才逐渐意识到许多资源相对于人口、技术、生活是“稀缺”的，才逐渐看重对这些资源的支配权力，这时在人们的思维里才逐渐形成“产权”的概念。

2国家“制度安排”——维护产权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定义，国家是一种在某个特定地区内对合法使用强制性手段具有垄断权的制度安排，它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H·登姆塞茨在其《关于产权的理论》的经典论文中指出:“产权的所有者拥有他的同事同意他以特定的方式行事的权利。一个所有者期望共同体能阻止其他人对他的行动的干扰，假定在他权利的界定中这些行动是不受禁止的。”[1]这其中所提到的共同体，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为国家。而“权利的界定”，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在维护产权方面所做的制度安排，即法律。“在奴隶制国家，奴隶主对奴隶具有支配权和所有权;在封建制国家，国王或者皇帝对自己的国家有着支配权和所有权;而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大都颁布了《物权法》保护本国公民的产权不受侵犯。不论是哪种类型的国家，都会对某个利益群体的‘产权’进行特别的维护。从中不能看出，国家的类型决定了国家所特别维护的利益群体。比如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是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制度安排，其目的就是维护产权。”[2]

3国家“产权维护”的途径

这种制度安排一般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实现:

产权界定。这种某人对稀缺性的经济物的支配权一旦确定，他人就丧失对该经济物的支配权，也就是说，对该种稀缺性的经济物的支配权是唯一的，不会出现“搭便车”的现象。确定的产权有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因为产权确定了，“物”的归属权及支配权就确定了，人们在交易时不必再为哪些权利是否确定而大做文章。

产权维护。产权维护是指一旦有合法确定的产权，就要有与之相配套的维护措施。国家可以通过立法对合法产权进行保护，禁止他人侵犯的确定的某一人的产权以及对他人侵犯确定某一人产权的行为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包括收税、罚款、及对被侵犯者的补贴等。

4 国家与产权关系的评价

在这种制度安排中，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对产权的界定还是对产权的维护，国家都是通过强制性手段实现的。不同于市场和企业，国家这种制度安排的特点是它的强制性，即国家是在暴力方面有比较优势的组织。“暴力实质上是一种优势，也是一种资源。”[3]在国家产生之前，这种资源分布在各个地区和部落之间。在国家建立之后，国家为了该国主导群体的利益，以暴力作后盾，强制性的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其中就包括产权界定和产权维护。从中可以看出，国家暴力是对付暴力的暴力，即对付非法暴力的合法暴力，其合法性源于国家主导群体捍卫自己利益，抵御他人侵害的合法权利。

但是主导利益群体通过国家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造成了国家的两难局面，这就是“诺斯悖论”:国家具有双重目标，一方面通过向不同的利益群体向主导群体提供不同的产权，获取租金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国家还试图降低交易费用以推动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从而获取国家税收的增加。[4]国家的这两个目标经常是冲突的。国家这两个目标冲突的根源在于交易成本最小化的产权制度的确立与主导群体的利益最大化之间存在着冲突。即建立交易成本最小化的产权可能并不有利于主导群体利益的最大化。由于主导群体自身的原因以及不同群体利益冲突的原因，交易成本最小化与主导群体利益最大化两者之间存在着反函数的关系。

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构成相互联系的理论体系，国家的性质决定了产权制度的性质，同时产权制度要求国家对其提供界定和维护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参考文献

[1] 巴泽尔.国家理论[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2] 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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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上赶超先进国家，几乎是所有落后国家和地区的热切愿望。然而，几乎所有实行赶超战略的经济，大都陷入诸如日益加深的城乡贫困化、旷日持久的高通货膨胀以及积重难返的经济结构失衡的困境之中。如果这种赶超战略是惟一的选择，我们又没有发现任何采取其他战略成功地实现赶超发达经济的事例，则还不能说赶超战略失败了，只能说这种战略的推行和结果是无法回避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些没有采取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反而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明星。第一个成功的事例发生在日本，紧随其后的是地处东亚的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在过去数十年，这些经济以与其他发展中经济相同的起点，实现了完全不同的发展绩效，成为世界经济中高速、持续经济增长的典型，被誉为"东亚奇迹"(世界银行，1995年)。这些成功的发展事例，是否代表了一种可供替代的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的不同之处何在，它对经济发展理论提供了哪些新的知识，以及当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这种发展战略是否还站得住脚，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

一、对"东亚奇迹"的不同解释

与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一样，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起步的。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其工业化水平在50年代初期仍然很低，资本和外汇十分稀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00美元左右。但是，这些经济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持续、快速增长，并且随着资本、技术的积累，它们又逐步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进入或接近发达经济的行列。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些经济中，高速增长还伴随着收入分配的相对均等、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及一系列社会福利指标的提高。

关于日本、东亚"四小龙"何以能够成功地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从而达到赶超发达经济的目标，学术界存在着种种不同的解释。有不少研究者的解释已经超出了经济范畴，以为这些经济的成功与经济因素无关。其中一种是从文化的角度进行解释。例如，有人观察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认为勤恳耐劳和奉行节俭的儒家文化是这些经济实现成功赶超的原因(例如金耀基，1987年)。如果事实真正如此，其他国家实现经济成功发展的机会就相当有限了，因为文化是不同的，而且难以在短期内发生变化。然而问题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长期以来就一直在儒家文化的濡染之下，但为什么它们并没有在16世纪、17世纪率先实现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此外，同样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许多其他国家并没有实现同样的经济成功，而许许多多与儒家文化无缘的国家却更早地实现了经济现代化?〖注：如果要说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应该执天下之牛耳。但是，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历史表明，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她的经济发展绩效并未得益于这种文化传统。相反，有着类似的思想方法的文化极端主义者，却知耻于落后挨打的民族地位，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可见，用儒家文化解释不了"李约瑟之谜"，也无法回答东亚奇迹产生之谜，正如这种解释本身就否定了用所谓"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著名的"韦伯之疑"(Weber,1991)所作解释的有效性一样。〗

第二种解释是由一些从政治地理的角度观察问题的学者做出的。他们认为，由于长期的东西方冷战，美国和西方国家向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提供了大量的投资和援助，以期减弱社会主义阵营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同时美国也更加乐于向这些国家和地区转移知识、技术和开放市场(例如Haggard,1988,p.265;Woo,1991,p.45)。然而，当年卷入冷战的国家远不止这些实现成功赶超的经济，为什么成功者寥寥?按照这个逻辑，亚洲的菲律宾和大量拉丁美洲国家都应该在这个成功者的名单上；而恰恰是这些国家成为经济发展不成功的典型事例。可见，由于冷战的需要而形成的政治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充其量可以视为促进成功的经济发展的辅因素，而远非决定性因素。

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东亚成功原因，吸引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兴趣，并提供了各种不同的假说。我们可以将这种种观点归纳为三类。提出第一种假说的学派以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为代表(参见WorldBank,1993;James,et.al,1987)。他们认为这些经济的成功是由于实行了自由市场经济，价格扭曲较少，资源配置得当且效率高。但这种解释过于理想化了，因而远远不能令严肃的观察者满意。因为人们同时很容易观察到，事实上，这些经济同样存在着明显的政府干预，竞争障碍乃至价格扭曲和贸易保护也是存在的。例如，台湾省、韩国和日本都曾经积极地采用了进口限额和许可证、信贷补贴、税收优惠、公共所有制等等手段，以培育和保护其幼稚产业。

与此恰好相反，以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AliceAmsden(1989)和英国经济学家RobertWade(1990)为代表的另一学派提供的解释是，这些经济的成功是由于政府有意识地扭曲价格、限制市场的作用、利用产业政策来扶持某些关键性的战略产业。诚然，这些干预的确存在，可是，许许多多存在着经济干预和扭曲价格的经济，却往往成为经济发展最不成功的例子。许多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就以其发展经验表明这种理论假说缺乏说服力。

第三种假说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成功归结为这些国家实行了外向型发展政策。由于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需要介入国际竞争，所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必须具备竞争力，从而必须是有效率的(Krueger,1992)。因此，这种观点认为，国际贸易对于经济发展的成功是至为关键的。然而，需要质疑的是，经济的外向型究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还是导致经济发展的原因?如果是后者，完全可以不惜代价地人为推行出口鼓励型的发展政策，提高贸易在经济中的比重，以便达到经济发展的目标。实际上，那些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也经常把鼓励出口作为其赶超的一个手段。但由于采取的是扭曲价格和汇率以及直接补贴的办法鼓励出口，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源配置的失误，经济仍然陷入重重困境。最近一些经济研究也发现出口比重和一个经济总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显著的关系(Lawreace,etal.,1999)。

二、一种可供替代的发展战略

任何一种有效的理论，一方面需要在逻辑上具有内部的一致性，另一方面需要在经验检验中站得住脚。上述关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成功地实现经济赶超的解释，无疑都触及事物现象本身的某个方面，但都没有揭示事物的本质，因而相互之间是矛盾的，而且各自的解释力都在这种矛盾中彼此抵消了。因此，我们所要提出的理论解释应该是一种能够包容上述假说的。

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来看，它们的经济发展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一个与赶超战略截然不同的特点就是，它们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上，都能够发挥当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而不是脱离比较优势进行赶超。表1表明，这些经济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上，由于不同的比较优势，形成的主导产业也不一样。一个共同的规律是，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资源禀赋结构得以提升，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逐渐转变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上面。

资料来源：Ito,Takatoshi,"JapaneseEconomicDevelopment:AreItsFeaturesIdiosyncraticorUniversal?",paperpresentedattheⅪthCongressofInternationalEconomicAssociationatTunis,December17-22，1995.无论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没有明确地宣布过它们实行怎样的发展战略。毋宁说，除了香港之外，这些经济在发展的早期，都曾经尝试推行进口替代政策或者说作为次级进口替代阶段的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政策。如果照那样的道路走下去，我们今天也许没有机会讨论所谓的"东亚奇迹"了。但是，这些经济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不同之处在于，由于这些经济感受到赶超战略的高成本和沉重代价，因而较早地放弃了与其比较优势相抵触的赶超战略，转而按照各自的资源禀赋条件，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增加了出口和经济的外向型程度，达到了比较优势的充分利用。虽然它们对这种发展战略从未明确表述，但是可以看出其特点是主导产业在发展过程的每一个阶?味甲裱司醚е兴档?nbsp;"比较优势原则"，因此，我们称之为比较优势战略。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什么能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经济，而在较早的阶段上放弃赶超战略呢?经济学家也尝试做出解释。而我们将这些经济与那些固守赶超战略的经济作比较时，会发现两者截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人均自然资源占有水平很低，同时人口规模较小。赶超战略是一种效率很低、浪费很大的发展道路，一个经济能够在多久的时期持续推行赶超战略，通常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是人均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自然资源可供无偿开发的程度，决定了一个经济在低效率的发展战略下得以延续的时间长短。第二是人口的规模。人口规模的大小决定了对资源浪费的人均负担程度，相对小的人口规模就无法维持长期的资源浪费。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由于经济规模太小、人均拥有的自然资源太少，在发展的早期，政府每次想要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马上就遇到财政赤字增大、外贸收支不平衡、通货膨胀过高的难题，因而无法坚持下去，只好放弃政府的积极干预，而由企业自由选择。企业要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个目标，在选择技术和产业时，就必须以充分利用经济中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为出发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是在政府放弃了赶超战略后企业自发选择的结果。可见，它们都没有把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作为一种主动的政策选择。但是，既然它们成功的经验表明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可以快速地发展经济，作为后来者，就应该以此作为替代传统赶超战略的一种主动的战略选择。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赶超战略与比较优势战略之间的一个最重要的差别。无论是早期重商主义者、德国的历史学派经济学、以及"霍夫曼定律"，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传统发展经济学中五花八门的发展战略的倡导者，以及推行形形赶超战略的实践者〖注：80年代世界银行邀请那些曾经以某种发展理论和政策而著称一时的经济学家以及一些评论家，回顾了他们理论的实施效果，后来形成文集(迈耶等，1988年)。〗，都把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差异看做是发达经济与落后经济之间的根本差别。于是，发展经济学文献中的"大推进理论"或"中心-理论"，实践中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都把提升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视为经济发展和赶超发达经济的同义语〖注："发展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就是工业化"(普雷维什语，见伊特韦尔等，1992年，第1001页)，而"重工业的发展就是工业化的同义语"(尼赫鲁语，见孙培均主编，1991年，第51页)就是最典型的一些说法。〗。为了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这些国家或地区高度动员有限的资源，人为地扶持一两个资本密集型的产业。

问题在于，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升级，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变量，即它们仅仅是发展的结果，或者说是一个经济中资源禀赋结构变化的结果。资源禀赋结构是指一个经济中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份额。自然资源通常是给定的；劳动力增加的速度取决于人口的增长率，国家之间并无巨大的差异，一般在1%-3%之间；所以，惟一可以有巨大的增长差异的资源是资本。有的国家可以达到年平均20%-30%的资本积累速度，而有的国家仅能达到10%甚至更低的年平均资本积累率。如果这种差异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譬如说一个世纪，将会产生巨大的不同。因此，当我们讨论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时，事实上是指资本相对丰裕程度的提高。

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或当今的发展中国家，资源结构的特征是资本的严重缺乏。在通过扭曲要素价格和其他经济管制人为推行重工业化的情况下，所能做到的也仅仅是把有限的资本倾斜地配置到几个产业上，与此同时必须压抑其他产业的发展。由此必然产生的几个问题是：

第一，以牺牲经济整体进步为代价的少数产业的赶超，不足灾С肿试唇峁沟纳痘蜃芴寰檬盗Φ奶岣摺J鼙；げ得挥芯赫Γ蟮停檬S嗌伲皇苎挂植得挥凶时荆材岩孕纬捎行У纳Γ虼艘蔡峁┎涣俗愎坏淖时净邸T谡庵肿纯鱿拢试唇峁沟纳蹲钪罩荒苈淇铡G八樟褪且桓龅湫偷睦印S捎谕菩兄毓ひ涤畔确⒄拐铰裕矣们恐菩约苹侄味弊试矗蛊渚鹿ひ岛涂占浼际醪档玫礁叨确⒄梗诶湔狡诩淇坝氤洞蠊拦敲溃涔ひ挡涤敕⒋锞帽冉弦膊凰愕停谝匀司裆苤岛饬康淖酆瞎妥试唇峁顾缴希八樟朊拦确⒋镒时局饕骞蚁啾龋罹嗖⑽此跣8匾氖牵八樟诿裆ひ瞪霞寺浜螅嗣裆钏匠て诘貌坏礁纳啤5诙铣铰运龀值牟挡棵牛捎诓环献试促鞲车谋冉嫌攀疲缓猛耆览涤谂で鄹窈凸冶；ふ卟诺靡陨妗T谌狈赫奶跫拢枪倘豢梢猿沙て鹄矗⒃谕臣埔庖迳细谋涔业牟到峁棺纯觯庑┎当厝皇侨狈π实模廖蘧赫芰裳浴V泄诟母锕讨校衅笠堤乇鹗悄切时久芗筒档墓衅笠邓媪俚木骄尘椭っ髁苏庖坏恪5谌诟铣铰韵拢ケ潮冉嫌攀扑纬傻幕尾到峁褂肜投Ψ岣坏淖试唇峁剐纬擅?盾。这种偏斜的产业结构大大抑制了对劳动力的吸收，形成资源利用的二元性质，使广大人民不能均等地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相当大规模的人口处于贫困之中。第四，赶超战略着眼于在前沿上赶超与发达经济之间的技术差距。然而，既然不能改变资源结构，某些产业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必然降低其他产业的资本密集程度，也就不能在整体上缩小与发达经济在资本和技术水平上的差距。

由此可见，经济发展的真实涵义不是几个重工业产业鹤立鸡群式的增长，而是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具体来说，对于一个处于落后地位的经济来说，所要寻求的发展应该是资源结构的提升或人均资本占有量的增加，产业结构的升级、技术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距只是这个过程的自然结果。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由于人均自然资源和人口规模的制约，对这种牺牲大部分产业而集中扶持少数产业的做法所带来的巨大代价承受力较低，所以较早地放弃了赶超战略。企业从利用其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出发，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反而使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速度加快；作为其人均资本拥有水平提高的结果，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得以更快地升级(表1)，最终进入发达经济的行列。实际上，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原则，不仅适用于劳动力相对丰富的经济，对于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也同样适用〖注：以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发展绩效与拉丁美洲的阿根廷、乌拉圭等国相比较，是十分有说服力的。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同。由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随后的经济发展中充分利用了自然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并不高，但却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不顾自身资源比较优势、推行赶超战略的阿根廷和乌拉圭却从当时的发达国家行列倒退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地位，虽然拥有更高的制造业比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大大低于前两个国家。〗。

三、比较优势战略与资源禀赋结构的提升

经济发展归根结底是要改变资源结构，即增加资本在资源禀赋中的相对丰富程度。资本来自于积累，而社会资本的积累水平取决于经济剩余的规模，后者又依赖于生产活动的绩效和特点。如果一个经济的产业和技术结构能充分利用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那么这个经济的生产成本就会低，竞争能力就会强，创造的社会剩余也就会多，积累的量也就会大。我们可以把一个社会中的生产性活动分为社会生产性活动和私人生产性活动，社会生产性活动可以增加整个社会可用的产品或服务总量，而私人生产性活动虽能增加个人的收益，但有时未必能增加社会的产品和服务总量。寻租行为是造成私人的生产性活动与社会的生产性活动不一致的一个主要原因。例如，如果政府可以利用权力设定一项生产限额，就会使该产品的国内生产者获得更高的利润。因而，相关的生产者就会采取各种手段去说服政府官员设定和执行这个生产限额。这类寻租活动消耗社会资源增加个人收益，但并不增加社会产出，因而是有益于私人的活动而对社会有害。如果每个人的私人生产性活动同时也是社会生产性活动，社会产出就会较多，可供积累的剩余也会较多。我们将论证如果一个经济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私人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的生产活动将会取得一致。

除此之外，积累的水平还决定于储蓄倾向，在同样的经济剩余水平下，储蓄倾向越高，社会资本的增加就会越多，资源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就越快。一个发展中经济若能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储蓄倾向也会较高。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也强调资本积累，甚至把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作用强调到决定一切的地步(Harrold,1939,p.1433;Domar,1946,pp.137-147;Solow,1988)。但是，最重要的增长理论没有提出的问题在于：怎样增加社会S嘧芰考霸跹拍苁顾械纳疃由缁岬慕嵌瓤词巧缘摹⒕赫缘模约叭绾尾拍芴岣叽⑿盥省?nbsp;

从理论上看，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发挥其比较优势呢?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Ohlin，1968)，如果一个国家劳动资源相对丰裕，该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这个国家遵循比较优势，发展轻工业即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由于生产过程使用较多的廉价的劳动力，减少使用昂贵的资本，其产品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低，因而具有竞争力，利润从而可以作为资本积累的量也就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