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的运行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宏观经济的运行，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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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河南省　宏观经济运行　VEC模型

一、引言

在中国宏观经济的经验研究中，主流的方法是使用结构性方程――联立方程模型来进行分析。这种方法在我国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许多研究者在传统联立方程模型的基础上，开始吸收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成果。如郑超愚(2002)的CMAFM模型，何新华(2004)的China－QEM模型，高铁梅(2003)的宏观经济季度模型都运用了协整的理论和方法。考虑到联立方程模型的一些缺陷，如不足以对变量间的动态联系提供一个严密的说明，估计和推断都较为复杂等。近年来，一些研究人员开始运用非结构性方法如VAR模型和VEC模型，来分析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如吴绪亮(2002)运用VEC模型，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投资和消费相互之间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进行了讨论；高铁梅(2002)运用SVAR模型对我国税收和政府支出政策对产出的动态冲击效应进行了计量分析。

本文运用河南省1978－2005年的主要宏观经济数据，用VEC模型来分析自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及特征，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和分析过程

本文的研究方法和过程如下：第一步，对变量两两间的协整关系加以检验，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来判断变量两两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步，进行多元协整检验并建EVEC模型，分析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和短期效应。第三步，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外部冲击对河南省宏观经济系统的动态影响。

本文采用的数据是1978－2005年河南省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最终消费(C)，资本形成总额(I)，净出口(EX)。为了将序列的指数趋势变成线性趋势，对经平减后的时间序列取自然对数，得到4个新序列：LNGDP，LNC，LNI，LNEX。

(一)Granger因果检验

用EG两步法，对这4个时间序列数据两两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发现均存在协整关系，可以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见表1，定义显著性水平为0.05。

结果表明：(1)净出口对河南省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小，因此，河南省经济属于内向型经济；(2)投资是GDP、消费和净出口的Granger原因，GDP不是消费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河南省经济是投资驱动型经济，且GDP的增长对消费的推动不明显。

(二)VEC模型

对变量进行多变量协整检验。根据数据的特点，本文选择协整方程仅有截距且观察序列有线性确定性、趋势这一类型，对数据进行协整检验，经反复试验，选择滞后期为3，结果如表2。

由结果可知，有2个似然比检验统计量大于1％水平下的临界值，因而变量间存在2个协整关系。则在置信水平为99％的条件下，LNGDP、LNC、LNI、LNEX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协整方程为：

CE1：LNGDP＝1.050931LNl－0.220122LNEX+1.496430

CE2：LNC＝1.148596LNI－0.432997 LNEX+1.154045

这表明，从长期看，河南省GDP和投资、净出口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河南省消费和投资、净出口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河南省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受到CE1和CE2的约束。河南省投资对GDP的长期弹性为1.05，对消费的长期弹性为1.15，再一次证实河南省的消费和经济增长主要受投资的影响，是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

将这两个协整方程构造成误差修正项vecm1和vecm2，可以得到4个VEC模型，模型中各参数的值见表3。

结果显示：GDP、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这4个变量前1期的变化对本期自身的变化都有促进作用，消费和净出口的前2期和前3期的值的变化仍然对本期自身变化有促进作用，投资对上述4个变量的影响主要是在第2期和第3期得以体现，这说明河南省投资的滞后性较为明显。在4个VEC模型中，净出口的各期滞后值的系数都很小甚至接近于0，Jo－hasen(1990)证明，对于协整向量来说，各期滞后值较小的变量如净出口是弱外生变量。

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个VEC模型中，变量间的长期均衡机制对变量变化的修正作用由两个符号相反的误差修正项共同完成。这说明在河南省宏观经济运中，保持GDP与投资、净出口的均衡关系，对各变量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保持消费与投资、净出口的均衡关系，对各变量的增长有抑制作用。

(三)脉冲分析

考虑到净投资对河南省宏观经济系统来说，是近似的弱外生变量，因此，脉冲分析只对GDP，消费和投资三个变量进行。

脉冲分析显示：GDP和消费的波动对宏观经济各变量的波动影响明显。消费的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将会对GDP和消费的均衡值产生永久影响；消费的正向冲击对GDP的影响一直是正值，投资和净出口的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对GDP和消费的均衡值影响很小。

三、结论及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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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体制变革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应变化，即由国家计划对企业和各种经济单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调节，逐渐转变为在市场信息影响下，以经济利益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微观决策的自动调节。在此情况下，价格、利润、成本、收益、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机制产生了，计划机制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

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　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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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进出口;汇率;储蓄;收入

中图分类号:F83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7-0020-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07.04

在凯恩斯学派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中,有经典的两部门、三部门和四部门IS-LM模型[1]。本文的分析思路与四部门的IS-LM模型大致吻合,但只考虑了国际贸易因素,而未考虑国际资本流动因素。笔者认为,在中国资本账户不自由兑换的前提下,有国际贸易的三部门IS-LM模型基本上可以解释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对于分析具体时空的问题来说,如果前提假设与经济现实脱节,那么,无论理论模型多么精巧,其结论必定不能解释现实。因此,本文认真地考察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条件,从中抽象出与现实较为贴近的前提假设、研究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理论框架,从而对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做出相对准确一些的结构分析。

一、商品市场均衡分析

基于中国的现实,居民消费额是收入和价格的函数,即C=f(Y,P')

其中,C表示居民消费;Y表示GDP;P'表示居民消费价格环比指数。在价格一定时,消费额是收入的增函数,这自不待言。消费额是价格的减函数,这是需求曲线效应:在收入一定时,价格下降,人们将消费更多的需求价格弹性大的商品和服务,因此消费支出额上升;价格上升,商品和服务变得昂贵,人们减少对于需求价格弹性大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因此消费支出额下降。价格指数采用居民消费价格环比指数,是因为一般老百姓心目中的价格涨跌一般是对于前一期价格而言的,很少有人考虑定基指数概念。

本文采用中国1985―2009年的数据,可完全证实消费函数:

lnC=0.96InY-0.065lnP'

t1=128.3 t2=-3.8 S1=0.007 S2=0.017

R2=0.999DW=1.74 F=5586.2

中国投资函数的建立相对而言较麻烦,与典型的凯恩斯投资模型有较大的不同。笔者认为,投资是国内总需求和外商投资两个因素拉动的。

影响国内总需求的因素很多,限于篇幅,本文不做分析。笔者用GDP平减指数这个比较全面的价格指数表示总需求的变化。此时受价格影响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价格上升意味着求大于供,呼唤着理性的厂商进行投资,这是供给曲线效应。其二,若理性投资是用银行贷款形成的,由于银行名义贷款利率相对僵硬,不宜作为变量使用,而价格的变动则反映了实际利率的反向变动;若理性投资是以证券融资方式形成,价格变动也反映了实际市场利率的反向变动。况且,在中国经济改革的30多年中,银行信贷多是配给的,证券市场将部分储蓄转化为投资也是近几年的转变,因而银行利率和有价证券收益率都不宜作为变量使用。所以,理性的投资应是价格的增函数,即实际利率的减函数。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一般要求有相应的国内投资资金配套,又可以带动相关的上游、下游产业投资,对国内总投资的拉动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因此,笔者用实际利用外资额代表外商投资作为投资函数的另一个自变量。将此思路用函数形式表达如下:

I=f(P,FI)

上式中,I表示投资;P表示定基价格指数;FI表示外商投资。

本文采用中国1985―2002年的数据,可完全证投资函数:

lnI=1.39lnP+0.37lnFI

t1=14.6 t2=4.0S1=0.10 S2=0.09

R2=0.9DW=1.61F=344.2 ?籽1=1.03 ?籽4=-0.35

政府购买决定于政府收入(以税收为主),而政府收入又取决于GDP,同时,政府购买又有很强的连续性,受上期政府购买的影响较大。因此,笔者设定,当期政府购买是当期GDP和滞后一期政府购买的函数,即:

Gt=f(Yt,Gt-1)

上式中,G表示政府购买;Y表示GDP。

本文采用中国1985―2009年的数据,可完全证实政府购买函数:

lnG=-0.98+0.57lnY+0.41lnGt-1

t1=-2.21 t2=3.16t3=2.32S1=0.44S2=0.18S3=0.18

R2=0.997DW=1.11F=2078.9

笔者设定中国的出口额是贸易伙伴国GDP和人民币汇率的函数。在直接标价法下,作为被解释变量出口额与两个解释变量均为正数相关[2],即:

X=f(Yf,e)

上式中,X表示出口额;Yf表示贸易伙伴国GDP;e表示直接标价法的人民币汇率。在选取统计量时,笔者用世界GDP指数替代贸易伙伴国GDP。计量分析结果如下:

lnX=-17.79+3.37lnYf+1.51lne

t1=-34.34 S1=0.52 t2=17.67 S2=0.20 t3=19.12 S3=0.08

R2=0.999 DW=2.10F=4853.84

同出口的机理一样,进口的主要影响因素笔者确定为中国的GDP和直接标价法下的人民币汇率,所不同的是人民币汇率与进口额是负相关的,即:

M=f(Y,e)

上式中,M表示进口额;Y表示中国GDP;e表示汇率。中国的进口模型如下:

InM=0.91InA-0.48Ine

t1=3.08 S1=0.30 t2=-2.21 S2=0.21

R2=0.99 DW=1.76F=763.82

数量模型中,A为国内需求,A=C+I+G。将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出口和进口函数代入国民收入恒等式,得

Y=fC(Y,P')+fI(P,FI)+fG(Y,Gt-1)+fX(Yf,e)-fM(Y,e)

整理可得出一个关于GDP的多元方程,写成一般函数形式,即

Y=f(P',P,FI,Gt-1,Yf,e)

上式可大略地视为中国的IS曲线表达式。需说明的是,式中的汇率变量在中国一直是政策变量,不会与价格变量产生多重共线效应。

二、货币供求均衡分析

前文分析在宏观经济学中被称为“简单模型”,因为没有考虑货币变量。以下笔者对货币均衡问题进行了讨论。当收入外生变化时,货币贮藏需求是收入的函数,这在中国大略等于银行定期存款,即:

Mb=f(Y)

上式中,Mb表示货币贮藏需求。实证检验模型如下:

lnMb=-7.27+1.48lnY*

t1=-11.30S1=0.64 t2=22.90 S2=0.06

R2=0.976DW=1.58F=524.22

该曲线的斜率首先与收入水平有关,这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效应。该曲线的斜率又与中国的各项福利制度有关。进入90年代后,随着中国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制度改革,公众的存款愿望日益强烈,这条曲线的斜率愈发陡峭。该曲线的斜率还与心理预期有关,在公众心中产生了通货膨胀预期时,该曲线的斜率将趋于平缓;反之,在公众心中产生了通货紧缩或失业预期时,该曲线的斜率将趋向陡峭[3]。

当收入(即商品与服务的数量)一定时,价格是货币交易需求的函数,即P=f(Ma),Ma表示交易需求。在中国,交易需求大略等于狭义货币M1,①这是现实的购买力。当收入一定、货币供给量一定和贮藏需求曲线的斜率一定时,交易需求的货币量就被决定了。Ma决定着价格水平。在中国经济改革的30多年中,无论是中央银行被动地服从财政部的要求增发贷款,还是中央银行主动的货币扩张,每每价格上涨必先有MI的上升,否则就没有强大的现实购买力。即,价格是交易货币量和实际收入的函数:

P=f(Ma,Y*)

实证检验模型如下:

lnP=0.76nlMI-0.7lnY*

t1=11.32S1=0.07 t2=-9.41 S2=0.08

R2=0.98DW=2.32F=115 ?籽1=0.70 ?籽2=-0.57

Ms=Md(=Ma+Mb=M2)是货币市场的均衡条件。在改革初期,中国的货币供给可大略地视为财政当局通过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由于改革初期中国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中央银行的货币扩张和货币紧缩政策便可以变动货币供应量。当收入一定、贮藏需求曲线斜率一定时,中央银行变动货币供应量,可以直接改变交易需求的货币量,从而改变价格。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专业银行商业化的进程开始了。因此,中央银行一家决定货币供给量从而决定价格(收入一定时)的局面被打破,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大大减弱。中国的货币(M2)乘数可以表示为

K2=

式中,K2为M2乘数,rl为法定准备金率,rov为商业银行体系的超额准备金率,q为现金漏损率,即流通中的现金对全部存款的比率。

从货币供给总量角度来看,商业银行体系的超额准备率对中央银行的法定准备率起着相当大的制约作用,从而造成了“刹车易启动难”的局面。在银行信贷过量增长造成经济过热时,央行可以用法定准备金率的提高强行拉起下降的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相反,当由于商业银行“惜贷”(超额准备金率上升)造成货币供给量减少时,央行降低法定准备金率的努力却未必奏效。因为,商业银行惜贷是由于存在着较大的信贷风险,否则,商业银行是不会做出此等非理的。央行降低法定准备金率于降低信贷风险无补,所以,央行的努力很难奏效。在央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时,商业银行必须守法――收缩信贷,别无选择,使得准备金不少于法定数额;在央行降低法定准备金率时,可不是说商业银行必须信贷扩张――准备金不得高于法定数额,而是由商业银行在安全和盈利之间做理性的选择。

从用于交易的货币量来看,中国货币供给的外生性是随着改革进程而渐弱的。随着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和中国各种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措施的相继出台,加之职工下岗和下岗预期的影响,公众的货币贮藏需求渐大。虽然中国从1996年开始7次降低存款利率并加收利息税,但是,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仍一路上升。在货币供给曲线位置一定时,贮藏需求的增大,就是交易需求的减少。就交易货币量而言,无疑是央行、商业银行和其它经济主体共同决定的。我们把货币的交易需求大略地用MI表示,MI的货币乘数为:

KI=

式中,KI为MI乘数,n为可开列支票的活期存款占总存款的比率,其它符号意义同K2。

货币贮藏需求的上升(大略以定期存款表示),从而n的下降,在其它因素不变时,导致KI的缩小。正如对K2的讨论一样,rov的变化也在对KI起缩小作用。在物价下跌过程中,社会公众的继续下跌预期无疑也在对交易货币量下降起着推动作用。

显然,本文分析集中在通货紧缩方面,通货膨胀时的经济运行机理正好相反。按均衡条件Ms=Md=Ma+Mb联立有关方程,可得LM曲线方程,即给定收入所对应的均衡价格。

三、两个市场同时均衡、均衡点的移动与几点思考

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联立IS和LM两条曲线方程,即可求得均衡价格和均衡GDP的解。将IS曲线和LM曲线置于一个平面内,找到商品供求和货币供求同时均衡的点E0。

如果接受经济增长是好事这一规范判断,那么,均衡的国民收入水平未必是合意的收入水平。因此,在可能的条件下,政府就要动用财政的、货币的政策工具,将国民收入的均衡点向合意的位置推动。在中国经济改革的20多年中,往往首先对经济增长率做出一个数量目标,然后主要以扩大投资(包括内资和外资)的方式努力实现之。基本不受价格约束的政府的投资首先要由银行做出资金安排,在具体投资单位的银行账户上形成一笔贷款(在专业银行时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即形成了一块交易货币量。央行宣布下调人民币汇率,收购企业出口赚回的外汇后,也会在出口企业的账户上形成更多的人民币活期存款。上述两种情况均可使Ms曲线下移货币供给量扩张,LM1曲线移至LM2(见图1)。在贮藏需求曲线不变(或变缓)的条件下,Ma的扩张必然导致价格的上涨,价格的上涨呼唤着受价格影响的投资,IS1曲线随之移至IS2。于是,LM2与IS2的交点E1就是新的均衡点。在新的均衡点,P1大于P0,Y1大于Y0。在改革的30多年中,大都是物价上涨与经济高速增长结伴而行。

在中国经济出现货币紧缩、物价下跌的局面时,国家财政方面为了促使经济升温,往往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安排了数额较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保工程投资(属于I0部分),商业银行体系积极地提供了货币。央行将法定准备金率连续下调,努力扩大货币供给。但是,由于货币贮藏需求曲线斜率渐陡,往往货币供给仍嫌不足。在图2中表现为,LM上移的幅度不足以拉动物价上升,且有下降。于是,受价格影响的投资发生额便收缩,IS曲线下移的幅度小于图1中IS曲线下移的幅度。在图2上,新的均衡点E1对应的物价P1较之P0下降,收入Y的增幅较之图1的Y增幅(Y1-Y0)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笔者对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运行做了初步的结构分析,力图回答“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以及“是多少”一类的问题,基本属于实证分析范畴。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是否可以有这样一些思考:

第一,影响中国国民收入的重要因素是投资,在买方市场条件下,适度的事前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态势是拉动投资必要条件。在短期内,甚至中期内,反映供求关系和实际利率的信号――价格仍是影响投资的主要变量。有关当局在调节价格稳中有升方面仍要采取积极的政策。

影响中国价格水平的重要因素是MI,如前所述,中央银行增加供给量的能力已经大大受限,出现了“不能用绳子推车”的局面。拉动经济增长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落到了财政政策的肩上。中国的人口已超过13亿,国内市场的容量是相当大的。总需求不足的尴尬在于:一方面,高收入阶层没有新的消费热点(对国产商品),从而大量储蓄;另一方面,低收入阶层对国产商品的消费能力太低。低收入家庭需求不足受预算约束是自不待言的,但是,同时也受预期收入看糟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财政政策的目标如果能够指向低收入家庭,应该是可以拉动消费需求,从而拉动投资需求的。我们所说的“指向”,一是指在财力允许的条件下提高低收入家庭的货币收入;二是指尽快、甚至强制建立和完善社保体系。我们通常认为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高收入者,这应该是在预期乐观的前提下成立的规律。如果预期悲观,低收入者比高收入者更善于节衣缩食。是否可以这样考虑,若想提升低收入者的消费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说,建立乐观的预期甚至比增加收入更为重要。

第二,在长期中,影响投资的变量应该是技术进步,政府对技术进步问题应常抓不放。在中国改革的20多年中,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技术进步方面仍嫌不足。中国企业对高回报率产品的核心技术掌握状况、高技术人才的储备状况,甚至包括国家在该方面的政策导向,都是不能令人乐观的。因此,企业创造新的消费热点、乃至于以供给引导需求的能力是比较低的,总供给只能是总需求的被动反应函数。实业界如果掌握了较高的技术,且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那么,总供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拉动总需求的。一国的经济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最终要取决于科学技术。

第三,在长期中,我们完善金融市场的任务是艰巨的。众所周知,商品市场均衡的条件是,而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重要场所是金融市场,即,在其它条件不变时,。我们所说的“完善”在于两个层面:一是指较大的市场参与率和较大的市场容量,二是指较多品种的金融产品和较高的金融交易法制化程度。经济中如果存在着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有一个可计算的、齐一的金融资产收益率,不仅对于厂商的实际投资是重要的,而且对于技术创新也是相当重要的。

参考文献:

[1]多恩布什,费希尔.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篇4

【关键词】宏观经济管理；创新；调控

宏观经济管理指的是国家把国计民生作为最为基本的目的，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经济与法律手段，进行对市场经济在总量与结构方面的调整与控制的一项总和。从党在十四大上正式确定了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宏大的改革目标后，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得到了巨大的完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也需要对我国宏观经济的管理试行一系列创新调整，使之更好的应对未来不断深化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一、我国宏观经济管理运行的现状

同其它国家在宏观经济运行方面的现状相比较，我国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的运行有着自身的特点。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把投资当成驱动，把工业当成主导，在经济的具体投资中，政府干预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西方的一些国家基本是在制度框架之下，经历很长时间的积累与发展，逐渐形成了统一的经济市场的大环境。

我国在开展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分析过程中，一般采取静态这一种分析模型，但是却忽略了包含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动态不确定因素，导致了我国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过程当中，自始至终是在受到局限的条件下进行发展，因此无法做出对当前所采取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的客观上的评价。

二、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

1.对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目标进行创新

我国经济在计划经济模式的长期影响下，政府相关部门在进行宏观经济的目标调控中还一直保持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特点，这种类型的目标调控随着经济的发展，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对目标调控的确立直接对调控的方向与手段的具体选择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对宏观经济的具体调控路径进行创新，应该首先对调控的目标进行调整。当前，我国进行宏观调控的整体目标是基本实现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质检的一种平衡，而不是进行对经济发展的超额干预，对宏观经济的调控目标进行调整，应该从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灵活处理。如在整体经济在过热的情况下，需要执行紧缩型的经济调控目标；在整体经济在相对萧条的情况下，需要执行刺激经济发展的模式。当然。在保证宏观经济在整体平衡的这一前提条件下，还需要考虑到经济结构的平衡，如果出现某一行业失衡的情况，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及时制定相关措施进行纠正，如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健康发展就不能离开国家对其的宏观干预。

2.对宏观经济管理的主体进行创新

同过去在计划经济体系下的宏观经济调控主体进行比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的调控主体表现的更为多元化，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主体就是政府部门，对调控主体进行创新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组织机构进行创新，另一个方面是对调控职能进行创新。对组织机构进行创新指的是政府部门应该专门成立一个宏观经济的调控部门，明确这些部门的具体职能，避免出现多头管理的情况。对组织进行创新的重要基础就是改革政府机构，确定政府的具体职责。对职能的创新指的是宏观经济的调控主体在对经济实行干预时应该把市场手段作为主要的手段，以政府的行政干预作为辅助手段，避免出现具体职责的缺位与越位的情况。

3.对宏观经济的管理手段进行创新

对调控手段进行创新主要是指政府部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手段，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操作过程中所采取的达成经济管理具体目标的手段应该能匹配不断变化的经济调控。一般的宏观调控手段包括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当前，我国在进行调控手段的创新时应该采取以经济手段作为主要手段，把行政手段作为辅助手段，在这个前提下，依据实际需要进行合理的创新。

4.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整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进行调整，在我国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工作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对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效率产生直接影响的重要因素，是一项在政府的直接参与下，达成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具体目标的一项重要途径。为了与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相适应，改善当前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不平衡情况，在进行宏观经济的调整时，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对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做出相应调整，与第一、第二产业相比较，我国当前第三产业发展是比较之后的，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二是对消费与内需情况做出调整，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在经济出口总量上大幅下跌，这样避让会对我国GDP的增长产生影响，而调整内需与消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消费需求得到扩大，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并且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总结：

一个国家在宏观经济方面的表现，是长期以来国际上在经济研究范围内的一项重大课题。宏观经济管理不仅可以作为一个国家具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而且还能作为一个国家政府的体现。对宏观经济的管理还能对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与水平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创新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够完善我国的经济体制，提升国民的生活质量与水平，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只有不断的创新，才能够与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形势相适应，才能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找到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实现经济的全面、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赵铁民.对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中一条规律的探讨——浅谈“三个中心论”[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04）

[2] 张勇.宏观经济管理中国范式的形成与发展——论中国宏观调控实践的理论价值[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01）

[3] 张虹，刘兆博，刘海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2006年年会纪要[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09）

[4] 孙建波，秦晓斌.供给主义经济政策“空降”中国——梳理近期我国宏观经济政策[J].资本市场，2012（05）

篇5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时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同时是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特点。尤其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在管理经济上的职能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国有企业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发展，现今在我国的政府企业的职能是被分离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也是被分离的，在面临这种状况下，我国政府将国有企业参与到市场经济的运行中，虽然不是直接插手到惯有企业的管理中，但是依然会以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身份进行管理，而且对于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时，国家还会对其进行相应的指导和干预。所以，综上所得，维护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关键在于加强政府的宏观经济的管理能力。

二、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创新的对策

1、加强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创新

加强政府宏观创新管理是在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是评价宏观经济管理工作好坏的重要依据，主要是指政府在进行对宏观经济管理时，要达到的国民经济运行状态的预定目的。一方面，要使得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实现有效的选择。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发展的状况的不同环境下，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也是有所不同的。在经济过热时，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就是控制好经济的发展速度；而当经济处于衰退的情况下，经济管理的目标就是促进经济的发展，加快发展的步伐，稳定经济的发展速度。

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就是平衡经济的发展总量，并使其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同时使得经济结构得到相应的优化升级；而另一方面，对于居民的消费，我国也要加强宏观管理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相应的有所提高，自然就促进了居民的消费能力，社会的消费行为也逐渐变得稳定。同时在进出口这方面，政府能把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放在进出口的比例上，使得产品的进出口环境不断地得到改善，最终给进出口贸易带来了一定的基础。

2、加强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手段的创新

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手段主要是指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时为了实现经济管理目标所采用的的方法。一般来说，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传媒手段等手段都属于政府宏观经济的管理手段。有效地提升经济管理的效能有赖于管理手段的作用。而现今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要加强宏观经济管理手段的创新来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第一点要做到的是运用好建立的法律制度来加强宏观经济的管理。我国的经济是处于法律的保护下运行的，依靠法律手段来保护和提高经济的运行状态才能更好地稳定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第二点要做到的是加强政府的电子管理的建设。

篇6

【关键词】新形势 通货膨胀 宏观经济 影响 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获得了迅猛发展，在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中，我国宏观经济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质量上都取得了明显进步。近些年来随着GDP的增长，我国物价也在连年上涨，通货膨胀问题逐渐成为了人们日益关注的话题。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受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物价连年上涨，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着空前的通胀压力，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具有重要影响，合理的通胀能够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过度的通货膨胀会严重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发展，新形势下加强对通货膨胀给宏观经济造成何种影响进行研究，有助于决策者做出科学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推动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当下我国通货现状

在经济学中对宏观经济通货形势的判断主要是通过几个重要指标来确定的，这几个重要指标分别是：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企业商品价格指数（CGPI）以及货币量（M1，M2），接下来笔者就通过这几个指标来考察我国当下的通货现状。

从CPI角度来看，我国从2010—2011年，除了少数几个月之外，CPI都在上涨，截止2011年6月CPI已经上升到6.4%，近两年由于国家采取偏紧的货币政策以及对物价的高度重视，我国CPI有所下降。从PPI的角度来考虑，PPI是衡量生产领域价格变动的重要指标，同时这项指标还是判断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的重要指标，笔者经过考察发现2011年我国的PPI已经上升到了7.2%。从CGPI的角度来进行考察，笔者经过调查发现从2011年6月到2012年1月我国的PPI一直在高位运行，同时我国从2008年以来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受此影响我国的货币量在2011年3月份曾达到750000亿，在市场流动性不断增大的前提下，我国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加。从以上几点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近些年来我国面临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是在不断上升的。

二、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影响分析

在明确了我国经济的通货现状后，接下来笔者就来分析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笔者认为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可以从资金积累、物价水平、经济滞胀、投资消费、劳动生产率以及收入分配结构等角度来进行考察。

（一）通货膨胀对资金积累的影响

通货膨胀对资金积累具有重要影响。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政府企业等主体为了弥补实际生活中居民的损失而往往对居民员工进行补贴，政府对居民进行物价补贴，企业利润分配向员工倾斜。现有资金的分配，会导致资金积累的减少，最终会影响到企业的投资能力。此外在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恐慌情绪会在居民中蔓延开来，这种恐慌情绪的蔓延会导致银行产生挤兑，形成抢购风潮，从而最终对银行的正常营业造成影响，银行本身的储蓄存款也将有所降低。此外通货膨胀会使得货币当局收紧货币政策，央行会收缩流动性，市场上的流动资金将进一步减少。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会使得央行利率政策的调整也变得非常复杂，通货膨胀的持续发酵必然会对社会资金的积累和优化产生消极影响。

（二）通货膨胀会对物价水平造成影响

通货膨胀与物价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物价上涨是通货膨胀的一般表现。我们在考察通货膨胀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到物价水平与通货膨胀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物价上涨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通货膨胀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同理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物价上涨只是一种表现。物价上涨并不能全面反映通货膨胀，两者的区别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重视。一般意义上，通货膨胀程度越高，物价上涨的速度就会越快，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由于价格改革等因素造成的物价上涨却是不易被人们所发现的，我们在解决物价上涨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要充分考虑到价格改革等多种因素对物价的影响。

（三）经济滞胀现象

在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中由于所采取的政策不科学、不完善，最终会产生滞胀。所谓滞胀主要指的是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非常高，同时经济发展速度却很低。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就曾因为石油危机而陷入到滞胀中，滞胀会对宏观经济造成严重影响，滞胀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我们在治理通货膨胀的时候必须要采取科学的、具有针对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否则就很有可能产生滞胀危机。

预防滞胀很重要，精确判断经济滞胀现象也很重要。我们在判断宏观经济是否滞胀的时候必须要采用比较静态分析法来对一段时期的经济运行状况进行整体考量，而不是随便采用某一时点的经济运行状况就认定出现了滞胀。我们在判断经济滞胀的时候必须要从整个宏观经济的角度进行考虑，要注重长期性和复杂性。

（四）通货膨胀给投资消费带来不确定性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调节生产消费的指挥棒，货币价格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具体表现。真实的市场价格反映着市场资源的真实情况，而被扭曲的市场价格就不可能真正反映市场资源的状况，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市场价格会受到扭曲，这种扭曲的价格会误导市场主体，从而造成浪费。在市场中各个主体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这种信息不对称在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会诱发新一轮的投资冲动，从而使得现有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

（五）通货膨胀会降低劳动生产率

在通货膨胀时期，企业生产者赚取利润的唯一办法就是涨价，可是自身产品的快速涨价又最终会给企业带来损失。通货膨胀时代，企业员工的实际利益将有可能受损，此时企业不合理的利润分配政策就会挫伤员工的积极性，从而降低劳动生产率。

（六）通货膨胀会使得收入分配结构更加不平等

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我国原来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结构将变得更加不平等。通货膨胀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影响尤为巨大。低收入家庭的唯一收入是工资等现金形式的收入，这些资金收入在高通胀率的背景下，将会迅速缩水，从而对低收入家庭造成实际损失。相反那些高收入家庭所拥有的收入不仅包括现金，还有土地，资本等其他财产性收入，这些收入在高通胀的背景下不仅不会降低，还会由于土地，产品等不断上涨，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在通货膨胀时代的收入将会明显增加。

三、加强对通货膨胀的治理，优化宏观经济

从货币政策角度而言，笔者认为要加强通货膨胀的治理必须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要激活现有信贷货币存量，提高货币利用率；二是金融机构要努力进行去杠杆化，降低市场风险；三是要不断改进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当前我国货币信贷机制还不完善，信贷投放结构与宏观经济的发展并不协调，货币空转现象非常严重，最近爆出的银行业钱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在今后的发展中必须要不断调整信贷投放结构，信贷投放要向实体经济倾斜，要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资金信贷力度，要不断提高货币利用率。金融机构要去杠杆化，在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杠杆获得了很多利润，同时也为自身的金融风险埋下了隐患，在发展过程中金融机构必须要去杠杆化，只有这样才能降低风险，实现长远发展；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当前我国的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不健全造成的，人民币的不断升值给我国外贸企业带来巨大压力，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会严重影响到我国国际竞争力，从而对我国宏观经济造成影响，人民升值不是跃进式的，我们必须要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

从财政政策而言，笔者认为主要是要做好两点：一是要不断改革税收机制；二是要加强对民生领域的公共投入。当前我国的税收机制还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其中尤以个人所得税明显，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是按照分类税收的原则来进行征收的，这种方法不科学，那些收入来源多、收入高的人所交的税款将变少，我们必须要改变这种机制，政府要不断加强民生领域的公共投入，提高群众的消费能力。

在物价连年上涨的今天，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通货膨胀对我国宏观经济会造成严重影响，加强对通货膨胀给宏观经济以何种影响的研究，对于实现通货膨胀的科学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六个方面详细分析了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笔者认为，在治理通货膨胀中必须要不断调整和优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参考文献

[1]张连城.宏观宏观经济运行与通货膨胀预期[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01）.

[2]王双正.“十二五”时期我国价格总水平趋势分析及建议[J].财贸经济，2010（07）.

篇7

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剩余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创建了完整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学说，确立了较为系统和完善的宏观经济理论。该理论主要包括宏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平衡和宏观经济调控等内容，蕴含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和结构优化的思想。

马克思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考察，抽象化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问题，其核心就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资本主义的社会总产品，在价值上，由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 和剩余价值(m) 三部分组成;在实物形态上，由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种不同经济用途的产品组成;与此相适应，社会生产也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前提和基础，是宏观经济顺畅运行的根本和关键。只有当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和物质构成在保持一定比例的条件下，社会总产品的各个部分才能在价值上得到补偿，在实物上得到替换，整个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即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才能顺畅，社会资源才能实现合理配置。

马克思在分析社会再生产时，不仅研究了生产需求即投资需求，也强调了消费需求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性。马克思指出，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每年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等于年价值产品，即等于社会劳动在当年生产的全部价值。其所以如此，因为在简单再生产中，这全部价值将被消费掉。在社会再生产即社会总需求中不能忽视消费需求。总的来说，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端研究了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是一种增长理论，蕴含结构优化的思想。在扩大的社会再生产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积累的源泉来自于剩余价值，并且必须转化为一定的可追加的不变资本和可追加的可变资本，才有可能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在社会范围内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增加即经济增长。马克思还论证了，在相同的价值总量下，两大部类中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三者之间分别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可以由简单再生产实现扩大再生产。换句话说，通过要素重新配置，进行结构优化，也能够实现经济总量增长。

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

1936年，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标志着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创立。在该书中，凯恩斯抛弃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将经济系统行为视为一个整体，包括总收入、总利润、总产出、总投资和总储蓄等，对其进行了宏观经济总量分析。在政策上，凯恩斯认为要实现充分就业，政府就必须抛弃放任自流的传统政策，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由于凯恩斯在经济理论、分析方法和经济政策三个方面对西方传统经济学进行了彻底的变革，因此，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被称为凯恩斯革命。

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最大特点是把分析宏观经济平衡的重心放在需求上，政府干预经济的重心在于需求管理。有效需求原理是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实质性内容。凯恩斯认为，一国国民收入取决于有效需求，即商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均衡状态时的总需求。有效需求在内容上包括对消费品的需求和对投资品的需求，在数量上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规律、资本边际效率规律和流动性偏好规律三大基本心理规律。由于这三大规律的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达不到充分就业的程度，失业必然出现。因此，只有通过增加消费需求，扩大投资需求，提高资本边际效率，降低利息率，才能从根本上克服经济衰退，实现充分就业。

在投资和储蓄的关系上，凯恩斯提出二者必然相等的观点。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创立了收入、储蓄和投资的简单模型。他认为收入=产出的价格=消费+投资，而储蓄=收入-消费。因此，储蓄=投资。这一模型的理论寓意在于为宏观经济总量平衡提供了一种公式分析。但是，在现实中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才能实现： 国民收入必须全部转化为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储蓄能够全部转化为投资; 无论是投资支出，还是消费支出都能得到实物保证。显然，这在现实中是难以做到的，凯恩斯的总量平衡模型存在不足。

三、马克思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比较

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是根本不同的两种理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分析范式和逻辑起点的分野

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生产和流通中存在的社会关系为线索，以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及其统一利润率的古典一般均衡分析为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建构了具有微观基础的逻辑体系和较为完整的宏观经济理论。马克思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科学地揭示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关系，论证了资本积累与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客观关系，指出了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失衡，即发生经济危机进行强制平衡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一规律，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早期的商品经济，也适用于较为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以有效需求为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建构了政府干预的理论框架。但由于缺乏正确的价值分析和分配理论，始终没有构建好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从而出现了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区分、对立与割裂。这也成为国外反对和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强力武器。例如，上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经济滞胀现象，传统凯恩斯主义难以给出合理解释，也没有提出有效治理方案。以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趁机进行了一场凯恩斯革命的逆转，凯恩斯主义由此进入低谷。

(二)研究方法和内容构造的不同

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均衡分析之外，马克思更多地强调动态分析。马克思关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理论，本身就是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种描述。简单再生产只能维持总量不变的社会总产品生产，扩大再生产则可以增加社会总产品数量，推动经济增长。他还指出，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通过对c、v和m的重新配置，进行结构优化，也可以进行扩大再生产。这就为经济增长理论增添了新的表现形式，即在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调整优化结构，也可以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更多的强调横截面的静态分析和静态比较分析，缺乏长期的动态分析。

在内容构造上，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更为系统完整。以宏观平衡为例，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不仅包括价值平衡，也包括实物平衡;不仅包括总量平衡，也包括结构平衡。凯恩斯在《通论》中关于储蓄与投资相等的宏观平衡理论，只是在价格形式上分析总量的平衡，而忽视了实物的平衡。在实际经济过程中，总供给是否等于总需求，不仅取决于等号两端用货币计算的价格总额是否相等，还取决于等号两端的商品在实物形式上是否符合对方需要。如果在实物形式上不符合，单纯的价值平衡也难以达到经济总量的平衡。凯恩斯的宏观平衡理论也缺乏结构平衡分析。如果投资结构比例失调，产业结构违背合理化发展，即使投资在总量上等于储蓄，也难以实现宏观经济的真正平衡。

四、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发力，实现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这对于当前我国在扩大消费需求的同时，加强供给侧改革，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具有重大理论指导意义。

(一)宏观经济运行要注重消费需求管理

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既研究了生产需求也研究了消费需求，强调了消费需求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性。从现实生活来看，消费需求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决定着商品(抑或劳务)价值总量的实现程度，关系着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满足消费需求是生产的出发点，也是生产的目的。实践证明，如果不根据消费需求进行生产，生产的产品就卖不出去，就会造成积压，最终影响生产的发展。通过消费满足劳动者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能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全面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消费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变化，则会引起产业结构和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是努力方向，且消费第一，投资第二，出口第三。扩大内需主要是扩大消费需求，鼓励消费。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的增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物质文化消费的质量、品味和层次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内生动力。从需求的角度来讲，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立足于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宏观经济运行必须注重需求侧管理。在消费需求领域，以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在投资需求领域，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优化投资结构，增加有效投资;在出口需求领域，实施优进优出战略，增强对外投资和扩大出口结合度，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新优势。

(二)宏观经济平衡要重视供给侧改革

马克思在论述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时强调，生产生产着消费：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要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达到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就必须重视供给侧管理。从实践来看，一国的生产供给能力，不仅可以用来衡量该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还可以作为平衡宏观经济运行的物质保障，反映出该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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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景气分析方法 物价周期波动 季节调整 合成指数 扩散指数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1-061-02

一、经济景气分析方法的应用现状

近年来经济景气分析方法在宏观经济的监测、预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国家统计局、国家信息中心等有影响力的机构都开展了对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的监测、预测，并取得了较好效果。除了对宏观经济整体面的监测和预测，经济景气分析方法在宏观经济的重要领域、产业层面和区域层面也得到了较好的应用，如：国家信息中心对物价、投资、进出口等宏观经济的重要领域进行了监测、预测；经济日报联合国家统计局开展了对煤炭、家电、机械等国内主要行业运行情况的监测、预测并定期中经产业景气指数；内蒙古、湖南等省份的地方机构也分别开展了对本区域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监测、预测并取得了良好效果。本文在借鉴有关机构经验的基础上，采用“中国宏观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系统”这一软件，对山西物价的周期波动进行实证分析，从而为山西制定物价的有关政策提供支持。

二、经济指标的处理和数据库的建立

经济景气分析方法首先需要建立数据库，将有关的经济指标以适当形式保存在数据库中。由于我国经济一般呈现出绝对水平上升而增长率存在波动的情况，国内研究机构普遍采用增长率循环来研究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本文也采用增长率循环，将有关经济指标的增长率序列作为研究山西物价周期波动的依据。本文的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山西省统计局对外的《山西月度统计》，其中大多数指标直接采用《山西月度统计》中的月度同比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类指标采用累计同比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类指标、房地产开发类指标、消费品零售额类指标、工业增加值类和工业产量类指标由于一月份的数值缺少，故采用直线内插法等数据处理方法将上述指标的一月份的数值补齐，以保持经济时间序列的连续性，便于软件处理。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数据库中的经济指标是2006年1月至2016年8月的连续十年多的月度经济时间序列。

三、季节调整、选取基准指标和建立先行、一致、滞后指标组

由于数据库中的经济指标是月度数据，受到节假日、天气情况等季节因素的影响，为了消除这种影响，需要对上述经济指标进行季节调整。目前比较成熟的季节调整方法是美国商务部开发的X-11季节调整法。本文采用X-11季节调整法对数据库中的经济指标进行季节调整，去掉原有经济时间序列Y中的季节要素S和不规则要素I，保留趋势循环要素TC（本文中的季节调整采用乘法模型Y=T*C*S*I，其中Y为经济时间序列、T为趋势要素、C为循环要素、S为季节要素、I为不规则要素）{1}。

物价的基准指标是一个重要的能够敏感反映当前物价变动状态的经济指标。在由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等指标构成的反映不同方面价格的体系中，本文选取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CPI）作为山西物价的基准指标。因为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CPI）是最终端的价格，其他不同方面价格的变化最终将在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CPI）中有所体现；同时，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CPI）也是当前各种政策的重要参考指标。

先行指标和一致指标的选取应该采用统计检验和经济意义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CPI）为基准指标，采用时差相关系数检验，从山西的宏观经济月度指标中筛选出物价的先行指标和一致指标。其中，先行指标组中的各个指标的时差相关系数均在0.70左右或者以上；一致指标组中的各个指标的时差相关系数均在0.80以上，表明先行指标和一致指标的选取较好（见表1，其中的指标均为经过季节调整并去掉不规则要素后的增长率指标）。再结合K-L信息量、峰谷对应法、评分系统等多种方法进一步检验，可以初步确定表1中先行指标和一致指标选取的合理性。

从经济意义来看，工业是山西经济的主要产业，工I经济的变化反映了宏观经济的变化。钢材产量、粗钢产量、原铝产量作为工业领域的主要指标因此是宏观经济的一致指标，而物价一般是宏观经济的滞后指标。因此，钢材产量、粗钢产量、原铝产量在经济意义上领先于物价，是物价的先行指标。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分别反映了商品零售领域和工业生产领域相关的价格变化，与反映最终端消费的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CPI）一起构成了全面的价格体系，因此上述四种价格指数是物价的一致指标。

四、构建物价的合成指数和扩散指数

景气指数方法认为：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是各个方面相互波及、相互渗透、共同影响的过程，单一经济指标难以全面反映这一过程；需要全面选取相关的经济指标并通过指数化的方法来对宏观经济进行监测预测{3}。本文根据表1中筛选出的物价的先行指标和一致指标，分别采用合成指数和扩散指数的指数构成方法来构建反映山西物价运行现状的一致指数和预测物价未来走势的先行指数。

图1是合成指数法构建的山西物价的先行合成指数和一致合成指数。从图中可看出：如果以谷到谷为一个周期，先行合成指数经历了2个周期，一致合成指数经历了3个周期。先行合成指数于2011年10月达到峰以来长期处于波动下行态势，2015年7月达到谷底后逐步回升，进入新一轮上升期。一致合成指数于2013年10月达到峰后波动下行，长期呈现逐步趋缓态势，并于2015年10月跌至谷底，此后缓步回升。

先行合成指数2009年2月、2010年11月、2015年7月的谷分别对应着一致合成指数2009年8月、2012年10月、2015年10月的谷，先行合成指数的谷分别超前于对应的一致合成指数的谷6个月、23个月、3个月，平均超前11个月；先行合成指数2007年1月、2010年2月、2011年10月的峰分别对应着一致合成指数2008年6月、2011年8月、2013年10月的峰，先行合成指数的峰分别超前于对应的一致合成指数的峰17个月、18个月、24个月，平均超前19个月。

根据先行合成指数谷和峰的超前期可以预测一致合成指数未来的谷和峰。根据合成指数的指数构成方法，合成指数不仅可以反映物价周期波动的谷和峰，而且其大小也可以反映物价变动幅度的大小。{4}因此，根据图1所示的山西物价的先行合成指数和一致合成指数的先后关系并结合影响物价的各种因素初步判断，2016年8月之后山西物价仍然将处于上升期，物价涨幅仍将保持低位运行态势。

图2是扩散指数法{5}构建的山西物价的先行扩散指数和一致扩散指数。表3是图2中的扩散指数的转折点。根据扩散指数的峰和谷的判断规则，扩散指数由上向下穿越50时，穿越50线的前一个月为景气波动的峰；由下向上穿越50时，穿越50线的前一个月为景气波动的谷。可看出：如果以谷到谷为一个周期，先行扩散指数经历了4个周期，一致扩散指数经历了4个周期。山西物价的先行扩散指数于2013年6月达到峰，此后进入下行周期；2015年7月跌至谷底，此后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物价的一致扩散指数于2014年7月达到峰，此后进入下行周期；2015年10月跌至谷底，此后进入上行周期。

先行扩散指数2006年4月、2009年2月、2011年2月、2013年1月、2015年7月的谷分别对应着一致扩散指数2006年7月、2009年7月、2012年11月、2014年4月、2015年10月的谷，先行扩散指数的谷分别超前于对应的一致扩散指数的谷3个月、5个月、21个月，15个月、3个月，平均超前9个月；先行扩散指数2007年2月、2010年3月、2011年11月、2013年6月的峰分别对应着一致扩散指数2008年7月、2011年8月、2013年11月、2014年7月的峰，先行扩散指数的峰分别超前于对应的一致扩散指数的峰17个月、17个月、24个月、13个月，平均超前17个月。

需要指出的是，与合成指数的大小可以反映物价变动幅度的大小不同，扩散指数的大小并不反映物价变动幅度的大小，如图2中的一致扩散指数从2016年起逐步下降，但这并不表明物价走势趋弱。由于2016年起的一致扩散指数仍然大于50，所以2016年以来的物价走势仍然处于上升期。

根据先行扩散指数谷和峰的超前期可以预测一致扩散指数未来的谷和峰。根据图2所示的山西物价的先行扩散指数和一致扩散指数的先后关系并结合影响物价的各种因素初步判断，2016年8月之后山西物价仍然将处于上升期。

注释：

{1}季节调整的理论可参考董文泉，高铁梅，姜诗章，陈磊.经济周期波动的分析与预测方法.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三章第3.6节X-11季节调整方法

{2}延迟数中，“―”表示先行，“0”表示一致，“+”表示滞后

{3}景气指数方法的理论可参考董文泉，高铁梅，姜诗章，陈磊.经济周期波动的分析与预测方法.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五章景气指数方法

{4}扩散指数峰和谷的确定方法可参考董文泉，高铁梅，姜诗章，陈磊.经济周期波动的分析与预测方法.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4页

{5}合成指数和扩散指数的区别可参考董文泉，高铁梅，姜诗章，陈磊.经济周期波动的分析与预测方法.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4页和第182页

参考文献：

[1] 董文泉，高铁梅，姜诗章，磊.经济周期波动的分析与预测方法.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

[2] 高铁梅，王金明，陈飞，梁云芳.中国转轨时期的经济周期波动――理论、方法及实证分析.科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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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VAR模型；宏观经济；预警

宏观经济描述的是整个国民经济总体的经济活动和运行状态，对宏观经济进行管理的主要目标是保持经济高速的发展、较低的失业率和稳定的价格水平。在实际中，整个国民经济系统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之中，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发展经常会出现起伏波动，要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抑制超常规的经济波动，我国的管理部门就要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和预警。河北省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快速发展，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也在逐步向市场化方向过渡，要想实现河北省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目标，就要密切关注全省的经济走势、制定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

一、研究现状

我国宏观经济预警理论的研究是从经济循环波动问题入手的，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颜德林、周鸣（1993）用经济周期波动理论研究广西经济周期波动规律，对广西宏观经济发展趋势进行了预警、预测。王慧敏（1998）从讨论和分析宏观经济预警系统的研究发展入手，引入西方理性预期的AD-AS模型作为宏观经济预警的基础，构建了基于理性预期观的经济预警系统。贺京同和潘凝（2000）把模糊系统理论和神经网络相结合，构建了宏观经济非线性预警模型。以往关于宏观经济的研究，只是局限于对宏观经济现状的描述，无法实现对经济的动态预警。采用VAR方法构建预警模型，它可以将变量当做相互影响的动态系统，符合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

二、VAR经济预警系统的构建

1．建模思路。对于河北省宏观经济进行预警，实质就是对河北经济运行中的“关键点”进行监控，我省多年来经济调控的目标就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就业充分”，所以本文选取了能充分反映三个目标的经济变量：河北省的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人均现金收入（PCCI）三项指标，河北省GDP反映的经济增长速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人均现金收入（PCCI）代表的是增长质量。在宏观经济预警中，要特别注意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在河北省的宏观经济预警中，还要研究宏观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与短期波动具有怎样的关系，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2．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预警依赖于监测，监测离不开指标，宏观预警指标体系通常只选择反映经济运行特征的指标。本文从宏观经济运行稳定的角度出发结合经济增长、供需变化、内生增长动力等因素，最终选取了反映宏观经济增长情况的河北省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人均现金收入（PCCI）三项指标来构建宏观预警的VAR系统。

3．模型的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 regres

sion）通常用于相关时间序列系统的预测和随机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模型避开了结构建模中需要对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关于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函数的建模问题；应用样本可以确定一个多变量VAR系统的参数，从而得到变量间的相互关系，因而向量自回归模型是分析多变量时间序列的有力工具。一个n维随机向量服从p阶向量自回归过程，记为VAR（P），其数学表达式为：

（1）

其中，yt是m维内生变量向量，是d维外生变量，A1…AP和B1…BR是待估的参数矩阵，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分别有p和r阶滞后期。是随机扰动项，其同时刻的元素可以彼此相关，但不能与自身滞后期和模型右边的变量相关。鉴于本文中所选择的指标为河北省生产总值（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故这三个变量构成的p阶VAR模型可以表示为：

（2）

三、分析过程及结果

传统的回归方法一般假定所使用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然而许多经济现象的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倘若采取传统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就会出现伪回归和无意义回归的现象。基于这一原因，恩格尔和格兰杰首先提出了一种处理非平稳序列的协整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的基本思想就是在两个或多个非平稳的变量之间寻找均衡关系。因此，对VAR模型中各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是我们判断地区生产总值（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人均现金收入（PCCI）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基础。

1．单位根检验。由于讨论序列协整性的前提是各序列都是非平稳时间序列，所以第一步应该分别对各个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我们采用ADF检验法，检验的结果汇总在表1。

2．协整关系检验。为了检验上述三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多变量Joh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和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的结果如表2。

经过协整检验可知三个变量间没有协整关系的假设，且均通过至多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故可断定模型中的GDP、CPI和PCCI之间有且只有一个协整关系，将协整关系标准化后写成数学表达式，并令其等于vecm，得到：

（3）

对序列vecm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其已经是平稳序列，并且取值在0附近上下波动，再次说明协整关系是正确的，即GDP、CPI和PCCI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通过协整关系（3）可是，社会消费品销售额对地区生产总值有正向的拉动作用，而CPI对地区生产总值有反向的抑制作用。

3．VAR模型计量结果。根据以上对时间序列的检验可知，三个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且协整检验证明三者存在协整关系，故可对三者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经过初步计算可以得知，在滞后期为1的时候，VAR模型的AIC值最小，故建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为一阶模型，系数估计结构和对单个方程的总结具体如下：向量自回归方程总结：

从表可知，三个方程的F统计量都远大于临界值，故知三个方程式显著的。同时，可以看出三个方程是显著的。同时，可以看出三个方程调整的复相关系数分别为0.997670、0.747365、0.724552，说明三个方程的拟合效果都较好。且从参数的估计结果来看：GDP受上一期的GDP和商品零售价格的变化影响较大，且均为正相关，这说明经济增长的较高基础和商品零售价格的增加都会带来下一时期经济的增长。同时结果也显示，CPI的增加会给下一期的经济增长带来负效应。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1．从长期来看，河北地区生产总值（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人均现金收入（PCCI）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在短时间内，这些变量可能会偏离均衡值，这主要是因为市场随机干扰的存在，但这种偏离是暂时的，这些变量最终会回到均衡状态。GDP受上一期的GDP和人均现金收入的影响比较大，都为正相关，这就说明人均收入的增加会刺激和加速经济的发展，但是CPI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了不利于现在经济的增长，所以当前的河北应该加大对物价的控制力度，增加人均收入。

2．人均收入对地区生产总值具有正向的拉动作用，积极的作用表现为人均收入每增加1％，会引起地区生产总值1.0965％的增长。CPI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负面效应表现为：CPI增加1％，就会引起地区生产总值下降0.4986％。在长期均衡趋势收敛的作用下，GDP、PCCI和CPI分别是以12.87％、16.97％和6.23％是速度想均衡状态靠近，但是由于随机扰动的存在，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靠近的实际速度往往慢于理论速度。3．本文构建的VAR预警系统中，主要是描述的是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可以直接根据被解释变量的过去值来进行预测。本文的模型预测结果表明经济的发展具有惯性，人均的收入对经济增长也有正相关的拉动作用，在当前CPI较高的情况下，应想方设法使物价逐步回落，以减小经济波动，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

参 考 文 献

[1]王慧敏．基于西方理性预期的宏观经济预警[J]．系统工程．

1998，16（3）

[2]陈守东，杨莹，马辉．中国金融风险预警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7）

[3]易正俊．宏观经济预警模型[J]．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21（6）

[4]万正晓，吴孔磊．构建我国宏观经济预警模型的几点建议[J]．统计与决策．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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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市场；宏观经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6―0118―03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作为金融市场的代表，中国股票市场自从建立以来，经历多次大起大落。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曾经在2007年10月16日迎来历史最高点，随后逐渐震荡下滑且震荡频繁。一直以来，中国股票市场波动较大，这意味着风险较高，而高风险需要高收益来补偿。可以说，中国的股票市场具有波动大、风险高等显著特征。与此同时，中国的宏观经济则以平稳的速度逐渐增长，那么中国宏观经济波动能否很好地解释股票市场的风险？中国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是如何相互影响？如果以系统性的角度看待中国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这个系统将呈现怎样的特点？本文以上述几个问题为线索，对中国股票市场风险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研究。

以往，许多国外学者从理论研究到经验论证，或是从实证计量到规范分析，针对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相关性展开了多方面研究，这些研究通常将股票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代表，进而研究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相关性问题。Fama（1990）用美国股票市场股票 1953 年～1987 年间月收益率、季度收益率以及年收益率研究了收益率和未来的实际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两者高度相关，并且从长期来看股票收益率的波动受未来的经济运行状况影响。Hamilton（1996）则提出了双变量的状态转移模型，从模型角度假设存在一个潜在的单变量（描述经济运行状态的变量），这个单变量可以决定经济增长率与股票波动性，研究结果发现总体的经济变量有助于股票市场波动性的预测。Harris（1997）根据更多数据，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上述关系分别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正向关系，而发展中国家的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非常弱。

国内学者展开相关研究稍晚，其中赵振全、张宇（2003）基于多元回归和 VAR 模型系统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和宏观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关联性。他们的研究指出，相同时期两者具有较弱的关联，宏观经济波动解释股票市场波动的能力也较弱。与此同时，股票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预测能力弱于宏观经济波动对我国股票市场波动的预测能力。而丁志卿等（2008）从非政策视角从理论上研究宏观经济对股票市场影响的传导机制，进而分析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关联性，并总结宏观经济向股票市场传导失败的原因。学者李政（2009）经研究认为，中国股票收益率与宏观经济走势之间的关联性较弱，不能通过中国股票市场有效预测宏观经济发展势态。

本文将根据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选取中国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的季度数据，构建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参考以往学者研究方式，描绘中国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周期关联性和变迁轨迹，并提出政策性建议。

二、MSIH（M）-VAR（p）的模型构建

在此，我们对MSIH（M）-VAR（p）模型进行简要介绍。首先考虑一个最基本的线性k维p阶向量自回归（VAR）模型：

yt=v+A1yt-1+…+Apyt-p+ut（1）

其中，yt=（y1t，…ykt）′代表k维的内生变量向量，t=1，…，T，v代表截距项，ut～ND（0，）误差项，假设误差项ut服从正态分布，则ut～NID（0，）。然而，当向量yt中具有“结构性突变”的非线性特征时，方程（1）所示的线性VAR（p）模型将无法准确刻画时间序列中存在的非线性特征。鉴于此，我们在上述线性VAR（p）模型中考虑非线性的“区制转移”特征。具体而言，假设向量yt潜在数据生成过程的各类参数依赖于不可观测的离散变量st，其中，st∈{1，…，M}，即st代表M种不同的区制。并且，st服从不可约的、遍历M种区制的马尔科夫过程，其转移概率pij=Pr（st+1=j|st=i），Mj=1Pij=1，i，j∈{1，…，M}。

如果在方程（1）所涵括的截距项v以及误差项ut里的异方差中均引入区制变量st，则能够构建MSIH（M）-VAR（p）模型：

yt=v（st）+A1yt-1+…+Apyt-p+ut，ut～NID（0，（st））（2）

其中，V（st）=Vt，t∈（1，…，M），（st）=στ，τ∈{1，…，M}。在本文中，向量yt的维数2，即yt=（sci，gdpt）′，scit和gdpt分别代表股票指数和GDP增长率的时间序列。经过数据处理后，确定了模型的VAR 阶数为 1阶，根据检验选择的模型是MSIH（2）-VAR（1），即“两区制”滞后1阶的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最终在该模型基础上构成了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并依据系统总体增长速度划分为“低速增长”状态（regime=1）和“高速增长”状态（regime=2）。

三、实证分析

GDP增长速度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也是各国政府制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要参考指标，而经济增长也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目标。而股票市场作为金融市场上比重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非常具有代表性。长期以来，中国股票市场上并没有编制统一的能反映股市整体运行状况和总体趋势的股票价格指数。但是以往的大量研究表明，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在中国股票市场上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和同步性很高。因此，本文基于中国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的上证综合收盘指数季度数据刻画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特征，并基于中国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季度数据刻画了宏观经济运行轨迹。并且得到了“股票与经济”系统的区制划分及平滑概率均值、“两区制”马尔科夫区转移概率矩阵以及区制属性和模型各参数的估计结果。

为了深入了解“股票与经济”系统的动态变化特征，我们运用技术对数据进行处理后，得到了中国股票指数序列与GDP增长率序列的时间变化路径。具体表现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06年第四季度期间，GDP增长率无较大波动，保持在0.15上下至0.05左右的区间内，而2007年～2009年，GDP增长率先快速上涨，在2007年第四季度达到最大值，随后急剧下降，在2009年第一季度达到最低点0.0533。少量上涨后GDP增长率在2010年和2011年保持在较稳定的水平，2012年～2014年则在较低的增长率水平下保持稳定。中国股票市场则在2001年～2007年间处于上下小幅度震荡。其后，在2007年～2009年，先是大幅度上涨，接着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波及，国际金融市场的信心大受打击，中国股票指数也剧烈下降。2009年后，虽然有小幅爬坡，但整体依旧呈持续走低趋势。统计数据显示，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期间内的“股票与经济”系统基本上在“低速增长”状态与“高速增长”状态之间游弋徘徊。具体而言，在2004年第一季度至2008 年第四季度以及2010年第二季度至2011年第四季度的期间，系统处于“高速增长”状态，其他时段则均处于“低速增长”状态。此外，我们发现无论是处于“低速增长”状态还是处于“高速增长”状态，描绘“股票与经济”系统增长率高低的平滑概率始终较为稳定并大致保持在1.0 左右，这说明中国金融与经济总体受外部力量冲击时的预警功能相对完善。统计数据显示两个区制均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中“股票与经济”系统维持“低速增长”状态（regime=1）的概率为0.9218， 呈现出较高的稳定性。维持“高速增长”状态（regime=2）的概率为0.9183，略小于低速增长状态的维持概率（0.9218～0.9183）。对比两种状态下的维持概率，显然中国“股票与经济”高速增长状态较为不易维持。系统高速增长区制向低速增长区制转移的概率为0.0817、低速增长区制向高速增长区制转移的概率为0.0782，这说明中国的整个经济金融系统更倾向于由高速增长区制向低速增长区制过渡。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参数回归结果较好。股票指数在系统处于“低速增长”状态时的方差（1.895899），显著低于“高速增长”状态的方差（5.016926）。而GDP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在系统处于“低速增长”状态时GDP的方差（0.026688）显著高于“高速增长状态”的方差（0.009910）。我们可以看出，当股票指数增长率较高时，通常存在较大波动性与较大不确定性，而在股票指数增长率较低时，稳定性更好；GDP增长率较高水平下，波动性与不确定性较小，在GDP增长率较低水平下，则存在波动性较大、不确定性较大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国股票市场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稳定性有所欠缺，相对而言中国GDP的高增长状态更加稳健。

综合来看，基于“双阶段”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而得到的平滑概率值计算结果进一步印证出，随着中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化及中国宏观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股票指数序列和GDP 增长率序实发生着显著的状态变迁，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整体在“低速增长”状态和“高速增长”状态之间不断转换。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这十余年间，回顾中国金融市场开拓历程、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经历，我们不难发现每次“股票与经济”系统结构突变所处的背景以及其中的缘由。2001年～2003年，中国金融市场政策在由规范发展向规范化、市场化、国际化转变，股票市场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抑制，同时经济增长也产生投资过快、通胀压力加大等系列问题。2004年伊始，伴随着银行信贷制度的逐渐完善，房地产市场以更加充沛的力量崛起，股票与经济系统增长情况好转，爬升至“高速增长状态”。而2009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波及和影响，全球金融市场陷入泥泞之中，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同时保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中国宏观经济更是面临着严峻挑战，一直到2010年第四季度，“股票与经济”系统一直处于低速增长状态。可见，“股票与经济”系统的区制转变反映了中国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的晴雨变换，证实了两者在同一系统内呈同步变化趋势，我们需从宏观经济的增长速度角度窥见中国金融市场结构变化的关键时点，为金融风险的防范提供有力帮助。

四、结论

本文采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数据，根据非线性的Markov区制转换VAR模型，构成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该系统存在两个区制，区制一为GDP增长率与股票指数低速增长阶段，区制二为GDP增长率和股票指数高速增长阶段，基于以上内容展开了分析金融市场同宏观经济的关联性。总体上讲，“股票与经济”系统的两个增长区制在概率分布、持续期、波动性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具体结果如下：

1.“股票与经济”系统能够较为贴切地描绘中国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发展动态。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期间，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基本上在“低速增长”状态与“高速增长”状态之间游弋徘徊。

2.无论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处于“低速增长”状态或是 “高速增长”状态，平滑概率始终较为稳定并大致保持在1.0 左右，这说明中国金融与经济总体受外部力量冲击时预警功能相对完善。

3.风险与波动方面，GDP增长率与股票指数所显示的情况不同，股票指数增长率较高时存在较大波动性，而GDP增长率则相反，在GDP增长率较高水平下存在较小波动性。这说明中国股票市场在高速发展的同时稳定性有所欠缺，相对而言中国GDP的高增长状态更加稳健。

4.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低速增区制的维持概率稍高于高速增长区制的维持概率，高速增长区制到低速增长区制的转移概率高于低速增长区制到高速增长区制的转移概率。这说明中国“股票与经济”高速增长状态较为不易维持，并且中国的整个经济金融系统更倾向于由高速增长区制向低速增长区制过渡。

综上，保持股票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对于当今的中国社会非常重要，同时，中国经济环境受到冲击后的恢复能力也有待提高。因此，一方面相关监管机构应审时度势，准确判断中国股市所处的区制状态及其波动性特征，利用经济政策手段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当金融市场显露出较强的下滑趋势时，应该及时积极地采取宏观调控，缓解金融市场的动荡和危机。

[参考文献]

[1]赵振全，张宇.中国股票市场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关系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06）.

[2]张强，赵继鸿.基于MS-VAR模型的金融风险预警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3（03）.

[3]曲春青，王乾乾.我国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非对称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马尔可夫区制转换VAR模型[J].金融发展研究，201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