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意识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意识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究其原因，盖文学作品表现的是人类的生活和情感，人性的精髓因民族、地域、文化传统所产生的差异也许可以忽略不计，翻译高手能够从语言文字中提炼出人类感觉的共同"精魂"，"投胎转世"之后，语言习惯的差异便通过翻译家的再创作"化"之而去，出落的是"依然故我"的仙女。然而法律概念是法律制度的载体，翻译往往是从无到有的过程。用目的体系（本土的）法律术语对译出发体系（比如英美的）法律术语，意味着把不完全相同的两种制度牵强地叠合在一起，即使二者所代表的制度内涵有着共同的"精魂"，但细微的差别也可能移植制度的功能。当然，如果立法者的本意是要用本土的制度"化"掉本源的制度，着意把出发制度的内涵植入目的制度，又另当别论。但许多情况下并非如此，象《海商法》这样一部强调保持渊源制度完整体系的法律，法律术语之间的差异一旦"化"掉，就无法实现法律规范的功能和法律移植的目的。[3]

我们不妨剖析一个《海商法》制度"海上货物留置权"为例，Possessory Lien，[4]翻译如何给法律概念解释造成困惑，由此看出法律术语翻译方法在以法律移植为主要立法渊源的我国具有怎样特别的意义。这一至少在具体学科的比较法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一、海上货物留置权产生背景和由此引出的法律解释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开创了我国将国际公约直接变为国内立法方式上的先例，并且成为我国大陆第一部系统引进英美法制度的立法。这一立法特色对海商法中的概念界定和制度内涵的解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法律结构上看，《海商法》几乎全部是对国际公约或构成国际航运惯例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标准合同形成的。由于公约的逻辑结构十分严密，加之公约渊源于英美法，概念、制度自成体系，与隶属大陆法传统的我国一般民商法体系难以融合，故只能采取整章移植国际公约或国际标准合同的方式，构成我国《海商法》各章的。如涉及本文讨论的海上货物留置权的两章内容，分别为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第六章船舶租用合同，第四章是移植《海牙公约》、《海牙-威斯比公约》及《汉堡规则》的内容，只是根据我国的航运政策进行了取舍，具体规范结构则是翻译原文；第四章中"航次租船合同"一节还了国际标准合同如使用率较高的"金康"合同(GENCON)；第六章主要是参照几个国际标准合同制定的[5]。

由这种移植方法所形成的我国海商法概念独具特色――公约或标准合同中的概念按照其在本章中的特定含义翻译，《海商法》各章的概念涵义都在本章中加以解释，同一中文法律术语并不要求其涵义在整部法律中是一致的，相应地，同一法律术语的多个涵义则在各章中分别被译成不同的中文概念，某些英国制度的分支概念被译成不同的中文后甚至代表互不相干的制度。例如Lien是英国法中重要的财产担保制度，我国传统中译为"留置权"，但它的内涵为"优先权"，远远大于我国"留置权"概念[6]，其中包括Possessory Lien、Maritime Lien和Equitable Lien（衡平法留置权）[7]。Maritime Lien是Lien制度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民商法中没有对应的术语，《海商法》第二章采用文义译法直译作"船舶优先权"[8]，译出了Lien的"优先权"含义――优先权毋须占有标的物，而直接依法律规定的受偿顺序从标的物中优先于其他债权获得清偿；而Possessory Lien在在英国财产担保法中是基于合法占有（留置）标的物而取得优先受偿权，这一制度与我国民事留置权制度的功能有诸多方面相似(而不是相同)，按本义译出为"占有留置权" （或"占有优先权"）， 而按照我国民事"留置权"的特征解释，留置权本身就是一种以"占有"为前提而产生和存在的权利，因而翻译者为了避免同义重复，去掉了"占有"二字，成为《海商法》第四章中的"留置权"[9]，亦即本文所讨论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如此以来，在对法律规范进行比较法解释和比较法研究时至少引起了两个问题：

（1）同源于英国法中的Lien制度体系的海上货物留置权与船舶优先权在我国海商法中却变成了两个互不相干的制度――Maritime Lien在我国作为船舶"优先权"构成独立的制度体系，Possessory Lien作为我国的海上货物"留置权"成为我国民事留置权的一个分支。原有Lien制度体系下的两个分支概念之间以及分支概念与总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被完全切断了。不只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在译为英文本时，把"船舶优先权"被译作priority（而不是其原始术语[10] Maritime Lien），进一步切断了以英文词义为线索回溯到出发体系中去寻找制度渊源关系的途径。

两大法系的留置权制度与各自体系内的优先权制度密不可分、协同作用，在功能设置上此消彼长、相互弥补，共同调整海上货物运输关系，担保承运人和船舶出租的债权实现，构成完整的制度总和。而仅就留置权制度而言，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在两大法系海商法律制度中，优先权制度与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是密切相关、协同作用的，二者功能互补，此消彼长，各国对于单一制度的设置各不相同，甚至名称都不尽一致，但的功能之和却大致相同[11]。因此研究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时必须同时研究各国的优先权制度，否则无法知晓各国在保护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关系中的债权人的制度。《海商法》在制度移植中却由于翻译方法问题切断了英国法中具有明显联系的两个法律术语所代表的制度之间的联系。

（2）相似而不相同的两种制度――英国法中的占有留置权与法中的留置权制度――之间的差异随着"占有"二字的省略而被抹去，作为渊源制度的英国占有留置权制度被赋予了目的体系中国民事留置权制度的全部特征，这成为长期以来我国研究、解释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概念时套用民事留置权法律特征的根源。其实，两类"留置权"存在着许多差异：民事留置权制度渊源于大陆法系担保制度，而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渊源于英美担保法制度。突出的问题是，英国法中的占有留置权制度以合约留置权为主体，法定留置权只是一种对于法律主体和法律关系适用范围很小的补充性权利；而大陆法的留置权制度以法定为重要特征之一，不允许自行约定留置货物。在海上货物留置权被强加以民事留置权特征之后，这种差异成为法律适用中的最大难题。比如提单中大量存在的留置权条款的效力如何认定，成为司法实践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否定合约留置权的判决一再受到航运界振振有词的质疑，[12]相比之下，司法部门的论证在逻辑矛盾中显得有些乏力，比如一面在文章的开头"海上货物留置权的法律特征"的命题下否定约定留置权的效力，一面又用文章的主要篇幅讨论英美合约留置权条款的内容及其约束力。[13]另一种肯定约定留置权效力的论证是依据民法学关于大陆法系"物权性留置权"与"债权性留置权"划分的，把"债权性留置权"与合约留置权混为一谈。[14]可见以大陆法留置权理论解释渊源于英美法的概念只能削足适履。

《海商法》关于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规定只有三条，本身并没有肯定或否定合约留置权的效力，留置权的成立要件、留置权的行使方式、以及留置权与诉前扣货的关系问题等等，界定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特征依赖于对海上货物留置权概念的解释，而解释的方法却全依赖于法律原理――究竟选择我国民事留置权理论抑或适用英美担保法理论作为解释海上货物留置权概念的依据，成为实践和理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二、法律术语的翻译方法及其对于法律解释的意义

法律术语的翻译在法律移植中的意义远非文字技巧问题，它直接决定法律概念能否作为制度移植的载体，准确、完整地传达立法者移植某项制度时的意图，换言之，能否按立法意图继受外国法律规范的内涵，充分体现其制度功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方法。所以港台民商法专家对于法律术语特别是英美法术语的翻译方法都十分重视。综合起来大概分为两大派论：

从事大陆法学民商法研究的学者认为，"应将英美法之概念用语，纳入我国既有之法律体系，使之与现行法概念用语相契合。"[15]主张将出发体系概念所代表的功能相同或相近的制度统一用目的体系的相应概念来表示（本文称之为"制度功能对译法"或"功能译法"）。

从事英美法研究的学者则认为，"凭一两个相同的地方把一个法律体系的术语与另一个法律体系的术语划上等号，很容易把术语在一个体系的意义带入另一个体系里去"，主张"只有当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具重要意义时才可以划上等号，否则宁可生造词语。"[16]（本文称之为"概念内涵直译法"或"文义译法"）

《海商法》移植Lien制度时实际上分别采用了上述两种不同方法进行翻译――把Maritime Lien译作船舶"优先权"采用的是文义译法[17]，反映了出发概念自身的内涵；而把Possossory Lien译作"留置权"，采用的是功能对译，亦即出发概念所代表的制度与目的体系中的某一制度具有相同或相似功能时，直接用目的体系中的相应概念来代替出发。如果按文义译法直译，则possessory Lien应译为"占有优先权"或"占有留置权"。（总概念Lien可译作"优先权"或留置权）。这种在同一部法律中采用两种不同方法翻译同一体系的分支概念的作法，进一步增加了进行比较法解释时寻找法律制度源头的难度。

笔者认为，功能对译法的弊端在于，它把一个体系中的术语的内涵强加于另一个体系的术语内涵之中，或者导致出发概念内涵的遗落，或者导致其内涵的增衍，实际上造成对所移植制度规范的任意缩小解释或扩大解释。所以，文义直译法更符合法律术语翻译的内在要求，能够尽可能客观地表达概念所代表的制度内涵。象"优先权"（ Lien）这样的概念，我国现行普通民事法律体系中并没有相应制度，采用直译生造词语反而提供了寻找法源的线索，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适用"船舶优先权"制度的讨论普遍从英美法制度中去寻找解释依据，在比较法研究方法上没有分歧，这与术语翻译保持了英国制度的原貌是分不开的；而属于同一制度的Possossory Lien（占有优先权）由于按功能对应译为我国已有固定内涵的 "留置权"，因而顺理成章地被纳入我国留置权制度体系，海上货物留置权变成为我国民事留置权中的特殊制度，从而改变了这一制度与母体的渊源关系，进行比较法解释时常常陷入异化概念的陷阱找不到出口，在信息不全情况下司法实践中只能套用我国留置权概念特征去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其牵强附会已如前述，直接影响对规范内涵的理解和制度功能的发挥。比如根据我国民事留置权理论，留置权是法定担保物权，因而不承认约定留置权的效力。如果适用民事留置权的法律特征来界定海上货物留置权，认定海上运输合同中约定留置权的效力就缺乏法理依据，然而在海事审判实践中扣货的依据恰恰是提单的留置权条款，对留置权法律规范中所确定的留置权成立条件加以解释时，也又能不适用英美法中合约留置权理论，包括对留置权条款进行解释的合同解释理论。

当然，采用何种方法翻译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王泽鉴反对"个别法规定之基本概念皆因循其所继受国家之法律理论"，主张"设法使之与整个体系相配合，融为一体" ，也是为了使法律的有机体内"部分与整体调和，以实现其规范之功能"[18]。从前面介绍的《海商法》立法背景来看，我国海商法移植追求的是海商法制度自成体系，甚至各具体制度自成一体，因而其中的个别概念若要"与整个体系相配合，融为一体"，应当首先考虑与海商法的相关制度相协调，由此构成完整的功能体系。如果为了与本国既有的民商制度概念一致而牵强地采取概念对译，则破坏了《海商法》内的部分与整体的调和关系，影响法律规范功能的实现。

无论我们如何选择翻译方法，法律概念作为"部分"都难以同时兼顾与本源制度体系的"整体"和本土制度体系的"整体"协调关系，所以，讨论法律术语的翻译方法对于法律解释和理论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当我们对移植的法律术语及其代表的法律制度进行解释时，切不可忘记这些术语并不一定反映了制度的原貌，术语的内涵有时只是由翻译者确定的。表面上完全相同的概念所代表的制度可能不完全相同；而表面上毫不相干的概念之间实际上却存在着某种制度联系。所以即使主张把英美法术语纳入我国概念体系的学者，也特别强调要"通过解释途径"，否则会造成望文生义，穿凿附会。这一点，在解释主要通过翻译所产生的《海商法》时应受到格外的重视。换一个角度说，如果在法律适用和理论研究中都时时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么，讨论使用什么方法来翻译法律术语的问题也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术语本身不过是一种文字符号而已，它并不等于法律制度本身，制度的内涵是通过解释途径附于这个符号之上的。

三、"概念还原解释法"―― 海上货物留置权解释方法的一个启示

尽管法律术语的翻译作为法律制度移植的方法具有内在不可避免的缺陷，其所代表的法律制度在移植中可能经常发生增衍或遗漏，然而，只要法律移植仍是我国生产法律的主要方式，我们就别无选择。弥补这种缺陷的途径是比较法解释。比较法解释的目的就在于"将外国立法例及判例学说作为一种解释因素，以求正确阐释本国现有法律规范之意义内容"。[19]笔者主张，在进行比较法解释的过程中，应当深入分析和认识我国法律制度与所继受的外国立法例之间的渊源关系，把特定概念的内涵及其法律特征还原到所继受的该外国法中，以最大限度地寻求对法律概念作出准确、完整、合乎逻辑的比较法解释。这种解释方法本文称之为"概念还原解释法"。采用这一解释方法，关于海上货物留置权的概念特征与制度功能之间的诸多矛盾都得到了合理的解决。

运用"还原解释法"的第一步，是准确无误地找到法律概念赖于产生的"祖籍"。在许多情况下这并非一件直截了当的事情。如前所述，《海商法》的立法背景为追索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渊源提供了一个路径。然而，即使海商法全部是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移植而来，这些公约和惯例却是两大法系各国制度长期博羿、借鉴和融合的结果，仅就具体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而言，如何能确定它渊源于英国财产担保法中的而不是大陆法系的担保物权制度呢？从法律文本中找不出任何线索，所有的线索都在翻译中被切断了（已如前述）。这个答案只能通过对公约、英国担保法和大陆法系担保法中的"留置权"制度进行比较，找出与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规定最相近的制度。

经对公约与英美海商法制度比较，笔者看到，海运公约和惯例基本上是英美等海运大国海商法制度的翻版，至少在技术结构和法律体系上如此。为遵从国际法规则，公约成员国都会以不同的立法形式把国际条约的内容纳入内国法律制度体系，非成员国的海商法制度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的联系往往也比与本国普通民商法制度体系的联系更为密切，国此各国海商法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体系，即使在海商法制度与本国民商法制度整合得较好的大陆法各国，在研究海商法制度时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英美法理论。虽然这已成为常识，然而在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与渊源于大陆法系的民事留置权具有共同的法律特征的情况下，笔者得出这种结论需要拿证据才能服人。

面对如何协调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与本国民商留置权制度的关系问题，笔者研究发现，实行民商分立的大陆法各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都与本国民事留置权制度都大相径庭，而且就功能（而不是概念）而言，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实际上是由"留置权"概念下的同时履行抗辩权制度[20]和不同名目下的优先权制度[21]共同构成，亦即大陆法各国将英美法Possossory Lien（占有优先权或占有留置权）制度分解为留置的权利和优先受偿的权利和两个功能互补的制度，从而把英美法制度（而不是概念）纳入本国民、商法体系，使之与本国既有的概念和制度相契合，但在法律用语上，几个国家都避免直接称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为"留置权"或"优先权"（这样就避免了前文所说的术语对译造成的概念内涵增殖或遗落的缺陷），只是具体规定了海上货物运输债权人如何通过占有标的物获得优先受偿的权利。这一信息进一步排除了用民事留置权特征解释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概念和制度的合理性。与我国大陆同样实行民商合一体例的，是采用"特别留置权"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台湾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属于特别留置权，与普通民事留置权之间具有巨大差异 。[22]国内学者习惯于引用台湾学者的观点作为论证依据，对于台湾的特别留置权不可不特别留意。尽管我国理论界主流意见趋向民商合一，但海商法制度相对于国内其他民商法的独立地位已如前述。

《海商法》关于承运人的货物留置权制度的规定采用的是"金康"合同格式，其中的"留置权"特征与英国法Possossory Lien制度的特征一样，所列举的留置权项目包括运费或租金、共同海损分摊、滞期费、承运人为货物垫付的必要费用，以及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的其他费用，其范围大于大陆法各国海上货物留置权的范围[23]，而囊括了合约留置权中任何可能产生的费用；从《海商法》条文的内容来看，留置权的实现须经法定程序而不得自行变卖，这一明确规定反映了英法"占有优先权"效力特征；从留置权与诉扣货两项制度的关系来看，体现了"占有优先权"与"衡平法优先权"制度功能互补的特点。整个海上货物留置权规范无不渗透着英美法Possessory Lien制度的特征，换言之，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整合了大陆法海商法以"留置权"制度和优先权制度共同承担的功能。由此可以确信，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与英美法占有留置权同源，与渊源于大陆法留置权制度的我国民事留置权制度有着不同根系。

把我国海上货物留置权概念还原为Possossory Lien，从英国财产担保法中寻找解释这一制度特征的理论，实践与理论的逻辑矛盾就得到合理的解决：

（1）关于海上货物留置权的性质和留置权条款的效力问题。

在英国法中，Possossory Lien 既可依法律规定而产生，也可依合同约定而产生。普通法规定的留置权（即法定留置权）不仅在范围上小于合约留置权，而且适用条件限制很多。就二者的效力而言，法定留置权只是作为当事人之间关系或他们之间交易定情形下的默示条款或法律后果。所以只有合同没有约定或没有相反约定的情况下，才起作用。亦即，约定的留置权效力优先，普通法留置权为补充性或选择性的权利。因此，我们不必借助大陆法留置权理论，依"法定担保物权"说否定合约留置权的效力或以"债权性留置权"为佐证肯定合约留置权的效力，而应当依据英美法的合同解释规则确认留置权条款的效力，"概念还原解释法"为这种实践提供了理直气壮的根据。

（2）关于海上货物留置权的成立要件和行使方式问题。

《海商法》规定了两类不同的货物留置权：承运人的货物留置权和船舶出租人的货物留置权，它们分别源于Possessory Lien中的"特别（占有）留置权"(Special Lien，或"特别占有优先权") 和"一般（占有）留置权" (General Lien，或"概括留置权"，"一般占有优先权")[24]。这两种货物留置权的效力规范[25]、成立要件及行使方式都不相同，这一重要问题在海上货物留置权研究中被忽略，是不了解二者的渊源制度所致。

作为承运人留置权渊源的特别留置权与我国民事留置权制度相似，是指留置权人扣押占有某项财产直到该特定财产所生费用全部清偿为止的权利。这解释了我国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承运人留置权成立的条件――留置权人只能就留置物产生的费用留置该特定财产，却并不必问该财产的所有人（货主）是谁。同时，特别留置权不含有债权人出卖标的物的权利，只有当制定法明文规定的情况下，留置权人才可以按规定的程序出卖留置物，这为解决我国承运人行使货物留置权的方式问题找到了依据；留置权与法院扣货之间的关系也从中找到了答案――在英美法中，通过申请扣押把留置权转移给海事法官的做法，是行使留置权的主要方式，也是实现优先请求权的唯一方式。留置权仅仅是一种抗辩权，法院扣押货物所实现的是优先权，这一优先权因留置权人占有标的物而取得，但海上货物留置权人不能象民事留置权人那样自行处理留置的财产，而只能通过司法扣押拍卖标的物而实现其优先受偿的权利。

一般留置权则是为了担保一般债权而设置的担保，更类似于我国的质权。根据一般占有优先权，留置的财产可以不是留置请求权的标的，它可以基于行业惯例产生，也可基于双方认可的持续性先例而确定，还可以由双方在合同中明确加以规定。我国船舶出租人行使留置权必须以货物为租船人所有，却不以置于船上的货物为产生请求权的标的物为限，即源于此。

关于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其他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运用"概念还原解释法"，把翻译过来的"留置权"概念还原到它基于产生的制度土壤中去，都能获得完整、合理的解释。索本求源不仅适合于解释象海上货物留置权这样处于两大法系夹缝中的概念，也不仅仅对于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这样一部典型地成体系移植的法律的解释具有意义，笔者相信，作为比较法解释和比较法研究的一种思维方式，"概念还原解释法"对于由移植产生的所有法律概念的解释都是一种启示。如果运用这种比较法解释方法通过统一的司法解释把概念的内涵加以确定，会避免实践中的大量争议而在许多问题上实现司法统一。

[1] 载于《北大评论》第2卷第1辑，转载于《文摘》2000年第6期。

[2]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载于《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269页。本段加引号的部分都是钱先生描述文学作品翻译的"化"境时使用的词汇。

[3] 各国海商法都极少照顾与本国其他法律之间的衔接，因为海商法主要由航运惯例构成，国际一体性很强，在各国国内法体系中都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

[4] 《海商法》中译为"留置权"， 用于指称我国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笔者主张按字义翻译为"占有留置权"，本文后面将用重要篇幅专门介绍《海商法》译法的由来和笔者译法的理由。

[5] 这一部分参见郭日齐：《我国＜海商法＞立法特点简介》，载于《〈海商法〉必读》，交

通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作者是制定、颁布《海商法》期间国务院法制局顾问。

[6] 考证这两项制度之间的关系真是煞费苦心，因为我国海商法论著一般只有关于Maritime lien 的介绍，Possessory lien在英国海商法中主要由合同约定，适用各种国际标准合同，很少有海商法对于Lien制度进行系统讨论；而我国民事留置权理论又几乎不介绍英美留置权Possessory lien制度，个别提及这一制度的文章对英美留置权制度的功能也有严重误解。例如用英国学者Treital的观点――"留置权可以填补国内时履行抗辩适用范围的有限性所留下的空白"，来说明我国留置权与同时履行抗辩权适用范围上的差异（参见王利明：《民商法理论与实践》，吉林人民出版社，第278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大陆法为主的我国民法学界对于英美法留置权和优先权制度的陌生。实际上，Treital 所指的留置权正是英国法中Lien，英国法的这项担保制度具有多重功能，《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 Law Dictionary)列举了Lien的9个内涵，其适用范围比同时履行抗辩权广泛得多；而大陆法系的情况恰恰相反，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适用范围要比留置权广泛。本文主张在研究以移植英美法为立法资源的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时，尽可能深入探究两大法系在相同的"留置权"概念的标签下隐藏的制度差异。

[7] 关于英国优先权和留置权的介绍参见董安生：《英国商法》，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443-449页；司玉琢：《优先请求权·时效·碰撞责任限制》，大连海运学院(内部发行)，第55页；司玉琢：《新编海商法学》，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页。

[8] 朱曾杰：《关于＜海商法＞第二章》，载于《〈海商法〉学习必读》，

第54页。作者解释，按传统通译法译为"海上留置权"，多数专家现在认为不恰当，译为"优先权"是按字义译出的。另参见徐新铭：《船舶优先权》，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作者在书中列举Maritime lien的许多译法：海事优先权、海上留置权、海上优先请求权、船舶优先请求权、船舶优先权，等等。

[9]参见司玉琢主编：《新编海商法学》，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页。

[10]笔者原系海事法院法官，了解到最高法院交通审判庭和海商法专家对这种译法普遍给予批评，但尚未见对这一术语见诸文字的讨论。

[11] 海上货物留置权与优先权制度的功能互补关系，在关于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比较研究中也没有给予充分注意，这一笔者将在另文发表的毕业论文的第二部分《海上货物留置权制度的功能比较研究》中详述。

[12] 参见徐霆：《浅析提单与租船合同的留置权条款》，载于《中国海商法协会通讯》，1996年3月刊；汤凯：《论海上货物留置权》，载于1991年《中国海商法年刊》，第208页；(香港)陈承元：《承运人之留置权》，载于《国际海商法律实务》，郭国汀主编，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页。司法部门也有个别文章赞同这一观点，见伍治良：《浅论海上货物留置权》，载于《海事审判》1998年第4期，作者是某海事法院海商庭庭长。

[13] 参见傅绪梅：《中国海商法诠释》，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作者是前任最高法院交通审判庭庭长；同时参见金正佳等：《海上请求保全专论》，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第178页，作者是某海事法院业务院长。他们的观点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很大权威性。

[14] 刘志文：《论我国海上货物运输中货物留置权的性质及其》，载于《中国海商法年刊》，1995年卷，第161页。

[15] （台）王泽鉴：《附条件买卖买受人之期待权》，《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

[16] (港)何美欢：《香港合同法》(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17] 朱曾杰：《关于＜海商法＞第二章》，载于《〈海商法〉学习必读》，

第54页。作者解释，按传统通译法译为"海上留置权"，多数专家现在认为不恰当，译为"优先权"是按字义译出的。我国对大陆法系"留置权"概念的翻译也采取了功能对译法。

[18] 王泽鉴，上引书，第130页。

[19]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页234。

[20] 关于法国、德国"留置权"概念下的制度仅具同时履行抗辩权之功能，国内民法学界基本上没有分歧；其实日本"留置权"概念下的制度功能与法国和德国差异不大。笔者主张对各国制度作功能比较而不是概念比较，亦即各国保护同一类法律关系的制度之功能设置上的异同，故在此不作"物权性留置权"与"债权性留置权"之划分。日本学者林良平指出，"谈论某种权利是物权或债权没有意义最好是对债权利能够发生什么样的具体权利、发生那样的权利是否妥当，作个别判断"。（转引自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对此笔者在毕业论文的第二部分以比较法学理论为据另有详述。

[21] 法国为"特定动产优先权"、德国为"法定质权"、日本为"先取特权"。参见1966年《关于海上物运输合同和租船合同的法国法令》第3条，《德国商法典》第397条、410条、614条、623条；《日本商法典》第753条、第757规定。

[22] 《民法典》第445条、647条、938条、960条、962条，《海商法》162条；另参见(台)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册)，第426页。

[23] 德国的海上货物留置权为"法定质权"，与约定质权的项目分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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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意识形态；价值属性；法律意识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079-01

法律意识形态的概念从简单来讲是既综合又模糊的，是介于法律意识和意识形态两个概念之间的，同时具备法律意识和意识形态的基本属性及特点，但是却不完全等同于单纯意义上的法律意识和意识形态，价值属性是它具有的最主要的属性。

一、人们法律价值观的直接反映

法律意识形态是所有的法律意识中最有影响力的法律思想，它是一种法律现象，直接反映着人们对于法律问题的主观感受和心理变化，是通过不同的心理作用结果表现出来的。法律意识的心理形式主要表现为人们对于法律现象的一些知觉和心理感受，以及对于法律产生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它虽然是法律意识中的法律思想，但是并不代表所有的法律思想都是法律意识形态，只有在法律思想中有很重要的影响作用的极少部分才可以成为法律意识形态。法律思想是普遍存在于每个人的思想中的，不论是法律的研究人员还是法律工作者或者是普通的人民大众，都对具体的法律问题有其自己的见解和心理活动，这也就是自己的法律思想。但是，这些来自各方的法律思想之间是存在很大的差异的，尤其是在理论性和系统性方面，很难达成统一，影响力也存在很大的不同。

法律意识形态是人们对于法律问题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以及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倾向性的反映，在法律问题面前，无论是什么人都会产生自己的看法和立场，这些看法和立场在表达的时候就涉及到了法律的基本立场。人们对于法律问题的看法和立场有三种，一种为赞同、一种为否定、另一种为不赞同也不反对，无论人们做了何种选择都是对这一法律问题的态度和立场的体现，人们的这种立场和态度基本都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的属性。

法律价值观是人们人生观的一种体现，也是世界观的一种体现，是人们对某一特定的法律问题所产生的价值选择和判断。人的价值观是意识形态的基本属性，通常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而法律价值观则是具有明显的主观性的，意识形态性更加的强，是人们法律意识的本质体现和特殊表现。法律价值观的内容通常表现的是人们的正义观和公平要求，它隐含在人们的法律立场和法律态度之中，决定着人们的态度和立场，是人们法律意识的灵魂所在，对人们的法律意识起到绝对性的作用。

二、法律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着法律行为和活动的方向

价值属性是法律意识形态中的基本属性，它不是以简单的抽象的形式而存在的，是基于一个具体的法律问题和其实际的影响上面存在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件法律问题的作用和功能。针对人们法律意识中的实际功能和具体的作用有很多学者已经进行了研究，有的人认为我国在现阶段的法律意识形态是作用于主体的构建的。换言之，我国现在的法律意识形态主要的作用是为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建培养相应的专业人才。还有学者认为，现阶段的人们口中的法律意识形态是具有一定的凝聚功能的，它可以将人们的相同的或者不同的法律观念凝聚在一起，有一定的促进功能和整合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

法律意识形态的作用有很多，最主要的一点是人们可以通过法律意识形态来作用于法律活动的方向。现在的全部法律意识中并没有多少法律意识形态，但是不能忽视的是这一少部分的重要作用。同时，法律意识形态对于一些法律问题、法律时间等的实际发展方向都有直接的影响作用。在我国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部门在进行有关法律的活动时，或者是国家内部行政机关在进行支付作业的时候，都存在一定的方向性问题，这需要在方向性的问题上对其进行正确的指导和引领，以此来保证有关部门进行或者策划的法律活动、行为时能够满足国家对其制定的相关的法律和法规要求，为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必要服务。这就是法律意识形态可以为法律行为和活动的方向进行指导的表现。除了对法律活动有方向性的指导作用之外，法律意识形态还具有其他的一些作用，例如对人们的教化作用、价值判断作用等。其实，以某种实际意义的基础来看，人们可以将法律意识形态当成是看一种价值观，同时，价值判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是必须存在的。

三、总结

综上所述，法律意识形态是介于法律意识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一种概念，同时具有这两者的基本属性和特点，却又区别于它们，它的最主要的一个属性就是价值属性。法律意识形态的价值属性可以反映出人们对于一个法律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同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法律问题的发展和制定方向，对于国家的建设等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喻中.关于法律意识形态的几点思考[J].探索，2002（02）：5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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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前我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

笔者于2012年3月对我校学生随机进行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1028份,其中护理学院438份,基础医学院227份,检验技术学院132份,药学院106份,医学信息系125份。问卷的内容包括学生接受法律教育的基本情况、对法律了解的程度、对法律运用的程度、对法律信任的程度,以及对法律教育的愿望。经过认真的核查分析,发现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呈一下特点:

(1)大多数人普遍接触法律较早,但极其缺乏参加和学习法律活动、知识的经历。调查显示,各院系大学生在大学之前接触法律分别为:护理学院74%;基础医学院98%;检验技术学院99%;药学院95%;信息学院94%。但是,在学生填写的问卷中我们缺发现了一个与之相矛盾的问题,当问及“你经常参加法律方面的活动吗？”全校大学生选择经常参加的只有8%,有时偶尔参加的为32%,从来没有参加过占到60%。在被问及“你经常看法律方面的杂志吗？”回答经常看的有11%,而偶尔看和从来没有看过的占到了89%。当问及“你听过几次关于法律方面的讲座？”竟然有59%的学生回答只参加过一两次法律讲座。这说明,当代大学生由于重视专业课程、外语过级考试、职业资格考试等的学习和准备,忽视法律安全知识的学习和掌握,自觉主动学习法律的主动性不够。

(2)大学生拥有一定的法律知识,但在法治观念上仍存在模糊认识,对法律体系的完整性掌握不够,内涵理解不够全面。在问及“你能区别违法和犯罪吗？”大学生回答能和不能、说不清的分别为51%和49%,大学生法律素养有待提高。在具体的法律概念调查问题上,只有极少一部分学生知道在校学生不能建立的是劳动关系,而不是劳务关系或婚姻关系。调查显示:我校大学生认为在校生不能建立的是劳动关系的有16%、劳务关系的有53%、婚姻关系的有31%,大学生对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区别不了解。大学生对法律知识掌握不够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对法律分类混淆不清,使他们在实践中很难用法律武装自己的头脑,容易造成学法、懂法和守法的脱节。

(3)大学生对法律功能的认识比较透彻,但在具体法律实践中,法律信仰又表现的比较脆弱。当问及“你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会通过法律解决吗？”有82%的学生表示“会”,只有18%的学生表示不会。对法律运用方面,在问及“当你参加勤工俭学时,你有意向和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合同吗？”根据反馈结果,大学生表示“有”的是59%,表示“没有”的也达到了41%。调查发现,我校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觉醒和增强,大多数人认为法律对自己的用处大,但大多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水平上,理性认识不足,缺少运用所学法律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出现了“知行不一”现象。

(4)大学生对法律知识的需求比较迫切,认同法制教育在学校应该占有重要地位,但对于普法教育的形式应丰富多彩、行之有效。在问及“你认为法制教育在学校应该占有的地位是？”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认为“非常重要”和“重要”的占85%,认为“一般”的只有15%。而对于获得法律常识的来源途径的调查结果,有58%的大学生表示是通过讲座和网络以外的其他途径来获得法律常识。从统计数据反馈来看,当代大学生对法律知识的需求欲望比较强烈,绝大多数学生认为法制教育很有必要。在回答“你说知道的法律常识主要来源？”时,大多数人选择了普法教育常规形式讲座以外的其他形式,说明学校法制教育存在缺位,在教育方法和形式上应与时俱进,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让大学生法律意识深入人心。

2大学生法律意识调查结论研究分析

(1)从大学生对法律知识的需求和对法律功能的理解来看,我校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整体状况是好的。广大学生认同法制教育在学校的地位和法律对个人生活的重要性。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大学生们依法维权的观念得到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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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法律 法律文化 法律文化概念

20世纪科技的飞速更新使得社会迅猛发展，从某种程度上也刺激着学术界加快研究的步伐，法社会学（sociology of law）和比较法学（comparative law）的研究也不断发展，随着研究的不断地深入，法律文化的研究比重也不断的加大，那么寻求一个关于法律文化的精确概念对于法的比较社会学研究（a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law）而言就显得颇为重要，因为“法律文化”是法社会学和比较法学之间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一、弗里德曼关于“法律文化”概念的提出

1969年弗里德曼最先提出了“法律文化”这一个概念，这一概念发表于《法律与社会发展》。在此之前，几乎很少有学者独立的思考关于“法律文化”这一独立的概念因素，也很少人将法律文化同法律制度的构建、法律发展、社会发展等相关因素联系研究。关于法律文化，弗里德曼通过提出一系列的问题给我们描绘出一个关于法律文化的问题轮廓，这样可以让人们更明晰的认识了解法律文化。关于提出法律文化这一概念，弗里德曼从多元的角度对法律文化做出了研究，同时希望通过多元的角度解释法律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法律文化指向一般文化中的习惯、意见、做法或想法，这些因素使社会势力以各种方式转向法律或背离法律” 。社会和制度不能独生法律，这时候就需要一个介入元素决定社会集团或者社会个体对于法律产生一个态度，那么这个介入元素就是弗里德曼所谓的法律文化。文化具有独特性，每个国家的法律都不同，文化还具有延续性，因而“法律文化是与整个文化具有有机联系的有血有肉的习惯，而不是某个社会可以选择或购买因而不具有任何特定社会遗传标志的中性人造品，具有共同法律遗产的国家之间存在法系上的相似之处。”

二、法律文化作为分析性概念的研究

根据上述文字对法律文化概念提出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较为明晰的结论，法律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介质处于法律制度的输入和输出地中心环节上，它的存在给予了法律制度存在性和真实性。要更清晰地学习法律文化的概念，我们就应该将其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还原到法律制度的研究框架下，这样才能更详细更明晰的理解法律文化这一概念。

谈到法律文化概念这一问题，除了主要研究《选择的共和国》著作中关于法律文化的观点，我们应该就这一概念在弗里德曼其他相关论著中涉及法律文化这一概念的内容加以审视和研究，通过清晰的了解才可以展开讨论并通过讨论得出对问题的批判。弗里德曼对研究法律制度的研究始终采取的是一种外部的观察方法，运用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法律，这种观察方法不同于内部观察研究的方法。从内外部力量的研究来看，法律文化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弗里德曼通过外部社会力量影响法律规则的角度来研究法律文化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弗里德曼认为法律制度的结构要素和文化之间相互的作用产生一种复杂的有机体。传统的法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制度的结构和实体两个方面的内容，但是法律制度真正的意义价值是一种的外部社会价值，经常对法律起作用的社会因素与弗里德曼提出的“法律文化”概念精密相关。因此，弗里德曼将法律文化界定为“某部分公众所持有的关于法律和法律制度的价值、观点、态度和期待”。 通过上文的论述，明显的看出弗里德曼赋予了法律文化一种分析性的功能，他认为法律文化是一种介于社会变化同法律变化之间存在的一种干涉性的变量。在研究了弗里德曼对法律规则对外部社会影响后，我们发现了法律文化同法律之间的关系，当法律行为和人们的行为有因果关系时，这时候法律行为就产生了一种影响。这里所指的法律行为是指：权利的掌握者如法官、律师、立法者和权利官员在法律制度范围内采取的任何相关系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决定、命令和规则等。研究法律行为不是为了说明法律规则本身，这里是强调规则用作的过程中是何种力量让人们去遵守规则的。法律之所以可以对人们产生影响，显示了人们对规则的反应，人们的内在价值的体现等，这些因素都和法律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法律文化作为“法律行为对外部社会之影响”的要素之一，从而法律文化就成为分析法律制度运作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因此，将法律文化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研究对于法律制度的建构和法律发展的推进有很重要的意义。

三、法律文化概念及其相关文化聚合体的研究

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术语必须具有其实践的可行性，要使其的存在有特定的意义，我们就不能仅仅将其看做是海量相关因素的一个抽象概念的存在，相反我们要将法律文化放入到文化学研究这一庞大的研究体系中去。我们应该放大研究范围，面对法律态度、价值、习惯以及社会行为模式这些聚合体时，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聚合体和弗里德曼提出的外层法律文化相契合。当上述的法律聚合体的规模缩小限定时可行性才是一种可能，只有这样才能和大范围研究的文化相区别。

在深入研究法律文化概念和相关文化聚合体时，首先要了解一下文化聚合体，文化聚合体是用来指称所有相关因素所组成的一个复合体，它所涉及的文化内涵不仅仅是单一的文化，而是一种多元素的复合。因此我们在研究法律文化时应该注意其和文化聚合体的关系，法律文化作为文化聚合体中的一种因素，我们不应该将法律文化和文化的其他方面区别开来研究，如果区别开研究，就陷入的单一研究的陷阱。如果需要将法律文化同文化在研究时区分开来，应当在存在区分的必要性即设定某种假设前提时，才可以进行区分。这就意味着，法律文化应该仅仅是文化的某一个层面，或者是通过法律的视角观察研究文化聚合体而得出的一种结论。按照这种理论研究的路径和思路，法律文化的存在应该只是文化聚合体中的一部分，相反法律文化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性问题。那么按照这样的思路研究下去，关于文化的范围也就存在界定的问题。如果将一种文化概念限定在文化聚合体的范围之内，而不是单独的把某种文化概念视为一种独立的统一体，如果将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概念限制在某种文化聚合体的范围之内来解释，那么法律文化概念所显现出来的模糊性问题在某些方面就可以得到缓解。

在研究法律文化概念时很容易使人们将法律从社会这个整体中分割出来，但是事实上法律始终是贯穿与整个社会体系之中的，如果想要把法律从社会整体中割离开，那就需要将文化分析成各种因素，这时候就需要法律文化概念要有很大的精确性。然而文化作为一种概念性的理论存在只有指称文化聚合体是才有理论意义，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所产生的概念并不具有我们所要求的精确性。当法律文化出现在一个相对复杂的复合体背景下时，法律文化这个概念的存在就有一定的价值，在某种特定的情形之下，弗里德曼意义上提出的法律文化这个概念可以当成一种具有精确性的工具来使用。

四、法律文化概念可能面临的困境

弗里德曼关于法律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对于西方学界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性事件，但是随着广泛关注和研究的深入，不同的批判声也慢慢的浮出水面，在批判声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人物有英国的学者科特雷尔和荷兰的学者布兰肯伯格，他们不仅是对弗里德曼这一法律文化的概念提出批判，在批判之后他们还提出了替代性的概念和对法律文化概念提出的一种不同的界定。

英国学者科特雷尔对于弗里德曼提出的法律文化概念有着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首先，他认为法律文化概念本身是法律发展中的一个原因性的因素，并且是法律社会学理论系统中所阐述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法律文化就需要一个精准的指向。但是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概念的构成要素中：包括习惯、意见、想法等都只是一个一般性的描述，相对与这些概念没有一个实际的可操作性的规定。基于上述的批判观点，科特雷尔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来代替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那就是“法律意识形态”。他的法律意识形态包括实践所包含、表达及塑造道德流行的观念、信仰、价值和态度的一种总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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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教育；法律素质；策略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中职教育，中职院校的招生也在逐渐扩大。所以，中职生将是我国未来建设的重要人才。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职教育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还有许多的缺点和不足，尤其是中职生法律素质的问题，是当前中职教育的主要问题，所以说，中职院校应该注重中职生法律素质的培养，重视对中职生的法律教育。

一、中职生法律素质的基本现状

（1）中职生的法律知识水平偏低。大多数的中职生学习积极性本身就不高，中职学校的教育主要以技术教育为主，所以中职生学习法律的条件是相当有限的，甚至他们对法律的基本概念都不了解，所以说中职生的法律知识水平相对较低，法律常识极度缺乏。根据有关资料，我国有一所中职学校的法律教学内容是犯罪和制裁。在中职生的思想意识里法律就是制裁和惩罚，根本就不懂得法律还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

（2）中职生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都比较薄弱。根据有关的数据分析，目前，我国违反法律的中职生约占中职生总数40%，这个数字足以证明我国中职生法律意识薄弱。而中职生受到社会上一些负面情况的影响，在他们的意识里存在着一些错误的法律观念，甚至于没有法律观念，根本不信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基本的法律观念。

（3）中职生的自觉性比较低。中职生在现实生活中维权意识比较薄弱，在遇到问题时，不懂得运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比如，在平淡的生活中若与其他学生发生冲突，首先想到就是用暴力解决。甚至他们在做了违法的行为后，还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只要躲避隐藏，法律就不会给予其制裁。

二、中职生法律素质提高的相关策略

（1）中职学校要重视法律教育，增强中职生的法律意识。当前，我们应该意识到中职生的法律意识薄弱，法律素质偏低。中职学校应重视对学生的法律教育，让学生深刻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要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也是中职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学校要设置法律课程，在教学中重视以法律教育为中心，使学生对法律知识能够了解和掌握，提高学生的法律素质。

（2）构建合理的法律教育体系。中职生的教学课程要以学生的需求为指导方向，在提高中职生的法律应用能力的前提下，结合教学内容和法律知识，逐渐引导学生的法制观念，从而设置合理的法律教学课程。同时，学校要对不同专业的学生设置不同的法律教学内容的侧重点，要让不同专业的学生都觉得自己所学的法律可以学有所用。

（3）提高教师的素质，改进教学方法。法律教师，要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素质，因为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会有很大的促动作用。法律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适当地组织一些有趣的有利于学生了解法律知识的活动。只有学生的法律知识提高，才能提高其实践能力，开阔其视野。在中职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打破传统的教学理念，营造一个轻松开放的教学课堂，引导学生探索性地学习和思考，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构建学校的法律网络系统，以学生的兴趣为着手点，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性，着眼于学生的实践体验，在实践中提高学生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素质。

（4）增强法律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加强学生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设置情景式教学法，引入现实中的社会内容，结合学生的生活环境，让学生对法律知识进行实践性探讨，还应引导中职生将法律知识应用到社会生活中，将社会生活当作法律学习的第二大课堂，让学生真正地把法律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去。让法律意识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学生的生活中，使其在学习法律知识的同时得到启迪和教育。

总而言之，目前中职生的法律基础知识薄弱，法律意识观念淡薄。但中职生作为将来国家的建设者，必须要加强自身的法律素质，学会运用法律知识去维护自己的权利。所以，中职学校要注意学校法律课程的重要性，加强法律教育方面的师资力量，健全和完善学校的法律教育体系，构建中职生法律教育网络体系，为中职生的法律意识提供各个方面的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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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学院，内蒙古 巴彦淖尔 015000）

摘 要：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有助于其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更好地履行法律义务，对推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问卷调查发现，目前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不容乐观，具体表现在基本法律知识缺乏，法律信仰缺失、自觉运用法律维权的意识和能力较差等。通过分析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及其成因，提出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水平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原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G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1-0074-03

党的十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这就要求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形成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大学生对法律的认知态度和践行效果，对良好法治环境的形成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提高大学生法制意识，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高校法制教育与时俱进的基本要求。近年来，大学生违法犯罪、失踪遇险遇害等案件频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学生法律知识欠缺和法律意识淡薄的现状。笔者以河套学院大一到大三非法学专业学生为主体，调查了解大学生法律意识及高校法制教育状况，为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提高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实效性提供参考。

一、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调查结果统计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人们对于法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和心理态度。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主要指大学生对法的本质和作用的评价，对基本法律知识的理解、掌握程度，对自身权利义务的认知，对社会法律现象的心理判断以及法律信仰的形成情况等。围绕以上内容，本次调查从基本法律知识、法律运用能力、法律心理认知等三方面进行，调查以无记名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被调查对象中大一学生占27%，大二学生占38%，大三学生占35%，共发放问卷680份，回收有效问卷663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5%。

（一）基本法律知识掌握情况统计

基本的法律知识是法律意识的重要内容，也是大学生树立良好法律意识的基础和前提。本次调查主要对大学生了解法律知识的途径、对法律法规的关注度、自身权利义务及个别具体法律知识等方面进行了解。通过调查发现，大学生主要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宣传、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等途径了解法律知识。其中媒体宣传是大学生了解法律知识的主要途径。大学生对国家新颁布的法律法规的关注度并不高，选择经常关注的只占11%，关注过的占71%，还有18%的学生选择了从不关注。关于自己的权利义务，只有25%的学生选择了知道，63%的学生选择了大体知道，10%的学生选择了不知道，还有2%的学生选择了权利义务无所谓。在回答“被告是什么人”这一基本法律知识时，只有45%的学生作出了正确选择；有37%的学生认为被告是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有16%的学生认为被告是打官司中理亏的一方；还有2%的学生认为被告是被诬陷的一方，可见，学生对于“被告”这一常见法律主体的概念很模糊。

（二）法律知识运用能力统计

提高法律知识的运用能力，是大学生学习法律的主要目的，也是衡量大学生法律意识水平高低和高校法制教育实效性的重要标准。在调查这一内容时，笔者设计了三个问题，见表1：

从以上统计情况可以看出，大部分学生能够识别权利与义务，对保安搜身等明显的侵权行为，由于涉及切身利益，大部分学生能够运用法律手段维权，但对索要发票这种既是权利又是义务的行为却缺乏明确的认知，所以78%的学生选择了偶尔或很少索要发票，只有42%的学生在商家拒开发票时选择通过法律手段维权。这样的做法，一方面自己作为消费者在发生纠纷时正常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也给经营者提供了趁机逃税的机会，导致国家税收的流失，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

（三）法律心理认知情况统计

大学生法律心理认知特指大学生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和体验而形成的对于法的感觉、情绪、愿望和要求。笔者在这部分设计了三个问题，见表2：

从上述统计情况可见，58%的多数学生选择对法律保持信任，66%的学生在认为法律不公正的情况下能够选择积极有效的方式应对；但仍有为数不少的学生对法律持消极态度，甚至在法律与权力关系的认识上模糊不清；有33%的学生在法律有失公正时选择被动遵守，还有1%的学生选择可以不遵守法律。

二、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分析

从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大学生对基本法律知识有一定了解，能够判断一些简单的权利义务关系，对法律的重要性有一定认识，也有运用法律维权的基本意识，但整体状况不容乐观，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对基本法律知识掌握不够。由于接受法制教育的内容和途径所限，大多数学生对法律部门的划分、基本法律概念、诉讼制度等法律知识知之甚少，对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缺乏关注，对自身权利和义务及其相互关系认识不清。二是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强。由于法律知识储备不够，大多数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权利意识较差，不能积极主动地运用法律思维和手段思考解决实际问题。三是对法律的心理认知不足。大多数学生对法律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阶段，缺乏理性思考，部分学生对我国法治建设取得的成果没有客观的认识，对法律的公平正义理解不够，对法律的信赖程度仍需提高。

调查结果与被调查学生法律意识水平的自我评价基本吻合。对自身法律意识水平的自我评价中，14%的学生认为较高，74%的学生认为一般，12%的学生认为较差。同时，77%的学生能够意识到法律与自己的学习生活关系密切；88%的学生在权益受到侵害时能想到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对于“大学生在法治社会中担当的角色”，40%的学生选择做法治社会前进的推动者或建议者，27%的学生选择做守法者，26%的学生选择做法律知识的传播者，7%的学生选择做法律的完善者，不难看出，大学生希望自己具备较强的法律意识并在法治社会建设中有所作为，但他们现有的法律意识水平难以实现这一目标。因此，无论从客观要求还是大学生的主观愿望，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水平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

三、影响大学生法律意识水平的原因分析

（一）中小学、家庭及社会法制教育的缺失

通过本次调查发现，大一学生相对大二、大三学生法制意识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小学、家庭及社会法制教育的缺失。中小学虽然也开设法制教育课程，一些机关团体也组织法制教育进校园等活动，但大多数内容以安全教育为主，又受升学影响，这类课程或活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提升学生法律意识水平意义不大。在家庭教育方面，有些家长自身法律意识水平不高，缺乏对孩子进行法制教育的意识，有时“教育”甚至适得其反。社会法制宣传大多以大众普法教育为主，对青少年缺乏针对性。

（二）高校法制教育实效性不强

中小学、社会及家庭法制教育的缺失，导致大学生在入学前法律意识水平普遍偏低，这就要求高校必须承担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任务。高校的法制教育应该通过基本法律知识的学习，帮助学生正确认识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形成法治思维和法治价值观。当前高校开展法制教育主要通过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进行，而该门课程法律部分的内容只有两章，由于课时有限，教师对法律知识的讲解只能泛泛而谈，也很少有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同时，教授该门课程的教师大多缺少法学专业背景，本身对法律的研究和理解不够深入，在知识体系的构建与优化、教学方法的有效运用、大学生的法治精神和法律意识的培养等方面还有许多局限性，极大地影响了法制教育的实效性。

（三）大学生对法制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背景下，大学生不学法、不尊法、不用法、不守法，不仅直接影响其自身权益，还会侵害社会和他人合法利益，对营造法治环境产生消极影响。法制教育对学生在校期间、毕业以后的学习、就业、生活及社会交往等各方面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现实中大学生对法律的关注度并不高，没有将法制教育与自身的权利义务紧密联系，在学习中大多存在应付心理，不能自觉地把法律作为一种行为方式和准则，也不能有效地运用法律。

（四）社会法治环境的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在立法、执法、司法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但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法治建设还存在立法滞后、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等现象，这也使得一部分大学生对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和进程持怀疑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法律意识水平的提高。

四、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水平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中小学阶段法制教育，为大学生形成良好法律意识奠定基础

法制教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应该在中小学阶段了解与自己学习生活相关的法律知识，为大学阶段形成良好的法律意识奠定基础。因此，中小学应当开设相应的法律课程，并邀请专家对教师和家长进行培训，以便教师和家长在日常教学和生活中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相关行政司法机关也应配合学校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和教育活动，从而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法制教育体系，使法制教育伴随青少年的成长，帮助他们从小形成尊重法律、敬畏法律的思想意识，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率，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二）提高高校法制教育实效性，促进大学生形成良好的法律意识

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将其培养成为遵纪守法、具备良好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的合格人才，是高校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高校应当不断提高法制教育的实效性。一是要优化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提高法制教育的针对性。开设法制教育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的主要途径，所以首先要优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内容，做到重点突出；同时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并结合专业特点，增设劳动法、经济法、环境法、婚姻家庭法等选修课程，拓宽学生的法律知识面，弥补现有教学模式的不足。二是要创新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法律知识实用性很强，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多采用案例式、讨论式、诊断式等教学方法及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注重加强互动交流，增强课堂感染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三是要组织开展丰富的法律实践活动，提高学生学法用法的能力。教师要精心设计实践教学环节，学校应鼓励指导学生成立法律社团，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组织开展法律知识讲座、竞赛、辩论会、模拟法庭、庭审观摩、法律咨询等活动，构建起课堂内外、校园内外一体化的法制教育网络，提高学生对法律的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形成学习、传播法律的良好氛围。四是要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高校应尽量选派具有法学背景的专业教师承担相应教学任务，非法学专业教师应通过学习培训，形成完善的知识体系，提高法律实践能力，保证法制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三）构建良好法治环境，为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水平创造条件

构建良好的法治环境，有助于坚定大学生的法治理想信念，为提高法律意识水平创造条件。从国家层面而言，必须维护宪法权威，不断完善法律体系，推进依法行政和司法公平，全面加强法律实施，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从社会层面而言，要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从学校层面而言，要提高依法治校水平，以学校章程为指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切实保障广大师生的权益，为学生提高法律意识水平创设校内法治环境。

参考文献：

（1）刘旺洪.法律意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2）张家宇，李子煊.大学生法治精神培养的困境与出路[J].北华大学学报，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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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报告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和全局角度,强调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是我国各条战线的主力军和后备军。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增强他们的法制观念,不仅是提高他们综合素质的问题,而且将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是关系到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大事。

一、培养高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必要性

目前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是时展的客观要求:

1.法律意识的培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市场经济是法制化的经济,经济活动的主体精神就是法制化的利益精神。它以利益为取向,要求以义为镜、合法取利的法治观。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必然要求大学生对公平、公开、竞争等主体精神的认同。市场经济的抉择预示着民族精神的价值取向由道德本位向法治本位转型。与之相适应,现代高校德育在内容、形式和对象上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为此,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体现时代的这一要求,把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放到一个相当重要、相当突出的战略高度上来认识,突出其应有的地位。

2.法律意识的培养是传统道德教育获得有力支持的重要保障。中国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对大学生进行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教育,这是我党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优势,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应与时俱进,继续坚持并发扬光大。但同时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及社会利益分配的市场化,一方面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性,另一方面又容易诱发人们的贪欲,加之,传统的道德规范因缺乏强有力的制约机制,而使之呈现出了弱化的趋势。当代大学生道德认识和行为背离现象增多的事实表明,仅仅依赖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已无法适应客观现实的需要。为有效地规范他们的行为,必须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重视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使传统精神获得新的支撑力量。

3.法律意识的培养是维护大学生合法权益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从社会的维权角度来看,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能够使其增强自我保护的能力。学生唯有具备一定的法律意识,才会明白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尤其是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懂得如何通过法定程序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以及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对外交往日渐加强,可以预见,中国的未来将不可避免地更加紧密地与世界连为一体,这种新形势对中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学生在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的同时,尚需具备相应的法律素质,唯有如此,才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二、当前高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

1.法律知识面狭窄,没有正确的法律观念。高校大学生的法律课程一般是法律基础之类的公共课,仅仅是为了让大学生了解一些法律基本概念,知道一些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法律规范,而对其他法律的了解不多。就其对法律的理解程度来说,他们也只是停留在字面的表层意思,而不能很好地掌握法律的精神实质,由于没有掌握法律精神实质,就不能树立正确的法律观念。

2.社会消极文化影响,大学生法律观念淡薄。现实生活中,社会腐朽思想的侵蚀,不同程度上对大学生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都产生了影响.不良风气的干扰随着高校与社会联系的日趋紧密而越来越严重。社会上各种不健康的东西通过各种载体和渠道进入了高校,侵蚀了大学生的心灵,使其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一方面,大学生缺乏权利观念,不懂得积极主动地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另一方面,当前大学生的法律知识水平普遍较低,极容易产生错误的法律观点,甚至有部分学生对现有法律持怀疑、不信任态度,往往以偏盖全。

3.高校学生违法犯罪现象呈上升趋势。近年来,发生了数起震惊全国的高等学府大学生犯罪案件。例如,海南师范大学生物系陈某偷拍女生寝室案,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泼熊事件”,云南大学马加爵杀人案,湘潭大学曾爱云、陈华章杀人案等。这些例子说明我国现代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极为淡薄。必须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这有利于引导、保障和促进大学生的健康发展,更好地预防和减少大学生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三、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对策及建议

法律意识是不能自发形成的。大学生法律意识水平的提高,只能在思想指导下,在社会实践中进行有意识的培养,唤起大学生对自由、权利、秩序以及法律的憧憬和期待,进而增强其法律意识。

1.培养法律价值的认同感和法律信仰。只有在法律信仰的基础上,人们才能形成良好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在法治社会中,法律之所以能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并为每一个公民所信奉,根本在于法律体现、保障并实现着正义。因此,对大学生进行法治教育时应注重要求大学生用现念来评判与思考法律条文所体现的价值观,它是否充分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内在法律权威的要求,是否充分满足了现代正义观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使对法律的感情和其发自内心的对正义的信仰达到一种心灵的契合,大学生才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去遵守法律、尊重法律,最终完成法律意识的理念升华。

篇8

【关键词】公民 法律信仰 权利意识

自1991年梁治平首次译介《法律与宗教》一书以来,“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①一直是法学研究者们的口头禅之一。法律信仰也进入了法学的研究视野,这种现象表明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能否称之为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准―法律信仰,已经纳入法学的基本研究范畴。

法律信仰的基本理论

对于信仰一词的研究,不应仅局限在宗教学、心理学研究中,而应该在广泛的领域里进行分析,例如法学。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哲学家康德的观点,他认为,信仰是一种“确信”,但这种“确信”和意见、知识的确信不同:意见是一种在主客观方面都没有充足理由的判断,知识是一种在主客观方面都有充足理由的判断,而信仰则是人们在主观方面有充足理由,也就是在信仰者看来是确实可靠,而在客观方面却得不到充足证明的一种“确信。”②该观点把信仰和意见、知识进行了比较,得出了信仰的特点,较之于前面两种观点,更具有说服力,但是并没有包括信仰的所有特点。信仰是指人类对某种事物的极度信任和崇拜,并把该事物作为整个人类运转的最高指南。亦就是说,信仰的主体是人类,信仰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情感,且在人类的心中,该种事物比生命还要重要,并认为只有该种事物才能实现人类的最终价值。

关于法律信仰,有学者认为“法律信仰是一个牵涉法学、心理学、社会学乃至伦理学的概念,由于其牵涉面广,以致要用几个简明的文字得出一个符合定义要求的概念之前,适当讨论一下信仰一词的含义是有必要的。”③该观点并没有对法律信仰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只对信仰涵义的外延进行了粗略的概括。在众多观点中,有一种颇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法律信仰是“根源于人类对人性和社会生活的科学分析和理性选择,进而所形成的对社会法的现象的信任感和依归感,以及对法的现象的神圣感情和愿意为法而献身的崇高境界。”④这个观点较为全面地解释了法律信仰的涵义,既确认了信仰的主体,认为只有人类才会有这样的情感认知,分析了人类做出该做决定的条件,也明确叙述了该种事物在人类心中的至高地位。

综合对信仰和法律信仰的分析,法律信仰就是指人类在科学、理性地分析选择后,对法律产生了极度信任和崇拜,坚信只有法律才能保护和实现人类的最高价值,并把法律作为整个人类社会运转的最高指南。

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的现状及成因

不难看出,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的现状并不理想,从“法律信仰”这一概念被提出,就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现状,对于这个问题已有多位学者进行过论述。

历史陈旧思想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导致公民法律意识的缺失。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确定了封建君主是一切法权渊源的基本格调。在历史上,统治者虽然也用法律作为统治工具,但“法”即“刑”,是一种裸的暴力,再加上时有发生法被滥用的现象,使民众对法有一种排斥的心理。在儒家文化长达两千年的浸润下,已不知不觉形成了一种难以更改的定势思维:君威,服从乃天理。再者,我国传统社会是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人们在这种伦理道德的教育下与人交往、行事。整个社会的基本秩序不是靠法律来维持,而是靠宗法、伦理纲常来维持。这些思想观念根深蒂固,至今还影响着部分民众,阻碍了我国法治化的进程。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使民众的权利意识被逐渐淡化,致使在传统中国不可能出现法律信仰意识。正如清朝法学家沈家本先生所言:“自来势要寡识之人,大抵不知法学为何事,欲其守法,或反破坏之,此法之所以难行,而学之所以衰也。”

法律自身的局限阻碍法律功能的发挥。法律信仰根植于公民对法律深切的信念,而这种信念首先源于法律所体现的法律功能的发挥。如果一部法律给人们带来的只是不便,甚至是损害,那么,这个法律即使被人们公认为是法律,却也很难被人们自觉遵守,更不可能成为他们的信仰。价值合理、规范合理、体制合理、程序合理的法律,才能引起公民内心的诚服和坚信,才能期待公民的奉行和呵护。我国现行法律中有些条文不够严谨、具体和明确,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其不足之处都会显现出来,任何缺乏科学性的观点和学说都只是自欺欺人的。法律的这些不完善之处,势必会严重影响在法律实施过程中的作用的发挥,导致人们对法律的错误认知。

市场经济不完善导致法律信仰的生长缺乏肥沃的土壤。法律信仰的产生是市场经济逐渐完善和法治进程逐渐推进的产物。我们的经济体制经历了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市场)经济转变过程,经济体制仍处于转轨期。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观念上大多认为法治和法律并不那么重要,尚未成为公众日常生活的必备要素,最终导致法律信仰的生长缺乏肥沃的土壤。

有效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

完善我国法律体系,体现法律之功能。人们只可能对一个足以保护自己的权利和能被人们心理所接受的良律产生信仰。所以法律自身的好坏对于公民是否会对法律产生这种信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立法机关就应该使制定的法律具有公正性、权威性、稳定性。因此,完善法律体系,体现法律的各方面功能,是树立法律信仰的基础。

树立法律至上权威的地位,巩固法律信仰的生成。虽然宪法信仰并不同于宪法权威,但是两者却有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获得了至上权威的地位,那么就更容易激发生成法律信仰,反之,则很难培养法律信仰的观念。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应是整个社会的运转的最终指南。法治化的过程就是法律被崇拜信仰的过程,也是树立法律权威的过程。因此,法律若要被人们信仰就必须具有权威性,否则信仰只能是无水之源。美国法学家塞尔慈尼克认为:“强制不是法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只是法的外在支持条件之一;不应把强制作为法律现象的基准,法的概念的核心是权威。”

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尤其是增强权利意识,充分发挥法律的价值作用。法律意识(特别是权力意识)与法律信仰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法律意识的增强将促进人们对法的功能和价值认同,有利于人们法律信仰的生成。如果缺乏这种法律意识,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只能纸上谈兵,不可能得以实现。经过多年的普法宣传、教育工作,公民的法律意识有明显的提高,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重点强调公民的懂法守法义务,却忽略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观念,所以普法教育在促进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还需进一步努力。只有让社会公众实实在在体会到了法律的功能和价值,并加以通过权利本位的宣传,才能树立起公众对法律的普遍信仰。

加强执法机关和工作人员的守法观念。“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执法机关和其工作人员的守法程度直接关系着法律信仰生成的成败。一国公民对该国法律的认识不仅仅取决于法律的内容,更主要取决于该法律的运行状态和执法机关运用时的态度。换而言之,司法是否公正、执法机关和工作人员守法观念的程度决定了法律是否将被信仰。如果对于大多数公民来讲,法律只是字和纸的堆积物的话,试问谁又会去信仰这个没有实际意义的法律呢?“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破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⑤毋庸讳言,如果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没有守法观念,或者说守法观念薄弱,将导致公民对法律的不信任,乃至产生对法律的藐视,法律将不可能被信仰。

坚持长期的法制宣传、教育。要使公民对法律产生信仰,其前提条件是公民对法律有足够的认识。那么坚持长期的法制宣传、教育,才能加强公民对法律的认识。笔者建议将法律知识考试、考核作为工作录取、升学等的必备内容。只有真正理解法律,才可能从内心产生对法律的信仰。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项体制。法律信仰是法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法治社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稳定是法律信仰发展的基石。市场经济本来就是法治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所追求的就是一种合法的取利思想。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模式就是公平、自由的竞争,而只有法律的调控才能满足这一条件,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当法律发挥了这一功能,普遍公众才会对法律产生一种新认知,即对法律产生的高度的认可,认识到法律是可以保护自己的基本生活,而不是妨碍到自己的生活,从而激发公众的法律信仰意识。(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

注释

①[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

②康德:《逻辑学讲义》,许景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57～62页。

③谢晖:《法理信仰的理念与基础》,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页。

篇9

［关键词］领导法律意识认知公众

法律意识的高低体现着一个国家法治化程度的高低。在宙斯刚刚把法律作为最伟大的礼物赐于人类的时候，古希腊人把法律看作是神圣的、应绝对效忠的至上秩序。而现在，人们已不再把法律看作是神授律令，认识到了它是一种完全由人类自身创造、制定并可以不断修正的规则，这不仅体现了人类具有认识、评价、创制、完善法律，指导人们实践法律规范从而推动法律实施的功能，而且直接左右着公共权力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者实施法律的活动。然而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法律意识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本来以民主自由为基础，需要由民主力量来构建的法治，在目前却需要官方来发动和推进，民众似乎处在旁观者的地位而表现出被动与冷漠；实施法治意在“以法扰官，以法保民”，而真正需要实施法律时却需要借助领导者，乞求于权力。这导致不少领导者不但未意识到“依法治国”、“依法治县”、“依法治……”的意图就是“治”自己，而是常常用“法治”来吓唬平民百姓。这种现状十分紧迫地要求掌握一定权力、通过权力来履行管理职责和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具有较公众更高的法律意识。

一、领导者法律意识的核心在于依法领导

依法领导要求领导者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有凌驾于法律之上或者超越于法律之外的权力。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时实行决策法律化，使权力受到法律控制。对政府来说就是严格执法，摒弃人治思想，不以身份为核心，不以部门权力为依托维护等级特权，实现真正的法律平等，处理好法律与权力的关系，并在法治的基础上，建立强有力的约束机制，真正实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都受法律制约的法治状态。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认为“司法”才能“依法”，所以“依法办事”仅仅只是司法机关的事情①。这说明依法行政首先必须摒弃对法律概念的传统理解，树立“行政也是执法”的现代法治理念，然后才能依法行政。行政机关是国家机关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最大、与公民关系最密切，因而也是权力大、机构多、人数众的一个部门，行政机关在社会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法行政②。法律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权利不被侵犯，为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而颁行的禁止性规范得到遵守，也是良好法治环境的充分体现。政府依法行政应摒弃“人治实用主义”观念。实践中，常常会遇到“法治”不如“人治”的困惑，在很多管理领域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使行政管理工作无法开展。于是，有的行政机关就自己制造一些“土政策”，而这些“土政策”往往在管理过程中立竿见影，使许多疑难问题迎刃而解。由于这种情形的存在，行政机关就应当牢牢树立法治观念，绝不能滋生“实用主义”思潮而随意制造“土政策”。政府行使公共权力必须做到“权依法行”，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任何对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产生不利后果的行政行为都应当取得法律的授权，并按法定程序实施，如果地方政府置法律于不顾，随意创制规则，擅自“变通”法律，那么，就无法保证法律的统一与权威。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必然越来越注重运用法律的手段去调控经济和社会事务，政府和企业将成为法律服务的主战场，这就需要政府大力扶持、培育法律服务市场。在扶持过程中，充分提供机会让律师等法律服务人员介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参与行政立法和行政执法监督检查，为政府重大决策提供法律依据、法律论证和法律咨询，引导公众改变对律师等法律服务人员地位蔑视的观念。同时，对法律服务人员开展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教育，提供接受继续教育的条件，不断提高法律服务队伍的素质。积极鼓励法律服务队伍为公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实现法律对公民的平等保护，最终实现法治文明带给人类的福祉，从而真正营造出良好的法治环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因此政府及其领导者必须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地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查找工作差距，寻求发展思路，探索改革举措，特别是针对群众生产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不断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使广大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进一步得到维护。

二、领导者的法律意识要求领导者带头培养守法精神和习惯，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充分意识到自己在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中的作用

政府的基本特征是行使权力，但行使权力不是政府惟一的存在方式，政府既是权利的，也是责任的。在地方政治、经济发展中，作为政府，首先有责任充分认识到良好法治环境是推动地方政治、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良好的法治环境是依法治国的具体体现，而依法治国则是“三个代表”的基本价值取向，只有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以良好的法制条件作为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基本保障，把法制建设作为文化发展的一项基本内容，才能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是“环境改造工程”中的一项核心工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际市场、国际经济接轨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地区社会稳定、政治稳定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倡导效率、竞争、公正，是相对于“人治经济”而言的法治经济，如果地方政府仅倾其身心关注政治环境和具体的、行之有效的优惠政策，而淡漠相应的法制保障，西部开发亦无法得到顺利实施。实践证明，优惠政策并不是吸引外商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健全、规范、稳定、透明的投资环境，才是投资者关注的核心。而良好的法治环境，则是投资者资本、人身安全的根本保障。如果政府机关的执法行为不规范，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就不仅不会推进地方政治、经济的发展，反而还会成为阻碍地方政治、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依法行政必须禁止“个人执法”。实践中，为泄私愤、为谋私利而打着“执法”幌子的个人行为不乏其例，如警察个人以公安局名义用“调查”方式威胁他人；税务干部个人“业余查税”；工商干部个人“抽样”、个人通知相对人接受检查……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违法行政的现象无疑严重破坏良好法治环境的形成，政府应当采取针对性极强的措施予以坚决禁止。

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政府还应当承担起恪守诚实信用原则的责任。对政府而言，诚信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行政管理领域中依法行政，规范执法，不能朝令夕改，出尔反尔。实践中，很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往往认为，政府权力是可以随意行使不受约束的，政府的政策瞬间可以改变，政府的承诺只不过是“魄力”和“效率”的作秀。针对这种观念，政府应当树立起“权自法出，诚信行政”的观念，彻底摒弃过去的“朝三暮四”行政恶习。二是在非管理的民事、经济等其他领域中言行一致，绝不能信口开河、言而无信，带头遵循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法治经济、契约经济、信誉经济的基本规则。购买商品支付货款、修建房屋支付工程款等等，本是众所周知的最初级的市场经济规则，然而，实践中作为市场规则制定者和维护者的政府，常常不但不去支持债权人行使索债权利，反而批条子、打招呼为赖账者庇护。某县政府在同一时间将同一宗土地出让给两个公民，收取两份土地出让金，当法院判决该县政府将土地出让金返还给未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一方后执行时，该县政府却将银行账户上的所有存款转移到单位会计的个人存折上去了，让法院和当事人哭笑不得③。

鉴于此，全面倡导“诚信”、建立有效的诚信机制，是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培育良好法治环境的迫切要求，特别是政府对自己作出的行为或承诺应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和反复，行政行为一经作出，未有法定事由和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撤销、废止或改变；行政行为作出后，如事后发现有较严重违法情形或可能给国家、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必须撤销或改变时，行政机关对撤销或改变此种行为给无过错的相对人造成的损失应给予补偿。总之，只有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用法制引导、规范，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实践。地方政府在营造法治环境过程中，必须承担起为之努力的使命，充分认识到不承担责任的政府不是负责的政府，没有政府营造的法治环境不可能是良好的法治环境。

三、领导者的法律意识还在于教育群众依法办事，培养公民的法治观念，增强公民的整体法律意识

领导者的法律意识不仅仅只是要求自己在个人生活中遵纪守法，洁身自好，还要求肩负起培养公民法治观念，增强公民法律意识的历史责任。法治观念是人们有关法治的基本意识、情感、观点、思想和知识的总称。如果公民不具备相应的法治观念，法治就无法成为基本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良好的法治环境也就难以形成。因此，政府必须引导和培育民众的法治观念，使人们形成敬法守法的精神和文化氛围，才能为地方政治、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但培养这种精神和文化，比制度建设和创制行政规范更为艰巨。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在于良法的存在和普遍遵守。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公民法律意识的强弱、法律素质的高低，是法治观念优劣的重要标志。因此，政府在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的过程中，不仅要促进司法公正、依法行政，而且应当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培育民众的法律意识和观念，为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奠定牢固的基础。

中国有漫长的封建专制历史，法藏官府，民不知律令，面对高深莫测的法律，百姓只有忍让和服从。如果我们今天的领导者再不培养公众的法律意识，最终会给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因此，领导者在关心人民群众温饱的同时，应当引导群众学法、守法、用法，在公众中最终培育起民主、自由、理性的秩序氛围，使我们整个民族摆脱专制、人治、奴役和愚昧。

注释：

①应松年．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J]．法学，1996，（11）．

篇10

[摘要]职业院校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对学生个人的成长及发展，以及对推动和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学生的法律意识现状堪忧，主要原因是学生的法律意识水平低。对高职学生进行法律意识教育的重点应劳动维权意识教育上，应采取相应具体的措施，这对推进和促进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和平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职业院校学生；法律意识；劳动维权意识；内容框架

一、问题研究的缘起

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的现象的思想、观点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时一个与法律文化研究有紧密联系的概念，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意识是从法律的角度感觉、认知、评价并且用以支配行为方式的意识，是人们将自己置身于法律世界、法律生活和法律秩序中的自觉性。

德国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在他的法学名著《为权利而斗争》中写道：“自己权利受到侵害，不问来自何方，是来自个人乎，来自政治乎，来自外国乎，若对之毫无感觉，必是该国人民没有权利情感。是故反抗侵害，不是因为侵害属于那一种类，而是悬于权利感情之有无。”这种权利感情就是法律意识。

西方国家一般具有较长时间的法治传统，使得社会成员中逐渐形成了不同层次的法律意识，权利维护的意识实质是一种传统，少见专门予以教化的情形。而在中国人治的传统形成民众缺乏法律意识的状况。所以关于法律意识教育的研究在国内就有很大的必要性，这在高职学生的法律意识问题上表现尤为明显。

国家十一五发展计划提出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计划，我国职业教育规模日渐扩大，逐渐向教育体系的主流位置挺进，对关于职业教育的研究愈来愈受重视。然而社会对职业教育始终抱有偏见，职业教育被认为是“学业失败者”的教育，加之学生本身很多方面无法否认的原因，导致职业教育被看作是次等教育。高职院校的学生从文化素质上看的确与重点院校，多数本科层次的院校的学生有一定的差距，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该给高职生更多的关注。不能否认我们的学生步入社会会受到一定的冷遇，权益受损的几率远大于其

他类别的学生，所以要让我们的“产品”在“出炉”之前就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让法律

的权利义务的双向调整机制在他们身上发挥强大的作用。

二、高职院校学生法律意识现状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董瑶舆教授通过他的法律意识调查报告显示出：“人们的法律意识水平的高低与其文化程度成正比。

我们针对所在学院06级新生和04级即将毕业的学生抽样调查让他们回答相同的问题：(1)你认为高职生是否有必要接受法律意识教育?(2)当劳动权益受到侵害时如何维权?两组学生的答卷基本没有什么差异：90％以上的学生认为没有必要进行法律意识教育，不知道劳动权益受到侵害时如何维权。这预示法律意识教育对高职新生没有什么吸引力，对接受过相关法律知识教育的毕业班的学生来说也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

调查研究发现高职学生法律意识最为薄弱的环节是劳动维权意识。劳动维权意识是指在劳动权益受到侵害时，能感觉、认知、评价并且能用法律作为手段维护合法权益的意识，是法律意识的一种。劳动维权意识的状况是一个社会的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折射，更能反映一个社会法治水平。所以高职院校必须加强高职生的法律意识教育尤其重点加强劳动维权意识的教育。

三、高职院校学生法律意识教育的重点

高职院校学生法律意识教育的重点在于劳动维权意识教育。劳动维权意识教育能有效促成学生多层次法律意识的形成，使学生有意识地运用法律去观察、评价社会问题，在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能主动、积极地运用法律武器予以维护，为其职业生涯奠定基础。

宏观上说，职业院校学生具备劳动维权意识是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需要。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略，这在我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巨变。它表明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这种巨大变化，在客观上要求我们的学生要树立法律意识，要学会用法律的精神看待社会，学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劳动权益。

微观上看，树立劳动维权意识是职业院校学生自身的需要。职业院校学生是社会生活中一个具有特性的群体，文化素质上的确与重点院校，多数本科层次的院校的学生有一定的差距。基于社会的偏见，高职学生权益受损的几率远大于其他类别的学生，所以作为一种“准弱势群体”他们需要具有较其他人更强的法律意识。增强权利意识，是学生自身的需要，另外从深层面上看，也是职业院校生存的基础。

四、劳动维权意识教育途径与内容

(一)劳动维权意识教育可采途径分析

劳动维权意识教育的途径常见的有三种：(1)定期的知识讲座，采用专题的方式，今天一个话题，明天一个提醒。这种途径最大的缺点是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2)毕业前的集中培训，这是典型的应急措施，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所以给人的印象是纯粹走过场；(3)专门开设劳动维权意识教育必修课。基本途径为：以《法律基础》课为知识铺垫，开设劳动维权意识教育方面的课程，并且将该课程作为所有学生的必修课。在整个高职学段的中间学期开设。在目前没有系统教材可供直接使用的情况下，自编教材。

通过比较，我认为专门开设必修课的方式合理且实用：能克服匆忙过场的应付式教育的弊端，利于学生掌握系统的知识，利于学生的消化和吸收，达到预期的目的。其实劳动维权意识教育必修课的开设比现时很多强制的所谓的必修课的实用价值不知要高出多少!

(二)劳动维权意识教育的内容框架

1、最基本的法律知识。高校都开设有《法律基础》课程，尽管这门课程的内容越来越少，教材越来越薄，但却是学生接触法律基础知识的重要媒介。职业院校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拓展这方面的教学内容。

2、劳动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国家的劳动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毫无疑问应该成为学生劳动维权意识教育中的最基本内容，同时还必须涉及地方的劳动法规与政策。

笔者曾专门研究过相关的案例，同样的争议在不同的地方因政策上的差异，处理的结果也相差甚远。

关于劳动者的养老保险争议属不属于劳动争议、进入诉讼中应不应受理?有认为社会保险争议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受案范围的，也有认为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

关于6个月的时效问题、追讨工资的时间的问题，各地做法各异。大部分地方根据劳动法规定当事人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的期限是6O天，所以实践中劳动报酬只保护60天，对工资的追索也以此为限。可上海地区的司法实践却与此不

同，有自己独特的做法。

应当教育学生到任何一个地方工作务必特别关注本地的劳动政策与法规，这种关注在中国现时特定的环境中甚至应当甚于对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关注。这需要教师付出很大的努力，着力搜集各地主要的劳动政策与法规，汇总编辑，罗列比较。这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工作，整理的材料应当是开放性的。通过自编材料的教学，可以让学生举一反三，大致了解如何理解地方的劳动政策与法规，能积极主动地发现其特别之处。这样学生走出校门后就能自觉地对这方面予以必要的关注。

(3)救济的途径。我国目前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的程序为一裁二审制。其实劳动权益受侵害时，还有一种救济途径：劳动监察，并且劳动监察办案时不向当事人收费。

3、基本的合同知识。劳动合同虽然受《劳动法》调整，但关于合同的基本内容还是同《合同法》密切关联的。学一些《合同法》的知识非常必要。

4、某些习惯的养成教育。教育学生养成留存相关劳动关系的等方面证明文件的习惯也应该成为劳动维权意识教育的重要内容，也就是养成保留证据的习惯。

5、时间观念教育。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是指劳动者或用人单位在法定期间不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而丧失请求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保护其权利实现之权利的制度。建立这一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促使劳动争议中的权利被侵害当事人尽早申请仲裁，不至于使仲裁时效起点长久或无限后延。这一制度有利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虽然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制度并不合理，但在现行法修订之前，一定要严格遵守时效的规定，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