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就业范文
时间：2023-10-10 17: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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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现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农村就业结构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非农就业比重上升。2004年从事农林牧渔的就业比重为61.57％,比2000年下降6.81％;工业就业10.94％,比2000年提高2.37％;商、饮、服务业就业比重为5.44％,比1999年提高1.79％。2004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约10260万人,比上年增长约440万人,1998～2004年年均转移农村劳动力380万人,平均年增长率为4％。[1]预计今后几年农村转移新增劳动力将在400万～500万人,增长4％-5％。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趋势表现为,本乡内非农就业比例下降,流向城市就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比例上升,县级城市和小城镇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能力有较大增强,农村劳动力跨省就业的趋势明显。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继续减弱,以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为主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逐渐被外出务工和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就业方式所取代,外出务工人员就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稳定性增强,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就业经过了漫长而艰苦的体制变革、观念更新,家庭经济就业、自主创业、城市就业这三种基本的就业形式,构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多元结构。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在1979～1999年的20年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高达14％,即在GDP年均近9.6个百分点的增长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GDP增长的贡献达1.4个百分点。[2]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效应
农业剩余劳动力由农业转移到劳动边际生产率相对更高的非农业部门中就业,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推动效应。
1.增加产出总量,推进经济增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中就业,将大大提高其劳动边际生产率水平,从而增加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效应一般可以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2％～12.8％。在未来30年中,如果劳动力转移的劳动力市场等障碍得以消除,使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大致相等的话,劳动力的部门间和地区间转移可以对CDP年均增长率贡献2～3个百分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正面效应将会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
以这种方式推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并不需要增加额外的物质投入,只需对城乡就业结构作出调整。
2.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由于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人地关系大大缓解,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上升。随着农民的劳动平均产出水平上升,农民的收入水平也会随之提高,农民收入中高于维持生存所需的部分,可用于追加农业投资,农业本身也有可能得到较快的发展。1965-1977年是日本农业剩余劳动力迅速转移的重要时期。1965年日本每个农民年收入为14.6万日元,1978年,每1万名农民拥有的汽车量达到了65.7辆。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日本农民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实现了生活城市化和电气化。在中国,1994年农村中纯农业劳动力的年纯收入为1826元,兼业者为4160元,非农业劳动者则为5200元,三者之比是1:2.28:2.85。以劳动日收入计,每个纯农业劳动力每日的纯收入平均为8元,约等于每个非农业劳动力每日纯收入的53％。2004年,农村剩余劳动力年平均务工收入6471元;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而工资性收入人均为998元。可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有利于推动农民增收。
3.扩大非农业利润,加快工业化进程。农业剩余劳动力由传统的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经济部门,有利于促进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城乡劳动力的市场竞争,使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水平上升势头变缓,企业相对人工成本下降,利润相应上升。同时,新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还会为现代经济部门创造出新增利润,刺激现代经济部门追加投资、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加快工业化进程。
三、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许多困难,有些问题正在阻碍农村劳动力就业,进而成为解决中国就业问题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1.城乡结构矛盾明显,妨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
一是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2004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2.9％,其中工业增加值为45.9％,但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41.8％。[3]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发展速度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而农村劳动力转移恰恰最容易进入城市服务业。二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由此衍生的城乡居民身份差异给农村劳动力的自由迁移增加了成本和风险,影响了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市场准人条件不平等、社会保障不充分等等构成了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歧视和排斥。三是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不高,就业竞争能力较弱。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在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的同时,就业结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供给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出现较大差异,缺乏技能的劳动力供大于求。目前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人数庞大,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技术素质偏低。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人数高达3亿,占农村人口的20.7％;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8.8％;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仅占5％。四是随着城市失业数量的增加,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愈加激烈,过高的城市失业率会加大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寻找工作的机会成本。按照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左右,在现有经济结构状况下,每年将新增就业岗位200万到800万个,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400万到1500万个之间,再加上农村还有2亿多富余劳动力,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尖锐。另一方面,传统行业出现大批下岗失业人员,许多人再就业困难;而新兴的产业、行业和技术职业需要的素质较高的人员又供不应求。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国际经济波动和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对我国的影响更加直接,劳动力素质与岗位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更加突出。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就业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更为艰巨。
2.农民工的就业环境不宽松
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的行业、工种限制虽然正在逐步取消,但仍存在其它制度性的限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歧视还未完全消除;城镇公共就业管理服务体系对农民剩余劳动力开放还需解决观念、体制和物质技术条件等问题,让农民工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就业服务还需做大量工作。近几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资收入虽然有所上升,但农民工在城镇的生活成本也在迅速增加,农民工务工收入在扣除住房、子女教育、生活消费等方面支出后就所剩不多了。享受不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资源和服务以及大量额外支出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流动就业的积极性。
3.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和权益维护与其实现稳定就业的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当前农民工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的问题依然严峻,表现最为突出的问题包括:克扣和拖欠工资,强制加班加点和超时工作,劳动和卫生条件恶劣,不按规定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等。国家统计局2004年所做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4天,每天工作9.4小时。据有关方面调查,2004年上报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总额为336亿元(至2004年底偿付比例为98.4％)。2005年,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人数占农民工总数的28.7％,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占13.8％,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占10.0％,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12.9％。由于统计口径和调查误差等原因,农民工实际参保率很可能还要低。
4.农民工社会保障普遍缺乏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薄弱,不少企业不为进城就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缴纳社会保险费,企业将社会保险金负担转嫁给劳动者个人而形成超额利润,这一方面使资本积累加快,另一方面使劳动者贫困加深。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者缺乏社会保障的竞争模式,必然使GDP分配中资本的分配比例过大,而消费分配的比例过小。同时也造成了企业竞争的不平等,影响了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
四、促进农村就业的主要措施
农村就业问题是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协调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因此,从农村就业问题入手,积极探索解决农村就业问题的基本方法、途径是有效缓解当前“三农”问题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矛盾的一条思路。作者认为,应当重点采取以下措施:1.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业剩余,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把农村的伪装失业者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去,要做到这一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保证工业部门扩张和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但同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目前,我国农村由于农业生产率低,农产品的增加主要是依靠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严重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水平,使我国农业生产率迅速得到提高,从而使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
2.重视产业的转移与承接。农村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聚集有着密切的关系,哪里产业聚集效应大,哪里吸引的劳动力就多。反过来,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又加速了这些地区的产业聚集。但是,伴随这种正反馈机制的形成,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二元经济结构,这对中西部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不利的。
只有当中、西部地区有自己强大的产业聚集,实现东、中、西部产业趋同,地区差距才可能缩小。[4]因比,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大的地区,要认真研究产业集聚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足够发展后,会向下一个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转移。因此,做好产业承接,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在本区域内转移,这既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所在,也是加速本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但是,产业转移除受比较优势的因素影响外,制度、市场等因素也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地区虽有比较优势,但是制度成本高,市场发育滞后,产业转移也会受阻。
另外,经济欠发达地区相对便捷的基础设施和相对成熟的产业链比不上东部地区。因此,中、西部地区要大力推动制度创新,扩大对外开放水平,优化投资环境,加快市场机制的培育和发展。
3.加快城市化进程,扩大就业需求。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现代经济部门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因此,我们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大、中城市的经济规模较大,产业门类较多,聚集效应强,消费水平较高,为解决农村就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推动城市化,要不断加快现有大、中城市发展,继续调整和完善经济结构、提升产业档次,提高城市的经济效益,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提高各类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综合管理水平,充分发挥大、中城市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作用。小城镇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路径。我国多数小城镇现有人口规模小,经济发展空间较大,吸纳就业能力较强,农民进镇成本低,可以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供现实需求。还要看到,多数农民是在搞好土地承包经营的同时兼营二、三产业,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还不完全具备离开土地进入离家很远的大、中城市的条件。小城镇具有与农村联系紧密的区位优势,便于直接发挥辐射和带动功能,促进水利、道路、环保、农电和通讯等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让大多数农村劳动力仍旧居住在村里,让那些在村外工作的人每天往返上班,比单纯将劳动力从农村迁移到新建的小城市和城镇更加便捷、有效。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体现特色,注重质量,逐步完善,把扩大就业需求,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优先目标。为此,要大力发展小城镇经济,引导乡镇企业合理聚集,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根据小城镇特点,立足本地资源优势,以产业为依托,培育龙头企业,大力发展特色经济,逐步扩大产业规模。完善小城镇的投融资、用地、户籍、购房、发展二、三产业等相关政策,大力扶持小城镇发展,拓宽小城镇投融资渠道,吸引民间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企业、外商以多种方式参与小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经营,发展小城镇的各项公益事业。在保护耕地和农民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妥善解决城镇建设用地。
改革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取消对农民工的种种不合理限制,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
4.消除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政策歧视,赋予农民工平等的劳动保障权利。进城农村劳动力是城市的建设者和财富的创造者,城市政府对农村劳动力的限制和歧视,实际上是对城市本身发展的阻碍和限制。从协调城乡经济发展、缓解“三农”矛盾、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充分就业的基本思路出发,当务之急是实现有利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首先,要实现农村劳动力社会地位的平等,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管理,取消对农村劳动力的各种限制,建立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其次,以促进非正规部门发展来带动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由于就业成本低、富有效率等特点,是适合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种重要的就业形式,在中国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政府应适当地发展非正规部门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努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尽快完善有利于非正规部门发展的政策,为它们提供小额贷款。大力开展创业培训,为非正规就业提供信用担保支持,逐步形成创业培训、项目管理、开业指导、小额贷款、政策扶持相结合的促进非正规部门发展的工作机制。国家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办法,推行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补贴政策,采取国家补一点、个人出一点的办法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险问题,使他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有所助。
5.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较低,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分割十分严重,农民进城就业壁垒重重,对缓解短期劳动力供给局部短缺矛盾极为不利。首先,要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构建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有效机制,改善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环境,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和职工社会保障与福利标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证劳动者及其后代平等的教育和培训的权利。消除就业歧视,使农民享受市民待遇,打破城市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身份、户籍、住房、培训、医疗卫生等待遇的制度限制,使农民进城就业者享受市民同等待遇。其次,要建立劳动力供求预警机制。过去我们比较多地关注劳动力需求不足,对劳动力供给关注较少。面对我国劳动力供求的新形势,尤其是劳动力供给的局部短缺,政府和企业应提高劳动力供求预测意识,及时根据劳动力供求变化,掌握更全面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制定相应对策,维护劳动力市场供求稳定。再次,以改善劳动力供给为目标,努力完善收入政策。一是以工资指导线为宏观手段,按照企业名义工资率逐年增长水平应等于全国平均长期劳动增长率的要求,引导工资合理增长。同时,加强工资和价格的控制,在特定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借助于法律或行政手段对工资、价格实行管制,如对价格和工资进行冻结;另一方面,推行以激励为基础的收入政策,即对工资增长率超过工资指导线的企业课以重税,对工资增长率低于工资指导线的企业予以减税。学习西方发达国家裁员与减薪替代经验,以减薪的办法减轻简单裁员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的震荡。如一些西方大的跨国公司开始注重社会形象和社会责任,他们在需要裁员时,先与职工代表商议用降低10％的工薪福利的办法替代10％的裁员计划,如果1年以后公司业绩仍没有好转,才考虑实施裁员计划。最后,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力度,依法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通过舆论引导和政策推动,加强宣传力度,严肃劳动保障执法,净化劳动力市场环境,规范企业用工和工资支付行为,严格社会保险费用征缴,强化企业劳动保护和劳动者自我防患意识,完善劳动者对侵权案件的投诉举报与受理制度,健全劳动保障争议调解和仲裁机制,依法依规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要真正实现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实现集约型经济发展战略,必须提高劳动者素质。高素质劳动力意味着高工资、高福利、高产出,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业市场竞争迫使城乡劳动力努力提高自身素质,这种竞争也是提升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关键。各级政府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安排足够的经费用于普通劳动者培训,使财政政策真正有利于鼓励和引导农村劳动力提高素质。同时,鼓励和引导用人单位积极承担起职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任务,以提高农村进城就业者的职业技能水平。
参考文献:
[1]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年鉴2005.
[2]中国经济网[EB/OL].,2005-10-20.
篇2
关键词：金融危机；河南；农村；劳动力；就业
“三农”问题是困扰我国实现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障碍性因素。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多样化就业，是有效地解决“三农”的“农民”问题的有效途径。河南省作为我国农村劳动力大省，共有农村劳动力4915万，而2010年实际转移农村劳动力仅为1843万，占比37.5%（河南省统计局，2011），我省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仍有很大的潜力。研究金融危机后河南省农村劳动力就业情况，探讨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规律，从而有序地转移农村劳动力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实证调查
本研究采用实证问卷调查方式，调查问卷按劳动力工作的地域进行设计，具体包括东部发达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本县镇和本村。2009年1月 10日至2月10日，通过对豫中郑州市登封县宣化乡才沟村第6村民组、许昌市鄢陵县南坞刘圪垱村和平顶山汝州市小屯乡范湾村第4村民小组，豫南信阳市潢川县白术村第9村民小组、南阳市红泥湾乡竹园村第5村民小组和驻马店市遂平县和兴乡后楼村第5村民小组，豫北安阳市安阳县辛村乡南伏恩村、新乡市原阳县陡门乡安庄村、焦作市郇封镇雪庄村第6村民小组、濮阳市南乐县张果屯乡西韩森固村第6村民小组和济源市北海庙后村，豫东周口市淮阳县齐老乡杨楼大队西三刘村、商丘市虞城县城郊乡罗庄村和开封市兰考县坝头乡孟房村第2村民小组，以及豫西的洛阳市栾川县栾川乡七里坪村第9村民小组和三门峡市灵宝县马家寨村等河南省豫中、豫北、豫东、豫西和豫南等五大区域的十六个村庄或村民小组共2076名农村劳动力金融危机后的就业情况抽样普查，通过问卷数据的统计分析，力求得出河南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内在规律。
二．河南农村劳动力产业分布
（一）农村劳动力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研究发现，河南农村劳动力具有以下特点：男女比例接近，女性稍多；已婚占大多数，其次为未婚劳动力，但离异比例呈上升趋势；年龄集中在18-55岁年龄段；教育程度以小学和初中等较低的教育程度为主，其次为高中和中专，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占比较低。
（二）金融危机后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总体分析
表1 在企业务工人员危机后工作状况工作状况
人数
占总数（2076人）百分比
占企业务工人员（693人）百分比
留企工作
498
23.98%
71.88%
失业但找到新工作
85
4.09%
12.26%
失业没找到新工作
48
2.31%
6.92%
回乡创业
15
0.72%
2.16%
回乡务农
47
2.26%
6.77%
汇总
693
33.36%
100.00%
由表1可以看出，在接受调查的全省不同地域16个村庄的劳动力中，农村劳动力在企业工作的人数占农村整体劳动力的33.36%。在这部分在企业工作的务工人员当中，危机后超过8成的务工人员留在了原企业或在新企业找到了新工作，危机后没找到新工作和选择回乡务农的务工劳动力占整体危机前企业务工人数将近一成半。尽管国家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回乡创业，但创业人数占危机前企业务工人数的比例仅仅略微超过两个百分点，说明危机前企业工作的农村劳动力面对创业的困难和障碍缺乏创业的胆略或对创业的认识不足，亟待创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同时，通过创业的相关培训，提高对创业的认识。
（三）河南五大不同地域农村劳动力就业分析
表2 河南劳动力危机后工作情况地域分异危机后工作情况
总体
豫东汇总
豫中汇总
豫西汇总
豫南汇总
豫北汇总
留企工作
23.98%
26.00%
27.57%
32.32%
22.37%
24.08%
失业但找到新工作
4.09%
1.07%
1.39%
3.61%
8.81%
8.94%
失业没找到新工作
2.31%
0.80%
1.12%
1.08%
3.24%
3.43%
回乡创业
0.72%
0.26%
0.55%
0.38%
0.32%
1.11%
回乡务农
2.26%
0.54%
0.85%
0.00%
2.35%
5.14%
汇总
33.36%
28.67%
31.48%
37.39%
37.09%
42.70%
由表2可以看出，河南五大区域的农村劳动力在危机后工作状况方面均表现为留在原有企业工作的占比明显较高，其他选项明显偏低，说明大多出外务工人员对原有工作机会的珍惜，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虽然巨大，但其对整体务工人员就业的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另外，失业后找到新工作、没有找到新工作以及回乡务农的务工人员比例，豫南和豫北均偏高，而豫中、豫东和豫西均偏低。
（四）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相关性分析
1．性别与劳动力就业相关性分析
表3 性别与务工企业性质相关性务工企业性质
总体
男性
女性
国营
4.81%
6.93%
2.81%
私有
21.47%
26.93%
16.32%
外资
篇3
***县人力资源工作办公室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是发展农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目标之一”。 为进一步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全面掌握我县农村劳动力资源状况，促进城乡统筹就业，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县人力资源工作办公室以省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调研的通知”活动为契机，成立专题调研组，采取走访调查、发放调查问卷、座谈等形式，对我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和农民工工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研，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
（一）农村劳动力基本情况
***县辖10个乡镇，2个街道办事处，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300个行政村居，65万人口，总面积1051平方公里。共有农业人口17.5万户，农业人口53.2万人，其中：具有劳动能力（男16～60周岁，女16～55周岁）35.32万人（不包括在校学生），占人口总数的54%。农村劳动力实际就业人数为34.72万人，就业率为98.3%，平均每个家庭有1.98个从业人员。
1、性别结构。农村劳动力总数为35.32万人，其中女性16.25万人。
2、年龄结构。按劳动力年龄看，16-25岁占27%，26-40岁占38%，41-50岁占22%，51-60岁占13%。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占65%，41岁以上劳动力占35%。
3、文化结构。小学文化程度（小学以下）11.3万人，占32%；初中文化程度18万人，占51%；高中学历（含中专）5.7万人，占16%；大专以上学历0.35万人，占1%。
4、产业和行业分布及从业状况。从事农林牧渔业14.83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2%；从事商贸物流运输业1.1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1%；从事农产品加工业2.55万人，占农村劳动总力数的7.2%；从事文化旅游服务业1.7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8%；从事建筑市政行业6.8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9.7%；从事制造加工业7.7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1.6%；其他行业及未就业5651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6%。
（二）农村富余劳动力基本情况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逐步提高，耕地对劳动力需求逐渐减少，目前我县农村劳动力资源相对于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过剩情况严重，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庞大 ，据调查统计截至目前为16.65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7.15%。（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的计算方法：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需求量；其中农业劳动力需求量=农业增加值÷<国内生产总值÷社会劳动者人数>）。
1、性别结构。农村富余劳动力总数为16.65万人，其中女性7.42万人。
2、年龄结构。农村富余劳动力按年龄看，16-25岁占25%，26-40岁占36%，41-50岁占30%，51-60岁占9%。农村青壮年富余劳动力占62%，41岁以上富余劳动力占38%。
3、文化结构。小学文化程度（小学以下）3.5万人，占21%；初中文化程度8.7万人，占53%；高中学历（含中专）4.2万人，占25%；大专以上学历0.17万人，占1%。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1、就业和培训状况。
我县农村劳动力就业以本地为主，就近就地实现就业23.16万人，占就业劳动力人数的66%。农民以季节性务工为主，多为兼业，平时在工厂做工，或从事非农自营，农忙时从事农业生产，属于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亦工亦农型劳动力。绝大多数就近就地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主要从事建筑业、制造加工业、餐饮服务业、商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
在有组织劳务输出工作中，我县始终坚持政府组织与社会中介机构转移并重、扩大输转规模与提高输转质量并重的原则。调研发现，千方百计组织农民工向经济发达地区转移就业，促使农民增收，已成为我县各级党委、政府部门的共识。随着我县社会保障平台的健全完善，农村人力资源市场信息化程度和服务机制的普遍提高，农村劳动力在向县外输出转移就业的方式上更加合理有序。据统计，农村劳动力向县外转移就业依靠亲戚熟人介绍或自发转移的占转移总数的29.95%，通过政府或社会中介服务机构有组织输出的人数占转移总数的70.05％。
***县长期规范人力资源市场建设，实现了人才、劳动力、毕业生就业三大市场的贯通，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为指导思想多渠道促进劳动力转移就业，对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和合理配置，推动城乡统筹就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以来，先后开展了“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高校毕业生春季招聘月”等大型活动，同时每月10日、25日定期组织召开招聘会，活动场次多，声势大，影响广，效果好。特别是在“春风行动”中，相继举办了近10余场次专为农民工就业服务的招聘活动，共有110余家企业参加招聘，提供岗位8600个，约有1万余人（次）参加招聘活动，8000余名人员达成了就业意向。
县人力资源工作办公室在结合县内劳动力资源状况和劳动力转移培训意向的基础上，对农村劳动力开展引导性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创业培训，坚持培训与就业相结合、培训与企业用工需求相结合，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农村劳动力中已参加过人社部门组织的各类培训的人员有13217人，培训后就业率达到97.2%，占劳动力总数的3.7%；有各类培训意愿的人员26400人，占劳动力总数的7.4%，培训意愿主要集中在汽车驾驶、电工、电焊工、计算机、挖掘机、装载机驾驶等工种。
近年来，***县农村职业教育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服务“三农”为宗旨，建立了适应县域经济发展的职业、成人教育体系，为促进新农村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依托乡镇成人教育中心校，在10个乡镇和2个街道办事处设立了教学点，选派优秀的专业教师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科技人员到教学点授课，送教下乡，通过半脱产及农闲时集中学习、农忙时减少学习时间等灵活多样教学组织形式，深入村庄田间地头、种植场、养殖场，指导学员解决农业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初步形成了县、乡、村三级农民继续教育网络。目前共送教下乡500余次，培训学员3200多人，培育发展养殖、种植等专业户200多家。
在构建培训体系，建设培训基地的过程中狠下功夫，充分发挥县内各级各类职业学校、职业技术培训中心和民办培训机构的作用，健全申报、考察、评审、公示等制度，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突出行业特色，择优认定一批培训质量高、就业效果明显的培训基地。健全培训管理制度，对培训基地实行动态管理。各级各类定点培训基地，根据已有优势工种，大力开展特色培训，相对集中培训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优势工种，不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2、农民工收入分配状况。
农民工群体的工作时间偏长。调查显示，农民工平均每人每天工作时间为9.6小时，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每天工作时间在八小时以内，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的人达到36.4%，有43.8%的人每天工作时间为8到10个小时，25%的人工作时间是10到12个小时，每天工作12到14个小时的占7.8%，工作时间达到14个小时以上的占3.6%。
据调查问卷统计，有43.6%的农民工愿意加班，原因分别是“挣更多的钱”(17.6%)、“可以工作得更好”(21%)以及“把工作当乐趣”(5%)。68.9%的农村劳动力在过去三年中获得休假和休息的时间没有改变，加班情况非常普遍，有近半数的农民工不了解带薪年假，超出法定劳动天数和时间的现象比较突出，个别企业依然存在违法延长工作时间等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
我县农民工的平均年收入根据行业的不同分别为：商贸物流运输业平均年收入28736元；建筑市政行业平均年收入27960元；制造加工业平均年收入18300元；文化旅游服务业平均年收入16100元；农产品加工业平均年收入9700元。工资构成多为基本底薪和计件工资组成。同岗位与城镇职工收入比在忽略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等待遇的情况下基本相同。91.6%的企业加班加点工资发放及时，无拖欠克扣现象。根据我县实际调查统计，县内外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数呈逐年下降趋势，2011年1—6月份比去年同期降低14.5%。
3、农民工劳动管理状况。
农村劳动力普遍学历、技能偏低，多从事技术含量不高的建筑、装卸、产品加工、保安、服务员、保姆、园林绿化等工种。
职业安全卫生事关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农民工最基本的劳动权利，也是他们就业后最担心的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相继和实施多项职业安全卫生法律法规、职业安全标准等，对改善劳动条件、保障劳动者的健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一些地方这些规定没有得到良好的执行。在对女农民工和未成年工权益保护上，84.7%的企业能做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采取措施有效保护女农民工和未成年工得合法权益，在消除性别歧视和同工同酬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农民工用工管理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有60%以上与用人单位不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或签订违反法律规定的合同有关，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积极巩固和维护劳动关系是已成为当务之急。据调查，目前我县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为71.3%，平均劳动合同期限为1.5年，劳动合同试用期限平均为2—4个月，在合同试用期内80.6%的用工单位能严格按照《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用工。农民工劳动争议发生数量为每年150—180起左右，占争议总数的54.8%，引发的主要原因多为企业随意变更或解除劳动合同，不按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不同酬、不同权；企业变相提高劳动等额，超时工作不付加班费；享受基本社会保障权益难以落实等。随着我国目前越来越注重加强对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力度，95%以上的农民工劳动争议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
4、社会保障状况。
据调查统计，目前农村劳动力全面享受五项基本社会保障的权益难以落实。主要表现在农民工流动性大、季节性强，多数企业不愿给农民工投保。二是由于城乡两种保险制度难于对接，导致农民工不愿参保。三是宣传力度不够，农民工没有自愿参保的意识。养老、失业、工伤参保率分别为61%、57.8%和73%,有半数以上的农村劳动力没有参加医疗和生育保险。
5、农民工享受公共服务状况。
部分农民工输入地政府对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意义还缺乏足够的认识，职责不明确，管理不到位，尚未形成有关部门分工合作、共同解决这一问题的机制。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中间转学、中途回家等情况频发，不同地区使用的教材不同，教学内容难易程度和教学进度不同等，造成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在接受教育中存在一定困难。
相当一部分城市还没有将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免疫、特定传染病免费治疗纳入到本区域事业发展规划中，经费得不到有效保障，一些地方尚未建立专项经费，经费投入机制亟待进一步完善。由于医院和正规诊所一般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区，在一些农民工聚居的城乡结合部，正规卫生机构无法满足群众需求。同时，正规医疗机构和医院的高额医疗费用，也使农民工难以承受。
（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经验做法
1、提高认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协调。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作为统筹城乡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工作来抓，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目标考核。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转移就业规划和实施计划，明确目标责任和推行措施。要加强部门间的配合协调，强化相关部门和实施单位的责任。要加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督促检查，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保证转移就业工作的各项任务和措施落实到实处。
2、制定法规政策，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近几年我县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积极政策，进一步取消农民工在城市就业面临门槛高、工资低、受歧视等不公平待遇。在农民工就业准入上，取消了职业工种限制、总量限制、季节限制、性别限制等。在劳动合同、福利待遇、权益保障、医疗养老就业保险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使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能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的劳动保障权、同工同酬权等合法权益。建立完善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市场服务体系，采取多种方式，广泛宣传国家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改善农民工进城务工环境的方针政策，在全社会形成关心农民工、理解农民工、帮助农民工的良好氛围，为更好的落实相关政策、优化就业环境创造良好舆论导向。
3、集中解决涉及农民工权益保障突出问题，严格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一是抓好现行法律法规的落实，加强劳动合同管理，规范劳动用工制度。二是建立解决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有效机制，确保用人单位必须按月、足额发放农民工工资，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除责令支付工资及赔偿金外，还应加大处罚力度。三是改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有效遏制工伤事故和职业危害，社会保障部门和企业要依法确保受工伤事故和职业危害的农民工能够得到医治和赔偿。四是积极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为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提供组织保障。五是通过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让农民工法律意识和自我维权意识逐步提高。
4、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成功经验和主要做法。
第一、努力开拓就业渠道。按照“开发省内、巩固烟台、开拓上海、发展省外”的工作思路，积极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增收渠道。加强与县外的务工地的市场协作，扩大劳务输出规模，巩固老的用工基地，发展新的用工单位。
第二、围绕就业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建立了以就业促培训的工作机制，坚持以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就业为导向，以就业为目标，以定向、订单培训为主要形式，以职业技能培训为主要内容，让农民参加培训后能真正解决就业问题。
第三、加强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服务体系建设要面向农村、贴近农民。加强乡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平台的建设，将农村就业工作的触角延伸至农村，逐步形成了县人力资源工作办公室为龙头，乡镇保障平台为纽带，村联络员（信息员）为基础的农村就业工作服务体系。
第四、实施就业援助工程。确定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劳务输出为今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重点。帮助贫困地区最需要援助的农村劳动力，通过免费职业培训、职业介绍、职业指导等引导他们实现非农产业就业。
二、新生代农民工方面
（一）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
新生代农民工：指1978年及以后出生，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村青年，其受教育程度、职业期望、物质与精神的享受要求都远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为其主要的生活目标，但制度壁垒与文化差异使融入过程异常艰辛。
根据调查显示，目前在我县农民工中16岁～33岁的占到了54％，有19.07万人，其中女性大约8.7万人，他们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新生代农民工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受城市文化影响较大，但他们成长于乡村社会，这就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身份的双重边缘化。
在加工制造业、安保和物流运输业等方面，几乎都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在玩具加工业、电子产品组装业、纺织制衣业、食品加工业等企业里，新生代女农民工占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是第二、三产业的生力军、主力军，而且他们的愿望与我国当前的现代化发展蓝图相适应，符合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规律，他们填补了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缺失的职业岗位，完成和实现了社会职能。
（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维权和社会融入基本情况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环境不容乐观。调查结果显示，71.3%表示超过8小时，其中近三成（29.1%）每天工作超过11个小时。此外，工资增长缓慢，拖欠工资、无劳动合同、社会保险不规范、同工不同酬等问题依然严重，有28.7%与本地职工做着同样的工作却没有获得同等报酬；有55.1%没有社会保障等职工福利，分别有18.6%和34.1%认为用人单位没有给予新生代农民工与本地职工同等的培训机会和晋升机会。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较之老一代农民工均有所提高，但是与市民相比仍有一定的距离，加上城市用工制度存在一定不合理性，使他们很难跻身于职业声望较高的位置，新生代农民工普遍从事较低层的工作，月收入水平多居于1800～2500元之间。
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明显增强，在居住状况方面和传统农民工相比较有了一些改善。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工作欲求，甚至人生态度等，也与传统农民工有很大的区别，促使他们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更大的需求。但在二元社会体制尚未打破的今天，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也有着类似的社会境遇，面临着一些共同的社会问题，他们仍然不会被城市彻底接纳。他们的居住地仍然在城市的角落，主要分布在郊区或者城中村，居住条件和城市居民有着天壤之别。
（三）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社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比传统农民工有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都比传统农民工有更高的期待，并表现出维权态度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如何制定可行的政策，帮助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教育、带动就业，给予更多的政治参与和社会活动机会，通过深化改革，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切实保障他们的各项权益，营造公平、公正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会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四）下步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会的措施和建议
第一、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议进一步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增强企业为农民工参保的强制力，提高参保率。以《社会保险法》的施行为契机，完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等配套政策，使转移接续手续更加便捷和便利。加强政府监管，对用人单位为农民工参保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增强用人单位的责任感。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充分认识短期利益与中长期保障之间的关系，提高农民工参保的自觉性。
第二、 构建企业主导、政府支持的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议在继续强化经济政策对就业拉动作用的基础上，确立企业在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中的主导地位，完善培训补贴等政策，加快构建企业主导、政府支持的农民工技能培训体系，促进企业用工需求与培训内容有效衔接，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引导农民工认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专业化技能对自身竞争力提升的极端重要性，提高参加学习和培训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提升学习的能力。
第三、进一步营造关爱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氛围。建议大力褒扬新生代农民工在创造财富、保证城市正常运行和群众生活中所作出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贡献，广泛宣传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以诚实劳动创造幸福生活的追求，引导全社会发自内心地尊重他们的劳动、理解他们的艰辛，努力消除内心歧视、社会偏见和心理隔阂，真正把全社会所倡导的人文关怀转化为关心尊重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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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现状;问题;对策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现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农村就业结构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非农就业比重上升。2004年从事农林牧渔的就业比重为61.57％,比2000年下降6.81％;工业就业10.94％,比2000年提高2.37％;商、饮、服务业就业比重为5.44％,比1999年提高1.79％。2004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约10260万人,比上年增长约440万人,1998～2004年年均转移农村劳动力380万人,平均年增长率为4％。[1]预计今后几年农村转移新增劳动力将在400万～500万人,增长4％-5％。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趋势表现为,本乡内非农就业比例下降,流向城市就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比例上升,县级城市和小城镇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能力有较大增强,农村劳动力跨省就业的趋势明显。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继续减弱,以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为主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逐渐被外出务工和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就业方式所取代,外出务工人员就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稳定性增强,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就业经过了漫长而艰苦的体制变革、观念更新,家庭经济就业、自主创业、城市就业这三种基本的就业形式,构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多元结构。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在1979～1999年的20年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高达14％,即在GDP年均近9.6个百分点的增长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GDP增长的贡献达1.4个百分点。[2]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效应
农业剩余劳动力由农业转移到劳动边际生产率相对更高的非农业部门中就业,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推动效应。
1.增加产出总量,推进经济增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中就业,将大大提高其劳动边际生产率水平,从而增加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效应一般可以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2％～12.8％。在未来30年中,如果劳动力转移的劳动力市场等障碍得以消除,使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大致相等的话,劳动力的部门间和地区间转移可以对CDP年均增长率贡献2～3个百分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正面效应将会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
以这种方式推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并不需要增加额外的物质投入,只需对城乡就业结构作出调整。
2.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由于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人地关系大大缓解,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上升。随着农民的劳动平均产出水平上升,农民的收入水平也会随之提高,农民收入中高于维持生存所需的部分,可用于追加农业投资,农业本身也有可能得到较快的发展。1965-1977年是日本农业剩余劳动力迅速转移的重要时期。1965年日本每个农民年收入为14.6万日元,1978年,每1万名农民拥有的汽车量达到了65.7辆。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日本农民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实现了生活城市化和电气化。在中国,1994年农村中纯农业劳动力的年纯收入为1826元,兼业者为4160元,非农业劳动者则为5200元,三者之比是1:2.28:2.85。以劳动日收入计,每个纯农业劳动力每日的纯收入平均为8元,约等于每个非农业劳动力每日纯收入的53％。2004年,农村剩余劳动力年平均务工收入6471元;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而工资性收入人均为998元。可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有利于推动农民增收。
3.扩大非农业利润,加快工业化进程。农业剩余劳动力由传统的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经济部门,有利于促进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城乡劳动力的市场竞争,使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水平上升势头变缓,企业相对人工成本下降,利润相应上升。同时,新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还会为现代经济部门创造出新增利润,刺激现代经济部门追加投资、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加快工业化进程。
三、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许多困难,有些问题正在阻碍农村劳动力就业,进而成为解决中国就业问题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1.城乡结构矛盾明显,妨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
一是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2004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2.9％,其中工业增加值为45.9％,但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41.8％。[3]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发展速度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而农村劳动力转移恰恰最容易进入城市服务业。二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由此衍生的城乡居民身份差异给农村劳动力的自由迁移增加了成本和风险,影响了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市场准人条件不平等、社会保障不充分等等构成了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歧视和排斥。三是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不高,就业竞争能力较弱。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在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的同时,就业结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供给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出现较大差异,缺乏技能的劳动力供大于求。目前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人数庞大,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技术素质偏低。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人数高达3亿,占农村人口的20.7％;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8.8％;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仅占5％。四是随着城市失业数量的增加,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愈加激烈,过高的城市失业率会加大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寻找工作的机会成本。按照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左右,在现有经济结构状况下,每年将新增就业岗位200万到800万个,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400万到1500万个之间,再加上农村还有2亿多富余劳动力,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尖锐。另一方面,传统行业出现大批下岗失业人员,许多人再就业困难;而新兴的产业、行业和技术职业需要的素质较高的人员又供不应求。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国际经济波动和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对我国的影响更加直接,劳动力素质与岗位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更加突出。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就业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更为艰巨。
2.农民工的就业环境不宽松
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的行业、工种限制虽然正在逐步取消,但仍存在其它制度性的限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歧视还未完全消除;城镇公共就业管理服务体系对农民剩余劳动力开放还需解决观念、体制和物质技术条件等问题,让农民工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就业服务还需做大量工作。近几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资收入虽然有所上升,但农民工在城镇的生活成本也在迅速增加,农民工务工收入在扣除住房、子女教育、生活消费等方面支出后就所剩不多了。享受不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资源和服务以及大量额外支出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流动就业的积极性。
3.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和权益维护与其实现稳定就业的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当前农民工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的问题依然严峻,表现最为突出的问题包括:克扣和拖欠工资,强制加班加点和超时工作,劳动和卫生条件恶劣,不按规定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等。国家统计局2004年所做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4天,每天工作9.4小时。据有关方面调查,2004年上报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总额为336亿元(至2004年底偿付比例为98.4％)。2005年,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人数占农民工总数的28.7％,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占13.8％,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占10.0％,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12.9％。由于统计口径和调查误差等原因,农民工实际参保率很可能还要低。
4.农民工社会保障普遍缺乏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薄弱,不少企业不为进城就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缴纳社会保险费,企业将社会保险金负担转嫁给劳动者个人而形成超额利润,这一方面使资本积累加快,另一方面使劳动者贫困加深。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者缺乏社会保障的竞争模式,必然使GDP分配中资本的分配比例过大,而消费分配的比例过小。同时也造成了企业竞争的不平等,影响了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
四、促进农村就业的主要措施
农村就业问题是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协调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因此,从农村就业问题入手,积极探索解决农村就业问题的基本方法、途径是有效缓解当前“三农”问题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矛盾的一条思路。作者认为,应当重点采取以下措施:1.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业剩余,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把农村的伪装失业者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去,要做到这一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保证工业部门扩张和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但同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目前,我国农村由于农业生产率低,农产品的增加主要是依靠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严重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水平,使我国农业生产率迅速得到提高,从而使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2.重视产业的转移与承接。农村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聚集有着密切的关系,哪里产业聚集效应大,哪里吸引的劳动力就多。反过来,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又加速了这些地区的产业聚集。但是,伴随这种正反馈机制的形成,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二元经济结构,这对中西部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不利的。
只有当中、西部地区有自己强大的产业聚集,实现东、中、西部产业趋同,地区差距才可能缩小。[4]因比,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大的地区,要认真研究产业集聚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足够发展后,会向下一个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转移。因此,做好产业承接,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在本区域内转移,这既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所在,也是加速本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但是,产业转移除受比较优势的因素影响外,制度、市场等因素也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地区虽有比较优势,但是制度成本高,市场发育滞后,产业转移也会受阻。
另外,经济欠发达地区相对便捷的基础设施和相对成熟的产业链比不上东部地区。因此,中、西部地区要大力推动制度创新,扩大对外开放水平,优化投资环境,加快市场机制的培育和发展。
3.加快城市化进程,扩大就业需求。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现代经济部门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因此,我们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大、中城市的经济规模较大,产业门类较多,聚集效应强,消费水平较高,为解决农村就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推动城市化,要不断加快现有大、中城市发展,继续调整和完善经济结构、提升产业档次,提高城市的经济效益,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提高各类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综合管理水平,充分发挥大、中城市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作用。小城镇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路径。我国多数小城镇现有人口规模小,经济发展空间较大,吸纳就业能力较强,农民进镇成本低,可以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供现实需求。还要看到,多数农民是在搞好土地承包经营的同时兼营二、三产业,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还不完全具备离开土地进入离家很远的大、中城市的条件。小城镇具有与农村联系紧密的区位优势,便于直接发挥辐射和带动功能,促进水利、道路、环保、农电和通讯等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让大多数农村劳动力仍旧居住在村里,让那些在村外工作的人每天往返上班,比单纯将劳动力从农村迁移到新建的小城市和城镇更加便捷、有效。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体现特色,注重质量,逐步完善,把扩大就业需求,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优先目标。为此,要大力发展小城镇经济,引导乡镇企业合理聚集,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根据小城镇特点,立足本地资源优势,以产业为依托,培育龙头企业,大力发展特色经济,逐步扩大产业规模。完善小城镇的投融资、用地、户籍、购房、发展二、三产业等相关政策,大力扶持小城镇发展,拓宽小城镇投融资渠道,吸引民间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企业、外商以多种方式参与小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经营,发展小城镇的各项公益事业。在保护耕地和农民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妥善解决城镇建设用地。
改革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取消对农民工的种种不合理限制,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
4.消除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政策歧视,赋予农民工平等的劳动保障权利。进城农村劳动力是城市的建设者和财富的创造者,城市政府对农村劳动力的限制和歧视,实际上是对城市本身发展的阻碍和限制。从协调城乡经济发展、缓解“三农”矛盾、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充分就业的基本思路出发,当务之急是实现有利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首先,要实现农村劳动力社会地位的平等,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管理,取消对农村劳动力的各种限制,建立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其次,以促进非正规部门发展来带动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由于就业成本低、富有效率等特点,是适合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种重要的就业形式,在中国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政府应适当地发展非正规部门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努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尽快完善有利于非正规部门发展的政策,为它们提供小额贷款。大力开展创业培训,为非正规就业提供信用担保支持,逐步形成创业培训、项目管理、开业指导、小额贷款、政策扶持相结合的促进非正规部门发展的工作机制。国家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办法,推行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补贴政策,采取国家补一点、个人出一点的办法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险问题,使他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有所助。
5.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较低,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分割十分严重,农民进城就业壁垒重重,对缓解短期劳动力供给局部短缺矛盾极为不利。首先,要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构建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有效机制,改善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环境,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和职工社会保障与福利标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证劳动者及其后代平等的教育和培训的权利。消除就业歧视,使农民享受市民待遇,打破城市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身份、户籍、住房、培训、医疗卫生等待遇的制度限制,使农民进城就业者享受市民同等待遇。其次,要建立劳动力供求预警机制。过去我们比较多地关注劳动力需求不足,对劳动力供给关注较少。面对我国劳动力供求的新形势,尤其是劳动力供给的局部短缺,政府和企业应提高劳动力供求预测意识,及时根据劳动力供求变化,掌握更全面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制定相应对策,维护劳动力市场供求稳定。再次,以改善劳动力供给为目标,努力完善收入政策。一是以工资指导线为宏观手段,按照企业名义工资率逐年增长水平应等于全国平均长期劳动增长率的要求,引导工资合理增长。同时,加强工资和价格的控制,在特定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借助于法律或行政手段对工资、价格实行管制,如对价格和工资进行冻结;另一方面,推行以激励为基础的收入政策,即对工资增长率超过工资指导线的企业课以重税,对工资增长率低于工资指导线的企业予以减税。学习西方发达国家裁员与减薪替代经验,以减薪的办法减轻简单裁员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的震荡。如一些西方大的跨国公司开始注重社会形象和社会责任,他们在需要裁员时,先与职工代表商议用降低10％的工薪福利的办法替代10％的裁员计划,如果1年以后公司业绩仍没有好转,才考虑实施裁员计划。最后,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力度,依法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通过舆论引导和政策推动,加强宣传力度,严肃劳动保障执法,净化劳动力市场环境,规范企业用工和工资支付行为,严格社会保险费用征缴,强化企业劳动保护和劳动者自我防患意识,完善劳动者对侵权案件的投诉举报与受理制度,健全劳动保障争议调解和仲裁机制,依法依规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要真正实现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实现集约型经济发展战略,必须提高劳动者素质。高素质劳动力意味着高工资、高福利、高产出,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业市场竞争迫使城乡劳动力努力提高自身素质,这种竞争也是提升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关键。各级政府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安排足够的经费用于普通劳动者培训,使财政政策真正有利于鼓励和引导农村劳动力提高素质。同时,鼓励和引导用人单位积极承担起职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任务,以提高农村进城就业者的职业技能水平。
参考文献:
[1]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年鉴2005.
[2]中国经济网[EB/OL].,2005-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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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中图分类号:F01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6-0007-03
当今世界,所有发达国家无一例外经历了一个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和城市流动的过程。马克思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理论就是在考察英国、法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尽管当时的情况与现在有很大不同,但“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马克思在考察“来自农村而大部分在工业就业的居民阶层”时说:“他们是资本的轻步兵,资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们时而调到这里,时而调到那里。当不行军的时候,他们就‘露营’。这种流动的劳动被用在各种建筑工程和排水工程、制砖、烧石灰、修铁路等方面。”[1]765这种流动就业的方式,并非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终极方式,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农村劳动力最终会固定在特定的工业部门,成为城市工人阶级的正式成员。农村劳动力采取流动就业这种转移方式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并且是很现代的、绝不是到处已达到的产物,它是和一个完全特定的生产阶段相适应的。”[2]马克思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二元经济结构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
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由于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了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马克思指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1]412近代以前的农业社会中,城乡对立主要表现为乡村统治着城市,这是因为农业是社会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同时农业生产率高于手工工业,因为在工业中“自然力还几乎完全由人力代替”,而在农业中自然则是作为“机器和有机体参与人的劳动的。”[3]但近代以后,随着工业化在城市和工业部门率先展开,出现了农业落后于工业和农村落后于城市而形成的城市统治乡村的新现象。城市工人的工资收入高于农民和农业工人,工商业的收益高于农业,城市居民的文明程度高于农村居民,城乡居民出现了收入落差和文明程度落差从而形成了以城乡利益差别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
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先决条件
“我们首先应该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4]农业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首要条件,而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则是社会其他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在18世纪初期,传统的农业制度开始发生变化,从而结束了农业生产徘徊不前的局面,随着农业力的不断解放,农业生产的平均剩余率由以前的25%左右提到50%以上,为随后出现的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也为农业剩余动力转移提供了技术条件[5]。因此,在推动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方面,政府应该着力于提高农业生产率,把更多的束缚在土地上的劳动力解放出来,为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
三、土地的集中是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
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现代农业发展的过程中,深入地批判了小土地所有制的弊端。他说,在这种自由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土地的占有是劳动者对本人的劳动产品拥有所有权的一个条件;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耕者不管是一个自由的土地所有者,还是一个隶属农民,总是独立地,作为单独的劳动者,同他的家人一起生产自己的生存资料。”[3]912显然,“小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是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的,任何劳动的社会形式的改进、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任何累进和应用。”[3]912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互相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越来越恶化和生产资料越来越昂贵。”[3]912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领农村,这种小块土地所有制也逐步衰亡。与此同时,“它的正常的补充物即农村家庭工业,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消灭;处于这种耕作下的土地逐渐贫瘠和地力枯竭;共有地为大土地所有者所霸占;作为种植经营的大农业或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加入竞争。农业的各种改良一方面降低了土地产品的价格,另一方面要求较大的投资和更多的物质生产条件,这些也促进了上述土地所有权的灭亡。”[3]912归根到底,小块土地所有制不利于现代科技和经营手段在农业中的使用,从而阻碍农业生产力的进步,最终必然走向灭亡。我国在实行后,农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粮食生产连上六个台阶。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家庭联产承包土地制度制约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弊端也日益显露,迫切需要政府在稳定承包权的基础上,推行农业生产经营合作化,或者出台相关制度,以规范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为农业经营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经营方式创造条件,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率,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
四、农业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使用蒸汽发动机的机器工业,自己不能满足(哪怕是大部分)自身对工业品的需要,那么,它现在在各文明民族中就不可能占据应有的地位。”[6]机器大工业为采用高效率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提供了物质条件,这些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大批量廉价商品不仅是资产阶级征服世界市场,也是彻底占领农业部门的锐利武器。“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纱和织布。这样,它才为工业资本征服了整个国内市场。”“资本主义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地减少,而且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像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因此,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经常等待着这种转化的条件。(这里的制造业指的是一切非农业的产业)”[1]739马克思充分肯定了机器大工业征服农业的历史贡献:“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因此农村中社会变革的需要和社会对立,就和城市相同了。最墨守成规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1]578他还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成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但凭经验的和刻板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够做到范围内,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它一方面使土地所有权从统治和从属的关系下完全解脱出来。”[2]696这样就为农业经营规模化、科技化创造了条件,进而促使农业生产率得到极大提高,形成大量“潜在过剩人口”。这就在客观上要农村劳动力流出农业,把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减少到最低限度。
五、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导致失业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把资本构成分为资本的价值构成和资本的技术构成。资本的技术构成是指生产资料的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所必需的劳动力之间的比率;资本的价值构成是指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率,由资本的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为了推动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始终需要同量的劳动力,那么对劳动的需求,即就业量则随着资本增长而同比例增长,资本增长越快,则就业量也就增长得越快。可见,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情况下,资本的积累是有利于提高就业水平的。但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必然趋势是有机构成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对劳动需求的相对甚至绝对减少。当追加资本的有机构成的提高,而原有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变,这时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相对量减少,但绝对量会有所增加。但这是短暂的历史现象。随着资本主义竞争和新机器的普遍采用,导致对劳动需求的绝对减少。一方面,由于新旧资本同时随着资本构成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旧资本总是按照新的提高后的资本构成被再生产出来,因此,即便是在原有规模上的生产,也会有大量的工人被游离出来;另一方面,追加资本吸收的工人数量会按照资本构成的不断提高而加速减少,一旦追加资本所能吸收的工人人数少于被游离出来的工人人数,则会引起就业量的绝对减少。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机器的大量使用,资本家可以“用不大熟练的工人排挤熟练工人,用未成熟的劳动力排挤成熟劳动力,用女劳动力排挤男劳动力。”同时,由于就业的压力迫使现役工人的加班加点,导致过度就业,进一步挤压就业空间。以上三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资本的不断积累可能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的绝对减少。
篇6
1.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现状堪忧，就业手段缺乏
从2002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样本数据统计来看，农村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6岁以上农村人口总数比例只有6.57%，而城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到城镇总人口的31.83%；农村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到6岁以上农村人口总数的70.56%，而城镇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的占到了56.83%；农村的文盲率为12.87%，而城镇的文盲率为5.44%。农村基础教育的不景气是直接导致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状况不好的根本原因。
另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统计，在2004年外出就业的1.2亿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培训的只占28%。劳动保障部门所属技工学校、就业训练中心和审批的民办培训机构2004年共培训农村劳动力约700多万人。除技工学校和部分职业中学毕业生接受了较正规的职业学校教育外，绝大多数是短期实用技术培训，达到国家职业技能等级标准的比例也较低。（中国劳动保障部，2005）
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劣势和就业手段的缺乏使得他们在激烈的职业竞争中只能甘居下风，要么从事收入低微的农业，要么去城市从事一些城里人不愿干的脏、重、苦、险的简单劳动，也使得他们的就业工作环境非常恶劣。他们往往在缺乏劳动保护和安全保障的恶劣环境下工作，不惜以牺牲健康为代价。农民工成了“最容易受伤”的群体。而且，相当多的农民工被任意延长劳动时间，却得不到相应报酬。他们的劳动报酬原本就非常低廉，还常常受到企业主的克扣和恶意拖欠。
2.行为价值观体系的不合理，理性主导价值观念的缺失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劳动力的行为价值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对政治理解的多元化、对经济利益追求意识的显化、对以往集体主义概念的重新解释及对于教育和就业观念的巨大转变等。中国的对外开放使得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价值观体系遭受了很大的冲击，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一是传统价值观念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尚处在孕育、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在当前中国社会形成了传统的价值观念体系、不定的价值观念体系和新生的价值观念体系并存的局面。它们相互冲突，共同作用。二是社会价值观念体系表现为多元化发展趋势，但缺乏理性的主导价值观念。三是造成社会价值评价标准的不确定性和人们是非观念的模糊。社会表现为有序和无序的矛盾冲突。而社会转型时期很多体制上的缺陷又成为滋生问题的温床，所以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行为价值观体系仍然有很多不合理的成分，具体表现为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危机、对个人经济利益追求的不择手段和非法性、忽视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及对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不重视等。
农村劳动力就业“优势”(Strengthens)分析
“优势”之一：总体上来看，农村劳动力是一个非常具备吃苦精神的群体，也是一个生命力非常顽强的群体，这是几千年以来农村劳动力给我们的基本印象。从原因上分析，农村劳动力从事一些苦、脏、累的工作也是不得以而为之，是由自身条件限制和我国一些制度上的缺陷造成的。但事实上的这种甘于现状和敢于吃苦的精神却为自己赢得了就业岗位和生存空间。农村劳动力智力素质不高，非智力心理素质落后，唯一可以给他们带来就业机会的就是他们的身体素质。劳动力市场上的这种差异化竞争给农村劳动力提供了不少机会。
“优势”之二：劳动成本低廉。对于一些非农业生产部门来讲，雇佣农村劳动力的成本是非常低的。一是雇佣农村劳动力的用人单位一般不与他们签订合同，或者只签订一些不完善、不合法的合同，这样用人单位可以省去养老、医疗、住房等各项福利开支，与雇佣城市普通劳动力的成本要低很多。二是农村劳动力属于弱势群体，权益容易受到侵害，他们很难拿到符合自己劳动付出的报酬。用人单位会故意压低他们工资，甚至采取各种理由来克扣、拖欠农村劳动力的工资。除此之外，农民工好管理，并可以依照企业的生产需要和本人的表现随时解雇。在就业岗位的增加主要来自民营企业的情况下，将就业岗位提供给农民工成为市场主体的一种十分自然的选择。（刘怀廉，2004）
上述“优势”的存在其实是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一种无奈，很显然，这种“优势”是由自己的劣势派生的，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各种制度存在缺陷的产物。随着形势的变化，农村劳动力的这些“优势”将不复存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统一将使得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大众化”。
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威胁”分析
1.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形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巨大压力
众所周知，目前我国仍然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国，13亿人口中约70%在农村，农村劳动力有五六亿。近20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城市用地需求增加，加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因素，农村耕地每年以500万亩左右的速度递减；而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供给每年以1000万上下的速度递增；加之农业科技进步带来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实际承载劳动力数量越来越少。这些因素导致了我国人地矛盾的进一步的恶化。据估计，现阶段我国约有3亿农民就业不充分，普遍存在隐形失业，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
2. 劳动力市场上供大于需的态势增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难度
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近几年来的总体态势是供大于求的，求人倍率一直是小于1的。从变动的趋势看，求人倍率近几年是较为稳定的，似乎这种供大于求的情况有所改观，实际上，我们更应当看到失业人数绝对数量的变化。
对于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而言，供大于求的状况是由以下一些原因造成：一是城市失业人员的排斥。二是乡镇企业吸纳有限。三是农业自身吸纳有限。虽然我国有大量未开垦的荒山荒地及滩涂和盐碱地，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科学技术水平对此开发极其有限。
3. 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造成了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的不平等
中国目前仍然是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在改革开放前，农村劳动力一旦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谋生，不仅要受到城市居民的歧视，还要受到国家政府行政和法律方面的制裁，所以那时候劳动力的流动规模是很小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更是显而易见。改革开放后，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开始形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开始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放松管制，但仍然存在很多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办法，比如“暂住证”、限制他们的职业工种选择等。现行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阻碍了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直接造成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的不平等。
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机会”分析
1. 国家逐渐放宽对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限制，加强了对农村劳动力权利和利益的保护
2002年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再就业工作会议提出：“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认真清理不合理的限制政策，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各类企业招用农民工，应签订劳动合同，必须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
2004年03月05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抓紧解决城镇房屋拆迁和农村土地征用中存在的问题，切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人民网 2004年03月05日讯）
2004年04月09日，建设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10多个部门制订了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具体时间表。（新华网 2004年04月09日讯）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10月27日宣布国家将放宽对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限制。以往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和职业工种限制、专为外地农民工设置的登记项目，以及各种针对农民工和使用农民工企业的不合理收费一律取消。（中国农业信息，2004年第11期）
所有这些都表明，国家已经逐渐放宽对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限制，加强了对农村劳动力权利和利益的保护
2. 国家加强了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重视
2004年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关于“研究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问题”的议题上就认为要强调“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10月27日宣布：要把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培训纳入政府的整个技能培训计划中，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能力；劳动保障部门要加强与扶贫部门的合作，要在资金安排、培训基地建设等方面向贫困地区倾斜。而根据有关方面制定的《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将在7年内对拟转移的6000万农村劳动力开展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政府部门发出的这些信号表明了中央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的关注，将极大地促进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顺利开展。（中国农业信息，2004年第11期）
3. 入世之后，农产品市场的国际化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入世给品种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产品商品化和农业市场化进程增添新的助动力。中国入世后，农业面临的是一个由缔约国共同组成的世界大市场，市场供求关系的可变因素不仅取决于中国大市场，而且取决于世界大市场。对于农村劳动力而言，参与世界大市场竞争无疑会挤掉一部分人的饭碗，同时也开辟出品种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更大空间，开辟出商品交换和市场运行的更大空间，所有这些新的变化，在客观上将提供更多新的就业机会，创造新的就业条件，需要新的就业人群。在我们允许一部分所需农产品入关的同时，我国也为世界市场提供所需求的农产品，部分素质较高的农村劳动力也能走出国门，步入世界大市场。
改善农村劳动力就业环境的对策思考
1. 树立“就业优先”的社会发展战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白皮书》中说，中国政府始终将就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任务，通过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这表明了我国政府对于就业问题的关注。但是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和就业问题的严峻告诉人们通过经济增长来缓解就业压力的做法不能长期的解决问题。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推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主要着眼点在于促进提高效率。其结果在提高中国经济效率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基尼系数的急剧上升；同时效率优先要求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加速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第二，虽然政府将控制失业列入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但众所周知，宏观政策四大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理论上应同时兼顾，实际上不同时期往往各有偏重。第三，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有些部门（农业、矿业、某些制造业）的经济增长还伴随着就业的下降。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第一、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使得这两个产业的就业弹性发生了改变。第一产业的就业弹性在改革开放前达到0.93；1979-1990年，第一产业就业弹性快速下降到0.47，这其中有技术进步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制度原因，即1978年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1991-2000年农业就业弹性转为负数，为―0.203，这一数字符合我国工业化趋势，但依然过高，表明我国农业集约经营时代远未真正到来。我国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改革开放前的26年，第二产业就业弹性高达0.544，1978年后，其就业弹性在技术进步作用下急剧下降，1991-1995年降到0.142，1996-2000年再度下降为0.003。经验表明，工业的就业弹性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是不可逆转的。（齐建国，2003）
所以，我们增加就业岗位的重点应该放在第一、第二产业之外的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一直较高，并基本保持稳定，1979-1990年为0.674，1991-2000年为0.618（齐建国，2003）。这与第三产业的行业构成有关，其中商贸餐饮、批发零售等传统行业技术含量低，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其它如通讯信息等因技术进步成长起来的新兴行业，正方兴未艾，对劳动力都有较大需求。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已达到70%以上，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已达到了50%左右的同时，而我国的第三产业从业者却只有27.7%，因此第三产业应是有较高发展空间，也是提高综合就业弹性、解决就业问题的最主要出路。
2. 大力发展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扭转农村劳动力就业劣势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执行的是“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一直忽略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但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开展和转移过程中一些问题的出现，中央已经开始正式关注这个问题，以逐渐扭转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劣势，打破我国目前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状态。
在加强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把握一个原则：由“脸朝黄土”转向“面向市场”。传统农民的特点是朴实、节约、能吃苦，但不足的地方就是开拓精神不够、市场竞争意识不强、创业理念缺乏。我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上，非技能型劳动力大大过剩，技能型劳动力严重不足。现阶段的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一定要面向市场，培训出来的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一定要能适应市场需要，能够提升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能力。除此之外，应当注意培养现代新型农村劳动力的开拓精神、市场竞争意识和创业理念等。这些“软素质”的增长才是农村劳动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基础。不管农村劳动力从事的是农业还是非农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不可避免和日益加剧的。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是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过程中应当重视的。
3. 发挥政府职能作用，逐渐废除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和政策，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
我国政府已经开始关注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政策来改善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环境。比如：城市的各级公共职业介绍机构要免费向农民工开放，免费提供就业信息和政策咨询；实行政府搭台、市场推动、促进就业服务组织、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之间多层次、跨地域的合作，为农民工就业搭好桥梁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10月27日）。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政府的这些措施仍然缺乏力度和深度，要知道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根源是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所以政府更应当从两个方面着手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加大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核心内容是剔除粘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地位平等，获得统一的社会身份，但同时注意保持渐进性和梯度性。二是改革现有的劳动社会保障制度，将农村劳动力纳入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逐渐取消土地作为农村劳动力唯一社会保障的状况，放宽土地自由流转限制。
4. 引导农村劳动力建立理性的行为价值观体系
篇7
一
根据农业部（1995，P154）测算，在目前4.33亿农业劳动力中，约1/3属于剩余劳动力，绝对量约为1.2亿人。事实上，根据我们测算，在1983-1994年农民收入的诸影响因素中，劳动力投入已经对农户收入构成负效果，而对非农业收入的影响尚为正值，因此，从表面上看，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尽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应该是当前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着眼点。权威部门（如农业部，1995，PP57-59)也认为应当把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作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国内大部分经济学者也持同样看法。的确，大部分发展经济的先驱们在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上都重视和主张创造更多的城市和非农产业就业机会，自从刘易斯(W.Arthur Lewis，1954)的经典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发表以来，虽然费景汉和拉尼斯(J.Fei and G.Rannis，1964)对其模型进行了修正，强调了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农业剩余的重要意义，舒尔茨(T.W.Schultz)等对“隐蔽失业”理论提出了批评，但是，增加非农就业机会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因为在给定的人口增长对土地的压力下，非农业的就业机会(与农业部门的产量增长相联系)将是提供增加实际收入、从而也是提高人均收入增长率的最好方式。虽然后来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在农业中也存着许多增加实际产出和收入的机会，但迄今为止，对于发展中国家创造就业机会的问题，人们仍然主要关心提高全部劳动力的平均产品和边际产品，把重点放到非农业就业机会上。在众多的发展经济学家中，托达罗（M.P.Todaro，1985）独具慧眼，他认为，要解决就业问题，最重要的是农村和农业的发展，需要通过制定创造性的、精心设计的农村综合发展计划，重点应放在农村和农业内部的生财之道。托达罗的理论对于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国属于典型的人多地少国家，人地矛盾十分突出，劳动力剩余现象非常显著。80年代初期以来，农村非农产业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的就业压力，但是，进入90年代后，由于乡镇企业的外部约束（如政策约束、市场约束、资源约束等）趋紧，内部管理机制中落后的一面逐渐暴露出来，不仅发展速度趋缓，而且吸收劳动力速度也明显下降。比如1984-1990年，乡镇企业单位数年均增长20.4%，就业人数年均增长10.1%，1991-1994年则分别为9.3%和7.7%。1984年，乡镇企业平均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需占用固定资产原值1444元，固定资产净值1119元；到1994年，平均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需占用固定资产原值5503元，占用固定资产净值4324元，分别提高2.8和2.9倍。可见，仅仅依靠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来吸收剩余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已经越来越大，并且在内部正效应趋小的同时，外部付效应正在呈增大趋势。同时，我国的城镇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也极为有限，90年代初期起逐年趋紧的“民工潮”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与这两种现象不同的是，一些发达地区近几年来依靠市场大力发展水果、蔬菜、畜产品、水产品等农产品及其具有高附加值特征的关联产业群，在局部地区解决了劳动力就业问题，在现象上与托达罗的理论不谋而合。因而，我们认为，在乡镇企业的经营机制和产权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的着眼点应在农业内部。从各种现象分析，从主要在农业内部就业到再次大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时间大约要10-15年。
二
按照吸收劳动力的强度，可以把农业分为耕地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两种类型。所谓耕地密集型农业主要是粮食作物，其特点主要有：（1）单位面积耕地上需要投入的劳动量较少。比如1991年，6种粮食作物平均亩用工14.2个，而棉花、油料、甘蔗、烤烟等作物分别为41.0、16.3、45.2、49.8个。在农业中，粮食产业最容易实现机械化，越是经济发达地区，粮食作物的机械化程度就越高，投入的劳动力就越少。比如，我们在山东省的胶东平原和陕西省的关中平原各选一乡镇进行粮食生产成本调查，其结果是:前者粮食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较高，亩用工为12.8个;后者的机械化程度较低，亩用工为14.6个。
（2）占用耕地比重最大。粮食是城乡居民的第一生活必需品，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市场情况看，我国的粮食都不大可能大份额依靠国际市场，必须基于自给，而我国又是典型的人多地少国家，人均耕地仅有1亩多一点，耕地的主要部分不得不用于生产粮食。1994年，粮食作物占用耕地面积约为耕地总面积的3/4。
（3）与农业中其他产业相比，粮食产业的技术进步较缓慢，市场化程度较低，比较收益处于劣势，而单位面积产量又相对较高（1994年，粮食作物平均单产为每公顷4063.2公斤，油料作物仅为1646.9公斤）。致使单位原粮中包含的劳动量少于其他作物（如1991年，每吨粮食用工为61.2个，棉花、油料、烤烟分别为770、192.6、259.6个），单位原粮中包含的价值量和净收益也少于其他作物及其他农业产业。事实表明，粮食作物的单产越高，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价格结构和投入结构下，农户的相对亏损甚至绝对亏损就越大。尤其是我国的粮食市场化程度较低，而农业生产资料则完全实现了市场化，这一矛盾更加加剧了粮食生产的相对或绝对亏损水平。根据宁波市4个郊区县的早稻成本核算资料，在24个核算户中，有11户每亩含税成本超过收入，利润为负数，主要原因是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扬。早稻的国家定价是44元/100斤，地方加价16元，合计60元/100斤，而市场售价是85元/100斤，农民按市价出售可达到收支相抵，按国家定价出售则亏本，如果扣除镇、村二级的补贴，粮食成本还要高。按照以前的“三挂钩”政策，每交售100斤粮，可按平价配售化肥、农膜、柴油等农业生产资料， “三挂钩”政策取消后，每100斤粮食一直仅付给3.74元的价外补贴，而农资市场上尿素已从540元/吨上涨到2200元/吨，柴油从540元/吨上涨到2300元/吨，都是上涨4倍多，农膜售价从6400元/吨上涨到12800元/吨，翻了一番。农资市价如此上涨，而3.74元的价外补贴却一直未变，实际上是让农民单独承担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损失，“以工补农”实际上是通过粮食补贴的中间环节补贴给了城市。可见，依靠粮食作物生产不仅对劳动力的吸收程度较低，也不能使农户收入很快提高。
所谓劳动密集型农业主要指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以及水果、花卉等农畜产品生产业，它们的特点不仅仅表现在单位产品所包含的劳动量和价值量大以及附加值高上，更重要的表现在对劳动力吸收能力较强和受耕地资源的制约较弱上。进入90年代以后，农户收入中农业的贡献率呈上升趋势，这里的农业主要指劳动密集型农业产业，而不是指粮食产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1994年在农户的农业收入中，粮食收入仅占41％；在种植业收入中，粮食收入仅占55％，换句话说，在农户的种植业生产结构中，尽管粮食作物占用了75％的耕地，但获得的收入仅占55％。可见，在农户的收入中，劳动密集型农业产业的边际贡献最大，而滞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的就业也主要集中在这一产业。从一些发达地区的经验看，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并以此为起点发展农业产业链，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农业产业自身比较利益低的问题，还能够有效吸收劳动力，促使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就业。
北京市大兴县以京城庞大的消费市场为依托，大力发展以劳动密集型农业为中心的各具特色的专业村，按照在一个村的范围内，除了粮食以外，某项农产品的种植面积占全村耕地总面积的50%以上，某项农产品收入占农业总收入的50%以上，以及从事该项农产品生产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50%以上的衡量标准，该县1994年已经发展到218个专业村，其中，蔬菜专业村116个，果品专业村57个，西瓜专业村25个，畜禽专业村10个，薯豆专业村9个，其他1个，据该县对196个专业村的统计，1994年底，从事专业生产的农户34074个，占总户数的81.9%，专业生产总收入51011.23万元，占农业总收入的63.2%，专业生产纯收入25282.2万元，占农业纯收入的62.55%，人均专业纯收入2208.3元，相当于全县人均农业（农、林、牧、渔）纯收入水平，专业村的劳动力几乎没有剩余。尤其那些以发展温室、大棚和利用特殊栽培手段来达到高投入、高产出目的的专业生产农户，人均专业收入可达7000元以上，由于是常年生产，许多农户还要雇佣其他省区来京打工的劳动力。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以来，山东、广东、福建等发达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专业村乃至专业乡镇。事实证明，凡是劳动密集型农业的专业生产发展得比较好的地区，农村劳动力都很少有剩余，农民的收入水平并不低于非农产业发展得比较好的地区。
如果在专业化生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业产业一体化，通过农业产业一体化方式延伸农业产业链、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不仅由于其特有的利益共享机制使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的利润更高，还由于农业产前、产后产业的发展拓宽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出路，大幅度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以小规模农户为主体的农业生产组织所带来的“小生产”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比如北京市大兴县在专业化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经营，在葡萄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生产的基础上，由镇农业总公司组建“龙头”公司，搞好良种培育、产品加工等产前、产后服务，使农民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利润分成。该县的礼贤镇京南蔬菜产销协会打破社区界限，实行会员间的经济合作，带领小农户走向大市场，不仅提高了农户的市场竞争能力，还增加了新的就业机会，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截止到1993年底，山东省肉、蛋、菜、奶、果、粮、油、水产品等农产品加工的“龙头”企业已经发展到10200余家，带动农产品生产基地5000多万亩（包括山峦和滩涂等），联结农户600多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40%，当年实现产值590亿元，利税40多亿元，凡是加入到各种一体化经营之中的农户，大都不存在劳动力剩余问题，有的还需要雇佣劳动力，收入当然大幅度提高。根据上述各地的成功经验，我们认为，只要产品适销对路，在政策上鼓励农民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并逐渐过渡到各种各样的一体化经营，是近中期内实现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举措，尤其在近几年来乡镇企业发展极不景气、对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和提高农民收入的边际贡献急剧下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三
那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市场前景如何呢？首先，从国内市场看，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在膳食结构中副食品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质量也越来越高。表1说明，在城乡居民家庭消费的主要食品中，除了粮食（城市居民）和蔬菜（城乡居民）的消费呈下降趋势外，对其他农产品的消费均呈上升趋势。尽管农村居民对粮食的消费基本上呈上升趋势，但1994年开始下降。并且即使截止到1993年，15年间的消费仅上升了7.6％，而对油、肉、禽、水产品的消费是分别上升了85％、90％、433％和275％，消费的增长主要
表1 城乡居民家庭人均食品消费量
单位:公斤
年份 粮食 蔬菜 食油 猪牛羊肉 家禽 水产品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1978 247.0 141.5 2.0 5.8 0.3 0.8
1979 257.0 131.0 2.4 6.5 0.4 0.7
1980 257.0 127.2 2.5 7.8 0.7 1.1
1981 256.0 145.4 124.0 152.3 3.1 4.8 8.7 18.6 0.7 1.9 1.3 7.3
1982 260.0 144.6 132.0 159.1 3.4 5.8 9.1 18.7 0.8 2.3 1.3 7.7
1983 260.0 144.5 131.0 165.0 3.5 6.5 10.0 19.9 0.8 2.6 1.6 8.1
1984 267.0 142.1 140.0 149.0 4.0 7.1 10.6 19.9 0.9 2.9 1.7 7.8
1985 257.0 134.8 131.1 144.4 4.0 5.8 11.0 18.7 1.0 3.2 1.6 7.1
1986 259.0 137.9 134.0 148.3 4.2 6.2 11.8 21.6 1.1 3.7 1.9 8.2
1987 259.0 133.9 130.0 142.6 4.7 6.4 11.7 21.9 1.2 3.4 2.0 7.9
1988 260.0 137.2 130.0 147.0 4.8 6.7 10.7 19.8 1.3 4.0 1.9 7.1
1989 262.0 133.9 133.0 144.6 4.8 6.2 11.0 20.3 1.3 3.7 2.1 7.6
1990 262.0 130.7 134.0 138.7 5.2 6.4 11.3 21.7 1.3 3.4 2.1 7.7
1991 256.0 127.9 127.0 132.2 5.7 6.9 12.2 22.2 1.3 4.4 2.2 8.0
1992 251.0 111.5 129.1 124.9 5.9 6.7 11.8 21.4 1.5 5.1 2.3 8.2
1993 266.0 97.8 107.4 120.6 5.7 7.1 11.7 20.8 1.6 3.7 2.5 8.0
1994 257.0 102.0 109.0 121.0 5.7 7.7 11.0 20.2 1.6 4.1 3.0 8.6
资料来源:农业部，1995，p197
体现在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上。从表1还可以看出，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对粮食的消费过多和副食的消费过少上。因此，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对这类农产品的要求会更高，农村居民则会在短期内（比如，五年或十年之内）要求得到数量上的满足。总之，随着城乡局面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密集型农产品面对的是一个增长迅速且很有潜力的国内市场。
其次，从国际市场看，发达国家的农业优势在于需要投入劳动较少的粮食产业，劣势恰巧在于需要投入较多的“副食产业”，为了节约劳动投入，发达国家大都自60年代冷藏技术突破后，就减少了国内副食品生产数量，而依靠从劳动力资源较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进口这类产品以满足国内需求。如法国副食品的国内自给率为70％，英国为45％，而德国仅为30％。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适应世界市场的这一变化而逐步改变了农业发展战略和生产结构，比如，印度为此专门成立了国家园艺局，泰国事实上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副食品生产基地。许多国外及港台厂商已经看到我国国内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极大优势，从80年代末期开始，就在我国的福建、广东、江苏等沿海地区建立蔬菜、花卉、水产品、畜产品等生产基地，现已波及内陆省份。从我国农产品进出口业务看，粮食基本平衡，食用植物油进略大于出。出超较大的农产品主要是动物产品、蔬菜、水果、糖料及其它加工品等。可见，我们已经在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利用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换取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密集型工业产品了。正如安妮•克鲁格（Anne O.krueger，1983，pp.39-40）在长期研究中所发现的“农业部门中的出口导向型生产活动是与使用更多的劳动力相一致的”。从决策角度看，现在需要做的只是在此基础是逐步转变农业发展战略和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只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市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才能摆脱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民收入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
事实上，经济作物的生产费用并不比粮食作物多出很多，而农民手中的剩余资金（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1994年底，农村居民人均存款212元，手持现金458元）加上国家信贷支持，大力发展高投入、高产出的水果、蔬菜、畜产品和水产品等是不存在资金障碍的。山东省沂蒙山区农民自80年代中期以来，大力发展苹果、银杏、大蒜等农产品，在短短的10年内由198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35元提高到1994年的1208元，农民收入、农民生活和农村社会经济均面貌有较大改观，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沂蒙山区农户发展这类产品所需的资金，除了金融机构少量贷款外，主要依靠农民的自有资金。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乡镇企业发展很不景气，贷款极难回收，农村金融机构大都倾向于贷款给农户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根据我们对一些乡镇的调查，在农村信用社的贷款结构中，用于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的贷款约占54％；而在合作基金会的投资结构中，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的资金投放量占70％以上。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类农产品生产的利润较大，资金回收较快，农民较易于归还贷款。
四
调整农业发展战略和农业生产结构，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不能放松粮食生产。不论从长期看还是从短期看，我国的粮食都必须采取自给为主的方针，利用国际市场调剂某些产品的余缺。因此在单产尚未取得重大突破之前，过多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必然会大大减少社会上的粮食供给量，从而有可能诱发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所需耕地可以通过以下两个途径获得：一是大搞农业综合开发，挖掘国土生产潜力，从表2可以看出，尽管我国人均资源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仍有相当部分可利用资源未被利用起来，逐步开发这些资源并用于劳动密集型生产，在总体上就不必减少作物播种面积。二是通过技术进步推动粮食产量的提高。在保证粮食播种面积不发生大的减少的条件下，单产的提高就意味着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可以相应减少一部分用于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作物。
表2 我国各类农业可利用资源能力
宜农荒地 宜林荒山荒地 可利用草地 淡水可养殖面积 海水可养殖面积 浅海滩涂可养殖面积
可利用资源占已利用％ 37 29 86 40 85 89
资料来源:程漱兰等，1995
（2）不能放松非农业生产的发展。通过测算，我们得出了至少在90年代，农民收入的增长极在于农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农业）而不在于非农产业的结论。前文还论证了非农业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能为农民收入增长极的原因，但绝不是提倡放松非农产业的发展。恰恰相反，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必须经过一定程度的加工处理后才能更好地满足国内外消费者的需要，才能增加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前提到的北京、山东、广东、福建等地农业产业一体化中的“龙头”企业，有许多就是乡镇企业。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在制定农村非农业发展有关政策时，必须以服务于劳动密集型农业为立足点，通过加工和流通方面的服务积累资金和经验，增强发农业发展的能力，并通过产权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使农村非农业生产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为农民收入的增长极再度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创造条件。
（3）劳动密集型农业的发展要靠技术来推动。一般来说，与粮食作物相比较，我们所说的劳动密集型农业本身就具有技术含量高的特点。在这方面，需要作好三方面的工作：1）加强生物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工作，通过品种、栽培和田间管理等方面技术的推广来推动劳动密集性产业的发展。2）提高机械技术投入水平。研究表明，在农户的投资结构中，流动资金占主要部分，而且固定资金投入呈下降趋势，这是农户经济行为短期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但固定资金投入又是农业生产（尤其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不可缺少的条件，其中机械投入居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农户自身不愿投资的条件下，有关部门应加强这方面的服务工作。3）加强加工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工作，提高劳动密集性农业的附加值，并把这部分附加值尽可能的留给农民。此外，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也是提高技术利用效率和劳动密集型农业技术含量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4）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劳动密集型农业具有高度社会化的特点，它的发展更需要日臻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来支持。服务的内容，除了前述机械、技术等外，还有生产资料供应、防疫、植保、收获和流通等。服务的主体，除了原乡镇农机、农技、植保、畜牧兽医等部门转变职能，有政府部门转变外为经济实体或非实体外，更重要的应发展通过农民自身联合而形成的合作经济性质的社会化服务性组织。通过组建农民协会、农民专业技术研究会等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把农民组织起来。从一些地区的经验看，这类组织不仅能够解决劳动密集型农业的社会化服务问题，还能有效解决农业生产中“小规模与大市场”的矛盾，在更高的层面上扩大农户经营规模，引导农民进入市场。
注释:
[1] A.O.克鲁格:《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就业》，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5。
[2] 程漱兰、唐忠、孔祥智、郑丰田:“农村经济结构变动与近中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实出路”，载《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3] 费景汉和J.拉尼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理论与政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4] M.P.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5] 农业部:《中国农业发展报告(1995)》，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篇8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 现状 对策
深入了解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把握农民工就业意愿，分析就业市场需求，采取有力措施推进新形势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既是进一步深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提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质量的迫切任务，也是进一步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客观要求，对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建始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现状
1.农村劳动力基本结构
建始县全县农村劳动力23.37万人，男女性别比1.34∶1。从年龄结构上看，16至24周岁占12.33%，25至34周岁占23.71%， 35至44周岁占32.59%，45周岁以上占31.37%，反映出农村劳动力年龄结构状况较好。从文化程度上看，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88.02%，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占10.69%，大专文化程度占1.29%，反映出农村劳动力整体文化素质偏低。
2.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基本情况
全县常年外出打工实现转移就业的11.95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51.13%，性别比1.72∶1。从年龄结构上看，16至24周岁2.57万人，25至34周岁3.37万人，35至44周岁3.88万人，45周岁以上2.13万人，比重为22∶28∶32∶18，反映出二代、三代农民工成为外出打工的主流人群。从文化程度上看，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9.16万人，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2.49万人，大专文化程度0.3万人，比重为77∶21∶2，反映出转移就业的主流人群文化素质较低。从转移就业的产业上看，从事第一产业1.08万人，从事第二产业8.02万人，从事第三产业2.85万人，比重为96724，反映出转移就业人员主要集中在制造、建筑、采矿等行业，以普工为主，就业质量不高。从转移就业的分布上看，县内转移就业2.54万人，县外省内转移就业1.54万人，省外转移就业7.87万人，比重为211366。县外省内转移就业主要集中在武汉经济圈，占60%以上；省外转移就业虽然分布较广，但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分别占省外转移就业人数的46.51%、26.56%。外出打工人员年劳务收入27.35亿元，年寄回、带回现金14.94亿元。与5年前相比，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人数净增2.83万人，其中县内转移就业人数净增1.21万人，县外省内转移就业人数净增0.43万人，省外转移就业人数净增1.19万人，打工收入净增7.1亿元，年寄回、带回现金净增5.68亿元。目前，该县农村劳动力中有转移就业愿望的有1.05万人。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存在的主要困难及制约因素
1.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劳动技能偏低，导致就业机会少，是制约建始县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就业的内在因素
当前，人力资源市场对劳动者的要求，由过去单纯的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由单一技能型向多种技能型转变，由技能型向技能管理复合型转变。建始县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参加过技能培训、掌握了一定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只有3成，而专业技能水平又以初级工为主。因此，建始县农村劳动力的主体仍是人力资源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大多数人只能选择企业普工岗位或从事服务行业，工作岗位劳动强度较大、工作时间较长、工资待遇相对较低，这不仅让农村劳动力选择的岗位受到限制，又反过来抑制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热情；同时，由于就业行业受市场、环境等的影响较大，造成就业稳定性较差。
2.对工作环境和劳动报酬期望值过高，阻碍了转移就业的顺利实现
当前二代、三代农民工成为外出打工的主流人群，他们相对于一代农民工发生了很大变化，不愿回到农村，更愿意选择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由于他们对工作环境和劳动报酬期望值过高，所以往往表现为工资低的不干、工作累的不干、岗位脏的不干、劳动强度大的不干、工作时间长的不干，丧失了很多就业机会。
3.就业服务网络建设滞后，成为有序组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硬伤”
建始县乡镇基层就业服务网络建设滞后，服务功能不完善，工作任务没有纳入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还是以自发为主。因此，农村人力资源市场还没有真正形成，缺乏对农村劳动力总需求、总供给的调节，导致“招工难”和“就业难”的情况同时存在。
4.部分县内企业片面追求优质劳动力、采用低工资标准、缺乏人性化管理，限制了就近就地转移就业
随着建始县加快工业园区建设，强化招商引资工作，大量企业入驻工业园，为就近就地转移农村劳动力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县内部分企业、特别是招商引资企业片面追求优质劳动力、采用低工资标准、缺乏人性化管理，造成企业“招工难”和员工流失率高，限制了就近就地转移就业。企业“设限”将大量40岁左右的和部分新成长的劳动力挡在门外，是企业目前陷入“招工难”的直接因素。采用低工资标准，挫伤了农民工回乡就业的积极性。缺乏人性化管理，让员工没有归属感。低工资标准、缺乏人性化管理是造成员工流失率高的两大内在因素。
三、做好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对策
随着建始县就业创业环境的不断改善，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逐步形成，农民工就业有了更大的自主选择余地，为建始县进一步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化程度带来了良好的机遇。
1.加强基层平台建设，畅通就业安置渠道
（1）加强乡镇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建设。乡镇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建设要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标识、统一布局、统一规范、统一流程”的要求，实现机构、人员、经费、场地、制度、工作“六个到位”，并将服务平台延伸到村级，建立村级劳动就业服务工作站，提供必备的办公设备，全面提升基层劳动就业服务能力。进一步明确乡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工作职责，规范工作程序，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技能培训纳入乡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年度绩效考核指标，加强绩效考核，推进基层就业服务上水平。保障工作经费，在当前地方财政难以解决时，应将乡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工作经费、人员工资以及村级劳动就业信息员的工作经费纳入就业专项资金预算中，以后再逐步过渡到地方财政预算安排，工作经费按照年度工作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拨付。
（2）加快基层公共就业信息网络建设，实现“四级联网”和人力资源基础数据共享，为人力资源市场发挥基础性配置作用奠定基础。打破传统地域观念，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地加强省、市、县、乡“四级网络”建设，重点是将网络尽快延伸到乡镇及村。加快人力资源管理软件开发，并尽快上线运行，建立全省统一的人力资源管理数据库和企业用工信息库。建立省、市、县、乡“四级联动”工作机制，依托信息网络开展就业服务，对人力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3）加强驻外劳务机构建设，建立良好的劳务协作关系。充分依托外地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以劳务协作关系的形式建立驻外劳务机构工作站，将工作站建成“劳务输出、务工维权、招商引资”的桥头堡。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转变工作职能，重点开展“两个对接”活动，将外地企业岗位资源与本地人力资源、外地投资需求与本地招商引资项目进行有效对接，实现两地资源优势互补，促进两地资源有效开发。建立以绩效为核心的考核机制，根据工作站完成的年度工作目标任务落实工作经费。
2.加强就业素质培训，增强就业竞争能力
（1）全面加强城市居民意识培训。引导农村劳动力积极改变陋习，适应城市生活环境，重点是对农村劳动力开展安全、卫生、文明礼仪、社会交往、生活常识、人生价值等基本素质培训，帮助农村劳动力在思想上从“农民工”意识转变为“城市居民”意识，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
（2）全面加强就业观念培训。引导农村劳动力积极面对就业市场，树立良好的就业竞争意识和正确的择业观念，重点对农村劳动力开展政策、维权、法律等基本知识培训和企业选择、岗位选择、面试技巧、能力展示等基本能力训练，为顺利就业打好基础。
（3）采取梯级晋升培训模式。根据农村劳动力技术水平和文化素质的高低，采取初、中、高级梯级晋升培训，不断提升其个人技术能力，使其逐步由普通工人转变为技术工人、由技术工人转变为蓝领工人，从而实现更高质量就业。
（4）突出重点培训对象。农村每年都有大量初高中毕业未能升学的毕业生，他们的文化素质相对较高，可以降低转移就业培训成本，且他们向往城市生活的愿望更强，转移就业后带来的社会问题相对较少。因此，当前要重点抓好农村初高中毕业未能升学的毕业生的技能培训，为城市发展、产业升级注入更多的新生劳动力。
3.改善创业环境，引导回乡创业
必须高度重视回乡创业的巨大市场潜力，切实改善回乡创业环境。一是要构建返乡农民工回乡创业服务平台，在创业规划、创业指导、创业项目、创业资金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服务；二是要在土地、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坚持“放水养鱼”，帮助他们做大做强；三是要建立一支扶持农民工创业的专业人才服务队伍，帮助解决农民工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困难；四是要大力开展创业培训，提高农民工创业技能，增强其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
4.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进就近就地转移就业
篇9
几年来，柳河县共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实用技术培训、绿色证书培训、新型农民培训、农民创业培训、农机驾驶员培训等共计7.1万人次，增收6.4亿元。其中推荐到县内农产品加工业龙头企业就业人数达1.1万人，推荐到县外、国外劳务就业人员达7600人，农村人才的培养和输送为促进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农民增收致富、发展劳务经济和新农村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整合培训资源，加强基地建设
2006年11月，柳河县将农业机械化学校并入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同时成立了柳河县农民职业教育中心。在各乡镇成立了农民科技教育培训站，村成立了指导组，形成了县乡（镇）村三级农民科技教育服务平台。
整合后的农广校实力不断增强，新建办公楼596平方米，教室面积达210平方米，配置教学车2台。设有远程教育卫星站1个，购置复印机1台、打字机2台、电脑6台。学校设置综合科、培训科、教务科、农机科、电教科5个科室。整合后的农广校增加了教师编制，大大提升了办学水平，各项工作都有新的突破。
几年来，农广校在农民培训和新农村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阳光工程培训1万人次，绿色证书培训1.5万人次，新型农民培训2000人次，农民创业培训200人次，农机驾驶员培训7000人次，实用技术培训达5万人次，农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501人，建立农民科技书屋48个。
农广校在县委的高度重视下，将中专招生与村级干部培训有机结合。这将对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农民增收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增强他们驾驭市场经济能力和带领农民致富奔小康的能力。两委村干部经过培训获得中等学历教育的达500多人。
为了更好的将学历教育做好，农广校分别与吉林农大、县内知名技校、诗特计算机学校、四海电脑合作成立分校，并设立了三个实习实践基地，进行授课和实践。学校先后培养出创业能手、致富带头人多名。其中，以安口镇半拉背村村支书记戴振甲为代表的优秀学员，深受广大村民爱戴。
2.创新培训模式，实行“订单式”培训
农广校根据当地非农就业面较窄的特点，实行“订单式”培训。先与用工企业沟通，确定企业用工订单、工资待遇、需要工种，根据企业的需求组织学员参加培训，并允许他们到企业进行实习操作。学员通过考核后，由用工企业安排就业。这种方法提高了农民参加培训的信心和积极性，有效解决了用工需求的问题。目前，全县通过“订单式”培训成功转移劳动力达1.1万人。
篇10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就业
中图分类号:S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0)-10-0025-2
1 长春市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全市上下坚持把劳务输出作为促进农民增收的战略性措施来抓,提高工作摆位,加大工作力度,创新工作机制,使得全市劳务输出工作和劳务经济有了较快发展。据调查,2009年全市农村劳务输出总量达到100.7万人,劳务经济总收入达到77.2亿元,农民返乡创业2.6万人,带动就业18.8万人。2010年前三季度,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达到93.98万人,实现劳务经济总收入76.9亿元。按转移就业的地域划分,异地转移就业81.61万人,占总输出人数的86.8 %,其中,境外输出4.58万人,占总输出人数的4.9%;就地就近转移就业12.37万人,占总输出人数的13.2%。按从业行业划分,农林牧渔业12.28万人,占13.1%,收入9.17万元,占11.9%;矿业7.52万人,占8.0%,收入6.09万元,占7.9%;制造业14.86万人,占15.8%,收入12.03万元,占15.6%;建筑业23.34万人,占24.8%,收入20.17万元,占26.2%;商业、流通和服务业27.31万人,占29.1%,收入24.58万元,占31.9%;其它行业8.67万人,占9.2%,收入4.91万元,占6.4%。全市农村零转移就业家庭36409户。预计全年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可超过100万人,可实现劳务经济总收入80亿元,农民人均增收1950元。劳务收入占农民人均收入的比重可达 31.5%。劳务输出成为我市农村继粮食、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后的又一项主导产业,成为我市农民增收的又一项支柱性产业。
通过调查分析,长春市劳务输出呈现了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县、乡三级普遍成立了劳务输出领导机构,依托各级劳动就业机构建立起了上下贯通的劳务输出组织体系,形成了各级人社、教育、农业、卫生及工会、妇联等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针对金融危机对劳务输出带来较大冲击的实际情况,长春市适时提出了“输出规模组织化、输出地域本土化”的工作思路,今年年初以来通过开展“春风行动”,组织专场招聘会79次,跨地区有组织劳务输出72701人,主要是面向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山东、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地组团输出,本地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43820人,就地就近创业成功1755人。全市外出务工人员通过政府有组织、成规模输出的比例已达到60%以上。双阳区平湖街道办事处长明村两年来共输出农村劳动力700多人,经过劳务输出协理员郭爽一人亲自送出务工的农民就达300人,占总输出人数的42%。双阳区被评为全国劳务输出先进单位,得到了国务院的表彰。二是推进机制不断完善。通过建立农民工就业情况报告制度、完善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实行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启动统筹城乡就业试点工作,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工作,开展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等手段,推动了劳务输出工作的有序开展。近两年,市里又把农村劳动力就业纳入民生工程,作为一项硬任务得到了有效落实。全市总结推广了榆树市光明乡、农安县华家镇等多个劳务输出典型乡镇,榆树市光明乡被树立为全省劳务输出“一推双带”的样板。三是服务模式不断创新。长春市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农村劳动力超市”和“送岗到乡直通车活动”,探索了“农村劳动力就业乡企对接”模式,累计为农民提供就业岗位60多万个;健全了市、县、乡、村四级信息服务网络,现有市级人力资源市2个,县级人力资源市场14个,乡级人力资源市场55个,在全国各地建立市级劳务输出基地14个,乡镇级劳务输出基地106个;实施了农村劳动力培训“千人工程”、职业技能培训“春风工程”和转移就业培训“阳光工程”,每年有10万多人接受引导性培训和技能培训。在培训工作上,建立了“统一组织筹划、统一下达培训计划、统一培训业绩考评、统一组织鉴定、统一收集数据资料”的“五统一”管理服务模式,确保了培训质量和效果。四是输出总量和质量不断提升。到目前,全市已实现稳定输出农村劳动力100万人的目标,其中进入长春市务工的约占1/3,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0%。以“榆树保安”、“双阳保姆”等为代表的一批劳务品牌已在全国打响。举家搬迁和整村外出的现象成为我市劳务输出工作的一大亮点。双阳区现有3000多户农民举家外出打工,曙光村、三端村等三个朝鲜族自治村整村输出到国外务工。榆树市有7万多农民通过劳务输出,在城市实现了永久性定居。光明乡皮信村小乡屯,借助劳务输出的金翅膀,农民人均收入达到8000多元,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样板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2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形势分析
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体态势良好。主要表现在:一是劳动力市场空间广阔,全国各地都在闹“民工荒”,且农民工工资水平也明显提升;二是政策环境十分有利,从国家到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支持农民创业就业的政策措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三是农民进城务工的门槛越来越低,社会保障逐步得到加强;四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作用越来越强;五是农村劳动力择业技能逐步提高,通过以培训促就业创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正在由体力型向技能型、由技能单一型向知识技能复合型转变。
但也应该看到,从总体上说,我国就业人口总体供大于求的局面短时期内难以改变。我国农村还有1亿多富余劳动力,随着农村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大批农村劳动力需要向非产业转移就业,每年需要转移大约800-900万人;2亿多农民工当中还有很多工作岗位并不稳固。当前正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经济环境更加复杂多变,给就业问题不断带来新的挑战和变数。我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经济运行中的新老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同时还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艰巨任务。这些方面的问题将导致部分已就业的农民工岗位不稳定,收入较低,也增加了保持稳定就业的难度。同时,长期存在的劳动力“三碰头”形势和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的问题,使就业形势更加复杂。一方面,我们长期面临青年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三碰头”局面,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劳动力总体素质偏低,多数农民工缺乏一技之长或多技之能,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技术工人特别是技师、高级技师却相当紧缺,难以满足市场用工需求。
3 加快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对策建议
3.1 切实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力度
要将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和农民工培训等确定为政府民生计划的重要内容,在全市就业援助的整体活动中,将农民工就业服务和就业援助作为全市就业活动的主体板块之一,千方百计扩大劳务输出总量,提高输出质量,确保全市能够实现稳定输出百万人、劳务收入实现稳定增长的目标。要进一步加大劳务输出组织力度,继续采取以往举办专场招聘会、“送岗直通车”、“送岗下乡”等行之有效的活动,为农民提供转移就业信息,搭建用工与输出对接的平台。要充分发挥已经形成的劳务输出基地的作用,借助方方面面的关系和力量,全力把农村劳动力推向用工市场。
3.2 就近就地吸纳农民转移就业
在努力拓展外部转移空间的同时,要坚持内部挖潜,创造更多的本土就业岗位。要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培育和壮大本地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扶持个体和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增强农业和农村自身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要抓住目前“南资北移”的有利契机,加大招商引资的工作力度,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增加新的就业渠道。特别是要积极争取和落实好国家启动内需新增的建设项目,依靠项目建设带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
3.3 鼓励和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外出农民工在增长了见识、学到了技能、积累了资金后,回乡创业致富,这是对家乡的回报,是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必须进行鼓励和支持。要指导他们选择切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项目,要帮助他们解决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要及时总结农民工返乡创业经验并进行大力宣传推广,特别是要实行政策倾斜,要形成全社会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良好氛围。对农村劳动力返乡创业要给予“五个支持”:一是充分发挥组织领导机制作用,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制度性支持;二是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政策性支持;三是突出创业培训,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技术性支持;四是实施创业援助,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服务性支持;五是推广典型,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引导性支持。
3.4 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培训力度
农村劳动力能否实现转移输出,能否在外实现稳定就业,关键在于自身是否具备一定的劳动技能。要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功能,调动各类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加强农民工培训的积极性,调动广大农村劳动力参加技能培训的积极性。鼓励和调动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整合人社、教育、农业等方面的培训资源,在继续抓好农村劳动力培训“千人工程”、“春风工程”、“阳光工程”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增强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再就业能力。培训对象要重点向农村青壮年、初高中毕业生和新生代农民工上转移;培训方式要由短期培训向中长期培训转变;培训专业要向技术含量高、用工量大的专业调整;定向培训要和普遍培训相结合。
3.5 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权益保障和公共服务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