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陶艺文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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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播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历史长河中传承下来的文化积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外宣翻译是实施我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措施。外宣翻译是一种翻译的特殊形式，它是以完成外宣材料的翻译为目的的实践活动。在我国，外宣翻译是指以汉语为信息源，以其他语言为信息载体，以媒体为传播渠道，以他国民众为受众目标的交际活动［1］。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在其本质上属于文化传播。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信息的传递和交换都属于传播现象［2］。文化的对外翻译可以从传播学得到启发。本文立足于在传播学视角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提出基本原则，同时以贵州省为例，指出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中违背的传播规律，影响传播效果的若干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

一、传播学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基本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是一种有较强目的性的文化传播行为，其本质是跨文化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必须遵循文化传播的规律，才能达到较好的传播目的。因此，在传播学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一)目的性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目的是为了宣传中国优秀文化，让中国文化走出去，提升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软实力。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精神财富。传播的目的是外宣翻译中应当首要考虑的问题，它将直接关系到传播效果，而传播效果是传播学中的核心内容。由哈罗德提出的传播过程模式是至今传播学最为普遍使用的模式。他指出传播主体、内容、媒介、受众和效果是传播学的五大核心要素［3］。哈罗德的传播过程五要素都是为传播目的服务的，各要素之间彼此约束，彼此关联。为达到传播的目的，得到国外受众的认同，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时要考虑英译的效果，同时也要考虑到传播主体、内容、媒介和受众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在翻译的过程中，这五大要素都是译者必须考虑和协调的要素，以使译文得到目标受众群体的普遍认同，从而实现翻译的目的。目的性原则具有动态性和综合性的特点，能对最终传播效果产生全盘影响。

(二)受众中心原则

黄友义曾提出外宣翻译“三贴近”原则［4］。外宣翻译，一要真实反映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际情况;二要让传播的信息满足目标受众的需求;三要让传播信息和文本结构符合目标受众思维习惯和阅读方式。外宣翻译“三贴近”原则的核心思想是目标受众为中心。“三贴近”原则的观点充分反映了传播学思想［5］。在传播学中，“使用与满足”理论体现了目标受众在接受传播主体的信息时具有主观能动性，目标受众往往会根据自己的需求主动获取特定的信息。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传播受众会根据自身的需求、兴趣、性格、文化程度、经济状况等各种因素对信息进行选择性接受。信息的传递和接受双方是一个互动的过程［6］。在外宣翻译中，如果所传递的信息不能满足目标受众的需求，传播的效果就不能达到。

(三)文化认同原则

外宣翻译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文化认同原则。由于中西方文化存在较大差异，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也存在较大的不同。在外宣翻译中，目标语使用者的文化背景是在翻译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而不同文化背景的信息接收者的接受习惯是不同的［5］。唯有传播的信息符合目标受众的文化期待和习惯，信息才能成功地进行传递。文化认同是跨文化传播中的一个核心要素，信息的传播者和接收者的文化差异直接影响传播效果。若在进行外宣翻译时不对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加以考虑，外宣翻译的传播效果就难以达到，信息传播的终端即目标受众就会对传播信息产生对抗心理［7］。翻译时需要内外有别，在保留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的同时，也要考虑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这样才能使翻译文本满足受众需求，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这一点直接关系外宣翻译的效果。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策略

目前开通的各个省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官网均没有中英译文的对照介绍。以贵州省为例，笔者走访了贵州一些少数民族自治州，如黔南、黔东南、黔西南自治州的旅游局、文化局、民委以及各地展览馆、博物馆和一些民族艺术品销售景点、商铺，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资料收集。调研发现，贵州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力度远远不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字资料不完整，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字资料仅有简单的名目，没有详细的描述。各自治州举办中大型的原生态的活动时，大多宣传资料并没有外宣译文。而以贵州为例，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工作已有开展，如笔者收集到的《黔南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集锦》，但它们却缺乏相应的外文翻译。此外，外宣翻译不规范的问题也较为突出。在进行外宣翻译时，翻译的目的性原则和受众中心原则为主体原则，连带文化认同原则都需要进行综合考虑。源语言和目的语往往在蕴含文化特色的内容上难以找到对应项，如果翻译不当，就不能有效地传递信息，达不到外宣翻译的目的。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贵州的景点、饮食、节日、歌舞戏剧、民族建筑、文学艺术、手工艺以及民族医药信仰都蕴含着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丰富的文化内涵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魂。为了达到良好的外宣效果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目的，笔者认为在进行外宣翻译时可采用音译加注、直译加注和意译的翻译策略。

(一)音译加注

外宣翻译不但是不同语言间的转换，更是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是翻译过程中必须克服的障碍，文化差异在翻译时会表现在一些带有民族特色的专有项的无法一一对应上，这时译者就可以采用音译加注的方法进行翻译。即在翻译成目标语时，首先对这些带有民族特色的词或短语进行拟音移植，以原汁原味地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源语读音。其次，在音译完成以后，对专有项加注说明，这样就可以更好地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使目标受众理解其文化内涵。贵州的土家族有一道菜叫做“合渣”，主要材料是豆腐。这道菜的兴起是在粮食短缺年代，土家人食用了“合渣”才得以维持生命。现在的土家人仍然保留了这道菜，就是为了让后人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如果译者不了解这道菜的历史背景，仅从语言层面进行转化，将其译为“Hezha”或“steamedtofuwithvegetable”，就不能传递其文化内涵了。为了保留其文化内涵，笔者建议将这道菜译为“Hezha，madefromtofuandvegetable，isatraditionalTujiadishwhichwasamaindishwhichhelpedpeoplesurviveindifficulttimes”。又如，“布依花灯”可译为“BuyiHuadeng，akindofoperaperformedbyamaleandafe-malewhonormallyholdahandkerchiefinhand，origi-nallyperformedatnightwithlanternsforlighting”。再如，“豆萨”可译为“Dousa，aDongceremonyforsacri-ficing”;“弯好”译为“Wanhao，Buyipeople’sriteforprayingforgoodharvest”。

(二)直译加注

当译者能在源语言和目标语中找到对应项时，可以采取直译的办法，这样便能使目标受众更好地理解其含义。但同时由于不同国家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理解语言时，会受到各自文化的影响。直译加注的方法就是为了减少母语文化对译文理解的影响。单纯的直译常常会使译者有译之不尽的感觉，按照字面意思去翻译，就会丢失部分文化含义，或造成词不达意、使目标受众曲解甚至误读的后果。因此，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直译加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直译加注不仅可以更精准地保留译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又能更好地诠释其历史文化背景。如“踩鼓节”是贵州黔东南侗族苗族自治州苗寨的一种节日，村民们为庆祝节日，会表达对龙的敬畏，以求来年的风调雨顺。要让更多的外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化，传播效果是需要考虑的第一原则，传播主体应尽可能使目标受众对传播内容加以认同。很明显，音译加直译的方式达不到传播的效果，即使是了解民族文化的中国读者根据译文也难以了解其文化内涵。因此，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建议用直译加注法，“踩鼓节”可译为“Drum－DanceFestival，afestivalthatMiaopeopleprayforseasonableweatherwithgentlebreezeandtimelyrainwithshowingtheirhonortodrag-on”。再如，“引龙”，由于龙对于中西方人的象征意义不同，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龙”是吉祥的象征，苗族侗族以龙保佑平安，而西方人则认为“龙”代表邪恶。因此，在翻译时采用直译加注的办法是较为妥当的———“Callbackdragon，MiaoandDongpeo-plewillkillsacrificestoshowthattheycallthedragonback”。“牛角酒”可译为“Hornwine，Miaopeople’sgrandestcourtesytoserveguests．IntheMiaoculture，guestsarenotallowedtoentertheMiaovillagewithoutdrinkinghornwine”。苗族的“杀鱼节”可译为“Fish－killingfestival，MiaopeoplebelievethatkillingfishwouldmaketheDragonKingirritated，andthusproduceheavyrainwhichcouldprotectthecropsfromthedrought”。

(三)意译

意译法也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中常用的翻译方法，它是一种舍去源语言的字面意义和语言形式，采用语用对等地传递原文信息的翻译手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存在大量极具历史文化特色的内容，如果按照字面意思或源语言的形式来翻译，通常达不到传播的目的，目标受众会也完全不知所云。精妙的翻译在于得与舍之间的平衡。“得”是指以传播效果为首要原则，尽可能原汁原味地表达源语言文本的丰富内涵;“舍”在于把源语言的原有形式和字面意思舍去，摒弃逐字逐句的翻译。例如，贵州的侗族有一种特有的“侗族大歌”，侗族人通常在重大节日或招待宾客时演唱，其起源可追朔到春秋战国时期。“侗族大歌”是一种没有伴奏，以歌颂大自然和爱情为主的的民间合唱，源语言中的“大”是指宏伟磅礴的气势。如果直译为“DongPeople’sBigSong”，就会让目标受众难以理解，不知道“BigSong”为何意，不知是大声地唱歌，还是很长的歌，或是很多人唱的歌。因此，为了表现“侗族大歌”的源语言意义，笔者将其翻译成“DongPeople’sGrandSong”。又如，贵州苗族婚俗有“打花猫”的活动，在新娘出嫁的头一天，新郎家派出一支迎亲队伍，新娘家需酒席招待。迎亲队伍中选取一名与新郎年龄相仿的人作为“帕酋”(苗语)，人们将锅灰涂在“帕酋”脸上，以图吉利。如果在翻译时进行音译“DaHuamao”或直译“Beatingcats”，读者都无法了解其含义，但是如果对这一习俗进行意译，将其译为“Coloringthefaceofthebestmanontheweddingeveforblessing”。西方读者就容易理解苗族这一婚俗了。再如，“风雨桥”是侗族的一种特色建筑，由青石桥墩，瓦顶长廊建成，如果按字面译成“WindandRainBridge”，就会让外国读者感到迷茫，不知风和雨的桥为何意，“风雨桥”的神韵也便荡然无存。为了表达“风雨桥”的内涵，笔者将其意译为“RoofedBridge”，为遮风挡雨的意思。不论以上哪种翻译策略，都将翻译的目的放在了首要地位，同时考虑了目标受众的接受能力和文化差异。在外宣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以传播学理论为指导，充分考虑目标受众的接受能力和需求。当遇到一些文化专有项时，切不可在不查证文化背景知识的情况下盲目进行翻译，翻译时也要考虑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选择目的语使用者可以理解并认同的方式进行翻译。在笔者考察过程中也发现，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文本中有较多错误，如语法和拼写错误，以及不了解文化背景的乱译等。这些错误的产生大多都是翻译不严谨，不进行考察导致的。同时，这样的翻译文本会大大降低翻译主体的权威性和信誉度，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效果。传播主体在实现传播目的，增强传播效果方面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7］，译者在传播主体中又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此，翻译人员需要有较高的中英文水平，并且需要亲自踩点，向当地居民了解其文化，只有充分了解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才能在外宣翻译中原汁原味地传播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是外宣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的质量将会直接影响国家形象。贵州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省份，其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浓厚。而外宣翻译的目的在于既要传播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要获得目标读者的认同，因此译文的传播效果是最为重要的考量标准。为实现较好的传播效果，翻译人员须遵循信息传播的规律，以目标受众为中心，在翻译时可采用音译加注、直译加注和意译法等手段。目前，我国外宣翻译文本资料还非常有限，希望本文能够为外宣翻译工作者提供一些参考。

【参考文献】

［1］胡兴文，张健．外宣翻译的名与实———张健教授访谈录［J］．中国外语，2015(3):100－104．

［2］董璐．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哈罗德•拉斯韦尔．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

［4］黄友义．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J］．中国翻译，2004(6):27－28．

［5］胡庆洪，文军．从传播学视角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以福建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为例［J］．上海翻译，2016(2):43－46．

［6］陈龙．大众传播学导论［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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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内容;探讨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05-0201-01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

为了履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义务，国务院办公厅于2005年3月26日下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在此之前，文化部等有关部门为保护和申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许多工作，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在实践中又出现了一些认识上的问题，特别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界定上的认识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才能更好地贯彻以上两个文件的精神。

要科学地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概念，首先会碰到对“文化”的认识问题。在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着两种文化观：一种是狭义文化观，一种是广义文化观，而以狭义文化观为最流行。一般人大多认为“文化”就是掌握文字的文人所创造的文人书本文化。所以学文化就是读书识字，不识字人人就没有文化，当然更不会创造什么文化。这样，在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往往只看到文人文化，而看不到民间文化。

广义的文化观是一种新的文化观念，这是19世纪人类学和民俗学所阐发的文化观。按照这种广义文化观，不但要重视文人文化、同时更要重视广大人民群众集体创作的民间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界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广义文化观的具体体现。请看《公约》第二条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这个定义所明确界定的是在民间社区中所运用、传承、创新的活的文化，显然主要是民众所创造、享用的民间文化，当然也包括人民所需要的文人文化，但民间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基，是当前需要保护的主要对象，则是毫无疑问的。此《公约》又具体列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五个方面：

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这是指民间口头文学――民间歌谣、谚语、神话传说故事、民间曲艺、戏曲（特别是民间小戏）等广泛流行于民间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口传艺术（主要是语言艺术，也包括表演艺术）。还有语言则指行将消逝的少数民族语言和各地的方言。

2.“表演艺术”――民间歌舞、曲艺、戏曲等。

3.“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这是指民众的生活文化、民俗文化，包括人民的消费文化――衣、食、住、行，生产文化――农、林、牧、渔、商业以及礼仪、节日庆典等实践活动的经验文化、生活文化成果。中餐、衣饰、民居等民俗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常丰富的，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有许多是需要抢救、调查记录和传承、推广的。

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这主要指在民间传承的许多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传统民间文化：创世神话、山水传说;民间科技（如水利、天文、医药、卫生……）、民间信仰（如禁忌、风水、巫术、占卜之类）等，其中有许多迷信的成分，但也包含着人民生活经验的丰富文化内涵，需要调查搜集和研究，这对普及科学知识的宣传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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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模式；四川

中图分类号：F2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5-0036-02

前言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们习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是人类长期物质文化生活的集体智慧结晶，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然而，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慢慢消失。鉴于这种情况，当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然成为第一要务，那么如何才能较好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发展或许是一条有效途径。因此，非常有必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发展模式进行探讨。

一、相关研究进展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学界主要集中于以下六个方面：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理论的研究。二是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借鉴。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关系的宏观研究。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学研究，认为民俗文化空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省市发展相结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遗存厚重的省市。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业化的个案分析研究。马木兰、汪宇明[1]介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业化的三种主要模式，并从开发特点、开发形式、开发形态、载体化程度等方面进行了优劣势比较。陈炜、高艳玲[2]以壮剧为例，进行了西南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行性旅游开发研究。吕妍沁[3]以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公园为例，探索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公园开发模式。吕屏[4]从旧州绣球产业发展的角度，论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本的关联。辛儒、张淑芬[5]以河北曲阳石雕为例，论述了产业化与产业化升级是开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思路。苑利、顾军[6]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进行产业化开发和商业化经营关键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自身。闫新新[7]以蒙古族为例，指出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产业化道路能确保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产业化或许是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途径，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产业化研究则大有可为。

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模式探讨将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目前学术文献关于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发展模式讨论尚且不足，因此值得人们思考。

二、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

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极为丰富，绵竹木版年画、大禹传说、川江号子、藏族唐卡、薅草锣鼓、都江堰放水节、火龙灯舞、川剧、竹编、格萨尔、四川皮影戏、木偶戏、蜀绣、泥塑、火把节、羌年等均已列入国家级遗产名录；四川省行政区划内几乎所有具有重要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均已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除此之外，四川各地也在积极建设具有四川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园区，如四川自贡中国彩灯文化发展园区、成都武侯祠锦里旅游文化经营管理公司、四川建川实业集团、四川广元市女皇文化园、成都市三圣花乡景，成都市兴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九寨沟演艺产业群、三星堆文化产业园等等。基于这一背景，我们对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有几点思考。

（一）企业化

企业化指以盈利为主要导向，将企业内部划分为成本中心、利润中心或投资中心，对可控费用进行预算与考核。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经济手段为杠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逐渐成为一种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市场化、规模化和深度开发化的渐次高度化过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化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产品，通过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工企业，带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的加工增值、规模化发展，以满足市场文化需求，通过市场需求这一自然动力达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标。在选择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应该选择适合产品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选择凸显四川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形成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差异化竞争力。

（二）标准化

标准化指在经济、技术、科学和管理等社会实践中，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通过制定、和实施标准达到统一，以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企业标准化即以获得企业的最佳生产经营秩序和经济效益为目标，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范围内的重复性事物和概念，以制定和实施企业标准，贯彻实施相关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等为主要内容的过程。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化主要指凭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特色，按照一定标准进行生产，对于其文化产品的规格、质量进行统一，采用质量控制的加工环节，以满足消费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费需求。

（三）品牌化

品牌化是赋予产品和服务一种品牌所具有的能力，品牌化的本质是创造差别使自身与众不同。企业通过给自己的产品规定商业名称，形成品牌识别点完成品牌化过程。品牌点一般由文字、标记、符号、图案和颜色等要素或要素组合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化也是通过非遗文化产品，赋予这一文化产品与众不同的竞争优势，利用文化特色拥有自身的品牌识别点，统一注册品牌商标，开展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营销，实现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化。

（四）层次化

层次化是从资料收集、生产、加工、包装等一系列过程进行分级管理，在全部按照产品标准进行生产的同时，通过分级收购、包装、定价和销售，针对不同消费者和国内外市场实现优质优价。四川非遗文化产品可以利用产品生产的简单性与复杂性，将文化产品分为简单制作型和技艺烦琐型等级进行分级生产、包装、定价和销售，为消费者市场提供灵活可选的文化产品。

（五）科技化

科技化是通过利用先进科学设备和技术，创造出新功能、新视角的产品过程。四川非遗文化产品的科技化主要通过最新科学设备和科学技术，超越先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引进新思维，生产更加具有科学含量，更加能够展现非遗文化精髓的文化产品，无论从非遗文化的体现形式还是再现质量，都能够更好地契合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同时也使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形式呈现多样化特点，有利于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扬。

结语

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离不开产业化发展，企业化、标准化、品牌化、层次化和科技化是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模式的重要指标。科学合理地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模式，一定能够科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 马木兰，汪宇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化的转型模式[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

[2] 陈炜，高艳玲.西南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研究――以壮剧为例[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3] 吕妍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视野中的产业化开发方式探索――以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公园创设为例[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

[4] 吕屏，彭家威.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到文化资本的转换――以旧州绣球的产业化发展为例[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3）.

[5] 辛儒，张淑芬.产业化与产业升级是开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思路――以河北曲阳石雕与旅游开发为例[J].生产力研究，2010，（5）.

[6] 苑利，顾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开发与商业化经营[J].河南社会科学，2009，（4）.

[7] 闫新新.论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产业化发展道路[J].前沿，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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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阿拉伯苏菲诗歌 文化意境 表现

说到苏菲诗歌，它可是历史非常悠久的，在苏菲的产生同时苏菲诗歌也开始兴起了。伊历二世纪时期，苏菲的雏形就已经诞生了，在当时有很多苦行者开始通过诗歌的形式来记录并且表达自己的心路历程。苏菲诗歌有一些专有的特点，那就是歌中会经常出现酒、女人以及自然界各类的事物等等这些词汇。苏菲诗歌因它特有的细腻温婉的艺术特点，为阿拉伯的传统文化添加上了美丽的一笔，使阿拉伯文化更显妩媚和神秘。本文将从以下的几点中阐述苏菲诗歌特有的象征表达和它的文化意蕴。

一、阿拉伯传统的诗歌中对于酒的描写

早在蒙昧时代，诗歌就是一种特有的表达形式，阿拉伯人将饮酒看做是一种人生的乐趣，那么自然而然的，喜酒的诗人就会将酒融入诗歌之中。阿拉伯诗人不厌其烦地将酒引入诗歌之中，既描写出了酒的颜色，又描写出了酒杯的样子、颜色以及大小，甚至于对酒的名称也十分的讲究，“吉阿”指的是由麦子酿成的酒品，“比提阿”指的是由蜂蜜酿成的酒品。可以看出，在阿拉伯这个神秘的国度，人们对酒的喜爱和讲究历史悠久。

而阿拉伯人从古时候开始就借酒来抒发自己的情绪，在酒的作用下可以将现实中的烦恼抛至脑后，让思想能够无拘无束的释放出来。从另一方面来讲，诗人内心的细腻和丰富的感情也被激发到了极致。所以，一些阿拉伯人一致认为酒才是诗歌产生最好的助手。不论何时的诗人，在对酒抒发内心情感的同时，也总是携带着对酒的痴迷，因为饮酒可以让他们的思想自由翱翔，这正是诗人们喜爱酒的原因，从饮酒诗中我们就可以看出，阿拉伯诗人对美酒真挚之情的吐露，同时，这也成为了诗人们的创作的热情的结晶。在美酒的基础上，诗人通过对想象力的渲染，变成了现实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创造了无数的流传至今的艺术精品。

二、苏菲诗歌中酒的意义象征

苏菲诗歌中对于酒的描述和苏菲的历史同样的悠久。在伊历二世纪，苏菲诗歌对酒的描写就开始兴起了。在苏菲诗歌第一代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迷醉”以及“清醒”等字眼，它们的最原始的意思当然与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在那之后，它就演变成了苏菲诗歌中的一种专门语言。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条结论：在伊历二世纪苏菲诗歌对于酒的描写开始兴起。诗歌中“迷醉”、“酒友”、“狂欢”“尽兴”等等词汇并不是诗人们凭空想象而来的，而是根据早期时代的诗歌进行了引用。

在苏菲诗歌中，对于喝酒的描述有三种方式：品尝、畅饮、饮酒，细心的苏菲学者们还给出了详细的分析。当人们逃离了自己的私欲，变得思想纯洁的时候，才算是进入了品尝这一境界；当一个人一直喝酒但还保持清醒时，那么这就是畅饮；当一个人喝酒喝到意识迷糊的时候，这时方为饮酒。如果一个人，不因喝酒而受到影响，并且不会因喝酒改变了他的特征，那么他便是一个平静而稳定的达到一定境界的人。艾布·麦德也奈（1120-1197）曾这样写道：她不是葡萄酒地不是醉人的酒/现世里不曾有/}L是美丽装扮的光辉海一处皆有玄妙。很明显，诗人口中的就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的酒，而是一种意识的反应。在这里，艾布·麦德也奈讲述了他遇到了美丽的绚烂的光，难以置信的光，这与很多苏菲诗人的感受是一样的。

三、女人与爱情的意义象征

几乎在所有的传统诗歌中女人和爱情都是永恒不变的主题。在阿拉伯早期的诗歌中，大多都是以废墟和爱情来做开头的诗歌，比如诗人会在诗歌的开头描写，面对着爱人的故居，心情感情的变化，会回忆起以往美好的时光。在这样的爱情诗歌中，有关于对纯真的爱情，也有关于开放的爱情的描写。以两情相悦作为基调的纯正爱情诗歌中，没有太多的情和欲，没有太多的自私的目的，一切都是爱情至上。这种描法可以在早期的名为盖斯·穆兰吾哈的诗歌中看到，他与莱伊两人的唯美爱情故事如今已成为了千古绝唱，被人们誉为是阿拉伯人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同时盖斯·穆兰吾哈也被人们誉为是苏菲情诗的创始人。

四、自然界的意义象征

说到道大自然，就会让人们联想到神秘这个词，大千世界为自然最为神秘，对于社会发达的当今世界来说，大自然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对于古代的人来说，大自然更代表了伟大和神奇，人们对它顶礼膜拜，大自然一直富有着神秘色彩和苏菲的追求境界不谋而合，所以，神秘、深邃就变成了苏菲诗歌的象征意义。对于大自然中的万千景象，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同的，有悲伤、有快乐、有幸福也有痛苦。而用苏菲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虽然纷繁复杂，各型各异，但万物确是一体的，这也就是苏菲的一种名为“存在单一”理论。苏菲文化所追求的就是能够脱离本体的束缚，让思想灵魂放飞。就像鲁米写的一样：艾斯利的废墟/我童年和青年嬉戏的地方/昨天它还是青翠嫩绿冷天却已干旱贫痔。

五、结语

苏菲诗歌让人们感受到了无尽世界中所表达出的内心世界，让人们沉醉其中并被其深深的折服。苏菲诗歌表现的十分茫然且不知所措，直到寂灭在对真主真诚的挚爱中。苏菲诗歌同样也是充满了浓郁的情和爱，让人们感受着人世间最美好的一面。我们需要深入的去了解和感受苏菲诗歌中的含义与寓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将阿拉伯文化中的一颗明珠真真正正的珍藏于心。

参考文献：

[1]韩中义.西域苏菲主义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埃及〕艾哈默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M].商务印书4g，1999.

[3]〔中亚〕艾布·纳斯尔·图斯.光辉[M].贝鲁特学术书籍出版社，2001.

篇5

【关键词】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

【作 者】李昕，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江苏省社科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南京，210012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165-007

A Discussion 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nageab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Protection

Li Xin

Abstract：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ust be based on the personality of certa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Here，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oes not mean that all kind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an be industrialized.It only refers 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nageab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which is opposite to unmanageab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an be divided into manageab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unmanageab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ccording to its feature of impure public goods.The aim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manageab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to attract more social forces to join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o as to make the protection meet the need of society and the society benefit from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heritage directly.

Key words：Manageab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Cultural Industry

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准公共品的性质，以及准公共品的多种提供方式，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产业化角度)分为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保存等，对于这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由国家政府与公民社会承担，其所需的人力、物力主要来自政府供给、社会捐赠等。本文所探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可以用产业方式运作的那一部分――即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是非常广的，主要包括民间工艺品业、民间书画业、民间美术业、古玩业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不可以用产业方式运作的那部分，称之为非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民间文化和民俗学的学术理论研究、民间工艺品展览等。当然，这两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他们常常交织、融合在一起。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主要是指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化产品的生产和经营，就是利用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根据我国对文化产业的界定，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文化生产和提供服务的经营性行业，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相对应，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都是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产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和现代生产方式的不断进步而发展起来的新兴行业。文化产业分为影视业、音像业、文化娱乐业、文化旅游业、网络文化业、图书报刊业、文物和艺术品业、艺术培训业等九大门类。按照这样一个分类标准，非物质文化遗产隶属于现代文化产业运作的文化资源范畴。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并不构成文化产业，它只是进行产业运作的文化资源。就如农业生产所使用的土地，工业生产所使用的原料一样，只不过文化产业因其行业特性所生产的产品与一般产业如农业、工业所生产的产品有着不同的特征而已。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包含的口传作品、民族语言、民间表演艺术、风俗礼仪节庆、美术音乐及乐器和传统手工艺技能等等无不凝聚着人类文化记忆的点点滴滴。这些文化记忆由于年代的久远、时事的变迁、以及其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与其最初的形态已经相去甚远，我们今天所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趋于符号化了。换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化“活的记忆”，所呈现出的是各种文化符号的活态聚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丰富的、独特的、具有文化示差作用的文化符号可以成为发展文化产业的文化资源，为文化产品的符号价值的生产提供原材料，如利用各类传统节日可以发展旅游业，各种民间戏曲可以进入演出市场，实行产业化运作，各种民间服饰中的民族元素可以进入纺织业，提升我国纺织产品的竞争力……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运作成为可能。既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一部分可以通过产业运作获得利润，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一、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业化的涵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是指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产业化中的“化”既可以理解为一种动态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某一发展阶段的结果，如冰液化成水，水汽化为水蒸气。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既可以指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产业的形成过程，也可以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业化运作推进过程中产生的一定程度的阶段性结果。从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为一种消耗社会资源的消费性文化事业到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基础性的，可以产生经济效益的产业；从排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外部人力、物力、财力的竞争到鼓励和提倡通过竞争获取资源；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到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众化进程，拉动经济增长等等，都可以说是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业化的不同体现。所谓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运作就是指在运用现代产业发展机制和管理方式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由消费型、封闭型、福利型向生产型、开放型、效益型转变，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为关注社会需求、有较高投资效益的一项社会公共事业。具体而言，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运作包含以下三层涵义：

首先，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就是要推进和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多元化。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直是由政府包办、附属于政府的社会福利性事业。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作为独立运作、自主发展的产业经营，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包揽、集中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旧体制，推动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通过合作、重组、改制(国有民办、民办公助、产权转让、股份制)等多种形式投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或与之相关的产业，形成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公办、民办及其它多种形式并存，保护主体多元化的新格局，以便在政府财力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筹集更多的资金。同时，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就是要使投入成本分担原则合理化，从根本上动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全靠政府的旧观念，推行“谁受益，谁出钱”，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资金来源渠道多元化。

其次，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就是要推进和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向社会，以社会需求为导向。

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过程就是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从封闭状态转向关注社会需求，成为面向社会、与社会大环境生息相通的开放系统的过程。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费来源靠政府，由政府拨款进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资料整理、人才培养等。无论是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单位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如何保有固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忽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忽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和贡献，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社会发展反应迟缓，保护与传承严重脱离社会和市场需求。知识经济的到来与文化产业的发展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逐渐由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成为非物质经济时代重要的文化资本。以产业化模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旨在打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长期脱离社会、漠视社会需求的自我封闭状态，增强其发展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面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全方位加强与社会的结合，关注社会需求，形成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有效机制，从而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再次，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就是要推进和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产出效益化。

长期以来，政府及社会各界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为消费性事业和公共福利性部门，没有充分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低投入、高产出的特点，缺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投资观念，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包大揽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没有生存压力和发展竞争，其自身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时间等资源不能按效率原则和竞争原则进行有效配置。这种非产业运行成为长期以来制约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障碍。人们难以理解，为什么有些可经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大量拨款的情况下，仍然经费不足，而有些可经营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政府资助有限的情况下，却能够实现滚动发展，有的甚至还走上了集团化发展的轨道。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缺乏的不仅仅是经费，还有效益意识。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就是把产业化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关注投资回报，关注成本核算，关注保护资源的充分、合理、有效的开发利用，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产出效益化。

但是，对于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产业化运作也要避免几个误区：

其一，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运作并不完全等同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化。市场化与产业化在根本目的上存在差别：市场化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产业化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虽然产业化要借鉴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效益原则、等价交换原则，但从根本上不同于市场化。一般来说，产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面向市场，根据市场规律和市场需要发展。但是，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的公益性很强，要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公众福利、社会稳定。因此完全根据市场规律与需要发展是不可能的。“产业化”走过了头，完全走向“市场化”，就会产生许多问题。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中包含了某些市场因素，但是“市场化”因素必须受到抑制与管制。

与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运作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化是完全按照市场运营机制经营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市场机制早已证明具有盲目性、短期性等缺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关系到国家长远发展的全局性事业，市场化显然会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走向歧途，甚至使其遭受重大损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所以不能完全“市场化”，是因为一旦完全市场化，就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全沦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工具，可经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其存在的本真性，非经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市场失灵”中彻底消失。可以说，人们近年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业化运作的抱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中出现的过度市场化的不满。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应当谨防过度市场化。

把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理解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品化、市场化，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忽视了保护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制造物、交换物的商品市场交换活动的本质区别。如前所述，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是从产业发展理论的视角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进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单一的保护体制的改革，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方向和运行机制的转变。产业化理论相对于商品化、市场化之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进步。如果将市场化与产业化等同，就会陷入或因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品化、市场化而否定产业化，或因赞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而支持其商品化和市场化的思维陷阱，从而阻碍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保护理论的有效研究。

应当看到，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运作的不断深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通过多种渠道获得和配置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我们不能因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业化运作中出现了某些过度市场化的问题，就否定产业化运作模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作用，更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再退回到原来状态，使其成为毫无生气、单纯靠政府财政救济的政府附属品。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需要推进的是有控制的“产业化”，需要拒绝的是盲目的、完全的“市场化”，要认真纠正过度的“市场化”导致的问题，总结“产业化”的经验，健康、有序地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其二，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不等于政府不再承担保护责任。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化产业不同于一般产业，其突出特点就是产品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即具有公益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的运营的发展经费不能直接通过市场交换获得，主要应通过政府财政再分配获得。因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本来源不能按私人产品那样“谁消费，谁出钱”，而应按“谁受益，谁出钱”的原则分担。推进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升文化竞争力，维护国家的文化，寻求文化认同具有重要作用。社会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直接和间接的最大受益者。政府作为社会利益的代表，应认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与之相关的文化产业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政府应从全局性、先导性和基础性的高度，更加深刻地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战略地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有限投入但有巨大产出的产业，义不容辞地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进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付费，并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运作对社会贡献率的增大而加大成本分担比例，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对社会的经济价值得到直接补偿或兑现，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一方面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一方面还得乞求行政支持和资助的可悲状况。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并不意味政府财政可以少拨款或不拨款，而是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成为政府从社会利益出发希望发展、愿意发展而且必须发展的产业。

其三，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不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因此，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不能“营利”，但可适度“盈利”或“赢利”。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的宗旨是通过产业化的运作模式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发展，激发其内部活力，增强其文化竞争力，从而达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不能像某些产业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它所追求的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效益的最大化。虽然可以通过产业化方式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盈利”或“赢利”，但是不能以追求利润为主观目的。所谓“盈利”或“赢利”均指“获得利润”，体现为一种客观结果，前者通常指产业部门通过加强内部管理，合理利用资源而获得的效益利润，后者往往指产业部门在与对手的竞争中，依靠服务与经营的优质高效而获得的优势利润。要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营观念，不断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努力提供全方位，高品质的文化产品与服务。社会责任感和制度规范固然也能调动个人和集体的积极性，但是要保持长久的动力，利益原则才能起到基础性的调节作用。只有允许各社会团体、个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通过竞争和效益原则提高效益，获得适度的利润，才能调动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的产业化能否健康发展，不在于其是否“盈(赢)利”，关键是以有关法律规范“盈(赢)利”的大小及利润的使用方向。如果在政策上完全排斥“盈(赢)利”，将难以从根本上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经营思想、组织形式与发展机制的变革。

总而言之，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运作模式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始由政府完全控制甚至直接管理、运营的状态下解脱出来，按照产业发展的自身规律发展与运行。

其次，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由过去完全附属于政府机构、没有自主发展权力与能力，变成某种程度上具有自主发展机制与能力的经济实体；由事业单位转变为对自己行为负责的经济实体(外国法律中称为“特殊法人”)。

第三，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由过去完全看政府脸色、按照政府想法行事，转变为必须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考虑到不同消费者的需要和满意度去行动。消费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由以前抽象的、难以操作的政治约束(当前，还有很多地方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他们只是为了保护而保护)转变为看得见的、可操作的经济、舆论约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由过去在政府直接指挥下整体推进，转变为可以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灵活的微观调节与转变。

第四，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意味着作为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同样要考虑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样要考虑投入产出比，其发展要受到基本经济规律的制约与影响。政府在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相关政策时，不仅要从公共政策角度考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也要从经济政策角度考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效益。

第五，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意味着市场机制同样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生作用。传统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与诱惑。当然，作为公益性很强的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要考虑其公益性，同时要抑制单一市场机制的作用。

二、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业化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互赢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而言的，无论是物质还是非物质都是相对的，二者之间的界限从来就不是泾渭分明的。

意大利博物馆协会主席乔凡尼・皮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基于物质形式表现的。例如某一社区的传统文化方式、传统生活方式、宗教仪式、传统社会模式、人们的文化活动场所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昆曲艺术、西西里岛提线木偶戏、摩洛哥加马俄夫纳文化广场和立陶宛的木制十字架工艺就属于这一类。这些遗产保持着属于他们社区(会)的文化或社会传统价值，并充满活力。第二类是不需要以物质形式表现的，如：语言、记忆、口头传统(表演)、歌曲、非曲谱传统音乐等。其中一些已经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作”称号，如厄瓜多尔和秘鲁的扎帕拉语言，格鲁吉亚的复调歌唱法。第三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在物质文化遗产之中，即物质文化遗产所表达的象征和内涵。任何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其物理外观和与之相关的文化内涵两维性质。所谓物理外观是指它的大小、尺寸、形状，与之相关的文化内涵就是指其所反映出的过去与现在的联系及其所表达的人类文明发展史等。物质文化遗产如果不具备这些相关的非物质的文化内涵，就不能称其为物质文化遗产。

同样，根据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的非物质的文化内涵的多寡也可以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丢失了大部分非物质文化内涵的物质文化遗产，如玛雅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建筑物。由于我们对于玛雅文化――这个失落的文明知之甚少，所以那个时代所留下的遗迹只能作为一个时代的印记或地理上的某个标记而已。第二类是指所含的信息虽然没有丢失，但其制作、建设、使用的条件、传统已消失的物质文化遗产，如长城、帝王陵寝等。第三类是所含的信息不仅保存完好，而且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由历史传承而来，并有可能继承下去的物质文化遗产，确切地说，这也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如皮影、剪纸、古琴等。

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才能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

以产业化形式对可经营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以某种物质形式表现出的、具有物质载体或形式载体的文化符号应用到文化产品的生产中，如以一种体验式旅游的方式展现某一社区的传统文化方式、传统生活方式、人们的文化活动场所；以演出的形式表现口头传统；以表演、体验、相应旅游产品的生产赋予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物质形式，或给予呆板、生涩的物质文化遗产以生机和活力，这些无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是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同时也要注意，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运作必须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生态性、传承性、变异性的基本特征为前提，如果以损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生态性、传承性、变异性等基本特征为代价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可经营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产业化运作是得不偿失的。

三、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业化运作的多重效益

以产业化运作保护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实现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的“三赢”。实际上，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运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研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载体传播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没有冲突，相反，如果运作良好的话，它们是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

首先，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运作能更有效地传播民族文化。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运作与事业运作相比，文化传播的优势十分明显。产业运作容易突破事业运作的时空限制，传播地域更广，速度更快。通过产业运作，文化产品或者当场为消费者消费，或者依附在物质载体上，通过各种商业渠道，迅速流转到消费者手中，其文化传播的扩散效应十分明显。与事业运作单一的模式相比，产业运作借助各种形式的运作方式，如通过影视观看、器物制作、旅游纪念、食品销售等，可以从视听、触、食等多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文化传播。通过产业运作创造的经济利益可以迅速用来扩大再生产，而事业运作则意味着长期的简单再生产或缓慢的扩大再生产。能够迅速进行扩大再生产则文化产品日益丰富，能充分满足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简单再生产或缓慢的扩大再生产则文化产品单一，消费需求萎缩。两相比较，产业运作的文化传播效应是扩张的，而事业运作的文化传播效应则有减弱的趋势。

其次，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运作产生的经济效益可以为事业发展、科学研究、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物质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事业运作一直是以财政支撑为经济基础的，如果改变旧有的运作模式，就可以加强自身的造血功能。人们现在普遍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发展既需要政府的扶持但又不能完全依赖政府。需要政府扶持是因为在没有产业化运作之前，盈利生存的能力弱；不能完全依赖政府是因为要考虑政府本身的多种经济压力，应该力争从各方面减轻政府的负担。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不可能要求政府为其发展提供所有的投资，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在部分领域进行产业化运作，以产养产，在其建设中引入产业机制，促进现代化的创造和自身的长期稳定发展。

再次，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运作可以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满足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追求生活质量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对文化消费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追求品味、时尚的新消费群体越来越需要高质量的文化消费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可以集精湛的传统艺术与现代科技之长，提供符合时代潮流的文化产品。这种产品不仅文化含量高，而且最能满足文化消费者追求精美时尚、古朴典雅的消费欲望，同时，由于越来越频繁的对外文化交流，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客人对文化消费品的需要也日趋多样化，这种交流需要文化机构把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手段结合起来，通过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形象更生动地再现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让世界人民能够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成就和辉煌历史，为各种文明的融合和交流提供一个广阔的平台。

四、结语

从世界各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看，完全由政府承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任是不可能的，一般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都包括政府财政支持部分(公益性部分)和依靠市场机制支持部分(非公益性部分)。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行政改革中，在许多公益性领域引进了市场机制和私人企业，但是不意味着政府干预不存在。发达国家政府对这些领域的私人企业管制而不管理，在价格等方面仍然存在着政府的严格管制。这些都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的健康发展。

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可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费，并能够创造出大量的社会财富，起到了增加就业、创造价值、刺激消费、涵养税源的作用，是近年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从本质上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属于经济学范畴，以赚取利润为目的，所以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市场规律。作为一种经济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点和弊病。如果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都通过产业方式运作，一味地追求利润，那就走进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区。所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就是要对不同性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对于可经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通过产业化运作模式进行保护，对于那些非经营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要充分发挥国家政府、公民社会的作用，培养良好的公民性，建立各种政策法规进行保护。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化产业，就要不断完善文化产业的政策法规，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产业化在文化产业的框架内得到健康、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2]顾军，苑利，《文化发展报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3]贺学君，“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4]胡惠林、李康化主编，《文化经济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

[5]花建，《产业界面上的文化之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6]花建等，《软权力之争：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竞争潮流》，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

[7]刘魁立，“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理论反思”，《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4期

[8]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9]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

[10]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

篇6

一、何为民艺？

民艺泛指民间艺术，是相对于所谓的“文人艺术”“宫廷艺术”“贵族艺术”而对乡野艺术所做的界定，也就是“草根艺术”。广义的民间艺术是指民间艺术从业者或劳动者个人根据自己的审美喜好，为了解决生活中出现的日用问题或为满足民俗民风的需求而创造的各种物品或者文化艺术形式的总称，涵盖了民间工艺美术、民间（地方）音乐、民间（地方）舞蹈和民间戏曲等多种艺术门类；狭义的民间艺术则偏向民间（地方）造型艺术，包括了乡土美术（绘画）、乡土手工艺等各种物的表现形式。民艺创作者（民间艺人）往往以生活所需就地取材，以传统的手工艺方式满足日用和仪式需要。作品往往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与民俗活动密切相关，从而使得作品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比如元宵节的灯笼、端午节的龙舟、盛产竹子之地的竹刻、社火之乡的脸谱等等，饱含着手艺人对于生活的热爱和赞美。

民间工艺美术形式多样，按照取材材质可以分为纸布皮艺类、竹木石艺类、面泥陶艺类、柳藤编艺类、金漆镶嵌类等；按照制作技艺的不同，民间工艺美术又被分为编织类、印染类、雕刻类、绘画类等等。从生产方式看，民间工艺美术多年来基本上传承的是父传子、师带徒的家庭式、作坊式的手工作业或半手工作业方式。从实用功能看，民间工艺美术品的范畴既涵盖了侧重实用性和生活性的器物和装饰品，也涵盖了侧重欣赏性和精神性的民间艺术和美术作品。民艺作品的题材和内容大都来源于民间或民俗生活，集中反映了民间社会劳动群众共性的审美需求和心理需要。民间艺人用粗犷拙朴的造型，浓郁饱满的色彩，既从客观上满足了对物品美观实用的物质需要，又从主观上表达了祈求吉祥如意、趋吉避凶的精神追求。

日本著名的民艺理论家柳宗悦先生也是知名的美学家，被誉为“民艺之父”。他在《民艺是什么》一文中这样给“民艺”下了定义：所谓民艺，即民众日常使用的工艺品之意。日常用品并不能脱离审美范畴而存在，真正的美是不可能在单纯的艺术（art for art）中产生的，而必须是在为满足生活所用而真挚地进行制作的物品中才能够呈现。基于这样的理念，柳宗悦先生认为民艺就是一条通向“美的王国”的道路，路上的风景状态是诚实自然、简洁实用、质朴牢固、健康闲适的；而经过的路人则应该拥有一双清澈直觉的眼睛和一颗自在不羁的心灵，这种和谐的人物对照才是民艺的根本。

二、民艺的现状

中国的民间艺术门类众多，源远流长。但是在机械化生产、智能化制造等现代化生活的语境下，民间艺术的现状表面上一派繁荣，其实在生命力的延续上不容乐观。

首先，许多民间艺术和传统技艺濒临失传甚至绝迹，民间艺术的政策生存空间无限大，而实际的生活生存空间却无限小。虽然国家和政府制定了很多关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非遗”技艺传承与保护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各地都涌现出一批“非遗”技艺传承人，但是普遍的现状是后继无人，一些“非遗”技艺面临着 “人去艺绝”的尴尬境地，处于自生自灭的“瘫痪”状态。

其次，大量民间艺术的珍贵实物和资料仍然散落于民间，亟需民艺研究人员进行整理和保存。很多地方政府搞文

博会、文创展和“非遗”技艺培训，但是对当地的民艺资料的整理、民艺博物馆的建设等关注不够，投入的人力和财力有限。

第三，民间艺人的“自闭”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民艺的发展。大多数民间艺人的技术已比较精湛，但在艺术审美层面还存在着一定的盲区，产品过于传统呆板，不能满足现代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最后，现代设计产业的浮躁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民艺的发展。虽然现在有很多企业和设计师在做民艺产品的设计研发，但往往流于形式，仅仅是为了某一个或者某一系列产品，采集些表面的设计元素，不是以研究、传承的心态来对待民艺；也有一些所谓的“大牌”服装和箱包设计，用拼凑的所谓“中国风”系列来吸引眼球，其实也误导了年轻一代的审美价值观。

三、“民艺”的回归

值得庆幸的是，大众对于民间各种工艺品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认祖归宗”，文化的认同感无需置疑，只是对产品的实用性、审美性、大众性等还不甚满意。目前国内外出现了对于传统民艺进行“生产性保护”的探索和实践。

众所周知，日本的民艺以“匠心精神”闻名世界，工匠们用一生追求着一件事物每一个细节的完美。民艺家柳宗悦先生自 1926年开始致力于倡导日本民间艺术的复兴， 1936年创建日本民艺美术馆并创办《民艺》杂志至今。我们在惊叹日本手艺人对于作品的执着时，这份代代流传的“文脉”更值得我们尊敬。中国的民艺似乎缺乏“匠心精神”，虽然中国也有很多为民艺鼎力付出者，比如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第一人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生， 2009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数据中心，致力于城市保护和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曾经对我国 56个民族遗存的民间文化，大到古村落小到荷包，进行了一个“地毯式”的考察，而且坚持做了 10年。

中国的民艺，有很悠长的历史渊源，历史长河中“匠心精神”的传承者中亦有中国人的面孔。只是我们只顾着赶路学习和赶超发达国家的艺术和技术，忽略了中华民族的初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要复兴中国的民间艺术，没有几十年的积淀是不可能的。

（一）普及民艺教育

民间艺术可以说是中国的母体文化，是各族人民经过世世代代与生活的不断碰撞而传承下来的智慧结晶。它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审美情趣，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中非常亮丽的风景线。虽然国家和政府已经采取了种种措施，但从长远的眼光来看，教育应该发挥潜移默化的熏染作用，“匠心精神”的复兴必须从孩子开始，要渗透进孩子举手投足的日常生活。同时，在中学、高职、大学等教育中也应将民艺的素质教育融入其中，设计类专业开设民间技艺的传承课堂，让民艺教育成为教育新常态。

民间艺人，不仅仅是技艺的载体，更应该是民艺文脉的载体，是艺术与生活的桥梁，他们也是受教育的群体之一，在传承技艺的过程中也要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技近于道而不是技止于道。

（二）手作不等于民艺

说到“民艺”，很多人自然而然地会把它等同于手作。其实，民艺不是简单的手工艺品，也不是复制某一种制作工艺，它是某一种独特地域文化的载体。从设计的角度去分析，它有自己唯一的造型、色彩和材质系统，也有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换言之，它有自己的语境和沟通方式。因此，对于民艺的传承不是手作所能担当的，机械化生产可能会成为更好的生产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手段。

对于设计师来说，应当探索设计在民间工艺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者建立起自己的行动方向和模式，通过对民艺的研究和开发，创造出具有设计成果和文化价值的案例，让作品承接传统与现代，赋予产品可持续性的文化脉络。

（三）知识产权保护

当前，机械化生产产品的苍白无趣以及后现代生活方式的多样化让人们把目光投向了手工技艺的温情，这也让民间工艺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但目前民间工艺品不论是题材还是色彩形态，不同品类间的抄袭和模仿比较普遍，原创型、创新型的产品少而又少。如何鼓励“匠心 ”精神在民间艺人之间传承，把工艺真正当作手工的艺术来对待，这才是民艺传承的内在动力和有力保证。

完善对民间工艺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原创者的利益，提高抄袭者的成本，这也是鼓励民间工艺原创性的重要杠杆之一。

（四）回归“民艺”的根本

民艺的根本在民间生活，不论是其政治、经济、文化的表现形式，都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区域性生活特色。传统手工艺的生存或者消亡，并非来自人们的一厢情愿或是政府的大力扶持，更多的取决于它与市场经济的适应程度，与现代生活文化的融合程度。

市场化的运作模式结合民族传统文化形态的渗透植入，民族性与商业性可以在生态旅游平台上寻找一个最佳的均衡点。把可持续性民艺、可持续性村寨、可持续性农业等统一规划在特色地域发展规划中，立足民族的区域性文化传承，推进产业经济的持续性发展，催生区域特色产业集群，在民族特色产品的活态开发、生产、流通的同时，推动注重民族文化传播的人文生态旅游，甚至延伸到发展地方农业生态体系。让民艺回归民间、回归生活，给本土生活附加更多的舒适感和幸福感。

四、结语

民间工艺往往立足于生活所需，以方便实用为准则，在造物史上开创了质朴亲切、真诚平实的审美精神。每一件造物，不论是色彩布局、造型结构、材质工艺，都保存着人类本初造物的朴拙自然，平衡着人们浮躁状态下的物质需求和精神向往。

大美不言，美来自民间。民艺之美，是自然之美，饱含着乡村田野的清香、灶头炕尾的温暖、大口吃喝的豪爽、天地鬼神的敬畏，并且将这些点点滴滴的色香味体验深深融入到衣食住行的每一个瞬间，这是人类任何其他艺术形式都不能比拟的。在网络虚拟生活、自媒体无序传播、城市生活越来越浮躁的今天，让手艺重回我们的身边，温暖和滋润我们的日常，抚慰狂躁和空虚的心灵。让民艺回归生活的根本，这将是我们最大的本分和荣耀。因此，本论文题目中的民艺，前后应有两种理解。前者指物质的、技艺的民艺，后者是文化的、生活的民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