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的好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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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优势归纳来看，包括如下几条：首先，中国有了2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和制度创新的氛围，市场机制的作用也大大加强，这为我们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另外，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中国人的平均健康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现在60岁左右老年人的健康水平甚至比25年前50岁出头的中年人的健康水平还高，所以说．老龄化问题本身光用年龄宋度量是把问题给夸大了。

那么，如何用制度创新和市场机制来战略性地解决老龄化问题呢?

首先，恐怕政府要做的是减少对老年人养老保险义务的承诺。从世界各国来看，对老年人未来养老保险义务的过多承诺都产生了政治上的巨大问题，给今后政府的公信度和财政压力都带来很多的负担。比如美国财政的最大支出项(18％以上)就是社会保障。少承诺养老保险义务的另一个直接好处是增加了现在工作的年轻人和中年人的储蓄，储蓄的增加一般来说对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增长是有好处的。当然，过高的储蓄也有问题。总之，少承诺是政府至少应该做到的制度创新的第一步，也是最起码的一步。

第二类制度创新，是建立灵活的退休机制。由于中国公民的健康水平普遍提高，人均寿命在延长，人的劳动能力和劳动年限都在不断增强和延长。今天70岁老人的工作能力甚至比30年前55岁中年人的工作能力还要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适当地提高退休年龄．减轻全社会养老的压力，同时也可以扩大劳动力的供给。推迟退休机制，还可以增加社会的平均幸福水平，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工作不仅是创造收入的方式，也是一个人健康快乐生活的组成部分。当然，这并不是说一刀切地提高退休年龄，重点在于建立一个灵活的退休机制，让那些有工作能力的退休者选择晚退休或者不退休。现在的西方社会，很多机构并没有强行退休机制。比如在美国的很多大学，原则上讲，很多教授可以永远工作下去，但实际上，当他们体力和创造力下降，感到工作不再游刃有余时，就会自主选择退休。

制度创新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改变机构的某些组织形式。尽管中国进行了不少改革，包括1980年代初的干部体制改革，但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各个机构中，国人还是习惯是由比较年老和有经验的成员来领导相对年轻的成员。这当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年长者的创造力一般来说会不如年轻成员，思想会比较保守，从能力来讲可能不适合继续留在领导岗位上。所以，我们需要强化一种新型的组织文化，让年老的人很乐意被年轻人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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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机会窗口开启

20世纪70年代初是我国人口转变过程的重要分界线，主要表现为此前的高出生水平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生育以后人口过快增长趋势的扭转，形成了以少儿人口比重稳步下降、老年人口比重开始上升、劳动适龄人口供应充足为主要特征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变。

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为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优越的人口环境。当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较低的社会抚养压力所形成的高储蓄率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并由此获得超出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人口红利”也就产生了，这一阶段也被称之为人口机会窗口开启的时期。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等）成功地把握了人口转变的机遇，收获了“人口红利”，取得了经济的迅速增长。

2005年1%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表明，我国目前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20.27%，60岁以上人口占11.03%，15―59岁劳动适龄人口占68.7%,社会总抚养比为45.56%。这一趋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而结束。我国目前正处于人口机会窗口开启的时期。计划生育的成功为我国带来了40多年的 “人口红利”期。

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主要是由生育水平的快速下降而产生的，人口转变过程必然会导致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随着老龄化的进程，社会抚养负担会不断增大，并最终关闭人口机会窗口，形成人口负担。

城乡互动，充分收获“人口红利”

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只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有效的政策措施来兑现收获“人口红利”就显得非常紧迫和必要。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并不会自动地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而只是为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机会。“人口红利”的收获不仅需要有一个相对年轻和丰富的劳动力人口，而且需要为这样一个劳动力大军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目前，越来越高比例的劳动适龄人口没有实现充分就业，成为社会被抚养人口，失业问题日益成为困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城乡和地区间人口转变进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这两类地区都常常面临无法同时满足收获“人口红利”所需要的各种条件的困境。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但由于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而无法兑现“人口红利”。城市地区由于老龄化的加速正在迅速地接近“人口红利”机会窗口关闭的时刻。

人口的合理流动迁移可以有效地促进城乡地区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条件的实现，构建了上述两类地区都能收获“人口红利”的桥梁，为城乡地区带来了双赢的局面。在城市地区，来自农村的年轻劳动力人口的流入，显著地延缓了老龄化的进程，延长了收获“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开启的时间。就农村地区而言，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人口与城市的就业机会相结合，在城市中找到工作，获得了收入，提高了技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成真正的劳动生产力，城市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为农村“人口红利”的兑现提供了经济机会。

在我国目前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有序的人口流动将在整个国家层面上将人口机会和经济增长机会结合，解决城乡劳动力供需矛盾和充分就业的问题，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的人口环境。在这个意义上，城乡人口转变态势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的人口迁移流动，可能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红利”的基本特征之一。而就具体的地区而言，利用各地老龄化程度的差异，采取相应的错位发展的策略，有可能使得各地区都能延长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时期，最大限度地收获“人口红利”。

各种预测表明，我国人口机会窗口将在2025年前后关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会关闭得更早。也就是说我们应当采取适当的社会政策，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以巨大的代价所取得的人口控制的成功所带来的好处，及时顺利地收获“人口红利”，将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充分转化为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源泉。

合理投资，善用“人口红利”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一个必然结果，我国在2000年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从国家总体而言，人口老龄化正在改变随着生育率下降而形成的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机会窗口的关闭是必然发生的，只是时间的问题，今天的优势在不久的将来会转化为沉重的老年负担或“人口负债”。

我们正面临着一种风险，即我们在还没有充分收获因生育率的快速下降而形成的“人口红利”，还未就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好必要的准备就迎来了老龄化加速的时期,我国人口控制取得成功的长期效益将由此而大大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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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全球老龄化的世纪,同时又是人类的长寿时代。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把老龄问题概括为满足老年人的特殊需要人道主义方面的问题,和涉及人口老龄化所造成社会经济的发展方面的问题。前者包括老年人的保健与营养、住宅和环境、家庭、社会福利、收入保障与就业以及教育。后者包括在老年赡养比日益上升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对生产、消费、储蓄、投资,以及反过来对一般社会经济状况和政策的影响。大会通过的《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强调“既要处理各种影响到老年人的问题,也要处理同老龄化有关的问题”。

我国已经进人老龄社会,一方面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需求增多,家庭照料资源减少,如何解决这一对矛盾,已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另一方面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和社会保障的压力加大,已经成为我们在全国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必须面对的挑战。

对于老年人来说,提高生活质量的实质是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人有三种基本需要,即生存需要、社会需要和发展需要。如果说生存需要是指个人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理需要,社会需要是指“满足由人们赖以生息教养的那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一定需要”的话,那么发展的需要则是指每个人有全面而自由地发展的需要。发展的需要是人类最高层次的需要,也是全面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

发展老龄产业,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和促进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是我们应对老龄化挑战的一项积极的战略措施。《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要求加快老龄事业的发展步伐。重点解决老龄事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落实“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把老龄事业推向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指导原则是提高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我们进一步设计和发展老龄产业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发展老龄产业,为满足老年人需要和提高生活质量服务

人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满足老年人的需要和提商其生活质量,既要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去研究如何保障老有所养,提高健康水平,延缓衰老,实现长寿;又要从其社会属性出发去研究如何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满足他们继续发挥作用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

(一)满足老年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生存需要(物质生活需要)是人生的第一需要。在工业社会里,家庭的养老功能弱化,如果说建立“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是从经济上保障老年人的食、住和医疗支出的话,那么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健康护理,就要依靠老龄产业提供。

世界各国老年人的生活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养老院里生活,叫做机构养老;另一种是在家里过晚年,叫做居家养老。前者的照料和护理由老龄产业兴办的养老机构负责,后者所需要照料和护理由老龄产业提供上门服务。

国际社会和学术界主张居家养老,理由是家庭始终是人们互相交往、终身依赖的基本形式,也是思想感情交流最充分的场所。社会老年学家戴维·L·德克尔在《老年社会学》论述“老年与家庭”的一章中强调“没有一个领域跟我们命运的关系比我们与家庭关系更密切,我们可以退休,却不能退离家庭。”《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强调“应举法使年长者能够尽量在其自己的家里和社区独立生活”。1991年《联合国老年人原则》强调“老年人应该得到家庭和社区根据每个社区的文化价值体系而给予的照顾、服务和保障”。

尽管发达国家都建有一定数量条件良好的养老机构,但是居家养老仍然是绝大多数老年人首选的生活方式。据统计各国选择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占老年人总数的比例,英国为95.5、美国为96.3、瑞典为95.2、日本为98.6、菲律宾为83、新加坡为94﹪、泰国为87、越南为94、印度尼西亚为84、马来西亚为88。

为了解决老年号人居家养老的困难,国际组织和学术界极力主张大力发展社区助老福利服务事业,为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强调:“社会福利服务应以社区为基础,向老年人提供预防性、补救性和发展方面的服务”。

1992年联合国通过的《老龄问题宣言》再次强调“确认老年人有权享有追求和获得最高程度的健康的权利;随着增龄有些(老年)人将需要全面的社区和家庭照料”。

1999国际老人年的活动重点包括“吁请各国在国家、区域和地方制定综合战略,以满足老年人在家庭、社区和社会公共机构内,得到照顾和供养的更多服务。”人老体衰多病,生活照料和保健护理是老年人的必不可少的需求。随着老龄化的发展,我国空巢老人家庭越来多,20__年全国一人家庭户中,65岁以上单身老人户口占27.71,超过1/4。在全国二人家庭户中,只有一对老年夫妇户占13.41。统计还表明20__年65岁以上空巢家庭全国为22.0,北京市为24.9,上海市为29.3。

卫生部1998年的一项调查表明: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两周患病率为全人群的1.7倍,慢性病患病率为全人群的4.2倍。

北京市的抽样调查表明,20__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高达72.1,同时患有两种以上疾病的人口有42。

老年人慢性病和非传染病除了医疗费用高以外,还会导致患者长期失能和残障,带来沉重的护理开支和负责。北京市的调查表明,1997年老年人失能和残障率高达25.2,20__年老年人中日常生活需要帮助的有20,日常生活完全需要依赖他人照顾的占5。

和国外一样,我国大多数老年人也愿意在家里过晚年,北京、天津和上海关于养老方式意愿的抽样调查表明,90以上被调查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特别是高龄老年人,独立生活困难和多病的老年人,迫切需要社会养老服务机构和老龄产业满足其生活照料和保健护理的需求。

(二)丰富老年人的

闲暇生活,为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服务。“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是我国老龄工作争取实现的六项目标。如果说“老有所养”和“老有所医”是老年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的话,那么“老有所教”、“老有所学”和“老有所乐”就属于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了。

1.发展老年教育为老年人提高文化水平服务

我国不少老年人的少年时期是在旧社会度过的,历史原因导致他们受教育程度低。据统计,20__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文盲、半文盲率达到47.54。在15岁以上文盲和半文盲中,58.81为60岁以上老年人口。老年人口中,小学程度的人占36.82,初中程度的人占9.46,高中程度的人占4.12,大学以上程度的人仅占2.05﹪。大部分文化水平低的老年人希望有学习的机会,但是老年大学和文化活动设施不足,据统计,20__年在城市,老年人生活的社区内没有老年大学的占77.9,在农村占94.9。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由此可见,在发展老年教育为老年人提供教学服务方面,老龄产业是可以大有可为的。

2.发展老年文娱体育活动,为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服务

20__年的调查显示,不少地区由于活动场所有限,设备短缺,老年人文体活动参与率低。在城市,老年人生活的社区内没有老年人活动室的占47.7,没有运动场的占58.2;农村没有老年人活动室的占79.4,没有运动场的占85.6。实施“星光计划”以来,老年人的文体活动设备和场所增添了不少,但是,各个地区的发展还不平衡,有待我们兴办文体服务产业,进一步发展老年文体活动,为老年人提高健康水平和增强体育服务。组织老年人参与发展,为实现“老有所为”和应对老龄化挑战服务

国际社会十分重视老年人参与发展,认为老年人是老龄社会的重要资源。《20__年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强调老年人积极参与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包含了努力使老年人有机会继续为社会作贡献的目标。要承认和鼓励老年人为家庭和社区作贡献,为老年人提供参与社区发展和自我实现方面的信息和服务。

人生价值贯穿于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生命的全过程,其中包括老年阶段。老年人作为社会的人,他们对社会的存在与发展负有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在他尽义务的同时,也享有相应的权利和受到社会的尊重。如果说人们视老年人为宝贵财富的最根本的理由是对他们完成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历史功绩的肯定的话,那么老年人在现实生活中如何进一步实现自我价值,则要靠继续参与社会发展来获得社会的承认和尊重。

参与发展既是老年人继续为社会作贡献的需要,又是老年人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实现自我价值是老年人最高层次的追求,这一理想的实现需要老年人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其中包括老龄产业在为组织老年人“老有所为”所提供的支持和服务。

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通过的《政治宣言》把“老年人与发展”放在采取行动的首位。强调“老年人的潜力是老龄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依靠老年人的技能、经验和智慧,不但能首先改善他们自己的条件,而且还能积极参与全社会条件的改善”。由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为大会所采纳的“积极老龄化”,提倡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大会在《行动计划》中还重申老年人必须成为发展进程的充分参与者,还必须公平享有发展进程的种种好处。建设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规定了努力使老年人有机会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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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的报告指出，虽然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是个普遍问题，但中国可能是第一个未富先老的大国。美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官员曾指出：“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工业化还没完成，老龄化就提前到来，规模大、速度快，是‘未富先老’。”联合国预计，到2040年中国青壮年人口与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将达到3：1，而在2000年比例为6.4：1。

面对老龄化社会即将来临，可能更多人把忧虑的眼光放在社会保障上：我们的医疗卫生体系、养老金规划、农村养老金制度、养老保险等，能否养活养好那些老去的人？

一对中等收入的夫妻，子女不在身边，他们即将离开工作，进入退休的日子。可他们有足够的金钱供他们度过余生吗？

“这要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舒适程度和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理财分析师说，“当然，更重要的是，退休后他们还能活多久？”显然，没人知道答案。大部分人已意识到通过股票市场来获得丰厚的收益已成为历史，他们对股票市场的期望已越来越实际。但人们没意识到的是生命预期的延长对退休金的巨大影响。今天，一个健康的60岁的人能活到90岁甚至95岁是很正常的事。但我们手中可见的货币只能供我们活到80岁就没了。一个必然的结论是：我们的寿命越来越长的代价是我们必须工作的时间更长。

在中国，迅速发展的经济使得人们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退休后人们从社会保障系统所获收入已难以赶上生活成本上涨的速度。30年后谁养活你？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大家都知道，社会养老保障三个支柱：社会保险、企业年金、个人商业养老计划。对家庭和个人而言，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及早，最好就在今天开始，给自己做一份退休养老计划。

首先，要确定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品质和生活水准，一般大约是现在日常开支的60%左右。如果还想要有其他精彩节目，如每年去旅游或上老年大学，则要预算这些开支。另外，要预留一定的老年护理费，不要光指望子女病床前尽孝。

其次，算一算如果维持这样的生活水平，在退休时要准备多少钱。比如30年后在通货膨胀率每年2%~3%的条件下，维持相当于现在4万元/年左右的退休生活到90岁左右，需要准备100万元左右。你准备好怎么做了吗？

一个家庭的应急准备金不低于可投资资产的10%。其余资金应用来做中短期投资，为养老作准备。包括两种方式：一是将目前储蓄中的一部分用作养老准备；二是将每年收支节余作定期定额投资。由于养老计划追求本金安全、适度收益、抵御通胀、有一定强制性原则，所以要将养老储投与其他投资分开，用适度债券、平衡基金、保险等组合去实现。保险产品相对其他产品收益率也许不算高，但最大的好处就是强制性，因为它退保成本高，也就是退出壁垒高，所以不会轻易将养老年金挪作他用，使得保险成为养老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社会保险和企业年金也有很大好处：一是强制性；二是有企业帮你出一部分钱，有社会平均补助部分给你，所以一般不要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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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老龄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为2.4%，我国的增长速度已达3%。例如：瑞典老龄人口的比重40年的时间年均增长0.08%；而我国老龄人口的同比重增长只需9年时间。根据相关专家预算，至2050年，世界总人口将增长47%，而我国同期只增长16%；但是同期世界上老年人口增长达225%，而我国老年人口将会增长240%。因此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具有必要性。

（一）对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意义深远

社会中的劳动力人口主要包含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和其他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其中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在劳动力人口总体中处于中心和主体地位，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总数多，比重大，说明社会上的总体劳动力资源丰富，能够创造的社会价值大，供养能力强，对经济的发展有好处，反之则会抑制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龄人口所占比例的增大，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深入挖掘劳动力资源中具有潜在价值的老龄人力资源，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强的后盾。

（二）有利于减轻社会负担并保持社会稳定

由于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社会对于老龄人口的抚养系数将会越来越高，这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人口老龄化已经以越来越快的速度逼近我们。有关数据显示，我国每百位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在21世纪伊始需要负担约15位老年人，半个世纪后则需要负担约48位老年人，不断增多的老年人口数量不仅会增加年轻人的抚养负担，而且不利于整个家庭的团结和睦，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

（三）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

人口老龄化在当代社会已经成为人尽皆知的普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中的人们开始担心他们在退休以后的养老问题，甚至开始为退休以后有更好的经济生活而存钱，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行为必定会减少国内人们的消费需求，人们消费的愿望也会不足，长此以往国内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放慢，反过来又会影响人们的退休养老基金，这将会是一个恶性循环。

（四）对实现人才效益最大化具有重要作用

在我国目前的离退休群体中，高级技术人员占一大部分，低龄老年人力资源也占到一定比例，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一群体的数量将会越来越多，增速也将会越来越快。这一群体中的老龄人力资源，尤其是身体素质较好的低龄老年人力资源，具有巨大的可利用开发能量。虽然他们达到了离退休年龄，但是其身体条件和自身所具有的能力仍可以使他们继续发光发热。这些老龄人力资源的开发，比年轻人力资源具有更多的优势，投资少而回报大，能够获得较为可观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老龄人力资源开发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我国老龄人力资源开发现状

1、我国老龄人力资源区域分布存在差异

我国老龄人口在地区分布上很不均衡，不同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按老龄人口的地区差异，可将全国各省区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东部沿海地区，第二类为内陆地区，第三类是西北、西南及偏远地区，差异十分明显。中国各个省市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平均时间为2005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老龄化出现城乡倒置的现象。

2、老龄人口职业技能培训欠缺

关于针对老龄人口职业技能的培训，我国目前部分的老龄人力资源劳动力想要学习一些先进技术和专业技能，掌握一门专业本领，很难找到相关渠道去学习，并且老龄劳动力想要到专业机构学习劳动技能比较麻烦，而且费用较高，村镇机构也没有相关的政策来帮助这些老龄劳动力获得专业技能的培训。一些城市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技能培训，大多数都是45岁以上的劳动力，他们缺乏相应的工作技能，而外包的培训机构收取的费用一般在1000元人民币左右，因此政府在老龄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职业技能培训水平缺少相应的支持。

3、老龄人才市场机制不完善，对其开发缺乏统一的组织和领导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发展，深度开发老龄人力资源是我国开发人力资源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才体系来看，我国的人力资源发展和开发体系初步建立，人力资源市场较之以前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完善，但是仍没有达到最佳的发展状况。并且就老龄人力资源的开况来看更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很多老龄人在退休后根本找不到再就业岗位，缺乏市场导向。

我国的机构设置中虽然有许多管理老年人的机构和部门，但是各个机构和部门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管理严格和有序，并且这些机构工作的重点在于对老龄人力资源退休之后的生活安排和服务，并不涉及老龄人力资源的开发如再就业。

4、我国人口基数较大，人力资源丰富

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由于历史的原因，虽然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是我国人口总数依然很多，这将直接造成人们倾向于提前退休安享晚年，因为用人单位不愁人才不足，有足够的人力资源供他们挑选，他们也越来越缺少惜才的意识，所以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比其他发达国家要低。

（二）我国老龄人力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1、我国老龄人力资源开发不均衡

首先，我国老龄人力资源行业开发不均衡。老龄人口在离退休以前，由于所从事的职业不同、优势不同、所交往的人际关系也不同，造成其退休以后再次参加工作的机会不同。我国目前开发老龄人力资源的情况是，开发主要集中于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文化人、机关领导干部群体和具有高水平的信息科技工作人员，除此以外的其他行业领域却较少涉及。

其次，老龄人力资源地区开发不平衡。我国老年人的就业率偏低，且城市低于农村。根据我国在1982年、1990年和1995年这三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老龄人口的就业率分别约为23%、31%和29%，进入21世纪以后，老年人口总的就业率达33%，而其中，城市老年人口就业率仅占13%；但是到了2006年，城市老年人口的就业比仅达0.27%。

2、我国老龄人力资源再培训的教育机构甚少

需要老龄人力资源输出的不仅是其体力因素，还需要其输出脑力因素，这时就需要对老龄人力资源进行再培训教育。由于老龄人力资源输出的智力方面的创造和流动较快，这一人群的流动性更大，因此这一工程浩大，显然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工作是非常薄弱的。

3、我国老龄人力资源开发缺乏政策和机制的保障

现阶段我国面对深度开发老龄人力资源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政策和机制，20世纪国家有关人事部门和法律部门针对离退休的老龄人力资源曾采取过相应的政策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有关法律部门也没有关于老龄人力资源在权利方面的明文规定。进入21世纪，国家下发的有关文件将用人单位与老龄人力资源之间的劳动关系仅仅作为相关民事关系，这样一来对双方都增加了风险。

4、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偏低

以世界上的几个老龄化国家为例：美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6岁；法国为62岁；英国到2020年将女性退休年龄增加至65岁；德国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为女性65岁等等，由此发展下去，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都将在60岁以上。

目前，我国法定的职工退休年龄为男性60岁、女性50岁，特殊情况准许提前退休；机关工作人员和某些持有专业技能的人员中，女性年龄为55岁，男性年龄不变。虽然我国正在逐步延迟退休年龄，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无特殊情况的提前退休现象规模庞大。

（三）我国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1、社会保障制度的制约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总体上是偏向城市的，这也是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表现。城镇居民可以享受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而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却很不健全，尤其在医疗、保险、生活保障等方面。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很有可能在保障农村劳动力的基本生活水平方面无法做好，这将又近一步拉大城乡之间的差距，阻碍老龄人力资源的开发。

2、专业技术水平较低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第一产业上，很多农村劳动力缺乏专业的农耕知识和技能，对于一些农业机械的使用也很少，尤其在一些偏远地区，依然是使用传统的农耕技术，所以，国内农村老龄人力资源在生产农副产品的效率上表现不佳，造成各种资源的浪费。其次是在第二、三产业上，很多老龄人力资源劳动力由于缺乏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从事的大多都是一些低水平的蓝领工作，生产效率同样低下。因此，致力于提升老龄人力资源的技术水平是开发老龄人力资源的关键因素之一。

3、对老龄人力资源的开发在认识上存在误区

受传统思想的影射，我国仍然存在许多对老龄人力资源开发存在错误认识的现象。由于我国人口基数较大，劳动年龄人口长期供过于求，加上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大军的就业难问题，使得我国的就业工作比较难做。国家和政府为了我国的就业问题也是煞费苦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促进老龄人口的再就业，更多人的感觉就是老龄人力资源会与年轻人抢占就业机会，增加就业难度，还有的人认为，老龄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对老龄人力资源的认识缺乏客观的评价。

4、法定退休年龄较低，造成优秀资源的流失浪费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法定退休年龄较低，而在这个退休年龄的群体中，大部分人身体健康，并且拥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经验积累。而由于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较低，这样不仅会给整个社会增添负担，而且还会造成优秀人力资源的浪费。

三、我国老龄人力资源开发路径

（一）促进老龄人力资源思想观念的转变

努力转变老龄人力资源的思想观念，是开发老龄人力资源的重要一步。对整个社会来讲，是通过社会上对老年人无用论的消极论调的批评和改善，极力改变年轻人对老年人的就业歧视，营造老年人就业的良好社会环境和风气；对老龄人力资源自身来讲，改变老年人对其自身的错误认识，从思想上扭转老年人传统的靠社会和子女养活的观念，努力促使老年人适应现代的社会发展环境，提高其自身的工作积极性和自信心。

（二）建立完善的老龄人口社会保障制度

首先，深度开发老龄人力资源需要将政策保障作为其基础和前提。如国家能够结合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背景，提出根据老年人各自情况的弹性退休制，老年人可以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直至不愿意工作为止，国家也可以适度提高老龄人的工资福利，促进老龄人再就业。其次，国家和政府应为老龄人力资源的再就业提供统一管理，提高服务老年人的质量，以服务老年人为宗旨的这一措施必将受到我国老龄人力资源的一致好评；再次政府应该利用财政优势大力发展与老龄人口密切相关的事业和产业，以满足老年人对日常生活的需求。

（三）完善老龄人力资源的职业技术培训制度

首先加强老龄人力资源的职业技术培训教育，促使闲散的老龄劳动力能够充分就业，培养一些懂技术的有专业技能的新型老龄人力资源劳动力。职业技术教育必须要以就业为基本导向，依据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的转移方向，大力开发老龄人力资源的职业技术教育。

其次完善老龄人力资源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以提高老龄人的综合素质为目标，国家、政府和社会都应当积极完善老龄人力资源的技能水平培训制度。针对老龄人自身特点，开发符合自身发展条件的职业技能，例如对不同年龄层次的老龄人开发符合各自特点的技能培训，提高自身的技能水平，跟上时展的步伐，这对老龄人来说具有积极意义。

最后丰富培训开发的内容，使培训内容更大限度有利于老龄人力资源的开发。例如在培训的内容上增加适合老龄人力资源的培训项目。适者生存是现代社会的生存法则，就我国现状来看老龄人力资源如果想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实现自己的价值，就必须与时俱进，主动学习培训中的各种知识，提高自身的见识。

（四）加强社会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适当延迟退休

鼓励更多的社会机构和组织如科研机构、企业等积极参与老龄人力资源的开发，扶持更多优秀并有保障的社会组织机构能为老龄人力资源提供更多的机会，充分挖掘老龄人力资源的潜能，避免这种资源的浪费。另外，适当延迟退休年龄，继续完善法律等有关体系，加大对老龄人力资源开发支持和保护的制度力度。老年人在延迟退休或再就业中属于比较弱势的群体，其权利容易受到不法侵害，为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要加强这方面的法律保障。在事关开发老龄人力资源方面，必须对老龄人力资源开发的安排等采取积极有效的保护措施，推行制度化建设，尽量避免以往习惯用临时性政策解决有关问题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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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使各国养老金制度受到挑战，掀起了养老金制度的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改革点就是养老金的筹资模式，国内外主要的争论点是现收现付制和完全积累制到底孰优孰劣。本文通过对养老金的融资模式和账户形式几种搭配的直观比较来探索养老金筹资模式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养老金;现收现付制;完全累积制;筹资模式

伴随着社会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人的寿命普遍提高，而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问题从全世界来看都很严重。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关于养老保险都受到了热议，其中有关养老基金的资金问题又可谓是经常搅得“人心惶惶”。关于养老金的筹资模式，国内外学者已经做过许多研究，本文是基于学者们的研究进行的简单比较分析，为我们了解养老金改革中筹资模式的改革做理论梳理。

一、模式的构建

现在主要的筹资模式其实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融资模式，另一个部分是账户形式。先简单分类，现在主要的融资模式包括“现收现付制”与“完全积累制”；账户形式也分为“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两种。由此，对于养老金的筹资方式模式可以初步构建为：

I：建立在现收现付制上的统筹账户

II：建立在完全累积制上的统筹账户

III：建立在现收现付制上的个人账户

IV：建立在完全累积制上的个人账户

因为完全累积制是用过去积累的缴款所挣取的利息收入提供保险金的制度，即在职劳动者通过他和雇主在其工作期间的缴费，把一部分劳动收入交由社保经办机构进行积累和投资，等参保人退休后，社会保障基金再以积累的养老金和投资所得回报向他兑现当初的养老金承诺。完全积累制可以算作自我赡养，因其以收定支的特点，很少与统筹账户结合起来，一般完全累积制的账户形式都是个人账户，所以，对模式II进行修改。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也是对养老金融资方式的第三种分类，兼具前两种的功能采取的部分累积制，所以将模式II改为：建立在部分累积制上的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由此，国内外主要的筹资模式类型为：

I：建立在现收现付制上的统筹账户

II：建立在部分累积制上的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III：建立在现收现付制上的个人账户

IV：建立在完全累积制上的个人账户

二、四种模式的具体分析

1.模式I：建立在现收现付制上的统筹账户

这种模式是历史上绝大多数国家养老金的主要筹资模式。先看融资模式——现收现付制，它是指以同一个时期在职的一代人所缴纳的费用来支付已经退休的一代人的养老金的模式，它根据每年养老金的实际需要，从工资中提取相应比例的养老金，本期征收，本期使用，不为以后使用提供储备。从现收现付制的定义我们就能看到，现收现付制对快速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保障养老金的及时发放作用显著，且因为资金是现收现付制的，几乎不受物价水平与通货膨胀影响，其管理成本低、风险也非常小。所以许多国家在建立社会保障初期，受到国内政治与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养老金大多采取的都是现收现付制。同时，也是在养老保险发展初期，无论是国家的财力还是个人的养老意识都是有限的，所以初期的账户模式也只是统筹账户。这个时期的养老基金在一定程度上主要体现的是社会互济的作用。人们习惯上说的“现收现付制”其实就是这种模式的简称。

这种模式起源于19 世纪的德国，并在二战后迅速向世界其他国家普及。然而，正是在二战后，随着老龄化浪潮的来袭，现收现付制在实际运行中暴露了许多弊端。

现收现付制的运行主要遵循的是成本与收入的平衡。根据劳伦斯·汤普森在《老而弥智——养老保险经济学》中提出的养老保险的成本计算，现收现付制下养老金制度的成本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养老金制度的成本=工资收入率×退休者赡养率×退休金替代率

其中：工资收入率=工资收入额/国民生产总值×100%

退休者赡养率=退休人口数/在职人口数×100%

退休金替代率=退休金收益额/总人口平均消费额×100%

现收现付制下的养老金收入来自在职人员所缴纳的费用，所以养老金制度的收入可用公式表示为：

养老金制度的收入=工资收入率×退休金缴费率

由此，当收支平衡时有：

养老金制度的成本=养老金制度的收入

即：工资收入率×退休者赡养率×退休金替代率=工资收入率×退休金缴费率

简化后：退休者赡养率×退休金替代率=退休金缴费率

可见，要维持现收现付制的运行，维持养老金制度的收支平衡，就要从退休者赡养率、退休金替代率以及退休金缴费率这三个方面想办法。而实际上因为退休者赡养率是指退休人口数占在职人口数的比重，而在人口老龄化的实际情况下，该比重一直在上升。所以采取现收现付制的国家一开始多是在退休金替代率与退休金缴费率上想办法，而主要目标与直接作用点就是增加退休金的总收入。德国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有：提高参保率、遵缴率、缴费率，甚至扩大财政补贴。日本虽然是从开源与节流两方面控制，但是其作用也是为了收取更多养老金费用，如提高缴费比率；降低养老保险加入时间，由25岁降低到20岁；延长保险金缴纳时间，65—69岁的在职员工也要缴纳……然而，仅靠从收支平衡方面调节实质是在加重年轻一代的负担。例如波兰，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前，由于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养老保险缴费持续增长，1980年以前为工资额的15%，1980 年代达到了23%，然后又增加到43%，从1992年开始，缴费额为工资额的45%，如果政府不对养老金进行补贴的话，单靠由在职工人支付，实际的养老金缴费额将达到工资额的62%。为应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支付危机，减缓年轻一代的供养压力，也为了在保护老年人基本生活的同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该模式的改革在所难免。

2.模式II：建立在部分累积制上的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早在1997 年国务院就公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正式确立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是建立在部分积累制上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筹资方式。但是这种模式并不能作为长期模式，只能是一种过渡阶段的模式。首先，考虑到经济发展与所需要的社会储蓄，经过很多学者分析，无论是使用现收现付制的融资模式还是完全累积的融资模式，在我国储蓄率水平居高不下这一现实经济条件下，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优储蓄率水平影响并不大；但是从成本的角度考虑，完全累积制因其属于长期资金筹资，要考虑到资金的管理费用、投资风险甚至时间成本、通货膨胀等因素，其需要的成本远高于现收现付制。从我国养老保险的实际运行来看，我国实际上实行的是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因为我国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累积制转轨的过程中，并没有解决养老保险的“转轨成本”问题，而是由“统账结合”模式中的本该实行积累的个人账户资金承担了制度的“转轨成本”。在账户设置方面，该模式保留了统筹账户，虽然统筹账户是具有一定的社会互济功能的，在当前社会能体现人文关怀又具有一定的公平性。但是，也正是由于两种账户长期融合，很多地方管理混乱，并没有好好利用个人账户在调动在职员工缴费积极性方面的作用，并且将个人账户资金用作统筹账户资金，形成了个人账户的“空账”。据统计，在2012年时中国养老金“空账”就已经达到24859亿元。

“空账”的存在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不但会延缓筹资模式由现收现付制向完全累积制的进程，也会将养老金的支付风险向后代转移，同时危及到公民对整个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的信任与养老体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所以，现阶段我国在筹资模式改革中的目标还有将“空账”做实。

3.模式III：建立在现收现付制上的个人账户

建立在现收现付制上的个人账户模式又被称作名义账户模式。因为虽然账户形式是个人账户，个人账户的资产属于个人，并且职工还可自愿缴纳一定数量的超过法定比例的资金，但是个人并没有直接的产权，而只拥有对未来养老金的索取权。且个人账户的利息也是根据名义利率进行名义上的积累。该模式中的个人账户是空的、名义上的，真正的账户资金被用于发放当前退休者的养老金，个人账户的作用仅仅是计发待遇的手段。这种模式也作为因历史债务问题巨大的过渡模式被很多国家使用，如意大利。

4.模式IV：建立在完全累积制上的个人账户

这种模式就是通常意义上简称的完全累积制、基金制。该模式根据个人账户的管理不同还可以分为集中管理与分散管理两种具体模式。前者如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即个人账户完全由政府管理，且个人账户资金的利率也是由政府决定的；后者如智利，成立了多家养老金管理公司，由他们进行专业的管理，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养老金管理公司对自己的养老金进行管理，投资运营……这种模式也常被称为“智利模式”。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智利模式对经济的发展、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所以得到了许多研究机构与经济家的青睐。

但是，因为这种模式也是需要较好的历史条件与稳定而又健全的金融市场的，所以能采用该模式的国家也不多，目前对这种模式进行探索的还有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

三、四种模式的总体比较

养老保险的主要作用就是实现“老有所养”的目标。所以，养老金筹资模式的优劣也应该从能否实现养老保险的基本功能来看。可以知道，养老保险的好处有：（1）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2）有利于社会的安全与稳定。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老年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大，人数也越来越多，养老保险保障了老年劳动者的基本生活，等于保障了社会相当部分人口的基本生活。对于在职劳动者而言，参加养老保险，意味着对将来年老后的生活有了预期，免除了后顾之忧，从社会心态来说，人们多了些稳定、少了些浮躁，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3）为劳动力的再生产提供保障。养老金应该有利于劳动力群体的正常代际更替，老年人年老退休，新成长劳动力顺利就业，保证就业结构的合理化。（4）促进经济的发展等。因此，选择一种好的筹资模式也要从这几个方面考虑。

基于养老保险的好处，养老金的筹资模式在如下几个方面或多或少有些作用：

在社会公平方面，经济发展初期的社会如我国，社会分层是很大的，财富差距悬殊，所以对养老金要求其能够通过转移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方式发挥一定的社会互济作用的，这既是对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保障，社会福利的体现，也是避免因贫富差距过大产生的社会矛盾的一种方式。所以，有统筹账户的模式I、II、III都能发挥社会互济的作用。

在信息公开化的社会，人们也关心养老金账户的透明化程度。采用个人账户的模式II、III、IV在这方面就更能满足，而且，个人账户现在缴费与将来待遇紧密相关，有利于提高当前劳动者的缴费积极性和主动性，还能激励劳动者对企业进行缴费的监督。一方面可能增加养老金费用的缴纳，另一方面也会推动养老金费用管理的科学化、合理化。

毕竟，养老金改革的初始原因很大程度上都是老龄化问题导致的，所以养老金筹资模式的改革也应该能够应对社会老龄化问题的挑战。通过前面对模式I的分析我们知道，现收现付制因其自身的平衡机制已经无法良好应对老龄化问题了，并且会随着老龄化问题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而其它三种模式受老龄化的影响较小。

另外还要保证劳动者职业选择的自由，不能因为各个职业的养老保险差异太大，而造成社会劳动力分布不合理。模式I劳动力的流动明显受到养老金统筹范围的影响。如果统筹范围是全国，则在全国范围内可以流动，而如果只是行业或地区，则流动性表现得不太好。模式III、IV因个人账户的自我赡养功能，在流动性方面表现得更有优势。对模式II来说，本来账户形式就是统筹与个人相结合，所以流动性也介于两者之间。

最后是促进经济的发展。事物是相辅相成的，要实现模式IV需要良好的金融环境，而模式IV将短期资金变成长期管理，甚至会影响金融市场的结构调整。当该模式成为社会养老保险的模式后，对社会储蓄、投资各方面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其能汇聚大量资金并通过专业化管理投资运营，从长期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机会成本都会增加，自然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明显。

目前，我国采取建立在部分累积制上的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筹资模式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如公民关注度很高的个人账户“空账”，其关系到的不是当前养老金的发放，而是未来潜在的风险。为了养老制度的长远发展，我国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完成养老金制度的转型，如逐步试点做实“空账”，同时将建立养老基金增长机制以应对养老金的保值增值压力。从长期来看，模式IV——建立在完全累积制上的个人账户模式才是经济环境良好的社会综合性最优的模式，也可以将其作为我国养老金筹资模式未来的发展改革方向，来探索最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筹资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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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侣宏钢.俄罗斯养老保障制度[D].黑龙江大学，2006.

[4]龙朝阳,申曙光.养老金制度融资方式转轨的理论思辨[J].经济学家，2013（02）.

[5]龙朝阳,申曙光.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向：基金累积制抑或名义账户制[J].学术月刊，2011（6）.

篇7

李权胜认为，老龄化、医药支出比重上升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他长期看好中国医药行业增长的主要原因。“第一，老龄化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的问题。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是，不只是医药行业，未来中国的养老行业产业可能都会有很好的发展。一般来说，人生后面的二十年消耗到一生中医药支出的80%，因此中国医药行业成长空间比较明确。第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医药支出占比上升，医疗行业的蛋糕会越来越大。而行业中的优势公司在蛋糕变大，优势更能发挥的情况下，应该是切更大的蛋糕。第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医药行业的增长功不可没。别小看200、300块钱，中国有8亿农民，这是非常大的数字。从医药行业长远增长的话，成长空间是显而易见的。”

在资本市场中，医药一直是一个诞生牛股的板块。不只是国内，包括像美国这样的成熟市场中，市场也跑出很多涨得很好的医药股。

“道理非常简单，很长时间来这些行业一直是成长性行业。不像周期性产业，好三年就差五年，波动性很大。把时间拉长，医药行业一直处于成长期，当然每年都有差异，但是大方向一直都是成长的。”李权胜解释道，“虽然短期医药板块会有调整，但是把时间拉长赚钱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而且相对来说比较稳健。比较现在的医药股跟2007年大盘6000多点时候涨了多少，就可以看出来医药股的优势。”

李权胜表示，医药行业的细分子行业很多，产业链分三级，生产环节、流通环节及消费环节。从种类来看，中药化学、中成药、西药等有很多。“给大家的印象是这个行业很复杂，但是这里也有一个好处，即使某一年医药行业整体表现一般，也可以在细分板块中找到好的股票。”

医药股今年以来涨幅不错，但随着A股市场持续调整，市场也担心医药股是否会在后期出现补跌。李权胜表示，医药行业目前来说增长相比大部分行业是确定的，而且一旦调整了一定幅度以后，有些比较好的股票估值比原来高位的时候又低了一些，在这种情况下，在今年整个市场是个弱市的情况下，资金的避险需要非常强烈。经过调整以后，其中业绩好、估值倍数降下来的、倍数相对比较低的个股还会有比较好的上涨空间。

篇8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民间养老服务机构；养老保障

人口老龄化是当前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目前，全世界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已达6亿，有60多个国家的老年人口达到或超过人口总数的10%，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行列。根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百年预测》，2010年老年人口将达1.74亿，占总人口的12.8%；2020年进一步增至2.48亿，占17.2%，呈加速增长之势。并且80岁及以上高龄人口已达1619万，到2020年将进一步增至3067万。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不断变迁，我国家庭的类型、规模、结构等都发生了变化，“4—2—1”的家庭结构难以担当居家养老的重任。

作为补充力量的老年机构服务体系，为满足老年人的福利需求和为年轻人解决照顾老人的后顾之忧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社会福利社会化背景下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既弥补了国家和集体照顾的不足，也为社会上的热心人士搭建了一个回馈社会的平台，进一步造福老年人。然而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和政府扶持政策的不到位，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并非都是一帆风顺，多数民办养老机构处境艰难。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对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老年人不仅要求解决代养问题、医疗问题，同时还要求解决护理照料问题，对社会提出的特殊服务要求更加迫切。

一、民间养老服务机构现状及问题

（一）现状

据民政部统计：截止2005年底，全国城乡共有养老院、社会福利院、老年人乐园、养老公寓和老年护理院等养老服务机构39546所，床位数达到了149.7万张，其中农村的仅在农村的乡镇敬老院就有29681所，总床位89.5万张[1]。但我国的家庭结构转型也很快，核心家庭在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节奏的同时，也对传统的养老方式提出了挑战，“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在今天已不适用，社会养老已成为必然，并且，国家有关部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约有1400多万老年人有进入老年福利机构养老的意愿。所以，养老服务机构及其所能提供的床位远远不够。

另外，传统观念认为，养老院、敬老院等养老服务机构多是为那些无子女的孤寡老人或者子女不在时的空巢老人而设的。但是事实显示，我国这类老年人的收养比例也很低，甚至很多孤独老人，都因无人照看而导致死亡。国家民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老年人社会性收养覆盖率只有78%，农村五保户由集体供养的占64%，敬老院供养的有13.6%，还有114万人即五分之一的五保户得不到供养，城镇的孤寡残幼约150万人，他们大部分靠低保救助，仅有13%左右由福利机构供养[2]。

这些现实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养老服务机构的利用率不高，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住院老人达到5%—7%的社会供养比例，同时机构总量却没能满足社会需要。

（二）问题

造成以上矛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机构自身问题。第一，养老服务机构本身属于微利行业，投资大、回报周期长造成很少有企业和个人愿意投资，而且在我国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属于新兴事物，尚未形成统一的行业标准；第二，机构拥有者对社会福利、福利市场的认识水平参差不齐，国内有部分机构是由下岗失业人员兴办的，这与国外通常由社会热心人士承担民间慈善事业情况不同，动机和发展方向上的差别容易将举办人的社会公益精神置于危险境地；第三，满足老年人不同需求和偏好的灵活服务形式供给缺乏，尤以就近方便的、以居家养老为依托的社区养老服务严重匮乏，作为养老服务机构支柱的专业工作人员太少，截止2005年底，全国取得养老护理员资格的专业工作人员不足2万人，相比较1400万需要照料的老年人来说，这个数字相去甚远，并且志愿者随意性大，且绝大部分缺乏护理老年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志愿者在这些服务机构一般打扫卫生或者跟健康的老人聊天、娱乐，真正日常生活难以自理，需要帮助的老人需要的还是专业的工作人员。

2、社会观念原因。传统的养老观念仍旧为多数人信守，很多老人无法接受进养老院、敬老院等养老服务机构养老。随着“4—2—1” 家庭结构的到来，养老功能慢慢外移，社会养老已成为一种趋势，传统的养老方式和养老观念也应当同步向社会养老转变，但是，现在中国很多老人甚至年轻人观念上还没有转变过来，不能接受进

养老机构养老的行为。尤其是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生活水平较低的老人，仍旧持有“养儿防老”的想法。他们认为进养老机构养老的老人是那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自己有儿有女的，自然应该有子女们负责自己的晚年生活。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在农村，认为将自己的父母送进养老院是不孝顺的表现，这种行为在外人眼里可能与虐待老人的性质无异。还有一些老人，不相信养老机构里的服务质量，即使花了钱，也认为无亲无故的人不可能尽心尽力地照顾自己，因此，即便是子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多数还是选择了自己独自待在家里，坚决不去社会上的养老服务机构。

3、相关法规政策支持度不足和政府培育不到位。1999年12月民政部颁布和施行的《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第19至21条指出民办养老机构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应当是分离的。2004年由财政部通过并且于2005年施行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规定，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资源提供者不享有该组织的所有权。这些法律不仅限制了举办者对民间养老服务机构的所有权，而且对这些机构的责任和义务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却很少论及其应有的权利；即是说举办者既不能从组织运行活动中受益，也不能在组织解体时分得财产，一旦民办非企业单位出现了某些问题，这些举办者往往还要承担无限连带民事责任。现在我国政府扶持、税收优惠、社会捐助等外部因素对民办养老机构所起的作用还相当有限，个人出资、自我经营仍然是民间养老服务机构资金的主要来源。这样一来，私人力量推动下的民间养老机构的举办者为了逐利，有时营利性目的会不符合社会公益的精神，从而民间养老服务机构很多时候会徘徊在营利与公益的性质之间。政府几乎不给予直接资助，间接资助刚刚进入起步阶段，除免税之外的优惠政策难以落实到位。养老服务机构在实际用途上类似于一个大家庭，住院老人及机构工作人员的生活需要很多社会资源，早在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第19号文件就明确规定了社会福利机构的水电和通信费要给予优惠，但有关部门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经常借口认识上的差异和工作中的互相推诿，导致政策没有落到实处，这笔开支虽然绝对数额并不大，但相对于整个机构运行的费用也不可小视。

二、发挥民间养老服务机构养老保障功能的意义

随着社会和家庭结构转型的加快，庞大的老年人群体施加给社会的压力已经超出了家庭养老的可承受范围，因此，机构养老也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潮流。促进老年群体与其它群体和谐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加快发展老年养老服务业，建设一个完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体制的同时，还可拉动经济全面增长，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人们的整体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和谐。鉴于养老机构在分担年轻人压力和保障老年人晚年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从民办养老服务机构的人力资源管理、政府政策支持、社会力量帮助等方面研究制约其发展的瓶颈，最终点落脚于提高住院老人的福利服务水平，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意义明显。（一）可以有效地为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之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利于提高住院老人享受的福利水平，保证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二）可以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法规提供参考建议。

三、发挥民间养老服务机构养老保障功能的对策

随着家庭养老功能逐步转向社会后，人们对社会上各种层次的养老服务机构质和量的需求都会迅速增加。但现实是，无论是在人们的心理上，还是社会设施的设置和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的构件上都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目前，社区养老服务体系较为薄弱，现有的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远远不能满足社会上大规模的养老保障需要。

针对以上的困难，为了促进民间养老服务机构的发展，发挥它们的养老保障作用，我们应积极采取以下的应对措施：

（一）大力培养职业工作者，稳固志愿者队伍。发展老年服务业应该首先吸纳更多的专业人士走进来。目前，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考试已经施行3年，方便了高效专业社会工作者和高等院校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到福利服务机构工作，国家还通过多种形式为养老机构工作人员提高职业培训。我国志愿者队伍庞大，但考虑其随意性大，可以通过与高校相关专业建立合作关系，教学实习的方式提高志愿者的服务技能，对长期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志愿者设置一些荣誉激励。

（二）政府积极制定民间养老机构的激励优惠政策并落到实处。作为社会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主体，政府应该责无旁贷地担当起社会化养老的主要责任，通过一些列的优惠政策，如土地划拨、资金支持、配套指标建设等，鼓励企业、组织和个人投资养老机构，鼓励民间养老机构的发展。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合理制定民办养老机构资金补助政策。根据地区实际情况，按机构住院老人数量，对养老机构设施建设、实际收住老人的运营成

本给予这些机构定量的资助。

（三）转变社会养老观念。发挥媒体以及一些文化程度较高水平人士的作用，向尚未转变养老观念的人介绍民间养老服务机构在提供养老保障功能方面的作用。国家和政府利用自身渠道，普及养老机构养老保障功能的优势，打消人们对进养老院的猜忌和有色眼光。养老机构作为养老服务的提供者，应该以身作则，用优良的服务向老年人及年轻人展示进养老院也可以安享晚年，并且借助机构内老年人聚居的优势，宣传老年同龄人在一起生活的好处。

（四）政府对民间养老机构合理定位。民间养老服务机构在社会作用上是公益服务的提供单位，但在资源投入上却是私人投资，在社会福利社会化背景下，民间养老机构也在经历着市场化运作，也就同企业一样面临着市场风险，为此，政府应该对机构举办者设置一些优惠政策，对养老机构的正社会外部效应做出相应的补偿。

参考文献：

[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z].2006.

[2]朱庆芳.我国老龄化社会的特点、问题和对策[eb/ol].中国社会学网,2007,(10).

[3]张登国.我国民办养老机构的发展困境与对策[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9).

篇9

人口流向已发生部分逆转

根据官方数据，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首次出现减少，流动人口数量从2014年的2.52亿降至2015年的2.47亿，减少了约500万人，2016年进一步减少200多万人，至2.45亿。

流动人口数量的减少，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户口迁移至居住地，另一种是户籍不变，人又回到了户籍所在地，即返乡。估计第一种情况较少，第二种情况较多，因为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比较严格，虽然流动人口大部分流向一二线城市，但一二线城市的户口很难落户口，最终使得大部分老龄外出劳动力不得不选择叶落归根。

我们不妨将上海和安徽人口变化的情况进行比较：2000-2010年，安徽的常住人口为负增长，上海则增长了40%；2010年至今，上海人口仅增长了4.9%，而安徽人 口的增速也达到4%，尤其是2014年之后，安徽人口增速大大超过上海。这表明最近三年以来，人口流向已悄然改变，长期以来作为人口净流入地区的上海，出现了人口净流出现象。

与此同时，长期以来作为人口净流出省份的安徽，则出现了人口流入现象。

除了安徽省，其他一些在2010年之前人口净流出的省份，也明显出现了人口净流入的现象，如2007-2010年四川常住人口年均减少0.34%，2014-2015年则年均增长0.78%。当然，一个地区的人口增长除了迁入因素外，还应考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按照2015年的统计数据，人口自然增长超过30万的省份分别是河北、安徽、福建、江西、山东、广西、广东和云南，那么，只要这些省的常住人口增加数量超过30万人，就可视为人口净流入。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中，人口流入增速明显减少的是江苏省。2007-2015年，江苏省人口净流入规模逐年减少，2016年常住人口仅增加22万人，这主要靠本省新生人口的贡献，而来自外省市人口的流入非常少。此外，江苏还是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的省份，人口自然增长率不足千分之三。不过，广东和浙江在经历了2011-2013年常住人口增速减少之后，2014年以来人口增速再度加快，这表明其经济依然充满活力。

若观察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人口变化的情况，发现上海和北京的人口增速在2011年以后都出现了明显下降，这主要是源于国家对超大城市人口流入进行严格限制，不仅采取苛刻的入户政策，而且还通过整治民办的农民工学校和整治群租房等手段来限制低端人口流入。又如最近设立的雄安新区，作为北京的副中心，实际就是要分流北京的人口和产业，这对于北京高企的房价显然有一定的打压作用，同时对北京减轻交通及人口等压力是有利的。从客观上讲，由于生活成本和经营成本的大幅上升，中低端制造业撤离超大城市是其人口增速放缓或负增长的重要原因。

而中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如武汉、合肥等，其人口在经历了2011-2013年增速大幅放缓之后，2014年以后增速再度加快，此外，杭州、广州等省会城市的人口增速也非常快，与其经济高增长有密切关系，因此，当前中国正在经历以省会城市人口快速增长为主要特征的大城市化过程。不过，也有少数省会城市的人口增速在不断下降，如南京、西安及东北的省会城市，表明它们经济活力略显不足。

2011年，是中国经济经历了两年四万亿强刺激后开始下行的第一年，伴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与民间投资增速的不断下滑，中国新增外出农民工数量也出现下降。时至今日（第一季度数据），外出农民工数量居然负增长，这是否意味着劳动力薪酬在不同区域间的差距缩小了，因为交通更加便捷了？除此之外，农民工老龄化现象和农业可转移人口的减少也是外出农民工数量减少的原因。

有咨机构统计了2016年国内人才（大专以上学历）的流向分布，发现杭州、长沙、武汉、深圳、上海和成都是人才流入量的前六大城市，中西部城市占了一半。这说明高学历者的流向也出现了分散化趋势，不像过去那样都集中在北上广深地区。

二线城市崛起的原因及影响

胡润研究院首次的2017年全球房价指数显示，2016年涨幅最大的前十大城市都在中国，合肥、厦门和南京这三座二线城市的涨幅位居前三，无锡、杭州、福州、郑州的涨幅也处于前十位。这表明中国二线城市房价崛起，房价暴涨与人口增速加快有关，有些则是住宅供地稀缺所致。

房价涨幅与人口增量关联度大的城市，必然有产业发展机会和投资热点与之相随，如杭州的网络经济高度发达，郑州作为中国的交通枢纽具有承接产业转移的优势。也就是说，这些二线城市将享受规模经济和大城市化带来的好处，并向周边辐射，从而形成新的增长极。

作为一线城市的上海和北京，由于经营成本和生活成本的高企，中低端制造业必然会不断外迁，从而导致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由于行政区划规则所限，北京、上海很难完全照搬东京、巴黎建成大都市圈的模式，这也抑制了北京和上海未来的发展空间，如上海规划到2040年常住人口为2500万左右，北京则规划到202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严格的户籍制度以及对人口流向高度管制的政策，使得一线城市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这就反过来促进了二线城市的崛起。

同时，由于政府对经济增长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包括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巨大，这促进了中国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如高铁和高速公路的发展，使得增长极的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产业转移也更加便利，这也推动了一批三四线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口的大量流入，这些案例主要发生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中部城市集群和成渝地区。

从2016年国内房价上涨前20位的城市来看，除去一线城市之外，二线及三线城市的对应GDP增速都明显超过6.7%的全国总体水平，如合肥为9.8%，厦门为7.9%，南京为8%，杭州为9.5%，武汉为7.8%，济南为7.8%，南昌为9%，郑州为8.4%，福州为8.5%，广州为8.2%，长沙为9.4%，无锡为7.5%。这说明一个城市的房价走势，与该城市的经济活力有一定相关性。又如，东北三省经济增速下行，使得人口不断流出，房价也随之下跌。

不过，比较一下上述城市过去两年的GDP走势，会发现大部分城市2016年的经济增速低于2015年，那么，房价走势是否也不会长期与经济增长相背离？从长期来看，房价与人口流向的正相关性更大些。

因此，随着一线城市房地成本的大幅提高，以及中低收入群体在超大城市和一般城市之间薪酬差距的缩小，人口的集聚度将有所下降，如两年来安徽全省的人口增速超过其省会城市合肥的人口增速。当然，这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随着今后投资增速的回落，就业形势将变得严峻，当中小城市的就业机会减少，则人口集聚度又会上升。

流动性下降预示经济将继续回落

流动人口的减少，是人力资源流动性下降的标志，也是城市化进程放缓的标志。不少人总在憧憬着经济的周期性上升，但更应该正视人口流、资金流增速回落的大趋势。中国不仅流动人口的数量在回落，货币增速也在回落，1990-2010年这二十年，M2平均增长速度为20.5% ，如今则降了一半至10% 。

随着人口开始从超大城市反流到二线或三线城市，居民的货币存量是否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呢？

通过数据对比发现，2014-2015年大部分地区的储蓄增速与人口增速的变化相对一致，但北京和广东的表现则比较特殊，前者是人口增速下降、储蓄增速上升，后者则是人口增速上升而储蓄增速大幅下降。对于北京居民储蓄增速超过上海的现象，我的理解是上海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要比北京严重，即上海大约是两个人抚养一个人，而北京则是三个人抚养一个人。至于广东的储蓄增速为何那么低，是否与低端劳动力比重较高有关呢？

同样异常的还有安徽和四川，尽管人口增速上升，但储蓄增速不升反降，说明这些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四川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全国排名第二，它曾经是人口流出最多的省份之一，这两年人口流入量增加，会否是外出农民工叶落归根的现象呢？

如果进一步观察这些人口增速上升明显省份的省会城市居民储蓄变化情况，可以发现储蓄增速都有所上升，其中杭州尤为明显，说明浙江经济和省会杭州的经济比较健康。不过，从总体来看，人口老龄化是人口流动性下降的主要原因，农业可转移人口的减少也是人口流动性下降的重要原因。

人口老龄化将在两个层面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一是劳动人口减少，导致人力成本上升；二是由于作为消费主流人群的25-45岁年龄段人口也开始下降，而这一年龄段群体也是汽车和住房消费的主力群体，这对消费的增长，尤其是对起到经济引擎作用的住房和汽车消费的影响非常显见。有人说，人口老龄化或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并不可怕，可以用机器人来取代，但机器人不能取代消费，消费不振导致产能过剩，这也是日本已经持续20多年衰退的原因所在。

当然，经济增速下行是正常的现象，即便是日本、韩国、德国这几个经济成功转型的国家，当人口流动性下降、城市化进程大幅放缓后，GDP从高增长变为中速增长，增速几乎打了对折。若是刻意追求GDP的增速维持中高速增长，代价将是巨大的，如债务高企、货币泛滥和资产泡沫。因此，面对未来，不应抱有太多侥幸心理或幻想，降低杠杆率、逐步消除资产泡沫，否则的话，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就难以避免。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人口流动性的下降，以农业人口转移为特性的城镇化进程已进入后期（外出农民工接近零增长），但以二线城市人口流入为主要特征的大城市化进程仍在持续，同时，外出人口的回流（如部分r民工的告老还乡）现象还会加速，这使得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孔雀东南飞”的趋势发生了部分逆转。人口流向逆转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正迈向深度老龄化，流动人口减少总体看会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故资产泡沫会随着经济下行而逐步破裂。

篇10

摘要：人口老龄化问题、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以及机构养老质量和效率低下等弊端，使发展社区养老照顾变成一种共识。社区养老照顾模式逐渐成为应对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的一种必要和理想的养老模式。而“时间银行”模式下的互助养老则是实现社区养老的一种重要途径。本文通过“时间银行”模式的介绍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分析，指出“时间银行”养老存在的困境，并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提出相对应的策略建议。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社区养老照顾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

一、导言

（一）研究背景

长期以来，我国主要的养老模式就是家庭照顾养老。但随着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核心化，空巢家庭日益增多，这些现象直接导致子女照顾老人的功能弱化，这些都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难以为继。而传统的机构养老模式又面临着数量严重不足、质量和效率低下、设施不健全、专业护理人才短缺等一系列问题，这也使得机构养老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

由于家庭照顾养老功能的弱化、机构养老模式的种种弊端，使得这两种传统的养老模式难以为继，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新的养老模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兴的一种养老模式—社区养老照顾模式，逐渐进入到人们的视野。社区养老照顾模式相较传统的养老模式的优势主要体现在：①照顾内容的全面性。社区照顾涉及的内容是全方位的，不仅有生活照料和物质上的帮助，还有精神支持和医疗服务。②资源的多元性。社区照顾的资源不仅包括个人与家庭，还包括政府、社区，因而资源是多元的。③体系的开放性。社区照顾的“家”的概念，不再是仅由亲缘关系成员所组成的狭义的家庭概念，而是扩展到社区的广义的家庭概念。在这样的“社区—家庭”环境中，人际交往互动更频繁，更能满足人际互动与沟通的需要。正是社区养老照顾模式具有的这些优势，使得社区养老照顾成为我国目前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一种理想的养老模式。

面对如何更好地实现社区养老的问题，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到“时间银行”这一养老新模式。该模式通过有偿志愿服务为主的网络组织模式，既节约了社会成本和减轻家庭养老压力，又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虽然“时间银行”互助养老在我国发展的时间比较晚，但它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缓解养老压力以及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目前，我国很多社区都在积极探索“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例如上海虹口区提篮桥街道、广州寿星大厦、安徽黄山屯溪老街社区等。

（二）相关研究综述

“时间银行”这一养老模式，最早是由美国人埃德加—卡恩（Edgar S.Cahn）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并创立。这一养老模式源于他曾经一段生病的经历，当他躺在医院里看到没有人陪伴的病人，促使他创立了“时间银行”模式，并且研发出时间银行系统。这一模式的基本理念就是人的劳动不分贵贱，每个人的劳动时间都是平等的。在这种模式下，人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空余时间去帮助别人，每一小时代表一个时间币，帮助别人的小时数可以从“时间银行” 兑换成相应的时间币，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就可以积累的时间币获得他人的帮助。

到了1990年，罗伯特﹒伍德﹒强生基金会投入120万美元，成立了世界上首家“时间银行”，目前，美国已经有53家被正式认可的“时间银行”，从此，“时间银行”在世界范围得到广泛开展，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1000家“时间银行”遍布世界6大洲26个国家。

有关“时间银行”我国学者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陈功、杜鹏和陈谊（2001）认为“时间储蓄”是一种“劳务储蓄”，其实质是一种很常见的经济学思路和很古老的人类实践行为，即劳动成果的延期支付。“时间储蓄”里的“时间”代表的是该时间内个人创造的劳动成果或价值，体现为劳务或货币；而学者王泽淮（2003）则从两个层面上对“时间银行”进行定义：其广义是各年龄阶段的人参与志愿者服务活动，积累服务时数，待自己需要别人服务时，可享受同等时数的免费服务；其狭义是相对年轻的老人志愿者参与为高龄老人提供服务的活动，积累服务时数，待自己需要别人服务时，可享受同等时数的免费服务。因此“时间银行”的实质就是为别人提供志愿服务的同时也享受着别人提供的志愿服务；穆光宗(1999)认为“时间储蓄”是社区通过“时间储蓄卡”将其服务时间记录储存下来，当提供服务者年老需要服务时，再由别人无偿提供相应的服务量。“时间储蓄”体现的是社会互助的精神，对老年人和老龄化社会都有好处，其实质是进行劳务的代际交换。

（三）研究意义

本文对“时间银行”养老模式进行深入的描述和分析，以期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政策支持，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为根本之目标。此研究意义如下：①“时间银行”养老模式为老年人互助提供了一个平台，丰富了老年人的生活，给他们以归属感；②老年人空余时间得到了充分利用，有利于丰富养老服务资源；③完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有效缓解养老压力。

综上所述，进行“时间银行”养老模式的探讨，对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缓解养老压力具有重大意义。

二、“时间银行”养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