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经济政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学与经济政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从本质上分析，贸易政策自由化的提出，可以切实保障世界范围内各个要素配置在效率上得到有效提升，从而不断增加各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福利。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贸易政策，尤其是基于政治经济学考虑的贸易政策，其强调的并不是立足于经济学理论上成本与收益的简单效率计量，而是与各种政治因素紧密联系的复杂性贸易决策或方针。由此可知，无论是国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是国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就贸易政策的本质而言，其最终应用的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国家内部利益的最大化。

 

一、贸易政策中国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

 

就贸易政策而言，其国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又可称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对这一概念进行分析时，其利用的方法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方法，而是国际层面上的现实主义方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际现实主义应运而生。这一主义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对经济大萧条时期，工业化国家以“以邻为壑”这一贸易政策为福利的举措进行了客观解释。以现实主义者为例，其主张的观点主要包括：1.国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其核心角色和主要分析单位是国家。2.理性占主导的国家所追求的是权利在自身层面上的最大化，但由于立足于国家整体而言，其整体利益更为重要，所以各个国家的政府便是保障这一整体利益的有效途径。 3.成本与收益的基本分析，是国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选择和决策的主要依据。除此之外，有由金德尔伯格、库拉斯纳以及格尔潘等共同提出的“霸权安定理论”，是贸易政策在国际层面上较为有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该理论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之中，一个国家的地位能够直接决定这个国家对外部国家采取的经济政策。也就是说，一旦在国际这一综合体系中，出现了一个军事、经济以及政治等各方面力量超群的个体国家时，这一国家必然会要求并尝试构建一个相对开放的国际化贸易体制，从而通过报复、制裁等一系列强制手段进行相关规则、条例的执行和实施。

 

二、贸易政策中国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

 

贸易政策，不单单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作用、彼此交涉的结果，还是各个国家自身内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整合影响和综合作用的最终结果。从这一角度理解，贸易政策便是各个集团利用政治进行利益决策的真实反映。在国内层面上，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包括以下理论：

 

1.人们在政治领域追求自身的最大化利益。作为政治这一市场的需求者，选民会直接投票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利益增进和扩大的候选人。而作为政治这一市场的供给者，无论是总统，还是议员，这些决策者都会尽可能追求当选或是连任。在贸易政策决定中，这一理论的应用，需要对经济市场进行假定，即竞争完全、收入二次分配可行、以简单多数的直接投票原则决定当选者、零投票成本以及决策者选择自由贸易政策。

 

2.斯托帕尔-萨缪尔森定理。该定理认为，当一个国家在劳动者数量上大幅度超过资本所有者数量时，如果其密集型劳动产品属于出口，而密集型资本产品属于进口，那么，政治层面的决策者便会以绝大部分劳动者的主观要求对贸易政策进行自由化开放。反之，如果这个国家的密集型劳动产品属于进口，而密集型资本产品属于出口，那么，自由化的贸易政策便会使得绝大部分劳动者利益受到损害，故此，该国家会产生自我保护的倾向。这就是国际贸易政策中经常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

 

三、贸易政策中综合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应用

 

(一)研究DUP经济

 

DUP，其实是与非生产性寻租直接的活动的简称。克鲁格表示，与经济学理论上单纯的寻求社会财富增加不同，这不是简单的寻利行为。虽然这种直接且不具备生产特性的寻租活动既不能直接增加商品的商业价值，也不能间接增加其劳务价值，但是，却可以通过特殊形式寻求并收获最大化的综合利益。在国际化贸易活动中，这一理论便有典型表现。通过一系列的院外活动，利益集团可以直接对相应产业实行两个贸易管理措施，以此确保集团可以获得相应的利益。其一，最高规格关税的实行。其二，进口、出口配额的直接保护。通常情况下，这种院外活动的开展和进行的理由或原因包括三个，即某一政策的存在、某一政策的实施以及某一政策的结果。就关税政策而言，其存在的价值就是保护整个民族工业的全面发展。但是，当国内市场出现一定程度的企业垄断现象时，其他企业便会失去提升质量、改进技术、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的能力和激励，故此，关税政策便会自然成为保护寻租行为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进口许可证制度、汇率高估管理制度、进口配额、外汇管理制度等一系列伴随进口替代性政策制度存在的制度和条例，也会产生相应的经济租追求活动。从资源应用的角度分析，虽然这些活动属于对社会经济资源中有效资源的消耗和浪费，但是，这也从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社会成本的贸易保护，并逐渐发展成为其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选择贸易政策工具

 

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广泛使用的贸易政策其实是与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分析是相背离的。事实上，之所以让国外直接承担例如反倾销税、自愿出口限制、反补贴税等系列保护成本造成的大规模福利损失，而不直接运用在政策上可获得最优化经济效率或次优化经济效率的工具，是因为政治决策者考虑其影响因素、影响范围、影响程度时，不仅要从经济层面上深入考虑，还要从政治层面全面分析。

 

(三)分析贸易政策决策

 

综合分析发现，发达国家中，绝大部分在自身政府管理上，都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且彼此分离的政策性领域。其中，一个领域是产业部门，另一个领域是国民经济。按理说，政策焦点原本应该属于宏观理论上的国民经济管理，但实际上，却是偏向于单个且微观的产业部门的。针对这一点，行政部门之间的一系列活动体现得较为显著。以行政部门之间的内部或外部妥协，以及行政部门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争夺为例。这便是美国现行寡头政治最核心的特点，正是由于行政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彼此牵制，反而阻碍了代表大部分人利益的贸易优化政策的实施。在政治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就各大产业而言，其反对外国进行贸易竞争保护的具体程度和高低，可以切实利用经济计量这一科学合理的方法进行分析和判断。针对这一方面，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研究试验。同时，这些丰富的文献和研究也为贸易政策中保护性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

 

四、结束语

 

在国际贸易中，贸易政策的研究和分析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自由贸易政策，还是反对自由贸易政策，其最终决策都需要经过宏观和微观的综合分析。当然，利用科学有效的经济计量方法进行其他国家贸易保护的程度计算和预估，也是保障国际贸易双方基本利益必不可少的分析策略。也就是说，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提升自我国家在要素配置和经济福利方面的收获程度。

篇2

[关键词] 社会政策经济学 社会健康保险政策 养老金经济学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Personnel Burea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s] Professor Rosner uses the set of microeconomic concepts and tools to analyze the

cause of social policy， the extent of social policy， the objectives of social policy， some political science aspects，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It provide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analysis of social policy. We introduce the findings to Chinese scholars.

[Key Words]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Social Health Policy， Economics of Pensions

前言

社会政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社会政策针对贫困、失业和社会供养等等问题规划蓝图，因而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社会政策的制度设置应当被视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答，要理解一项社会政策制度设置的应力，我们必须理解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要考虑它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对于探询在不同制度结构下，社会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经济理论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手段。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罗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专著《社会政策经济学》，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笔者将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以期拓宽我们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

1、社会政策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计量方法

1.1社会政策的范围：

社会政策范围不仅覆盖资助贫困人口，还包括帮助人口中的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从实践上讲，社会政策的内容应当包括：（1）健康保险，（2）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的供养，（3）帮扶失业者，（4）有关家庭的政策，（5）贫困。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

1.2社会政策的目标：

为了评价社会政策的效果，我们必须清楚所提出的社会政策计划的原因，否则，我们无法评价社会政策的福利效果。社会政策的目标有：（1）反贫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险），（3）再分配，（4）规定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契约结构（例如，劳动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会政策计划，其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贫困计划不是为全体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险的主要目的，尽管反贫计划对减少贫困有贡献，对于贫困人口来说非常重要。基本养老金是反贫非常重要手段，但几乎不适合防止风险的计划，特别是对于私人退休供养。我们并不清楚建立社会保险计划的原因，个人要面对许多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可以通过商业保险避免，如防止火灾、汽车被偷等等。社会政策计划则不涉及防止火灾和汽车被偷遭受的损失。但大多数国家针对一些不测事件，建立了社会政策计划。因此，我们将思考，为什么一些风险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而其他的则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赖以设立的最重要的风险有：（1）失业，（2）疾病，（3）残疾，（4）与退休有关的财富损失，（5）寿命超过个人资产和财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从富人征收财富转付给穷人，这个概念太狭窄，不能很好地说明社会政策计划的范围。我们需要区分四种再分配类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财富，在个人或家庭户之间进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内，根据个人或家庭户的具体特征进行的再分配。（3）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将个人或家庭户在某个时点的钱挪到相同个人或家庭户另一个时点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时刻出生的人必须支付给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从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际再分配。第一、二、四种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第三种类型是个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会政策的经济学方法

经济学家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社会政策。这种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学家探讨人们面对不同的选择，将如何行动。经济学家把社会现实看作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但社会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视的危险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理性个人不可能做出连续的选择。而且，对于一些人，理性选择假设不适用，例如，精神有障碍的人。限制选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会政策的背景。

社会政策分析使用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技术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户效用最大化。这些限制包括预算限制和现存的管制。例如，最长工作时间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适当的数学，即受约束的最优化技术。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图表分析通常足够了。

1.4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

就社会政策来讲，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按照个人受影响的方式进行区分，社会补助金有：（1）只针对贫困或首要针对贫困的社会援助计划；（2）对所有那些主要通过与工资收入相关联的支付缴费款的人员的计划；（3）针对所有公民的计划。如果第一种方式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减少贫困是它的主要目的。这种类型社会政策的意图可以与自由思想相联系，即支持穷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给市场。在第二种方式社会政策中，保护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标。第三种类型的社会政策希望为每一个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同时，保护工人的收入。有人认为，社会民主思想支持这种类型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这三种类型政策的区分越来越模糊。当评价不同社会政策体系的实际运行情况时，这些区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们同样需要对国家作为社会政策的管理者和国家作为社会政策计划的组织者的差异。我们也可以区分不同的社会政策的组织结构：（1）国家组织健康服务等活动。国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务。如果服务的平等性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话，国家组织活动是一种切合实际的供给方式。（2）国家为社会政策建立特别机构，使之为社会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这些机构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组织领域和活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机构之间不存在针对顾客或活动领域的竞争。这些的机构通常按照职业界限来划定。（3）国家强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补贴付款，但把组织的机构留给市场。

2、社会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与福利经济学定理[2]

讨论社会政策计划的效果，必须提及比较的标准，否则，不可能阐述一项计划的引入以及它的实施范围是否有利于或者减少福利。

前面已提过，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目标，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发现如何用最低成本实现这些目标，以及这样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呢？用保险防止不测事件和确保个人自身的再分配？人们能自我照料吗？社会政策对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意的、必要的补充。为了理解这种背景下社会政策，我们需要探讨介入市场体制的运行。第一个问题是：商品和服务只通过市场分配给个人，这种经济的后果是什么？这是一般均衡理论所探讨的。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及：（1）有均衡吗？均衡是价格的向量。（2）如果有，这样的均衡从社会想望的意义上讲，是件好事吗？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社会政策特别有意义，在一些情况下，自愿合约不被社会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卖身为奴。在什么情况下，认识均衡在特殊意义下是件好事，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帕累托有效分配不必是一种值得想望的分配，它可以是一种极端不平等的分配。关于“帕累托效率”，一般均衡理论的有一个强有力的定理：在某种经济状态下，市场均衡是帕累托有效。我们从一般市场均衡理论导出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不可能使某人改善而不损害他人。第二定理：在稍加严格的条件下，通过再分配资财可以实现每一个合理的帕累托有效分配，而把其它的分配叫交给竞争的市场。第二个定理能用于社会政策的背景吗？这有一个很大的益处，因为这样，国家可以把它的活动限定在再分配。这个命题的基本内涵是政府征税，以资助特殊群体。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大多数情况下，征税和转移支付产生大量的分配效应，因此，没有任何分配效应的再分配是不切实可行的选择。

2.2不确定性分析

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经济学中分析不确定性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预期效用函数或者叫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NM效用函数不是处理不确定性问题唯一的效用概念，但却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从数学上讲，NM效用函数的优越之出在于他容易操作，并且经过适当修正，均衡分析（包括福利经济学定理）的基本结果有效。不确定性对于社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即使在帕累托意义上不存在外部性，一些人在不确定性得到解决后，情况变得相当糟糕——一些人可能失去工作能力，得病，或者寿命超过他们的预期和他们积累的财富资源，解决这样问题的一种方法是保险。不测事件有关的涉及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可以通过市场来保险来防备有些不测事件的发生，而对其他一些不测事件，则不存在市场保险，必须由社会政策来补充？

是否存在与不确定性相联系的特定的市场失灵？从帕累托意义上讲，保险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是什么？均衡有效的条件有两个（1）事件的独立性，（2）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与不对称信息相联系，导致非帕累托最优均衡的两个问题：一是逆向选择（事前机会主义），另一个是道德风险（事后机会主义）。这些都是研究社会政策经济学的重要概念。

2.3.制定社会政策的经济原因

首先是风险分离与保险金供给不足。在不同的保险计划中，风险分离不被社会想望，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规范方面的原因：为什么具有不同风险的人要支付不同的保险费？二是如果出现信息不对称，风险分离可能导致保险金供给不足。避免风险分离的一个办法是建立社会保险。当社会保险建立后，它不可与以能够分离风险的保险公司为竞争对手。因为保险公司会拿走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而把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留给社会保险。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竞争，但风险分离必须被抑制，抑制的办法是，强制保险公司为申请人提供一份合约。另一个办法是，竞争的社会保险机构之间横向补贴，即拥有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必须给拥有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提供补贴。一种风险，由于它产生恶劣后果的概率很高，市场保险公司不愿为它保险，而社会保险机构可以为它保险。社会保险是在一种制度安排内保险和再分配收入的设置。

第二个方面是经典的市场失灵观点，即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分配的结局是非帕累托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现市场失灵。这可以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是没有被覆盖的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然而，如果抑制个人所属的群体产生成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高风险群体被约束在市场中，那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3]

2.4 社会政策的效应

不管社会政策的意图是什么，我们必须考虑社会政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有时候，这种考虑会被拒绝，因为一些人认为社会政策颁布的目的是应当将经济考虑置于一边。但社会政策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学家要做的事情不是讨论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否应当实施，而是分析社会政策应当怎样实施，并有收效，即以最小的成本达到社会政策的想望的效果。

社会政策计划有两种类型的效应：一是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 effects），二是D型分配效应(distributive effects)。这两种分配的意思几乎一样。之所以做出区分，是为了分析两种不同的问题：A型分配问题是分析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影响资源的使用，即在引入养老金制度后，总的储蓄是更高了还是更低了，以及劳动供给由此受到怎样的影响。自由地享用健康服务如何影响社会政策计划的供给，这是总的福利问题，不考虑在不同人群之间如何分配。对D型分配后果的分析是探讨既定的福利总量如何被分配。它探询的是谁受惠和谁支付的问题。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问题不可能被明确地区分，但为了分析的方便，必须做出区分。

2.4.1 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 effects）：A型分配效应最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实施社会政策计划，相对价格改变。价格变化是因为某种商品或活动变的便宜了，以及资助计划需要缴纳保险费改变其它商品或活动的相对价格。为了了解税收或收益如何通过改变相对价格影响经济活动，我们可以使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在家庭户理论和公司理论中，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分（具体分析略）。这些A型分配效应是目前许多国家社会政策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社会政策背景下讨论的最重要的A型分配效应包括：（1）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如养老金计划、失业保险、贫困减少等）。（2）储蓄和消费（如养老金计划、健康保险等）。（3）使用免费和（或）补贴价格供给的商品和服务（如健康服务、住房补贴、贫困减少等）。

2.4.2 D型分配效应。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收入分配的效应时，我们必须对下列问题做出判断和假设：

（1）、比较分配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是使用“历史上既定的分配”还是使用“理论上解释性的分配”作为标准呢？一个现存的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理论分析，使用理论标准更可取，不应把这条标准看成规范标准——一个公平的分配或非常不公平的分配，而是在具体假设下的奏效的分配。经济学可以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2）、计算再分配的使用什么样的计量单位？一方面使用以个人、家庭户或家庭为计量单位的数据，会使研究的结果产生差异；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数据的可得性。在一些国家，关于家庭户的收入数据很难得到。

（3）、再分配或保险？我们不能从理论上区分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提供保险好还是再分配收入好。有时候，把再分配计划看作保险是一个有用的方法。因此，当探询一项计划的垂直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收入流看作是既定的；而当探询一项计划的水平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某些特征看成是既定的（如家庭规模、发生疾病的概率等等）。

（4）、缴费和补助金的归属，即：谁得到补助金，谁缴费？社会政策法规只从形式上规定谁必须纳税和缴费，谁接受补助金，而不决定谁实际承担税收负担和谁实际得到补助金。 “税收归属”探讨这些问题。

（5）、应用研究，使用解释性的案例，还是使用真实数据，哪个更好？在大多数研究中，研究者更喜欢用实际数据，但研究社会政策时，使用实际数据会出现问题的。这些问题是由于在终生框架和在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中，分析收入再分配出现的。首先，研究者会需要几十年个人化的数据，这样的数据很难得到，因为缺乏对过去几十年数据的系统处理，另外，还因为被分析的制度设置存在的时间不够长。其次，在使用经验数据的时候，研究者可能混淆社会政策计划的效应和结构变迁的效应。例如，分析垂直再分配，研究者需要生命周期过程的收入数据，但由于不同的时间环境，收入发生变化了。由于经济增长，对于特定的同批人来说，收入增加对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垂直再分配是无关紧要的。 3、应用分析

在这部分，我们重点介绍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和养老金政策。

3.1社会健康保险政策

3.1.1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两种方法

在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文献中，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精选的假设方法，另一个是社会政策方法。精选的假设方法把健康看作一种资本储存，这种资本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下降，并增加健康支出。以这种方法为基础进行的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是那些标准的微观经济学理论。社会政策方法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就卫生健康问题来说，只有在技术的可得到的情况下，才有特殊服务需求在卫生健康与其它商品消费之间没有多少替代的可能性，这种方法不探究卫生健康效用，但是探究卫生健康服务的效用，不考虑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与其它商品之间的选择。这种方法是大多数涉及卫生健康的社会政策立法的基础。这两种方法只有在事实的和规范的假设下才切合实际。精选的假设方法假定关于自己的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人们能够并且应当做出决策。社会政策方法则拒绝这种观点，并假定哪有疾病，那里就有服务。我们可以把这两种方法与事前和事后的观点联系起来：经济方法采用事前的观点，它考虑预期效用；而社会政策方法关心实际结果，采用事后的观点。每种方法都不全面，因为一种方法忽视的重要方面往往被另一种方法包含。概括地说，精选的假设方法忽视了需求问题，而社会政策方法没有考虑提供卫生健康服务的经济问题。

3.1.2公共健康保险的目标：规范方面的问题

（1）贫困。让一些收入太低买不起保险的人能够得到健康服务。（2）维护人口健康。一项成功的政策不仅减少疾病发生率，还要提高健康水平，这是一种定位于输出型的目标。还有一种定位于输入型的目标，即保证良好的健康服务的供给。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人口健康并不随着医生和医院床位数量的增加而提高。（3）社会健康政策要覆盖没有被商业保险的风险。（4）实行有利于家庭的再分配计划。（5）实行有利于高风险人群的再分配计划。

3.1.3 A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政策具有A型分配效应，它影响一个国家经济资源的使用。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社会政策是否导致更高的效率或更低的效率。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人均健康支出也增加，健康支出成本增加的原因归结于（1）价格上涨。我们必须对价格上涨与质量提高做出区分，因此可以说，成本的增加不一定就是由价格上涨引起的。（2）政治和社会的因素。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得到良好的卫生健康服务，部分归结于政治和社会因素，即越来越多的人享受服务、健康服务延伸到都市以外、过去被认为是偏离行为现在被看作是健康问题。（3）人口演变。人口参数的变化会影响健康支出：预期寿命增加和人口构成的变化。（4）技术进步。由于技术进步，许多医疗服务变得便宜了，但同时刺激新的医疗产品的研制，增加医学研究成本。

3.1.4D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制度具有许多D型分配效应：人与人之间垂直的、水平的和代际的再分配，以及个人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再分配。评价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的基础是公平保险。评价再分配的数量，必须假设收益和成本的归属。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假定在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中没有赤字或剩余。假设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仅仅是一项以健康服务成本为标准的保险、别无其它，把分析D型再分配效应建立在这样的假设的基础上是明智的。健康支出还要考虑社会地位和教育等问题。

3.2养老金经济学

3.2.1养老金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基金制度比较，非基金制度的长处

要了解养老金制度的运行情况，我们很自然地假定人们追求效用最大化，即探讨最优的储蓄量是多少。为了方便起见，通常把养老金制度放在一个特殊的框架内，即迭代模型中来分析。假定把一个人的一生分为两个时期，每个时期有两代人，一个人在第一时期工作，在第二时期不工作、如果没有公共退休制度，只能消费储蓄金。再假定他只关心自己的消费，不打算留下遗产，进一步假定死亡的时间是确定的，那么:

max U(c1， c2)

c1是第一阶段的消费，c2是第二阶段的消费。如果没有公共养老金，他必须考虑以下限制：

c1= w-s

c2=s(1+r)

s为储蓄，r是利息率，结果是最优储蓄数量为s*。在封闭经济中累计的储蓄决定资本存量。

为了讨论公共养老金引入后的效应，需要区分非基金制和基金制。在基金制下，如果缴费比率不大于人们自愿选择的储蓄率，那么，限制不会改变（b：对养老金制度的缴费比率）。

c1= w(1-b)-s

c2=s(1+r)+bw(1+r)

如果义务储蓄挤出自愿储蓄，那么最优储蓄量s*(=s+bw)，。如果引入非基金制计划，并且缴费比率定为β、养老金为p，那么个人面临不同的限制，假定非基金养老金制度既没有赤字也没有剩余，β决定p，反之依亦然：

c1= w(1-β)-s

c2=p+s(1+r)

可以看到，如果两个时期消费的都是正常物品的话，∂s/∂p

通过引入非基金制确保所有几代人更多效用的另一个假设是：什么时候通过要素W，一代人与下一代产生捐赠，W相当于劳动生产率的增加。那么如何比较两种养老金制呢？如果缴款率不超过最优储蓄率，那么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不起什么作用。为了比较两中制度，我们需要比较两种收益率。假定缴款率b不变，如果（1+w+n）>1+r，或(w+n)>r，其中，w表示劳动生产率（W=1+ w），n表示人口增长率（N=1+ n），r表示收益率。那么PAYG制比基金制有更多的收益，因而更优。如果利息率低于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那么引入PAYG制将确保帕累托改进。从长远来看，我们不得不假定利息率不比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低，这就是为什么非基金制通常不是帕累托改进的原因。概括地说，将PAYG制转为基金制通常不会产生帕累托改进。

3.2.2 A型效用：劳动力供给

大多数国家的有效退休年龄在下降，分析这个问题必须假定养老金制度不改变个人财富，即这种养老金是一种公平养老金。尤其是如果一个人提前退休回推后退休，财富不变。如果有公平养老金，是什么原因刺激在某个具体年龄退休？假定一个人的效用函数分为消费和闲暇两部分，U(ct) + V(lt) 。其中，ct表示消费，lt表示闲暇。他从t=0工作到N；储蓄率为s；缴款率为b。那么c+b+s=1。终身效用是（T为最大生命跨度，c为一年的消费）：

U(c)N+[(U(c)+v)(T-N)]= U(c)t+(T-N)v

人们最大化效用：

Max:TU(c)+(T-N)P

N， c

s. t. Tc≤N(1-b)+(T-N)P P:养老金

养老金制度是公平的，因此：

P=bN/(t-N)

预算限制减少到Tc≤N

如果没有遗产，他消费所有工作期间所挣，养老金不影响退休时间。如果有借贷限制，情况就不同了。如果贷款的利息率明显高于储蓄利率，那么养老金制度会影响退休决策。C*表示工作期间最优消费量，如果C*>1-b，他不能有最优的消费，因此他在工作期间的消费是1-b，。最优化问题变为（Cr表示退休期间的消费）：

max NU(1-b)+(T-N)[U( Cr)+v]

Cr， N

s. t. N(1-b)+(t-N) C*≤N

可以看到∂N/∂b

3.2.3 D型分配效用

没有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一般理论，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完全取决于制度是如何被解释。许多养老金制度慎重地再分配收入，通常是低收入人群受益，但也有意外的再分配效应，主要是由于收入与生命预期的相互作用。与低收入人群相比，高收入人的预期寿命更高，因此由于生命预期的差异，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有计划的再分配通常被削弱。而且，比较不同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必须考虑其他社会政策计划，如社会援助、健康服务等。

影响再分配总量的三个重要方面是：（1）性别。女性预期寿命长于男性，平等对待男女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收入再分配有利于女性。（2）收入。由于高收入人群预期寿命更长，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有利于高收入人群。（3）婚姻状况。大多数养老金制度支付幸存者养老金，主要接受者是女性，因为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长。如果幸存者养老金制度根据经济状况调查结果确定补助，那么幸存者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有利于单身有工资收入的家庭户，如奥地利。

3.2.4人口变迁与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

预期寿命的增加和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减少劳动人口，这两种人口学要素的变化对养老金制度产生的影响有：（1）从绝对数和占GDP上讲，加重养老金负担。（2）为了保持养老金制度收支平衡，必须增加缴款比率。（3）缴纳的保险费的收益率显著下降。（4）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规模发生变化。 4、评论

罗斯那先生的研究成果至少给我们这么几个印象：

第一、多学科交叉研究问题。罗斯那先生不仅使用了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作为分析社会政策的原因和效果的基础，还在分析过程中，涉及了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将经济学与政治学巧妙地结合起来。另外，将人口学的变量（如预期寿命、生育率、人口增长、抚养比等概念）纳入到分析中来。当然，这在西方学者中并不希奇，但对于我们研究社会政策来说，仍然是富有启发性的。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一般比较熟悉或习惯于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很少或甚至不太愿意关注去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如果需要运用相关学科知识的时候，知识结构不合理的缺陷就暴露出来。常常是研究经济学的不熟悉社会学，研究人口学的不熟悉经济学和社会学。错用、误用其他学科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现象时常发生。单一的知识结构是远远不能社会政策研究的，社会政策研究需要大量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的知识背景，不仅如此，还需要在研究中把这些知识综合起来，作到融会贯通，只有这样，社会政策研究的根基才会厚实。从我们阅读的大量的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的文献来看，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研究和政府政策研究的一种趋势，我们需要补课并迎头赶上。

第二、社会政策的理论基础。经济学有新古典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学等学派，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思想，罗斯那先生的社会政策经济学也不例外，很自然地让人想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的研究[4]。但不管怎样，罗斯那先生为我们研究和制定社会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他提示我们社会政策不仅仅是对社会问题简单的描述和提出解决的办法，社会政策更是一门学问，需要有理论基础。广泛地说，在经济学内部，不仅新古典主义，其他学派同样能够为社会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其他学科的理论如社会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等也是如此。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做社会政策研究，习惯于就某种社会问题和现象提出问题、进行就事论事的分析，不太注意基础理论的阐释，使得政策建议显得单薄、空泛，缺乏说服力，往往是一项社会政策研究学术论文不象学术论文，政府工作报告不象政府工作报告。象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的国家，一种社会问题涉及许多方面，更有必要采用多种学科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政策的原因进行阐述，并在研究中总结出一套有效的理论。

第三、社会政策的研究范围。一般来讲，社会政策应当有其研究的范围，不能将其外延泛化。罗斯那先生总结了发达国家的经验，将社会政策限定在五个方面，并指出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对这种限定可能会有争论，但我们认为这种限定具有一定合理性。我们需要做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中国社会政策的范围和研究领域，在外延是否需要扩大或缩小，在内涵上是否需要增加或减少，值得进一步探讨。时下，学术界和政府界关注的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等等，他们与社会政策的关系如何，都需要深入研究。

第四、社会政策的效应。罗斯那先生区分了社会政策两中不同的效应，我们的理解是，A型分配效应主要从物的或者说是资源总量方面反映社会政策的效应，D型分配效应则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的这种划分为我们评价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新的范式。他启示我们进一步分析：除了这两种经济学的效应，是否还有其他效应呢？比如，社会政策的政治学效应是什么、社会学的效应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发挥空间思维能力，认真思考。罗斯那先生的两中划分对于我们建立和实施一种崭新的社会政策评价体系和评价的手段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评价体系和评价手段也应当是多样化的。如果一项社会政策研究有理论基础，恰当的方法，细致的实证分析和可行的评价体系，那是再好不过了。

第五、社会政策的适用性。罗斯那先生明确指出，他的社会政策经济学的研究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对于东亚国家和穷国几乎没有涉及。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比我们高得多，由于是一元化的社会结构，他们的社会政策主要针对城市人口的，他们没有也不会涉及农村人口。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城乡差别仍就很大，二元结构还要持续很多年，我们的社会政策显然与西方国家既有相同的地方，更多是存在很大差异。通常我们做社会政策研究时，对城市和农村问题是分别论述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西方社会政策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我们借鉴西方研究的最新成果，但决不能盲目地追随，盲目的追随会使我们失去方向。我们借鉴要善于从社会政策经济学中体会其活跃的思想火花和开放的学术精神。我们研究和制定一项社会政策时需要考虑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发现有关社会政策的制度结构的信息，从中发展出中国的社会政策经济学。

参考文献

[1]Rosner，Peter G.. The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Cheltenham，UK·Northampton，MA，USA， 2003. 1-21.

[2]Myles， Gareth D. Public economics.[M]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5.10.

篇3

关键词 血压测量；流体静力学；创新实验

中图分类号：G642.42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4）06-0112-02

1 引言

流体力学是高校工科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流体力学实验对于流体力学的课程教学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内90%左右的工科高校都采用浙江大学力学基地所研制的流体力学实验仪器。为了直观流动现象，流体力学实验装置多数采用透明的有机玻璃材料，非常容易损坏，而且装置体积大，占用了实验室内较大的空间。北方地区高校为了避免水结冰，装置胀裂，每年冬季会将大量的实验用水放掉，水资源浪费严重。通过改进使用血压测量计，将人体血液循环和血压测量相结合开发流体静力学演示实验，创新教学方式，提高实验效率，增强教学质量，服务社会公益，可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和社会公益效果。

血压的测量原理 如图1所示，在测量血压时，在手臂上束紧袖带1，袖带1通过一根橡胶管2与一个小型气泵3（通过反复捏挤给气袋充气）相连，通过气泵给袖袋充气而不断挤压手臂上的动脉，这时用听诊器4可以听到血管中由于血液流动对管壁冲击而发出的声音；然后不断束紧袖带1来挤压手臂上的血管，当压力达到一定程度时，手臂上大动脉的血液流动将会完全停止，这时听诊器4听不到原来有规律的脉搏声；然后通过橡皮管2上的一个阀门慢慢把臂带中的空气释放出来，袖带对手臂大动脉的压力也会慢慢降低，当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大动脉中的血液又开始恢复流动，听诊器中就又可以听到脉搏声。此时血液对动脉壁的压力和臂带对手臂的压力值是相等的，是心肌收缩时血液对动脉的压力，称收缩压；当放出更多的空气，臂带的压力进一步减少，当压力降到某点，臂带对于血管的压力不会对肱动脉内血液的流动产生影响，此时的压力称为为舒张压。在将人体血液循环系统应用到流体力学的实验中时，应尽量保持血管的正常流通状态，而不会因为测量的过程中外界的压力作用而改变血管的形状。因此，要使血管内的血液保持舒张压的流通状态，利用血压计对人体血液循环系统进行流体力学实验。

血压测量与流体静力学实验 血压的测量过程简单方便，作为一种人体健康的检查手段，医生乃至普通人只需按照上述操作读出水银柱的高度即可知血压是否正常，而且人体血液循环系统具有类似于实际管路流通的流体运动特点的组成结构，借助血压测量计来实现流体力学的实验验证，具有简单方便而且高效的优势。本文探讨的是：在大学工学专业流体力学课程教学活动中如何利用血压的测量过程解读流体力学知识。

??公式P=P0+ρgh是流体静力学方程的延伸形式，是平衡（静止和相对静止）流体中压力分布的普遍规律，也是流体静力学最基本的实验内容。但在流体力学教学中讲课与实验是不同的，通常实验滞后于课程。因此，公式的解读让学生感觉枯燥、片面且印象不深，难以产生理想的教学效果。为此，借助血压测量计来实现流体力学的实验验证，对血压测量过程进行拓展，设计了图2所示的基于人体血压测量的流体静力学演示实验。图2中所示的实验装置主要有：由袖带1、小型气泵2及其他测量装置组成的血压计3，在连接血压计的橡胶管上连接另一条橡胶管并与玻璃导管4连接，接触处安有阀门5，导管分别与两个U型玻璃管6、7相连接，共同固定在带有相同均匀刻度的木板8上，U型管中装有密度不同的液体（如酒精、水等），其次是听诊器9。

在实验过程中，按照上述方法对人体的血压进行测量，待调整为舒张压后打开阀门5，即可看到血压计3、U型管6与U型管7有着不同的液柱高度差h。按照等压原理，所测的部位血液作用于血管的压力与袖带内气体的压力大小是相同的，袖带外压力通过气体进行传输，一直传输到U型管中测量液体的表面。此时作用于三只U型管液体表面的气压P（即所测血压）是相同的，对U型管左侧液体施加压力，液体通过U型管向右侧流动，U型管右端与空气相连，使得U型管中右侧液柱高度高于左侧，形成高度差h。此时所测量的血压值P等于标准大气压P0与高度为h的测量液柱的压强ρgh之和，即：P=P0+ρgh。其中，ρ为液柱密度，g为重力加速度。因此，U型管中液体的密度不同，液柱高度h也不同，以此对流体静力学方程进行了很好的实验验证。

2 结论

本文首次提出以“人体血液循环”作为流体力学实验系统，对血压仪进行拓展，开展实验，实验设备简单，实验操作易行；可以很好地实现跟随课堂教学，提高课堂的学习效率，加深学生的对流体力学的理解和认识，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实现更高水平的教学。同时在创新实验的过程中学习到的流体力学知识得以强化，以生动形象的方式为流体力学教学服务。作为一种全新的工科流体力学实验教学模式，基于血液循环的流体力学实验教学资源还有待进一步拓展。

参考文献

[1]王苏英，施建英，叶小丽，等.影响血压测量的有关因素[J].中华护理杂志，2007（9）：839-841.

[2]隋秀香.石油高校流体力学实验课创新体系研究[J].石油教育，2012（3）：93-95.

[3]贾新泽.无创血压测量方法的研究[J].山西电子技术，2006（2）：75-77.

[4]许强，朱士江.流体力学实验教学改革探讨[J].经济研究导刊，2010（17）：254-255.

[5]陈泳，夏友雯，沈吉梅.动脉血压直接测量与间接测量的相关性研究[J].实用护理杂志，2001（10）：1-2.

[6]张维忠.动态血压与高血压左室肥厚的燕系[J].中华心血管病杂志，1993，2l（3）：138.

[7]简明，刘国庆，齐德仁，等.单纯收缩期高血压24小时动态血压的昼夜规律[J].中华心血管病杂志，l992，20：

279.

篇4

1.合理制定教学目标

高中政治教学目标的合理设计对于基于人文精神培养的政治教学对策的提出意义重大，并且起着基础性和方向性作用。在高中政治日常教学中，教学目标是教师开展政治教学工作的出发点，会直接影响政治教学策略的实施，关系到学生的政治学习成效及政治教学效果。合理的政治教学目标必须将政治知识的传授及人文精神的培养结合起来，除了要不断丰富高中生的政治知识和提高学生政治学基础能力之外，还要不断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培养她们良好的人文精神，使得他们更开朗阳光，并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高中政治教师必须重视教学目标的合理制定，并用积极的教学热情促进教学目标的制定及完善，并通过自身的专业能力及政治教学保证教学目标的实现。教师在为学生讲授基础的政治知识时，要有意识地渗透人文精神，从而增强学生对抽象知识的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使学生有意识地丰富自身的精神世界。在这一过程当中学生不断丰富自身的政治知识，逐步树立良好的人文精神，从而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2.积极挖掘政治教材

基于人文精神培养的高中政治教学需要积极探寻渗透人文精神的载体，而高中政治教材就是承载大量人文因素的丰富资源，也是学生学习政治知识的基础。因此，教师要善于挖掘和分析政治教材，并在其中寻找人文精神教育的影子，在引导学生学习政治基础知识的同时，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教育，使得学生对人文精神有更深刻的认识，并在今后学习中自觉培养自己的人文精神和不断完善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教师在政治教学中要善于将政治知识融入内涵深刻的人文背景中，实现知识和人文精神的有效融合，真正落实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培养这一重要教学目标。例如，在教学经济生活时，教师要引导学生站在人文精神教育角度分析经济活动，从而理解经济活动是一种人文活动，而市场经济中的原则也属于伦理道德范畴。教材中阐述的如何处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诚信原则更体现出具备极强人文价值的社会思潮。教师可以结合社会实例，如“红心鸭蛋”、“三鹿奶粉”等和政治教材引导学生进行分析，增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把握，进而促使学生将知识学习上升到人文精神层面。

3.改革传统教学方法

基于人文精神培养的高中政治教学必须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树立创新性的教学理念，加强人文理念在具体教学活动中的渗透，只有这样才能强化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并进一步提高高中政治教学质量。教师在政治教学中可以穿插以学生人文精神培养为主题的选修课、参观学习、学术讲座、社会实践等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巧妙地渗透人文精神，在引导学生掌握基础政治知识的同时，引导学生认识到知识本质，并实现思想的升华。教师在政治教学中强调的对传统教学模式的突破不是一味地要求学生掌握基础政治知识，而是通过对传统教学方法的改革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学生就能在知识积累和深入理解的基础之上了解知识的本质，有效树立人文精神。另外，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这对于人文精神在政治教学中的渗透，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同时要求教师革新教学理念，有效地将人文精神渗透进学生的日常生活及社会历史背景当中，这样不仅能够帮助学生适应和融入社会，而且能够增强学生的人文精神。

4.提升教师人文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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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反洗钱 法人监管 制度 政策建议

一、基本范畴分析

（一）反洗钱“法人监管”的政策背景

1.人民银行反洗钱监管的内外基本形势。当前，以fatf修订颁发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新40条建议为依据，世界反洗钱监管体系进入了以“风险为本”的新的政策调整时期，同时，全球金融监管开始向重视系统性风险防范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发展，而反洗钱成为金融风险管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国内方面，虽然我国的反洗钱工作近年来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但日常反洗钱监管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国际形势也对我国反洗钱监管政策提出了“风险为本”的纵深调整要求。基于这样的形势，我国提出了建立以“法人”为对象的反洗钱监管机制，以期调动金融机构法人的反洗钱工作积极性，明确监管部门的责任边界，减少监管成本，克服现行监管缺陷，提高监管有效性，优化配置反洗钱监管资源。在2012年全国反洗钱工作会议上，人民银行正式提出了法人监管政策，要求“明确思路、落实责任，全面推行以法人为主体的反洗钱监管制度”并积极构建“立体性的反洗钱监管平台”。目前，全国反洗钱法人监管研究与试点工作已经初步展开。

2.银监、证监、保监的行业“法人监管”情况简述。法人监管并非新生事物，自实行分业监管以来，银监、证监、保监“三会”就先后开展了行业法人监管工作。在2003年银监会成立之初，银监会即开始实施了“法人监管”，“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逐步成为其监管基本理念，2007年1月以来，银监会全面强化了“分工协作、监管有序、齐抓共管、资源优化”的对总部不在北京的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属地联动监管机制，即将其监管权下放给法人注册地的银监局管辖，贯彻“加强法人监管、加强属地监管、加强联动监管和提高监管效率”的监管要求，体现了对属地监管和法人监管的并举。证监会在2004年以前即实行了跨区域的法人监管体制，2004年后则转为实施“属地监管、职责明确、责任到人、相互配合”的辖区监管责任制，按行政区划设置监管局并与地方政府协作，由原来的统一法人监管转变为“法人、属地”的双重监管模式。保监会在2009年11月以后也开始了“法人监管”工作，要求“加强法人机构和高管人员监管，提高结构调整的科学性，不断完善分类监管制度”。总体而言，“三会”的“法人监管”政策都不同程度体现了“法人”与“属地”的联动式监管。

（二）反洗钱“法人监管”的基本概念

反洗钱法人监管体制指“人民银行以金融机构法人为监管单位，要求金融机构法人对全系统的反洗钱工作负总责，由人民银行指导、检查、评估其实施统一的内控制度、统一的报告分析体系、进行系统风险监管”的制度。

反洗钱法人监管框架下，人民银行总行将统一制定金融机构法人监管规则，全面负责对全国性金融机构法人的监管。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则在监管好辖内金融机构法人的同时，积极采用巡查、督导等方式协助人总行对全国性金融机构法人在辖内的分支机构实施监测，此外，各分支机构经人总行授权后可实施对金融机构法人在辖内分支机构的现场检查。

（三）“风险为本”与“法人监管”制度的关系

最权威呼吁“风险为本”监管原则的应是巴塞尔委员会，随着巴塞尔协议i、ii、iii以及《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的先后，以风险为本的监管模式已经成为全球金融行业监管部门的共识。2004年，英国首倡以“风险为本”监管方法在反洗钱领域中的运用，随后，在fatf和沃尔夫斯堡集团的倡导下，风险为本日益成为了反洗钱工作的核心理念。我国则在2009年以《2008-2012年中国反洗钱战略》为标志，确定了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制度。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指在开展反洗钱监管时，应该对不同组织机构和业务类型所面临的洗钱风险进行科学评估，并在此基础上有轻重、有主次地决定稀缺监管资源的投入方向和比例，最小化反洗钱制度的运行成本，确保有限的反洗钱监管资源优先投入到高风险机构和业务领域，有

监控和防范潜在的洗钱行为。

“风险为本”的基本前提在于反洗钱监管资源的稀缺性以及风险分布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非均衡性，其资源配置应尽量使反洗钱监管资源使用的边际效用与其边际成本相等。当监管资源使用的边际效用小于因之增加的成本时，理性监管者应减少对相关资源的投入，而将资源投入到边际效用更高的领域，即风险更高的领域。需指出的是，反洗钱监管风险的大小本身就决定了可获得边际效用的多少，当使用效率相同的等量监管资源投入到风险大小不一的两个领域时，显然该资源在风险较大的一方所产生的效用较大，直到反洗钱监管资源在双方的边际效用相同为止，此时监管资源已经在风险较大的领域内获得了集中。

2012年以来，人民银行的反洗钱监管同时涵盖了“风险为本”与“法人监管”的制度要求。结合法人监管的基本特点，风险为本制度与法人监管制度的逻辑关系可以表述为：由于资源稀缺性与风险差异化，客观上应将监管资源优化配置，而资源的优化配置需要设定有科学的资源配置规则，以风险大小作为资源配置多少的标准即充当了这样的依据与规则，此后解决问题的关键转变为对具体风险的衡量，而法人监管制度的确立最终为风险的有效测度提供了可行机制。风险为本的监管需要以法人监管制度的配套实施，法人监管制度的核心目的在于实践以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法人监管”为“硬制度”，即“管法人”，“风险为本”为“软制度”，即“管风险”，法人监管制度为风险为本制度提供了制度保障，风险为本制度则为法人监管制度提供了指导思想，风险为本的制度与法人监管制度的根本目的均在于优化配置反洗钱监管资源，提高反洗钱监管效能，相互可有机的统一，二者均是我国反洗钱工作与时俱进发展的客观需要。

“法人监管”制度有效体现了“风险为本”的基本要求。例如，全国性银行分支机构多、风险散点多、风险传导快、影响力度大、波及范围广，法人监管后，人民银行总行将直接对其各级机构履行监管职权，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则统一接受总行调度，配合总行实施监管政策，这样，人总行就能在全国范围内根据风险大小或风险区域分布情况统一配置反洗钱监管资源。相比之下，地方性法人银行机构的风险环节较少、影响区域小，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监管资源使用也将仅限于特定区域与环节。

二、“法人监管”与“属地监管”的比较分析

反洗钱“属地监管”与“法人监管”的主要流程如下图所示：

结合上述流程图分析，对属地监管与法人监管做进一步比较，如下表所示：

“属地监管”与“法人监管”比较分析表

对监管者，法人监管政策带来的主要变化有：

一是工作开展外部化。一方面，法人监管下人民银行总行从幕后走向前台，工作对象由对内部（下级行）为主向对外部为主转变，人总行在实际上成为全国性金融机构的最终监管者；另一方面，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的工作也将从对内（上级行）对外二位一体向对外为主转变，各级分支成为了当地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的最终监管者。

二是监管方式一体化。法人监管后，人民银行的反洗钱监管模式将从横向监管向纵向监管转变，较好解决了属地监管下“条块分割”的“x-非效率”问题。“x-非效率”问题指在垄断企业的大组织内部，由于层次较多，关系复杂，机构庞大及制度原因，企业费用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难以实现，导致存在企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状态。横向属地监管模式形似“块状”或“网状”，人民银行总分行处于“网状”的中心位置，实际中“网状”需要多角度的共同作用才能保持平衡结构，极易出现“x-非效率”的问题。纵向法人监管模式形似“线状”，人民银行总分行处于“线状”的极点位置，线状结构下只存在单一的监管主体，对同一法人不同分支的监管不会参差不齐，对不同机构的监管也不易出现厚此薄彼，“x-非效率”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三是监管权力集中化。法人监管后，人民银行总分行间的监管权力将发生变化，其中，总行的对外权力边界得到了扩张（对内权力发生了局部收缩，总体权力扩大），分支行的监管对外权力边界发生了收缩（对辖内法人监管权或部分内部自主权获得了增加，总体权力变小），但二者的监管权力都体现了集中化，全国性金融机构总部及其分支的监管权集中于人总行，地方性法人总部与异地分支的监管权集中于人行当地分支机构，对同一

法人的监管权限不在分散于不同的人行分支。

四是监管分权正式化。法人监管后人民银行各层级间将由属地监管下的“上下级”关系转变为各层级机构间的“分权与合作”关系，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所拥有的产权从“准产权”向“正式产权”过渡，分支机构成为对辖内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的最终监管者。此外，在对非辖内地方性法人分支机构的反洗钱监管工作中，人民银行分支行发生了从监管者向监督者的角色转换，仍然保持对人总行反洗钱产权的部分使用权。

五是监管重心带状化。以云南省为例，截止2012年11月份，全省实际被监管机构共135家，其中银行类54家（含信托、资产管理及财务管理公司，农信社或农村合作银行当作一家看待），保险类32家，证券期货类41家，支付类8家。全省地方性法人金融与支付机构共有38家（银行类27家，证券期货类4家，保险类1家，支付类6家），其中昆明地区有17家，法人监管后全省具有直接监管权的机构将仅占现有监管存量机构的28%，昆明地区将仅占辖内现有监管存量机构的15%，对其他被监管机构的直接监管权将向东部、北部转移（金融机构的法人注册地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等东部北部发达地区），监管重心发生了带状化分布。

六是监管风险非均等化。属地监管模式下，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存在监管风险均等化的问题，即各区域间反洗钱监管所面临的风险种类及风险大小同质化，如各全国性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普遍分散于各省市，而其在全国各地基本都有分支机构，除了各省市地方性因素的冲击外，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对全国性金融机构监管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不同程度存在均等化的问题。法人监管后，各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将集中体现，不同层级监管机构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不再趋同。

七是监管资源重置化。科斯第二定理认为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可交易权利的初始安排将影响到资源的最终配置，“法人监管”制度重新定位了反洗钱可交易权利的初始安排以及风险的传导机制，其必将影响监管制度、人员、资金等资源的重配，资源的配置数量将与监管权限及所面临风险大小情况更趋一致，资源配置得到优化，使用成本也将获得节约。

对被监管机构，法人监管政策带来的主要变化有：

一是工作开展内部化。法人监管后，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由以对外负责为主，逐步转变成为以对内负责为主，此进一步加强了金融机构，特别是金融机构分支机构的工作自主权，反洗钱工作在实际上由“是人民银行的事情”向“是自己的事情”发生了转变。

二是内控管理一体化。反洗钱法人监管将有助于强化金融机构反洗钱内控工作的纵向一体化，随着来自当地人民银行的横向监管力度的减弱以及机构内部纵向监管强度的增加，金融机构各分支机构的内控管理只单一来源于内部自上而下的要求。

三是业务处理集中化。法人监管将带来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业务处理的集中化，反洗钱业务主要包括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数据的处理与分析，客户或交易信息的补正，案件调查协查分析等，法人监管客观上要求金融机构对反洗钱主要业务的集中化处理。

四是监督工作内部化。属地监管下，对金融机构的反洗钱监督以人民银行的外部监管为主，法人监管后，监督工作将随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非本地法人机构直接监管权的丧失而以金融机构上下级间内部自我监督为主发生转变。

五是成本费用节约化。法人监管后的主要变化表现为反洗钱信息传输通道的内部化，显然，信息在内部传输的效率要高于其在外部传输的效率。同时，非当地法人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不再产生因当地人民银行差异化监管所带来的特定成本与费用。此外，法人监管后，一家法人机构名义上只有一个监管机构，而一个监管机构的监管模式可能在长期上保持稳定，金融机构可因监管者路径依赖而节约更多的成本或费用。

三、反洗钱“法人监管”的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分析

反洗钱的法人监管制度意味着我国反洗钱制度的变革，体现的是制度的变迁，结合前面的分析，本部分将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对“法人监管”做如下论述。

（一）产权理论与法人监管

反洗钱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属于一种社会服务，公共物品的特性决定了公共物品不能或不能有效通过市场机制由企业或个人来提供，而只能通过国家来提供，以避免市场失灵，人民银行即作为国家的方而成为反洗钱公共服务提供主

，其反洗钱产权也滥觞于此，人民银行各地分支机构则经总行授权让渡后行使反洗钱产权。

反洗钱产权指因反洗钱事由的存在及关于它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其不仅是人们对反洗钱资源使用的一束权利，而且确定了人们在反洗钱中的行为规范与社会制度，反洗钱产权的根本目的在于避免社会对反洗钱资源的过度或低效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的颁布正式标志着人民银行反洗钱产权的确立，也标志着国家权力强制实施对反洗钱产权的保护。《反洗钱法》确立的反洗钱产权制度赋予了人民银行反洗钱行政主管权力，建立了一套排他性的资源使用体系，形成了特定的反洗钱秩序（核心为权利与义务）。人民银行对反洗钱公共物品的提供需要以各金融机构对相关义务的履行为基础，反洗钱法规对特定秩序的规定越明确，那么其对反洗钱产权的界定与保护也就越清晰、有效。

从产权视角来看：

1.“法人监管”进一步明晰了人民银行总分行监管产权，解决了部分“委托-”问题。属地监管普遍存在“金融机构为人民银行打工，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为人民银行总行打工”的“委托-”问题，典型比如监管信息的报送，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基本处于被动过渡位置。“委托-”关系的基本特征在于“委托人”不能拥有私人信息，在信息占有上处于劣势，“人”则拥有私人信息，在信息占有上处于优势。法人监管强化了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及金融机构的自主性意识，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产权由相对产权向绝对产权转变，人民银行总行与分行间的监管产权得到进一步明确，各自成为一定监管层面的直接信息拥有者，“委托-”问题得到缓解。科斯第三定理认为，当交易费用大于零时，产权的清晰界定将有助于降低人们在交易过程中的成本，改进效率。换句话说，如果存在交易成本，没有产权的界定与保护等规则，即没有产权制度，则产权的交易与经济效率的改进就难以展开。

2.“法人监管”意味着反洗钱产权的置换与转让。实施法人监管后，对金融机构各地方分支机构的直接监管权被上收到人民银行总行或地方性法人所在地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金融机构将从受到多个反洗钱产权使用子主体的监管转变为只接受一个反洗钱产权主体的监管，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行使巡查、督导等职权。整个过程可以看作是人民银行总行以对非本地法人辖内分支机构的巡查、督导或经过授权后实施检查以及辖内地方性法人的全部分支机构的终极监管权与人民银行各分支置换其对全国性金融机构的各地分支机构的直接监管权，体现了不同制度下反洗钱监管产权在人民银行总分行间的转让过程。产权经济学认为，只有产权是可以转让的，才能把资源从低价值使用者手里转移到高价值使用者手里。法人监管后，人民银行反洗钱监管资源将从低价值处向高价值处发生转移。

3.“法人监管”解决了部分反洗钱“外部性”问题。反洗钱工作的外部性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和决策使另一个或一群人受损或受益的情况，但该种影响却没有通过价格机制得到体现。例如：属地监管下，人民银行省级分支机构对辖内全国性金融机构分支的地域性工作安排或要求，虽然并不针对金融机构的州市机构，但是金融机构一般均会将该安排或要求传达布置于下一级分支机构，下一级分支机构却又直接接受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监管，而当地可能并没有此项监管安排或要求，这样外部性就产生了，同理，人民银行省级分支机构对下级分支行的内部要求，也将可能对当地的金融机构产生影响，构成外部性，法人监管将有利于解决诸如此类的“外部性”问题。产权是界定人们如何收益及如何受损，因而谁必须向谁提供补偿以使他修正人们所采取的行动，产权经济学强调外部性是与确定、交换、监督或执行产权的成本相联系的，且只有外部性内在化的收益大于内在化的成本时，产权的发展才有利于使得外部性内在化。“属地监管”下，较高的交易费用导致了反洗钱工作“外部性”的出现，法人监管后，因交易成本的节约，外部性得到内部化。

（二）交易成本理论与法人监管

交易成本指参与交易的组织在进行交易时产生的组织之外的非生产性费用，交易成本在本质上是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费用，真实的交易本身无法避免交易成本，显然，无论在属地监管还是法人监管下，反洗钱工作都存在交易成本，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间表现出一定的专业化分工关系。

当然，反洗钱工作的交易成本主要指市场型交易费用与管理型交易费用，市场型交易费用指为了进行市场交易，交易主体对市场信息的搜寻发现成本，交易主体间的谈判和决策费用，监督费用以及对合约义务的履行费用。管理型交易费用主要包括建立、维持或改变一个组织设计的费用以及组织运行的费用。

交易成本一般主要包括制度准备成本、制度达成成本、对制度的监督和实施成本。“属地监管”和“法人监管”下的交易成本具体又可分为制度研究讨论成本、制度制定成本、制度灌输成本、政策传达与培训成本、法规修订成本、工作交接成本、制度维护成本、数据报送与审核的成本、成本等等，成本指“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费用，属于一种特殊的交易费用。“法人监管”下的数据报送与审核成本及成本比“属地监管”都大为减少。广义上，交易成本指制度运行的费用，即制度成本（阿罗，1969），其可看作是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在内的与物质生产过程和运输过程非直接相关的一系列制度成本（张五常，1999），反洗钱交易成本也即反洗钱工作的制度成本。

反洗钱法人监管体制下，交易费用将获得节约。假定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总分支机构属于各自独立的反洗钱参与主体，其上下级间存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委托关系，人民银行则可以看作金融机构的上级机关，相互间也存在委托关系。如属地监管和法人监管的信息报送流程比较图所示，属地监管中存在的交易主体间交易环节有13～16个，法人监管下的交易环节仅有10个，如果单位交易成本不变，那么法人监管下的总体交易成本必将小于属地监管下的总体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属地监管中的外部交易或外部环节有10～13个，法人监管下的外部交易或外部环节仅有4个，一般而言，内部交易或内部的交易成本将小于外部交易或的交易成本，即法人监管框架内交易或环节的平均交易成本将更具优势，法人监管下的交易成本因此获得了节约。从长期来看，法人监管下的平均交易成本将远小于属地监管下的平均交易成本。

“法人监管”与“属地监管”下的总体成本均可简要表述为“组织内部反洗钱工作开展的成本”与“总体交易成本”之和，其中前者指直接与反洗钱工作开展运行相关的成本，在性质上等同于企业的生产成本，显然，随着法人监管制度的规模经济与网络效应，法人监管下的总成本终将因交易成本的节约而小于属地监管下的总成本。

（三）制度变迁理论与法人监管

制度变迁理论是研究制度随着人口、资源、技术和人们主观意识及想像及人们之间相互关系变化而变化的理论，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因包括受到外部冲击或者博弈结构的内部均衡结果的影响。制度既是一种博弈的均衡，也是一种博弈的规则，在某项制度下，博弈主体依然会重复进行博弈，或利用该规则，或回避该规则。根据制度变迁理论：

1.人民银行反洗钱部门与金融机构（特别是全国性金融机构）博弈的结果。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各自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杰弗利·贝利（1989）将利益集团定义为“一个由拥有某些共同目标并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个体构成的组织实体”，利益集团会阻碍或促发某项制度变迁，其往往也会从舆论上打着国家利益的招牌，进行院外活动，影响政府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政策或规则。不同利益集团总是在不停地进行博弈，博弈的结果反映了双方力量的大小，也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不难看出在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博弈中，金融机构是实施法人监管后受益最大的一方。

2.非正式或正式制度变迁引发的新的制度变迁。比如，大额和可疑交易综合试点工作或者“风险为本”制度的实施需要“法人监管”的配套政策。历史学家蒋廷黼（1938）在《中国近代史》中曾说过，在社会变革中，只要走出第一步，就不得不走出第二步，为了保住第二步就不得不走出第三步。此即是一种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指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好的或不好的选择，诺斯（1991）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有“诺斯路径依赖一”与“诺斯路径依赖二”两种极端形式，在二者之间还有很多中间形式的路径依赖。诺斯路径依赖一指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诺斯路径依赖二指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法

人监管制度是一种靠近“路径依赖一”的依赖方式，法人监管政策将更能保障“大额和可疑交易集中处理”以及“风险为本”监管的实现。

3.“属地监管”制度存在缺陷，而“法人监管”制度具有替代优势。从我国开展反洗钱工作的八年来，现行制度逐渐表现出较大的缺陷，已在很多方面不适应新时期国内外反洗钱工作形势（如：监管工作的宽化与深化要求、以风险为本的政策转型等等），而相对而言，“法人监管”能够克服“属地监管”的诸多问题，同时，其已经“三会”多年的监管实践，可资人民银行反洗钱“法人监管”借鉴。

4.“法人监管”体现了反洗钱监管当局的监管思路与监管风格。2012年2月，人民银行正式提出了“法人监管”的工作目标与要求，此正值人民银行有关领导履新之际，体现了反洗钱监管当局的监管新思路与监管新风格，体现了主观能动性。在我国的特殊国情下，人的因素往往成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法人监管政策即是反洗钱监管当局的主观意识与客观存在相结合的产物，符合现实发展的需要。

（四）企业的边界理论与法人监管

企业的经营管理存在边界。科斯（1937）认为随着所配置资源的增加，企业组织成本上升，导致企业不能无限扩张而存在边界的原因有三：一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家函数存在收益递减规律会导致在企业内部追加单位交易的成本上升；二是企业交易增加，企业家不能成功将生产要素运用于价值最大的地方，实现要素最佳利用；三是一种或多种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可能会上升。企业只会扩张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另一个企业组织中的组织成本或是等于由价格机制“组织”该交易所包含的成本时为止。威廉姆森（1984，1985）认为，由于资产专用性、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以及交易频率的存在，企业与市场间存在交易费用，企业的经营管理存在着边界，企业边界取决于公司对不同治理结构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只有当收益大于成本时，企业才会选择扩张边界。产权经济学则认为企业边界取决于纵向一体化收益和成本的权衡，纵向一体化决策决定了企业的边界，当一体化的收益高于成本时，企业实施一体化扩张其边界，相反，当一体化的收益低于成本时，企业则维持不变的规模和边界。

反洗钱的监管存在监管边界。随着反洗钱监管工作的深入，监督管理的边际成本将会逐步增加，监管要素难以最优配置，监管资源存在资产专用性，反洗钱主体都会表现出有限理性或机会主义倾向，监管者与被监管者间的交易频繁往复，普遍存在交易费用。因此，无论是“属地监管”还是“法人监管”，反洗钱监管工作同样具有边界。

“法人监管”框架下反洗钱监管边界实现了扩张。反洗钱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为市场交易主体，二者之间的信息或工作交换在形式上表现为市场特性，交易的媒介不是货币而是行政指令，无需经过双方的讨价还价即可达成交易契约。与“属地监管”相比，“法人监管”表现了反洗钱工作的纵向一体化，实现了金融机构对市场的替代，大幅节约了反洗钱市场主体间的交易成本，纵向一体化带来的预期收益将高于预期成本，人民银行的反洗钱监管边界能够因此得到扩张，当然，监管边界的扩张也包括监管深度的提高。 　反洗钱“法人监管”的边界将在特定的条件下达到最优。根据科斯观点，当“新制度节约的交易成本”等于“新制度增加的组织管理成本”时，反洗钱监管的边界扩张达到最优。前者小于后者表明新制度因增加总体成本而变得不经济，监管机构应该从部分监管领域中退出，直到增加的组织管理成本等于节约的交易成本时为止。前者大于后者表明监管机构应该进一步扩张监管领域，直到新增的组织管理成本与节约的交易成本相等时为止。可以说，制度变迁节约的交易成本越多，那么监管机构就越可能最大限度扩张其监管边界。根据威廉姆森的观点，当法人监管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反洗钱监管的边界扩张达到最优。根据产权经济学观点，当纵向一体化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反洗钱监管的边界扩张达到最优。

四、对反洗钱“法人监管”制度及其政策制定的建议

综上所述，为完善法人制度及其有关政策，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一）法人监管应坚持“以法人监管为主，属地监管为辅”的工作思路，将属地监管作为法人监管的有益补充

法人监管和属地监管各自具备优劣，因此法人监管不应该全部替代或排斥属地监

管，相反，应能有机结合二者的优点，并克服劣势，属地监管可以成为法人监管的有益补充。事实上，人行分支机构履行巡查、监督等职权即是法人监管结合属地监管优势的一种制度安排。人民银行应在实践中持续创新监管工具，合理分权与分工，强化纵向与横向监管抓手，调动分支机构的积极性，有效解决人行分支机构监管权力的弱化、空化的问题。

（二）法人监管制度建设应切实体现“风险为本”的原则与要求

法人监管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风险为本”的监管，法人监管框架内的监管资源配置应与监管权责及面临风险的大小相适应，法人监管制度创新也应始终保持与“风险为本”原则和要求的高度一致，背离了“风险为本”法人监管的效用将难以体现。

（三）法人监管应合理设定法人监管制度与机制，克服对属地监管模式的“诺斯路径依赖二”

路径依赖表示一种制度惯性，即旧制度对新制度的阻碍或促进，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该路径产生依赖。例如：法人监管制度下，随着风险聚集与传导方式的变化，监管资源配置也将随之变化，但是该监管资源的调整由于交易费用或者信息不完全等原因而存在很大的滞后性，即资源的调整速度或周转率将大大落后于风险的变化速率，监管资源路径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与新的风险聚集与传导机制不相匹配。反洗钱法人监管初始制度的选择会强化现存属地监管制度的刺激和惯性，法人监管的后续制度选择也会强化初始制度的刺激与惯性。因此，法人监管制度的初始设计必须尽可能的与反洗钱工作实际相吻合，以使得后期制度设计对初始设计的依赖接近“诺思路径依赖一”，克服对属地监管或者法人监管初始制度的诺斯路径依赖二，最终确保法人监管制度实施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四）法人监管制度应完善人民银行总行与分支机构间信息通报共享机制

法人监管将弱化人民银行地方分支机构对辖内反洗钱工作情况及风险掌握的全面性，跨区域监管也对人民银行各分支行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人民银行总分行间或者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间应进一步加强对监管资源与信息的通报或共享，建立协调互助机制，不断克服在监管或监督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不全面问题。例如：分支机构对全国性金融机构分支进行巡查前，应能获取人总行的日常监管信息；对辖区内法人公司设在辖区外的分支机构，应与对应的人行分支机构建立沟通交流合作机制等等。

（五）法人监管下应正确处理“法人监管”与反洗钱调查工作的关系

在反洗钱法人监管全面推进的同时，反洗钱调查机制应与其保持二元结构，即反洗钱案件调查工作应延续属地管辖的模式。反洗钱调查工作具有较强的区域性，如果因“法人监管”而降低缩小调查的范围，将大大影响调查的效益。2012年全国反洗钱工作会议仅要求调整反洗钱调查工作的流程，具体包括：“进一步规范反洗钱调查和可疑交易移送工作”、“加强对可疑交易报告线索的清理工作”、“继续组织做好涉及洗钱犯罪的大案要案查办工作”、“进一步增强反洗钱调查的敏感性”等方面，并未要求将“法人监管”的模式推行到反洗钱调查中。

（六）法人监管框架要求尽快修改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或者规范性文件

我国以“一法四规”为代表的反洗钱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基本立足于“规则监管”而设定，当前，法律法规或者规范性文件中的部分内容已经不适用于现阶段“法人监管”的工作需要，客观上亟待需要实施修改。例如：《反洗钱非现场监管办法》第四条、第十四条，《反洗钱现场检查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等等。

（七）法人监管工作应加强对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法人监管的经验借鉴

人民银行总行与各级分支机构的反洗钱工作应充分借鉴“三会”及其各地分支的经验与教训，争取在法人监管试点与全面推进过程中少走弯路，快速、高效完成反洗钱监管转型，促进反洗钱工作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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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言经济学；英语教育；教育政策

[中图分类号]G5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5）21-0132-02

[作者简介]卢伟（1989―），女，山东日照人，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2013级在读研究生。

一、引言

20世纪后半期国际学术界对语言政策的研究主要有三种研究方法：五六十年代的语言学导向、七八十年代的社会学导向、八九十年代的生态学导向。[1]语言经济学的概念最早由Jacob Marschak在1965年提出。Grin将语言经济学定义为运用经济学的概念和工具对语言变量之间以及语言学变量和经济学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的范式，认为语言经济学能够为语言政策的选择、设计、实施和评价提供有效的支撑。[2]中国的语言经济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目前主要是介绍国外语言经济学理论，学习国外相关实践。[3]将语言经济学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研究有待加强。

我国外语语言教育政策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强化英语教育的特点，而一些历史和现实原因，如经济技术长期落后下形成的向西方学习的风潮，中国加入WO、举办奥运会等，催生了“英语热”。

二、“英语热”的语言经济学解释

经济学家认为，人力资本是个体的生产性知识和技能。在中国，掌握英语技能往往能为个体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用人单位也更加倾向于英语水平较高的就业者。英语水平较高的个体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认可度都较高。相对于其他外语，英语作为一种生产性较高、应用范围广的语言，成为人们争相学习的对象。

语言经济学家认为，语言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网络外部性。如果将中国看作语言群体A，其通用语为汉语；那么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可以将之视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通用语，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可以看作语言群体B。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中国加入WO以来，国际交流和贸易需求不断扩大。在开始阶段，A群体中能够熟练掌握英语技能的个体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既满足了自身同B群体进行贸易的需求，又充当A群体与B群体之间的翻译者，为他们带来额外的经济收入。由此，英语的使用范围便延伸到A群体内部，这就是语言的网络外部性。为了更好地融入世界，降低A、B两个群体之间的交流贸易成本，A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个体开始学习并掌握英语技能，英语成为A、B群体间交流的纽带，交际价值提高。

英语技能作为生产性高的人力资本的特性与其公共产品的属性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英语技能的生产性在其网络外部延伸的过程中得以体现。英语掌握者自身的经贸需求得以满足，获得相应的经济收入，而充当翻译者在给他们带来经济收入的同时，也为他们赢得了社会尊重，提升了他们的成就感。另一方面，英语技能作为人力资本的有效性使学习的人越来越多，扩大了其使用范围，增强了其作为公共产品的属性。

三、中国英语教育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

对语言政策进行成本和收益分析，是语言经济学对语言政策和规划研究发挥重要作用的又一方面。本文借鉴宁继鸣[4]在对孔子学院的研究中将国际汉语推广的收益分为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的做法，将中国英语教育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分为直接成本和直接收益、间接成本和间接收益。

中国英语教育的直接成本主要是指直接用于英语学习的人力、物力投入。中国英语学习者的数量远远大于世界其他国家，政府每年对英语教育进行大量的资金和人员投入。英语培训教育行业的“市场年产值高达数百亿人民币，为国民总产值的百分之一”[5]。就个体而言，如果不将某些地区的学前双语教育计算在内，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要接受10～16年的英语教育，相应的时间和金钱投入可想而知。英语教育的间接成本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府将投入到英语教育中的人力和物力用于其他社会生产活动所获得的收益，另一方面是英语学习者将用于英语学习的时间用于其他生产性活动，如创业、兼职等，从中得到的收益。

英语教育的直接收益主要是指掌握英语技能带来的经济收益，如英语熟练的个体从事相关工作所得的工资收益，英语教育培训机构获得的经济收益等。英语间接收益主要是指由于掌握英语技能给个体带来的成就感、满足感和社会认同感。就国家而言，英语教育的间接收益主要体现在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得到提升，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虽然一系列的英语教育政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添能助力，但政策实施的成本―收益平衡，以及中国英语教育的现存问题，如英语教材改革不力、专业英语人才匮乏等，同样不容忽视。

四、对我国英语教育政策的启示

实现英语教育的“供需平衡”，需要政府根据语言经济学的理论，衡量英语教育的成本和收益，出台相应的政策，解决英语教育的现存问题。例如，提高英语师资质量，推进英语教材改革等。除此之外，政府还应该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建立包括英语在内的关键外语目录，如法语、哈萨克语和塔吉克语等，培养掌握多种外语技能的人才。另外，政府应该注重专业英语人才的培养，鼓励企业和个体转变观念，根据自身和社会的实际需求设定目标，避免机械地将英语四六级成绩作为考核人才的标准，注重将专业技能和英语技能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 黄晓蕾.20世纪语言规划研究方法的流变[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4（2）：101-105.

[2] Grin，Francois.Economic approaches to language and language plann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1996（121）：5-7.

[3] 张卫国.中国语言经济学研究略述[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2（6）：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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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就新课标背景下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提出个人的几个观点。

关键词：新课标；高中政治；课堂教学；问题对策

高中政治课堂教学开展依据是《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而新课标是我国教育部门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社会发展形势需求而制定的，具有很强的效能。课标要求在教学过程中高中政治教师应结合教学内容，“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与时俱进地充实和调整教学内容，体现当今世界和我国发展的时代特征，实现科学理论的强大力量。”理论联系实际，促使学生对政治知识的学以致用。同时也强化学生体验、感悟高中政治与生活的紧密性，努力引导学生从生活中学习高中政治知识，进而运用政治知识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一、当前新课标背景下高中政治课堂教学问题

在新课标背景和在当前教育普及的情况下，学生的任务就是学习，但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我认为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政治课堂教学落后

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有一些教师的教学观念落后，教学手段枯燥，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对政治学习产生厌烦情绪，甚至有学生逃课的现象，这样就造成了高中政治课堂教学效果不佳，无法真正实现高效的数学课堂，而且不能促进高中生的健康成长。还有一些政治教师对新课改的要求理解不透彻，片面地认为只要是利用多媒体教学或者只要是让学生在课堂上分小组学习，就是遵循了新课改理念，其实这样的思想是错误的，并没有让学生全身心的融入到政治课堂。

2.高中生未掌握学习方法，学习效率不高

有很多高中生对政治的认识有偏差，以为通过死记硬背和题海战术就能够提升自己的成绩，结果恰恰相反，由于他们没有掌握正确的学习策略和解题技巧，使他们的政治成绩难以提升，学习效率偏低。还有的高中生总是临阵磨枪，想通过考试前的突击取得理想的成绩，但是往往都没有实现。高中政治知识具有系统性和概念理解性的特点，学生只有真正掌握了学习技巧，才能够完全理解政治知识，进而达到举一反三的目标。高中生面临着高考，学习压力大，很多学生不会合理分配学习时间，给政治的学习时间过少，不利于提高他们的政治知识水平，还有一些学生在学习政治时遇到困难就停步不前，缺乏不懂就问的精神。

3.高中生对政治学习乏味，缺乏动力

学生本人缺少兴趣的培养。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如果教师能在课前与学生之间有一个良好的互动，那么则会将这种和谐的师生氛围转移到课堂教学中，使学生“亲其师，信其道”。倘若师生之间缺少了互动这一环节，则会让学生和教师之间有距离感，再加上政治本身就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学科，所以学生对这门课程会表现的越来越不感兴趣，造成将老师所讲的知识完全抛之脑后，最终自己无所得。

二、针对新课标背景下高中政治课堂教学存在问题的对策

1.改变教学方式，激发高中生学习兴趣

在高中政治的学习过程中，老师要改变自己的教学方式，能放手的就放手，掌握时间效益，提高学生的整体水平。在教学的过程中，以学生为主，想方设法的调动他们对这门课程的学习积极性，研究他们心理状况和需求因地制宜的来实行教学。首先在进行政治课程教学前，我们应该备好教材，要把握政治教学的整体性，重点解读，让学生对教材知识能全部的理解和掌握；其次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适当的增加难点或者减少难点，根据不同的学生实行不同的教法，这样才能稳步推进，实现学生可持续发展；最后是老师在讲课的过程中，要采取灵活的教学方法，将情感教学融入到教学中来，使学生内心产生共鸣，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2.引导学生掌握学习技巧，提高学习效率

在新课改背景下，高中政治教师不仅要注重对学生数学知识和技能的教授，还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学习技巧，让他们能够提高对政治的喜爱程度和认知水平，进而找到提高学习效率的方法。同时，高中政治教师在教学中要面向全体学生，给学生创设轻松的政治课堂，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整理列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进行讲解，比如在教授“价格与价值的区别”，“存在即是合理”等等知识的时候，可以具体列举高中生生活中接触得比较多的例子进行解析，这可以使他们很容易的接受抽象的概念问题。

3.教学方式多样化，助力政治课堂

政治课教学要结合新课程改革的具体要求，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比如说除了正常的教学之外，我们还可以借助图片、录像机、多媒体等相关的教学工具来进行感知教育。此外，我们还可以根据教学的内容，有效地展开课外教学，收集相关的政治信息、开展政治辩论赛等来丰富教学的内容。

三、结语

我国的政治课堂教学很受人们的重视，也是一个高中学生能否走进大学，实现大学梦必修的一门课程。政治学习兴趣的增加是高中学生学好这门课程的基础，增强政治课堂教学建设，让高中政治课堂教学走进学生的内心，真正的爱政治，减轻政治老师教学负担。一起为孩子们的大学梦加油！

参考文献：

[1]蔡寿禄.新课标背景下高中政治课堂教学问题和对策[J].新课程学习.2013.08.

[2] 郭军孝.新课标背景下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J].新课程（教育学术），2012，01（08）：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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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转型；创业政策体系；体系建设

1 我国创业政策现状

从中国的国情来看，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处在投资驱动阶段向创新驱动阶段过过渡的时期，人口就业压力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重高于知识创新型产业。从中国的政治经济方面来看，市场经济的建设取得较大的进步，但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种种弊端，比如劳动力市场不灵活等仍然存在于国民经济生活中。从中国的文化来看，中国数千年“轻商”的思想观念阻碍着人们对创业的追求；创业文化淡薄，舆论对创业英雄的宣传力度小。

从构成创业发展的各种基础设施来说，比如说市场经济欠发达，企业进入或退出的程序复杂。金融体系不发达，融资困难往往成为创业者创业的主要难题。创业教育落后，法律体系不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法、破产法等需要进一步完善。

2 我国创业政策存在的缺陷及原因分析

创业活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中国创业政策的制定又缺乏理论上的系统思考，造成创业政策的扶持力度不够，创业水平相对较低。

2.1 创业融资难，融资缺口大

根据中国创业观察报告的研究，初创企业时常是无资信、无固定资产，想从银行获取贷款相当困难，这一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另外，由于中国90%以上的中小企业是私营企业，在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中，初创企业融资除了受到“重大轻小”的“规模歧视”外，还要受到“重公轻私”的“所有制歧视”，融资难度更大。

2.2 有效规避创业风险的机制不健全

初创中小企业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与大企业相比承担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有关研究表明，约有50%的中小企业在创立的3年内死亡了，在剩下的50%企业中又有50%的企业在5年内消失，即使剩下的这1/4企业也只有少数能够熬过经济萧条的“严冬”。创业投资的介入不仅帮助初创企业融资，还能凭借自身经验，帮助企业提高管理水平。而中国创业投资发展的相对滞后，既不能为创业企业提供足够的融资支持，也不能充分发挥其分散风险的制度功能。

2.3 创业教育落后，创业人才短缺

为了适应美国经济结构的变革，美国百森商学院1967年在全球第一个设立了创业教育课程，目前美国创业教育已贯穿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而中国才刚开始在高校进行创业教育试点。多年的GEM报告均显示，受过高等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的个体从事创业活动的比例更高。当前创业教育的发展远不能满足中国大学生强烈的创业意愿及其对创业技能培养的需求。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78.95%的中国学生表示自己希望能创业，但仅47.22%的大学生参加过有关创业方面的活动，因此在创业能力的获取上，有3/4以上的学生希望学校进行创业创新教育。

3 我国创业政策体系应采取的保障措施

我国应从机会、激励和技能三个方面来制定相关创业政策保障措施。

3.1 机会方面

设立专门负责创业政策的中央和地方机构，同时重视各政府部门和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为创业者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采取各种措施营造社会创业文化，激励各类人才参与创业。

3.2 激励方面

完善创业和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创业者或初创企业提供融资支持，鼓励技术创新，促进企业的创建和成长。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要推动建立包括创业融资、信用担保、创业咨询、技术支持、管理咨询、信息服务、市场开拓和人才培训等内容的中小企业和创业服务的体系。

3.3 技能方面

在高等教育中引入创业教育课程，逐渐开展全民创业教育。教育部和相关部门应联合出台相关政策或规定，将创业教育引入普通高校的课程，并逐渐推广到大专和职业学院乃至继续教育领域，以增强和提高青年等潜在创业人群的创业意识和创业技能。同时，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大投入，加强创业教育及创业领域的师资建设和课程开发研究。

参考文献：

[1]辜胜阻.完善中国创业政策体系的对策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8，（1）

[2]张茉楠.面向创业型经济的政策设计与管理模式研究[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7，25（2）

[3]李政，邓丰.面向创业型经济的创业政策模式与结构研究[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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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微时代；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4年度辽宁省高校统战理论研究课题一般项目“新形势下民族院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探索与研究”（项目编号：2014-GXTZB23）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王红梅，辽宁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高级讲师。研究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03（2015）06-0063-02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在人们生活当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这为人际交流提供了更快捷、更方便的途径。智能手机普及后，产生了许多短小精练的信息传递模式，以方便人们更好地进行信息交流。“微时代”这个词汇已经进入公众视野，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信息与信息之间也得到了更好的交换。

一、“微时代”的概念与特征

1. “微时代”概念

微时代即以微博、微信等作为传播媒介，以短小精练的信息传递为特征的时代。其特征是信息传递快速，交互性强，内容更具冲击力和影响力。近年来，微时代可谓发展迅速，微博是微时代的开端，微信则是微时代的一种延伸，而后逐步发展到微公益、微电影、微小说等等，为日常的人际交流带来了便利，也增添了更多的乐趣。

2. “微时代”的基本特征

（1）具备流动性。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手机作为普及率较高的移动终端，其性能也在不断升级换代，智能手机的推出为人们利用网络进行信息交流提供了更便捷的平台。实现高效的信息流动，势必要提及3G、4G技术，这很好地解决了信息接收终端的空间移动问题。在未来的科技发展中，信息接收终端将不再被局限于手机或者是电子设备，生活当中的很多设备都开始被赋予智能化与传播化，终端种类也在不断增加。这就突出了微时代的流动性，人类的信息传播范围被大大扩展，更好地突破了时空的限制。

（2）传播的微小性。信息传播终端在不断革新，各种可携带的终端因为体积小、携带方便，备受人们青睐而得到广泛应用。与此同时，人们通过移动终端观看电影、电视剧、小说、漫画等等，增添休闲乐趣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于信息传播的认识。因为微时代的信息传播的便捷性，人们更青睐于使用这种方式进行交流，在任何环境及条件下都可以很快地接收现成的信息内容。

（3）传播的即时性。因为信息内容微小精练，所以微时代的信息传播速度更快，加快了信息更新的速度。同时，人们还可以通过手机或其他信息终端进行消息，不限制时间与地点。例如微博，人们可通过简短的文字与图片快速地在网上信息，信息接收者可以及时对信息进行接收和反馈，这种便捷的方式提高了接收者对于信息的阅读兴趣。

（4）传播的互动性。除了可以快速地在网络上信息，人们还可以通过信息传播终端进行互动，提高了大众对于信息交换的参与性。例如微博、微信，A某了个人的最新动态，其朋友B某、C某通过微博、微信进行评论或转发，A某在接收评论后再给予回复，于是者与接收者便产生了空间互动，实现了即时对话，不仅信息传播交换的时效性增强了，还增进了人与人的情感交流。

二、“微时代”与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1. 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形成良好的人格产生影响

我国少数民族高等院校较多，少数民族在校大学生总人数为150余万，他们的素质关系到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少数民族大学生成长于独特的民族文化背景中，其思想观念、行为习惯、价值取向等受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往往成为他们异于汉族大学生的人格特质。微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在改变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交流方式的同时，也为其生活带来了更多便利，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但是，微时代所展示出来的公众信息交流平台，除了信息交换，也给少数民族青年大学生尚未成熟的心智带来了一定冲击。同广大青少年一样，少数民族大学生也容易将内心的想法沉浸于微博、微信之中，从而导致其缺乏人与人之间的正面沟通、互助、合作。科学研究证明，人格需要在长期的群体生活、交流中才能形成。大学阶段刚好是人格形成的关键期，在这个过程中若把握不好就会为对大学生的人格形成产生不利影响。若少数民族大学生一味沉溺于微世界之中，不愿与人进行正常交流，这将对他们的人格形成造成不利影响。

2. 在民族院校大学生中的影响力被削弱

微时代中的微博、微信等交流平台是开放而自由的，人们在其中进行交流不存在具体界限，在信仰或是的选择上也同样没有强制性，而少数民族大学生因自身文化背景的特殊性，表现在思想信仰上的差距颇大。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思想为指导，少数民族大学生是国家培养的精英，更是民族地区未来的建设者和发展的引领者，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都有着非凡的意义。微世界当中的信息是复杂多元的，言论者各持己见，众说纷纭，这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非常不利。民族院校大学生的信仰多是在课堂上由老师教授，载体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等等。但在微世界当中，诸如“不可信”之类的不良言论也大量存在，这将扭曲大学生正确的思想信仰，对其人格形成产生不利影响。

3. 微时代与传统的高等教育不能很好衔接

传统的高等教育教学模式是教师与学生面对面地进行知识传递与交流，无论是集体授课还是单一指导都是采取这种方式，单向性较强。这种教学模式下，教师单向地向学生灌输概念，耗费精力，但教学效果并不明显。在微时代，大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交流、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都变得更为灵活开放，教师通过微博、微信等载体能够更好地了解学生的想法和需求。但同时也存在新问题，因为新的信息传播载体容易在青年大学生中得到推广和应用，而教师往往由于年龄与技术限制，接受新事物较慢，更倾向于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大学生在接受教育时容易产生抵触情绪，微时代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做到很好的衔接。如今的大学生，成长生活于现代科学文明下，很早就接触微世界，对单一的、呆板的教学模式容易产生抵触情绪。若教师坚持传统教学方法，就不能很好地达成教学目的。

三、“微时代”如何提高民族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1. 利用微时代的信息平台，创造新的教学载体

大学生对于微时代越来越了解，应用越来越纯熟，所以对民族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应当与时俱进，充分利用微时代的特征，提高教学的适应性。具体应当利用微时代强大的交流互动平台，努力搭建以社会知名人士、教学名师、先锋模范人物等为教学主体的绿色教学平台，为民族高校大学生开创新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2. 利用微时代的信息传递速度与内容进行教学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应当合理利用微时代信息传递迅捷这一特点，搜集微世界中有用的教育信息，并加以综合利用，使学生能够快速掌握知识点，为大学生创造一个快速、新颖、时尚的教学平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达成教学目的。

3.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与微时代进行衔接

如上所述，对于微时代所提供的信息交流平台，民族院校应当尽量加以利用，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开展思政政治教育的主体仍是高校教师，所以广大教师应提高认识，加强现代信息技术的学习，充分了解微时代的特征与发展趋势，熟练掌握大学生中流行的各种新媒体。为了帮助教师达成这一目标，民族院校应当适当投入资金并提供技术支持，对教师和辅导员进行专业培训，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微时代实现更好的衔接，打造一支更为专业化、职业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团队，以提高民族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参考文献：

[1] 马建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困境及对策研究[J].现代交际，2013，（1）.

[2] 胡民.“微时代”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文教资料，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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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经济法是一个法律部门，经济对经济法影响深远，同时经济法对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实现从经济到法律的转化是经济法研究中处理法律与经济关系的核心。以此为论述基点，本文将从具体的方法上做出分析。

一、经济法研究中法律与经济关系研究现状及其分析

法律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是经济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①，因为它关系到经济法一系列基本问题(比如经济法的原则、价值、研究方法等)和具体问题(如经济法各小部门法的研究重点、研究方向、制度创新等)的研究。然而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在目前的经济法学界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仅仅是用”三分法律、七分经济”来简单概括他们之间的关系。显然，这个概括说明了经济在经济法中的重要性，而法律处于附属地位，而且还造成了一个思维定势，即从谁更重要的角度去理解经济法中的法律与经济的关系。按照这种思路，王全兴教授明确提出”法律与经济，经济更重要”的基本论点，并进一步对经济的重要性做出了阐述：”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较，体现了法律对经济关系的翻译’的经济法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学原理”，”这就揭示出经济学在经济法学中的本原地位，特别是当今经济立法的理由大多在于经济学，甚至经济学的概念和论断直接为经济立法所吸收”。②另外，他认为在强调经济因素的同时还要注意：”经济法学在贴近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同时，应坚持自己的独立品性。”③这种适当关注经济法的法律性质的研究是对这种研究思路的很大完善，但是依然没有摆脱传统思维的架构。吕忠梅教授指出”过去的经济法理论研究坚持经济法学与经济学紧密联系的观点，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紧密联系绝不等于’三分经济加七分法律喊’七分经济三分法律’，将经济学的概念、术语或理论体系简单地移植于法律体系之上。经济法理论必须体现法学的属性，必须是用法言法语『来对经济行为进行描述；同时经济法学研究绝不是过去己形成的法学研究成果的拼凑，它必须是反映经济法与经济学的相互联系和彼此转化规律的学科。”④笔者认为吕忠梅教授的论述具有一定意义，从中可以得出的有指导性的理解是：l、法律与经济的关系不在于谁多谁少，而是紧密联系；2、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不能简单移植于法学，经济法学理论应确保其法律性质；3、经济法学理论必须反映经济到法律的转化规律。

二、论述的逻辑与核心

根据对研究现状的总结与逻辑分析的思路，回答经济法中法律与经济的关系需要相继论述以下几个问题：1、经济对法律的影响；2、法律对经济的作用；3、如何实现从经济到法律的转化，即从经济现象到经济学观点到经济政策到经济法的转化。分析经济对法律的影响在于让我们重视经济因素，解决经济到法律转化的可能性问题；分析法律对经济的作用在于证明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解决经济到法律转化的必要性问题；分析如何实现从经济到法律的转化则是直接解决了经济法的制定与实施问题。所以，分析经济对法律的影响与法律对经济的作用是为了分析经济到法律的转化服务的，那么，毫无疑问，如何实现经济到法律的转化是”经济法中法律与经济的关系”研究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法体现了”法律对经济关系的翻译”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于如何”翻译”以及在”翻译”中的制度如何创新。鉴于经济对经济法的影响与法律对经济的作用在经济法学中的研究已有成熟结论，即承认经济对经济法的影响巨大和法律对经济的作用显著⑤，本文就不再就此问题进行讨论，直接进入核心问题的探索，即如何实现经济法上的经济到法律的转化。

三、从经济到法律：制度转化与创新

本文分析经济到法律的转化首先基于以下几个认识：1、经济法首先是一个法律部门，经济法研究的直接任务就是经济法的制定与实施；2、经济与经济学理论深刻的影响了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因此对经济与经济学理论的关注是我们进行经济法研究的一个前提；3、法律是经济发展的关键，经济到法律的转化要造就良好的经济法律，关键在于法律制度的创新。

经济法律制度的产生过程，首先是有这样一种经济现象，然后这种经济现象需要得到支持或者是控制，然后是经济学研究得出一些理论成果，政府根据这些理论成果制定经济政策，有些经济政策的实施得以了良好而后巩固的效果，而且后来具备了制定法律的必要性，经过法律学家的对经济政策进行法律技术化，再制定经济法律。

由此可见，如何对待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研究是我们进行分析的第一步。在目前我们大量的经济法教材与经济法著作中，对待经济学理论态度各异，有的更多的倾向于研究一系列经济学问题而忽视法律问题，有的倾向于大量引用经济学理论而不加分析与选择。前一种情况明显是一种资源浪费，因为法律学家研究经济问题很难有经济学家研究的深刻，而且还容易理解不到经济现象的深刻涵义。因此本文主张的作法就是在成熟而又联系经济现状的经济学理论进行选择。关于如何实现这种选择，我们要求的是一种理性与批判的选择，选择考虑的因素应该是：1、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性与有效性；2、经济学理论紧密联系社会现实状况与本国国情；3、经济学理论转化为经济政策和法律的可能性和转化之后能实现的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