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与发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宏观经济政策与发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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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政策；宏观经济；金融机构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2-0008-02

一、引言

21世纪以来，中国金融宏观调控经历了诸多重大挑战，我国金融宏观调控则面临了一系列新的压力。新形势下，中国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平衡的把握更具挑战性，金融改革也逐步走向攻坚阶段。实际上，从效应来看，货币政策需要更好地把握增长与通胀之间的平衡。当前，我国利率、汇率市场化机制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开放经济格局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更加重视内外部协调，并积极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保持中国平衡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目标。同时，当前中国房地产过热问题继续凸显，传统主流货币政策的挑战越来越大，新的宏观审慎政策呼之欲出。

在面对挑战的过程中，中国的货币政策要直面控制通胀的目标，并兼顾改革和转型任务的需要。经济和物价水平的稳定，有赖于货币政策等金融调控机制的建设，未来利率、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要求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鉴于此，本文将回顾21世纪以来的十几年间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践，总结其特点，分析我国货币政策的得失，并对未来我国货币政策实践与宏观经济发展进行了展望，以期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的内外部协调发展。

二、新世纪以来我国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经验总结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转轨任务更趋严重，“过热冲动”的问题凸显，防范通胀的要求更加迫切。而从全球范围看，各国央银普遍维护物价稳定为主要目标，货币政策对物价水平稳定的关注更为直接。不过，中国经济的“转轨”特征使得我国宏观调控也比较重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问题，防范通胀风险则更为重要。这也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控环境更加困难。一方面，中国人均收入处于起飞和赶超发展阶段，社会积极性很高，乐观预期的情况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各地方举债的动力强，加之中国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情况也使得地方政府的建设发展任务较重。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中的通货膨胀是主要的宏观经济风险，而货币政策主要被用于维护价格总水平稳定。实际上，中国较为成功地运用大规模对冲和渐进升值的组合应应对了各种挑战和问题，主要经验如下：

首先，坚持实行了宏观调控的多目标制。中国是转型国家，改革和完善机制有其自身的过程和规律，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的任务相辅相成。同时，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低，货币政策运作和传导机制与传统发达国家不同，单一目标制不适合国情。中国的货币政策既要维护低通胀，又要促进经济合理增长、保持充分的就业，还要在不断开放的条件下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多目标制适合我国向社会主义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这是由于转轨过程中消除价格扭曲、优化资源配置需要实现多目标制。中国的货币政策需要对这些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的改革提供空间。同时，金融机构的深化，比较好地解决了妨碍金融稳定的体制性问题。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的多目标制更适合国情。

其次，我国高度重视金融机构健康化。新世纪以来，中国高度重视金融稳定，并将其视为价格稳定的重要前提。本世纪初，中国加快了国有银行体系改革，中国银行体系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在剥离不良资产后，外汇储备被用于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推动了国有银行改制上市。主要国有银行先后建立了公司治理架构。经过一系列改革，中国银行体系沉重的历史包袱得以解决，稳健性和竞争力大大提高。中国经验表明，央行的在线修复对于维护金融稳定和促进宏观调控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货币政策不断强化宏观调控。中国经济转轨之路具有渐进性质，上世纪末，我国市场化的宏观调控框架没有建立，传统计划经济仍是主要手段。伴随经济体制的变化，我国金融机构的信贷管理自不断扩大。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信贷限额管理。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和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形成了间接手段为主的调控模式。

最后，合理把握汇率、利率改革进程，做好流动性对冲。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主动收窄了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对于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也逐渐显现。浮动汇率制度改革被提上日程。实际上，汇率机制改革需要一定的条件和合适的时机，到2005年上半年，我国宏观调控成效明显，投资过热得到抑制，对外贸易持续增长。在此条件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启动，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此后，中国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大幅减少了外汇干预，使得国际收支趋于均衡。同时，大规模的流动性对冲等工具的适用，使得中国货币政策在应对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压力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利率改革方面，我国积极配合金融改革进程，促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当前，中国已从融资利率管制转为主要依靠市场决定利率，取得了长足

进展。

三、小结

总体来看，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我国货币政策适用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和教训。这些对于加快推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市场改革、提升内生增长动力意义重大。未来几年，中国要紧紧抓住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运用货币政策维护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时，金融宏观调控要有大思路，要能够前瞻性地谋划调控策略和方法，在工具选择上要坚持适度创新，提高调控的科学性和专业化水平，增强长期可持续发展的

基础。

参考文献

[1]　夏斌，陈道富．中国金融战略2020[M]．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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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 环境 灰色关联度分析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但是，当前环境问题仍十分严重。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复杂多样，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产生，长期积累的结果。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间协调发展，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保证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必由之路，目前主要面临的环境问题有大气污染问题、水环境污染问题、垃圾处理问题、土地荒漠化和沙灾问题、水土流失问题、旱灾和水灾问题、生物多样性破坏问题、WTO与环境问题、三峡库区的环境问题、持久性有机物污染问题。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保护环境日益得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保护环境”被定为一项基本国策，涉及环保的政府投入也逐年增加。环境经济政策对环境影响的力度也将不断加大，如何评价环境经济政策的效果，制定适宜的环境经济政策变得越来越重要。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与环境经济政策有关的研究不胜枚举。这方面文章主要有：《Innovation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The Eco- innovation Action Plan（Eco-AP）1Brus-》，通过欧洲创新联盟（IU）间的合作关系推动生态创新；《First assess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Assistance Program for SMEs （ECAP）》认为中小企业却是工业污染的主要排放源，占整个欧盟工业污染排放量的64%；《Roadmap to a Resource Efficient Europe1Brussels》提高环保措施改善的利益增进。

从总体研究情况来看，国内外相关文献政策性研究居多，将宏观经济政策和环境结合起来并研究环境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文献很少。本文在借鉴、吸收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了宏观经济政策对环境影响的统计测度，并对不同的环境宏观经济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价，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三、宏观经济政策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关联度分析

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环境污染改善的效果大小是不一致的。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我国环境污染程度的改善的程度，以此作为政府制定与环境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在本部分，我们利用灰色系统论中的关联度分析方法，分析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我国环境污染改善程度的关联度，关联度越大，说明该政策对环境污染改善程度的影响越大，政府应该加大这类政策的实施。

由于绿色金融、绿色贸易、排污权交易等环境宏观经济政策实施较晚，故其对应的指标很难找到相关数据，故我们根据所建立的宏观经济指标体系及数据的可得性和代表性原则，在此部分的分析中，选取指标体系中的下列指标：生态环境环境补偿政策中的排污费指标；环境税费政策中的车辆购置税、消费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指标；综合环境经济政策中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指标；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中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指标。

利用Matlab软件，根据2001年～2010年我国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及宏观经济政策各项指标数据，对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各项指标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进行灰色关联，以2001年至2010年我国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为参考序列，以同一时间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各项指标为比较序列，通过无量纲化、计算绝对差、计算关联系数、最后算出灰色关联度为：

r1=0.7019 r2=0.5825 r3=0.6466 r4=0.5828 r5=0.6159

r6=0.6541 r7=0.6063 r8=0.7437 r9=0.7701 r10=0.7671

这里，r1、r2、r3、r4、r5、r6、r7、r8、r9、r10分别表示为排污费、车辆购置税、消费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关联度。其中，r9>r10>r8>r1>r6>r3>r5>r7>r4>r2。

由上述的关联度排序，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三产产业的增加值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关联度最大，其中第二产业的关联度最大，说明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对环境污染的改善有最重要的作用。

第二，排污费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关联度较大，为0.7019。说明我国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生态环境补偿政策对于减少环境污染的效果比较突出。

第三，在环境税费政策中，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关联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车辆购置税。说明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类似环境税费等后制性政策对于污染的治理效果不是非常明显。

参考文献

[1]Ayres R U.Sustainability economics：Where do we stand[J].Ecological Economics，2008.

[2]EC1（2011b）.Innovation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J]. The Eco-innovation Action Plan （Eco-AP）1Brus-sels，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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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金融政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面临的挑战有多方面，特别是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在中国是否能够逐步具备，财政金融政策要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性能，需要依靠微观经济主体对政策变量的反应程度以及通畅的传导机制。 

一、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金融政策的效能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囊括了内、外平衡两部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为了避免内外平衡之间产生冲突，有必要调整政府宏观经济的思路。从封闭经济条件下到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与作用机制已经有较大的改变。到现在为止，开放经济条件下，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仍然是分析与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力的重要工具。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理论中指出，浮动汇率制度中，比较有效果的方法是利用货币政策刺激国民收入的增长，固定汇率制度中，可以使用财政政策这个有力工具实现国民收入的增长。从目前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分析，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试行短期的浮动汇率，大多数国家施行的财政政策是固定汇率制度，我国现在施行的是在有管制的前提下浮动汇率。一般情况下，需要达到一定就业率的国家充分利用财政政策是最佳的方法。然而，实现就业率的前提下，还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才能稳定经济政策。由于这一点涉及到需要实现内、外平衡，需要调控财政与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国内的需求量满足就业量视为内部平衡，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资本净流出与贸易出超保持均衡状态视为外部平衡。由此可以看出，解决内部失衡的有效工具是财政政策，解决外部失衡的有力武器是货币政策[1]。 

二、全球经济调整对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的挑战 

目前的全球经济处于失衡与调整的过程中，中国宏观调控模式过于重视调整内部平衡会面临较大的冲击。国际游资的投机性以及国际间经济被动传递，都会面临严峻的挑战，从而造成中国财政金融政策产生内、外部矛盾。 

首先，我国现在市场调节人民币汇率正在逐步完善，人民币的升值在面对国际收支的巨额顺差产生很大的压力。同时，人民币升值会对出口部门产生不利的影响，出口产生波动也会影响到国内需求，使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进一步加剧。顺差虽然使国际储备数量保持增长，通过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放大而扩张国内信贷量，促进国内需求增长，但由于通货膨胀以及经济过热的状态下，顺差会使国内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政府必须要政策调节顺差与汇率。 

其次，当前信息技术发展十分迅速，信息传递的速度、质量与数量都有很大的增长。在信息化时代下，微观经济主体增强了信息处理能力，同时，具有趋于理性的预期行为，会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甚至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反应会使宏观经济政策变得完全无效。为了改善二者之间动态不能保持相同的情况，政策需要建立宏观经济政策信誉。政府要遵循经济规则用信誉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预期行为，由动态不能保持相同转向动态相同的合作形式。所以，政府要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避免微观经济主体预期模式对信誉产生冲击。 

再次，WTO组织的多边规则约束了中国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WTO组织约束国际收支调节，不允许采取直接管制办法，禁止直接补贴原则，不能随意提高关税的方法限制进口，调节国际收支运用汇率与外汇管制要符合WTO组织规则。另外，针对国内财政、金融、科技、税收、环保等方面的实施方式也要符合WTO组织的要求与规范。可以看出，中国加入WTO组织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受到了一定的约束，因此，中国要改变宏观经济调整的模式，适应WTO组织的规则与要求[2]。

 

最后，提高国际竞争力是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是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方式实现积累知识、技术来提高国际竞争力。积累知识、技术是循序渐进的，提高国际竞争力需要不断创新技术，在漫长的实践中积累而成。在全球知识信息量快速发展的今天，知识是提高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如果通过诱致性变迁机制来实现知识积累，则不能适应全球知识信息量发展的需求，需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知识增长速度，重视科技与教育的增长模式。全球竞争以知识为基础，就需要中国财政金融政策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以实现知识与技术的快速积累。 

三、中国尚不完全具备采用IS-LM-BP分析框架的前提条件 

中国在宏观经济分析一直存在着一些争论，每次争论的焦点就是把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宏观调控实践如何相结合。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是追求完美的市场经济理念，在宏观经济分析与宏观经济政策观点上，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存在质疑，而对于发展中国家需要谨慎运用这种经济学理论。这种抽象的均衡关系模型可以起到借鉴使用，但在实践中则会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论与研究，通常采用IS-LM模型及其扩展形式IS-LM-BP分析框架。但是，IS-LM-BP分析框架需要有完善发达的市场体系、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市场化，对利率具有灵敏反应等等。如果中国不完全具备这种条件而采用这种框架研究中国宏观经济，会导致结论错误的情况发生。 

中国现在的市场制度还不够完善，非国有企业属于微观主体，能对市场价格信息反应比较灵敏，国有企业虽然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在行为上还是比较依赖市场与政府，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经济主体，可以看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非国有企业是体制外企业，而国有企业是体制内的企业。微观主体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理性反应，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还需要畅通的政策传导机制。中国现在的利率可是说是由政府来确定，对市场资金的供求情况并不能真实反映，利率传导机制不存在市场化，IS-LM-BP分析框架就失去了研究意义。 

结语 

综上所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财政金融政策面临的挑战比较严峻，传统的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存在很大的制约，需要灵活借鉴全球经济金融政策的经验，总结出适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与金融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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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旅游业；影响

1.我国旅游业的发展现状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国的政治环境一直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没有太大的动荡和不安。唯有一個因素不是一成不变的——经济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扩大，它已经涉及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都要直接或间接的受其影响。在这样一个经济大环境大背景之下旅游业的发展也从各个方面受到影响，因此，坚实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显得尤为重要。

2.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

西方学者认为，要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政府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必须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因为经济政策目标相互之间不但会存在互补性，也存在一定的冲击。此外，还要考虑到政策本身的协调和对时机的把握程度。这些都影响政策的有效性，即关系到政府经济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和实现的程度。因此，政府在制定经济目标和经济政策时应该作整体性的宏观战略考虑和安排。

3.宏观经济政策对旅游业的影响

3.1宏观调控对旅游产业的全面提升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中央采用的宏观调控，保证和促进了旅游业的正常运行，使旅游新型行业排除了很多障碍。绝大部分地区把旅游业放在支柱产业先导产业的位置，加强在政策资金、项目人才上的扶持力度。旅游业的运行状况，深刻的印证了中央重大决策的正确。

3.2以宏观调控为动力加速旅游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实施宏观调控时，进一步调整转变方式。旅游业历经多年的发展，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但是软件弱，管理散，规模小，科技含量低，从业者素质低，特别是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为明显。在这个基础上，向世界旅游强国目标迈进，通过经济、法律、行政的手段调控已势在必行，尤其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

一是注重从数量型方向和质量型效益型方式转变。

二是从单纯的重视硬件设施向强化软件方面转变。

三是主要从依赖政府投资向投资主题多元化转变。

四是从产品的生产型经济方式向市场型经济方式转变。

五是从传统的竞争型方式向合作共赢的新理念转变。

休闲度假旅游适合我国经济发展。我们有理由、有条件，更自觉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尊重市场意志，在经济结构，大力发展混合经济，在经济管理上努力实践体制机制的创新，在产品开发上向规划性科学发展。

总之，可以预见，在近一时期宏观调控仍将是总揽经济全局的方针，将有利于旅游产业地位的进一步提升，也给予旅游发展提供绝好的机遇，休闲度假旅游作为旅游发展的新生主力军，将在政治强国、旅游强国的迈进中发挥积极作用。

4.如何扩大正面影响

4.1抓住机遇，加快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一）国内抓产品，国外抓促销，积极开拓国际客源市场，加速客源市场的深层次开发。国内抓产品，要在巩固、丰富传统产品的基础上，积极开发新的专项和特种旅游，注意精选节庆活动，形成旅游产品。国外抓促销，对周边市场，要根据覆盖面相对较大的特点，着重开发面对公众的促销活动，刺激市场需求的增长，拓宽客源层用。（二）要更有效地利用外资。对现有的外商投资旅游项目，应下功夫办好、提高经济效益；在景点、景区、旅游商品、旅游交通等领域可以有步骤地吸引直接投资，以调整外商对旅游业的投资结构，适应配套发展的要求；要抓紧国家旅游度假区的建设，提高外商投资项目的资金到位率。（三）要在全行业提高质量意识，坚持以质取胜。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切实加强对各类旅游企业业务质量的监督检查。

4.2加强宏观调控，保障旅游业协调发展

必要的宏观调控，是加快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深化旅游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必须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从而优化旅游产业结构，提高旅游经济效益，确保旅游业又快又好地发展。

（一）认真清理在建旅游项目。一要确保外商投资资金到位率，要防止旅游设施项目简单模仿、近距离重复建设。各地旅游管理部门必须对本地区在建旅游设施进行清理、审核排队，对资金来源不落实，建设条件不具备，市场前景不明的旅游项目，要下决心停建。对以利用外资为主建设的旅游项目，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外商投资的资金到位。

（二）精选旅游节庆活动，注重社会和经济效益。除经过国家旅游局精选确定的以外，各地旅游管理部门要对本地区各旅游节庆活动进行认真筛选。社会经济效益差、对经济发展带动效应不明显的节庆活动，必须停办。

（三）控制旅游社发展总量，严格依法审批旅行社。各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从全局出发，加强组织纪律性，不得越权审批或以“试办”等名义审批一类旅行社和合资旅游社。要严格审批第三类旅行社。

（四）端正旅游企业经营方向，规范旅游企业经营行为。各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要积极引导各类旅游企业采取有效措施，开拓客源，做好旅游招徕、接待主要业务工作，对一些唯利是图，违法经营，不顾旅游业务质量，扰乱正常旅游市场秩序的旅游企业要认真进行清理整顿，停止其经营旅游业务。严禁以承包名义搞个体经营旅行社业务。

4.3综合分析

从更高的角度审视旅游业，我们不难发现：旅游业作为一个产业，其总体发展趋势主要还是受国际经济局势、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这是因为：一方面旅游需求产生于、从属于和受制于一个国家总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现在各个国家的经济又随着开放度的日益增加而与国际经济形势紧密联系；另一方面，旅游供给因涉及基本建设，也受到国家经济政策调整的宏观影响。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7，5

[2]李天元.中国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3]尹德涛等著.旅游社会学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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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力的相对接近，20国集团(G20)开始逐渐成为国际经济协调的重要力量。相比于7国集团(G7)，20国集团涵盖的经济体更具代表性，其集团领导的合法性以及处理全球问题的能力也有所提高。G20成立以来，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促进贸易自由化以及全球经济的政策协调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当G20真正走向世界经济政策协调的中心以对全球经济政策加以协调时，却依然面临较大的合作困境。从多伦多峰会刺激和退出政策的分歧到伦敦峰会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再到首尔峰会汇率问题的互不相让，G20政策协调的困难暴露无遗，在涉及金融改革、贸易保护、政策刺激以及汇率制度选择等核心问题时，G20国家内部很难达成一致意见。

    本轮金融危机的出现是将G20推向全球经济政策协调核心位置的根本动力，因此，G20合作具有典型的危机推动型特征，会议的主题也多以应急性问题为主。一旦危机过去，伴随着共同利益的减少，不同国家在权力分配和利益争夺上的博弈将会进一步加剧。因此，G20长期内的合作与政策协调仍然离不开共同利益支持下各方利益的平衡，而不同国家产出变动与宏观政策效应的趋同则构成了G20进一步合作与协调的先决条件。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着重从经济基础层面探讨G20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困境和未来的演进方向。笔者在对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进行估算的基础上，从金融危机后G20国家实体经济产出损失的对称性以及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致性两个层面对G20国家的合作困境加以分析。笔者认为，虽然在金融危机发生的初期，全球实体经济的普遍衰退为G20的深化合作提供了内在动力，但无论从产出损失的角度看，还是从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出发，G20成员国内部非对称的特征都始终存在，而这一点，直接形成了当前G20政策协调与合作的现实困境。

    二、金融危机下G20产出损失的非对称性

    下面，笔者首先对金融危机所造成的产出损失进行估算，并从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层面对G20国家进一步合作的经济基础加以探讨。实际估算时，笔者分别从实际产出的增长率损失和绝对产出水平损失两个层面来对实际产出损失进行衡量。

    对于实际产出增长率损失的估算，笔者主要参考荷和汉和克林格比(Hohohan and Klingebiel)以及克拉斯森斯、克林格比和莱温(Claessens, Klingebiel and Laeven)的计算方法[1][2]，通过考察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各个国家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变化，以危机前与危机后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差值来对本轮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加以衡量。其中，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增长率以每个国家2008—2009年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平均值表示，而金融危机前的经济增长率笔者则以一定时期内各国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均值表示。为了增强产出损失估计的稳健性，笔者选取2007年、2005—2007年、2003—2007年三个不同的时期为参考基期，以这些时期实际产出的平均增长率作为危机发生前相应国家的产出增长率。

    同时，正如郝格斯等人(Hoggarth et al.)和博伊德等人(Boyd et al.)所指出的，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初始年份产出水平往往下滑较为严重，因此即便在产出增长率达到金融危机发生前水平的情况下，实际产出水平也往往低于危机前的产出水平。因此，单纯从产出增长率损失的角度来衡量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低估实际产出损失的大小。[3][4]对此，笔者在以实际产出增长率损失对金融危机的实体经济效应进行考察的同时，也引入对于绝对产出水平损失的分析。具体来说，笔者主要以实际产出相对于潜在产出的差值来对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绝对产出损失进行估算。潜在产出的测量主要是在假定不发生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按照金融危机发生前的产出增长率所可能实现的产出水平。而危机发生前的产出增长率仍然参考多个时期，以2007年之前1年、3年和5年产出增长率的均值来表示。

    表1从产出增长率损失和绝对产出水平损失两个维度，基于金融危机发生前产出增长率的1年平均值、3年平均值和5年平均值，给出了金融危机发生后，G20国家实际产出的损失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发生后，在G20国家内部，实体经济产出损失的全面性和非对称性表现得非常明显。

    一方面，在全球贸易、金融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国别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逐渐深化，产出波动的传递和影响也逐渐拓宽到全球经济层面。因此，本轮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具有非常显著的全球性特征。这一点，对于G20国家而言也不例外。从表1可以看出，在G20成员国中，无论以何种指标对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进行衡量，① G20国家的实体经济都在本轮金融危机中受到了负向冲击。除去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亚的产出损失相对较小外，其余G20国家的产出损失大部分都在3％以上。整体而言，G20国家产出增长率的平均损失在4％左右，而绝对产出损失的大小则在4.6％～5.0％之间。

    另一方面，虽然从整体上来看，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几乎对每个G20国家都形成了负向冲击，但在本轮金融危机的产出效应呈现出全面性特征的同时，在G20国家内部，产出损失的非对称特征反映得依然非常明显。具体来说，就G20中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整体而言，虽然本轮金融危机起源于发达国家，但从实体经济所受到的冲击来看，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受到的冲击却相对较大，其平均的产出增长率损失大概比发达国家高出0.3个百分点到0.5个百分点，而绝对产出损失则高出了0.2个百分点到0.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在新兴市场国家内部，产出损失的分化特征也比发达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对于G20中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这里既存在着产出损失相对较小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也有产出损失相对严重的阿根廷、墨西哥、俄罗斯和土耳其，产出增长率损失最大的俄罗斯和最小的印度尼西亚竟然有接近9％的差异。而与之相对应，发达经济体的产出损失虽然也存在一定的非对称特征，但却相对较为收敛，增长率损失大部分在3％～5％之间，绝对产出损失则在5％左右。G20内部非对称的产出损失特征，在反映了不同国家初始经济条件巨大差异的同时，也为G20的进一步合作带来了新的困难。

    事实上，如果我们参考1973—1975年经济危机的产出损失时，当前G20国家产出损失的分化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以3年平均方式计算出 的产出增长率损失和绝对产出损失为例，在1973—1975年的危机中，7国集团的产出增长率损失为4.24％，绝对产出损失则为5.64％，② 比本次美国金融危机中G20发达国家的平均产出损失略高，但标准差却只有1.37％和2.72％，不但低于当前G20国家2.26％和2.73％的标准差，更是大大低于G20国家中新兴市场国家产出损失的标准差(见表2)。这进一步说明了在当前全球经济的治理框架下，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内部较大的分化特征，相对于20世纪G7国家而言，G20国家在现实合作上的困境更为明显。同时应注意，不但在产出损失上G20国家的分化特征明显，就危机发生前的经济条件而言，当前G20国家的经济差异特征也更为突出。表2计算了不同类型国家在两次危机发生前初始经济条件的差异状况，③ 从中可以看出，与产出损失相一致，在危机发生前的初始经济条件上，20世纪70年代G7国家的外部经济变量收敛特征也更为显著，经常项目平衡、对外贸易开放水平和金融开放水平的标准差都相对较小，分别只有0.70％、31.31％和43.61％，均远低于当前G20国家外部初始经济条件的标准差。较小的初始条件差异不但导致了产出损失的相对收敛，也为G7国家政策效应的一致性提供了保证。而这一点，既是G7国家逐渐走上全球经济治理核心地位的经济基础，也说明了当前G20国家深化合作的现实困难。

    

    三、金融危机后G20的政策效应差异——一个内生分组视角

    在前一部分的分析中，笔者从产出损失分化的角度探讨了G20国家政策协调的经济基础，认为虽然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全面冲击为不同国家的经济政策协调提供了内在动力，并使得G20逐渐取代G7成为世界经济政策协调的核心力量，但从产出损失分化的角度看，其政策协调的经济基础仍不稳固。在接下来的分析中，笔者将视角转向政府政策层面，探讨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在减少产出损失方面的效应大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即便产出损失在不同国家间存在着国别差异，但是如果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在力度和效应上存在一致性，这些国家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建立仍然值得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初始经济条件的差异直接决定了一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的一致性与否。因此，在分析不同国家经济政策效应差异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对这些国家的初始经济条件进行考察。进一步说，我们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初始经济条件进行分组，以决定哪些国家是“同一类”国家，并对不同类别国家的经济政策效应进行考察。

    (一)分析方法及数据说明

    实际分析时，笔者不再采用简单地以经济发展阶段和所属地区等外生指标为依据的分组方法，而是采用汉森(Hansen)所提出的非线性的门槛回归方法(threshold regression)[5]，在对样本国家进行内生分组的基础上，对不同的前提条件组合下、金融危机后各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差异进行探讨。

    具体的模型如下：

    Y＝C＋β×POLICY＋e　(1)

    式中，Y代表金融危机后各国的产出损失情况；POLICY为政策变量，实际分析时，笔者进一步将其区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别以金融危机发生前后政府支出和货币供给增长率的变化值表示。由于不同政策变量的产出效应依赖于一系列前提条件，所以我们需要对回归过程中的门槛值进行考察。如果前提条件变量中有门槛值的存在，则式(1)可以写成如下的形式：

    

    

    就说明有门槛值的存在。笔者的工作就是对门槛值的存在进行考察并对其大小进行估计。同时在此基础上，依据各变量的门槛值，对样本国家进行内生分组，分析不同“类别”国家的政策变量对产出变化的影响。实际分析时，笔者主要考察4个门槛变量，分别为贸易开放度(TO)、金融开放度(FO)、经常项目平衡(CA)和汇率弹性(ER)。其中，贸易开放度以一国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金融开放度则参考莱恩和米尔斯—范瑞提(Lane and Milesi-Ferretti)的研究[6]，以一国金融资产和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经常账户平衡则以经常账户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汇率弹性变量笔者以每个国家2002—2007年实际有效汇率波动的标准差来加以表征。实际分析时，为了消除短期波动因素的影响，除去汇率波动变量外，其余3个变量均为2005—2007年相应经济变量的平均值形式。金融开放的数据来自External Wealth of Nations Mark II数据库，其余变量均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具体分析时，首先需要对门槛值的大小进行识别。根据汉森(Hansen)提供的算法[5]，门槛值γ的估计值就是使得回归残差平方和最小的γ值。④

    由于在零假设下，门槛值是无法识别的，因此普通的LM检验的分布是非标准的，其显著性水平无法从标准的表中直接给出。对此笔者必须采用“自举法”(bootstrap)来获得其渐进分布。

    (二)样本内生分组结果

    笔者首先根据由2007年的产出增长率为基准所计算出的增长率损失指标，对91个样本国家进行“自举法”的估计。

    首先，针对整个样本进行第一轮分组。观察“自举法”所生成的bootstrap P值，发现CA和ER这两个变量门槛值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基于TO的分组生成的P值虽然较小，但仍然大于基于FO分组的P值。FO分组的P值接近于零，因此参考汉森(Hansen)的研究[5]，笔者以P值最小的FO作为样本第一轮分组的核心条件变量。同时进一步对FO的门槛值进行估计，发现其门槛值的大小为155％。因此，笔者以155％的金融开放水平为基准，将整个样本分为高金融开放和低金融开放两组国家，前者包含49个样本，后者则有42个样本。

    其次，针对金融开放水平较低的49个国家，笔者采用相同的方法对“门槛效应”的存在进行第二轮的检验。4个变量“自举法”估计的P值分别为0.007(CA)，0.093(TO)，0.591(FO)和0.024(ER)，说明在这些金融开放水平较低的国家，经常账户平衡又构成了另一个核心门槛变量。对其估计的结果表明，其门槛值为0.964％。因此，笔者进一步将这些金融开放水平较低的国家再一次分为经常账户顺差较大的33个国家和经常账户顺差较小(逆差较大)的16个国家。由于第二组国家的样本数较小，因此笔者不再对其进行进一步分组。对第一个子样本进行第三轮检验的结果表明，在低经常账户顺差—低金融开放的33个国家里，贸易开放程度在6.1％的 显著性水平上有门槛效应的存在，相应的门槛值为66.92％。因此，笔者再将这些样本分为包括13个低贸易开放和20个高贸易开放的两类国家。

    此外，依照同样的逻辑，笔者针对初始产出水平较高的42个国家，进行了第二轮以及第三轮“门槛效应”存在的检验，又进一步将这42个国家按照贸易开放度和经常账户平衡状况分为3个子样本。具体的分组结果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与传统的外生分组结果不同，在考虑政策效应门槛条件存在的情况下，笔者对G20的内生分组结果更为具体。而从宏观经济政策效应一致性的角度来看，与产出损失的非对称性特征相类似，在G20内部，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分化特征也非常明显。具体来说，印度、土耳其和墨西哥由于其外部经济条件较为相似，其宏观政策的效应大小和方向较为一致，而中国、韩国和巴西等国家虽然同为发展中国家，但由于其较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则被分在了另一个高贸易依存、低金融开放的组别中。此外，虽然发达国家整体上具有高金融开放和低贸易依赖的特征，但其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状况的差异仍然将8个发达国家进一步区分为贸易顺差组的加拿大、日本和德国，以及贸易逆差组的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等。

    需要提及的是，内生分组的结果在反映了G20国家初始经济条件巨大差异的同时，也彰显了G20内部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差异，而在产出损失不对称的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分化特征则进一步导致G20未来政策协调以及经济合作难度的加大。G20国家未来政策协调成功的关键仍然在于国内初始经济条件趋同下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致性。而从区分G20国家“类别”的条件看，由于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状况和对外开放程度是较为核心的指标，因此在发达国家对外开放水平整体较高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可能会以政策协调的一致性为由，进一步要求发展中国家提升整体的对外贸易和金融开放水平。同时，由于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的方向和大小既是不同国家在当前国际分工体系中分工地位存在差异的外在反映，也决定了一国的利益实现机制和利益实现水平的高低。因此，在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状况成为影响G20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对外部失衡状况的调整既是G20国家未来政策协调成功与否的关键，也是G20国家未来利益纷争的焦点所在。这一点，在巴黎峰会上已经初步得以体现。

    (三)不同内生分组国家政策效应的差异

    为了进一步对G20内部不同“类别”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具体差异进行考察，在完成对样本数据的内生分组之后，接下来我们重点考察不同“类别”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金融危机后一国产出损失的影响。分析时仍采用经怀特异方差调整后的最小二乘估计，结果见表4。⑤

    

    从表4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组别内，金融危机后一国所采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无论在系数大小还是在统计显著性水平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具体来说，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整体来看，相对于低金融开放程度的组别而言，在金融开放程度较高的第4组、第5组和第6组，无论是财政政策变量还是货币政策变量在统计上大都不显著，不同组别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差异更多地体现在变量符号的相对大小上，显著性水平并未呈现根本不同。这说明在金融开放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在抑制产出下降方面几乎没有发生作用。究其原因，这可能与开放条件下政策的溢出效应有关，即在对外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较高的贸易开放度和金融开放度漏出了国内相应宏观政策的效应，使得一国产出变动的情况对本国宏观经济政策行为的敏感性降低。

    2.在金融开放程度较低的组别下，外部经常账户平衡情况成为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核心初始经济变量。从表4可以看出，在第1组和第2组国家中，货币政策变量的符号为负，并在统计上非常显著，而财政政策变量的统计显著性则不明显。而在第3组中，情况恰恰相反，财政政策变量在统计上显著为负，而货币政策变量的符号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说明，在那些经常项目顺差较大的国家，财政政策在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产出负向冲击时更为有效，而在那些经常项目顺差较小(逆差较大)的国家，货币政策在抑制产出下降方面的效应则更为显著。究其缘由，这可能与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方面，在一国存在较大的经常项目赤字的情况下，其财政政策的运用空间将受到较大限制，在面临产出下降的冲击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加剧内外平衡政策的冲突，而此时扩张性货币政策的运用则有利于实现产出增长和外部平衡的双重目标。另一方面，在经常项目逆差的情况下，资本项目顺差下外部资本的流入对一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虽然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下利率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进一步吸引资本的流入，可以部分抵消掉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但在对外金融开放程度整体较低的背景下，这样的一种作用机制却受到了较大限制，而此时货币政策扩张下低利率水平的负面影响则被进一步缩小了。

    3.第1组和第2组的国家均具有低金融开放水平以及较大的经常项目逆差的特征，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外贸易开放水平上。而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应来看，处于这两个组别的国家其财政政策变量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而货币政策变量的系数则均在统计上显著为负，只是系数的相对大小有所不同而已。整体上看，无论以何种指标衡量，第1组国家货币政策的效应都要大于第2组国家。这一点，进一步论证了笔者之前所提到的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即较高的贸易开放水平可能较大地漏出了一国内部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

    (四)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检验——绝对产出层面

    在就宏观经济政策在减少产出增长率损失的影响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接下来继续对不同前提条件下，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果在减少危机造成的绝对产出的效应进行探讨，以对上述的实证分析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的实证结果见表5。⑥

    

    从表5可以看出，在以绝对产出损失替代增长率损失指标时，实证分析的结果与表4的结果基本一致，说明了本文实证分析的稳健性。也就是说，在本文的样本国家中，由于每个国家初始经济条件的差异，不同“类别”的国家其宏观经济政策的产出效应也存在着较大不同。当一国对外金融开放水平较高时，由于开放条件下溢出效应的存在，一 国产出变动无论对财政政策还是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都大大降低，此时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产出效应相对有限。而当一国的金融开放水平低于一定的门槛时，一国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的状况又进一步影响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相对大小。对于经常项目顺差较大的国家而言，财政政策在抑制产出下降方面的效应可能更为显著，而对于经常项目逆差较大的国家而言，在应对产出下降时，货币政策的扩张可能是较好的选择。与此同时，即便在那些金融开放水平较低、经常项目逆差较大的国家内部，由于不同国家贸易开放水平的不同，其货币政策的效应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只不过，相比于产出损失的增长率指标，当使用绝对产出损失指标时，这种差异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而已。

    (五)小结：从G20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差异看G20的合作前景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与产出损失的分化特征类似，G20在政策协调上的进一步深化合作也缺乏宏观经济政策效应一致性的基础。此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就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而言，虽然发达国家外部经常项目的平衡状况存在差异，但在对外金融开放水平整体较高的背景下，其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分化特征并不明显。也就是说，相比于发展中国家，从宏观经济政策效应一致性的角度考虑，发达国家更易于形成合力。这一点，进一步佐证了笔者产出损失层面的分析结论。同时，如果进一步考虑开放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溢出，在未来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较为缓慢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在要求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之外，还有可能会通过贸易保护以及汇率手段等方式来减少其本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挤出效应。这些因素加上不同国家围绕外部经济失衡的利益纷争，势必会形成G20国家进一步政策协调和经济合作的黯淡前景。

    四、结论

    本文主要从经济基础层面对当前G20合作的现实困境加以解释，通过对金融危机后G20国家实体经济产出损失的考察以及内生分组视角下对不同“类别”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分析，笔者发现，当前G20国家政策合作的现实经济基础无论在产出损失的对称性方面还是在政策效应的一致性方面都存在典型的分化特征，而这直接带来了当前G20国家进一步深化合作的现实困境。

    同时，由于对外开放水平和外部经济失衡特征是影响一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主要因素，因此在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G20中的发达国家可能会以政策协调为名，要求新兴市场国家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而为了保证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效应，各种贸易保护和汇率手段的运用也有可能频繁出现。此外，鉴于外部经济失衡状况在一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和利益实现上的重要地位，在未来G20的进一步合作中，外部经济失衡的调整必然会成为G20国家利益博弈的焦点所在。

    最后，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由于相对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在G20内部的分化特征更为明显，而分歧加大下共同利益的减少势必会进一步弱化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意愿。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虽然金融危机后G20的地位有所提升，但在一定意义上这只是发达国家应对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的主动调整，其整体设计和制度框架仍然是符合发达国家现实利益的。在世界经济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世界经济政策协调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局面不会发生根本改变，而经济权力向发展中国家的让渡和转移也需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才能得以实现。

    ［收稿日期］2011－11－02

    注释：

    ① 在个别指标衡量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亚的产出损失时，并没有发现这两个国家的实际产出受到了较大的冲击。

    ② 出于一致性的考虑，这里的产出损失主要考察的是1974—1975年的短期产出损失，具体的计算方法同上文。

    ③ 这里的初始经济条件指的是危机发生前相应经济变量的3年平均值，具体的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见下文。

    ④ 这里的残差平方和指的是假定门槛值已知情况下的回归残差平方和，实际分析时，笔者采用格点搜索的方法对每一个可能的门槛值都进行了考察。

篇6

    目前我国经济出现市场型过冷状态，直接表明我国的企业部门在市场机制的约束下，已拥有“过剩”的资源和要素，可以并且必须转用到政府部门上来了。因此，市场过冷的根本经济涵义就在于，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应从以往过多注重个人产品的生产，转到较大幅度地增加公共产品的供应上来，具体地看主要是应当较大幅度增加政府的预算支出。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起飞的阶段。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首先需要作好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等方面的先期准备；而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今天，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等，又是关系到我国能否赶上世界发展潮流和实现经济腾飞的根本问题。由于我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以增大个人产品的产量，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为首要目标，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也在基础设施等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欠债”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路不畅，电不明，水不足，话不通”等基础设施的不健全，已愈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离满足经济腾飞的需要仍还有很大的差距。

    这样，我国目前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意义，就不仅是刺激和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和实现8％增长率的问题，更主要的还是通过财政政策的运作，调整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在GDP中的相对份额，从而为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打基础的问题。

    目前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在国债大规模增发的背景下，国债的发行收入应基本上用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而不应用于填补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亏空，这应是我国财政避免陷入债务危机的基本前提。财政的经常性支出必须以经常性收入为来源，而国债作为财政的临时性和补充性的收入来源，显然不宜用于经常性开支，否则必将出现国债规模逐年递增的惯性膨胀状态，而使财政陷入债务危机之中。相反，基础设施等投资是财政的非经常性支出，其年度投资规模是可以依据当年经济的宏观景气状态而灵活地扩张和压缩，不仅可以产生有力的反经济周期的政策效应，而且当经济景气时还可以相应压缩债务发行规模，减少债务负担。此外，由于投资性支出将形成相应的国有资产，这就使得国家债务与国有资产形成对称状态，因而此时的国债具有“虚”国债的性质，这与被用于经常性支出而纯消耗的“实”国债，是有着根本差异的。

    第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应伴之以财政管理上的严格“增收节支”。我国目前国债的发行收入有相当份额是用于填补经常性支出亏空的，其弊端人所共知，也一直在努力纠正，因而是有着很大的不得已性的。这就需要严格财政管理，通过增收节支，力求以税收等经常性收入去满足经常性支出的需要。此外，我国正在建立健全各项社会保险基金，各级财政是其主要的财力来源之一，但这是财政的经常性支出，因而是不能以国债和各级地方财政的准公债收入为来源的。但社会保险基金的建立又需要庞大的财力投入，这也需要严格加强财政管理，才能解决所需财力。

篇7

10月12日网上了十七大三中全会的公报，会议通过了农村改革发展的决定，并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作出明确判断，并给出当前中国经济工作原则性的方针。比如说，公报指出：“坚定信心、冷静观察，多管齐下、有效应对，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可以说，这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及基本原则。

对于当前宏观经济基本原则，有以下几个层次的意思：一是尽管当前国内经济发展态势没有多少改变，但是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目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不少突出性矛盾与问题，因此，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既要以静制动，观察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态势与变化，又要根据这种态势与变化不断地调整其政策，以便找到一条适应中国经济实际情况的政策方针。

二是在国际经济放缓的情况下，我们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以扩大内需来寻找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来应对全球经济放缓。而扩大内需的重点又要放在消费需求上。所谓的消费需求包括了居民自住性的住房消费需求及个人信用性的消费需求。

也就是说，房地产市场仍然是扩大内需的重点，也是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点，但是房地产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点不是鼓励房地产炒作与投机，不是让房地产炒作者通过银行的金融杠杆把国内房地产市场的价格炒上天，并以此来制造经济的虚假繁荣或短期繁荣（而这是金融不稳定的根源），而是要把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放在居民自住性的消费需要上。居民住房的消费需求是房地产现在及未来发展与繁荣的动力。

在目前房地产市场的情况来看，尽管这几个月来住房销售迅速下降，但是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思考。一是当前的住房销售迅速下降，仅是与2007年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的年份比较是下降了，但是与2006年、2005年相比，其销售的数量并没有减少多少。二是目前国内房地产市场销售减少，不是居民没有住房的消费性需求，而是过高的房价一直顶在2007年的高价格水平上，从而使得绝大多数居民没有支付能力进入。2007年房价，不少地方价格上涨一倍甚至几倍，过高的价格使得绝大多数居民没有支付能力进入房地产市场。当房地产市场炒作与投机一旦受到限制，住房的销售下降也是自然。可以说，目前一些大城市的房价，如果不做大幅度的调整，要想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是不可能的，因为，房价这么高绝大多数居民没有支付能力购买。如果说，各地房价能够下降到绝大多数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水平上，当前房地产销售问题就会化解，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也会到来，中央扩大内需的目的也得以实现。但是目前问题是房地产开发商为了维持房地产暴利模式宁可不卖也不降价销售。

三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在做四个稳定。即经济稳定、金融市场稳定、股市稳定及社会大局稳定。而且这四个稳定是一个整体，它不是孤立的，因为资产价格泡沫是这些不稳定的核心。所以，四大稳定又要落实在民生的问题上。因为，经济发展、金融及股市的繁荣都是为了提高广大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居民的福利条件，而不是为稳定而稳定。如果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经济福利条件改善了，那么广大民众就能够安居乐业，社会矛盾与冲突就会减少，社会大局的稳定就自然生成。

篇8

关键词：宏观经济；股票市场；传导机制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和规范，我国股票市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已经具有一定规模。无论是从股市规模大小，还是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来看，股票市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已成为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一、理论分析

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和状况是影响股票价格的重要因素，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影响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和状况，通过对股票价格和投资者心理的影响，进而影响整个股票市场。文章主要讨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市场利率和价格水平这四大宏观经济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一）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股票价格有直接的影响。货币政策是政府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央银行通常采用存款准备金制度、再贴现政策、公开市场业务等货币政策手段调控货币供应量，从而实现发展经济、稳定货币等政策目标。中央银行放松银根、增加货币供应，资金面较为宽松，大量游资需要新的投资机会，股票成为理想的投资对象。一旦资金进入股市，引起对股票需求的增加，立即促使股价上升。反之，中央银行收紧银根，减少货币供应，资金普遍吃紧，流入股市资金减少，加上企业抛出持有的股票以获取现金，使股票市场的需求减少，交易萎缩，股价下跌。

（二）财政政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财政政策是政府通过财政预算收支平衡或赤字、财政税收和补贴、国债政策等手段影响社会总需求，促进社会总供求平衡的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对于刺激或者减缓经济发展速度有相对直接的效果。财政指出下降会直接减少对社会产品与劳务的需求，税率上升也会立即减少消费者的收入，从而导致消费的快速下降。财政支出减少，税率下降，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三）市场利率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1、绝大部分公司都负有债务，利率提高，利息负担加重，公司净利润和股息相应减少，股票价格下降；反之则上升。

2、利率提高，其他投资工具收益相应增加，一部分资金会流向储蓄、债券等其他收益固定的金融工具，对股票需求减少，股价下降；反之则上升。

3、利率提高，一部分投资者要负担较高的利息才能借到所需资金进行证券投资。如果允许进行信用交易，买空者的融资成本相应提高，投资者会减少融资和对股票的需求，股票价格下降；反之则上升。

（四）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通货膨胀对股票价格的影响较复杂，它既有刺激股票市场的作用，又有抑制股票市场的作用。在物价上涨时，股东实际股息收入下降，股份公司为股东利益着想，会增加股息派发，使股息名义收益有所增加，会促使股价上涨。当通货膨胀严重、物价居高不下时，企业因原材料、工资、费用、利息等各项支出增加，使得利润减少，引起股价下降。严重的通货膨胀会使社会经济秩序紊乱，使企业无法正常地开展经营活动，同时政府也会采取治理通货膨胀的紧缩政策和相应的措施，此时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更大。

二、实证分析

（一）时间序列数据的选取

1、货币供应量。考虑到股票市场的虚拟性和数据的有效性，本文选取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作为货币货币供应量的指标。M2=M1+企事业单位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其他定期存款。

2、经济产出指标的选择。为了更全面地反映我国产出状况，本文选择收入法计算的GDP绝对量作为度量经济产出的指标。

3、市场利率。本文在考察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的关系时，选用的利率指标是银行间市场形成的7日拆借利率RATE07，这是由于这个利率对货币政策的操作敏感，且易受市场的影响。

4、通货膨胀。本文选用消费物价指数CPI作为通货膨胀的指标，这既考虑了我国一直将居民生活消费物价指数当做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的习惯，也考虑了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

5、股票市场发展状况指标的选择。为了更好地反映股票市场的发展状况，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本文选取上证综合指数SHIDX作为衡量股票市场状况的指标。

（二）模型的设定及其估计

1、模型的回归。由于我国在1996年以后才有统一的同业拆借市场，考虑到7日拆借利率的可得性和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样本容量的要求，本文选取1996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四季度的季度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为消除异方差性，先对数据取对数，由于所有数据是季度性数据，并对取对数后的数据采用X11季节调整方法进行季节性处理。取LNSHIDX为被解释变量，取LNM2、LNCPI、LNGDP、LNRATE07为模型的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建立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果：

LNSHIDXSA=2.437462 + 0.138152

LNM2SA-0.027573RATE07SA+0.229312LNGDPSA+0.212944LNCPISA

（0.281627）（0.698909） （-1.064092）（1.903626） （0.105674）

R2=0.535278 调整的R2=0.498829 DW值=0.323607F值=14.68574

2、异方差性的检验与其解决方法。采用怀特检验，由检验结果可知，P值较小，为0.0018，则拒绝不存在异方差行的假设，认为模型存在异方差性。利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进行修正，取权数W1=1/LNe2，LNe2=Log（RESID^2），再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LNSHIDXSA=-38.25849 + 0.521529LNM2SA-0.008387RATE07SA+0.279626LNGDPSA+7.821285LNCPISA

（-2.0315）（2.334475） （0.160211）（2.120128） （1.784208）

R2=0.993777调整的R2=0.993289 DW值=0.447194F值=2036.116

修正后的模型R2值很高，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有了大幅度提高，对修正由后的结果再次进行怀特检验，修正后的模型P=0.43，表明已消除了异方差性。所以上述方程既是得出的回归方程。

3、自相关性的检验与解决方法。在已经消除了以方差性的基础上，D-W值=0.45根据残差的偏相关系数检验进行自相关检验，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

由图可知，第一、四期偏相关系数的直方块超过虚线部分，说明存在一阶和四阶自相关性。通过迭代估计法对自相关进行修正，得到如下回归结果：

LNSHIDXSA=1.027508+0.4487375LNM2SA-0.008265RATE07SA

0.005972LNGDPSA+

（0.086756）（2.778751） （-0.242321） （0.100739）

0.092418LNCPISA+1.006322AR（1）-0.260160AR（4）

（0.034431）（13.05799） （-3.084327）

DW值=1.67。说明已经消除了自相关性。因此上述方程即为最后模型的回归方程。

4、结论。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出，货币供应量对股票价格产生较显著的正向影响；同业拆借利率对股票价格的影响从长期来看是呈反向影响的，但作用较弱；国内生产总值对股票价格产生正向的影响，说明经济增长变化对股票市场变化存在显著影响；消费价格指数对股票价格产生正向的影响，说明物价变化会会影响股价变化。由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宏观经济政策正如理论部分所叙述的一样，对股票市场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三、政策与建议

宏观经济政策通过股票市场的传导进而对总需求的效应大小及程度首先决定于股票市场在宏观经济中的比重，规模狭小的股票市场对总量经济的作用也必然是有限的。我国上市公司数与经济总量的比重、股票市值与经济总量的比重、交易额占经济总量的比重、直接融资额比重、筹资额占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等指标与发达市场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市场容量总体偏小，与经济总量不相称，这必然制约宏观经济政策通过股票市场而对实际经济产生应有的作用。根据实证分析，主要提出以下政策与建议：应考虑采用市场化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政策操作应适当关注股票市场；逐步扩大资本市场规模；改善宏观经济环境，稳定投资者预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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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劲松,韩克勇.股票价格与货币政策调控目标[J].经济评论,2008(1).

3、黄慧芳.中国股票市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9(19).

4、马进,关伟.我国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关系的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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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梁琪,藤建州.股票市场、银行与经济增长:中国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5(10).

7、温军,赵旭峰.我国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J].统计与决策,2007(20).

篇9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战略转型

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1％，投资同比增长33.5％，消费同比增长15％，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经济确实回升，但基础尚不稳定。针对2009年前8个月经济回暖的宏观经济形势，现在有人开始讨论经济到底呈“V”型、“W”型还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经济回暖轨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研讨下一阶段经济政策。按照经济发展周期波动规律，宏观经济总会见底反弹，因此我们更要前瞻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考虑经济企稳后的经济政策，甚至“十二五”规划的中长期政策制定。笔者认为未来的政策重点应是：(1)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2)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4)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5)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更好相互协调。

一、国际宏观经济基本走势

(一)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进程放缓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一些国家出现大量贸易赤字，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国家大量贸易盈余。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持续出现贸易逆差和资本逆差，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主要产油国家经济增长却保持较快速度，持有巨额外汇储备。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演变，主要发达国家需求还在下降，尤其是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失衡仍将持续，全球化进程减缓。

(二)全球增长模式转型，凸显新增长点

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开始吃熟食，前提是人类掌握了取火技术。人类取火始于钻木取火，实际上取的是碳基能源。从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术约束下，碳基燃料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气候变暖。为了应对气候变暖，一些专家建议未来能源开发的重点应该转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正在新能源领域开展大量研究，力图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些国家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占领新能源标准的制高点。客观上，这些探索促进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现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尽到应有的责任。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对话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体系。无论是超货币体系，还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将对美元主导格局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本着负责任的立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四)金融与实业并重，构建新的宏观监管体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金融创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替代、弥补国外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根据本国比较优势发展一些制造业，带动国内就业，把金融发展落到实业上。也有专家认为，错误的宏观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危机来临时，美国过度扩大消费信用以及过度相信市场都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国将会重新审视过去的宏观政策决策程序和机制，构建新的决策程序和机制，通过建立新的监管机制加强宏观政策管理和微观领域监督。

二、中国经济宏观形势基本判断

据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9年6月)报告，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趋稳迹象，全球经济初步呈现回升趋稳态势，但是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复苏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该报告还指出，目前断言中国经济快速稳健复苏尚早。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有望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但是，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一)GDP小幅增加，财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全国GDP总量6.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第二季度7.41万亿元，同比增长7.9％。6、7、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为6867.47亿元、6695.91亿元、5237.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6％、10.2％、36.1％。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显现出经济回暖迹象，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增长潜力凸显

1～6月，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转移性收入增幅较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下降，生产价格同比降幅较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5％)。8月，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8％，已连续5个月上涨。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比前7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提高，凸显消费潜力。

(三)发电量和用电量双回升，人民币存贷双增长

6月，全社会发电量同比增长4.7％，用电量增长4.3％。发电量和用电量上升既有经济回升的因素，也有气温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8.52万亿元，同比增长34.11％，环比增长了0.16％；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7.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43％，环比下降1.13％。货币供应量增长28.53％。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小幅上涨

2009年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3万亿元，同比增长33.O％。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2009年前8个月累计新增信贷规模8.15万亿元，同比多增5.04万亿元，比中国所有银行过去两年的贷款总额多，其中7、8月份分别为1650亿元、4104亿元，受央行政策影响，增速减缓。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6％、0.8％、O.9％、0.9％。从200个主产县8月20～31日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情况看，包括肥猪在内的5种肉产品均上涨。房地产价格上升和主要农产品小幅上涨表明，过度的、甚至投机性的恶性货币投放，可能对未来形成温和的通胀压力。

(五)经济结构不平衡仍然存在，潜在隐患不容忽视。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消费、投资与储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约经济平衡增长。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例，1978年城乡收入之比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进一步扩大。经济结构不平衡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断积累，将会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整体协调性，一旦超过临界点就会形成失衡状态，激化潜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三、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及早规划前瞻政策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医治好重病后，调养很关键。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两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与之相对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稳健的和从紧的转向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经济危机总会过去，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思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将“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稳步对接。

(一)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

一是产业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环保汽车、生物工程等为突破口，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低碳经济。重点开发可再生生物质能源和风力、水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区域发展战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中国的城市群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研究表明，国外资本对中国投资将主要依据现代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进行战略布局。今后，应提高中国城市群发展速度和质量，配套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空间规划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内，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三是决策机制方面，构建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降低决策风险，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竞争力。现代社会的公共风险需要政府及时、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对政府科学决策机制提出了挑战。政府应科学论证、合理规划，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种所有制市场结构。但是，仍然有部分垄断行业和公共服务部门产权结构单一，进入门槛高，民间资本进入空间窄。除行业外，无论是自然垄断行业，还是行政垄断行业，提高市场化程度，推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实现产权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比如铁路、电信、电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应打破行业垄断，推行公共事业单位改革。政府应主要通过制定市场规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些社会事业部门，比如体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也应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作为工业化中期的国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第二、三产业。在美国，到工业化晚期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80％。2008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1％，低于第二产业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3％，低于第二产业比重。中国离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尚有距离。

(三)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继续加大推进资本市场培育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市场创新。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力度，扩大三板市场试点范围，解决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健康的金融体系。在生产全球化、贸易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金融市场都很难独善其身。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合作以及增强金融抗风险能力是一国金融立足国际金融市场的关键。一是完善金融监管机构和体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创新监管体系，防止过度套利行为发生。二是加强国际金融合作。进一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多边外汇储备库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区域金融合作，并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增强金融机构和体系风险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机后的恢复时机增强中国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

(四)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

经济复苏后，过渡时期应逐步转向实施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而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未来财政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切好蛋糕，更应该注重做大、做强蛋糕，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树立大财政思想，既要有财，更要有政。既要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不与民争利。正确处理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关系，做到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从税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税源，保证税收增量渐进发展。一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资源低价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资源，资源税改革应在经济复苏后扩大征收范围。二是试行个人所得税转型，探索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所得税制。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主要是以分类征收为主，没有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个人所得税改革应着力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三是试点物业税。在继续物业税试点评估“空转”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价值评估，适时推出物业税。四是继续做好增值税转型工作。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改变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提升企业竞争力。

在开源的同时仍需节流。从财政支出看，明确财政支出重点，增收节支，防范财政风险。一是转变政府职能，缩减行政开支。在经济复苏后，政府应该“瘦身”，调整政府机构，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效率。二是继续提高财政预算透明度，保证精细化、科学化。信息透明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准则，财政预算信息透明是实现人的基本人权，也是保证正确履行公民委托责任的需要。在美国，一次预算编制就相当于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预算制定、执行、监督三权独立，相互监督，并实行全过程公开。尽快实现财政预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改革步伐，达到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医疗、社保、就业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促发展，保民生。明确财政支出重点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时，这些领域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四是构建财政风险识别、评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调控体系。财政风险防范要与金融结构风险防范紧密结合，不可单线作战。超级秘书网

篇10

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V”型曲线的右端,诸多宏观经济指标都呈加快上升势头。面对这种情况,经济政策转型需积极应对国际挑战,审慎处理国内关系,推动宏观经济政策首先从刺激转向稳健,进而到紧缩。

应对三大国际挑战

从国际形势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将面临三大挑战。

首先,在这次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国际市场供求格局的新变化。在金融危机之前,原有的世界供求格局中,美欧发达国家生产并出口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则大量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高科技产品。

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以往的供求格局,在去杠杆化作用下,美欧国家纷纷改变高负债的消费方式,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由此不断压缩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需求。同时,为了改变长期贸易赤字,这些国家还加大了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力度。

这种变化从两方面给中国带来了压力。一方面中国业已形成的以外需为目标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短期甚至长期内要稳定增加出口越来越困难,因为中国生产了太多世界发达国家目前要减少甚至停止购买的产品;另一方面,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政府鼓励发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业也遇到来自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挑战。

在危机中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越南、印尼、洪都拉斯等利用比中国更低的成本优势,开始向美欧等发达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大有替代中国之势。因此,中国产业结构调整遇到“高端”排挤和“低端”挤出效应。

其次,世界经济回暖后,由于大宗商品特别是资源性产品涨价,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成本有进一步提高的风险。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世界各大经济体纷纷采取刺激性的货币政策,向市场大量注入流动性。

随着世界经济的回暖,这些流动性正沿着产业链不断向实体经济传递,最终必将引起石油、铁矿石、铜、铝、大豆、植物油等大宗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快速上涨。中国是资源短缺型国家,在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实质性转变之前,经济增长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性产品。

大宗资源性产品涨价,会明显增加中国的投入成本,给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来更大的压力。

再次,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中国经济政策转型面临考验。在金融危机爆发时,美欧经济下滑,他们需要中国的合作与帮助,对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相对宽容。

随着世界经济的回暖与复苏,美欧发达国家国内需求上升,经常账户得到改善,势必会采取多种方式加强贸易保护,由此将提高中国的出口阻力。就目前而言,发达国家对中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包括,反倾销、反补贴、特殊保障条款和技术壁垒,还有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

面对不断加强的贸易保护,我们企图延续危机前以及危机中所实行的政策安排,恐怕越来越难。

比如,针对美元贬值,中国面临两难选择,如果选择紧随美元贬值,不但会使中国既有的外汇储备相应贬值和蒸发,而且还将遭到世界许多经济体的强烈反应,他们会采取更加强烈的措施限制中国产品的出口;如果较大幅度实行人民币升值,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短期内将受到很大打击,直接影响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力就业。

谨慎处理国内关系

从国内形势看,当前中国经济政策转型面临四大关系需要谨慎处理。

第一,流动性过剩控制与既有投资刺激计划的关系。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3万多亿元,但M2(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加了13.05万亿元,贷款发放了9.63万亿元。按道理,实施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回收多余的资金是正确的,也是应该的。

但是,既有的4万亿投资计划怎么进一步落实,是中国经济政策转型遇到的难题。如果紧缩过快、过紧,势必会形成半拉子工程、烂尾工程,造成许多不良贷款。

第二,以政府投资打头的经济增长与以民间投资和社会消费为主体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政府出台以投资打头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个计划有效地替代了外需下滑,实现了经济的较高增长。

正常的经济增长不能过久、过强地依赖政府推动,必须依靠市场力量,让民间投资和社会消费成为增长的主体。问题是,危机过后,政府何时退出,民间投资和社会消费何时能及时、有效地接替政府去推进经济增长,这是我们急需处理的新课题。

第三,保平稳增长与防通胀的关系。十七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出,要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很显然,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就必须有适度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在经济增长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过快、过强、过密的收缩经济政策,势必为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带来困难。

相反,防止通胀,是要实行适度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面对CPI、PPI已经由负变正、通胀预期正在形成的态势,如果过慢、过弱收缩经济政策,通胀程度势必会从轻度转化为中度甚至重度。

第四,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一般而言,短期增长与长期增长之间既是相辅相成的,又是矛盾的。因为,当短期增长中的许多因子恰好是促进长期增长中所需要的元素,此时每个短期经济增长相加组成长期的经济增长。但是,当短期增长中许多因子是不利于未来增长的元素的,此时短期增长将抑制长期增长。

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为了追求短期经济总量增长,盲目增加投资,结果造成产能进一步过剩,甚至上了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这不利于长期增长。在经济政策转型过程中,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组合,才能使短期增长与长期增长相吻合,这是本次金融危机过后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之一。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如何转型需要选择。

是从强刺激政策首先转向稳健政策,还是直接转向紧缩政策;是采取强紧缩还是弱紧缩政策;还有,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上,是同时收紧财政和货币政策,还是先紧缩一个方面,都需要科学考虑。

当前,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快车道,但还面临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宏观经济政策应首先从刺激转向稳健,进而到紧缩;即使是采取紧缩政策,密度不要过高、力度也不要过大。在政策转向过程中,最好先采取单边政策选择,然后在经济全面持续过热时再采取双边紧缩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