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老龄化的看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老龄化的看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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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积极老龄化　健康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7069(2011)－02-0136-01

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社会保障面临空前压力。故要制定和落实老龄事业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把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制度作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点，构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照料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由此，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有其客观需要和应用价值。

一、人口老龄化概念的再认识

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人口总数中的比例或者人口平均年龄不断提高的过程。目前，社会各界对人口老龄化后果的认识尚不统一。主流的看法是将人口老龄化视作社会发展中的一种消极不利因素。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被描绘成是使社会丧失弹性及朝气，使社会有停滞危险的负面图景。与主流看法相对应，部分学者提出，应充分正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积极主动予以应对，尽可能减少老龄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老年人在需要社会供养的同时，也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他们凭借自身的知识、经验、威望和能力，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仍旧是社会发展的一股建设性力量。

二、昆山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其应对选择

昆山是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先进示范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稳定在较低水平。2008年，全市出生人口6098人，出生率为8.9‰：死亡人口3967人，死亡率为5.79％，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11％。为避免人口老龄化，那么势必要提高出生率。那么，稳定低生育水平下的昆山人口老龄化的具体状况怎样?

1.老年人口数字增长迅猛，比重持续上升。统计数字显示。2007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上升到117993人，占全市户籍人口总数的17.36％；2008年，60岁以上的人口已增加到123048人，占到全市户籍人口的17.82％。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引起昆山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

2.高龄老年人口规模数量逐步扩大。通常，我们将60-69岁称为低龄老年人口，70-79岁称为中龄老年人口，80岁及以上称为高龄老年人口。就昆山而言，2008年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2007年增加近2000人，为18126人，占老年人口总体的14.73％。高龄老年人口的规模数量呈现出增长扩大的趋势，他们不仅需要经济物质上的供养，而且还需要生活上的悉心照料，由此引发对医疗、社会福利设施尤其是福利院等机构的需求增加。

3.在性别方面，总体呈现老年女性多于老年男性的特点。2008年不同年龄段老年女性数量要超过老年男性数量，在逐步提高的年龄段层次中，老年女性占比由51.22％上升为74.92％。2007年昆山市人均预期寿命达80.24岁，其中男性78.41岁，女性82.29岁，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预期寿命高出3.88岁。这就意味着年龄段的层次越高，老年女性呈现寡居状态的问题越突出，她们的生活质量和日常照料情况令人担忧。

三、昆山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出路

基于昆山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现状，再对照积极老龄化的内涵实质，我们认为，昆山需从政府主导、社会动员和自我提升三个方面综合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1.政府主导层面。政府主导需要在物质基础、制度安排、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好准备，未雨绸缪。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为昆山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今后面临的问题是逐步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调节机制，提升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内涵成效。

2.社会动员层面。在昆山率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社会动员层面是一个薄弱环节

(1)老龄产业的开发和投入。由于老龄群体的不断壮大和消费能量的日益增长，昆山需要积极引导企业和民营资本进人老龄产业领域，如培育老年群体的旅游消费市场和金融理财产品，开拓满足特殊需要的老年用品市场等。

(2)社区照顾的起步和拓展。社区照顾是以社区为依托，为满足生活自理存在困难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服务。目前。昆山需要动员整合社区照顾的主要资源力量，逐步建立起一套符合老年个体需要的照顾体系。

3.自我提升层面。

(1)老有所为。“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年龄的增长向每个人提供多次更新其生命价值观的能力。老年人可以继续参与经济社会发展，例如关心教育下一代，从事咨询服务、民事调解、社区服务等工作。

(2)老有所学。老年人闲暇时间较多，可以利用社区老年大学并利用各类媒介充实自己的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激发自身内在活力和潜能。

我们认为，政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广泛动员参与，老年个体的自我提升，必将成为昆山等经济发达地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现实选择和战略举措。这有助于其在更高层次上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法]保罗一帕伊亚，老龄化与老年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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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使得养老话题日益突出。目前国际上的普遍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或者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就代表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①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快，家庭养老模式越来越被重视，南京市在创新养老服务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养老；城市家庭养老；老龄人口

当前，南京市已进入老龄人口快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明显超过全国老龄化水平，如何创新养老模式，解决老年人养老问题己经成为了摆在我们面前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

一、家庭养老模式实施背景

家庭养老的主要概念是老龄人在家庭中居住生活，大部分的赡养义务由其子女提供的一种养老模式。由于拥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及其家庭人员的独立意识，大部分欧美等发达国家不选择家庭养老。但中国、日本等国家，家庭养老仍然占主体地位。

从南京市的人口情况看，老年人口数量大，2011年末60岁及以上南京市户籍老年人口数为11116万人，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为1689%；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老龄化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1年南京市老年人口在人口总数中的比例较2010年提高了47个百分点，老龄化程度已经处于全国前列。②南京是全国第四个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城市，比全国进入老龄化提前了10年。因此家庭养老模式能否维持下去？怎样能够科学合理的持续发展？这些都将成为我们今后必须要面对和讨论的问题。

二、南京城市家庭养老模式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一）家庭养老模式功能的弱化

家庭养老模式是否已经弱化，国内的专家学者们的看法比较一致，大部分专家学者们认可这种说法。首先，人口老龄化及高龄化现象急增了养老方面的需求，以小型化为核心的家庭模式使得家庭养老的供给方面力不从心。其次，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商品意识的不断侵入和年轻一代的独立意识不断增强，代际之间的经济和伦理关系发生了分化，年轻人将更多的时间精力用在了工作和学习上，因此，用来照顾老人的时间和精力很少③。

（二）政府与社会在家庭养老方面的支持不足

在城市养老保险方面、老年收入保障方面、医疗救助制度方面、以及社区服务体系等环节，政府与社会执行的力度不够，使家庭养老模式的维系和发展产生了较的问题。近日公布的2015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显示，剔除财政补贴之后，养老保险“亏空”将超过3000亿元。同时，老龄化问题也制约着中国医保的发展。例如，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老龄化进程快，是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而25%的参保退休人员用了整个医保资源的60%，因此医疗基金支出压力持续增大。其次，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推进，人口流动性增强，现行医疗保障体制和政策难以完全适应。这都说明政府与社会的支持力度不够，使得家庭养老模式不能很好的发展下去。

（三）相关法律制度使养老责任落实缺乏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老年人的养老主要依靠其家庭，其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人，子女若不能经常看望或问候父母将属违法。法律虽然规定了家庭及其成员的养老义务，但相关政策对家庭养老环境支持不到位，使家庭养老成为家庭与子女想要承担而又无力承担的一项责任。经调查显示，“常回家看看”并非容易之事，“竞争大、高成本、有假无绩效”等现实问题成为了“绊脚石”。④有专家称，目前最需要做的是要把已有的休假制度落实到实处，由于“探亲假”并不属于强制性休假制度，因此可以考虑将“探亲假”与“带薪休假”合并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效、公平的强制性休假制度。同时，相应部门应加强监察，对落实不到位的企业单位，要依法追究相应的责任。

三、完善南京城市家庭养老模式的对策与建议

（一）使社会保障相关政策与家庭养老模式相结合

把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与我国的国情相结合，使政府把养老方面的社会保障相关政策与家庭养老模式结合起来。例如：由政府对70岁以上在家养老的老人给予一定的养老津贴，这样做不仅节约政府的投入成本，而且对老年人感情和精神慰藉方面照顾的效果更好一些；还可以在将来的住房分配政策方面对承担家庭养老责任的子女给予优惠政策等。⑤

（二）由政府和社会发展老年社区服务起主要作用

社区是老年人活动相对频繁的区域，在社区兴建基础服务设施更贴近老年人生活，使老年人不脱离原来的生活环境就可以得到社会的服务，并保持与家人、邻里之间的沟通，增加其社会归属感和责任感。在社区为老年人兴建尽可能近便的老人服务中心和救助设施平台，对老年人的家庭养老也是一个有效的补充和支持。⑥

（三）发展“虚拟养老模式”――实现政府、老人、企业三方共赢

虚拟养老模式主要针对家庭养老服务，其实质是运用现代网络和通信技术，在养老服务中心与老人家庭之间搭建一个呼叫平台。老人需要何种服务，给呼叫平台一个电话，呼叫平台就会指派相应的企业上门服务。服务需要收取相应的费用，而政府根据老人的经济和家庭状况给予一定补贴，并监督服务质量。据了解，秦淮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现已经正式启动“虚拟养老模式”，目前有542名困难独居老人将享受一定的免费服务，而一些低保困难老人将享受低偿服务，对于家庭经济较好的老人，会根据市场变化，收取相应的服务费用。

虚拟养老院实现了政府、老人、企业三方共赢。政府投入较少的成本，使最广大的老人得到了服务；老人得到了政府补贴，住在家中就可以得到专业的生活照料，也弥补了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也使得为虚拟养老院服务的企业有了更多的服务对象，能得到较好的收益，解决更多人的就业难题。或许“虚拟养老院”将成为中国老人家庭养老的发展新范本。（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法律与行政学院）

注解：

①蔡P.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39―82.

②南京城镇化率首破80% 亟待加快进城农民市民化http：///2013-04/15/c_115384049.htm.

③何芸，李建权.家庭结构变迁对养老模式的影响[J].社会工作，2007，（1）（下半期）：34

④潘强.“常回家看看”有点难.人民日报，2013-07-05

⑤童欣.中国家庭养老方式的演变与选择.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6-04-14

⑥杨志英等.中国未来养老方式的选择[J].人口研究，1996（6）： 49-50.

参考文献：

[1]蔡P.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39―82.

[2]南京城镇化率首破80% 亟待加快进城农民市民化http：///2013-04/15/c_115384049.htm.

[3]何芸，李建权.家庭结构变迁对养老模式的影响[J].社会工作，2007，（1）（下半期）：34

[4]姚远.对中国家庭养老弱化的文化诠释[J].人口研究，1998，（5）：48

[5]潘强.“常回家看看”有点难.人民日报，2013-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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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以来，连续的强降雨袭击中东欧地区，德国、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等国的很多河流水位暴涨，泛滥成灾，部分河流的水位甚至达到了近400年来的峰值。截至6月9日，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数万人被迫撤离家园。有媒体将这次洪灾称为“世纪洪水”，多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而且，洪灾有蔓延趋势，在德国、奥地利和斯洛伐克遭受多瑙河洪水泛滥之后，匈牙利也发出洪水警报。多瑙河继续上涨，匈牙利也可能面临洪水威胁。

这次洪灾对欧洲造成巨大损失，以德国为例，据德国工商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洪水已造成德国各行业约数亿欧元的损失，其中仅农业一项损失就已高达3亿欧元。在这次洪水中，约有15万公顷的农田和绿地被淹没，而且这一数字将很快上升至25万。

有专家表示，这次特大洪灾与全球的气候变化有关，表现为全球范围内的降水越来越不均衡，而且在捷克和德国所处的温带这种变化的表现略强于热带。

USA “棱镜”

6月6日，《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正在开展一个秘密项目，直接接入9家美国互联网公司的中心服务器，开展数据挖掘以搜集情报。这一项目高度机密，代号为“棱镜”，从2007年开始实施，从未对外公开。接入互联网公司的中心服务器可以让情报分析人员直接接触到所有用户的数据，通过音频、视频、照片、电邮、文件和连接日志等信息，跟踪互联网使用者的一举一动，以及他们的联系人。过去6年中，该项目经历了爆炸性增长，眼下国家安全局约1/7的情报报告依靠这一项目提供原始数据。去年，总统每日情报简报中有1477个条目使用了这一项目提供的数据。目前，包括微软、雅虎、谷歌、苹果在内的9家美国互联网公司参与了“棱镜”项目。面对舆论压力，奥巴马7日对此进行辩护，强调此项目不针对美国公民或在美国的人，目的在于反恐和保障美国人安全。

USA 转基因小麦阴影

美国政府近日披露，在俄勒冈州发现一种未被批准出售的基因改良小麦被大面积种植。虽然由生物科技巨头孟山都公司开发的这种小麦品种并没出现在任何出口批次中，美国农业部同时也表示，即使有该品种小麦流出，也不会有任何健康风险，但多国仍采取行动以降低风险。日本和韩国先后宣布暂停从美国进口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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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健康老龄化 老年体育 科学指导 普及化

1.研究方法

1.1文献资料法

查阅了国内外有关健康老龄化及老年体育的相关专著和文章，并在宜春市统计局、宜春市委老干部局、宜春市体育局等单位获取了可供参考的相关资料。

1.2访谈法

访问了宜春市统计局、宜春市委老干部局、宜春市体育局老年体育协会、宜春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及部分社区等单位的部分领导，利用早晨和下午的时间走访了部分老同志。

2.结果与分析

2.1相关概念的界定

20世纪是世界人口老龄化的起步阶段，21世纪是高峰期。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面临的一大社会问题。健康老龄化是针对人口老龄化提出的要求。“健康老龄化”（Healthyaging）最早出现于1987年5月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这次大会决定，把老龄化研究纳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老年保健纲要。1990年9月，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第40届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地区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将“健康老龄化”作为战略问题提了出来。1992年，联合国第47届大会通过了《2001年全球解决老龄问题的奋斗目标》，强调要开展健康老龄化运动。健康老龄化强调的重点是人在进入老年之后，尽可能长久地保持在各方面，包括生理、心理、智能等方面良好的状态，其目的在于使所有进入老年的人，包括那些虚弱、残疾和需要照料的人，都能提高健康的预期寿命和生活质量。健康老龄化的实现，作为一项全球性的发展策略，正日益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2.2宜春市健康老龄化现状

2.2.1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

按照联合国国际人口学会确定的“老年型”人口标准，宜春市于1999年进入老年型市，比江西全省提前六年进入老年型社会。宜春辖六县三市一区，总人口537.42万，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68万，占总人口的12.7%。全市老年人70%以上生活在农村。据统计，我市现阶段老年人口正以每年3%以上的速度递增，预计到2010年全市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80.6万，约占总人口的14.7%，到2030年将达到25%，每四人中就有一位老人。而且高龄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大大高于总体老年人口增长速度，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当前，宜春仍然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是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一个传统农业地区，也是一个贫富悬殊比较大的地区，经济活跃度低，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群众的人均收入少、消费水平低、富裕程度不高。宜春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家庭赡养和社会经济负担进一步加重，社会就业压力加大，面临着严峻的老龄化挑战。

2.2.2政府关注尚存不足。

宜春市老龄工作起始于1986年，20余年来，按照“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老龄工作方针，紧紧围绕“六个老有”（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工作目标，以推进基层老龄工作为重点，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第一，建立健全了老龄工作机构，推进了社区和农村老龄工作；第二，认真做好安老养老工作，全面提高了老年保障水平；第三，落实老年法律法规，有效维护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第四，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提高了老年生活质量。

但是，受经济、社会条件的制约和认识水平的影响，宜春市的老龄工作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一是养老保障的覆盖面较窄。2006年底，全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离退休职工8.8万人，约占城市老年人口总数的40%。绝大多数的农村老年人主要依靠家庭养老，农保业务开展有限。医疗保障程度较弱，特别是农村老年人的医疗保障很难一下子得到解决。二是老年人服务设施短缺，养老机构的床位数和老年人的比例只有3.23%；老年教育、文化、体育事业发展相对缓慢，老年文化设施人均不足0.1平方米，城郊及农村的老年文化设施更少，有的甚至是空白。三是贯彻老年法律法规和开展敬老道德宣传方面还存在不足，敬老养老意识不够浓厚。四是老龄工作机构和老龄工作队伍还比较薄弱，人员少，经费短缺；各老部门协调共管不够，与形势任务的要求不相适应。

2.3宜春市老年体育现状

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尤其是人口高龄化的增长，以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糖尿病、风湿病等为主的慢性病已逐渐成为影响老年人健康的主要疾病，消耗的医疗费用高、卫生资源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医疗保健服务需求，对国家财政、社会、家庭及个人带来沉重的负担。因此，改善老年健康，发展老年体育无疑是实现健康老龄化的有效途径之一。

老年体育是以增强老年人体质，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延缓衰老、延年益寿，满足老年人健身、保健、医疗、消遣、休闲、娱乐等方向的需要，使广大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以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为目的的社会活动。

2.3.1老年体育人口及体育需求不断快速增长，活动内容广泛。

自1998年以来，在市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宜春市承办了江西省十运会和第五届全国农运会以及120多项（次）国家级、省级赛事，城市建设及体育设施建设得到快速发展，为老年人参与健身体育活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再加上政府部门和社区的各种老年体育活动组织的宣传发动，老年人对体育的认识思想观念发生转变，体育锻炼意识增强，对健身、强体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健康老龄化”成为许多老年人追求的首位目标，老年人自觉参与体育锻炼的人数增多，活动内容广泛，包括个人活动和小团体活动等多种形式，主要有跑步，太极拳、剑，木兰扇，保健操，舞蹈，球类，棋类和健身器械等等。

2.3.2老年人体育组织形式主要是政府主导型的老年人体育组织。

自1983年宜春市成立了老年人体育协会以来，县、街道、社区的各级老年人体协组织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政府财政投入少，老年人体育组织的单位事业编制少，各级体育行政部门的注意力及工作重心有偏差，对老年体育的督促、指导和要求的力度显得不够。老年人的体育活动受到很大的影响。

据调查，由社区、单位和辅导站、俱乐部等担负组织起来的体育活动约占所有参加体育活动人群的1/4。老年人的体育活动，仍然是以个人锻炼和朋友、同事或家人一起等自由组合与自发形式为主，由于缺乏活动经费、活动场地等，许多活动最终被迫推迟或者取消，这些都给老年体育的发展带来了不便。

2.3.3老年人体育锻炼缺乏科学指导。

老年人身体机能的特殊性决定了老年人应具有独特的体育锻炼方法，再加上老年人对活动量和强度的敏感性，必须对其进行科学的安排和指导。这些锻炼方法的安排和指导，若没有具有专业性质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来承担，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导致许多老年人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减弱。目前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少、质量低，不能满足群众需要，而且大部分体育指导员是业余性质，缺乏专业知识技术与技能，老年体育指导员更是廖廖无几。

3.对策与建议

3.1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实现健康老龄化，政府的责任是保障老年人生活的需要，对老年人提供社会、经济、身体保障；此外，还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老年人提供保健服务，传播公共卫生与医学知识，使人们能够以健康和幸福的状态进入老年期。更重要的是树立新的老年观，打破对老年人的消极看法，健康的老年人仍然是家庭、社区和发展经济的资源，特别鼓励老年人参与家庭和社区生活。对老年人个人来说，关键是根据本人特点和实际情况保持科学合理的生活方式，按照个人的需要、选择和能力，主动创造参与经济发展的机会。

3.2发展老年体育运动

宜春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家庭赡养和社会经济负担进一步加重，社会就业压力加大，面临着严峻的老龄化挑战。改善老年健康，发展老年体育无疑是实现健康老龄化的有效途径之一。

3.2.1以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尚无力投入大量资金来建立完善的社会服务水平，多数老年人的经济状况亦不容乐观。所以，不能完全依靠政府，也不能彻底走市场化道路，应该走一条政府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社会化道路。

3.2.2随着科学文化和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老龄人体育意识明显增强，体育已成为老年人生活方式中重要的追求，应当加强对老年体育指导员的培养，加强对老年人体育锻炼的科学指导，使老年人的体育活动更加科学化。

3.2.3随着老年人口的明显增加，城乡、地区的差异使得农村、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老年人体育活动无法保障，应当加强其终身体育思想的教育，因地制宜，进一步将老年体育普及化。

参考文献：

［1］印石.何谓健康老龄化［J］.卫生经济研究，2000.8.

［2］卢元镇.中国的老年健康与老年体育［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1999.1.

［3］孟和.新时期老年体育特征及对策［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增刊），1994.17.

［4］朱光辉，孟凡强.从体育的视角看健康老龄化的实现［J］.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2006.1.

［5］辛利，周毅.中国城市老年人体育生活方式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中国体育科技，2001.3.

［6］岳文雨.试析中国老年体育的现状与发展［J］.安徽体育科技，2001.3.

［7］范燕美，戴有祥.对21世纪中国老年体育的探讨［J］.浙江体育科技，2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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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龄化；现代化建设；养老服务

一、引言

民政部在2012年最新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四章“社会服务”中第三十八条提出，“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将养老服务设施纳入纳入城乡社区配套设施建设规划，建立适应老年人需要的生活服务、文化体育活动、日间照料、疾病护理与康复等服务设施和网点，就近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发扬邻里互助的传统，提倡邻里间关心、帮助有困难的老年人。鼓励慈善组织、志愿者为老年人服务。倡导老年人互助服务。”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阶段，未富先老的现状已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积极寻求新的解决思路，多方合作共同解决养老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有着深厚的现实意义。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一）目前我国老龄化基本状况

自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以来，截至2012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19390万人，占总人口的14.3%，比上年末提高0.59个百分点，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2714万人，占总人口的9.4%。同时，中国的老龄化呈加速发展的趋势，今后老年人口将年均增加800万～900万人，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3亿人，老龄化水平将到达17%。预计到2050年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届时我国老龄人口将达到4.37亿人，占总人口的30%以上。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少儿人口抚养比从2012年的23.96%提高到2013年的24.36%，老年抚养比从2012年的20.66%上升到2013年的21.58%，推动社会总抚养比从2012年的44.62%上升到2013年的45.94%。全国老龄办副主任、中国老龄科研中心主任吴玉韶还指出，“老龄人口的高龄、失能和空巢化将进一步加剧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性和复杂性。”

（二）我国老年化社会的特点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发展具有如下特点：一、速度快、时间短。据有关专家研究统计，世界上先期进入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所需的时间：日本为25年，英国为45年，美国为60年，瑞士为85年，法国为115年，而我国仅用了18年。二、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发达国家是在经济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基本完成现代化建设以后才面临老龄化问题的，即“先富后老”，因而有雄厚的经济作为建设老年社会保障服务体系的有力保证，而中国的老龄化则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实力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即“未富先老”，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出现。

三、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劳动人口负担加重

老年人口数量与比例的增加会改变人口的抚养比，被扶养人口的增加必将会加重劳动人口的负担。社会总抚养比从2012年的44.62%上升到2013年的45.94%，同时劳动力人口出现负增长的局面，这对于我国目前的劳动力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老年人口的人均寿命都有了显著的提高。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改革开放后的1986年到2011年，人均寿命从68岁增至73.5岁。人均寿命的延长，老年人需供养的时间也就相继延长，这也就更进一步加重了劳动人口的负担。

（二）用于老年社会保障费用增加，政府负担沉重

中国的老龄化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出现的，政府一方面要进行经济建设，另一方面还要对养老保障投入巨大的资金支持，财政负担尤为严重。但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就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政府不能为了进行经济建设而降低养老服务的水平，但也不能因为养老服务的投入阻碍了经济建设，缺乏了经济基础的政府就不可能真正处理好养老服务体系建立过程中的矛盾。如何协调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投入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不同素质老人对家庭社会需求不同

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老年人口素质的差别也会凸显出来，包括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尤其是城市的老年人口，素质相较于以前有很大的提高，对待生活也有自己的看法，开始追求老年生活的价值。与此同时，老年人口平均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人有更多的时间彰显自己的劳动价值，服务于社会，并在与社会的双向交流之间满足自己的需要。老人需要的已经不再仅限于吃饱喝足，有地方住，更多的老人开始追求精神的满足，这也是提供老年服务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四）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

计划生育使生育率迅速下降和人口寿命的延长加速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另外一个后果则是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家庭结构的核心化，这样导致了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的功能不断弱化。随着未来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子女一边要负担孩子，一边要照顾老人，还要顾及自己的工作，压力无限大，而老年人的生活习性又与年轻人不大相同，因而在照料方式上也存在很大的矛盾，家庭养老的功能日趋弱化。

（五）产业结构的调整

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口对于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与年轻人不相同，为了满足老年人口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要求发展老年产业，增加老年人所需要的社会服务业，改造不适应人口老龄化的住宅、社区和环境，发展老年人衣、食、住、用、行、文等各种消费品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政府必须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不断满足老年人口的需求。

四、养老服务新设想

中华民族是文明之邦，孝文化源远流长，老龄化的到来不仅是单个家庭的问题，也不能完全把责任都让政府承担，为老年人创造一个温暖、和谐、有尊严感生活环境是全社会的责任。这里就养老问题提几点设想：

（一）自助养老

根据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已从2004年的人均700元提高到现在的1721元，但仍有部分老人处于贫困线水平以下，政府可以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培训，并安排他们到相关单位从事劳动，自助养老分为有偿和无偿两个方面，对于有偿的劳动者，可安排他们集中培训，身体等各项素质达标者一部分可以去儿童福利院，残障儿童学校或农民工子女学校工作，照料孩子们的饮食起居，这些老人和孩子们在一起更容易感到满足，享受到别样的天伦之乐，同时，那些孩子在这些“爷爷奶奶”们的关照下长大，也能感受到家的爱与温暖。另一部分有偿劳动者可以安排他们去照顾生病、更年老的老人，帮助他们打扫卫生、做饭、聊天等。老年福利院的老人可以由政府出资，而家庭供养的老人则可以由子女出资，政府进行补贴。这样一方面老年人可以自己获得生活的来源，减轻政府的负担，而那些生病的老人也能得到更好的照顾，居家养老者的子女也能更安心地工作。对于无偿的劳动者，可以组建成老年志愿者团队，由社会服务机构及其他的事业单位进行培训，并安排他们从事志愿服务事业。如安排部分老人去医院陪病人聊天，志愿去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担任志愿者......

（二）志愿者服务队伍的组建

据了解，英国每年约有48%的人参加志愿活动，美国18岁以上的人参加过志愿服务活动的人大约占总人口的一半，在日本也约有一半的国民参加过社区志愿服务活动。而中国这方面做的就明显不够，尊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更能从小健全孩子的人格培养，不应该仅凭成绩的高低来确定一个人的素质，小升初，初升高，大专院校，用人单位招聘等，都应把参加志愿者服务的情况当作选拔人才的标准之一，鼓励人们从事社区志愿者服务。初期必须要有政府主导，后期才能慢慢成为社会默认的行为准则。而且，在组建志愿者服务团队的过程中要强化职业技能标准的确立，不仅仅是志愿者，所有从事老年服务事业的人都必须通过标准的资格的检验，明确其权责范围，工作内容，提高职业化水平，才能更好地做好老年服务工作。此外，要健全监督管理体系，政府定期检查相关养老机构的行为是否合格，养老设施是否到位，能够通过检查的相关单位才能获得政府资金支持，不合格的单位和个人要接受相应的惩罚。而这个检查机构同样可以由那些经过培训的无偿的老年志愿者来担任。

（三）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的作用

据统计，1998年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就有150多万个，约占美国各类组织的6%，平均每12个就业人员中就有一个为非营利组织工作。据民政部数据，我国基金会的数量从2003年的954个增加到2012年底的2961个，基金总资产已超过800亿元，2008年和2010年均突破1000亿。但这类机构的主要是收养救助各类人员，提供住宿服务，这些对于救助人员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所有社会组织一方面要“受之以鱼”，但更为重要的是“受之以渔”，组建职业培训机构，帮助弱势群体谋得一技之长，能够在政府提供的各类社会服务机构中工作，获得自己的收入，也能提高他们的尊严感。同时，政府也要给这些社会组织充足的资金和物质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以免社会组织也为了生存而轻公益，重利润。与此同时，政府也不能放松对这些机构的监督和管理，保障各类人员的生活质量。

（四）引导和支持企业参与到养老事业中来

老龄化一方面给社会经济带来了众多问题，但另一方面银色浪潮也对经济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医疗、保健、文化、老年服务等市场前景广阔，政府可以通过政策的倾斜，资金的支持加以引导，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参与其中。如建设装有“生命线”紧急呼救装置的适合老年人居住的公寓楼；给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提供上门送餐或送饭、洗衣洗澡、代买东西、陪老人去银行取钱等业务；老年护理学校，专门向老人或家属提供关于各种疾病的咨询和服务工作，举办学习班，普及各种疾病的预防知识；或者是专业的老年人才培训开发机构，都不失为养老事业中的创举，在营利的同时又能给老人提供必需的服务。但政府在给这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也要不断完善监管体系，保证其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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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积极老龄化;老年贫困;老年能力贫困治理;创新建议

中图分类号：C913.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1-0132-006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2014年7月全国老龄办、民政部、教育部和等部委在《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老龄宣传教育工作的通知》中强调，要加强有关的宣传教育，进一步提升全民人口老龄化意识，全面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积极老龄化1999年提出，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在联合国第二届老龄大会上提交了《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报告，大会通过老龄化《马德里政治宣言》和《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两个重要文件，将“积极老龄化”正式确立为全球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基本策略。2004年国际劳工大会的《人力资源开发：教育、培训和终身学习》和欧盟《2012积极老龄化指数》报告等使积极老龄化的推进路径更加具体和清晰。

关于积极老龄化的内涵，人们有其不同的理解，《1999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老龄问题澳门行动计划》强调，为迎接一个逐步老龄化的社会，应认真努力摒弃对老年人的消极看法，要大力发挥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积极贡献。各级政府应将这些贡献，视其为一种国家资源。我国香港地区在积极老龄化的政策框架中，促进老人的参与已被作为基本政策内容，包含有退休后再就业、学习及志愿服务等形式。[1]实现老人经济社会参与是一项系统复杂的社会工程，会遇到许多的现实困境，需要整个社会、家庭支持，尤其需要政府承担相应的责任。[2]而在此过程中老年人自身参与能力也十分重要，这种参与能力的培育与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老年人有关能力贫困的治理，而且这种贫困治理需要超出传统的单纯的收入贫困治理模式，探索出一种新型的贫困治理路径。那么，积极老龄化应对老年贫困治理提出怎样的政策要求、如何将积极老龄化战略理念与贫困治理创新紧密结合并取得积极实践效果、具体政策制度如何设计，这些推进积极老龄化中的基础性问题目前尚未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本文试图就以上这些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一、应对老年能力贫困：

推进积极老龄化的内在要求

积极老龄化是世界卫生组织对以往“健康老龄化”、“成功老龄化”政策观念的进一步提升与发展，主要包括健康、保障和参与三个基本维度，大体又可概括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要求政府与社会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和行动为老年人提供有效的生存质量保障;二是强调重视老年人社会价值，促进其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精神和公民事务中，为国家、社区、家庭及其本人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由上可见，如何保障和实现老人全面社会参与是推进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关键内容之一。老人全面社会参与直接依赖于老人的参与能力。所以，国际积极老龄化的政策文件通常将老人参与能力作为重要的衡量指标和政策内容，在《欧盟2012积极老龄化指数》的指标构成中，老人参与能力具有突出地位，在就业、社会参与、独立健康、安全生活以及积极老龄化能力和环境等多个指标中，许多都与老人能力有关，并明确将积极老龄化能力纳入其中。[3]

关于人的能力贫困及其治理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中印度著名学者阿玛蒂亚・森研究引起了不少学者和国际组织的关注。他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了人的可行能力贫困及其治理问题，阿玛蒂亚・森认为，“穷人从表面上看似缺乏稀缺性和竞争性的资产以改变生活的处境，而实质上缺少的是对这些资产的控制权和谈判能力，穷人的组织能力和干预资产的能力才是至关重要的”[4]，“贫困最终并不是收入问题，而是一个无法获得某些最低限度需要的能力问题。”[5]他将这种能力称为可行能力即实质自由，一个人可选择的功能性活动。如果存在一些因素影响这种功能活动的实现，又不能通过实际的措施免于这些因素的影响，即可视为可行能力的贫困，“贫困可视为达到某种最低可接受的目标水平的能力的缺失，与这种分析相关的最低可接受的目标水平包括基本的物质需求和更复杂的社会性需求。”[7]以老人社会参与能力作为分析基点，结合老人生存和需求特点的积极老龄化的内在要求，本文认为，老人能力贫困是致使老人难以实现社会参与的贫困因素的集合体，主要包括：（1）作为参与能力物质基础的收入贫困。适当的收入是实现老年人社会积极参与重要保证。马克思早就指出，只有满足基本的吃、喝、住、穿等基本需求时才能从事其他社会活动，“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上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8]所以缺乏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老年人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能力贫困的物质表现。（2）作为参与能力精神基础的观念贫困。积极老龄化要求老人具有积极参与观念，由被动的福利的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参与者和福利的创造者，但传统上老人年龄、体力及精神等因素很容易作为被救助和照顾者的对象，容易使老人缺乏积极参与观念，形成观念贫困，进而导致参与能力贫困。（3）作为参与能力实现条件的机会贫困。通常来看，随着年龄增加，人们对社会参与机会会相应的减少，甚至存在对老人的歧视，从而使老人出现机会贫困状态，也直接制约着老人参与能力的发展。（4）作为参与能力及提升条件的知识贫困。因为老人作为社会参与的主体，需要掌握一定的参与知识和技能。如果缺乏相关的参与知识，就容易形成知识贫困，进而导致参与能力的贫困。（5）作为参与能力身体条件的健康贫困。因为老人不断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等活动应当具有一定的身体条件，“老人的心理和社会功能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身体健康状况。”[9]如果缺乏基本的健康，就是健康贫困状态，也是老人社会参与能力贫困的重要原因和外在表现。

要推进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就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消除以上形成老人参与能力贫困的五种基本因素。换言之，只有以上贫困得到切实的缓解或消除，老年人的参与能力贫困才能得到根本的改善，积极老龄化才能得以有效的实现。国际积极老龄化政策观念充分体现了上述政策思路，如2002年的积极老龄化《马德里政治宣言》指出，要通过新的老年教育计划增强老年人的参与能力和机会，使老人继续有机会参与教育和培训方案，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也强调，通过终生学习的机会，为老年人整个一生和晚年的个人发展、自我实现和幸福提供各种机会，并专门阐述了老年人在获取知识、教育和培训机会的必要性与政策建议，其基本目的就是提升老人的参与能力。

二、我国老年贫困治理的缺失：

积极老龄化视野的反思

截至2014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12亿，占总人口的15.5%，据预测，本世纪中叶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峰值，超过4亿。[10]针对我国快速老龄化和同时存在相当一部分老年人的贫困问题，中国政府已采取了一定的治理措施，在扶贫开发和社会救助中解决了大量的贫困老人问题。此外针对单独的老人进行帮扶，并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效，但从推进积极老龄化战略所要求老人贫困治理的角度和目标看，还存在以下缺失：

第一，治理理念及目标的缺失。长期以来，我国老人贫困治理基本局限于对收入贫困的治理，未能形成体现积极老龄化理念和需要、符合老人自身特点的老人能力贫困治理理念及目标体系。事实上，我国目前不少贫困老人尤其是农村老人不仅存在着收入贫困，还存在其他非物质性贫困。例如，甘肃的一项调查显示，农村老人经济贫困率为54.5%，健康贫困率为42.1%，心理贫困率为12.9%。[11]这些都直接影响老人的社会参与能力。此外，农村老人普遍存在知识水平不高与知识缺失问题，阿玛蒂亚・森（1996）分析提出，缺乏知识是人们收入、能力、权利及健康等多种贫困的根源，消除知识贫困对治理其他贫困具有根本性意义。但如何通过老人知识贫困治理来提升贫困老人的可行能力，我国尚缺乏相应的政策及目标。在国外已有将老年教育与有效消除老年知识贫困有机结合进而消除老人参与能力贫困的实践，例如，日本文部省官员冈本薰（2004）提出，经过较长的时间，目前的日本终身学习已引入了有助于发展人的态度和知识技能、改进生活质量和促进自我完善的理念，而非单纯的娱乐活动。[12]目前我国老人教育仍然以娱乐活动为基本理念与目标，大多未能与老年人能力贫困的治理有机结合。

第二，治理主体结构缺失。老年人能力贫困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种主体参与，除了政府与社会家庭积极支持外，其中贫困老人自身也应作为重要参与主体，以此发现他们的优势和挖掘他们的潜力。阿玛蒂亚・森提出，“发展的目标和手段要求把自由的视角放在舞台的中心。按这种视角，必须把人们看作是要主动参与――在他们有机会时――他们自身前途的塑造的，而不只是被动接受某些精心设计的发展计划的成果。国家和社会在加强和保障人们的可行能力方面具有广泛重要的作用。这是一种支持性的作用，而不是提供制成品的作用。”[6]43老人能力贫困治理中需要消除老人消极被动观念，确立其主体地位，促进老人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摆脱基本贫困状态，这是目前我国老人贫困治理中比较缺失的。具体体现在忽视老人反贫困中自身意义，忽视老年人存在较大差别，将他们置于消极被帮助的地位;整个社会尚未形成有利于消除老人确立主体地位的社会环境，如对老人的社会歧视。相关调查显示，有67.86%的招聘岗位对年龄进行了明确限制，老人工作途径仍以企业返聘为主，但这一渠道主要是针对有技能经验的老年“精英”。[13]这也进而影响了广大普通老人自身的主体意识的形成。老年社会暂时退出容易在心理和精神上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带来观念的变化，尤其是带来自主性的缺失。目前，我国老龄政策立法总体上有将老人置于客体地位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这一观念。

第三，制度保障体系的缺失。目前我国有关保障和促进老年社会参与的政策立法十分有限，具体的制度体制更为缺乏。以直接有益于老年知识贫困治理的老年教育制度为例，我国关于老年教育的法制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国外已有的以老年教育为基本内容的《终身教育法》或专门的老年教育法相比，我国老年教育的法制建设还存在不少明显的缺陷，突出问题是缺乏正式和专门的立法，老年教育的内容分散在不同制度规定中，很多制度不具有法律效力。天津、徐州等地制定地方性老人教育专门制度的做法，值得肯定，但还存在着制度不完整、内容规定简单、权威性不足、缺乏有效保障措施等问题。

本文认为形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理论研究的缺陷。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对于老人收入贫困进行了较多研究，但对于老人非物质贫困研究十分少见，对于消除老年能力贫困的研究更为稀缺，未能形成对贫困老人能力贫困治理服务的系统理论支持，近年来学者已开始关注和研究老人知识贫困问题，如周良姣以浙江桐庐县农村为例认为，农村老年人存在文化基础、新劳动技能、政策法律等多种知识的缺乏，造成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难以通过新的技能增加收入、形成精神贫困和难以维护自身权益等多种不利后果。[14]但总体看，目前我国对贫困老人社会参与能力形成机理、基本表现形式、贫困程度的量度及政策基本架构等问题都尚无清晰和系统的认识。第二，现实实践的困境。在现实实践中存在着对人的能力贫困及其相关致贫因素难以具体把握等问题，也由此带来了政策实践困境，正如英国学者萨比娜・阿尔基尔在《贫困的缺失维度》一书中所分析指出的，贫困的缺失维度是因为缺乏高质量的国际可比的数据而没有被多维度贫困度量所涵盖的那些方面。这些维度具有明显的内在性价值，并且对于促进那些已经被涵盖的维度具有重要的工具性价值，忽视它们很可能会阻碍或减缓其他方面贫困的消除。其五个维度包括就业、主体性和赋权、人类安全、体面出门的能力，以及心理和主观幸福感。[15]Ⅲ而这些维度都与积极老龄化社会参与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第三，相关政策制度理念的影响。目前我国有关老人的政策立法比较倾向于为老人，尤其是贫困老人提供现实保护，特别注重经济支持和帮扶，对发挥老人主体作用及消除能力贫困等方面涉及较少，虽然也提出了“老有所为”，但往往缺乏具体的制度保障，难以得到普遍有效地实践。

三、治理能力贫困：

推进积极老龄化的老年贫困治理路径

1.将能力贫困治理作为老年贫困治理的基本理念和目标

相对于单纯增加贫困者收入的传统贫困治理模式，将能力贫困治理纳入贫困治理目标是贫困治理一种深化和提升，这意味着除了增加贫困者收入以维持其生存外，更要注重人的多种需求和人的发展理念，注重贫困治理方式的综合性，将满足贫困者的物质需要和教育、机会、权利、精神、能力提升等非物质需要有机结合，既关注目前效果又注重长远效应，彰显贫困治理的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机制。

我国通过综合性治理措施，提升了贫困者治理能力，如以科技教育扶持提升农民脱贫致富，山东聊城市东昌府区促进农民通过技改将种养、企业生产、传统艺术相结合提升致富能力。[16]赤峰市松山区大庙镇结合当地的实际，积极开展适应各类村民要求的科普活动，提升农民科技致富能力。[17]上述措施也包括了农村的贫困老人，但还缺乏专门针对贫困老人的政策措施。在制定老人社会政策过程中，明确引入老人能力贫困治理理念和目标，并以此为基础制定更具体的政策措施，如制定我国《老人社会服务法》或《终身教育法》，都可将上述理念与目标引入其中。

2.将贫困老人置于贫困治理主体性地位

将贫困老人置于贫困治理主体性地位，意味着让贫困老人在贫困治理中发挥自觉、自主、能动和积极参与作用，这与积极老龄化观念是完全一致的。注重发挥贫困者主体作用，在我国最近的反贫困政策中已有了一定体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 》强调，要充分发挥贫困地区、扶贫对象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扶贫对象的主体地位，提高其自我管理水平和发展能力，立足自身实现脱贫致富。关于贫困老人贫困治理的主体性建设问题，我国学者也进行了相关性探讨，如有学者建议，老人教育中引入世界卫生组织“积极老龄化”观念，通过教育发挥其促进老人参与发展功能，转变目前老年教育过于注重娱乐休闲的现象。[18]也有学者提出，老年知识教育应包括对老人有益的各种知识教育，除兴趣活动知识外，还包括老年生理、心理、智力文化等知识，老年教育的目的在于使老年人在社会和生活实践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能力。[19]这些建议对于确立贫困老人的贫困治理主体性地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仍然存在将老人置于被动地位情况。本文更倾向于将老人主体性建设视为一个综合的赋权过程，即作出有效选择的能力，然后将这种选择转化为合宜的新的和满意的结果。[15]34这种赋权就需要政府、社会以及老人个人共同承担起相应责任，其中包含从观念转变、策略实施、效果评估到制度保障的整体努力过程，以保证能够取得满意的效果。

3.以公平为基本原则，构建老年能力贫困治理制度体系

公平与制度有着密切联系，因为公平“要在这些制度中掌管权利和义务的分派，决定社会生活中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20]。贫困治理作为一种利益再分配过程，必须有公正的制度保障发挥引导福利供给的行为，规范福利资源的再分配，消除社会排斥三方面作用。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这对于老年能力贫困治理制度的建设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将公平原则运用于具体建设中，西方学者进行了较多的探讨，如约翰・罗尔斯提出了形式与实质正义的概念，前者指无偏见地实施公开的规则，后者指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原则是“差别原则”或“不平等分配原则”。这种分配是对平等分配的一种补充或矫正，是用不平等的方法调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阿马蒂亚・森基于对反贫困实践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提出了对公正的关注和研究应由关注整体福利公正到注重个体福利公正。“我们并不只关注‘总量’，而且也关注幸福的不平等程度。”[6]52-53还必须提出一个与人际差异相适应的理论来解释平等问题。这种认识对于我国老年能力贫困治理制度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认为，我国在相关制度建设过程中应体现两方面的公平原则，一是形式公平原则，使农村老人与城市老人享有同样的福利资源。农村是贫困老人较为集中的地区，他们也是享受能力贫困治理资源、福利资源相对较少的地区，需要通过体现形式公平原则的老人福利制度改变这种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城乡关系一直处于创新之中，基本目标是消除城乡福利差别。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把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加快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党的十进一步提出了“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使城市资源有效地运用农村贫困老人教育、就业、健康等社会服务中。二是实质公平，以包容性制度推进老人贫困治理策略。目前以包容性制度治理贫困的策略在印度、孟加拉国、巴西、越南、马来西亚等国正在进行积极地探索和实践，但他们主要集中在以企业为主体的经济和技术创新以使底层的贫困者受惠，包括技术援助和政府补助、投资穷人受惠的创新活动及政府采购产品与科技服务。[21]我国应强调包容内容的综合性和内在统一性、制度机制保障性及贫困者的主体性，反映社会主义包容性的制度特质。

4.建立健全老人能力贫困治理的具体制度机制

第一，建立健全专门资金支持制度。在我国城乡反贫困中，政府财政资金的扶贫投入主要是采取专项资金和专款专用的方式，通常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对此方式国外也比较重视，2000年印度就成立了国家创新基金会，为农民、工匠、技师等民间人群创新提供专门的资金服务，我国在支持老人服务方面已进行了专项资金的尝试，2013年民政部及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做好2013年度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农村幸福院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下发资金10亿元，支持3.33万个农村幸福院项目建设。有学者建议，“联合设立以财政资金为引导、广泛吸收社会资金进入、专业基金管理机构管理、市场化机制运营的老年文化创业扶持基金”[22]。本文同意这种看法，建议老人创业扶持基金设立范围更广泛一些，特别是要结合老人本身及当地地方性特色和优势，从而取得更理想的效果。建议政府与民间组织设立用于老人能力贫困治理有关的专项资金，特别是教育、健康、参与能力培训等基金。

第二，建立健全专门教育支持制度。通过老年教育消除老年人知识贫困，对于老人经济社会参与能力贫困的治理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60年代，法国成人教育家保尔・朗格朗（P.Lenggrand）提出应通过终身教育提升老年人知识水平，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首肯。1970年他的《终身教育引论》一书集中阐述了其思想理念，此后老年教育研究不断推进。为有效发挥老年教育在治理老人能力贫困中的作用，建议以科学度量老年能力贫困为起点，把握其教育需求，进行针对性地设计教育模式，建立包括基础文化、实用技术、健康、政策等知识教育内容的制度保障体系，并通过积极有效地培育和提升他们的知识吸收能力、交流能力及运用能力，进而转化为实际的社会参与能力。

第三，建立健全专业老年能力贫困治理人才支持制度。城乡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通常普遍存在老年服务专门人才缺乏的问题，特别专门老年教育人才支持。建议建立健全更为灵活的老年服务人才管理机制，打通人才流动、使用、发挥作用中的体制机制障碍，使相关人才能够在老年教育培训、老年社区教育、新价值观培育、知识技能掌握、就业信息交流等多种老年能力贫困治理目标中发挥积极作用，特别要注重多种形式的激励制度，鼓励相关人才深入农村进行农村老年能力贫困治理的综合性和持续性的帮扶活动。

第四，建立健全社会资源整合制度。老年能力贫困治理需要多种社会资源的参与，所以应积极探索建立健全老人贫困治理服务资源的整合制度，使更多社会资源发挥独特的优势。借鉴国外做法，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通过购买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介入老年精神救助。精神救助有利于受助者避免心理问题或心理疾病的发生、发展，恢复心理健康、塑造健全人格，重树社会支持网络的一切行动。[23]这对于贫困老人主体意识确立，提升老人社会参与能力具有直接意义。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公布了《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 》，其中基本公共服务内容中的公共教育、劳动就业、人才服务、社会救助、养老服务都与贫困治理服务具有一定关系，但还需要尽快形成正式立法制度，在我国推进积极老龄化战略目标下强化和充实与老人能力贫困治理相关的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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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 老龄化社会；大众传播；积极健康；老年媒介形象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23-0030-02

据我国统计局的消息，2013年末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2.02亿，占总人口的14.9%，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亿人，占总人口的9.7%。[1]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或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7%，就标志该地区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我国显然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加速发展阶段。面对如此庞大的老年人口，政府在养老、医疗方面自然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但相比较有限的物质需求，满足老年人的精神生活需求十分重要。这就提出了媒体应对老龄化社会的责任问题。当下媒体由于老年人消费能力和欲望较小，人际传播范围相对狭小，存在老年新闻报道量少，影视剧中老年人物被边缘化和弱化的问题，不能满足老年受众的文化需求。甚至在媒体新闻中，出现了“丑化”老年形象的报道，不利于老年人和社会其他人群的和谐相处。老年媒介形象就是媒体通过符号对现实生活中老年人形象再现的，体现在人类思维视野中的影像。老年人群由于各种生理和心理的原因，通常被视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其实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所拥有的人生智慧上，老年人群都是大众传播的强势群体。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日益加重，“强势”群体的“弱势”传播现象应当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

1老年人媒介形象的“弱化”和“丑化”现象

“老年人形象是什么样的？”，公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大众传播时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体的描绘和塑造。传播学者李普曼认为，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之中，一个是现实环境，一个是拟态环境。因为人们“直接面对的现实环境实在是太庞大、太复杂、太短暂了，我们并没有做好准备去应付如此奥妙、如此多样、有着如此频繁变化与组合的环境。”[2]所以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人们往往把媒介创造的“拟态环境”作为现实环境本身来看待。现实中人们对待老年人的看法及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媒介“虚拟”的老年形象的影响。而且，媒介老年形象还会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通过情感认同，正面健康的老年形象会让老年受众产生积极的体验，反之会让他们产生挫折感和不良情绪，不利于老年人融入社会生活发挥应有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新世纪我国正式跨入老龄化社会以来，媒体老年形象呈现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影视形象塑造，都有“弱化”甚至“丑化”的现象。各地“老人倒地”事件、老人违法犯罪事件及老年人被欺骗现象的连续报道，一时间社会“恐老”“厌老”情绪蔓延。根据任春香对《齐鲁晚报》1996年至2010年15年间老年人报道的分析，老年人报道的比例远低于社会老年人占人口总数比例，进入老龄化社会前报道量较大，跨入老龄社会后有所减少，老年女性和农村老年人报道总量更低于老年男性和城市老年人，而且更容易被塑造成负面消极的老年形象[3]。也有的学者抽样分析了半年间来自《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的633篇涉老报道，其中老人作为弱者形象和负面形象的报道占67%，老年传媒歧视的倾向不容忽视。[4]

从影视文化产品来看，老年人回归家庭后，时间比较充裕，对媒介的需求很大，但适合他们消费的文化产品却相对不足。目前，不仅供老年群体欣赏的电影十分少见，也没有真正属于老年人的专业电视频道，而且流行电视剧中老年形象的代表性，与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很不相称。陈勃、郭晶星等对黄金时段播放的168集电视剧中人物的分析表明，在所记录的1794个人物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物有79人，仅占4.4%，远低于现实生活中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剧中 绝大多数老年人物都是配角或边缘角色，所起的基本上是一种陪衬作用。[5]文艺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种反映如果是歪曲的，就会形成错误观念，导致特定行为在老年群体身上“自我实现”，不利于促进老年人的价值和尊严。

2老年人弱势传播的原因探析

一方面与社会对老年人消极的刻板印象有关。由于自然生理、心理的衰老，老年人行动迟缓、多病、固执、困惑甚至丑陋、无助、糊涂等客观原因，媒体对老年人的报道往往负面新闻占主导，消极形象居多，尤其是经济状况不佳的老年女性尤甚。这种现象就是李普曼所描述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也称“固定成见”，是人类天生具有的一种认知策略，指人们对环境中生活的某一类人或事物会形成固定、概括、笼统的看法。“成见系统一旦固定下来，我们的注意力就会受到支持这一系统的事实的吸引，对于和它相抵触的事实则会视而不见。”[6]媒体记者会据此形成模式化的报道，最终导致“一种不能证明是更真实的意见对一种意见的控制”。随着“银潮”的袭来，媒体对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紧缺、养老金不足等问题不恰当的报道，也降低了社会对老年人的评价。

另一方面与媒介对老年群体的关注度不高有关。一般认为，媒介产品消费过程中，老年人消费不足。青壮年是媒介产品的主要消费对象，老年人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都有限，从经济效益出发，媒介的关注重点当然不在老年群体。导致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影视剧，对老年生活或政策服务的关注度都较低。而有些老年负面新闻的报道也不排除媒体出于夺人眼球的经济目的。其次，媒介产品生产过程中，老年人的话语权缺失。从媒介从业人员构成看，各部门尤其新媒体行业很少有老年人，导致老年人话语表达权缺失甚至集体失语，其合法权益易被忽视，成为数字媒体时代的“难民”。老年人处于被描述、被评价、被书写的边缘化的状态，媒体社会公器的作用发挥不够。

3构建积极健康的老年人媒介形象的路径

老年人为家庭和社会奉献了青春和热血，他们积累的丰富经验是社会的财富而非累赘。家家都有老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老龄化社会挑战与机遇并存，老年人口中蕴藏着巨大的人力资源，改变社会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大众媒体须以优秀的作品引领社会尊老爱老的风尚，形成浓厚的尊重和关爱老年人的舆论氛围，传递友善、慈爱、睿智、明理、独立的积极的老年群体形象，让它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具体路径，一是加大对老年人先进人物的典型报道。媒介简短的消息报道内容显得单薄，不像人物通讯、深度报道或人物专访等体裁更能呈现报道对象的全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也是最有说服力的。像杨善洲、龚全珍老人等感动中国的人物的报道，传播了正能量，影响效果非常好，但普普通通的老年人的报道还太少。主流媒体要精心策划，舍得拿出更多的版面和播出时间去展现老年人的风采，体现该群体真实的存在样态。二是涉及老年事件的报道要注意方式角度，不要炒作负面新闻。诸如2014年春晚小品《扶不扶》表达的主题是好的，但由于受众的逆反心理，实际上可能增加了人们互助的惧怕感。实际上社会现实中“不敢扶”的个案绝对不会超过10%，只是因为媒体不恰当的报道把这些事情放大了，对诚信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相反，媒体报道沈阳老翁下雪天被骑电动车的小伙撞到，他的那句“孩子，没事，我有医保，你赶紧上班去吧”成为2013年最感人语句之一。媒体要通过新闻评论讲明事理，像关心孩子一样关心老年人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正确看待老年人家庭日常生活、劳动职业生活、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些表现，体现人文关怀，形成亲近老人、关爱老人的正确舆论导向。三是加强老年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制作更多适合老年人欣赏的影视剧产品，丰富老年人文化生活。从媒介消费看，老年群体通常被视为弱势群体，其实不然。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受众结构的变化。老年人回归家庭后，社会交际明显减少，读报纸、看电视、听广播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们是大众传播时代最大的受众群，对媒介的接触频率和依赖度都较高。所以，丰富老年文化产品不仅是媒体的社会责任，而且也是媒体很大的市场机会。四是适当增加老年人公益广告的投放，多办维护老年人权益的公益文艺节目。尤其是主流媒体应率先垂范，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五是提高新媒体环境下老年群体的媒介素养。如上所述，传统媒介环境下，老年媒介形象有弱化现象，而在网络、手机等新媒体覆盖面越来越广的环境下，老年群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帮助他们参与“数字化生存”，不仅有利于老年群体智慧优势的发挥，也有利于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积极形象。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14-02-24.

[2]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12.

[3]任春香.硕士论文老年人报道研究[D]，2013.

[4]汪露.刻板印象与老年传播[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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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延迟退休；影响因素；预期寿命；老龄化

1 国民人均预期寿命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设施建设的完善，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呈现出不断增长趋势。根据生命表法计算预期寿命的计算公式为：其中Tx表示X年龄以上累计生存人数，lx表示该年龄尚存人数。由此我们预测到的2011-2026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

表1

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总预期寿命持续增加，女性的预期寿命明显高于男性，这不仅是生物学的必然规律，也是由于社会中男性压力普遍大于女性的结果。一般来说，人口的平均寿命越长，退休年龄越高，比如，高收入国家人均寿命越长，退休年龄也越高，低收入国家人均寿命越短，退休年龄也越低。人均预期寿命是决定退休年龄的前提条件，一般规律是退休年龄随人均寿命的增长而提高，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规定的退休年龄在当时是合理的，但是随着我国人均寿命的延长，现在仍沿用以前的退休年龄，就不合适了，所以适当延迟退休年龄是符合老年人心理需要的。

2 人口老龄化程度

随着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多年，我国的出生率明显下降，但是由于我国的人口基数大，我国的老年人比率逐年上升。

相关文献介绍，人口老龄化程度计算公式：F=X大于60/X总×100%

X大于60表示年龄大于60岁的人数，X总表示总人数。

表2 我国老龄化程度变化趋势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20世纪，中国人口大增长时期，中国老龄化程度很低。到了新世纪以后，计划生育的效果越发明显，中国出生率被限制得很低，医疗系统的完善使得死亡率下降，中国老龄化程度加重。“421”家庭已成为许多城市地区的主流家庭结构，即一个年轻人要面对四位老人的养老问题，而年轻人的就业压力和老年人面临的医疗养老开支增加了许多家庭的养老负担。因此，适当延长退休年龄不仅能使老年人增加收入，缓解家庭养老负担，还能有效缓解老年人因子女忙于工作而产生的孤独感。同时延长退休年龄有利于人尽其才，发挥老年人的余热。就某些职位而言，60岁正是其工作最沉稳的年纪，延迟退休不仅可以更好的建设社会，而且可以更好的培养社会的下一代栋梁。

3 劳动力供求状况

通过查阅相关统计资料，我们知道了201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4618万人，减去在校学生、教务劳动者、丧失劳动能力的13095万人，所以2010年劳动力供给预测数为81523万人，同时可以得到2007年就业人数为76990万人，通过计算公式可以得到2008-2016年的劳动力供给量和劳动力需求量。

表3

由上表可以发现我国劳动力供给量先增后减，而劳动力需求量却逐年增加，势必会有某一年出现劳动力需求量大于劳动力供给量的情况。

通过阅读相关文献，我们得出了结论：法定退休年龄的延迟会减少退休人数并增加劳动力供给，比如基于退休人数骤增、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现实背景下，欧盟一些国家采取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措施，以达到相对增加劳动力供给、缓解老龄化压力的目的。而在我国，由于目前较为严重的“退而不休”现象的普遍存在，法定退休年龄的适当延迟不仅不会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产生“挤占”效应，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缓解我国较为严峻的就业压力，因此，在当前较为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有必要规范劳动力市场，杜绝“提前退休”和“退而不休”现象，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在比较规范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退休年龄的延迟可以有效增加劳动力供给，应对劳动力资源供给不足的风险。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而且有必要结合劳动力市场现状调整退休政策。

4 国民受教育情况

平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公式为：

我们根据相关资料得出近30年来我国人均受教育水平：

表4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我国每年人均接受教育年限在不断增加，但增幅愈趋平缓。这代表着我国各年龄段的人都在接受教育，这无疑将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贡献，同时高教育人员的业绩必然需要跟他们的工作年龄相联系。

在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者更愿意晚退休，二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更愿意晚退休的趋势比男性明显得多。而目前，我国的教育体制决定了以正常的读书年限计算，博士生走上工作岗位时已近30岁，如果55岁退休，在岗时间只有25年左右，而55岁正是一个人经验成熟、工作得心应手的阶段，而这些高学历者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作用都是不言而喻的，这对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无疑是巨大的浪费。因此，合理延长退休年龄不仅可以使我国的高学历者能充分发挥作用，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而且可以使他们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参考文献】

[1]冯怀珠.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分析与预测[J].西北人口，2006，3.

[2]刘圆圆，等.对退休年龄延迟时间的研究[M].石河子大学，2011.

[3]熊健益.我国2020年以前劳动力供求状况研究[M].统计教育，2008，6；

[4]人口社科司社会处.统计制度改革研究[J].国家统计局统计设计管理，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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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龄化；养老模式；比较分析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老年人口已经成为一个有其特殊需求的庞大群体。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如何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长久以来，中国传统的养老模式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化养老为补充。具体的养老形式中使用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居家养老、自我养老、机构养老、集中养老、分散养老等分类。根据对养老的理解，我们把一切能够从老年人生活、精神和经济上满足老年人需要的方式和手段称为“养老模式”。

一、几种养老模式概念及分析

(一)家庭养老

家庭养老是我国传统的养老形式，是指以家庭为主进行的老年人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养老支持力，其居住方式有独居、与配偶居住、与未婚或己婚子女居住等形式，其特征是分散养老。

从目前情况看，家庭养老模式仍然是我国养老的主要模式，虽然老年人对生活场所有多重选择，如家庭、养老院、老年公寓等，但家庭仍然是老年人的第一选择。这是因为养老不单是物质上的还包括精神上的。不仅老人在生活上有保障，老年人在家养老可以经常看到自己的儿女和孙子女，进行情感上的交流。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我国历行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家庭结构的变化，年轻人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工作上，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照顾老人的生活，家庭养老的方式出现弱化。在这种状况下，老年人的生活照料、日常保健、心理诉求,疾病护理等问题日渐突出,即使选择居家养老的老年人也不得不把各种需求的满足从家庭转向社会和社区,从而导致近年来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减弱。

（二）社会养老

社会养老是指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经济来源和生活服务由社会提供，而不是由家庭提供。社会养老主要表现形式是机构养老的模式，在机构养老中，老人需要按月交纳规定的费用，就可以获得专门为老年人提供护理、食宿、照料的各种福利院和敬老院的照顾。机构养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庭养老的压力，也能使老人得到较为集中的照顾和有序的生活。但是，就我国目前经济水平的情况以及福利发展水平，满足大部分老人的养老需求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传统的观念使老人和子女对于机构的照顾都存在着许多顾虑。随着老年人口的增长，老龄化的加剧，社会养老的问题也日益显现:第一，我国财力不足,现有的养老机构严重缺乏。第二，养老机构的服务方式、管理水平等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社区居家养老

社区居家养老就是要在家庭养老的基础上，以社区为依托，充分利用社区现有的各种资源，使老人住在家里或家庭附近，接受社区的养老或托老服务，以满足老年人生活照料、医疗保健、精神文化、权益保障等多种需求的一种养老服务方式。社区是除家庭之外老年人最熟悉的生活环境，由社区来扶助家庭、提供养老支持便成为目前条件下最适宜的养老方式。社区居家养老可让老年人仍生活在他们熟悉的社区中，保持老年人的社会网络不断裂，而且社区养老服务可以减轻家庭的生活负担，改善老人的护理条件，进而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

社区居家养老可以充分利用社区养老资源,减轻政府负担。在国家无力兴办全社会福利性养老机构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社区的财力、物力资源,建设老年活动中心、社区医院等设施,从而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二、社区居家养老的优势与问题

与传统的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相比，社区养老具有独特的优势。

第一，有利于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减轻家庭和政府的负担。老人在家中养老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形成互助网络，还可以利用已有的家具、房屋等设施，这样既避免了重复建设，也减轻对政府投入的依赖。此外兴办各类养老服务，还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吸纳下岗人员再就业。

第二，有利于老年人自身的身心健康。通过保持老年人“正常化”的生活方式以及在社区环境中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理念,实现社会工作“以人为本”的价值信念和“助人自助”的目的,促进人的发展的工作目标。

第三，有利于城市社区建设。加强对老人的照顾，有针对性的开展老人服务项目，有利于改变社区居民对社区建设的看法，调动居民的积极性，参与社区的建设和发展。

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未富先老，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周期非常短，养老服务业发展滞后，社会的养老意识落后等方面的原因，所以社区居家养老也面临许多的发展困境。

第一，现有的社区硬件设施难以支撑居家养老。由于一开始政府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认识的不足、应对经验的缺乏，所以在城市社区规划与建设的过程中，完全没有考虑到住宅的适老性与宜老性，这使得居家养老的开展一开始就存在先天的缺陷。

第二，服务的非专业性与非体系性。居家养老的本质其实就是社区照顾，就目前而言，我国的社区照顾服务提供的主体主要是家庭妇女、离退休人员、下岗待业人员，真正接受过专业化训练的服务人员和管理人员很少。

第三，无法解决老年人的安全保障问题。从目前来看，绝大多数的所谓的居家养老服务主要是指提供餐饮及上门医疗服务。这虽然可以满足老年人的最低生活需求，但是却无法满足老年人最迫切的养老需求，即老年人的生活安全保障问题。

养老模式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提升而变化的。中国的文化背景使家庭养老成为我国的主要养老模式，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以及计划生育等政策的实施，养老问题已经不能单纯的依靠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已经越来越占据主要地位，新的模式的应用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和矛盾，我们应该充分了解养老模式之间的利与弊，更好的服务于老年人群。

参考文献：

[1]周云,陈明灼.我国养老机构的现状研究[J].人口社会学, 2007,（4）.

[2]熊必俊.加强理论和市场研究以人为本发展老龄产业老龄问题研究―――第三届全国老龄产业理论与政策研讨会论文集[D].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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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广覆盖；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制度适宜化

中图分类号：F84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5－032－04

在中国，实现“老有所养”目标的重点在于吸引更多居民参保，努力扩大覆盖面。政府的职责主要是建制度、保基本、扶贫弱，搞好制度和政策衔接，坚持多层次、多渠道解决养老问题，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居民建立个人和家庭养老计划，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本文基于制度适宜化理论，以“建立覆盖全民的制度”思想为指导，构建与解析“广覆盖”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策略选择。

一、中国“广覆盖”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非适宜化的成因

制度适宜化是指一种制度应适合本国资源禀赋与制度禀赋，与本国的生产力水平、社会文化、外部环境和社会承受力等条件相匹配。制度适宜化的关键在于有效调节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然而，政府与市场动态调节机制的失灵，恰恰成为中国“广覆盖”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非适宜化的主要原因，表现为老年长期护理保险产品供给的缺乏与多元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从供给角度看，一方面，政府投入社会医疗保险的资金不足。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明显的“未富先老”的特点，老龄化速度较发达国家快得多。加之老年护理的期限较长，费用较高，个人缴费能力有限，因此，需要政府提供补贴和加强政策支持力度。而现行的“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虽然扩大了保障范围，但仍有部分老年人未被纳入该制度中，即便是参加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医疗保险的老人，护理费用也未包含其中。在现行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下，广大农村居民依然得不到同等水平社会保险的保障，更谈不到享受社会长期护理保险，高额的专业化护理费用令他们承担不起，其护理费用只能来自多年的积蓄或子女的帮助；另一方面，中国目前商业医疗保险市场仍不发达，缺乏相关保险产品供给质量评价体系，保险产品的“逆向选择”与“败德风险”产生的概率较高，因此部分老人对商业医疗保险虽然有较大需求，但保险公司提供的商业医疗保险品种偏少，内容相似单一，而且局限性较大，如一些重大疾病长期保险投保年龄都限制在60岁以下，不能为老年人提供充分的个性化保险服务产品，其中商业性老年长期护理保险产品的供给更是鲜见，中国人保、中国平安、中国人寿等几大商业保险公司，在老年长期护理保险产品供给模式的选择与机制的运作方面动力不足。从需求角度看，中国地区性生产力水平差异较大，二元经济结构比较明显，各地区老人对长期护理保险产品的购买能力差别很大，因此，老年长期护理保险产品的需求是多层次的，这种交叉性多层次需求的满足，已成为中国“广覆盖”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适宜化的基础。

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人口老龄化所形成的“四二一”家庭结构，以及“空巢”家庭数量的增加，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产生强烈冲击，加之我国医疗护理费用的不断攀升，移植国外先进可行的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理性的选择。然而，国外社会化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即多元化财务体制支撑下的家庭护理与社区护理相结合的模式，在中国并未找到根植的“土壤”。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