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分析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宏观经济分析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丽江攀枝花 经济一体化 宏观分析

在丽江攀枝花经济一体化的初期，是需要通过两地政府间的紧密合作来推进的，因为按照区域能力结构理论，如果两地的综合发展能力差距太大的话，那么两地之间的合作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很有必要对丽江攀枝花经济一体化的宏观层面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两地政府有着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便实行了地方经济分权的经济制度，这种制度安排促使每一个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政绩以及地方经济的发展而竭尽全力的竞争。丽江和攀枝花都处在我国西部地区，总的来说，与东部发达的地区相比还需要大力发展经济。加快推进丽江攀枝花的经济一体化，对丽江而言，将有利于其融入攀西经济圈，实现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以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对于攀枝花而言，也十分有利于其融入滇西经济圈，成为四川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前沿阵地。随着两地合作的不断深入，两地政府都意识到了与对方加强合作的重要性。

二、两地两种资源优化配置

（一）模型假定 1、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丽江和攀枝花两地经济发展主要来自于两种资源：政策资源（行政管理的强度和方式、上级政府政策的供给等）和市场资源（要素的丰裕程度、市场容量与自由度等）； 2、丽江和攀枝花两地政府对上述两种资源的偏好具有完备性、反省性、传递性、连续性、单调性和严格凸性。

（二）模型分析 假定在经济一体化时政策资源和市场资源的总量是既定的，政策资源为P，市场资源为M，丽江和攀枝花两个行政区分别记为1和2，资源分配满足下列条件：

P1+P2=P------------------------------（1）

M1+M2=M---------------------------（2）

在图1里，假设两种资源初始分配处于两地的效用水平Ⅰ2和Ⅱ1的交点a，此时并没有到达帕累托最优。这是因为，通过改变这一初始分配状态，例如从a点移动到b点，则丽江的效用水平从Ⅱ1提高到了Ⅲ1，而攀枝花的效用水平并没有发生变化，仍然还是Ⅰ2，所以在a点上仍然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同样，a点移动到d点也是一样的。点b、d、f都是无差异曲线的切点，在这些点上则到达了帕累托最优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存在任何的帕累托改进的余地。这些切点有无数个，它们的集合构成了效率曲线VV′，是帕累托最优的集合。此时，市场和政策两种资源的边际替代率是相等的。

图1 两地两种资源配置的埃奇沃思盒状图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两地的双赢，即一个地区效用水平的增进是不能以

另一个地区效用水平的降低为前提的，至少也要维持现有的效用水平，否则一体化将难以推进。例如，从初始状态a点移动到e点，两地的效用水平仍然是Ⅰ2和Ⅱ1，但是丽江政策资源的使用水平降低了，市场资源的利用水平则提高了，而为了维持两地现有的效用水平，就必须允许攀枝花增加政策资源的供给来替代市场资源的减少。

无论丽江市还是攀枝花市政府由于制度性的原因，其在短期内偏好于使用政策资源，适度的使用政策资源是合理的，特别是在推进一体化的初期，但是过度的使用政策资源将带来两个消极的结果：第一，政策资源的边际效用递减，并使其逐步演变成了保护内部市场的行政壁垒；第二，由于政策资源总量P的既定和公式（1），造成了两地为了争夺有限的政策资源而相互抵制、恶性竞争，进而制约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三、两地间政府行为的博弈分析

我们通过两地两种资源模型分析了丽江攀枝花两地政策和市场两种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下面，我们以行政壁垒引发的市场保护与开放的问题为例，进一步对两地政府行为进行博弈分析，以求解答上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我们做如下的假设：⑴本区域有两个利益主体，分别为丽江（地区1）和攀枝花（地区2）；⑵将1和2看作是有理性的参与者同时也是决策的主体，即他们将根据自身区域利益的要求来决定自己的行为；⑶参与者1和2的决策分为两种纯策略是市场开放和市场保护；⑷在初始状态下，地区1和2的收益分别为I1和I2；（5）地区1进行市场保护，其保护成本为C1，地区2进行市场保护，其保护成本为C2；（6）地区2的某一产业竞争力要强于地区1，如果地区1采用市场开放的策略则地区1的一部分市场份额将被地区2所夺取，其比例为K（0

根据以上假设，我们可以构建如图2所示的博弈模型：

图2 地区1和2市场开放与保护博弈模型

我们可以从图2看出，博弈的精炼纳什均衡是（{市场开放，市场保护}，市场开放）。先考虑地区2的战略，对于每一个地区1给定的战略，找出地区2的最优战略，当地区1的给定的战略为“市场保护”时，因为I2-C2

因此，拥有竞争优势的一方始终都会采用市场开放的战略，而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一方，选择什么战略，则取决于保护市场的成本与市场开放带来的收益损失的大小，保护成本大于收益损失则会选择市场开放战略，保护成本小于收益损失时则会选择市场保护战略。K值越大，地方政府选择市场保护战略的动机就越强，而C值越小，地方政府执行市场保护战略的难度就越小。进一步讲，K值的大小很大程度上是由两地要素禀赋、产业发展程度和水平所决定的，一时间是很难改变的，而C值则是可以通过刚性的约束机制的建立来加大保护成本来加以改变。

四、结论与讨论

以保护内部市场为主要内容的行政壁垒的形成，将严重的制约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从长期来看，两地间实现市场的一体化，进而实现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将有利于两地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双赢发展，但从短期来看，一体化将毫无疑问的对竞争优势较弱的一方产生很大的冲击，所以也可以考虑实施在一体化的初始阶段，由竞争力强的一方给予竞争力较弱的一方以补偿，直到产业在整个区域内实现地域内的分工和充分整合为止的战略。另外，也可以建立刚性的约束机制，加大实行市场保护战略的成本，以期达到合作双方合作、开放、共赢的局面。

参考文献：

[1] 李忠民，李善.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管理体制冲突问题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9，（1）：90―96.

篇2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 经济增长；向量自回归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尽管出现了五次较大水平的经济周期，但从整体上来说，我国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1979-2012年，中国以每年9.8%的经济增长率俯视全球，而在同一时期，世界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2.8%。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这引起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深思：到底是什么力量令中国的经济实现质的飞跃，政府在这场经济华丽转变的舞台上扮演者什么样角色，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到底对经济增长起着怎么样的作用？本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

一、变量的选取与数据的来源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GDP增长的作用分析，因此选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总量指标，以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作为衡量货币政策的经济指标，以政府的财政支出作为衡量财政政策的经济指标。选取样本期（1978年―2012年）的变量数据，所有变量取对数，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二、单位根检验与协整关系检验

本文把国内生产总值，即GDP计为Y，把广义货币供应量（M2）计为M，把财政支出计为F，价格指数计为P。通过ADF单位根检验可知，即LNGDP、LNF、LNM都是二阶单整序列。同时采用Johamson（1988）提出的协整检验方法来检验这3个时间序列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在运用Johamson协整检验方法时，本文运用了包括截距和有趋势的加以限制的模型， Johamson协整似然比（LR）检验法显示LNY、LNM、LNF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

三、VAR模型（Vector Atuo-Regression Model）

本文采用VAR模型进行研究，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GDP增长的作用关系，采用LNGDP、LNF、LNM这三个变量作为VAR系统模型。根据AIC和SC最小值的原则，选取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VAR模型的所有特征根的倒数都小于1，即都在单位圆内，说明此模型是稳定的。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图如下。

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图

图的上半部分从左到右分别是GDP的变化量对GDP自身的变化，货币供应量的增减，财政支出的增减的脉冲响应。下半部分从左到右分别是GDP自身的增减，货币供应量的增减，财政支出的增减对GDP的变化的贡献度。从图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GDP增加一个标准误差，会使第二年的GDP增加0.05，并达到最大，而后趋于下降趋势，而在第二年内，货币供应量则会增加0.02，财政支出会增加0.008，二者分别在第三年，第五年达到最大。同样，在方差分解的图中，第二年的GDP增加0.05，GDP做了85%的贡献，货币供应量做了17%的贡献，财政支出做了3%的贡献。从上述的两幅图中，可以看出，短期内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GDP的增长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货币政策对GDP的增长作用比较明显。

四、VECM模型（Vector Error Correct Models）

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关于货币供应量M、财政支出F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一阶差分项的使用不仅消除了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趋势因素，避免了伪回归的出现，也消除了模型有可能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研究分析关于财政支出（F）、货币供应量（M）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影响，把第一个模型独立出来：

D（LNY）=-0.159640397176*CointEq1+ 0.0519867932071*D（LNY（-1）） + 0.0618339643823*D（LNY（-2）） + 0.365183809368*D（LNM（-1）） + 0.0384847038705*D（LNM（-2）） + 0.120542902673*D（LNF（-1）） - 0.209792665299*D（LNF（-2）） + 0.038698324352其中，CointEq1=LNY（-1） - 0.588224926437*LNM（-1） - 0.301681548449*LNF（-1） - 1.07214719594 。

从上面的方程中可以看出，广义货币供应量（M）、财政支出（F）和国内生产总值（Y）之间不但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而且在短期内，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 0.159，表明误差修正项对GDP的一阶差分值具有明显的负作用，而财政支出的一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120，由于数值较小，这表明财政政策对GDP的增长作用并不是很显著，而货币供应量的一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365，大于财政支出的一阶滞后项系数，这表明了货币政策对GDP的增长作用较明显。从估算的长期均衡关系看，政府支出和广义货币供应量对GDP具有正影响。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很明确地得出如下结论：与财政政策相比，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明显，更能推动GDP的显著增长。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有效性更加明显呢？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财政和金融的基本格局从“大财政，小金融”向“大金融，小财政”转变，政府在经济转型期间更加注重金融货币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这表明了金融货币的增长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渐显著。据资料记载，平均来说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货币供应量，就会使GDP增长0.4个百分点，这说明了金融市场在国民经济的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五、结论

从上述的两个计量经济学模型，即向量自回归模型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并对此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了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至2012年）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增长具有明显推动作用的结论，说明了政府所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影响力。从作用力大小来看，货币政策在短期和长期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财政政策来说更显著些，由此中国政府更注重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参考文献：

篇3

关键词：基本问题；统计分析；宏观经济

宏观经济分析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有着十分鲜明复杂性特点与专业性特点，涉及工业、农业以及科研等多个社会经济领域。做好宏观经济的统计与分析工作对于科学决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需要相关的研究人员综合运用各种理论与技术对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方法进行深层次的研究。

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概述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一项经济学与统计学相结合而形成的独立知识科目体系。由于统计学是经济学十分重要的研究工具，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推动、共同发展的关系。将统计学知识与经济学知识结合起来，能够将各个领域的研究方面与研究方法统一起来，打破不同研究内容在领域上的界限，为经济决策与经济规律的探索创造良好的条件。由于我国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领域的起步比较晚，在该研究领域中尚未形成一个高效的研究体系，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变化的过程中，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重要意义才逐渐显示出来。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初期，由于统计学的有关理论沿未得到完善，尤其是在计算机技尚未成熟时，统计学分析理论在应用方面的重要意义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对于宏观经济分析方面的支持十分有限，造成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实际应用方面所直到的作用不够突出。随着我国社会生产部门的不断分化，越来越多的小型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管理与经营决策方面对于新的统计与分析技术表现出了巨大的需求，加上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统计学理论在研究人员的不断探索下开始进入到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形成了比较明确的周期性经济规划目标，根据周期性经济目标对我国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等产业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大幅提高我国经济建设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为我国经济的调整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能力在已经进入宏观统计与微观统计并行发展的重要阶段，宏观统计与微观统计在目的划分上更加明确，在应用效率与应用水平上得到了大幅度的蚊帐，两项学科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同时也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当前我国已经全面进入信息化与数字化时代，选择计算机技术与统计分析技术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在我国电子商务领域不断创新与发展的过程中，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重要作用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在网络环境下，消费群体在消费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消费需求数据，有关单位与企业可以以用户的消费数据为资源，以统计学与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为基础，以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为重要手段，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消费行为进行科学、有效的判断，提高社会产品生产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为电子商务消费用户提供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商品，为我国经济消费的不断增长创造有利的条件。除了电子商务领域之外，银行业与服务业也可以利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有关手段对用户名的储蓄行为与消费行为进行判断，为用户制定出更加科学的理财方案与出行方案。对于政府单位来说，则可以利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结果，对社会公众的物流状态与交通状态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对社会公众在日常的生产生活活动中的支行规律有一个全面且深入的了解，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三、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领域已经进入到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成经济发展过程中，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已经成为分析国民经济发展情况与发展水平十分重要的一项工具。有关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大该领域的研究力度，为领域的发展奠定良好的人才基础与技术基础，真正认识到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政府及有关单位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城市数据信息的收集能力建设与处理能力建设，设置云计算中心，对各方面流动数据进行统计，了解经济数据变化的有关规律，交各方面的统计与分析结果应用到市政管理与组织决策中，为区域内乃至于国家的经济增长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自主发展

由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无论对于政府机关还是在于中小企业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尤其是在计算机技术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应用范围与应用空间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在社会各阶段与各领域工作与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中的有关理论将会得到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同时也是统计学领域宏观经济分析得到快速独立发展的重要机遇，由此可以现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进步性影响，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自身的独立发展前提下吸收了大量的信息数据，之后又利用统计学的思想和方法进行创新研究尝试。

结束语

先进的科技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是国家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重要支持，与此同时还应该配合以功能强大的数据库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系统，在先进技术和统计学专家的密切配合下可以进一步推动其发展，实现系统完善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体系。

参考文献：

[1]蔡真.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J].商，2015，47：266.

[2]袁天夫.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6，06：20.

篇4

当下，有许多专业人士热衷于通过研究经济形势来预测和判断股市的发展方向，在这种看似科学的研究方法已经上升为指导诸多机构投资者的主流方法论之时，我们依然会不合时宜的提出疑问，这种宏观经济方法论是否真的能够有效的指导实际投资？

传统证券分析理论认为，宏观经济的走向对行业及证券价格的影响较大，通过分析及预测宏观经济走向可以找到各行业未来发展的动向及公司股价变动的规律，这样的分析逻辑由于来自于西方纯理论学派的多年积累和总结，其在认识上对广泛的投资群体造成了日久弥深的影响力。但由于宏观经济的有效性仍基于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宏观经济的运行结果会通过上市公司的业绩来反映，从而迟早会体现在上市公司的股价上。然而，由于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变化往往并非一个短期经济数据所能预测，因此，研究周期往往较长，在对短期市场走势的判断上，宏观分析指导作用并不强。或者可以这样说，过于依赖或关注短期经济指标的变动，往往让投资者在判断市场短期波动方向中误入歧途。

通过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验证宏观经济走势是否能对股市的波动构成参考指标，这是一件颇有价值的事情。一方面，如果我们得出了宏观经济并非影响市场走势、尤其是短期市场走势的主要因素的结论，那么可以就此判断，“通过分析宏观经济可以预测股票市场走向”这一结论是伪命题。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无法通过宏观经济分析来判断市场走势的话，那么是否有更好的研究方法能够有助于对中短期股市的走向做出合理的判断。要回答以上两个问题，首先要从对“宏观经济分析可以预测股市”这一命题的真假检验开始。

通过对中国、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证券市场历史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历史数据的回归分析，我们可以证明宏观经济走向与股市走势之间是否存在强相关性。

首先，如果将宏观经济形势以GDP的增长规模来替代，恐怕没有多大的分歧。借鉴美国股市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图一），在美国1962年创下1001.10最高点，而在随后的20年里，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基本在1000点之下运行，直到1982年11月份才突破前期高点，上升到了1200点。而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在1962年到1982期间实现了高速增长，名义GDP规模从1962年的5933亿美元增加到1982年的33144亿美元，年平均增长达到9%。可以这样说，尽管美国经济在1962年至1982年期间保持了高速增长，但美国股市却丝毫没有受到经济增长的刺激而带来的股市上升。尽管其中原因我们并没有细究，但通过定量分析已证明股市与宏观经济在20年的过程中没有正相关关系（如果将时间段放在1959至1989年的30年之中，GDP与股市的相关性很强）。

其次，我们可以同样对中国股市与GDP的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及假设检验，看看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

通过实证分析A股与GDP之间在1990年至2006年17年的运行特征来看，我国GDP增长均在7%以上，宏观经济发展总体上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但上证指数与GDP增长曾经出现2次背离（图二）。一次是在1993年至1995年期间，另一次是在2001年至2005年期间，很明显，A股与GDP增长之间在上述两个时间段并不存在正相关性（当然，从10年以上的长周期比较来看，两者存在强相关性）。另外，考察德国及日本的历史经验，我们得到的结论也是一样。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股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背离走势呢？我们认为，由于影响市场走势的因素太多，而且经济增长因素又并非影响短期市场的主导因素，因此，尽管从长期来看，经济运行与股市上升趋势之间存在强相关性。但就阶段性而言，分析宏观经济的走向对把握短期市场运行，其参考意义不大。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与其从宏观经济分析出发，不如从市场短期供求乃至市场参与各方的预期等多方面关系对股市的中短期走向做前瞻式分析。

格雷厄姆和巴菲特都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从短期来看，市场是投票机，而长期来看，市场是称重机”。罗杰斯也认为，供求就是价格，投资的铁律就是正确认识供求关系。安德烈・科斯托拉尼也认为影响股价的因素，短期而言是看资金的供求关系，中期而言是资金和信心，而长期而言是基本面。对于大师们留下的投资精髓，当然也可以这样理解，股票价格上涨，长期来看由公司内在价值及基本面决定；而从短期看，股票的价格由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决定，购买股票的人数越多，资金累计效应越大，股票价格短期上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短期股价的涨跌与否与投资者的认同度非常有关，而股价能否获得投资者追捧主要由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及对市场的信心乃至可调动的资金规模决定。

一方面，资金供给的多少既需要从投资者行为乃至心理变化来考虑，也需要考虑整个市场资金供给的状况。简单的看，影响股市波动的直接因素是投资者买卖行为造成的。而影响投资者行为的主要是投资者心理预期，而影响投资者心理预期的因素颇多，包括上市公司基本面、宏观经济因素及政策因素等等。

市场资金的整体状况主要围绕货币供应量考察。首先，从市场基准利率来看，利率代表市场的资金成本与市场资金供求关系的状况。当基准利率开始下行，意味着市场资金供过于求，导致资金成本下降；其次，货币当局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也会影响市场整体资金的供求关系；而贷款余额增速的大小也将影响货币乘数，从而影响整个市场的货币供应量规模。

但货币供应量只能看作是股票市场资金供给的外生性变量，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市场资金内生性的增加流动性的可能，这也属于资金供给的主要方面。市场内生性流动性的增加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对实体经济走向的看淡，导致投资需求的下降，从而将手头囤积的大量货币资金转向虚拟经济的投资，包括投向股票、债券乃至房地产等泛金融类资产。二是受经济下滑的影响，投资者对未来收入增长的预期下降，从而降低了消费，因此，在个人账户上的存款上，投向证券市场的资金比例必然增加。但上述情况恰恰与经济走强导致股市走好的逻辑相反。

另一方面，股票供给方主要来自于上市公司的融资需求，一旦宏观层面好转，反而激发更多的企业投资扩张，融资需求必然增加，股票增发及新股上市的机会也更多，从而导致股票供给放大。因此，从短期市场走势而言，宏观经济的走好反而会增加市场供给压力，导致股票价格出现调整可能。

篇5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篇6

一、环境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环境经济学科的产生与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并引起社会普遍关注是分不开的。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在追求经济增长的驱使下，人类对自然环境展开了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开发利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于战后重建家园的强烈愿望，一些工业化国家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表现出了空前的增长热潮。虽然在极短的时期内，人类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大加剧了对耕地、淡水、森林、矿产的消耗，引发了深重的环境灾难，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和不利影响。仅20世纪50～60年代的“公害”事件就曾使成千上万的人直接死亡。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环境问题与农业社会时期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不仅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健康，而且严重削弱了自然环境系统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支持能力，给人类未来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种严峻的环境形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公众的环保意识空前高涨，环境运动在发达国家开始蓬勃发展，一大批社会有识之士也加入到宣传环境保护的行列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62年女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写的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引起的轰动。该书描绘了一幅由于农药污染所带来的可怕景象，惊呼人们将会永远失去“明媚的春天”。该书的问世，对公众的环境意识施加了重大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对环境与发展前景的关注。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意义上的探讨。从20世纪50年代起，生物学、化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探索，主要是从技术的角度提出了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取得了比较重大的进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经济学者开始运用现代经济理论与经济学分析方法对环境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探讨环境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以及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途径等课题。同时发现传统经济理论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两大失误在于，一是低估了环境负外部性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广泛影响。仅仅把外部性当做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偶然、个别的现象，而忽视了在大规模开发与利用环境资源过程中外部性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现象这一事实，因而产生了严重的环境后果。二是传统经济理论片面强调GN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与进步指标的作用，而忽略了GNP增长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不仅使环境研究有了一个重要的新的分析视角，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在严峻的环境现实面前，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这意味着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客观条件正在逐步成熟，随着大量的有关环境经济研究成果如各种关于环境问题的学术研讨会、期刊、教科书等的迅猛增加，环境经济学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并且随着环境现实的发展变化与人们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得以迅速发展。其发展轨迹实际上沿着两个方向同时抑或交替地向前推进，一是微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深入，二是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拓展。

微观环境经济分析主要是在新古典框架内探讨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治理途径以及与环境治理相关的费用效益分析方法与环境价值评估技术等内容。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在于环境资源配置上的市场失灵以及政府干预产生的政府失灵。最初对市场失灵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外部性理论上。所谓外部性是指经济活动中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或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现象，有负外部性与正外部性之分。前者是指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的情况，而后者则是指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的情况。一般认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负环境外部性所致。譬如工厂向外排放废气对空气造成的污染虽然损害了周围地区居民的利益，却往往并没有因此而承担相应的成本，而是将其直接转嫁给社会。这样一来，工厂就没有动机减少废气排放，从而造成空气的过度污染。下图简单描述了这一情形。图中P代表完全竞争市场产品价格，MPC代表厂商生产的边际私人成本，MSC代表厂商生产的边际社会成本，由于厂商并没有考虑污染排放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因此边际私人成本要小于边际社会成本。厂商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生产时将会生产Q单位的产量，此时边际私人成本等于边际私人收益。但如果按照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生产，厂商只应该生产Q[*]关水平产量，此时社会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收益一致。显然，由于厂商没有考虑生产的负外部性，生产水平超过了社会最优生产水平，从而产生过度污染。

运用外部性理论来解释环境恶化的原因实际上来源于庇古的思想。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就对此进行了分析，只是当初环境问题尚不突出，因此也就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罢了。不仅如此，庇古还提出了纠正外部性的办法——对引起外部性的活动征税或补贴（后者适用于正外部）。庇古税也因此成为环境经济学家们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开出的最早的经济药方。看起来，外部性理论已经对环境问题进行了比较完美的分析，但很快人们就有了新的发现，这源于科斯1960年《社会成本》一书的发表。由科斯等人创立的产权理论为人们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工具。按照产权理论，环境问题的根源不是由于市场缺陷而是由于环境资源产权的不明确所致。哈丁（Hardin1968）关于“公地悲剧”的研究最能说明这一点。其大意是，在中世纪英格兰的一些农村地区，有供社区成员放牧的公地。当时做出这项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原因有二。一是草地的细分存在困难，二是牲畜的食草范围难以控制。然而，社区成员为了从公地上获取最大利益，竞相增加牲畜头数，结果导致公地上出现过度放牧现象，进而造成公地退化，甚至毁灭的悲剧。经济学家们以公地悲剧为例说明如果没有排他性产权安排，必然会导致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因此，产权学派开出的治理环境药方是明确环境资源的产权，然后让市场来决定环境资源的配置。按照“科斯定理”，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不论产权界定给谁，市场都会实现最优资源配置的效果。产权理论并不是对外部性理论的替代，而是进一步丰富了经济学家们对环境问题的解释。在这两种理论的指导下，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以直接管制、征税、排污权交易等各种途径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政策。由于环境治理必然涉及到治理成本与治理收益两个方面，因此，费用效益分析这一基本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也自然被用来进行环境政策分析。环境经济学家认为，环境治理的目标并不是环境质量越高越好，因为随着环境质量的逐步改善，进一步改善环境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相应地环境改善所带来的效益则会越来越小，因此，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分析，最优环境质量目标应是在环境治理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的水平上。环境经济学家们进一步发现，不同环境政策手段的效率与成本是不一样的，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来实现既定环境目标也是环境经济学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与费用效益分析密切相关的是对环境资源的价值评估问题。因为环境资源本身是非市场交易产品，其价值不可能通过市场自动表现出来，也正因为如此，市场对环境资源配置才会失灵。所以，为了给环境资源“定价”，一系列环境价值评估方法如意愿调查法、旅行成本法、享乐价格法、生产函数法等也成了环境经济学不断探索的新领域。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为人们探讨环境问题提供了又一个新的理论武器。以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重新审视了政府的性质与作用，将“经济人”概念进一步延伸到那些以投票人或国家人身份参与政治或公共选择的人们的行为中，即承认政府追求的也是某种特殊利益而不是全民利益，政府也有失灵的情况。公共选择学派的这一理论同样被环境经济学家们应用于对环境问题的分析，指出政府失灵也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政策没有纠正现行环境市场价格与实际价格的偏离，二是一部分经济政策甚至人为地扭曲了市场价格，如不适当的资源补贴价格政策。当然，指出政府失灵也并不是完全否认政府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甚至排除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干预。环境经济学家的观点是，解决政府失灵的关键还是在于提高决策当局对环境问题的正确和全面理解，以及制定出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当然，这也有赖于经济学家们提出更好的理论解释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微观环境经济分析主要遵循古典传统，从资源的角度对环境问题进行探讨，使经济学在解释与解决环境问题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人们也同时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的恶化与经济规模迅速扩大是分不开的。因此，很有必要从宏观的角度来探索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其相互影响的内在规律，并从宏观上提出协调环境与发展的战略措施。这也是宏观环境经济分析面临的主要任务。传统宏观经济理论主要讨论国民收入增长与就业问题，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主要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宏观经济学并没有把环境问题纳入其讨论范围。但是随着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环境问题的越来越严重，宏观经济理论与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开始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无论是宏观理论模型还是应用模型的研究都试图表明宏观经济发展与环境是怎样相互影响的以及环境与能源政策是怎样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等问题。当然对于这些问题的宏观分析可以应用很多不同的模型，如一些模型包含了很多描述环境方面的方程，而有些则包含很少这类方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梅多斯等人受民间国际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的委托，就当前的增长趋势与未来人类困境关系进行研究，经过两年多的研究，他们于1972年提交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建立了一个精心设计的以电子计算机模拟计算为基础的世界模型。模型包括决定全球经济增长和人类未来的五个基本因素：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并得出了“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持续不变，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100年内某个时候达到极限，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这两方面发生颇为突然的、无法控制的衰退或下降的可怕结论。《增长极限》的发表，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关于人类增长前景的大讨论，也标志着环境问题开始正式纳入宏观经济理论模型的分析之中。随着人们对增长认识的不断深入，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这一思想很快被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模型之中，使宏观环境经济分析有了新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也促使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反映经济福利指标GNP的合理性。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如何建立把资源退化、环境破坏等影响因素包括在新的国民收入指标或者称为绿色国民收入指标的问题。随后，这一问题也开始逐步成为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一部分。戴利在1991年发表的《避免不经济的增长》一文中提出了经济学家应该研究最优经济规模的观点，从新的角度探讨了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此外，对环境问题的宏观经济分析也逐步扩展到国际维度，如国际贸易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全球气候变暖的经济分析以及全球环境问题的共同治理等问题都可以用新的宏观经济模型进行分析。

总之，无论在国家范围内还是国际维度内，宏观环境经济分析在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环境问题、对环境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评估、分析能源战略及其对环境与经济的影响以及分析国际环境问题中的合作与斗争等方面都有着重大意义。最基本的宏观经济模型如内生增长模型已经拓展到自然资源开发、污染排放以及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分析，宏观经济理论正在并将继续对环境政策产生重要影响。这些理论模型，对于正确理解经济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是很有裨益的。

篇7

关键词：居民消费；跨期选择；不确定性；制度转型；预防性储蓄；流动性约束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6)05―0012―04

近几十年来，消费函数理论一直是经济学家长久关注的领域。自凯恩斯首次将不确定性引入其宏观经济分析并创立消费函数理论后，有关消费函数的实证研究一直被置于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地位。莫迪里安尼、弗里德曼将消费函数引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力图为宏观消费理论奠定相应的微观基础；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和预防性储蓄理论，将不确定性引入消费函数，实现了从确定性分析到不确定性分析的拓展。

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对居民消费行为研究的演进过程基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大体可划分为两大时期：前一时期是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中期，以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和弗里德曼、莫迪利安尼的永久性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为代表；后一时期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以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为代表的相关经验理论与实证研究。

一、跨期选择与西方宏观消费理论

众所周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基本上是建立在市场的完全信息和个体的理性预期等假设基础之上的。理性选择是新古典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之一，即每个个体都是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的决策者，他们在追逐其目标时总能做到前后一致；即使面临不确定性事件，他们仍能通过确定其客观概率或主观概率而计算出这些期望值。

西方新古典消费理论关于居民消费的分析是基于消费者跨时决策理论在消费领域的不同应用展开的，特别20世纪后半期的消费理论研究，都是以消费者跨时选择为基础，研究现时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交替关系的跨时选择。跨时最优选择理论的众多基本观点都包含在无风险、跨时偏好随时间可加且可分离的状况中，其效用函数表示为：

U=v1(c1)＋v2(c2…+vT

然而，生命周期模型和永久性收入模型认为，在跨期最优模型中行为人可以准确预期未来的收入水平，

题的考虑，在跨时最优的分析框架内对随机游走假说进行修正，使得模型更符合实际。不确定性作用于消费的一个途径是产生预防性储蓄，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未来某期的消费量将高于本期消费量，即本期消费产生低谷，未来产生高峰；另一个途径是加强了消费者的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是指风险厌恶的消费者为预防未来不确定性导致的消费水平下降而进行储蓄。根据预防性储蓄假说，与确定性情况相比，居民在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一般都会增加储蓄，居民所增加的这部分储蓄被称为预防性储蓄。预防性储蓄理论通过引入不确定性及消费者跨时优化选择行为，认为消费者储蓄不仅仅只是将收入均等分配于整个生命周期，其理论意义在于放弃了二次型效用假设，从而把预防性动机容纳进来，使不确定性真正成为消费函数的组成部分。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既可以来自未来个人情况的不确定，也可以来自未来整个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对于消费来说，信贷市场的不完全性形成流动性约束。而流动性约束假说认为，流动性约束不论何时发生，都会使一个人的消费比他想得到的要少，即使是发生于未来也会减少当期消费。生命周期理论和永久性收入假说认为，只要个人能够用未来收入作担保就可以在相同利率水平上借钱消费，这种假设与现实不符。因为现实中人们并非任何时候都可以满足融资需要，消费可能不遵循随机游走假说的一个原因是消费者可能面临流动性约束。如果消费者无法实施借贷且当期收入低于永久性收入，则消费者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将进一步加强。

三、制度转型与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不确定性

任何系统都会受到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扰动的影响，现实经济活动中的经济行为都是在相应制度框架中进行的，制度处处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不确定性作用的增强，制度变迁的路径和均衡点并不是惟一的。因此，制度变迁的结果并不一定就是有效率的稳定均衡。事实上，不确定性事件对于制度变迁的影响，很多时候是累积性的，制度变迁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主要在于增强了消费者的不确定性，强化了消费者的风险预期。由于制度变迁是一个牵涉到利益格局调整的复杂过程，制度变迁主体多样化的偏好和选择，使制度变迁过程充满了时滞和不确定性。处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消费者，对新制度何时能建立起来以及新制度到底能带来多少潜在收益缺乏充分的信息，因而无法形成稳定的预期，于是倾向于增加储蓄，使消费尽可能保持平滑。

不确定性是转型经济中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些不确定性集中表现为：制度的不确定性、个体的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完备性等。我国推行的是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由于决策者的有限理性和改革的非帕累托性质，而不可避免地给人们带来制度的不确定性预期。从宏观层面来看，主要表现在目标的体制模式由于受到转型的初始条件与路径等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不确定性；从微观

层面来看，由于经济中的微观个体难以预料未来的体制走向，从而难以对将来可能发生的收支状况做出准确的判断。在不确定性环境中，消费者的不确定性预期越大，消费者的风险均摊的动机就越强烈。要增加当期消费，必须尽可能降低消费者不确定性预期，以增加消费者抵御风险的能力。应该说，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成为一种常态，因而，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预期也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市场导向的经济转型的不可逆转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从根本上奠定了居民消费行为的制度基础。与此相伴随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福利制度的逐步解体，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得到强化。相应地，该阶段消费者行为的主要特征是：消费者的选择性增强，消费者行为的内生模式逐步确立；消费的跨时均衡机制开始初步形成；居民的制度变迁预期长期化，预防性储蓄动机上升；金融市场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使消费者流动性约束弱化。对于现实的社会经济来说，要达到持续稳定发展的目标，最根本的是要减少不确定性，促进居民对未来社会经济及其制度发展的稳定预期的形成。

四、若干思考

居民是一国经济活动的重要微观主体，其行为特别是消费选择行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与实施效果具有重要的影响。居民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包括消费与储蓄决策、金融资产组合选择和消费结构选择。居民的消费结构选择影响经济结构变化，从而影响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而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微观基础，是当代宏观经济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从西方宏观消费函数理论的微观基础来看，主要是对消费者行为选择的研究。由于凯恩斯消费理论的一个明显的缺陷在于该理论是建立在对消费心理的主观判断上，因而也就缺乏微观经济基础。正是以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性收入假说为代表在微观基础上进一步对消费理论的改造和完善打破了凯恩斯宏观消费理论的统治地位，推动了西方宏观消费理论在不确定性分析范式下的拓展，并对以IS-LM模型为基本分析框架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发起了挑战。

篇8

关键词：房价；政策评估；DSGE模型；货币政策； 限购政策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 言

近年来，我国房价涨速过快，尤其是2009年下半年至2011年初，房地产市场投机氛围炽热，房价飞速上涨，引发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一系列调控，“国八条”、“京十五条”、房产税等政策相继提出，2012年更是被称为“史上最严厉调控年”，但年底房地产市场依旧有回暖趋势，2013年政府将稳中求进，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持续限购、差别化信贷税收政策更加深化、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抑制投资投机需求等。房价问题一直备受瞩目，学者们也对其进行了广泛研究。国内外已有大量文献研究了房价的影响因素以及房地产政策对房价的影响效果，影响房价的因素有很多，如何将政策变量从诸多影响因素中剥离开来是关键。现有文献在研究政策对房价的影响时大多仅限于货币政策，对限购、房产税、保障性住房等政策进行系统科学的实证研究比较缺乏，也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房地产政策评估体系。研究方法上，大多文献运用的是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缺乏对微观主体行为的描述，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市场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且没有考虑预期对房价的影响以及房价波动，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型）能够克服这些问题。尽管DSGE模型已经广泛运用于宏观经济分析中，但在房地产政策评估领域运用得还比较少，尤其是将该模型运用到限购政策的有效性评估问题的研究尚属缺失。本文主要聚焦于货币政策和限购政策，首先梳理了房地产政策对房价的影响机制，接着对政策评估的主流方法进行了阐述，指出DSGE模型应该被运用到房地产政策评估的实证研究中，然后进一步对货币政策和限购政策评估的文献进行了综述，并指出房地产政策有效性评估问题应考虑政策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

二、政策对房价的影响机制研究

决定房价最主要的因素是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房地产既是消费品也是投资品。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房地产市场的需求由自住易需求、投资需求和投机需求三部分构成。房地产的供给不仅取决于开发商的开发能力，还取决于土地供应量。早在1977年，Burns和Grebler就出版的名著《国家住房论》中，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住房的供给和需求能达到完全平衡，因此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进行调控。近些年，房地产价格出现非理性上涨，为了抑制市场上不合理的需求，调节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紧缩货币、提高利率、限购令、房产税等宏观调控政策陆续出台。高健、冷安琪（2010）认为“政府在制定控制房价的政策时应供需调节相结合，不能单纯抑制供给。与加大土地开发成本相比，提高利率控制投资过热更为有效，同时辅以加强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建设”。

除了供求关系，预期因素也会影响房价。房地产行业具有投资品的特性，而投资品的价格取决于对未来收益的预期，况伟大（2010）从预期和投机角度研究了房价波动，研究发现预期及其投机对中国城市房价波动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房地产政策的实施会影响公众预期从而影响微观个体行为，继而对房地产价格产生影响。

房地产价格形成机制是房地产市场参与者共同博弈的必然结果。房地产市场与其他市场相比有很大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由房地产价值构成、政策角色与作用、供求双方预期心理影响等因素共同造成的。消费者和房地产商根据政策调整各方策略，对房市产生影响。政府又以此为依据判断公众对政策的反应程度，决定下一步的政策调整策略，博弈如此循环往复。

在研究房地产政策的影响机制时还需要考虑影响房价的其他因素，比如经济基本面、人均GDP、CPI等，如何将政策从诸多影响因素中剥离出来是关键。

综上所述，房地产政策的实施通过诱发和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消费和投资行为，来调节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失衡，从而导致宏观经济总量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在研究房地产政策有效性时应该考虑一般均衡，即研究在一个经济中，消费者、厂商、政府等每一个参与者，在根据其偏好及其对未来的预期下，所做出的最优选择。

三、政策评估现状研究

政策评估方法可分为微观评估和宏观评估。早期的学者构建了以Rubin因果模型为基础的微观计量经济学模型，来评估项目或者政策的有效性。微观评估反映了个体受政策的影响但忽略了宏观层面的影响，并伴随着“自选择”问题；而宏观评估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个体的最优选择考虑进去，Heckman（1998，1999）、Costas（2006）认为DSGE模型可以用来解决该问题。

Kydland，Prescott（1982）提出的DSGE模型逐渐发展成为近年来宏观经济及货币政策分析方面的重要研究方向，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到经济分析与货币政策决策中。由于房地产市场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和自选择，政策对房价的影响对于不同的城市效果也不同，城市选择房地产政策是内生行为，因此在评估房地产政策是否有效时要考虑到个体差异性，做到微宏观评估相结合。而DSGE模型有着清晰的理论基础，提供了一个逻辑一致的分析框架，因此可以运用到房地产政策的评估当中。

刘斌（2008）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了一个带有“金融加速器”的开放经济DSGE模型，采用Bayes技术估计，并利用该模型进行了政策分析。仝冰（2010）基于DSGE模型讨论了金融市场、货币政策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对于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反应可以降低产出、通胀和资产价格的波动。

四、货币政策与房价波动

国内外已有大量有关货币政策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分析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Sims（1980）提出的VAR模型，另一种是DSGE模型。Lastrapes（2002）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基于VAR模型估计了房价对货币冲击的动态响应，研究发现货币供应的正面冲击会导致房价和房屋销售量在短期出现增长。Iacovielb（2005）考察了经济波动与金融部门之间的互动问题。他在经济周期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产品市场、借贷市场、房地产市场和货币政策的一般动态均衡模型。VAR脉冲反应结果显示紧缩的货币政策对住房价格会产生负的影响。周晖、王擎（2009）采用BEKK模型和GARCH均值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房地产价格、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的波动相关性以及它们的各种波动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与房价的联动变化非常剧烈，货币政策在不同城市之间对房价的调控效果也不同。李成、黎克俊、马文涛（2011）通过构建包含房价的DSGE模型，模拟分析了不同货币工具调控下货币政策对房价的影响效果以及房价对实体经济（产出与通货膨胀） 的影响，研究发现数量型工具在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中要优于价格型工具。

针对国内的现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2007年以来，中央银行实施了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上调存贷款利率的超紧缩货币政策，但对房地产价格的调控效果并不理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的结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委托——关系很容易被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的管制——被管制关系带来的利益所干扰，即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的合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央管制政策的成败（淮建军，2007）。

五、限购政策与房价波动

国内针对房地产限购政策评估方面的理论研究大多是透过供求关系、效用、成本、博弈等经济学视角，如住房限购可有效抑制房地产市场投机需求，应作为长期政策（王克忠，2010；高辉清，2011；李火林，2011；刘秀茹，2011等）。房地产限购的一个本质是实行直接的、严格的资本管制；限购是常规调控手段失效的情况下所能采取的最后一剂药；限购是一个过渡性的制度安排，需付成本，对消费性需求有误伤的可能（李稻葵，2011）。潘亚男（2011）利用博弈论的方法对中央，地方政府及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限购对我国房价调控作用有限的结论。王雪慧（2010）认为“限购令”是一种行政手段，与市场经济相悖，不可能持久下去，这类观点值得商榷。房林（2011）通过微观经济学视角对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和趋势进行判断，认为“限购”政策仅仅是暂时缓解住宅市场供求矛盾的应急举措，扩大有效供给才是关键。

国内关于房地产限购政策评估的实证分析比较少。王敏、黄滢（2011）利用我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指数面板数据，应用Difference in Difference方法分析了限购政策对房价的影响，结果表明，限购政策能降低房价，但影响有限，市场会呈现“价高量低”的局面。舒良峰、朱振宇（2012）以北京市和武汉市为例，通过引入虚拟变量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对两市实施“限购令”的政策效果进行比较分析，发现“限购令”对北京市的负面影响的权重更大，而对武汉市的正面影响权重更大，且当其他经济变量相同的情况下，“限购令”对北京市的影响大于其对武汉市的影响。

六、房地产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

房地产行业对于国民经济发展有着显著影响。近几年，随着房地产业的飞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愈发重要，房地产投资也确实对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极大贡献。房地产政策的实施通过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进而影响宏观经济，因此在对房地产政策进行评估时，不仅要盯住房地产价格，还要考虑其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水平、CPI等宏观经济衡量指标都应该被考察在内。意大利中央银行的Grande（2006）认为仅盯住资产价格的货币政策有很多缺点。首先获得资产的公允价值是比较困难的，此外以资产价格作为目标可能导致不希望的产出和通胀波动。韩国中央银行Park（2006）认为资产价格自身的稳定性并不能保证持续、平稳的经济增长，而且房产泡沫的破灭很可能产生诸如经济衰退和金融动荡等各种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会导致很高的经济成本。周晖、王擎（2009）选取1998年第一季度到2008年上半年的货币供应量、房屋销售价格指数、GDP的季度数据作为样本研究了三者之间的波动相关性，结果表明房价的波动以及房价与货币量的联动对GDP增长速度有显著影响，会导致GDP增长率下降，货币供应量和GDP具有显著的时变方差特征和波动持久性。Efrem和Salvatore （2010） 关注家庭财富波动对消费需求的可能影响，运用DSGE模型探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波动以及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后果，结果显示，房地产价格上涨会显著影响经济增长、消费需求以及宏观经济的运行周期，货币政策会对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波动产生显著性影响。肖争艳、彭博（2011）构建了一个关于房地产市场的四部门DSGE模型，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及房价的影响。结果表明，将住房价格波动纳入货币政策规则对调控房价上涨有较好效果，但代价是调控过程中通货膨胀率的持续上升，以及产出水平和家庭消费负向偏离稳态；家庭住房贷款首付比例能够有效降低稳态水平下的住房价格。

七、结 论

房价问题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居高不下的房价一直是人们热切关注的焦点，为了抑制房价上涨和投机行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国内外学者在房地产政策评估方面做了很多有意义的研究，但大多限于货币政策，对房地产限购政策进行系统性、科学性的政策评估研究尚属缺失。大部分研究都是从理论的角度对限购政策进行描述性分析，定性地预测和评价其效果，实证方面的研究甚少。指标选取上，鉴于城市住房价格指数数据的易获得性，现有文献都是将房价指数作为测量指标，除了房价以外，诸如CPI、GDP等宏观指标也应该考虑在内。方法上，现有的研究方法缺乏对微观主体行为的描述，没有考虑预期因素，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政策与房地产价格之间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且没有将政策的影响效果从房价的诸多影响因素中有效地剥离出来，相比较而言，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研究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问题时具有很大的优势，并且该模型在长期预测中表现优于向量自回归模型（仝冰，2010）。因此，该模型可以很好地用来研究房地产政策评估的问题，尤其是应该被广泛运用到除货币政策以外的其他房地产政策中。

参考文献：

[1] Heckman J J.Micro Data，heterogeneity，and the evaluation of public policy：Nobel Lecture[R].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1，109：673–748.

[2] 况伟大.预期、投机与中国城市房价波动[J].经济研究，2010，（9）：67-78.

[3] 刘斌.我国DSGE模型的开发及在货币政策分析中的应用[J].金融研究，2008，（10）： 1-21.

[4] 梁云芳，高铁梅.中国房地产价格波动区域差异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7，（8）：133-142.

[5] 沈悦，刘洪玉.住宅价格和经济基本面：1995-2002年中国14城市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J]，2004，（6）：78-86.

[6] 仝冰.货币、利率与资产价格——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和预测[D].北京，北京大学，2010.

篇9

关键词：PPI；通货膨胀

一、问题提出

通货膨胀是经济体中主要的商品和劳务价格的长时间持续上涨，对通货膨胀水平的测量主要是由政府承担，近年来由于通货膨胀与居民生活、企业经营成本、宏观经济发展阶段和健康度等各个指标具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所以很多科研单位、投资银行等机构也开始重视对通货膨胀的测量和预测。通常认为，量测通货膨胀的指标包括：一是消费者物价指数（CPI），CPI是最典型和最常用的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主要是由居民消费者经常购置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篮子组成，用于衡量居民日常消费所承受的价格上涨水平。在很多发达国家，CPI指标不仅仅用于衡量价格总水平的上涨，还用于在工资水平的修订和劳资谈判等各项工作中，并作为工资和特别税种等指数化调整的重要标杆。此外，CPI指标的变化还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热度以及货币政策有效性等宏观经济政策指标有明显的关系，所以也是制定和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方向的主要指标。

二是生产者物价指数（PPI），PPI是衡量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的指数，是反映某一时期生产领域价格变动情况的重要经济指标，也是制定有关经济政策和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依据。目前，我国PPI的调查产品有4000多种（含规格品9500多种），覆盖全部39个工业行业大类，涉及调查种类186个。

三是GDP平减指数（GDP deflator）是指现价GDP增长与剔除价格变化后的GDP增长之间的比值。与CPI类似，GDP平减指数也是衡量宏观价格总水平变动的重要指标。但是与CPI不同之处在于，GDP平减指数包含的范围更加广泛，不仅涉及全部的商品和服务，还包含了生产资料、进出口情况等，是更加宏观和更加全面的指标。

CPI、PPI和GDP平减指数是衡量通货膨胀问题最主要的指标，也是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必须重视的关键指标。除此之外，衡量价格变动的指标还包括批发物价指数（WPI）；生活成本指数（CLI），商品价格指数（commodity price index）等等。每一种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都具有不同的出发点和特征，其衡量的结果也具有不同的政策含义。

我国近年来理论界和实业界对对通货膨胀的解释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对CPI的理解和研究上，重视CPI指标变化带来的宏观政策影响和含义。应该认识到，仅仅通过CPI认识通货膨胀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CPI变化主要反映了我国总需求层面的变化和货币政策的调整，认识通货膨胀问题必须还要看到实体经济和供给层面的影响，这些问题的解决就依靠认真的分析PPI等指标的波动和成因分析。本文的出发点是在对我国CPI指标变化进行分析和解释的基础上，重视对PPI指标的分析，进而解释反映实体经济和供给层面的因素对通货膨胀总体水平和走势的影响，从而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方面提出更加全面和系统的通货膨胀治理政策。

二、国内研究的进展和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通货膨胀问题日益成为宏观经济管理中的重要问题，我国国内理论界也开始深入分析通货膨胀深层原因，以及将总供给和总需求纳入到统一的框架中，讨论通货膨胀的问题。主体来说，我国近年来关于通货膨胀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对PPI的重新认识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PPI与CPI的区别和具体的传导途径；二是PPI与CPI走势不一致的原因分析；三是基于PPI趋势分析的通货膨胀治理政策的提出。

第一，在CPI与PPI的关系问题上，争论的较为激烈。贺力平、樊纲、胡嘉妮（2008）运用2001年1月至2008年7月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提出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与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是相互联系并有显著区别的概念。讨论中可以引出三个结论：第一，消费者价格指数与生产者价格指数在概念上既有密切联系，又有重要区别。从构成上看，两个价格指数之间可能存在多种因果关系或非因果关系。第二，针对中国近年来数据的计量检验表明，消费者价格指数是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单方向的格兰杰原因，即前者的滞后值可帮助预测后者，而后者却对前者无此作用。第三，就消费者价格指数较多地反映消费需求因素而生产者价格指数较多地反映工业原料供给因素而言，上述计量结果可以进一步引申为:在近年来影响以消费者价格指数来衡量的国内通货膨胀走势中,需求因素相对显著于供给因素。

篇10

【关键词】 国民经济核算；绿色核算；GDP；SEEA体系（卫星账户）

一、国民经济核算的应用到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崛起

自20世纪国民经济核算这一方法问世以来，他就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通过国民经济核算，可以提供系统并且详细的数据，从而满足以下方面的广泛需要：第一，他可以提供主要经济流量指标，监测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诸如生产、分配、消费、投资、进出口、金融活动等等；第二，他可以显现经济学所定义的经济过程中的因果机制，支持运用计量经济方法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第三，在宏观和微观的层面上支持中长期计划的制定和计划目标的论证，为经济决策提供基础和依据；第四，在核算的国际化前提下，为进行国际比较提供支持，服务于国际事务的管理和分析。

这些年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运行，一直围绕GDP（国内生产总值）展开，通过衡量GDP这一指标，来判断国家总体的经济运行情况。可以说，没有国民经济核算，就不可能有宏观经济管理，没有国民经济核算，经济分析就不能建立在坚实的计量基础上。

然而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人们逐渐意识到环境保护和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因为从当下来看他有着重要的缺陷，那就是许多进入不了市场的自然资源或者自然环境不能被SNA体系吸纳，也就是说通过SNA体系计算得出的GDP值只能看出经济总产出量或经济总收入量的变化，而看不到其背后付出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所产生的代价。于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这一概念，就应运而出。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

那么什么是绿色国民经济呢？绿色国民经济核算，通常所说的绿色GDP核算，包括资源核算和环境核算，旨在以原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基础，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其中，通过核算描述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提供系统的核算数据，为可持续发展的分析、决策和评价提供依据。

1、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目的

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GDP 连年增高，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性的加强，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些高增长的背后是不断透支资源环境以及公共健康基础上的，现行的SNA 计算体系是以市场行为来计算GDP，他反映了市场的供求关系，他传递的是以货币为关系的市场信号，这也是现行GDP权威的原因，但是，许多环境要素与资源要素是进入不了市场的，这些成本在SNA体系中是无法计算出来的，例如，我们砍伐了一片森林，利用森林加工成纸张和筷子，这些是可以统计在GDP中的，然而这片森林每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释放的氧气，森林的消失造成的水土流失，微生物的灭绝，这些损失是没有市场价格也没有一丝市场符号，他们进入不了市场，没有市场行为，所以他们不能统计在GDP中，因此，通过现行的GDP计算体系的自然资源实物量的附属表不能很好的为这些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以及恢复这些环境所需要的投资进行精确的决策，以2006年国家统计局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为例，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 ，然而在我国“十五期间”环境污染投资仅占GDP的1.18%，数据偏差明显。通过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可为可持续发展的分析决策与评价提供依据。

2、绿色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

1992年，联合国与国际统计机构提出了绿色GDP这一概念，1993年，由联合国统计署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负责，提出了SEEA核算体系（又称卫星账户），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是SEEA-2003这一体系，该体系是在SEEA-1993基础修订完成的，采用的主要核算方法是实物量核算以及价值量核算。所谓实物量核算，是在国民经济核算框架基础上，运用实物单位（物理量单位）建立不同层次的实物量账户，描述与经济活动对应的各类污染物的产生量、去除量（处理量）、排放量等。而价值量核算，是在实物量核算的基础上，估算各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货币价值损失。SEEA-2003体系主要阐述了如何将环境资源保护与消耗等问题运用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它构建了绿色国民经济体系的基本准则，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及宏观调控起到了重要作用。

3、绿色国民经济体系发展中遇到的困难

首先，现在运行的SEEA-2003体系十分庞大复杂，它涉及到自然资源、环境、生态等等方面，自然资源又包括许多，譬如水资源，生物资源，土地森林，空气等等资源，可以说现行的体系只能很粗略的把这些计算在其中。

其次，数据的收集也是一个难题，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对这些资源的数据进行精确的计算，比如说环境造成的污染，它往往是许多年后才会对公共的利益进行破坏，那么这破坏部分产生的成本是计算在哪一年，从现行的体系中我们是无法进行统计的。

第三，目前这一体系还没有在世界上得到通用，在国际国民经济核算的比较中，有一国进行的是传统SNA 体系，另一国进行的是SEEA体系，这样两个国家是没有办法比较的，所以现行的SNA体系仍然是大多国家的首选。

第四，SEEA这一体系操作难度大，计算复杂，推广困难，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困难，更重要的一点是现行的GDP只是单纯的看经济的运行情况而不看是否可持续增长，一旦实施绿色GDP，扣除环境与资源这一成本，很有可能令现有的GDP数据大大下降，这会让人不能接受。

三、结语

当前，世界各国对发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都处于探索中，敢于直面挑战，从GDP到绿色GDP，这是一个困难与希望并存的事业，发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高敏雪.可持续发展与“绿色GDP”核算[J].中国发展，2002（1） 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