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管理思想范文
时间:2023-10-10 17:2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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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泰勒科学管理理论中的和谐管理思想探要
和谐是客观世界的普遍法则,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和谐管理是管理中各项职能、各种资源、各个方式方法之间的协调与互补所达成的组织整体状态和良性运行机制。通过和谐管理实现组织和谐,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的基本追求。早在100年前,和谐、合作就成为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w·泰勒(frederick·w·taylor,1856—1915)创立科学管理理论、实施科学管理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前提。重新研读泰勒1911年发表的标志现代管理理论诞生的《科学管理原理》,真切回顾100年多前泰勒所从事的艰苦卓绝的科学管理实验,都可以发现蕴含在科学管理理论中的深刻而丰富的和谐管理思想,这些思想依然是对当今时代的组织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的思想遗产。
从1878年到费城米德维尔钢铁厂做一名普通的机械工到1911年发表《科学管理原理》乃至1915年不幸染病去世,泰勒所处的时代,正是美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大型企业不断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频发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冲突加剧,企业内部的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特别是劳资之间的冲突引发泰勒对工厂管理问题的思考,并致力于通过科学研究和试验探索协调劳资冲突、提高生产效率的科学方法。基于先后在米德维尔和伯利恒钢铁厂持之以恒进行的搬运铁块、铁砂和煤炭铲掘、金属切削等管理实验,泰勒冲破了工业革命以来传统的经验管理方法,第一次系统地把科学方法引入管理实践,创立了科学管理理论,首开20世纪作为“管理的世纪”之先河。“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泰勒最重要的贡献是创造性地把管理当做一门科学”。[1]但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绝不仅仅是一种提高生产效率的科学方法或管理制度,如工作研究、时间分析、工具标准化、职能工长制、差别工资制等,“科学管理主要包括一些广泛意义上的原则和一些可用于很多方面的理念。”[2]克劳德·小乔治就曾指出“科学管理中,概念和哲学的成分大于技术的成分”[3]。和谐管理就是这些原则或理念中的核心内容,也成为科学管理理论的重要特征。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就认为,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包含着与流行的认识(如效率工具、忽视群体、视工人为机器、强调等级控制等)完全不同的内容,这就是他的管理“和谐观”。[4]泰勒的和谐管本文由收集整理理思想既是科学管理理论的总体特征,也表现在人机和谐、劳资和谐、团队合作和社会和谐等方面,这些正是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当代价值之所在。//html/lunwenzhidao/kaitibaogao/
1 “整合的统一体”: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总体特征
篇2
论文关键词:泰罗;科学管理;管理主义;经验管理;工具理性;社会理性
弗雷德里克·泰罗是古典管理时期的开山鼻祖,开创了管理学发展史上的科学管理原理学派。然而,随着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和后工业时代的来临,泰罗的经典管理思想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非议和挑战。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科学管理原理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工厂的劳动生产率,管理的哲学基础是亚当·斯密以来的理性“经济人”假设,管理方式是一种“大棒加胡萝卜”的物本管理手法,已经适应不了新时期的要求。更有甚者,有人简单地把科学管理原理与人际关系学派思想对立起来,认为科学管理原理是一种冷酷的非人本管理,因此,在人本管理已经成为普适管理价值的今天,泰罗的思想更是显得格格不入。那么,泰罗的管理思想是否真的过时了呢?我们到底应该以怎样的一种态度,看待泰罗及其科学管理原理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地位呢?本文从管理学说和管理学理论的历史演进的角度进行探讨,认为它开创了公共行政学的管理主义研究途径,挑战了传统的经验管理范式,并注重组织管理由工具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型。
一、开创公共行政学的管理主义研究途径
当代美国公共行政学家戴维·罗森布鲁姆认为,自伍德罗·威尔逊以来,公共行政学开创了三种研究途径,即管理、政治和法律途径。而管理途径又可区分为两派,即传统(正统)管理途径,以及当代以革新为导向的新公共管理(NPM)。公共行政研究的传统管理途径可追溯至19世纪美国的文官制度的改革运动。当时为消除政党分赃和官僚腐败给美国联邦政府系统带来的祸害,改革者提出“政府事务中具有商业性质的部分应当以一种完全企业化的模式运作。”传统管理途径的思维和逻辑主要是建立在政治与行政分离的观点之上的。任职于1913—1921年的威尔逊总统提出,应该用(企业)行政管理的稳定原则———企业式原则来指导公共机构的运作,认为“行政的领域是一个企业的领域”。因此,为了提高政府运作的效率,我们应该以私有企业的行政管理为榜样,所谓行政问题就是管理问题。根据传统管理途径的观点,公共行政的意义在于追求效能、效率以及经济的最大化。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欧美国家普遍掀起了一场政府改革运动,其矛头直指政府的机构膨胀、职能臃肿、成本高昂、效率低下,由此也推动了公共行政研究新的热潮,催生了公共行政研究的新管理途径。所谓新管理途径,一般又称为新公共管理(NPM)途径。与传统管理途径之发源相类似,这一新途径也主要是改革取向的,以期改善公共部门的绩效。新公共管理途径包含诸多改革假设,比如,公共行政的焦点应放在获取结果而非遵循程序上;公共行政在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面应妥善运用各种市场竞争机制;公共行政应强调顾客导向的观念,等等。与传统管理途径观点相类似,认为公共行政是非政治化的和企业化的,这是新公共管理途径的根本。在罗森布鲁姆看来,从价值、组织结构、对人的认识、认知模式、预算、决策观、政府职能等几个特征来说,尽管公共行政的传统管理途径和新管理途径之间存在不少差异,但总体上看是殊途同归的,崇尚效率和系统管理是其不二法门的哲学基础。而追根溯源,管理途径作为现代公共行政学的一种主流研究途径,历史上滥觞于泰罗及其科学管理原理。可以说,正是泰罗的学说,奠定了管理学在现代社会科学中的合法性地位;也正是泰罗的思想,启发了威尔逊的研究灵感,从而触动他去吸收和借鉴私营部门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技术,写出了流传百年的《公共行政之研究》,进而创立了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公共行政科学。
泰罗通过对时间动作制、职能工长制、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制的亲身体察,发掘出现代组织管理中的重要法则———效率法则。在他看来,劳资双方都应崇尚科学管理工艺,追求生产率的提高,以实现双赢的目的。着名学者欧文·休斯认为,工厂装配线是体现泰罗思想的主要的社会领域,但政府运用科学管理的时间并不比它晚多少。因此,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在公共行政领域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因为泰罗当时就认为,科学管理可运用于公共部门的原因在于:它提供了政府中官僚制组织形式的运作方式,是一种最佳方法,其系统控制的思想非常符合僵化的等级制、过程和惯例。标准化任务及按其操作的工人与传统的行政模式是吻合的。甚至利用秒表计时进行绩效测量的做法在庞大的官僚组织及其分支中也较为普遍。
在泰罗其后的近百年时间里,尽管人际关系学派、管理决策学说、权变组织理论、知识管理理论等各种管理学说和理论流派层出不穷,众说纷纭,对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然而,泰罗开创的传统管理研究途径,以及由其衍生的新管理研究途径,始终是公共行政学的正统研究途径,并未受到其它学派和研究途径的冲击而被边缘化。正如美国着名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所指出的,二战后管理学科领域出现所谓“理论丛林”现象,这使得泰罗等古典管理学者的观点被人发展得过于枝蔓,先后出现6个甚至11个学派的混乱局面。但很多学派其实是标新立异,只是迎合了社会的需要,在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其科学性值得质疑。而惟独由泰罗开创的管理科学研究途径,其合法性一直经久不衰甚至有久尔弥坚之势。对于泰罗及其科学管理原理在公共行政学研究中的历史地位,博兹曼提出过一个更具结论性的评论。他说:“科学管理在教科书中占有一席之地;它在公共行政的实践和政府研究中具有很大的影响。由于对科学管理和科学原则的信奉迅速扩展并使其流行的正统做法,公共行政和公共行政人员的影响达到了顶峰。科学管理在1910—1940年期间一直对公共行政起着支配作用,它使公共行政具体化为一个学术领域。”
二、推动传统经验管理范式向现代的科学管理的转变
科学管理原理的本质是一场思想或精神革命,它挑战了传统的经验管理范式,倡导新的科学管理精神,推动了传统经验管理范式向现代科学管理的转变。关于这个问题,泰罗在《科学管理原理》一文中曾多次提醒人们不能只重技术而忘记了它的精神实质。他说:“科学管理是通过研究和实践发展起来的,它是以测量手段和工程技术为基础的,用科学的调查方法,根据实际而不是传统来决定所能完成任务的正确方法”“具体体现在科学管理的‘四个原理’上。不仅是管理手段上的,更是管理理念上的。”因此,“他自己由于对大批的所谓‘效率专家’借用了他的方法而忘却了他的基本原理而感到苦恼”。管理学家邓恩评论道,“科学管理的‘措施’绝不等同也不应取代科学成本核算方式等等的管理技巧问题,而后者则是一种坚持收集数据、列表分析并将知识应用于解决工业社会问题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是倡导一种全新管理范式的‘思想革命’。”
为什么说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的本质是一场思想或精神革命,而且挑战了传统的经验管理范式呢?这是因为泰罗一反传统的经验沿袭方法,采用科学的途径来解剖管理生活,探究管理的内在规律和普遍原则。他把科学视为良好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在他之前,没有数据,没有理论、原则或制度,就没有人会相信管理能出效益,人们也不会把管理看成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比如,此前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就意识到管理是土地、劳动和资本之外的生产力的“第四要素”,但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和重视。“只有泰罗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向社会的劳资双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阶层证明:真正的科学,那种能够导致充分掌握信息专业实践的科学不只是技巧、公式和规则,而是一种思想革命,一种世界观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代管理学大师彼德·杜拉克认为,“直到1885年泰罗开始探索之前,还从没有人对工人的日常工作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怎样工作被看作是一种想当然的事情”。英国着名管理学家厄威克也指出:“泰罗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发明某种全新的东西,而是把整个19世纪在英美两国产生、发展起来的东西加以综合而成的一整套思想。他使一系列无条理的首创事物和实验有了一个哲学体系,称之为‘科学管理’。”
罗伯特·丹哈特则从公共组织理论的角度评价了科学管理原理对于实现管理范式演变的贡献。他提出:“泰罗着作中的哲学含义对公共行政学者来说具有重大意义。虽然我们有可能觉得泰罗的科学很粗糙,但我们不能否定他推进了将严格的科学性运用于组织研究的观念。这种方法不久便成为了管理科学的主流。此外,科学原则最先是被运用于生产,但随后便‘向上和向外’扩大到组织的更高层次,或许可以说普及到了社会。”欧文·休斯更是对泰罗的思想充满誉美之词,他认为:“泰罗所追求的是一种根本性的变革,用效率和科学取代了特定决策,当通过科学管理使雇主和雇员拥有相同利益时,它甚至成为一种社会变革。”
上述说明,正是泰罗把科学的知识和科学的精神应用于管理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才使人类社会的管理世界观和管理范式进行了一次哥白尼式的变革,实现了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转变。具体来看,这种转变体现在四个方面:
(1)经验管理的主体是个人,主要是通过有经验者起“传、帮、带”的作用,把长期积累的管理常识和管理窍门传授给其他人。相反,科学管理的主体不再仅仅是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他由领导群体或管理群体来控制,同时还外加了参谋机构和智囊团(外脑)来辅助决策和参与管理。
(2)经验管理的客体(对象)是单纯的物,属于见物不见人的管理;而泰罗的科学管理对象不仅有物(如机器、工场),更重要还有人,它是通过对人的有效管理来实现对人和对物有机统一管理。
(3)经验管理的主要依据是人类以往积累的知识、智慧、经验和个人胆识与阅历;科学管理依据的则是科学的方法、理论、工具、技术和艺术,实现了我国古代提倡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境界。泰罗明确指出:“必须用科学知识来代替个人的见解或个人的经验知识。否则,就谈不上科学管理。”
(4)经验管理的程序简单和随意,没有规则意识和制度观念,“谋”和“断”合而为一;科学管理是一种程序管理和规则管理,讲究程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管理的过程是分阶段、按步骤进行的,避免了主观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泰罗反复强调:“最佳的管理是一门实在的科学,其基础建立在明确规定的法律、条例和原则上。”
三、注重组织管理由工具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型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理性化是现代化的核心要义,而要实现管理的现代化,就必须首先进行理性化的组织设计。为此,他提出了“官僚组织”(或称“科层制”)的概念。与此相对应,韦伯极力倡导工具理性,以适应工业社会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对组织管理的要求。由于泰罗与韦伯大体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因此很多人以为泰罗也效法韦伯,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把工具理性发挥到了极致,并由此断定泰罗的管理是以“经济人”假设为根基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经济人”假设来断定泰罗的管理就是见物不见人的物本管理,属于典型的工具理性;恰恰相反,在泰罗的着作和思想中,始终闪烁着社会理性的光芒,充满了关注弱者和劳资共同利益的人本意识。
要研讨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区分工具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基本涵义。所谓工具理性,是指在人性的设定上,把组织人单纯看作“经济人”,诉求物质利益上的最大化;在管理的对象上,把人看作是机器的附件或依附物,实施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物本管理;在管理的价值取向上,关注组织赢利的最大化,忽视个人和社会的利益。而社会理性,则同时关注人的多方面需要特别是社会心理需要、社会的公共精神和国家的公共利益。从总体上看,前工业社会的传统管理属于典型的工具理性管理,见物不见人,纯粹把人看作是工具性附属物。泰罗的科学管理虽然是在科层组织场景下进行的,受特定历史环境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工具理性的组织管理方式,因为其根本目标在于最大限度提高组织效率和生产能力。但必须承认,它同时也注重由工具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变。主要表现在:
(1)泰罗的管理哲学的初衷在于高扬“提高全国性效果”大旗,配合罗斯福总统倡导的“保护国家资源,增进全国性效果”的呼吁。泰罗认为他自己写《科学管理原理》一文有三个目的,其中第一个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简明的例证,指出由于我们日常的几乎所有行为的低效能使全国遭受到巨大的损失”,并因此在美国全社会宣传和灌输科学管理的精神,提高社会效率和全国性效果。但很显然,传统的基于工具理性的组织管理思路往往是狭隘的,它只重视组织个人或内部的效益,其目标诉求尚未升华到社会和国家利益的层次。
(2)关注管理层和被管理层双方的收益,实现了由瓜分既定蛋糕向做大蛋糕的理念嬗变。在《科学管理原理》第一章的开篇泰罗就旗帜鲜明地提出:“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当时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相信雇主和雇员的根本利益必然是对立的,但泰罗认为,“科学管理则恰恰相反,它的真正基础在于相信两者的利益是一致的。”
(3)强调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间是合作博弈而非劳工阶层的“囚徒困境”博弈。在论证《科学管理原理》时,泰罗明确地指出“资方和工人的紧密、亲切和个人之间的协作,是现代科学或责任管理的精髓。”他把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亲密友好的关系,强调为是科学管理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4)关注人的价值而非完全的“经济人”取向。如泰罗在国会证词中说:“先生们,有很多人把工人看成是贪心、自私、贪婪,甚至更坏的人。我完全不同意这些在社会上散布的污辱工人的滥言。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工人同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并不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加贪心、更加自私。他们也不比其他阶层的人少贪心、少自私。”当代美国管理学大师T·彼德斯则认为:“注重时间和动作模式的泰罗,以他特有的方式增加了人们的自由。他的确定工序最佳时间的方法,使一线工人从盲目的、反复无常的工头手中解放出来。人们往往忘记了科学管理革命的两重性,一是对上面的管理者的,二是对下层被管理者的。”
综上所述,泰罗及其科学管理原理,一是划时代地开创了公共行政学源远流长的管理研究途径,并有着恒久的魅力;二是动摇了沿袭几千年的传统的经验管理范式,高扬起了科学管理革命的精神旗帜;三是注重社会组织管理上的价值理性的转型,即由工具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转型。但由于受时代的局限,泰罗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历史的缺陷。比如,杜拉克指出,“科学管理原理的两个缺陷:一是它否定了管理的整体性和组织;二是割裂了计划和实际行动。”
篇3
关键词:国学管理 儒家思想 现代企业管理
引言
“国学”一说,最初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当时提出的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回应“西学”的挑战。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在文化上出现了所谓的“国学热”(李中华,2007)。20世纪80年代末,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面对世界范围内的道德危机共同呼吁:“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到2500年前的中国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机会”。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过一时的“文化热”。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华民族已经开始找回文化的自信,中国开始迈向文化复兴与注重软实力建设的时代。
近年来,借助于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栏目,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说《论语》,王立群读《史记》及曾仕强讲《易经》得以迅速热播,出版的书籍也是数以万计,传播范围极广。时下,随着新《三国》、新《水浒》等四大名著的重拍、热播,在我们被先贤的智慧折服时,我们需要的更多是思考。或许新一轮的“国学之四大名著”又将在全国波及开来,当然这些还只是国学思想中的冰山一角。国学管理作为国学热的一个支流,现代在一些企业中已经得到重视,其对现代的企业管理的作用也在逐渐凸显。国内一些知名高校开办的企业国学管理培训班就反映了国学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已得到重视。所以在我国进行现代化的建设中,尤其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除了学习现在较为流行的西方管理理论以外,还应充分认识到我国传统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作用,充分利用我国儒家思想这一传统的文化瑰宝。
国学概念和国学管理思想
(一)国学的来源及涵义
“国学”一词,最早是指国家设立的学校,其最初见于《周礼》“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后来汉代的太学,晋唐以后的国子学、国子监等都是它的变形。四书五经中也有记载,但大多为同义,都是指我国历代王朝的最高教学机构。而以“国学”之名义专门命指中国文化学术之大一统系的特征 ,则始见于清末。有人说,章炳麟在日本组织“国学讲习会”,刘师培也有“国学保存会”的发起,或许他就是近代“国学”新义的最初使用者(武砺兴,2009)。因此《辞源》上解释说: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由此可见,国学并不是一本书或几本书所能概括的,它是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现代对于国学的理解已经和最初的意思截然不同,所以说,近代国学并非传统学术的简单延续,而是中国学术在近代西学影响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形态。
(二)国学管理思想的来源
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大多来自于对国家和军队的管理,多表现为注重“情”字,强调心“治”,重视精神鼓励,最终实现对民“爱之如父母,则归之如流水”的目的等。这些思想在现代管理者实施管理过程中,同样具有很好的应用价值(徐建中,2006)。当然古代管理思想只是现代国学管理的一种变形,国学管理的理论来源于著名文化学者张祖庸先生关于国学与管理的学术性理论论述,时下经大众媒体的传播,成为一种流行。
儒家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一)儒家管理思想
管理就其理论而言是一门科学,但从方法来说又是一种艺术。国学管理思想博大精深,而“经世致用”的儒家管理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承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在现代管理实践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儒家思想是由孔子始创,孟子形成系统的理论,至二程(程颢、程颐)朱熹发展为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它包含政治、教育、人性人生、家庭等内容,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等理论,认知求知、修养等方法论(刘海燕,2006)。儒家思想把传统文化的思维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把“天、地、人”,即自然、社会、人生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来认知。这种“天人合一”的统摄方法,以人为中心来考虑自然,以个人经验的合理类推去认知世界,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因此,儒家提出了“仁政”的民本思想,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民本思想的真实写照。纵观由古至今的太平盛世,无不是以民本作为执政理念的:汉初统治者,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思想,主张“与民休戚”,于是出现了历史上的“文景之治”;唐太宗李世民以“济世安民”之心,体恤民生,出现“贞观之治”;明孝宗“勤政爱民”铸就了难得的“弘治中兴”;清朝初年的轻徭薄赋,休养生息,迎来了“康乾盛世”。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以民为本一直是中国历史上开明统治者贯彻儒家管理思想的一条重要执政法则。
此外,儒家思想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个人、家庭、国家、天下四者统一起来,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在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基础上,强调群体意识与团队精神,强调实现个人价值与奉献社会相融合的理念,对于个人与他人、个人与企业、个人与社会、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和发展都有重大意义。因此,儒家思想从人的伦理道德、观念意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和管理哲学等方面为现代管理提供了有益的营养,丰富了现代管理理论。
(二)儒家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的管理实践
第一,儒家民本思想在企业管理上“以德服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以“礼仪之邦”自居,既然如此,那么“德”是必须的。孟子曾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这也体现在现今的一些公务员招聘要求中:得才兼备,以德为先。这种主张对企业而言,就是主张用道德规范作为一种无形的动力为现代企业管理保驾护航。1995年,国内著名企业海尔集团就提出“员工犯了错误,其上级管理者必须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刘海燕,2006)。其目的就是要求海尔的管理者以身作则,通过自己的德行来感染员工,将制度规范内化为员工自身的道德规范,这就深刻地凸显了“以德服人”的管理理念,使公司上下级同心同德共谋发展。现代企业管理也强调法律与制度,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儒家更关注人的伦理道德,主张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会风尚,让人们心悦诚服地遵照道德准则去做事,这才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第二,管理应注重“以人为本”。儒家遵从“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也即以人为本。在西方早期工业革命时期“人”的因素并没有得到重视,但现代西方管理理论也开始强调“人”是企业中最重要的因素。比如,全球最大的连锁超市-沃尔玛将员工视为自己的“合伙人”,很少出现由于分工不同而造成的歧视现象;Google公司允许员工自己布置个性化的办公室等(刘海燕,2006)。儒家的“以人为本位”的思想,对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企业要取得成功,首先要以员工的根本利益出发,打破上下级的界限,视员工如兄弟姐妹般,使员工有一种归属感,员工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企业创造出最大的财富。
第三,儒家“中庸”管理思想对企业文化的塑造。孔子云:“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捐呼!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及“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由此可见孔子也极为重视“中庸”之道。中庸,中即是正,庸即是和。中庸就是把握适度,按合适公平的方式做事,包括公平正确对持自己,公平正确处理家庭,运用公平正确的方法治理国家,创造和谐社会。在企业管理中也是,作为管理者待人接物应采取不偏不倚,赏罚分明、调和折中的态度。中庸之道具有很强的实践操作性,可以作为现代企业进行管理的指导。尤其在中国,作为一个人情味儿较浓郁的国家,外方管理者如不深谙中庸之道,在企业管理中一味强调制度管理,在中国就是很难行得通的。我们不能改变这种状况,因为这就是我国的文化,反之,我们如果合理地运用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被称为“日本近代工业之父” 的涩泽荣一先生在回顾其创业生涯时说:“我的经营中虽包含辛苦和惨淡,但常遵孔子之教,据《论语》之旨,故使经营获得成功”(王恒,2010)。其实他遵从的核心也就是中庸之道。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将儒家的中庸之道贯彻在建设企业文化过程中,将公平、公正内化为企业价值之中,才能创造充满生机活力的企业文化。
第四,“和为贵”的管理思想。目前,我国旨在建设一个和谐社会,现代企业管理也要强调”人和”。现代企业是一个综合系统,是多层次的有机结合体,怎样协调各种关系,怎样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成为一个普遍关注的问题。儒家“以和为贵”的管理思想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是现代企业管理中极为重要的因素,要保持企业的和谐,就要从组织和个人两方面来加强。在组织方面,一是要建立一个优秀的领导集体,领导集体的思想品质、业务能力是保持组织内人际关系和谐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二是要建立合理的组织结构,分工清晰、责权明确的组织结构有利于改善人际关系。在个人方面,企业的每一位员工要真诚地待人接物,给人亲和感,关心别人。作为管理者要有博大的胸襟,敢于牺牲自己的利益,要处理好上下级关系,特别要处理好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的关系。俗话说:家和万事兴,企业作为一个由不同部门组成的大家庭,“和”是必不可少的。
结论及展望
综上所述,儒家管理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些都还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从西方的现代管理也可看出,无论美式管理还是日式管理,其共同的特点都是首先把现代管理与自己的优秀文化结合起来。正如英国学者庄士敦所说:“当我们欧洲人开始惊异地发现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中国的伦理、中国的艺术和文学都有崇高价值的时候,中国人自己却开始学着把他们文化中这些伟大的产物加以不耐烦地鄙视……这是一个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申明等,2007)。
在过去的百年中儒学思想的发展起起落落,人们在迷失的过程中不断进行探索,而今“国学”热火重燃,但愿不是昙花一现,也不能是单纯地埋首故纸堆。在当前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对于已盈利的现代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和挑战,有的企业道德沦丧社会责任感淡薄、上下级关系不和、员工心理压力巨大,运用儒家思想来管理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现在的国学管理仍是一种快餐式文化,被人们用于附庸风雅,在现代企业的管理中仍未被提升到显著的位置。当然,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和儒家管理思想并不是西学和国学的对立,二者完全可以相得益彰。虽然二者达到统一运用仍需很长一段过程,但毋庸置疑,只要我们能像西方管理学思想一样,集一大批学者之功将儒家思想理论加以系统化、数量化并深刻贯彻到现代管理之中,开发出适合现代企业管理的诸如儒家式-波土顿管理矩阵,儒家式-七S管理模型等,国学管理特别是儒家文化管理在未来企业管理中的发展前景将是不可限量的,中国式管理也将涅而出。
参考文献:
1.李中华.国学、国学热与文化认同.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3)
2.武砺兴.国学的意义.社科纵横,2009(24)
3.徐建中.古代管理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河北企业,2006(11)
4.刘海燕.儒家民本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改革与战略,2006
篇4
【关键词】中庸思想 管理哲学 意义
一、中庸之道
《论语·雍也》中最先提出“中庸”这一概念:“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庸是孔子的最高道德标准。《论语·尧曰》提出“允执其中”的中庸实践要求。朱熹解释《中庸》题曰:“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所以,“中”可以理解为“中和”“庸”即常、用。可见,“中”是求证中庸内涵的关键,而“中”的规定性又离不开“和”的本质界定。从中庸的本质内涵出发,学者们对其管理学意蕴进行了不懈的探讨,并达成一定的共识。中庸之道的管理学意蕴集中表现在两个基本理念之中:一是中庸辩证论,二是中庸适度论。
(一)中庸辩证论
中庸辩证论,即中庸思想包含一定的辩证因素。孔子的中庸思想,其逻辑起点,是传统的“尚中”观念。 “中”也是成就“君子”品格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原则。“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质彬彬”也就是前文所谓的“中行”,关于此点,《颜渊》篇的一段话正好可作注脚:“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棘子成,卫国大夫。“鞟”即皮革。子贡的意思是说,礼仪形式和朴实的基础这两个方面,对君子来说同等重要,假如把两张兽皮的毛全部拔去,就分不出哪张是虎豹的皮,哪张是犬羊的皮了。因此,对一个人而言,美好的素质和合理的行为都是不可偏废的。
以“中”为标准,孔子常常告诫人们思想行为要合乎中道,如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朱熹解释说:“好勇而不安分,则必作乱。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必致乱。二者之心,善恶虽殊,然其生乱则一也。”“好勇而不安分”就是所谓的“勇而无礼”;“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有类于所谓的“直而无礼”。二者的行为方式虽或不同,但思想根源却是一个:即“一意孤行”,而不能中道行之。有见于此,孔子十分推崇“中庸”之德:“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从孔子的赞扬(“其至矣乎”)和惋惜(“民鲜久矣”)中不难看出,在孔子的心目中,中庸之德是何其完美。孔子把符合中庸的道德规范称之为美德,反对走极端,主张从两个极端中寻求中正而不偏,而这个中正并不是两端的正中间、折中点,而是要达到适合事物的合理状态,中庸体现了事物“质”、“量”、“度”之间的辩证关系,具有中庸美德的人就要善于把握事物的“度”。
(二)中庸适度论
中庸适度论是中庸辩证论的集中、具体的阐释。它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论语·先进》中记载“过犹不及”。这是他们“中道”观共同的核心思想。从《论语》及相关典籍中不难看出,“中”是孔子品评人物、选才交友的标准之一,也是其自我修养的行为准则。如:“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师,颛孙师,即子张。商,卜商,即子夏。二人均为孔子弟子。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谁更强一些,孔子评价说:“子张有些过分,子夏有些赶不上。”子贡以为,子张“有些过分”,自然要比“有些赶不上”的子夏强些,孰料孔子的回答则是:“过分和赶不上同样不好”。、在这里,孔子衡量弟子孰优孰劣的标准是“中”,即“无过无不及”。、在评价别人的道德情操时,不“毁”不“誉”,主张“直道而行”。不难理解中庸思想认为离开实际则偏,则失中,均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亦即“过”或“不及”。现代企业管理者把中庸这两个基本理念运用到企业管理中去,经过反复实践,提炼出“执两用中”、“君子时中”、“和而不同”等管理伦理法则。这不仅是唯物主义的思想,是辩证的方法论,而且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总结,它在现代企业管理领域中仍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中庸之管理哲学
从现代管理的观点看,中庸思想是一种与科学管理哲学交相映辉的人文管理哲学。中庸思想以尚中为逻辑起点,以时中为内在本质,以中正为规范原则,以中和为理想目标。“中庸之道”是古代管理文化的重要思想,必须进行现代性转化,才可以在管理活动中普遍适用。中庸首先作为一种伦理化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存在,中庸的方法论有着巨大的作用:抽掉中庸的特定具体伦理内容,中庸即有了作为一般方法论的意义——“中庸理念”。“中庸理念”内涵着对矛盾和发展的深刻理解,其有关发展原则、策略、主体及地位的思想及其思维框架的特点对我国现代化管理方式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中庸在管理中所体现的哲学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点:诚实依道管理;整体合一管理;适度适中管理;时中权变管理。具体诠释如下:
(一)诚实依道管理
实践“中庸之道”,首先要做到“诚”。《中庸》中子思指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王淄尘解释为:“天道运行,尽夜四时,无一间断,最为诚实。”诚是实践“中庸之道”,实践“中庸之德"的根本条件。而“诚”的本意即“无伪”性。无伪即真,真即事物的本来面貌。换言之,诚要求我们遵循事物存在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天地,要遵循天地之间的客观规律;在人世,要遵循“君君臣臣”的人道原则。天依天“道”,人依人“道”,此乃诚的实质。因此,在管理过程中,要实现“中庸之道’’的最高境界——“中和"境界,就要遵循依据管理之道,实施“诚”的管理。管理学之所以能在西方被尊奉为一门科学,也正因为管理有“道”。管理科学存在的宗旨就在于去认识和利用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客观规律。所以说,“中庸之道”的理念和行为与科学研究的宗旨是不谋而合的。因此,“中庸之道”体现在管理中,就要求人们在管理活动中要遵循管理过程中的各种规律:管理客体客观的规律、主体的行为规律等等。因此,依“道”管理,应该成为我们在管理实践中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行为理念。在现实的管理实践中,依道管理就是要求我们遵循依据“中庸之道”的管理理念,实事求是地去认识和利用事物的规律,既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从而最后达到管理的最高境界——和谐,使管理组织稳定、和谐、持久地发展。
(二)整体合一管理
中庸具有“执两用中”的整体原则;儒家讲求“天人合一"观念,所以中庸管理具有“整体合一"的特点。中庸倡导的是天人合一的“和谐”,强调的是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息息相通、和谐统一,也就是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追求“整体合一’’的和谐,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
因此,在管理过程中,在追求和谐管理的同时,我们必须将和谐置身于一个整体的系统内,从整体的角度来评价和谐,追求和谐。因此,要实现“中庸之道”的和谐管理,还必须实施一种整体的合一的系统的管理模式。在管理行为中具备良好的人际关系,将个人的社会接纳性及与人为善的能力相融合,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同时在管理中个体要保持稳定的心理状态,做到与己和谐,坚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外还要做到与环境和谐,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
(三)适度适中管理
“中庸之道”要求一个人为人处世、对人对物,既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一切都要做得恰到好处。因此,要达到和谐状态,首先我们应树立适度适中的观念,使事物的质处于合理的度的范围之内,并尽可能朝向最佳的度的方向努力。在管理过程中,我们可以借鉴中庸的思想,实行适度管理。中庸是对管理者最高的要求,管理者把握成功的最要紧的是掌握一个“度”。只有动中求静,静中思动,才是中庸之道。”要做好“中庸之道”首先要树立“度’’的观念。管理者注意管理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其次是选取最佳度。管理者要想实现最优化的管理,就必须在多与少、大与小、长与短、快与慢、动与静、松与紧、宽与严、张与弛、刚与柔、进与退等等之中作出最佳度的选择。因此,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的适度适中管理原则,也应该成为管理中的一个重要准则。
(四)时中权变管理
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这里的“可与立,未可与权”中的“权”字,其基本含义就是通权达变,也就是说凡事要审时度势,道出了“中"的灵活性。所以说它的不变是相对而言的。如果说每一种形势对应的合理行为都有一个度,而度应该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如果形势变了,度也会随之发主变化。在不同的时间,“中”也不同。因此,同样一种制度、同样一种行为,在某种形势下是在度的范围内,而另外一种形势下可能就处在合理的度之外,也就是说,可能成为了“过”或成为“不及”。在现实管理中,无论是管理制度的制定还是管理技术的使用,乃至一切的管理行为,都要在把握形势的情况下,进行变化。这种管理模式就是所谓的权变管理。目前,权变管理的理念已经随着西方70年代权变理论的提出而广泛地为人认知。而实质上,这一思想早己包含在“中庸之道”的内涵中。
由此可见,掌握中庸这种技术管理,就要做到:诚实依道、整体合一、适中适度、时中权变,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得掌握中庸、实践中庸。
三、意义
中庸管理哲学是一种新的视野。它既是古代中庸思想和现代管理思想这两种视野的融合,又是对这两种视野的超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在现存社会矛盾同益高涨的今天,中庸作为一种兼顾哲理性、行为和目标性三重性质的管理模式,更是具有其深远的意义。
(一)中庸管理哲学是对古代中庸思想的融合与超越
我们说过,中庸思想本身包含有“管理”的因素。但是古代儒家心目中的管理乃“治国”,即对国家的管理。我们运用现代管理理论重新解释阐中庸最一般最普遍的管理学意蕴,同时也就赋予了儒家管理思想的现代意义,使之不仅适用于国家的管理而且也适用于现代的各种管理形式,诸如企业管理形式、经济管理形式、行政管理形式、社会管理形式等等。儒家管理哲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人文性,它以对人的管理为中心,发展出一套自成体系的管理思想,这就赋予了管理以人文的意义,丰富了现代管理的理论思维。
(二)中庸管理哲学是对现代管理理论的融合与超越
中庸思想博大精深,包含多重含义,其中对人对事的中庸和对己修养上的中庸是它最主要的两个方面。对人对事的中庸要讲“忠恕”,对事要尽心尽力尽责,对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要抛弃自私自利的陋习,爱广大民众,所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做这一切时都要有一个“度”,不能“过”,也不能“不及",否则就会走向极端。只有在社会上保持了对人对事中庸态度,才能从本质上协调群众,建立理想的社会伦理关系。中庸的另一个含义是“修己”。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君子义以为上”,“喻于义”,而非“喻于利。总之,中庸主张人应修养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个“成人”,一个“君子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孔子的中庸思想能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和睦。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启发我们在经济政策上要注意做好宏观调控,从整体上着手,建立适应我国社会结构性变化特点的利益协调机制。经济的飞速发展必导致激烈的社会竞争,如果不能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给社会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危害。“中庸之道"反对过激行为,讲求理智,对社会的不良现象要凭借制度合理解决。对于为人处世,“中庸之道”反对“过”与“不及”,主张不要盲从,也不要唯唯诺诺。强调为人处世要有自己的原则,这样在处理各种矛盾时,“叩其两端”,“执两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加和睦。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对现代管理制度的超越。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篇5
新形势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着更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传统思想中蕴含着很多先进的管理思想,如何合理运用将对学生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很大的助力。儒家的柔性管理结合法家的刚性管理为学生管理工作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持。
关键词:
儒家;法家;学生工作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24018301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是高校管理育人的重要方面,在学生管理工作中,涉及到了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就业、情感、心理等多方面内容。辅导员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最基层的实施者,是保证高等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通过改善辅导员的管理方式,做好大学生的管理育人工作,无疑有着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学生工作者之间流传着“谁的学生就像谁”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充分体现了辅导员作为学生最直接管理者对于学生的影响。因此,必须不断地提升自身的业务水平及品德修养,这样才能塑造出更多身心健康的高等人才。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形成了儒、法、道、名、杂、阴阳等多种学派,其代表人物及思想观念由于所处时代及所代表阶级利益不同而各不相同。而在管理思想方面值得我们学生工作者借鉴的主要从儒家、法家为出发点予以阐述。
1儒家思想对学生管理工作的启示——以人为本
在传统儒学中,“仁”是其核心范畴、内在精髓。“仁,亲也,从人从二”(《说文解字》),可见,从本义上讲,“仁”是表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范畴。孔子一生中讲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仁”。孔子曾说:“仁者,人也”(《礼记·中庸》),“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力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也说明了“仁”就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仁”的核心内涵就是尊重人、爱护人、以人为本。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儒家的人本思想就是把“人”或“民”看成管理活动的首要因素,看成是管理活动的根本。
作为一名学生工作者,在学生的日常管理中应时刻将学生放在第一位,学生对自身所处管理环境的感受,对自己在学校中的主人翁地位,对学习、恋爱、人际关系、就业等个人发展需要得以满足的程度,都影响着整个管理效果。
“仁者爱人”落实在学生工作中,就表现为要爱学生,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的发展要求。确立以学生为中心的管理方略,帮助学生在学习及生活上出现的困难。只有心里装着学生,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学生工作主要是同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因此营造良好的氛围,既体现了对学生的尊重、理解、关怀和信任,也能更好的起到对学生潜移默化的感染、感化教育作用。辅导员作为一名教师同学生之间应建立起一种平等的人格之间的交流,通过平等讨论建立起良好的师生关系,并能就某一问题形成师生双方都认可的结论。而不仅仅表现在布置任务与完成任务这一简单的工作方式。同时还应允许有不同意见的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交流更能使学生在不同意见那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提升自我工作水平及修养。
2法家思想对学生管理工作的启示——严明纪律
法家的管理思想内核是韩非的“法、术、势”之论,法家倡导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做出最高决策。法家认为“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他们思想的基本特色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汉书·艺文志》)。法家所讲的“势”是行法用术的必要条件,并贯穿于行法用术之中;反之,“法”和“术”是“势”的具体表现。法术势三者是密切结合,不可分离的,韩非子主张依法治国、用术御人、以势制人。
尽管“法、术、势”之论是为君主专制和封建经济服务的,但现代学生工作中仍可从权利集中的威慑力、统一制度的强制力、明确职责的监控力、赏罚严明的震慑力等等内容得到某些启示。
作为学生工作第一线的辅导员,每个人所带学生数量众多,往往都是超工作量带班,然而自身精力是有限度的。要想管理好所带学生,那么相应的规章制度就应该建立齐备,选拔得力且认真负责的学生干部分管各自班级是行之有效的方式。从“法”的角度出发,制定《学生资助工作条例》、《学生手册》、《学生奖惩制度》、《学生党员发展手册》等规章制度;从“术”的角度出发,班干部中由专人担任资助委员、心理委员,建立一套辅导员——班委——舍长——学生的四级联动机制,各班委分管相应工作,这样便能更顺畅的开展学生工作事务;从“势”的角度出发,应该充分发挥“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思想。充分调动班干部的主动性。通过充分授权,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他们的智慧、能力,而不必亲力亲为、事无巨细。说的就是成功领导者的领导艺术,是无为而治,而权势却掌握在自己手中。
3结语
新形势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面临更多新的问题和挑战。辅导员作为其中重要一环,处于与大学生面对面接触的一线,必须积累工作经验,不断的总结和借鉴先进的学生事务管理理论与方法。中国传统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理论和思想。将之合理的运用到学生工作中将为辅导员提供强力的支持和帮助。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规矩就不能改变管理的无序状态。但也不能一味的将刚性制度管理当成唯一法宝。如何将“他律”转化为“自律”是师生真正将领导意图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追求,从而变成自觉的行动,最终达到自我管理的更高标准。
参考文献
[1]张觉.韩非子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6:1.
[2]陈东升.韩非子 与中国式管理[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6:1.
篇6
【关键词】决策 决策技术 结构化决策
一、决策理论学派的产生
随着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的应用大大的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某种程度上使得企业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大,特别是跨国公司不断地发展,这种企业不仅经济规模庞大,而且管理十分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企业整个组织的活动进行统一管理,是人们所面对的问题。因此在管理的丛林中产生了以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
二、决策理论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决策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赫伯特·A·西蒙,他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其主要著作有《管理行为》、《公共管理》、《组织》、《人的模型》、《管理决策的新科学》等。
决策理论学派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詹姆士·马奇。他于1953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以后在卡耐基工学院任教。其最主要的成就是在组织理论方面的开拓性研究。主要著作有《公司行为的一种理论》(马奇和塞尔特合写)。
三、决策理论学派理论管理思想及特点。
决策理论学派是以社会系统理论为基础的,其中吸收了行为科学、系统理论、运筹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内容。在管理的丛林中是一很有影响的管理学派,他们特别重视管理决策问题。决策理论学派的管理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组织的理论
在关于组织的理论中,西蒙提出了组织就是作为决策的个人所组成的系统,决策贯彻于管理的全过程,管理就是决策。西蒙的中心思想是,管理人员应该有效地利用各种形势的外部影响力来塑造职工的性格。他认为经营中组织的最理想状态是,他的所有成员由于把个人目标和组织的共同目标结合起来,因而都愿意为提高组织效率而做出贡献。同时西蒙还提出了一个更深远的结论,认为在当代社会中职能地位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而等级的地位的重要性越来越小。
(二)关于决策的过程及方法论
从一般意义上讲,我所说的决策就是从几个备选方案中选定一个的行为,然而西蒙所提出的决策却不这样,认为决策包括几个阶段并且涉及多方面的过程,他把决策分为下四个阶段:收集情报阶段。其任务是探查环境,寻找决策的条件。制定计划阶段。其任务是制定计划和分析可能采用的行动方案。选定计划阶段。从拟定的备选方案中选定一个。对选定的方案进行评价。此阶段的任务也就是对已选方案进行审查,这样对于保证所选定方案的可行性和顺利实施而言,是关键的一步。
(三)关于决策的标准。
在决策准则上,用满意性准则代替最优化准则。西蒙认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应该用“管理人”假设代替“理性人”假设,“管理人”采用“令人满意”的决策准则,从而可以做出令人满意的决策,因此管理中也就不可能按照最优化准则来进行决策。未来含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人们不可能对未来无所不知。人们不可能拟定出全部方案,这既不现实,有时也是不必要的。即使用了最先进的计算机分析手段,也不可能对各种可能结果形成一个完全而一贯的优先顺序。
(四)关于决策的程序化和非程序化。
西蒙根据其活动是否反复出现,把全部活动分为例行活动和非例行活动两类,其决策活动也就是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决策。经常性活动的决策可以建立一定的程序,也就是应该程序化以降低决策过程的成本,只有非经常性的活动,才需要进行非程序化的决策。
四、决策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和从中给我们的启示
(一)决策理论在企业中的应用
决策理论学派所倡导的现代决策技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尤其在进行结构化决策时所运用的计算机技术已经在企业中得到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例如AOS系统KWS 等等。对于半结构化的决策系统,例如MIS,DSS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对于非结构化决策还处于摸索阶段。这些决策技术在企业中的应用,不仅提高了企业的结构化决策的效率和质量,同时也提高了企业进行大量信息收集、分析、处理的能力,使企业在信息的海洋中找到了与外界有效连接的结点。
决策理论学派的决策理论在企业中的另一个重要应用就是为管理者的决策提供了一个衡量标准:满意准则。这在管理实践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使管理者不必也不应该再为寻找最优决策而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二)决策理论给了我们两点启示
从管理职能的角度来说,决策理论提出了一条新的管理职能。西蒙提出决策是管理的职能,决策贯穿于组织活动全部过程,进而提出了“管理的核心是决策”的命题,而传统的管理学派是把决策职能纳入到计划职能当中的。由于决策理论不仅适用于企业组织,而且适用于其他各种组织的管理,具有普遍的适用意义。
首次强调了管理行为执行前分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决策理论之前的管理理论,管理学家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管理行为的本身的研究中,而忽略管理行为的分析,西蒙把管理行为分为“决策制定过程”和“决策执行过程”,并把对管理的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决策制定过程”的分析中。
五、对决策理论的评析
以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的核心是用决策统的管理,且决策贯穿于管理的始终;决策理论不仅适用于企业,而且适用于其他各种组织的管理,具有普偏性。与其相联系,西蒙的管理理论不仅仅讨论管理的政策措施问题,也不是仅仅讨论管理技术方法问题,而是深入分析和说明组织活动的机制,并为此提出了诸如决策的前提,组织影响力,决策的程序化和非程序化、诱因与贡献等一系列与决策相关的概念、并由此确立了自己的理论结构、为行为科学的决策理论奠定理论基础。
篇7
关键词:科学管理;泰勒;物流配送
中图分类号:F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2-0096-02
20世纪初期,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1856-1915)提出了他的科学管理理论[1]。这一理论开创了管理理论研究的先河,极大提高了当时的劳动生产率,为现代管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虽然,这一管理理论已经有110多年的历史,但“我们今天的问题在本质上与以往相同,仅是由于知识、研究方法及文化价值产生变化,而提出解决方法有所不同而已”[2],特别是正处于成长时期的物流配送企业,它们在货物的运输、存储、包装、装卸、搬运、配送、流通加工等基本环节所面临的问题和机械工业初期非常相似。所以,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对今天及未来的物流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科学管理理论的主要观点
科学管理理论是在管理问题和管理实践中采用观察、记录、调查和试验等手段方法得出的,目的通过科学管理方法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的整合,提高生产的效率,缓和并解决劳资双方矛盾。其主要观点有:一是科学管理的根本目的是谋求最高劳动生产率。泰勒认为最高的劳动生产率是资本家和工人达到共同富裕的基础。它将高工资、低成本和高利润统一起来,从而使资本家得到较多的利润,使工人收获较高的工资。这样,可以激励他们扩大再生产的兴趣,促进生产规模的扩大。所以,谋求最高劳动生产率是泰勒创立科学管理的原理、方法的出发点。二是谋求取得最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是用科学的管理方法代替传统的经验管理。泰勒认为管理工作是一门科学。在管理实践中,建立各种明确的规定、条例、标准,使一切科学化、标准化、制度化。三是实施科学管理的核心问题是要求管理人员和工人双方在精神上和思想上来一个彻底变革,变对立为合作,共同做大企业“蛋糕”。
二、物流配送企业的特点
物流配送是现代物流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市场经济体制、科学技术和系统物流思想的综合产物,是集备货、储存、分拣、配装、运输、送达以及加工的一个体系[3],是一条完整的物流供应链,与人们一般所熟悉的“送货”有本质上的区别。目前,我国物流配送企业社会化程度低,管理体制混乱,机械化和信息化设施设备利用效率不高。部分配送物流中心仍然使用手工整理、人工装卸的方式进行分拣和搬运,没有充分利用计算机管理系统、条码扫描系统和机械分拣管理系统,不能及时跟踪货物和获得物流配送信息,而且仓储布局不合理,管理松懈,无专人巡视记录及管理制度。设备闲置和重复建设情况严重,造成物资不能及时调配,配送运输通道拥堵现象突出,大量物资滞留在流通领域,产生大量库存费用,造成资金流转缓慢,难以实现规模经营和规模效益。
三、科学管理思想在物流配送企业的应用及启示
1.工作定额和刺激性工资报酬制度
为了提高效率,泰勒提出“合理的日工作量”等工作定额原理。当时,不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对于一个劳动者每天的工作量,都没有一个清晰准确的认识。工人对资本家的剥削严重不满,普遍采用消极怠工的方式进行斗争,未能发挥出劳动者的潜力。资本家或管理层人员对于工人的日工作量没有客观评判依据,仅仅是凭脑中的印象或根据简单或者不完整的记录来确定,不能很好地衡量工人的日工作量,造成工人的不满。现在,许多物流企业均建立了工作业绩标准,定期对员工完成的工作量和工作难易程度进行考核,这些其实是受到泰勒的“合理的日工作量”思想的影响。物流企业也是如此,在分拣和配送中往往是用件数或者批量来收取费用和计算报酬。所以,合理确定配送人员的工作量,并且对于超额完成者予以奖励,这符合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刺激性工资报酬制度的第二种情况——差别计件工资制,即按照作业标准和时间定额,规定不同的工资率。对按时完成和超额完成工作定额的员工,按照较高的工资率来支付工资;对完不成工作定额的员工,则按较低的工资率支付工资。在物流配送企业中,鼓励负责配送的员工,不仅按照购货方的要求提供货物配送,而且主动到企业、消费群体中去了解、掌握他们的消费需求的意识,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提升配送的速度,减少中间的环节,扩大配送的规模,并对给企业带来效益的员工给予奖励。
2.挑选“第一流的工人”
每个人都具有不同的才能,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率,对某一项工作,必须找出最适合干这项工作的人,同时还要最大限度地挖掘潜力,才能达到最高效率。因此对任何一项工作必须挑选出“第一流的工人”。泰勒的“第一流工人”指的是具有不同天赋和才能的工人,只要工作对他合适,都能成为第一流的工人。问题的关键在于努力使每一种类型的人都能找到使自己成为第一流工人的工作。泰勒认为“非第一流的工人”是指那些体力或智力不适合做分配给他们的工作的人,或者那些虽然工作合适却不愿努力工作的人[4]。重活、体力活,让健壮有劲的男人干,而精细的活让谨慎的人来做,文秘性质的工作可以让细心的女士做,然后对第一流的人利用作业原理和时间原理进行动作优化,以使其达到最高效率。这样,人人各司其职,干自己最适合、最得心应手的事情。这一理论对当前仍然有借鉴指导作用。例如:选用物流配送外勤人员时,不仅要考虑到员工的身体是否结实强壮,能否长时间做户外露天的工作,还有是否喜欢这一岗位,有较强的主动服务意识,良好的服务态度。这种选聘标准就是为了挑选最适合物流配送工作岗位的“第一流的工人”,避免招收体弱或者不愿长期从事配送外勤工作的人。只不过,泰勒时代“挑选的一流工人”是在纯制造业的工厂,现在“挑选的一流工人”在应用于物流配送服务产业上。一般说来,从事物流配送的“第一流工人”并不一定是专业的培训机构、高校输送的人员,而是熟悉掌握物流配送的行业,掌握现代经济贸易、国际贸易运输、运输与物流理论和技能等方面的知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够给企业带来利润的人员。
3.标准化的工作原理
标准化工作原理包括采用标准化方法,运用标准化工具,选用标准化材料、营造标准化作业环境等。在此之前,员工的操作方法往往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或者师傅的传授来确定的,工人的作息时间及机器设备使用规定等也由管理人员根据自己的判断或者原先记录来确定,缺乏科学的依据。科学管理理论认为必须运用观察、记录、试验、测试等科学的方法对工人的操作方法、使用的工具、机器设备的位置、工作环境的布置和员工的作息时间进行合理的分析评价,消除各种不合理的因素,把各种最好的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科学的工作方法。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UPS)对送货司机的送货路线和动作都进行了时间研究,设计出精确的工作程序。包括开车门、向收件人递送包裹、记录等一系列细节动作。这虽然有些刻板,但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使UPS平均每人每天递送包裹达130件,而其他公司平均每人每天只取送80件,UPS的工作效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这一标准化思想还可以扩展到运输、储存、装卸、包装以及物流信息处理等物流活动中,按照物流的技术标准和工作标准配合性的要求,统一整个物流系统标准的过程。
4.相互协作的意愿
实施科学管理的精神内涵,是要求管理人员和工人双方在精神上和思想上来一个彻底的变革。它实质上是一种转变人性的管理,工人和雇主都要相信两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必须变对立为相互协作,共同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努力。雇主关心的是低成本,工人关心的是高工资,只有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才都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双方必须变指责、怀疑、对抗为互相信任、合作[5]。物流配送企业提供的是全天候的服务,下班时间难以确定,加班几乎成了工作常态,节假日也不例外,需要24小时待命。由于每天都加班,没有休息时间,加之较少的加班补助和苛刻的企业规定,导致劳资矛盾尖锐。特别是在货源不足时或运输淡季,往往就是跳槽和罢工的多发时段。所以我国的物流配送企业,应该借鉴一下泰勒的“相互协作的意愿”这一思想,使企业和员工相互合作,促进企业的发展和员工的进步,把员工的个人意志与企业的统一意志结合起来,从而使每个职工自觉自愿地积极为企业做贡献[6]。物流企业的管理者除了给予员工合理的报酬、按贡献和能力给予职业晋升机会外,还要通过从业人员岗前培训、物流企业内训和职业资格认证等培训方式,增强员工的企业归属感,让员工感到满意,实现双赢。
5.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相分离
将计划职能同执行职能分开后,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原先工人单凭自己的经验是不能找到科学的工作方法的,而且也没有时间和条件去从事这方面的试验和研究。将计划职能和执行职能分开,计划职能归企业管理层,并设立专门的计划部门来承担[7]。计划部门主要进行调查研究、拟定未来行动方向、安排管理实践并指示和命令等;现场工人及工头则从事执行职能,从事实际操作。我们现在物流企业中各个部门的划分原则就是源自于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如人力资源部、研发部门、分拣部、配送部等。让不同的人从事不同的工作,更有利于发挥个人专长。此外,物流配送企业建立自己的物流信息服务网络平台和研发试验室也是这一思想的体现。重视信息技术在物流配送中的作用,制定科学合理、符合企业发展的信息技术方案,明确相应的预算,并且根据预算进行投资。同时,结合企业的状况,进行论证,选择出适合企业发展的软件系统。在物流配送过程中,要注意发挥信息技术的作用,不但在货物的检索、定购、登陆中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而且在运输方式的选择、企业及消费群体的需求等方面也实现网络化。
总之,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理性地把握了管理发展的方向,将秩序、人性、科学等管理的基本元素融入新的管理制度内,对于物流配送企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程延江.管理学原理:第2版[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
[2][美]丹尼尔.管理思想的演变[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
[3]施建年.物流配送[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7.
[4][美]泰勒.科学管理原理[M].蔡国上,译.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08.
[5]周三多.管理学:原理与方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篇8
[关键词]纽曼;教学;大学
Abstract:Auniversityisaplaceforpassingonuniversalknowledge,themainfunctionofuniversityisteachinganduniversityisdesignedtopassonknowledge,whicharethemainthoughtofthebook“theIdeaofaUniversity”byNewman.ThispaperexpoundsNewman''''suniversityteachingthoughtandreflectstheteachinginmodernuniversities.
Keywords:Newman;teaching;university
教学过去是、当今依然是、将来仍然是大学教育活动的最基本组成部分。然而,随着高科技时代的来临,现代社会发展节奏大大加快,对科学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在数量上和速度上都有很高的需求。大学为顺应和推动这一潮流,一定程度上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功能上。教学,这一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功能一定程度上遭受了冲击。教授无暇顾及教学,教学效果成了学校评价教师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往往被科研成果取代。难道是大学教学的使命随着社会和大学的发展已经到了被迫退出历史舞台的地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恰恰想反,在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突显的今天,比过去更需要重视、加强和改善教学。
“大学……指学生而言”[1](P20),大学为学生而设。“如果大学的目的是为了科学和哲学发现……为什么大学应该拥有学生”[1](P1)。因而大学的主要职能是教学,大学“首先是个接受教育的地方,是个能从众多学科中获取大量知识的地方”[1](P47),这是贯穿于纽曼的《大学的理想》的中心思想。重读此著,笔者惊喜地发现它对当今大学教学不仅有丰富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积极的实践价值。
一、教学目标:传播和推广知识与培育理智
一切教育现象、教育过程得以形成的最高基准点就是教学目标[2](P287)。教学活动与其他教育活动一样,也是借由教学目标这一教育学范畴为最高基准点来构建的。因此,教学目标对教学过程有直接指导作用。
关于教学目标,纽曼虽然没有直接阐述,但在他的自由教育的倡导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出,他理想的教学目标是:知识的传递与“理智的培育”[1](P6)。不过他更重视后者,即“开阔心智,让心智得到修正和净化,使它学会去了解,让它去消化、掌握、驾驭并使用知识,让它有能力驾驭自己的才能,包括应用、灵活性、方法、准确性、敏锐、机智、谈吐、口才等等”[1](P42)。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主张中:
首先,纽曼主张“知识本身即为目的”[1](P20)。“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1](P1),后人常常片面、断章取义地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殊不知这句话具有深刻的含义和哲理[3](P177)。
教育过程是一个心理活动过程,纽曼意味深长地给教育下了定义:“教育是一个崇高的字眼;教育就是为获得知识作准备的”[1](P17)。他所指的知识有其特殊含义,他把它称为“自由知识”。何谓“自由知识”?纽曼解释为“它不仅是一种手段,而且是一种目的”[1](P32)。一方面,作为一种目的,纽曼认为,知识之所以真正高贵,之所以有价值,之所以值得追求,其原因不在于它的结果,而是因为知识内部含有一种科学或哲学的胚芽[1](P33)。对拥有知识的人来说,它可以使他们无需四处寻找可以依托的外在目的[1](P32)。因此,知识具有无可否认的益处,“以至于在领会过程中,它是对许多思想的补充;在获取过程中,它是对许多问题的补救”[1](P24)。由此可见,纽曼所提倡的教育应当首先强调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理解。而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活动——教学,理所当然也是为获取知识作准备的。另一方面,知识作为一种手段,纽曼认识到了知识的实用价值。他说:“拥有知识还可以使我们获得更多的优势并有助于他人。”[1](P24)“这种知识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或偶然的优势……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驭它或用它进行交流和沟通,可以用来应付不时之需,可以带在身边,进入市场。知识是一种习得的精神启示,是一种习惯,是一笔个人的财富,是一种内在的禀赋。”[1](P33)可见,纽曼并不反对知识的工具性,并不反对把知识运用于实践。他反复强调:不要认为这是否认对那些属于实用或机械方面技艺的特殊和现实的东西予以关注的必要性,或者说要去诋毁这些东西带来的好处,生活离不开它们,日常的福利归功于它们[1](P33)。因此,若将纽曼的“知识本身即为目的”单纯地理解为“为知识而知识”是不全面的。事实上,纽曼不仅最大限度地追求“本身即为目的”的知识,而且对于知识的外在作用给予高度关注。
其次,纽曼主张“全面的智力训练”。他从教学论的角度辩证地考查了知识与智力二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知识的交流无疑是才智扩展或者说才智启发的条件和手段[1](P53)。另一方面,知识的这种交流并不是才智扩展或才智启发的全部过程[1](P54)。拥有大量的知识并不意味着智力就得到了扩展和启发。因为,如果不是凌驾于知识之上,而是屈从于知识,那么就会被知识压得喘不过气来,并且拥有知识越多,就越会被知识所累[1](P59)。这似乎正是对当今教学现状的某种预言。
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不仅带来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也大大丰富了社会的科学文化知识。大学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向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学科知识。大学里开设各种主题知识的讲座,举行名目繁多的考试,颁发各种各样的知识技能证书……大学不仅没有意识到这种教育背后存在的危机,反而沾沾自喜,乐此不疲地将一大堆不能接受、消化的知识塞进学生头脑之中,以至于对学生灌输太多,学生却拒绝接受一切。这正是大学生产生厌学情绪的根源。并且,随着进入知识经济社会,知识以加速度的形式迅猛发展,要想让学生在大学学习阶段掌握一生所用的知识,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若今天纽曼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率先指出,仅靠知识的灌输显然是不够的。我们的教学应当启迪学生的智力,让他学会思考,从已知去探求未知。大学应以让学生掌握有关科学、方法、秩序、原则及体系为己任,注重学生的智能开发,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使大学成为真正的“心智训练场所”。
二、教学内容:整合的知识
纽曼指出:“知识按其程度变得越来越特殊时,知识就越不能成其为知识”[1](P33)。受古希腊“博雅教育”传统的影响,他认为大学传授的知识应吸纳人类所有的艺术、科学、历史和哲学等普遍知识。他说:“所有的知识是一个整体,单一的学科是整体的组成部分……知识的所有分支是相互联系的,因为知识的题材本身是紧密关联的,这正如造物主的行为和所生之物一样……过分突出一门学科,这对其余的科学是不公平的。忽视或取代一些科学,便会使另外一些科学偏离正确的目标。这样做会混淆科学与科学之间的界限,妨碍它们的作用,毁坏把它们连在一起的和谐……一门科学被视为整体的一部分时所产生的意义,与一门孤立的科学在没有其他科学的保障情况下所产生的意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1](P21)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纽曼的整体性知识更多地受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传统的影响,强调语法、历史、哲学等学科知识,但整体性知识是他在针对当时社会上大力鼓吹功利主义——“凡是不以功利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教育系统都产生不出什么好东西”[3](P177)背景下提出的,并把它置于专业知识和实用知识之上。这不仅对功利主义是一种有力的制约,对后世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历史的发展往往出现惊人的相似。20世纪以来,为适应工业革命对大量技术专门人才的需求,科学技术学科成为大学一度追求的热点,人文学科逐步萎缩甚至被完全排挤,产生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专门学院,同时各门学科知识广泛地被分化、细化。学生普遍接受着狭隘的专门化知识,大学也失去了它原有的活力,成为“铸造厂”,制造了一批批只懂技术,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工具”,由此产生了严重的人格分裂和文化危机。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开发利用,生态平衡的破坏,给社会发展带来了重重危机。所幸的是,人们已经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30~40年代,出现了人文主义教育的回归,通过不同方式、不同途径进行人文主义教育,旨在提高本国国民素质。人文学科重返大学课堂,大学先后建立了跨学科选修制度,要求理科学生拥有一定的人文素养,文科学生具备一定的科学素质。其中最为典型的是20世纪60年代,英国大学旨在整合知识的革新实验。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使学生“在总体上了解西方文化的遗产,了解现代社会,并了解实验科学的方法和影响”[3](P185)。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兴交叉学科的出现,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拓宽了学生的知识结构。显然这与纽曼所倡导的“知识的完整性”一脉相承。
三、教学方法:激发学习动机
纽曼认为,不论哪种形式的自我教育,即使在最严格的意义上,也都比过多地依靠课堂教学而实际上对心智的养成无多大裨益的教学制度可取[1](P68)。学生要想真正掌握知识,光靠教师的传授是不够的,必须主动真实地进入知识领域,积极展开思维活动,使知识真正内化为自己整个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学生的才智增长。据此,纽曼倡导“自我教育”,即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使之成为学习的主体。这也成为自纽曼以后乃至当今世界教学改革运动的主要目标。
知识如何内化为自己整个知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呢?在《大学的理想》中,纽曼花了大量篇幅来阐述:“我们必须学会综合,必须讲求方法,必须掌握原则,并且通过这些原则把我们学得的东西归类定型。”[1](P59)他明确指出:才智扩展并不仅仅意味着被动地接受一堆原来不熟悉的概念……是对我们接受到的知识进行消化吸收,使之融入我们原先的思想内容。如果不这样,就根本谈不上才智的扩展会随之而来。当各种观念纷纷出现在我们脑海里,我们不能把它们进行相互比较,不能对它们进行系统化,也同样谈不上才智扩展。我们不仅仅只是学习,而且把所学的知识与早已掌握的知识进行对照。惟其如此,我们才会真正感觉到,我们的心智在生长、在扩展[1](P54)。可见,他所说的这些方法就是联系、系统、比较的方法。因此,他进一步指出,凡是被普天下的人所公认的真正伟大的才智之士,都能把旧与新、过去与现在、远与近等相对立的概念联系起来看,都能洞察这些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倘若不这样做,就不会看到整体,也看不到中心或本质所在[1](P54)。对此,他还形象地讽刺了伦敦大学的机械的教学方法,说这好比是“某种集市,各货摊之间互不相干,各自兜售堆在一起的各种货品”[1](P2)。
学生是活生生的人,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灵魂的人,特别是已经有了一定基础积累的大学生。任何压制、强迫性的教育教学活动都是扼杀人性的,是与教育的原则想背驰的。只有通过各种形式的自我教育,变“要我学”为“我要学”,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才能培养真正有学识、有作为的人才。
四、教学组织:让学生合作学习
教学组织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如何组织学生,掌握教材的外部组织框架[2](P369)。可见,教学内容制约着教学组织。受其“整合的知识”内容的影响,纽曼倡导的教学场所是在一种洋溢着普遍知识的、师生教学相长和生生相互学习的益智团体,即学生在合作中学习。他认为,学生的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所以学生不可能攻读每一门向他开放的学科,但一大群年轻人聚集在一起,相互融合,即使没有教师的指导,他们肯定也会相互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的。在这一特殊团体中,他们“埋头于各自的学科,又相互竞争,通过熟悉的沟通渠道”,“共同调整各自钻研的学科的要求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他们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互相帮助”。这样置身于其中,个体就会“得益于一种理智的习惯”,他能够“领会知识的大框架,领会知识所基于的原理,领会知识各部分所涵盖的范围,其闪光之处和不为人注意的地方,以及它的重点和次要部分”。“要是换作另外的情况,他就无法领会这些”[1](P22)。
基于上述观点,他假设把大学分为两类,一类不为学生提供宿舍,也不督察学生的学习情况,只要学生通过一系列课程考试就可以授予学位;另一类大学既没有教授,也根本不安排考试,而只是把一大群年轻人召集到一起生活三四年,然后把他们送出校门[1](P65)。而后者,纽曼声明具有前者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为此,他解释到,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群体会凝聚成为一个整体,他会体现特定的观念,会代表一种信念,会左右某种行为规范,会提供思想及行动的准绳。它会带来活生生的教育,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形成一种生生不息、自我发展的传统,或者会形成一个所谓的‘人才汇聚地’。这种教育一经诞生就不易挥去,就会一个接一个或多或少的影响并造就不断被送入其中的每一个人”[1](P67)。
纽曼的在团体中造就彼此、相互影响的教育教学组织,不仅对开展有效的大学课堂教学有指导意义,而且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具有借鉴价值。但他由于过分地强调了团体的教育意义,以至于认为只要把年轻人聚集在一起,这种团体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没有考虑到有效地创建和组织学习团体的过程,忽视了教师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指导作用。
诚然,纽曼的《大学的理想》不可能超越本身带有的历史和个人的局限性,他的将大学限定在“象牙塔”内的企图,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终究沦为了一场悲壮的努力。但他的自由教育,尤其是渗透在全书中的关于教学论方面的一些精辟论述,对当今高等教育教学的改革和发展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去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参考文献]
[1]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M].徐辉,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篇9
关键词:小学教育;管理问题;解决措施
一、小学教育教学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小学教育管理工作存在着诸多问题,虽然教师们具有非常丰富的教学经验,虽然这些教学经验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未来都会发出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一部分教师并不能适应新时展的要求,及时的调整自己,最终造成闭门自守等问题的出现,陈旧的教学管理理念直接制约学校的可持续性发展。我国目前小学教育管理过程中存在着经验主义,从而会出现诸多不良思想,比如骄傲自满以及自以为是等心态,在进行管理的时候依然选择时候落后的传统教育管理工作,导致其制度比较老化,远远不能适应新时代教学的理念,最终造成其内部管理体制僵化,不能全方位的调动教师们的积极性。小学学校往往会存在着管理体制不健全的问题,即便是有体制的工作,也不能及时的落实,最终导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的出现。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我国小学教学管理水平的提高,必须要结合先进的教学理念对其不断的完善和创新,才能够提高我国小学教学理念和水平。
二、完善小学教育管理的主要措施
(一)积极发挥教师作为教学管理者的作用
管理意识是管理人员综合素质的直接体现,现代管理人员在进行管理工作的时候必须要具备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自觉灵活的运用先进的管理方式解决存在的问题。现代社会,对于企业管理人员的要求十分高,其必须要具有管理意识,并且要具有自觉管理的欲望和冲动,才能够充分的发挥出管理人员的作用和价值,带动整个企业的发展。学校相比于企业来讲具有诸多的不同之处,但是其教学理念和企业管理十分重视管理意识,现代教学管理的时候,教师主要就是以知识传授人员的身份出现,但是,教师本身也是教学管理人员。对于小学教育来讲,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需要承受知识传授者的角色,还必须要承担相应的教学管理人员的责任,其应该直接参与到教学管理工作中,并且要明确其责任。所以,现代教育在进行改革的时候,必须要为教师树立自觉的管理意识,能够充分的意识到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充分的发挥出教学管理工作的作用。对于整个学校来讲,为了能够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必须要不断的完善和创新教学管理工作,为了能够调动教师们的积极性和管理热情,应该将教学质量与教师绩效考核进行有机的结合,进而才能够将教师们的聪明才智直接体现到提高教学管理水平和教学效率方面。
(二)积极动员各方力量参与到教学管理中
教学管理工作不仅仅是管理人员的责任,仅仅依靠管理人员进行教学管理工作远远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为了能够加强教学管理工作,提高教学水平,必须要依靠全体师生员工和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实现,充分的调动学生家长以及社会相关成员参与到教学管理中,才是真正的现代教学理念。我国大部分学校的管理工作,教学管理工作往往认为是学校领导和各个组长的责任,忽视了教师以及家长所起到的作用,进而大致教学管理工作失去了群众基础,直接影响到教学质量。所以,必须要积极的动员学生家长和教师参与到教学管理工作中,才能够真正的提高我国教学管理工作的水平和质量,校领导应该及时的起到统领全局的作用,不仅需要调动校内各方积极的参与教学管理,还应该协调家长和社会相关力量参与进来,做好教学管理监督工作,为教学改革提供可贵的意见。
(三)充分发挥教学环境的作用
教学环境主要就是指影响学校教学活动的条件,教学环境管理是教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主要方法之一。现代教学管理理念指出,必须要打造良好的教学环境,才能够保障教学活动处于积极的状态,才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教学管理工作的作用和r值。在进行教学管理的时候,为了能够构建良好的教学环境,必须要集中管理力量,为教学工作提供足够的物质资源,进而才能够为教师们提供舒适的环境,保障教学工作不会受到外界的影响,必须要提供现代化的教学设备,教学设备是提高教学效果的主要工具,教学管理人员必须要结合办学水平和教学实际需求不断的增加教学设备,其不仅包括了硬件教学设施,还包括了现代软件技术。另外,必须要保障教师布置的有序和严格完善的课堂纪律,才能够从根本上为学生们构建良好的教学氛围,保障其能够健康成长。
教育管理人员所针对的对象就是教师和学生,所以,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积极的促进教师和学生们的发展,为学校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工作,从而不仅能够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还有助于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
篇10
【论文摘要】:罗伯特·舒曼在失去了成为一名钢琴家的机会之后,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音乐,更没有因此而影响他对音乐的贡献。音乐美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是美学与音乐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是具有哲学性质的音乐基础理论学科。舒曼则主张"感情论"具有特定的美学内容,带有浪漫主义思潮的深刻烙印。
音乐是一种善于表现人对现实生活的心理感受,尤其是情感态度的艺术。19世纪音乐艺术在浪漫注意思潮的影响下进入了“情感美学”,这个时代由崇尚理性转向崇尚情感。舒曼以一句格言概括了这个时代的普遍心理:“理智有时会错误——感情却不会错误”。
一、音乐美的特殊规律—音乐美学
“科学意义上的美学和音乐学,是随着近代人文及社会科学的发展,在18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出现的,而作为它们下属分支的音乐美学这门学科的建立当然是在此之后。”音乐美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是美学与音乐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是具有哲学性质的音乐基础理论学科。1750年,德国的哲学家亚历山大·鲍姆加敦出版了以“美学”为名的美学专著第一卷,这是他首次以“美学”为名出版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1784年,德国音乐学者丹尼儿·舒巴尔特首次将“音乐”和“美学”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自此产生了“音乐美学”这个术语。
自从音乐美学这个学科被独立起来,由于人们对此的认识角度和研究角度不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虽然人们各执一端,但是这些研究成果都从各个角度丰富了关于音乐美学的理论,为我们能够更好的认识音乐美学提供了重要的基石。在西德摩塞尔的《音乐百科词典》中这样表述过音乐美学这门学科的属性:“音乐美学是一般美学的一个部分……可以按其来源,将音乐美学分为主要两派:哲学家的音乐米学,他们从中的思索出发,也探求音乐;音乐家的音乐美学,他们从他们的音乐出发,力图达到一个总的思索—这是由于本身不同的立场区别所形成的结果……”而日本的神保常彦在《标准音乐词典》里又曾这样表述过音乐美学的属性:“音乐美学,作为关于音乐的美学方面的研究,与一般美学相对而言,可以算是一种特殊的美学。另一方面,当人们把音乐学按体系和历史进行划分时,则又可以将音乐美学看做是按体系划分的音乐学中的美学部门。”虽然上述的对音乐美学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对属性的认识却是一致的,强调了它作为音乐艺术的特殊性。
音乐美学涉及的内容也相当的广泛,主要有三大体系:音乐美的本体、音乐的审美经验和音乐美的价值,音乐美学与哲学、音乐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音乐美学的研究方法有很多,哲学的思辩方法是音乐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而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形态分析学的研究方法对于音乐美学研究则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音乐美学是美学的一个分支,同时又是音乐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从美学的角度来研究音乐的本质、音乐的构成、音乐的创造、音乐的鉴赏、音乐的价值的一般规律的。”
二、音乐美学中的“感情论”
在西方十九世纪以前的漫长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关于音乐美学的探讨大多是在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从十九世纪起,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音乐美学领域被哲学家独占的时代结束了,音乐家开始进入这个领域,而德国的音乐家舒曼是勇敢地进入这个领域的先行者。
情感论音乐美学作为欧洲一种源远流长的音乐美学流派,成为十九世纪最主要的音乐美学思潮。情感作为音乐的内容,决定了在音乐中的重要地位,舒曼就将情感论音乐美学的取向表达的非常鲜明,他说:“只能够发出空洞的音响,而没有适当的手段来表达内心情感的艺术乃是渺小的艺术。”在西方的音乐美学史中称舒曼是个“感情论”者。因为在舒曼大量的音乐评论文章里都贯穿着“音乐是感情的表现”这样的一个观念。舒曼身为浪漫主义时期的一位音乐家,常常把现实同幻想对立起来,在艺术中为自己创造一个幻想的世界,用以抒发自己的感情,在幻想的世界里寻找精神上的寄托和感情上的慰籍。用舒曼自己的话说就是:在艺术的幻想中寻找现实的幻想的代替物。在舒曼强调的感情表现及其所具有的幻想因素之中,有很强烈的主观性。“这不仅表现在他的音乐别注重个人内心生活和感情世界的发掘,而且更体现在题材本身常常同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感情体验有直接的关系。爱情往往在这种经历和体验中占有特殊的位置。”舒曼的声乐套曲《妇女爱情与生活》是他艺术歌曲中的重要作品,其情感论音乐美学特征是显而易见的。音乐与诗歌相结合的审美取向。舒曼的艺术歌曲大多是以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作为歌词的。舒曼将音乐与这些诗歌结合的天衣无缝。正如很多人描述的:“这些歌曲的音乐与诗歌的结合达到了水融的程度。他对诗词的敏捷而直接的洞察力,使他的歌曲形式富于变化、表情亲切,旋律热情而富表现力。”“也许由于舒曼有着更高深的文学修养,他在歌词选择方面非常注重诗歌本身的艺术性,他希望通过音乐的手段,使诗歌焕发出了更加动人的诗意情趣来。”《妇女爱情与生活》这部声乐套曲体现了浪漫主义时期注重音乐情感内容并将音乐情感作为音乐审美的美学观。
19世纪是各种音乐体裁极大发展的一个世纪。“舒曼的‘感情论’美学是在德国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它在很大程度上同这个思潮有血缘关系。然而,可贵的是舒曼的美学思想并没有完全被浪漫主义所束缚和被它所俘虏。舒曼不但在许多方面克服了浪漫主义的某些消极因素,而且还能有所突破,同新的文艺潮流相接近。”
三、舒曼认为的音乐
“在舒曼看来,一部有价值的音乐作品必须是高尚的思想感情内容同独创的艺术形式的结合。”那到底音乐应该发挥什么样的社会作用,什么样的音乐才是好的音乐呢?舒曼坚持认为“音乐决不是供人娱乐,供人在茶余饭后消遣解闷的东西。它必须是一种更高尚的东西。更高尚的东西是什么呢?用舒曼的话来说就是能”照明人类心灵的深处”的东西,能提高德国人的思想”,能像贝多芬的音乐那样以“伟大的思想启导我们国家”的东西。这正是舒曼对于音乐的社会作用的理解和要求。无非是要求音乐应该具有真正能触动人们内心感情的、具有高度思想性的内容。对于艺术形式的要求,舒曼指出:“艺术家必须上升到卓越的精神高度,把掌握技术性普遍知识不当作目的,而只是当作一种必须具有的手段。”
舒曼之所以对音乐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解,在他的创作里有很多让人难懂的东西,甚至他的一系列关于音乐的评论都那么生动泼辣、尖锐犀利。问题大概就在于他的性格,他是那样一个自由而孤独的人,他的所有音乐创作都是来自与灵魂的创作,他的音乐美学包含着明显的唯物主义因素。社会在向前发展,人们对音乐艺术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深化、改变,然而,舒曼对于音乐的高度思想性艺术性的要求,对于我们以后研究音乐美学还是具有很现实的历史价值的。
参考文献
[1]帝姆·道雷.《舒曼》,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2]李斯特.《李斯特论肖邦和舒曼》,音乐出版社.1962.
[3]张前.《音乐美学教程》,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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